看完了How Market Fail，主題是自由市場經濟學與2007-09年信貸危機的關係。作者指市場意識形態有三項錯覺︰和諧錯覺認為自由市場總會帶來好的結果；穩定錯覺認為經濟穩定並能自我修正；可預測錯覺則認為市場表現可以預測。
儘管在經濟災難前已有人提出警告，但相關人士不只是將這種可能視為低機率極端事件，甚至認為災難不可能發生，以「流行智慧」這種未受質疑的假設來設定政策討論框架，因而未有預先準備。
阿當．史密「看不見的手」經常被自由市場學說用作說明市場優勢，市場的好處是鼓勵分工，並創造誘因讓人投資與創新，以自利為基礎而不需要中央組織。這樣個人的自我中心行為，就神奇地轉變成有益社會的結果。然而作者指貨品市場、勞工市場的金融市場的運作不能混為一談，直至近期為止金融市場都不被視為理性與自我改錯，史密本人也對銀行體系抱懷疑態度，將「看不見的手」應用在金融市場並非史密的原意。
在1940年代海耶克提倡市場是一種通訊系統，價格則是給予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訊息，讓人們知道應怎樣行動。作者認為海耶克並未顧及許多當時重要的市場失效情況，例如市場無法提供人們所需的醫療服務、新鮮空氣與退休金。
帕雷托最佳是指無法在不減損任何人福祉下增加任何人的福祉，當經濟成果並非帕雷托最佳時，代表有部份可達至雙贏的安排並未實現，自由市場最大的好處就是讓人們實現這種雙贏安排。然而帕雷托最佳並未考慮分配問題，即使分配極不平等的經濟也可以是帕雷托最佳。
一般均衡理論認為自由市場會按供需達至價格平衡，這會是帕雷托最佳的價格。但作者指在現實經濟中無法保證價格會停留在帕雷托最佳上，供需定義公式可以有許多解，無法斷定經濟會落在哪個均衡上。此外，時間滯後令個人對未來的思考能力有限，令價格永遠無法達致平衡，以及個人理性行為可令經濟整體穩定、混亂或走向極端，都令一般均衡理論的預測與現實有差距。
佛利民令自由市場經濟學在二十世紀後期復興，作者指他主要的影響為︰1. 鼓吹個體的措施，例如削減政府計劃、減稅與放鬆行業管制；2. 將大蕭條起因由市場失效改為說成是政府失效；3. 批評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並提供貨幣主義這另一政策框架；4. 向美國人重提彌爾強調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關聯。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股票市場的價格總是正確反映所有已知資訊，但經濟學家格羅斯曼與史迪格里茲指出這是邏輯上互相矛盾︰假如股票市場價格已反映所有已知資訊，那麼投資者說沒有動機搜尋與處理資訊，但假如是這樣，股票市場價格就無法反映資訊，市場也不會有效率。為使股票市場運作，就一定要有多少無效率存在。此外，效率市場假說指資產價格之間沒有關聯並且是隨機漫步，但實際數據顯示市場平時長期穩定，波幅甚小，但偶然則會在一段時間內大幅波動，不符合效率市場假說。
在1990與2000年代中央銀行與財政部經濟學家廣泛運用理性預期模型制定政策，這些模型並未考慮金融穩定、股市泡沫、信貸危機與流動性乾涸。作者認為這些數學模型只是烏托邦式經濟學，假定自由市場穩定而自我改錯，忽略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出現過的許多問題，包括不平等增加、長期預算赤字、醫療體系不足與金融體系潛在不穩。
自由市場自動產生有效率結果的論點並不一定成立，市場只反應個人的成本與得益，當有外溢效應，即整體成本與得益並未反映在個人身上時，市場就無法平衡社會成本與社會得益。高斯的社會成本理論雖然指在釐清所有權後，不一定需要政府干預處理外溢效應，但他本人也承認在交易與商談成本下政府干預可能會比市場表現好。作者也引述庇古指在如環境污染等大型外溢效應情況下，私人交易協商因相關者眾多而不可行，只能政府干預是最佳可行做法。
經濟學家巴特1958年發表的論文"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描述三種市場失效，一是外溢效應，巴特稱為「外部性」，例如知識與技術研發的私人投資者很難收回成本，需要以專利權與政府投資來解決。二是壟斷或寡頭，作者指石油、汽車、金融與高科技行業往往傾向於壟斷或寡頭，尤其是高科技行業的先佔優勢與網絡效應會令最先跑出者壟斷大部份市場，例子有微軟視窗系統與辦公室軟件。第三種市場失效是市場缺乏誘因提供足夠的公共財，因為公共財無法由一人獨佔，也難以阻止人們免費使用它們，例子有橋樑、醫院、公園與消防。
對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另一挑戰，是作者名為「理性的非理性」情況，正如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所示，個人理性考量得出的優勢策略，在部份情況下會令整體得益減少，造成雙輸局面。共有地悲劇的例子也說明，私有化公眾資源雖然可能令生產力上升，卻無法解決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間的衝突，污染、交通擠塞、過度捕魚、森林消失的例子顯示，盲目依賴自利與市場只會帶來環境災難。
阿克洛夫對二手車市場的研究，反映出市場資訊不對等會令市場無法有效運作︰二手車賣家對車輛的情況比買家清楚，他有誘因說車輛的性能良好，但假如那是真的，為甚麼他要賣車？這就令買家無法得知車輛的正確資訊。這樣即使車輛真的是性能良好，買家也不願出好價錢買二手車，好車的賣家不願以較差價錢賣車，令市場只剩下賣家知道實際上性能不佳的二手車供應。這種隱藏資訊的情況也出現在勞工市場與醫療保險市場上，令較長期失業的勞工難以說服僱主他合適，保險公司也不願承保高風險組別人士的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與銀行體系也會因隱藏資訊造成道德風險問題，受保人因受保障而花費不必要開支或冒更多風險，令醫療支出大增與銀行風險增加。作者指，在隱藏資訊的情況下，市場無法達至帕雷托最佳，自由市場原則並不適用於醫療保險與金融體系。
凱恩斯指出機率與無從確認的分別，前者可以數字計算整體分佈，但後者則是在當下沒有基礎進行科學分析。他對投資市場的觀察指金融資產價格不會在偏離經濟基本因素時修正，反之，價格較有可能會更為偏離。投機者沒有在價格偏離時讓它轉向的原因包括︰未來幾乎無法預測，令以基本因素為價格標準幾近不可能；投機者借錢投機並可能遭催還，令他們無法長期等待價值回復至基本因素標準；選擇不從眾也會有更大壓力，成功只會被認為是草率，短期內失敗也不會有人憐憫。
凱恩斯也認為市場經濟受正反饙影響︰經濟下滑會傾向令人減少投資與消費，失業率上升，人們更憂慮經濟會持續轉差，更為減少投資與消費。即使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人們也會手持更多現金而不作消費，這會形成「流動性陷阱」，令經濟活動減少。
作者指在金融市場上投機者不但不會穩定價格，甚至會在泡沫時令市場更不穩定，因為他們順著泡沫走在短期內更容易獲利，只要在泡沫爆破前離場就不受影響。在投機市場上，一般投資者缺乏評估股票或資產價值的資訊，當他們看到價格上升，即使不知道原因何在，也會較易認為這是其他投資者看好該股票或資產的訊號，在從眾行為下令價格進一步上升。這種資訊流建基於每個人認為他人看法有意義的理性考慮，卻從一開始就沒有理性基礎，投機市場在與經濟基本因素下不時大起大落。
運用心理學研究的行為經濟學也發現，人們會有規律地表現出與理性假設不符，例如「代表性捷思」指人們會認為較以想起、印象深刻的情況出現機率會較大，著重短期情況與個人經驗，受已存在的判準(「錨」)左右判斷；他們會對預測未來過度自信，例如行政總裁會認為自己推動的企業併購會是少數可以成功者；對未來影響短視也使人們儲蓄不足。
明斯基認為金融市場運作過程會定期令金融與經濟不穩，指出在經濟循環穩定的早期，銀行只會借貸給有能力償還本金與利息的企業，他稱這種借貸為「謹慎金融」；當經濟榮景，借貸者競爭增加與其警覺減弱，許多人就會借貸給只能夠償還利息的借款人，明斯基稱之為「投機金融」；最後，銀行開始擴展其信貸至連利息也無法歸還的借款人， 明斯基稱之為「龐氏金融」，因為借款人只是以不斷借貸來償還之前的欠款。當貸款者對欠款無法取回的憂慮增加，令他們催還部份欠款並收緊信貸時，獲取信貸就突然變得困難，令部份借款人急於售出可變賣資產，造成資產價格崩潰，並引起投資、營利與資產價格下跌的循環。除非財政部門干預並放貸給任何有需要的人，否則就會造成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的後果。
對銀行的傳統觀點認為，銀行是收集存戶儲蓄並放貸給需要資金對象的中介機構，其盈利在於儲蓄與貸款的利率差，其活動對整體經濟活動水平沒有很大影響。明斯基則指這種觀點有幾項不足︰銀行整體放貸上升會增加貨幣供應，令總消費量增加，反之，銀行催收欠款並收緊信貸則會令經濟整體消費力減少。除了以儲蓄為資金來源外，銀行也以槓桿或借款運作，例如長短債、同業拆款與向中央銀行借款，並以這些借來的資金投資金融市場，令銀行在盈利時收益更大，卻同時令它們在業務虧損時面對更大風險。金融創新也令銀行運作脫離傳統觀點，銀行將其貸款合約以證券化方式賣給投資者，這樣銀行的壞帳風險就會轉嫁至這些證券投資者身上，也令銀行審查貸款質素的誘因減少。
接著作者描述2000年代各種現象怎樣走向信貸危機︰低利率令借債增加，金融機構槓桿比率上升，金融監管鬆綁，房價上升令投機與房貸槓桿比率增加，貸款質素下降，風險卻由房貸證券投資者承擔。貸款與借款人均認為房價會繼續上升令貸款不再審慎，原因包括人們認為未來房價會跟隨過去趨勢、四周環境令不買者反而像是錯失機會、價格上升這市場訊號令人相信房價永不下跌。
在這環境下出現的次按房貸證券有一長串參與者︰房屋買家、房貸中介、貸款人、華爾街銀行及其附屬機構、評級機構與證券保險公司。這些利益各有不同的參與者令房貸質素的資訊難以追查，買家希望取得貸款；房貸中介與貸款人樂於出現魯莽貸款，讓風險交給證券投資者；華爾街銀行為打包房貸為證券收取費用，也需要在低利率下尋求更好回報，加上有證券保險預防損失，也有看似科學的風險管理模型為根據，其高層報酬條件也鼓勵短期獲利與推高股價；評級機構向證券發售商收費，自然不會令證券評級太差；證券保險公司在短期內因次按房貸證券沒有下跌可以白收費。此外，各種對沖基金、主權基金與共同基金也希望在低利率下安全地有更好回報，那些評為AAA或AA而回報不錯的次按證券正合心意。監管當局在金融穩定多年、通脹不高下，也認為金融市場未來將會繼續穩定和諧，無需監管。
在次按房貸違約增加，次按房貸證券的信心減低後，一連串高槓桿而緊密相連的金融機構就發現流動性開始不足，次按證券市場無法重開，以其為抵押的金融機構間貸款不再可行。以市價作會計標準也令金融機構在資產價格下跌時，不得不立即拋售其他資產以保持槓桿率，當所有金融機構都同時這樣做時，卻會令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陷入惡性循環。未能償還房貸的屋主乾脆離開或房屋遭銀行接收，令空置房屋短期內大幅增加，房價因而更為下跌。
終於在2008年10月美國政府不得不大幅干預金融市場，注資到各種不良資產，接管部份金融機構，為金融機構提供新的借款渠道。這場動盪也擴展至整體經濟上，消費與投資大幅下滑，2009年第一季GDP按年下跌6%，同年6月失業率由2008年9月6.2%升至9.5%。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從2008年4月到2009年3月，全球工業生產下跌近15%，顯示出金融體系無法與整體經濟分離而自行其事。
作者對這次危機後的政策建議包括︰房貸證券發行商須持有20%當中房貸，以免不負責任地轉嫁風險；以聯邦機構規管房貸中介與放款者；以政府機構規管向消費者銷售的金融產品；禁止自報或虛報收入的貸款；限制金融機構的槓桿比率；禁止金融機構規避監管的「結構投資工具」(SIV)；以銀行規管方式管制所有與金融機構緊密聯繫並處理金錢的機構；管刮金融衍生工具與其他複雜的金融產品。
作者總結指，烏托邦式經濟學應由以現實為基礎的經濟學取代，不能放任金融體系過度冒險，損失嚴重時卻由政府承擔。
2016年12月15日 星期四
2016年11月20日 星期日
The Great Escape
看完了Angus Deaton的The Great Escape，主題是世界的進步與不平等，焦點在於健康與財富上。作者指進步速度不同本身會帶來不平等，只著重平均或最好的組別並不正確。此外生活品質(well-being)有許多面向，例如健康、財富、自由、教育、自主、尊嚴、參與社會的能力等，只看一方面並不足夠。
快樂調查某些結果表示，在超越一定財富後財富水平並不影響快樂，作者則指這種調查問的主觀快樂不能與生活滿意度混淆，前者是情緒，後者是對生活的判斷。以生活評估調查各國結果顯示，平均財富水平較高的國家生活滿意度也較高，而且生活滿意度與財富改變的百份比，而不是絕對水平相關。
至於快樂水平，除最貧窮國家的快樂程度較低外，收入與快樂的關係薄弱，而且快樂與生活評估的關係也不大。負面情緒經驗如壓力、憂慮與痛苦，與國民收入則沒有關係。作者認為，正如生活品質其他面向一樣，只著重於個人情緒也不足以評估人們生活的好壞。
比較各國每人平均GDP與預期壽命的關係時，會發現預期壽命隨GDP上升，但到大約10,000美元(2010計價)水平後上升速度會減慢。作者指這反映「疫病轉型」(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的情況，令兒童死亡的傳染病在這時已大為減少，死亡主要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主因是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與癌症。
對比1960與2010年GDP與預期壽命變化，顯示出二戰後世界平均而言GDP及預期壽命均上升。即使是收入沒有變化的國家，2010年的預期壽命也比1960年高，表現出非收入系統因素也會影響預期壽命，這包括科學與醫藥更為廣泛傳播與實踐，尤其是發達國家實施已久的公共衛生政策在較貧窮地區得以推行。
預期壽命計算會受突發疫症影響，因為它是以當年的死亡風險為基準計算。這令較早期的預期壽命比較不穩，例如1918年流感疫症就令美國人預期壽命減少11.8年，但在之後一年則上升15.6年。二十世紀初美國的主要疫病依影響力順序為︰流感、結核病與痢疾。美國女性預期壽命一直比男性高，但差距從二十世紀初一路擴闊，直至1970年代才開始收窄。這種性別預期壽命差距演變有兩項主要原因︰生產死亡率下降與吸煙模式改變。
在年齡死亡率方面，美國大致上是隨年齡形成剔型死亡率模式，即初生嬰兒死亡率較高，隨年齡死亡率下降直至十多歲，然後在十多至二十多歲較高，之後隨年齡緩慢上升，在六十歲左右死亡率與初生嬰兒差不多，之後繼續上升。
作者指人類演化仍然是適應狩獵與採集生活，而不是農業或城市生活。對人體而言，狩獵與採集的生活模式有參考之處，包括︰長距離步行、主要以蔬果為食物、高纖維食物、較少動物脂肪、多元飲食、與人合作等。他們生育率較低，因缺乏儲存食物方法而平分食物，面對其他團體較為暴力，隨著食物供應減少生活變得越來越差。狩獵與採集過去的教訓是︰生活品質並不一定會隨時間進步，不平等也不是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存在。
食物供應減少令人類走向「差勁工作中沒那麼差」的農業，當中出現食物儲藏令不平等加劇，動物家畜化與大型集居地也帶來新的傳染病︰結核、天花、麻疹、破傷風。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與病菌疫病是上升。食物變得較單一。長距離貿易令各地疫病傳播得更遠。在條件理想是生育率上升令人口上升，但條件欠佳時人口則下降。個體生活水準沒有改善，但整體人口數目則有所增加。
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平均壽命由1950-55年42歲，1965-70年55歲，升至2005-10年66歲。這些地區的死亡主因與過去較發達國家那些相似︰以嬰孩較多，疾病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痢疾、結核、百日咳、白喉、小兒麻痺、麻疹、破傷風等。比較不同國家會發現，嬰孩死亡率與經濟增長速度沒有關係，反而與政府的醫療開支相關。發展較落後國家在醫療系統的問題是，公共醫療系統無法提供有效服務，私營醫療系統也沒有受到良好監管，這反映人口醫療教育與政府能力不足。
發達國家自1950年代起50歲預期壽命增加，由數年至十年不等，可能原因為︰之前用於兒童疾病的資源可用在中老年疾病；吸煙習慣改變；發明各種防心血管疾病方法如降血壓藥、利尿藥、降膽固醇藥、心臟病發後服用阿士匹靈、搭橋手術等。此外，中老年生活也透過各種方法得以改善︰關節更換、白內障手術、止痛藥、抗抑鬱藥、更易接觸醫療專家等。
醫療的昂貴成本需與其他生活品質作平衡，然而我們實際上卻不知道要怎樣選擇醫療照護，很多時候也不是直接出資付費的人，令何謂合理醫療照護價格難以判斷。計算醫療支出時我們只知道它們的花費，卻不能準確計有它們帶來的價值。
在全球化環境下，小型與貧窮國家不時會因與大國的貿易協定令其在醫藥上處於不利位置。第一世界水準的醫療設施，也可能只服務較貧窮國家的少數有錢人，國內其他民眾則處於低水準醫護服務的環境中。從1950至2000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有上升趨勢，中等表現國家差最佳國家的差距也在收窄，但表現最差的國家與中等表現的差距則拉闊。
平均身高有助於反映不同地區的營養狀況，歐洲男性從1850-60年平均身高166.7厘米增至1976-80年178.6厘米反映出當地營養改善情況。但身高數據也顯示非洲國家女性高度比印度及拉丁美洲女性高，這可能表示︰影響身高的疾病與貧困不完全等同影響生活品質那些因素；當地因素如飲食習慣也會影響身高；整體人口高度改變需要經歷數代時間。
作者指按歷史上不同國家的經濟分佈情況，十八世紀大部份不平等是在國內，兩端是封建地主與一般人，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平等則主要在不同國家之間。
以GDP量度物質水平有以下不足︰GDP不包括如家務等重要活動，沒有計算休閒時間，包括清理污染、建造監獄、通勤的代價，也沒有說明由誰獲得甚麼。
在官方數字上美國自1973年至2010年貧窮率沒有下降，雖然這段期間每人平均收入上升60%。如果1963年訂下的官方貧窮線按時更新，貧窮率則會更高。美國官方貧窮線的問題是，它沒有按何謂「體面」生活的當代要求調整，也不是計算徵稅及福利轉型後的收入水平，後者令任何重分配政策即使有效，也未能反映在貧窮率上。
美國戰後貧窮狀況顯示，戰後至1970年代經濟增長快速，增長所得也在社會中廣泛地分享，但在1970年代後經濟增長減速，而且貧困人士與中等人士差距擴大。工作趨向兩極並更著重教於與科技，最低工資調整與通脹沒有掛勾令其真實價值減少，人口老化令老年人政治勢力加強，高收入雙職家庭與貧窮單親家庭數目增加令家庭收入差距擴大，這些勞工市場、政治、人口與家庭構成因素影響家庭收入分佈的情況。
從1980年至2011年，美國最高收入1%人稅前收入增加2.35倍，0.01%稅前收入增加4倍，而且父子收入相關度為0.5，是OECD國家中最高，反映公平機會的程度較低。假如收入與機會由固定的人掌握，富有者就可以透過金錢與政治將民主變成少數富人主政，令其他人無法獲得參與政治生活的好處。尋租者行為也會變成權力團體相鬥，以多數人代價讓少數人得益，最後摧毀各種令經濟增長的制度。
在對比國際經濟表現時，以匯率計價未能確切反映不同國家的價格差異，因為匯率並未反映人們消費不可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差異，這種差異來自各國土地與勞工價格有別。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一般用於比較不同國家經濟的計價方式，它以各國不同商品與服務價格平均起來以計算國家價格水平。PPP計價的困難是，有些情況很難確定何謂各國的標準商品，例如在英國醬料Marmite是日常消費品，但在美國則很少見，價格較高；又例如在英國一般民眾也能負擔乘搭飛機費用，但在喀麥隆則是少數人奢侈品。在兩種情況以較高還是較低國家價格為基準會影響相關國家PPP水平，實務上是以兩者平均為折衷，卻有可能造成不論高低價格都未能反映的情況。
從戰後開始，不同富裕國家的GDP差距收窄，但全球所有國家的差距則沒有整合。以個人而不是國家為單位計算的話，全球平均增長率表現較好，從1960至2010年前者表現為1.5%，後者則為3%，這反映出兩大人口國中國與印度經濟快速增長。自1970年代起中國與印度快速增長，令超過二十億人平均收入由世界分佈底層升至中等水平，也令處於貧窮水平的總人數從1981至2008年減少7.5億，佔全球人口比例從40%減至14%。
作者指出有些分析評論試圖以個別經濟表現良好或不佳的國家特徵，找出普遍成功或失敗因素並不明智，以少數成功與失敗例子過度推論只是以偶然為基礎。在過去半世紀，有十年增長快速的國家在之後十年或二十年表現不再良好，那些總結成功關鍵的說法到該國表現停滯後就不再正確，即使那些因素在該國仍然存在。
1960年代起警告全球人口爆炸會帶來災難的說法並未成真，作者指這種說法是經濟學所稱的合成謬誤(lump fallacy，或稱零和謬誤)︰它只考慮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沒有顧及新人口帶來的好處︰貧窮國家家庭既渴望其孩子出生，這些孩子也確實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作者指明富裕國家希望控制貧窮國家人口是出於自己的利益立場，一國的公有事務問題應由當地政治制度解決，而不是由有自己私利、對當地人生活缺乏了解的外國、國際組織或基金會執行。人口爆炸災難沒有實現反映出以下情況︰增加的人口豐富人類創意，令人類整體受惠；人口爆炸只是嬰孩死亡率下降、生育率滯後一段時間才下降的短期現象，全球人口增長率已由1960年2.2%降至2011年1.1%；生產力與資源運用效率因綠色革命與全球化上升，顯示問題會創造誘因令人們以新辦法行事。
在全球貧窮問題上，沒有世界政府令人們沒有責任感或能力改變全球不平等問題，量度國際不平等數據也不是國際政策，尤其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不平等情況缺乏官方數字。然而，作者認為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最少有能力監測各國收入分佈，不同國家並不是完全孤立。
作者在最後一部份以很大篇幅談及國際援助的問題，他認為純粹給予貧困人士金錢就能消滅貧窮的想法是幻象，當中可能出現四種情況︰富裕國家民眾對減少他人貧窮漠不關心；富裕國家民眾不清楚全球貧窮問題；國際援助可能有效但現在並非如此；國際援助在某些條件下不但無效更會造成傷害。富裕國家在考慮援助哪個國家時總是面對兩難︰援助有條件發展的國家更可能有效，但這些國家本身可能不太需要援助；援助缺乏條件發展的國家則可能沒有作用，特別是該國貧窮是由惡劣制度或政府造成時，援助該國政府只會令情況更壞。
作者對現時國際援助的實際情況有如下觀察︰捐助者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受助者的需要決定捐助地；各種援助間缺乏協作；援助專注於受助國家數目，令多人口國家貧困人士平均受助額遠比少人口國家低；援助附帶條件，例如受助國要購買捐助國的運輸工具與貨物；對最貧困國家的捐助比例不足，即使近年有改善也只是由1960年佔援助總額10%升至2010年三分之一；援助不時會捐給不會幫助自己人民的政權。作者也指出國際援助並不比其他國際連結重要，例如私人投資、僑民匯款、傳播基本科學與科技發明知識、貿易限制與國際資本市場。國際援助並不像投資一樣促進經濟增長，數據顯示人均受助較多的國家經濟增長率並不比其他國家高。
作者也對發展計劃，例如援助建設學校或診所的成效表示懷疑。在特定環境中成功的計劃不能保證在其他環境設定下成功，先導試驗計劃成功也不表示全面推行下也會成功，包括全面推行時參與的人員質素，以及大規模計劃的外溢效應，例如私營醫療系統抽空公營醫療人員。再者，需要受援助的國家政府能力往往有限，將政府能力用於援助計劃可能令其他公共服務受影響。
大規模援助政府另一問題是它不在需要向徵稅的納稅人負責，令它缺乏誘因執行政府的職責，如保衛法律、維持治安、保障合約執行、預防疫病、提供電力、學校、醫護等。這與依靠商品貿易為政府收入的情況相似，政府不用滿足當地需要或政治就能得到收入，影響是缺乏誘因維持收稅能力、欠缺權力平衡與分立、增加因追逐既得利益而引發內戰的風險。
談到為何捐助者無法取代受助國民眾問責受助政府時，作者指捐助者並未親身體會援助的影響，也沒有援助後果的直接資訊與反饋，他們依靠捐助組織取得資訊，但後者較注重援助額而不是援助的效果。此外，即使捐助者得知援助出現問題也傾向不會懲罰該國政府，因為懲罰受助國政府可能會損害其他人，例如當地人及外國分判商，或者造成受助國經濟混亂。受助國政府也很清楚這事實，並對捐助者提出的條件虛與委蛇。捐助國當地政治也會左右捐助對象，例如捐助國人民認為「一定要做點事」，又或者捐助國政治家收買人心，都會令受助國即使表現不佳也能接受捐助。捐助行業競爭激烈也令受助國政府無心改善人民生活，甚至樂意看到人民貧窮以收受爭相捐出的援助。
作者提到外國援助與殖民主義有相似之處，外國援助就如殖民時期一樣，聲稱是為了幫助人們，讓他們啟蒙走入文明，卻對當地民眾造成傷害。
在醫療援助方面，作者認為它有一定好處，例如成功由上而下控制個別疾病，像是天花與小兒麻痺，也傳播各種應對疾病的方法，如以防蚊網防範瘧疾。至於在地區醫護系統計劃上，醫療援助的表現並不理想，例如醫護人員與診所供應、公共衛生措施、安全食水及衛生系統、重要藥物供應、充足營養、預防風土疫症等。後者需要依靠政府能力，外國援助並未有很大幫助，甚至可能在提供由上而下計劃時令當地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投入減少。作者認為在貧窮國家提供醫療系統的能力有限，提供公共衛生措施如食水、衛生系統與害蟲控制會可能有成效。
在較有條件國家可自行應對貧窮問題，援助條件不足國家又會令情況更差下，作者認為富裕國家不應再想到「我們」需要做甚麼，不再提供外國援助，並說服其民眾外國援助會造成傷害。作者建議運用這些資源作以下事情更能帶來好處︰資助對付「非洲」疾病如瘧疾的藥物，並放寬對貧窮國家的藥物專利限制；提供誘因開發治療這些疾病的新藥物；增加對各國提供基於經驗的技術與知識建議；國際組織協助貧困國家在貿易協定上取得更有利條件；對惡劣政權實際借貸與貿易限制；停止富裕國家對當地的農產品資助；以助學金形式讓貧窮國家學生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回饙母國。作者總結指，與其援助貧窮國家的政府，讓它們不再傷害人民並支持讓貧困民眾也能受益的全球化政策更有助令改善貧窮狀況。
未來全球可能面對的威脅包括︰全球氣候變化、中國出現混亂、原教旨主義者、抗藥性傳染病，以及富裕國家經濟增長減慢與不平等加劇，造成社會分配的衝突等。但作者對未來謹慎樂觀，因為脫離艱苦的渴求深入人心，而且知識一直累積；增長減慢可能是數字未能反映資訊科技帶來的好處；大部份非富裕國家仍大有增長空間，特別是中國與印度，也包括近期的非洲；預期壽命增長速度減少是因為現在死亡率減少的是中年與老年人；有足夠資源投入以改善健康，癌症有望得到更好治療；這刻在歷史上暴力程度很低、民主大為擴張、人們更高也更聰明、識字率大為提高，都令作者相信正如以往一樣人們在未來可以克服阻礙。
快樂調查某些結果表示，在超越一定財富後財富水平並不影響快樂，作者則指這種調查問的主觀快樂不能與生活滿意度混淆，前者是情緒，後者是對生活的判斷。以生活評估調查各國結果顯示，平均財富水平較高的國家生活滿意度也較高，而且生活滿意度與財富改變的百份比，而不是絕對水平相關。
至於快樂水平，除最貧窮國家的快樂程度較低外，收入與快樂的關係薄弱，而且快樂與生活評估的關係也不大。負面情緒經驗如壓力、憂慮與痛苦，與國民收入則沒有關係。作者認為，正如生活品質其他面向一樣，只著重於個人情緒也不足以評估人們生活的好壞。
比較各國每人平均GDP與預期壽命的關係時，會發現預期壽命隨GDP上升，但到大約10,000美元(2010計價)水平後上升速度會減慢。作者指這反映「疫病轉型」(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的情況，令兒童死亡的傳染病在這時已大為減少，死亡主要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主因是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與癌症。
對比1960與2010年GDP與預期壽命變化，顯示出二戰後世界平均而言GDP及預期壽命均上升。即使是收入沒有變化的國家，2010年的預期壽命也比1960年高，表現出非收入系統因素也會影響預期壽命，這包括科學與醫藥更為廣泛傳播與實踐，尤其是發達國家實施已久的公共衛生政策在較貧窮地區得以推行。
預期壽命計算會受突發疫症影響，因為它是以當年的死亡風險為基準計算。這令較早期的預期壽命比較不穩，例如1918年流感疫症就令美國人預期壽命減少11.8年，但在之後一年則上升15.6年。二十世紀初美國的主要疫病依影響力順序為︰流感、結核病與痢疾。美國女性預期壽命一直比男性高，但差距從二十世紀初一路擴闊，直至1970年代才開始收窄。這種性別預期壽命差距演變有兩項主要原因︰生產死亡率下降與吸煙模式改變。
在年齡死亡率方面，美國大致上是隨年齡形成剔型死亡率模式，即初生嬰兒死亡率較高，隨年齡死亡率下降直至十多歲，然後在十多至二十多歲較高，之後隨年齡緩慢上升，在六十歲左右死亡率與初生嬰兒差不多，之後繼續上升。
作者指人類演化仍然是適應狩獵與採集生活，而不是農業或城市生活。對人體而言，狩獵與採集的生活模式有參考之處，包括︰長距離步行、主要以蔬果為食物、高纖維食物、較少動物脂肪、多元飲食、與人合作等。他們生育率較低，因缺乏儲存食物方法而平分食物，面對其他團體較為暴力，隨著食物供應減少生活變得越來越差。狩獵與採集過去的教訓是︰生活品質並不一定會隨時間進步，不平等也不是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存在。
食物供應減少令人類走向「差勁工作中沒那麼差」的農業，當中出現食物儲藏令不平等加劇，動物家畜化與大型集居地也帶來新的傳染病︰結核、天花、麻疹、破傷風。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與病菌疫病是上升。食物變得較單一。長距離貿易令各地疫病傳播得更遠。在條件理想是生育率上升令人口上升，但條件欠佳時人口則下降。個體生活水準沒有改善，但整體人口數目則有所增加。
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平均壽命由1950-55年42歲，1965-70年55歲，升至2005-10年66歲。這些地區的死亡主因與過去較發達國家那些相似︰以嬰孩較多，疾病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痢疾、結核、百日咳、白喉、小兒麻痺、麻疹、破傷風等。比較不同國家會發現，嬰孩死亡率與經濟增長速度沒有關係，反而與政府的醫療開支相關。發展較落後國家在醫療系統的問題是，公共醫療系統無法提供有效服務，私營醫療系統也沒有受到良好監管，這反映人口醫療教育與政府能力不足。
發達國家自1950年代起50歲預期壽命增加，由數年至十年不等，可能原因為︰之前用於兒童疾病的資源可用在中老年疾病；吸煙習慣改變；發明各種防心血管疾病方法如降血壓藥、利尿藥、降膽固醇藥、心臟病發後服用阿士匹靈、搭橋手術等。此外，中老年生活也透過各種方法得以改善︰關節更換、白內障手術、止痛藥、抗抑鬱藥、更易接觸醫療專家等。
醫療的昂貴成本需與其他生活品質作平衡，然而我們實際上卻不知道要怎樣選擇醫療照護，很多時候也不是直接出資付費的人，令何謂合理醫療照護價格難以判斷。計算醫療支出時我們只知道它們的花費，卻不能準確計有它們帶來的價值。
在全球化環境下，小型與貧窮國家不時會因與大國的貿易協定令其在醫藥上處於不利位置。第一世界水準的醫療設施，也可能只服務較貧窮國家的少數有錢人，國內其他民眾則處於低水準醫護服務的環境中。從1950至2000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有上升趨勢，中等表現國家差最佳國家的差距也在收窄，但表現最差的國家與中等表現的差距則拉闊。
平均身高有助於反映不同地區的營養狀況，歐洲男性從1850-60年平均身高166.7厘米增至1976-80年178.6厘米反映出當地營養改善情況。但身高數據也顯示非洲國家女性高度比印度及拉丁美洲女性高，這可能表示︰影響身高的疾病與貧困不完全等同影響生活品質那些因素；當地因素如飲食習慣也會影響身高；整體人口高度改變需要經歷數代時間。
作者指按歷史上不同國家的經濟分佈情況，十八世紀大部份不平等是在國內，兩端是封建地主與一般人，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平等則主要在不同國家之間。
以GDP量度物質水平有以下不足︰GDP不包括如家務等重要活動，沒有計算休閒時間，包括清理污染、建造監獄、通勤的代價，也沒有說明由誰獲得甚麼。
在官方數字上美國自1973年至2010年貧窮率沒有下降，雖然這段期間每人平均收入上升60%。如果1963年訂下的官方貧窮線按時更新，貧窮率則會更高。美國官方貧窮線的問題是，它沒有按何謂「體面」生活的當代要求調整，也不是計算徵稅及福利轉型後的收入水平，後者令任何重分配政策即使有效，也未能反映在貧窮率上。
美國戰後貧窮狀況顯示，戰後至1970年代經濟增長快速，增長所得也在社會中廣泛地分享，但在1970年代後經濟增長減速，而且貧困人士與中等人士差距擴大。工作趨向兩極並更著重教於與科技，最低工資調整與通脹沒有掛勾令其真實價值減少，人口老化令老年人政治勢力加強，高收入雙職家庭與貧窮單親家庭數目增加令家庭收入差距擴大，這些勞工市場、政治、人口與家庭構成因素影響家庭收入分佈的情況。
從1980年至2011年，美國最高收入1%人稅前收入增加2.35倍，0.01%稅前收入增加4倍，而且父子收入相關度為0.5，是OECD國家中最高，反映公平機會的程度較低。假如收入與機會由固定的人掌握，富有者就可以透過金錢與政治將民主變成少數富人主政，令其他人無法獲得參與政治生活的好處。尋租者行為也會變成權力團體相鬥，以多數人代價讓少數人得益，最後摧毀各種令經濟增長的制度。
在對比國際經濟表現時，以匯率計價未能確切反映不同國家的價格差異，因為匯率並未反映人們消費不可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差異，這種差異來自各國土地與勞工價格有別。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一般用於比較不同國家經濟的計價方式，它以各國不同商品與服務價格平均起來以計算國家價格水平。PPP計價的困難是，有些情況很難確定何謂各國的標準商品，例如在英國醬料Marmite是日常消費品，但在美國則很少見，價格較高；又例如在英國一般民眾也能負擔乘搭飛機費用，但在喀麥隆則是少數人奢侈品。在兩種情況以較高還是較低國家價格為基準會影響相關國家PPP水平，實務上是以兩者平均為折衷，卻有可能造成不論高低價格都未能反映的情況。
從戰後開始，不同富裕國家的GDP差距收窄，但全球所有國家的差距則沒有整合。以個人而不是國家為單位計算的話，全球平均增長率表現較好，從1960至2010年前者表現為1.5%，後者則為3%，這反映出兩大人口國中國與印度經濟快速增長。自1970年代起中國與印度快速增長，令超過二十億人平均收入由世界分佈底層升至中等水平，也令處於貧窮水平的總人數從1981至2008年減少7.5億，佔全球人口比例從40%減至14%。
作者指出有些分析評論試圖以個別經濟表現良好或不佳的國家特徵，找出普遍成功或失敗因素並不明智，以少數成功與失敗例子過度推論只是以偶然為基礎。在過去半世紀，有十年增長快速的國家在之後十年或二十年表現不再良好，那些總結成功關鍵的說法到該國表現停滯後就不再正確，即使那些因素在該國仍然存在。
1960年代起警告全球人口爆炸會帶來災難的說法並未成真，作者指這種說法是經濟學所稱的合成謬誤(lump fallacy，或稱零和謬誤)︰它只考慮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沒有顧及新人口帶來的好處︰貧窮國家家庭既渴望其孩子出生，這些孩子也確實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作者指明富裕國家希望控制貧窮國家人口是出於自己的利益立場，一國的公有事務問題應由當地政治制度解決，而不是由有自己私利、對當地人生活缺乏了解的外國、國際組織或基金會執行。人口爆炸災難沒有實現反映出以下情況︰增加的人口豐富人類創意，令人類整體受惠；人口爆炸只是嬰孩死亡率下降、生育率滯後一段時間才下降的短期現象，全球人口增長率已由1960年2.2%降至2011年1.1%；生產力與資源運用效率因綠色革命與全球化上升，顯示問題會創造誘因令人們以新辦法行事。
在全球貧窮問題上，沒有世界政府令人們沒有責任感或能力改變全球不平等問題，量度國際不平等數據也不是國際政策，尤其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不平等情況缺乏官方數字。然而，作者認為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最少有能力監測各國收入分佈，不同國家並不是完全孤立。
作者在最後一部份以很大篇幅談及國際援助的問題，他認為純粹給予貧困人士金錢就能消滅貧窮的想法是幻象，當中可能出現四種情況︰富裕國家民眾對減少他人貧窮漠不關心；富裕國家民眾不清楚全球貧窮問題；國際援助可能有效但現在並非如此；國際援助在某些條件下不但無效更會造成傷害。富裕國家在考慮援助哪個國家時總是面對兩難︰援助有條件發展的國家更可能有效，但這些國家本身可能不太需要援助；援助缺乏條件發展的國家則可能沒有作用，特別是該國貧窮是由惡劣制度或政府造成時，援助該國政府只會令情況更壞。
作者對現時國際援助的實際情況有如下觀察︰捐助者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受助者的需要決定捐助地；各種援助間缺乏協作；援助專注於受助國家數目，令多人口國家貧困人士平均受助額遠比少人口國家低；援助附帶條件，例如受助國要購買捐助國的運輸工具與貨物；對最貧困國家的捐助比例不足，即使近年有改善也只是由1960年佔援助總額10%升至2010年三分之一；援助不時會捐給不會幫助自己人民的政權。作者也指出國際援助並不比其他國際連結重要，例如私人投資、僑民匯款、傳播基本科學與科技發明知識、貿易限制與國際資本市場。國際援助並不像投資一樣促進經濟增長，數據顯示人均受助較多的國家經濟增長率並不比其他國家高。
作者也對發展計劃，例如援助建設學校或診所的成效表示懷疑。在特定環境中成功的計劃不能保證在其他環境設定下成功，先導試驗計劃成功也不表示全面推行下也會成功，包括全面推行時參與的人員質素，以及大規模計劃的外溢效應，例如私營醫療系統抽空公營醫療人員。再者，需要受援助的國家政府能力往往有限，將政府能力用於援助計劃可能令其他公共服務受影響。
大規模援助政府另一問題是它不在需要向徵稅的納稅人負責，令它缺乏誘因執行政府的職責，如保衛法律、維持治安、保障合約執行、預防疫病、提供電力、學校、醫護等。這與依靠商品貿易為政府收入的情況相似，政府不用滿足當地需要或政治就能得到收入，影響是缺乏誘因維持收稅能力、欠缺權力平衡與分立、增加因追逐既得利益而引發內戰的風險。
談到為何捐助者無法取代受助國民眾問責受助政府時，作者指捐助者並未親身體會援助的影響，也沒有援助後果的直接資訊與反饋，他們依靠捐助組織取得資訊，但後者較注重援助額而不是援助的效果。此外，即使捐助者得知援助出現問題也傾向不會懲罰該國政府，因為懲罰受助國政府可能會損害其他人，例如當地人及外國分判商，或者造成受助國經濟混亂。受助國政府也很清楚這事實，並對捐助者提出的條件虛與委蛇。捐助國當地政治也會左右捐助對象，例如捐助國人民認為「一定要做點事」，又或者捐助國政治家收買人心，都會令受助國即使表現不佳也能接受捐助。捐助行業競爭激烈也令受助國政府無心改善人民生活，甚至樂意看到人民貧窮以收受爭相捐出的援助。
作者提到外國援助與殖民主義有相似之處，外國援助就如殖民時期一樣，聲稱是為了幫助人們，讓他們啟蒙走入文明，卻對當地民眾造成傷害。
在醫療援助方面，作者認為它有一定好處，例如成功由上而下控制個別疾病，像是天花與小兒麻痺，也傳播各種應對疾病的方法，如以防蚊網防範瘧疾。至於在地區醫護系統計劃上，醫療援助的表現並不理想，例如醫護人員與診所供應、公共衛生措施、安全食水及衛生系統、重要藥物供應、充足營養、預防風土疫症等。後者需要依靠政府能力，外國援助並未有很大幫助，甚至可能在提供由上而下計劃時令當地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投入減少。作者認為在貧窮國家提供醫療系統的能力有限，提供公共衛生措施如食水、衛生系統與害蟲控制會可能有成效。
在較有條件國家可自行應對貧窮問題，援助條件不足國家又會令情況更差下，作者認為富裕國家不應再想到「我們」需要做甚麼，不再提供外國援助，並說服其民眾外國援助會造成傷害。作者建議運用這些資源作以下事情更能帶來好處︰資助對付「非洲」疾病如瘧疾的藥物，並放寬對貧窮國家的藥物專利限制；提供誘因開發治療這些疾病的新藥物；增加對各國提供基於經驗的技術與知識建議；國際組織協助貧困國家在貿易協定上取得更有利條件；對惡劣政權實際借貸與貿易限制；停止富裕國家對當地的農產品資助；以助學金形式讓貧窮國家學生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回饙母國。作者總結指，與其援助貧窮國家的政府，讓它們不再傷害人民並支持讓貧困民眾也能受益的全球化政策更有助令改善貧窮狀況。
未來全球可能面對的威脅包括︰全球氣候變化、中國出現混亂、原教旨主義者、抗藥性傳染病，以及富裕國家經濟增長減慢與不平等加劇，造成社會分配的衝突等。但作者對未來謹慎樂觀，因為脫離艱苦的渴求深入人心，而且知識一直累積；增長減慢可能是數字未能反映資訊科技帶來的好處；大部份非富裕國家仍大有增長空間，特別是中國與印度，也包括近期的非洲；預期壽命增長速度減少是因為現在死亡率減少的是中年與老年人；有足夠資源投入以改善健康，癌症有望得到更好治療；這刻在歷史上暴力程度很低、民主大為擴張、人們更高也更聰明、識字率大為提高，都令作者相信正如以往一樣人們在未來可以克服阻礙。
201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正義的理念
看完了沈恩的《正義的理念》，作者的正義理論旨在如何增長正義與消滅不義，而不是為完美正義的本質提出解答，這與當代政治哲學各正義理論有以下分別︰1. 它旨在成為實踐論理的基礎，不只是著眼於形容完美的正義社會；2. 有複數正義前提在批判檢驗後可得出不同結論，以論理得出的結果可能互相衝突；3. 彌補不義不只是體制缺失，也與個人行為有關。
作者指自啟蒙運動以來正義論理有兩個陣營，一是以描繪何謂完美正義制度為目標，圍繞著各種社會契約觀點，包括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與後來羅爾斯都屬此陣營；另一是比較各種體制、現實行為、社會互動等因素，怎樣導致人們有不同的生活，例子有亞當．斯密、貢多塞、吳爾史東克拉芙特、邊沁、馬克思、密爾等，作者在本書大體上也承襲此傳統，以社會選擇理論為工具。
作者質疑當問題有不同層面，價值也無法單純混合(就像喜歡白酒與喜歡紅酒的人都不喜歡兩者混合)，得出先驗選項那些正義理論無法提供比較正義的解決方法。體制與主宰規則也不能取代人類實際經驗，不同生活的選擇自由本身也非常重要。作者也指要了解社會現實需要考慮包括整個過程的完備結果，而不是只考慮最後結果如何。此外，先驗體制論著重主權國家內體制的正義原則，在面對全球環境下的正義有所不足。
在選擇合理的方法時，論理(reasoning)即使不能保證方法一定正確，又或者比其他不合理方法更正確，卻可在合理範圍內盡量保持客觀。客觀是指必須在公平基礎上讓不同觀點互相對比，作者認為從各個觀點做合理檢驗是倫理及政治信念是否客觀的必要條件。
羅爾斯「正義即公平」的理論指我們在價值判斷時要避免偏差，考慮並關心其他人的利益，避免受個人利益、偏好與成見影響。他提出在眾人不知道個人利益與好生活的原初狀態中，將無異議地得出兩項正義原則︰1. 每個人有權利擁有完成適足的平等基本自由框架；2. 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必須滿足兩項條件︰a. 各種工作與職位在公平機會平等下開放給所有人；b. 照顧社會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
作者就羅爾斯理論中誘因的角色評論指，理論未能訂出界線說明既然可接受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其他理由的不平等能否接受，假如連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都不能接受，這先驗「正義」世界又是否太高不可攀。作者也列出羅爾斯理論的重要貢獻︰以公平為正義核心，令我們超越關於正義問題的理解；強調以客觀觀念建立公共思考框架，以判斷概念應用，並充分討論及反省各種理由與基礎以得到結論；指出人們有正義感的能力，以及與善觀念有關的道德力量，對理性(rational)與講理(reasonable)作實用區分；指出自由不同於其他考量的重要；堅持程序公平的需要；指出衡平原則在社會制度的重要；探討「基本資具」間接承認，人們要有實質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羅爾斯理論的問題與困難則有︰自由完全優先可能太過極端，或許自由有某種優先地位，卻不是毫無限制在所有考量中都優先；羅爾斯理論未有考慮人們將基本資具轉換成美好生活的能力也有不同，因而有理由將焦點從基本資具轉向評估實際的自由與能力。除此之外，作者也指出羅爾斯社會契約進路著重正義的體制，但較少注意正義社會需要甚麼現實的行為特徵；每個人實際行為與「合理」行為不符時，羅爾斯理論也無法指導如何選擇現實社會的各種體制。
阿當．斯密認為想像一個遠處的公正旁觀者會怎樣想，可令我們離自己一段距離觀察自己的情感。作者指以斯密「公正的旁觀者」的機制處理公平問題，可補足羅爾斯契約論不足之處︰1. 處理比較的評價問題，而不是提供先驗性解答；2. 注意社會現實，不只是體制與規定的要求；3. 容許不完整評價，同時在重要社會正義問題仍可提供指引；4. 注意到契約團體外的聲音，顧及其利益並避免自身落入本位主義。
羅爾斯差異原則中體制選擇扮演重要角色，在過程中必須檢視各差異可能體制如何配合社為行為規範標準，也要判辨社會種種不平等是否符合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以致需要注意各種行為差異的問題。要匡正因體制裂縫與行為不當產生的不義，我們要思考何種體制能提升人們的權利、自由和幸福，藉以促進正義。思考正義與不義時，必須考慮到基本的現實。作者認為我們應探索可以促進正義的體制，而不是將體制本身視為正義的展現。體制本身並不是善，只是藉以實現社會成就的可行方法。「正義體制」也可能產生可怕的結果，而且制度再出色也無法隨時應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作者指我們不能將正義的任務完全交給正確社會體制與規則，在追求正義時，探究事情進展與是否可做得更好總是不可避免。
社會選擇理論中的阿羅不可能定理指出，投票不可能同時滿足反映所有人一致偏好、非獨裁與加入額外選項後不會影響結果這三項條件。後來研究則發現，假如社會決策程序對資訊更為敏感，在許多情況下仍可以解決這類僵局。為了解正義條件、社會組織與體制需要，並合理地形成政治決策，我們需要更多資訊與檢驗過程的證據。
作者指在判斷兩個選項的相對價值時，先驗進路的完美選項並不是必要條件，對於比較也沒有很大幫助。保留不完備空間的正義理論並非缺陷，反而可以不必比個兩個制度時提出各政治與社會制度不同評價，就能得出有力的判斷。社會正義在政治上保有不完備空間，也讓有不同評價的個人可以在共同信念，也就是局部的位序下提升正義並減少不義。在此作者列舉社會選擇理論對正義理論的貢獻如下︰
1. 注重比較方法而非先驗探究
2. 認識到理性多元的特質，並注意到各原則之間有可能持續衝突
3. 允許並促成反複檢驗的空間
4. 承認正義會在本質上(斷言的)或暫時(因資訊不足而)不完備
5. 關心如何以多元觀點及優先選擇作全面社會選擇判斷，包括社會不同觀點與個人採取不同方法
6. 強調精確解說與論證，釐清互動過程
7. 證成公共論理在社會選擇的角色，例如作者提出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指，在任何人的個人偏認同樣被承認下，自由與最佳效率並不相容。為了保護所有人的自由，我們不得不學會對各自價值相互寬容。
在倫理主張中「非主觀性」(non-subjectivity)包括兩個不同問題︰一是在客觀基礎上理解與溝通的問題，令他人可得知彼此的信念與表述；二是客觀上是否可接受的問題，如此每個人才能就不同人提出的主張爭論是否正確。任何意見要互相理解需要某種形式的從眾，投入人們共同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以有效溝通語言與意象，及約定俗成的規則表達新意見。倫理主張是否客觀，與能否經受開放的公共理論息息相關，開放的公共理論又與命題立場及其論證是否公正密不可分。「封閉的公正性」指公正判斷程序只用於特定團體成員上，在「開放的公正性」中，公正評價程序則需要核心團體外的判斷，以避免本位主義，如同斯密「公正的旁觀者」設計所示。
以主權國家為邊界的正義理論在道德與倫理上有不明之處。我們身份認知並不僅限於國內，也包括宗教、語系、種族、性別、政治理念、職業等，這多重身份令義務超越國家界線。此外，一國行動可能會對其他地方有重大影響，在判斷社會組織是否不義時，也應聽取其他地方受影響人們的聲音。忽視其他地方聲音可能會造成本位主義，在信仰與習俗偏狹世界中忽視不義的結果。真正客觀需要認真檢驗並注意不同觀點。
羅爾斯原初狀態推導出封閉的公正性，作者指這方法的限制有三︰1. 如上文所述，核心團體會影響團體以外的人；2. 假如核心團體決定會影響團體規模與組成，不同封閉方式就會產生不一致情況。例如改變生育、死亡與人口流動令人口數目變動，因而改變基本社會結構及所有人的價值與偏好；3. 封閉公正性無法解決核心團體共有的成見與偏袒。
立場是否客觀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在同一位置下不同人都證實相同的觀察，一是同一個人可從不同位置作不同觀察。在階級分明社會的偏狹觀察可能做成錯誤解讀，得出社會不平等與歧視有「眼前證據」的結論，例如在傳統社會連婦女自身都覺得自己智能較差。立場客觀性的跨立場理解，可令我們看到不合理立場認知如何產生。作者認為在今日正義理論不能忽略自己國家以外的世界，在各地關係更緊密下，我們也會關心挑戰世界的不義與不人道，以及威脅世界的暴力與恐怖主義。
人們實際行為可能與最大程度自利相差甚遠，或者即使清楚怎樣是理性卻無法照著做。他們也有理由注意私利以外的目標，令理性選擇理論對理性與合理的理解難免顯得偏狹。作者提出另一種較廣泛的選擇理性說法，指選擇理性主要是將我們選擇奠基於經得起批判檢驗的理由上。這表示有可能出現許多足以支持的理由，令理性選擇呈多元特質，使我們很難只以理性觀念對個人實際選擇作唯一的預測。這樣我們有時即使對他人作法並不苛同，也會讓別人「隨他們去」就不見得是不理性，即使那不會令我們自己得益。因為我們是在遵守自己同意的善行規範(讓別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體諒別人的欲望與目標。
作者指羅爾斯以原初狀態設計產生正義基本理念，合作被視為有利於所有人，令「正義即公平」進路基本人有以利益為基礎的支點。作者就此提出兩項疑問︰利益考量是否社會合理行為的唯一堅定基礎？互惠互利是否所有政治合理性的基礎？作者提出另一種理論路線，主張如果一個人有權力去改變，以減少世界上的不義時，他就有強烈的社會理由這樣做。影響力有其相應義務，可能是超越互惠動機正義理論的重要基礎。
作者以《薄伽梵歌》中阿周那與黑天正義戰爭的討論，談及關於人類義務的三個元素︰1. 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對道德與政治思考至關重要，例如以正義之戰為名會令許多人死亡；2. 如果一個人的決定造成嚴重後果，他就要為其選擇結果負起個人責任，即使結果怎麼好，在戰場上殺人也是事實；3. 正如那場戰爭中阿周那要與自己親近的人交戰那樣，某些個別行為會涉及與他人的個人關係，一個人對其他人可能會有特殊責任。像功利主義那樣的倫理學，忽視效益以外的結果，對過程並沒有完備考慮，也忽略個人責任的重要。選擇需要考慮行為能力(agency)、程序與個人關係，並受個人反省與公共論證檢驗。
自由的價值至少有二︰給我們更多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選擇過程本身不受別人壓逼。即使我們的選擇成真，但假如過程是別人強逼而來，過程面向的自由會受到影響。當我們以完備結果的廣義角度，而不只是以最後結果的狹義角度看待機會，在強逼過程下個人考慮各種可行選項的自由機會也顯然受到損害。
正義理論中有兩種進路採取不同焦點，以效益或資源為基礎的進路，例如功利主義與經濟學許多實例；以個人實現其目標能力(capability) 的進路，與自由的完備機會關係密切。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從機會角度判斷資訊與個人利益，並非任何特別的社會制度設計。對各種社會體制評價，完全取決於著眼的資訊。能力進路關注生活事務各種不同層面，重視生活的實現，而不是讓生活滿意的工具，注意到個人將工具變成美好生活的能力各有不同。
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機會而非只是實際成就在三方面更為廣闊︰1. 考慮到人們即使在已實現的成就相當，他們也可能有潛在的優勢差異；2. 有能力在不同文化關係間作選擇，對個人與政治都可能很重要；3. 能力與成就的區分，關係到社會及其他人幫助被剝奪者的責任與義務。
公共論理與審議可讓我們對個別活動其及組合的角色、範圍與意義有更深入理解，有助衡量各種能力以得出局部排序及有限一致性。人們的思考、選擇與行為都受到其周遭世界影響，要駁斥部份社會內的思考，對考慮主題需有更多公共參與及「公正旁觀者」觀點。
作者認為能力進路限定於個人能力，並排除團體能力在正義或不義論述的原因是，團體能力視團體成員態度而定，而且一個人可能屬於許多不同團體，如果只視他為某個團體的成員，會嚴重損害他決定如何看待自己的自由。
美好生活的工具與目的差異，反映在各種不同偶然因素都讓人們以不同方式將所得變成其所要生活，包括1. 個人不同身體特徵；2. 物資環境如氣候與水土不同；3. 社會環境差異，例如公共衛生、教育、犯罪率、社區關係等；4. 遠近親疏的觀點差異，例如在不同國家投入社群與滿足自尊的基本條件不同。
自由是一個人的影響力一部份，作者指自由不只是人類的利益所在，它同時是理解我們義務時的核心考量。這與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的功利主義計算有別，作者認為功利主義計算對長期遭剝奪者非常不公平，因為絕望的被剝奪者會找個藉口調整欲望與期待，嚴重扭曲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為標準的效益尺度，令功利主義計算忽視貧困生活的實際剝奪。
在能力進路下行為與幸福區分，自由與成就區分，因而衍生出四種有關個人利益的概念︰幸福的成就、幸福的自由、 行為的成就、行為的自由。在判斷被剝奪者是否需要其他人伸出援手時，幸福成就可能比行為成就重要；制定國家政策時，幸福自由可能比幸福成就重要；能力可視為幸福自由或行為自由，公共政策較關注前者，對個人來說後者可能則較有價值。行為自由也表示個人可以拒絕只追求個人幸福，以其行為自由改善其他人的生活。
作者認為能力平等或許值得重視，但它在與其他重要考量有衝突時，並不必然凌駕於其他重要考量之上，原因是1. 能力只是自由其中一個層面，與實質機會有關，未有顧及自由的程序層面，例如公平與衡平問題，這些問題在醫療與人權議題相當重要，平等不能只要求單一焦點；2. 除了整體自由的平等要求外，也有其他重要的分配判斷要求需要考量，例如強調勞務必須有其回報；3. 能力評比局部排序在某些情況下不一定能清楚判斷不平等問題，以能力平等為正義要求有其限制；4. 平等不是正義理論唯一關心的話題，也不是能力理念的唯一主題，例如能力觀點也與積聚與分配相關，在減少能力不平等與提升所有人能力之間考量。
一個人可否實現其合理選擇目標有許多方式，他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實現其選擇結果，這是直接控制；他實現偏向時也可能會有「間接力量」幫助，例如醫師醫治病人，這是影響力的力量。影響力結果有時會與個人利益考量不一致，在社會制度中公共機構是基於民眾選擇決策，還是自行認為可提升民眾福祉而決策也有所不同。此外偏好所得結果或許是因與他人偏好一致，也或許純粹是運氣使然，令個人偏好對結果可能沒影響力。要充分理解個人自由，我們必須考慮到行為自由及其影響與結果的性質。
作者提及參與式治理在歷史上一直有深層魅力，對民主更廣義理解在於政治參與、對話與公共互動。投票不是民主社會中公共理論唯一的考量，其有效程度視乎周遭事物，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與異議的自由。獨裁統治者以審查制度、資訊封鎖與製造恐懼，加上打壓反對派與媒體獨立，社會缺乏基本公民權與政治自由，這樣投票結果也不具正當性。
公共論理中新聞媒體的角色如下︰1. 新聞自由直接促進我們彼此溝通與了解世界；2. 新聞媒體提供時事資訊，也以調查報導挖掘出不受注意或不為人知的資訊；3. 新聞自由可以為弱勢者發聲以保護他們；4. 新聞自由可以推動公開的溝通與論證，形成言之有物的價值觀；5. 媒體促進公共論理有助於追求正義。
作者以饑荒為例討論民主實踐如何促進正義︰統治者往往不是饑荒的受害者，但如果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在新聞自由與沒有審查限制的輿論下，政府就有充足誘因撲滅饑荒。此外，饑荒影響的人口比例通常很小，一般不到10%，只有災民反對執政政府或許不夠。然而在公共理論下媒體與輿論可能會影響更多潛在民眾，民主實踐讓人民經輿論關心其他人的困境，了解更多人的生活。缺乏獨立新聞傳播系統也會令統治者受騙於自己的宣傳，令真實資訊無法流通，延誤救助行動。
除防止饑荒外，民主、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也有助於提升其他類型的自由，例如人身安全、面對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教育、醫療、兒童營養、土地改革與性別平等，公共論理與社會壓力都有助促進社會照顧不同人的需要。作者指我們也必須依賴健全民主政治創造出寬容的價值觀，並由媒體協助讓其他團體了解某些族群的處境。民主的成就不在於它是完美體制結構。它取決於我們的行為模式以及政治與社會互動運作，依賴人類行為者以合理的現實機會來行動。
作者指人權不像物件般存在，也不像法律條文般存在，人權宣言所說各種人權存在，其實是關於應該怎樣做的強烈倫理主張。這樣就會有內容與可行性的問題，內容問題是指人權的自由與義務為何，可行性問題則是檢驗與可行性準則是否適用於人權個別領域。人權中的權利並不一定有法律效力，反而是以自由及其相應義務強調權利的基本重要性質。推廣人權也不一定要制定新的法律，例如非政府組織推動人權就與立法沒有太大關係。
各種自由是否能到達人權的門檻條件，包括這些自由是否重要，以及自由的社會意義，總是眾說紛紜，需要經批判性的檢視。人權中既有程序也有機會的面向，機會面向也就是能力的觀念，但程序面向則需要超越能力的觀點看待自由，探討正當程序，例如公平審訊應採取甚麼程序。
人權認知並不是要求所有人不顧一切協助阻止人權受到侵犯，而是一個人有能力預防人權受侵犯時，他就有理由這樣做，這理由在考慮行動時雖然也可能會受其他事物凌駕，卻不能純粹以「不關我事」打發掉。
二十世紀人權除生命、自由、勞動成果等最低權利外，也包括工作、受教育、免於失業於貧窮保障、加入工會與合理報酬等第二代人權。這些經濟與社會權利受兩種主要論述方向反駁︰「體制化的批評」與「可行性的批評」。「體制化的批評」指這些權利部份缺乏特定義務而無法體制化，有些則未知是否應該體制化。作者則回應指義務可能有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後者指出在權利受侵犯時其他人有伸出援手的責任，在經濟與社會權利中這代表人們可以施壓要求或推動體制改變，或促使社會態度改變以實現這些權利。
「可行性的批評」則認為許多所有人的經濟與社會權利怎樣努力也無法實現，作者回應指人權必須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預設站不住腳，不完全實現的權利仍是權利，雖然它需要補救措施，激勵更多社會行動。反過來說，要求以可行性為所有權利的必要條件，會令所有權利都無法成立，例如完全保證所有人生命與自由都不受侵害，也是極為困難的事，但這不代表人身安全與自由不是重要的權利。
作者指公眾情緒對政策決定與不義判斷都很重要，不義感受必須接受檢驗，以確定它是否有根據。然而不義經常與人們難以突破的社會區隔有關，我們必須客觀分析現實與機率的對比，懷疑、質押與檢驗後，才能歸結出是否及如何促進正義。義憤只是公共論理的起始動機，不能取代論理本身。
作者再次重申，一種開闊的正義論理可以包容不同考量，如果多元理性中各種考量都有價格，因而令我們無法局部決定彼此相對強度，我們仍可以試著可比較至甚麼程度。批判性檢驗無法解決所有爭議，並不代表我們沒有足夠確定的理由運用正義理念，以合理檢驗得出判斷，我們不必保證每次引用正義理念時都一定是「最好的」或「唯一正確的」選擇。
正義的公共論理需要超越國家或地區界限，原因是我們世界各國利益互涉，正義公共論理需避免偏見或對他人不公平，他人觀點也能擴大我們自己對相關原則探究的關係，以避免價值本位主義與限於一地的先入為主推斷。亞當．斯密「公正旁觀者」的部份意圖，就在於願意考慮其他地方的建議，並不必然要因而照單全收，卻有助於豐富我們的思考。
作者指自啟蒙運動以來正義論理有兩個陣營，一是以描繪何謂完美正義制度為目標，圍繞著各種社會契約觀點，包括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與後來羅爾斯都屬此陣營；另一是比較各種體制、現實行為、社會互動等因素，怎樣導致人們有不同的生活，例子有亞當．斯密、貢多塞、吳爾史東克拉芙特、邊沁、馬克思、密爾等，作者在本書大體上也承襲此傳統，以社會選擇理論為工具。
作者質疑當問題有不同層面，價值也無法單純混合(就像喜歡白酒與喜歡紅酒的人都不喜歡兩者混合)，得出先驗選項那些正義理論無法提供比較正義的解決方法。體制與主宰規則也不能取代人類實際經驗，不同生活的選擇自由本身也非常重要。作者也指要了解社會現實需要考慮包括整個過程的完備結果，而不是只考慮最後結果如何。此外，先驗體制論著重主權國家內體制的正義原則，在面對全球環境下的正義有所不足。
在選擇合理的方法時，論理(reasoning)即使不能保證方法一定正確，又或者比其他不合理方法更正確，卻可在合理範圍內盡量保持客觀。客觀是指必須在公平基礎上讓不同觀點互相對比，作者認為從各個觀點做合理檢驗是倫理及政治信念是否客觀的必要條件。
羅爾斯「正義即公平」的理論指我們在價值判斷時要避免偏差，考慮並關心其他人的利益，避免受個人利益、偏好與成見影響。他提出在眾人不知道個人利益與好生活的原初狀態中，將無異議地得出兩項正義原則︰1. 每個人有權利擁有完成適足的平等基本自由框架；2. 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必須滿足兩項條件︰a. 各種工作與職位在公平機會平等下開放給所有人；b. 照顧社會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
作者就羅爾斯理論中誘因的角色評論指，理論未能訂出界線說明既然可接受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其他理由的不平等能否接受，假如連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都不能接受，這先驗「正義」世界又是否太高不可攀。作者也列出羅爾斯理論的重要貢獻︰以公平為正義核心，令我們超越關於正義問題的理解；強調以客觀觀念建立公共思考框架，以判斷概念應用，並充分討論及反省各種理由與基礎以得到結論；指出人們有正義感的能力，以及與善觀念有關的道德力量，對理性(rational)與講理(reasonable)作實用區分；指出自由不同於其他考量的重要；堅持程序公平的需要；指出衡平原則在社會制度的重要；探討「基本資具」間接承認，人們要有實質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羅爾斯理論的問題與困難則有︰自由完全優先可能太過極端，或許自由有某種優先地位，卻不是毫無限制在所有考量中都優先；羅爾斯理論未有考慮人們將基本資具轉換成美好生活的能力也有不同，因而有理由將焦點從基本資具轉向評估實際的自由與能力。除此之外，作者也指出羅爾斯社會契約進路著重正義的體制，但較少注意正義社會需要甚麼現實的行為特徵；每個人實際行為與「合理」行為不符時，羅爾斯理論也無法指導如何選擇現實社會的各種體制。
阿當．斯密認為想像一個遠處的公正旁觀者會怎樣想，可令我們離自己一段距離觀察自己的情感。作者指以斯密「公正的旁觀者」的機制處理公平問題，可補足羅爾斯契約論不足之處︰1. 處理比較的評價問題，而不是提供先驗性解答；2. 注意社會現實，不只是體制與規定的要求；3. 容許不完整評價，同時在重要社會正義問題仍可提供指引；4. 注意到契約團體外的聲音，顧及其利益並避免自身落入本位主義。
羅爾斯差異原則中體制選擇扮演重要角色，在過程中必須檢視各差異可能體制如何配合社為行為規範標準，也要判辨社會種種不平等是否符合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以致需要注意各種行為差異的問題。要匡正因體制裂縫與行為不當產生的不義，我們要思考何種體制能提升人們的權利、自由和幸福，藉以促進正義。思考正義與不義時，必須考慮到基本的現實。作者認為我們應探索可以促進正義的體制，而不是將體制本身視為正義的展現。體制本身並不是善，只是藉以實現社會成就的可行方法。「正義體制」也可能產生可怕的結果，而且制度再出色也無法隨時應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作者指我們不能將正義的任務完全交給正確社會體制與規則，在追求正義時，探究事情進展與是否可做得更好總是不可避免。
社會選擇理論中的阿羅不可能定理指出，投票不可能同時滿足反映所有人一致偏好、非獨裁與加入額外選項後不會影響結果這三項條件。後來研究則發現，假如社會決策程序對資訊更為敏感，在許多情況下仍可以解決這類僵局。為了解正義條件、社會組織與體制需要，並合理地形成政治決策，我們需要更多資訊與檢驗過程的證據。
作者指在判斷兩個選項的相對價值時，先驗進路的完美選項並不是必要條件，對於比較也沒有很大幫助。保留不完備空間的正義理論並非缺陷，反而可以不必比個兩個制度時提出各政治與社會制度不同評價，就能得出有力的判斷。社會正義在政治上保有不完備空間，也讓有不同評價的個人可以在共同信念，也就是局部的位序下提升正義並減少不義。在此作者列舉社會選擇理論對正義理論的貢獻如下︰
1. 注重比較方法而非先驗探究
2. 認識到理性多元的特質，並注意到各原則之間有可能持續衝突
3. 允許並促成反複檢驗的空間
4. 承認正義會在本質上(斷言的)或暫時(因資訊不足而)不完備
5. 關心如何以多元觀點及優先選擇作全面社會選擇判斷，包括社會不同觀點與個人採取不同方法
6. 強調精確解說與論證，釐清互動過程
7. 證成公共論理在社會選擇的角色，例如作者提出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指，在任何人的個人偏認同樣被承認下，自由與最佳效率並不相容。為了保護所有人的自由，我們不得不學會對各自價值相互寬容。
在倫理主張中「非主觀性」(non-subjectivity)包括兩個不同問題︰一是在客觀基礎上理解與溝通的問題，令他人可得知彼此的信念與表述；二是客觀上是否可接受的問題，如此每個人才能就不同人提出的主張爭論是否正確。任何意見要互相理解需要某種形式的從眾，投入人們共同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以有效溝通語言與意象，及約定俗成的規則表達新意見。倫理主張是否客觀，與能否經受開放的公共理論息息相關，開放的公共理論又與命題立場及其論證是否公正密不可分。「封閉的公正性」指公正判斷程序只用於特定團體成員上，在「開放的公正性」中，公正評價程序則需要核心團體外的判斷，以避免本位主義，如同斯密「公正的旁觀者」設計所示。
以主權國家為邊界的正義理論在道德與倫理上有不明之處。我們身份認知並不僅限於國內，也包括宗教、語系、種族、性別、政治理念、職業等，這多重身份令義務超越國家界線。此外，一國行動可能會對其他地方有重大影響，在判斷社會組織是否不義時，也應聽取其他地方受影響人們的聲音。忽視其他地方聲音可能會造成本位主義，在信仰與習俗偏狹世界中忽視不義的結果。真正客觀需要認真檢驗並注意不同觀點。
羅爾斯原初狀態推導出封閉的公正性，作者指這方法的限制有三︰1. 如上文所述，核心團體會影響團體以外的人；2. 假如核心團體決定會影響團體規模與組成，不同封閉方式就會產生不一致情況。例如改變生育、死亡與人口流動令人口數目變動，因而改變基本社會結構及所有人的價值與偏好；3. 封閉公正性無法解決核心團體共有的成見與偏袒。
立場是否客觀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在同一位置下不同人都證實相同的觀察，一是同一個人可從不同位置作不同觀察。在階級分明社會的偏狹觀察可能做成錯誤解讀，得出社會不平等與歧視有「眼前證據」的結論，例如在傳統社會連婦女自身都覺得自己智能較差。立場客觀性的跨立場理解，可令我們看到不合理立場認知如何產生。作者認為在今日正義理論不能忽略自己國家以外的世界，在各地關係更緊密下，我們也會關心挑戰世界的不義與不人道，以及威脅世界的暴力與恐怖主義。
人們實際行為可能與最大程度自利相差甚遠，或者即使清楚怎樣是理性卻無法照著做。他們也有理由注意私利以外的目標，令理性選擇理論對理性與合理的理解難免顯得偏狹。作者提出另一種較廣泛的選擇理性說法，指選擇理性主要是將我們選擇奠基於經得起批判檢驗的理由上。這表示有可能出現許多足以支持的理由，令理性選擇呈多元特質，使我們很難只以理性觀念對個人實際選擇作唯一的預測。這樣我們有時即使對他人作法並不苛同，也會讓別人「隨他們去」就不見得是不理性，即使那不會令我們自己得益。因為我們是在遵守自己同意的善行規範(讓別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體諒別人的欲望與目標。
作者指羅爾斯以原初狀態設計產生正義基本理念，合作被視為有利於所有人，令「正義即公平」進路基本人有以利益為基礎的支點。作者就此提出兩項疑問︰利益考量是否社會合理行為的唯一堅定基礎？互惠互利是否所有政治合理性的基礎？作者提出另一種理論路線，主張如果一個人有權力去改變，以減少世界上的不義時，他就有強烈的社會理由這樣做。影響力有其相應義務，可能是超越互惠動機正義理論的重要基礎。
作者以《薄伽梵歌》中阿周那與黑天正義戰爭的討論，談及關於人類義務的三個元素︰1. 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對道德與政治思考至關重要，例如以正義之戰為名會令許多人死亡；2. 如果一個人的決定造成嚴重後果，他就要為其選擇結果負起個人責任，即使結果怎麼好，在戰場上殺人也是事實；3. 正如那場戰爭中阿周那要與自己親近的人交戰那樣，某些個別行為會涉及與他人的個人關係，一個人對其他人可能會有特殊責任。像功利主義那樣的倫理學，忽視效益以外的結果，對過程並沒有完備考慮，也忽略個人責任的重要。選擇需要考慮行為能力(agency)、程序與個人關係，並受個人反省與公共論證檢驗。
自由的價值至少有二︰給我們更多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選擇過程本身不受別人壓逼。即使我們的選擇成真，但假如過程是別人強逼而來，過程面向的自由會受到影響。當我們以完備結果的廣義角度，而不只是以最後結果的狹義角度看待機會，在強逼過程下個人考慮各種可行選項的自由機會也顯然受到損害。
正義理論中有兩種進路採取不同焦點，以效益或資源為基礎的進路，例如功利主義與經濟學許多實例；以個人實現其目標能力(capability) 的進路，與自由的完備機會關係密切。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從機會角度判斷資訊與個人利益，並非任何特別的社會制度設計。對各種社會體制評價，完全取決於著眼的資訊。能力進路關注生活事務各種不同層面，重視生活的實現，而不是讓生活滿意的工具，注意到個人將工具變成美好生活的能力各有不同。
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機會而非只是實際成就在三方面更為廣闊︰1. 考慮到人們即使在已實現的成就相當，他們也可能有潛在的優勢差異；2. 有能力在不同文化關係間作選擇，對個人與政治都可能很重要；3. 能力與成就的區分，關係到社會及其他人幫助被剝奪者的責任與義務。
公共論理與審議可讓我們對個別活動其及組合的角色、範圍與意義有更深入理解，有助衡量各種能力以得出局部排序及有限一致性。人們的思考、選擇與行為都受到其周遭世界影響，要駁斥部份社會內的思考，對考慮主題需有更多公共參與及「公正旁觀者」觀點。
作者認為能力進路限定於個人能力，並排除團體能力在正義或不義論述的原因是，團體能力視團體成員態度而定，而且一個人可能屬於許多不同團體，如果只視他為某個團體的成員，會嚴重損害他決定如何看待自己的自由。
美好生活的工具與目的差異，反映在各種不同偶然因素都讓人們以不同方式將所得變成其所要生活，包括1. 個人不同身體特徵；2. 物資環境如氣候與水土不同；3. 社會環境差異，例如公共衛生、教育、犯罪率、社區關係等；4. 遠近親疏的觀點差異，例如在不同國家投入社群與滿足自尊的基本條件不同。
自由是一個人的影響力一部份，作者指自由不只是人類的利益所在，它同時是理解我們義務時的核心考量。這與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的功利主義計算有別，作者認為功利主義計算對長期遭剝奪者非常不公平，因為絕望的被剝奪者會找個藉口調整欲望與期待，嚴重扭曲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為標準的效益尺度，令功利主義計算忽視貧困生活的實際剝奪。
在能力進路下行為與幸福區分，自由與成就區分，因而衍生出四種有關個人利益的概念︰幸福的成就、幸福的自由、 行為的成就、行為的自由。在判斷被剝奪者是否需要其他人伸出援手時，幸福成就可能比行為成就重要；制定國家政策時，幸福自由可能比幸福成就重要；能力可視為幸福自由或行為自由，公共政策較關注前者，對個人來說後者可能則較有價值。行為自由也表示個人可以拒絕只追求個人幸福，以其行為自由改善其他人的生活。
作者認為能力平等或許值得重視，但它在與其他重要考量有衝突時，並不必然凌駕於其他重要考量之上，原因是1. 能力只是自由其中一個層面，與實質機會有關，未有顧及自由的程序層面，例如公平與衡平問題，這些問題在醫療與人權議題相當重要，平等不能只要求單一焦點；2. 除了整體自由的平等要求外，也有其他重要的分配判斷要求需要考量，例如強調勞務必須有其回報；3. 能力評比局部排序在某些情況下不一定能清楚判斷不平等問題，以能力平等為正義要求有其限制；4. 平等不是正義理論唯一關心的話題，也不是能力理念的唯一主題，例如能力觀點也與積聚與分配相關，在減少能力不平等與提升所有人能力之間考量。
一個人可否實現其合理選擇目標有許多方式，他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實現其選擇結果，這是直接控制；他實現偏向時也可能會有「間接力量」幫助，例如醫師醫治病人，這是影響力的力量。影響力結果有時會與個人利益考量不一致，在社會制度中公共機構是基於民眾選擇決策，還是自行認為可提升民眾福祉而決策也有所不同。此外偏好所得結果或許是因與他人偏好一致，也或許純粹是運氣使然，令個人偏好對結果可能沒影響力。要充分理解個人自由，我們必須考慮到行為自由及其影響與結果的性質。
作者提及參與式治理在歷史上一直有深層魅力，對民主更廣義理解在於政治參與、對話與公共互動。投票不是民主社會中公共理論唯一的考量，其有效程度視乎周遭事物，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與異議的自由。獨裁統治者以審查制度、資訊封鎖與製造恐懼，加上打壓反對派與媒體獨立，社會缺乏基本公民權與政治自由，這樣投票結果也不具正當性。
公共論理中新聞媒體的角色如下︰1. 新聞自由直接促進我們彼此溝通與了解世界；2. 新聞媒體提供時事資訊，也以調查報導挖掘出不受注意或不為人知的資訊；3. 新聞自由可以為弱勢者發聲以保護他們；4. 新聞自由可以推動公開的溝通與論證，形成言之有物的價值觀；5. 媒體促進公共論理有助於追求正義。
作者以饑荒為例討論民主實踐如何促進正義︰統治者往往不是饑荒的受害者，但如果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在新聞自由與沒有審查限制的輿論下，政府就有充足誘因撲滅饑荒。此外，饑荒影響的人口比例通常很小，一般不到10%，只有災民反對執政政府或許不夠。然而在公共理論下媒體與輿論可能會影響更多潛在民眾，民主實踐讓人民經輿論關心其他人的困境，了解更多人的生活。缺乏獨立新聞傳播系統也會令統治者受騙於自己的宣傳，令真實資訊無法流通，延誤救助行動。
除防止饑荒外，民主、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也有助於提升其他類型的自由，例如人身安全、面對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教育、醫療、兒童營養、土地改革與性別平等，公共論理與社會壓力都有助促進社會照顧不同人的需要。作者指我們也必須依賴健全民主政治創造出寬容的價值觀，並由媒體協助讓其他團體了解某些族群的處境。民主的成就不在於它是完美體制結構。它取決於我們的行為模式以及政治與社會互動運作，依賴人類行為者以合理的現實機會來行動。
作者指人權不像物件般存在，也不像法律條文般存在，人權宣言所說各種人權存在，其實是關於應該怎樣做的強烈倫理主張。這樣就會有內容與可行性的問題，內容問題是指人權的自由與義務為何，可行性問題則是檢驗與可行性準則是否適用於人權個別領域。人權中的權利並不一定有法律效力，反而是以自由及其相應義務強調權利的基本重要性質。推廣人權也不一定要制定新的法律，例如非政府組織推動人權就與立法沒有太大關係。
各種自由是否能到達人權的門檻條件，包括這些自由是否重要，以及自由的社會意義，總是眾說紛紜，需要經批判性的檢視。人權中既有程序也有機會的面向，機會面向也就是能力的觀念，但程序面向則需要超越能力的觀點看待自由，探討正當程序，例如公平審訊應採取甚麼程序。
人權認知並不是要求所有人不顧一切協助阻止人權受到侵犯，而是一個人有能力預防人權受侵犯時，他就有理由這樣做，這理由在考慮行動時雖然也可能會受其他事物凌駕，卻不能純粹以「不關我事」打發掉。
二十世紀人權除生命、自由、勞動成果等最低權利外，也包括工作、受教育、免於失業於貧窮保障、加入工會與合理報酬等第二代人權。這些經濟與社會權利受兩種主要論述方向反駁︰「體制化的批評」與「可行性的批評」。「體制化的批評」指這些權利部份缺乏特定義務而無法體制化，有些則未知是否應該體制化。作者則回應指義務可能有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後者指出在權利受侵犯時其他人有伸出援手的責任，在經濟與社會權利中這代表人們可以施壓要求或推動體制改變，或促使社會態度改變以實現這些權利。
「可行性的批評」則認為許多所有人的經濟與社會權利怎樣努力也無法實現，作者回應指人權必須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預設站不住腳，不完全實現的權利仍是權利，雖然它需要補救措施，激勵更多社會行動。反過來說，要求以可行性為所有權利的必要條件，會令所有權利都無法成立，例如完全保證所有人生命與自由都不受侵害，也是極為困難的事，但這不代表人身安全與自由不是重要的權利。
作者指公眾情緒對政策決定與不義判斷都很重要，不義感受必須接受檢驗，以確定它是否有根據。然而不義經常與人們難以突破的社會區隔有關，我們必須客觀分析現實與機率的對比，懷疑、質押與檢驗後，才能歸結出是否及如何促進正義。義憤只是公共論理的起始動機，不能取代論理本身。
作者再次重申，一種開闊的正義論理可以包容不同考量，如果多元理性中各種考量都有價格，因而令我們無法局部決定彼此相對強度，我們仍可以試著可比較至甚麼程度。批判性檢驗無法解決所有爭議，並不代表我們沒有足夠確定的理由運用正義理念，以合理檢驗得出判斷，我們不必保證每次引用正義理念時都一定是「最好的」或「唯一正確的」選擇。
正義的公共論理需要超越國家或地區界限，原因是我們世界各國利益互涉，正義公共論理需避免偏見或對他人不公平，他人觀點也能擴大我們自己對相關原則探究的關係，以避免價值本位主義與限於一地的先入為主推斷。亞當．斯密「公正旁觀者」的部份意圖，就在於願意考慮其他地方的建議，並不必然要因而照單全收，卻有助於豐富我們的思考。
2016年10月21日 星期五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看完了Karl Polanyi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主題是十九世紀市場系統意圖超脫社會與政治之外的前因後果。作者指十九世紀有四項制度特徵︰1. 列強平衡的權力系統；2. 國際金本位制；3. 自行調節市場；4. 自由政府。本書論題為自行調節市場是十九世紀制度的核心，它摧毀了人類與自然。
國際金融連繫十九世紀各國政治與經濟制度，其動機為利潤，戰爭會令擁有大量債務在手的國際金融不利，為此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它希望各國和平。貿易在此時也不再是特許經營，帶有軍事與戰爭特質，反而要依靠國際金融系統，因而不希望列強陷入整體戰爭。這些新經濟因素為歐洲帶來1815-1914年間百年和平。這百年和平因列強組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陣形，不再有第三方制衡，加上殖民地敵對競爭更為劇烈令全球經濟出現裂痕，國際金融阻止戰爭蔓延的能力急速下降，令百年和平告一段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並未重回平衡，戰敗國單方面裁軍，和平沒有可能回復。同時國際金融系統崩潰，各國貨幣大幅波動，金本位制先是在東歐，然後隨大蕭條在西歐與美國廢止。部份國家如德國、俄國與美國分別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新政轉型，讓政府更為參與金融、貿易、戰爭與社會組織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大變動的其中一部份。
本書討論的就是這場大轉型及其相關發展。十九世紀文明在歷史上最突出之處，在於它以人類歷史上很少受認同的動機為行動基礎，那就是獲利的動機。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私人利益比正義重要，長遠而言也會為整體帶來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所顯示那樣。但作者指社會轉變速率與轉變方向同樣重要，正是政策使進步的速率減慢，才令貧困者有可能調整自身面對改變的環境，不致於在人身、經濟、肉體與道德上遭到毀滅。
經濟理論考慮「長遠而言」的結果，假設調整會自動在市場系統出現，但市場系統本身就是人為制度，不會自然出現；而且當轉變的即時影響有害，也一直沒有相反證據，最後的影響就是有害，「長遠而言」的假設並不成立。
工業革命中以專門機器生產的方式，令自我調節市場系統成形。這些機器價錢昂貴，只有在原料供應穩定，可大量生產商品時才能回本。對商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將所有投入生產的因素出售，向所有準備購買的人提供所需商品數量。這就需要在工業生活所有環節引進交易媒介，所有交易變成金錢交易，所有人的收入都來自銷售。但這也代表商人要購買原材料與勞工，也就是自然與人，將後者變成買賣商品。人的社會關係與自然棲息地因而受到威脅。
十九世紀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一個市場的自我調節系統，經濟只會由市場價值主導。歷史上市場制度自石器時代後頗為常見，卻只在經濟生活佔次要角色。勞動分工在歷史上是因為性別、地理與個人天賦不同出現，卻不會像十八與十九世紀作家所言，天生有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易的傾向，也沒有經濟體像十九世紀般由市場控制規限，人類經濟往往是融通其社會關係之中。
歷史與民俗學研究的社會中，經濟相關行為主要以三種原則進行︰互惠原則，在家庭與宗族組織中對等地互相幫助，以維持自己的社會評價；重新分配原則，在領地內領袖集中統一資源，按成員需要再作分派，促進勞動分工、對外貿易、公共事業與提供軍力，也包括連繫成員與宗教等非經濟動機；家庭生產以供自用，由農業社會後開始出現，以自給自足為基礎。
互惠、重新分配與家庭自用三種原則是社會特徵，但交易原則就需要專門設立制度實行，即以市場模式產生價格。這樣原本嵌入社會關係的經濟行為，就反過來要社會關係嵌入經濟中。在歷史上市場不是由個人交易傾向開始，而是貨物的地理分佈令不同地方交易，並由此出現與外人交易的市場制度與金錢，讓少數人參與商談議價。地區市場則受儀式與慶典限制，以避免市場擴張打亂經濟。這些地區市場只服務鄰里共同體，並不是整國國家市場的起源。商業革命時期只有鄰里貿易與長距離貿易，兩者嚴格分離，很少有不同城鎮間的貿易，而且貿易缺乏競爭。
國家市場源起於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央集權政府出現，當時政治中心由地中海轉至大西洋，大型農業國家不得不組織起商業與貿易；國家內部開始統一，對外也要組織舉國資源投入國外事務；經濟上金錢可用作統一儲藏資本，有利商業發展；中央政府掌握推行經濟政策的行政技術，都促成國家市場形成。此國內市場暫時仍與地區及國外市場重疊，自足農家繼續是經濟系統的基礎，以國內商業輔助略有參與國內市場，這種情況持續至工業革命來臨。
作者之後暫時轉向另一話題，討論自行調節市場基礎的三種虛構商品︰土地、勞力與金錢。自行調節市場有兩項假設︰1. 所有產品都是用於市場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銷售這些產品；2. 市場形成不能有任何阻礙，收入不能從銷售以外的方式得來，價格按轉變調整不會出現任何阻礙。重商主義時期土地與勞力都受保護在商業之外，但在市場經濟中，土地與勞力都要投入市場機制內，市場經濟意味著市場社會，社會上所有事物都要服從市場法則。
作者指， 土地、勞力與金錢有其銷售市場，但這不代表它們本身是用於銷售的商品，它們產生的過程不是為了滿足銷售要求︰土地只是自然的別名，不是由人製造；勞力就是有生命人類的活動，人類是為與銷售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生；金錢純粹是購買力代幣，不是生產得來，要在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下才能發揮作用。
假如人類、自然環境與購買力數量與使用這三種事物完全受市場機制控制，結果會毀壞整個社會。人類會成為社會混亂的受害者，自然會受破壞與污染，金錢則會令商業企業因週轉不靈定期破產。這在勞力市場上格外明顯，人類社會因而成為經濟系統的附屬品。十九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是這三種虛構商品的市場擴散，以及制止這些市場的保護機制出現，這兩者共同運動的結果。
貧窮就是其中一項例子，十七世紀末起英國雖然在物質上進步，失業貧困的人卻越來越多，令人們開始探索在複雜社會中生命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中這問題形成兩種相反觀點，一種是進步與完善的觀點，強調和諧與自行調節原則；另一種是命定與非難的觀點，強調競爭與衝突。在兩種觀點衝突中經濟自由主義與階級觀念都參與其中。
阿當史密斯認為財富只是共同體生活不同層面之一，它無關善惡標準。後來其他作家則將經濟法則推舉為自然定律，約瑟夫．湯森將弱肉強食自然法則應用在政治科學上，食物有限令較弱的人注定受苦，不容任何政府行動干預。後來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與李嘉圖的報酬遞減法則，也認為政府政治行動與經濟社會沒有關係。人口法則與報酬遞減法則組成工資鐵律，將工資形容為生育率與土地的自然結果，與任何人類行為理性法則無關。
作者指經濟理論建立時處於沒有勞力市場的資本主義下，這造成以下後果︰1. 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非常含糊，尤其是混淆財富與價值；2. 因為處於初生市場與勞力管制兩套系統並存的時期，這些理論缺乏統一系統解釋事實；3. 古典經濟學家的解決方案對理解經濟社會影響深遠，這些市場法則變成自然本身，競爭社會的法則以叢林方式為處罰。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社會組織由兩項原則構成︰經濟自由主義目標是建立自我調節市場，社會保護機制目標則是保護人、自然與生產組織。前者以貿易階級為代表，後者則在受市場摧毀行動影響的階級得到支持，當中主要是勞動階級與地主階級。在這場階級衝突中，貿易階級因市場擴張在就業、投資回報與貨幣穩定中得益，並察覺不到市場摧毀行動的影響，如勞動剝削、家庭生活損毀、鄰里崩壞、環境污染、社會習俗受干擾等，以及所有不影響利潤的生活層面水準下跌，如房屋與藝術。另一方面，勞動階級流離失所，土地貴族與農場主則要保衛甚為依賴土地與人的國家軍事實力。
自1830年代起，經濟自由主義爆發為宗教狂熱，自由放任政策變成激進信念，主張包括勞工、貨幣與貿易所有事物都只能以自由放任政策處理，所有其他解決方法都不起作用。自由放任政策三條教義︰勞動市場競爭、自動金本位與國際自由貿易，三者缺一不可，勞動成本要在因維護金本位可能導致通貨緊縮時按比例下跌，才能令製造商繼續在不斷擴張的全球市場中獲利。
矛盾的是在引入市場後，管制與干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幅擴張其範圍。行政人員需要持續監察以確保系統自然運作，例如圈地法與市政改革等。自由放任經濟是國家有意推行的結果，自由放任的限制也同時出現。即使在沒有輿論或故意下，擴大政府功能與限制個人自由的法案也自然產生，例如1870-80年代的各項法案，反映這些限制純粹基於實用精神而實施。其影響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永遠可以聲稱它那些解決辦法未能生效，可歸咎於受到持續的干預。
作者說明1870-80年代社會與國家轉向保護主義，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集體主義」陰謀，而是自我調節市場系統表現出缺陷與危害︰
談及階級時，作者提醒階級利益並不能抽離於整個社會的利益看待，社會轉變是由社會外部的因素引起，社會內部團體與階級是在回應這轉變。故此長遠社會過程不能由階級利益解釋，因為是長遠社會過程決定階級的存在，單一階級利益也不一定能取得其他階級支持，雖然人類社會受經濟因素限制，經濟動機卻不是人類行動的唯一動機。正是由於人口不同部份的社會關注同樣受市場威脅，屬於不同經濟分層的人才會無意識地結合力量面對危險。貿易階級與其後工業家、企業家及資本家支持市場擴展；土地階級維護過去舊體制與家父長制，勞動階級則尋求超越與未來的方案，建立勞動共同協作組織。土地階級與勞動階級雖然目標不同，卻有維護社會結構的共同取態。階級與整體社會關係形成階級的角色，大多數只顧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都不會成功，甚至不能確保自己的階級利益。
工業革命造成的不是經濟剝削，而是文化環境崩解，在不到半個世紀令英國郊外眾多居民變成流離失所的移民。其社會存在所依的制度遭受致命打擊，結果令他們失去自尊與標準。這場社會與文化災難，卻在經濟學偏見下變成科技進步下的持續改善。這鼓舞了這樣的傳說聲言指，時代的任何錯誤都是因為我們偏離經濟自由主義。作者則反駁指是市場擴展只顧部份人的利益，危害了社會關注所在︰勞動市場競爭打擊了勞力擁有者，也就是人本身；國際自由貿易威脅到依賴自然的農業；金本位制則危及依靠價格相對走向運作的生產組織。
作者其後討論市場與人、自然及生產組織的關係。將勞力抽離生命其他活動並置於市場法則下，摧毀了有機形式生命存在，包括家族、鄰里、專業團體與公會，並置換成原子與個人化的存在。在勞力市場中，工資隨價格下跌，對人而言這代表勞工收入極不穩定、缺乏專業標準、無情並全數遭到推擠並完全取決於市場波動。社會保障的目標是打破這種制度並阻止其出現，確保勞力市場的工資及工作條件與標準規則，能免於人性成為那種販售商品。各種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與工會是為左右勞力流動與工資彈性出現，其作用正是影響在人類勞力下的供需法則。
傳統上土地與勞力密不可分，勞力是生活一部份，土地是自然一部分，生活與自然形成整體。因此土地也與各種社會組織及部落、廟宇、村落、公會與教會聯繫。單一市場則是包括所有生產因素的市場，市場經濟因而社會各種制度附屬在市場機制要求之下。在土地納入市場過程中，首先泥土商業化以調動土地上的封建收入，然後強制生產食物與有機原料以滿足整個國家快速增長的工業人口需要，之後則是擴展這剩餘生產系統至海外，令土地產物用於滿足全球自我調節市場。
十九世紀農業保護主義反動成功在歐洲大陸以傳統情緒推行農業關稅，並穩住歐洲郊區免於走向城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民成為制止勞工階級癱瘓市場的唯一力量，因而受到政府優待，直至城市中低層在法西斯下成為衝鋒隊，令資產階級不再依賴農民，農民的地位就快速下降。大地主則不受這鼓趨勢影響，他們因一戰後農業自足的軍事價值而獲得優勢。作者指法西斯主義崛起原因在於，勞工階級與其公會及政黨可能會摒棄視契約自由與私有產權為絕對的市場規則，令擔憂他們會造成災難的恐懼以法西斯形式爆發。雖然農民與工人對市場經濟都是以保護主義為回應，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與土地連結的歐洲農民傾向與市場系統妥協，勞動階級則不畏於打破規則並徹底挑戰市場經濟。
現代中央銀行本質上是用以保障金錢供應不會破壞商業機構，然而正是這種保障令國際體系加速衰落。商業利潤受價格左右，因此貨幣政策對受利潤驅動的體系相當重要。價格調整需要時間，假如價格水平因貨幣政策而長時間下跌，商業機構就會受週轉不靈威脅，令生產機構崩解及資本大規模摧毀。透過中央處理國內信貸供應，中央銀行可以避免通貨緊縮令商業與就業陷入徹底混亂，並吸收通貨緊縮衝擊將負擔分散到整個國家。在金本位下，銀行正常功能為緩衝黃金流失的即時影響，並減少在商業流通的鈔票數量，方法包括短期貸款、限制信貸、提高銀行利息與公開市場操作。
金本位下匯率成為首要任務，意味著中央銀行政策需由政治體制決定，貨幣政策在政治領域範圍內。其影響有兩面︰在國內，貨幣政策是干預主義的另一形式，經濟階級間互相衝突傾向聚焦於與此相關的金本位與平衡預算上，這在1930年代反民主運動中佔重要地位；在國外，國家貨幣佔絕對重要地位，將國家與國家貨幣聯繫起來，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塑造國內相同的經濟生活經歷，建立起經濟上的國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金本位共同運作。結果在1929年後，各國證實不可能穩定匯率，就突然並急速拋棄金本位制。
1879至1929年各國出現各種引起混亂的裂痕︰國內經濟失業人口上升，國內政治各階級間緊張加劇，國際經濟面對匯率壓力，國際政治各國互相競爭殖民地。任何試圖減少國內失業的措施，不論是提高信貸或赤字預算，在金本位中都會令匯率不穩，並降低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在1780至1880年殖民地被視為舊制度遺物，但在國際貿易速率與數量增加，所有土地組織運用，食品與農業原料可以低價從地球間集體運輸後，就同時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與市場經濟擴張這雙重發展。關稅、工廠法與主動殖民政策成為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以避免失業急升與工業及職位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與心理折磨。保護主義令國內價格調整緩慢，市場需由政治措施回復平衡，但政治與經濟領域卻在制度上分離，令緊張關係持續。最後市場經濟因階級衝突介入而落幕。
作者指社會保障與干預貨幣常常是相同議題 ，1920年代通貨膨脹有重要政治影響。在金本位下工資提升與直接通脹同樣令貨幣受威脅，兩者都可能減少出口並使貨幣貶值。當時政黨以穩定匯率為首要考慮，因而堅持平衡預算，反對提高工資及要求削減社會服務。事實上政府是以自由兌換貨幣之名強烈干預價格，以降低壟斷商品價格、既定工資與租金水平。罷工日益頻繁也反映出，視勞力為商品可在市場找出其價格的荒謬︰假如工人要在市場找出其價格，他們就會在購買者仍未開出可負擔最高價格前拒絕工作，這就意味著工人在市場的主要任務就是罷工。
1930年代政府在強力干預下也未能穩定匯價，最後摒棄金本位制，既保不住自由貨幣兌換又犧牲了自由政府。經歷十年通貨緊縮政策後，現在專權干預做法得到更多支持，削弱原本可抵抗法西斯災難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好戰擁護者恐防工人政黨在緊急情況下也可能跟隨，展開出一場普遍蔓延的恐慌。工人在普選下數量佔優，工業家則掌握所有人的經濟命脈，民主政體與工業系統互相攻訐，政治與經濟系統都陷入癱瘓，恐慌令民眾不惜代價渴求可以提供簡易方法解決的領袖，法西斯解決方案的時機就此來臨。
法西斯解決方案本質上是以工業與政治上所有民主制度為代價改革市場經濟，經濟系統會重新活躍，但同時人民則受再教育成為不自然與無法參與政治的人，這種再教育是以一種政治宗教拒斥任何形式的人類友愛，透過集體改造與以科學方法刑求不馴者達到目標。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建基於無法運作的市場社會中，令其影響遍及全球。它也與歐洲在1920年代兩股趨勢有關︰反對革命與國族主義再興。然而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興起關鍵因素仍是市場系統的狀態︰1917至23年法西斯主義仍未完全發展，政府有時會以它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1924至29年市場系統得以恢復，法西斯主義失去政治力量；1930年後市場經濟陷入全面危機，在數年間法西斯主義成為影響世界的力量。同時間俄國也在世界經濟崩解下出口困難，無法以權宜之計處理國內農業問題，因而被逼走向自給自足之路，並開始推行集體農場。
作者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未結束時談到未來。他認為市場會不再只是自我調節，因為它不會包括勞力、土地與金錢。工資差距仍是經濟系統重要部份，但其他不直接涉及金錢的動機也會受到重視。農地仍會廣泛私有，房產性質會大為轉變，房產所有權不再無限擴張。金錢在當時已不再是市場控制，政府任務是指導投資並規限儲蓄利率。市場會繼續存在，以保障消費者自由、標示需求轉變、影響生產者收入，並成為會計工具，卻不再是經濟自行調節的載體。
在國際關係上，因金本位的強制，十九世紀國際活動由無政府主權與「合理」干預他國事務兩項原則組成，這令各國合作困難，不同國家的人民缺乏相互認識，並對較落後與財政不穩國家的國內發展自由構成威脅。金本位自動機制廢除後，各國政府會發現在國際經濟上有可能共同合作，也可以允許其他國家以自己的傾向形塑國內制度。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出現政府間的合作，以及按國家意願組織國內生活的自由。
關於自由，在制度上規管既會擴張也會限制自由，制度安排視乎自由的得失平衡。自由與和平都需要有意爭取，這兩者受社會能否成功建立國際秩序影響。社會也需要明確建立新的保障來維護個人自由，個體必須能自由遵循其良心行事並免於畏懼權勢，自由社會的特徵是人們有權不表服從。當時未納入權利法案的公民自由也需獲得確認，所有權力機構都要跟從 ，例如在許可條件下不論政治取態、宗教觀、膚色或種族的工作權，以及安全及休閒的權利。
看來矛盾的是，複雜社會是以規限擴張並增強自由，但規限似乎卻與自由本身相對。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自由的意義有質疑之處。自由並不是指一個人可隨心所欲，以自由之名不負責任。沒有社會可以在缺乏權力與強制下出現，權力的作用是確保生存所需的遵從行為，其最終來源是民眾意見。作者總結指，沒有權力的自由不可能在複雜社會出現，只要人認識到其任務是為所有人得到更多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權力與規劃會背向並摧毀他以它們為工具建立的自由。
但後來發展證明權力確實會以建立自由之名摧毀自由，這也是時代的侷限吧。
國際金融連繫十九世紀各國政治與經濟制度，其動機為利潤，戰爭會令擁有大量債務在手的國際金融不利，為此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它希望各國和平。貿易在此時也不再是特許經營，帶有軍事與戰爭特質，反而要依靠國際金融系統，因而不希望列強陷入整體戰爭。這些新經濟因素為歐洲帶來1815-1914年間百年和平。這百年和平因列強組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陣形，不再有第三方制衡，加上殖民地敵對競爭更為劇烈令全球經濟出現裂痕，國際金融阻止戰爭蔓延的能力急速下降，令百年和平告一段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並未重回平衡，戰敗國單方面裁軍，和平沒有可能回復。同時國際金融系統崩潰，各國貨幣大幅波動，金本位制先是在東歐，然後隨大蕭條在西歐與美國廢止。部份國家如德國、俄國與美國分別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新政轉型，讓政府更為參與金融、貿易、戰爭與社會組織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大變動的其中一部份。
本書討論的就是這場大轉型及其相關發展。十九世紀文明在歷史上最突出之處，在於它以人類歷史上很少受認同的動機為行動基礎，那就是獲利的動機。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私人利益比正義重要，長遠而言也會為整體帶來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所顯示那樣。但作者指社會轉變速率與轉變方向同樣重要，正是政策使進步的速率減慢，才令貧困者有可能調整自身面對改變的環境，不致於在人身、經濟、肉體與道德上遭到毀滅。
經濟理論考慮「長遠而言」的結果，假設調整會自動在市場系統出現，但市場系統本身就是人為制度，不會自然出現；而且當轉變的即時影響有害，也一直沒有相反證據，最後的影響就是有害，「長遠而言」的假設並不成立。
工業革命中以專門機器生產的方式，令自我調節市場系統成形。這些機器價錢昂貴，只有在原料供應穩定，可大量生產商品時才能回本。對商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將所有投入生產的因素出售，向所有準備購買的人提供所需商品數量。這就需要在工業生活所有環節引進交易媒介，所有交易變成金錢交易，所有人的收入都來自銷售。但這也代表商人要購買原材料與勞工，也就是自然與人，將後者變成買賣商品。人的社會關係與自然棲息地因而受到威脅。
十九世紀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一個市場的自我調節系統，經濟只會由市場價值主導。歷史上市場制度自石器時代後頗為常見，卻只在經濟生活佔次要角色。勞動分工在歷史上是因為性別、地理與個人天賦不同出現，卻不會像十八與十九世紀作家所言，天生有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易的傾向，也沒有經濟體像十九世紀般由市場控制規限，人類經濟往往是融通其社會關係之中。
歷史與民俗學研究的社會中，經濟相關行為主要以三種原則進行︰互惠原則，在家庭與宗族組織中對等地互相幫助，以維持自己的社會評價；重新分配原則，在領地內領袖集中統一資源，按成員需要再作分派，促進勞動分工、對外貿易、公共事業與提供軍力，也包括連繫成員與宗教等非經濟動機；家庭生產以供自用，由農業社會後開始出現，以自給自足為基礎。
互惠、重新分配與家庭自用三種原則是社會特徵，但交易原則就需要專門設立制度實行，即以市場模式產生價格。這樣原本嵌入社會關係的經濟行為，就反過來要社會關係嵌入經濟中。在歷史上市場不是由個人交易傾向開始，而是貨物的地理分佈令不同地方交易，並由此出現與外人交易的市場制度與金錢，讓少數人參與商談議價。地區市場則受儀式與慶典限制，以避免市場擴張打亂經濟。這些地區市場只服務鄰里共同體，並不是整國國家市場的起源。商業革命時期只有鄰里貿易與長距離貿易，兩者嚴格分離，很少有不同城鎮間的貿易，而且貿易缺乏競爭。
國家市場源起於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央集權政府出現，當時政治中心由地中海轉至大西洋，大型農業國家不得不組織起商業與貿易；國家內部開始統一，對外也要組織舉國資源投入國外事務；經濟上金錢可用作統一儲藏資本，有利商業發展；中央政府掌握推行經濟政策的行政技術，都促成國家市場形成。此國內市場暫時仍與地區及國外市場重疊，自足農家繼續是經濟系統的基礎，以國內商業輔助略有參與國內市場，這種情況持續至工業革命來臨。
作者之後暫時轉向另一話題，討論自行調節市場基礎的三種虛構商品︰土地、勞力與金錢。自行調節市場有兩項假設︰1. 所有產品都是用於市場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銷售這些產品；2. 市場形成不能有任何阻礙，收入不能從銷售以外的方式得來，價格按轉變調整不會出現任何阻礙。重商主義時期土地與勞力都受保護在商業之外，但在市場經濟中，土地與勞力都要投入市場機制內，市場經濟意味著市場社會，社會上所有事物都要服從市場法則。
作者指， 土地、勞力與金錢有其銷售市場，但這不代表它們本身是用於銷售的商品，它們產生的過程不是為了滿足銷售要求︰土地只是自然的別名，不是由人製造；勞力就是有生命人類的活動，人類是為與銷售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生；金錢純粹是購買力代幣，不是生產得來，要在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下才能發揮作用。
假如人類、自然環境與購買力數量與使用這三種事物完全受市場機制控制，結果會毀壞整個社會。人類會成為社會混亂的受害者，自然會受破壞與污染，金錢則會令商業企業因週轉不靈定期破產。這在勞力市場上格外明顯，人類社會因而成為經濟系統的附屬品。十九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是這三種虛構商品的市場擴散，以及制止這些市場的保護機制出現，這兩者共同運動的結果。
貧窮就是其中一項例子，十七世紀末起英國雖然在物質上進步，失業貧困的人卻越來越多，令人們開始探索在複雜社會中生命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中這問題形成兩種相反觀點，一種是進步與完善的觀點，強調和諧與自行調節原則；另一種是命定與非難的觀點，強調競爭與衝突。在兩種觀點衝突中經濟自由主義與階級觀念都參與其中。
阿當史密斯認為財富只是共同體生活不同層面之一，它無關善惡標準。後來其他作家則將經濟法則推舉為自然定律，約瑟夫．湯森將弱肉強食自然法則應用在政治科學上，食物有限令較弱的人注定受苦，不容任何政府行動干預。後來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與李嘉圖的報酬遞減法則，也認為政府政治行動與經濟社會沒有關係。人口法則與報酬遞減法則組成工資鐵律，將工資形容為生育率與土地的自然結果，與任何人類行為理性法則無關。
作者指經濟理論建立時處於沒有勞力市場的資本主義下，這造成以下後果︰1. 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非常含糊，尤其是混淆財富與價值；2. 因為處於初生市場與勞力管制兩套系統並存的時期，這些理論缺乏統一系統解釋事實；3. 古典經濟學家的解決方案對理解經濟社會影響深遠，這些市場法則變成自然本身，競爭社會的法則以叢林方式為處罰。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社會組織由兩項原則構成︰經濟自由主義目標是建立自我調節市場，社會保護機制目標則是保護人、自然與生產組織。前者以貿易階級為代表，後者則在受市場摧毀行動影響的階級得到支持，當中主要是勞動階級與地主階級。在這場階級衝突中，貿易階級因市場擴張在就業、投資回報與貨幣穩定中得益，並察覺不到市場摧毀行動的影響，如勞動剝削、家庭生活損毀、鄰里崩壞、環境污染、社會習俗受干擾等，以及所有不影響利潤的生活層面水準下跌，如房屋與藝術。另一方面，勞動階級流離失所，土地貴族與農場主則要保衛甚為依賴土地與人的國家軍事實力。
自1830年代起，經濟自由主義爆發為宗教狂熱，自由放任政策變成激進信念，主張包括勞工、貨幣與貿易所有事物都只能以自由放任政策處理，所有其他解決方法都不起作用。自由放任政策三條教義︰勞動市場競爭、自動金本位與國際自由貿易，三者缺一不可，勞動成本要在因維護金本位可能導致通貨緊縮時按比例下跌，才能令製造商繼續在不斷擴張的全球市場中獲利。
矛盾的是在引入市場後，管制與干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幅擴張其範圍。行政人員需要持續監察以確保系統自然運作，例如圈地法與市政改革等。自由放任經濟是國家有意推行的結果，自由放任的限制也同時出現。即使在沒有輿論或故意下，擴大政府功能與限制個人自由的法案也自然產生，例如1870-80年代的各項法案，反映這些限制純粹基於實用精神而實施。其影響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永遠可以聲稱它那些解決辦法未能生效，可歸咎於受到持續的干預。
作者說明1870-80年代社會與國家轉向保護主義，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集體主義」陰謀，而是自我調節市場系統表現出缺陷與危害︰
- 當時採取行動改變的事宜非常多樣，如飲食價格、檢查媒氣廠、限制童工、推廣疫苗、調整交通工具收費、徵收水務與排污費等，當中許多法案是由自由放任支持者推行；
- 許多轉變是短時間內無意識地實行，例如工傷賠償由假定僱傭雙方是陌生人，突然變成僱主需保障員工免受工傷，這並非由於對自由主義的支持改變，只是問題情況演化需要尋求新的解決方法；
- 意識形態各有不同的國家都遵從由自由放任到管制立法的路徑，維多利亞英國與俾斯麥德國都是如此，表現出是實際因素而不是意識形態令立法者推行法案；
- 經濟自由主義者同樣多次要求管制，如在集體談判工資與卡特爾上，顯示經濟自由主義者為滿足自我調節市場的要求，一樣會背棄自由放任運用「集體主義」的方法。
談及階級時，作者提醒階級利益並不能抽離於整個社會的利益看待，社會轉變是由社會外部的因素引起，社會內部團體與階級是在回應這轉變。故此長遠社會過程不能由階級利益解釋，因為是長遠社會過程決定階級的存在，單一階級利益也不一定能取得其他階級支持，雖然人類社會受經濟因素限制，經濟動機卻不是人類行動的唯一動機。正是由於人口不同部份的社會關注同樣受市場威脅，屬於不同經濟分層的人才會無意識地結合力量面對危險。貿易階級與其後工業家、企業家及資本家支持市場擴展；土地階級維護過去舊體制與家父長制，勞動階級則尋求超越與未來的方案，建立勞動共同協作組織。土地階級與勞動階級雖然目標不同，卻有維護社會結構的共同取態。階級與整體社會關係形成階級的角色，大多數只顧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都不會成功，甚至不能確保自己的階級利益。
工業革命造成的不是經濟剝削，而是文化環境崩解，在不到半個世紀令英國郊外眾多居民變成流離失所的移民。其社會存在所依的制度遭受致命打擊，結果令他們失去自尊與標準。這場社會與文化災難，卻在經濟學偏見下變成科技進步下的持續改善。這鼓舞了這樣的傳說聲言指，時代的任何錯誤都是因為我們偏離經濟自由主義。作者則反駁指是市場擴展只顧部份人的利益，危害了社會關注所在︰勞動市場競爭打擊了勞力擁有者，也就是人本身；國際自由貿易威脅到依賴自然的農業；金本位制則危及依靠價格相對走向運作的生產組織。
作者其後討論市場與人、自然及生產組織的關係。將勞力抽離生命其他活動並置於市場法則下，摧毀了有機形式生命存在，包括家族、鄰里、專業團體與公會，並置換成原子與個人化的存在。在勞力市場中，工資隨價格下跌，對人而言這代表勞工收入極不穩定、缺乏專業標準、無情並全數遭到推擠並完全取決於市場波動。社會保障的目標是打破這種制度並阻止其出現，確保勞力市場的工資及工作條件與標準規則，能免於人性成為那種販售商品。各種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與工會是為左右勞力流動與工資彈性出現，其作用正是影響在人類勞力下的供需法則。
傳統上土地與勞力密不可分，勞力是生活一部份，土地是自然一部分，生活與自然形成整體。因此土地也與各種社會組織及部落、廟宇、村落、公會與教會聯繫。單一市場則是包括所有生產因素的市場，市場經濟因而社會各種制度附屬在市場機制要求之下。在土地納入市場過程中，首先泥土商業化以調動土地上的封建收入，然後強制生產食物與有機原料以滿足整個國家快速增長的工業人口需要，之後則是擴展這剩餘生產系統至海外，令土地產物用於滿足全球自我調節市場。
十九世紀農業保護主義反動成功在歐洲大陸以傳統情緒推行農業關稅，並穩住歐洲郊區免於走向城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民成為制止勞工階級癱瘓市場的唯一力量，因而受到政府優待，直至城市中低層在法西斯下成為衝鋒隊，令資產階級不再依賴農民，農民的地位就快速下降。大地主則不受這鼓趨勢影響，他們因一戰後農業自足的軍事價值而獲得優勢。作者指法西斯主義崛起原因在於，勞工階級與其公會及政黨可能會摒棄視契約自由與私有產權為絕對的市場規則，令擔憂他們會造成災難的恐懼以法西斯形式爆發。雖然農民與工人對市場經濟都是以保護主義為回應，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與土地連結的歐洲農民傾向與市場系統妥協，勞動階級則不畏於打破規則並徹底挑戰市場經濟。
現代中央銀行本質上是用以保障金錢供應不會破壞商業機構，然而正是這種保障令國際體系加速衰落。商業利潤受價格左右，因此貨幣政策對受利潤驅動的體系相當重要。價格調整需要時間，假如價格水平因貨幣政策而長時間下跌，商業機構就會受週轉不靈威脅，令生產機構崩解及資本大規模摧毀。透過中央處理國內信貸供應，中央銀行可以避免通貨緊縮令商業與就業陷入徹底混亂，並吸收通貨緊縮衝擊將負擔分散到整個國家。在金本位下，銀行正常功能為緩衝黃金流失的即時影響，並減少在商業流通的鈔票數量，方法包括短期貸款、限制信貸、提高銀行利息與公開市場操作。
金本位下匯率成為首要任務，意味著中央銀行政策需由政治體制決定，貨幣政策在政治領域範圍內。其影響有兩面︰在國內，貨幣政策是干預主義的另一形式，經濟階級間互相衝突傾向聚焦於與此相關的金本位與平衡預算上，這在1930年代反民主運動中佔重要地位；在國外，國家貨幣佔絕對重要地位，將國家與國家貨幣聯繫起來，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塑造國內相同的經濟生活經歷，建立起經濟上的國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金本位共同運作。結果在1929年後，各國證實不可能穩定匯率，就突然並急速拋棄金本位制。
1879至1929年各國出現各種引起混亂的裂痕︰國內經濟失業人口上升，國內政治各階級間緊張加劇，國際經濟面對匯率壓力，國際政治各國互相競爭殖民地。任何試圖減少國內失業的措施，不論是提高信貸或赤字預算，在金本位中都會令匯率不穩，並降低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在1780至1880年殖民地被視為舊制度遺物，但在國際貿易速率與數量增加，所有土地組織運用，食品與農業原料可以低價從地球間集體運輸後，就同時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與市場經濟擴張這雙重發展。關稅、工廠法與主動殖民政策成為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以避免失業急升與工業及職位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與心理折磨。保護主義令國內價格調整緩慢，市場需由政治措施回復平衡，但政治與經濟領域卻在制度上分離，令緊張關係持續。最後市場經濟因階級衝突介入而落幕。
作者指社會保障與干預貨幣常常是相同議題 ，1920年代通貨膨脹有重要政治影響。在金本位下工資提升與直接通脹同樣令貨幣受威脅，兩者都可能減少出口並使貨幣貶值。當時政黨以穩定匯率為首要考慮，因而堅持平衡預算，反對提高工資及要求削減社會服務。事實上政府是以自由兌換貨幣之名強烈干預價格，以降低壟斷商品價格、既定工資與租金水平。罷工日益頻繁也反映出，視勞力為商品可在市場找出其價格的荒謬︰假如工人要在市場找出其價格，他們就會在購買者仍未開出可負擔最高價格前拒絕工作，這就意味著工人在市場的主要任務就是罷工。
1930年代政府在強力干預下也未能穩定匯價，最後摒棄金本位制，既保不住自由貨幣兌換又犧牲了自由政府。經歷十年通貨緊縮政策後，現在專權干預做法得到更多支持，削弱原本可抵抗法西斯災難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好戰擁護者恐防工人政黨在緊急情況下也可能跟隨，展開出一場普遍蔓延的恐慌。工人在普選下數量佔優，工業家則掌握所有人的經濟命脈，民主政體與工業系統互相攻訐，政治與經濟系統都陷入癱瘓，恐慌令民眾不惜代價渴求可以提供簡易方法解決的領袖，法西斯解決方案的時機就此來臨。
法西斯解決方案本質上是以工業與政治上所有民主制度為代價改革市場經濟，經濟系統會重新活躍，但同時人民則受再教育成為不自然與無法參與政治的人，這種再教育是以一種政治宗教拒斥任何形式的人類友愛，透過集體改造與以科學方法刑求不馴者達到目標。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建基於無法運作的市場社會中，令其影響遍及全球。它也與歐洲在1920年代兩股趨勢有關︰反對革命與國族主義再興。然而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興起關鍵因素仍是市場系統的狀態︰1917至23年法西斯主義仍未完全發展，政府有時會以它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1924至29年市場系統得以恢復，法西斯主義失去政治力量；1930年後市場經濟陷入全面危機，在數年間法西斯主義成為影響世界的力量。同時間俄國也在世界經濟崩解下出口困難，無法以權宜之計處理國內農業問題，因而被逼走向自給自足之路，並開始推行集體農場。
作者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未結束時談到未來。他認為市場會不再只是自我調節，因為它不會包括勞力、土地與金錢。工資差距仍是經濟系統重要部份，但其他不直接涉及金錢的動機也會受到重視。農地仍會廣泛私有，房產性質會大為轉變，房產所有權不再無限擴張。金錢在當時已不再是市場控制，政府任務是指導投資並規限儲蓄利率。市場會繼續存在，以保障消費者自由、標示需求轉變、影響生產者收入，並成為會計工具，卻不再是經濟自行調節的載體。
在國際關係上，因金本位的強制，十九世紀國際活動由無政府主權與「合理」干預他國事務兩項原則組成，這令各國合作困難，不同國家的人民缺乏相互認識，並對較落後與財政不穩國家的國內發展自由構成威脅。金本位自動機制廢除後，各國政府會發現在國際經濟上有可能共同合作，也可以允許其他國家以自己的傾向形塑國內制度。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出現政府間的合作，以及按國家意願組織國內生活的自由。
關於自由，在制度上規管既會擴張也會限制自由，制度安排視乎自由的得失平衡。自由與和平都需要有意爭取，這兩者受社會能否成功建立國際秩序影響。社會也需要明確建立新的保障來維護個人自由，個體必須能自由遵循其良心行事並免於畏懼權勢，自由社會的特徵是人們有權不表服從。當時未納入權利法案的公民自由也需獲得確認，所有權力機構都要跟從 ，例如在許可條件下不論政治取態、宗教觀、膚色或種族的工作權，以及安全及休閒的權利。
看來矛盾的是，複雜社會是以規限擴張並增強自由，但規限似乎卻與自由本身相對。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自由的意義有質疑之處。自由並不是指一個人可隨心所欲，以自由之名不負責任。沒有社會可以在缺乏權力與強制下出現，權力的作用是確保生存所需的遵從行為，其最終來源是民眾意見。作者總結指，沒有權力的自由不可能在複雜社會出現，只要人認識到其任務是為所有人得到更多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權力與規劃會背向並摧毀他以它們為工具建立的自由。
但後來發展證明權力確實會以建立自由之名摧毀自由，這也是時代的侷限吧。
2016年9月14日 星期三
父酬者
看完了《父酬者》，原書名The Son Also Rises。本書是社會流動性研究，方法是用姓氏(特別是罕見姓氏)追蹤後人整體平均的社會地位。研究發現如書名所說，各社會流動性不高，隔代社會地位頗為穩定。作者認為現時主流研究只追蹤父子兩人的社會地位相關度，除偏向單一方面(如所得、教育或職業)外，也將相當隨機成份納入計算。以家族整體地位分佈來追蹤社會流動，會得出更根本的社會流動率。
本書研究發現不論任何社會與時代，社會流動率都不是很高，代際社會地位相關程度大約在0.75。研究結果也似乎暗示根本社會地位是由父母遺傳而來，先天比後天培養重要，若是如此，則會有幾種影響︰一，世界似乎比想像公平，才能是經濟成功主要來源，而不是繼承優勢；二，大量投資於照顧和教養子女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三，政府干預對改變社會流動性影響不大；四，聯婚可以增加社會流動，因此增加長期社會流動的方法，是以同質文化盡量提高不同社會群體的聯婚率。
作者研究瑞典、美國、中世紀英格蘭與現代英格蘭個別姓氏佔菁英比例，結果發現社會流動率都比現時主流研究低，在不同面向(財富、教育、職業與政治菁英成員比例)測量的社會流動速度相似，而且不同社會比例中地位持續率相似。作者認為主流研究是以不同世代中，社會地位與隨機因素混合得出的外顯個人特徵來計算社會流動性，因而會高估社會流動的速度，如圖所示︰
主流研究計算的是β，但根本社會流動性是b。以如姓氏等群體來計算，則會將隨機因素(ρ)減少，令結果更為接近b。
作者的研究表示家族歷史對代際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代際地位的相關度也與子女數目無關，反映父母投資並不能影響代際地位向平均遞迴。對孟加拉的婆羅門姓氏研究顯示，同族通婚社會幾乎沒有種姓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支持根本社會地位是父母遺傳的說法。
即使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階層看來已徹底改變，姓氏研究也顯示其社會流動率只是稍為增加，社會地位仍然相當持續。台灣姓氏研究反映出流動性看來比其他社會高，這有可能是菁英大量移民至美國的結果。有學耆認為中國社會因索族網絡援助會令其社會流動性較低，但姓氏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日本姓氏研究發現武士與華族姓氏後代佔現代菁英比例仍然很高，而且武士姓氏的持續率比華族高，即是在近期仍是如此，作者未能解釋此差異的原因。韓國與日本一樣是高度同質化社會，但姓氏研究反映兩者與種族更歧異社會的流動率差不多。即使智利在近年經歷各種政治動盪，對社會流動率的影響也很小。
作者總結姓氏研究推論的流動性定律指，白手興家是特例，世代的變化平均而言很小，極富裕者祖先最有可能是中等財富與才華者，極貧窮與缺乏才能者則多半是頗貧窮與沒有才能的子女。換言之，這些家庭在高於或低於社會均數地位已很長時間。
部份群體持續高或低的地位，似乎違反上述流動性定律。但作者指地位分佈一開始可能由揀選機制創造，或群體內高與低地位生育率不同引起。地位建立後，則可藉同族通婚或社會群體揀選來維繫。
從收養子女地位與生父母而不是養父母相關度較高來看，似乎生物遺傳因素對社會地位比後天來得重要。既然如此，作者認為與其無效地推動改變社會流動率政策，不如以重分配方式改變實際結果。作者認為，目前製造高地位子女的競爭，由擁有最佳遺傳潛力者的婚配競爭取代，會令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的社會更有可能存在。
個人意見︰本書在「控制隨機因素」後得出的流動性，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機遇後的姓氏研究結果，以此推論根本社會流動性是遺傳而來，看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套套邏輯。在排除影響社會地位的後天(「隨機」)因素後，自然就只剩下先天因素，先天因素自然大部份來自父母遺傳。此外，遺傳潛力婚配競爭會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似乎也有點過度推論，關鍵字︰優生學、種族滅絕。
本書研究發現不論任何社會與時代，社會流動率都不是很高，代際社會地位相關程度大約在0.75。研究結果也似乎暗示根本社會地位是由父母遺傳而來，先天比後天培養重要，若是如此，則會有幾種影響︰一，世界似乎比想像公平，才能是經濟成功主要來源，而不是繼承優勢；二，大量投資於照顧和教養子女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三，政府干預對改變社會流動性影響不大；四，聯婚可以增加社會流動，因此增加長期社會流動的方法，是以同質文化盡量提高不同社會群體的聯婚率。
作者研究瑞典、美國、中世紀英格蘭與現代英格蘭個別姓氏佔菁英比例，結果發現社會流動率都比現時主流研究低，在不同面向(財富、教育、職業與政治菁英成員比例)測量的社會流動速度相似，而且不同社會比例中地位持續率相似。作者認為主流研究是以不同世代中，社會地位與隨機因素混合得出的外顯個人特徵來計算社會流動性，因而會高估社會流動的速度，如圖所示︰
主流研究計算的是β，但根本社會流動性是b。以如姓氏等群體來計算，則會將隨機因素(ρ)減少，令結果更為接近b。
作者的研究表示家族歷史對代際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代際地位的相關度也與子女數目無關，反映父母投資並不能影響代際地位向平均遞迴。對孟加拉的婆羅門姓氏研究顯示，同族通婚社會幾乎沒有種姓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支持根本社會地位是父母遺傳的說法。
即使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階層看來已徹底改變，姓氏研究也顯示其社會流動率只是稍為增加，社會地位仍然相當持續。台灣姓氏研究反映出流動性看來比其他社會高，這有可能是菁英大量移民至美國的結果。有學耆認為中國社會因索族網絡援助會令其社會流動性較低，但姓氏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日本姓氏研究發現武士與華族姓氏後代佔現代菁英比例仍然很高，而且武士姓氏的持續率比華族高，即是在近期仍是如此，作者未能解釋此差異的原因。韓國與日本一樣是高度同質化社會，但姓氏研究反映兩者與種族更歧異社會的流動率差不多。即使智利在近年經歷各種政治動盪，對社會流動率的影響也很小。
作者總結姓氏研究推論的流動性定律指，白手興家是特例，世代的變化平均而言很小，極富裕者祖先最有可能是中等財富與才華者，極貧窮與缺乏才能者則多半是頗貧窮與沒有才能的子女。換言之，這些家庭在高於或低於社會均數地位已很長時間。
部份群體持續高或低的地位，似乎違反上述流動性定律。但作者指地位分佈一開始可能由揀選機制創造，或群體內高與低地位生育率不同引起。地位建立後，則可藉同族通婚或社會群體揀選來維繫。
從收養子女地位與生父母而不是養父母相關度較高來看，似乎生物遺傳因素對社會地位比後天來得重要。既然如此，作者認為與其無效地推動改變社會流動率政策，不如以重分配方式改變實際結果。作者認為，目前製造高地位子女的競爭，由擁有最佳遺傳潛力者的婚配競爭取代，會令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的社會更有可能存在。
個人意見︰本書在「控制隨機因素」後得出的流動性，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機遇後的姓氏研究結果，以此推論根本社會流動性是遺傳而來，看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套套邏輯。在排除影響社會地位的後天(「隨機」)因素後，自然就只剩下先天因素，先天因素自然大部份來自父母遺傳。此外，遺傳潛力婚配競爭會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似乎也有點過度推論，關鍵字︰優生學、種族滅絕。
2016年9月12日 星期一
Loneliness
看完了Loneliness，講述孤獨會帶來甚麼身心與認知影響。作者研究年輕人發現，平均而言，感覺孤獨的人獨處時間不比其他人長，外觀上與其他人吸引力差不多，高度、體重、年齡、教育與智能也類似，社交能力廣泛而言也不比人差，只是感到孤獨讓人較少機會表現社交技巧。
作者指孤獨有三個面向︰一是先天對社交需求的傾向，有人天生對遭社交排斥很敏感，也有人社交需求較少；二是感到孤立時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也就是各人在孤獨時影響情緒的程度有所不同；三是如何看待他人及預期他人會有甚麼反應，在不開心與感到威脅時這種認知能力會受到影響。故此孤獨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能適當調節、社交生活滿足的人，表現與接收的社交訊號也會與周圍環境更融洽和諧，作者稱這種各人互相影響的現象為co-regulation。
孤獨感是在社會關係不足時，身心與情緒警示我們要作出行動的反應，因此會對各種社交訊號更為敏感。然而這種反應帶有恐懼的感覺，令我們在接受社交訊息的準確程度下降。當我們長期處於孤獨，更為敏感卻較不準確的感受，會令我們更容易悲觀看待社會預期，並阻隔自己免於負面批評及為人拒絕。這種負面循環會令我們更自我防衛、與人保持距離、作出尖酸的行為。這會加強我們對社會預期的悲觀印象，其他人也會遠離自己，令情況更為難過。
處於孤獨會減少自我調節與執行控制的能力，令人較易做出不顧後果的短視行為。孤獨雖然在實驗室中社交表現不比他人差，但在現實中卻因自信不足與自我形象低下而無法適當發揮。
作者指人類傾向以互惠利他行為加強社會聯繫，並在處於孤獨時在生理上感到痛苦，可令我們祖先生存機會更大。自私的基因假如令個體只顧自己就不能繁殖，個體的成功與否需要超越自私並顧及他人，發展成截然不同的社交大腦與社會動物。
心理學家詢問人們「你是誰？」這問題，整理出人們的答案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人們的特質不是由基因命定，在不同情況下人們會有不同表現。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人們有時會感到孤獨，有時不會。
作者提到孤獨並不等於抑鬱，雖然兩者有相關之處，但孤獨較像是缺乏社會聯繫時的警示，以推動人們離開現時狀況，抑鬱則更像是拉力，將人拉向表現低調，以向他人表示自己沒有威脅。
現時找到孤獨影響健康的可能途徑有五，包括︰
人類大腦演化可以三層分類來說明︰最內部的腦幹由爬蟲類到人類都有相似功能，控制基本生命功能如心跳、消化、呼吸；腦部中間則處理更複雜事務如愛與後悔，需要時會與腦幹及腦皮層合作；腦皮層由額葉處理最複雜的問題。這種分層機構令我們有需要時可以迅速以反射動作回應刺激，也可以作出更複雜的深思熟慮、漫遊不同時間想像並作出差別細微的決定。正是腦部這複雜而有時互相矛盾的系統，令人類對社會聯繫感到雀躍，對孤獨感到沮喪。
人類對社交的聯繫需要，也是體內化學運作的一部份。作者指oxytocin這種大腦分泌物會在人們與他人聯繫感到愉快時分泌，oxytocin會降低血壓與壓力荷爾蒙水平，減少壓力反應，鼓勵人們在往後繼續社會交往。
在與他人交流中了解他們如何不需要仔細考量，偵測與解讀他人舉動在神經系統中已有基礎，不需要意識介入。然而孤獨帶來的恐懼會令意識介入這種偵測與解讀，令本來無意識的流暢行動變得不自然。
孤獨使人傾向保護自己免於潛在的社交危機中，較少真心關懷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並長期處於自我中心的偏誤解讀意義中。長期孤獨的人傾向抱有犬儒世界觀，以無數理由辯解為何努力不會有回報，任何人際關係最後都會失敗，以至對他人缺乏同情與接納，最後令他人拒絕與孤獨的人交流，造成自我實現預言。孤獨造成的失調容易令人走向極端，不是缺乏反應被動地承受痛苦，對自己受到不公平不發一言，就是過度反應對小事大吵大鬧。
各國調查指人們在三年內快樂程度改變的因素主要有三︰社交聯繫、家庭收入與年齡。三者增加都會令人更快樂，但家庭收入增加只在一定範圍內令人更快樂，超過後就沒有太大效果。剩下可以由意志改變的，就是社交聯繫。
滿足社交需要比滿足食慾等身體需要不同的是，社交聯繫需要的不是專注於缺乏帶來痛苦，而是要走出去與他人互相交流。作者對如何改變提出幾項建議︰以簡單的行為開始，限定目標，不要事先有過多假設；行動計劃需要與自己的技能、知識、興趣相關；要有現實的預期，避免遭他人趁機利用；決定人際關係中適當的強烈與親密程度；相信人際關係可以互相合作越來越好。
作者再次提到有關孤獨的三項重點︰
最後作者指與他人連結是個人與社會創意與動力的泉源，讓我們更能發揮自己的潛力。
作者指孤獨有三個面向︰一是先天對社交需求的傾向，有人天生對遭社交排斥很敏感，也有人社交需求較少；二是感到孤立時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也就是各人在孤獨時影響情緒的程度有所不同；三是如何看待他人及預期他人會有甚麼反應，在不開心與感到威脅時這種認知能力會受到影響。故此孤獨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能適當調節、社交生活滿足的人，表現與接收的社交訊號也會與周圍環境更融洽和諧，作者稱這種各人互相影響的現象為co-regulation。
孤獨感是在社會關係不足時，身心與情緒警示我們要作出行動的反應，因此會對各種社交訊號更為敏感。然而這種反應帶有恐懼的感覺，令我們在接受社交訊息的準確程度下降。當我們長期處於孤獨，更為敏感卻較不準確的感受，會令我們更容易悲觀看待社會預期，並阻隔自己免於負面批評及為人拒絕。這種負面循環會令我們更自我防衛、與人保持距離、作出尖酸的行為。這會加強我們對社會預期的悲觀印象，其他人也會遠離自己，令情況更為難過。
處於孤獨會減少自我調節與執行控制的能力，令人較易做出不顧後果的短視行為。孤獨雖然在實驗室中社交表現不比他人差，但在現實中卻因自信不足與自我形象低下而無法適當發揮。
作者指人類傾向以互惠利他行為加強社會聯繫，並在處於孤獨時在生理上感到痛苦，可令我們祖先生存機會更大。自私的基因假如令個體只顧自己就不能繁殖，個體的成功與否需要超越自私並顧及他人，發展成截然不同的社交大腦與社會動物。
心理學家詢問人們「你是誰？」這問題，整理出人們的答案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 個人，內在自我，即與他人的個人特徵。
- 社交或人際關係的自我，即與親近的人相處那自己，生活中沒有他人這就不會存在。
- 集體自我，即更廣泛社會身份，在日常生活經驗較少出現，與更大社會團體的聯繫
人們的特質不是由基因命定，在不同情況下人們會有不同表現。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人們有時會感到孤獨，有時不會。
作者提到孤獨並不等於抑鬱，雖然兩者有相關之處，但孤獨較像是缺乏社會聯繫時的警示，以推動人們離開現時狀況，抑鬱則更像是拉力，將人拉向表現低調，以向他人表示自己沒有威脅。
現時找到孤獨影響健康的可能途徑有五，包括︰
- 孤獨令人較易作出不健康行為，尤其是中年人士及老人，如飲酒、偏食、較少出外散步等
- 孤獨在中年後會令人遇上更多壓力事件，可能是因為長期孤獨耗費心神令控制能力減少，令人們更易出錯
- 孤獨令人在解讀日常經驗時偏向負面，也較易以悲觀與逃避態度面對問題
- 孤獨帶來需要回應更多壓力的生理變化，包括壓力荷爾蒙水平較高、持續發炎、改變心血管系統等
- 孤獨使人較難得到休息回復，較難入睡，日間疲勞增加，睡眠質素下降
人類大腦演化可以三層分類來說明︰最內部的腦幹由爬蟲類到人類都有相似功能，控制基本生命功能如心跳、消化、呼吸；腦部中間則處理更複雜事務如愛與後悔，需要時會與腦幹及腦皮層合作；腦皮層由額葉處理最複雜的問題。這種分層機構令我們有需要時可以迅速以反射動作回應刺激，也可以作出更複雜的深思熟慮、漫遊不同時間想像並作出差別細微的決定。正是腦部這複雜而有時互相矛盾的系統，令人類對社會聯繫感到雀躍，對孤獨感到沮喪。
人類對社交的聯繫需要，也是體內化學運作的一部份。作者指oxytocin這種大腦分泌物會在人們與他人聯繫感到愉快時分泌，oxytocin會降低血壓與壓力荷爾蒙水平，減少壓力反應，鼓勵人們在往後繼續社會交往。
在與他人交流中了解他們如何不需要仔細考量，偵測與解讀他人舉動在神經系統中已有基礎，不需要意識介入。然而孤獨帶來的恐懼會令意識介入這種偵測與解讀，令本來無意識的流暢行動變得不自然。
孤獨使人傾向保護自己免於潛在的社交危機中，較少真心關懷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並長期處於自我中心的偏誤解讀意義中。長期孤獨的人傾向抱有犬儒世界觀，以無數理由辯解為何努力不會有回報，任何人際關係最後都會失敗，以至對他人缺乏同情與接納，最後令他人拒絕與孤獨的人交流，造成自我實現預言。孤獨造成的失調容易令人走向極端，不是缺乏反應被動地承受痛苦，對自己受到不公平不發一言，就是過度反應對小事大吵大鬧。
各國調查指人們在三年內快樂程度改變的因素主要有三︰社交聯繫、家庭收入與年齡。三者增加都會令人更快樂，但家庭收入增加只在一定範圍內令人更快樂，超過後就沒有太大效果。剩下可以由意志改變的，就是社交聯繫。
滿足社交需要比滿足食慾等身體需要不同的是，社交聯繫需要的不是專注於缺乏帶來痛苦，而是要走出去與他人互相交流。作者對如何改變提出幾項建議︰以簡單的行為開始，限定目標，不要事先有過多假設；行動計劃需要與自己的技能、知識、興趣相關；要有現實的預期，避免遭他人趁機利用；決定人際關係中適當的強烈與親密程度；相信人際關係可以互相合作越來越好。
作者再次提到有關孤獨的三項重點︰
- 孤獨令人需要更多正面訊號去相信他人
- 孤獨令人傾向批評
- 孤獨可使人消極與逃避行事
最後作者指與他人連結是個人與社會創意與動力的泉源，讓我們更能發揮自己的潛力。
2016年8月5日 星期五
失控的正向思考
看完了《失控的正向思考》，主題是美國近年復興的正向思考如何扭曲現實，並與各種商業團體掛勾。作者患乳癌的經歷，令她遇到許多鼓吹正向思考抗癌的團體與人物，各「生還者」講述自己勇敢抗爭的故事，更極端的是有人指癌症令她們重新認識自己，所以是禮物，應該由衷感激云云。這種態度甚至要求患者一定要正向思考，要努力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任何負面想法都是錯誤，令患者反而覺得自己的感受不受重視。作者指「正向抗癌」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抗癌過程確實是非常痛苦，但強勢的意識形態卻要人們欣然接受不幸，受難時只能怪罪自己。
正向思考要人們遠離「負向者」，為了不被人孤立，就算不快樂現在也要裝出自己是正向的樣子。而且「負向者」有時是帶來現實警告的人，遠離「負向者」就可能會越來越脫離現實，沈醉於自己的想像中。更荒謬的是美國近年正向思考提出「吸引力法則」，以為人們只要很想得到某事物，每天不停在想，現實就會滿足自己的願望。作者指這種說法完全自我中心，也無視其他人也是有獨立意志的個體。
作者認為美國這種正向思考有較久遠的根源，即喀爾文主義，這種教義主張人是否能上天堂是先天命定的，活在世上就只是在不停檢視「心中可恨的根源」，唯有身體與精神不斷地勞動，不無所事事，才不會落入罪惡之中。這種嚴苛的要求深入美國殖民地移民中，令美國人感到憂鬱，並在時代變遷時引起思想上的反抗，即新思想運動。此運動與喀爾文主義對抗，認為神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精神」或「心靈」，無窮無盡，包羅萬有，而人也是宇宙心靈的一部分，所以沒有所謂罪的存在，最多只是有時「不小心出錯」。這後來發展成基督科學教，主張心靈可以克服身體障礙。諷刺的是這種正向思考仍舊要求人們堅決檢視自己，監視自己的內在生活是否負向，這與喀爾文主義有相似之處。
正向思考也帶來收入甚豐的激勵產業，市場出現各種書籍、DVD、演講、課程、商品教導人們如何正向，利益最多的則是企業客戶為員工提供激勵課程。主管與經理也同樣渴求正向思考，令他們在複雜多變與大起大落的商業環境中好過一點。近年美國企業經常裁員，職場沒有安全感，企業則聘請激勵產業來「緩解問題」，鼓吹員工應該欣然接受裁員，因為這是改造自己的機會，並組織剩下來的員工組成團隊，舉辦各種活動加強「團隊精神」。
美國教堂也受到正向思考風潮影響，現時許多巨型教會為了滿足「顧客」需要，將十字架收藏起來，不再宣揚耶穌的教誨或罪惡的危險，反而向信眾宣傳任何事情都可如願以償，只要堅定相信，保持正面態度，神就會為信眾達成任何願望，「因為神是正向的」。教會也變得越來越像企業，教堂以世俗風格設計，提供各種服務與娛樂，甚至根據「市場調查」來決定講道的內容。巨型教會與企業執行長關係密切，也彼此模仿對方的做法，穿上西裝，教人用正向思考，甚至同樣擁護「自由企業制度」。教會與企業最主要的不同是，教會總是很友善，不會有上司要求你做甚麼。信眾會發現自己處於封閉的世界中，四周都說相信自己「能」成功就「會」成功，遇到任何挫折，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理應較為科學的心理學也因正向思考而改變，出現所謂「正向心理學」，將任何正面結果都與樂觀扯上關係。正向心理學家出版大眾書籍、向企業界推銷課程，與其他激勵產業並無二致。作者指正向心理學以毫無根據的方程試圖看起來比較科學，卻對現實證據與客觀性這些科學的基礎視若無睹，例如快樂與健康關係的研究缺乏確定證據，相關也不代表因果。正向心理學也強烈偏向維持現狀，對改變社會制度令社會更快樂沒有興趣，幾乎只重視人們如何調整觀點以改變內在。
美國近年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向思考流行卻能人們相信人人都可以快速致富。作者認為這種態度多少造成二零零八年房價崩盤，因為正向思考鼓勵大家「實現物質渴望」，人們盲目樂觀，過度借貸或二按；金融機構自我感覺良好，忽視風險以求賺取暴利，輕視房價下跌與房貸違約的可能，金融主管隔絕在奢華的世界內，聽不到或不想聽現實的批評；監管機構也是得過且過，結果現實來臨，引發全面衰退與失業。但美夢破滅卻是激勵產業更為蓬勃之時，企業需要激勵產業收拾裁員後的局面，個人則需要激勵產業令自己相信事情還未絕望。
作者最後指，盲目樂觀與盲目悲觀同樣有害，人們需要了解四周，解決現實環境的問題才能保持快樂。作者認為，面對真實威脅時不能只想著自己，要起身行動應對，人們可以從這種努力中獲得快樂。
正向思考要人們遠離「負向者」，為了不被人孤立，就算不快樂現在也要裝出自己是正向的樣子。而且「負向者」有時是帶來現實警告的人，遠離「負向者」就可能會越來越脫離現實，沈醉於自己的想像中。更荒謬的是美國近年正向思考提出「吸引力法則」，以為人們只要很想得到某事物，每天不停在想，現實就會滿足自己的願望。作者指這種說法完全自我中心，也無視其他人也是有獨立意志的個體。
作者認為美國這種正向思考有較久遠的根源，即喀爾文主義，這種教義主張人是否能上天堂是先天命定的，活在世上就只是在不停檢視「心中可恨的根源」，唯有身體與精神不斷地勞動，不無所事事，才不會落入罪惡之中。這種嚴苛的要求深入美國殖民地移民中，令美國人感到憂鬱，並在時代變遷時引起思想上的反抗，即新思想運動。此運動與喀爾文主義對抗，認為神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精神」或「心靈」，無窮無盡，包羅萬有，而人也是宇宙心靈的一部分，所以沒有所謂罪的存在，最多只是有時「不小心出錯」。這後來發展成基督科學教，主張心靈可以克服身體障礙。諷刺的是這種正向思考仍舊要求人們堅決檢視自己，監視自己的內在生活是否負向，這與喀爾文主義有相似之處。
正向思考也帶來收入甚豐的激勵產業，市場出現各種書籍、DVD、演講、課程、商品教導人們如何正向，利益最多的則是企業客戶為員工提供激勵課程。主管與經理也同樣渴求正向思考，令他們在複雜多變與大起大落的商業環境中好過一點。近年美國企業經常裁員，職場沒有安全感，企業則聘請激勵產業來「緩解問題」，鼓吹員工應該欣然接受裁員，因為這是改造自己的機會，並組織剩下來的員工組成團隊，舉辦各種活動加強「團隊精神」。
美國教堂也受到正向思考風潮影響，現時許多巨型教會為了滿足「顧客」需要，將十字架收藏起來，不再宣揚耶穌的教誨或罪惡的危險，反而向信眾宣傳任何事情都可如願以償，只要堅定相信，保持正面態度，神就會為信眾達成任何願望，「因為神是正向的」。教會也變得越來越像企業，教堂以世俗風格設計，提供各種服務與娛樂，甚至根據「市場調查」來決定講道的內容。巨型教會與企業執行長關係密切，也彼此模仿對方的做法，穿上西裝，教人用正向思考，甚至同樣擁護「自由企業制度」。教會與企業最主要的不同是，教會總是很友善，不會有上司要求你做甚麼。信眾會發現自己處於封閉的世界中，四周都說相信自己「能」成功就「會」成功，遇到任何挫折，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理應較為科學的心理學也因正向思考而改變，出現所謂「正向心理學」，將任何正面結果都與樂觀扯上關係。正向心理學家出版大眾書籍、向企業界推銷課程，與其他激勵產業並無二致。作者指正向心理學以毫無根據的方程試圖看起來比較科學，卻對現實證據與客觀性這些科學的基礎視若無睹，例如快樂與健康關係的研究缺乏確定證據，相關也不代表因果。正向心理學也強烈偏向維持現狀，對改變社會制度令社會更快樂沒有興趣，幾乎只重視人們如何調整觀點以改變內在。
美國近年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向思考流行卻能人們相信人人都可以快速致富。作者認為這種態度多少造成二零零八年房價崩盤，因為正向思考鼓勵大家「實現物質渴望」，人們盲目樂觀，過度借貸或二按；金融機構自我感覺良好，忽視風險以求賺取暴利，輕視房價下跌與房貸違約的可能，金融主管隔絕在奢華的世界內，聽不到或不想聽現實的批評；監管機構也是得過且過，結果現實來臨，引發全面衰退與失業。但美夢破滅卻是激勵產業更為蓬勃之時，企業需要激勵產業收拾裁員後的局面，個人則需要激勵產業令自己相信事情還未絕望。
作者最後指，盲目樂觀與盲目悲觀同樣有害，人們需要了解四周，解決現實環境的問題才能保持快樂。作者認為，面對真實威脅時不能只想著自己，要起身行動應對，人們可以從這種努力中獲得快樂。
2016年8月2日 星期二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看完了Halpern的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作者寫本書時在英國首相策略單位(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PMSU)工作，本書是作者在政策研究中各種發現，重點在於經濟以外的社會福祉，如民眾幸福感、人際關係、信任等。
各國研究比較均指出上班交通時間越長，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當資訊有限時，讓我們合作與彼此相處的社會慣例與習俗就十分重要，它們是現代生活的基礎，也是本書主題所在。
民眾是否快樂是社會福祉的重要一員，各國調查反映較快樂的人壽命較長、人際關係較成功、收入較高、生產力也較高，只是過份快樂似乎有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這源來盲目樂觀。幸福感可以指人們覺得自己是否快樂，也可以指人們是否滿足自己的生活。
作者引述研究指出左右幸福感的四項因素︰個性與個人特質、金錢、如何運用工作、娛樂與人際關係的時間及外在環境。個性與個人特質包括先天傾向、健康、教育、宗教信仰、年齡，調查指人們在二十多歲早期與退休後較中年快樂，部份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情緒負擔較大。
收入水平與幸福感非常相關，各國比較顯示，在較貧窮時經濟增長可以較大幅提高幸福感，但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提高的幸福感程度則較小，這現象稱為Easterlin paradox。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隨經濟增長會建立各種制度令社會互信增加，從而大幅提高幸福感，而在高收入國家這些制度已穩固，經濟增長可提升的快樂感就較少。
在時間運用方面，失業會令幸福感大幅降低。投入在自己能力水平內又具挑戰性的活動中會提升幸福感。平均而言，婚姻可提升幸福感數年，之後就會回復婚前水平，當然這視乎婚姻關係的質素與穩定。有研究指長久維繫的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正面與負面意見比例最少為三比一，少於此數則關係難以維持。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可以信任或投入宗教活動，也與幸福感較高相關。
外在環境包括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是否快樂，快樂是可以傳染的。此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然與人為災難、制度及其他人是否可信，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作者從事政策研究，注意到政府應否注重民眾主觀幸福感的正反意見。支持者的論點包括人們支持政府這樣做，因此是民主政策；政策的優先次序可以因而改變，例如不再只重視GDP；部份主觀幸福感相關政策有外溢效果(spillover)，但個人行動不足以達成，例如教育與交通；我們對怎樣令自己幸福有系統地偏誤，令我們作出不是最好的選擇；注重主觀幸福感，可令政策利害權衡的角度更為廣泛。
反對的意見則包括質疑政策應提高何種幸福感，例如是認知上還是感情上；整體幸福感增加可能會帶來不平均分佈；政府是否能夠影響快樂程度與生活滿意度也成疑問，例如在英美兩國兩者多年來都是平穩上升，不見得受政策改變影響。
作者認為主觀幸福感至少可在政策上帶來以下影響︰精神病患處於「主觀幸福感貧窮」，政策上需要得到更多注意；假若有效，應向兒童教導應付情緒的技巧；個人表現評核為本的薪金調整會降低主觀幸福感，在職場上應避免；規管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讓較貧窮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可以令主觀幸福感增加較多；政府應讓民眾更清楚自己的選擇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提供僱員滿足感企業排名讓僱員選擇工作時參考；如果政治上可行，稅制應改為向「壞事」徵稅。
其餘政策建議包括定期量度主觀幸福感；以服務對象主觀感受為公共服務表現評價範圍之一；建立社會資本。至於經濟政策，作者提議支持服務業、鼓勵消費者接受新事物、改善持續教育、消費者資訊與公共服務資訊更流通、推動「關懷經濟」(economy of regard)、積極建立環保政策等。
歐美各國調查指雖然近年整體犯罪率下降，民眾對犯罪的關注反而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民眾雖然認為自己社區治安良好，全國卻不是如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總是認為印象較深刻、較易回憶的事，例如犯罪，發生的頻率也較高；人類天性總是偏向記住與散佈壞消息等。此外，社會互信與對犯罪的恐懼程度成反比，社會互信高的國家對犯罪的恐懼也較低。
關於減少實際犯罪率的方法，作者提到避免令青少年入獄、以防盜手法令犯罪更困難、按藥物流通情況以立法或嚴打方式降低毒品傷害、以青少年活動吸引青少年注意、支援年輕單親母親、家長指導計劃、不一定要重判，但明確而即時的懲罰、獄中更生計劃、加強鄰里聯繫、改變朋輩團體的規範等。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另一關注是移民，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入境移民帶來正面影響，整體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不會減少。然而移民也會帶來社會影響，數據指移民平均犯罪率比一般民眾還要低，但有組織犯罪有一定程度種族分工。移民湧入也短暫會打破當地人日常習慣與規範，並出現種族與可見的少數群體，導致團體偏見、多元社會團體間與團體內互相信任減少、各國價值觀沒有趨同。但作者也指不同團體的個人平等交往，尤其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時，團體間合作與友誼就有機會出現。值得留意的是，同一國家內不同團體的價值觀正在趨同，反映國內存在整合的強大力量。
各國比較的結果也顯示，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並不是由於對入境移民敵意較高引起。然而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敵意確實有上升趨勢，而且社會的態度呈兩極化。由於貧困的人缺乏緩衝保障自己，面對任何干擾或威脅感受都會較強烈，憂慮入境移民帶來的影響，這造成英國國內自由派菁英與貧困者反應截然不同的情況。作者提出幾項有關移民的政策︰邊境管制與身份證制度、在來源國家附近設立入境與難民申請中心、設立入境難民債券令難民在庇護國工作的部份收入只能在離國後回收。
恐怖主義近年也成為歐美各國民眾關注焦點之一。恐怖主義在數字上的威脅不大，死亡率遠比中毒、謀殺、車禍等情況低，對民主政體整體的威脅也甚小，但主觀上恐怖攻擊致命、刻意設計、隨機、戲劇性的特質會深刻媒體與民眾注意。就英國而言，恐怖攻擊者較多是來自某一兩個小社區的第二或三代巴基斯坦裔人，陷入身份危機、缺乏與外界接觸、無法感到自己是社群一員。處於貧困與社會弱勢則與恐怖活動無關。
作者提出的防止恐怖主義政策包括︰鼓勵國內少數族裔團體參與外交政策討論、讓極端份子在公開辯論中發言，由其同伴挑戰與評判這些見解；支持社區成員間建立聯繫；讓「問題」社區成員有更多機會幫助他人，例如義工活動；宣傳國內的海外援助計劃。
在宗教方面，近年西歐國家民眾參與正式宗教場合的次數下降，對宗教方面較吸引的事物(如天堂)比負面元素(如地獄)較有興趣。更信奉十戒的國家對道德比較不寬容。整體而言，西歐國家民眾對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同性戀)較以往寬容，但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通姦)則更為嚴厲。
作者在本書頗為重視社會上的「關懷經濟」，指人們互相幫助、表達情感、照顧與支持他人的行動，重要的是雙方關係，例如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英國的時間預算調查指出，平均而言人們用在關懷經濟的時間比受薪工作多，按保守市價計算的話，關懷經濟的價值估計比「正式」經濟更多。關懷經濟也是正式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例如互贈禮物與向熟悉的人打聽消費資訊。
從大學宿舍設計的研究發現，假如宿舍設計令住客有機會被逼面對不熟悉的人，例如劃一浴室空間，住客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交流。住宅設計有半私人的空間與熟悉的人交流，能夠選擇何時與何人接觸的話，住客對住宅會更為滿意。
現代生活中與陌生人接觸無可避免，而金錢則擠壓了關懷經濟的空間。金錢獎勵稀有的技能，不甚重視人性的技能，例如家務；金錢鼓勵投資要有最大的金錢回報，人們互相競爭，貧窮地區缺乏金錢也窒礙互惠幫助的媒介；金錢有時也會扭曲動機，例如本來是責任的事情，以罰款來維持就變成了好像有價的貨品。
為了令民眾彼此相處得更好，作者提及到可運用一種只能用於關懷經濟的另類貨幣，讓人們為自己的社區服務時可得到其他社區同伴服務為回報。這種另類貨幣規模不能過大，用途有特定限制，以免性質越來越像金錢。另類貨幣相比義工優勢在於強調彼此互惠，減少義工付出後感覺不到他人認同的不快感。歐洲各國研究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付出，比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報更多。作者認為另類貨幣則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互惠，例如用於醫療與社會照顧當中。
在國民身份上， 以往OECD國家基於血統的國民身份認同，近年已轉變為「努力而來的公民身份」(earned citizenship)。然而，全球化增加預期會帶來的各國價值觀趨同卻沒有出現，反而是各國價值觀更為不同，而國內價值觀卻更為整合，這可能反映出國民身份現在多少是「自願」而來的事實。
戰爭方面，當代戰爭大多數是內戰，尤其是在之前爆發過內戰、有種族與宗教分歧、有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未來出現內戰的機會也較高。
總結當代價值觀的政策情況，作者指政府可以更強調責任與權利的關係、推動公民互惠與關懷經濟、建立公民儀式、增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資源、鼓勵民眾與不同文化交流、推動各種美德等。
談到社會流動，作者指績效制(meritocracy)有各種實際與道德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何謂績效。例如天生才智水平較高，並因此有較高生產力，是否就應份得到較高薪酬。社會獎勵人們有較高生產力，還是付出的努力較多？如果家庭出身令一個人處於優勢，又是否理應獲得更多資源？作者指，這反映績效制不一定會比封建階段更為平等。
作者引述英國研究指，絕對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物質水平，所有收入組別近年都較以往高，但相對流動性，即最貧困組別出身的人流向收入較高組別的程度，近年則較以往低。作者指這可能與高等教育擴張有關，因為較富有組別較有可能獲取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變相令貧困組別向上流機會減少。
購買自住房屋也與上一代的財富水平越來越相關，上一代擁有財產或物業，可以用來支付下一代首次置業的首期，與沒有上一代支持的人相比更有機會自置物業。英國2008年的調查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年青人有能力自行自置物業，另外三分一由上一代支持置業，剩下三分一則無力置業。此外，社交與情緒管理等「軟」技能，以及人脈與知識等社會與文化資本，也可以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造成不同出身人士的外在差異。
在應對不平等與公平的問題上，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用各種誘因鼓勵民眾工作、增加房屋供應、向滿十八歲的公民提供一筆資助讓他們就學或創業、鼓勵設立家族基金而不是將遺產交給兒女、減少學校每班人數至15人，並以增值指標評估學校、學校收生應具社會代表性，反映人口特徵、量度與推廣「軟」技能、在不同社群間建立社會資本，如推動鄰里計劃、另類貨幣、青少年義工計劃等、成年公民應有一定時間用於社區服務、支援家庭服務，如證據為本的諮商、家長教育、護士與家庭合作計劃等。
政府有三個面向︰古典式國家(classic state)指的是政府令人民免於暴政威脅；實踐式國家(practical state)提供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協調集體行動；家長式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指導公民行為，幫助公民作出選擇。
關於古典式國家，作者指有人以為英國民眾近年對政治失去信心與興趣，也不再熱衷參與政治，但調查則顯示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信心歷來都頗低，對政治的興趣則向來是中等水平，雖然投票率確實下跌，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卻有增加，例如遊行、聯署、向媒體投稿、消費者行動等。
近年英國民眾對政府的態度與行動改變則有︰政黨黨員數目與政黨認同減少、政治問題的相對重視程度下跌、低收入與社會地位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認為政府角色不再是經濟計劃者，而是經濟成長條件的提供者，如教育。英國民眾投票率在不同社會特徵群體中日趨分化，老年人投票率較年輕人高，教育水平較高投票率較高。政黨黨員數目下跌、離黨與轉黨情況增加、政黨數目上升，但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也普遍上升。
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民眾不願意花太多時間討論政治，政治參與也偏向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但許多重要議題需要公民主動支持與參與才能解決。作者檢視各種投票以外的民主方式，當中瑞士的公民投票模式甚為費時，也不能應對參與人士偏向特定社會特徵的問題，既得利益者組成遊說團體也令公投結果偏向維持現狀。
否決式公投(abrogative referenda)與發起式聯署(trigger powers)符合當代民眾自認為對政治的旁觀者角色，也令政黨有新的角色接觸與說服不同群眾，但同樣未能解決偏向特定社會特徵人士參與的問題。
審議民主的各種方式，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與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理論上可解決代表性問題，並以尊重事實為基礎作出決定，公眾注意也不足，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其結論。在實務上，公民陪審團參與人數少，代表性不足，也容易受個別意見傾向較強的參與者影響。審議式民調與參與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審議論壇則較可能得出經討論後的集體決定。
當審議民主的結果與民眾意見分歧時，政治人物難以決定應該支持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的審議結果，還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對於各種民主機制可能會造成「合法性的競爭」，作者則認為不同民主機制可以是增進整體合法性的新工具，鼓勵民眾間的溝通與對政策的理解。
總結古典式國家的討論，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至16歲或以下、向個人發放公費資助的「參與券」(participatory vouchers)，讓他們選擇支持指定名單內的任何政黨、推動比例代表制反映不同意見轉變、由國會或政府舉辦審議論壇、擴張公民發起聯署的影響力，例如可令國會討論某項議題。
關於實踐式國家，許多公共服務並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促進個人的福祉，例如教育與醫療。作者從英國公共部門改革的經驗中，總結出以下教訓︰錢應用在邊際效應更好的地方，服務指標應以改善程度來評估；讓公民從各種服務中選擇；建立公共服務網絡，培育公共服務的市場；服務對象的主觀滿意度應納入服務考量；在不同政府層面建立目標與優先次序；讓服務對象可以一次過完成申報程序，例如一站式服務或不同部門資料共享。
關於家長式國家，人們總會認為他人的不幸是其個人特質有問題，但自己面對不幸時則希望有其他人提供協助。家長式國家指導民眾行為有兩項支持論點︰政府需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的人，如精神病患者等作出妥善決定；政府介入會令情況更容易得以改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買保險，但失業保險由政府提供會更易處理。
此外，我們也會作出錯誤決定，並對事物存在有系統地偏誤。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我們會用「捷思」來下決定，造成對回憶過去、當下決定、估計未來的錯誤評估。政府需要管規私人推銷行為以免民眾的偏差受到利用，近年也有意見提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偏差指導民眾作更好的決定，作者則指這種做法需要事先向民眾解釋清楚，並在得到民眾許可後才能執行。
作者提到Richard Thaler與Cass Sunstein的自由意志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認為，政策可以通過設計令民眾受惠，但民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參與。方法包括設定預設選項、調整選擇結構、明確展示大多數人的做法、通過具說服力的人推動人們行動等。
至於如何令民眾有能力防備他人利用各種行為學偏差誘導令自己蒙受損失，作者則提議提供資訊與誘因、設立冷靜期、向青少年教育各種心理盲點、「行為契約」等各種承諾方式(commitment devices)避免受到引誘等。
作者在總結列出十項首相未來應該注意的事，包括1. 注重關懷經濟；2. 推動公民與消費者資訊流通；3. 建立環境政策；4. 以有實證基礎的政策應付毒品、犯罪與青少年問題；5. 改革規劃政策，令規劃收益更平均分配；6. 接受行為經濟學；7. 致力減少不平等；8. 權力下放至個體公民與各種民主創新；9. 刺激公共服務創新與多樣；10. 推動由下而上的政府改革。
附錄中，作者總結服務於PMSU的經驗指，成功的政府首長所屬策略組織，需要理解政府的價值觀與公眾關注所在，並以數據與分析為基礎的技術評估支持。
從網絡資料得悉，現在PMSU已因英國政府政黨輪替解散。
各國研究比較均指出上班交通時間越長，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當資訊有限時，讓我們合作與彼此相處的社會慣例與習俗就十分重要，它們是現代生活的基礎，也是本書主題所在。
民眾是否快樂是社會福祉的重要一員，各國調查反映較快樂的人壽命較長、人際關係較成功、收入較高、生產力也較高，只是過份快樂似乎有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這源來盲目樂觀。幸福感可以指人們覺得自己是否快樂，也可以指人們是否滿足自己的生活。
作者引述研究指出左右幸福感的四項因素︰個性與個人特質、金錢、如何運用工作、娛樂與人際關係的時間及外在環境。個性與個人特質包括先天傾向、健康、教育、宗教信仰、年齡，調查指人們在二十多歲早期與退休後較中年快樂，部份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情緒負擔較大。
收入水平與幸福感非常相關，各國比較顯示，在較貧窮時經濟增長可以較大幅提高幸福感，但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提高的幸福感程度則較小，這現象稱為Easterlin paradox。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隨經濟增長會建立各種制度令社會互信增加，從而大幅提高幸福感，而在高收入國家這些制度已穩固，經濟增長可提升的快樂感就較少。
在時間運用方面，失業會令幸福感大幅降低。投入在自己能力水平內又具挑戰性的活動中會提升幸福感。平均而言，婚姻可提升幸福感數年，之後就會回復婚前水平，當然這視乎婚姻關係的質素與穩定。有研究指長久維繫的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正面與負面意見比例最少為三比一，少於此數則關係難以維持。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可以信任或投入宗教活動，也與幸福感較高相關。
外在環境包括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是否快樂，快樂是可以傳染的。此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然與人為災難、制度及其他人是否可信，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作者從事政策研究，注意到政府應否注重民眾主觀幸福感的正反意見。支持者的論點包括人們支持政府這樣做，因此是民主政策；政策的優先次序可以因而改變，例如不再只重視GDP；部份主觀幸福感相關政策有外溢效果(spillover)，但個人行動不足以達成，例如教育與交通；我們對怎樣令自己幸福有系統地偏誤，令我們作出不是最好的選擇；注重主觀幸福感，可令政策利害權衡的角度更為廣泛。
反對的意見則包括質疑政策應提高何種幸福感，例如是認知上還是感情上；整體幸福感增加可能會帶來不平均分佈；政府是否能夠影響快樂程度與生活滿意度也成疑問，例如在英美兩國兩者多年來都是平穩上升，不見得受政策改變影響。
作者認為主觀幸福感至少可在政策上帶來以下影響︰精神病患處於「主觀幸福感貧窮」，政策上需要得到更多注意；假若有效，應向兒童教導應付情緒的技巧；個人表現評核為本的薪金調整會降低主觀幸福感，在職場上應避免；規管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讓較貧窮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可以令主觀幸福感增加較多；政府應讓民眾更清楚自己的選擇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提供僱員滿足感企業排名讓僱員選擇工作時參考；如果政治上可行，稅制應改為向「壞事」徵稅。
其餘政策建議包括定期量度主觀幸福感；以服務對象主觀感受為公共服務表現評價範圍之一；建立社會資本。至於經濟政策，作者提議支持服務業、鼓勵消費者接受新事物、改善持續教育、消費者資訊與公共服務資訊更流通、推動「關懷經濟」(economy of regard)、積極建立環保政策等。
歐美各國調查指雖然近年整體犯罪率下降，民眾對犯罪的關注反而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民眾雖然認為自己社區治安良好，全國卻不是如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總是認為印象較深刻、較易回憶的事，例如犯罪，發生的頻率也較高；人類天性總是偏向記住與散佈壞消息等。此外，社會互信與對犯罪的恐懼程度成反比，社會互信高的國家對犯罪的恐懼也較低。
關於減少實際犯罪率的方法，作者提到避免令青少年入獄、以防盜手法令犯罪更困難、按藥物流通情況以立法或嚴打方式降低毒品傷害、以青少年活動吸引青少年注意、支援年輕單親母親、家長指導計劃、不一定要重判，但明確而即時的懲罰、獄中更生計劃、加強鄰里聯繫、改變朋輩團體的規範等。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另一關注是移民，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入境移民帶來正面影響，整體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不會減少。然而移民也會帶來社會影響，數據指移民平均犯罪率比一般民眾還要低，但有組織犯罪有一定程度種族分工。移民湧入也短暫會打破當地人日常習慣與規範，並出現種族與可見的少數群體，導致團體偏見、多元社會團體間與團體內互相信任減少、各國價值觀沒有趨同。但作者也指不同團體的個人平等交往，尤其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時，團體間合作與友誼就有機會出現。值得留意的是，同一國家內不同團體的價值觀正在趨同，反映國內存在整合的強大力量。
各國比較的結果也顯示，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並不是由於對入境移民敵意較高引起。然而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敵意確實有上升趨勢，而且社會的態度呈兩極化。由於貧困的人缺乏緩衝保障自己，面對任何干擾或威脅感受都會較強烈，憂慮入境移民帶來的影響，這造成英國國內自由派菁英與貧困者反應截然不同的情況。作者提出幾項有關移民的政策︰邊境管制與身份證制度、在來源國家附近設立入境與難民申請中心、設立入境難民債券令難民在庇護國工作的部份收入只能在離國後回收。
恐怖主義近年也成為歐美各國民眾關注焦點之一。恐怖主義在數字上的威脅不大，死亡率遠比中毒、謀殺、車禍等情況低，對民主政體整體的威脅也甚小，但主觀上恐怖攻擊致命、刻意設計、隨機、戲劇性的特質會深刻媒體與民眾注意。就英國而言，恐怖攻擊者較多是來自某一兩個小社區的第二或三代巴基斯坦裔人，陷入身份危機、缺乏與外界接觸、無法感到自己是社群一員。處於貧困與社會弱勢則與恐怖活動無關。
作者提出的防止恐怖主義政策包括︰鼓勵國內少數族裔團體參與外交政策討論、讓極端份子在公開辯論中發言，由其同伴挑戰與評判這些見解；支持社區成員間建立聯繫；讓「問題」社區成員有更多機會幫助他人，例如義工活動；宣傳國內的海外援助計劃。
在宗教方面，近年西歐國家民眾參與正式宗教場合的次數下降，對宗教方面較吸引的事物(如天堂)比負面元素(如地獄)較有興趣。更信奉十戒的國家對道德比較不寬容。整體而言，西歐國家民眾對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同性戀)較以往寬容，但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通姦)則更為嚴厲。
作者在本書頗為重視社會上的「關懷經濟」，指人們互相幫助、表達情感、照顧與支持他人的行動，重要的是雙方關係，例如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英國的時間預算調查指出，平均而言人們用在關懷經濟的時間比受薪工作多，按保守市價計算的話，關懷經濟的價值估計比「正式」經濟更多。關懷經濟也是正式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例如互贈禮物與向熟悉的人打聽消費資訊。
從大學宿舍設計的研究發現，假如宿舍設計令住客有機會被逼面對不熟悉的人，例如劃一浴室空間，住客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交流。住宅設計有半私人的空間與熟悉的人交流，能夠選擇何時與何人接觸的話，住客對住宅會更為滿意。
現代生活中與陌生人接觸無可避免，而金錢則擠壓了關懷經濟的空間。金錢獎勵稀有的技能，不甚重視人性的技能，例如家務；金錢鼓勵投資要有最大的金錢回報，人們互相競爭，貧窮地區缺乏金錢也窒礙互惠幫助的媒介；金錢有時也會扭曲動機，例如本來是責任的事情，以罰款來維持就變成了好像有價的貨品。
為了令民眾彼此相處得更好，作者提及到可運用一種只能用於關懷經濟的另類貨幣，讓人們為自己的社區服務時可得到其他社區同伴服務為回報。這種另類貨幣規模不能過大，用途有特定限制，以免性質越來越像金錢。另類貨幣相比義工優勢在於強調彼此互惠，減少義工付出後感覺不到他人認同的不快感。歐洲各國研究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付出，比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報更多。作者認為另類貨幣則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互惠，例如用於醫療與社會照顧當中。
在國民身份上， 以往OECD國家基於血統的國民身份認同，近年已轉變為「努力而來的公民身份」(earned citizenship)。然而，全球化增加預期會帶來的各國價值觀趨同卻沒有出現，反而是各國價值觀更為不同，而國內價值觀卻更為整合，這可能反映出國民身份現在多少是「自願」而來的事實。
戰爭方面，當代戰爭大多數是內戰，尤其是在之前爆發過內戰、有種族與宗教分歧、有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未來出現內戰的機會也較高。
總結當代價值觀的政策情況，作者指政府可以更強調責任與權利的關係、推動公民互惠與關懷經濟、建立公民儀式、增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資源、鼓勵民眾與不同文化交流、推動各種美德等。
談到社會流動，作者指績效制(meritocracy)有各種實際與道德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何謂績效。例如天生才智水平較高，並因此有較高生產力，是否就應份得到較高薪酬。社會獎勵人們有較高生產力，還是付出的努力較多？如果家庭出身令一個人處於優勢，又是否理應獲得更多資源？作者指，這反映績效制不一定會比封建階段更為平等。
作者引述英國研究指，絕對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物質水平，所有收入組別近年都較以往高，但相對流動性，即最貧困組別出身的人流向收入較高組別的程度，近年則較以往低。作者指這可能與高等教育擴張有關，因為較富有組別較有可能獲取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變相令貧困組別向上流機會減少。
購買自住房屋也與上一代的財富水平越來越相關，上一代擁有財產或物業，可以用來支付下一代首次置業的首期，與沒有上一代支持的人相比更有機會自置物業。英國2008年的調查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年青人有能力自行自置物業，另外三分一由上一代支持置業，剩下三分一則無力置業。此外，社交與情緒管理等「軟」技能，以及人脈與知識等社會與文化資本，也可以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造成不同出身人士的外在差異。
在應對不平等與公平的問題上，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用各種誘因鼓勵民眾工作、增加房屋供應、向滿十八歲的公民提供一筆資助讓他們就學或創業、鼓勵設立家族基金而不是將遺產交給兒女、減少學校每班人數至15人，並以增值指標評估學校、學校收生應具社會代表性，反映人口特徵、量度與推廣「軟」技能、在不同社群間建立社會資本，如推動鄰里計劃、另類貨幣、青少年義工計劃等、成年公民應有一定時間用於社區服務、支援家庭服務，如證據為本的諮商、家長教育、護士與家庭合作計劃等。
政府有三個面向︰古典式國家(classic state)指的是政府令人民免於暴政威脅；實踐式國家(practical state)提供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協調集體行動；家長式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指導公民行為，幫助公民作出選擇。
關於古典式國家，作者指有人以為英國民眾近年對政治失去信心與興趣，也不再熱衷參與政治，但調查則顯示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信心歷來都頗低，對政治的興趣則向來是中等水平，雖然投票率確實下跌，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卻有增加，例如遊行、聯署、向媒體投稿、消費者行動等。
近年英國民眾對政府的態度與行動改變則有︰政黨黨員數目與政黨認同減少、政治問題的相對重視程度下跌、低收入與社會地位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認為政府角色不再是經濟計劃者，而是經濟成長條件的提供者，如教育。英國民眾投票率在不同社會特徵群體中日趨分化，老年人投票率較年輕人高，教育水平較高投票率較高。政黨黨員數目下跌、離黨與轉黨情況增加、政黨數目上升，但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也普遍上升。
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民眾不願意花太多時間討論政治，政治參與也偏向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但許多重要議題需要公民主動支持與參與才能解決。作者檢視各種投票以外的民主方式，當中瑞士的公民投票模式甚為費時，也不能應對參與人士偏向特定社會特徵的問題，既得利益者組成遊說團體也令公投結果偏向維持現狀。
否決式公投(abrogative referenda)與發起式聯署(trigger powers)符合當代民眾自認為對政治的旁觀者角色，也令政黨有新的角色接觸與說服不同群眾，但同樣未能解決偏向特定社會特徵人士參與的問題。
審議民主的各種方式，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與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理論上可解決代表性問題，並以尊重事實為基礎作出決定，公眾注意也不足，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其結論。在實務上，公民陪審團參與人數少，代表性不足，也容易受個別意見傾向較強的參與者影響。審議式民調與參與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審議論壇則較可能得出經討論後的集體決定。
當審議民主的結果與民眾意見分歧時，政治人物難以決定應該支持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的審議結果，還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對於各種民主機制可能會造成「合法性的競爭」，作者則認為不同民主機制可以是增進整體合法性的新工具，鼓勵民眾間的溝通與對政策的理解。
總結古典式國家的討論，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至16歲或以下、向個人發放公費資助的「參與券」(participatory vouchers)，讓他們選擇支持指定名單內的任何政黨、推動比例代表制反映不同意見轉變、由國會或政府舉辦審議論壇、擴張公民發起聯署的影響力，例如可令國會討論某項議題。
關於實踐式國家，許多公共服務並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促進個人的福祉，例如教育與醫療。作者從英國公共部門改革的經驗中，總結出以下教訓︰錢應用在邊際效應更好的地方，服務指標應以改善程度來評估；讓公民從各種服務中選擇；建立公共服務網絡，培育公共服務的市場；服務對象的主觀滿意度應納入服務考量；在不同政府層面建立目標與優先次序；讓服務對象可以一次過完成申報程序，例如一站式服務或不同部門資料共享。
關於家長式國家，人們總會認為他人的不幸是其個人特質有問題，但自己面對不幸時則希望有其他人提供協助。家長式國家指導民眾行為有兩項支持論點︰政府需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的人，如精神病患者等作出妥善決定；政府介入會令情況更容易得以改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買保險，但失業保險由政府提供會更易處理。
此外，我們也會作出錯誤決定，並對事物存在有系統地偏誤。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我們會用「捷思」來下決定，造成對回憶過去、當下決定、估計未來的錯誤評估。政府需要管規私人推銷行為以免民眾的偏差受到利用，近年也有意見提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偏差指導民眾作更好的決定，作者則指這種做法需要事先向民眾解釋清楚，並在得到民眾許可後才能執行。
作者提到Richard Thaler與Cass Sunstein的自由意志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認為，政策可以通過設計令民眾受惠，但民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參與。方法包括設定預設選項、調整選擇結構、明確展示大多數人的做法、通過具說服力的人推動人們行動等。
至於如何令民眾有能力防備他人利用各種行為學偏差誘導令自己蒙受損失，作者則提議提供資訊與誘因、設立冷靜期、向青少年教育各種心理盲點、「行為契約」等各種承諾方式(commitment devices)避免受到引誘等。
作者在總結列出十項首相未來應該注意的事，包括1. 注重關懷經濟；2. 推動公民與消費者資訊流通；3. 建立環境政策；4. 以有實證基礎的政策應付毒品、犯罪與青少年問題；5. 改革規劃政策，令規劃收益更平均分配；6. 接受行為經濟學；7. 致力減少不平等；8. 權力下放至個體公民與各種民主創新；9. 刺激公共服務創新與多樣；10. 推動由下而上的政府改革。
附錄中，作者總結服務於PMSU的經驗指，成功的政府首長所屬策略組織，需要理解政府的價值觀與公眾關注所在，並以數據與分析為基礎的技術評估支持。
從網絡資料得悉，現在PMSU已因英國政府政黨輪替解散。
2016年7月25日 星期一
漫步華爾街
看完了《漫步華爾街》，暢談各種投資與股市現象。作者是弱式效率市場假說支持者，認為計算交易費與稅項後，過去股價資訊不會令任何人長期表現可以打敗大市。作者一開始指出投資與投機的分別，投資是指資產的合理可預期收入與長期增值，包括股利、利息或租金收入，投機則是希望短期獲利，本書討論的是投資。
作者介紹兩種評估資產價值的理論︰磐石理論(firm-foundation theory)認為投資工具有其真實價值，低於真實價值時就是買進時機，反之則賣出；空中樓閣理論(castle-in-the-air theory)則認為股價反映的是大眾的看法，投資需要分析大眾未來的動向，搶在大眾將希望建為空中樓閣前買進獲利。
介紹過歷史上各種泡沫後，作者指出空中樓閣理論雖然能解釋大眾的狂熱，卻沒辦法輕易在事前得悉泡沫的程度與時期。歷史的教訓是，人們不應受引誘浪費金錢在快速致富的投機上，新興產業對社會影響有多大，成長速度有多快，都不是投資的原因，投資的目的在於是否能夠持續獲利。
磐石理論的基本分析主要考慮四項因素︰預料成長率、股利、風險與市場利率。但作者警告讀者基本分析有三個陷阱要特別留意︰目前情況無法證實未來預期，未來總是難以預測；無法從不確定的數字中算出精確數字，預測模型的基礎並不可靠；市場評價快速變動，沒有確定的市場評價指標，雖然多少可以看出過度狂熱的時期。因此，基本分析可以在以下情況出錯︰一，資訊與分析不正確；二，分析師對「價值」的估計不當；三，市場沒有「矯正錯誤」，股價始終未反映出估計的價值。
作者以歷來的股市表現指出，所謂技術分析(圖表派)的論點並不可信，股市並沒有循環週期可言。即使技術分析發現到以往有可獲利的模式，當這一規律廣為人知後，集體行為會令這種效應消失，任何技術策略遲早會自食其果。當中的教訓是，過去的股價不能用以預測未來股價。
基本分析在實務上要面對以下困難︰一，隨機事件大幅影響公司盈餘；二，公司會計程序裝飾損益表；三，分析師能力不足；四，最好的分析師轉任銷售或投資部門；五，投資銀行中研究部門與投資部門有利益衝突，令分析師較難唱淡股票。從績效角度來看，共同基金理應由優秀的分析師與投資經理打理，但其回報率卻比不上指數基金，數字也表明共同基金對市場循環的預測並不正確，在市場低位時持有大量現金，在市場高位時現金反而最少。
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認為，任合公開的資訊都無法令分析師表現更好。作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例外，市場的確會出現狂熱行為，目前市價並不一定最能反映真實價值；消息不一定立即為所有人知道；機構投資者大量買盤可以左右估價；已知消息轉變為股票真實價值的估計也不是所有人都準確。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指出，在各資產相關程度並不完全相同時，分散投資不同資產可令風險減低，即資產價格波動會減少。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則認為分散投資可減少的是非系統風險，例如個別公司的隨機事件；無法消除的風險是系統風險，承擔系統風險應有更高的長期報酬。數字顯示CAPM採用的風險指標beta系數未能反映報酬率，作者認為這表示beta並不是完美的風險指標，多項系統風險均會影響投資報酬，包括利率、通脹、國民所得、匯率、股價淨值、股票規模等。作者提醒讀者風險指標可能對投資有幫助，但不會有完美的風險指標可以解決所有投資問題。
行為財務學指出個別投資人各種不理性行為，包括過度自信、控制權錯覺、代表性捷思、從眾、損失趨避、架構效應、驕傲與後悔情緒等，這些錯誤也會彼此強化，令股價變得不合理。行為財務學也指出以套利行為修正股價的限制，包括套利風險極高、借不到股票賣空、缺乏套利替代品、不同國家法規管制不同等。作者認為行為財務學最有價值的見解包括︰避免從眾行為、避免過度交易、賣虧蝕股不賣賺錢股、提防新上市股、不輕信小道消息與不信任完美的計劃。
行為財務學另一重點是試圖證明市場沒有效率，市場價格有些模式可以預測。作者則以研究數據反對這種主張，指可以預測未來執酬的證據成疑︰它們可能是資料探索的結果，長期是否可靠大有問題；就算可預期報酬關聯確實存在，投資者在扣除交易手續費後也無法獲利；模式也可能只是反映利率變動或小公司風險溢價；即使模式的確不尋常，也可能因投資者爭相採用以失效。作者的意見是，如果地上有100美元鈔票，它們也不會長久在此，人們很快會群起運用這些機會直至機會消失。
本書最後一部份是作者的投資建議，在個人理財方面，作者提出十項建議︰
1. 定期儲蓄
2. 有現金儲備與保險
3. 以貨幣共同基金、定期存款等工具追上通脹
4. 學習如何節稅
5. 認清自己願意承擔的風險，選擇不同投資工具
6. 投資自住房地產
7. 了解各種債券
8. 黃金與收藏品不是很理想的投資工具
9. 留意證券商的佣金水平
10. 分散投資以降低風險
股票報酬受股利報酬率、盈餘成長率與本益比改變影響，債券報酬率則受到期日報酬率與利率影響。作者的估計是未來優質公司債報酬率約5-6%，不付息(美國)國債約4%，(美國)抗通脹債券2%，標普500股價指數報酬率則大約7.5-8%，然而作者也強調未來無法準確預測，以上數字為二十一世紀投資計劃的參考。
作者指投資組合要注意五項規則︰
1. 風險與報酬相關
2. 實際風險視持有期而定，持有時間較長，風險較少
3. 平均成本法理論上可降低風險，但要保留現金在大跌時多買
4. 再平衡資產比例可減低風險，例如這一年股票大升，股票佔投資組合比例會增加，就需要賣掉一些股票維持各資產比例
5. 負擔風險能力視整體財務狀況而定，包括工作收入與負債，切忌將投資與主要收入掛勾，例如不應投資自己工作公司的股票
在人生規劃中，不同年齡應有不同風險的投資組合，年輕時可承受風險較高，股票佔資產比例可較大，到退休後債券與現金比例則可增加。作者建議退休後每年可提取總資產4%作支出，以維持足夠資產應付退休生活。
在投資股市方面，作者推薦讀者投資低收費的指數基金，報酬率比一般共同基金為佳，交易成本較低，相對較能預測與評價。作者認為，投資於更廣泛的指數，例如不同國家市場的指數基金，過去的表現也較理想。
作者指自行投資股票較刺激有趣，但勞心費事，很少人能持續成功。作者提供四項選股規則以降低風險︰
1. 只購買至少持續五年盈餘成長高於平均的股票
2. 不購買股價高於合理真實價值的股票
3. 購買有故事題材的股票
4. 盡可能減少買賣次數，但對表現不佳的股票不必留情
共同基金表現無法事先預測，現在的績效不等於未來的報酬，可以注意的因素只有低收費與低週轉率。折價封閉型共同基金在以往表現不錯，但現在吸引力已大減，新興市場現在仍有折價封閉型基金可選擇，作者認為這種獲利機會經常存在，但很快就會消失。
作者最後重申，分散投資組合與每年再平衡，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投資環境較差時，仍產生令人滿意的報酬，簡單的規則可以做得很好。
作者介紹兩種評估資產價值的理論︰磐石理論(firm-foundation theory)認為投資工具有其真實價值，低於真實價值時就是買進時機，反之則賣出；空中樓閣理論(castle-in-the-air theory)則認為股價反映的是大眾的看法，投資需要分析大眾未來的動向，搶在大眾將希望建為空中樓閣前買進獲利。
介紹過歷史上各種泡沫後，作者指出空中樓閣理論雖然能解釋大眾的狂熱，卻沒辦法輕易在事前得悉泡沫的程度與時期。歷史的教訓是，人們不應受引誘浪費金錢在快速致富的投機上，新興產業對社會影響有多大，成長速度有多快，都不是投資的原因，投資的目的在於是否能夠持續獲利。
磐石理論的基本分析主要考慮四項因素︰預料成長率、股利、風險與市場利率。但作者警告讀者基本分析有三個陷阱要特別留意︰目前情況無法證實未來預期，未來總是難以預測；無法從不確定的數字中算出精確數字，預測模型的基礎並不可靠；市場評價快速變動，沒有確定的市場評價指標，雖然多少可以看出過度狂熱的時期。因此，基本分析可以在以下情況出錯︰一，資訊與分析不正確；二，分析師對「價值」的估計不當；三，市場沒有「矯正錯誤」，股價始終未反映出估計的價值。
作者以歷來的股市表現指出，所謂技術分析(圖表派)的論點並不可信，股市並沒有循環週期可言。即使技術分析發現到以往有可獲利的模式，當這一規律廣為人知後，集體行為會令這種效應消失，任何技術策略遲早會自食其果。當中的教訓是，過去的股價不能用以預測未來股價。
基本分析在實務上要面對以下困難︰一，隨機事件大幅影響公司盈餘；二，公司會計程序裝飾損益表；三，分析師能力不足；四，最好的分析師轉任銷售或投資部門；五，投資銀行中研究部門與投資部門有利益衝突，令分析師較難唱淡股票。從績效角度來看，共同基金理應由優秀的分析師與投資經理打理，但其回報率卻比不上指數基金，數字也表明共同基金對市場循環的預測並不正確，在市場低位時持有大量現金，在市場高位時現金反而最少。
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認為，任合公開的資訊都無法令分析師表現更好。作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例外，市場的確會出現狂熱行為，目前市價並不一定最能反映真實價值；消息不一定立即為所有人知道；機構投資者大量買盤可以左右估價；已知消息轉變為股票真實價值的估計也不是所有人都準確。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指出，在各資產相關程度並不完全相同時，分散投資不同資產可令風險減低，即資產價格波動會減少。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則認為分散投資可減少的是非系統風險，例如個別公司的隨機事件；無法消除的風險是系統風險，承擔系統風險應有更高的長期報酬。數字顯示CAPM採用的風險指標beta系數未能反映報酬率，作者認為這表示beta並不是完美的風險指標，多項系統風險均會影響投資報酬，包括利率、通脹、國民所得、匯率、股價淨值、股票規模等。作者提醒讀者風險指標可能對投資有幫助，但不會有完美的風險指標可以解決所有投資問題。
行為財務學指出個別投資人各種不理性行為，包括過度自信、控制權錯覺、代表性捷思、從眾、損失趨避、架構效應、驕傲與後悔情緒等，這些錯誤也會彼此強化，令股價變得不合理。行為財務學也指出以套利行為修正股價的限制，包括套利風險極高、借不到股票賣空、缺乏套利替代品、不同國家法規管制不同等。作者認為行為財務學最有價值的見解包括︰避免從眾行為、避免過度交易、賣虧蝕股不賣賺錢股、提防新上市股、不輕信小道消息與不信任完美的計劃。
行為財務學另一重點是試圖證明市場沒有效率，市場價格有些模式可以預測。作者則以研究數據反對這種主張，指可以預測未來執酬的證據成疑︰它們可能是資料探索的結果，長期是否可靠大有問題；就算可預期報酬關聯確實存在，投資者在扣除交易手續費後也無法獲利；模式也可能只是反映利率變動或小公司風險溢價；即使模式的確不尋常，也可能因投資者爭相採用以失效。作者的意見是，如果地上有100美元鈔票，它們也不會長久在此，人們很快會群起運用這些機會直至機會消失。
本書最後一部份是作者的投資建議，在個人理財方面，作者提出十項建議︰
1. 定期儲蓄
2. 有現金儲備與保險
3. 以貨幣共同基金、定期存款等工具追上通脹
4. 學習如何節稅
5. 認清自己願意承擔的風險，選擇不同投資工具
6. 投資自住房地產
7. 了解各種債券
8. 黃金與收藏品不是很理想的投資工具
9. 留意證券商的佣金水平
10. 分散投資以降低風險
股票報酬受股利報酬率、盈餘成長率與本益比改變影響，債券報酬率則受到期日報酬率與利率影響。作者的估計是未來優質公司債報酬率約5-6%，不付息(美國)國債約4%，(美國)抗通脹債券2%，標普500股價指數報酬率則大約7.5-8%，然而作者也強調未來無法準確預測，以上數字為二十一世紀投資計劃的參考。
作者指投資組合要注意五項規則︰
1. 風險與報酬相關
2. 實際風險視持有期而定，持有時間較長，風險較少
3. 平均成本法理論上可降低風險，但要保留現金在大跌時多買
4. 再平衡資產比例可減低風險，例如這一年股票大升，股票佔投資組合比例會增加，就需要賣掉一些股票維持各資產比例
5. 負擔風險能力視整體財務狀況而定，包括工作收入與負債，切忌將投資與主要收入掛勾，例如不應投資自己工作公司的股票
在人生規劃中，不同年齡應有不同風險的投資組合，年輕時可承受風險較高，股票佔資產比例可較大，到退休後債券與現金比例則可增加。作者建議退休後每年可提取總資產4%作支出，以維持足夠資產應付退休生活。
在投資股市方面，作者推薦讀者投資低收費的指數基金，報酬率比一般共同基金為佳，交易成本較低，相對較能預測與評價。作者認為，投資於更廣泛的指數，例如不同國家市場的指數基金，過去的表現也較理想。
作者指自行投資股票較刺激有趣，但勞心費事，很少人能持續成功。作者提供四項選股規則以降低風險︰
1. 只購買至少持續五年盈餘成長高於平均的股票
2. 不購買股價高於合理真實價值的股票
3. 購買有故事題材的股票
4. 盡可能減少買賣次數，但對表現不佳的股票不必留情
共同基金表現無法事先預測，現在的績效不等於未來的報酬，可以注意的因素只有低收費與低週轉率。折價封閉型共同基金在以往表現不錯，但現在吸引力已大減，新興市場現在仍有折價封閉型基金可選擇，作者認為這種獲利機會經常存在，但很快就會消失。
作者最後重申，分散投資組合與每年再平衡，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投資環境較差時，仍產生令人滿意的報酬，簡單的規則可以做得很好。
2016年7月18日 星期一
Scarcity
看完了Scarcity，主題是匱乏狀態對人們會有怎樣影響。匱乏在本書是指人們得到的比自己認為應得的少，其影響不只在於物理限制，匱乏心態也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匱乏狀態也會形成心理與行為上的陷阱，令處於匱乏的人不能自拔。
匱乏有短期的好處，就像我們在期限之前，時間不足，就會更專注完成那件事，作者稱之為focus dividend。然而這種專注不是意識能夠控制，當我們處於某種匱乏中，匱乏狀態就會捕獲我們的注意力，對其他事物的注意會減少。這就是作者稱為tunneling的狀態，就像我們處於隧道一樣，只會看到在隧道內的事情，忽視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物。
在匱乏狀態下，人們的思考頻寬(bandwidth)會受干擾而下降。作者指的頻寬包括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解決問題、獲取資訊、邏輯思考等能力——與執行控制力(executive control)——計劃、注意、開始或制止某行動、控制衝動等能力。例如財政匱乏的測試者，在IQ測試中會比沒有睡眠一天的測試者表現更差。匱乏會一致及可預測地降低所有處於匱乏狀態者的頻寬，這種頻寬稅(bandwidth tax)令匱乏者在精神上的資源減少，使人作出不明智的決定，從而令生活進一步變差。
與匱乏相反的是餘裕(slack)，餘裕令人無需考慮取捨(trade-off)與選擇，也不用那麼在意價格。在餘裕狀態下無需左思右想，即使選擇錯誤的代價也比較低，可以看成是一種精神上的奢侈。例如面對消費誘惑時，有餘裕者即使買了沒用的東西也不用太在意，但處於匱乏者買了沒用的東西代價則非常大，不能抵抗誘惑的代價呈累退(regressive)特徵。
作者的研究發現，貧困者對每一元的價值較為敏感，較少出現行為經濟學預期人們會犯的錯誤，可以說他們比較接近經濟學理論那些「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但這種對個別情境的較佳認識卻是由tunneling而來，而tunneling會造成其他負面影響。
匱乏者忙於應對當前的需求，無法考慮到長遠需要，作者稱這種情況為juggling，就像雜耍表演中表演者需不斷將球拋到空中那樣。匱乏者較可能會過度借貸以滿足現在所需，從而落入債務陷阱的循環，或者對未來的醫療費用缺乏計劃。這並不是個人性格缺陷帶來的問題，只要處於匱乏狀態，tunneling就會限制任何人的視野。
忙於處理眼前需要，會令匱乏者陷入「匱乏陷阱」(scarcity trap)無法脫身︰tunneling令匱乏者透支未來度日，運用資源的效率降低，也令他們忽視重要需求；一連串延期導致短期解決方法不斷修改；匱乏者頻寬不足，無法計劃如何走出困境；即使有計劃，也缺乏頻寬執行計劃與抵抗誘惑；沒有餘裕去應對意外衝擊，也無法在可能時建立緩衝。
孤獨與減重面對的匱乏狀態則稍有不同，兩者的問題不是當事人專注力或知識不足，而是專注力過多。孤獨者在社交場合中過份注意自己的表現，反而會緊張起來，有一種窒息(choking)的感覺，無法注意與回應到對方的表現。減重者的問題，則是越去想控制食欲，就越會想進食。匱乏所帶來的額外專注力，在社交與減重上都造成障礙。
其他形式的匱乏，例如時間，多少可以用金錢來減輕，然而貧窮是金錢的匱乏，缺乏金錢意味著缺乏生活中各種商品。貧困者在許多方面都表現不佳，例如沒有定時服藥、農民沒有除草、沒有好好教養子女等。作者以自己的研究指，這並不完全是因為表現不佳令人貧困，而是貧困的匱乏心態導致人們表現不佳。處於匱乏的貧困者思考頻寬遭生活需要佔據，不論記憶、生產力、處理新資訊能力、自我控制與睡眠質素都因而下降，影響他們的決定。貧困者不只缺乏金錢，也缺乏思考頻寬學習新技能與正確行動。
本書最後一部份作者提到匱乏帶來的啟示。面對貧窮問題，認識到貧困者思考頻寬有限，忙於生活，在設計培訓計劃時應更有彈性，讓他們有可能補堂。福利計劃設計需要將誘因帶回當事人的考量中，例如一生的福利限額難以進入參加者想像之中，改為較小但較頻繁的限額會更有效。扶貧計劃經常以教育為手段，卻忽視教育本身要求貧困者已經十分吃緊的思考頻寬，扶貧教育應以實用、直接、易吸收為目標設計。協助貧困者釋放思考頻寬的計劃也值得鼓勵，例如固定收入、短期貸款、自動儲蓄計劃等。
在機構中，思考頻寬餘裕的好處往往遭到忽略。當工作量增加時機構要求員工增加工作時數來回應，卻沒有注意到每名員工的思考頻寬有限，增加的工作時數生產力會下降。令員工有更多餘裕，長遠而言生產力會提升，對機構也有好處。機構的工作時間表也不應過度擠壓，否則當任何一件事出意外，就會連鎖地令機構陷入撲火的情況，在匱乏陷阱中無法脫身。
日常生活中，要迴避tunneling令自己的日程打亂，外來提醒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們也可以利用忽視來為自己作好事，例如預設的儲蓄計劃，可避免薪金到手後再作儲蓄帶來的損失感。假若可行，以一次過行動取代需持續注意的行為，例如以自動繳費取代每月繳費，以增加思考頻寬。現在決定未來需付代價的好事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例如Save More Tomorrow讓僱員現在同意將來加薪時提高儲蓄率，就比到時才決定來得容易。取捨需要運用思考頻寬，在某方面限制自己沒機會取捨可以節省思考頻寬。
我們也需要注意思考頻寬隨不同情境變動，在餘裕時思考頻寬較多，在匱乏時則較少，在思考頻寬較多時下重要決定時會較少錯誤。阻礙也會降低思考頻寬，例如需要填寫複雜的表格會令助學金申請人數減少，減少這些阻礙有助令申請者作正確的決定，例如按政府數據自動填寫部分資料。長限期會令我們在早期計劃不足，浪費時間；一次過給予受補助者一大筆款項也較可能引致浪費，不如定期給予受補助者少量款項，避免浪費造成寬裕—匱乏的循環。受意外衝擊會令準備不足的人陷入匱乏循環，因此，有需要在寬裕時建立緩衝應對衝擊。
作者結論指，匱乏與寬裕的關係似乎非常緊密，下一步要探索的就是寬裕是否與匱乏一樣，不同寬裕狀態有共通邏輯存在。
匱乏有短期的好處，就像我們在期限之前，時間不足，就會更專注完成那件事，作者稱之為focus dividend。然而這種專注不是意識能夠控制，當我們處於某種匱乏中，匱乏狀態就會捕獲我們的注意力，對其他事物的注意會減少。這就是作者稱為tunneling的狀態，就像我們處於隧道一樣，只會看到在隧道內的事情，忽視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物。
在匱乏狀態下，人們的思考頻寬(bandwidth)會受干擾而下降。作者指的頻寬包括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解決問題、獲取資訊、邏輯思考等能力——與執行控制力(executive control)——計劃、注意、開始或制止某行動、控制衝動等能力。例如財政匱乏的測試者，在IQ測試中會比沒有睡眠一天的測試者表現更差。匱乏會一致及可預測地降低所有處於匱乏狀態者的頻寬，這種頻寬稅(bandwidth tax)令匱乏者在精神上的資源減少，使人作出不明智的決定，從而令生活進一步變差。
與匱乏相反的是餘裕(slack)，餘裕令人無需考慮取捨(trade-off)與選擇，也不用那麼在意價格。在餘裕狀態下無需左思右想，即使選擇錯誤的代價也比較低，可以看成是一種精神上的奢侈。例如面對消費誘惑時，有餘裕者即使買了沒用的東西也不用太在意，但處於匱乏者買了沒用的東西代價則非常大，不能抵抗誘惑的代價呈累退(regressive)特徵。
作者的研究發現，貧困者對每一元的價值較為敏感，較少出現行為經濟學預期人們會犯的錯誤，可以說他們比較接近經濟學理論那些「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但這種對個別情境的較佳認識卻是由tunneling而來，而tunneling會造成其他負面影響。
匱乏者忙於應對當前的需求，無法考慮到長遠需要，作者稱這種情況為juggling，就像雜耍表演中表演者需不斷將球拋到空中那樣。匱乏者較可能會過度借貸以滿足現在所需，從而落入債務陷阱的循環，或者對未來的醫療費用缺乏計劃。這並不是個人性格缺陷帶來的問題，只要處於匱乏狀態，tunneling就會限制任何人的視野。
忙於處理眼前需要，會令匱乏者陷入「匱乏陷阱」(scarcity trap)無法脫身︰tunneling令匱乏者透支未來度日，運用資源的效率降低，也令他們忽視重要需求；一連串延期導致短期解決方法不斷修改；匱乏者頻寬不足，無法計劃如何走出困境；即使有計劃，也缺乏頻寬執行計劃與抵抗誘惑；沒有餘裕去應對意外衝擊，也無法在可能時建立緩衝。
孤獨與減重面對的匱乏狀態則稍有不同，兩者的問題不是當事人專注力或知識不足，而是專注力過多。孤獨者在社交場合中過份注意自己的表現，反而會緊張起來，有一種窒息(choking)的感覺，無法注意與回應到對方的表現。減重者的問題，則是越去想控制食欲，就越會想進食。匱乏所帶來的額外專注力，在社交與減重上都造成障礙。
其他形式的匱乏，例如時間，多少可以用金錢來減輕，然而貧窮是金錢的匱乏，缺乏金錢意味著缺乏生活中各種商品。貧困者在許多方面都表現不佳，例如沒有定時服藥、農民沒有除草、沒有好好教養子女等。作者以自己的研究指，這並不完全是因為表現不佳令人貧困，而是貧困的匱乏心態導致人們表現不佳。處於匱乏的貧困者思考頻寬遭生活需要佔據，不論記憶、生產力、處理新資訊能力、自我控制與睡眠質素都因而下降，影響他們的決定。貧困者不只缺乏金錢，也缺乏思考頻寬學習新技能與正確行動。
本書最後一部份作者提到匱乏帶來的啟示。面對貧窮問題，認識到貧困者思考頻寬有限，忙於生活，在設計培訓計劃時應更有彈性，讓他們有可能補堂。福利計劃設計需要將誘因帶回當事人的考量中，例如一生的福利限額難以進入參加者想像之中，改為較小但較頻繁的限額會更有效。扶貧計劃經常以教育為手段，卻忽視教育本身要求貧困者已經十分吃緊的思考頻寬，扶貧教育應以實用、直接、易吸收為目標設計。協助貧困者釋放思考頻寬的計劃也值得鼓勵，例如固定收入、短期貸款、自動儲蓄計劃等。
在機構中，思考頻寬餘裕的好處往往遭到忽略。當工作量增加時機構要求員工增加工作時數來回應，卻沒有注意到每名員工的思考頻寬有限，增加的工作時數生產力會下降。令員工有更多餘裕，長遠而言生產力會提升，對機構也有好處。機構的工作時間表也不應過度擠壓，否則當任何一件事出意外，就會連鎖地令機構陷入撲火的情況，在匱乏陷阱中無法脫身。
日常生活中，要迴避tunneling令自己的日程打亂，外來提醒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們也可以利用忽視來為自己作好事，例如預設的儲蓄計劃，可避免薪金到手後再作儲蓄帶來的損失感。假若可行，以一次過行動取代需持續注意的行為，例如以自動繳費取代每月繳費，以增加思考頻寬。現在決定未來需付代價的好事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例如Save More Tomorrow讓僱員現在同意將來加薪時提高儲蓄率，就比到時才決定來得容易。取捨需要運用思考頻寬，在某方面限制自己沒機會取捨可以節省思考頻寬。
我們也需要注意思考頻寬隨不同情境變動，在餘裕時思考頻寬較多，在匱乏時則較少，在思考頻寬較多時下重要決定時會較少錯誤。阻礙也會降低思考頻寬，例如需要填寫複雜的表格會令助學金申請人數減少，減少這些阻礙有助令申請者作正確的決定，例如按政府數據自動填寫部分資料。長限期會令我們在早期計劃不足，浪費時間；一次過給予受補助者一大筆款項也較可能引致浪費，不如定期給予受補助者少量款項，避免浪費造成寬裕—匱乏的循環。受意外衝擊會令準備不足的人陷入匱乏循環，因此，有需要在寬裕時建立緩衝應對衝擊。
作者結論指，匱乏與寬裕的關係似乎非常緊密，下一步要探索的就是寬裕是否與匱乏一樣，不同寬裕狀態有共通邏輯存在。
2016年7月1日 星期五
House of Debt
看完了House of Debt，主題是家庭債務與經濟衰退的關係，現有金融制度又怎樣令情況惡化那樣。作者引述研究指各國經驗反映出經濟衰退往往發生在家庭債務水平上升之後，債務上升越多，經濟衰退一般就越嚴重。
在房屋市場中，資產價格下跌時，金融制度令風險集中在債務人身上，資產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反映在債務人首期中，待首期已全數損失之後才會是債權人的損失。例如業主購買$100000的房子，首期兩成，即$20000，其餘$80000向銀行借。如果房屋價格下跌20%，業主的首期就會全數損失，但銀行則仍握有值$80000的抵押品——房屋。在這情況中借債的槓桿乘數為5，資產價格變動1%，債務人的本金就會變動5%。因此，在經濟衰退中，較貧困、需要借債的人會在比例上蒙受較多損失，較富有、借貸給別人的人則較有保障，加劇貧富不均的現象。
遇上經濟衰退，債務人也無力還款時，銀行會收回房屋，依法例也需要儘快拍賣房屋出去，即所謂銀主盤。作者引述數據指，銀主盤會加劇資產價格下跌幅度，因為銀行急於脫手會將房屋降價求售，這會令其他買家與估價以拍賣價評估類似房屋的價值，令房價進一步下跌。集中風險、加劇不平等、以拍賣方式壓低樓價，都令債務成為一種反保險(anti-insurance)，在價格下跌時令欠債的業主資產淨值更為減少。
作者以數據指美國經濟衰退在2008年第三季雷曼銀行破產前已開始，2006年住戶投資(新建與重修房屋開支)已下跌，之後消費開支在2008年第三季大幅減少，而商業投資減少則在2008年第四季才開始大幅減少，反映商業投資減少是為了回應家庭開支減少。作者以地理分佈數據分析發現，資產淨值減少較多、家庭負債水平較高的縣消費減少幅度也較大。2000年初科網泡沫打擊的是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指擁有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的影響)較低、較富有的股票投資者，對經濟表現影響較少。這次2006年起的房價崩盤打擊的則是欠債、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令消費大幅下降，整體經濟陷入衰退。
作者以上述的現實建立「槓桿—損失框架」(levered-losses framework)以解釋經濟衰退，當中有借債者與儲蓄者兩種角色，當借債者面對資產淨值下跌要重新建立儲蓄，或者借款難度增加時，就會減少消費。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群體，以及拍賣令資產價格下跌擴大，都會加劇消費減少的程度。
理論上經濟會因應借債者減少消費而調整，例如利率下跌、儲蓄者消費增加、物價下跌與匯率下跌刺激出口，但實際情況中這些調整會遇到阻力︰零利率下限令利率不能再低；價格下跌需要工資下跌，但工資下跌則會令家庭債務負擔增加，無法增加消費；工資下跌幅度不大；人口流動不高；行業轉型需要資源與時間等。整體而言，借債者減少消費會降低經濟需求，令失業率上升，進而令沒有出現資產下跌的地區經濟也受損。
提到2006年起美國房價崩盤的起因，作者以地理數據分析指2002年至2005年信貸增長集中出現在整體信貸評分較低的地區，儘管這些地區的家庭收入並沒有很大增長。信貸評分較低的既有業主也藉信貸寬鬆作二按套現，調查指他們主要將這些額外現金花在消費上。作者指，這種情況與一般投資資產價格上升時不同，住屋不是單純的投資，屋主需要「消費」它，每個人都要找一個地方住。房價上升會令屋主感到更富有，但居住成本則會令他感到更窮，兩相抵銷。
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各國都希望增加美元資產儲備以穩定金融體系。資金湧入美國，有部份進入私人發行的房貸證券交易市場。2002年至2005年私人發行房貸證券數量飆升，與信貸寬鬆時間不謀而合，其關係就在於為滿足「安全的」房貸證券需求，銀行積極製造新貸款，以打包成證券銷售。研究指投資者購買房貸證券時會犯以下錯誤︰低估房貸違約的可能；低估這些違約之間的關聯。尤其是房貸證券再細分回報等級(稱為tranches)時，同時違約帶來的虧損就會遠大於估值。加上貸款審批不嚴、房貸證券發行商隱瞞風險、評級機構忽視潛在風險，令問題證券大行其道。
作者引述Kindleberger的觀察指，資產價格泡沫往往源於信貸供應擴張。債務令樂觀者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增加，悲觀者雖然不相信樂觀者的估價，卻樂意借款給樂觀者購買資產，因為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影響借錢者本金，悲觀者有資產抵押為保障。作者強調在崩盤中人們往往會怪責「不負責任的業主」，但沒有過度進取的銀行借貸行為，就不可能出現資產泡沫與崩盤。借款給他人這種「安全」的感覺，會令債主忽視與借錢者無關的風險，例如房價大幅下跌令抵押品價格低於債務。
有關現時政府對銀行的政策，作者同意政府應避免令銀行擠提造成連鎖反應，但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是救濟，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應向政府這些資金支付利息；沒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損失則應由銀行的長期債主與股東承擔。為避免擠提與保障支付系統，並不需要政府保障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利益。
作者分析經濟衰退的「槓桿—損失框架」認為，政府在衰退時需要救濟的不是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而是讓欠債的家庭重拾消費。作者指，在2006年起美國的經濟大衰退，房貸與債務重組出現各種市場失靈︰微觀而言，包括拍賣導致房價進一步下跌、房貸證券架構令債務重組難以實行、前線服務員缺乏誘因推動債務人重組等；宏觀而言，則有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零息下限、工資水平調整困難、難以移居他處等。
作者認為，如果政府能積極協助債務人重組或寬減債務，經濟衰退的程度可以大為減少，具體可行措施包括政府委員專員協助或法庭頒令(cramdown)債務重組。作者論說這種做法不會造成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因為已有保障行事可以不負責任)，因為房貸債務人沒有操弄借貸系統，房價下跌之大也遠超任何人可以預計。協助債務人重組或減免債務，目的是將損失平均攤分給債權人與債務人。
有關貨幣與財政政策回應經濟衰退的效用，作者評論聯邦儲備局並沒有能力直接影響貨幣流通量，從而帶動通脹令經濟恢復。聯儲局只能透過增加銀行儲備，希望銀行借貸增加令貨幣流通量。問題是在經濟衰退後，銀行在違約率上升後不願意增加貸款，家庭與商業機構則負債度日，貸款不大可能增加，故此增加銀行儲備對刺激通脹效用不大。利息政策則因為債務重組困難，欠債家庭也因為房價大跌，缺乏抵押品更動房貸利率，即使聯儲局的聯邦基金利息大幅降低，欠債家庭也難以受惠。至於通脹預期，聯儲局的一貫角色是打擊通脹，公眾難以相信聯儲局會在通脹維持高水平時不會出手干預，唯有在聯儲局放棄其法定責任時通脹預期才會升溫，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甚低。
至於財政政策，作者認為在衰退中政府增加開支有助經濟，但卻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政府開支不是用在最需要的群體，即欠債家庭身上；增加開支由整體納稅人，而不是對房屋泡沫有責任的債權人負擔；美國以入息而不是財富課稅，也令政府開支負擔可能更多落在收入高但需要錢的家庭，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例如年輕專業人士。當然，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債務重組政策，在美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都難以實施。作者引述自己的研究指，1981至2008年的經驗顯示，出現金融危機的社會政治往往會趨向兩極，美國2006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也不例外。
為在經濟衰退出現前避免債務帶來嚴重問題，作者提議現有的債務契約需變得更有彈性，不再由債務人承擔所有損失，將損失更平均分配給債務雙方。作者建議建立一種「責任共享房貸」(Shared-Responsibility Mortgages)，特點是債權人需保障房價下跌帶來的損失，在跌市時將房貸本金總額相應減少；以此為代價，在房價上升時，債權人可獲得債務人在出售房屋時獲得利潤的5%。作者認為這種房貸透過保證債務人本金佔房屋價值的比例，減少強制拍賣與其帶來連鎖房價下跌的情況。這種房貸也令債權人借錢給債務人時更加謹慎，減少泡沫出現，也令屋主二按套現更加謹慎，因為他們要先付5%資本淨利給原有債權人。
作者提倡這種責任共享模式不只可用於房貸市場，也能應用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現時缺乏彈性的債務契約將風險集中於無力承擔的家庭身上，整個金融體系應採用更多類似股票股本形式的契約，投資者應承擔風險以獲得投資回報，家庭面對個人無法預測的風險應受到保護。
本書引起的反應頗為熱烈，例如在奧巴馬政府任職過的經濟學家Lawrence (Larry) Summers就為政府當時政策辯護，認為當時政府處境艱難，並指政府考慮到債務重組有機會令房貸證券市場全面崩潰、強制重組可能沒完沒了、阻礙必需的強制拍賣與監管上的問題。
在房屋市場中，資產價格下跌時，金融制度令風險集中在債務人身上，資產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反映在債務人首期中，待首期已全數損失之後才會是債權人的損失。例如業主購買$100000的房子，首期兩成，即$20000，其餘$80000向銀行借。如果房屋價格下跌20%，業主的首期就會全數損失，但銀行則仍握有值$80000的抵押品——房屋。在這情況中借債的槓桿乘數為5，資產價格變動1%，債務人的本金就會變動5%。因此，在經濟衰退中，較貧困、需要借債的人會在比例上蒙受較多損失，較富有、借貸給別人的人則較有保障，加劇貧富不均的現象。
遇上經濟衰退，債務人也無力還款時，銀行會收回房屋，依法例也需要儘快拍賣房屋出去，即所謂銀主盤。作者引述數據指，銀主盤會加劇資產價格下跌幅度，因為銀行急於脫手會將房屋降價求售，這會令其他買家與估價以拍賣價評估類似房屋的價值，令房價進一步下跌。集中風險、加劇不平等、以拍賣方式壓低樓價，都令債務成為一種反保險(anti-insurance)，在價格下跌時令欠債的業主資產淨值更為減少。
作者以數據指美國經濟衰退在2008年第三季雷曼銀行破產前已開始，2006年住戶投資(新建與重修房屋開支)已下跌，之後消費開支在2008年第三季大幅減少，而商業投資減少則在2008年第四季才開始大幅減少，反映商業投資減少是為了回應家庭開支減少。作者以地理分佈數據分析發現，資產淨值減少較多、家庭負債水平較高的縣消費減少幅度也較大。2000年初科網泡沫打擊的是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指擁有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的影響)較低、較富有的股票投資者，對經濟表現影響較少。這次2006年起的房價崩盤打擊的則是欠債、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令消費大幅下降，整體經濟陷入衰退。
作者以上述的現實建立「槓桿—損失框架」(levered-losses framework)以解釋經濟衰退，當中有借債者與儲蓄者兩種角色，當借債者面對資產淨值下跌要重新建立儲蓄，或者借款難度增加時，就會減少消費。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群體，以及拍賣令資產價格下跌擴大，都會加劇消費減少的程度。
理論上經濟會因應借債者減少消費而調整，例如利率下跌、儲蓄者消費增加、物價下跌與匯率下跌刺激出口，但實際情況中這些調整會遇到阻力︰零利率下限令利率不能再低；價格下跌需要工資下跌，但工資下跌則會令家庭債務負擔增加，無法增加消費；工資下跌幅度不大；人口流動不高；行業轉型需要資源與時間等。整體而言，借債者減少消費會降低經濟需求，令失業率上升，進而令沒有出現資產下跌的地區經濟也受損。
提到2006年起美國房價崩盤的起因，作者以地理數據分析指2002年至2005年信貸增長集中出現在整體信貸評分較低的地區，儘管這些地區的家庭收入並沒有很大增長。信貸評分較低的既有業主也藉信貸寬鬆作二按套現，調查指他們主要將這些額外現金花在消費上。作者指，這種情況與一般投資資產價格上升時不同，住屋不是單純的投資，屋主需要「消費」它，每個人都要找一個地方住。房價上升會令屋主感到更富有，但居住成本則會令他感到更窮，兩相抵銷。
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各國都希望增加美元資產儲備以穩定金融體系。資金湧入美國，有部份進入私人發行的房貸證券交易市場。2002年至2005年私人發行房貸證券數量飆升，與信貸寬鬆時間不謀而合，其關係就在於為滿足「安全的」房貸證券需求，銀行積極製造新貸款，以打包成證券銷售。研究指投資者購買房貸證券時會犯以下錯誤︰低估房貸違約的可能；低估這些違約之間的關聯。尤其是房貸證券再細分回報等級(稱為tranches)時，同時違約帶來的虧損就會遠大於估值。加上貸款審批不嚴、房貸證券發行商隱瞞風險、評級機構忽視潛在風險，令問題證券大行其道。
作者引述Kindleberger的觀察指，資產價格泡沫往往源於信貸供應擴張。債務令樂觀者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增加，悲觀者雖然不相信樂觀者的估價，卻樂意借款給樂觀者購買資產，因為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影響借錢者本金，悲觀者有資產抵押為保障。作者強調在崩盤中人們往往會怪責「不負責任的業主」，但沒有過度進取的銀行借貸行為，就不可能出現資產泡沫與崩盤。借款給他人這種「安全」的感覺，會令債主忽視與借錢者無關的風險，例如房價大幅下跌令抵押品價格低於債務。
有關現時政府對銀行的政策，作者同意政府應避免令銀行擠提造成連鎖反應，但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是救濟，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應向政府這些資金支付利息；沒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損失則應由銀行的長期債主與股東承擔。為避免擠提與保障支付系統，並不需要政府保障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利益。
作者分析經濟衰退的「槓桿—損失框架」認為，政府在衰退時需要救濟的不是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而是讓欠債的家庭重拾消費。作者指，在2006年起美國的經濟大衰退，房貸與債務重組出現各種市場失靈︰微觀而言，包括拍賣導致房價進一步下跌、房貸證券架構令債務重組難以實行、前線服務員缺乏誘因推動債務人重組等；宏觀而言，則有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零息下限、工資水平調整困難、難以移居他處等。
作者認為，如果政府能積極協助債務人重組或寬減債務，經濟衰退的程度可以大為減少，具體可行措施包括政府委員專員協助或法庭頒令(cramdown)債務重組。作者論說這種做法不會造成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因為已有保障行事可以不負責任)，因為房貸債務人沒有操弄借貸系統，房價下跌之大也遠超任何人可以預計。協助債務人重組或減免債務，目的是將損失平均攤分給債權人與債務人。
有關貨幣與財政政策回應經濟衰退的效用，作者評論聯邦儲備局並沒有能力直接影響貨幣流通量，從而帶動通脹令經濟恢復。聯儲局只能透過增加銀行儲備，希望銀行借貸增加令貨幣流通量。問題是在經濟衰退後，銀行在違約率上升後不願意增加貸款，家庭與商業機構則負債度日，貸款不大可能增加，故此增加銀行儲備對刺激通脹效用不大。利息政策則因為債務重組困難，欠債家庭也因為房價大跌，缺乏抵押品更動房貸利率，即使聯儲局的聯邦基金利息大幅降低，欠債家庭也難以受惠。至於通脹預期，聯儲局的一貫角色是打擊通脹，公眾難以相信聯儲局會在通脹維持高水平時不會出手干預，唯有在聯儲局放棄其法定責任時通脹預期才會升溫，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甚低。
至於財政政策，作者認為在衰退中政府增加開支有助經濟，但卻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政府開支不是用在最需要的群體，即欠債家庭身上；增加開支由整體納稅人，而不是對房屋泡沫有責任的債權人負擔；美國以入息而不是財富課稅，也令政府開支負擔可能更多落在收入高但需要錢的家庭，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例如年輕專業人士。當然，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債務重組政策，在美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都難以實施。作者引述自己的研究指，1981至2008年的經驗顯示，出現金融危機的社會政治往往會趨向兩極，美國2006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也不例外。
為在經濟衰退出現前避免債務帶來嚴重問題，作者提議現有的債務契約需變得更有彈性，不再由債務人承擔所有損失，將損失更平均分配給債務雙方。作者建議建立一種「責任共享房貸」(Shared-Responsibility Mortgages)，特點是債權人需保障房價下跌帶來的損失，在跌市時將房貸本金總額相應減少；以此為代價，在房價上升時，債權人可獲得債務人在出售房屋時獲得利潤的5%。作者認為這種房貸透過保證債務人本金佔房屋價值的比例，減少強制拍賣與其帶來連鎖房價下跌的情況。這種房貸也令債權人借錢給債務人時更加謹慎，減少泡沫出現，也令屋主二按套現更加謹慎，因為他們要先付5%資本淨利給原有債權人。
作者提倡這種責任共享模式不只可用於房貸市場，也能應用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現時缺乏彈性的債務契約將風險集中於無力承擔的家庭身上，整個金融體系應採用更多類似股票股本形式的契約，投資者應承擔風險以獲得投資回報，家庭面對個人無法預測的風險應受到保護。
本書引起的反應頗為熱烈，例如在奧巴馬政府任職過的經濟學家Lawrence (Larry) Summers就為政府當時政策辯護，認為當時政府處境艱難，並指政府考慮到債務重組有機會令房貸證券市場全面崩潰、強制重組可能沒完沒了、阻礙必需的強制拍賣與監管上的問題。
2016年6月22日 星期三
自戀時代
看完了《自戀時代》，主要是以各種例子說明近年美式文化令人日益自戀，引起各種社會變化。作者認為美式文化中鼓勵自尊、自我欣賞的方式近年已令自戀得到讚美，導致攻擊行為、物質主義、對別人缺乏關心與膚淺的價值觀。
自戀者認為自己根本上較他人優越，與別人在情感上缺乏深層連結，為自我欣賞可能會吹噓自己的成就，為達目的會操縱、欺騙別人。心理學家採用的自戀性格量表中，自戀者傾向選擇以下選項︰自己統治世界的話世界會更好、喜歡成為注目焦點、認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過活、喜歡展現自己的身體、認為為許多事物是自己應得的、自認是特別的人、不覺得操控別人有問題、有機會就炫耀自己、喜歡有命令別人的權威等。
作者提出關於自戀的五大迷思︰1. 自戀不是極度自尊，自尊的人會體貼他人，自戀的人則不會；2. 自戀者不是缺乏安全感與自尊低落，他們真心相信自己是特別的人；3. 自戀者不是真的比別人優秀，不論智力、創造力、吸引力都與一般人沒大分別；4. 些許自戀並不健康，會傷害到別人或過度自信造成失敗；5. 自戀不只是虛榮心，也包括強烈認為自己應得許多事物、受羞辱時有強烈攻擊傾向、對親密情感缺乏興趣。
作者指自戀有時會令人更難成功，因為自戀者難以接受批評，無法從錯誤中學習，又缺乏改進的動機，過度自信也會令自戀者不願意用功，卻以為自己已經成功。
自戀是一種延時陷阱，認為自己是成功人物，初期的感覺會很好，但後來虛榮心與自私會將其他人趕走，為了「酷」也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與金錢維持自己風光，無法進步會破壞自己的職業與生涯。
自戀風氣盛行有各種根源，教養子女時強調他們很獨特、過度溺愛、讓他們在未成熟時握有自主權，媒體不斷播放名人、真人秀、廣告的自戀的行為，網絡與社交媒體興起鼓勵每個人推銷自己，寬鬆信貸令人無視負擔能力以消費滿足自己欲望等。
自戀的具體徵狀有對外貌的迷戀，甚至不惜整形或打肉毒桿菌，展露身體更為常見，打扮標準提高也會造成文化壓力影響不自戀的人。自戀的人也帶動了物質主義風氣，令人渴望與崇拜金錢，無止境追求物質享受，也同樣造成文化壓力，令其他人為避免顯得寒酸而增加開銷。
「另類」與「特立獨行」成為一種時尚，一切都應度身訂造，甚至教育亦然。諷刺的是這種獨特觀充滿矛盾，廣告宣稱每個人都應購買一項產品以顯示自己獨特，但任何受歡迎的事物自然就不再獨特。「著重於不同，又不會太不同」。
自戀者在受到冒犯或限制時會帶有攻擊性，並藉由貶低與責怪他人為自己的反社會行為辯護。自戀與社會拒絕兩雙結構是引發攻擊行為的風險因子，作者甚至提出它們與集體槍擊案行兇者為求成名犯罪有關。言語攻擊在自戀者中也很常見，他們認定自己的意見很重要，同時堅決認為別人的意見錯誤或毫不相干。自戀者為求成功並不在乎作弊行為，覺得為了自己違反規則並沒有問題。當作弊做法越來越多，「大家都這麼做」，為免落後連原先不作弊的人也會跟隨這種風氣。
作者稱與自戀者相處就像「巧克力蛋糕」一樣，初時很甜蜜，但長遠而言沒有營養而有害。自戀者會令對方感到刺激，但當對方不再能滿足自戀者的自我，自戀者就會無情對待對方，由始至終只視對方為可替代的花瓶。自戀盛行也會令「約炮」情況更流行，不少青少年不願有親密的情感連結，不談感情只談性，不懂得與別人建立感情關係。
自戀者會認為許多事物都是他們「應得的」，不問耕耘，只求收穫。這種應得權益感會為人際關係帶來衝突，不願意以他人角度思考，難以體諒他人的不幸。在職場上自戀者希望付出少報酬多，為求成功不擇手段，為搶工佔團隊伙伴便宜，認為他人幫助自己是應份，自己卻不會去幫助他人。
美國的宗教也多少受自戀文化影響，宗教變得個人化，部份宗教會鼓勵信眾愛自己，並宣揚「上帝無意創造平凡的你」、「你天生就很優秀」等概念，令信眾可能會過度專注於自己的成功，認為自己很特別。義工服務也變成一種大學入學競賽條件，參與服務目標是自己的發展，或者「我」要促成改變這種牽及個人角色、能獲得讚賞的自我利益。作者評論或許這是自戀現象少數可能的益處之一，而且假如更多人參與助人，就能讓世人認真自戀的膚淺。
作者列出未來促使自戀擴散的五項因素︰社會強調自我欣賞、子女教養強調獨特、名人與媒體鼓吹自戀、網際網絡令自我增強及寬鬆信用，只有信用因為2008年經濟衰退暫時縮減，其餘四項因素仍然持續發展。
作者結論指對治自戀現象需要改變認知，安撫自我意識，學會謙卑，承認與別人的連結與共通之處，也需要改變社會實踐，包括從子女教養與教育、媒體、網際網絡、信用與經濟政策各方面著手。
本書以自戀為核心，似乎試圖將包羅萬有的現象都以自戀現象解釋，有時感覺有點過份概括那樣。
自戀者認為自己根本上較他人優越，與別人在情感上缺乏深層連結，為自我欣賞可能會吹噓自己的成就，為達目的會操縱、欺騙別人。心理學家採用的自戀性格量表中，自戀者傾向選擇以下選項︰自己統治世界的話世界會更好、喜歡成為注目焦點、認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過活、喜歡展現自己的身體、認為為許多事物是自己應得的、自認是特別的人、不覺得操控別人有問題、有機會就炫耀自己、喜歡有命令別人的權威等。
作者提出關於自戀的五大迷思︰1. 自戀不是極度自尊，自尊的人會體貼他人，自戀的人則不會；2. 自戀者不是缺乏安全感與自尊低落，他們真心相信自己是特別的人；3. 自戀者不是真的比別人優秀，不論智力、創造力、吸引力都與一般人沒大分別；4. 些許自戀並不健康，會傷害到別人或過度自信造成失敗；5. 自戀不只是虛榮心，也包括強烈認為自己應得許多事物、受羞辱時有強烈攻擊傾向、對親密情感缺乏興趣。
作者指自戀有時會令人更難成功，因為自戀者難以接受批評，無法從錯誤中學習，又缺乏改進的動機，過度自信也會令自戀者不願意用功，卻以為自己已經成功。
自戀是一種延時陷阱，認為自己是成功人物，初期的感覺會很好，但後來虛榮心與自私會將其他人趕走，為了「酷」也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與金錢維持自己風光，無法進步會破壞自己的職業與生涯。
自戀風氣盛行有各種根源，教養子女時強調他們很獨特、過度溺愛、讓他們在未成熟時握有自主權，媒體不斷播放名人、真人秀、廣告的自戀的行為，網絡與社交媒體興起鼓勵每個人推銷自己，寬鬆信貸令人無視負擔能力以消費滿足自己欲望等。
自戀的具體徵狀有對外貌的迷戀，甚至不惜整形或打肉毒桿菌，展露身體更為常見，打扮標準提高也會造成文化壓力影響不自戀的人。自戀的人也帶動了物質主義風氣，令人渴望與崇拜金錢，無止境追求物質享受，也同樣造成文化壓力，令其他人為避免顯得寒酸而增加開銷。
「另類」與「特立獨行」成為一種時尚，一切都應度身訂造，甚至教育亦然。諷刺的是這種獨特觀充滿矛盾，廣告宣稱每個人都應購買一項產品以顯示自己獨特，但任何受歡迎的事物自然就不再獨特。「著重於不同，又不會太不同」。
自戀者在受到冒犯或限制時會帶有攻擊性，並藉由貶低與責怪他人為自己的反社會行為辯護。自戀與社會拒絕兩雙結構是引發攻擊行為的風險因子，作者甚至提出它們與集體槍擊案行兇者為求成名犯罪有關。言語攻擊在自戀者中也很常見，他們認定自己的意見很重要，同時堅決認為別人的意見錯誤或毫不相干。自戀者為求成功並不在乎作弊行為，覺得為了自己違反規則並沒有問題。當作弊做法越來越多，「大家都這麼做」，為免落後連原先不作弊的人也會跟隨這種風氣。
作者稱與自戀者相處就像「巧克力蛋糕」一樣，初時很甜蜜，但長遠而言沒有營養而有害。自戀者會令對方感到刺激，但當對方不再能滿足自戀者的自我，自戀者就會無情對待對方，由始至終只視對方為可替代的花瓶。自戀盛行也會令「約炮」情況更流行，不少青少年不願有親密的情感連結，不談感情只談性，不懂得與別人建立感情關係。
自戀者會認為許多事物都是他們「應得的」，不問耕耘，只求收穫。這種應得權益感會為人際關係帶來衝突，不願意以他人角度思考，難以體諒他人的不幸。在職場上自戀者希望付出少報酬多，為求成功不擇手段，為搶工佔團隊伙伴便宜，認為他人幫助自己是應份，自己卻不會去幫助他人。
美國的宗教也多少受自戀文化影響，宗教變得個人化，部份宗教會鼓勵信眾愛自己，並宣揚「上帝無意創造平凡的你」、「你天生就很優秀」等概念，令信眾可能會過度專注於自己的成功，認為自己很特別。義工服務也變成一種大學入學競賽條件，參與服務目標是自己的發展，或者「我」要促成改變這種牽及個人角色、能獲得讚賞的自我利益。作者評論或許這是自戀現象少數可能的益處之一，而且假如更多人參與助人，就能讓世人認真自戀的膚淺。
作者列出未來促使自戀擴散的五項因素︰社會強調自我欣賞、子女教養強調獨特、名人與媒體鼓吹自戀、網際網絡令自我增強及寬鬆信用，只有信用因為2008年經濟衰退暫時縮減，其餘四項因素仍然持續發展。
作者結論指對治自戀現象需要改變認知，安撫自我意識，學會謙卑，承認與別人的連結與共通之處，也需要改變社會實踐，包括從子女教養與教育、媒體、網際網絡、信用與經濟政策各方面著手。
本書以自戀為核心，似乎試圖將包羅萬有的現象都以自戀現象解釋，有時感覺有點過份概括那樣。
2016年6月16日 星期四
審議民主
看完了《審議民主》，是本論文集，比較偏理論，與之前的《審議民主指南》不同。
Jon Elster在導論中指本書作者都同意，審議民主中受影響全部人或其代表都應參與集體決策，並由相信理性與公平價值的參與者透過爭論以作決策。但各作者對審議民主的詮釋也有不同︰可以是結果、過程或背景。
Diego Gambetta的論文討論妨礙審議一種文化特質，以西班牙語Claro為名，意思是「道理顯而易見」、「我早就知道」。Gambetta認為審議的好處是鼓勵顧及整體的決策(帕雷托較優)、保護弱勢團體、促成決定得到更大共識、產生更有正當性的決定；審議的風險則是會受演說能力較佳的人所騙與鼓勵從眾。
Claro文化認為知識是一整體，對某件事無知就是對整體無知。這種特質令討論較多出現強烈的見解，沒有懷疑與解釋空間，對每件事都有看法，並且不會多花時間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在這種文化中大家彼此喧鬧，不大可能聆聽對方論點及受說服。Gambetta認為以這種知識信念主導的社會將出現以下現象︰
1. 社會較難累積知識，因為建設性對話很少，而且所有人都宣稱自己是最早有正確的人，由於擔心想法遭人盜用不願意分享觀點
2. 不願意公開說出自己意見造成政治冷漠的人較多
3. 公開發表意見者中較多好鬥、衝動、固執與盛氣凌人的人
4. 怒氣爆發的情況令政治更為不穩
5. 擁有專業知識者面臨很大壓力，可能吸引較多擁有第3點那些特質的人
6. 對好鬥與固執己見的規範較弱，自尊壓過理性
7. 參與公共生活的團體較常出現第6點那些現象，Gambetta預期這些團體會有較多中產階級、男性、年輕人
8. 知識份子會評論任何事，即使在行外事務上其觀點與一般人水平無異
9. 容易說出草率或錯誤的想法
10. 為保持聲譽會堅持已說出的錯誤想法
11. 修辭比爭論更有可能成功
12. 政治人物以議價取代原則
13. 政治平等會令每個人更堅持己見
14. 傾向威權政治，偏好以足以把秩序強加在混亂政治體系的權威或強人
Gambetta描繪Claro人的討論情況如下︰
科拉羅之類的人很容易生氣，因為他們認為事情應該可以更簡單。他們的偏好主要關心的是觀點勝利——如廣泛、複雜、動態、符合現實、整體性、反映脈絡、幾乎什麼都可以——只要找到一個可以發揮的地方。他們樂觀地認為只要一拳就可以擊倒對方，因此他們忍不住要挑起戰爭(p. 55)
James D. Fearon的論文則談討「先討論後投票」與「不討論只投票」的差異，他提出先討論之目的有六︰
1. 揭露私人資訊，包括偏好程序強弱，不同選擇造成不同結果的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
2. 降低或克服有限理性的影響，對方或會想到自己沒想到的可能，或者雙方討論後或會出現一個人想不到的可能，即使在各方利益衝突時也能有這種改變。
3. 迫使或鼓勵一種證明自己的需求與主張合理的特定方法，公開討論時參與者為免自己看起來很自私，較不會提出或支持完全自私自利的提案，並需要以具公共精神的說詞說服他人。
4. 使最終的選擇在團體成員眼中具有合法性，以促進團體凝聚力或改善決策的執行，Fearon指這需要討論能增進共識且在文化脈絡下人們認為公平過程是大家都有機會表現自己的看法。
5. 改善參與者的道德與知識素質，但Fearon指與第4點一樣，這只是支持審議的附帶理由，主要理由是產生較佳的決定(第1、2、3點)。
6. 做「正確的事」(不論討論結果為何)，集體討論可令投票輸家明白當中的理由，確保大家把最終的結果視為合理；人類愛好參與的基本性格，也令更多人參與研究比較方案過程更具正當性。
Fearon最後指未來有兩項議題需要討論︰1. 針對大批民眾如何進行討論，形成制度架構，討論如何進行；2. 選舉對議員討論的影響。
Gerry Mackie的論文主要是反駁人們會說謊，所以民主沒有意義的說法。Mackie認為即使每一張選票分開來看時，可能無法知道他人的信念與願望，但在選票聚集起來，針對相同議題一系列投票會累積足夠資料，讓大家從中推斷潛在偏好。加上公開討論就會有更多資料，即使有人可能會失實陳述自己的願望與偏好，內容也要足夠真實讓他人理解。個人整體生活經驗也可以提供額外資訊與原則，加總起來就有辦法對他人想要甚麼與知道甚麼有可靠判斷。遊說者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試圖誤導議員投票，但他們的交往不只一次。只要有一次證明遊說者是騙子，議員就會知道遊說者心懷不軌，不會再信任他的說詞。
Jon Elster的論文以1776年後現代憲法制憲會議為例解釋審議的角色。Elster指審議環境規範參與者赤裸裸訴諸個人利益與威脅手法，只能以公共利益與警告支持自己。提案會受修正及掩飾，個人利益與偏見經公共利益修飾後會與自己的想法稍有不同，這是不完美限制(the imperfection constraint)；提出較公正的論點後，演說者也較難因論點與自己的利益與偏見不同改變立場，這是一致性限制(consistency constraint)。以警告取代威脅則會面臨可能性限制(plausibility constraint)，也就是確實的威脅行動會變成僅僅是其中一種可能情況。
Elster也指出影響溝通(比較多爭辯還是議價)的各種因素︰
規模——人數少時會出現議價，人數很多則會爭辯。大規模議會不可能出現和諧而有系統的論證，辯論會受少數有演說技巧與魅力者主導，影響決定的是熱情而非理性。以隨機分派的小組審議則較可能出現實質內容，煽動的機會較小，每位演說者發言較多，隨機組成也減輕利益與熱情支配團體的可能。以專責委員會審議技術品質會比小組更高，但成員較少採取公正的態度，更多時候是在議價。
公開性——閉門會議令參與者無需堅持自己立場以表現前後一致，在了解各種觀點後改變意見，促進審議品質，但也較可能令議會型態走向沒有原則的議價。公開會議的聽眾令演說者用以合理說詞包裝個人利益，並以熱情而非公正的言語發言，這是Elster所稱「偽善的教化力量」(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然而公開會議也會令演說者較難為合理反對意見改變自己想法，大量聽眾也會令口才影響辯論，聽眾將意志強加於民主代表身上也可能會扭曲民主程序。
武力——武力使用或威脅會左右議會決定，包括軍隊、暗殺與毆打、民眾武力等。
利益——個人、團體與制度都在爭取自己的利益。
Elster認為理想的制憲會議程序設計包括︰憲法由特別議會而非一般法立法組織制訂；受憲法制約之機構不應參與制憲，如行政、司法部門與軍隊；制憲須包括秘密(委員會討論)與公開(全體大會)會議；制憲會議選舉須採行比例代表制而非簡單多數決；制憲會議不應在首都或主要城市召開，軍隊亦不應駐紮在開會地點附近；憲法應交由民眾公民投票通過；憲法應在一段時間後才實施，以確保制憲者為長遠利益著想。
Susan C. Stokes的論文探討審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自利者介入公開辯論誤導民眾，民眾據此遊說議員投票；以及政治人物因民眾虛假的偏好行動。這些情況可能會以下述因果順序出現︰
政府提出A政策→反對派與公民默認→特殊利益進行訊息傳遞→媒體報導民眾反對A政策→反對派相信媒體，站出來反對A政策→公民反對A政策→A政策胎死腹中
公開溝通不僅會改變偏好，也會改變認同，給予機會菁英有目的地塑造認同，構成一種世界如何運作的信念以及自己對他人的包容程度。例如自由派觀點認為隔代貧窮會導致貧窮問題不斷延續，保守派則認為窮人不仰賴福利才學會自食其力。
Stokes的建議是如果菁英會塑造公民偏好，公民需要廣泛政治光譜立場不同的政黨提供選擇機會；媒體會為利益與政治扭曲人民想法，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則減低從眾心理影響，並鼓勵不同想法的分析；缺乏資源的公民團體應有更多權力，與特殊利益團體在公共審議場合更有效競爭；為商會及遊說者訂定規則，讓民眾與政治人物知道自己聽到的觀點從何而來。
Adam Przeworski的論文討論審議可能會使人民堅持不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信念，反而受「意識形態的宰制」。Przeworski指個人對政策帶來的結果有兩種信念︰技術的信念，即政策與政策後果之間因果關係的模式；均衡的信念，即對於他人信念所把持的信念。
技術信念很難操縱，個人經驗是判斷技術的信念有效與否的獨立來源之一。但均衡的信念是內生的，只有當均衡的信念為大家共享，而且個人對其他人的信念所直接掌握的知識有限時才會出現。如果信念支持一個佩雷托次佳的均衡，即使個別行動者知道如此，也沒有辦法擺脫。例如一名考慮調高收費的牙醫預期他人不會漲價，那麼他漲價就會失去客人，如果預期實現就會出現良性非通膨均衡，價格不會大幅提高。但如果大家均衡的信念是其他人會漲價，那個別行動者就會困在均衡中︰大家都在漲價，但大家的市佔率不會改變，造成惡性通膨均衡，對集體來說是次佳的結果。
Przeworski也指出均衡信念較有機會受到企業的利益操控，因為私人控制投資決策令企業控制社會未來，企業在衡量每個人各自利益佔優勢；個人只能透過大眾媒體傳遞消息，受限於金錢與教育，協調信念的機會分配不均；個人不知道別人想甚麼，也不確定要相信甚麼與甚麼人，要以解說體系來評估各種衝突說法是否可信。
James Johnson的論文提出幾項審議倡議者論證不足的問題︰非審議程序如投票的問題、在審議決策各觀點強加限制是否合法、及參與審議的政黨用來說服或勸服對方的機制為何。
審議倡議者指投票這種集合機制限制了選擇的範圍，但Johnson提到審議也往往限制參與審議者的行為或得以進入審議的議題範圍，而且審議也尚未建立一套說詞說明，審議制度怎樣從一般定義的「理性」論證中衍生出規範性力量。
Johnson指政治討論經常包括在非常根本甚至存在(existential)的層次上挑戰對手，爭辯各方的目標是挑戰彼此的世界觀。政治討論中參與者容易以偏見、意識形態與個人利益挑戰受指控者，民主審議的準則也將情緒與公民不服從排除在外，這會令羅爾斯的理性討論準則面臨問題。審議也試圖限定在議題「合理」範圍之內的主張與觀點，但這種排除法令審議在如墮胎這種多元主義帶來的逼切議題上，顯得特別無能為力。
審議倡議者認為審議可令各方採取「合理的」承諾或提出「合理的」主張，但要區分真誠有原則的演說者與受策略原因影響的演說者相當困難，「偽善的教化力量」則不會產生「理性的同意」，反而會帶來空洞、規範上可疑的從眾。哈伯瑪斯所說的溝通理性與言語溝通互動運作的有效主張(真相、規範正確、誠心誠意)，也沒有好好定義溝通理性與策略行動的差異。
Johnson總結審議需要面對的挑戰︰
Joshua Cohen的論文題目較廣，主題是民主與自由。Cohen以審議角度看待民主，將民主定義為一種社會與制度安排的框架，能夠提供表演意見、結社與參與更好的環境，加速平等公民間自由論理，確保公民討論時自由而平等；透過定期競爭性選舉、公開條款與立法監督，建立一套確保政治權力回應與問責的框架，將公共權力來源與行使權力結合到公開論理之上。
合理多元主義(reasonable pluralism)是指理性人會因生命哲學或不相容，促使他們要求實踐理性運作的有利條件。實踐理性的真誠努力並不會匯聚成一套特定生命哲學，但理性的人可以理解。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與道德自由採取的規範不能由集體決定。
公民在民主社會中是平等的道德個體，在共有的公共制度中表達政治觀點，並能夠包容各種生命哲學所取得的觀點與自我概念。審議令偏好改變是因為人們透過實踐論理，瞭解自己目前的偏好欠缺適當解釋，無法得到適當理由支持。
Cass R. Sunstein的論文討論審議健康風險權衡的困難。他指出風險管控可能會透過各種機制增加整體風險，而這些機制有點複雜，因此回應這些機制的集體判斷或許無法奏效。管控禁令可能因替代品的附加風險增加而造成健康風險；管制可能會製造而目標風險相似或無法區分的補償風險；管制可能令社會喪失或放棄機會利益，保護一些人，卻令另一些人受損；管制物質可能會同時帶來健康利益與健康風險；管制某項風險可能會帶來新風險，令風險重新分配而不是降低風險。
健康得失權衡無法簡單以市場估算為替代品，選擇總是依脈絡而定，某脈絡的選擇不一定能推斷出另一脈絡的其他選擇。Sunstein建議現代政府應更為重視風險管制可能造成風險增加，從法律與基本原則來看，風險需要衡量，但不能以單一量尺衡量。重新設計制度，確保風險衡量透過更民主審議我方式執行。政府部門有權進行風險得失權衡，也應更常行使這權力。法庭可以協調與鼓勵政府部門更努力降低整體風險。國會應要求政府部門在能力範圍內考慮所有風險。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則應審查風險管控的過程，證明相關部門不會有眼光狹隘的問題。
Roberto Gargarella的論文探討政治體系如何作出公平的政治決定。他將公平定義為「完全代表加上審議」。審議令決策者得知其他人的利益與偏好、逼使每個人修正其論點以為他人接受、教育人民採取公平行動、提供資訊與視野協助人們清晰了解自己的立場。完全代表在知識論上令人了解其他人的利益，並透過個人反思面對難題、動機上可強逼我們尊重他人主張、信任上各團體也認為有代表為自己的利益發言。
完全代表的概念在當代社會與十八世妃時已大為不同，當代社會的特色是多元性，我們看到的是各少數群體造成變動聯盟，而不是清楚劃分為兩個團體的社會；人們自身以及各個團體的特質也有各種差異，無法只靠一人代表其利益。因此，代議體系似乎無法納入受決策影響者的所有觀點，也沒有理由相信掌權者有動機把一般民眾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益加以保護。Gargarella也對「回溯性評斷」(retrospective judgment)——政治代表不想未來落選不會激怒選民——表示懷疑，因政治代表接受長期委任，選舉之間不受大眾控制，大部份時間很自由；定期投票無法令人民有機會分辨代表表現好壞，尤其是代表數量龐大，其行動又不太公開。
Gargarella為體制如何完全代表整個社會提出幾項想法︰研究國會外的政治制度化、改善國會內容政治代表性、盡力將少數團體成員納入司法體系、對少數團體的觀點更加敏銳。Gargarella認為單靠改善審議不足以促進決策過程公平，我們需要知道是誰在審議，也應擔心大部分人是否被安排在審議的外緣。
Jon Elster在導論中指本書作者都同意，審議民主中受影響全部人或其代表都應參與集體決策，並由相信理性與公平價值的參與者透過爭論以作決策。但各作者對審議民主的詮釋也有不同︰可以是結果、過程或背景。
Diego Gambetta的論文討論妨礙審議一種文化特質，以西班牙語Claro為名，意思是「道理顯而易見」、「我早就知道」。Gambetta認為審議的好處是鼓勵顧及整體的決策(帕雷托較優)、保護弱勢團體、促成決定得到更大共識、產生更有正當性的決定；審議的風險則是會受演說能力較佳的人所騙與鼓勵從眾。
Claro文化認為知識是一整體，對某件事無知就是對整體無知。這種特質令討論較多出現強烈的見解，沒有懷疑與解釋空間，對每件事都有看法，並且不會多花時間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在這種文化中大家彼此喧鬧，不大可能聆聽對方論點及受說服。Gambetta認為以這種知識信念主導的社會將出現以下現象︰
1. 社會較難累積知識，因為建設性對話很少，而且所有人都宣稱自己是最早有正確的人，由於擔心想法遭人盜用不願意分享觀點
2. 不願意公開說出自己意見造成政治冷漠的人較多
3. 公開發表意見者中較多好鬥、衝動、固執與盛氣凌人的人
4. 怒氣爆發的情況令政治更為不穩
5. 擁有專業知識者面臨很大壓力，可能吸引較多擁有第3點那些特質的人
6. 對好鬥與固執己見的規範較弱，自尊壓過理性
7. 參與公共生活的團體較常出現第6點那些現象，Gambetta預期這些團體會有較多中產階級、男性、年輕人
8. 知識份子會評論任何事，即使在行外事務上其觀點與一般人水平無異
9. 容易說出草率或錯誤的想法
10. 為保持聲譽會堅持已說出的錯誤想法
11. 修辭比爭論更有可能成功
12. 政治人物以議價取代原則
13. 政治平等會令每個人更堅持己見
14. 傾向威權政治，偏好以足以把秩序強加在混亂政治體系的權威或強人
Gambetta描繪Claro人的討論情況如下︰
科拉羅之類的人很容易生氣，因為他們認為事情應該可以更簡單。他們的偏好主要關心的是觀點勝利——如廣泛、複雜、動態、符合現實、整體性、反映脈絡、幾乎什麼都可以——只要找到一個可以發揮的地方。他們樂觀地認為只要一拳就可以擊倒對方，因此他們忍不住要挑起戰爭(p. 55)
James D. Fearon的論文則談討「先討論後投票」與「不討論只投票」的差異，他提出先討論之目的有六︰
1. 揭露私人資訊，包括偏好程序強弱，不同選擇造成不同結果的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
2. 降低或克服有限理性的影響，對方或會想到自己沒想到的可能，或者雙方討論後或會出現一個人想不到的可能，即使在各方利益衝突時也能有這種改變。
3. 迫使或鼓勵一種證明自己的需求與主張合理的特定方法，公開討論時參與者為免自己看起來很自私，較不會提出或支持完全自私自利的提案，並需要以具公共精神的說詞說服他人。
4. 使最終的選擇在團體成員眼中具有合法性，以促進團體凝聚力或改善決策的執行，Fearon指這需要討論能增進共識且在文化脈絡下人們認為公平過程是大家都有機會表現自己的看法。
5. 改善參與者的道德與知識素質，但Fearon指與第4點一樣，這只是支持審議的附帶理由，主要理由是產生較佳的決定(第1、2、3點)。
6. 做「正確的事」(不論討論結果為何)，集體討論可令投票輸家明白當中的理由，確保大家把最終的結果視為合理；人類愛好參與的基本性格，也令更多人參與研究比較方案過程更具正當性。
Fearon最後指未來有兩項議題需要討論︰1. 針對大批民眾如何進行討論，形成制度架構，討論如何進行；2. 選舉對議員討論的影響。
Gerry Mackie的論文主要是反駁人們會說謊，所以民主沒有意義的說法。Mackie認為即使每一張選票分開來看時，可能無法知道他人的信念與願望，但在選票聚集起來，針對相同議題一系列投票會累積足夠資料，讓大家從中推斷潛在偏好。加上公開討論就會有更多資料，即使有人可能會失實陳述自己的願望與偏好，內容也要足夠真實讓他人理解。個人整體生活經驗也可以提供額外資訊與原則，加總起來就有辦法對他人想要甚麼與知道甚麼有可靠判斷。遊說者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試圖誤導議員投票，但他們的交往不只一次。只要有一次證明遊說者是騙子，議員就會知道遊說者心懷不軌，不會再信任他的說詞。
Jon Elster的論文以1776年後現代憲法制憲會議為例解釋審議的角色。Elster指審議環境規範參與者赤裸裸訴諸個人利益與威脅手法，只能以公共利益與警告支持自己。提案會受修正及掩飾，個人利益與偏見經公共利益修飾後會與自己的想法稍有不同，這是不完美限制(the imperfection constraint)；提出較公正的論點後，演說者也較難因論點與自己的利益與偏見不同改變立場，這是一致性限制(consistency constraint)。以警告取代威脅則會面臨可能性限制(plausibility constraint)，也就是確實的威脅行動會變成僅僅是其中一種可能情況。
Elster也指出影響溝通(比較多爭辯還是議價)的各種因素︰
規模——人數少時會出現議價，人數很多則會爭辯。大規模議會不可能出現和諧而有系統的論證，辯論會受少數有演說技巧與魅力者主導，影響決定的是熱情而非理性。以隨機分派的小組審議則較可能出現實質內容，煽動的機會較小，每位演說者發言較多，隨機組成也減輕利益與熱情支配團體的可能。以專責委員會審議技術品質會比小組更高，但成員較少採取公正的態度，更多時候是在議價。
公開性——閉門會議令參與者無需堅持自己立場以表現前後一致，在了解各種觀點後改變意見，促進審議品質，但也較可能令議會型態走向沒有原則的議價。公開會議的聽眾令演說者用以合理說詞包裝個人利益，並以熱情而非公正的言語發言，這是Elster所稱「偽善的教化力量」(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然而公開會議也會令演說者較難為合理反對意見改變自己想法，大量聽眾也會令口才影響辯論，聽眾將意志強加於民主代表身上也可能會扭曲民主程序。
武力——武力使用或威脅會左右議會決定，包括軍隊、暗殺與毆打、民眾武力等。
利益——個人、團體與制度都在爭取自己的利益。
Elster認為理想的制憲會議程序設計包括︰憲法由特別議會而非一般法立法組織制訂；受憲法制約之機構不應參與制憲，如行政、司法部門與軍隊；制憲須包括秘密(委員會討論)與公開(全體大會)會議；制憲會議選舉須採行比例代表制而非簡單多數決；制憲會議不應在首都或主要城市召開，軍隊亦不應駐紮在開會地點附近；憲法應交由民眾公民投票通過；憲法應在一段時間後才實施，以確保制憲者為長遠利益著想。
Susan C. Stokes的論文探討審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自利者介入公開辯論誤導民眾，民眾據此遊說議員投票；以及政治人物因民眾虛假的偏好行動。這些情況可能會以下述因果順序出現︰
政府提出A政策→反對派與公民默認→特殊利益進行訊息傳遞→媒體報導民眾反對A政策→反對派相信媒體，站出來反對A政策→公民反對A政策→A政策胎死腹中
公開溝通不僅會改變偏好，也會改變認同，給予機會菁英有目的地塑造認同，構成一種世界如何運作的信念以及自己對他人的包容程度。例如自由派觀點認為隔代貧窮會導致貧窮問題不斷延續，保守派則認為窮人不仰賴福利才學會自食其力。
Stokes的建議是如果菁英會塑造公民偏好，公民需要廣泛政治光譜立場不同的政黨提供選擇機會；媒體會為利益與政治扭曲人民想法，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則減低從眾心理影響，並鼓勵不同想法的分析；缺乏資源的公民團體應有更多權力，與特殊利益團體在公共審議場合更有效競爭；為商會及遊說者訂定規則，讓民眾與政治人物知道自己聽到的觀點從何而來。
Adam Przeworski的論文討論審議可能會使人民堅持不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信念，反而受「意識形態的宰制」。Przeworski指個人對政策帶來的結果有兩種信念︰技術的信念，即政策與政策後果之間因果關係的模式；均衡的信念，即對於他人信念所把持的信念。
技術信念很難操縱，個人經驗是判斷技術的信念有效與否的獨立來源之一。但均衡的信念是內生的，只有當均衡的信念為大家共享，而且個人對其他人的信念所直接掌握的知識有限時才會出現。如果信念支持一個佩雷托次佳的均衡，即使個別行動者知道如此，也沒有辦法擺脫。例如一名考慮調高收費的牙醫預期他人不會漲價，那麼他漲價就會失去客人，如果預期實現就會出現良性非通膨均衡，價格不會大幅提高。但如果大家均衡的信念是其他人會漲價，那個別行動者就會困在均衡中︰大家都在漲價，但大家的市佔率不會改變，造成惡性通膨均衡，對集體來說是次佳的結果。
Przeworski也指出均衡信念較有機會受到企業的利益操控，因為私人控制投資決策令企業控制社會未來，企業在衡量每個人各自利益佔優勢；個人只能透過大眾媒體傳遞消息，受限於金錢與教育，協調信念的機會分配不均；個人不知道別人想甚麼，也不確定要相信甚麼與甚麼人，要以解說體系來評估各種衝突說法是否可信。
James Johnson的論文提出幾項審議倡議者論證不足的問題︰非審議程序如投票的問題、在審議決策各觀點強加限制是否合法、及參與審議的政黨用來說服或勸服對方的機制為何。
審議倡議者指投票這種集合機制限制了選擇的範圍，但Johnson提到審議也往往限制參與審議者的行為或得以進入審議的議題範圍，而且審議也尚未建立一套說詞說明，審議制度怎樣從一般定義的「理性」論證中衍生出規範性力量。
Johnson指政治討論經常包括在非常根本甚至存在(existential)的層次上挑戰對手，爭辯各方的目標是挑戰彼此的世界觀。政治討論中參與者容易以偏見、意識形態與個人利益挑戰受指控者，民主審議的準則也將情緒與公民不服從排除在外，這會令羅爾斯的理性討論準則面臨問題。審議也試圖限定在議題「合理」範圍之內的主張與觀點，但這種排除法令審議在如墮胎這種多元主義帶來的逼切議題上，顯得特別無能為力。
審議倡議者認為審議可令各方採取「合理的」承諾或提出「合理的」主張，但要區分真誠有原則的演說者與受策略原因影響的演說者相當困難，「偽善的教化力量」則不會產生「理性的同意」，反而會帶來空洞、規範上可疑的從眾。哈伯瑪斯所說的溝通理性與言語溝通互動運作的有效主張(真相、規範正確、誠心誠意)，也沒有好好定義溝通理性與策略行動的差異。
Johnson總結審議需要面對的挑戰︰
- 我們必須理解審議無法保證事情會有任何進展，不能假設參與者事先遵從「理性討論的準則」
- 從自我利益出發的主張是規範性框架的重要部分，不一定要排除自利主張在審議之外
- 目前缺乏理論解釋社會與政治互動中語言的「力量」
- 考慮審議過程中可能採用的制度形或，包括審議如何連結到正式制度、審議程序在次級團體與正式政治制度中如何運作，例如怎樣設計發言次序與辯論結束時間等審議制度安排、考量審核的效果及如何證明這些效果合法
Joshua Cohen的論文題目較廣，主題是民主與自由。Cohen以審議角度看待民主，將民主定義為一種社會與制度安排的框架，能夠提供表演意見、結社與參與更好的環境，加速平等公民間自由論理，確保公民討論時自由而平等；透過定期競爭性選舉、公開條款與立法監督，建立一套確保政治權力回應與問責的框架，將公共權力來源與行使權力結合到公開論理之上。
合理多元主義(reasonable pluralism)是指理性人會因生命哲學或不相容，促使他們要求實踐理性運作的有利條件。實踐理性的真誠努力並不會匯聚成一套特定生命哲學，但理性的人可以理解。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與道德自由採取的規範不能由集體決定。
公民在民主社會中是平等的道德個體，在共有的公共制度中表達政治觀點，並能夠包容各種生命哲學所取得的觀點與自我概念。審議令偏好改變是因為人們透過實踐論理，瞭解自己目前的偏好欠缺適當解釋，無法得到適當理由支持。
Cass R. Sunstein的論文討論審議健康風險權衡的困難。他指出風險管控可能會透過各種機制增加整體風險，而這些機制有點複雜，因此回應這些機制的集體判斷或許無法奏效。管控禁令可能因替代品的附加風險增加而造成健康風險；管制可能會製造而目標風險相似或無法區分的補償風險；管制可能令社會喪失或放棄機會利益，保護一些人，卻令另一些人受損；管制物質可能會同時帶來健康利益與健康風險；管制某項風險可能會帶來新風險，令風險重新分配而不是降低風險。
健康得失權衡無法簡單以市場估算為替代品，選擇總是依脈絡而定，某脈絡的選擇不一定能推斷出另一脈絡的其他選擇。Sunstein建議現代政府應更為重視風險管制可能造成風險增加，從法律與基本原則來看，風險需要衡量，但不能以單一量尺衡量。重新設計制度，確保風險衡量透過更民主審議我方式執行。政府部門有權進行風險得失權衡，也應更常行使這權力。法庭可以協調與鼓勵政府部門更努力降低整體風險。國會應要求政府部門在能力範圍內考慮所有風險。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則應審查風險管控的過程，證明相關部門不會有眼光狹隘的問題。
Roberto Gargarella的論文探討政治體系如何作出公平的政治決定。他將公平定義為「完全代表加上審議」。審議令決策者得知其他人的利益與偏好、逼使每個人修正其論點以為他人接受、教育人民採取公平行動、提供資訊與視野協助人們清晰了解自己的立場。完全代表在知識論上令人了解其他人的利益，並透過個人反思面對難題、動機上可強逼我們尊重他人主張、信任上各團體也認為有代表為自己的利益發言。
完全代表的概念在當代社會與十八世妃時已大為不同，當代社會的特色是多元性，我們看到的是各少數群體造成變動聯盟，而不是清楚劃分為兩個團體的社會；人們自身以及各個團體的特質也有各種差異，無法只靠一人代表其利益。因此，代議體系似乎無法納入受決策影響者的所有觀點，也沒有理由相信掌權者有動機把一般民眾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益加以保護。Gargarella也對「回溯性評斷」(retrospective judgment)——政治代表不想未來落選不會激怒選民——表示懷疑，因政治代表接受長期委任，選舉之間不受大眾控制，大部份時間很自由；定期投票無法令人民有機會分辨代表表現好壞，尤其是代表數量龐大，其行動又不太公開。
Gargarella為體制如何完全代表整個社會提出幾項想法︰研究國會外的政治制度化、改善國會內容政治代表性、盡力將少數團體成員納入司法體系、對少數團體的觀點更加敏銳。Gargarella認為單靠改善審議不足以促進決策過程公平，我們需要知道是誰在審議，也應擔心大部分人是否被安排在審議的外緣。
2016年6月6日 星期一
Superforecasting
看完了Superforecasting，探討預測各種注意事項與限制。本書反複強調各種看似二元對立的特徵其實只是程度之分，例如未來是否可預測這問題，視乎我們試圖預測甚麼、時間離現在多遠及甚麼環境條件下都有分別。
作者從組織團隊參與預測比賽得勝的經驗中，找到所謂超級預測者(superforecasters，他們比職業情報人員預測更準確)的特點，除了智能、數字分析能力與社會知識達一定水平外，超級預測者最重要的特質是其思考方式，他們思想開明、細心、謹慎，並能自我檢討與不斷專注。
作者以醫學歷史的發展為例，表示任何經驗未經質疑，缺乏紀錄與驗證，沒有隨機控制測試，這種做法並不科學，就如同醫師長年以來因自信而認為放血有助治病。直覺判斷是由心理學稱為系統一的神經系統負責，這種直覺判斷不會處理證據的品質，令人快速下結論，以面對自然界緊急的危險情況。即使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何下某種判斷，大腦也會有自我解釋的傾向，導致倉卒達成清楚而自信的結論。
要評估預測是否準確需要在當時紀錄並在事後檢測，但許多在公開場合的預測卻不容易這樣評價，原因在於這些預測沒有精確的定義，例如「佔市場重要部份」不代表任何數字；它們通常沒有時間框架，例如「短期內」不知是指幾個月還是幾年；更重要的是它們無法轉換為機率預測，例如「可能」不知是指20%還是60%會發生。
預測不能只以一次結果是否準確來評價，因為75%會發生的預測也是指25%不會發生，即使最後事情沒有發生，也不代表這預測不當，只有預測的長期紀錄才可以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的條件包括其是否校準(calibration)，即70%會發生的預測是否在眾多例子當中真的有70%會發生；預測堅決(resolution)也是評價預測的條件，在事情的確發生的情況下，90%會發生的預測比60%為佳，反之，事情沒有發生，10%會發生的預測比40%為佳。這種評價條件可以用Brier scores以數字方式表現，0代表完美預測，0.5代表與隨機估計差不多，2則代表完全不正確。Brier scores本身並不足以判斷預測品質，需要配合指標(benchmarks)，即與「跟去年一樣」、「沒有改變」等簡單模型對比，也要與其他預測者的Brier scores對比。
作者一項研究分析專家的預測準確程度，發現許多專家的預測與隨機亂選準確程度差不多，但有些專家表現則比較好。表現較差的專家通常為作者所稱的hedgehogs，他們以某種大意念來扭曲現實，也令他們對自己的預測更自信。表現較好的專家則是作者所稱的foxes，他們較少認為事情「肯定如此」，也認為現實較複雜，可以有許多不同角度。作者也重申hedgehogs與foxes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極端，我們或多或少都有兩邊的特質，也會在不同場合中偏向其中一邊。
不同人對同一議題可能有各種正確與錯誤的想法，錯誤的想法各有不同方向，累積起來會多少互相抵消，正確的想法則方向一致，聚集起來會更為正確。聚集完全無知的人意見只能得到無知，聚集略懂的人意見結果可以很可觀，而聚集懂得許多不同事物的人意見則最為有效。但在預測本身會影響結果的情況下聚集意見則較為困難，例如Richard Thaler的2/3遊戲要參加者估計的是所有預測的平均的三份之二，理性答案是0，但實際情況並不一定如此，因為不是所有參與者都認為其餘參與者都是完全理性。
作者以國家情報部門的情況指出，預測的問責(accountability)可以有兩方面，它可以是對國會等有關機構解釋它們為何這樣預測，但這種問題沒有意義；有意義的問責是指有系統地紀錄預測的準確程度，而國家情報部門並沒有在這方面努力。
談及作者組織的超級預測者群體，作者指即使依靠運氣每年都會有人預測成績超乎水準，但運氣好的表現會在下一年回歸平均值。然而超級預測者每年都能保持水準，甚至表現在下一年有進步，反映超級預測者的表現不單靠運氣，也有技巧的因素在內。
作者的數據顯示指超級預測者的智能與知識比平均高，但最好的超級預測者在這兩方面並不是最高水平的一群，也不至於是天才之列。智能與知識對預測有少許幫助，但不是決定因素。超級預測者預測時會將預測細分成更易理解的問題，並以類似狀況為外在觀點建立基礎機率，之後以內在觀點找出此事的特點，建立假說，提出預測機率，自我評估，以「蜻蜓眼」的方式整合不同觀點，保持開放觀點，隨時調整自己的預測。
超級預測者有一定數理能力，但預測時卻不常會用複雜的數學模型，重要的是要時刻以機率來思考。系統一大多數情況只會產生是與否的答案，最多在不確定時多一個「或許」。超級預測者則需要精細地理解40%可能與60%可能有明顯差別，在事情發生後不管預測是否正確，也需要理解事情是怎樣達到這種結果，會不會有別的情況導致不同結果，這樣才可以檢討自己的機率預測是否恰當。
面對最新消息時調整預測有兩項挑戰︰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反應過小是指輕視原來重要的消息，以致預測調整不足，容易在自己對先前預測投入過多時出現，例如軍方認為自己做法正確，忽略其他情況的情報；相反，過度反應則是對旁枝末節過於著緊，因而過份調整預測， 容易在對預測投入不足時出現，例如股票市場。超級預測者的竅門之一是每次小幅度調整機率預測(例如5%)，但調整次數較頻密，以平衡新消息與已有預測的影響。然而作者也提醒讀者預測沒有既定公式，這種做法並不適用於所有預測，有時確實需要因為新消息大幅調整觀點。
超級預測者認為透過努力與勤奮人是可以進步的，不太相信人先天就會受到限制而不能學到某些新技能，例如數字分析能力。作者指超級預測的過程就在於以下做法︰嘗試、失敗、分析、調整、再嘗試(try, fail, analyze, adjust, try again)，不嘗試就永遠不知道事情怎樣運作，沒有清楚認識自己是否與如何失敗就無法從失敗中學習，歸納教訓以作調整，沒有不斷嘗試的毅力就不會不斷力求進步。
總結超級預測者的個人特質，在哲學思想上，他們謹慎、謙虛、不訴諸本質，認為現實並非總是如此，未來總是不確定；在能力與思考風格上，他們思想積極開明、有知性上的興趣，喜歡認識不同事物、能夠自我反省、有數字觸覺；在預測方法上，他們實際、擅於分析不同觀點、能整合不同角度、以機率思考、會因事實改變而更新預測、注意人的認知與情緒偏見；在工作準則上，他們相信人有可能成長、能夠堅毅完成應做的工作。
作者在預測競賽中也安排超級預測者組成團隊，結果發現團隊的表現比單打獨鬥更佳，「超級團隊」(superteams)的特點包括能尊重地提出質疑、思想開明、建立出分享情報與觀點的文化，而且成員背景各有不同，有利團隊將意見聚集後再極端化(extremitizing，例如75%可能的預測極端化至90%，預測正確的話Brier Scores就會更高)。
領導者在預測中的兩難，在於一名良好預測者需要相當謹慎，以機率思考，考慮到不同觀點，但一名決策者需要堅定、有信心地執行決策。作者認為思考者(thinkers)與執行者(doers)之別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領導者需要同時扮演這兩種角色，他要找出甚麼是正確的行動，然後徹實地執行。領導者也不需要過度限制現場人員執行目標的方式，良好團隊需要執行的個人在知性上靈活應對。領導者不但需要自己平衡思考與執行兩者，也需要建立聆聽相反意見的文化，令其他人願意說出不同的觀點。作者也故意以十九世紀至二戰時的德軍，指出德軍優秀的預測與執行能力，與其背後目標是否邪惡無關，道德與能力並沒有關係。
作者指系統一的錯覺並不能消除，不論經過多少訓練，感覺正確的直覺結論總會出現，如同視覺錯覺一樣，即使在明知錯誤時依然會發生，只能在錯覺出現後質疑它。超級預測者是否真的可以對抗這種天生的認知錯覺？作者與研究認知錯覺已久的Daniel Kahneman討論後，以不同時間框架詢問預測者同一預測，觀察預測者對於預測時間是否敏感，Kahneman稱之為scope sensitivity。問題是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會否倒台，時間框架分別是三個月與六個月 ，結果發現一般預測者對時間並不敏感(三個月︰40%，六個月︰41%)，但超級預測者對於時間框架較長的預測確實能給予較高機率(三個月︰15%，六個月︰24%)。儘管結果並非完美，但確實反映出超級預測者能夠理解時間框架的意義。
另一對超級預測者的質疑來自Nassim Taleb的黑天鵝理論，Taleb認為歷史是「跳躍的」，由稀少、難以預測卻影響重大的事件左右，這種黑天鵝事件無法以預測競賽的方式事先預測。作者則認為「完全可以用特定公式預測」與「完全不可能預測」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事件是否能預測是程度之分。此外，歷史既會由黑天鵝左右，也會由累積的改變影響，後者的例子如十九世紀每年1%生產力增長變成二十世紀2%增長累積帶來巨大改變，兩者沒有高下之分，僅僅是不同而已。預測的重要也在於黑天鵝事件影響需時，或許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但其出現後的影響則有可能預測，例如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監獄事件發生後許久，我們才知道這件事與後續的事件構成法國大革命。
作者指超級預測者並不一定是超級發問者，能夠提出好問題的人似乎需要hedgehogs的思維，以大意念找出事情各種根本動力。但在發問之後，理性聲音則需要明確的測試檢視不同想法，這需要嚴謹地為各種說法評分。作者指公開評分的競賽反映會令參實者更為思想開明，理解自己可能會出錯，也對預測更為專注。
書中附錄列出希望超級預測者的十誡︰
1. 限定範圍——選擇既非不可能預測，也非人所皆知的問題
2. 細分——將問題分成細部，再作分析
3. 平衡內外觀點——事情總有不獨特之處可作基準，也總有獨特之處可作調整
4. 平衡面對新消息的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
5. 尋找各種左右結果的因素
6. 分辨儘量多的懷疑程度——以數字機率思考問題
7. 平衡自信不足與過度自信、審慎與決斷
8. 找出自己錯誤的原因，但要注意後見之明偏誤
9. 與他人共同全力發揮——在團隊中理解他人觀點、準確發問並建設性的質疑
10. 在不斷深入與反複思考的嘗試中平衡不同錯誤
11. 不應視十誡為十誡，要隨機應變
作者再次說明，規則總有需要打破的時候。
作者從組織團隊參與預測比賽得勝的經驗中，找到所謂超級預測者(superforecasters，他們比職業情報人員預測更準確)的特點，除了智能、數字分析能力與社會知識達一定水平外，超級預測者最重要的特質是其思考方式，他們思想開明、細心、謹慎，並能自我檢討與不斷專注。
作者以醫學歷史的發展為例，表示任何經驗未經質疑，缺乏紀錄與驗證，沒有隨機控制測試，這種做法並不科學，就如同醫師長年以來因自信而認為放血有助治病。直覺判斷是由心理學稱為系統一的神經系統負責，這種直覺判斷不會處理證據的品質，令人快速下結論，以面對自然界緊急的危險情況。即使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何下某種判斷，大腦也會有自我解釋的傾向，導致倉卒達成清楚而自信的結論。
要評估預測是否準確需要在當時紀錄並在事後檢測，但許多在公開場合的預測卻不容易這樣評價，原因在於這些預測沒有精確的定義，例如「佔市場重要部份」不代表任何數字；它們通常沒有時間框架，例如「短期內」不知是指幾個月還是幾年；更重要的是它們無法轉換為機率預測，例如「可能」不知是指20%還是60%會發生。
預測不能只以一次結果是否準確來評價，因為75%會發生的預測也是指25%不會發生，即使最後事情沒有發生，也不代表這預測不當，只有預測的長期紀錄才可以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的條件包括其是否校準(calibration)，即70%會發生的預測是否在眾多例子當中真的有70%會發生；預測堅決(resolution)也是評價預測的條件，在事情的確發生的情況下，90%會發生的預測比60%為佳，反之，事情沒有發生，10%會發生的預測比40%為佳。這種評價條件可以用Brier scores以數字方式表現，0代表完美預測，0.5代表與隨機估計差不多，2則代表完全不正確。Brier scores本身並不足以判斷預測品質，需要配合指標(benchmarks)，即與「跟去年一樣」、「沒有改變」等簡單模型對比，也要與其他預測者的Brier scores對比。
作者一項研究分析專家的預測準確程度，發現許多專家的預測與隨機亂選準確程度差不多，但有些專家表現則比較好。表現較差的專家通常為作者所稱的hedgehogs，他們以某種大意念來扭曲現實，也令他們對自己的預測更自信。表現較好的專家則是作者所稱的foxes，他們較少認為事情「肯定如此」，也認為現實較複雜，可以有許多不同角度。作者也重申hedgehogs與foxes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極端，我們或多或少都有兩邊的特質，也會在不同場合中偏向其中一邊。
不同人對同一議題可能有各種正確與錯誤的想法，錯誤的想法各有不同方向，累積起來會多少互相抵消，正確的想法則方向一致，聚集起來會更為正確。聚集完全無知的人意見只能得到無知，聚集略懂的人意見結果可以很可觀，而聚集懂得許多不同事物的人意見則最為有效。但在預測本身會影響結果的情況下聚集意見則較為困難，例如Richard Thaler的2/3遊戲要參加者估計的是所有預測的平均的三份之二，理性答案是0，但實際情況並不一定如此，因為不是所有參與者都認為其餘參與者都是完全理性。
作者以國家情報部門的情況指出，預測的問責(accountability)可以有兩方面，它可以是對國會等有關機構解釋它們為何這樣預測，但這種問題沒有意義；有意義的問責是指有系統地紀錄預測的準確程度，而國家情報部門並沒有在這方面努力。
談及作者組織的超級預測者群體，作者指即使依靠運氣每年都會有人預測成績超乎水準，但運氣好的表現會在下一年回歸平均值。然而超級預測者每年都能保持水準，甚至表現在下一年有進步，反映超級預測者的表現不單靠運氣，也有技巧的因素在內。
作者的數據顯示指超級預測者的智能與知識比平均高，但最好的超級預測者在這兩方面並不是最高水平的一群，也不至於是天才之列。智能與知識對預測有少許幫助，但不是決定因素。超級預測者預測時會將預測細分成更易理解的問題，並以類似狀況為外在觀點建立基礎機率，之後以內在觀點找出此事的特點，建立假說，提出預測機率，自我評估，以「蜻蜓眼」的方式整合不同觀點，保持開放觀點，隨時調整自己的預測。
超級預測者有一定數理能力，但預測時卻不常會用複雜的數學模型，重要的是要時刻以機率來思考。系統一大多數情況只會產生是與否的答案，最多在不確定時多一個「或許」。超級預測者則需要精細地理解40%可能與60%可能有明顯差別，在事情發生後不管預測是否正確，也需要理解事情是怎樣達到這種結果，會不會有別的情況導致不同結果，這樣才可以檢討自己的機率預測是否恰當。
面對最新消息時調整預測有兩項挑戰︰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反應過小是指輕視原來重要的消息，以致預測調整不足，容易在自己對先前預測投入過多時出現，例如軍方認為自己做法正確，忽略其他情況的情報；相反，過度反應則是對旁枝末節過於著緊，因而過份調整預測， 容易在對預測投入不足時出現，例如股票市場。超級預測者的竅門之一是每次小幅度調整機率預測(例如5%)，但調整次數較頻密，以平衡新消息與已有預測的影響。然而作者也提醒讀者預測沒有既定公式，這種做法並不適用於所有預測，有時確實需要因為新消息大幅調整觀點。
超級預測者認為透過努力與勤奮人是可以進步的，不太相信人先天就會受到限制而不能學到某些新技能，例如數字分析能力。作者指超級預測的過程就在於以下做法︰嘗試、失敗、分析、調整、再嘗試(try, fail, analyze, adjust, try again)，不嘗試就永遠不知道事情怎樣運作，沒有清楚認識自己是否與如何失敗就無法從失敗中學習，歸納教訓以作調整，沒有不斷嘗試的毅力就不會不斷力求進步。
總結超級預測者的個人特質，在哲學思想上，他們謹慎、謙虛、不訴諸本質，認為現實並非總是如此，未來總是不確定；在能力與思考風格上，他們思想積極開明、有知性上的興趣，喜歡認識不同事物、能夠自我反省、有數字觸覺；在預測方法上，他們實際、擅於分析不同觀點、能整合不同角度、以機率思考、會因事實改變而更新預測、注意人的認知與情緒偏見；在工作準則上，他們相信人有可能成長、能夠堅毅完成應做的工作。
作者在預測競賽中也安排超級預測者組成團隊，結果發現團隊的表現比單打獨鬥更佳，「超級團隊」(superteams)的特點包括能尊重地提出質疑、思想開明、建立出分享情報與觀點的文化，而且成員背景各有不同，有利團隊將意見聚集後再極端化(extremitizing，例如75%可能的預測極端化至90%，預測正確的話Brier Scores就會更高)。
領導者在預測中的兩難，在於一名良好預測者需要相當謹慎，以機率思考，考慮到不同觀點，但一名決策者需要堅定、有信心地執行決策。作者認為思考者(thinkers)與執行者(doers)之別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領導者需要同時扮演這兩種角色，他要找出甚麼是正確的行動，然後徹實地執行。領導者也不需要過度限制現場人員執行目標的方式，良好團隊需要執行的個人在知性上靈活應對。領導者不但需要自己平衡思考與執行兩者，也需要建立聆聽相反意見的文化，令其他人願意說出不同的觀點。作者也故意以十九世紀至二戰時的德軍，指出德軍優秀的預測與執行能力，與其背後目標是否邪惡無關，道德與能力並沒有關係。
作者指系統一的錯覺並不能消除，不論經過多少訓練，感覺正確的直覺結論總會出現，如同視覺錯覺一樣，即使在明知錯誤時依然會發生，只能在錯覺出現後質疑它。超級預測者是否真的可以對抗這種天生的認知錯覺？作者與研究認知錯覺已久的Daniel Kahneman討論後，以不同時間框架詢問預測者同一預測，觀察預測者對於預測時間是否敏感，Kahneman稱之為scope sensitivity。問題是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會否倒台，時間框架分別是三個月與六個月 ，結果發現一般預測者對時間並不敏感(三個月︰40%，六個月︰41%)，但超級預測者對於時間框架較長的預測確實能給予較高機率(三個月︰15%，六個月︰24%)。儘管結果並非完美，但確實反映出超級預測者能夠理解時間框架的意義。
另一對超級預測者的質疑來自Nassim Taleb的黑天鵝理論，Taleb認為歷史是「跳躍的」，由稀少、難以預測卻影響重大的事件左右，這種黑天鵝事件無法以預測競賽的方式事先預測。作者則認為「完全可以用特定公式預測」與「完全不可能預測」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事件是否能預測是程度之分。此外，歷史既會由黑天鵝左右，也會由累積的改變影響，後者的例子如十九世紀每年1%生產力增長變成二十世紀2%增長累積帶來巨大改變，兩者沒有高下之分，僅僅是不同而已。預測的重要也在於黑天鵝事件影響需時，或許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但其出現後的影響則有可能預測，例如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監獄事件發生後許久，我們才知道這件事與後續的事件構成法國大革命。
作者指超級預測者並不一定是超級發問者，能夠提出好問題的人似乎需要hedgehogs的思維，以大意念找出事情各種根本動力。但在發問之後，理性聲音則需要明確的測試檢視不同想法，這需要嚴謹地為各種說法評分。作者指公開評分的競賽反映會令參實者更為思想開明，理解自己可能會出錯，也對預測更為專注。
書中附錄列出希望超級預測者的十誡︰
1. 限定範圍——選擇既非不可能預測，也非人所皆知的問題
2. 細分——將問題分成細部，再作分析
3. 平衡內外觀點——事情總有不獨特之處可作基準，也總有獨特之處可作調整
4. 平衡面對新消息的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
5. 尋找各種左右結果的因素
6. 分辨儘量多的懷疑程度——以數字機率思考問題
7. 平衡自信不足與過度自信、審慎與決斷
8. 找出自己錯誤的原因，但要注意後見之明偏誤
9. 與他人共同全力發揮——在團隊中理解他人觀點、準確發問並建設性的質疑
10. 在不斷深入與反複思考的嘗試中平衡不同錯誤
11. 不應視十誡為十誡，要隨機應變
作者再次說明，規則總有需要打破的時候。
2016年5月8日 星期日
Reading the Rocks
看了《地球用岩石寫日記》，從岩石講述地球的歷史，許多專門術語，記不住，唯有略說。
地球之所以保持穩定，原因之一是相對其他岩石行星(水星、金星、火星)較大，表面面積與體積比較低，散熱較慢。此外地球內部有大量會產生熱的放射性元素，如鈾238與鉀40，令地球保持溫暖。侵蝕與重力崩解作用令山峰不會過高，火山維持活躍，為大氣補充二氧化碳與水蒸氣。地球系統各種負回饋機制，包括生物圈在內，都有助地球系統平衡。
岩石大致可分為三種︰火成岩在熾烈溶化的狀態下形成，沈積岩源於早先的岩石，並在地表沈降而成，變質岩則是在固態時由溫度、壓力、變形作用塑造而成。火成岩形成過程有點像行星規模的蒸餾作用，其中一種方式是分熔，不同熔點的物質會在不同深度成岩，地質學家可以依岩石的元素成份比例判斷岩石組成方式。唯有地球才有兩次分熔形成的花崗岩，從地殼岩石中產生，富含矽而少鎂，與地球內部的地函成份比例完全不同。
沈積岩形成的必要條件為水與大氣，依粒子大小分為頁岩、砂岩與礫岩，通過粒子大小與顆粒形狀可以推斷沈積距離與過程。在沈積岩中偶然可以找到不易變質的鋯石(矽酸鋯)，藉測量其放射性鈾的水平就可推斷砂岩沈積時地表岩石的年齡。
從變質岩中可找到某些在相當嚴格條件下才會形成的礦物，這些礦物稱為指標性礦物，可用於推斷岩石在處的地壓或地熱。
地球在赤道的半徑比極半徑長3%，這種差異是由四十億年以上的自轉形成。地球周長不等與太陽、月球及地球的重力互動，造成地球歲差運動，影響太陽能量分布於地球的方式，規制着氣候變遷。
地球磁性由外地核的液態鐵運動維持，構成一個強大的磁性保護罩，令地球不受宇宙特線傷害。過去地球經歷過數百次磁極反轉，即南北兩極調位。磁極反轉每次長度約一千年以內，轉換期間雙極元件規模幾乎消失，只有一片強度較低的雜訊場。化石證據顯示，多次磁極反轉與重大滅絕事件無關，利用磁場導航的動物能以其他方法不致迷路。
過去的溫度可以代理紀錄推算出來，其中之一是輕水與重水(氫2濃度非常高的水)的比例︰輕水在溫度較高的時候比例較多，透過對比極冰的輕水與重水比例，就能對過去溫度作量化推論。
任何生態圈中大型肉食動物一定比較少，因為其個體能量需求較高。當生態圈中某一層級突然消失，就可能會導致生態失衡，整個生態系統覆滅。過去任何食物鏈頂層的統治都短暫而徒勞，反而單細胞初級生產者以光合作用直接從陽光汲取能量，在三十五億年來世系從未中斷。在維持行星恆定、中介大氣與海洋化學作用的角色上，微生物才是重要角色。
內太陽系之所以能成為年輕行星的安全居所，有賴木星的巨型重力場將太空岩石吸引過去。有些天文學家與太空生物學家認為，行星要有生物存在，附近必須有木星這樣大小的星體，以避免行星因不斷撞擊而衰弱。
行星科學家估計月球是一火星大小的行星與地球碰撞後的殘餘，此一假說指撞上的行星大部份為地球吸收，其地函與原本地球的一部份地函則噴到太空，再聚合成月球。
地球的地函與地殼始終處於不斷重複混合與循環，大陸地殼受水驅動而侵蝕毀滅，為地函添加燃料，以製造下一輪海洋地殼。地震也有助於將沉積物自大陸棚落入深海，地球的板塊構造運動，令岩石以濁流岩的方式返回地函。
洋流是地球的散熱系統，墨西哥灣流將暖水送往極區，在旅程中水因蒸發循環而變鹹，最終因密度過高在格陵蘭海再度下沉，以底層水形態回到印度洋。鹽度平衡是此一循環的重要因素，北大西洋海水鹽度過低，未能下沉，大量淡水就會在北大西洋泛濫，南邊的熱量無法帶到北大西洋，觸發上一次冰河期晚期短暫的冰河回歸情況。
約二十億年前，光合作用令大氣中氧含量大為提高，對當時的生物造成挑戰。有些生物開始利用這些氧「廢氣」為代謝燃料，例如線粒體，另一些厭氧生物則與這些線粒體合併，形成現在所有動植物細胞的基本構件。氧含量提高也衍生出平流層的臭氧層，吸收了UV-B輻射對DNA的傷害。放射性攻擊緩減，古生物學家估計這與有性生殖出現的時間脗合，基因創新變得更有優勢︰有性生殖將基因物質洗牌，容許基因在環境變遷時調適，強化天擇適應效率。
寒武紀中期掠食策略出現徹底改變生態系規則︰肉食性動物可以吃掉(或不理會)草食性動物，但草食性動物既不能吃也不能漠視肉食性動物。新世界秩序既無情又史無前例地創新︰甲殼、外骨骼、腿、脊柱、眼睛、高超的泳技。氧革命的創新起源是合作與共生，掠食創新的起源則是無情的競爭。掠食者與獵物的競賽，就如《愛麗絲鏡中奇緣》的紅心皇后所言︰「要不斷地跑才能留在原地」。兩者演化速率相同時，生態營養結構得以保持平衡，反之，就會引發生態災難，例如人類引入入侵物種，本土生物演化速度跟不上，造成環境浩劫。
生物創新的能力多少也來自極度的保守，保存舊有多餘部分，記住過去的技巧。生物基因顯示大量垃圾DNA串存在，這些DNA沒有明確用途，佔人類染色體95%以上。有研究人員認為垃圾DNA是用於將鄰接基因功能關閉，使生物得以保持基因組的彈性。
人類對環境影響速率與最具毀滅性的地質災害相當，甚至猶有過之。物種滅絕速率與地質史上最嚴重的大滅絕事件相當，以地質標準而言大氣化學組成變化速率也很極端。人工建築降低地下水流入比例，改變地表反射能力、生物多樣性與土地碳儲存能力。作者以地質學家身份，表示岩石告訴我們地球有智慧與耐心，軍備競賽永遠沒有贏家，垃圾堆、肆意掠食、瘋狂消費、劫貧濟富都違反循環與重分配的古老律法，岩石也令作者知道，世界有多麼美好。
地球之所以保持穩定，原因之一是相對其他岩石行星(水星、金星、火星)較大，表面面積與體積比較低，散熱較慢。此外地球內部有大量會產生熱的放射性元素，如鈾238與鉀40，令地球保持溫暖。侵蝕與重力崩解作用令山峰不會過高，火山維持活躍，為大氣補充二氧化碳與水蒸氣。地球系統各種負回饋機制，包括生物圈在內，都有助地球系統平衡。
岩石大致可分為三種︰火成岩在熾烈溶化的狀態下形成，沈積岩源於早先的岩石，並在地表沈降而成，變質岩則是在固態時由溫度、壓力、變形作用塑造而成。火成岩形成過程有點像行星規模的蒸餾作用，其中一種方式是分熔，不同熔點的物質會在不同深度成岩，地質學家可以依岩石的元素成份比例判斷岩石組成方式。唯有地球才有兩次分熔形成的花崗岩，從地殼岩石中產生，富含矽而少鎂，與地球內部的地函成份比例完全不同。
沈積岩形成的必要條件為水與大氣，依粒子大小分為頁岩、砂岩與礫岩，通過粒子大小與顆粒形狀可以推斷沈積距離與過程。在沈積岩中偶然可以找到不易變質的鋯石(矽酸鋯)，藉測量其放射性鈾的水平就可推斷砂岩沈積時地表岩石的年齡。
從變質岩中可找到某些在相當嚴格條件下才會形成的礦物，這些礦物稱為指標性礦物，可用於推斷岩石在處的地壓或地熱。
地球在赤道的半徑比極半徑長3%，這種差異是由四十億年以上的自轉形成。地球周長不等與太陽、月球及地球的重力互動，造成地球歲差運動，影響太陽能量分布於地球的方式，規制着氣候變遷。
地球磁性由外地核的液態鐵運動維持，構成一個強大的磁性保護罩，令地球不受宇宙特線傷害。過去地球經歷過數百次磁極反轉，即南北兩極調位。磁極反轉每次長度約一千年以內，轉換期間雙極元件規模幾乎消失，只有一片強度較低的雜訊場。化石證據顯示，多次磁極反轉與重大滅絕事件無關，利用磁場導航的動物能以其他方法不致迷路。
過去的溫度可以代理紀錄推算出來，其中之一是輕水與重水(氫2濃度非常高的水)的比例︰輕水在溫度較高的時候比例較多，透過對比極冰的輕水與重水比例，就能對過去溫度作量化推論。
任何生態圈中大型肉食動物一定比較少，因為其個體能量需求較高。當生態圈中某一層級突然消失，就可能會導致生態失衡，整個生態系統覆滅。過去任何食物鏈頂層的統治都短暫而徒勞，反而單細胞初級生產者以光合作用直接從陽光汲取能量，在三十五億年來世系從未中斷。在維持行星恆定、中介大氣與海洋化學作用的角色上，微生物才是重要角色。
內太陽系之所以能成為年輕行星的安全居所，有賴木星的巨型重力場將太空岩石吸引過去。有些天文學家與太空生物學家認為，行星要有生物存在，附近必須有木星這樣大小的星體，以避免行星因不斷撞擊而衰弱。
行星科學家估計月球是一火星大小的行星與地球碰撞後的殘餘，此一假說指撞上的行星大部份為地球吸收，其地函與原本地球的一部份地函則噴到太空，再聚合成月球。
地球的地函與地殼始終處於不斷重複混合與循環，大陸地殼受水驅動而侵蝕毀滅，為地函添加燃料，以製造下一輪海洋地殼。地震也有助於將沉積物自大陸棚落入深海，地球的板塊構造運動，令岩石以濁流岩的方式返回地函。
洋流是地球的散熱系統，墨西哥灣流將暖水送往極區，在旅程中水因蒸發循環而變鹹，最終因密度過高在格陵蘭海再度下沉，以底層水形態回到印度洋。鹽度平衡是此一循環的重要因素，北大西洋海水鹽度過低，未能下沉，大量淡水就會在北大西洋泛濫，南邊的熱量無法帶到北大西洋，觸發上一次冰河期晚期短暫的冰河回歸情況。
約二十億年前，光合作用令大氣中氧含量大為提高，對當時的生物造成挑戰。有些生物開始利用這些氧「廢氣」為代謝燃料，例如線粒體，另一些厭氧生物則與這些線粒體合併，形成現在所有動植物細胞的基本構件。氧含量提高也衍生出平流層的臭氧層，吸收了UV-B輻射對DNA的傷害。放射性攻擊緩減，古生物學家估計這與有性生殖出現的時間脗合，基因創新變得更有優勢︰有性生殖將基因物質洗牌，容許基因在環境變遷時調適，強化天擇適應效率。
寒武紀中期掠食策略出現徹底改變生態系規則︰肉食性動物可以吃掉(或不理會)草食性動物，但草食性動物既不能吃也不能漠視肉食性動物。新世界秩序既無情又史無前例地創新︰甲殼、外骨骼、腿、脊柱、眼睛、高超的泳技。氧革命的創新起源是合作與共生，掠食創新的起源則是無情的競爭。掠食者與獵物的競賽，就如《愛麗絲鏡中奇緣》的紅心皇后所言︰「要不斷地跑才能留在原地」。兩者演化速率相同時，生態營養結構得以保持平衡，反之，就會引發生態災難，例如人類引入入侵物種，本土生物演化速度跟不上，造成環境浩劫。
生物創新的能力多少也來自極度的保守，保存舊有多餘部分，記住過去的技巧。生物基因顯示大量垃圾DNA串存在，這些DNA沒有明確用途，佔人類染色體95%以上。有研究人員認為垃圾DNA是用於將鄰接基因功能關閉，使生物得以保持基因組的彈性。
人類對環境影響速率與最具毀滅性的地質災害相當，甚至猶有過之。物種滅絕速率與地質史上最嚴重的大滅絕事件相當，以地質標準而言大氣化學組成變化速率也很極端。人工建築降低地下水流入比例，改變地表反射能力、生物多樣性與土地碳儲存能力。作者以地質學家身份，表示岩石告訴我們地球有智慧與耐心，軍備競賽永遠沒有贏家，垃圾堆、肆意掠食、瘋狂消費、劫貧濟富都違反循環與重分配的古老律法，岩石也令作者知道，世界有多麼美好。
2016年5月1日 星期日
舊制度與大革命
看完了《舊制度與大革命》，講述舊制度時法國的形勢怎樣引起大革命。作者似乎認為大革命後貴族制消失，令專制制度似乎越來越強勢。在專制制度中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公民彼此孤立，只顧賺錢而不顧公共生活。唯有自由能令公民再度聯合，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不會見到偉大的公民。
大革命攻擊一切既有勢力、傳統、風俗，卻保留舊制度龐大的中央政府。沒國革命就像一場宗教運動，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脫一切具體的社會。大革命的成就是摧毀歐洲多年的封建制，代之以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
在考察舊制度時，作者指出法國農民獨特之處是他們已獲分地，自取所得，卻不得不交租給已放棄統治村莊的貴族。城市已失去自主，自由選舉只是假象，權力都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政府管理全國，大臣領導幾乎所有事務，各省則由總督領導所有事情。
中央政權成為公共生活唯一代理人，與個人之間沒有中間機構，甚至令改革者都認為任何改革都必須藉中央政府之手完成。大革命前夕巴黎除了是統治核心，也因工業化而成為全國經濟核心。作者認為，中央集權與巴黎無上的權力，是革命後政府不斷更替的重要原因，只要控制了巴黎，全國都會隨之改變。
作者也指出舊制度中法國人彼此孤立。與英國貴族不同，法國貴族不會與平民通婚，就像是一個種姓階級。在十八世紀貴族也不再治理領地，卻保留不少特權，特別是免稅特權，令稅負落在平民身上，增加平民對貴族的仇恨，也令貴族更為孤立。至於資產階級，舊制度法國賣官鬻爵也令資產階級設法捐官以取得免稅權，並更希望脫離村莊，不願與農民混同，甚至在資產階級內也分成各種彼此分離的小團體，以爭取各種小特權。農民處境非常困難，絕大部份稅收都由他們負擔，也幾乎沒可能尋求司法正義。階級之間無法接近與聯合，只依附於國王，各人形同路人或仇敵，這種情緒甚至到革命後幾十年仍然存在。
作者認為大革命前法國文人以抽象方式思考社會秩序的原因，是他們不參與政治，沒有公職在身，生活遠離實際，不會去估計改革現實的困難與後果。法國民眾也因為中央集權無法參與政務，反對意見無法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似乎只要忍受或摧毀兩項選擇，更容易接受文人的抽象理論。
作者也指大革命前夕反教會態度出於教會對作家們世俗政府計劃的阻礙，教會專重傳統、承認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建立在等級基礎上，都與政治革命的目標不合，而當時未能做到政教分離，因此攻擊國家制度就必須摧毀教會制度。
作者較認同以專制君主完成改革，比以人民主權人民進行革命更有可能使法國發展成自由民族，後者不分好壞攻擊舊制度所有事物，既摧毀許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也埋葬了同樣多自由賴以生存的事物。大革命的理想認為國家主權高於一切，人民集體而言有一切主權權利，但每個公民卻只能依附於政府之下。作者稱，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沒有對自由的熱愛，就無法長久保持自由。
作者稱路易十六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偏偏就在這時發生大革命，原因是人們處境改善後會覺得壓迫不能忍受︰
革命政府的司法訴訟方式在舊制度已見其形，輕視的有財產，隨意逮捕農民，訴訟程序草率，大革命加添的是處置更為殘忍。
1787年的行政改革試圖令省議會自治，將行政移交選舉團，由第三等級選舉，彼此隔離的階級需要重新合作，但多年來人們必須依賴政府行事的習慣遭打亂，村莊的相對地位突然改變，引起各個階級對立衝突，造成巨大動盪，大為1789年的政治革命。
作者總結舊制度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封建制不再提供保護，只留下傷害人的事物；貴族不再統治只保留特權，並與資產階級隔離，猶如種姓；中央政府取代地方權利，巴黎成為國家主宰，令一次騷亂就能徹底摧毀君主制；政治生活消失，個人沒有處事能力，缺乏人民運動經驗，沒有政黨，令輿論受抽象原則及普遍理論領導；大革命擺脫宗教、習俗與法律的束縛；人民彼此孤立不依賴，獨自承受重負，受到隔離，變得偏見、嫉妒、仇恨、冷酷無情。
作者也認為唯有法國這民族才能造就如此突然、徹底、迅猛，但又反復、矛盾、對立的革命︰這民族愛走極端、任感情擺佈；不論好壞地表現極端，總是出人意外；本性經久不變，好惡卻變幻無常；獨處時喜歡因循守舊，要改變時卻無所畏懼；一時堅持反對逆來順受，一時又甘願俯首貼耳；表現最出色的是戰爭；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與喧鬧多於真正的光榮；長於英雄與天才行為；適於設想龐大規劃而非完成偉大事業；充滿熱情，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
本書三四年前受中國政府領導層推崇，原因似乎頗堪玩味。
大革命攻擊一切既有勢力、傳統、風俗，卻保留舊制度龐大的中央政府。沒國革命就像一場宗教運動，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脫一切具體的社會。大革命的成就是摧毀歐洲多年的封建制，代之以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
在考察舊制度時，作者指出法國農民獨特之處是他們已獲分地，自取所得，卻不得不交租給已放棄統治村莊的貴族。城市已失去自主，自由選舉只是假象，權力都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政府管理全國，大臣領導幾乎所有事務，各省則由總督領導所有事情。
中央政權成為公共生活唯一代理人，與個人之間沒有中間機構，甚至令改革者都認為任何改革都必須藉中央政府之手完成。大革命前夕巴黎除了是統治核心，也因工業化而成為全國經濟核心。作者認為，中央集權與巴黎無上的權力，是革命後政府不斷更替的重要原因，只要控制了巴黎，全國都會隨之改變。
作者也指出舊制度中法國人彼此孤立。與英國貴族不同，法國貴族不會與平民通婚，就像是一個種姓階級。在十八世紀貴族也不再治理領地，卻保留不少特權，特別是免稅特權，令稅負落在平民身上，增加平民對貴族的仇恨，也令貴族更為孤立。至於資產階級，舊制度法國賣官鬻爵也令資產階級設法捐官以取得免稅權，並更希望脫離村莊，不願與農民混同，甚至在資產階級內也分成各種彼此分離的小團體，以爭取各種小特權。農民處境非常困難，絕大部份稅收都由他們負擔，也幾乎沒可能尋求司法正義。階級之間無法接近與聯合，只依附於國王，各人形同路人或仇敵，這種情緒甚至到革命後幾十年仍然存在。
作者認為大革命前法國文人以抽象方式思考社會秩序的原因，是他們不參與政治，沒有公職在身，生活遠離實際，不會去估計改革現實的困難與後果。法國民眾也因為中央集權無法參與政務，反對意見無法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似乎只要忍受或摧毀兩項選擇，更容易接受文人的抽象理論。
作者也指大革命前夕反教會態度出於教會對作家們世俗政府計劃的阻礙，教會專重傳統、承認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建立在等級基礎上，都與政治革命的目標不合，而當時未能做到政教分離，因此攻擊國家制度就必須摧毀教會制度。
作者較認同以專制君主完成改革，比以人民主權人民進行革命更有可能使法國發展成自由民族，後者不分好壞攻擊舊制度所有事物，既摧毀許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也埋葬了同樣多自由賴以生存的事物。大革命的理想認為國家主權高於一切，人民集體而言有一切主權權利，但每個公民卻只能依附於政府之下。作者稱，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沒有對自由的熱愛，就無法長久保持自由。
作者稱路易十六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偏偏就在這時發生大革命，原因是人們處境改善後會覺得壓迫不能忍受︰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p. 187)。
革命政府的司法訴訟方式在舊制度已見其形，輕視的有財產，隨意逮捕農民，訴訟程序草率，大革命加添的是處置更為殘忍。
1787年的行政改革試圖令省議會自治，將行政移交選舉團，由第三等級選舉，彼此隔離的階級需要重新合作，但多年來人們必須依賴政府行事的習慣遭打亂，村莊的相對地位突然改變，引起各個階級對立衝突，造成巨大動盪，大為1789年的政治革命。
作者總結舊制度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封建制不再提供保護，只留下傷害人的事物；貴族不再統治只保留特權，並與資產階級隔離，猶如種姓；中央政府取代地方權利，巴黎成為國家主宰，令一次騷亂就能徹底摧毀君主制；政治生活消失，個人沒有處事能力，缺乏人民運動經驗，沒有政黨，令輿論受抽象原則及普遍理論領導；大革命擺脫宗教、習俗與法律的束縛；人民彼此孤立不依賴，獨自承受重負，受到隔離，變得偏見、嫉妒、仇恨、冷酷無情。
作者也認為唯有法國這民族才能造就如此突然、徹底、迅猛，但又反復、矛盾、對立的革命︰這民族愛走極端、任感情擺佈；不論好壞地表現極端，總是出人意外；本性經久不變，好惡卻變幻無常；獨處時喜歡因循守舊，要改變時卻無所畏懼；一時堅持反對逆來順受，一時又甘願俯首貼耳；表現最出色的是戰爭；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與喧鬧多於真正的光榮；長於英雄與天才行為；適於設想龐大規劃而非完成偉大事業；充滿熱情，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
本書三四年前受中國政府領導層推崇，原因似乎頗堪玩味。
2016年4月23日 星期六
成為黃種人
看完了《成為黃種人》，講述西方眼中東亞人怎樣變成「黃種人」的故事。作者指十九世紀之前在西方描述中，「黃色」與東亞人的膚色並沒有關係。十二世紀馬可波羅描述中國統治者與日本人是「白色」，十六世紀的航海人士描述亦是如此，此處強調「白」有時是為了表示與歐洲人相同，能夠建立起文明社會。
東亞人變成「黃種人」並非親眼所見或解讀東方文化符號而來，而是來自十九世紀對人種的「科學分類」，起源則是十八世紀末所謂「蒙古人種」。東亞人首先在比較解剖學影響下，在西方眼中變成與「高加索人」不同的「蒙古人種」，並代表一種醜陋、退化、具侵略性的人種。為表示與「白」的歐洲人，「科學」分類也不再將東亞人膚色形容為白，人類分成黑、白、紅、黃四種膚色，東亞人則歸於黃色。當時新起的人類學領域則試圖以色彩表測量不同人種膚色，但黑與白「中間」的顏色定義含糊不清，帶有主觀臆測，當某些東亞人與「高加索人」膚色似乎差不多時，測試者就聲稱東亞人有「看起來不明顯」的黃色。
十九世紀中葉東亞人移民歐美數目增加、後期日本帝國崛起，都促成西方人對東亞人的恐懼，並與蒙古帝國入侵歐洲的歷史相提並論，構成所謂「黃禍」的流行說法。到二十世紀初，東亞人是「黃色」與禍害的想法在西方已廣為接受，甚至有學說將此歸因於自然，例如「在沙漠與乾草原中獲得保護性的偽裝色彩」。
東亞人變成「黃種人」並非親眼所見或解讀東方文化符號而來，而是來自十九世紀對人種的「科學分類」，起源則是十八世紀末所謂「蒙古人種」。東亞人首先在比較解剖學影響下，在西方眼中變成與「高加索人」不同的「蒙古人種」，並代表一種醜陋、退化、具侵略性的人種。為表示與「白」的歐洲人，「科學」分類也不再將東亞人膚色形容為白，人類分成黑、白、紅、黃四種膚色，東亞人則歸於黃色。當時新起的人類學領域則試圖以色彩表測量不同人種膚色，但黑與白「中間」的顏色定義含糊不清，帶有主觀臆測，當某些東亞人與「高加索人」膚色似乎差不多時，測試者就聲稱東亞人有「看起來不明顯」的黃色。
十九世紀中葉東亞人移民歐美數目增加、後期日本帝國崛起，都促成西方人對東亞人的恐懼，並與蒙古帝國入侵歐洲的歷史相提並論，構成所謂「黃禍」的流行說法。到二十世紀初，東亞人是「黃色」與禍害的想法在西方已廣為接受，甚至有學說將此歸因於自然，例如「在沙漠與乾草原中獲得保護性的偽裝色彩」。
2016年4月15日 星期五
Phishing for Phools
看完了Phishing for Phools，大致是說在自由市場中，只要誤導與欺騙能夠獲利，又沒有任何監管，就總會有人這樣做。Phish是指各種誤導與欺騙手法，主要手法有兩種︰誤導與欺騙資訊與心理。Phools則是受誤導而做出本非如此選擇的人，例如過度購物的消費者。
人們受誤導與欺騙的原因在於他們有兩種「偏好」，一種是他們真的認為會令自己更好的決定，另一種則是人們在當下情況下真正做的選擇，作者稱之為”monkey on our shoulders”的偏好，就像猴子無法抗拒糖果的引誘一樣。在自由市場中販售者會透過操弄人們身處的故事情境，令人們處於不可抗拒的誘惑之中，並從中獲益。
在2007年次按證券危機中，販賣次按證券的人就像之包裝成似乎是良好資產，評級機構則利用過往建立的聲譽將這些證券評為AAA，令這些證券廣泛銷售。廣告則以引起受眾興建的敘事令人購物，並反複嘗試甚麼手法會令受眾上釣。新聞為了吸引觀眾選擇更刺激有趣但不甚重要的題材，甚至會報導更多厭惡性新聞。
汽車銷售也有phishing for phools的情況，汽車銷售員會致力說服買家那是一輛dream car，並聲稱各種升級設備符合買家需要，即使實情未必如此。如果買家有trade-in的話，銷售員也會嘗試令買家認為trade-in價格水平很高，令買家覺得新車的定價合理。在付款方式上，銷售員著重提及每月還款額，令買家沒有注意到還款期長短會影響總付款額。銷售員也不會談及汽車行的另一收入來源︰檢查與維修費用，令買家沒有留意購買汽車的全部成本。
信用卡是phishing另一例子，人們認為信用卡既方便又不用即時還款，卻沒有注意到這種方便會增加準確預算的困難，容易造成過度消費。作者引述研究指信用卡的收入來源有一半是逾期還款利息，三分一是交易費用，六分一是逾期還款費用等罰款，這都是信用卡方便的成本。
政治選舉也有各種phishing。作者指政治人物既要爭取選民支持，又要籌募捐獻助選，最合理的策略是在廣受關注的議題順應選民意見，在選民不那麼注意與缺乏資訊的議題則合符捐獻者的心意，然後利用獻金以廣告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並建立一種選民喜好的形象。例如宣傳繁忙的國會議員因為想家，每週都會回家剪草，雖然這與議會工作毫無關係，卻可以贏得選民的好感。
藥商在推出新藥時也能以各種手法通過審查。現時新藥推出前需要先以隨機對照試驗證明藥物有效，但在過程中藥商大有可以操弄之處，例如只呈報正面結果的試驗，發現新藥沒有效用的試驗則略過不提；也可以操縱試驗期長短、目標群眾、安慰劑選擇、試驗地點以得到正面結果。此外，新藥推出時藥商也大肆宣傳，資助學術期刊，並贊助醫生進修課程，左右課程內容，意圖說服醫生相信新藥非常有效。
煙酒公司也運用各種形象工程、辯護「個人自由」、政治獻金等試圖模糊煙酒的害處，令煙酒稅水平無法提高，並引致消費者過度吸煙及酗酒。作者認為雖然香煙的害處現在漸漸為大眾認同，但大眾仍然認為酒精比較無害，忽視酗酒帶來的傷害不止於生理層面，也會影響酗酒者及其身邊人的心理與生活。
1980-90年代美國儲貸機構危機反映出當時在金融業phishing甚為容易，而且事後帶來的影響深遠。儲貸機構以高息從其他金融機構借貸，再將錢借給「建築商」，過程中對建築項目是否獲利視若無睹，甚至那些「建築商」其實是儲貸機構主管的同黨，合謀侵吞貸款，只還利息以拖延時間。與此同時，垃圾債券發行商向這些儲貸機構與其他機構集資作敵意收購，並承諾給予高利息回報，但這承諾卻無法兌現，其違約率亦遠高於最初銷售聲稱的情況。
作者指垃圾債券危機顯示出金融業可以誤導資訊——例如誤導評級與會計——或吸引的故事——例如垃圾債券高回報——引人上釣。敵意收購自此之後則令最高收入人士收入大幅上升，成為近年不平等加劇的開端。這次金融業phishing最後要由政府以千億計美元收拾，也是美國1990-91年衰退的原因之一。只要能突破障礙，金融業phishing就會出現，令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作者認為，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金融災難自然會出現，並反複帶來重大危害。
書中也提及各種對抗phish的事物，包括消費者組織、產品標準檢查組織、同業社群與守則、法律、官方規管組織等。作者指對抗information phish的努力相信而言較為有效，psychological phish則較難抵抗，因為人們都會傾向相信各種吸引的故事。
作者反駁以言論自由辯護無限制政治獻金的說法，指選舉需要規則防止有資源的人士獨佔言論︰
作者總結認為本書的貢獻有三，首先是經濟學忽視誤導與欺騙是自由市場的一部份，而本書則認為phishing是一種普遍現象，經濟學家應更重視市場中存在甚麼樣的phish；其次本書指出人們真正渴望的事物，與他們以為自己渴求的事物往往有分別，經濟學中revealed preference，即消費者所選擇的正是其所偏好的事物，這一假設需要受到質疑；最後本書指出人們下決定的思考框架，是以他們對自己說的故事為本，而其他人因為自身利益，可能會操弄這故事為本的思考框架，從而影響人們的決定。
人們受誤導與欺騙的原因在於他們有兩種「偏好」，一種是他們真的認為會令自己更好的決定，另一種則是人們在當下情況下真正做的選擇，作者稱之為”monkey on our shoulders”的偏好，就像猴子無法抗拒糖果的引誘一樣。在自由市場中販售者會透過操弄人們身處的故事情境，令人們處於不可抗拒的誘惑之中，並從中獲益。
在2007年次按證券危機中，販賣次按證券的人就像之包裝成似乎是良好資產，評級機構則利用過往建立的聲譽將這些證券評為AAA，令這些證券廣泛銷售。廣告則以引起受眾興建的敘事令人購物，並反複嘗試甚麼手法會令受眾上釣。新聞為了吸引觀眾選擇更刺激有趣但不甚重要的題材，甚至會報導更多厭惡性新聞。
汽車銷售也有phishing for phools的情況，汽車銷售員會致力說服買家那是一輛dream car，並聲稱各種升級設備符合買家需要，即使實情未必如此。如果買家有trade-in的話，銷售員也會嘗試令買家認為trade-in價格水平很高，令買家覺得新車的定價合理。在付款方式上，銷售員著重提及每月還款額，令買家沒有注意到還款期長短會影響總付款額。銷售員也不會談及汽車行的另一收入來源︰檢查與維修費用，令買家沒有留意購買汽車的全部成本。
信用卡是phishing另一例子，人們認為信用卡既方便又不用即時還款，卻沒有注意到這種方便會增加準確預算的困難，容易造成過度消費。作者引述研究指信用卡的收入來源有一半是逾期還款利息，三分一是交易費用，六分一是逾期還款費用等罰款，這都是信用卡方便的成本。
政治選舉也有各種phishing。作者指政治人物既要爭取選民支持，又要籌募捐獻助選，最合理的策略是在廣受關注的議題順應選民意見，在選民不那麼注意與缺乏資訊的議題則合符捐獻者的心意，然後利用獻金以廣告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並建立一種選民喜好的形象。例如宣傳繁忙的國會議員因為想家，每週都會回家剪草，雖然這與議會工作毫無關係，卻可以贏得選民的好感。
藥商在推出新藥時也能以各種手法通過審查。現時新藥推出前需要先以隨機對照試驗證明藥物有效，但在過程中藥商大有可以操弄之處，例如只呈報正面結果的試驗，發現新藥沒有效用的試驗則略過不提；也可以操縱試驗期長短、目標群眾、安慰劑選擇、試驗地點以得到正面結果。此外，新藥推出時藥商也大肆宣傳，資助學術期刊，並贊助醫生進修課程，左右課程內容，意圖說服醫生相信新藥非常有效。
煙酒公司也運用各種形象工程、辯護「個人自由」、政治獻金等試圖模糊煙酒的害處，令煙酒稅水平無法提高，並引致消費者過度吸煙及酗酒。作者認為雖然香煙的害處現在漸漸為大眾認同，但大眾仍然認為酒精比較無害，忽視酗酒帶來的傷害不止於生理層面，也會影響酗酒者及其身邊人的心理與生活。
1980-90年代美國儲貸機構危機反映出當時在金融業phishing甚為容易，而且事後帶來的影響深遠。儲貸機構以高息從其他金融機構借貸，再將錢借給「建築商」，過程中對建築項目是否獲利視若無睹，甚至那些「建築商」其實是儲貸機構主管的同黨，合謀侵吞貸款，只還利息以拖延時間。與此同時，垃圾債券發行商向這些儲貸機構與其他機構集資作敵意收購，並承諾給予高利息回報，但這承諾卻無法兌現，其違約率亦遠高於最初銷售聲稱的情況。
作者指垃圾債券危機顯示出金融業可以誤導資訊——例如誤導評級與會計——或吸引的故事——例如垃圾債券高回報——引人上釣。敵意收購自此之後則令最高收入人士收入大幅上升，成為近年不平等加劇的開端。這次金融業phishing最後要由政府以千億計美元收拾，也是美國1990-91年衰退的原因之一。只要能突破障礙，金融業phishing就會出現，令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作者認為，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金融災難自然會出現，並反複帶來重大危害。
書中也提及各種對抗phish的事物，包括消費者組織、產品標準檢查組織、同業社群與守則、法律、官方規管組織等。作者指對抗information phish的努力相信而言較為有效，psychological phish則較難抵抗，因為人們都會傾向相信各種吸引的故事。
作者反駁以言論自由辯護無限制政治獻金的說法，指選舉需要規則防止有資源的人士獨佔言論︰
Our view of free speech closely mirrors our view of free markets. We view both as critical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free speech as especially critical for democracy. Bust just as phishing for phools yields a downside to free markets, similarly, it yields a downside to free speech. Like markets, free speech also requires rules to filter the functional from the dysfunctional. Anyone who has ever run a meeting knows that. Even the most democratic town meeting has its rules (p. 160).
Metaphorically, we must place some limits on those with the resources to unleash huge loudspeakers that can drown out the messages of less well0endowed others (p. 161).
作者總結認為本書的貢獻有三，首先是經濟學忽視誤導與欺騙是自由市場的一部份，而本書則認為phishing是一種普遍現象，經濟學家應更重視市場中存在甚麼樣的phish；其次本書指出人們真正渴望的事物，與他們以為自己渴求的事物往往有分別，經濟學中revealed preference，即消費者所選擇的正是其所偏好的事物，這一假設需要受到質疑；最後本書指出人們下決定的思考框架，是以他們對自己說的故事為本，而其他人因為自身利益，可能會操弄這故事為本的思考框架，從而影響人們的決定。
2016年3月28日 星期一
失控的銀行
看完了《失控的銀行》，全書最重點的就是認為現在銀行的負債率過高，造成過多風險，應降低其借貸比率並以股本代替。銀行股本(或反過來說負債)比率與銀行準備金率不同，後者是不能用於放貸的現金，前者則是放貸資金來自何處，例如股東集資、現金市場或銀行存款。
作者指政府在危機時拯救銀行是不得不為之，但拯救銀行會令銀行借貸更進取，借方也更樂意借給銀行，因為政府會包底，這就令銀行因納稅人幫助而佔了便宜，可以較低成本借貸。借款過高的問題是會令虧蝕擴大，貸方的權益部位在資產價格稍為下跌就會賠光。在銀行的情況中，財務槓桿令銀行在順境時得益更多，但在逆境時的更大虧蝕，則要由整體經濟來買單。正因為銀行知道大到不能倒的好處，銀行樂意高價併購其他銀行，以達致大到不能倒的地位，取利於納稅人。
面對債務威脅，貸方可能會過度謹慎，放棄未來有賺頭的投資，也可能會過度進取，在償付能力不足時，為求收復失地而豪賭，在銀行的情況兩者都會令整體經濟受到重大傷害。貸方在投資資產價格下跌時減少債務反而希望增加債務，因為假如資產價格繼續下跌，新增貸款會使其權益部位減少的幅度降低。
傳統銀行的服務是提供存款及支付系統，以及貸款給別人。假如存款人同時要求提取存款，銀行沒有足夠現有應付，就會造成擠兌。銀行貸款壞帳造成的損失也會減少貸款獲利，當房價全面下跌，或銀行貸款審批不嚴，就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1980年後抵押貸款證券化，銀行將貸款風險打包出去賣給其他投資人，對貸款人審批嚴格把關的誘因就更弱。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大特色是其傳染性，全球金融機構互相緊密連繫，幾間機構償付能力不足引起連鎖反應，威脅到整個金融體系。在這次危機中，幾乎所有金融機構都持有不動產抵押貸款相關證券，其中一家的資產價格下跌，就令所有金融機構所持資產價格下跌。此外，這些金融機構的初始股東權益部位(按︰即股本比例，來自股東的資金，相對於對外借貸與存款)極少，資產價格下跌令這些機構的償付能力馬上成疑。加上銀行大部份貸款來自其他金融機構的短期債務與貨幣市場基金，不受存款保障保護，金融機構償付能力成疑後資金鏈斷裂，銀行無法取得新的資金。
談及衍生性金融產品造成的巨大風險︰
作者認為資本監管(capital management)是降低金融業風險一種可行的方法，重點在於銀行吸收虧損、不至落入無法償債的能力，具體而言是要求銀行增加股東權益部位並減少債務。雖然銀行界以股本成本過高(集資股價過低)為由拒絕這項建議，但作者認為這說法並不合理，其他企業也主要以股本集資，銀行業並無特殊之處。銀行也可以保留獲利用於再投資。股東期望回報率會因不同投資風險而變動，正如房貸利率會因首期較多而較低，在股東權益部位較高、企業風險較低下，股東期望回報率自然會降低。作者指銀行家不願以股本集資為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股東報酬率是銀行家獲得紅利的指標，令銀行家有直接誘因冒險，並增加銀行負債。即使這樣做會令銀行風險增加，只要設法將風險隱藏，到出事時銀行家已領走紅利。再者，分析師與記者在評論銀行季度業績，或銀行董事會評估銀行表現時，也只會強調股東報酬率，風險因為難以觀察與衡量，很少為人討論。
作者也指出銀行依賴的短期債務並不像股東權益資本那麼流動，短期債務流動性可以突然消失︰
結構性投資工具令銀行規避相關金融管制，銀行不必為此提高權益資本，但實際上銀行為這些工具作擔保，承擔其風險。銀行也宣稱「對沖」會減低自身所承受的風險，但最後由誰來承擔風險則無人深究。以這種自欺欺人的方式，銀行家大量借貸進行高風險投資，並將風險隱藏起來，為自己圖利。
作者反對以風險加權來計算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因為加權的準則缺乏標準，忽略某些重要而真實的風險，例如認為歐元計價希臘國債與德國國債一樣是毫無風險，就在2012年希臘違約後證明是錯誤。根據總資產來提高銀行權益資本，在處理金融危機會好得多。
談到以「可轉換公司債」(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按︰在銀行資本不足時強制債權人成為股東的債務)取代權益資本的問題︰
談到銀行與政治的關係，作者指銀行以「全球競爭」為名阻撓政府管制銀行，而且銀行也是政府的資金來源，政治人們希望銀行將資金用於他們想要之處，例如「住者有其房」政策，反而不希望加強對銀行的管制。管制金融機構的人材也是來自金融業，並通過旋轉門在離開管制機構後重投私人金融機構，較不願意實施違背金融機構的政策。金融業也會透過遊說團體左右政治人物的意見，事實是這些特殊利益團體往往壓過一般公眾聲音，後者可能對金融政策的影響未有充分認識，在專業知識上也不及特殊利益團體。
作者總結其具體建議為︰一，關閉失去償付能力的銀行；二，禁止向股東發放股利，直至銀行股東權益部位水平比現在更高；三，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並棄用風險加權指標；四、以法規改善銀行的治理與風險管理。
最後一章題為「拆穿二十三件銀行家的新衣」，以附錄形式反駁各種反對作者建議的說法，現時已增加至三十一條，該文可在本書官網中瀏覽。
作者指政府在危機時拯救銀行是不得不為之，但拯救銀行會令銀行借貸更進取，借方也更樂意借給銀行，因為政府會包底，這就令銀行因納稅人幫助而佔了便宜，可以較低成本借貸。借款過高的問題是會令虧蝕擴大，貸方的權益部位在資產價格稍為下跌就會賠光。在銀行的情況中，財務槓桿令銀行在順境時得益更多，但在逆境時的更大虧蝕，則要由整體經濟來買單。正因為銀行知道大到不能倒的好處，銀行樂意高價併購其他銀行，以達致大到不能倒的地位，取利於納稅人。
面對債務威脅，貸方可能會過度謹慎，放棄未來有賺頭的投資，也可能會過度進取，在償付能力不足時，為求收復失地而豪賭，在銀行的情況兩者都會令整體經濟受到重大傷害。貸方在投資資產價格下跌時減少債務反而希望增加債務，因為假如資產價格繼續下跌，新增貸款會使其權益部位減少的幅度降低。
傳統銀行的服務是提供存款及支付系統，以及貸款給別人。假如存款人同時要求提取存款，銀行沒有足夠現有應付，就會造成擠兌。銀行貸款壞帳造成的損失也會減少貸款獲利，當房價全面下跌，或銀行貸款審批不嚴，就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1980年後抵押貸款證券化，銀行將貸款風險打包出去賣給其他投資人，對貸款人審批嚴格把關的誘因就更弱。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大特色是其傳染性，全球金融機構互相緊密連繫，幾間機構償付能力不足引起連鎖反應，威脅到整個金融體系。在這次危機中，幾乎所有金融機構都持有不動產抵押貸款相關證券，其中一家的資產價格下跌，就令所有金融機構所持資產價格下跌。此外，這些金融機構的初始股東權益部位(按︰即股本比例，來自股東的資金，相對於對外借貸與存款)極少，資產價格下跌令這些機構的償付能力馬上成疑。加上銀行大部份貸款來自其他金融機構的短期債務與貨幣市場基金，不受存款保障保護，金融機構償付能力成疑後資金鏈斷裂，銀行無法取得新的資金。
談及衍生性金融產品造成的巨大風險︰
交易員的低調，加上合約與交易策略的複雜程度，都會使得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容許個別交易員與銀行在沒有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累積非常高的風險，而且有時非常快速。由於衍生性金融商品可能會擴大風險的程度，大量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不會只威脅個別機構，而是會透過傳染危及整個金融系統(p. 128)。
作者認為資本監管(capital management)是降低金融業風險一種可行的方法，重點在於銀行吸收虧損、不至落入無法償債的能力，具體而言是要求銀行增加股東權益部位並減少債務。雖然銀行界以股本成本過高(集資股價過低)為由拒絕這項建議，但作者認為這說法並不合理，其他企業也主要以股本集資，銀行業並無特殊之處。銀行也可以保留獲利用於再投資。股東期望回報率會因不同投資風險而變動，正如房貸利率會因首期較多而較低，在股東權益部位較高、企業風險較低下，股東期望回報率自然會降低。作者指銀行家不願以股本集資為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銀行股份的市值往往低於帳面價值，因為銀行的管理層不願意認列虧損。這是管理層一廂情願地希望貸款問題最後不會太嚴重；或是希望延遲公開虧損的事實，讓財報獲利數字好看一點，他們才能領到紅利。資產負債表的估價這高，也能幫銀行滿足資本監管的要求。銀行家有明確的誘因延遲認列虧損(只要他們能這麼做)，而會計原則也有充裕的彈性空間讓他們延遲認列。
......如果虧損確實存在，以市價發行新股票對銀行家來說似乎「太貴了」，因為知道每一美元的股份會變成五十分錢的是銀行家，而不是最後無論如何都得承擔風險的股東。如果銀行家害怕面對失敗，真的會讓股東蒙受損失，因為他們很可能會放棄一些能夠獲利的機會(pp. 189-190)。
股東報酬率是銀行家獲得紅利的指標，令銀行家有直接誘因冒險，並增加銀行負債。即使這樣做會令銀行風險增加，只要設法將風險隱藏，到出事時銀行家已領走紅利。再者，分析師與記者在評論銀行季度業績，或銀行董事會評估銀行表現時，也只會強調股東報酬率，風險因為難以觀察與衡量，很少為人討論。
作者也指出銀行依賴的短期債務並不像股東權益資本那麼流動，短期債務流動性可以突然消失︰
如果銀行沒有足夠的權益資本的話，銀行製造的短期債務並不像銀行所說的那麼「類似貨幣」。當沒有足夠的權益資本當作吸收虧損的緩衝，就會有財務困難、失去償付能力與可能違約的風險。當債務被領走或必須更新，也會有很高的擠兌風險。這些風險都代表許多債務會突然失去流動性——即使最初它看起來並非如此(pp. 252-253)。
結構性投資工具令銀行規避相關金融管制，銀行不必為此提高權益資本，但實際上銀行為這些工具作擔保，承擔其風險。銀行也宣稱「對沖」會減低自身所承受的風險，但最後由誰來承擔風險則無人深究。以這種自欺欺人的方式，銀行家大量借貸進行高風險投資，並將風險隱藏起來，為自己圖利。
作者反對以風險加權來計算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因為加權的準則缺乏標準，忽略某些重要而真實的風險，例如認為歐元計價希臘國債與德國國債一樣是毫無風險，就在2012年希臘違約後證明是錯誤。根據總資產來提高銀行權益資本，在處理金融危機會好得多。
談到以「可轉換公司債」(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按︰在銀行資本不足時強制債權人成為股東的債務)取代權益資本的問題︰
有嚴重的理由質疑「可轉換公司債」是否有效或可靠。如果銀行發生了某些事情，因而開始把部分債券轉化成股份，可能會引起一場大混亂，因為這種轉化一方面會傷害某些投資人，一方面又會讓某些參與的人受益，包括銀行經理人，他們可能會採取某些行動，來讓這種轉化發生。這種行動最後會造成市場對銀行的證券或股票，都引發恐慌。
可轉換公司債比單純的債務更能保護銀行的安全，可是，銀行可以仰賴的權益資本無疑是太少了，當運用權益資本會更簡單也更有效率時，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應該考慮以非權益資本的選項，來代替權益資本，達成提高金融系統安全度與穩定度的目標(pp. 299-300)。
談到銀行與政治的關係，作者指銀行以「全球競爭」為名阻撓政府管制銀行，而且銀行也是政府的資金來源，政治人們希望銀行將資金用於他們想要之處，例如「住者有其房」政策，反而不希望加強對銀行的管制。管制金融機構的人材也是來自金融業，並通過旋轉門在離開管制機構後重投私人金融機構，較不願意實施違背金融機構的政策。金融業也會透過遊說團體左右政治人物的意見，事實是這些特殊利益團體往往壓過一般公眾聲音，後者可能對金融政策的影響未有充分認識，在專業知識上也不及特殊利益團體。
作者總結其具體建議為︰一，關閉失去償付能力的銀行；二，禁止向股東發放股利，直至銀行股東權益部位水平比現在更高；三，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並棄用風險加權指標；四、以法規改善銀行的治理與風險管理。
最後一章題為「拆穿二十三件銀行家的新衣」，以附錄形式反駁各種反對作者建議的說法，現時已增加至三十一條，該文可在本書官網中瀏覽。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人類大歷史
看完了《人類大歷史》，涵蓋由智人出現至現今世界的歷史，範圍廣泛，內容也較精簡。整本書主線是智人三大革命︰認知革命、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
人類腦部較發達並以直立行走，因此婦女婚娩會較為困難，令人類成為早產兒，也需要更好的社交技巧，依靠其他家族成員共同養育母子。懂得運用火則令人類能烹飪，令小麥、水稻等的營養能夠為人類吸收，食物也更容易消化，人類就能減少牙齒、縮短腸道，將能量發展成更發達的大腦。
考古學發現以往人類並不是只有智人一種，其他人類，包括尼安德塔人，似乎都是被人類趕盡殺絕而消失。作者認為智人的優勢就在於能夠討論虛構的事物，如傳說、神話、神、宗教等，令人數遠超於日常交流可及的智人團體可透過這些虛構故事聯合。作者稱這種優勢為認知革命，令智人能更大量傳達關於身邊的資訊，執行複雜計劃；大量傳達關於社會關係的資訊，令團體更大、更有凝聚力；傳達關於社虛構事物的資訊，可令大量陌生人合作，並加快社會行為創新。
狩獵採集社會的智人需要了解周遭動植物、各種物品、自己的身體與感官、環境變化、如何有效率運用身體等，有高超心智能力的人才能生存，很可能當時智人的腦容量比現在更多。狩獵採集社會的智人工作時間較現在少，食物種類較多樣，但也需要面對較高的幼兒死亡率。他們信仰泛靈論，認為每一事物都存在靈，人類與其他靈之間沒有高下之分，世界並不會為人、任何生命或特定的靈而運轉。
人類祖先並不是那麼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狩獵採集與農業社會的智人都令物種出現滅絕浪潮， 作者說智人是造成最多動植物的元兇，人類可稱為「生物學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物種」。
農業革命使智人定居於一處，以馴化的物種為生。作者指農業革命並沒有令每個人的生活變好，更像是一場騙局︰農民過著比探集者更辛苦、更不滿足的生活，飢餓與疾病更為頻繁，得到更多食物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農民受到統治者與菁英階級剝削。農業革命是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
城市與國家這些人數眾多的組織能團結依靠的是虛構的秩序，對外統治者會宣稱這種秩序絕非虛構，是客觀的現實，或是偉大的神或自然律所創造。想像秩序與真實世界結合，塑造了人們的欲望，並存在於人與人的思想連結中，令人們覺得這種想像秩序並非虛構，不論這秩序是宗教、民主或是資本主義。
官僚制度為有效、準確、方便而創制了文字及編目、複製、檢索工具，文字逐漸改變人類思維與看待世界的方式，過去自由連結、整體的思考，由分割思考、官僚制度所取代。
大型人類社會從未真正免除歧視，歷史上偶發意外令部份群體取得既得利益，並世代延續改良，形成不同的階級制度。甚麼是生物學上的不同，甚麼是虛構的差別，作者提出一條經驗法則︰「天賦自由，文化禁錮」。生物學上可能做的事非常寬廣，只要有可能的事，就是「自然」，只是人藉文化來禁止。為甚麼農業革命後人類社會普遍為男性主導，雖然有肌肉理論、流氓理論、父權基因理論等假說，但它們各有可議之處，現在還是沒有很具說服力的答案。
作者指人類文化總是充滿矛盾，不同想法才能令人思考、批評、重新評價，一切要求一致反而會導致呆滯。但作者也提出人類歷史似乎有一大方向，也就是文化趨於融合，到西元前一千年開始更出現三種可能達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經濟貨幣秩序、政治帝國秩序與全球性教派的宗教。
貨幣秩序以信任為基礎，金錢是有史以來最普通、最有效的信任系統，重點是他人相信金錢有其價值，就會令我們都相信金錢有價值。金錢萬物可換的特質可能會變成沒有人性的系統，令我們不信任任何人，只相信金錢，破壞人的價值與親密關係。這時又會有對抗力量出現，希望保護社會、宗教與環境不受金錢奴役。
帝國是指多民族與領土不斷擴張的政治秩序。在歷史上帝國一直是全球最常見的政治組織形式，帝國政體也相當穩定，被征服民族通常慢慢被帝國消化，最後自己的獨特文化消失。帝國同化文化的過程包括統一法律、文字、語言、貨幣等，令思想、人口、貨物、技術更快傳播。帝國傳播共同文化也能加強其統治正當性，宣稱其征服會為被征服者帶來好處。
作者將宗教定義為建立在超人類秩序之上的規範及價值體系，若宗教想要將各異的人類收歸其下，其超人類秩序也必須普世皆同，不論地域時空，並堅定向所有人鼓吹這種信念。由泛靈論走向多神教使人類由眾靈之一變成著重人神關係，將神與人類的地位都提高；由多神教走向一神教普遍則令教徒更狂熱、更熱衷傳教，認定只有自己看到完整的真相，甚至會以暴力消滅其他競爭對手。然而，即使是基督教也不能完全消滅善惡二元論、多神教義與泛靈信仰的影響，宗教學上稱這種同時擁有不同甚或矛盾的思想為綜攝(syncretism)。
在現代也出現了新的自然律宗教，當中人文主義宗教崇拜的是人性，根據人性不同定義可分為三類︰自由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存於每個人心中，最重要是保護人的內心自由；社會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存於智人整體中，最重要是保護每個智人平等；進化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可退化與進化，最重要是保護人類避免退化，並鼓勵其進化成超人類。
談及歷史走向時，作者提醒越是知道當時情況的人，也就是當代的人，越是看不出歷史走向。事後看來無可避免的事，在當時看來總是不太明顯。未來歷史走向會如何，我們現在無法確定，瞭解歷史是為了拓展視野，明白現在種種並非「自然」，也不是無可避免。
科學革命令人類承認自己的無知，沒有想法是不可挑戰；以觀測與數學為中心，收集數據、分析、形成理論；運用科學理論取得新能力，尤其是在技術上。隨著科學解決各種過去以為無法解決的問題，人類開始相信只要取得並應用相關知識，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科學革命與帝國及資本主義有重要關聯。現代科學與帝國都是源於一種不滿足，遠方有甚麼事情等待人類探索。在建立現代帝國時，有關殖民地的各種科學也隨之興起，既是為了實際管治需要，也是為了改變帝國子民思想，令帝國的統治合理化、正當化。帝國與科學密切合作令整個世界大為改觀，甚至創造我們用以判斷世界的意識形態。
在科學革命與進步的概念出現後，人類相信未來一切會變得更好，「信用」這種金錢概念流行，經濟規模大為擴張，令人類能預支未來投資於現在。財富可通過再投資創造更多財富，也推翻傳統財富與道德對立的概念。資本主義原則開始超越經濟範圍，變成一套倫理，認為任何事都需要依賴經濟成長。這種認為經濟可以不斷成長的想法，正是由科學帶來的技術進步引起。資本主義著重獲利，卻無法保證利潤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冷漠與貪婪令資本主義造成數百萬人的災難，例如奴隸貿易與飢荒。
作者指工業革命的核心是能源轉換的革命，可供使用的能源方式大為擴張，並因此可以取得過去無法運用的原料。工業革命最重要的是第二次農業革命，種植、農藥、肥料、保存、運輸技術都大為提升。動植物也遭到機械化，變成巨大生產線上的配件，動物的社會與心理需求則受到漠視。
現代資本主義運作需要不斷提高產量，也需要有人消費這些產品，引起一種新的倫理觀︰消費主義，鼓吹人們應盡力消費，即使過度購物也在所不計。作者指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結合形成一種現象︰有錢人的指導原則是不斷投資，其他人的指導原則是不斷購買。
工業革命令人類的生活大為改變，人們現在要跟著時鐘的時間行事，家族與地方社群崩潰，由國家及市場取代，人類變成互相疏遠的個人。市場與國家為加強人們同舟共濟的情感，塑造出兩種想像的社群︰民族令人們想像成同一國家的同胞，消費大眾則令人們想像成有共同消費習慣與興趣的同夥。
現代社會相較於之前的社會和平，作者認為有四大因素影響︰核戰末日威脅促成了和平主義；和平主義令貿易成長；貿易成長使和平更為有利，戰爭的成本更高。
作者指難以認定現代人類是否較快樂，雖然物質條件大為改善，但家庭崩潰、社會失調，兩相抵消，可能令現代人不比以往人類快樂。也有學者認為人類生化機制總是設法保持恆定，即使再多刺激，過些時間就會回後正常。每個人的恆定基準與變動範圍都不一樣，有些人可能天生開朗，有些人則性格悲觀。人類是否快樂，也與是否覺得生活有價值與意義有關。佛教則認為不快樂在於過度著重自己的感受，對感受不斷貪求會帶來痛苦。
未來作者估計智人可能以三種形式超越自然選擇過程︰生物工程、半機械人與無機生命體。未來會怎樣往往難以想像，但現在則會影響未來，因此人類必須考慮「我們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麼」的問題。
人類腦部較發達並以直立行走，因此婦女婚娩會較為困難，令人類成為早產兒，也需要更好的社交技巧，依靠其他家族成員共同養育母子。懂得運用火則令人類能烹飪，令小麥、水稻等的營養能夠為人類吸收，食物也更容易消化，人類就能減少牙齒、縮短腸道，將能量發展成更發達的大腦。
考古學發現以往人類並不是只有智人一種，其他人類，包括尼安德塔人，似乎都是被人類趕盡殺絕而消失。作者認為智人的優勢就在於能夠討論虛構的事物，如傳說、神話、神、宗教等，令人數遠超於日常交流可及的智人團體可透過這些虛構故事聯合。作者稱這種優勢為認知革命，令智人能更大量傳達關於身邊的資訊，執行複雜計劃；大量傳達關於社會關係的資訊，令團體更大、更有凝聚力；傳達關於社虛構事物的資訊，可令大量陌生人合作，並加快社會行為創新。
狩獵採集社會的智人需要了解周遭動植物、各種物品、自己的身體與感官、環境變化、如何有效率運用身體等，有高超心智能力的人才能生存，很可能當時智人的腦容量比現在更多。狩獵採集社會的智人工作時間較現在少，食物種類較多樣，但也需要面對較高的幼兒死亡率。他們信仰泛靈論，認為每一事物都存在靈，人類與其他靈之間沒有高下之分，世界並不會為人、任何生命或特定的靈而運轉。
人類祖先並不是那麼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狩獵採集與農業社會的智人都令物種出現滅絕浪潮， 作者說智人是造成最多動植物的元兇，人類可稱為「生物學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物種」。
農業革命使智人定居於一處，以馴化的物種為生。作者指農業革命並沒有令每個人的生活變好，更像是一場騙局︰農民過著比探集者更辛苦、更不滿足的生活，飢餓與疾病更為頻繁，得到更多食物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農民受到統治者與菁英階級剝削。農業革命是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
人類一心追求更輕鬆的生活，於是釋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但衍生的結果並沒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樂見的。並沒有人在背後操縱農業革命發生，或是意圖讓人依賴穀類為生。一開始只是各種小事，主要就是希望吃飽一點、生活安全一點，但最後累積引起的效應，就是讓遠古的採集者開始花上整天的時間，在烈日之下挑水務農(p. 106)。
城市與國家這些人數眾多的組織能團結依靠的是虛構的秩序，對外統治者會宣稱這種秩序絕非虛構，是客觀的現實，或是偉大的神或自然律所創造。想像秩序與真實世界結合，塑造了人們的欲望，並存在於人與人的思想連結中，令人們覺得這種想像秩序並非虛構，不論這秩序是宗教、民主或是資本主義。
官僚制度為有效、準確、方便而創制了文字及編目、複製、檢索工具，文字逐漸改變人類思維與看待世界的方式，過去自由連結、整體的思考，由分割思考、官僚制度所取代。
大型人類社會從未真正免除歧視，歷史上偶發意外令部份群體取得既得利益，並世代延續改良，形成不同的階級制度。甚麼是生物學上的不同，甚麼是虛構的差別，作者提出一條經驗法則︰「天賦自由，文化禁錮」。生物學上可能做的事非常寬廣，只要有可能的事，就是「自然」，只是人藉文化來禁止。為甚麼農業革命後人類社會普遍為男性主導，雖然有肌肉理論、流氓理論、父權基因理論等假說，但它們各有可議之處，現在還是沒有很具說服力的答案。
作者指人類文化總是充滿矛盾，不同想法才能令人思考、批評、重新評價，一切要求一致反而會導致呆滯。但作者也提出人類歷史似乎有一大方向，也就是文化趨於融合，到西元前一千年開始更出現三種可能達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經濟貨幣秩序、政治帝國秩序與全球性教派的宗教。
貨幣秩序以信任為基礎，金錢是有史以來最普通、最有效的信任系統，重點是他人相信金錢有其價值，就會令我們都相信金錢有價值。金錢萬物可換的特質可能會變成沒有人性的系統，令我們不信任任何人，只相信金錢，破壞人的價值與親密關係。這時又會有對抗力量出現，希望保護社會、宗教與環境不受金錢奴役。
帝國是指多民族與領土不斷擴張的政治秩序。在歷史上帝國一直是全球最常見的政治組織形式，帝國政體也相當穩定，被征服民族通常慢慢被帝國消化，最後自己的獨特文化消失。帝國同化文化的過程包括統一法律、文字、語言、貨幣等，令思想、人口、貨物、技術更快傳播。帝國傳播共同文化也能加強其統治正當性，宣稱其征服會為被征服者帶來好處。
作者將宗教定義為建立在超人類秩序之上的規範及價值體系，若宗教想要將各異的人類收歸其下，其超人類秩序也必須普世皆同，不論地域時空，並堅定向所有人鼓吹這種信念。由泛靈論走向多神教使人類由眾靈之一變成著重人神關係，將神與人類的地位都提高；由多神教走向一神教普遍則令教徒更狂熱、更熱衷傳教，認定只有自己看到完整的真相，甚至會以暴力消滅其他競爭對手。然而，即使是基督教也不能完全消滅善惡二元論、多神教義與泛靈信仰的影響，宗教學上稱這種同時擁有不同甚或矛盾的思想為綜攝(syncretism)。
在現代也出現了新的自然律宗教，當中人文主義宗教崇拜的是人性，根據人性不同定義可分為三類︰自由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存於每個人心中，最重要是保護人的內心自由；社會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存於智人整體中，最重要是保護每個智人平等；進化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可退化與進化，最重要是保護人類避免退化，並鼓勵其進化成超人類。
談及歷史走向時，作者提醒越是知道當時情況的人，也就是當代的人，越是看不出歷史走向。事後看來無可避免的事，在當時看來總是不太明顯。未來歷史走向會如何，我們現在無法確定，瞭解歷史是為了拓展視野，明白現在種種並非「自然」，也不是無可避免。
科學革命令人類承認自己的無知，沒有想法是不可挑戰；以觀測與數學為中心，收集數據、分析、形成理論；運用科學理論取得新能力，尤其是在技術上。隨著科學解決各種過去以為無法解決的問題，人類開始相信只要取得並應用相關知識，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科學革命與帝國及資本主義有重要關聯。現代科學與帝國都是源於一種不滿足，遠方有甚麼事情等待人類探索。在建立現代帝國時，有關殖民地的各種科學也隨之興起，既是為了實際管治需要，也是為了改變帝國子民思想，令帝國的統治合理化、正當化。帝國與科學密切合作令整個世界大為改觀，甚至創造我們用以判斷世界的意識形態。
在科學革命與進步的概念出現後，人類相信未來一切會變得更好，「信用」這種金錢概念流行，經濟規模大為擴張，令人類能預支未來投資於現在。財富可通過再投資創造更多財富，也推翻傳統財富與道德對立的概念。資本主義原則開始超越經濟範圍，變成一套倫理，認為任何事都需要依賴經濟成長。這種認為經濟可以不斷成長的想法，正是由科學帶來的技術進步引起。資本主義著重獲利，卻無法保證利潤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冷漠與貪婪令資本主義造成數百萬人的災難，例如奴隸貿易與飢荒。
作者指工業革命的核心是能源轉換的革命，可供使用的能源方式大為擴張，並因此可以取得過去無法運用的原料。工業革命最重要的是第二次農業革命，種植、農藥、肥料、保存、運輸技術都大為提升。動植物也遭到機械化，變成巨大生產線上的配件，動物的社會與心理需求則受到漠視。
現代資本主義運作需要不斷提高產量，也需要有人消費這些產品，引起一種新的倫理觀︰消費主義，鼓吹人們應盡力消費，即使過度購物也在所不計。作者指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結合形成一種現象︰有錢人的指導原則是不斷投資，其他人的指導原則是不斷購買。
工業革命令人類的生活大為改變，人們現在要跟著時鐘的時間行事，家族與地方社群崩潰，由國家及市場取代，人類變成互相疏遠的個人。市場與國家為加強人們同舟共濟的情感，塑造出兩種想像的社群︰民族令人們想像成同一國家的同胞，消費大眾則令人們想像成有共同消費習慣與興趣的同夥。
現代社會相較於之前的社會和平，作者認為有四大因素影響︰核戰末日威脅促成了和平主義；和平主義令貿易成長；貿易成長使和平更為有利，戰爭的成本更高。
作者指難以認定現代人類是否較快樂，雖然物質條件大為改善，但家庭崩潰、社會失調，兩相抵消，可能令現代人不比以往人類快樂。也有學者認為人類生化機制總是設法保持恆定，即使再多刺激，過些時間就會回後正常。每個人的恆定基準與變動範圍都不一樣，有些人可能天生開朗，有些人則性格悲觀。人類是否快樂，也與是否覺得生活有價值與意義有關。佛教則認為不快樂在於過度著重自己的感受，對感受不斷貪求會帶來痛苦。
未來作者估計智人可能以三種形式超越自然選擇過程︰生物工程、半機械人與無機生命體。未來會怎樣往往難以想像，但現在則會影響未來，因此人類必須考慮「我們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麼」的問題。
2016年2月29日 星期一
債的歷史
看完了《債的歷史》，作者想說的似乎是債務令人際關係變成客觀無情的算術，並因此將不道德的事都合理化。然後稱經濟學那種以物易物的故事在歷史上並不存在，以物易物在古代是與陌生人在發生，在同一社群中物品是以人情與禮物的形式流通。
在歷史發展中，首先出現的是信用貨幣，在彼此認識的人之間運作。作者似乎想指出實體貨幣出現與權力關係有關，甚麼可當成貨幣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戰爭。在和平時期，社會上有良好的信任關係時，就流行信用制度，當充滿戰爭及掠奪時，人們就更傾向採用實質貨幣。
作者認為經濟關係有三種道德原則︰共產主義，是社會的基礎，每個人盡自己的能力合作，例如向別人問路，與雙方的期待與責任有關；交易關係，兩方都盡力爭取自己認為合理的價錢，這種關係隨時可以結束；階段制度，當中雙方並不對等，公平互惠通則並不適用，特定的行為重複多次則會成為慣例，例如貴族資助哲學家與藝術家。經濟社會中這三種道德原則都會共存。
作者以人類學的發現指，在人性經濟中，金錢並不能取代人命，只是因為人命不能彌補的一點補償，人命債並不能以金錢真正解決。只有在人脫離其自身所屬的社會關係時，例如成為奴隸，這人才會被當成有價財產，可成為債務衡量的方法。將個體脫離所屬社會關係的方法是暴力，而榮譽就是指將個體變成金錢的暴力行為，例如令敵人成為奴隸。
作者將歷史分為幾個時代︰軸心時代(800B.C. - 600A.D.)各國戰事不斷，人性經濟無法維持，國家在戰利品分配與士兵支薪的問題以現金交易，戰利品不用講從何而來，令人類動機的思考簡化成純粹交易計算，著重利潤與好處。這時代出現軍事—貨幣—奴隸複合體，以市場的知識工具建立道德基礎。
中世紀(600A.D. - 1450A.D.)則是財貨市場與世界宗教混合的時代，巨大帝國瓦解，軍事—貨幣—奴隸崩潰，經濟生活受宗教權威管制，信用制度再度興起。
大資本帝國時代(1450A.D. - 1971A.D.)出現現代科技、資本主義、人文主義與民族國家，貨幣制度再度以黃金與白銀為主，在西歐引起物價革命改變傳統社會結構，巨大帝國、專業軍隊、大規模掠劫戰爭、高利貸、債務奴隸再次出現，物質主義哲學興起，似乎都是軸心時代的再現。
作者強調市場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同，市場是貨物間的流通，而資本主義則是以金錢獲得更多金錢的方法，例如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英國鄉間，社群間會在交易記帳，並定期清算，金錢是用於旅人或沒有信用的人。
到了現代，作者似乎覺得一般人假如不負擔債務就過不到比「活下來」更好的人生，然後就會因欠債受到奴役。債務引起的道德危機，是人們只能以最純粹的利益看待世界，唯有願意以「掠奪者」眼光看待世界的人，才有資格追求生命中金錢以外的事物。
作者結論大概是為了解放自己，就要想像自己是歷史的行動者，改變資本主義那樣。
因為作者的論點東拉西扯，所以讀完也不是太能夠說出所以然來。
在歷史發展中，首先出現的是信用貨幣，在彼此認識的人之間運作。作者似乎想指出實體貨幣出現與權力關係有關，甚麼可當成貨幣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戰爭。在和平時期，社會上有良好的信任關係時，就流行信用制度，當充滿戰爭及掠奪時，人們就更傾向採用實質貨幣。
作者認為經濟關係有三種道德原則︰共產主義，是社會的基礎，每個人盡自己的能力合作，例如向別人問路，與雙方的期待與責任有關；交易關係，兩方都盡力爭取自己認為合理的價錢，這種關係隨時可以結束；階段制度，當中雙方並不對等，公平互惠通則並不適用，特定的行為重複多次則會成為慣例，例如貴族資助哲學家與藝術家。經濟社會中這三種道德原則都會共存。
作者以人類學的發現指，在人性經濟中，金錢並不能取代人命，只是因為人命不能彌補的一點補償，人命債並不能以金錢真正解決。只有在人脫離其自身所屬的社會關係時，例如成為奴隸，這人才會被當成有價財產，可成為債務衡量的方法。將個體脫離所屬社會關係的方法是暴力，而榮譽就是指將個體變成金錢的暴力行為，例如令敵人成為奴隸。
作者將歷史分為幾個時代︰軸心時代(800B.C. - 600A.D.)各國戰事不斷，人性經濟無法維持，國家在戰利品分配與士兵支薪的問題以現金交易，戰利品不用講從何而來，令人類動機的思考簡化成純粹交易計算，著重利潤與好處。這時代出現軍事—貨幣—奴隸複合體，以市場的知識工具建立道德基礎。
中世紀(600A.D. - 1450A.D.)則是財貨市場與世界宗教混合的時代，巨大帝國瓦解，軍事—貨幣—奴隸崩潰，經濟生活受宗教權威管制，信用制度再度興起。
大資本帝國時代(1450A.D. - 1971A.D.)出現現代科技、資本主義、人文主義與民族國家，貨幣制度再度以黃金與白銀為主，在西歐引起物價革命改變傳統社會結構，巨大帝國、專業軍隊、大規模掠劫戰爭、高利貸、債務奴隸再次出現，物質主義哲學興起，似乎都是軸心時代的再現。
作者強調市場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同，市場是貨物間的流通，而資本主義則是以金錢獲得更多金錢的方法，例如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英國鄉間，社群間會在交易記帳，並定期清算，金錢是用於旅人或沒有信用的人。
到了現代，作者似乎覺得一般人假如不負擔債務就過不到比「活下來」更好的人生，然後就會因欠債受到奴役。債務引起的道德危機，是人們只能以最純粹的利益看待世界，唯有願意以「掠奪者」眼光看待世界的人，才有資格追求生命中金錢以外的事物。
作者結論大概是為了解放自己，就要想像自己是歷史的行動者，改變資本主義那樣。
因為作者的論點東拉西扯，所以讀完也不是太能夠說出所以然來。
2016年2月27日 星期六
Misbehaving
看完了Misbehaving，是行為經濟學家Richard H. Thaler講述行為經濟學誕生與發展的故事。作者指經濟學的基本定理是Optimization(最適當運用有限資源)與 Equilibrium(供需價格均衡)，但真實人類並不會完全以經濟學假設的方式行動，因為1. 最適問題太困難，一般人無法解決；2. 人們有選擇偏差，例如過度自信等；3. 有許多在最適模型以外的因素影響人們選擇，例如人們收禮物會感到高興，不會覺得現金就是最好的禮物。
這些左右人們選擇但在經濟模型外的因素，作者稱為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SIFs)。例如endowment effect，指一個人會對自己已擁有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有位經濟學教授之前以十美元一枝買了一批紅酒，現在升值至過百美元一枝，這位教授對作者說，他會定期喝這批紅酒其中一枝，但不會在現在以過百美元買一枝差不多質素的紅酒，也不會以這個價錢將自己這批紅酒賣給他人。作者指這與經濟人的假設相違︰
If he is willing to drink a bottle that he could sell for $100, then drinking it has to be worth more than $100. But then, why wouldn’t he also be willing to buy such a bottle? In fact, why did he refuse to buy any bottle that cost anything close to $100? (p. 17)
作者自研究生時期開始搜集這些與經濟人相異的情況(作者稱為The List)，看到Daniel Kahneman與Amos Tversky研究人們會有模式、可預測地做出與經濟學理性不符的行為後，認為這發現可用於描述真實行為的經濟學理論，漸漸走向後來稱為行為經濟學的研究。Kahneman與Tversky的prospect theory指，人們著重的是轉變，他們對少量轉變有不符比例的強烈反應，而且討厭損失甚於愛好獲利，稱為loss aversion︰
(p. 31)
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者對行為經濟學發現有幾種典型反駁︰as-if，即人們雖然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但行為的結果理性。作者指行為經濟學的發現，已反映人們行為的結果也不符理性經濟理論預測。
另一反駁是在高回報情況下人們會更為理性，作者指這種情況沒有事實證據支持，研究也發現人們的偏好不是內在一致，這現象稱為preference reversals，即既宣稱偏好A多於B，又宣稱偏好B多於A。例如要參加者選擇97%贏十美元或者37%贏三十美元的賭局，他們多會選前者，但問他們最少要多少錢才願意將兩賭局賣給他人時，他們對後者的定價會較高。
理性經濟理論也反駁指學習會令人更為趨向理性，作者則指學習需要兩項條件︰同一情況不斷重複，而且有即時的反饋令當事人知道決策對錯，但現實生活中這兩項條件都並不常見。
面對偏理理性現象理性經濟學也經常會指即使個體不理性，市場競爭壓力也會淘汰他們，留下來的都會是更理性的人。這種反駁如此自動與常見，作者戲稱其為invisible handwave，因為反駁者提及這點時通常會揮動雙手。作者指，市場不會自動令人變得理性，在大部份情況下，不完全理性的行為可能會令人有多少損失，但不會致命。
作者就消費者行為研究建立出mental accounting概念，找出人們在各種情況下怎樣看待獲利與損失。例如購買商品時怎樣才是有賺的交易？作者認為人們除了著重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的acquisition utility(這商品會為我帶來甚麼好處)外，也會留意transaction utility，即相對於參考價格，這交易是否較便宜。例如消費者會預期在酒店買一瓶啤酒，比在雜貨店買同一瓶啤酒貴，假如雜貨店的售價提高至酒店水平，消費者就會覺得這價格比參考價格高，令消費者感到transaction utility受損。
這種心理計算也出現在sunk cost的考慮上。理性經濟學認為已付出的sunk cost無法改變，不應在決定因素之內，應考慮的是未來得益與代價。但實際的人則會因sunk cost而改變行為，例如交了健身會籍會費不久就會更常去健身「回本」，但一段時間後沒了sunk cost考量就不再去了。sunk cost與opportunity cost在人們眼中也錯綜複雜，例如買一批紅酒，過了一段時間升值一倍，就會令人覺得可以不勞而獲地喝掉一半紅酒 (sunk cost)，而不會覺得代價是放棄將這些紅酒賣掉的成本(opportunity cost)。
Mental accounting更突出的例子，是人們會將自己的預算分成不同用途，彼此之間不可轉換(non-fungible)，公司也會有類似做法，亦即名副其實的會計制度。這種方法令人們可更易管理自己的生活開支，但也可能會令人在某一方面的花費沒有必要地多，例如2007年經濟大衰退令油價下跌，人們在汽油開支上沒有因經濟衰退而減少，反而以與過去差不多的開支買更高級的汽油，儘管汽油級數與其品質的差別不是很大。
人們有多願意冒險也與mental accounting有關。研究發現人們在兩種情況下在賭局會特別願意冒險︰已經從中獲利，認為拿去冒險的是額外錢(house money)；以及在已有損失時，有機會以冒險方式回本。這兩種情況都是將參考標準定在賭局開始之前，而不是覺得賭局開始後的獲利或損失已成事實。
人們較偏好現在而不是未來的享受，雖然理性經濟學模型考慮到這點，提出未來折扣率的概念，但實施上人們對未來的看法並不如算式般一致。例如某人對一年後的享受折扣率是70%，兩年後的則是63%。假設他打算看網球賽，第一圈、準決賽與決賽分別在明天、一年後與兩年後，對他來說相應的觀賞價格則是100、150與180，就會出現下圖情況︰
現在︰
一年後︰
換句話說，他現在的選擇與一年後的選擇會不一致。
實際的人並不會像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那樣有完美的自我控制，作者將之比喻為個人內在有兩個角色︰計劃者(planner)及行事者(doer)，計劃者全盤考量個人生活，行事者則及時行樂。計劃者可以計算利害並讓行事者有一定自主，也可以用規則限制行事者行動。
人們對商人在供應短缺下加價會有不公平的感覺，基本商品與服務尤其如此。假如顧客認為這是原本的折扣變回原價，就不會那麼強烈認為價格上升不公平。在經濟環境不佳時減薪也會令人覺得不公平，但假如是在高通漲環境下加薪幅度較通脹少，即使實際上形同減薪，引起的反感較沒那麼大。作者指出，假如企業純粹以經濟角度考量，沒有顧及人們對公平與否的觀感，就很容易引起不滿，令企業形象受損。
公平與否的感覺也影響人們是否接受與別人交易。在作者與同事設計的實驗中，在Dictator Game階段，一位學生要決定他與另一學生要怎樣分配二十美元︰$18/$2(此做法稱為U)還是兩人平分$10(此做法稱為E)，這群學生部份組合會真的得到上述方式分配的錢，部份則不會；在Punishment Game階段，第三名學生則要從上階段沒有得到錢的學生中，決定是與U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還是與E各得十美元。結果在Dictator階段，74%學生選擇與另一學生平分十美元；在Punishment階段，第三名學生則有81%選擇與「公平的」學生各得十美元，而不是與「不公平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作者推論這項結果表示人們願意以一定代價懲罰不公平的人，即使不公平的事與自己無關。
1985年10月，行為經濟學與理性經濟學的重要學者在芝加哥大學舉行會議，討論行為經濟學發現是否動搖理性經濟人的預設，當中Kenneth Arrow的發言令作者印象深刻。Arrow指，經濟理論不一定要以理性預設為基礎，例如以習慣為預設也可以建立一套經濟理論；理性經濟學理論也不只是預設理性，也假設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效益函數，即所有人品味一致，這與事實不符；Arrow也指經濟學家花盡心思才建立出經濟模型，卻假定其模型中的所有人都有能力解決最適問題，前後並不一致。
在這段時間更多研究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有關。在當時美國利得稅率比資本增值稅率高一倍(50% v. 25%)，為何上市公司仍要派發股息而不是回購公司股票？行為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因為部份股東，尤其是退休人士，心理上較喜歡「收入」這種形式，令他們可更自在地將這筆錢花掉。
作者也開始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寫專欄討論各種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的現象，在第一篇專欄中有這樣的測試︰有A、B、2、3四張卡，要證明「每張一面是母音(AEIOU)的卡另一面都是雙數」，最少要翻動多少張卡？最多人選的卡由多至少是A、2、3、B，但答案則是A(證明母音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B(證明非母音背後是否母音)、3(證明非雙數背後是否母音)三張卡，而2(證明雙數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則不會在這問題中提供額外資訊。作者引申指，這項測試反映人們自然傾向尋找確認而非否定的資訊，即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種偏誤會因為不當的假定令否定資訊看起來不可能而加強。
賽馬也為不符理性經濟學理論現象提供證據，冷門馬的預期回報比熱門馬不成比例地低。在效率市場中，莊家收取17%的費用後，所有馬的預期回報應該都是$1有$0.83，但作者的研究發現1:1熱門預期回報是$0.90，1:100冷門預期回報則只有$0.14，顯示在冷門的投注比效率市場預期多。
提及為何心理學家較少參與行為經濟學研究，作者認為原因有三︰心理學沒有經濟學那麼重視理性選擇理論，對實際行為怎樣偏離理性選擇理論自然也不太熱衷；行為經濟學不是運用心理學最尖端的知識，心理學家興趣也會較少；心理學界似為認為「應用」研究地位較低，對心理學學術界發展的幫助不算很大。
Narrow framing是指人們以個別事件為單位評價，有可能會忽視整體情況，做出對整體不利的決定。例如一間公司有二十三名部門主管，每名主管需各自決定是否實行一項各自獨立，有50%機會獲利二百萬美元、50%機會損失一百萬美元計劃，主管因為覺得有一半機會造成重大損失令自己工作不保，在規避風險的考慮下很可能會放棄計劃。但是從公司整體來說，所有主管都實行計劃的話，會造成損失的風險很低(十六個或以上計劃失敗才會有整體損失)。身為公司總裁在這情況下應鼓勵主管們冒險，並不對計劃失敗的主管追究責任。
行為經濟學對股市的研究相當豐富，研究發現人們越頻密檢視其投資組合的價值變動，就會越不願冒險，因為他們會受短期下跌影響希望規避風險。
凱恩斯將股市比喻為選美競賽，人們不是選擇自己覺得最美的候選人，而是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又有人會考慮有人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等等。作者對《金融時報》讀者的遊戲反映出這種現象︰從0至100中選擇一個數字，令這個數字盡量接近所有人的數字之平均之三分之二。例如有三個人估計是20, 30 ,40，平均為30，三分之二就是20。此問題巧妙之處是假如認為所有人是隨機選擇，那麼平均就大約在50左右，答案就會是33，但假如所有人都想到這點，平均就會是33，答案就成了22，如此類推，理性計算(即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人答案就應該是0。但最後的結果則是13，沒有人知道為甚麼是13，只是這一次各種考量組合的人給出這個答案，下一次不同的人玩大概又會是其他結果。這與股市的波動很相似︰每個人都在估算其他人會怎樣估算股價，大家追逐的都是他人在未來會有更高估價，令自己能獲利。
理性經濟學理論在股市的應用是效率市場假說，當中有兩項要點︰沒有人能在計算交易成本後，不冒額外風險獲利；及價格總是反映企業的實正內在價值。作者追蹤市盈率較低的股票，與市盈率較高的股票對比，市盈率較低的股票在之後表現總是比較好，風險也比較低，與「沒有免費午餐」的效率市場假說不符。Robert Schiller整理1871年至1980年的股價與股息變動趨勢也發現，股息水平相對平穩，但股價卻劇烈變動，似乎股價並不是表現公司內在價值的可靠指標。封閉基金定價不合理與合營公司間價格不符比例，也反映出以套利交易調整股價的方法有限制，股價並不總是正確。作者認為，效率市場假說用作研究股市是不錯的起點，但在用於描述股市實際運作時卻不能照單全收。「沒有免費午餐」在大多數情況下大致如此，但價格則往往不那麼正確。股價大為偏離基本價值會令社會資源錯配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有需要以政策規管市場。
作者研究NFL選秀交易時認為第一輪優先選秀權似乎因為五項偏誤估值過高︰過度自信(我就知道這球員很好)、極端預測(他會為球隊帶來極大改變)、贏家的詛咒(估價過高的人才會獲得優先選秀權)、錯誤共識(我很想要這球員，別的球隊一定也這樣想)與現狀偏誤(立即得到優良球員比下一年優先選秀權重要)。作者分析數據後的建議是，將第一輪選秀權換來幾個第二輪選秀權更有價值，囤積下一年的選秀權到下年其他球隊會以更高代價爭奪。然而作者也指出球隊老闆渴求即時的勝利，並左右球隊如何交易選秀權，令教練不容易以較合算的方式交易選秀權。
作者談到他如何應用行為經濟學時講到Save more Tomorrow這設計，內容是自動加入儲蓄計劃但可以自行推出，以及事前承諾在加薪時提高儲蓄率。這配合行為經濟學兩項發現︰人們知道儲蓄是好事，但有惰性，可以預設選項解決；討厭眼前的損失是天性，但對未來的新增所得有點減少則較不在乎。作者與Cass R. Sunstein合著的Nudge就提及各種類似的方法，令人們達到自己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做到的目標，當中提到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概念︰
自2008年起英美政府均成立Nudge Unit以研究怎樣以這種方式令政策更有效率，作者總結經驗指，如果要鼓勵別人做某件事，就要令這件事變得簡單；所有以證據為本的政策，都需要有證據，最理想是以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ails)測試政策成效。作者也強調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輕鬆解決，有些問題不是所有當事人都覺得有需要解決，而且很多問題都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法。
作者最後歸納出行為經濟學帶來的三堂課︰要觀察四周、搜集數據並將問題說出來。
這些左右人們選擇但在經濟模型外的因素，作者稱為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SIFs)。例如endowment effect，指一個人會對自己已擁有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有位經濟學教授之前以十美元一枝買了一批紅酒，現在升值至過百美元一枝，這位教授對作者說，他會定期喝這批紅酒其中一枝，但不會在現在以過百美元買一枝差不多質素的紅酒，也不會以這個價錢將自己這批紅酒賣給他人。作者指這與經濟人的假設相違︰
If he is willing to drink a bottle that he could sell for $100, then drinking it has to be worth more than $100. But then, why wouldn’t he also be willing to buy such a bottle? In fact, why did he refuse to buy any bottle that cost anything close to $100? (p. 17)
作者自研究生時期開始搜集這些與經濟人相異的情況(作者稱為The List)，看到Daniel Kahneman與Amos Tversky研究人們會有模式、可預測地做出與經濟學理性不符的行為後，認為這發現可用於描述真實行為的經濟學理論，漸漸走向後來稱為行為經濟學的研究。Kahneman與Tversky的prospect theory指，人們著重的是轉變，他們對少量轉變有不符比例的強烈反應，而且討厭損失甚於愛好獲利，稱為loss aversion︰
(p. 31)
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者對行為經濟學發現有幾種典型反駁︰as-if，即人們雖然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但行為的結果理性。作者指行為經濟學的發現，已反映人們行為的結果也不符理性經濟理論預測。
另一反駁是在高回報情況下人們會更為理性，作者指這種情況沒有事實證據支持，研究也發現人們的偏好不是內在一致，這現象稱為preference reversals，即既宣稱偏好A多於B，又宣稱偏好B多於A。例如要參加者選擇97%贏十美元或者37%贏三十美元的賭局，他們多會選前者，但問他們最少要多少錢才願意將兩賭局賣給他人時，他們對後者的定價會較高。
理性經濟理論也反駁指學習會令人更為趨向理性，作者則指學習需要兩項條件︰同一情況不斷重複，而且有即時的反饋令當事人知道決策對錯，但現實生活中這兩項條件都並不常見。
面對偏理理性現象理性經濟學也經常會指即使個體不理性，市場競爭壓力也會淘汰他們，留下來的都會是更理性的人。這種反駁如此自動與常見，作者戲稱其為invisible handwave，因為反駁者提及這點時通常會揮動雙手。作者指，市場不會自動令人變得理性，在大部份情況下，不完全理性的行為可能會令人有多少損失，但不會致命。
作者就消費者行為研究建立出mental accounting概念，找出人們在各種情況下怎樣看待獲利與損失。例如購買商品時怎樣才是有賺的交易？作者認為人們除了著重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的acquisition utility(這商品會為我帶來甚麼好處)外，也會留意transaction utility，即相對於參考價格，這交易是否較便宜。例如消費者會預期在酒店買一瓶啤酒，比在雜貨店買同一瓶啤酒貴，假如雜貨店的售價提高至酒店水平，消費者就會覺得這價格比參考價格高，令消費者感到transaction utility受損。
這種心理計算也出現在sunk cost的考慮上。理性經濟學認為已付出的sunk cost無法改變，不應在決定因素之內，應考慮的是未來得益與代價。但實際的人則會因sunk cost而改變行為，例如交了健身會籍會費不久就會更常去健身「回本」，但一段時間後沒了sunk cost考量就不再去了。sunk cost與opportunity cost在人們眼中也錯綜複雜，例如買一批紅酒，過了一段時間升值一倍，就會令人覺得可以不勞而獲地喝掉一半紅酒 (sunk cost)，而不會覺得代價是放棄將這些紅酒賣掉的成本(opportunity cost)。
Mental accounting更突出的例子，是人們會將自己的預算分成不同用途，彼此之間不可轉換(non-fungible)，公司也會有類似做法，亦即名副其實的會計制度。這種方法令人們可更易管理自己的生活開支，但也可能會令人在某一方面的花費沒有必要地多，例如2007年經濟大衰退令油價下跌，人們在汽油開支上沒有因經濟衰退而減少，反而以與過去差不多的開支買更高級的汽油，儘管汽油級數與其品質的差別不是很大。
人們有多願意冒險也與mental accounting有關。研究發現人們在兩種情況下在賭局會特別願意冒險︰已經從中獲利，認為拿去冒險的是額外錢(house money)；以及在已有損失時，有機會以冒險方式回本。這兩種情況都是將參考標準定在賭局開始之前，而不是覺得賭局開始後的獲利或損失已成事實。
人們較偏好現在而不是未來的享受，雖然理性經濟學模型考慮到這點，提出未來折扣率的概念，但實施上人們對未來的看法並不如算式般一致。例如某人對一年後的享受折扣率是70%，兩年後的則是63%。假設他打算看網球賽，第一圈、準決賽與決賽分別在明天、一年後與兩年後，對他來說相應的觀賞價格則是100、150與180，就會出現下圖情況︰
現在︰
一年後︰
換句話說，他現在的選擇與一年後的選擇會不一致。
實際的人並不會像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那樣有完美的自我控制，作者將之比喻為個人內在有兩個角色︰計劃者(planner)及行事者(doer)，計劃者全盤考量個人生活，行事者則及時行樂。計劃者可以計算利害並讓行事者有一定自主，也可以用規則限制行事者行動。
人們對商人在供應短缺下加價會有不公平的感覺，基本商品與服務尤其如此。假如顧客認為這是原本的折扣變回原價，就不會那麼強烈認為價格上升不公平。在經濟環境不佳時減薪也會令人覺得不公平，但假如是在高通漲環境下加薪幅度較通脹少，即使實際上形同減薪，引起的反感較沒那麼大。作者指出，假如企業純粹以經濟角度考量，沒有顧及人們對公平與否的觀感，就很容易引起不滿，令企業形象受損。
公平與否的感覺也影響人們是否接受與別人交易。在作者與同事設計的實驗中，在Dictator Game階段，一位學生要決定他與另一學生要怎樣分配二十美元︰$18/$2(此做法稱為U)還是兩人平分$10(此做法稱為E)，這群學生部份組合會真的得到上述方式分配的錢，部份則不會；在Punishment Game階段，第三名學生則要從上階段沒有得到錢的學生中，決定是與U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還是與E各得十美元。結果在Dictator階段，74%學生選擇與另一學生平分十美元；在Punishment階段，第三名學生則有81%選擇與「公平的」學生各得十美元，而不是與「不公平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作者推論這項結果表示人們願意以一定代價懲罰不公平的人，即使不公平的事與自己無關。
1985年10月，行為經濟學與理性經濟學的重要學者在芝加哥大學舉行會議，討論行為經濟學發現是否動搖理性經濟人的預設，當中Kenneth Arrow的發言令作者印象深刻。Arrow指，經濟理論不一定要以理性預設為基礎，例如以習慣為預設也可以建立一套經濟理論；理性經濟學理論也不只是預設理性，也假設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效益函數，即所有人品味一致，這與事實不符；Arrow也指經濟學家花盡心思才建立出經濟模型，卻假定其模型中的所有人都有能力解決最適問題，前後並不一致。
在這段時間更多研究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有關。在當時美國利得稅率比資本增值稅率高一倍(50% v. 25%)，為何上市公司仍要派發股息而不是回購公司股票？行為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因為部份股東，尤其是退休人士，心理上較喜歡「收入」這種形式，令他們可更自在地將這筆錢花掉。
作者也開始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寫專欄討論各種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的現象，在第一篇專欄中有這樣的測試︰有A、B、2、3四張卡，要證明「每張一面是母音(AEIOU)的卡另一面都是雙數」，最少要翻動多少張卡？最多人選的卡由多至少是A、2、3、B，但答案則是A(證明母音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B(證明非母音背後是否母音)、3(證明非雙數背後是否母音)三張卡，而2(證明雙數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則不會在這問題中提供額外資訊。作者引申指，這項測試反映人們自然傾向尋找確認而非否定的資訊，即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種偏誤會因為不當的假定令否定資訊看起來不可能而加強。
賽馬也為不符理性經濟學理論現象提供證據，冷門馬的預期回報比熱門馬不成比例地低。在效率市場中，莊家收取17%的費用後，所有馬的預期回報應該都是$1有$0.83，但作者的研究發現1:1熱門預期回報是$0.90，1:100冷門預期回報則只有$0.14，顯示在冷門的投注比效率市場預期多。
提及為何心理學家較少參與行為經濟學研究，作者認為原因有三︰心理學沒有經濟學那麼重視理性選擇理論，對實際行為怎樣偏離理性選擇理論自然也不太熱衷；行為經濟學不是運用心理學最尖端的知識，心理學家興趣也會較少；心理學界似為認為「應用」研究地位較低，對心理學學術界發展的幫助不算很大。
Narrow framing是指人們以個別事件為單位評價，有可能會忽視整體情況，做出對整體不利的決定。例如一間公司有二十三名部門主管，每名主管需各自決定是否實行一項各自獨立，有50%機會獲利二百萬美元、50%機會損失一百萬美元計劃，主管因為覺得有一半機會造成重大損失令自己工作不保，在規避風險的考慮下很可能會放棄計劃。但是從公司整體來說，所有主管都實行計劃的話，會造成損失的風險很低(十六個或以上計劃失敗才會有整體損失)。身為公司總裁在這情況下應鼓勵主管們冒險，並不對計劃失敗的主管追究責任。
行為經濟學對股市的研究相當豐富，研究發現人們越頻密檢視其投資組合的價值變動，就會越不願冒險，因為他們會受短期下跌影響希望規避風險。
凱恩斯將股市比喻為選美競賽，人們不是選擇自己覺得最美的候選人，而是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又有人會考慮有人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等等。作者對《金融時報》讀者的遊戲反映出這種現象︰從0至100中選擇一個數字，令這個數字盡量接近所有人的數字之平均之三分之二。例如有三個人估計是20, 30 ,40，平均為30，三分之二就是20。此問題巧妙之處是假如認為所有人是隨機選擇，那麼平均就大約在50左右，答案就會是33，但假如所有人都想到這點，平均就會是33，答案就成了22，如此類推，理性計算(即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人答案就應該是0。但最後的結果則是13，沒有人知道為甚麼是13，只是這一次各種考量組合的人給出這個答案，下一次不同的人玩大概又會是其他結果。這與股市的波動很相似︰每個人都在估算其他人會怎樣估算股價，大家追逐的都是他人在未來會有更高估價，令自己能獲利。
理性經濟學理論在股市的應用是效率市場假說，當中有兩項要點︰沒有人能在計算交易成本後，不冒額外風險獲利；及價格總是反映企業的實正內在價值。作者追蹤市盈率較低的股票，與市盈率較高的股票對比，市盈率較低的股票在之後表現總是比較好，風險也比較低，與「沒有免費午餐」的效率市場假說不符。Robert Schiller整理1871年至1980年的股價與股息變動趨勢也發現，股息水平相對平穩，但股價卻劇烈變動，似乎股價並不是表現公司內在價值的可靠指標。封閉基金定價不合理與合營公司間價格不符比例，也反映出以套利交易調整股價的方法有限制，股價並不總是正確。作者認為，效率市場假說用作研究股市是不錯的起點，但在用於描述股市實際運作時卻不能照單全收。「沒有免費午餐」在大多數情況下大致如此，但價格則往往不那麼正確。股價大為偏離基本價值會令社會資源錯配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有需要以政策規管市場。
作者研究NFL選秀交易時認為第一輪優先選秀權似乎因為五項偏誤估值過高︰過度自信(我就知道這球員很好)、極端預測(他會為球隊帶來極大改變)、贏家的詛咒(估價過高的人才會獲得優先選秀權)、錯誤共識(我很想要這球員，別的球隊一定也這樣想)與現狀偏誤(立即得到優良球員比下一年優先選秀權重要)。作者分析數據後的建議是，將第一輪選秀權換來幾個第二輪選秀權更有價值，囤積下一年的選秀權到下年其他球隊會以更高代價爭奪。然而作者也指出球隊老闆渴求即時的勝利，並左右球隊如何交易選秀權，令教練不容易以較合算的方式交易選秀權。
作者談到他如何應用行為經濟學時講到Save more Tomorrow這設計，內容是自動加入儲蓄計劃但可以自行推出，以及事前承諾在加薪時提高儲蓄率。這配合行為經濟學兩項發現︰人們知道儲蓄是好事，但有惰性，可以預設選項解決；討厭眼前的損失是天性，但對未來的新增所得有點減少則較不在乎。作者與Cass R. Sunstein合著的Nudge就提及各種類似的方法，令人們達到自己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做到的目標，當中提到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概念︰
By paternalism, we mean trying to help people achieve their own goals. If someone asks how to get to the nearest subway station and you give her accurate directions, you are acting as a paternalist in our usage. We use the word “libertarian” as an adjective to mean trying to help in this way but without restricting choices (p. 324).
自2008年起英美政府均成立Nudge Unit以研究怎樣以這種方式令政策更有效率，作者總結經驗指，如果要鼓勵別人做某件事，就要令這件事變得簡單；所有以證據為本的政策，都需要有證據，最理想是以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ails)測試政策成效。作者也強調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輕鬆解決，有些問題不是所有當事人都覺得有需要解決，而且很多問題都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法。
作者最後歸納出行為經濟學帶來的三堂課︰要觀察四周、搜集數據並將問題說出來。
2016年2月11日 星期四
不理性的力量
看完了《不理性的力量》，與《誰說人是理性的》同一作者，這次的題目比較個人。提到工作誘因時，作者的實驗發現報酬太少固然不好，但在非機械、需要運用大腦的工作時，報酬太多會令參與者的壓力太大，又或者令他們覺得自己是「特別的人」，過於冒險，兩方面都會影響表現。作者邀請參加者砌樂高的實驗又發現，假如把參加者砌好的樂高當場拆掉，令他們覺得這工作沒有意義，他們工作的動力也會大減。作者指出︰
IKEA效應是指一個人會對自己有份製作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預製好的蛋糕粉產品最初不太受歡迎，但在改良配方、令用家需要自己加入雞蛋、牛奶及食物油後，產品就大受主婦歡迎，因為她們會認為成品是「自己製作出來的蛋糕」，而不僅僅是加水烘烤的預製品。作者也發現人們不但會對自己製作的成品有更高評價，也認為其他人同樣有相同評價，高估自己的作品而不自知。我們越是投入，對自己的作品評價就越高，但製作失敗的半成品則不會有這種效果。
我們同樣會高估自己創造的創意與觀念，就算是受他人誘導出來的答案，只要我們認為是自己想出來，就會更相信這是正確的。堅信自己正確好處是我們能堅持自己的目標，不會只因為別人的評價與想法而放棄，但壞處是認為自己的就是最好，容易對事實視而不見。
作者引述各處顧客因為遭受不好服務態度而設法報復的例子說明，我們總希望為自己的怒火出氣，甚至面前對象與服務態度不好的事件無關亦然。道歉及一段時間可以消減這種報復心理。假如無法抑壓報復心態，作者建議或許可採取既可洩憤又不會帶來負面後果的方法，例如將罵人說話寫在紙條，製作一個投訴powerpoint等。
我們會對改變的狀況慢慢適應，例如疼痛，經歷過重傷的人一般會較平常人更能忍受疼痛，作者認為或許是他們(與作者自己)是在康復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忍受疼痛，將痛苦與「康復」聯想起來，並逐漸適應疼痛。
快樂也有類似適應過程，我們期待某事物，希望把它買下來令我們感到快樂，卻不為意這種快感維持不了多久。當我們適應後，又會開始尋找另一新鮮事物。作者提示說，按適應過程的做事原則應該是︰快樂的事不妨分成多次享受，中途有點間隔，令適應過程較慢；痛苦的事，則盡量一口氣完成。例如作者提及一位老師的品酒習慣︰
作者對配對網站的研究發現，當人們發現自己在約會市場中不是處於高位，他們的適應方式不是改變審美觀，也不是永遠不接受自己在約會市場的定位，而是會調整自己的優先順序，重視對象外表以外的特質。
線上交友網站將每個人的特質變成分類基本資料，無法令用家了解與對象相處會有甚麼感覺。作者認為這類網站應考慮到人的能力與限制，用家有血有肉的人，網站至少要能讓用家與對方討論自己喜歡的事物，並有一些共同的體驗，人們才能更貼切評價對象是否值得約會。產品設計要符合用家需求，符合一般人思考模式，才能迎合目標市場。
人們為甚麼會為幫助他人行動受三項因素影響︰1. 與受害者的距離，既可以是實際距離，也可以是心理上的連結，例如親朋好友或有同一背景特質；2. 「鮮明度」，與受害情況相關的影像、聲音、細節等，例如眼前大聲呼救的溺水者；3. 「杯水車薪效應」(drop-in-the-bucket effect)，問題太大，受害者太多，個人力量太無能為力，我們就會較容易封閉自己，對自己說「算了吧」︰
作者對此的建議是，承認問題存在，想著自己可以幫助幾個人就好；設立一些規範，規定個人及社會在少數人受害時就應該行動。作者認為人類確實會對陌生人有關懷之情，只是非常難以預期，了解我們的「同理心偏誤」或許能令我們幫助到更多人。
我們也許不會記得過去的情緒狀態，卻會記得自己的行為，並會以「自我因循」(self-herding)行為模式重複以往的行為。因此情緒不只會影響短期的決策，也會繼而影響長期的決策，作者稱之為「情緒瀑布」(emotional cascade)，也就是︰
決策➝情緒➝決策(短期)➝決策(長期)
而這種長期影響是「通用」的，也就是不只重複的事會自我因循，不同事務的類似決策也會受過去影響。例如在夫婦關係中︰
作者總結本書指，我們真的有很多不理性傾向，也沒有意識到這些傾向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我們都必須學習質疑自己的直覺。
把意義從工作中抽離出來其實非常簡單。如果你是一位想要打擊同仁士氣的主管，你只消在他們面前毀掉其工作成果就已足夠。如果你希望手法細膩一點，只要忽視他們及其工作也就行了。相反的，如果你想要提升部屬或同儕的士氣，多多關心他們、注意他們的工作及心血結晶，絕對大有幫助(p. 109)。
IKEA效應是指一個人會對自己有份製作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預製好的蛋糕粉產品最初不太受歡迎，但在改良配方、令用家需要自己加入雞蛋、牛奶及食物油後，產品就大受主婦歡迎，因為她們會認為成品是「自己製作出來的蛋糕」，而不僅僅是加水烘烤的預製品。作者也發現人們不但會對自己製作的成品有更高評價，也認為其他人同樣有相同評價，高估自己的作品而不自知。我們越是投入，對自己的作品評價就越高，但製作失敗的半成品則不會有這種效果。
我們同樣會高估自己創造的創意與觀念，就算是受他人誘導出來的答案，只要我們認為是自己想出來，就會更相信這是正確的。堅信自己正確好處是我們能堅持自己的目標，不會只因為別人的評價與想法而放棄，但壞處是認為自己的就是最好，容易對事實視而不見。
作者引述各處顧客因為遭受不好服務態度而設法報復的例子說明，我們總希望為自己的怒火出氣，甚至面前對象與服務態度不好的事件無關亦然。道歉及一段時間可以消減這種報復心理。假如無法抑壓報復心態，作者建議或許可採取既可洩憤又不會帶來負面後果的方法，例如將罵人說話寫在紙條，製作一個投訴powerpoint等。
我們會對改變的狀況慢慢適應，例如疼痛，經歷過重傷的人一般會較平常人更能忍受疼痛，作者認為或許是他們(與作者自己)是在康復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忍受疼痛，將痛苦與「康復」聯想起來，並逐漸適應疼痛。
快樂也有類似適應過程，我們期待某事物，希望把它買下來令我們感到快樂，卻不為意這種快感維持不了多久。當我們適應後，又會開始尋找另一新鮮事物。作者提示說，按適應過程的做事原則應該是︰快樂的事不妨分成多次享受，中途有點間隔，令適應過程較慢；痛苦的事，則盡量一口氣完成。例如作者提及一位老師的品酒習慣︰
他希望成為一位平價紅酒(每瓶不超過15美元)的品酒專家。他的理論是，一旦開始買50美元一瓶的好酒，他就會習慣於好酒的品質，因此將無法再從平價紅酒上享受到任何樂趣。不僅如此，他還指出，如果他開始喝起50美元一瓶的酒，過一陣子，他就會花80美元、90美元，甚至100美元去買一瓶酒，因為他的味蕾會習慣於好酒的品質。他認為，如果永遠不嘗試50美元一瓶的酒，他的味蕾就會對中等價位的酒反應最為敏銳，因此也將提升他品酒時的滿足感。有了這樣的想法，他成功避免了「享樂跑步機」的陷阱，並得以有效控制自己的花費、成為15美元美酒的品酒專家，而且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pp. 232-234)。
作者對配對網站的研究發現，當人們發現自己在約會市場中不是處於高位，他們的適應方式不是改變審美觀，也不是永遠不接受自己在約會市場的定位，而是會調整自己的優先順序，重視對象外表以外的特質。
線上交友網站將每個人的特質變成分類基本資料，無法令用家了解與對象相處會有甚麼感覺。作者認為這類網站應考慮到人的能力與限制，用家有血有肉的人，網站至少要能讓用家與對方討論自己喜歡的事物，並有一些共同的體驗，人們才能更貼切評價對象是否值得約會。產品設計要符合用家需求，符合一般人思考模式，才能迎合目標市場。
人們為甚麼會為幫助他人行動受三項因素影響︰1. 與受害者的距離，既可以是實際距離，也可以是心理上的連結，例如親朋好友或有同一背景特質；2. 「鮮明度」，與受害情況相關的影像、聲音、細節等，例如眼前大聲呼救的溺水者；3. 「杯水車薪效應」(drop-in-the-bucket effect)，問題太大，受害者太多，個人力量太無能為力，我們就會較容易封閉自己，對自己說「算了吧」︰
綜合看來，研究結果反映了一個很悲哀的結論。當我們在面對個人時，很容易就會採取行動；但當問題牽涉的人數很多時，我們就會裹足不前。理性思考並不會強化我們對重大問題的關切，但它卻會抑制我們的同情心。因此，雖然理性思考聽起來好像可以改善我們的決策品質，但......其實只會抑制我們的利他傾向及愛心(pp. 302-303)。
作者對此的建議是，承認問題存在，想著自己可以幫助幾個人就好；設立一些規範，規定個人及社會在少數人受害時就應該行動。作者認為人類確實會對陌生人有關懷之情，只是非常難以預期，了解我們的「同理心偏誤」或許能令我們幫助到更多人。
我們也許不會記得過去的情緒狀態，卻會記得自己的行為，並會以「自我因循」(self-herding)行為模式重複以往的行為。因此情緒不只會影響短期的決策，也會繼而影響長期的決策，作者稱之為「情緒瀑布」(emotional cascade)，也就是︰
決策➝情緒➝決策(短期)➝決策(長期)
而這種長期影響是「通用」的，也就是不只重複的事會自我因循，不同事務的類似決策也會受過去影響。例如在夫婦關係中︰
當一對夫妻必須共同解決問題時——不論是討論(或爭執)金錢相關的問題、小孩的事，或是晚餐要吃什麼，他們不僅是在討論眼前的問題，同時也是在創造一個劇本。這個劇本決定他們未來、長期的互動模式。當情緒(無論多不相干)不小心捲入討論之中，它們就會改變我們的溝通模式——不只是短期內的情緒，而是長遠的影響。......當這樣的模式出現後，而扭轉它可就不容易了(p. 336)。
作者總結本書指，我們真的有很多不理性傾向，也沒有意識到這些傾向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我們都必須學習質疑自己的直覺。
2016年2月7日 星期日
Average is over
看完了《再見，平庸世代》，主題是未來工作因機器人會有甚麼改變。作者指隨着智慧型電腦生產力提高、經濟全球化與經濟行業表現差異極大，未來生活各層面都會走向兩極化。跟電腦競爭的工作未來很有機會遭到淘汰，與電腦配合的工作前景則較為樂觀。貧富懸殊的影響，是未來工作越來越需要引起關注，尤其是頂層人士的關注。團隊工作越來越多，勞動者需盡責的條件就更為重要。長期可精確完成工作要求，令人感到信賴的員工，在職場上會較有優勢。
作者也認為「零邊際產值」，也就是就業市場就算不收薪水也沒人僱用的員工將會越來越多。中等收入的工作會減少，企業選擇在海外僱用新增低薪工作，失業的人無法短期內重返就業市場。缺乏高薪工作機會，更多年輕人選擇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工作，工作性質多是服務業。
從西洋棋程式的經驗中，作者說明人機合作的模式比較不會出現電腦那樣的疏失。電腦一項特質是它看到人們無法理解的模式，並能夠較精確評估人們的能力，能幫助人們減少對直覺的依賴。
電腦流程令顧客處於服務流程的一部份，但自動系統的服務流程往往不怎麼完美。原因是現實環境比較複雜，一版一眼的指示與回應未必能滿足人們的需求。當電腦可以協助人們進行各種活動時，道德問題也會出現在這種合作中，例如以電腦的醫療決定出錯由誰負責，無人駕駛車遇到意外應怎樣判斷等。
網絡搜尋出現令人們可以將一些記憶「外判」，只需要記住相關的搜尋線索。或許人們仍不願意就個人生活問題諮詢機器智能的意見，但許多成功人士會學習更像機器思考，了解它們運作並獲取高收入。
作者對工作外判的意見是︰沒有辦法阻止人們到國外投資，只能提升國內生產力回應；外國人與本國人的工作一樣有價值；擔心外判工作會拖垮本國經濟的人應更歡迎外來移民，以將就業機會留在國內。作者也預測未來城市將會有更多群集現象，高學歷人士會移到高學歷居民比例較多的地區，與高學歷人士地理鄰近會越來越重要。
作者聲稱未來教學方式會變得像教育節目，教授就是製作人，以身教、囉嗦與傳教的方式激勵學生學習。資訊更為流通，令學習的重點在於有沒有定力坐下來專心學習，教師的角色是指導學生認真盡責。
在科學方面，作者認為未來某些科學領域會更複雜，不易出現簡單而直觀的突破；個人的科學貢獻越來越專業化；智慧型電腦本身會變成強大的研究者。天才科學家不會再出現，每個人只能掌握整個行業的少部份知識，以團隊方式研究，將來的科學發現可能沒有任何一個人完全看得懂。
作者對美國未來整體變化的估計有︰1. 稅率稍微調升，特別是高收入者；2. 窮人醫療補助會減少；3. 財政缺口由實質資薪補貼；4. 財政缺口也會由土地租金補貼；5. 人們會花較少錢在無謂開支上，以減少債務。貧富懸殊會加劇，但財富不均不會帶來大革命，因為人們都是與身邊對象比較。社會老化，廉價娛樂暴增，智慧型電腦的世界將會與此前大幅不同，平庸時代已經過去。
與上次一樣，這作者的書依然是東拉西雜，沒有甚麼地方印象特別深刻。
作者也認為「零邊際產值」，也就是就業市場就算不收薪水也沒人僱用的員工將會越來越多。中等收入的工作會減少，企業選擇在海外僱用新增低薪工作，失業的人無法短期內重返就業市場。缺乏高薪工作機會，更多年輕人選擇以自由工作者身份工作，工作性質多是服務業。
從西洋棋程式的經驗中，作者說明人機合作的模式比較不會出現電腦那樣的疏失。電腦一項特質是它看到人們無法理解的模式，並能夠較精確評估人們的能力，能幫助人們減少對直覺的依賴。
電腦流程令顧客處於服務流程的一部份，但自動系統的服務流程往往不怎麼完美。原因是現實環境比較複雜，一版一眼的指示與回應未必能滿足人們的需求。當電腦可以協助人們進行各種活動時，道德問題也會出現在這種合作中，例如以電腦的醫療決定出錯由誰負責，無人駕駛車遇到意外應怎樣判斷等。
網絡搜尋出現令人們可以將一些記憶「外判」，只需要記住相關的搜尋線索。或許人們仍不願意就個人生活問題諮詢機器智能的意見，但許多成功人士會學習更像機器思考，了解它們運作並獲取高收入。
作者對工作外判的意見是︰沒有辦法阻止人們到國外投資，只能提升國內生產力回應；外國人與本國人的工作一樣有價值；擔心外判工作會拖垮本國經濟的人應更歡迎外來移民，以將就業機會留在國內。作者也預測未來城市將會有更多群集現象，高學歷人士會移到高學歷居民比例較多的地區，與高學歷人士地理鄰近會越來越重要。
作者聲稱未來教學方式會變得像教育節目，教授就是製作人，以身教、囉嗦與傳教的方式激勵學生學習。資訊更為流通，令學習的重點在於有沒有定力坐下來專心學習，教師的角色是指導學生認真盡責。
在科學方面，作者認為未來某些科學領域會更複雜，不易出現簡單而直觀的突破；個人的科學貢獻越來越專業化；智慧型電腦本身會變成強大的研究者。天才科學家不會再出現，每個人只能掌握整個行業的少部份知識，以團隊方式研究，將來的科學發現可能沒有任何一個人完全看得懂。
作者對美國未來整體變化的估計有︰1. 稅率稍微調升，特別是高收入者；2. 窮人醫療補助會減少；3. 財政缺口由實質資薪補貼；4. 財政缺口也會由土地租金補貼；5. 人們會花較少錢在無謂開支上，以減少債務。貧富懸殊會加劇，但財富不均不會帶來大革命，因為人們都是與身邊對象比較。社會老化，廉價娛樂暴增，智慧型電腦的世界將會與此前大幅不同，平庸時代已經過去。
與上次一樣，這作者的書依然是東拉西雜，沒有甚麼地方印象特別深刻。
2016年2月6日 星期六
贏家通吃的社會
看完了《贏家通吃的社會》，講述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市場最高職位的競爭雖吸引最有才能的人才，卻造成參與競爭者過多，出現毫無生產力的消費與投資模式。
贏家通吃市場的起源包括︰再製產品成本低廉，如出色的錄音多一個備份成本不高；市場涉及規模經濟，最終只有一個贏家，例如資訊載體的格式；市場依靠密集的銷售與維修網絡，例如汽車市場；流行風尚，例如一本書越多人看，未看的人為與他人討論就覺得更值得一看；累積優勢，例如國家以鐵路還是公路佔優很視乎最初在哪邊投資更多；自我強化，如優秀學府可吸引更多高水平學生與教師，這又顯得該學府更優秀；細微差異可導致重大後果，如企業主管的決定左右幾百萬元利潤，其才能些微差異就顯得重要；消費者認知能力有限，因此已知名者就更容易受消費者青睞；習慣與品味使然，引致消費者的品牌忠誠；物而罕為貴，有些商品是用作比較，比別人更好的才有價值，例如汽車終速隨年代普遍越來越快，但最好的汽車永遠時當代最快；送禮競爭，令所有人追求更好的禮物，最重要是相對品質上較別人好；避免冒險，例如片商會找已知名的演員，以保證一定票房；財富集中在少數人，他們願意花很多錢聘請一名最優秀律師贏得官司，因為涉及的利益很大。
因為人們普遍會高估自己在整體中的能力等級，贏家通吃這種小機會獲巨大利益的競爭就會吸引過多人參與，令原本可用於其他有用活動的時間與人力用在最後效益較少的競爭上。即使是在完全理性的世界，贏家通吃市場還是會帶來浪費，因為從個人角度而言只要他預期賺到的錢夠多，他就會投入贏家通吃市場競爭，即使從整體而言競爭已經過多。這種情況與「公有地悲劇」相似，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利益為行動基準，不理會他加入會令其他參與者受損，就會令太多人投入競爭，其他產出行業則受損。
贏家通吃市場是以競爭者的相對優勢而不是絕對表現決定回報，這會造成作者稱為「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情況，每個競爭者都努力希望比別人優秀，但整體而言這樣的努力會互相抵消，造成不符社會效率的投資表現。例如運動界第一與第二的地位差距甚遠，運動員不惜為了少許進步而有病態飲食習慣及服用類固醇，危害自身健康。美國大學為了爭奪優秀運動員入學也大灑金錢，甚至安排美色誘惑，但贏家永遠只有少數，為學校財政帶來龐大壓力。金融界為鉅額利潤費盡心思希望比同行更快更準確預測企業盈利，這對社會效益卻不會帶來多大增長。為贏得消費者各種商品廣告與行銷費用大增，最終卻由消費者承擔。勞工之間互相競爭務求出類拔萃，令近年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方法，例子有運動中的登記球員人數限制、利益共享制、球員薪水上限、藥物規定、資格要求、防護裝備、防止暴力的賽規等。社會規範方面，例子有計件工之間自行設定非正式生產上限、學生會鄙視在拉曲線計成績課堂中過份努力的同學，稱他們是nerd、以往主要全國雜誌有共識不刊登裸體廣告吸引讀者、社會對整容手術多少有點負面印象等。各種協定、合約、法律與公共政策也能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例如僱傭合約、工作環境安全規定、限制工時政策、社會保障計劃、限制選舉活動開支、奢侈品稅、一夫一妻制等。作者又指出，隨著科技進步，假如未來我們可以基因改造自己的後代，令他們更出色，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就變得更為困難。
作者對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政策建議包括︰累進消費稅，以減少奢侈品消費並提高儲蓄率；改革民事法，讓原告負擔被告法律費用，為責任賠償額設上限，令原告不會以訴訟碰運氣，減少律師需求；以手術性質而不是醫生資格支付醫療費用，減少醫生集中在有利可圖專科的情況；調整公立大學學費至私立大學，再為有需要學生提高補助，而不是統一補助學費使中高收入主要受惠，尤其不應補貼競爭激烈的行業，如法學院；為年輕人提供確切的就業資訊；不應對市場限價行為過度規管；訂立標準工時；限制媒體為贏得競烈競爭發放性與暴力內容；貧富不均在全球競爭中無可避免時，政府最少也應紓緩不均對社會的衝擊，健康、教育、住屋、營養、司法代表權的分配都應該比較平等。
贏家通吃市場的起源包括︰再製產品成本低廉，如出色的錄音多一個備份成本不高；市場涉及規模經濟，最終只有一個贏家，例如資訊載體的格式；市場依靠密集的銷售與維修網絡，例如汽車市場；流行風尚，例如一本書越多人看，未看的人為與他人討論就覺得更值得一看；累積優勢，例如國家以鐵路還是公路佔優很視乎最初在哪邊投資更多；自我強化，如優秀學府可吸引更多高水平學生與教師，這又顯得該學府更優秀；細微差異可導致重大後果，如企業主管的決定左右幾百萬元利潤，其才能些微差異就顯得重要；消費者認知能力有限，因此已知名者就更容易受消費者青睞；習慣與品味使然，引致消費者的品牌忠誠；物而罕為貴，有些商品是用作比較，比別人更好的才有價值，例如汽車終速隨年代普遍越來越快，但最好的汽車永遠時當代最快；送禮競爭，令所有人追求更好的禮物，最重要是相對品質上較別人好；避免冒險，例如片商會找已知名的演員，以保證一定票房；財富集中在少數人，他們願意花很多錢聘請一名最優秀律師贏得官司，因為涉及的利益很大。
因為人們普遍會高估自己在整體中的能力等級，贏家通吃這種小機會獲巨大利益的競爭就會吸引過多人參與，令原本可用於其他有用活動的時間與人力用在最後效益較少的競爭上。即使是在完全理性的世界，贏家通吃市場還是會帶來浪費，因為從個人角度而言只要他預期賺到的錢夠多，他就會投入贏家通吃市場競爭，即使從整體而言競爭已經過多。這種情況與「公有地悲劇」相似，每個人都以自己的利益為行動基準，不理會他加入會令其他參與者受損，就會令太多人投入競爭，其他產出行業則受損。
贏家通吃市場是以競爭者的相對優勢而不是絕對表現決定回報，這會造成作者稱為「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情況，每個競爭者都努力希望比別人優秀，但整體而言這樣的努力會互相抵消，造成不符社會效率的投資表現。例如運動界第一與第二的地位差距甚遠，運動員不惜為了少許進步而有病態飲食習慣及服用類固醇，危害自身健康。美國大學為了爭奪優秀運動員入學也大灑金錢，甚至安排美色誘惑，但贏家永遠只有少數，為學校財政帶來龐大壓力。金融界為鉅額利潤費盡心思希望比同行更快更準確預測企業盈利，這對社會效益卻不會帶來多大增長。為贏得消費者各種商品廣告與行銷費用大增，最終卻由消費者承擔。勞工之間互相競爭務求出類拔萃，令近年工作時間越來越長。
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方法，例子有運動中的登記球員人數限制、利益共享制、球員薪水上限、藥物規定、資格要求、防護裝備、防止暴力的賽規等。社會規範方面，例子有計件工之間自行設定非正式生產上限、學生會鄙視在拉曲線計成績課堂中過份努力的同學，稱他們是nerd、以往主要全國雜誌有共識不刊登裸體廣告吸引讀者、社會對整容手術多少有點負面印象等。各種協定、合約、法律與公共政策也能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例如僱傭合約、工作環境安全規定、限制工時政策、社會保障計劃、限制選舉活動開支、奢侈品稅、一夫一妻制等。作者又指出，隨著科技進步，假如未來我們可以基因改造自己的後代，令他們更出色，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就變得更為困難。
作者對限制定位性軍備競賽的政策建議包括︰累進消費稅，以減少奢侈品消費並提高儲蓄率；改革民事法，讓原告負擔被告法律費用，為責任賠償額設上限，令原告不會以訴訟碰運氣，減少律師需求；以手術性質而不是醫生資格支付醫療費用，減少醫生集中在有利可圖專科的情況；調整公立大學學費至私立大學，再為有需要學生提高補助，而不是統一補助學費使中高收入主要受惠，尤其不應補貼競爭激烈的行業，如法學院；為年輕人提供確切的就業資訊；不應對市場限價行為過度規管；訂立標準工時；限制媒體為贏得競烈競爭發放性與暴力內容；貧富不均在全球競爭中無可避免時，政府最少也應紓緩不均對社會的衝擊，健康、教育、住屋、營養、司法代表權的分配都應該比較平等。
2016年2月4日 星期四
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之前看完了Martin Wolf的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作者是《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主題是2007/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與影響，觸及的層面廣泛，以下適度地摘要。
這次危機對金融的打擊比經濟大蕭條時更大，觸及核心國家的金融體系，銀行的表現令人極不信任。經由政府支援金融市場，提供無限流動性支持並拯救重要金融機構，令市場與政府的分界越來越模糊。
作者列出五項令這次危機延續甚久的因素︰1. 危機前的債務與槓桿比率偏高，令危機後去槓桿所需時間更長；2. 危機前的高債務用於支撐資產泡沫，造成危機後資本減縮；3. 金融機構在危機後貸款極為謹慎，令其他經濟部份更難去槓桿；4. 低通脹甚至通縮，增加負債成本，也可能令實質利率過高，造成經濟收縮；5. 投資減少令需求轉弱及經濟增長減慢，這又會令投資吸引力降低，令投資更少。
危機後的公共財政赤字並非由政府紓困方案引起，而是危機本身令私人消費減少導致︰不同部門(政府、企業與家庭)收支總和必定為零，當危機令企業與家庭消費減少，政府收入減少卻要增加失業保障，就會自動帶來赤字。
作者認為危機後的政策應對目標明確而有效，但規模不足，也無法維持支援私人部門去槓桿的政策，令2011與2012年的經濟復甦疲弱。
歐元危機則反映出制度設計不足怎樣令危機擴大，例如監管銀行的條例Basel I將所有政府債券定為無風險的資產，卻無視部份國家以歐元借債但無力左右歐元政策的事實。危機令某些國家的歐元比其他國家更安全這一事實更為明顯，資金會在危機時轉移到更安全的歐元國家，反映歐元設計中銀行擠兌容易出現。
歐元區不同國家的經常賬差額極大，這反映出1. 私人部門資金流向認為像西班牙等經濟體有較高投資回報，但事後顯示那是由資產泡沫造失的錯覺；2. 在順差國家收入高於消費、儲蓄高於投資，在逆差國家則相反；3. 順差國家競爭力(如勞工成本)相對逆差國家高。扭轉這種不平衡需要改變上述全部三個面向，但改變每一面向需要的時間都不同︰資金流向會即時扭轉，但其餘兩者的轉變則需要時間。作者批評，盈餘與赤字是一體兩面，在危機中只怪罪赤字國家只是「幼稚的道德主義」。
在危機後低通脹的環境下，減輕負債與提升外部競爭力互相衝突，像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提升外部競爭力需要價格與工資降低，但價格與工資降低則會令實質債務負擔增加，這又逼使債務國以更多經常帳盈餘還債，進一步增加通縮壓力，令其陷入「債務通縮」惡性循環。
歐元既不是國家可自行決定貨幣政策的固定匯率國家聯盟，也不是相互之間提供財政轉移的現代聯邦國家。作者認為在兩個極端之間比兩者都更差︰既沒有自主改變貨幣政策的空間，又沒有銀行間自動的相互保障。
新興國家雖然在這次危機中表現不俗，但作者認為，在高收入國家需求不足下，新興國家難以只依靠以往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未來新興國家需面臨四項挑戰︰1. 高收入國家的財政政策不再寬鬆，資金從新興國家流出；2. 經濟增長減慢的結構因素，如商品價格、貿易及借貸減少，勞動力質素不足、人口老化、生產力增長放慢、對外逆差上升等；3.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原因包括剩餘勞動力減少及投資過剩；4. 高收入國家，如歐元區及日本，同樣爭取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
講述金融風暴為何影響深遠時，作者提到銀行以存款與借貸製造現代經濟的貨幣，當銀行的債權人(例如存戶)突然要求債務兌現時，沒有最後借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提供流動性，金融機構就會崩潰。
作者指這次金融風暴前金融體系日漸脆弱的因素有五︰1. 金融自由化，政府管制減少；2. 全球化，包括資金來源、銀行與資產全球化，令金融體系牽一髮動全身；3. 金融創新，出現更為複雜的金融產品，證券化產品擴張，構成影子銀行體系；4. 槓桿比率上升，包括私人、衍生產品與金融體系的槓桿比率都增加，令損失倍增；5. 誘因設計，令金融機構員工只追求短期成績，不用擔心長遠損失。
在政策上，作者批評政策制定者無法有效監管金融業，錯誤認為市場能理性行事；誤以為貨幣政策只要能穩定通脹就能維持經濟平穩；危機發生後的處理也有不足之處，尤其是任由雷曼破產造成嚴重恐慌。但作者亦指出防止恐慌的難處︰預防仍未實現的災難政治上十分困難，只有在災難發生後，拯救金融機構的逼切情況才會成為政治考慮。
作者列出這次金融風暴帶來的教訓包括︰
金融機構先天脆弱，金融體系本身就會引起危機
光靠穩定通脹不能維持經濟平穩
只靠市場力量不足以令金融體系穩定
眾多學者、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的無知與傲慢令金融體系更為脆弱
政策制定者未能在危機惡化前堅決行動
金融業有能力利用遊說及捐獻令管制鬆綁，在危機後依然如此
管制者缺乏資源、動機與知識緊貼金融業發展
作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自1980年起的經濟狀況已不能持續。這次危機的宏觀經濟根源，是全球失衡的一體兩面——儲蓄過剩與借貸過剩。儲蓄較投資多會導致利率下跌，但在經濟衰退期則會令收入與產出減少。實質利率處於低水平短期會令房價上升，中期造成借貸與建造業榮景，長期則會令房價過高後下跌，房貸還款出現問題，金融體系亦會受壓。
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東亞、德國、日本與產油國都保持經常帳盈餘，而美國與歐洲外圍(東歐與南歐)國家則維持赤字。赤字國無法長期借貸維持這種不平衡，全球體系日趨脆弱，最後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反映出來。
各國大幅干預貨幣的原因包括︰1. 石油國家累積據指較高質數的國外資產；2. 追求出口導向的增長；3. 支持高投資、高回報、高儲蓄的發展策略，尤其是日本與2000年代的中國；4. 累積國外貨幣儲備，減少對進口資金的依賴，為未來金融危機作保險。
作者也引述學者說法指，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的事實會為美國帶來額外負擔，因其不能像其他國家以貨幣貶值帶動經濟增長，其部份國內需求也為外國產品吸收。這種國內消費比生產多的狀況造成美國貿易逆差，企業部門的投資又在2000年代減少，就只能靠住戶增加消費來彌補這項差額，依靠寬鬆的信貸來維持。利率降低，槓桿比率上升，高評級債券供不應求，金融部門急速擴張，製造大量看似高評級的資產滿足需求。
作者也點出在儲蓄過剩的情況下，為維持經濟穩定，2000年代初貨幣政策難以收緊。
歐元區在2000年代初有三項變化與往後的危機有關︰1. 德國採取經常帳盈餘政策以消除財政赤字，作者再度引述學者的評論指這是一種「轉責於鄰」(beggar-my-neighbour)的政策，以歐洲其他國家的製造業為代價改善就業。2. 金融融合，歐元流通後區內各國，如西班牙與意大利的債券利息與德國差距收窄，借貸利率大減，除希臘外各國主要是私人部門利用這機會借貸謀利。3. 歐洲中央銀行以穩定歐元區整體通脹為目標制定貨幣政策，在德國國內需求疲弱下，此目標只能由擴張其他國家的需求達成，尤其是利率在歐元流通後大幅降低，信貸擴張的國家，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西班牙。
作者指出這種各國經常帳不平衡難以維持，債務國只能以失業或更多債務來維持國內收支平衡，而債權國對此也責無旁貸。
2000年代全球轉變在於︰1. 經濟自由化，中國開放、英美選出支持經濟自由化的領袖、歐盟誕生、蘇聯解體，各國藩籬減少，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全球資本主義再度興盛；2. 科技進步，尤其是運輸、資訊、通訊、互聯網與流動網絡科技改進，令組織全球生產與分配更有系統，令製造業出口主導的中國與資訊科技服務出口主導的印度更有成長空間；3. 人口老化，特別是德國與日本，造成投資需要減少，儲蓄則維持高水平，長遠會令需求逐漸減少。這三股動力令資本加速在各國流動、國內不平等增加、投資地點急速轉移及流動信貸增長，高收入國家長期處於需求不足及低利息水平，即所謂恆滯(secular stagnation)。
這場金融危機反映出當代正統經濟學的不足︰忽視金融力量的獨立影響、資產價格大幅改變的後果與市場有時會失效，對於金融體系引起信貸擴張及恐慌的不穩定趨向沒有關注。
危機後的中央銀行以三種角色應對︰設定通脹目標、以「宏觀監控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穩定金融部門與無限的危機干預。這種「新正統」做法引來三方面批評︰1. 擴大官僚自行決斷的範圍；2. 令官方與私人部門在貨幣供給者的關係更為混淆；3. 假定貨幣政策可令價格穩定，宏觀監管政策則可令金融穩定，但兩種政策可能會互相違背。
相對「新正統」做法，其他金融、貨幣與財政願景的選擇有︰自然利率論者，或稱neo-Wicksellian，認為危機後的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利率低於「自然利率」，無法制止信貸擴張。作者認為此說正確指出設定通漲目標可能會令金融部門及經濟不穩，但對此說的建議——以貨幣政策預防信貸過度擴張——則不大認同。原因是價格與金融穩定不能以同一手段(貨幣政策)維持，自然利率的水平為何難以釐定，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不能準確控制，難以訂立中央銀行的法定責任，以貨幣政策穩定金融也可能令通脹及通脹預期，以至經濟不穩。
奧國學派則認為危機是由先前信貸擴張後，企業錯誤投資引起，政策制定者也無法完全有效控制系統危機。但作者對奧國學派提出危機後只交由市場力量令經濟回復的提議則不以為然︰醫師也不會因為病人暴飲暴食引起心臟病而不去醫治，他會先醫治好病人，然後病人才可以改善飲食習慣。
作者也提到1930年代提出過的Chicago Plan，原則是所有銀行活動都需要政府發行的貨幣支持，即100%準備金率的銀行。其要點是︰以銀行奠基的貨幣體系令經濟不穩，政府應獨攬貨幣發行，禁止私人機構在沒有法定貨幣支持下發行類似貨幣的負債。
Chicago Plan的優點在於1. 防止銀行週期年製造與取消信貸與貨幣，減少經濟不穩；2. 銀行擠提消失；3. 政府不需要按利率借貸，只要通脹依然穩定，可自行以零利率發行貨幣；4. 金融機構規模會縮減，令銀行家累積收入減少，減輕收入不平等。作者認為危機證明單一全球銀行規則並不明智，像Chicago Plan這種較大改變的計劃值得在部份國家實驗。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則認為法定貨幣的價值在於人們有信心使用這些貨幣，中央銀行與政府的任務是穩定經濟，有需要時可以貨幣政策(增加貨幣發行量)與財政政策(政府赤字預算)達成這項任務。只要公眾依然願意持有法定貨幣，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會帶來通脹。現代貨幣理論指出中央儲備與銀行借貸並無直接關係，銀行在有利可圖時就會借貸，與中央儲備總量關係不大。作者認為現代貨幣理論正確指出這次危機後通縮的風險比通脹高，證據是量化寬鬆後所謂超通脹並沒有出現。
這次危機後穩定金融體系的焦點包括Basel III、銀行重組、金融從業員獎懲方式、結構改革及監管機構改革。作者認為這些改革需要非常複雜的監管機構與規則，其穩定金融的能力成疑。
現時銀行的運作模式鼓勵股東進取冒險，高槓桿高風險的投資獲利股東可分攤收益，但即使銀行無法股本不足還債，股東也不需攤分債務。銀行管理層的獎懲機制也鼓勵短期回報，令他們有誘因投資在高風險高回報的財產上。為此，監管機構應限制銀行最高槓桿比率，作者的建議是10:1，並避免按風險加權，令監管比較簡單。
危機後宏觀經濟的挑戰有三方面︰平衡各國資金流動以保持經濟穩定、處理過多的私人與公共債務及建立維護全球繁榮穩定的機構。
討論危機後政府應選擇財政擴張還是緊縮時，作者認為經濟衰退的話擴張政策能令經濟回復，否則就會造成通脹或財政赤字；而緊縮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會令經濟更為萎縮，沒有衰退則維持原有經濟水平。擴張的錯誤可以挽救，緊縮的錯誤則帶來長期損失，緊縮政策錯誤的風險比擴張政策大。
作者指在危機後只以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並不足夠，原因是1. 在危機後接近零利率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影響不足；2.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成效並不確定；3. 進取貨幣政策會令應該倒閉的喪屍企業繼續存在，造成投資浪費；4. 因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進取貨幣政策會影響其他國家經濟︰其他國家要選擇與美國同樣進取的貨幣政策令國內不穩；採取與美國不同的貨幣政策令匯率不穩；或實行資本管制令國家脫離全球資本市場。
對於政府債務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作者認為並不一定是債務窒礙成長，也可能是經濟衰退導致債務上升，不能因為兩者相關就斷定因果關係。
作者主張在危機後以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原因是1. 現時經濟復蘇疲弱，潛在與實質產出差距逐年擴大，長期利率偏低；2. 財政政策能帶動前瞻消費，特別是以閒置資源帶動基建投資；3. 減輕貨幣政策負擔，以免過份擴張的貨幣政策帶來資產價格扭曲與信貸過度擴張風險。
危機後也有論點認為經濟增長減慢會是長期趨勢，原因為人口老化，以及許多令生產力提升的機會已經實踐，生產力增長將減慢。需求不足也有較長期的結構因素，包括因經濟(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帶來社會不平等；花紅文化令企業經營者追求短期可見的成功，減少長期投資。
企業投資不足，維持財政盈餘，就需要家庭及政府赤字來平衡，當家庭因危機無法維持赤字，政府又希望減少赤字時，就會出現以下其中一種或多種情境︰1. 赤字轉移至家庭，再次出現信貸擴張；2. 赤字轉移至企業，企業投資上升；3. 提升競爭力，以出口將經營帳盈餘轉移至外國。作者認為第一種情況並不可取，以政策幫助後兩者的效果則有限。為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作者指全球需要平衡經常帳盈餘與赤字，令盈餘從高收入國家流入低收入國家。
為了令高收入國家盈餘流入低收入國家，又不會導致過去令低收入國家出現資產及信貸泡沫、扭曲生產結構的經驗，作者認為最少風險的途徑是國外直接投資，也可推出與GDP掛勾的債券，建立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券市場，並設立程序管理破產情況。此外，應透過擴大IMF規模與區域合作，提供緊急時所需的保險與款項，以免個別國家需累積大量盈餘造成浪費。更深入的改變是建立全球儲備資產，避免各國互相以貨幣貶值競爭有限的全球需求。作者也認同前述由政府獨佔貨幣發行的建議，避免依賴私人部門以信貸擴張滿足需求不足，並由政府決定貨幣發行量以滿足經濟需要。
討論危機後的歐元區，作者指各國就像是處於一場不幸的婚姻之中︰不幸，但離婚的後果難以想像，帶來的不穩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
危機後歐元區的官員將拉脫維亞緊縮財政的經驗奉為模範，作者則指這種說法並不現實︰拉脫維亞緊縮財政令經濟萎縮，其危機適應過程是由其經濟規模較小、高失業率與大量人口外流達成。以歐盟的規模，不可能模仿拉脫維亞的經驗。
作者也指歐盟認為其他國家應在危機後學習德國在2000年代壓低工資並維持經常帳盈餘的做法並不恰當，因為德國的盈餘本身就令其他歐元區國家更難維持盈餘，而且歐元區規模太大，沒有足夠大的國家吸收歐盟經常帳盈餘，經濟較弱的歐元區國家體系也較脆弱，無法急速轉變為對外盈餘。
歐元區在危機後所需的調整包括︰歐洲央行需透過非常規政策、設定更高通脹目標等手法提升歐元區需求，並確保債券市場流動性；歐元區需調整內部經常帳不平衡，特別是德國需減少經常帳盈餘；減少銀行及債務形式的流動資金，更多運用資本市場。債務方面，歐元區各國需要對部份國家撇債，重組銀行債務，為減低債務利率與延長還款期限達成協議。改革方面，歐元區需要成為有效的銀行聯盟，包括銀行重組程序、提高資本比例要求、設立統一監管機構執行宏觀監管政策。歐元區內銀行也需要無風險的資產以滿足資本要求，為此需設立各國共同承擔的歐元債券，歐元債券也令歐盟條約中的「不拯救條款」(no-bailout clause，即不可協助外國減少財政赤字)更容易運作。歐洲央行條款也需要更改，以給予更大空間央行直接援助政府財政。為支持銀行聯盟與歐元債券，歐元區國家需要將部份本國財政責任轉移至中央，也需要給予中央執行財政穩定政策的能力。
總結2007-2008年金融危機，情節包括不穩的信貸創造金融體系、新興國家極高水平的外匯儲備、全球儲蓄過剩、以經常帳盈餘方式出口過多儲蓄造成全球不平衡、金融管制放鬆引致過多有問題債務、危機管理強差人意而猶有不足。作者也認為後危機管理在緊縮政策及減少政府借貸的政策上可能會引起更大危機。
這次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則有︰金融體系行為失當需付出巨大代價、私人與公共負債水平極高、中央銀行成為經濟中的重要參與者、高收入國家成長率下降，低收入國家保持增長，令兩者差距進一步收窄、重新審視全球機構如IMF的角色，以及改變原來貨幣與金融政策的正統觀點︰金融體系不能聽之任之，只靠穩定通脹的貨幣政策並不足以穩定經濟。
作者列出未來政策四種可能的走向︰新正統，即以貨幣政策穩定經濟、宏觀監管政策穩定金融體系；清算主義(liquidationism)，將危機交由自由市場處理；超越新正統，在新正統框架下實行更徹底的改變；徹底重組，特別是在貨幣系統上大幅改組。
經濟政策短期的目標是修補金融體系、處理過高負債與提振不足的需求。新正統成功避免全球經濟陷入災難，但作者認為其對提振需求的努力不足，只採取貨幣政策而未有運用財政政策提振需求。清算主義以緊縮政策方式，將危機後調整的責任交給赤字國家，並主張應減少協助陷入危機的銀行重整資本，作者批評這些做法會令赤字國家陷入通縮，造成更長期的經濟衰退。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則是貨幣與財政政策並用，強力推動銀行重整資本，以及更快將有問題債務撇帳。更徹底的做法則是直接派錢(helicopter money)，並以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甚至實施前述的Chicago Plan，即100%準備金率配合。
在受危機影響國家的長遠經濟健康方面，作者認為新正統很可能無法預防未來再次出現像2007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貨幣政策與宏觀監管政策的目標存在衝突，當宏觀監管政策成功減少金融槓桿、資產泡沫與信貸擴張，私人消費會減少，經濟表現疲弱，失業增加，那麼貨幣政策就需要更寬鬆，令宏觀監管政策的努力付諸東流。而且作者認為現時新正統的資本要求仍然過低，官方在危機中對體系中的重大機構處理能力也依然成疑。
清算主義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則不贊成任何拯救方案，因為不拯救會令人們更為審慎。然而作者指出，金融危機引起的破產潮會傷害無辜的人，錯誤決定的人在拯救方案下也會受到金錢與名譽上的懲罰。但作者也提到清算主義的一項正確見解——不應拯救金融機構股東。
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包括︰進一步提高資本要求，並需要更多bail-in債務(即在銀行資本比例不足時自動轉換為股票的債務)；減少槓桿比率，方法包括取消利息扣稅、按股本扣稅及土地價格徵稅(以減少房地產泡沫機會)；減少儲蓄過剩，方法包括減低企業稅率或企業稅可用作股東個人稅扣稅，並打擊鼓勵管理層減少資本投資及過度回購股票的花紅文化；改革金融契約形式，例如按通脹變動的債務、按樓價改變的按揭，令投資者可以無需持有房產就能在房價上升時得益，並減少銀主盤(foreclosure)的情況；收入再分配，特別是透過向全球化與科技發明的贏家徵稅以補償輸家；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可行方法有支持科學研究、技術發展與相關教育，提供私人投資誘因，稅制改革，如從工作改向污染及財富徵稅，以公共支出提高特別是基礎建設的投資，設立支援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如公私營國家與區域發展銀行。作者認為長期而言更徹底的做法也是推行Chicago Plan或類似計劃，防止影子銀行再現令經濟不穩。
就歐元區的長遠未來而言，作者認為現時的「紀律聯盟」(discipline union)只要求受危機影響國家遵從紀律，德法兩國則可置身事外。作者指危機後歐元區調整需要三項因素，當中包括透過歐洲央行實施非常規財政措施及提高通脹目標，令盈餘國通脹需高於赤字國，縮窄兩者的競爭力差距；有更好的保險機制令危機國家得到緊急援助；因歐元區各國並非聯邦，有需要主動令資金以股本而不是借貸形式流動，以免資金急速流入或流出造成不穩。
在長遠的全球挑戰中，新正統試圖保留全球整合的金融體系，但宏觀監控政策則是為保障國內金融及宏觀經濟穩定，這反映出危機後的經濟政策在國內問責與全球金融之間反覆不定。清算主義主張取消跨國金融管制，並以金本位制度取代。作者則指現時流通黃金量不足以應付流通貨幣需求，回復金本位制度會使金價暴漲，令金礦擁有者得益。以紙黃金來實施金本位制，則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證明非常不穩定，並不足取。
面對全球金融整合造成既有的不穩，現時全球金融與貨幣改革有限，各國也不會接受全球貨幣的提議，全球失衡持續，部份國家繼續干預貨幣累積外幣儲備，下一次重大危機的可能揮之不去。作者考量後主張，既然這次危機證明全球金融整合非常不穩定，減少全球金融整合或許是現時唯一可行的做法。
這次危機表現出西方菁英在三方面的失敗︰1. 錯誤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影響；2. 全球經濟與金融菁英對屬國置身事外，經濟增長的分配極不平均，令公民身份聯繫民主的力量減弱；3. 歐元制度設計出現問題，引起衰退、高失業率、移民國外與過度負債，受害國人民無法影響歐盟、歐洲央行與IMF的決策，人民對政策無法問責。菁英失敗，民眾認為國家只是為小部份互相勾結的小圈子服務，對民主的信心成疑，轉而訴諸民粹，令極左與極右興起。
作者最後總結指要盡一切努力恢復經濟，並作更徹底的改變，否則下一次重大危機重現時全球經濟恐怕將陷入災難。
這次危機對金融的打擊比經濟大蕭條時更大，觸及核心國家的金融體系，銀行的表現令人極不信任。經由政府支援金融市場，提供無限流動性支持並拯救重要金融機構，令市場與政府的分界越來越模糊。
作者列出五項令這次危機延續甚久的因素︰1. 危機前的債務與槓桿比率偏高，令危機後去槓桿所需時間更長；2. 危機前的高債務用於支撐資產泡沫，造成危機後資本減縮；3. 金融機構在危機後貸款極為謹慎，令其他經濟部份更難去槓桿；4. 低通脹甚至通縮，增加負債成本，也可能令實質利率過高，造成經濟收縮；5. 投資減少令需求轉弱及經濟增長減慢，這又會令投資吸引力降低，令投資更少。
危機後的公共財政赤字並非由政府紓困方案引起，而是危機本身令私人消費減少導致︰不同部門(政府、企業與家庭)收支總和必定為零，當危機令企業與家庭消費減少，政府收入減少卻要增加失業保障，就會自動帶來赤字。
作者認為危機後的政策應對目標明確而有效，但規模不足，也無法維持支援私人部門去槓桿的政策，令2011與2012年的經濟復甦疲弱。
歐元危機則反映出制度設計不足怎樣令危機擴大，例如監管銀行的條例Basel I將所有政府債券定為無風險的資產，卻無視部份國家以歐元借債但無力左右歐元政策的事實。危機令某些國家的歐元比其他國家更安全這一事實更為明顯，資金會在危機時轉移到更安全的歐元國家，反映歐元設計中銀行擠兌容易出現。
歐元區不同國家的經常賬差額極大，這反映出1. 私人部門資金流向認為像西班牙等經濟體有較高投資回報，但事後顯示那是由資產泡沫造失的錯覺；2. 在順差國家收入高於消費、儲蓄高於投資，在逆差國家則相反；3. 順差國家競爭力(如勞工成本)相對逆差國家高。扭轉這種不平衡需要改變上述全部三個面向，但改變每一面向需要的時間都不同︰資金流向會即時扭轉，但其餘兩者的轉變則需要時間。作者批評，盈餘與赤字是一體兩面，在危機中只怪罪赤字國家只是「幼稚的道德主義」。
在危機後低通脹的環境下，減輕負債與提升外部競爭力互相衝突，像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提升外部競爭力需要價格與工資降低，但價格與工資降低則會令實質債務負擔增加，這又逼使債務國以更多經常帳盈餘還債，進一步增加通縮壓力，令其陷入「債務通縮」惡性循環。
歐元既不是國家可自行決定貨幣政策的固定匯率國家聯盟，也不是相互之間提供財政轉移的現代聯邦國家。作者認為在兩個極端之間比兩者都更差︰既沒有自主改變貨幣政策的空間，又沒有銀行間自動的相互保障。
新興國家雖然在這次危機中表現不俗，但作者認為，在高收入國家需求不足下，新興國家難以只依靠以往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未來新興國家需面臨四項挑戰︰1. 高收入國家的財政政策不再寬鬆，資金從新興國家流出；2. 經濟增長減慢的結構因素，如商品價格、貿易及借貸減少，勞動力質素不足、人口老化、生產力增長放慢、對外逆差上升等；3.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原因包括剩餘勞動力減少及投資過剩；4. 高收入國家，如歐元區及日本，同樣爭取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
講述金融風暴為何影響深遠時，作者提到銀行以存款與借貸製造現代經濟的貨幣，當銀行的債權人(例如存戶)突然要求債務兌現時，沒有最後借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提供流動性，金融機構就會崩潰。
作者指這次金融風暴前金融體系日漸脆弱的因素有五︰1. 金融自由化，政府管制減少；2. 全球化，包括資金來源、銀行與資產全球化，令金融體系牽一髮動全身；3. 金融創新，出現更為複雜的金融產品，證券化產品擴張，構成影子銀行體系；4. 槓桿比率上升，包括私人、衍生產品與金融體系的槓桿比率都增加，令損失倍增；5. 誘因設計，令金融機構員工只追求短期成績，不用擔心長遠損失。
在政策上，作者批評政策制定者無法有效監管金融業，錯誤認為市場能理性行事；誤以為貨幣政策只要能穩定通脹就能維持經濟平穩；危機發生後的處理也有不足之處，尤其是任由雷曼破產造成嚴重恐慌。但作者亦指出防止恐慌的難處︰預防仍未實現的災難政治上十分困難，只有在災難發生後，拯救金融機構的逼切情況才會成為政治考慮。
作者列出這次金融風暴帶來的教訓包括︰
金融機構先天脆弱，金融體系本身就會引起危機
光靠穩定通脹不能維持經濟平穩
只靠市場力量不足以令金融體系穩定
眾多學者、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的無知與傲慢令金融體系更為脆弱
政策制定者未能在危機惡化前堅決行動
金融業有能力利用遊說及捐獻令管制鬆綁，在危機後依然如此
管制者缺乏資源、動機與知識緊貼金融業發展
作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自1980年起的經濟狀況已不能持續。這次危機的宏觀經濟根源，是全球失衡的一體兩面——儲蓄過剩與借貸過剩。儲蓄較投資多會導致利率下跌，但在經濟衰退期則會令收入與產出減少。實質利率處於低水平短期會令房價上升，中期造成借貸與建造業榮景，長期則會令房價過高後下跌，房貸還款出現問題，金融體系亦會受壓。
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東亞、德國、日本與產油國都保持經常帳盈餘，而美國與歐洲外圍(東歐與南歐)國家則維持赤字。赤字國無法長期借貸維持這種不平衡，全球體系日趨脆弱，最後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反映出來。
各國大幅干預貨幣的原因包括︰1. 石油國家累積據指較高質數的國外資產；2. 追求出口導向的增長；3. 支持高投資、高回報、高儲蓄的發展策略，尤其是日本與2000年代的中國；4. 累積國外貨幣儲備，減少對進口資金的依賴，為未來金融危機作保險。
作者也引述學者說法指，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的事實會為美國帶來額外負擔，因其不能像其他國家以貨幣貶值帶動經濟增長，其部份國內需求也為外國產品吸收。這種國內消費比生產多的狀況造成美國貿易逆差，企業部門的投資又在2000年代減少，就只能靠住戶增加消費來彌補這項差額，依靠寬鬆的信貸來維持。利率降低，槓桿比率上升，高評級債券供不應求，金融部門急速擴張，製造大量看似高評級的資產滿足需求。
作者也點出在儲蓄過剩的情況下，為維持經濟穩定，2000年代初貨幣政策難以收緊。
歐元區在2000年代初有三項變化與往後的危機有關︰1. 德國採取經常帳盈餘政策以消除財政赤字，作者再度引述學者的評論指這是一種「轉責於鄰」(beggar-my-neighbour)的政策，以歐洲其他國家的製造業為代價改善就業。2. 金融融合，歐元流通後區內各國，如西班牙與意大利的債券利息與德國差距收窄，借貸利率大減，除希臘外各國主要是私人部門利用這機會借貸謀利。3. 歐洲中央銀行以穩定歐元區整體通脹為目標制定貨幣政策，在德國國內需求疲弱下，此目標只能由擴張其他國家的需求達成，尤其是利率在歐元流通後大幅降低，信貸擴張的國家，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西班牙。
作者指出這種各國經常帳不平衡難以維持，債務國只能以失業或更多債務來維持國內收支平衡，而債權國對此也責無旁貸。
2000年代全球轉變在於︰1. 經濟自由化，中國開放、英美選出支持經濟自由化的領袖、歐盟誕生、蘇聯解體，各國藩籬減少，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全球資本主義再度興盛；2. 科技進步，尤其是運輸、資訊、通訊、互聯網與流動網絡科技改進，令組織全球生產與分配更有系統，令製造業出口主導的中國與資訊科技服務出口主導的印度更有成長空間；3. 人口老化，特別是德國與日本，造成投資需要減少，儲蓄則維持高水平，長遠會令需求逐漸減少。這三股動力令資本加速在各國流動、國內不平等增加、投資地點急速轉移及流動信貸增長，高收入國家長期處於需求不足及低利息水平，即所謂恆滯(secular stagnation)。
這場金融危機反映出當代正統經濟學的不足︰忽視金融力量的獨立影響、資產價格大幅改變的後果與市場有時會失效，對於金融體系引起信貸擴張及恐慌的不穩定趨向沒有關注。
危機後的中央銀行以三種角色應對︰設定通脹目標、以「宏觀監控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穩定金融部門與無限的危機干預。這種「新正統」做法引來三方面批評︰1. 擴大官僚自行決斷的範圍；2. 令官方與私人部門在貨幣供給者的關係更為混淆；3. 假定貨幣政策可令價格穩定，宏觀監管政策則可令金融穩定，但兩種政策可能會互相違背。
相對「新正統」做法，其他金融、貨幣與財政願景的選擇有︰自然利率論者，或稱neo-Wicksellian，認為危機後的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利率低於「自然利率」，無法制止信貸擴張。作者認為此說正確指出設定通漲目標可能會令金融部門及經濟不穩，但對此說的建議——以貨幣政策預防信貸過度擴張——則不大認同。原因是價格與金融穩定不能以同一手段(貨幣政策)維持，自然利率的水平為何難以釐定，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不能準確控制，難以訂立中央銀行的法定責任，以貨幣政策穩定金融也可能令通脹及通脹預期，以至經濟不穩。
奧國學派則認為危機是由先前信貸擴張後，企業錯誤投資引起，政策制定者也無法完全有效控制系統危機。但作者對奧國學派提出危機後只交由市場力量令經濟回復的提議則不以為然︰醫師也不會因為病人暴飲暴食引起心臟病而不去醫治，他會先醫治好病人，然後病人才可以改善飲食習慣。
作者也提到1930年代提出過的Chicago Plan，原則是所有銀行活動都需要政府發行的貨幣支持，即100%準備金率的銀行。其要點是︰以銀行奠基的貨幣體系令經濟不穩，政府應獨攬貨幣發行，禁止私人機構在沒有法定貨幣支持下發行類似貨幣的負債。
Chicago Plan的優點在於1. 防止銀行週期年製造與取消信貸與貨幣，減少經濟不穩；2. 銀行擠提消失；3. 政府不需要按利率借貸，只要通脹依然穩定，可自行以零利率發行貨幣；4. 金融機構規模會縮減，令銀行家累積收入減少，減輕收入不平等。作者認為危機證明單一全球銀行規則並不明智，像Chicago Plan這種較大改變的計劃值得在部份國家實驗。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則認為法定貨幣的價值在於人們有信心使用這些貨幣，中央銀行與政府的任務是穩定經濟，有需要時可以貨幣政策(增加貨幣發行量)與財政政策(政府赤字預算)達成這項任務。只要公眾依然願意持有法定貨幣，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會帶來通脹。現代貨幣理論指出中央儲備與銀行借貸並無直接關係，銀行在有利可圖時就會借貸，與中央儲備總量關係不大。作者認為現代貨幣理論正確指出這次危機後通縮的風險比通脹高，證據是量化寬鬆後所謂超通脹並沒有出現。
這次危機後穩定金融體系的焦點包括Basel III、銀行重組、金融從業員獎懲方式、結構改革及監管機構改革。作者認為這些改革需要非常複雜的監管機構與規則，其穩定金融的能力成疑。
現時銀行的運作模式鼓勵股東進取冒險，高槓桿高風險的投資獲利股東可分攤收益，但即使銀行無法股本不足還債，股東也不需攤分債務。銀行管理層的獎懲機制也鼓勵短期回報，令他們有誘因投資在高風險高回報的財產上。為此，監管機構應限制銀行最高槓桿比率，作者的建議是10:1，並避免按風險加權，令監管比較簡單。
危機後宏觀經濟的挑戰有三方面︰平衡各國資金流動以保持經濟穩定、處理過多的私人與公共債務及建立維護全球繁榮穩定的機構。
討論危機後政府應選擇財政擴張還是緊縮時，作者認為經濟衰退的話擴張政策能令經濟回復，否則就會造成通脹或財政赤字；而緊縮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會令經濟更為萎縮，沒有衰退則維持原有經濟水平。擴張的錯誤可以挽救，緊縮的錯誤則帶來長期損失，緊縮政策錯誤的風險比擴張政策大。
作者指在危機後只以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並不足夠，原因是1. 在危機後接近零利率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影響不足；2.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成效並不確定；3. 進取貨幣政策會令應該倒閉的喪屍企業繼續存在，造成投資浪費；4. 因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進取貨幣政策會影響其他國家經濟︰其他國家要選擇與美國同樣進取的貨幣政策令國內不穩；採取與美國不同的貨幣政策令匯率不穩；或實行資本管制令國家脫離全球資本市場。
對於政府債務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作者認為並不一定是債務窒礙成長，也可能是經濟衰退導致債務上升，不能因為兩者相關就斷定因果關係。
作者主張在危機後以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原因是1. 現時經濟復蘇疲弱，潛在與實質產出差距逐年擴大，長期利率偏低；2. 財政政策能帶動前瞻消費，特別是以閒置資源帶動基建投資；3. 減輕貨幣政策負擔，以免過份擴張的貨幣政策帶來資產價格扭曲與信貸過度擴張風險。
危機後也有論點認為經濟增長減慢會是長期趨勢，原因為人口老化，以及許多令生產力提升的機會已經實踐，生產力增長將減慢。需求不足也有較長期的結構因素，包括因經濟(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帶來社會不平等；花紅文化令企業經營者追求短期可見的成功，減少長期投資。
企業投資不足，維持財政盈餘，就需要家庭及政府赤字來平衡，當家庭因危機無法維持赤字，政府又希望減少赤字時，就會出現以下其中一種或多種情境︰1. 赤字轉移至家庭，再次出現信貸擴張；2. 赤字轉移至企業，企業投資上升；3. 提升競爭力，以出口將經營帳盈餘轉移至外國。作者認為第一種情況並不可取，以政策幫助後兩者的效果則有限。為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作者指全球需要平衡經常帳盈餘與赤字，令盈餘從高收入國家流入低收入國家。
為了令高收入國家盈餘流入低收入國家，又不會導致過去令低收入國家出現資產及信貸泡沫、扭曲生產結構的經驗，作者認為最少風險的途徑是國外直接投資，也可推出與GDP掛勾的債券，建立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券市場，並設立程序管理破產情況。此外，應透過擴大IMF規模與區域合作，提供緊急時所需的保險與款項，以免個別國家需累積大量盈餘造成浪費。更深入的改變是建立全球儲備資產，避免各國互相以貨幣貶值競爭有限的全球需求。作者也認同前述由政府獨佔貨幣發行的建議，避免依賴私人部門以信貸擴張滿足需求不足，並由政府決定貨幣發行量以滿足經濟需要。
討論危機後的歐元區，作者指各國就像是處於一場不幸的婚姻之中︰不幸，但離婚的後果難以想像，帶來的不穩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
危機後歐元區的官員將拉脫維亞緊縮財政的經驗奉為模範，作者則指這種說法並不現實︰拉脫維亞緊縮財政令經濟萎縮，其危機適應過程是由其經濟規模較小、高失業率與大量人口外流達成。以歐盟的規模，不可能模仿拉脫維亞的經驗。
作者也指歐盟認為其他國家應在危機後學習德國在2000年代壓低工資並維持經常帳盈餘的做法並不恰當，因為德國的盈餘本身就令其他歐元區國家更難維持盈餘，而且歐元區規模太大，沒有足夠大的國家吸收歐盟經常帳盈餘，經濟較弱的歐元區國家體系也較脆弱，無法急速轉變為對外盈餘。
歐元區在危機後所需的調整包括︰歐洲央行需透過非常規政策、設定更高通脹目標等手法提升歐元區需求，並確保債券市場流動性；歐元區需調整內部經常帳不平衡，特別是德國需減少經常帳盈餘；減少銀行及債務形式的流動資金，更多運用資本市場。債務方面，歐元區各國需要對部份國家撇債，重組銀行債務，為減低債務利率與延長還款期限達成協議。改革方面，歐元區需要成為有效的銀行聯盟，包括銀行重組程序、提高資本比例要求、設立統一監管機構執行宏觀監管政策。歐元區內銀行也需要無風險的資產以滿足資本要求，為此需設立各國共同承擔的歐元債券，歐元債券也令歐盟條約中的「不拯救條款」(no-bailout clause，即不可協助外國減少財政赤字)更容易運作。歐洲央行條款也需要更改，以給予更大空間央行直接援助政府財政。為支持銀行聯盟與歐元債券，歐元區國家需要將部份本國財政責任轉移至中央，也需要給予中央執行財政穩定政策的能力。
總結2007-2008年金融危機，情節包括不穩的信貸創造金融體系、新興國家極高水平的外匯儲備、全球儲蓄過剩、以經常帳盈餘方式出口過多儲蓄造成全球不平衡、金融管制放鬆引致過多有問題債務、危機管理強差人意而猶有不足。作者也認為後危機管理在緊縮政策及減少政府借貸的政策上可能會引起更大危機。
這次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則有︰金融體系行為失當需付出巨大代價、私人與公共負債水平極高、中央銀行成為經濟中的重要參與者、高收入國家成長率下降，低收入國家保持增長，令兩者差距進一步收窄、重新審視全球機構如IMF的角色，以及改變原來貨幣與金融政策的正統觀點︰金融體系不能聽之任之，只靠穩定通脹的貨幣政策並不足以穩定經濟。
作者列出未來政策四種可能的走向︰新正統，即以貨幣政策穩定經濟、宏觀監管政策穩定金融體系；清算主義(liquidationism)，將危機交由自由市場處理；超越新正統，在新正統框架下實行更徹底的改變；徹底重組，特別是在貨幣系統上大幅改組。
經濟政策短期的目標是修補金融體系、處理過高負債與提振不足的需求。新正統成功避免全球經濟陷入災難，但作者認為其對提振需求的努力不足，只採取貨幣政策而未有運用財政政策提振需求。清算主義以緊縮政策方式，將危機後調整的責任交給赤字國家，並主張應減少協助陷入危機的銀行重整資本，作者批評這些做法會令赤字國家陷入通縮，造成更長期的經濟衰退。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則是貨幣與財政政策並用，強力推動銀行重整資本，以及更快將有問題債務撇帳。更徹底的做法則是直接派錢(helicopter money)，並以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甚至實施前述的Chicago Plan，即100%準備金率配合。
在受危機影響國家的長遠經濟健康方面，作者認為新正統很可能無法預防未來再次出現像2007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貨幣政策與宏觀監管政策的目標存在衝突，當宏觀監管政策成功減少金融槓桿、資產泡沫與信貸擴張，私人消費會減少，經濟表現疲弱，失業增加，那麼貨幣政策就需要更寬鬆，令宏觀監管政策的努力付諸東流。而且作者認為現時新正統的資本要求仍然過低，官方在危機中對體系中的重大機構處理能力也依然成疑。
清算主義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則不贊成任何拯救方案，因為不拯救會令人們更為審慎。然而作者指出，金融危機引起的破產潮會傷害無辜的人，錯誤決定的人在拯救方案下也會受到金錢與名譽上的懲罰。但作者也提到清算主義的一項正確見解——不應拯救金融機構股東。
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包括︰進一步提高資本要求，並需要更多bail-in債務(即在銀行資本比例不足時自動轉換為股票的債務)；減少槓桿比率，方法包括取消利息扣稅、按股本扣稅及土地價格徵稅(以減少房地產泡沫機會)；減少儲蓄過剩，方法包括減低企業稅率或企業稅可用作股東個人稅扣稅，並打擊鼓勵管理層減少資本投資及過度回購股票的花紅文化；改革金融契約形式，例如按通脹變動的債務、按樓價改變的按揭，令投資者可以無需持有房產就能在房價上升時得益，並減少銀主盤(foreclosure)的情況；收入再分配，特別是透過向全球化與科技發明的贏家徵稅以補償輸家；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可行方法有支持科學研究、技術發展與相關教育，提供私人投資誘因，稅制改革，如從工作改向污染及財富徵稅，以公共支出提高特別是基礎建設的投資，設立支援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如公私營國家與區域發展銀行。作者認為長期而言更徹底的做法也是推行Chicago Plan或類似計劃，防止影子銀行再現令經濟不穩。
就歐元區的長遠未來而言，作者認為現時的「紀律聯盟」(discipline union)只要求受危機影響國家遵從紀律，德法兩國則可置身事外。作者指危機後歐元區調整需要三項因素，當中包括透過歐洲央行實施非常規財政措施及提高通脹目標，令盈餘國通脹需高於赤字國，縮窄兩者的競爭力差距；有更好的保險機制令危機國家得到緊急援助；因歐元區各國並非聯邦，有需要主動令資金以股本而不是借貸形式流動，以免資金急速流入或流出造成不穩。
在長遠的全球挑戰中，新正統試圖保留全球整合的金融體系，但宏觀監控政策則是為保障國內金融及宏觀經濟穩定，這反映出危機後的經濟政策在國內問責與全球金融之間反覆不定。清算主義主張取消跨國金融管制，並以金本位制度取代。作者則指現時流通黃金量不足以應付流通貨幣需求，回復金本位制度會使金價暴漲，令金礦擁有者得益。以紙黃金來實施金本位制，則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證明非常不穩定，並不足取。
面對全球金融整合造成既有的不穩，現時全球金融與貨幣改革有限，各國也不會接受全球貨幣的提議，全球失衡持續，部份國家繼續干預貨幣累積外幣儲備，下一次重大危機的可能揮之不去。作者考量後主張，既然這次危機證明全球金融整合非常不穩定，減少全球金融整合或許是現時唯一可行的做法。
這次危機表現出西方菁英在三方面的失敗︰1. 錯誤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影響；2. 全球經濟與金融菁英對屬國置身事外，經濟增長的分配極不平均，令公民身份聯繫民主的力量減弱；3. 歐元制度設計出現問題，引起衰退、高失業率、移民國外與過度負債，受害國人民無法影響歐盟、歐洲央行與IMF的決策，人民對政策無法問責。菁英失敗，民眾認為國家只是為小部份互相勾結的小圈子服務，對民主的信心成疑，轉而訴諸民粹，令極左與極右興起。
作者最後總結指要盡一切努力恢復經濟，並作更徹底的改變，否則下一次重大危機重現時全球經濟恐怕將陷入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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