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攻擊一切既有勢力、傳統、風俗，卻保留舊制度龐大的中央政府。沒國革命就像一場宗教運動，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脫一切具體的社會。大革命的成就是摧毀歐洲多年的封建制，代之以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
在考察舊制度時，作者指出法國農民獨特之處是他們已獲分地，自取所得，卻不得不交租給已放棄統治村莊的貴族。城市已失去自主，自由選舉只是假象，權力都在中央政府手中。中央政府管理全國，大臣領導幾乎所有事務，各省則由總督領導所有事情。
中央政權成為公共生活唯一代理人，與個人之間沒有中間機構，甚至令改革者都認為任何改革都必須藉中央政府之手完成。大革命前夕巴黎除了是統治核心，也因工業化而成為全國經濟核心。作者認為，中央集權與巴黎無上的權力，是革命後政府不斷更替的重要原因，只要控制了巴黎，全國都會隨之改變。
作者也指出舊制度中法國人彼此孤立。與英國貴族不同，法國貴族不會與平民通婚，就像是一個種姓階級。在十八世紀貴族也不再治理領地，卻保留不少特權，特別是免稅特權，令稅負落在平民身上，增加平民對貴族的仇恨，也令貴族更為孤立。至於資產階級，舊制度法國賣官鬻爵也令資產階級設法捐官以取得免稅權，並更希望脫離村莊，不願與農民混同，甚至在資產階級內也分成各種彼此分離的小團體，以爭取各種小特權。農民處境非常困難，絕大部份稅收都由他們負擔，也幾乎沒可能尋求司法正義。階級之間無法接近與聯合，只依附於國王，各人形同路人或仇敵，這種情緒甚至到革命後幾十年仍然存在。
作者認為大革命前法國文人以抽象方式思考社會秩序的原因，是他們不參與政治，沒有公職在身，生活遠離實際，不會去估計改革現實的困難與後果。法國民眾也因為中央集權無法參與政務，反對意見無法在公共場合表現出來，似乎只要忍受或摧毀兩項選擇，更容易接受文人的抽象理論。
作者也指大革命前夕反教會態度出於教會對作家們世俗政府計劃的阻礙，教會專重傳統、承認高於個人理性的權威、建立在等級基礎上，都與政治革命的目標不合，而當時未能做到政教分離，因此攻擊國家制度就必須摧毀教會制度。
作者較認同以專制君主完成改革，比以人民主權人民進行革命更有可能使法國發展成自由民族，後者不分好壞攻擊舊制度所有事物，既摧毀許多與自由背道而馳的制度、思想、習慣，也埋葬了同樣多自由賴以生存的事物。大革命的理想認為國家主權高於一切，人民集體而言有一切主權權利，但每個公民卻只能依附於政府之下。作者稱，人們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沒有對自由的熱愛，就無法長久保持自由。
作者稱路易十六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偏偏就在這時發生大革命，原因是人們處境改善後會覺得壓迫不能忍受︰
革命的發生並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彷彿若無其事地忍受着最難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被革命摧毀的政權幾乎總是比它前面的那個政權更好，而且經驗告訴我們，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p. 187)。
革命政府的司法訴訟方式在舊制度已見其形，輕視的有財產，隨意逮捕農民，訴訟程序草率，大革命加添的是處置更為殘忍。
1787年的行政改革試圖令省議會自治，將行政移交選舉團，由第三等級選舉，彼此隔離的階級需要重新合作，但多年來人們必須依賴政府行事的習慣遭打亂，村莊的相對地位突然改變，引起各個階級對立衝突，造成巨大動盪，大為1789年的政治革命。
作者總結舊制度對法國大革命的影響︰封建制不再提供保護，只留下傷害人的事物；貴族不再統治只保留特權，並與資產階級隔離，猶如種姓；中央政府取代地方權利，巴黎成為國家主宰，令一次騷亂就能徹底摧毀君主制；政治生活消失，個人沒有處事能力，缺乏人民運動經驗，沒有政黨，令輿論受抽象原則及普遍理論領導；大革命擺脫宗教、習俗與法律的束縛；人民彼此孤立不依賴，獨自承受重負，受到隔離，變得偏見、嫉妒、仇恨、冷酷無情。
作者也認為唯有法國這民族才能造就如此突然、徹底、迅猛，但又反復、矛盾、對立的革命︰這民族愛走極端、任感情擺佈；不論好壞地表現極端，總是出人意外；本性經久不變，好惡卻變幻無常；獨處時喜歡因循守舊，要改變時卻無所畏懼；一時堅持反對逆來順受，一時又甘願俯首貼耳；表現最出色的是戰爭；崇尚機遇、力量、成功、光彩與喧鬧多於真正的光榮；長於英雄與天才行為；適於設想龐大規劃而非完成偉大事業；充滿熱情，絕不會令人無動於衷。
本書三四年前受中國政府領導層推崇，原因似乎頗堪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