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Halpern的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作者寫本書時在英國首相策略單位(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PMSU)工作，本書是作者在政策研究中各種發現，重點在於經濟以外的社會福祉，如民眾幸福感、人際關係、信任等。
各國研究比較均指出上班交通時間越長，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當資訊有限時，讓我們合作與彼此相處的社會慣例與習俗就十分重要，它們是現代生活的基礎，也是本書主題所在。
民眾是否快樂是社會福祉的重要一員，各國調查反映較快樂的人壽命較長、人際關係較成功、收入較高、生產力也較高，只是過份快樂似乎有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這源來盲目樂觀。幸福感可以指人們覺得自己是否快樂，也可以指人們是否滿足自己的生活。
作者引述研究指出左右幸福感的四項因素︰個性與個人特質、金錢、如何運用工作、娛樂與人際關係的時間及外在環境。個性與個人特質包括先天傾向、健康、教育、宗教信仰、年齡，調查指人們在二十多歲早期與退休後較中年快樂，部份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情緒負擔較大。
收入水平與幸福感非常相關，各國比較顯示，在較貧窮時經濟增長可以較大幅提高幸福感，但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提高的幸福感程度則較小，這現象稱為Easterlin paradox。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隨經濟增長會建立各種制度令社會互信增加，從而大幅提高幸福感，而在高收入國家這些制度已穩固，經濟增長可提升的快樂感就較少。
在時間運用方面，失業會令幸福感大幅降低。投入在自己能力水平內又具挑戰性的活動中會提升幸福感。平均而言，婚姻可提升幸福感數年，之後就會回復婚前水平，當然這視乎婚姻關係的質素與穩定。有研究指長久維繫的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正面與負面意見比例最少為三比一，少於此數則關係難以維持。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可以信任或投入宗教活動，也與幸福感較高相關。
外在環境包括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是否快樂，快樂是可以傳染的。此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然與人為災難、制度及其他人是否可信，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作者從事政策研究，注意到政府應否注重民眾主觀幸福感的正反意見。支持者的論點包括人們支持政府這樣做，因此是民主政策；政策的優先次序可以因而改變，例如不再只重視GDP；部份主觀幸福感相關政策有外溢效果(spillover)，但個人行動不足以達成，例如教育與交通；我們對怎樣令自己幸福有系統地偏誤，令我們作出不是最好的選擇；注重主觀幸福感，可令政策利害權衡的角度更為廣泛。
反對的意見則包括質疑政策應提高何種幸福感，例如是認知上還是感情上；整體幸福感增加可能會帶來不平均分佈；政府是否能夠影響快樂程度與生活滿意度也成疑問，例如在英美兩國兩者多年來都是平穩上升，不見得受政策改變影響。
作者認為主觀幸福感至少可在政策上帶來以下影響︰精神病患處於「主觀幸福感貧窮」，政策上需要得到更多注意；假若有效，應向兒童教導應付情緒的技巧；個人表現評核為本的薪金調整會降低主觀幸福感，在職場上應避免；規管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讓較貧窮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可以令主觀幸福感增加較多；政府應讓民眾更清楚自己的選擇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提供僱員滿足感企業排名讓僱員選擇工作時參考；如果政治上可行，稅制應改為向「壞事」徵稅。
其餘政策建議包括定期量度主觀幸福感；以服務對象主觀感受為公共服務表現評價範圍之一；建立社會資本。至於經濟政策，作者提議支持服務業、鼓勵消費者接受新事物、改善持續教育、消費者資訊與公共服務資訊更流通、推動「關懷經濟」(economy of regard)、積極建立環保政策等。
歐美各國調查指雖然近年整體犯罪率下降，民眾對犯罪的關注反而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民眾雖然認為自己社區治安良好，全國卻不是如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總是認為印象較深刻、較易回憶的事，例如犯罪，發生的頻率也較高；人類天性總是偏向記住與散佈壞消息等。此外，社會互信與對犯罪的恐懼程度成反比，社會互信高的國家對犯罪的恐懼也較低。
關於減少實際犯罪率的方法，作者提到避免令青少年入獄、以防盜手法令犯罪更困難、按藥物流通情況以立法或嚴打方式降低毒品傷害、以青少年活動吸引青少年注意、支援年輕單親母親、家長指導計劃、不一定要重判，但明確而即時的懲罰、獄中更生計劃、加強鄰里聯繫、改變朋輩團體的規範等。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另一關注是移民，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入境移民帶來正面影響，整體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不會減少。然而移民也會帶來社會影響，數據指移民平均犯罪率比一般民眾還要低，但有組織犯罪有一定程度種族分工。移民湧入也短暫會打破當地人日常習慣與規範，並出現種族與可見的少數群體，導致團體偏見、多元社會團體間與團體內互相信任減少、各國價值觀沒有趨同。但作者也指不同團體的個人平等交往，尤其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時，團體間合作與友誼就有機會出現。值得留意的是，同一國家內不同團體的價值觀正在趨同，反映國內存在整合的強大力量。
各國比較的結果也顯示，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並不是由於對入境移民敵意較高引起。然而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敵意確實有上升趨勢，而且社會的態度呈兩極化。由於貧困的人缺乏緩衝保障自己，面對任何干擾或威脅感受都會較強烈，憂慮入境移民帶來的影響，這造成英國國內自由派菁英與貧困者反應截然不同的情況。作者提出幾項有關移民的政策︰邊境管制與身份證制度、在來源國家附近設立入境與難民申請中心、設立入境難民債券令難民在庇護國工作的部份收入只能在離國後回收。
恐怖主義近年也成為歐美各國民眾關注焦點之一。恐怖主義在數字上的威脅不大，死亡率遠比中毒、謀殺、車禍等情況低，對民主政體整體的威脅也甚小，但主觀上恐怖攻擊致命、刻意設計、隨機、戲劇性的特質會深刻媒體與民眾注意。就英國而言，恐怖攻擊者較多是來自某一兩個小社區的第二或三代巴基斯坦裔人，陷入身份危機、缺乏與外界接觸、無法感到自己是社群一員。處於貧困與社會弱勢則與恐怖活動無關。
作者提出的防止恐怖主義政策包括︰鼓勵國內少數族裔團體參與外交政策討論、讓極端份子在公開辯論中發言，由其同伴挑戰與評判這些見解；支持社區成員間建立聯繫；讓「問題」社區成員有更多機會幫助他人，例如義工活動；宣傳國內的海外援助計劃。
在宗教方面，近年西歐國家民眾參與正式宗教場合的次數下降，對宗教方面較吸引的事物(如天堂)比負面元素(如地獄)較有興趣。更信奉十戒的國家對道德比較不寬容。整體而言，西歐國家民眾對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同性戀)較以往寬容，但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通姦)則更為嚴厲。
作者在本書頗為重視社會上的「關懷經濟」，指人們互相幫助、表達情感、照顧與支持他人的行動，重要的是雙方關係，例如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英國的時間預算調查指出，平均而言人們用在關懷經濟的時間比受薪工作多，按保守市價計算的話，關懷經濟的價值估計比「正式」經濟更多。關懷經濟也是正式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例如互贈禮物與向熟悉的人打聽消費資訊。
從大學宿舍設計的研究發現，假如宿舍設計令住客有機會被逼面對不熟悉的人，例如劃一浴室空間，住客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交流。住宅設計有半私人的空間與熟悉的人交流，能夠選擇何時與何人接觸的話，住客對住宅會更為滿意。
現代生活中與陌生人接觸無可避免，而金錢則擠壓了關懷經濟的空間。金錢獎勵稀有的技能，不甚重視人性的技能，例如家務；金錢鼓勵投資要有最大的金錢回報，人們互相競爭，貧窮地區缺乏金錢也窒礙互惠幫助的媒介；金錢有時也會扭曲動機，例如本來是責任的事情，以罰款來維持就變成了好像有價的貨品。
為了令民眾彼此相處得更好，作者提及到可運用一種只能用於關懷經濟的另類貨幣，讓人們為自己的社區服務時可得到其他社區同伴服務為回報。這種另類貨幣規模不能過大，用途有特定限制，以免性質越來越像金錢。另類貨幣相比義工優勢在於強調彼此互惠，減少義工付出後感覺不到他人認同的不快感。歐洲各國研究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付出，比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報更多。作者認為另類貨幣則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互惠，例如用於醫療與社會照顧當中。
在國民身份上， 以往OECD國家基於血統的國民身份認同，近年已轉變為「努力而來的公民身份」(earned citizenship)。然而，全球化增加預期會帶來的各國價值觀趨同卻沒有出現，反而是各國價值觀更為不同，而國內價值觀卻更為整合，這可能反映出國民身份現在多少是「自願」而來的事實。
戰爭方面，當代戰爭大多數是內戰，尤其是在之前爆發過內戰、有種族與宗教分歧、有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未來出現內戰的機會也較高。
總結當代價值觀的政策情況，作者指政府可以更強調責任與權利的關係、推動公民互惠與關懷經濟、建立公民儀式、增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資源、鼓勵民眾與不同文化交流、推動各種美德等。
談到社會流動，作者指績效制(meritocracy)有各種實際與道德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何謂績效。例如天生才智水平較高，並因此有較高生產力，是否就應份得到較高薪酬。社會獎勵人們有較高生產力，還是付出的努力較多？如果家庭出身令一個人處於優勢，又是否理應獲得更多資源？作者指，這反映績效制不一定會比封建階段更為平等。
作者引述英國研究指，絕對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物質水平，所有收入組別近年都較以往高，但相對流動性，即最貧困組別出身的人流向收入較高組別的程度，近年則較以往低。作者指這可能與高等教育擴張有關，因為較富有組別較有可能獲取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變相令貧困組別向上流機會減少。
購買自住房屋也與上一代的財富水平越來越相關，上一代擁有財產或物業，可以用來支付下一代首次置業的首期，與沒有上一代支持的人相比更有機會自置物業。英國2008年的調查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年青人有能力自行自置物業，另外三分一由上一代支持置業，剩下三分一則無力置業。此外，社交與情緒管理等「軟」技能，以及人脈與知識等社會與文化資本，也可以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造成不同出身人士的外在差異。
在應對不平等與公平的問題上，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用各種誘因鼓勵民眾工作、增加房屋供應、向滿十八歲的公民提供一筆資助讓他們就學或創業、鼓勵設立家族基金而不是將遺產交給兒女、減少學校每班人數至15人，並以增值指標評估學校、學校收生應具社會代表性，反映人口特徵、量度與推廣「軟」技能、在不同社群間建立社會資本，如推動鄰里計劃、另類貨幣、青少年義工計劃等、成年公民應有一定時間用於社區服務、支援家庭服務，如證據為本的諮商、家長教育、護士與家庭合作計劃等。
政府有三個面向︰古典式國家(classic state)指的是政府令人民免於暴政威脅；實踐式國家(practical state)提供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協調集體行動；家長式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指導公民行為，幫助公民作出選擇。
關於古典式國家，作者指有人以為英國民眾近年對政治失去信心與興趣，也不再熱衷參與政治，但調查則顯示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信心歷來都頗低，對政治的興趣則向來是中等水平，雖然投票率確實下跌，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卻有增加，例如遊行、聯署、向媒體投稿、消費者行動等。
近年英國民眾對政府的態度與行動改變則有︰政黨黨員數目與政黨認同減少、政治問題的相對重視程度下跌、低收入與社會地位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認為政府角色不再是經濟計劃者，而是經濟成長條件的提供者，如教育。英國民眾投票率在不同社會特徵群體中日趨分化，老年人投票率較年輕人高，教育水平較高投票率較高。政黨黨員數目下跌、離黨與轉黨情況增加、政黨數目上升，但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也普遍上升。
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民眾不願意花太多時間討論政治，政治參與也偏向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但許多重要議題需要公民主動支持與參與才能解決。作者檢視各種投票以外的民主方式，當中瑞士的公民投票模式甚為費時，也不能應對參與人士偏向特定社會特徵的問題，既得利益者組成遊說團體也令公投結果偏向維持現狀。
否決式公投(abrogative referenda)與發起式聯署(trigger powers)符合當代民眾自認為對政治的旁觀者角色，也令政黨有新的角色接觸與說服不同群眾，但同樣未能解決偏向特定社會特徵人士參與的問題。
審議民主的各種方式，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與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理論上可解決代表性問題，並以尊重事實為基礎作出決定，公眾注意也不足，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其結論。在實務上，公民陪審團參與人數少，代表性不足，也容易受個別意見傾向較強的參與者影響。審議式民調與參與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審議論壇則較可能得出經討論後的集體決定。
當審議民主的結果與民眾意見分歧時，政治人物難以決定應該支持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的審議結果，還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對於各種民主機制可能會造成「合法性的競爭」，作者則認為不同民主機制可以是增進整體合法性的新工具，鼓勵民眾間的溝通與對政策的理解。
總結古典式國家的討論，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至16歲或以下、向個人發放公費資助的「參與券」(participatory vouchers)，讓他們選擇支持指定名單內的任何政黨、推動比例代表制反映不同意見轉變、由國會或政府舉辦審議論壇、擴張公民發起聯署的影響力，例如可令國會討論某項議題。
關於實踐式國家，許多公共服務並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促進個人的福祉，例如教育與醫療。作者從英國公共部門改革的經驗中，總結出以下教訓︰錢應用在邊際效應更好的地方，服務指標應以改善程度來評估；讓公民從各種服務中選擇；建立公共服務網絡，培育公共服務的市場；服務對象的主觀滿意度應納入服務考量；在不同政府層面建立目標與優先次序；讓服務對象可以一次過完成申報程序，例如一站式服務或不同部門資料共享。
關於家長式國家，人們總會認為他人的不幸是其個人特質有問題，但自己面對不幸時則希望有其他人提供協助。家長式國家指導民眾行為有兩項支持論點︰政府需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的人，如精神病患者等作出妥善決定；政府介入會令情況更容易得以改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買保險，但失業保險由政府提供會更易處理。
此外，我們也會作出錯誤決定，並對事物存在有系統地偏誤。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我們會用「捷思」來下決定，造成對回憶過去、當下決定、估計未來的錯誤評估。政府需要管規私人推銷行為以免民眾的偏差受到利用，近年也有意見提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偏差指導民眾作更好的決定，作者則指這種做法需要事先向民眾解釋清楚，並在得到民眾許可後才能執行。
作者提到Richard Thaler與Cass Sunstein的自由意志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認為，政策可以通過設計令民眾受惠，但民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參與。方法包括設定預設選項、調整選擇結構、明確展示大多數人的做法、通過具說服力的人推動人們行動等。
至於如何令民眾有能力防備他人利用各種行為學偏差誘導令自己蒙受損失，作者則提議提供資訊與誘因、設立冷靜期、向青少年教育各種心理盲點、「行為契約」等各種承諾方式(commitment devices)避免受到引誘等。
作者在總結列出十項首相未來應該注意的事，包括1. 注重關懷經濟；2. 推動公民與消費者資訊流通；3. 建立環境政策；4. 以有實證基礎的政策應付毒品、犯罪與青少年問題；5. 改革規劃政策，令規劃收益更平均分配；6. 接受行為經濟學；7. 致力減少不平等；8. 權力下放至個體公民與各種民主創新；9. 刺激公共服務創新與多樣；10. 推動由下而上的政府改革。
附錄中，作者總結服務於PMSU的經驗指，成功的政府首長所屬策略組織，需要理解政府的價值觀與公眾關注所在，並以數據與分析為基礎的技術評估支持。
從網絡資料得悉，現在PMSU已因英國政府政黨輪替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