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House of Debt，主題是家庭債務與經濟衰退的關係，現有金融制度又怎樣令情況惡化那樣。作者引述研究指各國經驗反映出經濟衰退往往發生在家庭債務水平上升之後，債務上升越多，經濟衰退一般就越嚴重。
在房屋市場中，資產價格下跌時，金融制度令風險集中在債務人身上，資產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反映在債務人首期中，待首期已全數損失之後才會是債權人的損失。例如業主購買$100000的房子，首期兩成，即$20000，其餘$80000向銀行借。如果房屋價格下跌20%，業主的首期就會全數損失，但銀行則仍握有值$80000的抵押品——房屋。在這情況中借債的槓桿乘數為5，資產價格變動1%，債務人的本金就會變動5%。因此，在經濟衰退中，較貧困、需要借債的人會在比例上蒙受較多損失，較富有、借貸給別人的人則較有保障，加劇貧富不均的現象。
遇上經濟衰退，債務人也無力還款時，銀行會收回房屋，依法例也需要儘快拍賣房屋出去，即所謂銀主盤。作者引述數據指，銀主盤會加劇資產價格下跌幅度，因為銀行急於脫手會將房屋降價求售，這會令其他買家與估價以拍賣價評估類似房屋的價值，令房價進一步下跌。集中風險、加劇不平等、以拍賣方式壓低樓價，都令債務成為一種反保險(anti-insurance)，在價格下跌時令欠債的業主資產淨值更為減少。
作者以數據指美國經濟衰退在2008年第三季雷曼銀行破產前已開始，2006年住戶投資(新建與重修房屋開支)已下跌，之後消費開支在2008年第三季大幅減少，而商業投資減少則在2008年第四季才開始大幅減少，反映商業投資減少是為了回應家庭開支減少。作者以地理分佈數據分析發現，資產淨值減少較多、家庭負債水平較高的縣消費減少幅度也較大。2000年初科網泡沫打擊的是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指擁有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的影響)較低、較富有的股票投資者，對經濟表現影響較少。這次2006年起的房價崩盤打擊的則是欠債、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令消費大幅下降，整體經濟陷入衰退。
作者以上述的現實建立「槓桿—損失框架」(levered-losses framework)以解釋經濟衰退，當中有借債者與儲蓄者兩種角色，當借債者面對資產淨值下跌要重新建立儲蓄，或者借款難度增加時，就會減少消費。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群體，以及拍賣令資產價格下跌擴大，都會加劇消費減少的程度。
理論上經濟會因應借債者減少消費而調整，例如利率下跌、儲蓄者消費增加、物價下跌與匯率下跌刺激出口，但實際情況中這些調整會遇到阻力︰零利率下限令利率不能再低；價格下跌需要工資下跌，但工資下跌則會令家庭債務負擔增加，無法增加消費；工資下跌幅度不大；人口流動不高；行業轉型需要資源與時間等。整體而言，借債者減少消費會降低經濟需求，令失業率上升，進而令沒有出現資產下跌的地區經濟也受損。
提到2006年起美國房價崩盤的起因，作者以地理數據分析指2002年至2005年信貸增長集中出現在整體信貸評分較低的地區，儘管這些地區的家庭收入並沒有很大增長。信貸評分較低的既有業主也藉信貸寬鬆作二按套現，調查指他們主要將這些額外現金花在消費上。作者指，這種情況與一般投資資產價格上升時不同，住屋不是單純的投資，屋主需要「消費」它，每個人都要找一個地方住。房價上升會令屋主感到更富有，但居住成本則會令他感到更窮，兩相抵銷。
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各國都希望增加美元資產儲備以穩定金融體系。資金湧入美國，有部份進入私人發行的房貸證券交易市場。2002年至2005年私人發行房貸證券數量飆升，與信貸寬鬆時間不謀而合，其關係就在於為滿足「安全的」房貸證券需求，銀行積極製造新貸款，以打包成證券銷售。研究指投資者購買房貸證券時會犯以下錯誤︰低估房貸違約的可能；低估這些違約之間的關聯。尤其是房貸證券再細分回報等級(稱為tranches)時，同時違約帶來的虧損就會遠大於估值。加上貸款審批不嚴、房貸證券發行商隱瞞風險、評級機構忽視潛在風險，令問題證券大行其道。
作者引述Kindleberger的觀察指，資產價格泡沫往往源於信貸供應擴張。債務令樂觀者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增加，悲觀者雖然不相信樂觀者的估價，卻樂意借款給樂觀者購買資產，因為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影響借錢者本金，悲觀者有資產抵押為保障。作者強調在崩盤中人們往往會怪責「不負責任的業主」，但沒有過度進取的銀行借貸行為，就不可能出現資產泡沫與崩盤。借款給他人這種「安全」的感覺，會令債主忽視與借錢者無關的風險，例如房價大幅下跌令抵押品價格低於債務。
有關現時政府對銀行的政策，作者同意政府應避免令銀行擠提造成連鎖反應，但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是救濟，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應向政府這些資金支付利息；沒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損失則應由銀行的長期債主與股東承擔。為避免擠提與保障支付系統，並不需要政府保障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利益。
作者分析經濟衰退的「槓桿—損失框架」認為，政府在衰退時需要救濟的不是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而是讓欠債的家庭重拾消費。作者指，在2006年起美國的經濟大衰退，房貸與債務重組出現各種市場失靈︰微觀而言，包括拍賣導致房價進一步下跌、房貸證券架構令債務重組難以實行、前線服務員缺乏誘因推動債務人重組等；宏觀而言，則有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零息下限、工資水平調整困難、難以移居他處等。
作者認為，如果政府能積極協助債務人重組或寬減債務，經濟衰退的程度可以大為減少，具體可行措施包括政府委員專員協助或法庭頒令(cramdown)債務重組。作者論說這種做法不會造成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因為已有保障行事可以不負責任)，因為房貸債務人沒有操弄借貸系統，房價下跌之大也遠超任何人可以預計。協助債務人重組或減免債務，目的是將損失平均攤分給債權人與債務人。
有關貨幣與財政政策回應經濟衰退的效用，作者評論聯邦儲備局並沒有能力直接影響貨幣流通量，從而帶動通脹令經濟恢復。聯儲局只能透過增加銀行儲備，希望銀行借貸增加令貨幣流通量。問題是在經濟衰退後，銀行在違約率上升後不願意增加貸款，家庭與商業機構則負債度日，貸款不大可能增加，故此增加銀行儲備對刺激通脹效用不大。利息政策則因為債務重組困難，欠債家庭也因為房價大跌，缺乏抵押品更動房貸利率，即使聯儲局的聯邦基金利息大幅降低，欠債家庭也難以受惠。至於通脹預期，聯儲局的一貫角色是打擊通脹，公眾難以相信聯儲局會在通脹維持高水平時不會出手干預，唯有在聯儲局放棄其法定責任時通脹預期才會升溫，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甚低。
至於財政政策，作者認為在衰退中政府增加開支有助經濟，但卻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政府開支不是用在最需要的群體，即欠債家庭身上；增加開支由整體納稅人，而不是對房屋泡沫有責任的債權人負擔；美國以入息而不是財富課稅，也令政府開支負擔可能更多落在收入高但需要錢的家庭，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例如年輕專業人士。當然，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債務重組政策，在美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都難以實施。作者引述自己的研究指，1981至2008年的經驗顯示，出現金融危機的社會政治往往會趨向兩極，美國2006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也不例外。
為在經濟衰退出現前避免債務帶來嚴重問題，作者提議現有的債務契約需變得更有彈性，不再由債務人承擔所有損失，將損失更平均分配給債務雙方。作者建議建立一種「責任共享房貸」(Shared-Responsibility Mortgages)，特點是債權人需保障房價下跌帶來的損失，在跌市時將房貸本金總額相應減少；以此為代價，在房價上升時，債權人可獲得債務人在出售房屋時獲得利潤的5%。作者認為這種房貸透過保證債務人本金佔房屋價值的比例，減少強制拍賣與其帶來連鎖房價下跌的情況。這種房貸也令債權人借錢給債務人時更加謹慎，減少泡沫出現，也令屋主二按套現更加謹慎，因為他們要先付5%資本淨利給原有債權人。
作者提倡這種責任共享模式不只可用於房貸市場，也能應用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現時缺乏彈性的債務契約將風險集中於無力承擔的家庭身上，整個金融體系應採用更多類似股票股本形式的契約，投資者應承擔風險以獲得投資回報，家庭面對個人無法預測的風險應受到保護。
本書引起的反應頗為熱烈，例如在奧巴馬政府任職過的經濟學家Lawrence (Larry) Summers就為政府當時政策辯護，認為當時政府處境艱難，並指政府考慮到債務重組有機會令房貸證券市場全面崩潰、強制重組可能沒完沒了、阻礙必需的強制拍賣與監管上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