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連繫十九世紀各國政治與經濟制度，其動機為利潤，戰爭會令擁有大量債務在手的國際金融不利，為此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它希望各國和平。貿易在此時也不再是特許經營，帶有軍事與戰爭特質，反而要依靠國際金融系統，因而不希望列強陷入整體戰爭。這些新經濟因素為歐洲帶來1815-1914年間百年和平。這百年和平因列強組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陣形，不再有第三方制衡，加上殖民地敵對競爭更為劇烈令全球經濟出現裂痕，國際金融阻止戰爭蔓延的能力急速下降，令百年和平告一段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並未重回平衡，戰敗國單方面裁軍，和平沒有可能回復。同時國際金融系統崩潰，各國貨幣大幅波動，金本位制先是在東歐，然後隨大蕭條在西歐與美國廢止。部份國家如德國、俄國與美國分別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新政轉型，讓政府更為參與金融、貿易、戰爭與社會組織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大變動的其中一部份。
本書討論的就是這場大轉型及其相關發展。十九世紀文明在歷史上最突出之處，在於它以人類歷史上很少受認同的動機為行動基礎，那就是獲利的動機。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私人利益比正義重要，長遠而言也會為整體帶來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所顯示那樣。但作者指社會轉變速率與轉變方向同樣重要，正是政策使進步的速率減慢，才令貧困者有可能調整自身面對改變的環境，不致於在人身、經濟、肉體與道德上遭到毀滅。
經濟理論考慮「長遠而言」的結果，假設調整會自動在市場系統出現，但市場系統本身就是人為制度，不會自然出現；而且當轉變的即時影響有害，也一直沒有相反證據，最後的影響就是有害，「長遠而言」的假設並不成立。
工業革命中以專門機器生產的方式，令自我調節市場系統成形。這些機器價錢昂貴，只有在原料供應穩定，可大量生產商品時才能回本。對商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將所有投入生產的因素出售，向所有準備購買的人提供所需商品數量。這就需要在工業生活所有環節引進交易媒介，所有交易變成金錢交易，所有人的收入都來自銷售。但這也代表商人要購買原材料與勞工，也就是自然與人，將後者變成買賣商品。人的社會關係與自然棲息地因而受到威脅。
十九世紀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一個市場的自我調節系統，經濟只會由市場價值主導。歷史上市場制度自石器時代後頗為常見，卻只在經濟生活佔次要角色。勞動分工在歷史上是因為性別、地理與個人天賦不同出現，卻不會像十八與十九世紀作家所言，天生有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易的傾向，也沒有經濟體像十九世紀般由市場控制規限，人類經濟往往是融通其社會關係之中。
歷史與民俗學研究的社會中，經濟相關行為主要以三種原則進行︰互惠原則，在家庭與宗族組織中對等地互相幫助，以維持自己的社會評價；重新分配原則，在領地內領袖集中統一資源，按成員需要再作分派，促進勞動分工、對外貿易、公共事業與提供軍力，也包括連繫成員與宗教等非經濟動機；家庭生產以供自用，由農業社會後開始出現，以自給自足為基礎。
互惠、重新分配與家庭自用三種原則是社會特徵，但交易原則就需要專門設立制度實行，即以市場模式產生價格。這樣原本嵌入社會關係的經濟行為，就反過來要社會關係嵌入經濟中。在歷史上市場不是由個人交易傾向開始，而是貨物的地理分佈令不同地方交易，並由此出現與外人交易的市場制度與金錢，讓少數人參與商談議價。地區市場則受儀式與慶典限制，以避免市場擴張打亂經濟。這些地區市場只服務鄰里共同體，並不是整國國家市場的起源。商業革命時期只有鄰里貿易與長距離貿易，兩者嚴格分離，很少有不同城鎮間的貿易，而且貿易缺乏競爭。
國家市場源起於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央集權政府出現，當時政治中心由地中海轉至大西洋，大型農業國家不得不組織起商業與貿易；國家內部開始統一，對外也要組織舉國資源投入國外事務；經濟上金錢可用作統一儲藏資本，有利商業發展；中央政府掌握推行經濟政策的行政技術，都促成國家市場形成。此國內市場暫時仍與地區及國外市場重疊，自足農家繼續是經濟系統的基礎，以國內商業輔助略有參與國內市場，這種情況持續至工業革命來臨。
作者之後暫時轉向另一話題，討論自行調節市場基礎的三種虛構商品︰土地、勞力與金錢。自行調節市場有兩項假設︰1. 所有產品都是用於市場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銷售這些產品；2. 市場形成不能有任何阻礙，收入不能從銷售以外的方式得來，價格按轉變調整不會出現任何阻礙。重商主義時期土地與勞力都受保護在商業之外，但在市場經濟中，土地與勞力都要投入市場機制內，市場經濟意味著市場社會，社會上所有事物都要服從市場法則。
作者指， 土地、勞力與金錢有其銷售市場，但這不代表它們本身是用於銷售的商品，它們產生的過程不是為了滿足銷售要求︰土地只是自然的別名，不是由人製造；勞力就是有生命人類的活動，人類是為與銷售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生；金錢純粹是購買力代幣，不是生產得來，要在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下才能發揮作用。
假如人類、自然環境與購買力數量與使用這三種事物完全受市場機制控制，結果會毀壞整個社會。人類會成為社會混亂的受害者，自然會受破壞與污染，金錢則會令商業企業因週轉不靈定期破產。這在勞力市場上格外明顯，人類社會因而成為經濟系統的附屬品。十九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是這三種虛構商品的市場擴散，以及制止這些市場的保護機制出現，這兩者共同運動的結果。
貧窮就是其中一項例子，十七世紀末起英國雖然在物質上進步，失業貧困的人卻越來越多，令人們開始探索在複雜社會中生命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中這問題形成兩種相反觀點，一種是進步與完善的觀點，強調和諧與自行調節原則；另一種是命定與非難的觀點，強調競爭與衝突。在兩種觀點衝突中經濟自由主義與階級觀念都參與其中。
阿當史密斯認為財富只是共同體生活不同層面之一，它無關善惡標準。後來其他作家則將經濟法則推舉為自然定律，約瑟夫．湯森將弱肉強食自然法則應用在政治科學上，食物有限令較弱的人注定受苦，不容任何政府行動干預。後來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與李嘉圖的報酬遞減法則，也認為政府政治行動與經濟社會沒有關係。人口法則與報酬遞減法則組成工資鐵律，將工資形容為生育率與土地的自然結果，與任何人類行為理性法則無關。
作者指經濟理論建立時處於沒有勞力市場的資本主義下，這造成以下後果︰1. 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非常含糊，尤其是混淆財富與價值；2. 因為處於初生市場與勞力管制兩套系統並存的時期，這些理論缺乏統一系統解釋事實；3. 古典經濟學家的解決方案對理解經濟社會影響深遠，這些市場法則變成自然本身，競爭社會的法則以叢林方式為處罰。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社會組織由兩項原則構成︰經濟自由主義目標是建立自我調節市場，社會保護機制目標則是保護人、自然與生產組織。前者以貿易階級為代表，後者則在受市場摧毀行動影響的階級得到支持，當中主要是勞動階級與地主階級。在這場階級衝突中，貿易階級因市場擴張在就業、投資回報與貨幣穩定中得益，並察覺不到市場摧毀行動的影響，如勞動剝削、家庭生活損毀、鄰里崩壞、環境污染、社會習俗受干擾等，以及所有不影響利潤的生活層面水準下跌，如房屋與藝術。另一方面，勞動階級流離失所，土地貴族與農場主則要保衛甚為依賴土地與人的國家軍事實力。
自1830年代起，經濟自由主義爆發為宗教狂熱，自由放任政策變成激進信念，主張包括勞工、貨幣與貿易所有事物都只能以自由放任政策處理，所有其他解決方法都不起作用。自由放任政策三條教義︰勞動市場競爭、自動金本位與國際自由貿易，三者缺一不可，勞動成本要在因維護金本位可能導致通貨緊縮時按比例下跌，才能令製造商繼續在不斷擴張的全球市場中獲利。
矛盾的是在引入市場後，管制與干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幅擴張其範圍。行政人員需要持續監察以確保系統自然運作，例如圈地法與市政改革等。自由放任經濟是國家有意推行的結果，自由放任的限制也同時出現。即使在沒有輿論或故意下，擴大政府功能與限制個人自由的法案也自然產生，例如1870-80年代的各項法案，反映這些限制純粹基於實用精神而實施。其影響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永遠可以聲稱它那些解決辦法未能生效，可歸咎於受到持續的干預。
作者說明1870-80年代社會與國家轉向保護主義，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集體主義」陰謀，而是自我調節市場系統表現出缺陷與危害︰
- 當時採取行動改變的事宜非常多樣，如飲食價格、檢查媒氣廠、限制童工、推廣疫苗、調整交通工具收費、徵收水務與排污費等，當中許多法案是由自由放任支持者推行；
- 許多轉變是短時間內無意識地實行，例如工傷賠償由假定僱傭雙方是陌生人，突然變成僱主需保障員工免受工傷，這並非由於對自由主義的支持改變，只是問題情況演化需要尋求新的解決方法；
- 意識形態各有不同的國家都遵從由自由放任到管制立法的路徑，維多利亞英國與俾斯麥德國都是如此，表現出是實際因素而不是意識形態令立法者推行法案；
- 經濟自由主義者同樣多次要求管制，如在集體談判工資與卡特爾上，顯示經濟自由主義者為滿足自我調節市場的要求，一樣會背棄自由放任運用「集體主義」的方法。
談及階級時，作者提醒階級利益並不能抽離於整個社會的利益看待，社會轉變是由社會外部的因素引起，社會內部團體與階級是在回應這轉變。故此長遠社會過程不能由階級利益解釋，因為是長遠社會過程決定階級的存在，單一階級利益也不一定能取得其他階級支持，雖然人類社會受經濟因素限制，經濟動機卻不是人類行動的唯一動機。正是由於人口不同部份的社會關注同樣受市場威脅，屬於不同經濟分層的人才會無意識地結合力量面對危險。貿易階級與其後工業家、企業家及資本家支持市場擴展；土地階級維護過去舊體制與家父長制，勞動階級則尋求超越與未來的方案，建立勞動共同協作組織。土地階級與勞動階級雖然目標不同，卻有維護社會結構的共同取態。階級與整體社會關係形成階級的角色，大多數只顧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都不會成功，甚至不能確保自己的階級利益。
工業革命造成的不是經濟剝削，而是文化環境崩解，在不到半個世紀令英國郊外眾多居民變成流離失所的移民。其社會存在所依的制度遭受致命打擊，結果令他們失去自尊與標準。這場社會與文化災難，卻在經濟學偏見下變成科技進步下的持續改善。這鼓舞了這樣的傳說聲言指，時代的任何錯誤都是因為我們偏離經濟自由主義。作者則反駁指是市場擴展只顧部份人的利益，危害了社會關注所在︰勞動市場競爭打擊了勞力擁有者，也就是人本身；國際自由貿易威脅到依賴自然的農業；金本位制則危及依靠價格相對走向運作的生產組織。
作者其後討論市場與人、自然及生產組織的關係。將勞力抽離生命其他活動並置於市場法則下，摧毀了有機形式生命存在，包括家族、鄰里、專業團體與公會，並置換成原子與個人化的存在。在勞力市場中，工資隨價格下跌，對人而言這代表勞工收入極不穩定、缺乏專業標準、無情並全數遭到推擠並完全取決於市場波動。社會保障的目標是打破這種制度並阻止其出現，確保勞力市場的工資及工作條件與標準規則，能免於人性成為那種販售商品。各種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與工會是為左右勞力流動與工資彈性出現，其作用正是影響在人類勞力下的供需法則。
傳統上土地與勞力密不可分，勞力是生活一部份，土地是自然一部分，生活與自然形成整體。因此土地也與各種社會組織及部落、廟宇、村落、公會與教會聯繫。單一市場則是包括所有生產因素的市場，市場經濟因而社會各種制度附屬在市場機制要求之下。在土地納入市場過程中，首先泥土商業化以調動土地上的封建收入，然後強制生產食物與有機原料以滿足整個國家快速增長的工業人口需要，之後則是擴展這剩餘生產系統至海外，令土地產物用於滿足全球自我調節市場。
十九世紀農業保護主義反動成功在歐洲大陸以傳統情緒推行農業關稅，並穩住歐洲郊區免於走向城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民成為制止勞工階級癱瘓市場的唯一力量，因而受到政府優待，直至城市中低層在法西斯下成為衝鋒隊，令資產階級不再依賴農民，農民的地位就快速下降。大地主則不受這鼓趨勢影響，他們因一戰後農業自足的軍事價值而獲得優勢。作者指法西斯主義崛起原因在於，勞工階級與其公會及政黨可能會摒棄視契約自由與私有產權為絕對的市場規則，令擔憂他們會造成災難的恐懼以法西斯形式爆發。雖然農民與工人對市場經濟都是以保護主義為回應，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與土地連結的歐洲農民傾向與市場系統妥協，勞動階級則不畏於打破規則並徹底挑戰市場經濟。
現代中央銀行本質上是用以保障金錢供應不會破壞商業機構，然而正是這種保障令國際體系加速衰落。商業利潤受價格左右，因此貨幣政策對受利潤驅動的體系相當重要。價格調整需要時間，假如價格水平因貨幣政策而長時間下跌，商業機構就會受週轉不靈威脅，令生產機構崩解及資本大規模摧毀。透過中央處理國內信貸供應，中央銀行可以避免通貨緊縮令商業與就業陷入徹底混亂，並吸收通貨緊縮衝擊將負擔分散到整個國家。在金本位下，銀行正常功能為緩衝黃金流失的即時影響，並減少在商業流通的鈔票數量，方法包括短期貸款、限制信貸、提高銀行利息與公開市場操作。
金本位下匯率成為首要任務，意味著中央銀行政策需由政治體制決定，貨幣政策在政治領域範圍內。其影響有兩面︰在國內，貨幣政策是干預主義的另一形式，經濟階級間互相衝突傾向聚焦於與此相關的金本位與平衡預算上，這在1930年代反民主運動中佔重要地位；在國外，國家貨幣佔絕對重要地位，將國家與國家貨幣聯繫起來，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塑造國內相同的經濟生活經歷，建立起經濟上的國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金本位共同運作。結果在1929年後，各國證實不可能穩定匯率，就突然並急速拋棄金本位制。
1879至1929年各國出現各種引起混亂的裂痕︰國內經濟失業人口上升，國內政治各階級間緊張加劇，國際經濟面對匯率壓力，國際政治各國互相競爭殖民地。任何試圖減少國內失業的措施，不論是提高信貸或赤字預算，在金本位中都會令匯率不穩，並降低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在1780至1880年殖民地被視為舊制度遺物，但在國際貿易速率與數量增加，所有土地組織運用，食品與農業原料可以低價從地球間集體運輸後，就同時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與市場經濟擴張這雙重發展。關稅、工廠法與主動殖民政策成為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以避免失業急升與工業及職位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與心理折磨。保護主義令國內價格調整緩慢，市場需由政治措施回復平衡，但政治與經濟領域卻在制度上分離，令緊張關係持續。最後市場經濟因階級衝突介入而落幕。
作者指社會保障與干預貨幣常常是相同議題 ，1920年代通貨膨脹有重要政治影響。在金本位下工資提升與直接通脹同樣令貨幣受威脅，兩者都可能減少出口並使貨幣貶值。當時政黨以穩定匯率為首要考慮，因而堅持平衡預算，反對提高工資及要求削減社會服務。事實上政府是以自由兌換貨幣之名強烈干預價格，以降低壟斷商品價格、既定工資與租金水平。罷工日益頻繁也反映出，視勞力為商品可在市場找出其價格的荒謬︰假如工人要在市場找出其價格，他們就會在購買者仍未開出可負擔最高價格前拒絕工作，這就意味著工人在市場的主要任務就是罷工。
1930年代政府在強力干預下也未能穩定匯價，最後摒棄金本位制，既保不住自由貨幣兌換又犧牲了自由政府。經歷十年通貨緊縮政策後，現在專權干預做法得到更多支持，削弱原本可抵抗法西斯災難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好戰擁護者恐防工人政黨在緊急情況下也可能跟隨，展開出一場普遍蔓延的恐慌。工人在普選下數量佔優，工業家則掌握所有人的經濟命脈，民主政體與工業系統互相攻訐，政治與經濟系統都陷入癱瘓，恐慌令民眾不惜代價渴求可以提供簡易方法解決的領袖，法西斯解決方案的時機就此來臨。
法西斯解決方案本質上是以工業與政治上所有民主制度為代價改革市場經濟，經濟系統會重新活躍，但同時人民則受再教育成為不自然與無法參與政治的人，這種再教育是以一種政治宗教拒斥任何形式的人類友愛，透過集體改造與以科學方法刑求不馴者達到目標。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建基於無法運作的市場社會中，令其影響遍及全球。它也與歐洲在1920年代兩股趨勢有關︰反對革命與國族主義再興。然而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興起關鍵因素仍是市場系統的狀態︰1917至23年法西斯主義仍未完全發展，政府有時會以它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1924至29年市場系統得以恢復，法西斯主義失去政治力量；1930年後市場經濟陷入全面危機，在數年間法西斯主義成為影響世界的力量。同時間俄國也在世界經濟崩解下出口困難，無法以權宜之計處理國內農業問題，因而被逼走向自給自足之路，並開始推行集體農場。
作者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未結束時談到未來。他認為市場會不再只是自我調節，因為它不會包括勞力、土地與金錢。工資差距仍是經濟系統重要部份，但其他不直接涉及金錢的動機也會受到重視。農地仍會廣泛私有，房產性質會大為轉變，房產所有權不再無限擴張。金錢在當時已不再是市場控制，政府任務是指導投資並規限儲蓄利率。市場會繼續存在，以保障消費者自由、標示需求轉變、影響生產者收入，並成為會計工具，卻不再是經濟自行調節的載體。
在國際關係上，因金本位的強制，十九世紀國際活動由無政府主權與「合理」干預他國事務兩項原則組成，這令各國合作困難，不同國家的人民缺乏相互認識，並對較落後與財政不穩國家的國內發展自由構成威脅。金本位自動機制廢除後，各國政府會發現在國際經濟上有可能共同合作，也可以允許其他國家以自己的傾向形塑國內制度。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出現政府間的合作，以及按國家意願組織國內生活的自由。
關於自由，在制度上規管既會擴張也會限制自由，制度安排視乎自由的得失平衡。自由與和平都需要有意爭取，這兩者受社會能否成功建立國際秩序影響。社會也需要明確建立新的保障來維護個人自由，個體必須能自由遵循其良心行事並免於畏懼權勢，自由社會的特徵是人們有權不表服從。當時未納入權利法案的公民自由也需獲得確認，所有權力機構都要跟從 ，例如在許可條件下不論政治取態、宗教觀、膚色或種族的工作權，以及安全及休閒的權利。
看來矛盾的是，複雜社會是以規限擴張並增強自由，但規限似乎卻與自由本身相對。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自由的意義有質疑之處。自由並不是指一個人可隨心所欲，以自由之名不負責任。沒有社會可以在缺乏權力與強制下出現，權力的作用是確保生存所需的遵從行為，其最終來源是民眾意見。作者總結指，沒有權力的自由不可能在複雜社會出現，只要人認識到其任務是為所有人得到更多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權力與規劃會背向並摧毀他以它們為工具建立的自由。
但後來發展證明權力確實會以建立自由之名摧毀自由，這也是時代的侷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