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3日 星期二

十宅論

看完了隈研吾的《十宅論》,說日本在泡沫經濟時期的住宅,甚麼「噴塗結晶系撥水材料」讀完之後也不懂,還是乾脆每一類引一段。

單身公寓派︰

「單身公寓」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被接受,且在建築界站穩了腳跟。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它利用「旅館」這個空間模型,成功地滿足了都市單身生活者對空間的理想和欲望,而且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象徵作用,這樣狹小的混凝土密室空間,才總算可以作為人們的住所而存在了。旅行其實意味着空間的拓展,而性則意味着與他人的交流。這兩者兼具的作用,就是使居住者能夠打開「意識的通風口」。物理意義上的密室空間也隨着「意識的通風口」的打開而得到了解放(p. 35)。


清里食宿公寓派︰

為甚麼要同時象徵「定居」和「旅行」呢?首先要考慮的是存在於「食宿公寓派」年輕夫婦思想本質裏的遲滯時期留下的痕跡。一旦成了家,對新家庭就會抱有不同尋常的幻想和希望。然而同時,對於已經有了家庭、定居下來的事實,也存在着強烈的抵抗和不安。能將這種雙重束縛的狀態巧妙地空間化的,只有「食宿公寓派」的住宅空間(p. 56)。


咖啡吧派︰

咖啡吧隸屬於酒吧,但不包含與酒吧一體化的性關係、共同性質的人的人際關係。這樣一排除,就變成孤身一人的客人,可以站在別處來審視自我的地方了。客人可以利用這個地方展示自己的演技,並通過觀看自己的演技來審視自己。專為演技的發揮而設的「伽藍」舞台裝置,就是咖啡吧的空間。而在「咖啡吧派」住宅這個主題下,也把共同性質的人際關係排除在外了,而且這裏被排除的共同體是對居住者來說最親近的家庭共同體。他們只承認那是一所住宅,而拒絕承認那是一個家。這樣逆反的調子存在於「咖啡吧派」住宅的根基裏。被拒絕承認的家庭也分兩種︰一種是自己曾經所屬的父母的家;另一種是自己未來的家,那被認為是給都市單身者的優雅生活打上休止符的。身處過去、未來兩個家庭的夾縫裏,就乾脆把兩者都拒絕並排除在外。其結果,就是把獨身一人的自己,置於一種舞台裝置中來審視、驗證。這就是「咖啡吧派」住宅的主題所在(p. 66)。


哈比達派︰

「哈比達派」住宅裏的合理主義也同樣如此︰合理的廚房也好,合理的儲物間也罷,其實都是將「歐美般的高質量生活」這樣一種印象帶到了住宅裏,這種印象才是真正的舶來品,更進一步說,日本人這種根深柢固的對舶來品的信仰正是打着「合理主義」的旗號,才能夠長驅直入地進駐到「哈比達派」住宅裏。可「哈比達派」有再充分的理由,也不過是為了將淺薄的「舶來品信仰」正當化的華麗說辭而已。而另一方面,也正是由於淺薄的「舶來品信仰」,以哈比達傢俱為代表的、現代主義的普及版室內裝飾,才能勢如破竹地佔領了日本的室內裝飾市場(p. 89)。

建築師派︰

希望由建築師來為自己做住宅設計的人們——「建築師派」首先是要認同建築師打出的品牌價值。與Louis Vuitton、Hermes之類的牌子不同,建築師的「品牌」是「知識品牌」。能夠認同這樣的品牌價值,說明客戶們也是具備一定知識水準或者至少對於知識產品有着強烈概念的人。尤其是「建築師派」,他們是非常看重與建築師之間的知識交流的。對他們來說,要想不經過媒介,而是通過面對面的方式獲得精練的、具備一定知識水準的訊息,委託建築師設計住宅,藉機同他(她)們「親密接觸」是再便利不過的方法了。即使並沒有真的像「草根」那樣孤立於荒野中,但是身在這樣一個訊息泛濫的時代裏,能夠完全通過面對面的方式獲得一定的文化知識方面的訊息也是很難得的一件事(p. 94)。


住宅展示場派︰

「展示場派」住宅成功的秘訣就在於以下四項原則︰

第一,不怕採用折衷手法.

第二,堅持引入表象

第三,打着「合理性」的幌子,賣西洋的「面子」

第四,最大限度地活用照片。也就是說,製作貼滿照片的宣傳冊子,並將其作為銷售的武器

......「展示場派」住宅的獨創性在於,它擁有一種讓你產生錯覺的技術,讓你不會覺得建造起來的房子跟預想的不一樣。而這種技術實際上是巧妙地運用了現代人對照片的信賴。(pp. 119-121)


獨門獨院派︰

這種以「看到實物」為前提的商品製作究竟是甚麼呢?一句話概括就是,靠種類取勝的商品製作。......在「看實物」的時候,「甚麼都沒有的空間」就真的是甚麼都沒有了,這跟空間不存在商品價值是一個道理。這時候,要想增加空間的價值,就必須要增加種類,必須讓每個物品都能夠深深地吸引住顧客。

「靠種類取勝」的方法首先是實用於外觀的。要豐富外觀,也就要「豐富種類」,重新審視雜亂、不良情趣的風格(p. 131)。


俱樂部派︰

在俱樂部可以找回家庭的溫馨,在家庭可以獲取俱樂部的「難得」,這是為甚麼呢?家庭的風格被俱樂部模仿,然後家庭又模仿俱樂部的風格,是甚麼引起如此複雜的過程呢?原因只有一個︰俱樂部派已經完全忽略了家庭本身所具備的「難得」性。因為是日常的、近在身邊的東西,我們就漸漸忽視了它的「來之不易」。而我們必須通過俱樂部這面鏡子,來重新審視家庭。可以說,這面鏡子照出的,是通過貨幣換來的「來之不易」。用貨幣換算得來,帶有「難得」印記的風格正是俱樂部派的風格。我們還需要將這種「印記」帶回到家庭去。如果說迪士尼樂園在鏡子上照出來的是「街」,那麼俱樂部派在鏡子上照出來的就是「家」(p. 148)。


日式酒屋派︰

推動「和風酒屋」發展的,正是隱藏在了純粹美學之中的對現代主義的追求。「日式酒屋派」住宅的中心還是在「和風酒屋」上,如果在「和風酒屋」上加入一間茶室,這樣的「日式酒屋派」住宅就近乎完美了。日式酒屋是高級、難得的,而茶室正好是高級、難得的代表。

「日式酒屋派」住宅還有一個特徵︰覺得自己的住宅,要比俱樂部派更高級。他們認為這樣的建築才是符合日本傳統的,清潔、乾淨、保守,與自然融為一體,而「俱樂部派」不過是崇尚金錢,他們的住宅也不過是陷入舶來品信仰、舶來的名牌商品之中。那麼「日式酒屋派」就真的有那麼「高級」的風格嗎?其實,不管是「日式酒屋派」,還是「俱樂部派」,都是迪士尼樂園的子孫,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日式酒屋派」唯一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自身巧妙的「矛盾構造」(p. 157)。


歷史屋派︰

這裏所謂的「場所」指的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體系(密碼)所支配的領域。另外,這種約定俗成指的是,一種記號代表甚麼,象徵甚麼,起到這種指示作用的約定俗成。......當「場所」不明確的時候,我們就會對象徵的意義產生疑惑。應該怎麼來理解,把它當成甚麼來理解——這才是這種「難為情」的感情原型(p. 163)。

現代已經演變為一個看不清「場所」的時代。特別是像住宅這樣,靠細微的約定俗成來支配的領域,而「場所」就更不容易發現了。就連村野、Yamasaki這樣跟「現代」密切相關的建築大師,在設計自家宅邸時,都會感到難為情,就更能說明這一點了(p. 164)。


最後引跋的第一段︰

本書想要說明的是,在日本的住宅文化中,這樣的「場所」存在於許多地方,並且各自擁有着巧妙且複雜的約定俗成。本書所分的「派別」都是跟「場所」相對應的。具體來說,「場所」就是一部分人的集合。在現代主義、商業主義狂潮泛濫之時,日本式的「場所」體系依然存在,反而變得更有力、更高傲。本書想要描寫的,正是這種生命力(p. 167)。


有趣的是作者在本書出版一段時間後這樣自評︰「這本書不過是一種捏造,也就是一種假想,跟日本的住宅、與住宅有關的現實沒有任何關係。所以,作者才自負地認為,這本書能夠跨越時間,永久地保留下去(p. 171)。」

2011年9月28日 星期三

行動者的歸來

《行動者的歸來》,作者是亞蘭‧杜漢。

不如由最尾的部分說起︰

本書希望將各種社會運動呈現為衝突的集體行動者,而它們所致力的衝突是為了爭取對主要文化資源的社會管理權。書中顯示,這樣的衝突唯有在一個具備民主制度的開放社會中,在一種完全不求助於絕對國家的威權的情況下,才可能存在。最全面的反省,會在我們遭遇最衝擊性的問題時最自然地產生,我們還能找到比我們親眼目睹的這場轉變更根本的轉變嗎;為了讓社會性運動的理念能與民主和政治自由的理念——後兩者有很長一段時間因其「資產階級的」性格而備受鄙視,但少了這兩面旗幟,社會行動者既無法戰鬥也無法協商——相繫聯,而不惜將前者與革命的理念區隔開來,並自此與破革命政權的腐敗相妥協。這麼說並不表示要將社會學分析屈附於政治目標之下;相反的,當我們將以下這兩個問題搬到舞台中心時,也連帶將社會學分析的範圍推展到政治領域︰國家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管理愈益直接之際,要如何維護和發展市民社會及其行動者的自主性?各種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的聯盟又應如何建立?(p. 348)


本書圍繞著三個概念︰歷史質主體、歷史質與社會性運動︰

社會生活中的三個根本成分是︰主體——既是做為對已安頓後作為的脫離,也是意識;歷史質——既是一套文化的(認知的、經濟的,與倫理的)模式,也是做為社會根本衝突的場域;以及各種社會性運動——是那些相互競爭著欲賦與這些文化旨向某種社會形式的各個團體(pp. 165-166)。


主體︰

社會生活的統整不再源自社會這觀念。反而是那所謂的社會,更被視為是一套規則、風俗與特權,而個體與集體欲開創的努力,則總是得與之鬥爭。也因此,社會生活統整的玄社會原則,反而是被人類勞動的成就,或廣泛而言,被自由所取代。那原本在古典社會學中佔主要地位的理性化、現代化,在此則轉為自由,也更轉向人類具有將自身由超越性原則與社群規則中脫身之能力的主體觀念。


……因此,社會這觀念的沒落,一方面引發世事無常的觀念,這也是一種對於政治生活的全然的政治概念;它另方面也促發了主體觀念,主體的創造能力也取代了原先維繫社會生活統整的舊式原則。在此,重點是主體不再由歷史式詞語來界定。以往是社會在歷史中,現在則是歷史在社會中,社會有能力選擇自身的組織、價值與轉變過程,而毋須藉由自然或歷史法則才能師出有名(pp. 160-161)。


歷史質︰

歷史質在此指的是一個社會透過各種衝突和社會性運動,從各文化模式中建構其作為的能力。在那些被各種社會和文化再生產機制支配的「傳統的」社會中,對歷史質的訴求壓倒一切;這種訴求以所有「進步的」革命和解放運動的精神,促使行動者掙脫各種束縛而轉化為自身社會的生產者。相反的,在那些受到管理、生產和散布各式物質及符號財貨、言說和資訊的權力機器所支配的「現代」社會裏,對歷史質的訴求不會是信守和投注,而是脫離和抽身(pp. 95-96)。


社會性運動︰

社會性運動是個新的觀念;它形成一種對下列事實的認識︰行動者不僅只限於對情境做回應,他們還實際去開創新局。他們依自身的文化旨向和其所置身的社會衝突來界定自身。在此,文化旨向指的並不是與對手相對立的價值,而是那些雙方共同認定的、也用來界定衝突場域的價值。這些衝突本身並不是零合遊戲,因其目的是為了轉化集體生活的制度與組織的形式(p. 140)。


一旦不再訴諸玄社會原則,而社會與自然的矛盾對立觀念也遭駁斥之後,我們就有必要確認,階級是夾在相互衝突之中的行動者,而非陷於矛盾之間的行動者。為了突顯這重要的改變,採用社會性運動而非社會階級這詞彙將更為適當。社會性運動是某個階級的行動,它依一定的文化旨向,而處在社會性相互衝突之中。這裏的階級,是根據它在挪用歷史質的方式中,也就是它在挪用投注、知識和倫理等文化模式的方式中是處於支配或依賴的位置來界定,而社會性運動本身也依此而有所旨向(p. 205)。


隨著玄社會原則失效,名分(identity)的影響也因此改變︰

就社會學者而言,名分不再是對某種存有模式的訴求,而是要爭取那行動與轉變的能力。名分是經由抉擇,而非透過實物、本質或傳統而界定。這種界定的過程無法完全在一個訴諸名分的架構中產生。後者頂多只是一種社會性運動的組成部分,這種社會性運動的界定是來自下列三者的組合︰對名分的防衛、對社會衝突的察覺,以及訴諸集體方式來掌控某些文化旨向、掌控那社會據以生產自身的重大資產。因此,由防衛式名分轉到攻擊式名分的過程,也正是由單一行動原則轉為許多互補原則的相互依存的過程。這種轉化並不容易,因為它很可能會對行動者造成威脅,特別是在把其行動分散到不同領域時,以及當我們在行動的表現基礎與其工具性組織或其政治策略之間引入必要的距離時,更是如此。這也是我們無法把社會性運動等同於名分宣稱的道理(p. 227)。


這一切以工業社會轉向破工業社會為背景︰

將工業社會界定為「投注主要是用於轉化勞動組織」的社會…… 要求我們把破工業社會界定為「主要透過投注而使歷史質達到工業社會所未能達到的層次」的社會。在工業社會中,勞動組織只達到製造層次,因而僅及於勞工間的關係。這種介入先是透過創新,即在科學和技術投注的基礎上發明產品的能力,再透過嚴格意義上的管理,即創設複雜的組織與決策系統的能力,而提升到管理——即生產的整體——的層次。當各種投注所導致的價值修正、需求和替現等符號性財貨的生產,遠多於物質或「勞務」的生產時,整個社會就開始朝破工業社會推進。工業社會轉化了生產工具,而破工業社會則改變了生產目的,即改變了文化(p. 260)。


社會學也在此有其任務︰

我們有時會焦急的懷疑︰西方世界在過去幾個世紀緩慢開拓出來的市民社會的空曠空間,是否正在被國家這座叢林重新吞噬。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逐步地去防衛這塊空地,以及各人類群體在其中所開創的文化。社會學或介入法致力這樣的防衛工作。當然,它有其認知的目的,但它也同時試著去提升行動的層次,好讓實際行動能更趨向於最大可能的行動。它試圖在社會對其開創自身的能力喪失信心的時刻,於被摧毀和遭背違的幻象的廢墟上,幫助人類創造他們自身的歷史。因此,指出社會學式介入具有啟發的價值,與承認它悖是一種想重新振起人們對可能行動之覺察的渴望,這兩者並不矛盾,也因此,它有助於民主機會的防衛與強化(pp. 255-256)。


作者提出未來四項普遍命題來界定社會衝突的性質︰1. 破工業社會衝突普遍化 2.反對運動趨向由全球性團體施展,以面對整合的權力複合體 3.社會衝突與邊緣性或偏差行為逐漸交錯 4. 結構性衝突與那些有關變遷的衝突背道而馳。

作者指出轉化反叛和拒斥為社會性運動的各種助力與阻力︰

反叛和拒斥行為得以轉化為提出宣示和要求的前提,是組織層次的相對開放,以及各社會控制勢力的鎮壓動作。這種正面和負面要素的結合,必須在每一個層面都可看到。在全面壓制的狀況下,拒斥行為會立即轉化為集體反叛。如果其中反叛指數最高的團體被逼太快採取極端立場,則集體反叛很快就會走向直接對抗。其結果是遭到邊緣化而告失敗。另方面,在缺乏任何壓制、而各種可稱為「民主的」組織仍具開放性的情況下,結果則是它們所提出的各種主張被納入這些組織的運作之中。因此,反叛者要轉化成提出主張和宣示的運動,它必須同時對抗某些阻力,並成功地改變某個社會組織領域的運作方式,否則,它就會開始自我封閉。


至於從提出宣示轉進為政治壓力的條件,首先是政治系統得具一定開放程度,以及特別重要的,要有政治盟友的介入。……另外,它們所提出的宣示必須同時具有可妥協的空間和不可妥協的底線,才不致讓提出宣示的行動被政治系統所吞噬;如此一來,在其成功表現和其抗議行動的強化下,它遂能在原則上與現存的政治系統保持可妥協但絕無結合可能的地位。


最後,由政治壓力團體推進到社會性運動,也同時需要牽聯到整合與衝突這兩個因素。衝突的主要元素,是對社會對手的清楚界定…… 另方面,捲入衝突的各個行動者如無法認同某些共同的文化價值,則任何社會性運動都不會出現(pp. 309-310)。


談到革命模式沒落之後的發展︰

我在這裏發展出的概念,是與新自由主義的想法相反,後者因革命模式的沒落而進一步受到強化。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政治辯論將愈來愈由下列兩造之間的對立所主導︰一方協助各種新社會運動找到某種政治表現的模式,另一方則將民主制度逐步收編到國家機器之內,好讓代議功能從屬於民族國家的防衛,從屬於其國際利益和經濟政策。


革命模式在目前所遭遇的危機,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在經濟危機時期和降低期待下的軟弱無力,似乎強化了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然而,如果民主制度未能體認到新社會運動的首要性和自主性,未能體認到它必須將自身重新定位為代議制度並同時和國家理性保持距離,它終將日漸走向衰微(pp. 339-340)。


回到最後,作者這樣結束本書︰

我們目前所處的時刻,不只是一個過往解體和全面感受到危機的時刻,也是一個召回行動者、質疑所有社會組織形式和要求創造性自由的時刻。這正是本書想要置身的時刻。它不僅反思行動者的歸來,也正為行動者的歸來鋪路(p. 351)。


補充一點,本書法文版於1984年出版。

2011年9月7日 星期三

瘋顛與文明

本日要說的是《瘋顛與文明》,好久不見的傅柯。

本書談的是瘋顛與社會交流的歷史︰

在現代安謐的精神病世界中,現代人不再與瘋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讓醫生去對付瘋顛,從而認可了只能透過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關係;另一方面,瘋顛的人也只能透過同樣抽象的理性與社會交流。這種理性就是社會秩序、肉體和道德的約束,群體的無形壓力以及從眾的要求。共同語言根本不存在,或者說不再有共同語言了。十八世紀末,瘋顛被確定為一種精神疾病。這表明了一種對話的破裂,確定了早已存在的分離,並最終拋棄了瘋顛與理性用以交流的一切沒有固定句法、期期艾艾、支離破碎的詞語。精神病學的語言是關於瘋顛的理性獨白。它僅僅是基於這種沈默才建立起來的。


我的目的不是撰寫精神病學語言的歷史,而是論述那種沈默的考古學(p. xii)。


首先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愚人船︰

瘋人乘上愚人船是為了到另一個世界去。當他下船時,他是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因此,瘋人遠航既是一種嚴格的社會區分,又是一種絕對的過渡。在某種意義上,這不過是透過半真實半幻想的地理變遷而發展了瘋人在中世紀的邊緣地位。因瘋人具有被囚禁在城關內的特許,這種地位冒具有象徵意義,又變得非常現實︰要排斥他就必須把他圈起來;因為除了門津之外沒有其他適合他的監獄,所以他被扣留在那個渡口。他被置於裏外之間,對於外邊是裏邊,對於裏邊是外邊。這是具有強烈象徵意義的地位(p. 8)。


在這段時期,瘋顛代表世界不為一知的一面,無處不在︰

瘋顛在各個方面都使人們迷戀。它所產生的怪異圖象不是那種轉瞬即逝的事物表面的現象。那種從最奇特的譫妄狀態所產生的東西,就像一個秘密、一個無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隱藏在地表下面。這是一個奇特的悖論。當人放縱其瘋顛的專橫時,他就與世界的隱秘的必然性面對面了;出沒於他的惡夢之中的,困擾著他的孤獨之夜的動物就是他自己的本質,它將揭示出地獄的無情真理;那些關於盲目愚蠢的無益圖像就是這個世界的「偉大科學」;這種無序、這個瘋顛的宇宙早已預示了殘忍的結局。透過這種圖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表達了對世界的凶兆和秘密的領悟,而這無疑賦予了這些圖像的價值,並且使它們的奇想具有重要的聯繫(pp. 18-19)。


來到古典時代,瘋顛不再是另一個世界的象徵,成為受人世管理之事。瘋顛不在船上流動,被禁閉在醫院︰

透過追尋禁閉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那種使禁閉具有隔離作用、並為瘋顛提供一個新的歸宿的行動,雖然可能是一貫的和一致的,但並不簡單。這種行動在權威主義的強制形式內把對待貧困和救助責任的新感情,對待失業和遊手好閒等經濟問題的新態度、新的工作倫理以及對城市將道德義務納入民法的憧憬組成一個複合體(p. 41)。


瘋顛也脫離了理性,變成被觀看的東西︰

在古典時代,瘋顛被隔著柵欄展示。凡是在它出現的地方,它都被隔開一段距離,受到某種理性的監督。這種理性不再認為自己與之有任何聯繫,不允許自己與之有過於相似之處。瘋顛變成某種供觀看的東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機制的動物,是人類長期受其壓制的獸性(p. 63)。


但這段時期瘋顛也被視為是另一種論述,一種非理性(unreason)︰

論述涵蓋了整個瘋顛領域。在古典意義上,瘋顛與其說是指精神或肉體的某種特殊變化,毋寧說是指在肉體的變化下面,有一種譫妄論述存在。……因此,毫不奇怪,十八世紀的病理學家常常把頭暈列為一種瘋顛,而很少將歇斯底里性驚厥列為瘋顛。這是因為在歇斯底里性驚厥中往往不能發現這種語言,而頭暈則提供了譫妄證明︰世界確實在「旋轉」。對於一種能被稱作瘋顛的疾病來說,這種譫妄是一個充要條件(p. 88)。


雖然瘋顛是無意義的混亂,但是當我們考察它時,它所顯示的是完全有序的分類,靈魂和肉體的嚴格機制,遵循某種明顯邏輯的語言。雖然瘋顛本身是對理性的否定,但是它對自己的說明完全是一種理性。簡言之,雖然瘋顛是無理性,但是對瘋顛的理性把握永遠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只有一個詞能夠概括這種經驗,即非理性︰因為對理性而言,它是最貼近的又是最疏遠的;它用理性所熟悉的結構來向理性呈現自己——認可某種知識進而認可某種科學,而後者力求成為肯定性的。同是它又不斷地避開理性,通於令人無法接近的虛無領域(p. 94)。


所以禁閉瘋顛也就表現了瘋顛的實質——它是非理性對理性的空洞否定,因此需要禁閉來消滅它的虛無。

來到十八世紀後期,當人們將瘋顛視為不潔,醫生開始介入瘋顛︰

傳統上把瘋顛獲得某種醫學地位稱為「進步」,而實際上這種「進步」只有透過某種奇怪的倒退才能取得。在道德污染和肉體污染的混合體中,古老的意象憑藉著十八世紀人們所熟悉的不潔的象徵意義,重新浮現在人們的腦海中。正是這些意象的復活,而不是知識的改進,使非理性最終與醫學思想相遇。令人驚異的是,正是由回歸到這種摻雜著當代疾病意象的不切實際的生活,實證主義控制了非理性,更確切地說,發現了一種能夠防範非理性的新理性(p. 180)。


結果精神病院誕生了︰

病人的自由受工作和他人觀察的約束,因此不斷地因承認有罪而受到威脅。必須承認,病人不是屈從於那種單純否定的運作,而是被控制在一種肯定的運作中。前者只是解開束縛,將病人的深層本性從瘋顛中解救出來,而後者則用一個獎懲系統來禁錮瘋癲,把它包容在道德意識的活動中。這樣就從一個外界懲罰的世界過渡到一個內心審判世界。但是,正因為如此才可能產生瘋顛心理學,因為處於觀察之下,瘋顛經常要在表面上否定自身的異化。人們只能根據它的行動來審判它。它的意圖不會受到指責。其他部分都陷於沈寂。除了可見的部分,瘋顛已不存在了。……精神病科學在精神病院裏發展時永遠只能是一種觀察和分類體系。它不可能是一種對話(p. 220)。


過去,理性對非理性的勝利只有憑藉物質力量並透過某種實際較量才能取得。現在,勝負已事先決定。使瘋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體環境已預先確定了非理性的失敗。在十九世紀的精神病院中沒有強制措施,並不意味著非理性獲得解放,而是意味著瘋顛早已被制服了。


由於這種新的理性統治了精神病院,瘋顛不再是絕對的抗爭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種未成年地位,表現了自身的一個方面,即沒有自治權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瘋顛就是一種幼稚狀態。在休養院裏,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變成未成年人(p. 221)。


這時理性與瘋顛沒有對話,只有沈默︰

在文藝復興時期,理性與瘋顛不斷地展開對話。相比之下,古典時期的拘留就是一種對語言的壓制。但這種壓制不是徹底的。語言沒有真正被消除,而是表現在各種事物中。禁閉、監獄、地牢甚至酷刑,都參與了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一種無聲對話,一種鬥爭的對話。現在,這種對話停止了。緘默籠罩著一切。在瘋顛和理性之間不再有任何共同語言。對譫妄的語言只能用沈默不語來對付,因為譫妄並不是與理性進行對話時對話中的一個片斷,它根本不是語言。在一種最深層的潛意識中,它僅僅是一種越軌現象。而且只有在這一點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種共同語言,因為它將成為一種公認的罪狀(p. 229)。


在這種治療中醫生的角色曖昧,似乎他不是以技術,而是以其權威來改變病人。但是實證主義者的醫生不可能這樣看待自己,療法不能只是虛假的療法,因而在十九世紀末,瘋顛的醫學概念與瘋顛的批判等同起來︰「瘋顛基本上僅僅是瘋顛」。

結論一章談到藝術作品與瘋顛的關係,書中最後一段說︰

瘋顛的策略及其獲得的新勝利就在於,世界試圖透過心理學來評估瘋顛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須首先在瘋顛面前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因為充滿鬥爭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據像尼采、梵谷、阿爾托這樣的人的作品大量湧現這一事實來評估自身的。而世界本身的任何東西,尤其是它對瘋顛的認識,不能使世界確信它可以用這類瘋顛的作品來證明自身的合理性(p. 253)。

2011年9月6日 星期二

現代社會的法律

本日說由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所著《現代社會的法律》。

一開始作者提及當時社會理論的限制︰

每個人說的話,都是邏輯可以分析的概念。他做的每件事,也可以接受因果分析。不過,如果理性主義與歷史主義不足以當作社會研究的工具,這是因為人類還有第三個面向︰意識。意識的領域超越觀念和事件秩序的界限,因為它涉及認識和存在、思維和行動之間的特殊關係。這種關係不是嚴格的相續性、必然性和客觀的知識所能瞭解的。要充分瞭解人的第三個層面,以及與這個層面相應的方法,就要瞭解人性和人在世界中的處境。


利己主義與共識論互相衝突的秩序想像,是因為他們對人類行為以及人格的個體層面與社會層面的關係,有不同的理解。要同時從個體性與社會性去把握行為的特性,就得先知道人是甚麼。


我們仔細觀察發現,現代性的問題是如何比較社會生活形態的問題︰如何比較現代歐洲社會和從前的社會,或是比較各種現代社會。但是,如果社會生活形式是意義或風格的類比,而不是邏輯與因果關係,那麼我們就需要明確的比較判準。否則比較的研究將會迷失在恣意的同異之辨裏。我們必須掌握在不同社會生活中的共同人性,如此才可能有嚴謹的比較研究。每個社會都可以視為人性某些層面的表現,而藉由人性的普遍理論,也可以和其他社會作比較(p. 40)。


作者提出三種法律概念︰互動法,即個人或團體重複發生的互動方式;官僚法,即由政府制定和執行的明確規定;法治,即普遍自主的法律。這三種法律互相重疊,三者的不同在於是非標準與行為規則的分離,在互動法中兩者一致,而在官僚法與法治兩者區分比較明顯。官僚法出現是由於國家與社會分離,加上社群解體,因而需要實證的規則;法治的社會條件則是團體多元主義,沒有團體永久佔有支配地位或世襲權力,再加上「較高的」普遍法或宗教律法來判斷國家實證法的標準。

在此不妨引用作者對官僚法與法治之分別的意見︰

實體的、體制的、方法論的和專業的自主性是互相關連的。再者,它們都代表著立法的普遍性和執法的一致性的理想。官僚法可能包含廣泛的規定或針對特定時空環境的命令。但是,法治和政治或行政不同之處,正是在於它在立法上的普遍性和司法上的一致性目標。法律必須普及於所有個人和行為,並且不受個人或階級的影響。普遍性絕非只是官僚法的權宜之計,它在司法體系的脈絡中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法律的普遍性確立公民的形式平等,從而保護他們免於政府的專制。行政必須和法律分離,才能確保普遍性。司法必須和行政分離,才能保障一致性。這兩種區分正是法治的理想。透過它們,司法體系才能成為維繫社會組織平衡的力量(pp. 51-52)。


作者又以個人在重要團體中的分布、個人之間自己人與外人的關係、理想構思與對實際情況理解的互動三種因素,提出了三種社會生活形態。部落社會中重要團體甚少,自己人與外人的區域性明確,並將現實等同於理想;自由社會中每個人隸屬許多不同團體,抽象他人取代自己人與外人之分,理想與現實有不同觀念;貴族社會中每個人屬於他的特定團體,即階級,但階級之間涇渭分明,排他主義與普遍主義結合,人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擺盪。每種社會形態都有不同衝突的焦點︰

對部落社會而言,共有價值的社群總有瓦解的危險,也會受到群體衝突的危害。自由社會抵擋不住它特別不穩定的排序體系︰有些團體事實上比其他團體更有權力,可是沒有團體有權支配其他團體。因此,干等的追求和權威的需求之間會有持續的衝突。貴族社會中的類似衝突,就是貴族權力和其他階級肯定其自主身分的衝突(p. 146)。


提到法治怎樣處理自由社會的困境時,作者指這取決於兩個假定,第一是最重要的權力必須集中在政府手中,以保護它免受黨派的影響;第二是權力能夠由規範有效地控制,以防止假公濟私。不過作者立即指出︰

這兩種法治的基本假定,到頭來多半都是虛幻的。首先,自由社會中的所有重要權力從來就沒有完全給過政府。的確,影響個人境況最直接、最深刻的階層是家庭、工作場所和市場的階層。這些不平等既未消除,也沒有被法律的形式平等給徹底矯正。至少在短期之內,它們也沒有被政治民主的制度推翻。


法治理論另一個重要前提——規則可以讓權力客觀無私——同樣搖搖欲墜。以法律的問題來說,為何自由社會可能的立法程序可以讓人同意是真正中立的,有兩個原因。第一,程序和結果密不可分︰所有方法都會影響立法的選擇,只是很難在事務上察覺到它的偏見。第二,每種立法體系本身都體現某些價值︰它結合了權力在社會中的分配以及衝突的解決觀點。在這些觀點的證明上,很難避免循環論證(pp. 172-173)。


從德國的例子中,作者認為可以看出三組結論,法治是國家主權與階級社會團體秩序之間的妥協,官僚體系會逐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僅僅著重法律的普遍自主,以及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並不一定民主,也可以促成權力壟斷;法治理想推行普遍主義,但無產階級卻無法參與。

作者表示在後自由社會中,需要在衝突中開發人類共同的道德語言︰

要保存超越現狀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明白一點︰把任何社群習慣的體系視為洞察社會生活要件的根源,根本就是不完美的。因為假使人認真地看待人在歷史中創造自己的觀念,這些要件就會隨時間而發展,而非靜止不動。對未來的開放,表示人必須重視衝突的過程,透過這種過程,社群創造出來,它們之間令人滿意的關係,以及任何社群的內在共同責任,也是透過這種過程確立的。


這種內在性秩序和超越性批評的和解,意味著可能以習俗取代官僚法或法治。這種習慣法和我們所說的習俗相關︰它缺乏實證和應然之間有差異的空間。它不會成為某個特定團體穩定的規範性秩序,而是成為人類開發中的道德語言(pp. 229-230)。


最後作者回到社會理論的討論︰

了解法律和其他社會生活層面的關係,有助於我們找到古典社會理論中的方法論爭議線索。


理性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替代方案,就是共同意義或詮釋性解釋的方法。它主要關切的是行動如何根植信念當中,以及行動和信念如何統合成內在一致的、既非邏輯也非因果關係的全體性。行動指的是外在可以觀察的行為,信念指的則是個人對事實或價值的思考和感覺(p. 236)。


作者建議社會科學應再次成為形上學和政治學,以「喚醒事物的本質」。

2011年8月26日 星期五

不確定的年代

本日說的是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不確定的年代》,本書有不少部分說經濟史,就不引那麼多了。說到金本位︰

一個具有穩定的貨幣制度(所有的「錢」都可兌換為等值的金銀)的世界,必定是一個穩定的世界,不管它有甚麼缺點,至少可以保障錢幣的購買力;整個十九世紀中物價不斷的下跌,以金為本位的貨幣購買力則不斷增強。


這種穩定性對於有錢人是有極大助益的,很不幸的,這點卻被忽略了。當英格蘭銀行提高貼現率,或採取其他方法來約束一般銀行,以保證有足夠的黃金應付存款者的需要時,商業機構便貸不到資金了;最後物價下跌,群眾失業。在這樣的影響下,金本位制對農人和工人便是不安全的主要來源,貨幣的購買力,雖然能維持住,但是他們擁有的錢卻少了,甚至囊空如洗。當然這些人並不了解是甚麼東西造成他們的不幸,即使後世讚揚金本位制成果的人,也不明白這種成果是建立在多少人的無助和犧牲上(p. 225)。


談到費雪的物價方程︰

P = (MV+M'V')/T


「P代表物價,M代表一般貨幣及現金在市場上流通的數量,M'也代表貨幣,但範圍較廣,包含了銀行存款。V及V'就分別代表上述兩種不同貨幣的流通速度。......物價隨著M的增加而上漲。貨幣不僅包含在手邊流通的現金,還包括銀行存款,就是M'(銀行存款可以透過簽發支票而成為可以購物的鈔票);貨幣如果很快就用掉,則其影響當然比藏在自家的椅墊下或單純地存在銀行裏更大,所以貨幣數量還要乘上相對流通速度V。特家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如果僅集中在少數幾種交易上,則其對物價的影響將比分散在多種交易上更大;如果我們將交易次數(即方程式內的T)除交易總金額,所得到的就是物價水準。」(p. 231)


凱恩斯革命︰

通貨膨脹可以用足夠的失業來救治,但這種救治方法凱恩斯派一定不贊成,因為就凱氏體系來看,它最基本的效用就是消除失業現象。現在,要阻止物價上漲及工資的提高,就必須有直接的行動(我一直認為這種行動是無可避免的),這樣做,當然不能使市場情況保持不變(凱恩斯這位保守主義者就想使市場保持不變),這是激烈變革的先聲,可能也是許多人都不願意面對的事實。


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橫阻著;凱恩斯派維持經濟的方法牽涉到軍事方面的大量花費,而我們若是把這筆錢來從事福利福利工作、或是掃除貧窮,那才是萬家生佛的事。時間證明了凱恩斯式進步是不均衡的——車子太多、房子太少;香煙太多、健康照顧太少。這樣,大城市產生了問題,當這種問題層出不窮之際,充滿信心的年代也就結束了。凱恩斯的時代畢竟是一時而非永久的(p. 272)。


談大企業︰

一個更好的發展將是廢除在大企業中已毫無作用的董事會,而由大眾稽查員來取代,雖然他們無權作經營決策,但可確保公眾法律與規則的實施,亦可評估公共利益的事務,不然,也能維持管理階層的真誠,如果再不行的話,還能批準或下令更換最高經理人員。


誰將代表股東?答案是︰現在沒有誰能代表股東了。現代大企業的股東沒有權力,也沒有作用,他們已是廢物。更進一步的合理發展是以公債付給那些毫無作用的股東,而將股息及資本所得與大眾分享;大家會認為這是社會主義,不錯,但是這是先有客觀事實的社會主義。當大企業發展開來時,勢必會拿走業主及資本家的權力,這種事實自然會帶來社會主義。很少有人提到︰現代企業最主要的傾向便是使其本身社會主義化(pp. 337-338)。


作者認為貧困問題原因之一是人地關係的問題,而解決方法有增加土地供應或其替代、改變租佃關係、節制生育與人口外流這樣。

談教育與民主︰

我相信教育有兩種必備條件...... 首先,教育必須促進「團體」的觀念——使人感覺到即使自己能有某種特殊利益,也必須向一般利益讓步;對大家最有利的也就是對自己最有利的。有了這種觀念,還必須有相當敏銳的警覺——那些反對共同利益的人本身就該被反對...... 人們必須能感受到,並加以反抗、反對。民主政治下的教育,就必須教導大家認清這種責任。


第二、教育必須注入個人的安全感,使人們對工作能夠有清晰而非迷糊的獻身,並且能分辨哪些人是如此,哪些人不是如此。近代旁觀式政治的罪惡是它給予了政客過多的讚頌,這些政客確信他對時代的焦慮有所貢獻並巧妙的說服那些不喜歡採取必要行動的人,使人們對他的當選不覺得可畏;他會說︰「我追求和平,但絕不犧牲弱小」,「貧窮必須消除,但絕不給納稅人增加新的負擔」,「我支持更合理的分配每人的收益,但絕不干涉個人企業應得的報償」(pp. 412-413)。


本書其餘的主題,好像都市化、馬克思等,就不多說了。

2011年8月23日 星期二

大崩壞

本日說的是賈德‧戴蒙的《大崩壞》。

其實全書主要說的就是這一段︰

就我所知,沒有一個社會是單純地因為生態環境受破壞而毀滅的,總有其他因素介入。我計劃撰寫本書之時,我並不認為那些原因是關鍵。我天真地以為,這本書探討生態環境的破壞就夠了。最後我得到一個結論,探究任何環境崩壞的可能因素可從五點來看,其中四項是︰生態環境的破壞、氣候變化、強鄰威脅,以及友邦的支持。對某一個社會而言,這四項或許不一定特別重要,第五項卻總是成敗的關鍵︰面對環境問題的時候,一個社會的應變力如何(p. 37)。


本書提到生態環境因素時較為詳細,生態破壞包括山林濫伐和生物棲地的破壞、土地問題(包括侵蝕、鹽化和肥力流失)、水管理問題、過度放牧、過度捕撈、新物種引進、人口膨脹及平均每人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衝擊漸增等,加上近代還有人類造成的氣候變化、有毒化學物質在環境中沈澱、能源短缺,及人類將地球的光合成作用使用到極限那樣。

談到成功解決環境問題的社會時,作者指出兩種社會反應模式︰

即使人們能著眼長遠利益,也不一定能做出明智的決策。一旦他們以眼前的目標為重,就會常常做出對短期和長期都不利的事。這就是為何人生和歷史要比化學反應複雜得多,而且難以預料,因此本書也不是為環境決定論做喉舌。一個社會的領導人如果不是消極地走一步算一步,而能預見危機、當機立斷,「由上而下」雷厲風行,社會的命運就會有很大的不同。同樣地,一般老百姓也能以勇氣與積極態度參與地方事務,「由下而上」經營自己的社會(p. 358)。


決策失誤則可以由幾方面的原因引起︰

我想在此繪出一個決策失誤的路線圖,以分析群體決策失誤的原因。我將各種因素大略分為四類來討論。首先,群體在問題確實來到之前未能預見問題。其次,問題來了之後,群體還是沒能察覺問題所在。再者,他們終於察覺問題了,但是沒能想辦法解決。最後,他們可能努力地解決,但是沒有成功(p. 482)。


當中有一項合乎理性的惡劣行為名為「公有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很多人都在利用一種大家共同擁有的資源,如漁民在某一片海域捕魚、牧羊人在公有牧場上放牧,要是每一個人都過度利用資源,這公共資源就會因為過度漁撈或過度放牧而減少,最後甚至消失,到頭來所有人都將受害。因此,為了公共利益,人們都應該有所節制,不過度利用資源。然而,每一個人能利用多少資源就靠有效法規的約束。如果沒有這樣的法規,每一個人就會這麼想︰「我要是不去捕魚或者不讓我的羊兒吃草,其他人也會這麼做,因此我沒有必須約束自己。」這種思考模式是合乎邏輯的——在下一個人來利用前自己搶先利用,不管最後是否造成公有地的毀滅,使每一個人都嘗到苦果(p. 490)。


說到企業與環境︰

大企業破壞環境,社會大眾必須付起最後的責任。這個說法可能會讓一些讀者失望、憤怒。我也提倡消費者為了企業的環保做法付費,把這方面的費用當成商品成本的一部分。有人或許會質疑,大企業不應該潔身自愛、遵守道德,畢竟做好環保而獲利最多的不是企業自己嗎?我必須言明,翻開人類歷史,在政治制度複雜的人類社會中,人們日常生活中碰到的大都不是家人,也不是親戚,因此社會必須制定法律,以確保大家遵守道德原則。道德原則只是誘發良善行為必要的第一步,但光有道德原則還不夠。


我認為社會大眾應該負起最後責任。我會做出這個結論,是因為大企業的確能在公眾壓力下成全別人、創造多贏的局面,而非只是讓人失望。我的用意不在於道德勸說,區分誰對誰錯、誰值得尊敬、誰自私自利,或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的結論是根據我過去的所見所聞而導出。如果社會大眾對大企業有所期待,要求他們改變做法,以實際行動褒善貶惡,大企業自然會從善如流。過去大眾態度的改變對企業的環保做法影響很大,我相信未來也將是如此(pp. 553-554)。


最後作者認為,雖然全球化會令崩壞牽一髮而動全身,但是資訊發達也令人類更容易從錯誤中學到教訓,所以作者對未來還是審慎地樂觀的那樣。

2011年8月8日 星期一

權力菁英

本日說的是米爾斯的《權力菁英》,還是先由定義開始︰

權力菁英由這樣的人組成——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夠超越普通人的普通環境;他們所處的位置使他們可以作出有嚴重後果的決定。他們是否作出決定,相對於下列的事件並不重要,即︰他們佔據著如此關鍵的位置,以致他們若未能行動或無法作出決定,本身就是比他們所作的決定更具影響的舉動。因為,他們指導著現代社會主要的等級制度和組織機構;他們統轄著大公司,操縱著國家機器並擁有各種特權,指揮著陸海空三軍,並且據守著社會結構的戰略要津。這裏現在聚合了一切有效手段,以獲取他們享有的權力、財富和聲望(pp. 1-2)。


談及上層的教育︰

作為挑選和培養新舊上層階級的地方,私人學校有整合的作用,它是一種使上層階級國家化的力量。世襲家族在道德和文化的精巧轉變中的重要性越是下降,私人學校的地位就越上升。學校——而不是上層階級家族——乃是改變上層社會階級的傳統,確立對新的財富和才幹的承認的最重要機構,它是上層階級一生經歷中的一個里程碑。在十五至二十所最高級的學校裏(不論它們在何處),人們見到了國家的上層社會階級的一個主要的組織中心。因為,在為青春期的年輕人設立的私立學校中,上層社會階級的宗教、家庭和教育諸任務已融合到一起,集中承擔了維持在這些階級中流行的標準的基本使命(p. 72)。


富豪的神話︰

參照個人品質解釋作為一個社會事實的富豪,往往是一種循環論證。例如,在一個對金錢頂禮膜拜的社會,對「能力」的測驗一般都認為是看你能否賺錢︰「既然你如此能幹,怎麼還沒有富起來?」由於能力的標尺是掙錢,能力的等次當然也就根據財富劃分,自然,富翁有最強的能力。但是,假如是這樣,「能力」就不可用來解說富翁;用財富的取得作為能力的一個標誌,然後把能力作為對富人的一個解釋,這只不過是對同一事實——富豪之存在——玩弄的兩種文字遊戲(pp. 122-123)。


關於公司的最高層︰

正如用「企業家」一詞指今日富豪的生涯所經常造成的誤解一樣,「官僚」一詞在形容上層公司行政人員的生涯方面也會帶來誤會。無論是行政首長的升遷,還是富豪的累積,就上層而言,總是與公司集團的「政治」世界不可分的。在私人公司層級內部和它們之間晉升,意味著你的上司看中了你、提拔你(行政上和財政方面),這裏不存在晉升過程中那種關於資格或資歷的任何嚴格的非人偽的規則。


在公司世界的較高層次上,人的生涯既非官僚或的,又不是企業家式的;他們屬於擁有巨大的美國財富,用它賺錢(包括投機冒險)的人,是處於有賺大錢機會的位置上的行政人員。財產所有者自己已不能重複范德比爾特一八八二年說過的話——「公眾是讓人憎惡的」,專業行政人員本身也不敢這麼說。但是,聯合在一起,作為一種公司集團勢力,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放言無忌,雖然今天鑑於公關原因他們不會說這些話,此外,他們也無需贅言(p. 172)。


軍官的冒起︰

美國的「軍事主義」,是指軍人的更多的權力要求以及他們爭取地位的努力。為取得這種權力,他們必須不讓自己被視為僅僅是政治人物和有錢人支使的一種工具。他們必須不使自己被視為經濟的寄生蟲,並處於軍人所說的「骯髒的政客」的那些人的監管之下。相反地,他們的目標必須被視為國家的目標乃至榮耀;經濟必須充當他們的僕從;政治必須充當一種工具,用這種工具,軍人依國家機器、家庭和上帝的名義,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管理國家(p. 286)。


政治圈外人取代了職業政治人物的地位︰

政治菁英在全國層次起步、脫離地方和州的官位;從未服務於全國性立法機構;擁有更長的任命生涯和較短的選舉生涯;在政治中花費的專業生涯時間比較短——這一切趨勢指出了立法機關的衰微,和當選官員在上層政治生涯中遭排斥。它們證明了政治的「官僚化」和最高級職業政治人物的式微,後者是通過選舉在政治層級中升遷,亦對選舉政治富有經驗。總之,它表明政治門外漢或圈外人的崛起。……這個行政當局是由政治門外漢組成的內部圈子,他們把持了行政當局下屬的關鍵行政位置;他們是公司富豪和高級將領,與當選的職業政黨政治人物結成一個不穩定的聯盟;這些職業政治人物主要是國會議員,其利益和聯盟分佈在全國各地各階層(p. 303)。


政治圈外人崛起與缺乏是文官制相關︰

不論行政人員還是政治人物,並不真正想要一個專業人員管理隊伍,因為這個隊伍將獨立於政黨方針之外,這些通過訓練並有熟練經驗的人員,是從事各種政策研判所需之各種技能的寶庫,這種隊伍對有責任感的政府的政治經濟意義不言而喻。


即便在州的層級(那裏或許能召募到真正的文官),並不存在足夠的聲望或金錢來吸引真正一流的人才。在更高等級中,受到召喚的是那些政治門外漢或圈外人,即官僚制之外的人。他們只是從事短期效勞,並非作為專業生涯,因此他們不具有與理想的文官相一致的中立性和品行。


美國在政治行政當局的不斷更選下,已不存在有足夠保障的文官生涯,不存在足夠持久的專業行政管理隊伍。不論職業的政黨政治人物或職業官僚現在都不佔據決策中心,佔領這種中心的是權力菁英中的政治董事會(pp. 312-313)。


提到「權力平衡」的理論︰

當談到「權力平衡」的存在時,它可能意味著沒有一種利益能夠把它的意志或想法強加於他人;或者任何一個利益可以創造出一種僵局;或者在時間進程中,先是一個利益、爾後又有一個利益相繼出現,不斷變換轉換;或者一切政策都是妥協的結果,沒有一個人能贏得他想得到的一切,但每人都有所獲。……利益衝突的目標不僅僅是既定的,它們也反映現有的預期和接受狀態。與此相應,說各種利益是「平衡的」,意味著把現狀高估為令人滿意的或不錯的;期望甚高的平衡理想常常是貌似為對事實的描述。


「權力平衡」意味著權力均等,權力均等似乎完全是公平和讓人驕傲的,但事實上,一個人所榮耀的平衡常常是另一個人的不公平的不平衡。佔優勢的集團當然傾向於隨時宣佈存在恰當的權力平衡和真正的利益和諧,因為他們寧願他們的統治永不間斷和平安無事。大企業家指責小工會領袖是「擾亂和平的分子」、是勞資合作之普遍利益的顛覆者。所以,有特權的國家以國際主義的名義譴責較弱小的國家,用道德觀念捍衛靠強力取得的東西;它們對優勢地位或這以後的均等地位開出他們的價碼,指望僅僅靠強力改變現狀(p. 325)。


權力菁英社會的底層是大眾社會︰

談到公眾(public),像人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的那樣,它意味︰(1)實際生活中人民能表達見解;(2)公眾傳播媒介的組織,使得可能存在直接的和有效的機會去頂撞公眾表達的任何看法;(3)這種討論顯示的見解可以找到有效的宣洩管道,(如果必要的話)甚至冒犯佔上風的權威體系;(4)權威機構不對公眾滲透,公眾的運作是自主自立的。一旦這些條件具備,我們就有了公眾社群的有效模式,它適用於古典民主理論的假定。


談到另一極端——大眾(mass),意味著︰(1)接受看法的人比表達看法的人多得多;公眾社群變成了個人的一種抽象集合,個人僅從大眾傳媒那裏得到對事物的印象。(2)佔支配地位的資訊方式使大眾很難或不可能冒犯某些觀點或使這種冒犯有任何效果。(3)看法的實現過程受到權威的控制,後者組織著和操縱著行動的過程。(4)大眾不具有機構那種權威,相反地,權威機構滲透和支配著大眾,降低後者在觀點形成中通過討論可能產生的任何自主性。


憑藉佔主導地位的資訊模式,也許很容易區分公眾和大眾︰在公眾社群,討論方式是主導性的傳播方式,媒體(如果存在的話)僅僅擴大和激發討論,把原初公眾與討論結合起來。而在大眾社會,佔支配地位的傳播方式是正式媒體,公眾變成了僅僅是媒體市場。它們已表明了不同傳媒的內容(pp. 388-389)。


作者以「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總結上層圈子的特點︰

上層圈子的人不是人民代表;他們的高位不是道德完善的結果,他們的寓言般的成功則與值得讚美的才能無關。掌權者是由權力手段、財富來源、名人機制所挑選和塑造的。他們不是與知識和情感世界有聯繫的那種文官制所培養的人。他們不是由認真負責的全國性政黨所造就的人——這種政黨會公開而清楚地討論這個國家目前如此愚笨處理的那些問題。他們不是靠自發性社團組織的多元化責任制衡的人——那種社團組織把公眾與決策層聯繫起來。他們指揮著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權力,在美國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體制內獲得了成功(p. 450)。


本書的討論範圍是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國,務必注意不應不加思考將其論點放到不同場景。 當然,認為本書完全與其他時代與地方無關,也是不認真的。

2011年8月2日 星期二

極權主義的起源

本日說的是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第一部是「反猶主義」︰

當猶太人同樣地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財產之外一無所有時,反猶主義就到達了頂峰(p. 46)。


即使剝削和壓逼都仍能使社會運轉,並能建立某種秩序。唯有那種無權但是有錢,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無用的、反叛的,因為上述情形割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聯繫;高高在上而沒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著剝削者對被剝削者最小的關心(p. 47)。


從歷史來看,十七與十八世紀君王專政時個別猶太人會為君主提供金融服務,但這對整體猶太人影響不大;到了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成立,出現較大的猶太富裕階級以滿足新成立民族國家的資本與信貸需求;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興起,猶太商人讓位於帝國主義商人,對國家商業已不那麼重要;在一戰前幾十年,民族國家解體,非國家而沒有權力的猶太人就成了仇恨的對象。

政治上的反猶主義,卻因為民族平等而成為社會歧視猶太人的導火線︰

猶太人在政治上的無知,使他們能適應其特殊角色、紮根於國家的商業圈、對人民有偏見和對權威趨炎附勢,能對反猶主義的政治危險視而不見,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歧視則過於敏感。當政治爭端和純粹反感同時發生時,很難看清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然而,問題在於它們恰恰產生於解放猶太人中的對立面向︰由於猶太人是一個隔絕的群體而產生政治上的反猶主義,而社會歧視則產生於猶太人與其他一切民族之間日益增長的平等(p. 111)。


普通猶太人的社會命運是由他們永遠缺乏決定造成的。社會當然不會強逼他們作決定,因為正是情勢與性格的模稜兩可使社會和猶太人的關係引人注目,大多數同化了的猶太人因此生活在恩寵與不幸前景難明之中,而且明確地知道,成功與失敗都糾結於他們是猶太人這一事實。對他們而言,猶太人問題永遠地失去了一切政治意義;但是它給他們的私人生活帶來陰影,專橫地籠罩著他們一切個人決定。「在街上是男人,在家裏是猶太人」這句格言從痛苦的角度來理解︰當猶太人試圖用內在經驗和私人情感的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時,政治問題被歪曲到皈依問題;私人生活被毒化到非人性的地步——例如在通婚問題上——具有公開意義而未解決的問題使本應由感情無法言喻的法則、而不是由深思熟慮的政策來統治的私人生存背上沈重的負擔(p. 124)。


在社會歧視猶太人的過程中,有一群人的作用十分顯著,那就是暴民(mob)︰

暴民首先是這樣一種群體,代表了各個階級的多餘人物。這一點容易使人錯將暴民看作民眾,而民眾(people)也是包含了社會各個階層。在一切偉大的革命中,民眾為尋找真正的代表而戰鬥,暴民卻總是叫喊要尋找「強人」、「偉大領袖」。因為暴民憎恨將他們排斥在外的社會,以及他們並未占領代表席位的國會。所以近代暴民領袖們利用公民投票來取得輝煌成果,公民投票是依靠暴民的政治家的舊觀念(p. 173)。


上層階級深知,暴民是同他們互為一體的。甚至還有一名猶太歷史學家,雖然他親眼所見使他預感到,一旦暴民統治了街道,猶太人就不會安全,但他仍然在私下裏欽佩地稱讚說是「偉大的集體運動」。這只能表明,大多數猶太人在社會中紮根有多深,而這個社會正要消滅他們(p. 174)。


第二部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中心政治觀念就是將擴張當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標。由於它所意指的既不是暫時掠奪,也不是較長時間的征服後的同化,所以它在政治思想和行動的漫長歷史上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種令人驚奇的獨創性——說它令人驚奇,是因為在政治學中全新的概念很少見——的原因很簡單,它實際上根本不是政治概念,而是從商業考慮的範圍裏產生的,其中所說的擴張意味著工業生產和經濟業務的永久性拓展,這是十九世紀的特點(pp. 205-206)。


帝國主義者們實際上想要的是,不需建立一種政體而能擴張政治權力。帝國主義的擴張以經濟危機作為奇特的開始方式,資本主義過剩和「剩餘」資金(係過分儲存的結果)造成本國範圍內無法再找到有效投資場所。權力投資有史以來第一次不能為金融投資鋪平道路,而是權力輸出卑順地跟在資本輸出的後面,因為在遙遠國家的投資威脅著將社會的大部分階層轉變為賭徒,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生產制度轉變為金融投機制度,用佣金利潤代替生產利潤(pp. 213-214)。


但是帝國主義擴張與民族國家的原則不符︰

同經濟結構相比,政治結構不能無限擴張,因為它的基礎不是無限的人類生產力。在一切政府形式和組織中,民族國家最不能適應無限增長,因為民族國家建立在真誠的共識,但它並不可能無限增長,而且只有在很少的情況下,才能很困難地獲得被征服民族的真正擁護。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可以自認良心清白地企圖去征服外國民族,因為這種良心只產生於征服者民族的一種信念,認為征服是將一種優等的法律強加給野蠻人。然而,這個民族相信它的法律來自一種獨特的民族素質,其他民族不具備這種素質,它的界域之外也不存在這種素質(p. 207)。


帝國主義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政治的開端,私人利益成為公共政策的原則,國家成為不斷累積財富的機器︰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商人變成了政治人,並被承認為政治家;而政治家只有使用成功的商人的語言和「從全世界角度來思考」時,才會受到認真注意;這時,私人的實踐和手段才逐漸轉變為執行公共事務的規則和原則。關於這一重新評價的過程,有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開始發生於十九世紀末,至今仍然生效,即資產階級信念先應用於外交事務,然後慢慢地擴展到國內政治。因此,這種國家很難意識到,在私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顧一切的做法,而公共社會一向必須針對此來保護自己及其公民個人,這正在上升為公開認定的政治原則(p. 217)。


計劃使財富自動連續增長到超過一切人的需要和消費的可能性,以超越人類生活的侷限,個人財產於是變成了公共事務,從純粹私人生活範圍中脫離出去。私人利益本身的性質是暫時性,受到人的自然生活範圍的限制,現在卻能逃進公共事務的範圍,從中借得無限長的時間,這是繼續累積財產所需要的(p. 225)。


共和國的基礎是其所有個體成員積聚及被壟斷的權力,它必然使每一個人都毫無權力,剝奪他的天然能力與人類能力。使他降格為權力積聚機器中齒輪上的嵌齒,用關於這架機器的最終命運的崇高思想來自我安慰,而這架機器本身的構造方式使它能單憑自身內在法則就會吞噬整個地球(p. 226)。


帝國主義的一大特色是資本家與暴民結合,也就是經濟上多餘的錢與多餘的人結合,到別的地方擴張。在海外帝國主義這種結合令種族主義與官僚政治出現,而大陸帝國主義,由於所有結果都留在歐洲,促成了部族民族主義,以泛—運動為代表︰

在帝國主義的最初幾十年裏,發現了兩種實施政治組織和統治外國民族的新手段。其一是以種族為政體的原則,其二是以官僚政治為海外統治的原則。倘若不以種族代替民族,爭奪非洲和投資狂熱很可能停留在毫無目的的淘金熱中「死神與貿易共舞」的狀態。若不以官僚政治代替政府,不列巔的印度屬地很可能落入「在印度的法律破壞者」手中,造成無法無天狀態,而不會改變整個時代的政治氣候(p. 285)。


部族民族主義恰恰是對宗教的扭曲,它讓上帝選一個民族而且選的正是它自己那個民族;僅僅由於這個古老的神話,以及從古代生存下來的唯一民族,深深地紮根於西方文明中,才使現代暴民的領袖能言善辯地、厚顏無恥地將上帝拉進各民族之間小小的衝突之中,要上帝作出這位領袖早已愉快地控制了的選擇。種族主義者對猶太人的仇恨產生於一種迷信的理解,認為實際上很可能是猶太人,而不是他們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猶太人的成功是神助天佑。有一種虛弱的精神因素在厭惡一個民族,害怕這個民族會得到一種理性無法理解的保障,使它最終崛起,成為世界歷史中最後的勝利者(p. 352)。


作者也從政治體制上探討為甚麼歐洲大陸出現的泛—運動沒有在英國出現︰

英國的兩黨制和大陸的多黨制之間的表面差異背後,存在著一種關於政黨在政體內作用的根本差異,它對於政黨對權力私態度和公民灰國家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在兩黨制中,一黨總是代表政府,事實上統治著國家,因此,執政黨暫時地與國家合一。國家是國家統一的永恆保證,只表現為國王的永久在位……。由於計劃與組織的兩黨是輪流執政的,所以政府一切部門的計劃與組織也跟隨輪流執政制度。由於每一黨的執政時間有限,反對黨也參與控制,它的效用也因為它是明日的統治者而得到加強。事實上,保證整體的完整性、反對一黨獨裁的作用,是反對黨的制衡,而不是因為國王的象徵地位。這種制度的明顯優點是,政府與國家之間沒有根本區別;權力與國家掌握在組織政黨的公民手中;政黨代表今日與明日的權力與國家;因此,權力與國家似乎超越人類範圍,是獨立於公民意志與行動之外的形而上的實體,也不會使人對之過於崇拜(p. 361)。


大陸政黨制度假設每一黨都有意識地界定自身為整體中的一個部分,反過來又由超越各政黨的國家來代表它。因此,一黨統治只能意味著一個部分對其餘各部分的專制控制。由政黨領袖之間的聯盟來組成的政府永遠只能是政黨政府,明顯不同於超越它們之上的國家。這種制度的微小缺點之一是,內閣成員不能由競選來選出,因為黨派代表太多,大臣們必定根據政黨聯盟而選出來;另一方面,英國的制度允許從一黨大批成員中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多黨制從不允許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黨員負有全面的責任,結果自然使由政黨聯盟組成的政府從不感到負有全面的責任。即使發生了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一黨以絕對多數主宰了議會,結果造成一黨統治,結局只能是要麼獨裁統治,因為制度並未準備接受這種政府,要麼仍然是真正的民主領導制,卻於心不安,習慣於認為自己只代表整體中的一個部分,自然害怕使用它的權力。


……由於在兩黨制中,一個政黨如果不能贏得足夠的力量來取得權力,它就不能生存,因此無須在理論上作論證,沒有發展出意識形態;而大陸政黨為之鬥爭的狂熱,並非產生於利益衝突,而是產生於對立的意識形態,這在英國完全不存在(pp. 361-362)。


因為人權問題與民族問題糾纏不清,民族國家內的無國藉者成了無權利者︰

無權利帶來的災難,並非被剝奪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者在法律面前平等、言論自由——這些都是設想來解決社群內部問題的公式——而是不再屬於任何一個社群。他們的困境並非在法律面前不平等,而是對他們不存在任何法律;不是他們受壓逼,而是甚至沒有人想壓逼他們。只有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最後階段,他們的生存權才受到威脅;只有當他們仍然完全屬於「多餘者」,誰也不「承認」他們,他們的生命才處於危險之中。連納粹開始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時,首先也是剝奪他們的一切合法身分(二等公民身分),將他們驅趕到指定居住區,關進集中營,切斷他們與生活世界的聯繫;在納粹啟用毒氣室之前,曾經仔細地作過試驗,並且滿意地發現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這些受害者。問題的關鍵在於,完全無權利的狀態在生存權受到挑戰之前就已經產生了(p. 417)。


第三部是「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運動在群眾中的成功,意味著對一般民主統治的國家,尤其是歐洲民族國家和政黨制度,兩種幻想的終結。第一種是大多人積極參與政府,每一個個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別人的政黨。事實上相反,運動顯示出政治上中立和無動於衷的群眾很容易成為一個民主統治國家裏的多數,因此民主可以根據少數人積極地承認的規劃來發揮功能。被極權主義運動炸得粉碎的第二種民主幻想是,這些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群眾無關緊要,他們是真正中立的,無非是構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沒有意見的背景。別的公共輿論喉舌向來都不能顯示的東西,即民主政府有賴於人民的默認和無動於衷的容忍,就像依賴國家中清晰表達意見的機構和組織一樣,現在卻由極權主義運動來顯現。所以,當極權主義運動用它們對代議制政府的蔑視來侵犯議會時,它們顯得有些矛盾︰事實上,它們成功地使一般民眾相信,議會中的多數是虛假的,並不必然符合國家的現實,由此破壞了政府的自尊和信心——它本來也只相信大多數人的統治,而不相信憲法(pp. 445-446)。


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心理基礎是,孤立的個人,除了運動外沒有其他社會聯繫。這樣運動的成果才能對運動完全忠誠。極權主義運動的特色是不斷處於運動狀態,根本沒有特定的政治目標,因此成員要完全忠誠,才不會對此產生疑問。

極權主義運動也造成暴民與菁英暫時結合,極權主義領袖自己帶有早期暴民領袖的特色,而知識分子,則因為對社會失望轉而支持極權主義運動︰

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代言人們在痛苦的失望中、在對時代的一般經驗的陌生感中,通常忽視的是一種氛圍,其中一切傳統的價值與定則都化為烏有…… 從某種意義上說,使它更容易接受明顯荒誕的定則,而不易接受變成虔誠的陳腔濫調所表達的舊日真理,這恰恰是因為無法期待任何人認真地對待荒誕現象。粗俗而玩世不恭地拋棄體面的標準和已被接受的理論、坦率地承認最壞的標準,以及無視一切的態度,都很容易被誤認為勇氣或是新的生活方式(p. 467)。


群眾則因為逃避現實的願望而樂意相信極權主義的虛構︰

群眾反對「現實主義」、常識,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實」,原因是他們的分子化,他們失去社會地位,隨之失去整個社群關係,而常識本來只有在它的範圍內才能產生意義。他們在精神上和社會上無家可歸的情況下,就無法以一定的尺度來深刻洞悉任意性與計劃性、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極權主義宣傳只有在常識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識。或者面對混亂的發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從於最嚴格的、異想天開的意識形態虛構的一致性,群眾可能永遠只會選擇後者,隨時以犧牲個人來作為代價——這並不因為他們愚蠢或邪惡,而是因為在總體的災難中,這種逃避至少給予他們一種最低限度的自尊(p. 497)。


極權主義運動的組織是層次分明的,外圍的是同情運動者,往核心走分別是前鋒組織、菁英組織與領袖,外圍的組織像牆將核心組織與外部世界隔開,提供一種外部世界正常狀態的樣子,核心組織決定運動方向,領袖則是運動的發動機。這種組織方式一方面可以向外部世界掩飾極權主義運動的危險,另一方面組織方式又可以無限複製,加入新的層級,以維持運動的動力。極權主義運動組織就像是「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會社」,儘管有秘密會社的結構,卻沒有保守秘密的需要。

到極權主義執政,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統治方式又有所改變︰

領袖原則在極權主義國家裏不再像在極權主義運動中那樣確立一種層級…… 極權主義統治的目的是廢除自由,甚至是消滅一般人類天性,無論多麼殘暴也要限制自由。技術上而言,極權主義制度中這種缺乏任何權威和層級制度的事實,顯示在最高權力(領袖)和被統治者之間沒有任何可靠的中間層次,各自接受規定的權力和服從的角色。領袖的意志可以隨時隨地體現,他自己不受縛於任何層級,甚至是確定自身的那個層級(p. 558)。


而「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會社」,也會由真正的秘密會社取代,即秘密警察︰

極權主義政權的秘密會社就是秘密警察;在極權主義國家裏唯一嚴守的秘密,唯一秘傳的知識,就是警察的行動和集中營裏的情況。當然,廣大居民和黨員具體地知道所有的一般事實——集中營的確存在、人們失蹤、無辜者遭逮捕;同時,極權主義國家裏的每一個人也都知道,談論這些「秘密」就是最大的罪行。由於人對別人的了解總是依靠證實和理解,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各人自守秘密,這種從不溝通的信息失去了它的現實性質,似乎只有純粹的夢魘性質。只有那些掌握嚴格傳遞的訊息……的人,才處於相互溝通的地位…… 為了嚴守這種秘密,他們就被編成一個秘密組織(p. 584)。


集中營,則是極權主義政府全面統治的實驗室︰

極權統治努力組織無限多元和無限區別的人,似乎將全人類只看作是一個人,只有每一個個人的各種反應可以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使每一組反應能夠與另一組反應隨意互換,才能使極權統治成為可能。問題是要編造某種並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種類,像其他動物的種類一樣,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種」之中。極權主義統治嘗試透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和集中營裏的絕對恐怖來達到這個目的;菁英組織無情地從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灌輸的實踐應用——菁英組織必須在這個試驗場證明自身——而集中營相應的目標也設定為完成對意識形態的「理論」證明(p. 587)。


集中營其中一種手法,就是摧毀人的道德人格︰

通過創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不再有足夠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極權政體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識地組織的共謀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極權。黨衛軍將集中營的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猶太人——牽涉進他們的罪行,使他們對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負責,使他們面對毫無希望解決的難題,或者送他們的朋友去死,或者幫助謀殺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們像殺人者一樣行事。問題在於,不僅對有罪的人的仇恨被扭轉了(仇恨「頭目」比仇恨黨衛軍更甚),而且逼害者和被逼害者、殺人者和受害者之間的界限也常常變得模糊不清(p. 601)。


極權主義政府的意識形態,傾向於不解釋「是甚麼」而是「變成甚麼」,將思想變得獨立於經驗,並以意識形態將事實組織到一種絕對邏輯中,以此邏輯推論一切事物︰

極權主義統治者用來將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轉變為武器的手法….. 欺人耳目而不顯眼︰他們極其認真地採用這些手法,將它們奉為自己的最高天才…… 著手驅使意識形態含意進入邏輯上連貫一致的極端…… 這種嚴格的邏輯性作為行動的指導,滲透到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政府的整個結構(p. 649)。


作者也提出警告,即使在非極權主義國家內,極權主義的因子其實沒有消失︰

如今人口到處在增長,無家可歸的現象也到處在增長,如果我們繼續根據功利主義來思考世界,那麼,人民群眾仍然會變成多餘者。在每一個地方,政治事件、社會事件、經濟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變成多餘物的極權主義工具共謀。群眾的功利主義常識能明白暗藏的誘惑,在大多數國家裏,大眾仍然十分恐懼死亡。納粹和布爾什維克可以確信,他們的殺人工廠顯示了能夠迅速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清除從經濟上來看是多餘的、在社會上是無根的人類群眾,這既是一種吸引,也是一種警告。在極權主義政權垮台之後,極權主義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種具有強烈誘惑的形式,將會在可能的時候,以對人有利,並且能夠解除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悲苦的姿態出現(p. 608)。


或許這就是為甚麼人權不能只是民族權利,而應該是普世權利的原因吧。

2011年7月30日 星期六

無國界的世界、民族國家的終結

本日說大前研一兩本早年著作,《無國界的世界》與《民族國家的終結》,談全球化。

先說《無國界的世界》,主要是說企業︰

在已經沒有國界的環境下,想做有效的經營並非是指,建立雄厚的財力找出投資的新地方。也不是說,一路跟到你對手的巢穴,先發制人地將對手腰斬於他們本土市場裏。更不是說,在新的殖民領域裏盲目地複製本土的企業系統。而是要十分注意地把價值交給顧客,而對顧客的身分和需求發展出等距的概念。首先一定要瞄準顧客,這是第一件要事。顧客是讓你做全球化思考所依賴的根據(p. 38)。


談到R&D︰

研究開發是一種試誤的過程,就此定義而言,即超過百分之九十由最佳人選所作出的企劃要告失敗,同時也是我們能學到東西的過程,更是我們縮小研究領域的原因。把傳統計算例行、固定的經營過程的方法,運用在開發活動上,是計較錯了。產品的開發並非是固定的成本開銷,回收情形又有辦法掌握的東西。它是帶有冒險性的一般性投資,吹毛求疵的人可能對企劃案先來個迷你的收支平衡表,才會感到高興些,但是他們的高興與否卻非問題所在(p. 88)。


說到跨國企業︰

在今天的經濟世界裏,由於資訊的自由流通,顧客所知已甚多。而他們所作出來的決定,通常要比政府的好得多。假如政府只選出少許公司,讓他們專權來經營地方經濟上的製造與銷售事宜,這不啻是否定了自己人民能自由挑選好又便宜產品的機會。而一旦有如上的特權地位,跨國企業便會充分利用此一機會。然而,假如市場在基本上是開放的話,即使是有所依恃的跨國企業還是得隨時提高警覺(p. 220)。


當然,在看到本書大力支持顧客因資訊流通而更懂得選擇時,不妨記住若干年後同一位作者寫的書是《低IQ時代》。

作者也談到公司︰

我對公司的主權全由股東們一手把持的觀念也大不以為然。公司可說是一種社會機構,除了要照顧到股東們的福利之外,更有責任對其員工、代理商、顧客、衛生工廠和分包承諾人提供一放安全以及好的生活,因為他們都要靠公司生活。股東們的錢只是公司經營上成功或失敗的因素之一。……我個人相信,目前正是重新界定「公司」意義的好時候,假如一個公司能正視到本身的社會責任,而想作長遠打算,我們得好好地檢討過去幾年來,由貪婪所帶動的股票市場式的公司體制(pp. 257-258)。


《民族國家的終結》較多談及國家,作者認為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民族國家已失去了參與者的角色︰

民族國家初始在重商主義盛行時代,的確扮演了創造財富的強大而有效率的龍頭角色,可是晚近選舉政治的掣肘邏輯,卻掐死了他們的經濟命脈,民族國家反而搖身一變,成為極無效的財富分配機器。當選的政治領袖靠滿足選民之所欲,來取得與鞏固他們的權力,但是選民之所欲卻很少是大幅刪減國家支出的福利、服務或補助。


……民族國家的第二個問題,也是更切入重心的問題,是他們越來越像是虛構的懷舊小說,……以為這些區域能代表單一經濟實體的民間企業管理者或者政府官員,所持的基本假設即是大錯特錯,因為這些地區差異如此之大,他們之間並不存在平均數值。以一視同仁的態度來對待這些地區,在政治上可能還有其需要,但是在經濟上只是個幼稚的謊言罷了。


第三個問題是,當你仔細環顧目前世界上生產、交易的貨品與勞務,以及負責產銷的公司後,你會發現很難明確界定這些貨品或公司屬於哪一個國籍。……關於今日的無國界經濟,有一項顯著但常被忽略的事實,是某些產品不再由「本國」生產之後,當地人民反而比較容易取得成本低廉、品質較高的替代品(pp. 17-19)。


作者提出在經濟上可以區域國家取代民族國家︰

區域國家之所以能成為全球化經濟的敲門磚,是因為他們的本質就是應全球化經濟的需求而形成的。譬如說,區域國家的規模必須大到足以構成令人垂涎的市場,如此消費性產品的領導品牌才能夠充分的發展成形,因此區域國家通常是人口居於五百萬到兩千萬之間的地區。從五百萬到兩千萬,聽起來似乎上下差距極大,不過兩極的數字倒是很有道理︰既非五十萬,也非五千萬或一億,理由是區域國家的範圍不可太大,否則其轄下公民將無法分享身為消費者的利益,但是也不能太小,否則將不符經濟規模的原則(p. 141)。


基本上整本書就是這兩個論點…… 至於經濟與政治分開是否可行,誰知道,反正本書讚揚的馬來西亞總理現在都已經是另一回事了。

2011年7月28日 星期四

經濟發展理論

這次說的是熊彼得之《經濟發展理論》。

首先是作者對經濟的定義︰

社會事實(至少直接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經濟事實則是經濟行為的結果。經濟行為可以定義為以取得貨物為目的之行為。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行為的經濟動機,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經濟力量等等。可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只是以透過交換或生產來取得貨物的那種經濟行為,因此我們將經濟行為的概念限制在這種類型的取得上,而把比較廣泛的領域留給經濟動機和經濟力量這些概念……


因此,經濟事實的領域首先就由經濟行為這個概念所限定。每一個人都必須(至少部分地)合乎經濟性的運行;每一個人都必須是一個「經濟主體」,不然就是依附於一個經濟主體。可是,一旦各社會集團的成員在職業上各有分工之後,我們就可以區分出兩大類人︰一類人的主要活動就是經濟行為或營業,另一類人的經濟行為相對於其他方面而言則退居次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生活是由一個特別集團的人來代表的,雖然所有其他社會成員也必須有經濟性的行為。於是這個集團的活動就可以說是構成了經濟生活,這樣說的時候就不再是抽象的,不管從這種意義所說的經濟生活,和人們的其他重要表現所具有的一切關係為何(pp. 18-19)。


生產的概念︰

從技術上以及從經濟上考慮,生產意謂著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把東西和力量組合起來。每一種生產方法都意謂著某種這樣的特定組合。不同的生產方法只有透過它們組合方式的差異才能加以區別,也就是說,或者是根據所組合成的結果來區別,或者是根據它們的數量之間的關係來區別。每一個具體的生產行為,都為我們體現了這樣一種組合。也就是為我們創造出這樣一種組合(p. 29)。


相對於循環周轉的「靜態」分析,作者認為要解釋經濟發展還需要解釋「革命性」的變化︰

連續的變化——它們可能透過由無數的小步驟所形成的連續不斷之適應,到頭來使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長為大百貨公司——屬於「靜態的」分析。但是,「靜態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非連續性變化之後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又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它只能在變化發生以後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這種「革命性」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之經濟發展的問題。


……因此,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並非從外部強加於它的,而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如果情況是,在經濟領域本身中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而我們所稱的經濟發展現象在實際上只不過是建立在這一事實之上,即數據在變化而經濟則不斷地使自己適應於這種數據,那麼我們應當說,並沒有經濟發展(pp. 84-85)。


書中說的經濟發展就是生產組合的新手段,包括︰

(一) 採用一種新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特性。
(二) 採用一種新生產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製造部門中尚未透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新方法絕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發現的基礎之上,並且,也可以存在於商業上處理一種產品的新方式之中。
(三) 開闢一個新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製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
(四) 取得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
(五) 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透過「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pp. 87-88)。


實現新組合的人,也就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作者稱為企業家︰

我們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其功能是在實現新組合的人稱為「企業家」。……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僅包括在交易經濟體制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在實際上完成我們用來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逐漸變成通例——某家公司的「依附性」僱用人員,例如經理、董事會成員等等,甚或他們具有任何其他的基礎來執行企業家職能的實施權力,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權。由於是要實現新組合才能被稱為企業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和某個個別廠商有永久的聯繫。許多「金融家」、「發起人」等等就不是與某些具體廠商有永久的聯繫,但他們仍然可以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另一方面,……它並不包括各個廠商中所有只是經營已建立的企業之主管或經理或實業家,而只是包括實際履行那種職能的人們(pp. 96-97)。


作者認為其發展理論概念以三組矛盾為特徵︰均衡與變化、靜態與動態、經理與企業家。

作者也提出三項創新的困難︰缺乏認知的管道制定決策、心理惰性及社會的反響,從而帶出領導的重要︰

領導是一種特殊的功能,與只是等級上的差別有所不同…… 上面提到的事實圈出了一個界限,超出這個範圍之外的大多數人不能單靠自己就可以迅速發揮作用,而得要有來自一群少數人的幫助(p. 107)。


領袖的功能就在於「做這件事」,如果不去做,那麼可能性就消失了(p. 108)。


創新所需的購買力,則從信用而來︰

信用在本質上乃是為了授予企業家以購買力而進行的對購買力的創造,但並不單純是現有的購買力之轉移。原則而言,購買力的創造標誌著在私有財產及勞動分工制度下實現發展的方法。藉著信用,企業家在對社會商品流還不具備正式要求權之前,就取得參與社會商品流之活動的機會。可以說,信用暫時以一種虛擬的要求權替代了這種要求權本身。在這種意義上的提供信用,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經濟體制去適應企業家的目的,也有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滿足企業家的需要。這意謂著把生產力量託付給他。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完全均衡狀態的簡單循環周轉中出現經濟的發展。這種功能構成了現代信用結構的基石(p. 137)。


談到企業家的利潤︰

我們所考慮的企業家在創辦新企業時所做的貢獻是甚麼呢?意志與行動,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貢獻。……他們並未累積任何種類的商品,他們並未首創任何獨特的生產工具,而只是與眾不同地,更適當地,更有利地運用了現有的生產工具。他們「實現了新的組合」。他們就是企業家。他們的利潤,也就是我們所談到的剩餘,對此沒有相應承擔甚麼義務,就是一種企業家利潤(p. 170)。


這種利潤需要滿足三項條件︰因為產品供應上升引起的跌價不高於邊際所得、新生產組合成本低於舊有組合、生產工具需求上升引起之漲價不高於邊際所得。

企業家利潤最終會消失,在資本主義這是因為競爭︰

由於自由競爭之緣故,生產工具的價格必然要將產品的價格吸收殆盡。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產品的價格就必然相應地下跌。如果在這些情況下利潤竟然還存在,那只是因為從一個沒有任何剩餘的情況過渡到另一個毫無任何剩餘的情況,企業家發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過程,此外還要滿足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另一個條件,那就是,不會因為有了競爭,企業家的利潤遂立即被奪走(p. 189)。


至於壟斷︰

由於在新產品問世之初,企業家沒有競爭對手,新產品的價格完全是,或者在某種範圍內是按照壟斷價格的原則來確定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內,利潤中含有壟斷因素。現在讓我們假設新組合企圖建立一種永久性的壟斷,也許企圖組成一個完全不用害怕外邊有競爭者的托拉斯。這時利潤顯然可以直接看成是永久性的壟斷收入,而壟斷收入也可以直接看成就是利潤。不過在這裏仍然存在著兩種很不相同的經濟現象。實現壟斷性組織可說是一種企業家的行為,其「成果」表現為利潤。這樣的組織一旦順利運行,這個企業就能持續地賺得剩餘,不過這種剩餘此後必然歸屬於壟斷地位賴以維持的自然力與社會力——剩餘變成了一種壟斷收入。實際上,創建一家企業所獲得的利潤,與持續性的收益,是彼此區別開來的。前者是壟斷的價值,後者不過是壟斷條件所帶來的報酬而已(p. 191)。


從信用的說明中,作者推論利息與經濟發展關係密切,因此利息是購買力價格的一個因素,購買力則是控制生產財的手段︰

只有在發展的過程中……當我對我用一百個貨幣單位所購買的生產能力進行新的組合,並成功地把一種具有更高價值的新產品投入市場時,我才能夠從我的產品中獲得更高的收益。因為生產工具的價格不是根據這一次的用途,而是根據以前的用途決定的。於是在這裏,有了一筆錢,就有了得到更大一筆錢的手段。為了這個緣故也是在這種程度上,人們通常把現在的錢數估計得比將來的錢數具有更高的價值。因而現在的錢數——也可以說是潛在更大的錢數——將具有一個價值貼息,並且也將導致一個價格貼息。於是在這裏,就可以找到對利息的說明。在發展中,信用的提供和取用成為經濟過程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在那裏,由「資本的相對缺乏」、「資本供給滯後於需求」等等所表述的現象就會發生。只有恰逢,並且因為這種社會的商品流變得越來越寬和越來越豐富時,利息才會顯得如此鮮明突出,並且最終把我們如此有力地置於它的影響之下,以致我們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分析,才能領悟到並非在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利息(pp. 237-238)。


少數企業家的成功促使其他企業家出現,而企業家在短時間內湧現會對經濟現況造成干擾,作者認為其中適應過程就是週期性蕭條︰

企業家的成批出現是繁榮產生的唯一原因,它對經濟體制的影響在性質上不同於企業家按時間均勻分佈的連續出現對經濟體制所產生的影響——只要它不像後者那樣,是一種連續的,並且甚至是不可察覺的,對均衡位置的干擾,而是一種突然發作的干擾,一種在層次上不大相同的干擾。企業家的連續出現而引起的干擾可以被連續吸收,而企業家的突然整批整群不連續出現則需要一種特殊的、可辨識的吸收過程,一種合併新事物並使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過程,一種清理的過程,或者,像我過去常說的那樣,一種探索以達到新的靜止狀態的途徑。這個過程是週期性蕭條的本質,因此若按照我們的觀點,它可以被定義為經濟體制奮力走向新的均衡狀態,適應於由繁榮的干擾所改變了的境況(p. 285)。


作者認為,週期性蕭條會令貨流充實,生產成本減少,企業利潤最終成為其他階層增加的真實收入,「它完成了繁榮所許諾的東西」。不過作者也提到,蕭條期間也會造成恐慌、新企業取代舊企業有時存在困難、新企業對勞力需求終止、機械化、新組合勞動力邊際重要減少等,都帶來了失業問題。作者以這樣的論點作結︰

沒有一種療法能夠永久地阻止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工商企業、各個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價值和理想等等,將以整個社會的規模下沉,並最終消失。在一個存在私有財產和競爭的社會裏,這一過程是對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之不斷出世的必要補充,也是對所有社會階層其不斷增高之實際收入的必要補充。如果真的沒有週期性的景氣循環,那麼這個過程就會緩和一些。但是這個過程並不能整個地歸因於週期性的景氣循環,事實上這個過程倒是獨立於它的影響之外而完成的。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這些變化倒是比長期以來被所有的分析集中注意的經濟穩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廠商的興與衰,在它們特殊的變動方式中,較之在以固定速度進行反覆的自我繁衍過程的這種涵義上的靜態社會裏所觀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徵,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p. 308)。


當然,變化是否令生活更美好的問題,作者沒有討論。

2011年7月27日 星期三

道德情操論

本日要說的是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

作者認為,判斷他人情人是否合適的準則,在於設身處地想像︰

一種感情希望產生或通常產生的結果是善還是惡,決定了它所引起的行為是有益還是有害,也決定了人們應該對這種感情表示報答,還是加以懲罰。


……當我們……判斷任何感情與引起它們的原因是否相稱的時候,我們唯一可以利用的標準和規則就是它們和我們自己在相應情況下產生的感情是否一致,除此,別無他法。假如我們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發現自己處在相同情況下的感覺與對方的情感吻合一致,我們就會認為這感情同激起它們的客觀實際情況相符相稱,自然我們就對這些感情表示理解和贊同;反之,如何對方的感情相對於實際來說過分或不相稱,我們就不會對其表示贊成(p. 14)。


旁觀者對同自己交往的那些人的情感基本上是通過同情心的表達來體現的,如果他為他們遭遇的災難感到悲傷,為他們受到的傷害表示不平,為他們碰到的好運感到高興,在我們眼中,他必然是一個非常和藹可親的人。……反之,如果一個人冷酷無情,一心只想著自己,對別人的幸福或不幸全都無動於衷、漠不關心,這樣的人看來是多麼令人厭惡啊(p. 20)!


評價行為可以有兩種標準︰

我們會經常使用兩個標準來判斷一個行為是值得責備還是稱讚。第一個標準是從完全合宜與十全十美的希望這一角度來考慮的。以這個標準來看,總有些困難的情況永遠都沒有辦法達到完美合宜,因為人類的行為從來不曾也不可能達到完美合宜和盡善盡美。第二個標準就是以大部分人的行為通常能達到的程度作為標準,這實際上是考慮人們的行為盡善盡美的差距有多大,或者說,二者之間有多接近。如果人們的行為超過了這個標準,也許它同盡善盡美之間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都應該得到稱讚,因為它更接近盡善盡美;而無論甚麼行為,達不到這個一般的標準,毫無疑問,都應該受到責備(p. 22)。


談幸福︰

如果像我所認為的那樣,人類幸福的主要原因是意識到自己被人所愛,那麼實施上,命運的突然改變就對幸福基本上產生不了甚麼影響。最幸福的人是這樣的︰他一步一步地努力升到高貴的地位,他的每一步升遷都在社會公眾的預料之內,因此,高貴地位落到他的身上,不會使他自己產生過分的高興,並且這合乎情理且眾望所歸,人們也不會對他有甚麼嫉妒,那些被他忘記的人,也不會對他有甚麼猜忌(p. 41)。


優雅與庸俗︰

正是因為對他人的痛苦感覺遲鈍,在巨大痛苦之中的高尚行為才顯得那麼優雅合度。一個能經歷小災小難而保持愉快的人,總是舉止彬彬有度,讓人愉快。但是,他好像還能以這種態度忍受巨大災難。我們感到,平息困難處境中必然激動不已的劇烈情緒,需要作出極大的努力。我們驚訝地發現他能完全控制自己。他的堅定在此時和我們的冷漠完全相稱,因此他的行為也極為合宜(p. 48)。


與此相反,那個由於自己遭到某種不幸而悲傷沮喪的人,總是顯得有些庸俗和卑劣。我們不可能像他那樣對他的自我同情表示同情(如果我們處在他的境地,可能也會同他一樣)。我們為此看不起他,如果有不公正的感情的話,那麼,這就是,它或許是人性中固有的罷。動輒悲傷決不會讓人愉快,除非當它是我們對別人表示的同情,而不是我們自己對自己表示同情(p. 49)。


等級差別與社會秩序︰

等級差別是人們易於對富者、強者的激情能夠發生共鳴的社會基礎。人們順從和尊敬地位高的人,常常源於對他們的優越境遇的羨慕,而不是源於他們給予的善意的恩賜與感恩。……我們尊重他們的意願主要不是因為這種服從有實際的效果,而是因為它能更好地維護社會秩序(p. 52)


不知大人物是否意識到︰他們博得公眾愛戴的代價是否太低?或者他們是否想過,這種愛戴也得用汗水和鮮血才能換取?(p. 53)


仰慕或崇拜富人和大人物,蔑視或至少是怠慢窮人和小人物的這種心理,儘管我們需要用它建立和維持等級差別和社會秩序,但它也是道德情操敗壞的一個重要而又最普遍的原因。因財富和地位而得到的那種尊敬和欽佩常常應是智慧和美德才能引起的,而那種只對罪惡和愚蠢才適用的蔑視,卻常常極不應該地降臨到貧困和軟弱身上(p. 59)。


並不是所有美德都由人們的意願決定,正義就是這樣︰

有一種美德,對它的遵從並不由我們自己的意願而決定,它可以用壓力逼使人們遵守,誰違背它就會招致憤恨,從而受到懲罰。這種美德就是正義,違背它就是傷害;違背正義的行為肯定是出於一些讓人無法贊同的動機,它確確實實地給人們造成了傷害。因此,它是憤恨的適當對象,也是懲罰的適當對象,這種懲罰是憤恨的必然結果(p. 80)。


作者由正義的重要推論宗教的重要︰

我們認為,我們還是需要有善惡分明的神,今後他會為受到羞辱的寡婦和喪失父親的人復仇,在這個世界上,他們總是受到傷害而無人對施虐者加以懲罰。所以,在世上所有宗教和各種迷信中,都有著可怖的地獄和幸福的天堂,地獄是為懲罰邪惡者而提供的刑場,天堂是為報答正義者而準備的樂園(p. 93)。


只有宗教才能向他們展示一個比他們目前身處的世界更充滿光明、更富有人性和更為公平正義的世界的景象,在那個另外的世界裏,……他們的美德終將得到報答;而只有上述神聖法則,才能使作奸犯科者不再暗自得意,而感到膽戰心驚,才能對蒙受恥辱和欺侮的無辜者帶來唯一有效的安慰,還他們以清白(p. 126)。


關於自我評價︰

當我努力審視自己的行為時,當我認真對自己的行為作出判斷並對此表示稱讚或指責時,在所有這樣的場合,我就像把自己分成兩個人︰一個我是扮演和另一個我不同的角色,即審察者和評判者;另一個我則是接受審察和被評判的行為者。第一個我是旁觀者,當以那個特殊的觀點審視自己的行為時,有關自己行為的情感,盡力通過設身處地地設想來考慮它會如何在我們面前表現來理解。第二個我是行為者,準確地說是我自己,我將以旁觀者的身份對其行為作出某種論斷(pp. 117-118)。


論黨派︰

真實的、可尊敬的和公正的旁觀者,只能遠離而非處於敵對政黨殘暴激烈鬥爭的漩渦之中。可以說,對鬥爭的雙方來說,這樣一個旁觀者在世界上的幾乎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可能找到。他們甚至認為自己的所有偏見都是由於宇宙的偉大的最高審判者,並且常常認為神聖的神受到自己所有復仇的和毫不留情的激情的激勵。因此,在敗壞道德情感的所有破壞者中,黨派性和狂熱性總是最大的敗壞者(p. 160)。


本書也有提及那著名的「看不見的手」︰

在任何時候,土地產品供養的人數均接近於它所能供養的居民人數。面對大量的產品,富人只是能優先選用最珍貴和最滿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遠不及窮人多。儘管他們生來自私自利,貪得無厭,儘管他們只圖自己的便利,儘管他們僱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作的目的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婪的欲望,但是最終,他們還是同窮人一起分享他們一切的成果。生活必需品的分配,與土地產品的分配近似,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指引他們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並為不斷增加的人口供給生活資料(p. 194)。


只是很遺憾當代社會寧願將剩餘必需品銷毀掉以保持產品價格……

整本書其實主要是描寫四種美德的重要︰

關心自己的幸福,要求我們具有謹慎的美德;關心別人的幸福,要求我們具有正義和仁慈的美德。前一種美德約束我們以避免受到傷害;後一種美德敦促我們提升他人的幸福。他人的情感是甚麼、應該是甚麼、或者在一定的條件下會是甚麼,在不考慮上述這些問題的時候,那三種美德中第一種最開始是我們的利己心向我們提出要求,另外兩種美德是我們仁慈的感情向我們提出要求。然而,對別人情感的關心,會逼使所有這些美德付諸實踐並給予指導;而且一個人若在其整個一生中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堅定不移地仿傚謹慎、正義或合宜的仁慈這種思維方式,則其行為便主要是受這樣一種尊重的指導,這種尊重的對象是那個想像中的公正的旁觀者、自己心裏的偉大居住者和對自己行為做出判斷的那個偉大的法官和仲裁者的情感。


……雖然謹慎、正義和仁慈這些美德在不同的情況下可能是由兩種不同的原則幾乎向我們提出相同的要求,但是,自控的美德之所以產生,在大多數情況下向我們提出要求的主要並且幾乎完全是由一種原則——合宜感,對假想中的這個公正的旁觀者的情感的尊重。假設沒有這種原則所施加的約束力,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可能的話,每一種激情就會急速地暴發出來並以此為快(pp. 284-285)。


簡單點說,就是完美的謹慎、嚴格的正義、合理的仁慈加上最完善的自我控制,就能帶來最愉悅的結果那樣。

2011年7月19日 星期二

人民與國家

本日說的是《人民與國家》,作者是G. J. Stigler,芝加哥學派,本書是其論文集。

作者談及當時(1966年)的社會辯論︰

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的論爭,一直有點像和稀泥,完成沒有達到爭論的目的。……我認為這場爭論之所以失敗,雙方都應承擔過失,而我將試著把雙方的對峙歸納為幾個基本課題。由於我個人是道地的保守主義者,而且不保證能隨時做到公平的地步。因此,我必須事先敬告讀者,注意那些以單方面立場來敍述某一個論題的情形,儘管這種情形並不是有意的(p. 17)。


在現代社會中,個人隨時會面對新的問題。自由主義份子沒有權力假定人們無力處理這些問題,而保守主義者也沒有權利假定市場將會自動地保護廣大民眾。


……自由的維護,對需要幫助的群體給予人道支援,政府的能力,以及個人的能力,在每一個例子中我們都不難發現,參與辯論的人沒能進入主題。……知識份子們現在負有一項重責,就是要尋回討論的說服力和相互的尊重。


針對問題進行辯論,以及蒐集和分析我們所需的大量資訊,並不會消除對公共政策意見上的歧異;此後依然會有人不同意個人責任的比較角色和社會對於特殊個體的善意。……但是,有效的辯論至少可使我們看清楚問題癥結所在,從而引導政策朝進步的道路上走。我們需要有效的辯論!(p. 29)


經濟學家當然會討論誘因︰

我已說過,一般來說,改革家比較就事論事,採取行動時也比較單刀直入。如果他們想要改善住屋,他們就會要求政府蓋房子。如果想降低工廠的意外事件,他們就會通過法律,禁止使用沒有加裝安全設備的機器。如果希望幫助農夫獲得有利的價格,他們就會透過立法來制定最低的價格。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這樣的政策通常是不成功的。


改革家所忽略的有力武器,就是訴諸個人的自利心。如果我們能設計出一套誘因,來促使個人自動自發地朝改革目標努力,則我們可以確信改革必定成功(p. 52)。


在關於電力與證券管制的實證研究後,作者表示︰

管制通常是行業主動要求的結果,並且基本上是為了該行業的利益而設計和運作的(p. 145)。


任何產業(或職業)可能會向政府尋求政策支持,主要有四。


一個群體可能向政府尋求之最明顯的幫助是直接的金錢補助。


……產業通常所尋求的第二項重要公共資源,是限制對手之進入。


……第三種產業會向政府尋求助力的範圍,是對其替代品和互補產品發揮影響。


……第四種產業所尋求的公共政策與價格的訂定有關(pp. 147-149)。


對管制當局委員的描述︰

為了在延續的委員生涯當中——或者在往後相關的政治或產業工作中——追求個人效用的極大化,管制者必須避免和受管制的產業公開衝突。不管是要達成表面或實質上的管制目標,管制者都必須得到對方的合作。……管制者每以維持維持該產業的「穩定」和「責任感」為由,支持一些政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進入產業的管制(p. 194)。


管制團體與競爭︰

競爭,就像其他治療惡疾的方法一樣,長久以來人人都認為對於社會有好處——只要是加在別人身上。每個請得起發言人的產業都言之諤諤地強調其對此一原則的熱愛,以及為甚麼只有在它的市場內必須降低競爭,因為那是唯一不適合競爭的領域。


……管制團體在接受這種雙邊哲學時是相當忠誠的——事實上他們也該如此,因為它們存在的價值就繫於此(p. 218)。


最後作者自然而然講述個人努力與競爭的好處︰

個人傳統防衛的優越性——靠著本身的努力和市場競爭的力量——就在於它具有和政府管制完全不同的特徵。每一種傳統防衛都是隨時可以派上用場的——「私利」和「競爭」永遠不會過時,而且,對於每個人或小團體而言,也都唾手可得——每當需要改變政策或對新環境做調適時,我們毋庸再去煩心如何扭轉一個政府之龐大、昂貴,而又反應遲鈍的機構和體制這種問題。歸根究底,消費者真正需要提高警覺的對象,其實正是「管制」本身啊(p. 224)!


其實本書最有趣的是實證研究部分,不過引出來就太累贅了,有興趣請自己去看。

2011年7月14日 星期四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以下寫的是《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作者是丹尼爾‧貝爾。

首先是定義,作者表示後工業社會是社會的社會技術面向,其特點如下︰

就我的意思,後工業社會並不取代工業社會,就像工業社會並不廢除經濟中的農業部門一樣。……這些新的發展將舊的一層除去,覆蓋了新的一層而加厚了整個社會結構。為了指引讀者了解這本書的詳細論點,強調後工業社會某些新的面向,我想會有點用處︰


1. 理論性知識的首要性︰每個社會總是要基於某種知識而生存,只不過是現在有點改變,理論性知識的具體化和物質科學成為技術創作的基礎。……


2. 新智識技術的產生︰藉著基於電腦線性規劃,馬可夫的連銷猜想(按︰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ov_chain,現已應用於Google)等新的數學和經濟方法,我們可以利用模型、模擬和系統分析、決策理論等工具,來對經濟和工程問題提出更有效且合理的解決(假使它不是個社會問題的話)。


3. 知識階級的擴展︰在社會中成長最快速的團體是技術與專業階級…… 技術和專業將會是社會中最大的一個團體。


4. 在商品轉變到勞務︰……在工業社會的服務業指的是用來輔助商品生產運輸的公用事業和金融,以及個人的服務(美容院、餐廳服務生等)。但在後工業社會當中新服務業所指,基本上是對人的服務(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服務),以及專業和技術的服務(例如︰研究、評估、電腦和系統分析)。這類服務業…… 成為經濟成長的限制,以及持續通貨膨脹的原因。


5. 工作性質的改善︰在前工業的世界,生活就是和自然的競爭。……但在後工業的世界裏,基本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於是在工作和日常例行的經驗當中,自然和人造的事物被排除在外,而人們要學習如何生活在一起。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這是個空前絕後的新狀況。


6. 婦女的角色︰在工業部門的工作(例如工廠),大部分是男人的工作,婦女通常是被排除在外。而在後工業部門的工作(對人的服務業),卻為婦女提供了更大的工作機會。也可以說,婦女第一次在經濟獨立上有個堅實的基礎。……


7. 科學的蛻變︰……現在的科學已經變得和技術、軍事、社會技術和社會需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個後工業社會主要特色的這些新科學組織特徵,將會是自由研究和未來知識的最重要問題。


8. 工作地點成為政治單位︰……對後工業部門而言,社會分析的焦點可能是其工作地點……,一組垂直的等級關係將會是政治著力的最重要地點。……有四個職能的工作地點︰科學的、技術的(亦即工程學、經濟學、醫學等應用技術)、管理的和文化的工作地點;還有五個組織的地點︰經濟企業、政府官署、大學和研究團體、社會團體(如醫院和社會服務中心),以及軍事單位。我以為未來的主要利率衝突,將會發生在工作地點團體之間,而且這種對於其工作地點的強烈歸屬感,將阻止新專業團體在社會上組成一個堅實的階級。


9. 功績主義︰基本上,後工業社會是個技術社會,其中報酬較料以遺產或財產為基礎(雖然這些可以佔到財富或文化上的便宜),而較以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技藝為基礎。不可避免的,功績主義……的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規範問題。在這本書上,我試著界定功績主義的特質,並且支持公道的功績主義的觀點,或者是支持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強調以成就取得地位的觀念。


10. 匱乏的終結︰……清楚的是,匱乏總是困擾著我們。我指的並不只是資源稀少的問題(因為這還是個爭論點),而是在本質上,後工業社會帶來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人們所從未想到的一些新匱乏。社會主義論者和自由主義論者都談論商品的匱乏,但我所指出的,後工業社會將會有資訊和時間上的匱乏;而且不可避免的,分配的問題依舊冷酷的存在著,甚至於人們在配置其休閒時間上,日益成為一個經濟人。


11. 資訊經濟學︰……為了求得知識投資的最佳社會政策,我們必需採取合作的策略,使得社會在知識的傳播和使用上更能增加。有關於資訊的新問題,在後工業社會的政策和理論上,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帶來一個重大的挑戰(序,pp. 15-18)。


嗯…… 好像引完這幾頁就將全書重點寫完似的,如果用正文的內容再簡略點說︰

後工業社會概念是一個廣泛的概化。如果從五個面向,或五個組成要素來說明這個術語,它的意義就比較容易理解︰

1. 經濟層面︰從生產商品的經濟轉變為服務業經濟
2. 職業分佈︰專業與技術人員階級處於主導地位;
3. 軸心原則︰理論知識的首要性,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4. 未來的取向︰控制技術發展,對技術進行鑒定;
5. 政策構定︰一個新「智識技術」的產生(p. 15)。


而後工業社會的意義在於︰

1. 它強調科學的角色與認知價值為社會所需的基本結構;
2. 由於決策更具有技術性,這就使科學家和經濟學家更加直接地參與政治活動;
3. 它使現有的知識研究工作的官僚化傾向不斷加深,從而造成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的目的和價值發生一系列變化;
4. 由於技術知識分子的生成與發展,從而帶來了技術知識分子與文科知識分子的關係這樣一個重大問題(p. 54)。


作者提及學生運動與後工業社會的關係︰

一個重大的變遷帶來重大的反應。六十年代後期的學生的反抗,部分地反映了反對出現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抗爭文化的新力量。但從更大的範圍來說,那種學生造反是對於後工業社會不可避免地「從組織上管制」智識活動的一種反動,這種管制體現在對青年人尤其在年齡越來越小的人們身以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強使他們挑選好大學,選擇一個主要學科,為進入研究所操心,為將來的就業而著急地方看來來(p. 148)。


更有趣是作者以下的評述︰

大學裏即使有必修課,也並不是公司企業界的典型,而且即使學生意識的提升也很可能不是「受壓逼的」意識。大學是一個溫室,在這裏,學生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裏,特別在今天,學生幾乎不會因任何越軌行為而受到對待成人的那些制裁和賠償的懲罰。畢業以後,學生便進入一個不同且極為分化的社會,並且開始擔負起他們自己及其新家庭的責任。因此,不管激進主義最初的基礎如何,大學的一代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會變得更加保守(p. 187)。


後工業社會也令社會決策增加︰

後工業社會也是一個「公共」社會。在這裏,社會的單位是社區而不是個人;人們必須完成一種社會決策而不只是個人決策的總和,即使能讓個人決策匯集到一起,其結果將會是個夢魘,例如私人小汽車造成公共交通的擁擠。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較之對物的管理更加困難。參與成了社區的一個條件;然而當許多不同團體都要求太多的不同事物,而又不準備進行協商或交易的話,那就會出現衝突和僵局的後果。而又不是政治上的一致,就是政治上的困境。


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社會生活變得更為困難,因為政治要求和社會權利增加了,社會變革的速度和不斷變遷的文化風尚使舊事物不知所措,同時,未來的方向也侵蝕著傳統的指引和過去的道德。資訊成為主要的資源,在各組織內部成為權力的源泉。專業化成為地位的標準;但是,由於要求擴大權利和更多地參與社會生活產生了民粹主義思想,造成了專業化和民粹思想的衝突。如果說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在工廠裏的鬥爭是工業社會的標記,那麼,專業人員和民眾之間在組織內和社會內的衝突,便是後工業社會中衝突的標記(pp. 157-158)。


雖然後工業社會需要許多必要的改革,但作者指出有幾個限制這些變革的因素。首先是生產力限制,因為服務業的生產力成長速度不及商品生產力;其次是通貨膨脹,令政府無力支付日益增加的需求與開支,而增加稅收不受民眾歡迎;第三種限制是前述的「公共」社會需求各異,無法決定應該先做甚麼。

關於高等教育擴張︰

這種群眾性本身就失去了它的特點,高等教育的概念本身也失去了它的精英性質。到那時,最為重要的是知識社會本身的內部分別。像現在這樣,社會的教育制度劃分為社區大學、公立大學和較小的私立大學的情況,實際上使得精英、特權分子和受過教育的一般大眾這三個分野保持下來並永遠存在,也強化了「科學城」本身結構內部的階級分野(p. 298)。


大學的角色︰

我認為,大學日益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機構。過去二十年中,大學(提到「大學」,我想的就是指精英團體)已經承擔了許多擴大了的職能︰例如在基礎研究方面,作為一種服務性機構方面,並在擴大普通教育方面。……其中的新東西是規模的巨大變化。今天,在基礎研究領域從事研究工作的大多數科學家都在大學裏;大學成了政府和公共組織所需要的專門知識人才的來源;甚至大多數批評家和作家今天也都在大學就業。大學已經成為統治團體文化的中心。……然而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由於缺乏任何有組織的學術體制,政府把大量任務強制大學裏接受,不問其是否願意,而這些任務在其他國家是在大學系統之外完成的。戰後社會的一個重要層面,不是教育制度傳統地依附於政制,而是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地出現一個代表政府、科學和大學交相溶合的科學行政綜合體(pp. 302-303)。


科學與政治的關係︰

後工業社會將比以往涉及更多的政治,因為選擇成了有意識的選擇,決策中心更容易為人們所看到。市場社會的本質是把責任分散,使「生產」決策由分散的消費者的多種多樣需求指導。但是,把資金分配給這一個科學項目而不分給另一個項目的決定,卻是由一個政治中心而不是一種市場決策作出的。由於政治是利益與價值觀的綜合,而兩者又往往是不同的。所以,在後工業社會裏,衝突和緊張程度的加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知識和技術已成為社會的主要資源,那麼,某些政治決策是不可避免的。由於知識機構對公共資源提出了要求,那麼大眾對這些機構提出某種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pp. 323-324)。


後工業社會的公司︰

現代社會愈來愈大的問題是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 產生愈來愈大的偏離。但是就這樣的認識,還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成本的嚴格概念以及投資成益…… 在今天是否適當。換句話說,有關「成就」的舊定義或許太狹隘了。於是出現的問題就不僅是某個公司的「社會責任」問題,而是社會組織更大格局和社會目標的「正確性」的問題了。就公司已成為現存格局的組成機構而言,它就成為新探索的出發點(p. 333)。


當人們使用公司「社會責任」一詞時,並不是玩弄詞藻(雖然許多公司負責人是這樣的),也並非想到高尚的義務(更少的公司負責人會這樣想),也不是認為某種帶有顛覆性的主義已經潛入社會(某些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曾經這樣提出過),而只不過是接受了人類感情這一基本的社會心理事實。如果人們不把忠誠和認同看作是簡單的金錢交易,不把就業僅僅看作是幹活掙錢的一種有限的關係,那麼公司就是一個對其成員承擔社會義務的集體;公司也是一個向顧客的經濟世界競相提供價格低廉商品的經濟化工具(p. 351)。


作者列舉了一些公司可能要權衡的義務,包括對職業的滿足感、少數團體的就業問題、相對工資、對社區所負的責任、對環境所負的責任與面對道德問題。若是這樣,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的定義︰
作為一個企業機構,「公司」就是管理部門和董事會,它們作為受托人為整個企業成員工作——不僅僅為股東,也為工人和顧客——並要適當考慮整個社會的利益。但是如果接受了這一觀點,就會產生一個重大的邏輯推論——即構成該公司全體成員都應當在公司權力機構中有發言權。如果沒有這個,就沒有對管理部門的有效制衡力量。更重要的是,沒有這種發言權,就會使管理權的「合法性」產生嚴重的問題(p. 360)。

對於評估社會成本,作者提出社會需要一套有效的會計系統︰

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社會會計系統,它將擴大我們的成本和效益概念並把經濟會計置於比較廣泛的結構之中。最終目的是制定一個有利於說明政策選擇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要社會會計系統做甚麼用呢?「會計」一詞在這裏也許並不恰當。社會學家很少能確立完全始終如一的幾組關係。即使在複雜的社會分析能夠確立這種關係,也難以用可計的詞語來作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開始設法建立一種理性的概念架構。


社會會計系統要從一系列的社會指標開始,這些指標使我們要廣泛而均衡地計算我們所知道的經濟進步的意義。創立社會會計系統的努力,可以推動我們從四個方面衡量我們社會中利用人力資源的情況︰一、衡量社會成本和發明創造的淨收益;二、衡量社會弊病(例如犯罪、家庭分裂);三、在內容明確的社會需要領域內(例如住宅、教育)制定「活動預算」;四、確定經濟機會和社會地位升遷的指標(p. 398)。


後工業社會由誰來統治︰

在後工業社會中,生產和企業決策隸屬於、或者將產生於其他的社會力量;與經濟成長及其平衡有關的關鍵性決策將由政府作出,但它們的基礎則是由政府主持的研究與發展、成本效能和成本效益分析;鑑於決策及其結果之間的複雜關聯性質,制定決策的技術性將不斷增加。人才開發及擴大教育與智識機構,將成為社會優先考慮的問題;不僅最好的天資,而且最終還有全部聲望與地位都將以知識界和科學界為基礎(p. 417)。


後工業社會製造了新的匱乏,這包括資訊的成本,因為蒐集資訊的成本上升、技術性資訊增加、傳播資訊需要媒介及人們可能吸收的資訊有限;還有協調的成本,當中需要參與、互動、交流機會、大型社會計劃與管制的協調;時間的成本,維修消費品的時間、消費本身耗用的時間、將閒暇變得「高收益」的需要等。

作者也略述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我認為,……社會結構(經濟、技術和職業體系)和文化(象徵性的意義)之間的分離日益擴大,雙方由不同的軸心原則所支配。社會結構根植於功能理性與效率,文化則根植於完成自我的過程中認可主張廢棄道德的舉動。


雙方動力的泉源是相當不同的。社會結構的「生活方式」是由計算原理、工作與時間的理性化、以及直線進展所形成的。這一切基本上來自努力靠技術來控制大自然,努力用全新的生活節奏來取代受制於季節規律性和土地報酬遞減律的生活節奏。技術熟練反過來和一種特性的結構相溶合,這種結構同意延遲享受的思想、強制獻身於工作的思想、勤儉和節制的思想,而這些是侍奉上帝的一種道德而顯得神聖不可侵犯,並藉著是種高尚可敬的觀念來證明自身的價值。在這個過程上,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整體,在其中,文化、性格結構和經濟充滿單一的價值系統。這是位於最高峰的資本主義文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都被資本主義自己所破壞了。藉著大規模的生產和大規模的消費,它熱情地鼓勵了享樂主義生活方式而破壞了新教倫理。等到二十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不是設法以工作或財產而是以物質佔有的地位標誌和鼓勵享樂來證明自身的價值。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和道德的鬆弛成了個人自由含義本身的目的。


其結果是社會結構本身內部的分裂。在生產與工作的組織中,這種體系要求有遠見的行為、勤奮與自制、獻身於事業和成功。在消費領域,它促使了及時行樂的態度、揮霍浪費和炫耀、以及尋歡作樂。但是,在這兩個領域裏,體系是完全世俗的,因為任何超自然的道德業已消失(pp. 586-587)。


這問題在作者另一本專著《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會有更詳盡討論,那麼改天借來看就好。

2011年6月11日 星期六

現代社會理論

談談見田宗介的《現代社會理論》。

作者認為現代社會的資本主義重心,除了勞動,還有消費︰

一般資本主義體系得以存立的前提,是「勞動的自由形式」。而作為消費社會的資本主義體系得以存立的前提,則是在「這一勞動的自由形式」之外,再加上「欲望的自由形式」。


或者說,保證了一般資本主義體系運動之活力機制的空間,是「勞動的抽象化形式」。而同樣,保證了消費社會的資本主義體系運動之活力機制的空間,則是在「這一勞動的抽象化形式」之外,再加上「欲望的抽象化形式」(p. 26)。


消費社會的資本主義體系存立前提的「欲望的抽象化形式」,是通過「在雙重意義上自由的」欲望主體的形成而得以實現的。


第一,是將欲望主體從傳統共同體及其層積所帶來的限定性和固定性中解放出來。第二,是將之從與滿足手段的直接結合中分離出來,即將之從那種由其同體所保證的,或者更加原初更加直接地由自然所賦予的各種滿足手段中分離出來,從而創造大量的欲望主體。這樣的欲望主體也只有通過市場關係(即在消費市場中,購買作為對象的商品)這一通路,才能夠去滿足自己(pp. 27-28)。


作者認為這種「訊息化、消費化」的社會才是「最初的純粹資本主義」,因為市場需求從自然需要與共同體文化欲望中解脫出來,市場創造自己的需求那樣。

雖然作者不否認「訊息化、消費化」社會帶來快樂與魅力的經驗,但這樣的社會有其「極限」問題,包括對自然之損害與地理不平衡發展的外部問題,以及無限欲望與有限經驗矛盾,自我統一困難的內部問題。本書談的主要是外部問題,例如談到農藥使用︰

利用天敵的自然防治法…… 一旦實施一次以後,其防治效果會與日俱增,並(通過天敵的生命力)「能達到持續長久的防治效果」。相比之下,使用化學藥品的方法,一旦使用之後「就必須無限地使用下去」,必須花費資金年年噴撒,否則就會失去其效果。……讓過去的東西無效是一種「自動性衰亡」的現代傾向,熱衷於這種傾向的人們選擇了農藥。……體系通過「為了消費的消費」而達到其自身繁榮的基本邏輯。從「必要性」這一觀點來看,農藥有其缺點,但如果從脫離了必要性的「有效需求」這一視角來看,這一缺點本身就是一個「優點」,成為了「永無止境向前進」的運動的加速力(pp. 45-46)。


而「訊息化、消費化」社會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體系也是一種幻想,因為地球有其界限︰

通常所說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的體系只是一個無限幻想的形式。實際上,它是「大量開採、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這樣一種被加以限制的體系。


也就是說,這一體系在它的生產的最初起點和消費的最終末端,都必須依存於地球這顆行星及大氣層中「自然」資源與環境的條件,只能在這種條件所容許的範圍內存在並成立(pp. 62-63)。


大量消費社會……將「大量開採」和「大量廢棄」這兩端轉嫁了給其外部的諸社會和諸地域,以這種方式得以存在下去。而支撐著大量消費社會內部的人們的日常意識,並支撐著以此為依據的理論上的「無限幻想」的,則是一種將其起點與終點的真實轉移到看不見的遠方世界的間接化的構造(pp. 66-67)。


這就是作者說的「南北問題」,或者確切點說,不同地域中的不平等問題。這可以是「豐裕社會」將其他地方的能源、糧食與土地佔據;可以是消費社會製造污染,卻影響全球;也可以是更露骨地將消費產生的「廢棄物」轉移給其他地方、以「雙重標準」方式生產其他國家的產品等。正如在別處提過︰

想想那些被禁止生產「自己食用的糧食」的多米尼加的農民,他們只有靠在市場上購買食物才能生存,因而他們也就必須去給甚麼地方的大量消費市場,生產商品作物以換取金錢,他們的「所得」也就不得不增加。即使他們從這樣的市場上得到的只是比以前還要粗陋的食物,但從統計上看,他們的所得卻是增加了(p. 97)。


這就是貧困中「雙重的剝奪」,貧困階層首先被禁止自己生產滿足自己,不得不在消費市場裏滿足自己,而且他們的購買力不足以維持生活水準,因此在兩種剝奪之下變得貧困。

作者也指出「豐裕社會」中的貧困不是所謂「相對貧困」,而是「絕對貧困」︰

這還不是鄰居間的相互比較或一般所說的不平等的問題,而是不能滿足生活的絕對需要的問題。


雖然沒有電話人也能生活,但在90年代的東京,沒有電話的家庭就會脫離義務教育中公立學校的「連絡網」(成為要靠「特別措施」來加以「救濟」的存在)。而參加不了義務教育又意味著甚麼呢?……這樣的人在他們所處的社會中無法過上「普通的生活」。


這已不是「羨慕」(別人)或「顯示」(自己)這一類的心理問題,而是這種社會體系強加給人們的客觀性,是社會結構所定義的「必要」的新的水平的絕對性。


……現代的訊息消費社會的體系,強制其社會成員依存於日益高度商品化的物資供給與社會服務,並將此作為這個社會中「正常」成員的條件。通過這一途徑,它在原初的必需的多重間接化的滿足方式上,給「必需」設定了一個又一個不斷更新下去的新的水準,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並同樣是切實的貧困(pp. 100-102)。


至於作者的未來方案,則似乎十分模糊,大概就是讓消費回到為了「單純的至福」的手段,讓訊息成為超越物質主義的工具,人們就能得到自由那樣︰

「消費社會」的思想與系統有其正確性的根據,但只有使人們從那種生產自我目的化的瘋狂中獲得自由,它才能獲得其正確性的根據。而只要把(按︰consumation,與consommation相對,也就是支出與破壞之別…… 不是很懂)這一概念加以徹底化,我們就可以得到這種自由,就可以超越各種各樣的效用與手段主義的思考而走向其彼岸。


「訊息化社會」的思想和體系也有其正確性的根據,但只有使我們從那種依存於物質性消費的價值和幸福觀中獲得自由,它才能獲得其正確性的根據。而只要把(按︰也就是包括認識訊息、設計訊息和美的訊息)這一概念加以徹底化,我們也就可以得到自由,就可以超越各種各樣的物質主義的幸福而走向其彼岸(pp. 154-155)。

2011年5月28日 星期六

知識社會學

本日說的是Berger與Luckmann的《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也就是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的中譯本。

首先是知識社會學的關注點︰

我們認為知識社會學是關注社會中成為「知識」的事物,而不論這種「知識」是否有其終極的妥當性。因為人類所有的「知識」都是在社會情境中發展、傳遞和維持的;知識社會學就是要致力理解這些為常人視為當然之「現實」的過程。換句話說,知識社會學是對「現實」的社會建構過程的分析(p. 9)。


在此過程中,常識扮演重要的角色︰

無論是從科學、哲學,乃或神話的系統來為現實作理論建構,都無法窮盡社會中視為「真實」的事物。正因如此,知識社會學必須先把人們在生活中「所知」的當作「事實」處理。易言之,常識性的「知識」比「觀念」,更適合成為知識社會學研究的主題。更細緻地說,這種「知識」網羅了各種意義;無此,社會根本不能存在(p. 24)。


日常生活的現實︰

我所理解的日常生活,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現實。因為它在我能理解之前便已安排有序,並將自身強置在我面前。所以,日常生活的現實是已然客觀化的;這也就是說,它是一套在我能理解前即已派定為客體的對象所組成(p. 36)。


例子包括言語、他人的存在、與人互動與知識。當日常行動重複、定型,就成為制度,一種人為的客觀現實︰

在經驗上,制度是一個客觀的現實。它是個人出生前即已存在,而當人死後仍持續下去,這種歷史之自身就是現存各制度的傳統,具有高度的客觀性。相對而言,個人的一生只是客觀的歷史和社會中的插曲。故而,制度之歷史與客觀的事實性是不可否認的。無論個人是否喜歡,制度是外在於個人,並且持續存於現實中。因此,個人無法隨意地拒斥制度,但制度卻可抗拒個人的改變與規避(p. 76)。


我們須謹記,制度的客觀性無論如何巨大,仍是人為的產物。此外所說的客觀化,正是人類活動外在化的過程。換言之,制度之有客觀性,是因人類活動已客觀化的結果;而且,也只有在人類所經驗的社會中方具所謂客觀性(p. 77)。


制度之延續,則有賴於合法化︰

當制度秩序中的客觀化事物要薪火相傳時,合法化的問題便產生了。介此,正如我們所指出的,制度的自明性質並不能由個人的回憶和習慣化所維持,是以歷史和個人的歷驗間的一致性被打破了。由是為謀恢復,必須給制度傳統中各種隱默因素一個「解釋」和理由。而合法化正是這「解釋」的過程。


合法化藉著客觀意義在認知上的妥當性來「解釋」制度秩序,並透過規範的嚴峻而辨明制度秩序實際的強制之處。所以,合法化是具有認知和規範的成份。易言之,合法化不只是一些「價值」的事物,也意涵一種「知識」(pp. 109-110)。


作者指出四方面的合法化過程︰辭彙、實用理論、純理論與象徵性共同體。

就個人而言,社會要成為主觀的實體,則在於社會化︰

社會化可界定為︰將個人持續且廣泛地導入社會的客觀世界之過程。是以,初級社會化是個人在孩童時期成為社會一員的第一步。而次級社會化則是將已社會化的個人,導引入社會中各種新的部門的過程(p. 149)。


至於本書的要點,那就是「社會實體與個人存在間之辯證關係」,不是傾向其中一面,而是動態的交集。

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

生活的經濟學

本日談的是貝克夫婦的《生活的經濟學》,以經濟觀點解釋生活那樣。

談到民營化,作者似乎傾向支持︰

公營企業的決策方式,大致上都被認為是遲緩而欠缺效率的。


......公營企業在用人和訂價策略上,也會因為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受到很大的影響。例如,公營企業主管的薪資所得,通常都遠低於民營企業的水準,因為如果他們支領的薪資過高,可能會被指責支領不當薪資而承受到政治壓力。


......另外,公營企業不能任意辭退員工,而且在工會的要求下,他們對員工的加薪幅度也很大。再者,公營企業往往也容易屈服於消費者的壓力之下,而將產品售價降低。


......政府可以進一步推動民營化,也應該做得到。公營企業顯然比較沒有效率,也比較沒有彈性,因為他們無法將政治因素排除於經濟決策之外(pp. 36-37)。


作者認為︰

只要政府有權影響企業的經營環境,那麼貪污問題就會再度出現。......要降低企業以不當手段來影響政府決策,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發揮長期的效果,那就是削弱政商之間的關係(p. 210)。


作者對自由市場的看法︰

以個人行為及市場競爭為基礎的經濟制度,要比政府管東管西的制度來得有效率。不過,長期來講,自由市場體系可以讓人民養成獨立以及主動積極的行為原則,而這部分的影響可能更為重要(p. 98)。


在市場經濟制度裏,商品價格、勞工薪資和公司利潤等,都是根據市場競爭來決定的。消費者、勞工以及資方,都是透過市場競爭來決定如何分配他們的消費額度、勞力,以及資金,以便產生最大的價值(pp. 257-258)。


這種說法至少要有兩個前提才能成立,一是個人能充分掌握資訊,並具足夠判斷力作理性決定,二是市場的各參與者對市場之影響力差別不大,為充分競爭提供空間,而不致於出現寡頭壟斷甚至獨佔。

關於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大漲或大跌,通常和經濟基本面的關係不大,往往是由一些較小的事件引起的,例如某個併購計劃在甚麼時候宣告流產等。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投資人的一種群體本能。換句話說,投資人在作決定之前,會先判斷別人會怎麼做,然後根據這個判斷來決定自己要採取甚麼行動(p. 323)。


股價在最近兩個月(按︰1987年)總共下跌了25%,股票總市值幾乎損失一兆美元。這當然是一筆巨大的數字,但對一般人的資產來說,實際的損失並不大,因為多數人的資產是和技術及訓練結合在一起的,這些才是創造目前以及未來財富的工具(p. 327)。


作者提到以經濟理論來分析政策的要旨是︰

個人及組織的行為,是根據動機及誘因來決定的。例如,在商品價格較高,或服務成本提高的時候,一般家庭就會樽節開支;相對的,在商品價格上升之際,廠商便會增加生產。動機及誘因會影響行為,這是不變的事實,而且由常理就能看得出來。可惜的是,當人們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總是會將常理這回事拋諸腦後(p. 355)。


的確,誘因是人類行為的要素,因此說公共政策原意很好,但不談誘因,仍然是不足的。但在討論問題時,還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對於複雜的問題,有時候並不容易分辨清楚哪些說詞是真實的。不過,有兩個可以用常識來判斷的方法,倒是可以讓人把問題看得更清楚。第一個,就是看看提出這些說詞的人,會不會因為故意誇大問題的嚴重性而得到好處。第二個,就是看看這些說詞有沒有事實根據。有時候只要稍微查證一下,就知道有些說詞是沒有甚麼根據的(pp. 176-177)。

2011年5月16日 星期一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大衛哈維的《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若干個月前說要看看這作者的書籍,結果也拖了這麼久。

還是隨便地引幾段,新自由主義與國家︰
墨西哥的案例呈現的是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一項關鍵差異︰在前一種狀況,債權人承擔源於不良投資決策的損失,在後面一種情況下,債務人被國家和國際勢力強逼接受償付債務的成本,而不論這對當地人民生計和福祉有何後果。如果這要求將資產以超低價格轉讓給外國公司,那就這麼辦(p. 14)。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基本使命,是要創造「優良的企業環境」,因此要替資本累積最佳條件,而不論這對就業或社會福利造成的後果(p. 20)。

新自由主義並未令國家或國家的特定機構(例如法院)變得無關緊要,像近幾年右翼和左派許多評論者所主張的那樣。然而,國家機構及其作為,有了徹底的重新構造(尤其是強制和同意的均衡、資本力量與群眾運動的均衡,以及行政及司法權力和議會民主權力這兩方面的均衡)(p. 24)。

新自由主義的「成就」︰
在甚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轉向解決了資本累積欲振乏力的問題?它在刺激經濟成長的實際成績,可說是令人沮喪。......那麼,為甚麼有這麼多人被說服相信,新自由主義是「唯一出路」,並且已經非常成功呢?原因有二。首先,地理不均發展日趨反覆無常,使得某些特定疆域以其他地方為代價,產生了驚人的進展(至少是暫時性的)。......其次,在上層階級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確是大舉成功。它不是復辟了統治菁英的階級力量,就是替資本家階級形構創造了條件(p. 36)。

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繫於不斷進行奪取式累積,當中包括四個主要元素︰私有化、金融化、危機管理與操控以及國家重分配。

說到非政府機構(NGO)︰
NGO不是民主機構。它們傾向菁英主義,不擔負責任,並且就定義來說,也遠離那些它們要保護或幫助的人,而不論它們立意多麼良善。它們通常隱藏了議程,偏好與國家及階級勢力協商或施加影響。它們通常會控制它們的委託人,而不是代表他們。他們宣稱且假定要替那些無法自行發聲的人說話,甚至界定了那些他們所代言者的利益(宛如人們自己辦不到這一點),但它們的正當性,總是令人懷疑(pp. 46-47)。

新自由主義下的群眾運動︰
新自由主義越是被視為失敗的烏托邦計劃,掩飾了階級力量復辟的成功計劃,它就越會替群眾運動的崛起奠下基礎,後者呼籲平等主義的政治要求,追求經濟、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安全。

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論述的興起,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了機會。......對於做為塑造我們生活之主導過程的無盡資本累積的批判,導向了針對內含在那個過程中的特殊權利——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的批判,反之亦然。因此,提議一套不同的權利,就連帶承擔了說明這些權利可以內蘊地鑲嵌其中主導性社會過程的義務(p. 62)。

資本主義與生活︰
目前在工作場所,以及生產—消費過程中發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資本循環和積累。幾乎我們現在吃喝穿戴,收聽、觀看和學習的每件東西,都以商品形式來到我們面前,而且由分工、產品利基的追求,以及體現資本主義信條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唯有當日常生活已經完全朝資本循環開放,以及政治主體的願景,幾乎完全受制於鑲嵌在這種循環的狀況,資本主義的運作方能以情感性的意義及正當性做支撐。在這種情勢下,身體變成了「積累的策略」,而且我們全都得在這種條件的符號底下過活(p. 77)。

之後作者提到了資本累積內三種社會過程︰奪取式累積/貶值、空間與時間中的資本累積及社會鬥爭的政治,詳情還是不說了。

至於作者的空間概念,乾脆將p. 138的圖表貼出來似乎較方便︰



作者說,各空間要保持辯證的張力,應該自由橫越各空間來分析那樣。

2011年5月11日 星期三

文化與社會

本日說《文化與社會》,是一本編選集,所以每篇引一兩段就好了吧。

狄爾泰「人文研究」︰

要想了解自己,只有透過完全的理解活動來達成;但想要了解自己和他人,只有將我們經驗的種種,轉化為表達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方式來完成。因此只有當我們把經驗、理解、表達這三者結合在一起,「人」才有可能成為人文研究的主題;而這三者互相連繫的特質,也就是人文研究的獨特之處。也只有當我們採用結合了經驗、表達和理解三者的研究方法,去探究某個主題時,我們的研究才稱得上是人文研究(p. 46)。


帕森斯與席爾斯「價值觀與社會體系」︰

這個共同的文化/符號體系在某些層面上,便摺行動者樹立了規範的意義。有了這個標準值之後,如果自我希望被他者理解(即自我想得到本身所預設之他者的回應),就必須遵從這個規範傳統。這套其同的文化符號便成為一個媒介,這個媒介塑造了自我和他者的行為模式,由此才衍生出(定義出)他者在面對自我的行動時所作的適切回應。上述過程構築了一個穩定的相互期望系統的條件;在此系統中,自我和他者不僅應該相互交流,而且必須恰如其分的交流互動。


如此遵循著適切互動的傾向,其實正是為了服膺一套標準模式。這個標準模式就是文化——文化不僅是一套溝通符號,而更是一套行為準則。經由互動,自我和他者的行為動機便和標準模式融為一體。在建構行動體系之際,價值觀取向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文化成分(p. 56)。


葛蘭西「文化與意識形態霸權」︰

只有在知識份子與俗民大眾之間存在著理應於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的統合時,——也就是說,只有在知識份子一直是屬於群眾的有機知識份子,以及只有在他們能夠縝密思考、連貫組織群眾在實踐運動中所引發的原則和問題,從而形成一個文化與社會集團時——我們才能擁有文化上的穩定與思想上的有機特質。......只有靠接觸俗民大眾,哲學才能有「歷史感」,並且滌清個人的知識份子氣味對哲學所帶來的污染,讓哲學「活起來」(pp. 70-71)。


索緒爾「符號與語言」︰

語言符號所結合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觀念和聲音意象。後者不是物質性的聲音或純粹物理意象,而是那聲音在心理上所留下的印記,在我們感官上所留下的印象。聲音意象是感官的,而且如果說聲音是「物質性」,也是相對於「概念」這一較為抽象的用語而言。


我們觀察自己的話語時,聲音意象的心理特徵變得明顯。我們不必張嘴動舌便能跟自己說話,或在腦海裏吟讀詩文。


......語言符號因此是一個雙面的心理實體...... 觀念/意象(pp. 77-78)


莫頓「科學之規範結構」︰

所謂「科學精神」,乃是一連串具有感情成分、限制科學研究者研究取向的價值觀與規範。展現這些規範的形式包括「指示」、「處罰」、「偏好」以及「認可」。它們都是透過一些體制化的價值觀而取得正當性。這些規定由法則和典範加以傳遞,並且以制裁的方式加以強化,使得科學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能將之內化,因而形塑出他的「科學良知」,或者,用近來大家所偏好的詞彙來說,他的「超我」(p. 91)。


有四組體制上的成規構成了現代科學的精神;包括︰普遍主義、共產主義、無私性以及組織化的懷疑論(p. 92)。


李塞特「價值體系與民主制度」︰

如果我們要比較各國價值體系,首先必須能將各國價值體系加以區別及分類。......本文所運用的模式變數主要涵蓋三類價值區分,分別是——「成就」與「命定」的區別;「普遍性」與「獨特性」的區別;以及「明確」與「模糊」的區別。一般社會價值體系評定個體表現並加以定位時,主要運用兩種評定方式;一種是強調個體的卓越能力與成就,另一種則突顯遺傳或其他先天特質...... 此即成就/命定所代表的不同著眼點。第二類區分模式中,「普遍性」是強調所有的社會分子應該依據相同的標準得到相同的待遇......而「獨特性」的著眼點在於突顯個體之獨特性,依不同特質及不同身分,給予不同的待遇。第三類區分模式亦是著眼於如何看待個體;「明確」的概念強調依照個體在社會中佔有的特定位置加以對待,而非籠統地將其視為具有群性的社會成員(p. 103)。


巴特「摔角的世界」︰

摔角不是運動,是景觀...... 真正的摔角,也就是被誤稱為業餘摔角的那一種,是在二流的室內場地表演的,那裏的觀眾自然而然融入嘆為觀止的比賽現象,有如城郊電影院的觀眾;而且這一批人滿腔憤慨,因為摔角是一種預先套招的運動...... 觀眾根本沒興趣知道比賽是否有暗盤——這樣是對的;他們沈浸在這一場景觀最主要的旨趣,亦即棄絕所有動機與後果︰重要的不是他們想到甚麼,而是他們看到甚麼(p. 119)。


沙林斯「食物作為象徵符碼」︰

使某個物件變得對某些種類的人而言有用處,這種社會意義在該物件的物質特性中並非顯而易見的,就如同它在交換過程中可以被賦予的價值也是看不見的。「使用價值」比起「交換價值」而言並非比較不具象徵性,或比較不能武斷認定。因為「有用性」並不是該物件的性質,而是該物件性質的「意義」。......人類社會中沒有一樣物件、一件事情,是具有本質意義或能夠流動的,所有的意義都是人類賦予的(p. 130)。


高夫曼「框框外的活動」︰

假設你要觀察一連串的活動——這些活動具有依照特殊規則而編排訂定的固定框架,並且是所有經過認可的參與者的主要注意力的共同集中點;然而,當這樣的活動正在發生的同地、同時,似乎無可避免的,其他模式或線路的活動(包括狹義的溝通活動),也同時發生著。當人們著手處理(如果真的有人去處理)這類與「官方/主要活動」相異的次要活動時,往往會把他們和官方/主要活動分開來看。換句話說,活動的參與者所遵循的「活動進行路線」——或稱為「故事發展線」——事實上橫跨了許多被認定是「框框外的活動」的事件;而這些框框外的活動之所以淪落到次等地位,其實完全是官方/主要活動所主導的特殊規則規範的結果(pp. 144-145)。


吉爾茲「巴里島鬥雞賽之為戲劇活動」︰

在鬥雞賽裏,社會地位當然只是象徵性地受到比賽成敗的影響...... 鬥雞主人受到的影響,都只是暫時性的認可或暫時性的侮辱而已。但是對巴里島人來講,再也沒有任何事物比間接的冒犯更令人竊喜;同理,再也沒有任何事物比間接的冒犯更令人痛苦——特別是當雙方都認識的人都在場看得一清二楚的時候,一齣眾目睽睽的鑑定賽,真是夠「深層」的了(p. 164)。


透納「過渡儀式與社群」︰

在過渡儀式裏,人們自社會結構解放、進入社群,經由社群經驗重新攝取活力,再返回社會。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這種辯證關係,任何社會均無法適當運作。過度彰顯社會結構,很可能導致社群滋生病態,游走「法律」之外或對抗法律。反之,過度彰顯社群,就像某些宗教或政治活動;可能接踵而來的便是獨裁、過度官僚作風,或其他形式的結構性僵化體制(p. 185)。


道格拉斯「污染象徵秩序」︰

仔細分析我們對污穢的想法,如果能撇開其中病原論與衛生學的成分,所見的便是一個對污穢的古老看法,認為它是脫序的事物。這個研究方向非常有啟發性。它隱含兩個條件︰一方面有一套符合規範的關係;同時有違反此關係的種種可能。這麼看來,污穢絕非獨立偶發的事件;有污穢必有體系。我們可以說污穢是系統分類下的副產品,因為秩序管理的過程都不免要摒除不合宜的成分(pp. 186-187)。


史密斯-羅森伯格「維多利亞時期純潔觀裏性的象徵意義」︰

如果身體是符號,那麼企圖控制身體功能、制定法規及違紀處分的種種決心也就代表了想要控制或維護社會某些特定族群的慾望。假如身體被看成脆弱無力、容易受到無法掌握的力量殘害,那麼很有可能是這個社會或社會族群本身懼怕改變,這些改變被當做無法控制的洪水猛獸(p. 200)。


湯普森「互助共生的儀式」︰

教會的凝聚力日漸低落絕不是代表勞動階級的自尊、自重及自律的敗壞。相反地,因為擁有一個工業與政治組織的大傳統,曼徹斯特以及紐加塞爾在人民憲章的年代,就是以懂得節制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著稱。......在距離軍隊經常只有咫尺之遙的時候,他們通常只是擦肩而過,盡量避免任何滋事、挑釁的行為發生。「我們的群眾很有教養」,其中一個指揮回憶道,「我們需要的並不是暴動,而是革命」(pp. 227-228)。


威利斯「男子氣概與工廠勞動的關係」︰

說起來似乎匪夷所思,在槁木死灰的工作經驗當中,工人卻交織出一個生力十足的文化,而且這絕對不只是因為受挫而有的反射動作。這個文化絕不是經過機器剝削的殘渣,而是將經驗給予正面性的轉變,是工人對於在意象、工藝、事物等方面能分享共同價值的喜悅。正基於此,工人階級的工作文化絕對不只是介於人類與逆境之間的泡綿軟墊、橡膠隔膜。它是基於本身權益而生的挪用舉動,是技巧的運用,是有目的之行動與作為。即使是身處困境面臨欺壓,這個文化仍舊保有極人性的特色(p. 234)。


傅柯「性論述與權力」︰

據說過去沒有一個社會像現在這個這樣假正經;權力的機構也不曾如此費心地對它們所禁制的那件事佯裝無知,彷彿決定不去干預它似的。然而至少在重新檢閱事實跡象後,我們發現一切剛好相反︰當今權力中心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展現及賦諸言語的注意力、它循環流通的各種接觸與鏈結,也都是前所未有的;強烈的快感和持恆的權力所攫取佔有的地盤也是空前的多,為的是把觸角擴展到其他地方(p. 257)。


波赫居「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

在成為培養出來之天性的文化當中,或是已經變成天性的文化當中,中產階級找到合理化其特權唯一可能的原則︰既然無法求助於「身世之權」...... 或是「自然」...... 或是美學價值....... 那麼他們只可以訴諸培養出來的天性以及成為天性的文化,和有時候稱之為「階級」的東西,或是...... 訴諸「教育」,和所謂的卓越不凡...... 為了讓文化能夠實現其首要的意識形態功能,遂行階級收編,並合理化這種選擇模式,因而有必要(而且這樣做就足以)將文化與教育之間同時既明顯又隱藏起來的關連加以忘卻、掩飾並且否認(p. 269)。


柏格「世俗化過程的社會起源」︰

宗教多元化之後,在社會學或社會心理方面的主要特徵是,宗教不能再強逼接受,必須透過市場銷售。幾乎必須優先考慮的是,若要將宗教商品銷售給不受脅逼的消費者,就不能不考量他們對商品的期望。當然,宗教體制仍可以倚恃傳統的聯繫,避免某些信眾在宗教抉擇上過於自由,因為就市場的角度來看,某些「老顧客」依然有強烈的「產品忠誠度」。而且,宗教組織多多少少可以藉由各種促銷活動減少信眾不滿的情緒。儘管如此,基本上必須以懇求的姿態面對大眾,這表示消費者才是市場產品的主導(pp. 313-314)。


阿多諾「文化工業再探」︰

文化工業帶來的總結果是反啟蒙的效應,......啟蒙科技——也就是對自然的逐步征服——搖身一變成為欺騙大眾的幌子,從而變成禁錮意識的工具,阻礙個體發展獨立自主的心智,使其無法理智地為自己下判斷、作決定。獨立理智的個體才是民主社會的先決條件。民主社會需要具有成熟心智的成人來培養與維護。假使大眾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被道貌岸然者譏為烏合之眾,那麼文化工業難辭其咎。它將人們變成行為相同的一盤散沙,再加以蔑視,同時也阻擋了原本在現代的生產之下得以成熟發展的解放與自由(p. 327)。


馬庫色「從共識形態到工具性控制」︰

一個內在面向存在著,與外在的時勢相區別甚至相對抗...... 這個私密空間已經被工業科技的實況侵入和削減。大量生產與大量分配佔有了整個個人,而工業性質的心理狀態也早就不再局限於工廠當中。「投入內化」的多重過程似乎已僵化成近乎機械化的反應。其結果不是造成適應調整,而是模擬仿效︰個人直接地與社群認同,而且透過這個過程與整個社會認同。


......否定思考的力量——亦即理性的批判力量......失去,在意識形態上是與這樣的實質過程本身相對應︰亦即先進工業社會壓制其生產機制,並將它所製造的貨品與服務事業「推銷」或強加在整個的社會體系上的過程(pp. 336-337)。


貝爾「西方世界意識形態之終結」︰

沒幾個認真思考的人會相信他們可以描繪一幅「藍圖」,然後透過「社會工程」來實現一個和諧的新烏托邦境界。同時,老一代的「反信仰」也失去了其吸引力。現在,很少「典型」的自由主義分子仍會堅持國家不能干預經濟,也很少有中堅的保守主義者——至少在英國和歐陸——會相信福利國家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在西方世界,知識份子面對政治議題時形成了一個籠統的共識︰接受福利國家;去除中央集權為尚;採取混合經濟和政治多元主義制度。就這一層意義來說,意識形態的時代已告結束(pp. 345-346)。


帕森斯「超越壓逼與危機」︰

雖然整個時局的變化是由美國所主導的,但是所有新時代的特色都將散佈在每一個現代社會之中。


......平等原則的運用,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普遍。大致上由一些平等的成員組合而成的社會群體顯示出,一些較為古老、私人名位的社會參與基礎......其正當性已被削弱。


......較有生產力的單位,會得到特殊的報酬。相同地,「有效能的組織」,是複雜社會群體在運作功能上的必要條件,而促使這種效能的成因是權力的體制化,其內部自然有分化的作用(pp. 360-361)。


古德奈「論意識形態、文化機器與新興的視聽感官工業」︰

當表意象徵系統的重心遠離概念、轉向圖像的時候,意識形態的基礎就漸漸消失了。現代的傳播系統已經從以報刊為中心轉變成為以電視為中心,回應這個轉變的方式可能不再依循意識形態的模式,而是採用和它完全不同結構的表意系統。現在的表意系統重類比而不是數位,重合成而不是分析,重玄秘信仰體系、新的宗教神話...... 意識形態並未走到「盡頭」...... 它在知識精英之間仍舊保持主導的地位,只不過它不再是大眾重要的感知模式,它已經喪失了群眾基礎(p. 369)。


貝爾「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道德秩序的傾頹」︰

在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衝動與現代性的文化驅力來自於同一處根源,共享自由與解放的概念。這個概念以「狂亂的個人主義」之姿落實到經濟事務上,而在文化層次上,它化身為「無拘無束的自我」。雖然這兩種共同源於對傳統與過往威權的揚棄,但不久之後彼此之間的敵對關係也一發不可收拾。......一旦工作與生產的組織完全朝官僚化的方向走,個人也被貶抑為角色而使工作場所的信條與對自我探尋、自我滿足的強調漸行漸遠時,它們彼此的敵對狀態只會愈演愈烈(p. 390)。


李歐塔「後現代狀況」︰

社會的實踐模式可不像科學的那麼簡單。它像是由不同類型話語(示意性、規範性、操演的、技術的、評估的)等各式網絡交織形成的怪獸。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必定可以找出一套所有語言戲局共通的後設指令,或是以為將流通於社會集體中的陳述總體加以規範的後設指令,其總體可被一個可改變的共識...... 所涵蓋(p. 411)。


哈伯瑪斯「現代與後現代之爭」︰

在經濟成長活力和國家體制成就的壓力之下,社會現代化更加深入各種人類活動的舊有形式。這種生命世界臣屬於體制的現象,我認為要歸罪於日常生活溝通的下層結構受到干擾。


......文化傳統的傳承、社會融合、社會化等職責,須依附於溝通理性的準則之上。當以價值判斷與行為基準的再生產和傳輸為中心的溝通行為領域,遭受奉經濟與管理理性為指標的現代化滲透時,就會有抗議與不滿的產生;因為,這些領域本應奉行溝通理性才對(p. 422)。


胡森「後現代導圖」︰

後現代主義的作用根本就不是讓現代主義過時;相反地,後現代其實挪用了許多現代主義的美學策略與技巧於新的角度裏,正因如此,它也重新詮釋了現代主義。在這個詮釋過程中真正過時的,是在批評論述當中有關現代主義的既定觀念,無論有意無意,這些觀念往往都以充滿目的論的進步和現代化理念為基礎(p. 457)。


其實也只是很約略地看完本書,沒有太多得著,不過將待看書籍列表增加了一串就是。

2011年5月10日 星期二

支配社會學

寫寫韋伯的《支配社會學》三本,即《支配的類型》、《支配社會學I》與《支配社會學II》,先由《支配社會學I》開始。

首先是支配的定義︰

「支配」即意味著此一情況︰「支配者」(單數或多數)所明示的意志(「命令」)乃是要用來影響他人(單數或多數的「被支配者」)的行動,而且實際上對被支配者的行動的確也產生了具有重要社會性意義的影響——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內容(僅只為了命令本身之故)當作自己行動的準則。從另外一端看來,此一情況即可稱為「服從」(p. 7)。


之後作者提及直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制的行政,其存在是不穩定的。隨著經濟分化的出現,行政職務即可能落入有產者的手中。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們有過人的資資或專門知識,而只是因為他們有「餘暇」、兼職性地來處理行政事務,報酬很低或根本是無償的。對那些被逼要工作以維持生計的人而言,這種兼職就意味著時間——換言之,收入——的犧牲,勞動的強度愈是增加,這種犧牲即愈無法忍受。擁有上述優越的人因此並不僅指那些擁有高收入的人,而是指那些可以不勞而獲、或是只須間歇性勞動即可有所獲的人(p. 11)。


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需要「正當性」的理由維持︰

人類的命運並不平等。每人的健康、財富情況、社會身分等等皆有所差異。簡單的觀察即可發現,在所有這些情況裏,境遇較佳者者一直覺得有必要「正當化」自己的處境,認為自己的好運乃是「應得的」,其他人的歹運則是他們的「自業自得」。(p. 16)


究其實,任何支配(就此字之技術性意義而言)的持續運作,都有透過訴諸其正當性之原則的、最強烈的自我辯護的必要(p. 17)。


當中有三種正當性支配關係的純粹類型︰

第一,一個具有(經由協定或指令所制定的)合理規則的制度。在此制度下,當根據規則所「委任」(握有權力)的人要求服從時,服從乃是服從於具有一般性約束力的規範。在此場合裏,每個命令權力的擔綱者,都由上述具有合理規則的制度賦予正當性,只要符合規則運作,他的權力即是正當的。準此,服從乃是針對規則,而非對人。


其次,命力權力的妥當性亦可基於人的權威。這樣的一種權威,進一步可以奠基在傳統的神聖性——一種具有慣習化與恆常化的神聖性,且要求對特定人物的服從。


第三,或者,此種人的權威亦可來自一個正好相反的基礎上,亦即對非日常性事物的歸依、對卡理斯瑪的信仰,換言之,亦即對信仰某個帶來實際啟示、或具有天賦資質的人物,視之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p. 17)。


這就是「官僚制」、「家父長制」與「卡理斯瑪支配」。

官僚制的特徵有1. 規則設定權限,包括職務、權力與升遷 2. 分層的職級,在純粹類型裏是一元制 3. 公務與私人活動分離 4. 專業訓練化人員 5. 全職官員 6. 業務需遵照明確、全面、可學習之規則。

作者認為,官僚制是極難摧毀的社會組織︰

官僚制一旦成立之後,其客觀上的不可或缺性與其特有的「非人格性」是相互結合的,這點也意味著此一機制…… 極容易變更效勞的對象,只是那個人能取得控制權。理性組織的官僚系統,即使是在被敵軍佔領的地區,仍持續運轉,唯一要做的事只是更換其最高長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其運轉與否關乎所有人——甚至包括敵軍——的重大利害關係。


……這樣的一種「機器」,使得「革命」——意指以暴力方式創造出全新的支配組織——愈來愈不可能,因為在技術上,此一機器控制了現代的交通工具(電信等等),另一方面也因為此機器的內部結構已日益徹底理性化。在此過程中,「革命」已為「政變」所取代——法國仍可視為範本,因為那兒成功的變革都帶有政變的性質(pp. 57-58)。


近代官僚化促成了專業考試制度發展,因為官僚制要求成員通過專門的技術與事務訓練。不過作者認為,文憑制也有可能製造另一種特權階層︰

大學、技術學院與商業學院文憑的發達,以及進一步要求在各個領域皆設立教育文憑,助長了辦公室與營業所內一個特權階層的形成。此種文憑構成其持有者要求……獨佔一切社會與經濟有利地位之基礎。當我們聽到各方傳來要求課程標準化與專業考試的呼聲時,可別以為突然間來了陣「教育熱」,其目的毋寧說是想要限制這些位子的供應量,並由持有教育文憑者獨佔這些位子。就此種獨佔而言,「考試」在今天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手段——這也是它之所以持續推展的緣故。由於取得教育文憑所須過程需要相當多的費用,而且在這段時期裏無收入可言,這種努力也意味著才能(「卡理斯瑪」)的受壓抑與財富的佔便宜,因為隨著教育文憑之大量製造而來的,往往是(為獲得文憑而付出的)「知性」花費的減少,而非增加(pp. 71-72)。


之後是家父長制︰

在家父長支配裏,支配者命令的正當性則由其屬下人格性的服從來保障,而且只有其權力的事實與界限是由「規範」而來,不過這些規範乃是由傳統所神聖化,而非制定。這個具體的支配者的確是他們的「支配者」,永遠是第一個浮現在帔支配者腦海中的念頭。除了受制於傳統與可以抗衡的權力外,支配者可以依憑己意、自由地行使權力,絲毫不受規則的阻撓(pp. 75-76)。


對傳統的恭順與對支配者的恭順,乃構成家父長權威的兩個基本要素。傳統的力量限制了支配者,從而有利於權力服從者——他們沒有任何正式的權利(p. 78)。


隨著家共同體日漸分散,家父長的絕對權力也分散到其他領主上,形成家產制︰

原初當家長將其依附者(包括被視為家人的年輕男子)安置於其廣大領土的份地上,讓他們擁有自己的房子與家庭,並提供他們家畜與農具時,只不過意味著家共同體的分散化。然而,正是這種最簡單、莊宅的發展,導致了完整家權力之無可避免的弱化。


……這樣的一種關係,就算最初純粹只是一方的支配,仍然會演變出權力服從者之要求互惠,而且此一要求「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所承認的「習慣」(p. 80)。


「家產制」支配因此乃是家父長制支配結構的一種特殊變形——透過分配土地(有時尚包括農具)給家中年輕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將家權力分散化(p. 82)。


由於缺乏職務與私人活動的分別,家產制的官吏與官僚制有異︰

與官僚制相反的是,家產制官吏的地位乃來自其對支配者之純粹人身性格的隸屬關係,其面對子民的地位也不過是此種關係的一個外延。……因此,家產制官吏的職務忠誠並非對即事化任務的一種切事性的職務忠誠(職務忠誠的外延與內涵乃由此種任務來界定),而是一種婢僕的忠誠,奠基於對支配者之嚴格人身隸屬性關係上;這種忠誠乃是(原則上)無止境的恭順——忠誠義務的一部分。


……所有家產制政體的服務規則(類似我們現代概念裏的「行政規則」),究其實,也不過是來自支配者之授與或恩寵的、個人性的純粹主觀性質的權利與特權;實際上,這也可說是家產制國家公共規範之整個體系的一般性現象。官僚制國家之客觀的規範、以即事化目的為取向的就事論事的態度,在此是付之闕如的。官職與公權力的行使,乃是為了服務支現者個人、以及得到此一職位的官吏個人,而非「即事性的」目的(p. 107)。


家產制支配是家父長制權力分散的結果,由此自然會產生支配者與其他地方支配者之間的衝突︰

沒有任何行政技術足以防止領域內各個部分脫離支配者之影響力的一般性傾向,而且,愈是遠離支配者之所在地,此一傾向即愈強。最接近支配者所在的領土是由其家產制延臣直接管理的、並構成其「王畿」。接著是外域諸州,其首長亦將之視為自己領域而採取家產制的管理。就算沒有其他因素,由於交通不便,各地首長亦沒有將所有貢納上繳中央,而只是應付地方需求後的剩餘——通常是個固定的數額(p. 133)。


中央權力與種種離心的地方權力間不斷的鬥爭,為家產制帶來一個特殊的問題,此即家產制的支配者雖擁有自己的權力手段(包括土地資源、其他收入以及具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官吏與士兵),所要對抗的卻非僅只在氏族與職業上有所區別的、單純的子民大眾,而是以一個莊園領主的地位對抗其他隸屬於他的莊園領主,這些莊園領主都是擁有屬於自己的、自主性權威的地方望族(p. 138)。


假若地方領主能將其權利與義務固定,不受支配者的恣意決定影響,則發展成采邑封建制︰

在純粹家產制支配下、廣闊的恣意而行的領域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地位的不穩定性,(可能)恰與封建關係的結構形成對比。采邑封建制乃是家產制結構的一個「邊緣性的個案」,因為它企圖將支配者與封臣的關係定型化與固定化(p. 169)。


[采邑封建制]透過一種世襲性生計的賜與,建立直接的家產制的隸屬關係,或至少是一種賦役制的義務約束——以此而被束縛於土地上。此外,專制的掌權者同時賜與這些人——有別於其他「自由」的人的——租稅豁免與特殊土地權利等待權,其代價則為︰這些人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並——無限制或有明確限定的——接受支配者交付給他的軍事或行政任務(p. 161)。


隨著采邑封建制發展,身分意識變得日益重要︰

封建制的最根本要素則為身分意識,而且此一特質還不斷被強化。不論何處,封臣(就此字之特殊意義而言)都得是個自由人,不服屬於任何一個支配者的家產制權力之下。原初封臣的特殊資格,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然只是其「專業」能力——高強的武藝。……然而,采邑關係一旦發展成熟,就只能存在於支配階層內部,因為它是基於被刻意強調的身分榮譽的基礎上——身分榮譽被視為忠誠關係與善戰與否的關鍵所在。準此,不論何處都附帶要求過一種貴族(亦即「騎士」)的生活,特別是禁止從事任何營利的活動,因為這種行為有礙武技訓練,對騎士的榮譽不免有損(p. 174)。


封臣會從幾方面限制支配者的權力︰

首先,不管哪兒,封臣都企圖透過明確的規範將他們最基本的義務——軍事服務,采邑制結合關係即為此目的而創出的——每年應負擔的期限固定下來。……再者,即使是同屬一個支配者之下的封臣,亦有遂行械鬥的權利。支配者的權力僅能保障其所授與封臣的采邑,而不及於其他。


……對支配者財政權利的制約是特別地嚴格。……當封主(在一定情況下)有急需時,封臣有提供財政援助的義務。支配者當然希望能將這些援助義務轉變成一種具有廣泛內涵的徵稅權,然而封臣則努力要將這些義務轉變成明確限定的臨時性貢納,通常封臣總是能成功。


……復歸權也變得愈來愈不可行。采邑繼承權普遍地延伸至包括旁系親屬在內。采邑的轉讓當然得要封主同意接受其新封臣,不過,此事愈來愈成為慣例,購買封主的同意也成為最重要的封建財源之一。


……準此,隨著忠誠關係之實質內容的漸次定型化與商業化,此種忠誠關係亦喪失其之作為一種權力手段的清晰性與實用的價值(pp. 178-179)。


然而強大的封臣卻甚少廢除與支配者的關係,原因在於正當性的保障︰

封臣可從采邑制結合關係中找到對自己土地及其支配權正當性的保障,封主也認為這種正當性的保障對己有利︰封主的權利——就算僅只是虛擬的——至少可為他提供若干機會,不管此一機會是多麼地渺茫(p. 180)。


作者認為,采邑制與家產制塑造的意識形態大為不同︰

不管哪種型態的封建制,一向都是少數擁有武裝能力者的支配;家父長制則是一人之下的大眾支配,這種支配需要「官吏」;反之,封建制則儘量減低官吏的必要性。家父長家產制除非有由外族所組成的家產制軍隊支持,否則無法擺脫對子民之「好感」的依賴,封建制基本上則可不管這些。家父長制在對抗特權身分團體之危險野心時,常動員群眾,而群眾經常是家父長制的自然追隨者。民間神話所理想化了的,不是英雄,而是「明君」。以此,家父長家產制不論對自己或對子民,都必須正當化自己為子民之「福祉」的監護者。「福利國家」是家產制的迷思;它並非源自那種宣誓互相忠誠的自由的同志關係,而係根基於父子之間威權主義的關係。「君父」乃家產制國家的理想。因此,家父長制乃成為特殊的「社會政策」的擔綱者,而當它有充分理由必須要確保子民大眾對其保有好感時,它實際上也經常推行社會福利政策(pp. 208-209)。


接下來到了《支配社會學II》,卡理斯瑪支配,也就是以支配者超常的資質為支配之正當理由︰

卡理斯瑪擔綱者攫取賦予他的任務,並據其使命要求服從與歸順。是否有服從與歸順,要看效驗而定。如果人們——那些他感覺自己是受命降臨其間的人們——不承認他的使命,他的要求就瓦解;若是他們承認他,那麼他就是他們的支配者——只要他曉得透過「證明」來獲得承認。然而,他之得到「權利」,並非源自於他們的意願——用選舉的方式;相反的,承認卡理斯瑪的資格,乃是那些人——他的使命所向的那些人——的義務(p. 293)。


卡理斯瑪本質上是革命性的,否定一切定型的規則︰

卡理斯瑪在其最強勁的型態下,會粉碎一切規則與傳統,並以此倒轉所有的神聖性概念。它將人們對於古來慣行的、因此被神聖化的諸事物的恭順,代之以強制人們從內心服從那前所未有的、獨一無二的、因此也就是神聖的事物。在此種純經驗的、價值中立的意義下,卡理斯瑪的確是歷史的特殊「創造性的」、革命性的力量(p. 300)。


然而卡理斯瑪最終仍會失去其超常與革命性的性格,與日常融合,此即為「卡理斯瑪日常化」︰

在卡理斯瑪式領導下的團體揚起一股越出日常生活循環的運動潮流,當此潮流再度往日常的軌道消退時,至少原則上純粹的卡理斯瑪支配便會遭受破壞,而轉變、扭曲為「制度性的」;然後,要不是直截了當地被機制化,就是不知不覺地被其他完全不同的結構原則所剔除取代,或者和它們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相混合交融。


……「純粹的」卡理斯瑪支配在某種極為特殊的意味下是不穩定的,並且,其所有的變形都源自於一個(而且就是這麼一個)原因︰不僅支配者本身通常這麼希望,其門徒也經常如此,最重要的是被卡理斯瑪式支配著的歸依者是這樣憧憬︰他們都渴望將卡理斯瑪及被支配的卡理斯瑪福氣從一種個例的、曇花一現的、隨機在非常時刻降臨於非凡個人身上的恩寵,轉變為一種日常的持久性擁有。不過,如此一來,其內在結構性格便無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p. 306)。


就算是卡理斯瑪日常化以後,卡理斯瑪英雄的後繼者,也往往會利用卡理斯瑪,表示自己的支配正當。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依賴教權︰

如果支配者本身的正當性並非靠著世襲性的卡理斯瑪(依循明確的規則)而確定不移時,那麼他就有必要靠其他的卡理斯瑪力量來正當化,一般而言,能夠扮演此一角色的,唯其為教權制的力量。同樣的,對那些本身作為神的化身,因而擁有最高「固有卡理斯瑪」的支配者而言,所需也正是如此。只要支配者本身並非由自己的功業來確證其卡理斯瑪時,那麼其擁有卡理斯瑪的宣稱,就必須由職業的事神專家來認定(p. 344)。


由此,政治權力與教會權力的關係有三種可能︰

(1) 世俗的支配者要靠教士來正當代——不管作為神的化身或是作為神所意指的;
(2) 支配者本身為教士職,因而以教士的資格行使國王的機能;以上是教權制的兩種案例;
(3) 政教合一的支現者,換言之,支配者以其本身固有的權利而對於教會的事務具有最高的權力(p. 361)


而往往政治與教權兩者會趨於妥協︰

通常的狀況是,彼世力量與此世力量的妥協。並且,事實上,這樣的妥協對雙方都有利。[一方面]很清楚的,政治權力能夠為教權制提供極有價值的支援,亦即提供「世俗之腕」以撲滅異端及徵收租稅。[另一方面]教權制具有兩種性質,使得政治權力願意與之結盟。首先,特別是教權制貝有賦予正當性的力量。……第二,教權制乃是馴服被支配者的無上手段——無論規模是大是小(p. 385)。


不過教會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妥協卻促成了西方信仰分裂︰

若說教會的任何「反現世性」會讓一個追求生命開放性、「人格」的自由以及甚或美與享樂的社會,感覺到是種桎梏,那就完完全全地錯了。在這方面,教會實際上是無可非議的。


實情正好相反︰宗教改革者認為,經由素來的教權制的影響力,宗教對於生活的滲透還相當不夠;這並且特別是市民階層的想法。在理念上最反對教皇制的那些人,洗禮派及類似的教派,所要求於自己的那種(在我們今日看來無法想像其嚴格程度的)自我克制、禁慾及教會紀律,是教會從來也不敢去苛求於信徒的。教權制與地上權勢及罪,不可避免的妥協,正是宗教改革決定性的激發點(pp. 414-415)。


與教會的普遍主義不同,少數派的教派否定官職卡理斯瑪,不強逼教派外的人改變其行為,但也不應受其他權力侵蝕。作者認為,這種「良心的自由」是產生了基本權利的意識。而由此基本權利引伸而來的,則是契約自由、人身不可侵犯、職業選擇自由等概念,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
清楚的是︰對於形式的權利平等與經濟的活動自由的這些要求,已為家產制與封建制法秩序之一切特殊基礎的崩解鋪好了路,一方面有利於抽象規範的世界之出現,間接則為官僚化的出現,另一方面則特別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正如教派之採行「現世內的禁慾」——儘管採行的動機並不盡然與教理一致——以及教派之教會規律的性質,養育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心態與資本主義所需的、合理性行動的「職業人」,同樣的,人權與基本權的提出則為資本的增殖慾之自由地支配物財與人類,提供了前提條件(p. 434)。


《支配的類型》一書基本上就是支配社會學的大綱,也就不詳談了。不過書中簡短地討論了一些政治制度,而韋伯說會討論的國家社會學最終沒有完成,也就在此引用作者關於合議制的討論好了︰

合議制有利於對行政決策做比較徹底的衡量。就這個特點而言,它要比精確性及速度更為重要…… 再者,個人所負的責任在合議制下分散掉;實際上,在大的合議組織內,個人的責任幾乎完全不存在。反過來說,在一元支配的組織內,責任該由誰負是清楚到毋庸置疑的地步。因此一般而言,大規模而又需要迅速且一致性解決的問題——基於純技術因素——傾向落入「獨裁者」的掌握,他個人負起了所有的責任(p. 118)。


法制組織的合議制,因有理性界定的功能,可能有利於管理行為的客觀性,並減少個人的影響力。即使此種合議制有其負面的作用——運作不夠精確;一般而言,它是有利於經濟行為的合理化的。另一方面,現代大資本家的利益,跟過去一樣,不管是政黨或所有其他對資本家有重要關係的團體,都在政治生活上,傾向於偏好一元化的統治。因為從他們的觀點,一元化的統治比較「小心」。一元統治的支配者較易受個人影響,也較容易被操縱,因此較有可能影響司法部門及其他政治活動,以符合這些有力人士的利益(p. 126)。


好像有點太多了,還是這樣好了。

2011年3月24日 星期四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這次說說《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珍‧雅各著。

書中一開始就批評當時流行的規劃理論與重建計劃︰

都市重建的經濟學並未如都市更新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健全地仰賴公共租稅補貼的合理投資,而是大量地仰賴從一些重建地區裏無助的受害者身上,訛詐而來、非自願性的補貼。要用對這些重建地區的「投資」來增加市府稅收,是難以實現的海市蜃樓。而且,相較於為了因應這些都市解體與不安的巨大變動所必須付出的公共支出而言,這些未來的稅收,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同時,在一次又一次、更大規模的都市夷平過程中,所有都市重建的技術與科學都無助於遏止衰蔽,以及伴隨著衰蔽而來,了無生氣的前兆(p. 21)。

之後作者就開始闡述自己的規劃觀,她尤其重視人行道的作用,首先街道可以協助維持治安︰

一個能夠處理陌生人的城市街道必須具備三個特質,它能夠將陌生人的出現轉變成一種安全的資產,這也是許多成功的鄰里社區一直具備的特質︰

首先,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其次,必須有眼睛盯著街上,就像天然的偵測器。街道上的建築物……必須面對街道。

……第三,人行道必須不斷有人使用。一方面是增加街道上有效的眼睛,同時也吸引街道兩旁房屋裏面,有足夠的人去注意街上的動靜。

……城市街道不應該只用來對付有攻擊性的陌生人,還必須保護許許多多同時在使用街道,溫和善良的陌生人,讓他們能夠安全地通行(pp. 50-52)。

人行道也鼓勵人與人的隨興接觸,同時保持自己的私隱。相反,缺乏人行道,提倡所謂的「與共感」(togetherness),只會令各家自掃門前雪︰

一個良好的市街社區,它在人們堅持基本的隱私和同時與周圍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觸、樂趣、幫助之間,可以維持一個絕佳的平衡。這個平衡大部分是由很小、需要妥善照料的許多細節所構成,它們是那麼隨興地被實踐與接受,以致看起來非常理所當然(p. 75)。

休戚與共的「與共感」是規劃理論的古老理想中,一個令人作嘔的名稱。這個理想是如果人群中有任何共同分享的東西,那麼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共享。

……當一個城市缺乏人行道的生活,如果人們要和社區有同等相當的接觸的話,當地的人們必須擴大他們的私人生活。他們必須設法建立某種「與共感」,那麼他們才會有街道生活以外的東西可以共享。否則他們必須接受沒有來往的生活(p. 78)。

在缺乏自然與隨興的公共生活的城市地區,居民一般會將彼此孤立到一種很可怕的程度。如果只是和鄰居往來就會威脅侵犯到彼此的隱私,或是你無法像那些自我篩選的中上階級那樣仔細選擇你的鄰居,那麼最合理的解決方法就是完全避免任意提供協助或友誼,和別人劃清界線(p. 81)。

熱鬧的人行道還有助教養兒童︰

城市裏有其他工作和責任的人,……可以,而且在熱鬧、多元的人行道上他們的確也會,看管隨意玩耍的兒童,並且教化兒童融入社會。這是他們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順便做的。

規劃者似乎不明白在隨性地玩耍中教養兒童需要多高比例的大人。他們似乎也不了解空間和設備本身並不教養兒童。它們可以是有用的附屬品,但是只有大人才會教養兒童,教化他們融入文明的社會。

…… 在真實生活中,如果兒童有學者的話,他們只有從城市的人行道上的一般大人身上,學到城市生活的基本成功之道︰人們必須對彼此負擔一些公共責任,即使人們之間沒有甚麼關聯。這不是一個光聽別人說說就可以學會的教訓。它只能從和你沒有血緣或是深刻友誼關係,或是對你沒有正式責任的人,對你負起一些公共責任的經驗中汲取(p. 99)。

討論了人行道後,作者轉而探討鄰里公園成功與否的原因︰

你無法對一個鄰里公園說謊,也不能對它說理。「藝術概念」和有說服力的提案可以將生活的圖像放進提擬的鄰里公園或社區的林蔭大道,言詞的合理化可以招徠應該會讚賞的使用者,但是在真實生活裏只有多樣化的環境才有促進一種自然、持續的生活和使用的實際力量。建築物的表面變化或許看起來像多樣性,但是只有經濟和社會多樣性的真正內容才會造成不同時段的人潮,這對公園才有意義,也才賦予公園生命的力量(p. 119)。

一般性公園可以,也的確,增加鄰里的許多吸引力。人們會被許多其他用途所吸引。如果人們發現沒有其他許多用途因而覺得沒有吸引力時,那麼這些公園會讓鄰里更失望,因為人們會誇大公園的呆板、危險和空虛。一個城市越成功地混合每天街道上日常使用和使用者的多樣性,它的人們就會愈成功、愈輕鬆(和愈經濟)的給予區位良好的公園生命和支持,而公園也會回敬鄰里優美和愉快(p. 129)。

多樣性是本書不斷出現的詞語,也是作者都市觀的核心︰城市是活的、動態的,不能隨便移除改建。

書中以三種都市鄰里的作用結束第一部分︰城市整體、街坊鄰里與地區(districts),由於城市非常複雜,而街坊鄰里又缺乏政治力量,地區扮演的角色就是將都市的資源妥善分配到不同街坊鄰里中,並將後者的意見帶入都市︰

地區必須幫忙將城市的資源下放到街坊鄰里需要的地方,它們也必須幫助街坊鄰里將真實生活的經驗轉換成城市整體的政策目標。它們還必須協助地區用文明的方式維持可使用的狀態,不僅是為當地居民所用,還要為其他來自全市各地的人所用——包括工作者、顧客和訪客(p. 140)。

書中第二部分談到城市多樣性的四項必要條件︰

一、    地區,而且盡可能是它內部的許多部分,必須滿足至少一項主要功能,最好超過兩項功能。這些功能必須確保人們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因為不同的目的到室外,並且能使用許多共同的設施。

二、    大部分的街廓必須夠短;也就是說,街道必須經常有轉彎,機會也比較多。

三、    地區必須將不同年代和狀況的建築物加以混合,包括相當比例的優質老房子,因此它們必須產出的經濟收益就會不同。這個混合必須相當細緻。

四、    不論人們聚集的目的為何,必須有足夠密集的人口,包括單純的居住人口(pp. 170-171)。

作者認為此四條件缺一不可。之後就是各種條件的詳細考察,第一項是混合主要用途,以產生次要多樣性︰

主要用途,是那些本身會因為它們的駐在而把人吸引到一個特定的地方。辦公室和工廠就屬於這種主要用途(p. 181)。

任何一種主要用途,不管是甚麼,如果本身要作為城市多樣性的創造者,是相對比較沒有效果的。如果它和另一項,能夠在同一個時段吸引人們來到街上的主要用途結合,也不會有甚麼效果。……然而,當一個主要用途有效的和另外一個在不同的時間能夠將人們吸引到街上的主要用途結合,那麼它們在經濟上就有刺激效果︰一個有次要多樣性的活躍環境(p. 182)。

如果要產生多樣性,那麼主要用途就必須有效地混合。如何讓它們有效地混合呢?

……首先,有效是指,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使用街道,必須實際使用相同的一條街道。如果人們的路徑彼此分離,或是中間有所間隔,那麼實際上並沒有混合。

……其次,有效是指,在不同時間使用相同街道的人們,必須在他們當中涵蓋會部分使用這些相同設施的人。各種人都會出現,但是在某一時間為了某一個目的出現的人,不能和其他為了另外的目的在別的時間出現的人,完全區隔開來。

最後,有效是指,一個街道一天裏某些時候人群的混合,必須和一天裏面其他時間到那裏的人們之間,有合理的關係(p. 184)。

簡言之,從主要用途的混合來看,是混合的人群每天作為相互支持的經濟池聚的一般表現,才真正算數。這才是重點,這是一種有形、具體的經濟效果,不是虛無縹緲的「氣氛」效果(p. 185)。

第二項多樣性的必要條件是短街廓,作者用了插圖解釋街廓短有甚麼好處︰


圖1(p. 201)



圖3 (p. 203)


讓我們假設,這些很長的東西向街廓中間有一條額外的街道穿過——不是那種超大街廓計劃的貧乏無趣步道,而是事情得以開展和成長的經濟活躍地點,有建築物的那一種街道︰人們可以買東西、吃飯、逛街、喝飲料的地方。有了這一條額外的街道,這位住在八十八街的仁兄就不必老是走那一條單調、一成不變的路線到固定的地點。他會有幾種不同的路徑可以選擇,整個鄰里也會確實開放給他使用。……這些路徑就不會彼此孤立,而是會彼此混合和融合(pp. 202-203)。

長街廓,就其本質而言,會阻礙城市提供給孵育和實驗許多小型或是特殊企業的潛在優勢,因為這些企業依賴更大通過的大眾所形成的交叉地帶,來吸引顧客和客戶。長的街廓也會變成阻礙城市的混合使用(如果不只是地圖上的虛構),它(按︰似乎是指混合使用)必須依賴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時間出現,但是使用相同街道的原則(p. 205)。

第三項多樣性必要條件是擁有不同年齡與狀況的建築物︰

如果一個城市地區只有新建築,那麼可以存在的企業自然只限於那些可以負擔這些高成本新建築的一些企業。這些佔據新建築的高昂成本,可以用租金或是業主對營運資金成本支付利息或攤銷的方式來分攤。然而,不論這些成本如何回收,它們終究必須回收。因此,負擔營建的企業必須能夠承擔一個相當高的管銷成本——比舊建築更高的成本。要能夠支持這麼高的管銷成本,企業必須是(a) 高利潤,(b) 受補貼(p. 210)。

目前,在城市地區同一時期興建的建築物,有時候會受到保護,避免遭受更有效率和更能因應市場變化的商業競爭。這種保護——也就是商業壟斷——在規劃界被認為是非常「進步的」。

……壟斷規劃可以讓原本沒有效率和不景氣的經營,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是它無法用某種神奇的方法,創造出和城市多樣性相當的事情。它也不能取代城市裏混合著不同屋齡的建築物,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同管銷成本的那種渾然天成的效率(p. 215)。

時間讓一個上一代高成本的建築物在下一代變成低廉的建築物。時間會償還原始的資金成本,而這個折舊可以反映在建築物需要產生的收益裏面。對某些企業而言,時間讓某些結構變成無用之物;這些無用的結構對於其他企業可能是有價值的東西。時間可以讓在一個世代有效率的經濟空間,在另外一個世紀就變成有用的寶貝 (p. 212)。

在城市裏面新建築的經濟價值是可以被取代的,只要花比較多的營建經費就可以取而代之。但是舊建築的經濟價值是無法隨意被取代的,它是被時間創造出來的(p. 223)。

第四項多樣性必要條件是集中的人口,當中需要有住宅人口。不過,高密度住宅向來不是理想的住宅類型,作者認為,這是由於誤以為高密度住宅等於過度擁擠︰

高密度住宅表示單位面積土地上有大量的住宅;過度擁擠表示一棟住宅裏面住的人太多(對於它所居住的房屋而言)。這和土地上有多少數量的住宅無關(p. 229)。

低密度住宅的過度擁擠,比高密度地區的過度擁擠,更令人沮喪,並具破壞性。因為在低密度住宅的地方,比較少可以作為消遣和逃避,同時也可以作為在政治上回擊不正義和受忽略的公共生活(p. 232)。
之後作者也提到適合的密度是要配合城市的狀況本身,沒有事前定好的標準。城市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密度維持不同活動,但密度也不能過高而造成建築物單一化。與鄉郊不同,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其必要︰

人們聚集成城市的規模和密度可以被視為有正面良好的意義,這是基於人們想要的這一個信念,因為它們是無窮多樣性的來源,因為它在有限的地理範圍裏面,代表著非常豐富和活躍的差異與可能性,其中許多差異既特殊又難以預料,是極其珍貴的。在這種觀點之下,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裏面,不應該只被單純地視為一種實質的事實。而是應該被當作一種資產加以珍惜,同時因為它們的出現額手稱慶︰在需要活絡的都市生活的地方,增加它們的集中程度。除此之外,並以可以看得到的熱鬧公共街道生活作為目標。同時,在經濟上和視覺上,盡可能適應和鼓勵各種變化(p. 245)。

在說明多樣性四項必要條件後,作者轉而駁斥一些有關多樣性的迷思,譬如說多樣性是否等於雜亂不美觀︰

當一個都市地區在使用功能上是同質的時候,這也構成城市美學的困境,而且比郊區還嚴重,因為建築物在一般都市景觀中佔有更重要的份量。這對城市而言是一個荒謬的困境,而且沒有好的答案。

在另一方面,使用的多樣性,儘管經常未被妥善處理,但的確提供了呈現真正內容差異的可能性。因此這些多樣性在視覺上可以變成有趣和有刺激作用的差異,而沒有欺騙、表現癖,或是過多的虛幻(p. 251)。

至於說多樣性會引起交通阻塞,這不如說後者是因為缺乏多樣性的集中而不得不使用汽車的結果。城市地區有多樣性,人們就可以依靠步行滿足部分需要,使用汽車的需求反而會減少。

說到多樣性會令地區用途混亂,應該實施分區用途管制,作者這樣回應︰

如果突破出現一個龐然大物,佔掉街面的相當比例,是會讓街道看起來要爆炸的樣子——會飛起來變成碎片。

這個問題和用途,通常在土地使用分區所講的用途無關。例如,一家餐廳或是小吃店,一間雜貨店、一家家具店、或是一家印刷打字行,都可以和這條街道合得來。但是完全相同的用途——例如一家大型的快餐店、一家超級市場、一個大型的木工廠,或是一個大型的印刷廠——會造成視覺的大災難(有時候是聽覺的大災難),因為它們的規模完全不同。

這樣的街道需要管制,以防止它們受到完全恣意發展的多樣性,可能帶來的破壞。但是需要管制的並不是使用的類別,而是街面容許某一種用途的規模(pp. 260-261)。

書中第三部分說到多樣性受到四種力量危害,第一種是多樣性的自我破壞,也就是多樣性的地區令使用該區的需求上升,從而引起空間的激烈競爭,只有少數人成為贏家,在該區複製獲利最高的用途,繼而令該區變得單一。作者提出減少多樣性自我破壞的三種方式︰多樣性分區,即以建築物限制等減少單一複製;公共建築物的堅定,即以公共建築物的設立維持周圍不同的用途;競爭轉移,即提高多樣性地區的供給,令個別地區的競爭減少,以避免單一複製。

另一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大面積單一用途的「邊界」︰

作為城市的鄰里,邊界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們對於大部分城市街道的使用者而言,容易形成死路。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它們代表阻礙。

結果,接鄰邊界的街道就是一般使用的終點。如果這條街道是人們在「普通」城市地區一條線上的終點,同時也沒有獲得在這個單一用途邊界疆域之內人們的使用的話,也就是沒有足夠的使用者,它就注定要變成一個垂死之地(pp. 285-286)。

解決邊界問題,主要就是令邊界成為接縫,讓邊界兩邊的人可以,也願意在邊界活動,開放連接的通道,並令邊界成為有用途之地。至於必要的邊界,例如交流道附近,則留下反制力量吸引人流,例如人行道、短街廓、密集人口、不同年齡的建築物。

第三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不穩定的人口,作者以貧民窟為例子︰

在一個永遠的貧民窟,其中一個關鍵的環結是有太多人太快搬離此地——同時還有許多人夢想著趕快脫離此地(p. 299)。

去除貧民窟是視貧民窟裏面保留的多少貧民窟的人口而定。它是看一個貧民窟裏面,是否有相當數量的居民和生意人,覺得繼續留在當地奮鬥更有利和更實際,或是他們覺得實際上非搬到別的地方不可而定(p. 300)。

自我多樣化未必一定會在貧民窟出現,但重要的是,聆聽居民的聲音,了解他們遇到甚麼問題,需要甚麼協助。

第四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資金不足與氾濫,都市地區的信用黑名單令部分地區未能取得融資更新建築物,而氾濫的公共資金則旨在以計劃剷除地區,令地區商業與活力消失,甚至因此造成地下資金剝削計劃重建地區的房子以圖利。作者認為,更新地區的關鍵之一是細水長流的資金︰

我們的冷漠也是受到一種天真想法的影響,認為貧民窟的問題只要把舊的貧民窟清除之後便迎刃而解。這種想法顯然背離事實。

我們很容易將城市的衰敗怪罪於交通…… 或者移民…… 或是中產階級的反覆無常。城市衰敗的原因其實更深沈,也更複雜。它直接和我們想要甚麼,以及我們如何忽視城市運作的原理有關。建造城市的資金的使用形式 ——或是壓制資金使用的形式——都是造成今日城市沒落的重要因素。資金使用的形式必須轉化成再生的措施——從排山倒海而來、造成氾濫劇變的猛烈措施,轉變成細水長流的連續、緩慢、複雜和比較溫和的改變(pp. 346-347)。

書中第四部分是作者對城市規劃的建議戰術,首先是關於補貼住宅︰

很久以前我們接受的答案如下︰我們需要補貼住宅的理由是要讓部分無法從私部門獲得住宅供給的人,也有房子可以住。

而且,只要這麼做是必要的時候,那麼受補貼的住宅應該體現和展示良好的住宅及規劃的原則。

這是一個可怕的答案,伴隨著可怕的後果。一個語意學的扭曲,突然呈現在我面前,那就是有人無法從私部門獲得住宅,因此當然要其他部門來提供住宅。但是在真實生活裏面,這些人的住宅需求並非像囚犯、海上的船員或是精神病人的住宅需求那麼特殊,因此不在一般私部門提供的範圍之內。完全正常的住宅需求幾乎可以由私部門的任何人提供,都沒有問題。這些人唯一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他們負擔不起(p. 353)。

相比起公共住宅計劃分離了特定族群於其他鄰里之外,作者提議用住宅補貼局鼓勵為鄰里建造房屋,該局的功能包括︰

  1. 建造房屋的融資保證,必要是甚至由局方提供貸款

  2. 保證建造者之基本租金,同時要求房屋所有權人在指定鄰里與地點建造房屋,並在指定建築群或地區中挑選房客

  3. 在房東挑選好房客後,由局方審查房客是否來由指定建築群或地區(pp. 356-357)

作者也提到其他改革公共住宅計劃的建議,包括讓承租人有權購買房子、廢除最高所得限制、混合公共住宅與私人住宅的設計等,以保持附近的人口多樣性。

房屋之後就是汽車的問題,如前所述,作者認為不是汽車困擾城市,而是城市的組織方式鼓勵,或者強逼,汽車需求上升︰
當有更多的地方變得單調,不論事前是否經過規劃,交通對有活力地區的壓力,也就變得越大。對於必須開車才能夠使用他們位於城市裏面單調住家附近設施,或是開車離開當地的人們而言,當他們把車子開到沒有必要、有破壞性和麻煩的地方時,就不只是任性而已(pp. 388-389)。

因此城市怎樣減少汽車,對作者來說就是城市本身箝制汽車的問題了。例如熱鬧的人行道會令人行道擴寬,以短街廓擾亂車流,提供有活力、多樣化的地區等等。不過重要的是,城市箝制汽車應該有選擇性,例如貨車與公車可以令城市更有效率,就不應隨便箝制。

視覺秩序也是城市生活的元素之一,不過作者表示,城市是生活的地方,不是一件藝術品,不能以理念取代實際生活︰

要解決城市,或是都市鄰里的問題,把它當成一個藉口由將它轉換成有紀律的藝術作品來產生秩序的大型建築問題,是犯了以藝術代替生活的錯誤。

把藝術和生活嚴重混淆的結果,就是既不是生活,也不是藝術。它們是複製的標本。在對的地方,標本可以是一個有用和體面的工藝品。然而,陳列及展示的標本是死亡、填充的城市時,事情就過頭了(pp. 404-405)。

作者認為,只有多樣性與使用強度才能令城市有其功能秩序,不過也要在某些街道有視覺的中斷,令途人不會感到混亂。方法包括增加一些不規則的額外街道,在交差點設置公共建築、小公園,讓部分建築物的騎樓伸出街外等。

使用這些視覺中斷時需要注意,視覺中斷本身不會帶來街道活力,活力是由多樣性四項必要條件引發的。而某些街道並不需要視覺中斷,例如鄰近水岸、校園、運動場的街道,則順其自然反而更美觀。視覺中斷也不應造成死路,干擾行人流動,它只是視覺上的盡頭,而不是行人的終點。重複總會令人感覺沈悶,設置太多視覺中斷會令街道的功能消失。美麗的視覺中斷當然重要,但過分浮誇也會令視覺中斷與街道格格不入。

在討論視覺秩序之後,作者轉而說明如何令已有的住宅與其他都市計劃重新融入城市︰

在住宅及各種計劃背後有一種不適當的想法,認為計劃就只是計劃,是從一般生活當中抽離出來,並加以分隔的東西。想到拯救計劃或是改善計劃,作為上述認知的那種計劃,正是重複這個根本的錯誤。目標應該是讓那些計劃,也就是城市裏面的那一塊土地,重新融入城市的組織紋理當中——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強化周遭的組織結構(p. 425)。

這需要將原本單一用途的土地變成不同時間與用途交叉使用的土地,問題是這些計劃的建築物都是同一時間建成,對發展多樣性帶來困難。作者提出了幾種方式減少這種困難,包括小販︰

有一種手段,或許這是最有希望的,那就是依賴小販,他們使用推車,而不需要固定的建築物。這對於古老失傳,低管銷成本的店舖空間而言,是一個經濟實惠的局部替代方案。

針對攤販而精心設計的街道安排,可以是充滿活力、吸引力和樂趣,同時因為東西便宜,可以刺激外地人到當地購買的交叉使用。再者,它們也可以有令人愉快的外觀。

……作為跨越T型交叉路口或是街道彎曲部分的延伸,戶外的攤販可以是一種吸引人注意的東西。你可以回想一幅吸引人的街道景象,會和整個景象使人產生印象的特徵有很大的關係(p. 429)。

除了小販,作者也提到以保證租金制度令其他類型建築物逐漸加入、以「地下室」製造商店與工廠的空間、興建臨時的建築物等。由於住宅計劃本身的缺陷,較難籌措改變計劃的資金,因而公共資金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作者也指出,之前提到住宅補貼局與其他補貼措施,在改變已有住宅計劃時也是有用的。

至於非住宅計劃,例如文化中心與市政中心,作者認為應該將它們重新劃於城市之中,以免造成邊界真空。中央文化設施可以增加市區的活力,而要令它們重新滲入市區,設立較多規模較小的設施可能是好辦法。

對於整個城市的規劃者,作者認為他們不能只在辦公室內作決定,而應走向規劃地區的當地人,向他們學習︰

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冷漠、過度簡化、偽城市的規劃與設計,就是一種「不立」(unbuilding)的城市。儘管這些事情是受到實際上在榮耀城市的「不立」保守理論的形塑和淨化,但是今天這一類規劃與實務的影響,並非只是依靠理論而已。當城市的行政組織無意識和逐漸地未能隨著城市的成長和複雜化而適當地進化的時候,對於規劃者和其他行政人員而言,「不立」變成一種具有破壞性,但是實際上卻又必要的事情。他們的成員也被賦予只有超人能夠達成的任務。喪失了理解、處理與珍惜有活力、獨特、複雜和相互關聯的細節所產生的無限可能的能力,行政系統只好針對實質需要的所有事情(更別提社會及經濟的需求)設計例行、冷漠、浪費和過度簡化的解決方案(p. 441)。

負責診斷、設計戰術和建議行動及執行行動的人們…… 必須知道自己處理的問題不是甚麼一般性或是普遍化的方法,而是確實針對城市裏面一些特定的地方。他們知道許多事情,除了向當城人學習之外,是無法得知的,因為沒有人像當城人那麼清楚地方的狀況。

對於這一類規劃,在大部分領域的管理者只了解特定的服務和技巧是不夠的。他們必須了解,而且是徹底地了解特定的地方(p. 442)。

最後,作者提到了解城市的思考習慣︰


  1. 去思考過程;

  2. 用歸納思維來推理,從獨特推演到普遍,而不是反過來。

  3. 去尋找涉及非常小量的「非平均」的線索,它會顯示更大和更「平均」的觀察值運作方式(p. 474)。

作者提及了一個反例,即人們將城市半郊區化︰

感傷化的自然有危險。大部分感傷的想法至少蘊含著一個深深(或許不自覺)的不敬。我們美國人或許是世界上對於自然最多愁善感的人,同時也是對於野生動物和農村最貪婪和不敬的破壞者,這一點也不意外。

既不熱愛自然,又不尊敬自然,導致這種精神分裂的態度。的確,這種帶著恩賜的想法要用一些無趣、標準化、郊區化的自然幻影去玩弄自然的浪漫欲望——顯然非常不相信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城市,就人類而言,當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每天有數千英畝的農村土地被推土機吞噬,鋪上路面,零星的郊區居民扼殺了他們原本到此追求的東西。我們無可取代的第一級的優質農耕地的自然遺產(地球上自然的稀有寶藏),被犧牲以興建高速公路或是超級市場的停車場。當我們冷酷及愚蠢地砍伐樹林裏面的樹木、污染溪流和讓空氣中充滿了汽油(自然界經過千萬年製造出來的產品)的廢氣的時候,我們需要全國一起努力用一種想像的自然來緩和,並且讓城市這個「不自然」的東西被驅離(pp. 479-480)。

本書於1961年出版,本年是成書五十週年。

2011年3月17日 星期四

非學校化社會

這次說的是Ivan Illich的《非學校化社會》,內容包括由對學校的批評到批判現代性,由教育改革到社會改革。

作者提到「學校化社會」,指的是一種對制度廣泛依賴的心態,導致個人的行動能力受到限制,由此產生了諸如「現代化貧困」的現象︰

窮人在社會中總是處於無能為力的地位。人們對制度性關懷的不斷依賴,又給無依無靠的窮人增添了新的問題,即︰心理上的無能以及無力獨自維生。……現代化貧困把人對於環境的無能為力與個人潛能的殆損合為一體(p. 8)。


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正處於經營發展與競爭性消費的起跑線上,並因此開始走向現代化貧困。即是說,這些國家的老百姓一方面仍然生活於貧困之中,另一方面則已開始嚮往富裕生活。……在這些國家中,大多數人中了學校的圈套,即是說,學校教育之結果,使得他們在比自己受到更好的學校教育的人面前感到自卑。他們對於學校的功德盲信無疑,這使他們有可能遭受雙重剝奪,即︰一方面,愈來愈多公共資金被用之於少數人的教育,另一方面,許多人只得接受愈來愈多的社會控制(p. 12)。


作者認為學校令窮人失去控制自己學習的勇氣與能力,因為學校壟斷了教育機會,令從社會其他生活中學習的機會消失;而平等教育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因為高等教育的花費極高,令只有少數人可以參與,形成社會兩極分化,高等教育費用高昂與學校系統的存在邏輯很有關係︰

一個成功的學校系統將會驅使家長與學生不斷企求接受更高階段的學校教育,以獲取更大的價值,這樣,更高的學級便為家長與學生所需並變得供不應求,如此,更高階段學校教育的費用便會不成比例地急劇增加(p. 16)。


學校的隱性課程也包含了各種神話,「起著一種儀式的作用,這種儀式將他們導入一個以成長為取向的消費社會(p. 47)」︰

無論在哪個國家,學校教育之隱性課程都誘引人們相信這樣一個神話,即︰以科學為指導的科層體制是高效率的、樂於助人的;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隱性課程都向學生灌輸著這樣一個神話,即︰生產的發展將帶來生活的改善;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隱性課程都助長諸人們形成放棄自身努力、一味依賴他人服務的習慣,助長著異化的生產活動,助長著人們對制度性依賴的遷就以及對制度性分等歸類的認可。無論教師如何努力防範,也不管學校受何種意識形態支配,隱性課程的上述影響都依然存在(p. 105)。


而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觀︰

一個好的教育系統應具有三個宗旨︰第一,向所有希望學習的人提供其一生中任何時候皆可利用的資源;第二,使所有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識的人都能找到想從他們那裏學到這些知識的人;第三,向所有希望向公眾提出問題的人提供相應的機會(p. 107)。


由此,作者提議進行下列的教育改革︰

1. 打破現今個人與制度對於物品的教育價值的控制,開放利用物品的機會。
2. 保證傳授或實際運用所需技能的自由,開放分享技能的機會。
3. 將召集與主辦會議的權限——這種權限現在正日益為那些聲稱代表公眾利益的各種制度所壟斷——交還給個人,使國民的批判精神與創造精神迸發出來。
4. 向個人提供汲取伙伴經驗與自己選擇教師、引導者、輔導者或診治者的機會,將個人從被逼依賴現存專門職業提供的各種服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社會的非學校化必然會使作為現今國際秩序與民族安定之基石的經濟、教育及政治等領域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pp. 141-142)。


最後作者表達了對未來社會的願景,即由對制度的期待中走出來,回到希望︰

所謂希望,從其積極意義來說,乃意味著篤信自然的善性;而我這裏所說的期待,則意味著依賴人所籌劃與控制的結果。希望乃是要求某人給予我們所盼之物,期待則是從可預見的過程中尋求滿足,這一過程將產生出我們有權要求得到的東西(pp. 145-146)。


我們需要為視希望重於期待者正名,需要為愛人甚於愛物者正名(p. 158)。


本書成於1971年,有許多預言在今天已經有類似現象,包括高等教育膨脹與其成本不成比例上升、「伙伴配對」隨著互聯網出現漸趨增加、個人可以選擇的「導師」也更多了(雖然,這不如說是教育商業化的結果)。不過,作者預測教育者權力可能凌駕學校、學校因低效而消失、文憑無用等等則不太符合現況,或許,文憑制雖然在學習與教育上效率甚低,但在管理方便與經濟需求來看,也可以是一種「高效」吧。對,教育失去學習的重心,但只要學校制度能依附在別的社會制度上就能持續了,並不必然因此消失。

2011年3月14日 星期一

言語意味著甚麼

看完了Bourdieu的《言語意味著甚麼》。作者認為,語言離不開社會,語言交換則是一種經濟交換︰

語言交換——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建立於編碼與解碼的基礎之上,且因此依靠一定規則或創造力以進行的一種交流關係——也是一種經濟交換。它形成於生產者與消費者(或者市場)之間一種特定的象徵性權力關係中,其中生產者賦予了一定的語言資本,而消費者,則有能力獲得一定的物質的或者象徵性的利潤。換句話說,言說並不僅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譯的符號(除了在特別的情形中);他們還是財富的符號,意欲被評價和贊美;也是權威的符號,意欲被相信和遵從(pp. 49-50)。


由此,語言不單是溝通工具,也是社會差距的一種表現︰

應當把語言的社會用途的特殊社會價值歸功於這一事實,即它們趨向於被組織到差別(在韻律與發音之間、在詞匯與句法之間的差別)的系統之中,這種系統按照區別性偏離的象徵性秩序,再生產了社會差別的系統。講話就是要佔用一種或另一種表達風格,這種表達風格通過使用而得以建構起來,並且以其在風格的等級制度中的位置為客觀標誌,而風格的等級制度則顯示了相應的社會群體的等級。這些風格,這些既進行分類又被分類、既劃分等級又被劃分等級的關於差別的系統,成為佔用它們的人們的標誌(pp. 32-33)。


一個社會階級的身體魔力特徵,決定了作為一個階級發音特點的聲音特徵的系統。最常用的發音部位是嘴巴所進行的所有動作的基礎(不僅在說話中,而且在吃、喝、笑等動作中),因此也是身體魔力的一個組成要素,它暗示著講話的整體發音方面系統性信息。這種「發音器風格」,一種被「肉體化了」的生活方式,就像整個身體的魅力一樣,把發音特徵...... 焊接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且必須被作為整體來對待(p. 75)。


而言語的象徵性權力也來自於社會︰

詞語的權力在於這一事實,即它們並非僅僅是代表作為這些詞語的「傳達者」的個人而宣佈出來的,授權的發言人只能使用這些詞語以作用於其他能動者,並且通過其他能動者的行動,作用於事物本身,這是因為,在他的言說中集中了包括了群體所累積的象徵性資本。......根源於群體通過努力累積起來的資本,其有效使用從屬於一整系列的社會條件,正是這些社會條件界定了社會巫術儀式。為了使施事話語成功所必須滿足的大部分條件,落到了言說者之適合性的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社會功能——和他所說話語之功能的問題上(p. 87)。


權威話語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僅需要被理解(在某些時候它雖然沒有被理解但是仍然具有力量),而且它僅在被認可為權威話語的時候才能發揮其特殊的效果。這種認可...... 只是在特定條件下以一種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方式給予的,也就是說,這些條件界定了合法的用法,它必須由法律許可這樣做的人說出...... 它必須在合法的環境中說出,也就是說它必須在合法的接收者面前說出;最後,它必須按照合法的形式(句法、語音,等等)說出(pp. 88-89)。


通過依法指定的影響(貴人理應行為高尚),制度儀式產生了最為「真實」的效果,被指定者感到有義務奉行其定義,奉行其功能性的地位。指定的繼承人...... 被整個群體...... 如此認識和對待,而且這種區別和不同的對待只會鼓勵他實現其本質,使其行為與其社會本質相一致(p. 103)。


毫無疑問,制度行為所產生的真正奇蹟在於這一事實中,即它們努力使被神聖化的個體相信,他們的存在是正當的,並且他們的存在具有某種目標。但是,由於象徵性權力根本上的變動、差異以及區分的性質,通過一種詛咒,隨著傑出階級上升為存在,作為其不可避免的對立面,其補充階級則滑落到虛無或者最低級的存在(p. 110)。


言說與現有社會秩序的關係︰

異端批判的推動力量遭遇了正統觀念的阻礙力量。受支配的個體與話語和意識聯合起來...... 因為除非他們對社會秩序的分類看法提出質疑,他們就不能把自己建構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動員起他們自己或他們自己的潛在能力(p. 127)。


與此相對,佔據支配地位的個人...... 努力通過一種充滿了常識的簡單而透徹的話語,來普遍施加由這一世界所強加給他們的明顯性和必要性的感覺;因為對他們來說,讓事物保持其所是的樣子是符合他們的旨趣的,他們試圖以一種非政治性的話語來破壞政治,這種話語是通過一系列中性化措施或者更有效地,是通過否定措施生產出來的;這種否定尋求把信念恢復到其最初的無知狀態,而且由於其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社會秩序自然化,因而總是借用自然語言(p. 128)。


這不難令人想到作者晚年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著作與行動。

依作者的看法,從語言學自身研究語言並不足夠︰

當奧斯汀(還有他後來的哈貝巴斯)以 為自己在話語自身之中——就好像是在言語的具體語言物質之中——找到了話語有效性的關鍵時,他以一種最為成功的方式表現出其所犯錯誤的本質。通過試圖從語 言學的角度理解語言表達的力量,通過在語言之中尋找隱藏於語言慣習的邏輯和有效性之中的規律,人們往往會忘記,權威是來自語言之外的…… 語言至多也只是代表了這種權威,表現了它,並把它象徵化了(p. 86)。


書中第三部分說的是學術話語怎樣以中立的外觀影響社會,因為太學術,就不說了。

在註釋裏看到兩本可能不錯的延伸閱讀︰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 Pierre Bourdieu ;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 Gunnar Myrdal ; translated by Paul Streeten. London : Routledge, 1953.

2011年1月3日 星期一

了解人性

看完阿德勒的《了解人性》,因為是向大眾推介個人心理學的入門著作,內容比較好懂。

作者認為要理解人性就先要認識個體的目標何在,這目標的內容與形式受幼年經驗與社會影響,而當中關鍵的有「社會感」與「超越他人的意向」兩點——真好,三句就撮要完。

說到社會感,作者的意思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所謂「人類同胞感」︰

我們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個體的標準,是由他對全體人類的價值來決定。我們比較一下一般人和理想人(也就是把他的社會感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人),在這些實際證明中,我們就漸漸可以看出,沒有培養其人類同胞感的人,不能成長成為一個恰當穩適的人(p. 39)。


至於超越的他人的意向,則是起因於小孩的自卑情結,這又是由兒童脆弱與成人的錯誤反應引起︰

由於每個孩子都必須在成人的環境中成長,所以他很容易認為自己軟弱、幼小,不能單獨過活,他不相信自己可以不出差錯且靈巧地把別人認為他能做的簡單工作做好...... 成人要求孩子做超乎他所能做的事時,就等於把他的無力感丟擲在他臉上(p. 76)......


靈魂處在自卑感的壓力之下,或者因為個人渺小無力而感受痛苦壓力時,它都會嘗試用盡全力去成為超越「自卑情結」的駕御者(p. 80)。


有的小孩為了確保他們對周圍人事的特權而極度追逐權力,這樣會很快養成他們抗拒日常生活一般任務與責任的態度,我們如果在有一些經驗之後,去比較一下這種「渴求權力的個人」和「理想的社會人」,就能夠判別出他的社會化指標——也就是他脫離同類的程度(p. 82)


以性別為例︰

社會上有些特定的性格特徵被認為是男性化的,而有的則被認為是女性化的,雖然這些評定都沒有可資證明的基礎,如果我們比較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狀態,似乎也找到支持這種分類的證據,但實際上我們談論的依舊不是自然現象,乃是在敘述個體的表達,而且這些個體已在成長的過程中被導入了一條很特殊的途徑,以致於他們生命格調和行為模式都被權力的特殊觀念窄化了,更有甚者,這些權力觀念又進一步挾帶驅逼力量指示他們應該去尋找發展的所在(pp. 129-130)。


依作者的看法,性格是一個社會性的概念︰

性格是一個人接近他所往來的環境所呈現的特質和性情,是一個人從社會感的觀點去努力奮求見知於人時所依據的行為模式(p. 163)。


評鑑一個人的性格,一定只能在清楚了他的各種關係和環境之後才能做,如果我們從他的生活揪出單一現象,並且單就這個現象來評判(比如只考慮他的身體狀況、只考慮他的環境、只考慮他的教育等),我們一定免不了被逼做出錯誤的結論(p. 171)。


雖然情緒有其價值,但濫用情緒則會帶來傷害︰

除非能發現情緒是克服自卑感、提高人的特質、獲取認同的寶貴工具,否則沒有一個人會了解情緒的意義和價值。


......濫用情緒是不好的習慣,有時候還可能轉變成病態。......我們不難見到生活裏有的人使用忿怒、悲傷等各種情緒,好像它們是玩於股掌間的傀儡,這種沒有價值、而且往往使人不快的性格只會剝奪情緒的真正價值。如此,情緒變成了個體遭人排拒、或支配權受威脅的慣性反應(p. 261)......


儘管我們對忿怒和悲傷寄予不同程度的同情,但忿怒和悲傷終究是疏離性情緒,這種情緒不會真的使人更親近,反而因損害了社會感而隔離了人(p. 262)。


對於如何培養社會感,作者的答案是教育,雖然說得不是很明確。

書中有很多不同性格類型的描述,用作參照也很有趣︰

在這些受寵的小孩裏面,我們還可以加入一種類型︰他們成長路上的每一項困難都被移開了,他們的能力被人用和緩的方式削減,而從來沒有機會去負責任。這種小孩所有必須為未來做準備的機會全被阻擋,他們沒有預備去與願意加入他們的任何人接觸,既然如此,他們當然沒有辦法與其他人接觸(pp. 47-48)。


注意力醒覺的最重要因素在於對環境真正的根本興趣,在心理層次裏面,興趣所在的位置更深,所以如果我們有興趣,我們必然會去注意。......也因此,興趣就成為一個人為其特定目標攻克一個知識領域的簡單工具了。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卻沒有人不出差錯,當這種錯誤態度在一個人身上逐漸加固以後,注意力便被導向對人生準備而言不太重要的事情上面(p. 99)。


這種人[防衛者]最常見、也最突出的特點是他們好批評的態度,有時候這一點被當事人強化到他們能很快看出別人最最不重要的缺點。他們抬舉自己成為人類的審判者,本身卻不做任何對共同生活的人有益的事。他們忙著批評、忙著破壞其他同伴的遊戲,他們的多疑逼使他們帶著焦慮、猶疑的態度,因而只要他們面對一項任務,就立刻產生疑慮、猶疑,顯得好像他們想逃避決定。如果要我們象徵式地描繪這型人,我們可以說︰這個人一手抬起來保衛自己,另一手卻遮著眼睛免得看見危險(p. 178)


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人,他們給人的印象是,他們的發展就停留在學校生涯的某個時期,一直不能成長超過那個學校預備階段。他們在家裏、在工作、在社會,表現都像學生︰逼切地聽講,然後等候機會一抒己見,他們總是渴望在聚會場合答任何問題,如想讓每個人確知他對當時討論的題目亦有所知,並且等待好的分數來肯定他的答案(p. 241)。(作者稱這類人為schoolboy immautrity,相當貼切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