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14日 星期四

後工業社會的來臨

以下寫的是《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作者是丹尼爾‧貝爾。

首先是定義,作者表示後工業社會是社會的社會技術面向,其特點如下︰

就我的意思,後工業社會並不取代工業社會,就像工業社會並不廢除經濟中的農業部門一樣。……這些新的發展將舊的一層除去,覆蓋了新的一層而加厚了整個社會結構。為了指引讀者了解這本書的詳細論點,強調後工業社會某些新的面向,我想會有點用處︰


1. 理論性知識的首要性︰每個社會總是要基於某種知識而生存,只不過是現在有點改變,理論性知識的具體化和物質科學成為技術創作的基礎。……


2. 新智識技術的產生︰藉著基於電腦線性規劃,馬可夫的連銷猜想(按︰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kov_chain,現已應用於Google)等新的數學和經濟方法,我們可以利用模型、模擬和系統分析、決策理論等工具,來對經濟和工程問題提出更有效且合理的解決(假使它不是個社會問題的話)。


3. 知識階級的擴展︰在社會中成長最快速的團體是技術與專業階級…… 技術和專業將會是社會中最大的一個團體。


4. 在商品轉變到勞務︰……在工業社會的服務業指的是用來輔助商品生產運輸的公用事業和金融,以及個人的服務(美容院、餐廳服務生等)。但在後工業社會當中新服務業所指,基本上是對人的服務(醫療保健、教育和社會服務),以及專業和技術的服務(例如︰研究、評估、電腦和系統分析)。這類服務業…… 成為經濟成長的限制,以及持續通貨膨脹的原因。


5. 工作性質的改善︰在前工業的世界,生活就是和自然的競爭。……但在後工業的世界裏,基本上是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於是在工作和日常例行的經驗當中,自然和人造的事物被排除在外,而人們要學習如何生活在一起。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上,這是個空前絕後的新狀況。


6. 婦女的角色︰在工業部門的工作(例如工廠),大部分是男人的工作,婦女通常是被排除在外。而在後工業部門的工作(對人的服務業),卻為婦女提供了更大的工作機會。也可以說,婦女第一次在經濟獨立上有個堅實的基礎。……


7. 科學的蛻變︰……現在的科學已經變得和技術、軍事、社會技術和社會需求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個後工業社會主要特色的這些新科學組織特徵,將會是自由研究和未來知識的最重要問題。


8. 工作地點成為政治單位︰……對後工業部門而言,社會分析的焦點可能是其工作地點……,一組垂直的等級關係將會是政治著力的最重要地點。……有四個職能的工作地點︰科學的、技術的(亦即工程學、經濟學、醫學等應用技術)、管理的和文化的工作地點;還有五個組織的地點︰經濟企業、政府官署、大學和研究團體、社會團體(如醫院和社會服務中心),以及軍事單位。我以為未來的主要利率衝突,將會發生在工作地點團體之間,而且這種對於其工作地點的強烈歸屬感,將阻止新專業團體在社會上組成一個堅實的階級。


9. 功績主義︰基本上,後工業社會是個技術社會,其中報酬較料以遺產或財產為基礎(雖然這些可以佔到財富或文化上的便宜),而較以個人的教育程度和技藝為基礎。不可避免的,功績主義……的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規範問題。在這本書上,我試著界定功績主義的特質,並且支持公道的功績主義的觀點,或者是支持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強調以成就取得地位的觀念。


10. 匱乏的終結︰……清楚的是,匱乏總是困擾著我們。我指的並不只是資源稀少的問題(因為這還是個爭論點),而是在本質上,後工業社會帶來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人們所從未想到的一些新匱乏。社會主義論者和自由主義論者都談論商品的匱乏,但我所指出的,後工業社會將會有資訊和時間上的匱乏;而且不可避免的,分配的問題依舊冷酷的存在著,甚至於人們在配置其休閒時間上,日益成為一個經濟人。


11. 資訊經濟學︰……為了求得知識投資的最佳社會政策,我們必需採取合作的策略,使得社會在知識的傳播和使用上更能增加。有關於資訊的新問題,在後工業社會的政策和理論上,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帶來一個重大的挑戰(序,pp. 15-18)。


嗯…… 好像引完這幾頁就將全書重點寫完似的,如果用正文的內容再簡略點說︰

後工業社會概念是一個廣泛的概化。如果從五個面向,或五個組成要素來說明這個術語,它的意義就比較容易理解︰

1. 經濟層面︰從生產商品的經濟轉變為服務業經濟
2. 職業分佈︰專業與技術人員階級處於主導地位;
3. 軸心原則︰理論知識的首要性,它是社會革新與制定政策的源泉;
4. 未來的取向︰控制技術發展,對技術進行鑒定;
5. 政策構定︰一個新「智識技術」的產生(p. 15)。


而後工業社會的意義在於︰

1. 它強調科學的角色與認知價值為社會所需的基本結構;
2. 由於決策更具有技術性,這就使科學家和經濟學家更加直接地參與政治活動;
3. 它使現有的知識研究工作的官僚化傾向不斷加深,從而造成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的目的和價值發生一系列變化;
4. 由於技術知識分子的生成與發展,從而帶來了技術知識分子與文科知識分子的關係這樣一個重大問題(p. 54)。


作者提及學生運動與後工業社會的關係︰

一個重大的變遷帶來重大的反應。六十年代後期的學生的反抗,部分地反映了反對出現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社會抗爭文化的新力量。但從更大的範圍來說,那種學生造反是對於後工業社會不可避免地「從組織上管制」智識活動的一種反動,這種管制體現在對青年人尤其在年齡越來越小的人們身以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強使他們挑選好大學,選擇一個主要學科,為進入研究所操心,為將來的就業而著急地方看來來(p. 148)。


更有趣是作者以下的評述︰

大學裏即使有必修課,也並不是公司企業界的典型,而且即使學生意識的提升也很可能不是「受壓逼的」意識。大學是一個溫室,在這裏,學生生活在一個不同的世界裏,特別在今天,學生幾乎不會因任何越軌行為而受到對待成人的那些制裁和賠償的懲罰。畢業以後,學生便進入一個不同且極為分化的社會,並且開始擔負起他們自己及其新家庭的責任。因此,不管激進主義最初的基礎如何,大學的一代隨著年齡的增長,就會變得更加保守(p. 187)。


後工業社會也令社會決策增加︰

後工業社會也是一個「公共」社會。在這裏,社會的單位是社區而不是個人;人們必須完成一種社會決策而不只是個人決策的總和,即使能讓個人決策匯集到一起,其結果將會是個夢魘,例如私人小汽車造成公共交通的擁擠。但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較之對物的管理更加困難。參與成了社區的一個條件;然而當許多不同團體都要求太多的不同事物,而又不準備進行協商或交易的話,那就會出現衝突和僵局的後果。而又不是政治上的一致,就是政治上的困境。


由於人與人之間的競爭,社會生活變得更為困難,因為政治要求和社會權利增加了,社會變革的速度和不斷變遷的文化風尚使舊事物不知所措,同時,未來的方向也侵蝕著傳統的指引和過去的道德。資訊成為主要的資源,在各組織內部成為權力的源泉。專業化成為地位的標準;但是,由於要求擴大權利和更多地參與社會生活產生了民粹主義思想,造成了專業化和民粹思想的衝突。如果說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在工廠裏的鬥爭是工業社會的標記,那麼,專業人員和民眾之間在組織內和社會內的衝突,便是後工業社會中衝突的標記(pp. 157-158)。


雖然後工業社會需要許多必要的改革,但作者指出有幾個限制這些變革的因素。首先是生產力限制,因為服務業的生產力成長速度不及商品生產力;其次是通貨膨脹,令政府無力支付日益增加的需求與開支,而增加稅收不受民眾歡迎;第三種限制是前述的「公共」社會需求各異,無法決定應該先做甚麼。

關於高等教育擴張︰

這種群眾性本身就失去了它的特點,高等教育的概念本身也失去了它的精英性質。到那時,最為重要的是知識社會本身的內部分別。像現在這樣,社會的教育制度劃分為社區大學、公立大學和較小的私立大學的情況,實際上使得精英、特權分子和受過教育的一般大眾這三個分野保持下來並永遠存在,也強化了「科學城」本身結構內部的階級分野(p. 298)。


大學的角色︰

我認為,大學日益成為後工業社會的主要機構。過去二十年中,大學(提到「大學」,我想的就是指精英團體)已經承擔了許多擴大了的職能︰例如在基礎研究方面,作為一種服務性機構方面,並在擴大普通教育方面。……其中的新東西是規模的巨大變化。今天,在基礎研究領域從事研究工作的大多數科學家都在大學裏;大學成了政府和公共組織所需要的專門知識人才的來源;甚至大多數批評家和作家今天也都在大學就業。大學已經成為統治團體文化的中心。……然而一個重要的事實是,由於缺乏任何有組織的學術體制,政府把大量任務強制大學裏接受,不問其是否願意,而這些任務在其他國家是在大學系統之外完成的。戰後社會的一個重要層面,不是教育制度傳統地依附於政制,而是在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地出現一個代表政府、科學和大學交相溶合的科學行政綜合體(pp. 302-303)。


科學與政治的關係︰

後工業社會將比以往涉及更多的政治,因為選擇成了有意識的選擇,決策中心更容易為人們所看到。市場社會的本質是把責任分散,使「生產」決策由分散的消費者的多種多樣需求指導。但是,把資金分配給這一個科學項目而不分給另一個項目的決定,卻是由一個政治中心而不是一種市場決策作出的。由於政治是利益與價值觀的綜合,而兩者又往往是不同的。所以,在後工業社會裏,衝突和緊張程度的加深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由於知識和技術已成為社會的主要資源,那麼,某些政治決策是不可避免的。由於知識機構對公共資源提出了要求,那麼大眾對這些機構提出某種要求也是不可避免的(pp. 323-324)。


後工業社會的公司︰

現代社會愈來愈大的問題是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 產生愈來愈大的偏離。但是就這樣的認識,還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成本的嚴格概念以及投資成益…… 在今天是否適當。換句話說,有關「成就」的舊定義或許太狹隘了。於是出現的問題就不僅是某個公司的「社會責任」問題,而是社會組織更大格局和社會目標的「正確性」的問題了。就公司已成為現存格局的組成機構而言,它就成為新探索的出發點(p. 333)。


當人們使用公司「社會責任」一詞時,並不是玩弄詞藻(雖然許多公司負責人是這樣的),也並非想到高尚的義務(更少的公司負責人會這樣想),也不是認為某種帶有顛覆性的主義已經潛入社會(某些自由放任主義經濟學家曾經這樣提出過),而只不過是接受了人類感情這一基本的社會心理事實。如果人們不把忠誠和認同看作是簡單的金錢交易,不把就業僅僅看作是幹活掙錢的一種有限的關係,那麼公司就是一個對其成員承擔社會義務的集體;公司也是一個向顧客的經濟世界競相提供價格低廉商品的經濟化工具(p. 351)。


作者列舉了一些公司可能要權衡的義務,包括對職業的滿足感、少數團體的就業問題、相對工資、對社區所負的責任、對環境所負的責任與面對道德問題。若是這樣,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的定義︰
作為一個企業機構,「公司」就是管理部門和董事會,它們作為受托人為整個企業成員工作——不僅僅為股東,也為工人和顧客——並要適當考慮整個社會的利益。但是如果接受了這一觀點,就會產生一個重大的邏輯推論——即構成該公司全體成員都應當在公司權力機構中有發言權。如果沒有這個,就沒有對管理部門的有效制衡力量。更重要的是,沒有這種發言權,就會使管理權的「合法性」產生嚴重的問題(p. 360)。

對於評估社會成本,作者提出社會需要一套有效的會計系統︰

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社會會計系統,它將擴大我們的成本和效益概念並把經濟會計置於比較廣泛的結構之中。最終目的是制定一個有利於說明政策選擇的「資產負債表」。


我們要社會會計系統做甚麼用呢?「會計」一詞在這裏也許並不恰當。社會學家很少能確立完全始終如一的幾組關係。即使在複雜的社會分析能夠確立這種關係,也難以用可計的詞語來作到這一點。但是,我們可以開始設法建立一種理性的概念架構。


社會會計系統要從一系列的社會指標開始,這些指標使我們要廣泛而均衡地計算我們所知道的經濟進步的意義。創立社會會計系統的努力,可以推動我們從四個方面衡量我們社會中利用人力資源的情況︰一、衡量社會成本和發明創造的淨收益;二、衡量社會弊病(例如犯罪、家庭分裂);三、在內容明確的社會需要領域內(例如住宅、教育)制定「活動預算」;四、確定經濟機會和社會地位升遷的指標(p. 398)。


後工業社會由誰來統治︰

在後工業社會中,生產和企業決策隸屬於、或者將產生於其他的社會力量;與經濟成長及其平衡有關的關鍵性決策將由政府作出,但它們的基礎則是由政府主持的研究與發展、成本效能和成本效益分析;鑑於決策及其結果之間的複雜關聯性質,制定決策的技術性將不斷增加。人才開發及擴大教育與智識機構,將成為社會優先考慮的問題;不僅最好的天資,而且最終還有全部聲望與地位都將以知識界和科學界為基礎(p. 417)。


後工業社會製造了新的匱乏,這包括資訊的成本,因為蒐集資訊的成本上升、技術性資訊增加、傳播資訊需要媒介及人們可能吸收的資訊有限;還有協調的成本,當中需要參與、互動、交流機會、大型社會計劃與管制的協調;時間的成本,維修消費品的時間、消費本身耗用的時間、將閒暇變得「高收益」的需要等。

作者也略述了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

我認為,……社會結構(經濟、技術和職業體系)和文化(象徵性的意義)之間的分離日益擴大,雙方由不同的軸心原則所支配。社會結構根植於功能理性與效率,文化則根植於完成自我的過程中認可主張廢棄道德的舉動。


雙方動力的泉源是相當不同的。社會結構的「生活方式」是由計算原理、工作與時間的理性化、以及直線進展所形成的。這一切基本上來自努力靠技術來控制大自然,努力用全新的生活節奏來取代受制於季節規律性和土地報酬遞減律的生活節奏。技術熟練反過來和一種特性的結構相溶合,這種結構同意延遲享受的思想、強制獻身於工作的思想、勤儉和節制的思想,而這些是侍奉上帝的一種道德而顯得神聖不可侵犯,並藉著是種高尚可敬的觀念來證明自身的價值。在這個過程上,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個整體,在其中,文化、性格結構和經濟充滿單一的價值系統。這是位於最高峰的資本主義文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切都被資本主義自己所破壞了。藉著大規模的生產和大規模的消費,它熱情地鼓勵了享樂主義生活方式而破壞了新教倫理。等到二十世紀中葉,資本主義不是設法以工作或財產而是以物質佔有的地位標誌和鼓勵享樂來證明自身的價值。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和道德的鬆弛成了個人自由含義本身的目的。


其結果是社會結構本身內部的分裂。在生產與工作的組織中,這種體系要求有遠見的行為、勤奮與自制、獻身於事業和成功。在消費領域,它促使了及時行樂的態度、揮霍浪費和炫耀、以及尋歡作樂。但是,在這兩個領域裏,體系是完全世俗的,因為任何超自然的道德業已消失(pp. 586-587)。


這問題在作者另一本專著《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會有更詳盡討論,那麼改天借來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