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由最尾的部分說起︰
本書希望將各種社會運動呈現為衝突的集體行動者，而它們所致力的衝突是為了爭取對主要文化資源的社會管理權。書中顯示，這樣的衝突唯有在一個具備民主制度的開放社會中，在一種完全不求助於絕對國家的威權的情況下，才可能存在。最全面的反省，會在我們遭遇最衝擊性的問題時最自然地產生，我們還能找到比我們親眼目睹的這場轉變更根本的轉變嗎；為了讓社會性運動的理念能與民主和政治自由的理念——後兩者有很長一段時間因其「資產階級的」性格而備受鄙視，但少了這兩面旗幟，社會行動者既無法戰鬥也無法協商——相繫聯，而不惜將前者與革命的理念區隔開來，並自此與破革命政權的腐敗相妥協。這麼說並不表示要將社會學分析屈附於政治目標之下；相反的，當我們將以下這兩個問題搬到舞台中心時，也連帶將社會學分析的範圍推展到政治領域︰國家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生活的管理愈益直接之際，要如何維護和發展市民社會及其行動者的自主性？各種社會運動與民主政治的聯盟又應如何建立？(p. 348)
本書圍繞著三個概念︰歷史質主體、歷史質與社會性運動︰
社會生活中的三個根本成分是︰主體——既是做為對已安頓後作為的脫離，也是意識；歷史質——既是一套文化的(認知的、經濟的，與倫理的)模式，也是做為社會根本衝突的場域；以及各種社會性運動——是那些相互競爭著欲賦與這些文化旨向某種社會形式的各個團體(pp. 165-166)。
主體︰
社會生活的統整不再源自社會這觀念。反而是那所謂的社會，更被視為是一套規則、風俗與特權，而個體與集體欲開創的努力，則總是得與之鬥爭。也因此，社會生活統整的玄社會原則，反而是被人類勞動的成就，或廣泛而言，被自由所取代。那原本在古典社會學中佔主要地位的理性化、現代化，在此則轉為自由，也更轉向人類具有將自身由超越性原則與社群規則中脫身之能力的主體觀念。
……因此，社會這觀念的沒落，一方面引發世事無常的觀念，這也是一種對於政治生活的全然的政治概念；它另方面也促發了主體觀念，主體的創造能力也取代了原先維繫社會生活統整的舊式原則。在此，重點是主體不再由歷史式詞語來界定。以往是社會在歷史中，現在則是歷史在社會中，社會有能力選擇自身的組織、價值與轉變過程，而毋須藉由自然或歷史法則才能師出有名(pp. 160-161)。
歷史質︰
歷史質在此指的是一個社會透過各種衝突和社會性運動，從各文化模式中建構其作為的能力。在那些被各種社會和文化再生產機制支配的「傳統的」社會中，對歷史質的訴求壓倒一切；這種訴求以所有「進步的」革命和解放運動的精神，促使行動者掙脫各種束縛而轉化為自身社會的生產者。相反的，在那些受到管理、生產和散布各式物質及符號財貨、言說和資訊的權力機器所支配的「現代」社會裏，對歷史質的訴求不會是信守和投注，而是脫離和抽身(pp. 95-96)。
社會性運動︰
社會性運動是個新的觀念；它形成一種對下列事實的認識︰行動者不僅只限於對情境做回應，他們還實際去開創新局。他們依自身的文化旨向和其所置身的社會衝突來界定自身。在此，文化旨向指的並不是與對手相對立的價值，而是那些雙方共同認定的、也用來界定衝突場域的價值。這些衝突本身並不是零合遊戲，因其目的是為了轉化集體生活的制度與組織的形式(p. 140)。
一旦不再訴諸玄社會原則，而社會與自然的矛盾對立觀念也遭駁斥之後，我們就有必要確認，階級是夾在相互衝突之中的行動者，而非陷於矛盾之間的行動者。為了突顯這重要的改變，採用社會性運動而非社會階級這詞彙將更為適當。社會性運動是某個階級的行動，它依一定的文化旨向，而處在社會性相互衝突之中。這裏的階級，是根據它在挪用歷史質的方式中，也就是它在挪用投注、知識和倫理等文化模式的方式中是處於支配或依賴的位置來界定，而社會性運動本身也依此而有所旨向(p. 205)。
隨著玄社會原則失效，名分(identity)的影響也因此改變︰
就社會學者而言，名分不再是對某種存有模式的訴求，而是要爭取那行動與轉變的能力。名分是經由抉擇，而非透過實物、本質或傳統而界定。這種界定的過程無法完全在一個訴諸名分的架構中產生。後者頂多只是一種社會性運動的組成部分，這種社會性運動的界定是來自下列三者的組合︰對名分的防衛、對社會衝突的察覺，以及訴諸集體方式來掌控某些文化旨向、掌控那社會據以生產自身的重大資產。因此，由防衛式名分轉到攻擊式名分的過程，也正是由單一行動原則轉為許多互補原則的相互依存的過程。這種轉化並不容易，因為它很可能會對行動者造成威脅，特別是在把其行動分散到不同領域時，以及當我們在行動的表現基礎與其工具性組織或其政治策略之間引入必要的距離時，更是如此。這也是我們無法把社會性運動等同於名分宣稱的道理(p. 227)。
這一切以工業社會轉向破工業社會為背景︰
將工業社會界定為「投注主要是用於轉化勞動組織」的社會…… 要求我們把破工業社會界定為「主要透過投注而使歷史質達到工業社會所未能達到的層次」的社會。在工業社會中，勞動組織只達到製造層次，因而僅及於勞工間的關係。這種介入先是透過創新，即在科學和技術投注的基礎上發明產品的能力，再透過嚴格意義上的管理，即創設複雜的組織與決策系統的能力，而提升到管理——即生產的整體——的層次。當各種投注所導致的價值修正、需求和替現等符號性財貨的生產，遠多於物質或「勞務」的生產時，整個社會就開始朝破工業社會推進。工業社會轉化了生產工具，而破工業社會則改變了生產目的，即改變了文化(p. 260)。
社會學也在此有其任務︰
我們有時會焦急的懷疑︰西方世界在過去幾個世紀緩慢開拓出來的市民社會的空曠空間，是否正在被國家這座叢林重新吞噬。社會學的主要任務之一，是逐步地去防衛這塊空地，以及各人類群體在其中所開創的文化。社會學或介入法致力這樣的防衛工作。當然，它有其認知的目的，但它也同時試著去提升行動的層次，好讓實際行動能更趨向於最大可能的行動。它試圖在社會對其開創自身的能力喪失信心的時刻，於被摧毀和遭背違的幻象的廢墟上，幫助人類創造他們自身的歷史。因此，指出社會學式介入具有啟發的價值，與承認它悖是一種想重新振起人們對可能行動之覺察的渴望，這兩者並不矛盾，也因此，它有助於民主機會的防衛與強化(pp. 255-256)。
作者提出未來四項普遍命題來界定社會衝突的性質︰1. 破工業社會衝突普遍化 2.反對運動趨向由全球性團體施展，以面對整合的權力複合體 3.社會衝突與邊緣性或偏差行為逐漸交錯 4. 結構性衝突與那些有關變遷的衝突背道而馳。
作者指出轉化反叛和拒斥為社會性運動的各種助力與阻力︰
反叛和拒斥行為得以轉化為提出宣示和要求的前提，是組織層次的相對開放，以及各社會控制勢力的鎮壓動作。這種正面和負面要素的結合，必須在每一個層面都可看到。在全面壓制的狀況下，拒斥行為會立即轉化為集體反叛。如果其中反叛指數最高的團體被逼太快採取極端立場，則集體反叛很快就會走向直接對抗。其結果是遭到邊緣化而告失敗。另方面，在缺乏任何壓制、而各種可稱為「民主的」組織仍具開放性的情況下，結果則是它們所提出的各種主張被納入這些組織的運作之中。因此，反叛者要轉化成提出主張和宣示的運動，它必須同時對抗某些阻力，並成功地改變某個社會組織領域的運作方式，否則，它就會開始自我封閉。
至於從提出宣示轉進為政治壓力的條件，首先是政治系統得具一定開放程度，以及特別重要的，要有政治盟友的介入。……另外，它們所提出的宣示必須同時具有可妥協的空間和不可妥協的底線，才不致讓提出宣示的行動被政治系統所吞噬；如此一來，在其成功表現和其抗議行動的強化下，它遂能在原則上與現存的政治系統保持可妥協但絕無結合可能的地位。
最後，由政治壓力團體推進到社會性運動，也同時需要牽聯到整合與衝突這兩個因素。衝突的主要元素，是對社會對手的清楚界定…… 另方面，捲入衝突的各個行動者如無法認同某些共同的文化價值，則任何社會性運動都不會出現(pp. 309-310)。
談到革命模式沒落之後的發展︰
我在這裏發展出的概念，是與新自由主義的想法相反，後者因革命模式的沒落而進一步受到強化。我們甚至可以認為，政治辯論將愈來愈由下列兩造之間的對立所主導︰一方協助各種新社會運動找到某種政治表現的模式，另一方則將民主制度逐步收編到國家機器之內，好讓代議功能從屬於民族國家的防衛，從屬於其國際利益和經濟政策。
革命模式在目前所遭遇的危機，以及各種社會運動在經濟危機時期和降低期待下的軟弱無力，似乎強化了西方世界的民主制度。然而，如果民主制度未能體認到新社會運動的首要性和自主性，未能體認到它必須將自身重新定位為代議制度並同時和國家理性保持距離，它終將日漸走向衰微(pp. 339-340)。
回到最後，作者這樣結束本書︰
我們目前所處的時刻，不只是一個過往解體和全面感受到危機的時刻，也是一個召回行動者、質疑所有社會組織形式和要求創造性自由的時刻。這正是本書想要置身的時刻。它不僅反思行動者的歸來，也正為行動者的歸來鋪路(p. 351)。
補充一點，本書法文版於1984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