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作者對經濟的定義︰
社會事實(至少直接是)人類行為的結果，而經濟事實則是經濟行為的結果。經濟行為可以定義為以取得貨物為目的之行為。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談行為的經濟動機，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經濟力量等等。可是，我們所要研究的只是以透過交換或生產來取得貨物的那種經濟行為，因此我們將經濟行為的概念限制在這種類型的取得上，而把比較廣泛的領域留給經濟動機和經濟力量這些概念……
因此，經濟事實的領域首先就由經濟行為這個概念所限定。每一個人都必須(至少部分地)合乎經濟性的運行；每一個人都必須是一個「經濟主體」，不然就是依附於一個經濟主體。可是，一旦各社會集團的成員在職業上各有分工之後，我們就可以區分出兩大類人︰一類人的主要活動就是經濟行為或營業，另一類人的經濟行為相對於其他方面而言則退居次要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生活是由一個特別集團的人來代表的，雖然所有其他社會成員也必須有經濟性的行為。於是這個集團的活動就可以說是構成了經濟生活，這樣說的時候就不再是抽象的，不管從這種意義所說的經濟生活，和人們的其他重要表現所具有的一切關係為何(pp. 18-19)。
生產的概念︰
從技術上以及從經濟上考慮，生產意謂著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把東西和力量組合起來。每一種生產方法都意謂著某種這樣的特定組合。不同的生產方法只有透過它們組合方式的差異才能加以區別，也就是說，或者是根據所組合成的結果來區別，或者是根據它們的數量之間的關係來區別。每一個具體的生產行為，都為我們體現了這樣一種組合。也就是為我們創造出這樣一種組合(p. 29)。
相對於循環周轉的「靜態」分析，作者認為要解釋經濟發展還需要解釋「革命性」的變化︰
連續的變化——它們可能透過由無數的小步驟所形成的連續不斷之適應，到頭來使一家小零售商店成長為大百貨公司——屬於「靜態的」分析。但是，「靜態的」分析不僅不能預測傳統的行事方式中非連續性變化之後果。它還既不能說明這種生產性革命的出現，又不能說明伴隨它們的現象。它只能在變化發生以後去研究新的均衡位置。而恰恰就是這種「革命性」變化的發生，才是我們要涉及的問題，也就是在一種非常狹窄和正式的意義上之經濟發展的問題。
……因此，我們所指的「發展」只是經濟生活中並非從外部強加於它的，而是從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如果情況是，在經濟領域本身中沒有這樣的變化發生，而我們所稱的經濟發展現象在實際上只不過是建立在這一事實之上，即數據在變化而經濟則不斷地使自己適應於這種數據，那麼我們應當說，並沒有經濟發展(pp. 84-85)。
書中說的經濟發展就是生產組合的新手段，包括︰
(一) 採用一種新產品——也就是消費者還不熟悉的產品——或一種產品的一種新特性。
(二) 採用一種新生產方法，也就是在有關的製造部門中尚未透過經驗檢定的方法，這種新方法絕不需要建立在科學上新發現的基礎之上，並且，也可以存在於商業上處理一種產品的新方式之中。
(三) 開闢一個新市場，也就是有關國家的某一製造部門以前不曾進入的市場，不管這個市場以前是否存在過。
(四) 取得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供應來源，也不問這種來源是已經存在的，還是第一次創造出來的。
(五) 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組織，比如造成一種壟斷地位(例如透過「托拉斯化」)，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pp. 87-88)。
實現新組合的人，也就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作者稱為企業家︰
我們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其功能是在實現新組合的人稱為「企業家」。……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僅包括在交易經濟體制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在實際上完成我們用來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逐漸變成通例——某家公司的「依附性」僱用人員，例如經理、董事會成員等等，甚或他們具有任何其他的基礎來執行企業家職能的實施權力，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權。由於是要實現新組合才能被稱為企業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和某個個別廠商有永久的聯繫。許多「金融家」、「發起人」等等就不是與某些具體廠商有永久的聯繫，但他們仍然可以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另一方面，……它並不包括各個廠商中所有只是經營已建立的企業之主管或經理或實業家，而只是包括實際履行那種職能的人們(pp. 96-97)。
作者認為其發展理論概念以三組矛盾為特徵︰均衡與變化、靜態與動態、經理與企業家。
作者也提出三項創新的困難︰缺乏認知的管道制定決策、心理惰性及社會的反響，從而帶出領導的重要︰
領導是一種特殊的功能，與只是等級上的差別有所不同…… 上面提到的事實圈出了一個界限，超出這個範圍之外的大多數人不能單靠自己就可以迅速發揮作用，而得要有來自一群少數人的幫助(p. 107)。
領袖的功能就在於「做這件事」，如果不去做，那麼可能性就消失了(p. 108)。
創新所需的購買力，則從信用而來︰
信用在本質上乃是為了授予企業家以購買力而進行的對購買力的創造，但並不單純是現有的購買力之轉移。原則而言，購買力的創造標誌著在私有財產及勞動分工制度下實現發展的方法。藉著信用，企業家在對社會商品流還不具備正式要求權之前，就取得參與社會商品流之活動的機會。可以說，信用暫時以一種虛擬的要求權替代了這種要求權本身。在這種意義上的提供信用，有如一道命令要求經濟體制去適應企業家的目的，也有如一道命令要求提供商品去滿足企業家的需要。這意謂著把生產力量託付給他。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從完全均衡狀態的簡單循環周轉中出現經濟的發展。這種功能構成了現代信用結構的基石(p. 137)。
談到企業家的利潤︰
我們所考慮的企業家在創辦新企業時所做的貢獻是甚麼呢？意志與行動，除此之外再無其他貢獻。……他們並未累積任何種類的商品，他們並未首創任何獨特的生產工具，而只是與眾不同地，更適當地，更有利地運用了現有的生產工具。他們「實現了新的組合」。他們就是企業家。他們的利潤，也就是我們所談到的剩餘，對此沒有相應承擔甚麼義務，就是一種企業家利潤(p. 170)。
這種利潤需要滿足三項條件︰因為產品供應上升引起的跌價不高於邊際所得、新生產組合成本低於舊有組合、生產工具需求上升引起之漲價不高於邊際所得。
企業家利潤最終會消失，在資本主義這是因為競爭︰
由於自由競爭之緣故，生產工具的價格必然要將產品的價格吸收殆盡。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產品的價格就必然相應地下跌。如果在這些情況下利潤竟然還存在，那只是因為從一個沒有任何剩餘的情況過渡到另一個毫無任何剩餘的情況，企業家發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過程，此外還要滿足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另一個條件，那就是，不會因為有了競爭，企業家的利潤遂立即被奪走(p. 189)。
至於壟斷︰
由於在新產品問世之初，企業家沒有競爭對手，新產品的價格完全是，或者在某種範圍內是按照壟斷價格的原則來確定的。因此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內，利潤中含有壟斷因素。現在讓我們假設新組合企圖建立一種永久性的壟斷，也許企圖組成一個完全不用害怕外邊有競爭者的托拉斯。這時利潤顯然可以直接看成是永久性的壟斷收入，而壟斷收入也可以直接看成就是利潤。不過在這裏仍然存在著兩種很不相同的經濟現象。實現壟斷性組織可說是一種企業家的行為，其「成果」表現為利潤。這樣的組織一旦順利運行，這個企業就能持續地賺得剩餘，不過這種剩餘此後必然歸屬於壟斷地位賴以維持的自然力與社會力——剩餘變成了一種壟斷收入。實際上，創建一家企業所獲得的利潤，與持續性的收益，是彼此區別開來的。前者是壟斷的價值，後者不過是壟斷條件所帶來的報酬而已(p. 191)。
從信用的說明中，作者推論利息與經濟發展關係密切，因此利息是購買力價格的一個因素，購買力則是控制生產財的手段︰
只有在發展的過程中……當我對我用一百個貨幣單位所購買的生產能力進行新的組合，並成功地把一種具有更高價值的新產品投入市場時，我才能夠從我的產品中獲得更高的收益。因為生產工具的價格不是根據這一次的用途，而是根據以前的用途決定的。於是在這裏，有了一筆錢，就有了得到更大一筆錢的手段。為了這個緣故也是在這種程度上，人們通常把現在的錢數估計得比將來的錢數具有更高的價值。因而現在的錢數——也可以說是潛在更大的錢數——將具有一個價值貼息，並且也將導致一個價格貼息。於是在這裏，就可以找到對利息的說明。在發展中，信用的提供和取用成為經濟過程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在那裏，由「資本的相對缺乏」、「資本供給滯後於需求」等等所表述的現象就會發生。只有恰逢，並且因為這種社會的商品流變得越來越寬和越來越豐富時，利息才會顯得如此鮮明突出，並且最終把我們如此有力地置於它的影響之下，以致我們只有經過長期的努力分析，才能領悟到並非在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利息(pp. 237-238)。
少數企業家的成功促使其他企業家出現，而企業家在短時間內湧現會對經濟現況造成干擾，作者認為其中適應過程就是週期性蕭條︰
企業家的成批出現是繁榮產生的唯一原因，它對經濟體制的影響在性質上不同於企業家按時間均勻分佈的連續出現對經濟體制所產生的影響——只要它不像後者那樣，是一種連續的，並且甚至是不可察覺的，對均衡位置的干擾，而是一種突然發作的干擾，一種在層次上不大相同的干擾。企業家的連續出現而引起的干擾可以被連續吸收，而企業家的突然整批整群不連續出現則需要一種特殊的、可辨識的吸收過程，一種合併新事物並使經濟體制與之相適應的過程，一種清理的過程，或者，像我過去常說的那樣，一種探索以達到新的靜止狀態的途徑。這個過程是週期性蕭條的本質，因此若按照我們的觀點，它可以被定義為經濟體制奮力走向新的均衡狀態，適應於由繁榮的干擾所改變了的境況(p. 285)。
作者認為，週期性蕭條會令貨流充實，生產成本減少，企業利潤最終成為其他階層增加的真實收入，「它完成了繁榮所許諾的東西」。不過作者也提到，蕭條期間也會造成恐慌、新企業取代舊企業有時存在困難、新企業對勞力需求終止、機械化、新組合勞動力邊際重要減少等，都帶來了失業問題。作者以這樣的論點作結︰
沒有一種療法能夠永久地阻止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過程，而在此過程中，工商企業、各個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價值和理想等等，將以整個社會的規模下沉，並最終消失。在一個存在私有財產和競爭的社會裏，這一過程是對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之不斷出世的必要補充，也是對所有社會階層其不斷增高之實際收入的必要補充。如果真的沒有週期性的景氣循環，那麼這個過程就會緩和一些。但是這個過程並不能整個地歸因於週期性的景氣循環，事實上這個過程倒是獨立於它的影響之外而完成的。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在經濟上和文化上，這些變化倒是比長期以來被所有的分析集中注意的經濟穩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廠商的興與衰，在它們特殊的變動方式中，較之在以固定速度進行反覆的自我繁衍過程的這種涵義上的靜態社會裏所觀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說明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徵，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p. 308)。
當然，變化是否令生活更美好的問題，作者沒有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