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菁英由這樣的人組成——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夠超越普通人的普通環境；他們所處的位置使他們可以作出有嚴重後果的決定。他們是否作出決定，相對於下列的事件並不重要，即︰他們佔據著如此關鍵的位置，以致他們若未能行動或無法作出決定，本身就是比他們所作的決定更具影響的舉動。因為，他們指導著現代社會主要的等級制度和組織機構；他們統轄著大公司，操縱著國家機器並擁有各種特權，指揮著陸海空三軍，並且據守著社會結構的戰略要津。這裏現在聚合了一切有效手段，以獲取他們享有的權力、財富和聲望(pp. 1-2)。
談及上層的教育︰
作為挑選和培養新舊上層階級的地方，私人學校有整合的作用，它是一種使上層階級國家化的力量。世襲家族在道德和文化的精巧轉變中的重要性越是下降，私人學校的地位就越上升。學校——而不是上層階級家族——乃是改變上層社會階級的傳統，確立對新的財富和才幹的承認的最重要機構，它是上層階級一生經歷中的一個里程碑。在十五至二十所最高級的學校裏(不論它們在何處)，人們見到了國家的上層社會階級的一個主要的組織中心。因為，在為青春期的年輕人設立的私立學校中，上層社會階級的宗教、家庭和教育諸任務已融合到一起，集中承擔了維持在這些階級中流行的標準的基本使命(p. 72)。
富豪的神話︰
參照個人品質解釋作為一個社會事實的富豪，往往是一種循環論證。例如，在一個對金錢頂禮膜拜的社會，對「能力」的測驗一般都認為是看你能否賺錢︰「既然你如此能幹，怎麼還沒有富起來？」由於能力的標尺是掙錢，能力的等次當然也就根據財富劃分，自然，富翁有最強的能力。但是，假如是這樣，「能力」就不可用來解說富翁；用財富的取得作為能力的一個標誌，然後把能力作為對富人的一個解釋，這只不過是對同一事實——富豪之存在——玩弄的兩種文字遊戲(pp. 122-123)。
關於公司的最高層︰
正如用「企業家」一詞指今日富豪的生涯所經常造成的誤解一樣，「官僚」一詞在形容上層公司行政人員的生涯方面也會帶來誤會。無論是行政首長的升遷，還是富豪的累積，就上層而言，總是與公司集團的「政治」世界不可分的。在私人公司層級內部和它們之間晉升，意味著你的上司看中了你、提拔你(行政上和財政方面)，這裏不存在晉升過程中那種關於資格或資歷的任何嚴格的非人偽的規則。
在公司世界的較高層次上，人的生涯既非官僚或的，又不是企業家式的；他們屬於擁有巨大的美國財富，用它賺錢(包括投機冒險)的人，是處於有賺大錢機會的位置上的行政人員。財產所有者自己已不能重複范德比爾特一八八二年說過的話——「公眾是讓人憎惡的」，專業行政人員本身也不敢這麼說。但是，聯合在一起，作為一種公司集團勢力，他們卻可以為所欲為、放言無忌，雖然今天鑑於公關原因他們不會說這些話，此外，他們也無需贅言(p. 172)。
軍官的冒起︰
美國的「軍事主義」，是指軍人的更多的權力要求以及他們爭取地位的努力。為取得這種權力，他們必須不讓自己被視為僅僅是政治人物和有錢人支使的一種工具。他們必須不使自己被視為經濟的寄生蟲，並處於軍人所說的「骯髒的政客」的那些人的監管之下。相反地，他們的目標必須被視為國家的目標乃至榮耀；經濟必須充當他們的僕從；政治必須充當一種工具，用這種工具，軍人依國家機器、家庭和上帝的名義，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管理國家(p. 286)。
政治圈外人取代了職業政治人物的地位︰
政治菁英在全國層次起步、脫離地方和州的官位；從未服務於全國性立法機構；擁有更長的任命生涯和較短的選舉生涯；在政治中花費的專業生涯時間比較短——這一切趨勢指出了立法機關的衰微，和當選官員在上層政治生涯中遭排斥。它們證明了政治的「官僚化」和最高級職業政治人物的式微，後者是通過選舉在政治層級中升遷，亦對選舉政治富有經驗。總之，它表明政治門外漢或圈外人的崛起。……這個行政當局是由政治門外漢組成的內部圈子，他們把持了行政當局下屬的關鍵行政位置；他們是公司富豪和高級將領，與當選的職業政黨政治人物結成一個不穩定的聯盟；這些職業政治人物主要是國會議員，其利益和聯盟分佈在全國各地各階層(p. 303)。
政治圈外人崛起與缺乏是文官制相關︰
不論行政人員還是政治人物，並不真正想要一個專業人員管理隊伍，因為這個隊伍將獨立於政黨方針之外，這些通過訓練並有熟練經驗的人員，是從事各種政策研判所需之各種技能的寶庫，這種隊伍對有責任感的政府的政治經濟意義不言而喻。
即便在州的層級(那裏或許能召募到真正的文官)，並不存在足夠的聲望或金錢來吸引真正一流的人才。在更高等級中，受到召喚的是那些政治門外漢或圈外人，即官僚制之外的人。他們只是從事短期效勞，並非作為專業生涯，因此他們不具有與理想的文官相一致的中立性和品行。
美國在政治行政當局的不斷更選下，已不存在有足夠保障的文官生涯，不存在足夠持久的專業行政管理隊伍。不論職業的政黨政治人物或職業官僚現在都不佔據決策中心，佔領這種中心的是權力菁英中的政治董事會(pp. 312-313)。
提到「權力平衡」的理論︰
當談到「權力平衡」的存在時，它可能意味著沒有一種利益能夠把它的意志或想法強加於他人；或者任何一個利益可以創造出一種僵局；或者在時間進程中，先是一個利益、爾後又有一個利益相繼出現，不斷變換轉換；或者一切政策都是妥協的結果，沒有一個人能贏得他想得到的一切，但每人都有所獲。……利益衝突的目標不僅僅是既定的，它們也反映現有的預期和接受狀態。與此相應，說各種利益是「平衡的」，意味著把現狀高估為令人滿意的或不錯的；期望甚高的平衡理想常常是貌似為對事實的描述。
「權力平衡」意味著權力均等，權力均等似乎完全是公平和讓人驕傲的，但事實上，一個人所榮耀的平衡常常是另一個人的不公平的不平衡。佔優勢的集團當然傾向於隨時宣佈存在恰當的權力平衡和真正的利益和諧，因為他們寧願他們的統治永不間斷和平安無事。大企業家指責小工會領袖是「擾亂和平的分子」、是勞資合作之普遍利益的顛覆者。所以，有特權的國家以國際主義的名義譴責較弱小的國家，用道德觀念捍衛靠強力取得的東西；它們對優勢地位或這以後的均等地位開出他們的價碼，指望僅僅靠強力改變現狀(p. 325)。
權力菁英社會的底層是大眾社會︰
談到公眾(public)，像人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的那樣，它意味︰(1)實際生活中人民能表達見解；(2)公眾傳播媒介的組織，使得可能存在直接的和有效的機會去頂撞公眾表達的任何看法；(3)這種討論顯示的見解可以找到有效的宣洩管道，(如果必要的話)甚至冒犯佔上風的權威體系；(4)權威機構不對公眾滲透，公眾的運作是自主自立的。一旦這些條件具備，我們就有了公眾社群的有效模式，它適用於古典民主理論的假定。
談到另一極端——大眾(mass)，意味著︰(1)接受看法的人比表達看法的人多得多；公眾社群變成了個人的一種抽象集合，個人僅從大眾傳媒那裏得到對事物的印象。(2)佔支配地位的資訊方式使大眾很難或不可能冒犯某些觀點或使這種冒犯有任何效果。(3)看法的實現過程受到權威的控制，後者組織著和操縱著行動的過程。(4)大眾不具有機構那種權威，相反地，權威機構滲透和支配著大眾，降低後者在觀點形成中通過討論可能產生的任何自主性。
憑藉佔主導地位的資訊模式，也許很容易區分公眾和大眾︰在公眾社群，討論方式是主導性的傳播方式，媒體(如果存在的話)僅僅擴大和激發討論，把原初公眾與討論結合起來。而在大眾社會，佔支配地位的傳播方式是正式媒體，公眾變成了僅僅是媒體市場。它們已表明了不同傳媒的內容(pp. 388-389)。
作者以「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總結上層圈子的特點︰
上層圈子的人不是人民代表；他們的高位不是道德完善的結果，他們的寓言般的成功則與值得讚美的才能無關。掌權者是由權力手段、財富來源、名人機制所挑選和塑造的。他們不是與知識和情感世界有聯繫的那種文官制所培養的人。他們不是由認真負責的全國性政黨所造就的人——這種政黨會公開而清楚地討論這個國家目前如此愚笨處理的那些問題。他們不是靠自發性社團組織的多元化責任制衡的人——那種社團組織把公眾與決策層聯繫起來。他們指揮著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巨大權力，在美國的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體制內獲得了成功(p. 450)。
本書的討論範圍是一九五零年代的美國，務必注意不應不加思考將其論點放到不同場景。 當然，認為本書完全與其他時代與地方無關，也是不認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