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是「反猶主義」︰
當猶太人同樣地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財產之外一無所有時，反猶主義就到達了頂峰(p. 46)。
即使剝削和壓逼都仍能使社會運轉，並能建立某種秩序。唯有那種無權但是有錢，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無用的、反叛的，因為上述情形割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聯繫；高高在上而沒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著剝削者對被剝削者最小的關心(p. 47)。
從歷史來看，十七與十八世紀君王專政時個別猶太人會為君主提供金融服務，但這對整體猶太人影響不大；到了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成立，出現較大的猶太富裕階級以滿足新成立民族國家的資本與信貸需求；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興起，猶太商人讓位於帝國主義商人，對國家商業已不那麼重要；在一戰前幾十年，民族國家解體，非國家而沒有權力的猶太人就成了仇恨的對象。
政治上的反猶主義，卻因為民族平等而成為社會歧視猶太人的導火線︰
猶太人在政治上的無知，使他們能適應其特殊角色、紮根於國家的商業圈、對人民有偏見和對權威趨炎附勢，能對反猶主義的政治危險視而不見，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歧視則過於敏感。當政治爭端和純粹反感同時發生時，很難看清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然而，問題在於它們恰恰產生於解放猶太人中的對立面向︰由於猶太人是一個隔絕的群體而產生政治上的反猶主義，而社會歧視則產生於猶太人與其他一切民族之間日益增長的平等(p. 111)。
普通猶太人的社會命運是由他們永遠缺乏決定造成的。社會當然不會強逼他們作決定，因為正是情勢與性格的模稜兩可使社會和猶太人的關係引人注目，大多數同化了的猶太人因此生活在恩寵與不幸前景難明之中，而且明確地知道，成功與失敗都糾結於他們是猶太人這一事實。對他們而言，猶太人問題永遠地失去了一切政治意義；但是它給他們的私人生活帶來陰影，專橫地籠罩著他們一切個人決定。「在街上是男人，在家裏是猶太人」這句格言從痛苦的角度來理解︰當猶太人試圖用內在經驗和私人情感的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時，政治問題被歪曲到皈依問題；私人生活被毒化到非人性的地步——例如在通婚問題上——具有公開意義而未解決的問題使本應由感情無法言喻的法則、而不是由深思熟慮的政策來統治的私人生存背上沈重的負擔(p. 124)。
在社會歧視猶太人的過程中，有一群人的作用十分顯著，那就是暴民(mob)︰
暴民首先是這樣一種群體，代表了各個階級的多餘人物。這一點容易使人錯將暴民看作民眾，而民眾(people)也是包含了社會各個階層。在一切偉大的革命中，民眾為尋找真正的代表而戰鬥，暴民卻總是叫喊要尋找「強人」、「偉大領袖」。因為暴民憎恨將他們排斥在外的社會，以及他們並未占領代表席位的國會。所以近代暴民領袖們利用公民投票來取得輝煌成果，公民投票是依靠暴民的政治家的舊觀念(p. 173)。
上層階級深知，暴民是同他們互為一體的。甚至還有一名猶太歷史學家，雖然他親眼所見使他預感到，一旦暴民統治了街道，猶太人就不會安全，但他仍然在私下裏欽佩地稱讚說是「偉大的集體運動」。這只能表明，大多數猶太人在社會中紮根有多深，而這個社會正要消滅他們(p. 174)。
第二部是「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的中心政治觀念就是將擴張當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標。由於它所意指的既不是暫時掠奪，也不是較長時間的征服後的同化，所以它在政治思想和行動的漫長歷史上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種令人驚奇的獨創性——說它令人驚奇，是因為在政治學中全新的概念很少見——的原因很簡單，它實際上根本不是政治概念，而是從商業考慮的範圍裏產生的，其中所說的擴張意味著工業生產和經濟業務的永久性拓展，這是十九世紀的特點(pp. 205-206)。
帝國主義者們實際上想要的是，不需建立一種政體而能擴張政治權力。帝國主義的擴張以經濟危機作為奇特的開始方式，資本主義過剩和「剩餘」資金(係過分儲存的結果)造成本國範圍內無法再找到有效投資場所。權力投資有史以來第一次不能為金融投資鋪平道路，而是權力輸出卑順地跟在資本輸出的後面，因為在遙遠國家的投資威脅著將社會的大部分階層轉變為賭徒，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生產制度轉變為金融投機制度，用佣金利潤代替生產利潤(pp. 213-214)。
但是帝國主義擴張與民族國家的原則不符︰
同經濟結構相比，政治結構不能無限擴張，因為它的基礎不是無限的人類生產力。在一切政府形式和組織中，民族國家最不能適應無限增長，因為民族國家建立在真誠的共識，但它並不可能無限增長，而且只有在很少的情況下，才能很困難地獲得被征服民族的真正擁護。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可以自認良心清白地企圖去征服外國民族，因為這種良心只產生於征服者民族的一種信念，認為征服是將一種優等的法律強加給野蠻人。然而，這個民族相信它的法律來自一種獨特的民族素質，其他民族不具備這種素質，它的界域之外也不存在這種素質(p. 207)。
帝國主義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政治的開端，私人利益成為公共政策的原則，國家成為不斷累積財富的機器︰
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商人變成了政治人，並被承認為政治家；而政治家只有使用成功的商人的語言和「從全世界角度來思考」時，才會受到認真注意；這時，私人的實踐和手段才逐漸轉變為執行公共事務的規則和原則。關於這一重新評價的過程，有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開始發生於十九世紀末，至今仍然生效，即資產階級信念先應用於外交事務，然後慢慢地擴展到國內政治。因此，這種國家很難意識到，在私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顧一切的做法，而公共社會一向必須針對此來保護自己及其公民個人，這正在上升為公開認定的政治原則(p. 217)。
計劃使財富自動連續增長到超過一切人的需要和消費的可能性，以超越人類生活的侷限，個人財產於是變成了公共事務，從純粹私人生活範圍中脫離出去。私人利益本身的性質是暫時性，受到人的自然生活範圍的限制，現在卻能逃進公共事務的範圍，從中借得無限長的時間，這是繼續累積財產所需要的(p. 225)。
共和國的基礎是其所有個體成員積聚及被壟斷的權力，它必然使每一個人都毫無權力，剝奪他的天然能力與人類能力。使他降格為權力積聚機器中齒輪上的嵌齒，用關於這架機器的最終命運的崇高思想來自我安慰，而這架機器本身的構造方式使它能單憑自身內在法則就會吞噬整個地球(p. 226)。
帝國主義的一大特色是資本家與暴民結合，也就是經濟上多餘的錢與多餘的人結合，到別的地方擴張。在海外帝國主義這種結合令種族主義與官僚政治出現，而大陸帝國主義，由於所有結果都留在歐洲，促成了部族民族主義，以泛—運動為代表︰
在帝國主義的最初幾十年裏，發現了兩種實施政治組織和統治外國民族的新手段。其一是以種族為政體的原則，其二是以官僚政治為海外統治的原則。倘若不以種族代替民族，爭奪非洲和投資狂熱很可能停留在毫無目的的淘金熱中「死神與貿易共舞」的狀態。若不以官僚政治代替政府，不列巔的印度屬地很可能落入「在印度的法律破壞者」手中，造成無法無天狀態，而不會改變整個時代的政治氣候(p. 285)。
部族民族主義恰恰是對宗教的扭曲，它讓上帝選一個民族而且選的正是它自己那個民族；僅僅由於這個古老的神話，以及從古代生存下來的唯一民族，深深地紮根於西方文明中，才使現代暴民的領袖能言善辯地、厚顏無恥地將上帝拉進各民族之間小小的衝突之中，要上帝作出這位領袖早已愉快地控制了的選擇。種族主義者對猶太人的仇恨產生於一種迷信的理解，認為實際上很可能是猶太人，而不是他們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猶太人的成功是神助天佑。有一種虛弱的精神因素在厭惡一個民族，害怕這個民族會得到一種理性無法理解的保障，使它最終崛起，成為世界歷史中最後的勝利者(p. 352)。
作者也從政治體制上探討為甚麼歐洲大陸出現的泛—運動沒有在英國出現︰
英國的兩黨制和大陸的多黨制之間的表面差異背後，存在著一種關於政黨在政體內作用的根本差異，它對於政黨對權力私態度和公民灰國家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在兩黨制中，一黨總是代表政府，事實上統治著國家，因此，執政黨暫時地與國家合一。國家是國家統一的永恆保證，只表現為國王的永久在位……。由於計劃與組織的兩黨是輪流執政的，所以政府一切部門的計劃與組織也跟隨輪流執政制度。由於每一黨的執政時間有限，反對黨也參與控制，它的效用也因為它是明日的統治者而得到加強。事實上，保證整體的完整性、反對一黨獨裁的作用，是反對黨的制衡，而不是因為國王的象徵地位。這種制度的明顯優點是，政府與國家之間沒有根本區別；權力與國家掌握在組織政黨的公民手中；政黨代表今日與明日的權力與國家；因此，權力與國家似乎超越人類範圍，是獨立於公民意志與行動之外的形而上的實體，也不會使人對之過於崇拜(p. 361)。
大陸政黨制度假設每一黨都有意識地界定自身為整體中的一個部分，反過來又由超越各政黨的國家來代表它。因此，一黨統治只能意味著一個部分對其餘各部分的專制控制。由政黨領袖之間的聯盟來組成的政府永遠只能是政黨政府，明顯不同於超越它們之上的國家。這種制度的微小缺點之一是，內閣成員不能由競選來選出，因為黨派代表太多，大臣們必定根據政黨聯盟而選出來；另一方面，英國的制度允許從一黨大批成員中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多黨制從不允許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黨員負有全面的責任，結果自然使由政黨聯盟組成的政府從不感到負有全面的責任。即使發生了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一黨以絕對多數主宰了議會，結果造成一黨統治，結局只能是要麼獨裁統治，因為制度並未準備接受這種政府，要麼仍然是真正的民主領導制，卻於心不安，習慣於認為自己只代表整體中的一個部分，自然害怕使用它的權力。
……由於在兩黨制中，一個政黨如果不能贏得足夠的力量來取得權力，它就不能生存，因此無須在理論上作論證，沒有發展出意識形態；而大陸政黨為之鬥爭的狂熱，並非產生於利益衝突，而是產生於對立的意識形態，這在英國完全不存在(pp. 361-362)。
因為人權問題與民族問題糾纏不清，民族國家內的無國藉者成了無權利者︰
無權利帶來的災難，並非被剝奪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者在法律面前平等、言論自由——這些都是設想來解決社群內部問題的公式——而是不再屬於任何一個社群。他們的困境並非在法律面前不平等，而是對他們不存在任何法律；不是他們受壓逼，而是甚至沒有人想壓逼他們。只有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最後階段，他們的生存權才受到威脅；只有當他們仍然完全屬於「多餘者」，誰也不「承認」他們，他們的生命才處於危險之中。連納粹開始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時，首先也是剝奪他們的一切合法身分(二等公民身分)，將他們驅趕到指定居住區，關進集中營，切斷他們與生活世界的聯繫；在納粹啟用毒氣室之前，曾經仔細地作過試驗，並且滿意地發現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這些受害者。問題的關鍵在於，完全無權利的狀態在生存權受到挑戰之前就已經產生了(p. 417)。
第三部是「極權主義」︰
極權主義運動在群眾中的成功，意味著對一般民主統治的國家，尤其是歐洲民族國家和政黨制度，兩種幻想的終結。第一種是大多人積極參與政府，每一個個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別人的政黨。事實上相反，運動顯示出政治上中立和無動於衷的群眾很容易成為一個民主統治國家裏的多數，因此民主可以根據少數人積極地承認的規劃來發揮功能。被極權主義運動炸得粉碎的第二種民主幻想是，這些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群眾無關緊要，他們是真正中立的，無非是構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沒有意見的背景。別的公共輿論喉舌向來都不能顯示的東西，即民主政府有賴於人民的默認和無動於衷的容忍，就像依賴國家中清晰表達意見的機構和組織一樣，現在卻由極權主義運動來顯現。所以，當極權主義運動用它們對代議制政府的蔑視來侵犯議會時，它們顯得有些矛盾︰事實上，它們成功地使一般民眾相信，議會中的多數是虛假的，並不必然符合國家的現實，由此破壞了政府的自尊和信心——它本來也只相信大多數人的統治，而不相信憲法(pp. 445-446)。
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心理基礎是，孤立的個人，除了運動外沒有其他社會聯繫。這樣運動的成果才能對運動完全忠誠。極權主義運動的特色是不斷處於運動狀態，根本沒有特定的政治目標，因此成員要完全忠誠，才不會對此產生疑問。
極權主義運動也造成暴民與菁英暫時結合，極權主義領袖自己帶有早期暴民領袖的特色，而知識分子，則因為對社會失望轉而支持極權主義運動︰
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代言人們在痛苦的失望中、在對時代的一般經驗的陌生感中，通常忽視的是一種氛圍，其中一切傳統的價值與定則都化為烏有…… 從某種意義上說，使它更容易接受明顯荒誕的定則，而不易接受變成虔誠的陳腔濫調所表達的舊日真理，這恰恰是因為無法期待任何人認真地對待荒誕現象。粗俗而玩世不恭地拋棄體面的標準和已被接受的理論、坦率地承認最壞的標準，以及無視一切的態度，都很容易被誤認為勇氣或是新的生活方式(p. 467)。
群眾則因為逃避現實的願望而樂意相信極權主義的虛構︰
群眾反對「現實主義」、常識，以及「世界的表面真實」，原因是他們的分子化，他們失去社會地位，隨之失去整個社群關係，而常識本來只有在它的範圍內才能產生意義。他們在精神上和社會上無家可歸的情況下，就無法以一定的尺度來深刻洞悉任意性與計劃性、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極權主義宣傳只有在常識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識。或者面對混亂的發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從於最嚴格的、異想天開的意識形態虛構的一致性，群眾可能永遠只會選擇後者，隨時以犧牲個人來作為代價——這並不因為他們愚蠢或邪惡，而是因為在總體的災難中，這種逃避至少給予他們一種最低限度的自尊(p. 497)。
極權主義運動的組織是層次分明的，外圍的是同情運動者，往核心走分別是前鋒組織、菁英組織與領袖，外圍的組織像牆將核心組織與外部世界隔開，提供一種外部世界正常狀態的樣子，核心組織決定運動方向，領袖則是運動的發動機。這種組織方式一方面可以向外部世界掩飾極權主義運動的危險，另一方面組織方式又可以無限複製，加入新的層級，以維持運動的動力。極權主義運動組織就像是「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會社」，儘管有秘密會社的結構，卻沒有保守秘密的需要。
到極權主義執政，成為極權主義國家，統治方式又有所改變︰
領袖原則在極權主義國家裏不再像在極權主義運動中那樣確立一種層級…… 極權主義統治的目的是廢除自由，甚至是消滅一般人類天性，無論多麼殘暴也要限制自由。技術上而言，極權主義制度中這種缺乏任何權威和層級制度的事實，顯示在最高權力(領袖)和被統治者之間沒有任何可靠的中間層次，各自接受規定的權力和服從的角色。領袖的意志可以隨時隨地體現，他自己不受縛於任何層級，甚至是確定自身的那個層級(p. 558)。
而「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會社」，也會由真正的秘密會社取代，即秘密警察︰
極權主義政權的秘密會社就是秘密警察；在極權主義國家裏唯一嚴守的秘密，唯一秘傳的知識，就是警察的行動和集中營裏的情況。當然，廣大居民和黨員具體地知道所有的一般事實——集中營的確存在、人們失蹤、無辜者遭逮捕；同時，極權主義國家裏的每一個人也都知道，談論這些「秘密」就是最大的罪行。由於人對別人的了解總是依靠證實和理解，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各人自守秘密，這種從不溝通的信息失去了它的現實性質，似乎只有純粹的夢魘性質。只有那些掌握嚴格傳遞的訊息……的人，才處於相互溝通的地位…… 為了嚴守這種秘密，他們就被編成一個秘密組織(p. 584)。
集中營，則是極權主義政府全面統治的實驗室︰
極權統治努力組織無限多元和無限區別的人，似乎將全人類只看作是一個人，只有每一個個人的各種反應可以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使每一組反應能夠與另一組反應隨意互換，才能使極權統治成為可能。問題是要編造某種並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種類，像其他動物的種類一樣，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種」之中。極權主義統治嘗試透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和集中營裏的絕對恐怖來達到這個目的；菁英組織無情地從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灌輸的實踐應用——菁英組織必須在這個試驗場證明自身——而集中營相應的目標也設定為完成對意識形態的「理論」證明(p. 587)。
集中營其中一種手法，就是摧毀人的道德人格︰
通過創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不再有足夠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極權政體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識地組織的共謀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真正的極權。黨衛軍將集中營的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猶太人——牽涉進他們的罪行，使他們對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負責，使他們面對毫無希望解決的難題，或者送他們的朋友去死，或者幫助謀殺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們像殺人者一樣行事。問題在於，不僅對有罪的人的仇恨被扭轉了(仇恨「頭目」比仇恨黨衛軍更甚)，而且逼害者和被逼害者、殺人者和受害者之間的界限也常常變得模糊不清(p. 601)。
極權主義政府的意識形態，傾向於不解釋「是甚麼」而是「變成甚麼」，將思想變得獨立於經驗，並以意識形態將事實組織到一種絕對邏輯中，以此邏輯推論一切事物︰
極權主義統治者用來將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轉變為武器的手法….. 欺人耳目而不顯眼︰他們極其認真地採用這些手法，將它們奉為自己的最高天才…… 著手驅使意識形態含意進入邏輯上連貫一致的極端…… 這種嚴格的邏輯性作為行動的指導，滲透到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政府的整個結構(p. 649)。
作者也提出警告，即使在非極權主義國家內，極權主義的因子其實沒有消失︰
如今人口到處在增長，無家可歸的現象也到處在增長，如果我們繼續根據功利主義來思考世界，那麼，人民群眾仍然會變成多餘者。在每一個地方，政治事件、社會事件、經濟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變成多餘物的極權主義工具共謀。群眾的功利主義常識能明白暗藏的誘惑，在大多數國家裏，大眾仍然十分恐懼死亡。納粹和布爾什維克可以確信，他們的殺人工廠顯示了能夠迅速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清除從經濟上來看是多餘的、在社會上是無根的人類群眾，這既是一種吸引，也是一種警告。在極權主義政權垮台之後，極權主義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種具有強烈誘惑的形式，將會在可能的時候，以對人有利，並且能夠解除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悲苦的姿態出現(p. 608)。
或許這就是為甚麼人權不能只是民族權利，而應該是普世權利的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