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道

看完了阿林斯基的《叛道》(Rules for Radicals)，內容主要是如何組織群體進行政治活動的指南，在相關主題中是不時會提及的經典。一開始作者指出，本書談論的是革命，不是天啟，要改變世界就要了解政治行動的一些準則，而不只是做流於口號的基進分子。

組織運動者需要溝通的藝術，基本概念是在聽眾經驗範圍內溝通，並充分尊重對方價值觀。溝通也需要幽默感，以更容易傳遞訊息。真正基進分子要做的，是要眾人攜手為眾人做有益社會的事，而不是「做自己的事」，與他人形成隔閡。

組織者從真實世界著手，而不是從自己希望的世界起步，這意味著在體制中努力。在體制中努力的另一原因，是人們總是恐懼踏出新一步。準備工作對行動不可或缺，要建立強大組織需要時間，過程單調乏味，但這就是遊戲進行的方式。

作者指，除了在體制中努力外，其他都只是高喊「燒毀體制」的修辭垃圾，在高度技術化、電腦化、機械化、大眾媒體當道的社會毫無作用。以瘋狂行動令大多數民眾恐懼退縮，不過是政治失常者所為。

體制有時會令組織者感到毫無希望，但作者認為實際的答案是基進分子只有三項選擇︰一，自憐自艾；二，成為精神失常者，開始丟炸彈，但令人民轉向「法律和秩序」；三，吸取教訓，組織，建立力量。基進分子必須不斷施加壓力，保持行動的熱度，令政治人物不得不回應。

作者提出，民主理想源於以下理念︰自由、平等、自由選舉多數決、保護少數人權利、在宗教、經濟與政治事務上多元效忠的自由。民主理想的弱點與力量都是人民，當人民放棄其公民身份，或希望參與公共事務卻不得其門而入，就會令公民進一步陷入冷漠、匿名、去人性的情境，開始依賴公權力。民主內部的敵人，就是潛藏而有害的惰性。

對組織者而言，每件事都是相對且變動的，但他能夠回應社會不同情境下的各種現實，也相信如果人們有選擇的權力，長遠而言，大多時候他們都會做出正確選擇。基進分子相信人民，他的工作是組織他們，令他們追尋平等、正義、自由、和平等價值時，有權力與機會面對未來各種無法預料的危機。

政治現實主義者知道，權力政治競技場主要由自覺的短期自動驅動，當中道德只是為了便宜行事與自利的修辭。當我們進入現實世界，就必須理解每件事都有其不可分割的對立面，任何政治天堂都有其不好的一面。將任何程序描述為「正面」或「負面」，正是政治文盲的標誌。

作者將人類分成三種階級︰一是有權勢者，二是一無所有者，三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私產微薄者。私產微薄者既尋求安全，又想得到更多，內心存在利益衝突與矛盾，既會出現偉大的領導者，又產生許多宣稱支持正義、平等與機會，卻不參與任何實際行動的無作為者。

作者自道其個人哲學定錨於樂觀主義，因為樂觀主義帶來希望與有目標的未來，也帶來為更美好世界奮戰的意志，讓人能夠堅持下去。奮戰沒有盡頭，但生命就在前方，一個人不是在生命的挑戰中測試自己，就是縮在山谷中，無夢想、日復一日地生存，害怕冒險進入未知。要求人類擔當其兄弟的看守者，並非因為人類「更好的本性」，而是基於自利，為了自己的安全。最實際的生活就是道德的生活。

作者指，「目的可以合理化手段嗎？」這問題沒有意義，真正問題永遠是「這個特定的目的可以合理化這個特定的手段嗎？」在行動中，一個人不總是有既符合個人良知也與人類利益一致這種餘裕，首選永遠都是後者。判斷標準必須植根於世界現狀，而不是源於世界應該怎樣的一廂情願幻想。

作者提出一系列目的與手段的倫理規則︰

一，對目的與手段倫理的關切程度，而個人利害攸關程度，以及與衝突現場的距離成反比。
二，手段的倫理判斷會隨評判者政治立場而定，己方動機必須完全散發正義光芒，對手的動機必須自然邪惡。
三，在戰爭中，目的幾乎可以合理化任何手段。
四，必須在行動發生當下時代背景判斷，而不是從其他任何時期的觀點判斷，倫理標準必須有彈性以隨著時代延展。
五，對倫理的關注程度隨可用手段增加而增加，反之亦然。對作者而言，倫理就是做對大多數人來說最好的事。
六，目的越不重要，就越有餘裕對手段進行倫理評估。
七，一般而言，成功或失敗是判定倫理的決定性因素，沒有「成功的叛徒」，因為他會成為開國元勳。
八，手段有多道德取決於它是在瀕臨失敗，還是即將勝利之時使用，在絕望中使用某些手段避免失敗不會引起道德問題。
九，任何有效手段都會被對手自動斷定為不合倫理。
十，依你所有做能做之事，然後為它穿上道德外衣，一切有效的行動都需要道德證照。
十一，目標必須以概括性用語表達，例如「自由、平等、博愛」，以適應行動帶來的非預期後果，並體現各種人類重要的價值。

作者指，權力就是做一件事的能力與才能，組織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為了爭取權力，以實踐或促成其共同目標。想要好好使用並控制權力，就必須認識權力而不畏懼它。自利也不只是馬基維利的狹隘定義，而是多變並會令人追逐超乎預期的目標。

妥協帶有軟弱與放棄原則的陰影，但對組織者來說，妥協是關鍵，意味著達成交易、得到喘息，通常是指勝利。自我不同於自我中心，自我中心者傲慢、虛榮、急躁、無法理解人們，自我的組織者則尊重自己與他人尊嚴，讓他們從絕望轉為反抗。衝突也是自由開放社會的根本核心，民主的生活方式，並不是避免冒犯自己的同胞，而是各種不和諧的和聲。

對組織者來說，經驗與溝通這兩件事最為根本。組織者只能在其聽眾經驗範圍內進行溝通，他需要以想像力涉入其他人所經歷的事，與他們有同感，並消化他們發生之事以累積更多經驗。組織者要學習地方傳奇、軼事、價值觀、俚語，避免使用當地文化陌生的修辭，導致溝通斷絕。但他必須坦誠不作假，不應裝模作樣。

最優秀組織者應最大程度具備各種理想的特質特質，任何組織者則至少每樣特質要有一定水準。這些特質包括︰

好奇心。組織者永無止境探索個人身上的內在問題，讓其他人詢問「為甚麼」，這是反抗的開始。

不敬。對組織者來說，沒有甚麼是神聖的，他不停挑戰，激起不安，這種不敬植根於他對生命之謎深深尊敬。

想像力。這讓組織者進入類人類緊密認同並探索人類困境，也是有效戰術與行動的基礎。組織者必須以想像力從對手的角度出發，預知他們的反應。

幽默感。大笑既是維持心智平衡的方法，也是理解生命的關鍵。幽默感有助組織者辨識與理解各種矛盾，也令他能夠運用諷刺與嘲弄的強大戰術。

對較佳世界的模糊想望。組織者大部分工作單調重複，只參與事物整體的一小部分，能讓他持續下去的，是對更大圖畫的模糊想望。

人格組織有序。組織者必須妥善組織自己，面對不合理時保有理智，為了改變這項目標能夠接受不合理並參與其中。組織者也必須對周遭每件事觀察入微，不斷學習。

完美融合的政治精神分裂。組織者不能成為狂熱信徒，他知道議題必須兩極化推動人們行動，但也知道協商時刻來臨時，議題差異並不是那麼大，而兩者必須和樂共存。

自我。如前所述，指一個人毫無保留相估自己有能力完成他必須去做的事。組織者必須毫無恐懼接受，機會總是不利於他們，但人生即行動，不能逃避。

自由開放思維與政治相對性。組織者各種特質形成他可彈性變通的人格，不會遇到預期以外的事就無法應付。他不會精神崩潰而變得憤世嫉俗與理想幻滅，因為他不依賴幻想。他將創造視為生命意義最重大的本質。

作者特別指出，組織者必須具備溝通的藝術。組織者對他人經驗至少要有粗淺認識，這不僅可用於溝通，也能強化組織者的同理心，促進更深入溝通。假如組織者試圖與他人溝通，卻無法在對方經驗找到他能夠藉以接收並理解的論點時，組織者就必須為對方創造經驗。

當溝通是為了說服與談判時，除了進入他人經驗外，也需要搞清楚對方的主要價值或目的，並控制自己的行動方向，對準那個目標。

另一關於有效溝通的格言是︰人們必須自己做決定。就算組織者對社區應該做甚麼有很好的想法，他也會想建議、策動、說服社區朝那個方向行動，但永遠不會直接告訴社區該怎麼辦。組織者不應發號施令與解釋說明，這將會開始逐步累積下意識的反感，讓人們覺得組織者在貶低他們，不尊重他們的尊嚴。當組織者在討論過程中，發現自己事先認為的戰術並不是最合適，他也要能夠放手允許其他人找到答案。

溝通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人際關係。在與對方建立以共同投入為基礎的穩固私人關係前，組織者不會碰觸對方的敏感議題，否則對方會完全不聽。反之，在與對方關係良好時，對方就會樂於接納傳遞的訊息。只在一般基礎上溝通，而未分化進入經驗細節，會變成只是華麗的修辭，承載意義相當有限。

議題溝通要足夠簡單，易於理解，這些議題必須是這個地方的這種不道德，令這些人受苦。只有在一個人吸收並理解各種具體要素，然後回頭將這些要素與一般性概念連結，一般性理論才會變得有意義。

新來組織者為人接受，是依靠成功說服社區關鍵人士及其他人，他站在社區一邊，知道如何戰鬥讓事情改變，他不是自顧自做事的人。組織者需要社區居民信任其能力與勇氣，能夠給予明確承諾，幾近是勝利的保證，並有對抗高壓當權者的勇氣。

作者明言，信賴通常不是依靠愛，而是權力與恐懼造就。組織者的任務，是用計對付與設餌引誘當權者，讓當權者公然抨擊他是「危險的敵人」。「敵人」一詞顯露出當權者對組織者的恐懼，令組織者置於人民那方，並給予組織者建立自身權力以對抗當權者的手段。

組織者也需要使他能以「是你們請我來」回應「誰叫你來」的問題。他必須受當地重要單位邀請，為自己播下受邀種子，令他們相信組織者是最勝任之人。

組織最初的重大問題之一，通常是人們不知道自己要做甚麼。這引發許多組織者疑惑，民眾是否有能力為民主社會做決策。這種幻滅發生，部分是因為組織者浪漫化窮人，部分原因在於組織者與任何人說話時，都面對陳腔濫調式回應。作者指，這些組織者不明白的只是這個問題︰如果人們覺得自己沒有改變惡劣處境的力量，那麼他們就不會去思考這件事。正如假如手上沒有大量金錢，未來也不會有，那麼何必現在就去想怎樣花這筆錢一樣。作者解釋︰

唯有在人們真的有機會行動和改變處境時，他們才會全盤考量自己的問題——然後，他們會展現能力、提出正確的問題、尋求特別的專業建議，以及追尋各種答案。於是你瞭解到，相信群眾不只是一種浪漫的迷思。不過在此你也看到了，溝通和教育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是，讓人們有理由去求知。而能給予人們理由且讓知道變得不可或缺的是，創造出力量的工具或處境。(p. 184)

組織者或許知道，解決一項問題將引發另一項問題，但他不會明說，以免引發並面對他人徒勞的感受。組織者明白生命充滿變動、相對與不確定，但他必須待在一起打拚者的經驗中，依特定方案與解答，明確而肯定地行動。

在組織初期，組織者挺身站在危險處境前頭，充當保護盾，出現任何問題時負起責任，事情成功功績都歸於當地民眾。組織初期階段，組織者要負擔所有麻煩工作，隨著組織實力增強，風險下降，民眾漸漸走向前承擔風險，組織得以成長。

任何行動都需要有個理由，加以合理化。社區會向組織者辯解，為甚麼他來之前沒有組織與爭取權力解決問題，並反駁各種組織程序，以對組織者及自己證明自己有理。組織者必須辨認合理化，才不會陷入溝通問題，或者視合理化說詞為真實處境。

組織者進入社區後的首要事項，是建立群眾權力基礎。在建立群眾權力基礎之前，他一無所有，無法對抗任何事情。在這時其戰術的重點是︰這樣做會為組織帶來多少新成員，增強組織實力。

作者明言︰改變來自權力，而權力來自於組織。為了能夠行動，人們必須聯合起來。組織者的任務是，以「組織」這個概念，不斷贏得有限的勝利，在人們身上建立信心與希望。組織者必須謹慎挑選對手，避免挫敗令士氣低落。

如果組織者的工作是抨擊冷漠並讓人們參與，就必須抨擊社區現行的組織生活模式。社區組織第一步是社區瓦解，破壞現存的組織，並組織新事物。組織者必須找出爭議與各種議題，而不是避開它們。因為除非爭議存在，否則只靠關心不足以刺激人們的行動。接下來，組織者的任務就是煽動衝突，發展力量，以有效衝撞並改變各種現行模式。

社區居民可能都有重複發生的嚴重問題，但社區本身並沒有議題，議題是你可以對它做甚麼的事。組織者藉行動、說服與溝通讓人明白，組織會賦予他們權力，讓他們能夠為這些問題做點甚麼。組織必須基於大量議題，以行動讓組織保持活力。

在高度流動都市化社會中，「社區」是指利益共同體，而不是有形社區。組織者與社區成員接觸時，首先會開始聊的，就是藉著組織及其力量，他將得到自己活著的證明，而事情將脫離生活的單調乏味。組織者始終要尊重個人的尊嚴，因為參與是民主生活方式的命脈。唯有當人們在解決自身問題扮演積極角色，他們才會散發自尊。

關於戰術，作者列舉出權力戰術的法則︰

一，權力不僅是你有甚麼，還是對手以為你有甚麼。
二，永遠不要超出你群眾經驗範圍。
三，盡可能超出對手的經驗範圍，造成困惑、恐懼與退卻。
四，逼迫對手遵照他們自己訂的規則行事。
五，嘲弄是人類最強大的武器，嘲弄無法反擊，也會激怒對手。
六，好戰術是你群眾喜歡的戰術，讓他們盡情享受執行。
七，拖延太久的戰術會變成累贅，人們對任何議題只能在有限時間維持高昂興致，過後就成了例行公事。
八，不停施壓，運用戰術與行動，利用各種事件達成目標。
九，威脅採取行動比行動本身更嚇人。
十，戰術的重要前提是，發展可向對手持續施壓的行動。
十一，如果對一種負面情況施壓夠深，它會轉變成另一面。
十二，成功進擊的代價是具建設性的替代方案，不能落入對手「我們不知怎麼辦，請你告訴我」的圈套。
十三，挑選目標，鎖定目標，將之人格化與兩極化，對特定人物咬著不放，不要令對手可以互相規避責任。目標要是人格化身，而不是普遍抽象的事物。

遇上難解情境，不可能翻書尋找答案，因為相同情境很少重複發生。戰術必須理解為上述法則的特定應用，組織者要運用想像力，將法則與特定情境結合。

有權有勢者深受失去權力的恐懼所擾，這個階級之內互相衝突。組織者可評估如何利用這種內部權力爭奪制定有效戰術，以一方的力量去對於另一方。一無所有者不要死命反抗有權有勢者，而要有計劃、有技巧地屈服，不斷逼使讓有權有勢者依循自己的道德與規則，令其優勢成為其敗因。

戰術的成敗由時機決定。一旦開戰並確定戰術，重點是不能讓衝突維持續太久。若要採取杯葛行動，要小心避開生活必需品，讓自由派人士樂於「犧牲」並覺得自己高貴。假如要讓行動持續又不成為累贅，就要不斷插入新議題。

當某項戰術已使用過，它就不再超出對手經驗範圍，對手會想出對策令戰術無效。對於出自衝動與憤怒的行動，組織者主要任務是立即發展出理論依據，賦予行動意願與目標，否則參與者無法解釋行動，行動會迅速瓦解失敗。

作者說，戰術不是謹慎冷靜的理性產物。意外、對手出乎意料的反應、不得已與隨機應變，決定了戰術的方向與性質。然後組織者需要分析性的邏輯，評估自己所處位置、下一步能做甚麼，以及即將面臨的風險與機會。

作者展望他當時的未來時，指出中產階級是行動組織的關鍵。大學校園的運動者與基進分子是中產階級產物，也是它的反叛者。但作者指出，當力量與人民就在社會多數的中產階級，要累積變革力量就不能忽視他們。運動者想要拋開過往，只是毫無用處的自我沈溺。

運動者應該明白，自己中產階級的背景有無比價值。如果他要組織，他就必須理解其父母的生活方式，而非幼稚而裝腥作勢拒斥。他自己必須變得足夠「老古板」，以戰略敏感看待中產階級行為的本質，與他們對粗魯、咄咄逼人、侮辱褻瀆行為的心理障礙。

作者認為，當時的中產階級比窮人更強烈感到挫敗與迷失，他們麻木、困惑並因害怕而沈默不語。運動者要走進中產階級現場，與他們討論手段與戰術，藉此令他們感受到自己擁有做各種事的力量。戰術必須從中產階級經驗範圍內著手，接受他們對粗鄙、庸俗與衝突的反感。要輕柔地推動他們，對手的反應自然會「教育」他們，令他們「基進化」。

作者最後寄語︰只要我們相信，我們就會看見黎明。

Other People’s Money

看完了Other People’s Money，主題是金融的本質與近年金融化現象的起源。作者認為金融業只是其中一種行業，應該與其他行業受同樣原則評斷。金融業主要在四方面貢獻社會與經濟︰一，提供支付體系；二，配對借方與貸方；三，管理生命週期與不同世代間的個人資產；四，應對在生命與商業活動的風險。

作者認為，金融化現象雖然令金融業擴張，在服務上述四方面卻沒有很大進步。金融業表面上賺取的豐厚利潤，只是從其他行業掠奪而來，並未反映其對經濟的貢獻。更多的金融管制並未能解決問題，應該改變管制的哲學，注意行業結構與個人誘因，著手處理令制裁無法執行的政治力量。

金融化現象有兩項主要元素︰以交易取代人際關係，與金融業的結構重組。金融業變成交易主導，並不是因為實體經濟需要改變，而是由金融市場全球化、衍生證券市場出現、金融分析數學工具發展、遇上管制放鬆浪潮等一連串因素影響而成。固定利率產品、外幣與商品(FICC)成為新交易文化的核心。

金融機構由合夥企業轉為有限公司，以籌集更多資金，並讓舊有合夥人將商譽價值折現。在變為公開上市公司後，金融機構管理層作好決定的回報，大於作壞決定的損失，因此對風險管理的誘因減少，也較注重短期表現。在各國金融機構向全球擴張，投資銀行與零售銀行業務結合後，也根本沒有人能管理這些大型跨國複合體。金融機構高層報酬因為股權花紅而急增，但薪酬水平與表現相關的證據卻很薄弱，高層薪酬提高更可能是代理人問題的結果。

經濟學提供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並自1960年後發展出各種金融經濟學模型，對金融政策造成影響。作者指出風險交易市場增長雖然帶來好處，但資訊不對等會令交易有灰色空間。風險市場在歷史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資訊不對等對賭，一方贏家是另一方的輸家；另一種是共同承擔風險，各出資者在遇上不幸時互相幫助。

經濟學定義的理性並未考慮人們實際特質，包括追逐夢想、喜歡自己可以控制的感覺、偏向樂觀，以及面對不確定性時以故事作解釋。按照經濟學其中一派的效率市場模型所稱，所有已知資訊已反映在股票價格上，但假如是這樣，股票市場根本不應有交易出現。

作者認為，「格林斯潘學說」，即金融創新必然令風險更有效分配的說法，在兩種層面下不正確。一是它以為風險轉移屬於保險一類，而不是透過資訊不對等對賭那一類。更大的錯誤則是它關注的只是金融體系風險，而不是實體經濟關注的風險，例如失業、意外、疾病等，這些風險是由家庭與國家承擔。

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出現嚴重道德危機，缺乏誘因評估信貸品質。金融從業員與投資者的個人關係由交易取代，相互信任消失，由透明度取代。金融中介的規模與活動急增，但中介服務的品質大為下降。金融服務不是照顧的最終使用者，而是為了中介自己。

對於金融業特別強調的流動性，作者指出，金融業並無特別，所有行業都有這種情況，例如所有人同時購買牛奶也會令供應不足。流動性是指有序回應突發需求的能力，方法是保有存貨，或者暫時轉移其他用途的貨物滿足需求。對金融服務最終使用者而言，流動性只需要中等程度已足夠，極端的流動性只是金融市場專家的需要，目的是為交易而交易。

如果股票之間不會互相影響，只需要不多的上市公司就足以令風險分散。但假如股票互相影響，即使再多上市公司也不能分散風險。至於「另類資產」，則更像是現有資產重新包裝，即使如果槓桿與重新包裝，當中資產的風險也不會改變。資產抵押債券運用的是「追尾」策略︰有高機率獲得中等回報，但有低機率大幅損失。當金融機構用其他人的錢來下注，加上「追尾」策略與購入資產者往往是高估價格者的「贏家詛咒」，交易就會偏向高槓桿與波動的活動。

事件準確反映在企業價值的時間增加，但評價資產經理表現的間隔變短，令股票市場的基本價值派被交易派取代。企業越來越費心於滿足市場預期，而不是商業現實所需。投資銀行為賺取巨額佣金推動違規交易。金融管制像貓捕鼠，更多管制帶多更多鑽空子行為，在管制、稅務、會計與法律上套利。未來預期利潤按現時市價計算，令交易員不需要理會這些利潤是否真會實現，到時他們已經賺一大筆後離去。

作者認為，金融機構並不是真的賺很多錢，交易部門與零售部門互相補貼，後者事實證明會得到政府全數保障。金融機構的股東獲利率並不高，許多利潤已付給高層職員。資本回報率既可以靠利潤上升，也可以靠資本減少而增加，銀行採用後者，以極高槓桿率推高資本回報率。政府對金融機構的保障等於採取追尾策略，在出事時需要提供大規模補貼，也令許多本來不會出現的金融活動發生。

作者指，金融體系兩大主要功能，是尋找新投資機會與管理已有長期資產，以資本分配及儲蓄為管道。在房貸融資方面，美國近年房貸金融中介鏈不斷加長，借貸雙方聯繫減弱，不良貸款管理欠佳，證券化與資產負債表外的活動增加，但資本分配的效率卻沒有改善。基礎建設融資被複雜難明的金融交易綁架，令開支大為增加。

對現代的大型上市公司而言，許多重要資產是無形資產，而且可以自行產生足夠現金供投資所需。部份大型公司借錢只是為了避稅，與商業活動無關。為中小型企業融資的機構，需要貸方擁有相關行業知識，與企業建立個人關係，借貸雙方在地理上集中也更為有利。中小型企業融資不可能由電腦程式有效運作，也不能由巨型金融複合體完全取代。

金融化現象後儲蓄管道的中介鏈也更長更複雜。各國銀行體系存款最大用途都是住宅房貸，但銀行近年在資產負債表上加上許多互相借貸的合約，擴大資產負債表。以2012年的德意志銀行為例，其資產價值為二萬億美元左右，資本只有其五十分之一，而衍生產品曝險則達五十多萬億美元。雖然這些曝險部份已作避險，但當中0.1%承受損失已足以侵蝕銀行所有資本。作者表明，不應該讓這些交易活動摧毀整個儲蓄管道，政府應分隔開銀行的儲蓄管道與交易活動。

我們需要投資管道轉移收入與消費到不同時間與世代。過去投資管道中介負責管理資產與風險，近年則轉為透明的中介，由儲蓄者本身承擔投資風險。由於透明中介透過交易費與佣金收費，他們更有興趣將現有資產以金融工程包裝轉售，偏向行動，為短期獲利可以不理會銀行與企業的長期關係。

現時資產經理缺乏尋求行內新投資機會的技能，也對已有投資機會缺乏認識。作者認為，即使是大型資產經理也不可能同時對數以千計公司有充分認識，他們的投資組合應該更為集中，減少持股數目。資產經理彼此的活動與投資組合，應按投資風格或專業領域更為專門化，並對企業管理層更為支持。不斷要求投資基金流動與透明，既要花費大量成本，回報表現也不比封閉基金好。

1980年代起，傳統、國內、通常非正式的金融安排，由全球化與績效制統一與取代。雖然這過程被稱為管制鬆綁，但實際上金融業管制的範圍與責任穩步增加。金融管制以監管銀行與監察證券市場為兩大主流。在監管銀行方面，巴素爾體系據稱有三條支柱︰資本要求、監控與披露。但作者指監控與披露實際上並無有效執行，銀行財務狀況表日益不透明，政府安全網則令遵從披露要求的意欲更低。資本要求名義上只是8%，與其他企業相比甚低，實際上則因為資本按風險加權計算而更低，而且銀行以證券化與結構投資工具(SIVs)進一步鑽規則空子。

在監察證券市場方面，當中哲學是假設所有交易都只基於資訊進行，監管當局的主要目前是讓公眾獲得更多有用資訊。結果是監管當局更像是賭場的監管者，著重參與市場交易的人，而不是市場用家的利益。促進交易活動本身變成目的，實體經濟企業與儲蓄者的需要未受重視。提供更多資訊並未提高資訊的質素。監管當局旨在保護市場，但未有保護證券市場的顧客。

金融管制需要面對的困難，包括受到強大遊說團體的政治壓力，監管機構難以聘請有能力的基層職員，監管者不容易挑戰金融機構的行事方式，因為許多資訊與知識都只有金融機構本身知道。預防措施本身也沒有政治吸引力，處理好已發生的危機才會獲得公眾掌聲。

作者以電力為例，指出假如政府試圖透過操控電力供應與價格管控經濟，許多人都會認為這不是好提議，因為結果會是電力供應與使用缺乏效率。但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正是做類似的事，調整利率以影響信貸與流動資產的供應。利率上升會影響房屋購買者，下降會影響領取退休金人士。向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會提高銀行獲利，增加流動性供應，傾向推高資產價格，對不同收入組別與世代產生重要分配影響。這些影響許多是不可取的意外結果，反映貨幣政策並非自動與客觀。

作者批評，現時經濟政策總是在想「市場會有甚麼反應」，市場預期變成政策目的本身。英、美、法政府在可見將來會債務違約的機率基本上是零，但債務目標仍然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這些國家本來應該利用低息機會，發行短債以更有利條款為債務再融資，並投資基礎建設。但它們卻大量購買自己的債務，以維持資產價格並幫助銀行體系重新建立資本。

作者提出，金融體系需要更根本的改革以保持穩定，改革原則應包括︰重新建立簡單、直線而短的中介鏈；重建專門、聚焦、與金融服務用家有直接連繫的金融機構；要求處理或建議如何處理他人金錢者遵守忠誠與謹慎原則；以刑事與民事懲罰執行管理他人金錢者的行為準則；同等對待金融服務與其他行業；不再以金融業界為經濟政策工具。

作者指，強健的體系應該簡單、能夠應付失效並擁有備餘應對，現有金融體系沒有這些要素。零售銀行與投資銀行服務有利益衝突，兩者應該分隔。金融中介與交易員的角色並不一致，應該明確分開。投資管道的資產經理應更為分工，滿足用家需要，特別是小型商業部門。金融犯罪應以嚴格責任執行，即使金融機構高層自己沒有故意違規，在出現損失時也需要負責。

改革金融業在金錢對政治的影響沒有減少下難以成功，遊說團體左右選舉，旋轉門令政治家與官員受收私人部門好處，令政策不符合公眾利益。作者承認，金融體系不會突然變得更為滿足實體經濟需要，但長遠而言，理念會發揮影響。在民主社會中，對抗權力濫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教育創造更知情的公眾意見。

網絡讓我們變笨？

看完了《網絡讓我們變笨？》，主題是網絡怎樣改變我們的腦部與行為。作者指，在我們熟習運用網絡後，以往冷靜、專注、不受干擾的直線思考頭腦，被需要簡短、不相連、經常同時激發地吸收與發佈資訊的頭腦取代，而且越快越好。

大腦神經具可塑性，會因為我們的經驗而改變，卻也會為我們行為定調，將透過活動強化的神經迴路定形。例行活動會越來越快，沒用到的迴路則會被剔除。各種科技並不純粹只是工具，也會在使用時強化與削弱特定神經迴路。

作者以印刷頁面為例，指出閱讀比口述令人更容易理解文字意義，並發展出長時間集中的能力，讓讀者可自行在文字中建立關連。作家寫作更為個人與偏離正統，並可以修正自己的作品，擴充自己的論證與抽象概念。

網絡時間增加件隨著閱讀印刷出版物時間減少。網絡是一種萬用媒體，取代以往眾多功能單一的工具，能夠與讀者互動、提供超連結、能輕易搜尋內容、同時展示多媒體內容。作者認為，單是將紙本書籍內容移至具連線功能的電子裝置，就會令它變成很像網站的東西，身處網絡的種種干擾，以連結與其他數位功能讓讀者四處漂流。

當閱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有參與感，社交因素凌駕文學因素，作家的風格會改變，使用容易被人接受的風格，以方便別人討論。對網絡影響的研究指出，線上環境會促使我們閱讀變得草率、思考急逼而不專注、學習膚淺而不深入。網絡一方面抓住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不斷觀看螢幕，卻又會透過快速連發的訊息與感官刺激，打散我們的注意力。

使用網絡時，大腦廣泛區域都會活動，為衡量眾多連結、瀏覽相關網頁下決定，同時處理無數感官刺激。腦部資源分配至這些決定，會干擾認知與記憶能力，犧牲深度閱讀，無法透過思考創造豐富連結，變為單純的資訊解讀者。當短期工作記憶的資訊超過認知負荷，資訊就無法深入轉為長期記憶，難以分辨資訊是否重要。

網絡本來就是設計成中斷系統，一種刻意用來分散注意力的機械。每一次訊息通知都代表思緒短暫中斷，腦內資源需要暫時重新分配。當中斷頻率很高，思索會分散，記憶會受阻，我們也會變得緊張不安。注意力轉移需要「轉換成本」，大腦需要花時間改變目標，並阻擋前一項工作殘留的認知干擾，增加我們忽略或誤判重要資訊的危險，過度高估當下發生的事。

大多數網絡使用者平均只花不到半分鐘觀看一個頁面。數位閱讀變成快速掃視內容，容易令人接觸廣泛主題，但涉獵不深。掃視閱讀本身成為主要閱讀方式，讓我們在手眼協調、反射作用與視覺提示處理能力得到改進，可能也加強了快速解題能力與稍為擴充工作記憶。但我們會犧牲有深度與創意的思考能力，更容易依賴既有想法與解決方法。

在腦部，外顯記憶需要經過突觸固化與系統固化才能儲存下來，腦部記憶需要處理一段時間才能成形，記憶品質取決於處理的過程。人腦不同於電腦，在於生理記憶永遠處於更新狀態，在回憶時也會再次獲得新的連結與脈絡。儲存新記憶不會限制大腦的能力，反而會使其增長。當我們用網絡替代個人記憶時，固化過程減少，同時工作記憶負擔增加，反而令我們變得更健忘。

作者提出，在評斷任何一種新科技或進步時，必須同時對所得與所失保持敏感認知。讓認知過程自動化的軟體輔助技能很有幫助，但也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思考習慣，限制我們的想法，遵照別人寫的劇本行事。

需要大腦寧靜專注的不只是深度沈思，還有同理心與同情心。大腦需要花時間才能超出身體直接的感受，了解與感覺某情境的心理與道德層面。如果我們作出攸關他人社會與心理的道德決策時沒有足夠時間，就可能會無法完全體會他人的心理狀態。作者提醒，假如科技巨輪轟然向前，可能會掩蓋只有透過沈思與反省才能得到的細膩感受、想法與情感，令算計式思考成為唯一一種受認可與採用的思考方式。

Banking on Words

看完了Banking on Words，主要論點是2007至08年美國金融體系的失效，是一場語言的失效，其中與衍生產品關係密切。作者指出，衍生產品是當代金融的核心創新，它本質上是與金融資產未來價格有關的合約，利用合約當中的語言力量。衍生產品市場失效，主要是關於承諾無法兌現，這種無法兌現的情況有系統並具傳染特質。

衍生產品合約是對未來不確定價值的語言聲明，由一對共同承諾構成。然而經過重複商品化與貨幣化後，之前的承諾力量經過許多參與者而分散減弱，讓衍生產品實際與理想形式漸行漸遠。在承諾鏈不斷加長後，衍生產品日益脫離背後實際資產的價值，令系列性失效的風險增加。

金錢沒有限制的性質鼓勵所有人擁有無盡渴求，衍生產品則將這種渴求引導至金錢本身可帶來更多金錢的管道，以之前的風險冒更多風險，不論資產價格還是下跌都可以賺錢。這代表在衍生產品市場冒險，是獨立於真實世界商品服務的交易價值。衍生產品的價值建基於未來永遠可作交易，當沒有買家時，衍生產品市場就陷入系統性失效。

作者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巫術儀式，在於絕對地相信市場，認為市場可提供確定性，專注於市場訊息與韻律會得到回報，市場萬能會獎賞滿足其道德需求的選民。其結果是，計算技術遠超管理這些技術的組織與工具能力，專家與民眾對風險的理解更為不同，機率與可能混為一談。自有永有的企業道德用於合理化功利計算，免受更廣泛道德信條影響。賭博、投機與每日交易混為一體。

作者論稱，自1970年代初開始的資本主義金融化，並不是一段恣意冒險的時期，而是在風險工具前所未有地形式化、抽象化、商業化下，「不確定性精神」重新甦醒的時期。在這段期間，金融市場領導並形塑其他市場，金融資本遠超於製造及工業資本，金融政策制定者主宰全球經濟政策，主要經濟危機由風險工具、市場與創意法律及會計工具引發並延長。

近幾十年參與並形塑金融遊戲的人，其根本精神顯現在以其直覺、經驗與當時感官，擊敗過度依靠工具處理風險的對手。他們對風險管理工具是否可靠存疑，不介意對特定市場、經濟甚至國家抱有悲觀預期，抗衡對投資與股票升值的一般意見，並願意對其關於不良資產的悲觀評估大量下注。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不確定性的運作，成為風險遊戲的贏家，這種信心是他們擁有的「恩典」。

現時市場成為社會自我神聖化的對象，在我們的道德秩序中獲得權威與邏輯優先地位。我們的日常行為與感受已經「金融化」，反映在債務、股票、房貸、攤銷、退休金與保險等事物上。信貸評級將所有特質化為數字。商業新聞氾濫讓我們變成服從的金融主體。機率知識論讓個人不同的元素間失去連結，也沒有考慮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的差異。在當代金融世界中，個體分離成可用於重組獲利的碎片，沒有凝聚社會的可見道德機制。

作者引用Elie Ayache的說法指，在衍生產品市場中，評估價值不是關鍵，定價才是關鍵。衍生產品的核心價值，在於其可以交易的性質。Ayache論稱，衍生產品價格只是隨意表達的數字，不屬於可理解的數字系列。假如這點正確，所有交易員的行動就實際上是創造行為，以明文協議創造出衍生產品價格。在這過程中，他們也創造出整套條件，讓衍生產品市場得以繼續存在。

交易創造出價格，意味著衍生產品真正的風險，在於沒有人願意交易，找不到交易的另一方。衍生產品交易的力量源於明文協議，背後依靠的是各種法律與官僚組織結合，令或有求償權(contingent claim)取得商品交易的歷史地位。每一宗衍生產品交易都是一次韋伯式的魅力事件，回溯地加強市場的合法性。

金融化時代令「獨立個體」(individual)地位受到侵蝕，傾向更為基本層面的社會代理「分離體」(dividual)。金融資本造成的分離化最適合用作掩飾不平等，因為一般公民難以辨認不明的量化形式，各種獲利工具與技術能夠逃離審計、規管與社會控制。 獨立個體變成大量資料搜集、整理、尋找規律與利用的主體，令個體特定層面的特徵，比整個獨立個體本身更為重要。

當代金融運用分離化技術，目的是讓大型機構參與者獲得最大利潤，承受最小風險，其興趣狹窄並以控制為中心，作者稱之為「掠奪式分離」(predatory dividuation)。風險在專業交易員之間不對等地分配，代價則由已被分離化、承擔大部份市場下行風險的行動者承受。

現在主要的勞動形式不是為工資而勞動，而是為產生債務而勞動，主要任務是產生債務以作貨幣化，讓控制貨幣化債務工具的金融企業家獲利。作者由此指出，轉化現在金融資本主義的關鍵，在於為大多數債務生產者，獲取貨幣化債務的工具。挑戰在於讓貨幣化債務的利潤，能夠獲得社會化與民主化。

作者總結指，假如我們開始視自己為由動態互動潛質組成的代理人，即分離體，與世界上許多不同種類代理人有暫時聯繫，我們就能夠在聯繫、集結、組織與推動周圍環境中出現各種新可能，建立新形式的團結。

Minding the Markets

看完了Minding the Markets，主要論題是金融市場總是創造危險刺激的故事、有問題的精神狀態，以及令現實思考根本受阻的不尋常群體過程。本書以作者對基金經理的訪談為主要分析對象，分析概念框架主要來自精神分析，當中較重要的概念包括︰uncertainty，即根本不可知的未來；phantastic objects，即人們認為非常吸引的對象，認為它能滿足我們最深層的渴望；divided state，特徵為無法連貫的強烈信念，並影響人對現實的觀感，讓意識主動避免並系統地忽視未知的層面；groupfeel，指群體依據不希望與眾不同、沒有完全地認知的強力希望，組織其思想與行動。

作者根據他的訪談，歸納出金融資產三項重要的內在特徵︰首先，金融資產不斷起伏，令它們容易產生對快速回報的興奮，以及對急速損失的憂慮；其次，金融資產是描象的，其價值完全視乎其未來可能的價值，根本地不確定，並受交易員反身性(reflexive)的預期影響。第三，評估交易表現時，不可能分出有多少是技巧，有多少是運氣。這三項特徵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意味著不可能按教科書所說，以計算風險與機率為金融資產定價。反之，在這種情況下作出決定，基金經理不得不將含糊不整的資訊，套入他們想像的故事當中，受到當時情況與情緒影響。

基金經理總是要在過多選擇中下決定，資訊超載而不確定。理性計算在決定是佔重要部份，但受到經驗現實、個人處理能力與相關資訊是否可得限制。基金經理普遍認為分析員對股票前景的分析帶有偏見、不準備、跟風或不可靠，但他們仍會花費訂閱這些服務，以幫助自己知道其他人在想甚麼。

基金經理總是受到客戶要求影響。有位基金經理舉例，客人買入以較高風險換取回報跑贏大市5%機會的基金，假如結果是跑輸大市5%，客人不會認為這是高風險投資的結果，而是會提走資金離開。為了滿足客戶，他公開基金每日的表現，這會影響他的思考方式。另一位基金經理指，客戶通常較短視，要以好故事說服他們留下。

從先導訪談中，作者找出基金經理面對環境的四項關鍵元素︰一是不確定性的重要，尤其在電子資訊泛濫的時代，資訊既不能全部分析，卻也不足以令決定變得確定；二是買賣股票是建立與結束情緒依附的過程，決定買入股票時會喜愛它，股價不如預期時會覺得受背叛；三是基金經理是社會團體的一員，股價總是受其他人的想法影響，要對抗共識情緒並不容易；四是基金經理以說故事令自己面對的情況合理，以投資策略等故事令自己覺得行為前後一致。

在現實中，基金經理的花紅與未來，都會因即使是很短時期的表現不佳而蒙上陰影。一位受訪基金經理指，雖然「增長」為投資策略的基金應該以三年為投資週期，但實際上基金表現仍是每日受到評估，這帶來壓力並影響情緒。統計數據也證實這種現象，資產經理的流轉率甚高，2007年英國的數字是，一組十人團隊在三年後會有七次人事變動。此外，數據也顯示基金經理持有股票時期偏短，短於基金廣告宣稱的時期。面對這些現實，基金經理很容易陷於自相矛盾的 divided state。

作者從訪談中整理出基金經理決定購買股票時提到的六項特徵︰一，經由出眾的能力或努力看穿真相；二，某公司或行業有極佳的機遇；三，不好的突發事件發生機會有限；四，購買企業的管理層扎實、有能力或已獲證明；五，下決定時已格外管理好情緒；六，購買企業獨佔或有相關力量左右市場。這六類故事讓基金經理相信不確定性有限、風險得以部份減低。認為自己找到其他人看不到的異常回報前景，令這些故事更有說服力。

在購買股票後，面對各種新聞消息，最初將企業理想化的想法會持續受到質疑。股價下跌會引起憂慮，急需得到解釋，引起情緒反應。企業管理層相對投資者擁有不對等資訊優勢，可能引發潛在道德風險，令購買股票時的信心相當脆弱。整理每日消息等同於管理每日的情緒衝突。股價停滯的「沈悶」股票，意味著購買股票時，認為這股票前景美好的想法並不正確。最初的興奮感覺減少以至消失，餘下的大部份是擔憂。

基金經理需要面對影響他們決定的制度情境，擔心因為某項投資，或者錯失某次獲利機會而失去顧客。這會令他們非常留意其他同行的行為，並促成groupfeel發展，令基金經理難以採取長期觀點行事。價格波動與不確定，也會令他們難以分辨短期與基本因素改變的分別。基金經理處於與所屬公司及客戶的三方關係之中，受到各種指標評價，以回應客戶的憂慮。這些根本衝突會促成自我保護的從眾行為，卻令市場更為危險不穩。

作者發現，在解釋其投資成功與失敗的例子時，受訪基金經理在兩者的故事敘述之間並沒有很大分別，只是在某情境中有效的故事，在另一情境中失去效用。有五種對不滿意投資的解釋被多次提及，包括1. 基金經理自認部份犯錯；2. 有不能預期或預測的事發生；3. 市場出現預期外的發展；4. 企業管理層能力不足或誤導；5. 其他諮詢者或內部機制犯錯。作者指出，基金經理自認犯錯，是令自己覺得事情受控的方式。這種解釋是為了滿足渴望得到解釋的需要，而不是用於計劃未來。不論錯誤原因在於自己、他人還是不可預測的情況，解釋都是為了抑制基金經理因失敗帶來的疑慮。

作者從訪談得出的核心發現包括︰本質上，金融資產市場交易的是故事，參與者每日追逐phantastic objects；在金融市場，每日有各種關係離合，情緒衝突不斷發生並需要處理，令參與者處於divided state；金融決定在社會或制度設定下發生，金融參與者的主觀經驗與預期，以及對彼此之間的想法，很容易會主導金融決定的群體過程，產生groupfeel。

作者認為，以上述發現為基礎推導的「情緒金融學」(emotional finance)，其核心意義在於，假如視未來為本質上不確定，主流均衡模型就不是有用的起點，特別是在理解不穩定上。較有潛質的是代理人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ling)，以及以理性「行動」、機率因果關係、有限理性為基礎的理性行動理論。

金融管制在創新與節制之間的衝突，源於金融資產未來價值的不確定性無法完全消除。金融管制難以決定應在何時對資產泡沫插手，它既要在面對不確定性下能夠說「不」，也要在說「不」後得到支持。作者認為，要避免泡沫，第一步是對泡沫怎樣發生有足夠認識與良好理論，第二步則是建立制度環境支持市場進行決定時多方面考慮現實。

作者對管制機構提出六項提議︰一，要求金融網絡中重要的環節提供資訊；二，讓資訊更為透明以減少divided state；三，減少對異常回報的渴求，讓大部份一般投資市場走向「沈悶」的投資；四，減少制度性鼓勵賭博投機；五，教育公眾與社群投資面對的根本衝突；六，改變經濟學教育，將投資者面對的現實及其影響納考慮。

對於一般投資者，作者的忠告是好故事相當罕見，要知道自己是否在賭博，真正承受的風險是甚麼。

Fragile by Design

看完了Fragile by Design，主題是各國銀行制度的設計怎樣受到政治影響。作者認為，銀行體系長短處是政治討價還價的結果，由社會基本政治建制構成。

只有在銀行冒高風險，以及其資產負債表資本不足以吸收損失時，銀行體行才有可能崩潰。沒有銀行危機、信貸充裕的經濟體是少數。在作者研究的117個經濟體中，只有六個符合這兩項條件。

為何這種情況如此罕見？作者的答案是，銀行體系脆弱與信貸供應不足反映政治建制的構造。在銀行運作中，政府總是面對既有利益衝突。首先，政府既管制銀行又需要以銀行為資金來源。其次，政府代表銀行執行借貸合約，但需要銀行借貸人的政治支持。第三，在銀行資不抵債時，政府負責分配損失，但政府需要銀行的最大債主，即存款人的政治支持。

這表示銀行體系的財產權體制，從來都是政治交易的結果，沒有銀行體系是完全私有制。作者稱這種政治交易為Game of Bank Bargains，政府、銀行家、少數股東、借貸人與存款人都可能參與其中，依據政治建制定下規則，決定誰應納入政府與銀行家的合作關係中，以及開辦銀行、信貸流動與條款、銀行活動與銀行資不抵債時損失如何分配的做法。

由於銀行向存款人借錢再放貸出去，借貸人卻可能無法還款，存款人也有可能立即要求提款導致擠提，營運銀行總是不穩定並帶有風險。解決方法之一是建立緩衝，包括股本資金與現金資產。為吸引外人注資銀行股本，銀行業內人可以自己的財富擔保，由法律保障避免業內人詐騙，又或者實行股東有限責任制，後兩者都只能夠由政府透過法庭與銀行特許權提供。特許權數目稀缺可帶來溢價，讓銀行更能吸引少數股東注資。

銀行特許權突顯出財產權三項根本問題︰一，在特許下，銀行所有財富公開，銀行與政府需要建立機制，防止政府充公銀行財產，或在充公時賠償損失；二，少數股東與存款人需建立機制防止銀行家奪取其股本，或者用銀行資源投資自己的企業。如果要接受這種風險，少數股東與存款人需獲得賠償；三，銀行需建立機制防止借貸人對銀行家、少數股東與存款人借錢不還，或者在需要接受這種風險時得到賠償。為吸引銀行家、少數股東與存款人投資銀行，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當中涉及他們與政府的互動。如前所述，政府在銀行運作總是面對不可避免的利益衝突，令情況更為複雜。

在銀行出現重大損失時，控制政府人士可能會選擇政治上最易推行的做法，令銀行家、少數股東、存款人與借貸者都受益，例如存款保險與銀行重組。這樣做可能會令審慎放款原則受損，損失實際上是由納稅人承擔。制定承受風險與分擔損失的規則不需要納稅人主動同意，這讓銀行業相關團體有很大空間從納稅人中取利。集體政治行動的交易成本高昂，納稅人不易分清拯救銀行方案的利害關係，而且納稅人有時也是存款人，都讓納稅人反對由他們支付銀行損失較為困難。

作者提到Game of Bank Bargains四項特徵︰一，控制政府者、銀行家、少數股東、存款人與借貸者可以形成的聯盟組合有限，政府與一組人聯盟，就可能要對另一組人投機取巧；二，專制與民主政權形成的聯盟形式很可能不同。專制政府無法對其他人信服地保證財產不會充公，借貸人也不能通過選票影響政府，以要求信貸供應增加；三，從專制轉型至民主政府並不會自動重整銀行體系以增加信貸供應，三項財產權問題需由制度解決，建立像有效率法庭、可信警察與準確財產及商業登記等建制都需要時間；四，由於有各種可能的聯盟方式，聯盟對銀行業組織方式的影響並非中性。民主可以產生損害銀行穩定與信貸供應的聯盟，專制也可以產生銀行體系穩定的聯盟，有時甚至連政府都不存在，在混亂中銀行無法生存。

在絕對專制下，專制者無法保證銀行資產不會遭充公，私人個體不大可能創立銀行、投資銀行股票或在銀行存款，結果造成貧窮困局。銀行體系未能實際存在，信貸不足令經濟增長緩慢，政府沒有私人信貸來源支持開支，有強烈誘因充公私有財產。

專制者未至於可以個人獨斷，但穩坐支配地位時，他需要建立同盟網絡以掌握權力，當中重要一環就是銀行家。在中央集權的專制中，專制者通常會限制銀行特許數目，減少競爭，讓銀行家分享特殊利益，銀行家則以向政府提供貸款為回報。少數股東知道銀行家有誘因將銀行資源導向銀行家擁有企業，並可能會欠債不還，在政府支撐下掠奪少數股東財產，因而會要求額外補償以抵銷這種風險。

在這些條件下，銀行競爭有限，政治聯盟由專制者、少數股東與銀行家組成。專制者得到收入來源，少數股東得到額外回報，銀行家既得到額外回報，又擁有銀行向自己企業貸款的特權。這種裙帶銀行體系傾向不穩，原因包括專制者的權威與自由裁量權缺乏限制，在急需財政來源時可能會掠奪銀行。此外，銀行家傾向放款給自己的企業，在經濟不佳時他們可能會違約，犧牲銀行以保住自己。

缺乏集權的專制者更為依賴富有寡頭，較有可能以通脹稅為財政收入來源。政府增加貨幣數量以應付開支，造成通貨膨脹，令現金資產價格下跌，本質上就是向擁有現金的人徵稅。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納稅人可能根本察覺不到自己被徵稅，專制者甚至可以用增加的貨幣支持福利計劃，在向窮人徵稅同時，扮演協助窮人的角色。銀行透過不支付利息的支票戶口，也能從通脹中分享利益。

通脹稅的問題包括︰一，高通脹令市場更難運作，傾向阻礙經濟成長；二，高通脹也會導致公眾減少擁有貨幣與存款，令可供銀行放款給企業與家庭的資金減少；三，當政府支出急劇上升時，有誘因為了增加通脹稅收入而提高儲款準備金要求，這可能會完全侵蝕銀行存款基礎，令銀行信貸減少甚至破產。

當專制者面對更為割據一方的地方寡頭時，地方寡頭通常更偏向自己控制銀行，令銀行體系即使存在也是服務地區需要。結果是類似中世紀時代的零碎銀行體系，只有當地寡頭才能獲得地區銀行信貸。

相對於專制政權，民主的差異在於︰一，財產充公的機會較少；二，向銀行借貸者不再處於被動，他們可以投票支持給他們更多信貸的政客；三，通脹稅較為罕見，因為這會得罪選民，讓他們轉投承諾向富人徵稅的政客。

作者提出自由派(liberal)與民粹(populist)這兩種民主哲學有重要差異，對Game of Bank Bargains的策略與後果影響深遠。自由派認為投票本身沒有道德意義，民主需要其他輔助建制防止暴政，包括民主多數的暴政，自由(freedom)就是指沒有暴政。民粹則認為多數意志本身就是神聖及必然正確的，建制是用於限制官員濫權，政府的任務是執行人民意志。

在自由派民主中，政府較難充公財產，選民可以投票除去貪污官員，建立裙帶銀行體系的誘因減少，也較為困難。選民可以投向承諾開放銀行體系、增加競爭的候選人，令信貸成本減少，供應增加，傾向形成有效與穩定的銀行體系。

在民粹民主中，政府或許不至於直接充公銀行財產，但在選民要求大量增加信貸供應、改善信貸條款，並在無力償還時免除債務時，政府有強烈誘因讓借貸人掠奪銀行。另一種做法是由政府提供大量福利與就業保障。當這樣做不可行時，銀行可能加入民粹行列支持債務寬免，並以政府拯救銀行及提供存款保障為交換，甚至與民粹者訂立利益協議，為民粹者提供特定貸款，以換取他們支持限制銀行競爭。

特許銀行的發展由兩項重要需要帶動，一是為距離日漸遙遠的貿易出資，二是資助更為血腥與漫長的戰爭。前者專注於貿易的特許銀行推動跨銀行匯票結算，後者則是為政府籌措資金的特許銀行，例如英倫銀行，一開始是處理政府債務的機構，並不參與中央結算。不論何者，在特許銀行已成為現代國家基本建制後，出現另一項重要創新︰法定貨幣。

十九至二十世紀，貿易更為頻繁，戰爭及其他政治開支劇增，統治者學會以銀行聯合其他有助政治秩序團體的利益。例如將銀行信貸給予政治同盟的企業，資助有關鍵政治地位的行業，平順商業週期以控制失業，補貼各種政治工程等。到二十世紀末，中央銀行已成為貨幣政策的管理人，各種有特定目標的金融機構也陸續出現，以籠絡政治盟友。

1708年法案讓英倫銀行成為唯一有限責任合股銀行，其他銀行只能以合夥形式存在。創立英倫銀行令國王借貸成本減少，原因包括︰一，英倫銀行由國會控制，違約風險比國王低；二，政府欠英倫銀行的是長期債，政府可以長期債重組短期債，而且本金不用分期償還。只要英倫銀行特許繼續延期，政府就不需償還本金；三，英倫銀行擁有的特權是無形資產，減低其籌資成本；四，英倫銀行股票是同質、永久並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擁有更大流動性，從而減少不確定與利息支出。

由於英倫銀行成立目的是為政府籌措資金，而不是鼓勵工業發展，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早期英倫銀行對工業融資的貢獻非常有限，甚至可能有負面影響。1793至1815年拿破崙戰爭令英國政治支出再度攀升，政府暫停銀行鈔票可兌換黃金與硬幣的保證，變相是開徵通脹稅。

在選舉權日漸普及下，英國銀行體系經歷四階段轉變︰十九世紀初英倫銀行不再是唯一的特許銀行；1870年代銀行體系穩定，信貸走向私有部門；二十世紀前半政府支出增加限制了信貸供給；1970年代銀行法規放寬，金融服務大幅增長。

1826年，地區銀行法案鼓勵英倫銀行在倫敦以外開設分行，銀行特許獨佔結束。1833年，合股銀行在倫敦的禁令取消，銀行利息上限全面撤除。英倫銀行鈔票成為法定貨幣，以鼓勵英倫銀行在危機時向其他銀行提供流動性。

1858年，對道德危機的顧慮令英倫銀行宣報在榮景時對貼現較為嚴緊，在危機時則會較多篩選。就結果而言，這項政策幫助穩定英國銀行體系，結束之前四十年的興衰循環，直至2007年前不再出現之前的嚴重銀行危機。

由1826到1862年，特許銀行的數目與規模增加，比之前的地區銀行更為穩定，成為市場流動性的主要來源，也減少結算票據貼現的需要。英倫銀行開創與英國金融體系其他銀行共同分擔風險的做法，例如帶頭讓其他倫敦銀行出資建立共同保險資金。英倫銀行的做法確保自己處於優先債權人位置，減少中央銀行協助銀行體系其他成員出現的道德危機問題。

踏入二十世紀，維持軍事力量的需要上升，同時選舉權擴大，讓英國銀行體系逐漸變成為戰爭籌資的機制，體系更為寡頭，在數十年間無法為私有經濟提供足夠信貸。私有部門競爭與信貸受限，以壓低政府支出與公債利息。銀行以寡頭方式運作，為政府債券定價。

二戰結束後，政治議題以重分配稅制、福利轉移與國有化工業為焦點。英國私營銀行在這段時期增長有限，反映戰後政府以高水平與赤字支持創造就業的政治壓力，以及遵從布列敦森林體系下固定匯率的宏觀經濟環境。由於不可能同時維持擴張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與自由資本市場三者，英國政府最終在1967年決定讓英鎊貶值。

政府嚴格控制銀行體系的做法受到三方面批評︰一是私有部門信貸短缺讓企業無法投資有利項目，二是嚴格控制造成銀行寡頭，這種政府主導獨佔不符合公眾利益，三是相比傳統貨幣政策，信貸管制在平順商業週期波動上有許多缺陷，如透明度不足。

1986年10月戴卓爾推行大幅金融改革，其急劇過程被稱為「大爆炸」(the Big Bang)。政府批准並鼓勵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外匯交易為一體的綜合銀行營運。銀行放款相對GDP比例從1985年45%升至1989年100%。

2007至09年英國發生嚴重銀行危機，對英國銀行的未來帶來疑問。英國銀行僱用大量員工，可能令它擁有特殊政治權力，向政府索取更多資助。另一方面，英國金融部門相對經濟的規模龐大，英國不可能以大量納稅人資源重複救助銀行。

美國由獨立戰爭直至十九世紀由菁英聯盟主導，從1810年代起至1980年代政治體系則由小型單一銀行與農業民粹主義者同盟控制，1980年代儲貸銀行危機後，擁有全國分行網絡的大型銀行1990年代在美國史上首次出現。

在英國殖民時代，美州十三殖民地受敵意鄰居圍繞、土地充裕、以煙草、玉米與小麥這些可在小規模單位生產的作物為主。英屬美洲社會由小規模武裝農民組成，農民權益得到重視。獨立戰爭激起農民的政治熱情，到1800年，農業民粹主義者已獲得重要政治地位。

與農業民粹主義連繫的政治家對美國銀行政策有重要影響。他們對大城市商業與商人深為懷疑，反對銀行建立分行，並因此與小型銀行家形成聯盟。憲法並未對銀行規管置詞，也讓農業民粹主義者與小型銀行家不需要贏得全國的法律挑戰，只需在遠為容易的地區層面取勝。

美國憲法規定州政府不能發行鈔票，但沒有規定州如何批出銀行特許權，這讓州政府有強烈財政誘因盡量提高銀行特許權的價值，包括自己成為銀行大股東、限行銀行特許數目、以特許威脅銀行等。由於州政府不會在其他州的銀行獲得經濟利益，受利害關係影響州政府禁止跨州運作的銀行。

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大，州內與州份之間的政治競爭增加，限制銀行特許的因素減弱，銀行特許數目開始快速增長，但仍對特許人與銀行開設分行有所限制。1837年恐慌引起的反應帶來「自由銀行時代」。自由銀行不准開設分行，讓它們難以擴展至人口稀疏的地區，較致力於進佔地區的壟斷市場。

與北部不同，1837年後美國南部州份容許銀行在州內開設分行，原因在於南部主要財富是較易調配的奴隸，而不是固定的土地，因而較少從固定地區銀行中受惠。而且南部州份政治權力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白人小農民處於相對政治劣勢，要求單元銀行的聲勢也較薄弱。對出口農作物的南部而言，分行銀行也較易進行跨銀行交易，更方便棉花作物在廣泛地區流動。

美國內戰導致美國政府首次發行可用於公共及私人債務的法定貨幣，並讓全國政府再次介入銀行特許事務。1863年國家銀行法案規定，銀行鈔票需要全數由政府債券支持，並透過稅率差異吸引銀行取得聯邦銀行特許。

由單元銀行組成的零散銀行體系在十九世紀末仍然存在。在1873至1907年間美國出現五次重要銀行危機，每次都是在商業週期下跌時引起恐慌。這反映出美國單元銀行體系三項重要弱點︰風險沒有分散、銀行儲備易受紐約證券市場影響，以及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時難以互相合作。

1907年危機引發銀行家與政府討論美國銀行危機持續的問題，提出建立聯邦儲備體系減少流動性風險，卻沒有解決銀行體系結構零散的問題。1920年代銀行發生破產潮，大眾對單元銀行的支持開始消失。銀行分行數目增加，同時銀行之間互相整合，令銀行數目下跌。在經濟大蕭條後，1930年初州政府進一步放寬設立分行的限制。

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成立，作者認為，FDIC是單元銀行政治遊說的產物，FDIC成立時，1932至33年的銀行危機早已結束。存款保險納入Glass–Steagall法案，只是為了爭取眾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民粹主義眾議員Henry Steagall的支持。

FDIC成立後，民眾對州政府解除分行限制的壓力減少，而由於存款利息受Glass–Steagall法案限制，存款人沒有誘因從單元銀行轉到分行銀行。1930年代還包括禁止給予活期存款利息，以及為農民與業主信貸提供補助。

作者提出，這些措施確實產生穩定的銀行體系，並持續多年，但它們只在政府限制赤字並穩定通脹時有效。當1960年代美國政府赤字增加，通脹急升，銀行又因為可提供利率受規限而流程存款，單元銀行體系就不能維持。

自1970年代起，美國銀行市場受五種動力推動而加劇競爭︰一，城市人口相對郊區人口增加；二，電腦與自動櫃員機等科技發展；三，通脹急升與銀行利息受法律限制，令存款人轉向「影子銀行體系」；四，美國銀行逐漸失去全球市場份額，令放鬆銀行規管的支持增加；五，1980年代銀行困境潮掀起支持銀行整合的政治運動。1994年，國會終於立法全面容許銀行跨州設立分行，單元銀行時代正式告終。

只有在兩項條件都成立下，2006年美國次按危機令銀行體系崩潰才會發生︰一是銀行在貸款與其他投資過度冒險，二是銀行資本不足以吸收風險造成的損失。作者指，這兩種情況都是政治交易的結果，在這宗交易核心的成員是巨型銀行，以及推動向窮人貸出風險房貸的運動團體，例如ACORN。

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案(CRA)原意是確保銀行為地區社群服務，但在1990年代，它卻成為銀行併購潮的重心。銀行併購時需要滿足「良好公民」條件，符合CRA評級，為此銀行需要運動團體為其在聽證會上背書。銀行與運動團體合作建立貸款計劃，運動團體以此為工具與打算合併的銀行談判，左右銀行貸款的群組對象。

銀行不希望過度投入較高風險的次級房貸，運動團體因而說服國會成立政府資助機構(GSEs)，如房利美及房地美，重購低收入群組的房貸。由於GSEs願意購買高風險的房貸，整個信貸風險市場的標準改寫，信貸供應增加，連中等收入家庭也可以提高槓桿比率購買更大的房屋。

到2006年，美國房貸市場新增次級與Alt-A房貸已佔總數34%，數目達一萬億美元。許多高風險房貸都是可調整利率房貸(ARMs)，甚至有部份初期還款額低於利息，令風險進一步提高。房貸相對GDP比率由1996年54%，升至2006年89%。只要房價稍為下跌，失業率增加，或者利率輕微上升，許多借貸者都會無力償還。

作者指2007年次按危機不只是出自脆弱的房貸承銷標準，監管當局也沒有要求銀行與GSEs維持高資本比率以吸收可能損失。這兩種情況都是出自同一政治考慮，即推動自置物業者數目上升，因而放棄謹慎的規管原則。銀行與GSEs規模越大，得到的補貼越多。

監管規則造成套利行為，令房貸抵押證券(MBSs)更為流行。監管當局令情況更為惡劣，他們實際上將監管工作外判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評級機構，而這些評級機構在證券化市場中有利益衝突，傾向低估風險。聯儲局在2002至05年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提供誘因令購屋者更為冒險。

在危機發生後，作者指監管當局行動緩慢。從2007年春天至2008年9月崩潰期間，部份大型美國金融機構資本市值對賬面值比例一直下跌，監管當局只是袖手旁觀。聯儲局為了自身在財政政策上的自主權，特別不願意與國會有衝突，最好還是暫時視而不見。

對於為何不是所有銀行都在次按危機後陷入困境，有證據指這與銀行的特許權價值——即其管理團隊建立可靠客戶關係，令銀行擁有穩固與有利投資機會的能力——與銀行在次按危機是否最受波及有關。特許權價值較高者在危機前傾向保守，受危機影響最深者特許權價值則較低，也較願意承擔風險。

危機過後仍有待處理的問題包括︰銀行必須更謹慎管理風險，持有更多資本，更為有序地承受損失；政府房貸政策必須改革；防止大型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如果要說對美國次按的描述帶來甚麼教訓，教訓就是不要期望政客或監管當局，會用心防止下次銀行危機。

作者指加拿大銀行體系穩定，政府很少介入保護銀行負債或拯救銀行，而且在各方面都比美國表現更佳。作者認為，最主要因素是英國決心並成功維持加拿大的單一殖民地狀態。為防止法語地區魁北克控制加拿大內陸經濟發展，加拿大聯邦中央政府獨佔經濟政策制定與銀行特許發行權，省政府不能建立地區銀行，令反全國銀行聯盟缺乏核心。

十八世紀的加拿大在語言、文化與社會團體上分裂。內陸地區要接觸外部市場，需要依靠跨越其他省份的運輸。地理上接近美國，也可能令蒙特利爾以西英語區投向或至少支持美國。除非英國確實控制魁北克，否則法語居民可以此阻礙整個加拿大的商業發展，並鼓勵美國對加拿大的投機主義。

1867年英屬北美法令規定加拿大為自治領，並確立加拿大的政治體制。法語居民權力受限制，在人口與控制省份方面成為少數。國會分為上下議院，其中下議院選舉採用簡單多數制，傾向產生爭取中間選民的兩黨政治。下議院通過的法律可由通常是英總督終身委任成員的上議院否決。

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由於政治聯盟遊說需要在全國層面展開，大型銀行擁有眾多分行的體系並未受到嚴重挑戰。加拿大的地理也意味商人強烈傾向大型銀行，因為各地自然資源分散，而加拿大商人的主要目標是將原料輸向英國，全國銀行更有利於國際與地區匯票長距離交易。

由於開設分行沒有限制，政府又沒有提供存款保障，銀行有強烈理由整合。面對銀行資不抵債時，加拿大銀行體系大致以市場為本機制處理。如果銀行規模較大，可能威脅整個體系，蒙特利爾銀行會協調其他銀行回應，有可能會直接接管發生危機的銀行。加拿大政府有時也會向銀行體系提供額外支持，修改主權鈔票規則，以提供緊急流動性。

作者指加拿大銀行體系受民粹主義挑戰較小的原因，是農業區接觸銀行服務的途徑很多，而且加拿大政治體制令改變銀行基本規則較難，既要得到全國規模的下議院支持，又要上議院批准。

在大蕭條時期，經濟急劇收縮，但沒有加拿大銀行倒閉。民粹主義聲音因經濟不佳而增強，特別是西部。為回應這種聲音，政府組織委員會研究，在1935年接納委員會建議，成立加拿大銀行，1938年加拿大銀行變為政府擁有，1944年獨佔鈔票發行權。但除此之外，加拿大銀行體系在大蕭條後並未有很大改變。

在二戰前後，加拿大更為工業化與城市化，小型製造商與城市居民要求銀行更切合他們的需求。為滿足房地產借貸需求，政府不是透過銀行，而是透過1944年改寫國家房屋法案，翌年成立中央房貸與房屋公司(CMHC)，提供政府保證鼓勵企業向業主、建築商與發展商借貸。

到1960年代，這些非銀行中介控制資產為金融機構總數三成以上。銀行開始反對這些「類銀行」，1954年CMHC退出與類銀行的共同放款，改為提供房貸保險與直接資助房屋建造，銀行也可以參與CMHC的保險計劃。1967年，銀行法案再次修訂，特許銀行許多限制撤銷，包括貸款利率上限與限制進入常規房貸市場。類銀行則得到政府20000元存款保障。

隨後改革陸續撤銷對銀行的其他限制。到1992年，銀行有能力收購與他們競爭的類銀行，變成大型金融複合體。1997年外國銀行可以自行設立分行，但是受各種限制。加拿大第一類的大型銀行仍不能受外國銀行收購。

作者認為加拿大銀行與政治體系非常成功令銀行穩定、信貸充足與致力保持金融服務的競爭，並重申加拿大有效的規管體系不是獨立出現，而是來自加拿大的Game of Bank Bargains，因此並不容易複製至其他地方。

專制政治體行的銀行結構與表現有數項原則，首先，沒有穩定政府時，銀行體系不會出現；其次，集權威權政府可輕易剝削其銀行體系，傾向令銀行體系規模小於民主政體；第三，威權政府與銀行家可以建立尋租聯盟，令兩者利益一致。

墨西哥是研究政治制度與銀行體系關係的自然實驗例子。自1821年獨立直至1876年，墨西哥政治體制混亂，銀行體系無從說起。波費里奧·迪亞斯將軍結束軍閥時期，他發現利用外國貿易與投資賺取的利益，可以用於整合政治對手的誘因，建立穩定的威權體系。在1877年至1911年「波費里奧和平」時期，迪亞斯建立銀行體系以大量信貸給政府，銀行體系的競爭受到限制，銀行家、銀行股東、政府與政府成員及其家人從中獲得經濟租。大部份處於這聯盟外的墨西哥人，則沒有政治聲音、沒有信貸，只有有限的經濟流動機會。

1910年，一般民眾與聯盟外的菁英發起叛亂推翻迪亞斯，將迪亞斯放逐至法國。隨後革命勝利者互相鬥爭，由1911至1928年墨西哥受內戰、叛亂、軍事政變與政治暗殺而四分五裂。銀行體系很快瓦解，每一方人馬都榨取銀行以資助自己的軍事活動。

1929年，血腥衝突後生還的軍閥組成政黨以消除分歧，政治穩定重新建立。新的國家革命黨(PNR)並不是典型政黨，它不是由候選人名單組成的政治平台，而是軍閥、政治大老與腐敗勞工領袖討價還價的平台。由單一政黨內定選舉的做法制度化，PNR 最後改名為體制革命黨(PRI)，有效壟斷權力直至1990年代後期。

由於PRI掌控幾乎全部政治權力，投資者擔心政府會充公銀行，不敢為銀行體系提供資本。然而，PR需要銀行體系提供資金，保障工會勞工的就業，補貼大型工業部門以維持統治。政府因而建立複雜的發展銀行體系擔當次級放款者，回購商業銀行通過特別計劃進行的貸款，這些特別計劃用於提供信貸給PRI認為重要的行業部門。在此體系中，商業銀行的銀行家、股東與存戶都得到政府保障風險，代價由納稅人承擔。

自19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上升。PRI政府不願為加稅而得罪銀行與工業家，也沒有開徵資本稅。為應付赤字，政府指示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一如預期引起通脹升溫。與此同時，政府大幅提升銀行準備金要求，以確保通脹稅收益絕大部份歸於政府。銀行也受存款利率上限規管，被逼提供低於通脹的存款利息，令存款人從銀行體系抽走資金。

1982年初，油價崩跌，墨西哥面對外債問題，披索貶值。總統洛佩斯·波蒂略在9月1 日充公所有銀行，並以價值成疑的政府債券補償。之後七年，墨西哥銀行過半貸款都是放貸給政府，僅餘的私營部門貸款也用於政治分贓，企業與家庭嚴重缺乏信貸。

1988年，卡洛斯·沙利納斯總統上任，計劃出售國營企業以應付財政與政治挑戰。銀行私有化在18個月內完成，政府獲得三倍於銀行帳面價值的收入。銀行家願意冒再被充公的風險購買銀行，原因是交易中大部份費用都不是出自自己口袋，而是借貸得來，部份甚至是來自即將收購的銀行。由於銀行家與少數股東自己付出的資本很少，他們缺乏誘因審慎放貸。至於存款人，由於存款由政府無上限擔保，他們只需要選擇最高利息的銀行，無需考慮銀行貸款組合的風險。唯一要以自己錢冒險的，就是在整場交易中沒有代表的納稅人。

墨西哥銀行家獲得參與「公我贏，字你輸」賭博的牌照，讓銀行信貸急速增長，從1991年至1994年增加一倍。房貸增長速度更快，變成原本的三倍，而且許多未能還款的房貸並未計算在內。這種貸款增長比存款增長速度更快，差距則以特別是來國外銀行、以外幣計價的銀行拆借融資，造成匯價風險。

1994年末，投資者認為墨西哥政府無力維持披索定價過高的固定匯率，披索匯價在12月開始下滑。墨西哥中央銀行試圖加息以阻止披索貶值，令房貸年利率在1995年3月達74%。結果，披索並未停止貶值，短時期內價值減少近半。以美元計價借債的企業無法還債，銀行也嚴重資不抵債。政府拯救銀行，最終令墨西哥納稅人負上約等於GDP 15%的代價。

1997年，墨西哥銀行體系千瘡百孔，PRI的統治聲望下滑。面對PRI的困境，1997年總統埃內斯托·柴迪洛決定容許外國人擁有墨西哥銀行。至2003年，外國銀行已擁有墨西哥總銀行資產超過八成，並在其後一直維持相當水平。

與外國銀行家成為盟友後，政府為打壓內線貸款，政府規定銀行需要公開帳目，也不准在員工福利計劃外放款給銀行僱員，向與銀行有關連組織的放款則設有上限。銀行資本要求提高，也需要按投資組合風險建立最低準備金。會計準則更改為更接近公認標準。存款保障設上限，範圍只包括銀行存款。

隨後一項研究指，民主政府與大型外國銀行的聯盟，令墨西哥銀行比1970年代資本更為充足，更有能力獲利，而銀行體系整體則比自1910年代任何時刻更穩定。外國銀行並未收取更大利率差，也沒有比現時墨西哥銀行提供更少信貸。研究指外資銀行的分別，是對篩選借貸人更為謹慎，估計墨西哥銀行被外國銀行收購後，貸款壞帳比率下跌6.5個百分比。

作者指，墨西哥銀行體系信貸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其解決需要建立容許以房地產為抵押品，並容許銀行較易收回這項抵押品的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不會憑空出現，需要公共與私人投資在有效率法院、誠實的警察與準確的房地產登記。

在巴西，人力資本分佈極不平均，只有少數精英幾乎擁有所有可課稅的事物。面對如此不平等，政府只能在三種同樣不理想的選項中選擇︰一是不向任何人課稅，政府持續財困貧弱；二是以通脹向窮人課稅，令政府不受歡迎；三是向富人課稅，而面對被立即推翻的風險。巴西政府只有在與其他群體組成聯盟才能統治，盟友有時是富人，有時是窮人，視乎不時發生的根本權力轉移而定。

在1808年至1889年巴西君主制時期，首二十年政府以通脹課稅，以資助一連串絕對君主。種糖主與商人菁英感到不滿，1831年逼使君主讓位給其年幼兒子。從1831至1889年，巴西政府極為衰弱，真正權力掌握在地方寡頭與商人手中。在此期間，政府無法以銀行體系徵收通脹稅，銀行也未能為私營部門提供多少信貸。

巴西的Game of Bank Bargains有兩項影響廣泛、形塑經濟及政治制度的初始條件。一是巴西是國家龐大，地理特徵不利於建立跨區市場或政治中央集權。在殖民與後殖民歷史，巴西更像是各個利通當地自由資源的獨立定居地集合，各地彼此孤立。巴西的地理位置也處於地緣紛爭之外，不需要大規模動員，缺乏推動擴大選舉權的壓力。

另一初始條件是巴西土壤與氣候極適宜種植甘蔗，自十六世紀就是世界主要製糖地。甘蔗需要在收割後12小時內處理，以及製糖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令收穫與製糖過程需要仔細協調。加上收割甘蔗的工作非常艱辛，讓甘蔗更常種植於擁有奴隸工人的大型種植園內。結果是巴西成為新世界最典型的奴隸社會。即使在製糖業衰落後，巴西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國家之一。

巴西地方寡頭成功拖延自1826年起內外的廢奴訴求，直至1888奴隸才完全廢止。巴西菁英也在十九世紀中期設法妨礙勞工市場轉型為競爭市場，1850年立法排除土地自由擁有。憲法也在1824年與1881年兩度提高選舉權門檻，旨在限制菁英以外的選舉權。

在銀行制度上，十九世紀中期的巴西政府力圖限制銀行數目，盡量減少競爭，以提高銀行股票回報率，讓在銀行董事會任職的政治家獲益。內閣可以大筆一揮徵用銀行資本，令新成立銀行數目有限。

有限的銀行體系帶來兩項缺點︰經濟增長速度不足，以及中央政府持續衰弱。國王開徵通脹稅受菁英阻撓，受國會反對不能向收入、財富與消費課稅，向外借債能力也受稅基不足、還款能力成疑而有限。

1889年11月15日，軍事政府推翻君主制。取代君主制的舊共和國並不算民主，之後則是各壽命不一的類民主政府。在這段時期，巴西銀行再次用作課徵通脹稅的工具。開徵通脹稅必須為存款利率設上限，但存款會因而減少，令私人信貸減少。1964年，軍隊發動政變，實行軍事獨裁，但隨後通脹幅度進一步上升。到1980年代末， 持續加速的通脹極不受歡迎，促成軍事政府倒台與民主崛起。

自1988年民主化後，巴西的Game of Bank Bargains圍繞著創造就業給政治關鍵選民。選民偏好結束通脹的候選人，讓民選巴西總統推動私有化州政府控制銀行，以避免這些銀行用來資助州政府赤字，引起通貨膨脹，並需要聯邦政府不時拯救。選民也期望收入與機會重分配，讓巴西政府不得不走在民粹的邊緣，卻又不能過度運用政府預算重分配，令財富外移。故此，許多重分配以國有銀行按就業機會分配信貸形式進行，令私人投資可獲的信貸受限。

作者指，未來巴西銀行業有許多樂觀跡象。然而，這不代表巴西銀行業未來一定美好，新制度安排未受過經濟衝擊考驗，而巴西政府透過國營銀行補助信貸，也可能會發展成像美國那樣的銀行危機。

作者參照本書個案與不同跨國統計研究，得出以下三項教訓︰一是在其他條件相同下，民主比專制較有利於銀行信貸的廣泛分配；二是其他條件相同下，擁有自由派制度的民主政體，會令銀行家與民粹主義者較難組成聯盟，更有利於銀行信貸廣泛分配，以及避免銀行危機發生；三是政府安全網傾向令銀行體系不穩，安全網不是出於經濟效率，而是政治談判的結果。

作者指出，現時主流的銀行危機理論，視銀行危機為在所有時間地點都共通的現象。但本書則展示，銀行危機不是隨時間與國家發生的定期事件，因此不是銀行普遍經濟特徵的結果，而是這些特徵與特定政治環境結合而成。

銀行危機共通理論著重三項層面︰銀行結構、銀行間的連結以及人類天性。作者認為，這三項層面並不是銀行危機發生的足夠條件。流動性風險、銀行間連結與資產泡沫是否造成危機，決定的是政治因素。政府多大程度為銀行提供安全網與推行審慎規管，是由政治人物決定，而這些政治人物通常是以盡量擴大其短期政治利益為動力，而不是長遠而言對社會是否有益。

作者總結指，社會並沒有選擇其銀行體系，而是獲得其政治制度與主導政治聯盟允許的銀行體系。在威權體制下只談銀行改革或許只是徒勞，最有效的改革可能是轉型為民主政體。即使在民主社會，改革也需要面對已掌控銀行的政治聯盟反對。危機可能會動員選民要求改變，但權力既得利益者也會趁危機加強其權力。

只有好的意念並不足夠，關鍵是民眾持續支持好的意念。難處在於銀行規管非常複雜，連專家也有各種不同意見，媒體記者專業知識不足且帶有偏見。這不代表銀行規管改革毫無希望，但推動者既需要認清政治權力如何分配，可能也要有點非理性的堅持。

擁抱戰敗

看完了《擁抱戰敗》，主題是二戰戰敗後在美軍佔領時期的日本。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兩星期間日本政府致力燒毀內部文件以掩飾罪行，特別是要設法維護「國體」，即保住昭和天皇皇位。

美國完全主導同盟國佔領日本時期的政策，在日本推行由上而下的革命，麥克阿瑟如同新的天皇。麥克阿瑟將民主主義變成基本理念，也制定日本放棄戰爭的方針。

日本人在戰時已經處於緊張壓力，在天皇終戰詔書後即時反應是震驚麻木，接著則是疲憊與絕望的虛脫狀態。物資匱乏，糧食早已不足，生活必須依靠黑市。心理上日本人同樣感到虛脫，戰爭期間政府一直濫用權力，戰敗後戰時犧牲又變得沒有意義。新聞界廣為報導酗酒、吸毒與犯罪，孩童遊戲模仿黑市、妓女拉客與左翼示威。

通貨膨脹加劇，戰時軍用物資被人侵吞，日本人為維持同盟國佔領的費用龐大，都產生物質與心理上的影響。在這種狀態下，許多日本人出現受害者意識，認為自己是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對昔日帝國軍隊在外地施暴不太關心，對進步改革也缺乏熱情。

戰敗後邊緣群體帶來與眾不同的次文化，分別來自稱為「潘潘」、專門接待佔領軍士兵的妓女；以物欲與弱肉強食為規範的黑市；以及以縱欲、醉酒、低俗雜誌為代表的粕取文化。三者表現出以生命力、本能與色情驅使人們擺脫虛脫狀態，挑戰舊價值的觀念。

從戰爭用語轉換為和平用語，反映出整個社會從戰爭轉向和平的混亂過程一部份。戰時口號以舊瓶新酒方式出現。對「新」的崇拜與過去並無不同，但新的定義則已經改變。各種過往的語言與歷史，協助民眾投身於「新」日本的前景。

言論在戰時遭嚴重壓制，戰後日本人對言論大為饑渴。即使戰後存在審查制度與物資匱乏，出版業仍是最初復興的商業領域之一。各種戰時雜誌改名重新登場，雜誌種類、報紙發行量與出版書籍大幅上升。

英語會話小冊子成為戰後最初的暢銷書，之後則是普世與嚴肅的作品，反映大眾關注思考人性與社會責任，女性作家也出現在暢銷書排行榜上。隨著佔領當局對出版戰爭資料的限制放寬，原子彈爆炸倖存者永井隆的著作也成為暢銷書。

到1950年間，戰時死亡的日本大學生遺書集《聽，海神之聲》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作者指，此書將一種十分接近軍國主義者虛構的犧牲形象變成不朽。人們用這些精英年輕人為哀悼對象，沒有非日本人的受害者在場，以逃避過去並向新的目標邁進。

麥克阿瑟從不與日本人交際。東京市中心盟軍司令部等同於日本政府之上的政府，推動政府、經濟、社會與文化政策。雖然理論上司令部的中層人員對日本官員沒有命令權，但其提議與勸告仍得到有效執行。這種「行政指導」模式成為佔領結束後日本官僚的作風。

佔領當局直接干涉教育與日常文化，派提供民間的美式教育，審查教科書，影響大眾媒體，審查媒體內容並主動發佈宣傳。佔領軍部隊構成特權集團，在東京中心組成「小美國」，而且明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所有與佔領軍的交際，幾乎都是以征服者的語言界定。

麥克阿瑟的助手們擁有極大權力。公眾媒體不能對最高司令部提出政策異議、對同盟國進行負面報導，也不能提到自己受到上述限制。佔領軍襲擊與強姦的事件時有發生。征服者鼓吹民主，卻依仗命令行事；他們擁護平等，卻自己成為特權階級。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交流，充斥著白人至上主義氣息。

戰時美國將日本人宣傳為野蠻人或瘋子，狂熱盲從的「猿人」。但在計劃對日實行民主化與非軍事化後，軍方宣傳就轉為鼓吹，日本人的可怕行為，都是「軍閥」教導所致。美國人的使命，就是讓日本人認識「真理」，以建設而和平的方式生活。

美國政府的「舊日本派」認為，日本人沒有自我統治的能力，但結果是強調日本民族性格適應力的行為科學家，以及相信民主本質普遍性的自由派與左派政策制定者一派取得勝利，反映出美國政府官僚體制內更廣泛的政策鬥爭，也部份與羅斯福死後權力交接有關。這也反映在最高司令部在日常營運層面，刻意排除事日本事務有認識的人在制定政策崗位之外，起用對日本幾乎沒有認識的人員。

戰後日本人給麥克阿瑟的來信眾多，寫信者對他滿懷崇敬與感謝之情，並送各種禮物給他。但民眾也毫不猶疑向新的當權者表達觀點，提出批評與建議，這與戰時的情況大為不同。

知識份子在戰後以「進步文化人」姿態集結在民主與解放大旗下。戰時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與左翼知識份子放棄自己的信仰，支持過戰爭。他們決意重新開始，自發擁抱非軍事化與民主化。這群「悔恨共同體」傾向世界大同主義，並擁抱「進步的」歐洲知識，包括馬克思主義，這引起佔領當局反共主義者的注意。

民眾開始思考擁抱民主的意義，學生運動出現，婦女要求參政權，勞工組織成立，工業行動擴展。地方報紙、校報、企業或社團通訊熱烈議論民主革命，大量政治交流活動在地方集會、小組討論與民意測驗展開，廣播節目促進政治參與。這些草根行動悄悄推翻舊等級體制，反映民眾擁抱民主的自發創造力。

制度劇烈改變，觸及民眾日常生活。舊法律廢止，獨裁統治的基礎結構崩解，農地改革幾乎摧毀地主與佃農的剝削制度。選舉制度改革強化參眾兩院政治權力，憲法確立主權在民原則，廣泛保障人權，以反對軍國主義理想為核心。勞動法改革大為改善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教育改革令課程自由化，擴大接受大學精英教育的機會。民法改革消除家族制度的法律基礎，並加強女性權利。

日常語言發生永久變化，吸收外國思想與習慣。大眾文化領域美國化，和製英語新詞不時冒起，諷刺的俗彥成語層出不窮。部份舊有言論與標誌口號則驟然消失，「報國」已與許多說法一起埋葬，而最為流行的新詞是「民主化」。

戰後工會迅速發展。通貨膨脹白領階層廣泛加入工會，特別是公務員。在工會之外，「生產管理鬥爭」代表了草根的激進反資本主義思潮，最初形式是通過奪取生產控制權，要脅管理者答應勞動者的要求。後來則發展時讓勞動者相信自己有能力作基本決策，獲得公眾關注。

1946年5月1日，日本全國各地在勞動節出現集會遊行。5月19日民眾發起「糧食五一節」，二十五萬人聚集在皇居，訴說難以獲取足夠食物。然而這次事件的意識形態混亂矛盾，要求創建民主的運動，卻以向天皇這絕對權威請願的傳統方式表達其意願。

參與四、五月示威的民眾被最高司令部稱作暴民。佔領軍藉此明確劃下民主革命手段的界線，並最終傾向保守派。美國代表稱五一節集會組織懷疑與蘇聯有聯繫。

民眾運動並未因而完全凍結。東京大學生以「學生五一節」名義發起第三輪示威，呼籲大學自治，並審判「戰犯教授」。工會運動持續，工會計劃在1947年2月1 日發起全國總罷工，但因麥克阿瑟干預而停止。左翼反美主義在此事後出現，而勞動者平等分享民主權利的可能則告終。

共產黨人日漸敵視盟軍總司令部，美國人則越發傾向於放棄改革，日趨保守。韓戰爆發前後，佔領軍實行「赤狩」，在公私部門解僱左翼僱員，並讓支持軍國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者重新恢復公共活動。往後日本保守派一直佔支配地位，而左翼則成為佔領當初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最堅定的擁護者。

事實證明裕仁善於隨機應變，仰賴麥克阿瑟而得以從戰爭罪行中全身而退。既然連國家政治與精神最高領袖都不用負上責任，就難以指望其一般民眾能夠自我反省。佔領軍將天皇重新置於新生民主國家中心，讓世襲特權得到重新肯定。天皇繼續是父權制至高標誌，也是所謂人種純粹與文化同質的體現者。

麥克阿瑟司令部在戰時已將天皇看成戰後重建日本的核心，著重天皇對日本人心理極端凡「精神」支配力。戰後，日本政府也極力塑造天皇為和平主義者，戰時行為只是軍方插入天皇與臣民之間所致。

天皇對戰爭缺乏自省，認為日本戰敗是軍部近臣的失策，太輕視英美，投降是為了保住其建國神話象徵的「三神器」。在戰後對《紐約時報》的書面答覆中，天皇卻堅稱他無意使宣戰詔書在珍珠港事件中如此利用，雖然他知情並下令戰爭部署、艦隊任務與開戰時間等。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一張合照可說是佔領時期最著名的影像。照片中兩人並肩站立，麥克阿瑟姿態隨意，明顯比天皇高，天皇則身穿常禮服，姿態僵硬。誰人大權在握，在照片中一目了然。麥克阿瑟決定將照片公之於眾，樹立起廣為人知的權威形象。

佔領軍成員毫不猶疑向皇室擁護派提供個人鼓勵與建議。兩者的勾結卓有成效，為天皇披上新衣之餘，皇室周圍與佔領軍上層也公然培育出深交。

戰後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終結。許多人對天皇制的命運，似乎只有旁觀者的態度。民眾更關心糧食、住房的問題，逐漸接受天皇是凡人的觀念，也開始將天皇當成笑話的內容。天皇萬世一系神話受到質疑，新興宗教紛紛出現。

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後來所稱的「人間宣言」。藉由否定天皇是「現人神」，宮內迴避了佔領軍對直截否定天皇與日本人是「神的子孫」的要求。

1948年東京審判臨近判決時，天皇對臣下將被處死或監禁有何反應，再次成為大眾討論的話題，而美國人則照常壓制天皇退位的主張。到佔領期結束，天皇近臣木戶幸一勸告天皇退位的時機已至，讓皇室承擔責任並「服從真實」，然而天皇仍然絲毫沒有提到他個人的戰爭責任。

為回應天皇退位的壓力，保守派與最高司令部精心策劃巡遊宣傳活動，將天皇由君王轉為名人。巡遊令大眾對天皇的崇拜世俗化，也意外令他成為國民痛苦與犧牲的親切象徵。當然，當巡遊遇到可能的抗議時，新的天皇制民主與過去一樣，會壓制「危險思想」的人。

1946年初，麥克阿瑟開始著手以新的國民憲章取代明治憲法。最初麥克阿瑟傾向由日本政府自行提出憲法修正案，1945年10月，美方通知日本政府希望進行憲法修正，並等待回覆。日本民眾與政黨則迅速領會美方意圖，各自提出自己的草案。

日本政府自己的草案最遲公布。日本政府保守派內閣認為憲法修正是輕率概念，既存憲法經過重新詮釋就足夠，這與美國希望系統地防止日本重蹈覆轍的想法有異。佔領當局顯然關注到個別民間方案的自由主義訴求，與此相反，日本政府的草案則在報紙記者竊取公開後，被廣泛嘲弄為虛飾與脫離時代。

1946年2月3日，麥克阿瑟決定日本政府需由民政局詳細指導憲法典範。新憲法需基於麥克阿瑟宣稱的三項原則，大致是天皇處於國家元首，職務與權能基於憲法行使；日本放棄國家主權的戰爭權力；廢除華族政治特權，終結封建制。

麥克阿瑟如此決斷行事，而不是讓日本人自己建立民主政府修憲，原因是他相信主動出擊對保護天皇至關重要。同盟國遠東委員會預定在二月尾正式運作，也可能會削弱麥克阿瑟在修憲上的權力，催促他快速行事。

民政局「憲法制定會議」在東京第一生命大廈第六層的舞廳展開。憲法制定會議參與者有一種身負實現民主制度化使命的共同判斷，以最寬容、最自由主義的向度解釋君主立憲制形式。他們將天皇描述為國家與人民團體的「象徵」，而主權完全在於國民。代議制與廣泛國民自由及人權得到保障。國家主權以放棄戰爭、反軍國主義為基礎。

民政局的「修正」實質上是以新憲法取代舊憲法，這既未經內部討論也未向公眾發表。修正參與者對種族中心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批評的回應，是「政治道德法則的普遍性」適當而必要。他們也認為，假如日本國民不支持美方的憲法提案，之後也可以更改。

1946年2月13日，民政局主管惠特准將訪問日本外務大臣官邸，向日本政府提交美方憲法草案。日方官員大感錯愕，但反應依舊緩慢，直至2月19日內閣才得悉美方意向。雖然內閣官員不願大幅修改憲法，但天皇本身卻很快接受，很可能是因為其「聖體」得到保護。

3月4日，日方向美方提交日本政府的日文版憲法草案，雙方進行馬拉松式翻譯會議。日方草案摻進了許多變更。3月6日，新憲法以天皇與民主和平理念並重的形式公佈，日本人都知道新憲法由美國人暗箱操作。雖然如此，只有共產黨反對新草案，其他所有政黨都表示認可。

國會對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的修正，讓該條款的措辭含糊不清，沒有界定為自衛而武裝是否受到禁止。第九條矛盾的措辭，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讓保守派與美國人找到漏洞，讓日本開始重新武裝。

盟軍最軍司令部設置民間審查部審查媒體內容，審查範圍涵蓋各種媒體，包括日文與外文資訊，披露審查制度存在本身也受到禁止。民間審查部的準則從未公佈，以致參與任何公開交流者，只能以最軍司令部發佈的曖昧法規，以及根據過去經驗推測甚麼內容可以通過審查。

佔領初期，審查內容著重針對控制戰爭議論，防範動搖佔領當局改革計劃。批評佔領軍的內容不准公開，連日本政府必須付出巨額佔領軍維持費一事也只能含糊其辭。攻擊天皇、描述戰後經濟苦況、提及向美軍「親善」女性的存在也是禁忌。

1947年後，審查制度的人員繼續擴張，並由更保守的技術官僚接任，變得更為嚴格專斷。到1947年12日，審查制度視左翼為民主新敵人成為公開的方針。日本政府在最高司令部積極協助下實行「赤狩」。

由於最高司令部狂暴的反左翼運動，許多早期熱心支持美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懷疑派或徹底的反美派。征服者不斷談民主，卻致力於控制輿論，令許多人明白沈默順應大勢較為明智。這種意識由征服者鞏固，但佔領期結束後卻被外國人認為是日本人原本獨有的態度。

以「反和平罪」審判A級戰犯帶有司法正義與勝利者制裁之間的矛盾，這成為日本戰後新民族主義的溫床。東京審判始於1946年5月3日，歷時三十一個月。長期拖延的審判，令日本民眾對戰爭罪行與戰爭責任的問題日益厭倦。

作者指，A級戰犯審判基本上就是復仇行動，立下令人擔憂的先例，將來任何曾經支持本國發動戰爭而失敗的身居高位者，都可能會被勝利者追訴為戰爭罪犯。

到東京審判結束時，世界局勢已經變化，同盟國因冷戰而分離，各國在亞洲正進行殖民戰爭，美國佔領日本的政策已偏離「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在1948年，已沒有人相信紐倫堡與東京審判，能為建立國際法與正義新秩序提供依據。

對許多人而言，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的主要差別，是被告人與其被控罪行性質不同。日本本存在領導人陰謀小集團，也沒有像納粹黨及其下屬犯罪機構的組織。 日本也沒有可與德國相比、有計劃實行的種族滅絕行為。

有觀察者將東京審判喻為美國荷里活式的表演，燈光眼花撩亂，大多數審理時間都被拍攝。美國憲兵俯首被告，展示出強勢者與失敗者對比的拍攝構圖。審判基本語言是英語，首席審判官大多數都是英美法實踐專家，令日本辯護律師極為不利。

在法律問題上，法庭提出日本對侵略戰爭進行十八年「共同謀劃」的說法，更像是宣傳而不是嚴肅歷史分析。共謀一罪在1945之前的國際法並不存在，也惹來違反無法可依不能定罪、不可處罰法律原則的質疑。辯方也就1928年凱洛格—白里安公約並沒有將戰爭等同犯罪，以及讓個人承擔國家行為罪責是否合法提出抗辯。

東京審判A級戰犯人選容易受到批判，憲兵頭目、極端民族主義秘密團體領導人、發戰爭財的實業家、強制動員朝鮮與台灣人、強逼非日籍女性當「慰安婦」、進行人體試驗的731部隊、運用化學武器都沒有受到起訴。

審判官人選相當隨意，沒有一人是國際法專家，蘇聯代表曾參與史達林主義偽審判，菲律賓代表根本沒有法律資格。更驚人的是，十一位法官從未全體商討全終判決，只有七位法官內部決定結果，並以多數決規則強加於其餘四人。

審判運用勝利者界定的寬鬆證據規則，為審判任意性與不公正打開方便之門。檢察方資源遠比被告多，檢察方翻譯人數遠超被告方，對翻譯版本也有決定權。檢察方最公然操縱的證據，是全心開脫天皇的舉動，與辯方合作令天皇保持隱形。

令東京審判更顯荒謬的，是審判途中美國已引入反共產主義的馬歇爾計劃，到審判尾聲，代表仍在審判席的中國國民黨正逃向台灣，反共氣氛日益增加，但蘇聯代表繼續安坐在審判席上。

亞洲民族在東京審判上參與甚少，日本人本身也被排除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戰敗後，日本民間強力支持積極揭露國家戰爭罪行。內閣在1945年9月曾向最高司令部提出，由日本調查戰爭罪行並獨自審判，天皇勉強同意，但提案被最高司令部駁回。

雖然無法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日本精英人士卻對起訴人選施加非正式的影響力。他們向最高司令部通風報信，甚至包括天皇宮內人士，主張責任在東條核心的少數人，與天皇無關。

戰敗之後，日本人為戰爭懺悔贖罪時，關心的是如何告慰自己死去的同胞。終戰日本男性都知道帝國軍隊的劫掠暴行，其他日本人也在戰勝國宣傳下得知相關證據，這令日本人難以接受。雖然許多人開始承認戰爭涉及犯罪行為，卻並未抑制國民在懺悔與贖罪行為中，已肯定方式安慰己方死者的逼切訴求。

戰後日本國民普遍感到自己受騙，甚至連戰時宣傳者也藉此洗脫個人責任。當主張慘敗是壓制國民言論自由的魯莽國家領導人引發，自身協助戰爭的污點就得以洗脫。從這一觀點看，全體國民都是戰爭的犧牲者。

戰時領導者的無能，在於他們未能意識到日本科學與應用技術的落後。「科學」成為解答為何戰敗與未來出路雙重疑問的答案，而只有在「自由的精神」下科學才能繁榮發展。在受騙意識與戰敗在於科學兩者影響下，不免令日本人傾向更多元、平等、民主、負責任與理性的社會。

敗戰時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銷毀犯罪證據，另一方面則宣稱全體國民需要總懺悔。集體化的說法令沒有人想要負責任，也沒有人自己要求負責任。

日本人自認為犧牲者的意識，並未超越國民與種族。當東京審判披露日軍的暴行時，有意見認為全體國民都應負上戰爭責任。但隨著冷戰氣氛加強，佔領軍視共產黨中國為大敵，而將阻止日本人對暴行的記憶列為重要政策。

在反共風潮下，未被起訴的戰犯嫌疑人也乘勢復歸，公眾也對戰時的一切心存遺忘。到1950年代，留在海外戰犯的受害者形象受到歌頌，死刑犯的遺囑與家書陸續出版，透過強調他們對家人的關注，不提及處決的緣由，消除他們是真正罪犯的印象。

在佔領期間，美國人已成為日本政治版圖的利益集團之一，其後出於冷戰考慮，放棄當初許多「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理想。在轉變過程中，美國人公然與日本保守甚至右翼勢力結盟。日本媒體將這種美國人方針的劇烈轉變稱為「逆流」。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強行要求日本再軍備。1950年日本的時代精神是「混亂與虛無」，在人人爭著改弦易轍的世界中，將罪行說成只是錯誤，很容易引起更廣泛共鳴。在這段時期，流行歌曲轉向傳統的感傷風格，中世紀武士的傳記與小說重現，真正解放與草根民主之夢終結。

1948年，經濟政策「逆流」已佔優勢，許多指定解體的企業從名單剔除。戰後經濟混亂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加上可能解體的威脅，令大企業消極悲觀，為中小企業創造機會。戰後崛起的中小企業，多數是迎合消費者的需求，當中包括美國士兵的需要。

為恢復經濟活力，日本政府推動戰略優先產業，推行名為「傾斜生產方式」的經濟干涉計劃，將勞動力與原材料分配至主要產業部門。這些部門受政府直接補助，並通過復興金融金庫發放政策誘導貸款。

政策對象部門生產得以提高，但復興金融金庫為貪污受賄提供方便，並帶來通貨膨脹。傾斜生產方式只維持兩年多，但它開創戰後制定最高產業政策的崇拜，令政府與大企業更緊密結合。它也為巨額資金再整合與經濟計劃奠定基礎。

美國人一直認為日本是二流經濟，設想日本未來市場是亞洲國家，而非歐美。但日本決策者並不認為日本是劣質產品生產國。戰時壓力下的重化學工業改進，以及未來推進科學、掌握科技與管理技術，加上高附加值生產，將是未來繁榮的關鍵。

1946年外務省特別諮詢委員會一份報告推想，未來紡織業與其他輕工業生產就會由中國與印度取代，日本只能從事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生產，特別是出口機械與化學產品。官僚將承擔過去財閥的職責，提供貸款，促進中小企業出口競爭力，防範基礎工業受外國控制，並盡可能維持穩定就業。

1948年12日，華盛頓發表安定日本經濟的九項原則，隨後由道奇率領使團到日本實行。在道奇路線下，政府財政補助減少，內閣與國會必須實現盈餘預算，匯率固定以刺激出口，通商產業省成立，反壟斷法放寬，勞動法受到削減。到1950年，道奇路線成功壓抑通貨膨脹，但公共支出減少，失業率上升，消費低迷，小型企業破產增加，不同政治立場的日本人都感到不滿。

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帶來轉機，美國特需採購刺激軍需繁榮，讓首相吉田茂形容朝鮮戰爭是「天佑神助」。按估計，1950年6月至1953年底，特需為日本帶來二十三億美元，超過1945至51年美國援助總額，而且是以美元支付。朝鮮戰爭也打亂全球貿易方式，日本是唯一工業技術能力過剩的工業國家，大量購買機械製品訂單湧入。日本也獲得美國商業許可與專利權，也令品質管理方法普及。

戰後日本經濟特質主要就是在道奇路線與軍需景氣下成形。通商產業省與大藏省控制經濟權力，並對大企業與銀行施加影響。銀行與產業關係親密，形成稱為「系列」的商業與製造業集團。到佔領期結束後，官僚構造仍然延續，以守護日本人新的資本主義。

朝鮮戰爭時日本由美國人著手再軍備，顯得並不光明正大。時任首相吉田茂否認正進行再軍備，並反對美國人籌建三十至三十五萬人軍隊的要求，以避免日本需要與美軍在朝鮮共同作戰的風險。

1951年4月，美國總統杜甫宣佈免去麥克阿瑟職務，日本民眾普遍將此事解讀為令人意外的悲劇。佔領期即將結束時，人們缺乏喜悅期待之情。對民眾而言，軍事佔領與從屬獨立並沒有很大差別，自然也沒甚麼好慶賀。1952年4月28日，日本恢復行使主權。

作者總結指，佔領軍未能抑制從戰時繼承的官僚政治影響，並在冷戰佔上風後以「逆流」令官僚政治權威更為集中。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的革命既推動了進步變革，也重新強化獨裁統治結構。但相比帝國時代，戰後日本確是極其自由與主張人人平等的國家，人民對軍國主義與戰爭極為謹慎。

佔領期結束後，日本國會可以修改征服者推動的新憲法，但直至實施五十年後的1997年，憲法仍然一字不改。現在「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想背後的體系已經崩潰，戰敗的教訓與遺產，仍然遠未到終結之時。

鴉片戰爭

看完了藍詩玲的《鴉片戰爭》，作者指其目的是喚醒英國讀者對鴉片戰爭的記憶，以及描寫戰爭中部份錯綜複雜之處。鴉片戰爭在過去激起許多敵意、誤解與扭曲，但實際上遠比中西所熟知的還紊亂。

1820年代起，英國人開始以印度鴉片彌補與中國的貿易赤字。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藐視廣州規定，引發武裝衝突，最後律勞卑撤離廣州，不久後病死。律勞卑雖然失敗，卻帶來兩項影響︰一是自利經濟與浮誇國家原則抬頭，中英更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二是將動武塑造成英國的道德責任，是對中國百姓的「仁義之舉」。

鴉片戰爭發生時，中國大多數人，甚至包括皇帝，都不認為中國與英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到衝突無法否認，皇帝與大臣也寧願稱之為「邊釁」。但在一個半世紀後，鴉片戰爭卻成為中國現代史悲劇的序幕，其教訓是舊社會問題令自己國家遭西方欺侮，最後由共產黨帶領重回正軌。當然，對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大致上都略過不提。十九、二十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則抱有種族主義蔑視，卻無法淡化鴉片戰爭最基本的事實，也就是英國政府為保護油水豐厚的非法販賣毒品勾當與中國開戰。

鴉片早在八世紀就是中國進口貨，用於製藥。但中國消費者吸食鴉片，則是由新大陸的菸草引起。大約在十八世紀，來往爪哇與中國的船隻，傳出將菸草泡在鴉片汁後吸食的做法。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吸食鴉片成為時尚的休閒活動。純鴉片價錢昂貴，抽鴉片是表示富有的消費。1792年以來鴉片成為非法品，鴉片貿易是中英雙方部份人共謀的結果。外國商人為利益運送鴉片到中國沿岸，由當地走私販分銷內陸，當中每一階段都需要官員視而不見與順便收賄。

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不僅進口鴉片，自己也大量生產，地區包括西南部、東部沿海與西北。清朝自1792年禁止鴉片，但之後卻沒有甚麼作為，進口量一直增加。十九世紀大部份時間，不論中西方論者，對鴉片於身體的影響、在中國的使用程度，以及怎樣算是重度或上癮都莫衷一是。與此同時，中西方都有人為鴉片辯護。清廷意圖禁制鴉片，擔心的是鴉片會威脅政府穩定，以及令政府財政問題惡化。

作者指出，十八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白銀流失，很難斷言單單是鴉片的影響，也需是注意南美洲獨立運動令全球白銀供應緊張，導致中國出口減少，英國也需以更多鴉片取代白銀與中國貿易。

作者認為鴉片戰爭時清朝皇帝道光有兩項缺點︰猶豫不決與喜歡諉過他人。道光在1830年代要面對許多問題，包括公共秩序混亂、政府財政窘逼與軍隊積弱。人口膨脹到達極限，帝國過度擴張，開始運作不良，造反運動與日俱增。帝國官僚由科舉選拔，但滿人擁有特權，壓力與競爭往往產生兩種差異極大的官員︰一種是創意地貪污腐敗的玩樂者，另一種則是嚴守清規的人。兩種人的緊張關係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以及其後衍生的各種不幸後果。

1832年，受清軍鎮壓廣東西北部土著叛變失敗震撼的道光，決定採取嚴峻措施禁制鴉片，之後幾年卻又猶豫不決。1836年，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廣東官員發言，而禁煙一派也向皇帝上奏。道光徵詢各官員的看法，有官員指誅殺全部鴉片吸食者數目過多，官場也因為需要大費周章而提不起勁。但1838年11月9日，道光卻召見福建籍官員林則徐，下令鏟除鴉片。作者猜疑道光改變主意的原因，與同年10月皇帝收到報告，指發現一名皇子與一名「鎮國公」在紫禁城吸食鴉片，以及11月8日皇帝得知天津抄沒十三萬兩鴉片有關。

林則徐是嚴守清規一類的官員，他自信工作倫理可解決最複雜的問題。他最關注的是漕運管理，打算盡快處理廣州的差事後，擔任江蘇巡撫處理漕運。在向皇帝提出解決鴉片問題的建議時，林則徐幾乎沒有顧及禁煙會引起外國商人的反應，當然也沒有考慮過可能會與英國開戰。他一到廣州後，首先向中國走私販與煙民施壓，並集合行商痛斥他們，之後再透過行商警告外國人。

林則徐的英方對手義律曾任律勞卑貿易秘書。義律討厭鴉片買賣貿易，卻受困於自己所處時代的假設。他知道對帝國而言鴉片貿易在經濟上有其必要，身為公僕要保護帝國尊嚴與公民，也相信為推動自由貿易，可理直氣壯開戰。

林則徐宣佈禁鴉片時，義律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在廣州庇護一位英國走私犯。此舉激怒林則徐，他下令取消所有貿易，並包圍外國商館。三天後，義律同意交出二萬多箱英國鴉片，同時向英商保證女王會為被抄貨物負責。民間經濟紛爭，就此變成英國女王與中國皇帝之間的國家大事，價值兩百萬英鎊鴉片成為有說服力的開戰理由。作者推測，義律之舉既可能是別無他法，也可能是他希望逼使英國外交部作出明確反應，與前任律勞卑一樣，相信打一場簡短、尖銳又乾淨的戰爭，可以徹底解決中英之間的問題。

1839年5月，林則徐在虎門銷毀義律交出的二萬多箱英國鴉片，並準備上任兩江總督。5月23日，義律下令所有英國船隻離開廣州，鴉片貿易轉往香港。7月7日，一群英美船員喝醉後打死華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方查辦。義律既不願交出英國人給中國人治罪，也無法找出凶徒。林則徐進一步施壓，準備包圍澳門，義律被逼離開陸地。

林則徐似乎低估英國威脅的本質，稱英國人為「暴徒」，認為用筏隻火攻就可以打敗英國船隻，英兵也沒有有陸戰能力。英國艦隊在1840年6月抵達廣州時，林則徐還對皇帝稱那是大型鴉片走私活動。道光皇帝也不覺得中英關係值得認真與長期關注，不清楚與英國開戰的後果。到英國艦隊抵達時，皇帝的注意力已移向他處。

隨著與中國經濟紛爭不斷，英國知識界逐漸對雙方爭吵的商業本質，以及鴉片貿易的性質含糊其辭，反而系統分析中國的錯誤，以掩飾歐洲人想依自己規則控制貿易的事實。中國被指為排外而停滯，英國為維護國家尊嚴必須採取軍事行動。一旦開戰，英國就必須維持中國不可理喻的說法，推翻一切相反的事實證據。1830年代英國輿論與政客的錯誤，是將「中國」簡化為自滿的統一個體，事實上則絕非如此。

中國只是大清在十七、十八世紀擴張的領土之一。清朝皇帝利用一切文化、實務或宗教手段統治各民族，既提倡儒家美德，又是成吉思汗後代、藏傳佛教保護人與靈媒，也樂於借用歐洲人才強化政權。按中國中心理想，對外關係應該以朝貢體系管理，但實務上朝貢有時是外交保護費，中國對想朝貢的人不會拒絕，對不想朝貢的人則置之不理。

清朝遠非自給自足，而是全面依賴國際貿易提供生存基本所需，包括稻米、胡椒、糖與白銀等。由於人口膨脹，許多中國人也湧向海外尋求經商與就業機會。滿人身為少數民族征服者，對統治缺乏安全感，滿人與臣民以及不同地區臣民之間的衝突，持續削弱清帝國的統治。十九世紀的清朝已面臨太多危機，因而無法以適當方式回應英國人，將自己推向與英國的戰爭。

1839年11月3日，義律與林則徐為英方簽署具結書而準備在穿鼻交涉，之後的事情雙方各有說法，英方稱清軍水師拒絕接收交涉信，英方決定開戰，清方則指兩艘英國商船準備入河時，受到兩艘英國戰船阻撓，清軍水師前往了解時遭到攻擊。結果是清軍水師受損撤退，林則徐認識到清軍戰船無法與英軍匹敵，最好避免開戰，但此時開戰決定權已在英國內閣手中。

時任英國外交部長是巴麥尊，當時未有電報，對華指令要幾個月才送到。英政府在1839年處於內有叛亂，外有遠征阿富汗前景未明的情況。內閣對遠征中國缺乏熱情，決定開戰後也未向國會諮詢，對是否開戰一直避而不答。1840年4月7日，在野保守黨對政府處理中國問題提出不信任投票，但三天辯論後議員好像已經太累，不信任投票以九票差距沒有通過，英艦隊繼續向中國駛去。

1840年7月，英國艦隊炮轟九分鐘後佔領舟山。清軍在武器、堡壘與戰船方面都落後於英軍，仍然運用火繩槍，火炮經常沒有瞄準器與基座，戰船只有少量火炮，沒有單獨作戰能力。炮台沒有屋頂，也沒有壕溝防止陸上攻擊。軍隊調動速動太慢，軍紀不良，士兵遇到戰鬥很快逃跑。軍事預算不足，軍備廢弛，軍隊戰力成疑。更嚴重的問題是，清朝不願意承認與英國發生衝突，更不用說戰爭。

英國人在7月幾次嘗試照會清朝英國的要求，但沒有成功。清朝官員虛報戰事，令清軍指揮鏈嚴重斷裂，驛遞緩慢也令消息不能及時送到北京。道光皇帝聽聞英國艦隊開始北上，下令直隸總督琦善打發他們。8月11日，英艦隊到達天津附近塘沽港，琦善費心表示他不視英軍為入侵者，為他們提供食物。19日，道光指示琦善，英方指控林則徐的訴求將逐一查明，但其他要求則不會接受或處理。琦善極力奉承義律，拖延並說服義律回廣州。道光委派琦善接替林則徐，擔任新的廣州欽差，以完成雙方的磋商。

琦善與義律在11月抵達澳門，雙方一輪沒有成果的書信往返後，義律感到不耐煩，12月26日威脅中方回應。1841年1月7日，英方艦隊駛進虎門，在鐵甲艦「復仇女神號」活躍下大敗清軍。清朝儒家士子並未認清清帝國與英國的軍事差距，反而歸咎於國內的陰謀論，將一切罪責指向琦善，空想只要有英雄精神就能對付英軍。

1月21日，琦善收到義律要求割讓香港、賠償六百萬銀元等條款的草約，同時道光則強調義律的要求不可答應。琦善無計可施，只能拖延時間與欺瞞皇帝。2月13日，琦善得自自己已被皇帝堂表奕山與老將楊芳取代，同時義律催促琦善在草約簽字。2月15日，英方再度開戰，攻打廣州餘下兩道防線，清軍紛紛逃走。3月18日，英軍回到廣州城南的商館。同月13日，琦善被鎖拿赴京，家產充公，流放，後來在1842年復職。

1841年3月20日，英方收到清方回覆，廣州貿易恢復正常，包括鴉片與茶葉。新到任廣州的清朝官員楊芳隱瞞事實，向皇帝宣稱自己正竭力摧毀敵人。楊芳的上司奕山到達廣州後，認識到根本不可能剿辦英國人，只能答應通商。另一方面，道光皇帝決心解決中英問題，認為只要有人數優勢就能戰勝英軍。事實上，廣州當地人與外來官員互不信任，由外省調來的軍隊糧食、薪餉、訓練、裝備都不足，難以與英軍抗衡。

5月21日午夜，清軍發動突擊，情報早已為英軍得知，失敗收場。5月26日，英軍臨近廣州城，雙方達成協議，清方付贖城費六百萬銀元，並保證外省部隊六天內撤至廣州城六十英里以外。30日，英軍分隊遭到五千名持武器鄉民包圍，英軍派援軍驅散鄉民。翌日，鄉勇再度出現，可能多達二萬五千人，當廣州當局迅速介入。

這件事在中國稱為「三元里抗英事件」，起因可能是英軍褻瀆祖先墳墓，以及搶劫與強暴當地居民。三元里成為反抗帝國主義宣傳中的完美典範，但仔細檢視會發現，此事既對英國人感到憤怒，也對政府表現出怒火。奔走拯救英國人的，竟然是自己政府代表。三元里村民集結是為了報復當地確實發生的罪行，而非抽象的愛國主義。並沒有全廣東人都為愛國主義起來抗英，遠在他處的北京人對三元里事件也不以為意。當時的華南不可能彌漫著愛國反英情緒，整場戰爭期間，廣東人對外國人入侵都表現得漠不關心。

奕山與楊芳一樣，以謊言向皇帝報告，隱瞞兵敗賠款之事，宣稱外國人已聲言不敢在廣東滋事。道光滿以為事情已經結束，解散召集的部隊，完全不知道和平只限於廣東。對道光而言，這只是一場南方的貿易糾紛，根本不是全國性的衝突。

1841年初夏，隨著戰事拖延，而且仍未達到既定目標，英國政府對義律失去耐性，以璞鼎查(砵甸乍)取而代之。8月，璞鼎查抵達澳門，對廣東當局表示要與中國皇帝磋商，在有結果前英國艦隊會繼續北上作戰。奕山又再向皇帝隱瞞事實，令皇帝不知道英國艦隊為何北上。

8月26日，英軍大敗清軍，未受到激烈抵抗，翌日攻入廈門。10月1日，英軍再次佔領定海。10日，英軍佔鎮海，清朝新任欽差裕謙自殺。13日，英軍未遇抵抗佔領寧波。即使如此，道光對英國人進攻到底是為貿易、為英國同胞遭處死而報仇，還是有其他原因，仍然茫無頭緒。

10月18日，經無作戰經驗的皇侄奕經奉旨到浙江，指揮反攻。奕經赴任途中在蘇州美景中過冬兩個月，沒有決心與英國人開戰。1842年2月，清軍援軍從各省而來，他們不熟悉當地氣候與地理，也經常不聽指揮。經過又一輪拖延後，奕經計劃在3月10日凌晨展開反攻。突襲寧波的清軍成功衝開城門，但英軍一座榴彈砲擊退清軍。華南援軍本來要進攻鎮海，卻因迷路到中午仍未抵達，此時勝負已分。進攻舟山的部隊暈船又不熟地形，等潮水適合進攻時，寧波、鎮海兵敗消息傳來，部隊無心戀戰。3月13日，奕經西逃，到後來戰事平息，被流放新疆。

1842年5月18日，英軍登陸乍浦，滿州守軍抵抗失敗後，大部份人自殺。7月17日，英軍炮轟鎮江，21日佔城，滿州旗兵再次在抵抗失敗後，連同家人一起自殺。英國人觀察到，這場戰爭是「滿州人的事，而非中國人的事」。當滿州人被英國人擊敗，漢人就向無助的旗兵家庭搶劫。鎮江城破後，到處都是搶掠強姦，英軍自然也參與其中。

清朝戰區官員明白英軍無法「剿滅」，上奏皇帝建議談和。道光任命伊里布與耆英處理東南事務，卻命令他們必須對英國人「先剿後撫」。伊里布在1842年5月抵達杭州，向英軍要求休戰，但英方表示只願按先前照會規定的條件，與皇帝派來的全權大臣談判。耆英意圖自稱自己就是全權大臣，但璞鼎查要求提出更多證據。道光皇帝在六、七月時不批准給予耆英與伊里布全權，直到7月27日得悉鎮海已失，才勉強同意。

8月10日午夜，英軍宣稱早晨開始攻打南京，要求三百萬銀元贖城費，伊里布口頭答應。8月26日，條約基本要求確定︰清朝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元；五口通商；英國人有權住在通商口岸，訂定當地稅則；廢除行商專賣權。道光皇帝對一切已經感到厭倦，最後同意割讓香港島的要求。8月29日，南京條約簽定。

戰爭勝利說服很多英國人，這場戰爭打開中國大門，有其必要。十九世紀英國輿論中，以先是責備受傷一方逼自己不得不這樣做，然後繼續暴行來肯定過去行為佔主導。《南京條約》簽定後，中英雙方關係並無多大改善。隨著口岸開放，英國發現自己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回復，就擴大鴉片的生產與貿易，並要清朝解除鴉片貿易禁令，但沒有成功。

1856年10月，英國的廣州理事巴夏禮，藉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徵用中國海盜船「阿羅號」一事挑起事端。巴夏禮聲稱該船在香港註冊，因而受英國保護，雖然他清楚該船在香港的註冊已在9月27日中止。巴夏禮與港督寶寧很樂意以此威脅中國，推銷對華開戰。11月3日，英軍開始炮轟廣州城。

英國國會對此舉並不支持，1857年3月通過議案令政府倒台。但該年春天稱為「中國選舉」的改選中，倒台政府發動仇外宣傳戰，宣揚對華開戰是光榮與愛國的觀點。4月7日選舉結果，倒台政府首相巴麥尊重新上任，開戰成為定局。

由於鄰近的廣西起事，無法調動援軍，1857年12月29日，廣州城投降英軍。總督葉名琛被英軍俘獲，流放印度，一年後病死。較早前在5月時，英法聯軍駛入進京路上的炮台，強逼清廷同意修改條約的要求。到1859年6月，英軍要到北京簽署文件時，清政府封鎖天津河道，英軍回擊，但遭清軍痛擊，死傷慘重。

英軍在1860年8月14日對天津各炮台報復攻擊，之後一個月雙方安排談判。清廷短視地將英方由巴夏禮率領的三十多人談判團綁架，並在刑部拷打。英方全權代表額爾金決定教訓清廷，英法聯軍在10月攻至北京城牆北緣。10月7日，聯軍抵達皇帝夏宮圓明園，大肆搶掠三日。10月18日，聯軍放火焚毀圓明園。

1830年代起，英國開始出現國內反鴉片遊說團體，他們逐漸將矛頭轉到反對中國，以反映當時盛行的種族觀，表現中國人道德低下。最初反鴉片運動的罪惡感，漸漸變成揶揄「中國民族性格」，最後則變成令英國人心安的想法︰中國人渴望鴉片與英國炮艦及追求利潤無關，只是中國人自找的。英國人的良心不安，結合帝國主義厭惡中國的情緒，結果產生了所謂「黃禍」的想法。

十九世界末期，在歐洲人的種族觀中，中國人雖然長期以來遜於白種人，但中國對英國仍造成不少挑戰。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勞工開始在全球各經濟體形成廉價勞工社群，西方對中國的焦慮更甚。華人勞動效率較優秀，白種工人無法以此攻擊，因此轉為以道德與種族衝突入手。仇華運動風行於英、美、南非、澳洲等地，並以嚴苛法律限制華人移民。

1900年義和拳亂加深了這種「黃色恐怖」的印象，拳民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區，引來各國聯國攻入北京。媒體關於拳亂的報導中，似乎認為對全體中國人施加任何報復都是名正言順。聯軍摧毀華北宮殿與寺廟，殺害無辜華人，將之當成是合理的懲罰。

西方國家恐懼已定居中國勞工會展開復仇，並與對中國鴉片煙館的畏懼融合。事實上，以英國以言，居英中國人數目甚少，到1911年也只有一千一百人，倫敦東區鴉片煙館在1904年也不過六家。

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恐懼，也反映在讓白人女性吸食毒品而墮落的陰謀論中。這種論調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小說中不時出現，當中最著名的是傅滿洲博士系列，這位中國反派聰明、邪惡、難以打倒又會吸食鴉片。作者指出， 黃禍論最可疑的，是它脫離中國看法與事件，由西方人自行發展而來。正如傅滿洲小說作者自鳴得意，他之所以能成名，是因為對中國人一竅不通。

十九世紀末，曾留學英國的嚴復傳播一套民族主義理念以改革中國，此理念既強烈批評自己的國家，又因懼怕而景仰西洋的對手。嚴復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中國受外國侵略是自然的現象。他相信中國必須體認自己的缺陷，團結為民族國家，西方則是中國唯一的老師。受嚴復影響的新一代中國思想家與活動家，致力於教育中國人成為現代國家，當中影響力最大的可說是梁啟超。梁啟超同樣不認為自己國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無辜受害者，熱心批評中國的缺點，斷言拳亂引來西方暴力，是中國受傳統小說「毒害」而自招。

1900年，與這種自憎自厭的民族主義呼應，中國展開新一輪反鴉片運動。數十萬家煙館被關，群眾攻擊老煙槍，以各種奇怪偏方醫治鴉片成癮者。禁煙運動人士似乎不願將中國鴉片問題全歸罪帝國主義者，認為是中國人意志薄弱才上癮。反帝國主義情緒有時會轉向其他事物，例如1900年代反對外國收購中國的鐵路系統。

通商口岸與租界既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象徵，也矛盾地是工業化與現代化之地。上海到1901年已有各種現代都市設施。租界治外法權容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1900年代報章雜誌爆炸成長，創造公共輿論，成為民族主義與革命的基礎。1911年，民族主義革命結束中國兩千年帝制，發生地點就在漢口市俄租界內。

1920年代，孫逸仙為北伐軍閥，向蘇聯尋求資助，條件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支持共產黨部份政策，並同意蘇聯抵抗帝國主義壓逼的原則。孫逸仙想將問題歸咎於帝國主義列強有許多困難，部份在於他在知識、情感與財政上欠西方的債。但到1924年，財政與政治危機令孫逸仙不得不認同蘇聯，開始認定帝國主義是中華民國最大敵人。

為了將反帝國主義植入人心，國民黨開始宣傳國家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家救星則是國民黨。1925年孫逸仙死後，其接班人蔣介石將孫逸仙變成國民黨的政治聖人，以壟斷「中華民族」的所有說法。為利用反帝國主義情緒，國民黨1920至30年代宣傳攻勢，將1839至42年發生的事，從不重要新聞轉變成史無前例的民族悲劇「鴉片戰爭」。這樣做旨在說服民眾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外敵，鴉片戰爭與不平等條約變成帝國主義長期的國際陰謀，只有國民黨可以拯救中國，所以國民黨要求中國人做任何犧牲，也變得名正言順。

國民黨對鴉片的態度同樣矛盾。1928年，蔣介石宣布絕對禁止鴉片，但私底下，國民黨為了歲收與其他軍閥一樣從事鴉片貿易。政府竭力讓指責國民政府抽鴉片稅的反對者噤聲，恐嚇其贊助者，抹黑他們走私毒品，或者發出死亡威脅，在他們家中放炸彈。

1930年代起日本侵略中國，在日本佔領的滿州地區同樣從事鴉片貿易。國民黨指控日本人打算用毒品麻醉中國人，而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府卻多次召開反對鴉片戰爭、打倒英國的集會。

妖魔化鴉片戰爭由國民黨打下基礎，最後由共產黨完成。依毛澤東的說法，鴉片戰爭變成中國革命的第一課，是為時一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逼的起點。中國現代史簡單地變成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奮鬥史。銘記過去傷痛是要提醒人民，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果實——即使這包括人為飢荒、肅清反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形式上，毛澤東在1939年起禁止共產黨地區產製鴉片。實際上，自1941年，蘇聯運送物資給共產黨的路線被國民黨封鎖，共產黨財政緊拙，靠一種「特產」才能脫身，這種特產就是鴉片。但是到1945年，當美國特使團來到共產黨控制地區，罌粟已經鏟除，換成高粱與大麥，令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象得以維持。

作者認為，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有兩件事仍然不變，一是中國共產黨不厭其煩宣稱國家由他們領導，二是該黨仍然認為，中國現代史就是帝國主義逼害的歷史。1980年代這種聲音似乎已沒有市場，但在1989年，當軍隊將槍指向人民，無產階級說詞已不能用。為填補宣傳真空，共產黨重新將自己建立為國家利益保衛者，對抗想圍堵中國的西方國家。1989年正是鴉片戰爭一百五十週年，政府開始大造文章，提醒中國人民被西方壓逼的歷史。

1990年代，愛國主義在中國勃興，鴉片戰爭自然是熱門題材，民眾反西方民族主義熱情也頻頻爆發。到1990年代末期起，透過網絡科技組織的極端民族主義群體出現，一般稱為憤青。他們將所有衝突都歸類為帝國主義陰謀。作者認為，西方也一直認為中國人的行動都是在針對西方，不明白中國統治者主要關心的，一直是國內事務，而非對外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中國與西方依然彼此誤解，十九世紀投下的陰影繼續存在。

大腦解密手冊

看完了《大腦解密手冊》，主題是腦科學與我們怎樣決策、感受、與別人互動等，特色是整本書全彩。與動物不同，人腦是即時布線的，受生活經驗細節形塑。小孩的神經元連結從出生到兩歲期間大幅增加，每秒形成多達三百萬新連結，到兩歲時有超過一百兆突觸。在此之後，神經元連結開始「修剪」，有用的線路會強化，沒用的會變弱移除，成年後有一半突觸會修剪掉。我們成為甚麼人，並非因為腦長出甚麼，而是刪掉了甚麼。

青少年時期會發生重要神經重組與變化，特別重視自我評價，容易情緒過敏，並偏愛冒險。青少年的快樂尋求神經系統已為熟，但有關注意力與模擬未來結果的眼窩額葉皮質，活性卻與兒童時期一樣，令青少年控制情緒的能力不如成年人。青少年時期的表現並非單純是選擇或態度造成，而是強烈而無可避免的神經變化階段導致。

到二十五歲腦部已發展完成，但仍然保持可塑性，會因經驗而改變。我們所有經驗都會在神經系統留下痕跡，成就現在的我們，也局限了我們能成為怎麼樣的人。經驗會觸發腦內特定的活動模式，同一時間活化的神經元連結會更強，由此形成的網絡，就是對經歷的記憶。由於神經元數量有限，而且負責多種工作，當神經元要參與其他記憶網絡，之前的記憶就開始模糊。記憶總是重構的結果，不會所有細節都正確無誤，有些會是別人述說與我們相關的事，有些會是我們認為應該發生過的事。

我們有意識時，神經元互相進行複雜的交流，入睡後，神經元一樣活躍，但進入大規模同步的節律狀態。我們每個時刻是誰，取決於神經元正在忙甚麼。由於腦內的連結不斷變動，我們自己也在不斷變動，一直是進行中的作品。

我們對現實的知覺，與腦內發生的事情有重大關係。感覺器官充當轉譯器，將各種資訊轉為電化學訊號，在腦中詮釋為感受。以視覺為例，視覺並非只與視覺皮質詮釋光子有關，也與全身的經驗有關。腦部訊號需要與我們行動及感覺結果的資訊作交叉對照。嬰兒在觸摸碰東西時，是在學習自己對世界所做的動作，會如何影響回來的感官輸入資訊。經過廣泛實驗，視覺才得以發展。

每一種感官資訊的處理時間都不一樣，但腦部會先將所有訊號蒐集，所以一切好像是同步一樣。這表示我們其實是活在過去，意識落後於現實世界。腦會製造自己的現實，這種內在模型會預期將會出現的情況，視丘只會回報眼睛與腦內模型不同之處，也就是預期外的部份。因此我們的視覺較多是依賴腦中既有的東西，較少依賴照進眼睛的光線。

內在模型是在「世界是穩定的」這項假設運作，因此眼睛不像攝影機，在眼球迅速移動下影像都不會大幅搖晃。內在模型主要功能是令我們快速理解環境，會略過許多細節。腦不會嘗試建立完美的模型，因為腦部運作非常耗能。

有少部份人不同感覺會混雜起來，例如聽到聲音會看到顏色，這種情況稱為聯覺。聯覺是因為腦內不同感覺區域訊號互相干擾，這顯示出腦內佈線只是稍微不同，也會令人感受到不同的現實。現實就像只有自己能收看的電視節目，而且無法關掉。

腦的時間感有時為相當奇怪，例如在生死關頭中感到時間似乎變得極慢。作者指我們並不是真能感受到時間變慢，而是當我們受威脅時，腦內杏仁體會加強運作，讓記憶儲存得比正常情況更仔細豐富。因為我們的腦不習慣這種記憶密度，當我們回憶起這件事時，會將事件詮釋為經過更長的時間。

意識的我們只是腦袋活動一小部份，我們的潛意識一直在運作，通常只有在潛意識停工時，我們才察覺到它。即使是起床、走路、說話等日常動作，都涉及複雜的行動，由潛意識精心協調。假如只能由意識計算與協調，走路會變得舉步維艱。當我們已熟習一項技能，將技能深植於硬體線路中，不需要經過意識就能自動執行，騰出資源讓意識注意與學習其他任務。

腦部會提取環境資訊用於引導我們的行為，但我們通常不會察覺周遭的影響。例如冷熱會影響對人際關係的評價，惡臭會令道德評判更嚴厲，容易聯想到自己的事物對我們特別有吸引力等。

意識的優勢是在遇到矛盾與計劃未來時下決定，作者形容意識就像龐大公司的總裁，團結數百億細胞為一體。腦實驗揭露中我們受磁刺激而下決定時，仍會相信決定源於自己的自由意志。那麼自由意志是否存在？選擇是否早已預先決定？作者指出，我們的腦極為複雜，而且每顆腦都與其他腦互相影響，這令腦部不可預測，遠超我們所能察覺與掌控。

我們下決定時，腦內神經元會形成不同組合，互相競爭，由勝出的網絡決定行動。每一種選項可以用身體信號標出特點，例如出汗、流口水、感到不適等，幫助我們下決定。身體大部份行動都在意識外進行，卻對我們認為自己是誰有很大影響。

我們會依靠過去經驗模擬未來情境與相關報酬，比較各種可能的未來。當現實與預期不符，中腦的多巴胺系統會發出訊息，重新評估價值，試圖在下次更接近現實。近在眼前選項的價值，高於只能在腦海模擬的選項，這讓當下可能會阻撓我們為未來做出良好決定。作者建議以「尤里西斯合約」幫助自己抗拒眼前誘惑，即限制未來自己的行動，以實現潛在目標。例如約朋友一起去健身房，讓社交約定束縛自己去健身。

我們的腦經常進行社交判斷，不滿一歲的小孩已擁有這種技巧。腦線路依據微妙的臉部提示解讀他人情緒，透過「鏡像」方式模仿他人表情，以評估他人的感受。神經元內建感受別人痛苦的感力，看到別人受苦時，我們大部份疼痛網絡也會活化，這是同理心的基礎。社交排斥對腦部來說意義重大，帶來痛苦，顯示我們內建神經機制驅使我們與他人成群結隊。

在群體選擇中，具社會凝聚力的群體具有生存優勢，反映在我們的真社會性中。但群體驅力也有黑暗一面，即內團體與外團體的區分。當內團體成員受苦，腦部的同理心反應較大，當對象是外團體成員，腦部則較小。假如透過政治操縱將外團體成員大規模去人性化，不視他們為真正的人，道德準則就不會發揮，讓種族屠殺有可能發生。作者認為，唯有理解造成內外團體之分的神經驅力，以及操縱這種驅力的宣傳技倆，我們才有望阻止去人性化，避免大規模暴行。

人腦與電腦硬體的明顯差異是，腦是一種活體，可以重新配置自己的線路，擁有驚人的適應與改變能力。這種可塑性讓科技與生物學知識結合，將機械置入人體，例如人工耳蝸與視網膜殖入器。起初這些裝置的電子訊號難以理解，但神經網絡能夠逐漸從中擷取模式，幾星期後腦部就能從訊息找出意義。

作者提出，既然腦部因為可塑性能夠詮釋新資訊，感覺感官就如同隨插即用的周邊裝置，不管給予甚麼資訊，腦這種通用計算裝置都能夠處理。即使感覺資訊從非常用感覺管道輸入，例如從觸覺管道輸入視覺資訊，腦部仍然能夠處理，這種概念稱為「感官替代」。有一種裝置就是傳送電脈衝到舌頭，盲人戴著這種裝置，就有可能感覺到空間與圖樣。作者實驗室開發的馬達背心會將資訊流變成動態振動，聽障者穿上背心後能夠擁有聽覺。

更進一步，科技甚至有可能擴展我們現有的感官，例如感覺互聯網上的資訊、擴展或置換身體，甚至在將來讓人腦副本複製到電腦中。如果一個人成為獨特個人的理由，真的如腦計算假說所稱，純粹來自神經元彼此溝通的方式，那麼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在任何基質上執行腦的功能，心智就能存在於電腦中。在未來，我們或許能夠棲身於新型態的感官現實，寄居於新型態的身體，甚至最終一舉擺脫肉體形式。

好人怎麼會幹壞事

看完了《好人怎麼會幹壞事》，主題是我們對特定社會團體的隱性偏誤。人類是社會動物，大腦演化出對同類特別關注的功能，讓我們習以為常地揣測他人。即使只掌握少數資訊，我們也會對他人下判斷。作者指，社會群體資訊在判斷他人時成為語境提示，讓我們不自地產生潛意識推斷，而且我們會對推斷很有信心。刻板印象不只會影響我們對他人的判斷，也會影響對自己的判斷。

作者將謊言分成幾種顏色︰白色謊言是善意的謊言，灰色謊言是規避自己感受的謊言，無色謊言是自我欺騙，紅色謊言是為生存與繁衍利益所說的謊言，藍色謊言是為了印象管理採用的策略。作者以各種謊言說明，我們回答他人時頗常修飾自己的看法，這在回答種族等偏見態度的問題時會構成扭曲。

為找出人們隱藏的想法，作者與其他同事開發內隱關聯測驗(網址)，原理是讓受測者在特定屬性群體與一類形容詞語(例如花卉與愉悅)出現時選左邊，另一屬性群體與另一類形容詞語(例如昆蟲與不快) 出現時選右邊，再將類別調轉(例如花卉與不快選左邊，昆蟲與愉悅選右邊)。假如受測者對群體與形容詞組合有心智聯想(例如認為花卉與愉悅有關)，其回答速度會比較快，反之則會較慢。

令受測者意外的是，即使是自稱不認同種族歧視的人，有一部份仍會在內隱關聯測驗中顯示出對非裔人士與不快的連結。作者發現在美國社會中，自動化偏好白人的態度普遍存在，而且內隱關聯能夠預測自稱平等主義者的歧視行為，包括面試評價、醫師治療病人、對種族主義笑話的態度等。後設分析得出內隱關聯測驗與歧視行為的相關度約為0.24，屬中度相關。要注意的是，內隱關聯測驗預測的歧視行為，並不包括公開種族敵意行為。

作者以一位處境劇主角被誤會為同性戀時，既反覆澄清自己不是同性戀，又強調「同性戀並沒有甚麼錯」的情境為例，指出人們的偏好呈現反思式與自動化兩種系統。反思式偏好經過深思熟慮(「同性戀並沒有甚麼錯」)，自動化心智則只能隱約感覺到(同性戀「有些」不好)，兩種系統出現差異的情況稱為認知失調。內隱關聯測驗發現認知失調十分普遍，反映出潛意識的威力。

我們的生活離不開對事物分類，作者指大腦在分類幫助下展現出以下四項本領︰一，多維分類，即很快以多種方式為某事物分類；二，以分類描繪眾多陌生人群的模樣，例如即使生活中從未見過法國人，也可以想像出一名法國人是怎樣；三，超越既有資訊，例如想像美國人時會想像出美國成年白人男性的特徵；四，協作式分類，即人們積極發出自己所屬類別的訊號，例如分辨性別。

協作式分類啟動後，刻板印象就會開始運轉，當我們發現符合刻板印象的特徵，就會判斷一個人屬於甚麼類別。作者認為，刻板印象存在的原因，是人們能輕易在陌生人身上找到標籤進行分類，以這種多維分類將陌生人與其他人區分開來，認定陌生人為獨一無二的個體。對不同群體態度的調查反映，人們對社會中「預設」、有共同默認屬性的群體較少偏見，但對不屬於社會默認的群體則抱有成見，即使自己也是劣勢群體成員之一。

在刻板印象大多數屬於負面評價時，促使人們符合所屬刻板印象的力量可能會帶來破壞。在美國，將黑人與武器連繫的刻板印象，令黑人在生活、求職、買屋等方面都更為困難。黑人等於武器的刻板印象，也可能在警方執法時更易錯誤槍傷黑人。對亞裔美國人的刻板印象，讓他們在自己祖國上也被當成外國人，甚至造成誤將亞裔公民當成外國間諜的案例。

刻板印象也會令人們對自己所屬群體有潛意識的負面印象。內隱關聯測驗顯示80%女性對男人等於事業，女人等於家庭表現出刻板印象。女性本身這種觀念，可能會削減對權力的直接追求，阻礙女性與男性競爭社會地位，在薪酬談判中也較不進取。部份社會地位較低的群體接受自我破壞性的偏見，例如窮人看輕自身智力情況，認為自己不配與他人享有同等社會資源。

嬰兒在出生後就準備好形成偏好，他們更容易區分熟悉群體的不同成員，也偏好照顧者所屬的語言和口音，以簡單方式區分「像我的」與「不像我的」。當嬰兒不斷吸收新知識，以此為基礎成長後，就會形成身份認同，讓「我們」有別於「他們」。

最小團體實驗發現，即使是隨機貼上的標籤，也可以在兩個團體在分配成員中形成偏見，甚至願意為團體利益付出代價。大腦掃瞄顯示，人們在思考其他人的問題時，對自己認同者與不認同者的問題，大腦會使用兩組不同的神經元，而思考者對這種分別沒有認知。這種情況令人憂慮，例如法官不知不覺間依據案中人士生活方式與自己是否相似，影響自己對他們的判決。

美國種族研究顯示，對黑人造成唯一傷害的是缺乏他人幫助，導致經常受到幫助的白人比黑人佔優勢，這種情況可稱為隱性歧視。作者以耶魯大學附屬醫院急症室醫師在知道病人是耶魯大學教授後，立即給病人最好的治療為例，指出隱性歧視在四方面如何隱性︰一，醫師不知道自己對耶魯大學教授有隱性偏好；二，醫師沒有造成任何傷害，因此難以察覺自己的行為帶有偏見；三，唯一受影響的耶魯大學教授得到幫助，沒有任何人受傷害；四，在這件事中沒有明顯的弱勢團體。作者指這故事的教訓是，即使看來最善意的歧視——幫助團體內成員——對團體內外的成員都有重大影響。隱性偏誤得以維持更普遍的方式，是剝奪社會最底層資源，用來供給權貴，以盲點庇護偏見與特權。

目前研究顯示，暫時沒有有效策略消除隱性偏誤引起的潛意識歧視，但仍然有很多應對隱性偏誤的有效辦法，例如以盲試策略剔除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以及形成基於證據的指導原則。我們也應該注意，潛意識對團體內成員偏私，會令團體外成員處於不利位置。

附錄中作者回顧過往的種族研究，對美國社會種族提出七項結論︰一，黑人劣勢確實存在；二，黑人劣勢地位至少部份是種族歧視造成；三，社會區分確實存在；四，對不同類型人士存在反思與自動兩種態度；五，人們往往未能意識反思與自動刻板印象的分歧；六，顯性偏誤時有發生，隱性偏誤無處不在；七，隱性偏誤導致針對黑人的偏見。

戰爭史

看完了《戰爭史》，書中以討論克勞塞維茨「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開始，指出克勞塞維茨忽視不同文化帶來不同戰爭形式。從克勞塞維茨以辯證方式分析戰爭，認為越壞越接近「真正的」戰爭來看，他與馬克思分析政治問題的方法頗為相似。作者指出，復活節島實際需要壓過神權政治對戰爭的抑制，祖魯王國四周動亂令它變得極為尚武，馬穆魯克因宗教禁止共同信仰者互相作戰而造成軍事奴隸，日本武士刻意限制火藥發展以維持社會秩序，都是與克勞塞維茨描述不同的戰爭形式。

二十世紀富國加大自上而下的軍事化，反殖民運動則自下而上推動軍事化，造成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代價，以及貧窮世界壓逼政權更為鞏固。作者相信，戰爭已不再是解決爭端有效與理性的手段，戰爭成本明顯超過收益。要建立戰爭沒有立足之地的世界政治經濟，需要新文化管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從世界地理看，全世界有70%陸地太高、太冷或缺水，無法展開軍事行動。由於大海遼闊，索敵與補給困難，加上海上風暴阻撓，海戰方面大部份都在近岸發生，並集中在少數海域。

阿茲特克人或其他非鐵器社會中，武器穿透力弱，作戰高度程式化，目的通常是報復與懲罰對方的侮辱，一旦達到神話或神靈的需要即告結束。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中期，蘇美爾人裝備青銅武器與鎧甲，配備複合弓，並曾經發動長距離的戰爭。到西元前第二個千年結束，馬戰車出現，在公元前1700至前1400年征服歐亞文明中心。牧民在管理畜群與屠宰的經驗，讓他們與農民作戰時冷血善戰。然而牧民在征服土地後，若希望把農田改為牧場，卻會受到自然限制，令他們或者只能在大草原與農耕之間的邊境擴張，或者與農民同化。

伊斯蘭教在七世紀所向披靡的可能原因，是伊斯蘭教中虔誠與富裕並不衝突，累積財富是行善之舉，而且伊斯蘭教消除了領土與親屬關係，其使命是讓整個世界歸順真主。

作者從軍事史中列出六種主要軍事形式︰專屬一種階層的武士，如日本武士與西方騎士；為酬勞提供軍事服務的僱傭兵；由奴隸組成的奴隸兵；擁有國籍、職業的常備軍；由國家徵召的義務兵；以及由所有公民組成的民兵。

大約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鐵開始普及，讓武器供應與開墾土地的能力大為增加，令尚武民族更有能力襲擊他國，軍隊規模更大。馬鐙發明後，九世紀歐洲的封建騎兵可以穿上鐵製鎖子甲，縱馬奔馳作戰。但在火藥到來後，鐵的威力到了盡頭，騎士作戰方式衰微。

後勤方面，作者指歷史上步兵負重不會多於七十磅，撇除一半必需裝備，以每日需要三磅固體食物計算，攜帶的給養大約十至十一日。步兵行軍速度最快是每天二十英里，不可能在不偏離行軍路線下找到足夠糧食滿足每日需求，需要運輸給養。軍需受運輸與食物容易腐壞限制，可能令士兵營養不良。鐵路大為改進運輸軍需與人員的效率，也令第一次世界大戰動員規模更大。在工業時代，軍需產業成為戰爭重要一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尤為明顯。

火藥時代在十八世界形成戰爭的困局，火槍、大炮與騎兵互相制約，直至耗盡財力與人力才結束戰事。法國大革命後，公民軍隊誕生，政治成為戰爭重要一環，戰爭的破壞更為徹底。在原子彈出現後，戰爭有可能造成地球毀滅的結果，發展出「保證互相毀滅」的理論。

作者最後總結，二十世紀的戰爭極為殘酷，容易令人認為戰爭不可避免趨向極端。然而，原始人的行為證明，人有能力限制戰爭行為的性質與影響，以豁免、習俗與形式避免最壞結果。從其他軍事文化可以學到許多，把政治與戰爭區分開則是更大的智慧。

數學教你不犯錯

看完了《數學教你不犯錯》，主題是數學思考與生活的關係。書中舉的第一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數學家沃德建議怎樣增加戰機的裝甲，沃德認為應該加固在發現彈孔數最少的引擎中，因為回來的飛機某部份彈孔多，顯示這個部位能夠承受攻擊。這種思考方式與數學家總是問假設是甚麼有關，以返航飛機的彈孔頻率，推斷飛機哪個部位較少中彈，需要假設返航飛機為所有飛機的樣本，這項假設並不正確。

兩項變項的關係不一定是線性的，非線性的思維是指，應該朝哪個方向前進，是應更多還是更少，取決於目前的狀態。例如稅收與稅率的關係是非線性，降低稅率有可能增加稅收，也有可能減少，至於應該是怎樣，需要依靠艱難的實證工作。線性思考也會令線性迴歸的推論出現問題，例如以過往肥胖人口趨勢推論未來，甚至會令某些年後肥胖人口比率超過100%。

國際新聞經常會用到在某國的多少人相當於本國多少人這種比例，但這種方式的問題是，假如用不同地方相比，就會得出不同的數字。而且，有些災難是不能互相比較的，不是一個數比另一個數大的問題。用比例來描述像美國不同州腦癌佔全州人口比例，會發現人口較少的州份較常出現在最高與最低兩端，這與「大數法則」有關，即較小樣本中個別極端情況的比重較大。

作者也提醒要記住以下的口訣︰數字會變負時，免談百分比。因為正負效果會抵消，例如就業職位在某行業會增加，另一行業會減少，使用百分比的話，就會造成「某行業創造職位佔總新增增位175%！」這種混淆的說法。在真實世界的問題，需要知道數字之外的事，作者指，「用一個數除另外一個數僅僅是計算，搞清楚你該用什麼除什麼才是數學。」

「聖經密碼」聲稱聖經蘊藏預言未來的訊息，可以用特定方式來解讀。作者指數學家對此深存懷疑，因為巧合可以是人為創造，例如巴爾的摩經紀人故事中，經紀人向10,240人發信預測股票走勢，一半說會升，一半說會跌，然後向正確的一半再寄信，一半說會升，一半說會跌，如此類推，十次之後會有十個人收到連續十次正確的訊息，好像經紀人真的料事如神。只要樣本夠大，不大可能的是也會發生。此外，聖經密碼的規則也有曖昧空間，使用總是與之吻合的拉比稱呼。假如使用不同的稱呼方式，就會找不到聖經密碼。

不大可能發生的事經常發生，也表示科學論文的統計方法可能會出問題，只看到符合結果的例子，對不符合的例子視而不見。許多科學研究都以p值來排除虛無假設，也就是研究因素沒有造成影響的假設。p值是指假如虛無假設成立，實驗結果這種情況出現的機率是多少。p值少於0.05，即二十次才會有一次，是排除虛無假設的傳統門檻。p值本身並沒有說明研究因素的影響有多大，尤其在醫療上，即使相對風險可能增加一倍，絕對風險可能仍然極低，p值也不能偵測短暫而微小的影響。

作者將以p值少於0.05排除虛無假設的做法稱為「歸渺法」，即︰假設虛無假設為真，在虛無假設為真下，觀察現象出現的可能非常低，但觀察現象的確出現，因此虛無假設不大可能為真。問題是，相當不可能不等於完全不可能，例如六合彩攪珠，每次出現的結果都是相當不可能出現，但某一結果總是會出現的。

當某種現象本身在人口中的機率就極低，通過檢定但實際上沒作用的偽陽性結果，就可能會遠比真陽性結果多。如果科學領域以統計顯著性為研究發表門檻，就會令某次因巧合成功的結果發表，其他相同做法但失敗的結果則無法公開。在政治科學、經濟學、心理學與社會學論文中，p值在0.05附近的研究竟然比其他p值的研究多，表示論文作者很可能刑求數據以取得通過門檻的p值，這對科學本身並無幫助。由p值改用信賴區間在統計方法上是同一回事，但可以顯示區間的效果程度，而在得不到統計顯著結果時，也可以知道是否有證據顯示介入沒有作用，或者搞不清楚介入帶來正向還是負向作用。

貝氏推論是指先以事前機率描述看到證據前的信心，再在看到證據後調整以得出事後機率。事後機率既會受證據影響，也會受事前機率影響。這反映出我們總是以原有知識與信念為準，再以新的證據進行調整。貝氏定理的機率，是指我們相信的程度，而我們會傾向選擇簡單、可以目前知識解釋，而不是複雜、以全新現象才能解釋的理論。我們也要注意能解釋同樣觀察結果的理論可以有很多個。有些問題，例如宗教信仰，作者認為，人們還是最好用非量化的方式處理，數學最好保持沈默。

買彩券時以機率乘上結果價值可得出期望值，這不是指我們期望結果的數值，因為彩券只有贏與輸，期望值是指同樣情況下多次下注，平均會得出的結果。通常彩券的期望值都會比售價低，平均而言會是開辦彩券一方得益。作者對投注美國威力球的建議是︰不要玩；要玩的話，待獎金極高才玩；挑別人不想挑的號碼。

也曾出現彩券期望值比售價高的情況，就像2005年美國麻省的大贏錢樂透。在期望值可加的特性下，在某些情況大量投注大贏錢樂透理論上會有賺頭，的確也有人這樣做。在這些年間，大量投注的玩家賺到錢，形同莊家，開辦樂透的州政府取得獎券稅，輸家則是其他玩家。這情況不是第一次發生，十八世紀早期，伏爾泰就靠鑽彩券空子賺了大錢。

經濟學家會用效用(utility)為生活每件事定價。在實務上，將出錯機率減至零的成本相當大，甚至更勝於獲益，也就是說有時讓錯誤出現比減少錯誤的效用高。效用也有非線性的特性，增加一單位的金錢，並不會與增加的效用成正比，已有金錢越多，增加的效用越少，甚至可能會降至零。作者也指出，預期效用理論無法分析「未知的未知」，也就是不確定性。

越有錢越能夠承擔風險能以預期效用理論來解釋，對於收入微薄的人來說損失例如十萬元就是嚴重效用損失，但對有錢人來說就不大重要。有錢人認為期望值是正值的賭局，在收入微薄的人而言會是負值。把雞蛋放進許多不同的籃子中，是較乏味但有成果的投資方法。

滿足「每一對點都恰屬於一條共有的線」，以及「每一對線都恰包含一個共有的點」兩條幾何公設的理論，後來發展成通訊的數學理論，用於更正通訊時受雜訊干擾的訊息。抵擋雜訊能力與通訊速度此消彼長，這形成通訊通道的容量。利用幾何的公設，更正碼就可以在訊號被雜訊干擾後重構原有訊息。

既然從期望值看玩樂透不是好選擇，為甚麼人們繼續玩？卡尼曼與特弗斯基的前景理論認為，人們通常會偏離效用曲線另尋出路，低機率事件會得到較大權重。更簡單的解釋時，買樂透本身就是小小快樂一下。這也可以與企業家精神類比，縱使成功機會非常小，經營生意的效用本身就是創業主要理由。

身高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特別高可能是先天與後天因素都發生作用，其子女只遺傳到先天的因素，因此子女雖然很可能都會比平均高，但會比父母矮，這種現象稱為向平均值迴歸。體重、企業表現、棒球員全壘打數目等，都會出現向平均值迴歸的情況。醫學治療與社會政策也應考慮向平均值迴歸，否則有機會將無用的做法誤以為有效。

兩個變項的關係可以用相關這個數字表達。在紀錄不同特徵以辨識個別紀錄時，特徵之間的相關越高，有效的辨識訊息量就越少。由於一個檔案的數位彼此相關度可能頗高，相關也可以用於壓縮資訊，讓數碼檔案儲存在較小的空間。從幾何的角度看，相關就是N維(N=個案數)空間兩個向量的夾角之餘弦(cos)，夾角為0°，餘弦為1；夾角為180°，餘弦為-1；夾角少於90°，兩個變數是正相關，多於90°是負相關，等於90°，相關是0，兩者毫不相干。

相關是不可傳遞的關係，作者指有點像有血緣關係，例如父親與兒子有血緣關係，母親也與兒子有血緣關係，但父母沒有血緣關係。同樣，高濃度「好膽固醇」與降低心血管事件的風險有關，而某些藥能夠有效提升「好膽固醇」濃度，但這並不代表這些藥一定能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當中部份可能會降低心血管事件風險，但部份不會。醫學研究的困難在於，人體極為複雜，可量度的特徵極少，而相關卻不可傳遞，意味著新藥很容易會失敗。

兩項變數不是相關也不代表沒有關係，相關只偵測到線性關係，面對像是U形的關係時，相關無法看出關係。相關也不等於因果，相關既不能指出是否有第三個因素導致相關，也不能指出兩項變數誰是因誰是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只能做最好的猜測然後下決策，在未完全確定就不作任何建議，原可拯救的性命就會因此喪失。

作者也提醒在非隨機的樣本中找出相關，有機會是統計的幻象，例如在醫院中抽樣，病人總是因為某些病情入院，如果他們不是因為糖尿病入院，高血壓就成為更可能的因素，這樣糖尿病與高血壓就會呈現負相關，但原因不過是所有樣本都是病人。

個人選擇集合起來有時會形成不理性的情況，在選項多於兩個時，例如有ABC三個選項，按總數計有機會出現反對A的人比反對B多，反對B的人比反對C多，反對C的人卻比反對A多這種情況，真正的民意並沒有從數字中反映出來。在兩個選項中再加入一個無關選項，也會令最後結果出現變化。不論是用優先順序計分法，還是排序複選制(IRV)，都有可能出現每個選項在一對一競爭下，輸給其他兩個選項中的一個，這種情況稱為康道塞悖論，即選民偏向A甚於B，但B卻成為選民的選擇，這對B與C亦然。

作者強調，數學並不是少數孤單天才的活動天地，並不是只有最棒的人才值得做數學，而且數學主修生也並不一定需要成為數學家。數學也需要艱苦工作，到最後出現的一瞬間靈感，其實都是之前有意識及無意識工作做好心智準備的結果。總是有人會比自己超前，但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是高斯，透過通力合作還是令數學得以發展，數學是群體的事業。

作者指，數學提供一條可以不確定的道路，不過是有原則的道路，斷言不確定的原因與程度。追求過份精準是問題，在差別極小的情況下，訊號已經遭雜訊淹沒，真正是甚麼已沒有意義，不應假裝自己知道。作者最後指，數學就是擴充常識的額外手段。

搞甚麼，又凸槌了

看完了《搞甚麼，又凸槌了？！》，主題是在壓力下犯錯。「專業學養魔咒」是指專家預測初學者的表現時犯下錯誤，因為專家是運用程序記憶行事，而程序記憶是內隱的，新手卻是運用外顯記憶行事。作者提議，在評估下屬的工作技巧與能力時，與經驗較淺的人交換意見也許會更精準。

記憶分為程序記憶與外顯記憶，當中再細分成不同類型，在壓力下犯錯的情況也會有不同，解決方法也不一樣。做其他工作時保存資訊的能力稱為工作記憶，例如一邊朗誦文句一邊記憶字母。作者研究發現工作記憶容量越高的人，在壓力下表現變差的程度會較高。原因是工作記憶容量越高，越會運用明確的解決方法，但這在壓力下會失去方寸，而原本工作記憶容量較低者，總是會用捷徑方式猜測答案，在壓力下也是如此，雖然這樣做表現不算好，但在壓力下不會變得更差。

作者提議，在手頭工作需要大量工作記憶時，若能暫緩一步，而不是全力衝刺，可讓體力得以恢復，表現可能會更好。平時在壓力下練習，也能學會保持沈著冷靜，比較不會在壓力下犯錯。

在運動訓練中，練習與訓練是提升表現的關鍵，但過早專業化訓練卻不見得正確。孩子接受多樣化的休閒比賽，有機會嘗試不同運動，較不會對單項運動心力交瘁，提高自信，而且不會因過早專門訓練令身體部位勞損。研究發現當運動員意識過多時，往往較容易在壓力下犯錯。讓純熟的高爾夫球手在推捍時分心，他們的表現反而會比較好。

較近期研究指工作記憶雖然有先天的差異，但不是不可改變的，環境與腦力操練都能影響工作記憶。讓孩子接受從易到難的腦力訓練，與工作記憶相關的工作表現會提高，這種做法似乎對成人也有影響。作者提出，腦部像肌肉一樣，經過練習就能肩起更大的工作量。研究也發現每天玩一小時複雜的電玩遊戲，專注與記憶技能的表現也有所提升。

男女認知能力不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例如認為女性較不能攀上數學與科學的頂峰。作者則指出，在固有的刻板印象下，女性得不到機會發揮，也沒有人扶持，會令這種印象自我加強。此外，像SAT-M一類測驗並不能一視同仁測出能力，例如解題對策有所不同會影響測驗表現。單是刻板印象本身也足以壓低成就，表現出色的女性在壓力下，需要運用更多工作記憶以對抗負面情緒，成績因而受到影響。研究也提出男女表現差異可能與孩童玩空間遊戲的機會有關。各國比較顯示，國家對女性的態度，與該國男女數學成就的差異明顯相關，兩性態度越平等性別差異就越少。

有數學焦慮的人會因焦慮佔據工作記憶而下跌。以橫式還是直式解題腦部運作也會有差異，用橫式解題時人們計算時與閱讀相似，用直式計算則較像解決空間問題。研究發現，改用利於空間問題解決的直式，就可以減輕語文大腦資源的部份負荷，限制憂慮帶來的危害。在壓力時找藉口，將緊張情況變成沒那麼嚴重的情境，也對考試有幫助。

作者提出多種有助處理考試壓力的做法︰寫下自己的眾多成就，增強自信，並點出單一測驗並不能界定自己；寫下自己的憂慮，以抑制自我懷疑；以冥想等思想訓練確認並放下念頭；以能強調自己傾向成功的方式設想自己；重新詮釋自己的身體反應；暫時離開幾分鐘以激發突破；目睹同類人的成功榜樣；在壓力下練習；將中間步驟寫下，減省記憶資源；想出有意義的方法組織需要記誦的資訊。

運動場上的失誤許多時是運動員思慮過多引起，憂慮會令這種情況惡化，令運動員過於注重細節，反而更易搞砸，心理學家稱為分析導致癱瘓。傑出運動員的動作比較像事前編妥程序，只需准予行事就能落實，但遇上壓力時，腦部的交流就會增長，影響動作的執行，以致較易失準。

作者指，模擬在場上會遇到的練習對處理壓力有好處。別想太多，儘管去做，或者讓運動員分心，運動員在壓力下較少失準。專注在要做的目標，而不是怎樣去做，聚焦於策略而不是技術，也能讓熟練的運動員避免在壓力下表現拙劣。假如在壓力下犯錯，運動員也應接受過去的表現，藉機學習如何在未來改善。

在面試時，作者提議一開始就提出一組基本框架，讓主持面試者理解為甚麼你是最佳人選。微妙地模仿主持面試者有利於產生好感。思索自己要講甚麼，而不是不應講甚麼，以免適得其反。

在職場需要發表演講時，作者指，平時參與戲劇或即興表現課程以練習自嘲，習慣這種經驗，會比較不擔心萬一出錯會有甚麼後果。照著已記住的內容發表，設法不去過於斟酌字句。或者在關鍵轉折前稍為停頓，讓自己有時間重整思緒。

面對生活壓力，作者認為，寫出當中的擔憂與事件，能幫助提升工作記憶，並防止生活其他層面滲透進來。過於專注失敗情況或如何實現完美目標，可能會令人忽視邁向成功的必要小步驟。提醒自己有扎實根底成功，情況在自己掌控之下，增強自己的動力。做好準備，但不需要過度期望，過於擔心帶來的壓力往往會導致失敗，形成自我應驗的預言。

不平等的審判

看完了Benforado的《不平等的審判》，內容是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的新研究，點出隱藏在刑事司法制度背復的機制。作者指出我們在判斷時，一般都是根據極為有限的證據，就直接跳到結論。我們為犯罪受害者所貼的標籤，會大為影響他們受到的待遇。當受害者被貼上局外人的標籤，例如酒鬼，腦部活動不會將他看成有心思、有想法、有感覺的人，不需要認真看待。在特別壞的罪行中，為了希望世界是公平的，我們也會想找到受害者的錯處，以消除不適的感覺。

標籤也會形成受限的視角，讓我們只聽到確認自己想法的資訊，捨棄矛盾的資訊。即使是在確認DNA鑑定結果時，專家在聽到檢察官預設的不同框架中，也會對DNA樣本作出全然不同的解釋。由於會忽視相反跡象，我們也往往沒有察覺到自己已經貼了標籤，或標籤可能有錯。作者認為，處理現場的人在評斷受害者時，應將事實的資料與相關人員共享，但不應共享標籤，例如「這個人是醉漢」。

作者提出訊問嫌犯的「里德詢問與審問技術」對防止不實自白沒有幫助，反而助長不實自白出現。偵訊人員利用最小化——將罪行說是沒大不了——與最大化——強調證據已確鑿——技巧，長時間向嫌犯施以巨大精神壓逼，讓即使是沒有做過的嫌犯都更可能認罪。在得到嫌犯自白後，調查人員、律師、陪審團與法官都開始用有罪的眼光看待個案，由於確認偏見令其他證據看起來更有力。有一例子是自白後審訊拒絕進行DNA測試，而有八宗案例即使DNA結果證明無罪，警察、律師、陪審團與法官都因為嫌犯自白忽略DNA檢驗結果。作者問，在承認犯罪然後得到寬待，或者堅持自己無罪，但要面臨陪審團不同意並被重判的風險，要求有罪自白是不是恰當的做法？在美國，因為認罪協定，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刑事被告站上法庭，這反映出嫌犯不敢冒險進入刑事司法體系的各種程序。

我們考慮一個人為甚麼犯罪時，會依賴只看外觀、對犯罪者的片面印象，不顧及周遭的環境。例如我們會認為一個人的行為，來自其固定性格、喜好與信念所作的自由選擇，犯罪者一定是邪惡的人，為滿足個人慾望行事。我們低估了大腦運動對行動的影響，例如大腦損傷、腫瘤、前額葉皮質區機能障礙、杏仁核出現問題等。此外，環境對犯罪也有重要影響，例如胎兒或嬰幼兒時期營養不足、母親懷孕時吸煙、接觸重金屬環境、遭社交孤立、朋友行為不良。年齡也是犯罪的重要因素，十六至二十四歲的暴力犯罪者，比其他年齡的暴力犯罪者加起來還要多。在暴力犯罪中，戴上面罩、持槍、環境輕微脫罪等現場因素，都可能令人犯下兇殘罪行的機會增加。作者指，我們都有可能做出傷害別人的事，我們都可能是罪犯，這很難令人接受，對於正義的法律體系而言卻是不可或缺。

作者提及一宗檢察官隱瞞血型化驗報告，導致被告十八年無辜受獄，並幾乎處死的案例。我們在欺騙時會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以保持品德高尚的形象，例如故意貶低欺騙行為與相關損害的因果連結。在辯論性訴訟制度中，檢察官積極主張自己的立場，但最終決定權不在他們身上，檢察官可能會覺得自己較不需為行為造成的後果負責，增加欺騙被告的行為。在審判開始前與定罪後，不正當行為也較易合理化。

檢察官沒有提交重要證據、隱瞞證人作偽證的事實、明知執法官員損毀證據等都屬於失職，而不是主動的犯罪行為，較容易找到合理理由辯解，例如不清楚或忘掉。當周圍的人都這樣做時，欺騙也似乎更可以接受。檢察官也可能將自己的錯誤行為說成對，例如感覺自己處於劣勢，或貶低欺騙或說謊的對象，例如覺得讓被告入罪是在守護正義。檢察官的道德規範模糊，有很大裁量空間，讓創造力對欺騙行為發揮最大影響，不正當行為可以重新詮釋。檢察官的壓力沈重，也可能會消耗其自制力，容易做出欺騙行為。

作者指出，法律體系大部份欺騙行為不會被看到，要減少就要改變法律專業人員對自己角色的定位，其角色是要確保刑事程序正直健全，這需要建立機制加強監察，以及對檢察官施以道德提示。

背景與經驗會影響我們的判斷，形塑我們認為甚麼才是客觀的事實，這會影響陪審團成員的認見。即使是同一場面，不同意識形態與文化也會令人看到不同的事，但當事人不會覺得是身份決定自己的觀點。陪審團意見也會因為法官要求達成共識而更受影響，在與多數人相反時，我們通常會聽從多數意見，並認為自己不理智，大部份陪審團結果都可以由事先得知多數成員的意見預測。錄影視角也會帶來偏見，當自白錄影只有嫌犯身上的視角，會令被判有罪的機率加倍。錄影的確有助減少警察暴力，但作者提醒我們應小心使用角度有限的錄像，或許也可規定必須得被告同意才能將這些錄像當成證據。由於背景會影響陪審團是否公正，應該讓陪審團的預先審查能夠減少偏見，例如以「內隱聯結測驗」理解陪審員的刻板印象。

證據顯示證人指認犯人的錯誤率頗高，假如真正行兇者在其中，有三分之一證人認為真正兇手不在，即使證人指認某人，當中也有三分之一指認錯人。當指認正確的證人被要求再指認一次，而這次沒有行凶者在其中，又有一半人選了另一位無辜的人。甚至一開始行凶者不在指認隊伍之中，證人也有一半機會選擇一位無辜的人，而不是不作指認。

作者提出指認錯誤並不是偶然，而是人類記憶本人就有限制與缺陷，而刑事司法制度加深了這些限制與缺陷。對證人而言，直至事發之前，相關物件與人和自己沒有明顯關聯，很容易會忘記當中細節。記憶也會修改與重構，當我們聽到某件事的新資訊，就很可能會將它與自己記得的內容混合，甚至可能記得自己不曾經歷與觀察的內容。虛構的記憶通常十分具體，讓它們看來可信。

雖然光線、證人視力、年齡、觀察時間與距離、對方是否相同種族、受到心理壓力等都會影響記憶，法律體系卻認為許多重要變數並不相關。大幅肢體動作後，記憶正確率也會下跌，這表示與攻擊者對抗過反而會更難記得那個人。執法人員運用證人的方式也很隨意，合成肖像畫對指認嫌犯幫助有限，合成過程甚至會取代證人原本的記憶。犯罪現場模擬(show-up)極具暗示意義，通常會造成錯誤指認結果。指認時間離案發太久也會有重要影響，大概七天之後正確程度就會明顯下降。證人當面指認加害人的過程也容易出問題，當證人在認人前看到嫌犯的照片，就有可能將這記憶貼到案發現場的情境中。而在多次指認中，假如某人是唯一多次出現在指認行列，由於證人越來越確信自己見過這張臉，誤認的風險也會增加。

新聞報導、與其他證人閒聊與警察互動對證人記憶的影響可能最大，尤其是當警察透露某些細節，令證人受到暗示，或者打斷證人，催促證人想出細節，常常會令證人想起根本沒有發生的事。大部份法官與陪審員也對證人的記憶太有信心，忘記有些因素會影響證詞多大程度正確可信，因而過份仰賴個別證人的指認結果。當證人顯得特別自信，陪審員會更傾向判處有罪，即使自信不一定代表正確。證人也因為需在法庭上再次作出指認而感到壓力，假如證人在此刻才放棄指認，就顯示自己前後不一致，也會浪費警察與律師的辛勞。

作者認為，我們要讓司法體系內外人士相信現存制度出現問題，證人會犯錯，而且錯誤率頗高。記憶扭曲不只會影響被判有罪的人，也會令警方與檢察官按錯誤方向辦案，無法找出真正犯人。增進證人回憶正確與完整程度的方式之一是認知性晤談(cognitive interview)，儘量減少開放式問題與對證人的干擾。證人的記憶與頭髮樣本或指紋一樣，容易遭到誤用，需要受仔細監測或客觀評估。

作者提到司法體系的「專家悖論」，即假如對於某件事，專家比我們更有資格評估，我們應尊重專家的意見，但實際做法卻剛好相反，我們依賴自己充滿瑕疵的分析技巧，認為自己有能力辨別專家是否說謊，然後欣然接受專家誤導與無用的證據。我們相信依靠常識提供的線索可以知道一個人是否說謊，但許多我們以為相關的元素，例如手腳是否擺動、目光閃避、外表英俊、有可敬身份、啡色眼睛、臉較大等等，與對方是否說謊並不相關。實驗測試人們區分謊言與真實的正確率只有54%，比隨機亂猜只好一點，但我們對自己的判斷卻很有信心。陪審團被要求注意誤導的元素，例如證人的行為舉止，反而更容易判斷錯誤。

陪審團與法官也可能會過份高估科學證據，尤其是功能性磁振造影與神經科學。許多神經生物學家關心以現有科學水平，以遺傳學與大腦功能的整體研究應用到特定個人值得懷疑。作者認為，問題在於現在法官的教育，無法令他們回答相關的科學爭議，在決定是否採納專家證言，完全不是根據該方法是否科學，訓練法官具備科學知識是解決方法之一。在直到科學真的非常穩定可信之前，由於檢察官與被告面對的困難有別，作者認為警察不應在偵訊時使用腦部掃瞄，被告則可以用這種證據當作保護自己的盾。

與所有人一樣，法官不能免於偏見，其背景與經驗必然會影響其看法、情緒、立論與判斷，這讓法庭缺乏多元性成為問題。遵循先例的法律體制，也會讓過去觀點較為偏狹的案例形成現有法律架構。法官也會根據直覺作決定，這可以很有用，但也可能會造成系統地錯誤。研究發現法官也會受定錨效應(anchoring effect)影響，提出一個不相關的數字會影響被告判刑年期，專門知識似乎只讓法官對這項決定更有自信。

法官無法不受偏見與不相關事實影響，即使這是法律上的要求。一項研究也發現在一日中甚麼時間裁定會對裁判結果有影響，剛開始上班與用餐休息後較容易通過假釋申請，一天尾聲或休息時間前則幾乎不會通過。法官也會出現「收窄分層」(narrow bracketing)的現象，即把判斷對象分成小組，每組的結果大致一致，例如連續批准四宗假釋申請後，第五宗較不可能通過。

法學院訓練要求不「訴諸感情」，但保持淡然不代表人們的偏見減少，也不表示這就是客觀與公正。法學教授重視法學意見、法條架構與意義，希望彰顯法律一致與可預測，但這種看來是幫助法官確保客觀的解釋方式，反而遮蔽了真實。例如文本原旨主義聲稱法官判決只能根源文本，但文本通常不會只有一種解釋，找出法條來源的歷史意義，本身就是全憑主觀與推測。

法官有時會在進行事實調查時會引用外部資料來源，但他們接觸的「事實」可能會有瑕疵或造成誤導，特別是當法官依直覺作判斷後，再尋找可以支持這個判斷的資料時，會讓法官的研究用於完成特定推論，而不是顧及所有可能情況。法庭之友(friend-of-the-court)提供的資訊也會選擇事實，為某一方辯護，而法院卻不為資料作任何審查，以支持法官早已決定好的結論。作者認為，為了發掘隱而不顯的偏見，司法體系應更努力留下紀錄，以判斷實際的表現，為法官提供判決後的回饋。

我們的道德判斷通常是快速而自動的捷思過程，而不是理性的思考。有時我們不知道道德判斷是怎樣來，但還是可以侃侃而談判斷過程的理由與正當。心理學家發現，我們施以懲罰的最大原因不是威懾或隔離犯罪者，而是報復的欲望。當法律聲稱處罰時要考慮犯罪者的心智能力，但被告實際精神狀態或能力卻較不相關，而是與做成的損害本身比較有關。例如當一名十四歲男童從高向下面的汽車丟汽水瓶，假如瓶子純粹偶然地導致他人死亡，我們便會高估男童的控制能力、故意程度與自由意志，似乎是先決定好處罰，然後才證明它是正當的。

以懲罰重整道德秩序的欲望，有時會壓過我們對公平待遇的承諾。受到報復心態影響，受害者與被告的種族、被告的外觀、行為舉止、法官與陪審員對死亡的恐懼、被告的價值觀是否與法官或陪審員一致、法官或陪審員是否相信邪惡是不能改變的特質，都會改變懲罰的嚴重程度。

單獨監禁會令原本的精神疾病惡化，並引發新的精神問題。長期單獨監禁會引起抑鬱、焦慮、認知能力受損，也常會做出自殘行為。我們對單獨與長期監禁視而不見，可能是因為傷害隱而不見，受苦者與我們有距離，而隔離不是直接造成痛苦，而是剝奪與人接觸這項不可或缺的事。

大量監禁與犯罪率下跌的關係也不是看起來這麼簡單，美國的再犯罪率一直在40%，較少運用監禁的加拿大犯罪率變動與美國一致，而且監獄內發生的大量犯罪未有納入犯罪率統計。聲稱嚴厲懲罰帶來威懾作用的出發點也與實際不符，法律複雜難懂，犯罪者通常並不了解，即使了解，也不能在多變與無法預測的變數下作出完整的成本效應分析。犯罪者也會受認知偏見影響，例如認為罰款加上社會服務令比單是罰款較不嚴厲。監禁的感受也會隨時間改變，在「制度化地習慣」後，受刑人釋放時並不會覺得再待在牢內一年有那麼不快。

作者提出，威懾作用要有所發揮，必須讓潛在罪犯認為他們一定會被抓，並會受到明確而立即的處罰。低被捕率與司法拖延，都會令懲罰的威懾作用減低。作者認為資源可投入於增加警察存在感，儘量讓犯人覺得犯罪會被發現，會較易達成目標。處罰必須讓人感到不快，但不必太久，這也有助加快司法程序。

現時美國的監禁方式不但無法提供威懾作用，還可能增加未來的犯罪行為。監獄過於擠擁，獄內教育與職訓計劃不足，受刑人無事可做，部份人會進行暴力的舉動。受刑人在監獄變得殘暴，得到犯罪的人際網絡，在受刑期間失去與社會的聯繫與工作經驗，部份人因單獨監禁精神出現問題，這都讓受刑人更難重投社會。過於嚴厲的懲罰也會令人覺得法律不值得尊敬，更加不想遵守法律。北歐的經驗顯示，著眼於再社會化受刑人，致力讓他們改過遷善，再犯罪率全世界最低，反映這是可行的方向。

許多研究認為真誠的自我反省不能發現偏見，但這卻是司法體系規定的做法。例如在陪審員篩選中，法院會問候選陪審員有沒有信仰、感覺、生活經驗或其他理由，會影響他們作有罪判決，並假設陪審員答不會就等於沒有偏見。司法體系以為沒有偏見是可以選擇的，其實對於腦中許多自動過程，我們的控制力微乎其微。陪審員篩選程序對律師與法官的偏見也沒有限制，律師想要任何種族的陪審員除名，只需要隨便找一個與種族無關的理由，不必有說服力。

作者認為法律制度花太多精力保障嚴格執行程序，不太關注實質正義。例如當警察已事先告知疑犯有甚麼權利，就認為權利已獲得保障，即使疑犯有精神疾病。警方也會試圖以容易被聽者誤解與忽略的方式宣讀權利宣言，例如不經意提起與不在逮捕那刻宣讀。程序的複雜，反而製造出公平的假象，令體制問題更難被發現。

我們在理解法律制度的資訊途徑存在不平等，對大多數人而言，根據沒有渠道得知是甚麼影響警察、法官、陪審員等人的行為。學者研究的刊物昂貴，研究者也不願過度註釋自己的資料應用於實務上。這些研究成果卻形成審判顧問這門產業，成員過半數受過心理學家訓練，負責指導證人作證、研究甚麼陪審員特徵對自己一方有利、媒體關係、模擬審判等。

問題在於審判顧問的收費高昂，越有錢的人越有辦法找到幫助在體制中有利於自己，社會底層則沒有辦法，不斷在體制中往下沈淪。本書提到的心理學與神經科學發現，既可以用來促進正義，也可以用來阻礙它，而審判顧問將這些發現變成價高者得。現有司法環境鼓為委託人多做一點，也令使用人類心理人知識操縱法律上的行為人，不僅受到允許，甚至值得稱讚。

對於未來，作者指出現在已有新技術可以利用，不需總是依靠不可靠的人類，如DNA痕量證據分析、警察裝備全景掃描相機、協助調查的手機程式等。警察也可以接受急救訓練，處理打鬥造成的主要傷害，救護車配備止血藥傳明酸，以拯救更多暴力受害者的性命。法律上的行為人可自由裁量範圍也應該受限，例如成立獨立團體為所有法官提供報告，由控辯雙方出資成立獨立專家小組，限制陪審員決定證人或專家是否可靠，改善指認嫌犯的做法。電腦也可以代替法律行為人的「思考」，例如以手機應用程式引導巡警調查。

在較長遠的未來，作者提出可以捨棄由真人出席參與的現實審判，消除外在表現帶來的偏見，減低人口特徵、身體語言、語調、服裝的效果。虛擬審判也減少在法庭上作證或陪審團席的心理壓力，證人就沒有必要事先排演，造成記憶扭曲。虛擬環境標準化也法庭內的所有人更舒適，審判可以完整紀錄有助上訴法官了解實際發生甚麼事。審判也可以上呈給多組陪審團，讓我們知道審判結果是否一致，也讓更多人可以看到審判，令它更為透明。甚至辯護人提出的證據也不需要即時傳播，先由律師提出質疑，假如得到法官同意，有問題的證據就可以不必呈交陪審團。如果刑事司法制度可以重新設計，作者認為訊問疑犯、證人指認，甚至矯治環境都可以虛擬進行。

要讓原本講求對立的刑事司法制度改變，作者認為我們或許可以讓警察重新思考其工作，不是要把人關起來，而應該要改善社區的安全。偵查人員的目標也不應是讓對方承認有罪，而是把可靠的資訊蒐集起來，注意資訊的正確。律師的存在不只是為了服務客戶，檢察官與辯護人都應該追求體制的正義，方法之一是將如蒐集與調查證據等法律工作，交給一個以上的獨立機構。認罪協商阻斷正當程序的實現，不是保障憲法的捷徑。獄卒可以像北歐那樣比較接近社工角色，幫助囚犯重返社會。我們也應設法減少大眾與囚犯的鴻溝，設法讓他們可以完全回復公民權。

我們也可以思考將犯罪當作公共衛生的議題，刑事司法制度不是為了尋找責難對象，而在於修復損害。問題解決法院(problem-solving court)是過去二十年間的新發展，這種法院根據違法者的精神病、吸毒或賣淫史，為他們度身訂造治療的方式。讓刑事司法制度不再以責難為核心，可以讓受害者參與司法程序，並將社會資源轉作預防犯罪。

作者最後指，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要行動，歷史的軌跡不一定歸向正義，除非我們將它導向正義。

Economism

看完了James Kwak的Economism，economism在本書是指依靠基本經濟學教訓解釋所有社會現象。作者指，經濟主義忽視不配合的事實與假設，將現實世界問題簡化時簡單模型解答。它以非意識形態的外觀出現，以思考框架的形式運作，這也是其影響力的原因之一。經濟主義也因其簡潔與能夠解釋許多情況而具吸引力，複雜社會現象簡化成供應與需求曲線，讓人相信自己第一次能夠清楚理解世界。

作者指出，經濟主義並不是經濟學本身，而是第一年學到的經濟學模型，加上忘記模型背後假設，以及從不分析現實世界資料的結果。作者也提及經濟主義與政治議題相關，供應與需求模型視不平等為不相關，市場產生的結果，就是在可能情況中最好的結果。而在現實世界中，經濟主義往往用於增加不平等，或者證成現有經濟體系中產生的不平等。

在美國，經濟主義散播始於二戰期間的始創人，奧地利經濟學家米塞斯與海耶克。經濟主義指供需競爭市場會帶來可能情況中最好的結果，為商界與富人提供概念框架對抗新政帶來的限制，他們資助推廣經濟主義的學者與智庫，並在1970年代與政治行動聯繫，讓經濟主義成為保守政治運動內容之一。經濟主義通過各種智庫與商界推廣，在大眾媒體中傳播，在1981年列根擔任美國總統後產生更深遠影響。

接著作者以各種例子描述經濟主義怎樣與現實不符。經濟主義指最低工資只會令就業數低於均衡，減低社會福祉，但分析實際數據的經濟學研究顯示出各種結果。提高最低工資不一定增加失業，原因包括僱主未必可以在工資增加時以機器取代員工，特別是小規模僱主；大規模僱主則可能有足夠市場議價權，供需法則對他們並不適用；成本提高可由提高價格彌補，特別是以高收入顧客為對象的商品；提高工資也可能會增加勞工生產力；最後，較高最低工資增加勞工購買力，由於較貧困者花費其收入較大部份，較高最低工資有可能刺激經濟活動。

經濟主義也指最高收入一群近年收入大幅增加並無不妥，因為高收入反映這些人的邊際生產力。但作者指出，財富500強總裁、華爾街高層與矽谷富豪的高收入，與以社會角度來說的邊際生產力並無明顯關係，而且很常只是依靠運氣。他們決定工作多少也不一定與巨額薪酬有關，其財富已足夠一生所用，可自己選擇是否工作，而選擇工作者更可能是出於享受或追求滿足感，較少是出於金錢。

關於稅制，經濟主義明確強調減低非常富有者的稅負，並下調或廢除投資收入的徵稅，認為兩者都可以令整體儲蓄增加，促進資本形成與刺激投資。但實際數據顯示資本所得最高稅率對儲蓄、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沒有很大影響，可能原因包括︰一，人們決定儲蓄與否時並未考慮自己的稅率；二，較高資本所得稅率可能導致中等收入家庭提高儲蓄，以供退休之用；三，行為經濟學發現大多數人的財政決定，並不是基於複雜潛在回報率計算，而是依靠簡單法則如「有剩餘則儲蓄」或「儲蓄薪金10%」；四，對非常富有者而言，當中許多似乎都希望財富越多越好，較高稅率並不會讓他們減少儲蓄並增加消費；五，即使減稅可以增加個人儲蓄，但政府稅收減少，意味著政府需要增加借貸，可供私人部門的資本因而減少。

調整所得稅也並未如經濟主義預測般令所有人工作時數改變，只對已婚女性有輕微影響，所謂「工作創造者」的富人並沒有改變工作時數，最多只是更努力避稅。作者也指出，政府支出並不像經濟主義聲稱越少越好，法律與秩序、財產權、契約、競爭與貨幣體系都需要政府參與。任何稅收帶來的損失都需要與利益比較，這需要複雜與大量事實的分析，而不是經濟主義的籠統宣言。

在醫療方面，經濟主義偏好競爭市場的方案，認為人們像購物般考慮自己負擔能力選擇醫療服務最好。具體政策建議是更多「成本分擔」(cost sharing)，例如所謂「高額免賠額」(“high-deductible”)保險計劃，要求人們自行承擔一定數額後才能申領保險賠償。據稱這種計劃可以令保險客戶變成更聰明的消費者，減少不必要開支，因而在競爭市場中令保費降低。

實際上，作者引用著名經濟學家Kenneth Arrow指出，醫療與其他市場並不相同。醫療開支並不會定期出現，我們在大多時間並不需要醫療照護，但在有需要時則極為重要。由於不是定期消費醫療服務，我們缺乏知識與經驗成為聰明的選擇人，沒有能力適當選擇醫療服務。按美國的實際數字分析，較高水平成本分擔反而會令有效的治療較不普及，人們會較少購買，或者購買不適合的醫療服務。

Arrow也指出私營醫療保險市場幾乎注定有缺陷，慢性病患者或老年人的收費很可能高於其可負擔水平。作者指，社會上有部份人無法負擔醫療服務，意味著社會整體福祉受損，醫療服務不能僅以價高者得的方式分配。

作者指，假如要避免私營醫療保險市場中有人無力投保，就需要禁止價格歧視，即對不同人有不同收費的做法。但這樣做又會帶來逆向選擇的問題︰保費對健康者而言過高，因此拒絕投保，這會讓風險池只剩下病患，因而推高保費，這又令更少人投保。為解決逆向選擇需要強制所有人，包括健康者都必須投保，但貧窮家庭可能仍然無力投保，因此又需要向貧窮家庭補助。最後，個別保險商可能會只挑選健康者承保，這需要以在保險公司之間轉移資金的風險調整機制彌補。

與其要以這種複雜方式提供仍然未能觸及全體的醫療體系，作者指除美國外其餘已發展國家已有另一選擇︰稅收支付的統一醫療保險體系，使用大部份醫療服務都不視乎支付能力。按已有表現評估，採用這種方式的已發展國家，醫療表現都與美國相近或表現更好，而醫療支出卻比美國少。

對於金融業，經濟主義認為金融市場可令風險更有效分配，偏好較高風險者可在金融市場購買相應產品，賺取較高回報。管制金融市場沒有必要，因為市場參與者都清楚自己承擔的風險。然而作者從2005年選擇性利率浮動房貸(Option ARM)指出，一般人不能理解當中法律條文，選擇這種貸款以購買或重貸房屋者不是消費者，而是次按證劵的原料，缺乏管制導致的，是大量極不可能償還的貸款出現。

經濟主義也假設銀行會理性追求最大利潤，按風險收取相應的回報。但作者指出「銀行」不可能像理性個人的假設般行動，原因是經濟學著名的代理問題，即銀行僱員為自己的利益著想，可能會犧牲銀行的利益。銀行高層直至2007年一直進行高風險的CDO交易，很可能是因為這能帶來短期利潤，讓自己的花紅增加，而不是認為CDO的風險與回報相應。到2007年CDO市場崩盤，銀行損失慘重，但高層已收下巨額回報。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引發金融體系危機，也反映出部份大型銀行已「大到不能倒」，這與供需模型中的競爭市場並不相符。

在貿易方面，經濟主義以比較優勢的原則認為，任何對貿易的限制都只會減少整體福祉。但作者指出國外貿易總會產生贏家與輸家，即使貿易能令整體福祉增加，也需要重分配措施讓輸家得到贏家部份成果。在缺乏增加重分配措施下，貿易很可能會令高收入群組收入增加，整體消費者受惠輕微，但受國際競爭而淘汰的行業員工則陷入貧困，其餘工人的工資受壓，最終令整體不平等增加。作者也批評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與自由貿易的關係甚少，反而是保護大型跨國企業利益的規則。

作者最後指，經濟主義並不總是正確，但它聲稱據有絕對真理，因而不容任何討論。經濟主義也總是用於證成富人偏好的政策與不平等情況，甚至讓部份政治家真心相信這就是正確見解，讓既有秩序免受民主的挑戰。作者認為，要減少經濟主義的影響，就要理解模型的假設與限制，不再認為經濟主義模型必然正確。此外，面對經濟主義定義社會福祉為消費者剩餘加生產者剩餘，假定社會組織的目的就是增加物質繁榮，我們也需要對集體追求有新的社會觀。

昭和天皇

看完了Bix的《昭和天皇》。裕仁受教育時以明治時的架構理解周遭世界，當時國家權力被定義為以家族親密關係為基礎，天皇如同父母，絕對君權觀念納入公立教育體系中。明治時期成立的皇軍以嚴苛紀律與天皇道德權威為從屬基礎，軍隊同時保護外來入侵與在國內執法，兩者從未得到釐清。裕仁的教育混合傳統與現代化，既有儀式禮節也有現代科學教育，裕仁本身也成為業餘海洋生物學家。

1921年3月，裕仁完成在御學問所的教育，出訪歐洲，加強自己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形象。身近則認為裕仁雖然資質不錯，但缺乏自信並拙於社交。裕仁也從英王喬治五世中，學到君主應有自己政治判斷，以及以典禮與儀式深入人心的重要。

1925年3月，日本眾議院通過高壓的《治安維持法》，旨在禁絕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與共和主義思潮。新法實際後，「國體」成為政黨間互相攻擊的政治手段，「國體」不再只是天皇行使主權，社會秩序與道德都納入「國體」觀念範圍。日蓮宗乘勢成立「國柱會」，以「澄清國體」得勢，敵視民主，標榜反猶，部份成員獲升為陸軍高級將領，如1931年滿州事件主謀石原莞爾。代表民族主義的日蓮宗運動，成為催生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有力媒介。

1926年12月，大正天皇去世，裕仁繼位，定年號為昭和。 自1927年起，裕仁身邊的宮廷派設法讓天皇在背後自由行使權力，卻不必承擔責任，內閣決定必須反映天皇的意志。1928年登基儀典後，政府處置批評天皇者的措施變得更為嚴厲，打壓世俗派領袖，監視新聞界與大學自由派知識份子。登基儀典讓報紙與廣擋服從國家意志，盲目迎合時代潮流，自我審查。其後國內經濟情況惡化，社會衝突加劇，種族主義興起以安撫時局，促成日本民族主義向世界擴張的衝動。作者認為，登基儀典反映出神道極端二元論，在1930與40年代扭曲日本人的認知，認為本國純粹種族與世界對抗，是正義與神聖的戰爭。

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讓政黨內閣與軍隊發生衝突，反對條約的軍方與右翼份子認為，條約是英美白人列強對日本強加限制，認為要扭轉這些政策就要排除墮落的政黨政治與宮廷近臣。同年11月，首相濱田雄幸被殺。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滿洲。裕人並未趁此機會支持內閣，壓制軍方，反而接受既成事實，即使陸軍僭越也無所謂，只要有好結果就好。

1931年10月，陸軍激進軍官試國發動政變事敗，但主事者未受嚴懲，內閣已無法壓制軍方。陸軍出現「皇道派」與「統制派」派閥鬥爭，兩者都旨在建立軍事獨裁並積極對外侵略，前者不惜政變以達成目標，以蘇聯為主要敵人，強調軍事與民族「精神」；後者則較傾向合法改造政府，以集結整體國力對抗，提升科學技術與工業現代化，促進全國精神動員為手段。兩個派系衝突益發激烈，貫徹整個1930年代的日本政壇。

1932年5月，海軍青年將校殺害首相犬養毅，始於大正時期的政黨內閣實驗結束，由篤信國體的「新官僚」組閣。1933年3月，日本因滿洲問題退出國際聯盟，沒有資料顯示裕仁注意到外交孤立會衍生甚麼問題，對他來說與陸軍維持良好關係更為重要。1936年2月26日，陸軍基層軍官發起叛亂，殺害大臣起事。裕仁決意鎮壓叛變，拒絕另組新閣，以最高統帥身份平叛。二二六事件讓裕人確信要以憲法維持他的軍事統帥權，認知到自己的權力無可限量，也開始偏向陸軍的統制派，認同批准巨額軍事預算。

1936年8月，日本通過「國策基準」，定下確保華北資源、準備對蘇戰爭，甚至支配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等遠超日本國力能負荷的目標。這反映出日本官僚菁英用字含糊，放棄各方辯論以解決歧見，反而總之先把不同立場都放進國策的特色。政府與軍方的分歧越趨複雜，導致東京參謀本部與前線軍官的意見對立。裕仁強逼政府與軍方統帥統合的政策文書，實質上力促海外擴張，更在不久後鼓動無休止的戰爭。

1937年7月8日，日軍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與中國守軍衝突，日本政府決定借題發揮，以掌握平津地區，並得到裕仁積極支持。日本以「事變」之名進行與中國的戰爭，原因在於避免美國限制工業與原料出口，以及神道中日本必然為道德與正義化身，因此攻擊中國不過是「事變」與表達「八絃一宇」使命的「聖戰」。

1938年10月，日軍地面行動在攻克武漢與廣州後轉向守勢，短期內勝利無望，但日本領導層彷彿是硬著頭皮繼續打下去。1939年5月，關東軍在諾門罕附近與蘇聯交戰敗北，但關東軍主事者只受到調職處分。1940年，德軍壓倒性征服西歐，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裕仁受到更大壓力同意陸軍建議德、義、日三國同盟，9月宣佈結盟。

作者指，正是由於中日戰爭，日本海、陸軍才得以擴充軍事工業，得到1941年秋冬對付英美上升的鉅額經費，並在佔領區掠奪與軍管，可以說是中國消除抑壓日本軍事支出的因素。作者也認為日美之戰並非不可挽回，裕仁其實不需急於接受軍方對外交交涉設下的時間，也不必同意外交需向備戰讓步。他可以集中力量於對華戰爭，調動滿蘇邊界兵力投入中國戰場，或是可以暫時接受英美警告，不介入歐洲戰事並以此圖利。但裕仁被軍方強硬派說服，選擇接受到時限就宣告開戰。對日本決策的各方而言，擴大戰端比冒著統治體系崩解終究有利得多。

1941年12月向英美開戰後，日軍順利佔領南洋重要戰略地區，但因為欠缺仔細盤算的終戰計劃，未能及時停止，採取較有彈性的戰略。1942年6月5日，海軍在中途島戰敗，損失四艘大型航空母艦，但海軍事後並未分析研究中途島一役損失慘重對未來作戰的影響。1942年秋天，裕仁堅持死守瓜達康婿爾島，直至同年年末才放棄，令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遲遲未改為採取守勢。日軍接連戰敗，1944年7月，首相東條英機下台。10月，裕仁與統帥部強逼菲律賓日軍在雷伊泰與美軍決戰，戰敗，日本聯合艦隊幾近殲滅。

1945年沖繩戰役反映出裕人的個性缺陷︰拘泥於死板程序、不知變通，過度注重細節，拒絕接受敗局並未雨綢繆。1945年4月，在沖繩之役造成慘重傷亡，與日本本土城市多次被美軍空襲後，裕仁才表示有意求和。裕仁遲至八月十五日才正式宣佈投降，作者認為原因在於裕仁與統治菁英設法爭取保全戰後天皇地位，以及軍方高層對蘇聯調停的期望過高。直至原子彈投下與蘇聯參戰，加上民間批評皇室聲浪日增，才令裕仁原則上接受波茨坦宣言。

裕仁在終戰詔書重新塑造其愛好和平、被動戰爭旁觀者的形象，對自己不肯主動終止戰爭含糊其詞，避而不談決策者的責任，反而提出「全國皆應分擔責任」的觀念。美軍佔領日本後，麥克阿瑟希望利用天皇以改造日本人民精神，佔領軍旨在轄免裕仁的戰爭責任，並盡量利用日本既有政府組織，這與日本保護國體的策略不謀而合。

盟軍總部民間情報教育局在1945年12月發起運動，將絕大部份戰爭責任歸咎於少數「軍國主義者」，描繪百姓與天皇均受矇騙。日本統治菁英則提出「鑒於周邊局勢，帝國被逼發動大東亞戰爭」，天皇對突襲珍珠港全然不知情的日方官方說法，成為日後保守派政客對大戰觀點的主幹。盟軍與日本領袖在保護天皇一事中，基本上頗有共識。

1947年5月，裕仁在麥克阿瑟與首相幣原重喜郎催促，皇族成員威脅要天皇遜位，以及畏懼會受東京戰犯法庭起訴下，屈服接受日本的新憲法。此後終其一生，他始終無法調整心態，接受自己只是象徵性君主的地位。1946年的東京審判聽任國際法屈從於現實政治而扭曲，美國獨大，麥克阿瑟掌握大權，盟國各國政府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先，法律與道德純屬次要。東京審判後，日本右派人士認為是鬧劇，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批評天皇與商界領袖免於責任，民間則普遍能夠接受，繼續埋首於重建工作。作者也指東京審判讓日本民眾得知戰爭領袖的謊言與罪行，讓許多人立志日本不應再發動戰爭，也有助民眾接受新憲法。

自戰後起，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態度一直是「雙重標準」，對外接受戰爭責任，對內則否認之，裕仁正是此「雙重標準」的最大象徵。1948年起，美蘇衝突加劇，裕仁在幕後支持日本與美國軍事同盟。1960年美日簽署安保條約的過程受到在野黨、工會與學生團體強烈反對，統治菁英無需搬出天皇就安然渡過這場國家危機，使裕仁期望有朝一日恢復政治影響力的美夢落空。

自1976年起，裕仁開始起草第二份《聖談拜聽錄》，試圖重新界定其歷史地位。1987年9月，裕仁健康開始惡化，1989年1月7日病逝。作者最後指，日本從二次大戰產生的許多問題仍未解決，日後會否有政治領袖利用天皇體制，阻止民主政治與民權思想，是日本在新千禧年必須深思的重要問題。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看完了Raymond Geuss的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是一本政治哲學小書。本書批評以「理念理論」看待政治的哲學方式，認為這忽略了人的不確定與政治學習並非單線。作者主張政治哲學必須以現實為本，考慮在特定環境中推動實際人類的因素。政治是關於行動與行動的脈絡，立足於歷史，像工藝或藝術，而不是應用理論。

政治是以下三條問題的回答︰一，甚麼人對甚麼人做甚麼事，以讓甚麼得益；二，在特定次序、時機與優先程度下，集體需要做出甚麼選擇；三，集體行動這樣做的原因，或者合法性是甚麼。政治哲學的任務，在於理解實際發生甚麼、依特定面向評價發生的事、對行動概括定位、創建概念，以及與意識形態聯繫。政治理論可以是與意識形態假象對抗，批評意識形態，也可以是自己扮演意識形態角色，主動推動意識形態或轉移注意。

作者指與實際為本政治哲學相對的觀點，包括以權利為中心的理念化法律體系，以及以特定美德為中心的理念化社會，兩種觀點都忽視構成人類生活的歷史與社會學。作者用諾齊克理論為以權利為中心的例子，此理論假定有自然的主體權利，作者則指歷史上存在沒有自然主體權利觀點的較複雜社會，假設這種權利存在不會令我們更理解這些社會。

至於以特定美德為中心的理念化社會，作者以羅爾斯在《正義論》的理論為例，指出羅爾斯的理論帶來以下疑問︰正義是否在直觀上必然處於首要地位？人們對正義是否有清楚、已成共識的正義概念？政治理論以正義直觀為起點是否最適合？「在無知之幕下於原初位置選擇」是否前後一致及有用？如果正義是指平等分配，問題在於平等總是有不同面向，一方面的平等會成為另一方面不平等。如果正義是指「公平」，公平的定義在不同歷史下有差異，視乎環境脈絡。

由此，正義概念可以是指︰一，給予人們他們「應有」的；二，按功過看待；三，視乎總體的美德與卓越；四，與份額、資源或成果相等有關；五，公平或無私程序的觀念。羅爾斯的觀點似乎有幾點不足︰以總體卓越定義正義幾乎是循環定義；「作為公平的正義」堅定處於首要位置未有明確原因；羅爾斯的「我們」，似乎只是指寫作時的美國公民；「無知之幕」排除部份資訊以獲得事先希望的結果，但又沒有移除人們在壓抑與意識形態下的假象；沒有討論權力議題；將「直觀」視為人類本性，但人們的直觀本身反映其他社會轉變；沒有提及規則的執行與演變，而缺乏權力的規則只是空洞無物。作者認為，權力理論沒有位置的理論取態不但嚴重不足，而且因為它令人迷惑而有害。

作者最後指，在我們已知的社會中，權力是實際上廣泛出現的事實，在考慮政治時，建議先考慮權力。以理念理論談論道德，旨在讓我們的世界簡化為善與惡的二分，但在描述實際政治的用處不大。

自戀病

看完了片田珠美的《自戀病》，討論無法控制自己欲望，認為自己很特別，因而滋事惹禍的各種例子。欲望來自匱乏感，而匱乏感是相對的，視乎比較的對象，這包括過去的自己與他人。有較多樣欲望對象時，較能夠在一種慾望得不到滿足時轉換心思。反之，關心層面狹窄，人際關係不佳，無法審視自己，執著於特定一種慾望時，失控的機會就會較大。

近年慾望失控越來越常見，作者認為這與階級差距擴大、社群網站普及與受慾望刺激機會增加有關。失控與否關鍵在於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平衡，假如受快樂原則控制，慾望就容易失控。人在慾望無法實現時，大致會以三種方法應對︰在其他方面補償、找理由逃避現實與攻擊其他對象。第一種方法較正面積極，第二種方法只有短暫效果，而第三種方法則讓人變成「自戀怪獸」。

作者以想要攻擊還是依賴對方，以及鎖定特定個人還是不特定多數兩組軸心，為各種自戀怪獸事件分類。攻擊他人的事件，包括攻擊親近者或社會上有關聯的人，例如跟蹤狂、怪獸家長與職權騷擾等。為了確認自己是特別的，自戀怪獸熱衷於控制他人，展現權力。跟蹤狂被心儀對象拒絕，但沒有承受沮喪的能力，反而照自己意思扭曲事實。

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事件包括向店員找麻煩、在網絡亂罵人、歧視他人等。在網絡伸張正義會謁人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既滿足自己的自戀，又能恣意攻擊邪惡一方。向店員找麻煩者，有部份是本身也在工作中承受壓力，沒有憤怒出口，因此鎖定沒有反擊能力的人為發洩對象，有部份則是想獲得處於優越地位的快感。

作者對2008年6月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分析指，犯人無法擺脫兒童時代自戀式的全能感，認為「現在的我並非真正的自己」，難以適當處理困境，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作者引述犯罪學家提出引起大規模殺人的主要原因︰起因包括欲望長期無法得到滿足與將責任歸於他人的傾向；促進因素是毀滅式喪失與外部契機，誘發因素則是社會與心理上的孤立，以及取得大規模破壞武器。這與犯人的情況完全符合。

希望他人認為自己是特別存在的事件，包括不斷投訴的奧客與病人、自我忽略、邪教等。 自我忽略是指忽略飲食、健康管理、衛生等事務，威脅到安全與健康，例如居所變成「垃圾屋」。與周遭關係疏離，受孤獨感折磨，容易導致人們自我忽略，以自我懲罰的方式，間接報復輕視自己的家人或社會。

想獲社會重視與博取名聲而引發的事件，包括駭客事件、在推特炫耀自己犯罪、故意犯下嚴重刑事罪行等。2012年一宗駭客事件的犯案者名言想讓警察出醜，以炫耀自己比警察優秀。故意犯下嚴重刑事罪行的犯人無法擺脫自大妄想，因此在真實社會中犯下嚴重罪行，以恢復自戀式的全能感。自我評價過高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作者認為原因應該在於家庭過度保護、學校避免激烈競爭，社會鼓勵肯嘗試就會成功，令自戀沒有被糾正的機會。

作者指出，避免成為自戀怪獸的方法，在於以正確方法處理現實與理想自我的差距，客觀看清現狀，了解真實的自己，然後努力消縮短與理想的距離。此外，也要與社群網站保持適當距離，以減少與他人比較。在感到憤怒時，仔細觀察自己，分析自己的罪惡感，並了解自己有甚麼情結，認識心中「欠缺的部份」。作者總結，報復只會陷入不幸，幸福才是超越報復願望的最好方法。

The Fissured Workplace

看完了David Weil的The Fissured Workplace，主題是美國職場上不同職位不再屬於同一公司，而是外判給較小型公司的趨勢。職場裂解由三種策略構成︰一是資本市場要求主導公司注重產生價值的「核心」能力；二是僱主—僱員關係轉變成互不相關的市場交易；三是以新科技與模型控制產品與服務標準。

當僱傭關係轉移至較小型外判商，外判商的競爭更為激烈，利潤空間有限，而且工作環境的權責不清，更容易出現違反基本勞工標準的情況。主導公司的員工支出減少，同時既有權控制工作內容與標準，又不用承擔確保勞工標準的責任。此外，職場裂解令企業利潤更多分給投資者而不是勞工，作者認為這種趨勢會增加不平等的水平。

理論上，企業可以將所有工作交給市場，無需僱用自己的僱員，但前提是確立交易雙方所有得益與損失的「完整合約」，同時交易成本需要較低。實際上，因為未來不確定、成果難以觀察，以及其中一方大量投資而偏好「綁定」(hold up)關係等因素，「完整合約」不常出現，而需要企業僱用自己的僱員。

在生產機械化與引入管理層級後，生產規模增加，引入新產品的成本下降，擁有多個部門的集中管理企業興起，其代表是1960年代的大型企業集團。隨著工會與集體談判出現，這些大型企業的僱員工資水平較取決於企業內部制度習慣，形成企業內部的勞動市場，較不受企業外部影響。然而，由於通脹壓力與國際競爭，這種穩定的模式自1970年代起受到挑戰。

1980年代起指定供款退休金計劃開始流行，投資公司擁有更多資產投資，這些資金「缺乏耐性」，較少長期持有個別企業股票。同時私募基金也日漸興盛，部份以槓桿收購與急劇重組獲利。資本市場要求企業更為專注於核心能力，即可以隨時間重新創造企業現有成功原因的能力。這種稱為稱為「再造工程」的改造由三階段構成︰首先是集團企業分拆，然後是前線與總部僱員外移，最後是削減部份核心業務。

主導公司將業務外判需要面對代理問題，即外判公司的目標未必與主導公司一致，例如符合產品標準是主導公司的目標，但會增加外判公司的成本。主導公司也難以監控外判公司的所有行為。假如外判公司負責重要的職務，也會令它面對主導公司更有議價能力，獲得較多分成。

職場裂解情況增加與主導公司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提高相關，電腦運算速度倍增，條碼、掃瞄器、小型感應器、與定位器等科技，讓主導公司可以分鐘計掌握地理等各種資訊。特許經營這種新方式自1980年代起更為普遍，契約與法規的新形式令外判成本減少。主導公司可以建立明確的指導原則與監控系統，在不符標準時實施嚴厲懲罰，從而令外判公司表現達到主導公司要求的標準。

職場裂解將工資決定問題轉變成定價問題。過往僱員會與年資相近以及較高薪酬的同事比較，大型企業需要顧及僱員對公平的感受，因而提高較低薪職位的薪酬。但當企業能夠改變自己的界線時，它就不需要考慮公平感，而是接受企業之外提供的各種服務價格。低薪職位支出減少，其差距由僱主獲得，或是用以增加投資者紅利，或是用以減低產品或服務價格。

作者詳細介紹承包、特許經營與供應鏈三種職場裂解方式。承包通常出現於入行門檻低、服務成果易於觀察的行業，承包企業面對激烈競爭，並需要滿足主導公司要求的標準。在採煤行業中，承包商僱員不屬工會，也沒有終身醫療保障。承包商經常倒閉，讓僱員無法獲得應有工資與福利。承包的採煤場致命風險也較高。

流動通訊塔的整修以兩層承包，最下層的僱員工資甚低，缺乏訓練，並需要在夜間工作。一座通訊塔各個部份的整修工作由不同公司承包，彼此缺乏協調，曾經因此導致致命意外。好時巧克力廠被揭發其承包商以低於最低工資僱用外國「文化交流」學生，卻以不知道承包商為名拒絕承擔責任。在網絡線路安裝行業，安裝人員名義上「獨立自僱」，但工作地點由網絡公司分派，按件計酬，不得自行尋找顧客營業。各種承包例子顯示，即使是企業的核心業務，也出現由外來公司承包的趨勢。

主導公司擁有成功的品牌時，可以選擇以自營特賣店擴張，但這需要運用公司自己的資本，也需要增加營運開支與負擔。在公司既希望減低勞動支出，又希望維持品牌水準下，會更傾向以特許經營方式外判。特許發行公司讓外來公司營運品牌店舖，自己則收取預付費與利潤分成。這種方式在地理分散、勞工密集與服務業為主的行業更為吸引。

加盟公司的資本來源有時來自特許發行公司，資本投入較多行業如汽車酒店也以私募基金與不動產投資信託為資本來源，資本投入較少行業的資本則來至商業與個人信用卡。加盟公司關注自己的利潤，較不在意特許的品牌，有誘因盡量減低成本，即使這可能會影響品牌形象。特許發行公司的利潤率明顯比加盟公司高，在利潤空間有限下，加盟店遵照勞工規定的比率顯然比自營店低。

在清潔業中，加盟公司需要支付一筆初始費用、收入5%忠誠費與10%管理費給特許發行公司。特許發行公司提供初始顧客名單、清潔模式訓練、起始物資與裝備、建議與諮詢，以及「品牌」。顧客名單不能更替，而且顧客是與特許發行公司設定條款，費用首先交給特許發行公司，扣除收費後再交給加盟公司。例如在夜間清潔服務中，加盟公司收入大約是每小時15美元，假如公司支付僱員最低工資只會虧蝕。這種低收入得以維持的原因，是加盟公司並不遵從勞工標準與基本法定責任，而且加盟公司每年輪轉率高達15%，許多公司很快倒閉，同時新加盟公司供應很多，特許發行公司因而可以繼續以此方式獲利。

酒店業以管理公司作特許酒店管理，將實際工作的員工外判。獨立管理公司經營的酒店，遵守勞工標準的比率明顯較低。特許發行公司既可以設定服務標準，又可以將特許經營造成社會影響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在物流供應鏈中，貨倉擔當分發中心，司機則是物流公司的「獨立承包商」，沒有勞工法保護與社會保障供款。零售業實行「精益零售」(lean retailing)，要求供應商更快將貨物運送至零售商，並在供應商無法準時運送時實施嚴厲懲罰。像沃爾瑪這些零售商僱用第三方管理者運作貨物分發設施，這些管理者則在旺季時僱用臨時工，這些臨時職位被指違反醫療與安全標準。

供應鏈也加強製造業轉向國外的趨勢，例如電子業將裝嵌工序轉至中國等地。2009年，在供應鏈頂端最獲利五間電子企業HP、IBM、蘋果、Dell、思科獲利率達35%，但最獲利五間製造業承包商獲利率大約為3.8%，顯示利潤空間隨著供應鏈遠離主導公司而收窄。以承包商富士康為例，2010年該公司出現員工自殺潮後，傳媒揭發它存在過度超時工作、工資不足、不符安全標準等問題。

作者指，修補裂解職場需要新的僱傭關係定義，政府機構、工會、與僱主協會等都需要採取新的方法。普通法以主人(master)控制服務者(servant)活動來定義僱主與僱員，但聯邦與州政府卻有各種不同定義。例如在石油化工業，生產商為了不成為承包商在法定定義的僱主，不會控制承包商的活動，在承包商工作時生產商所屬員工不會在場，不會監控承包商的醫療與安全政策，也不會為安全程序提供訓練。這反映出石油化工公司的風險計算︰認為不對承包商活動負責，以及外判減低帶來的私人利益，超過低風險災難意外帶來的成本。

主導公司既希望承包商符合其商業模式的標準，又不希望承擔轉承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因而不參與可構成「直接控制」的監管活動。在競爭激烈的承包商之間，假如錯誤或意外造成任何損失，要由承包商自己承擔，容易導致承包商資不抵債。這構成誘因讓承包商「財務不穩」，因而不需要對民事索償負很大責任，因為承包商本身資產不多。這些財務不穩的承包商會收取較低價服務費，讓主導公司更有機會選中表現較差的承包商。

法庭會為主導公司與承包商是否僱傭關係進行多因測試，但在不同案例中法庭運用的因素並不一致。在建築工地中，執法機關(OSHA)以聯合僱用政策執行規例，將總判頭也列入僱主之內，這在2011年一宗法庭判決中得到支持。

在特許經營方面，法庭認為特許發行人對加盟公司損害消費者權益有轉承責任，但在加盟公司自行處理如何達成特許發行人訂下的目標時，法庭也認為只有加盟需要負責。這可以解釋特許發行人自行經營的店舖，遵守各種職場標準比率較加盟店高。部份州份已實行錯誤歸類法(misclassification law)，加盟公司只有在滿足以下條件才能歸類為獨立承包商︰一，承包商在執行服務時免受控制與指導；二，該服務不在僱主通常業務範圍內；三，該個人慣常參與某種已獨立形成的行業、職業、專業或商業。而在2012年一宗案例中，加盟公司使用特許發行人提供的薪酬政策、管理系統與訓練材料，在加盟公司違反勞工法時，法庭認為特許發行人也應列為被告之一。

作者指出要解決裂解僱傭關係產生的問題，在立法上有三項主要目標。首先，法例可以盡力阻止主導公司純粹以轉移職位避過法定職場責任，包括將所有從工作中得益者納入相關民事責任範圍，還有以錯誤歸類法防止僱員被分類為獨立承包商。

其次，讓主導行業負更多法律責任的政策，可以令這些企業將裂解職場的社會影響納入考慮。原則是當公司可詳細控制服務品質、生產與分發時，它也應該將控制範圍擴展至確保勞工法例與安全守則得以遵守。有學者更進取地建議，勞工部執法部門在懷疑生產過程違法時，有權禁運相關貨品。聯合僱用定義應該更為清晰與廣泛，讓主導公司需要為執行醫療與職業安全政策負責。

最後，公共政策能影響裂解職場的工資與人事政策如何制定。在缺乏工會與其他工人團體，或者勞動市場緊張造成的壓力下，明確立法或者自願調高工資在許多例子中都不太可能出現。透過向主導行業施壓持續負責，可能會讓企業更在意附屬公司是否遵守工作環境標準，這或會令篩選承包商時更為謹慎與潛在加盟門檻提高，繼而令承包商與加盟公司收費提高，較有能力遵守工作環境標準。

在現實政治中，商界對管制工會與管理層關係的立法總是一致反對，但對於其他勞工法例並不是鐵板一塊。基於意識形態與實際原因，小企業總是反對勞動管制法例，但較大企業較少完全反對而更為現實。相對於各州標準不一，大企業更傾向設立聯邦標準，以便它們遵守。以錯誤分類法為例，部份州份首先立法，跨州營運公司已必須遵守關於獨立承包商的州法例，與其要遵守不同定義、測試與執法系統，這些公司或會認為聯邦統一標準較為可取。這種先由個別州份開始立法的方式雖然更可能成功，但是過程歷時甚長，有時超過十年。

在執行現有法例上，執法機關資源有限，勞動力提升但執法資源沒有增長，令巡查次數甚少。既有組織也不一定等於實際工作場所，特別在建築工地、農業與清潔業，調查組織的辦公室不能發現實際違規行為。作者認為，調查程序應反映職場裂解帶來的變化，除了查核薪酬紀錄外，也應紀錄該辦公室轄下實際工地的名單。

傳統調查建基於兩種影響，一是改變調查下的僱主行為，二是為業界帶來阻嚇效應，讓其他僱主即使未被調查也會遵守法規。這種手法在裂解職場的限制，是調查只改正個別已發生的違規行為，並就此作出賠償，但未能改變主導僱主決定不遵守法規的因素。

作者認為更有策略地執法的方法，是劃出業界的商業關係，並針對頂端僱主執法。除直接執法外，執法機關也可透過外展活動接觸主導企業，聯絡行為良好的主要品牌簽訂合作協議，成為其他品牌的榜樣。在製衣業例子中，作者指出在企業違反勞工標準時，以禁制令禁運貨物是有效的懲罰方法，因為時間在服裝銷售的重要日漸提升。

執法機關發現違規行為後，為確保調查企業相關職場往後都更為遵守法規，可以與該企業定下和解協議，透過公共壓力讓商界自行建立監管，有系統地減少整個機構的違規行為。企業聲譽也有助於執法，執法機關可以公開品牌旗下加盟店遵守法規的表現，構成壓力讓主導企業更著重監管加盟店以維持品牌聲譽。

除了評估個別商業組織形式是否先天對加盟企業不利外，執法機關也應評估這種組織形式會否壓低價格水平，以致加盟企業無法在遵守法規下獲利。為加強阻嚇效應，執法機關可針對業內故意且明顯違規的不良份子，以向其他遵守法規的企業展示體系的公平。

工人沒有舉報企業違規有三項成因︰一是工人不知楚自己的法定權利，二是舉執雖然有助公共利益，但風險則由工人自己承擔；三是舉報可能招至僱主舉報等潛在風險。結果即使近年工作環境變差，工人投訴的意願卻減少。工會在提供權利資訊、集體談判、減低投訴後受歧視方面協助工人，但現實是近年工會普遍率下跌，特別是在裂解職場中。在工會以外，工人中心、社區組織與移民權益團體、同業協會等也為有助推動集體行動。

裂解職場底層的僱主也組成協會關注小型企業事宜，例如酒店業的亞裔美國人酒店經營者協會(AAHOA)，參與處理酒店業特許發行者與加盟店在定價、服務標準、資本、供應商等要求的衝突，與不同酒店品牌定期會面。作者認為，這類組織可以協助推行合理定價與改善工作環境的創新。

關於針對全球供應鏈的行為守則、透明度與自願監控，作者提出以下四點︰一，許多這種協議在國內法律領域之外，執行與形式各有不同，有需要評估各種監管形式對供應鏈環境持續改變的相對影響；二，當監控安排並未與公司的製造、採購及核心供應鏈決定緊密聯繫，對職場的影響將有限；三，透明度對這種體系至為重要，需要企業持續提供詳細資訊；四，至今經驗指出，自願監控最多也是補足國家勞工執法人員，但全球供應鏈的規模與分散程度，讓國際監控安排的成效有限，根本上依然需要國家勞動政策與勞工執法人員執行。

裂解職位既是一種僱用形式，同時也是不同商業企業之間的關係，因而難以運用行業數據估計裂解職位的工資水平與工作條件。裂解職場近年已擴展至法律、傳媒與金融等較高技術與教育水平的職位。在法律行業中，不需要法律訓練的「商品」服務，如法律研究、分析、撰寫答辯狀等工作已外判。傳媒行業開始將報導外包，出現稱為「內容農場」的報導來源。在金融業，中層職位已轉離華爾街以節省工作開支。

裂解職場增加社會不平等，可能是令科網泡沫爆破與2007至09年大衰退中，就業恢復緩慢，中等收入職位減少，工作兩極化的部份原因。

作者總結指，體系應建立誘因，推動主導企業在享有新組織生產形式帶來的好處同時，也應提高職場在工資、工作環境與公平上的標準，以修補裂解的職場。

洪業

看完了魏斐德的《洪業》，主題是清朝如何在十七世紀征服中國，包含明與清兩方觀點。作者在導言指1620至1660年代歐洲貿易危機令明朝流入白銀減少，影響到明末的通貨膨脹。官員俸祿以白銀發放，但沒有按通貨膨脹調整，俸祿不足的官吏不得不以貪污等非正規手段獲取額外收入。宦官與東林黨派系鬥爭，令細小分歧都會激起軒然大波，雙方僵持不決。

明朝瓦解，清朝建立後，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明末的道德英雄主義，換來實現政治改革的機會。他們失去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產生兩大後果，一是放棄理性自主與道義承諾，道學家變成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為朝廷官僚；二是權貴日益熱衷有限的改革，到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快從十七世紀經濟危機恢復時，這種有限的改革就結束。

正文從明朝建立時的衛所制度開始，衛所制以世襲軍戶為基礎，但隨著權貴剝削軍戶，徵用他們為自己勞動，軍戶人數下跌。北方邊防在衛所制衰落後依靠募兵，令軍費大幅上升。隨著軍費與米價不斷上升，到1630年，即使明朝提高稅率，仍然入不敷支。

努爾哈赤崛起時遼東已有漢人邊民移居，努爾哈赤將1621年前加入滿族的漢人視為滿人，在這一年後金吞併遼東，其後加入滿族的漢人大多成為奴隸。後金讓歸附漢人與女真人雜居，但在1623年滿漢連串衝突後，努爾哈赤收回滿漢平等政策，趁種族衝突之機收編大量漢人到自己帳下。

自1623年起，明軍逐漸裝備歐式槍炮。明將袁崇煥1626年2月在寧遠擊敗後金，努爾哈赤在同年九月傷重而死，加上面對經濟危機，令後金繼承人皇太極傾向與明議和。但袁崇煥未能充分利用這次機會，反而採取更為積極進攻的策略。最後袁的計劃失敗，僅一年多後皇太極南攻明朝，幾乎攻至北京城下。1629年，袁崇煥誅殺當時在皮島半獨立的將領毛文龍，受朝中人士攻擊，同年後金軍攻入關，雖被擊退，但對袁崇煥的謠言更盛。1630年，袁崇煥被指通敵，磔於市。

明末崇禎皇帝對黨爭極為偏執，不信任朝中大臣。當時黨爭圍繞東林黨與前魏忠賢的同黨，許多非東林黨士大夫也被動員。晚明士大夫社團興起，包括詩社、學社與書院，並與市民運動有關。1626年蘇州暴動反對朝廷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令文人社團應社(後改名復社)逐漸轉為全國政治運動。1631年會試中復社有六十二人中進士，崇禎皇帝視此為黨爭再現，並認為大臣推舉的大學士人選煽動黨爭，將之投獄。

1641年，清軍再次對明獲勝，令崇禎皇帝考慮對皇太極議和。但是議和消息外洩，復社一派大為反對議和，崇禎皇帝逼於壓力不敢再提，反而命吳三桂攻擊清軍。清廷認為崇禎皇帝背信棄義，不再向明朝提供議和機會。

1626年9月努爾哈赤死前命八貝勒集體統治，皇太極並不滿意這種集體統治對他的束縛。1629年佔領永平後，皇太極更為傾向漢族的統治方式，並建立獨立的漢軍，以歐式大砲作戰。1631年，皇太極在圍攻大凌河中親自指揮獲勝，讓他與其兄弟的差距拉開，不再同坐。1634至35年皇太極征蒙古察哈爾，得到良馬來源與元朝的玉璽。1636年，皇太極稱清帝，同時強調女真子孫不應仿傚漢人習俗，持續習武。1642年，皇太極攻克松山與錦州，降洪承疇。

明末南方士人壟斷官場，引起北方士人不滿，部份人加入李自成的叛軍。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大臣多次提出不切實際的總體改革建議，卻不重視日常具體行政措施。例如在李自成攻陷河南時，大學士建議眾臣舉行射禮，以興尚武之風。在1644年，明朝北京軍隊人數與戰力不足，而且缺乏軍餉。

隨著同年3月李自成逐漸逼近，大臣提出皇帝親征、遷都南京以及放棄部份領土給滿清，讓北方將領班師回京三種建議。崇禎皇帝本來有意自己南遷，讓太子留在北京，但大多數大臣主張整個朝廷留在北京，或許可以讓太子南下，這不符崇禎皇帝的意願，南遷只有不了了之。四月十日崇禎皇帝終於發出勤王令，命各地將領回京，但此時已經太遲。

崇禎皇帝自己與太子都沒有南遷對後來產生重要影響，清朝接收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與征服南方。北京失守與崇禎死後明朝繼承權曖昧不明，以致派系衝突削弱南明政權。此外，復明陣營也失去渴望反攻清朝以收復家園的北方人。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跟隨皇帝殉難自殺的官員多數較資深，最多是1628年進士，他們許多已在文官仕途完成其使命，投降者則多是仕途剛開始，或達到仕途頂峰的年輕官員。李自成入京後無力約束部下掠劫，讓京城百姓離心離德。雖然有更浪漫的傳說，但作者認為吳三桂是因為李自成捉拿或處死其父吳襄，決意與李自成一戰，並求助於其叔姪已投降加入的滿清。

1643年，皇太極死，由子六歲的福臨繼位，努爾哈赤十四子多爾袞及名將濟爾哈朗攝政。滿清當時在兩種戰略方案間徘徊，一是軍事貴族的部落傳統，貝勒貝子無意佔領華北，寧願對關內襲擊後撤回，獲取榮譽與財富；二是金朝的帝國傳統，當天命歸於清朝，順從天數執掌天下是理所當然。隨著明朝崩潰，李自成不得民心，多爾袞希望強化君權，以及清廷漢官的勸諫，清朝逐漸從部落戰爭時代走向帝國統治時代。1644年6月4日，李自成敗走，清軍佔領北京。

明朝王室成員過多，又不准從商與考科舉，只准領俸祿，為明朝帶來龐大開支。到十六世紀大部份王室成員收入不足，但少數近親卻可積累巨資，包括明末的福王，他是萬曆帝孫，其父朱常洵是萬曆帝寵愛妃子所出。

在北京陷落後，南京出現兩位皇帝候選人，其中之一就是這位福王，與王室血緣較親，另一位是東林黨支持的潞王，據稱較賢明與謹慎。最後由福王繼位，改元弘光。此時南明北方有四名軍閥，稱為四鎮，即高傑、黃得功、劉澤清與劉良佐。這些軍隊紀律不佳，喜歡搶劫而不是保護城市，不受江南百姓歡迎。

南明朝廷黨爭依然嚴重，傾向劉宗周一派自稱「正人君子」，與東林黨及復社關係密切；對立的馬士英一派則認為自己忠於皇上，免受狂熱東林黨人損害，並攻擊部份東林黨人曾經投降李自成，最後演變成為順案，以指認「從賊官」進行政治大清洗。南京政府也顯然面對財政困難，政府收入在盡力搜刮下也只在八百萬兩，但所需開支卻是一千萬兩。政府不得不允許主要軍事將領在豁區擁有財政自主，削弱朝廷對各地駐軍的控制。

1644年8月，南明派出使臣與清軍談判，說服吳三桂與南明結盟及清軍撤到關外。使臣遭清朝冷待，大約在同一時間清朝已決定南攻，11月開始進攻，受阻，直至1645年，清廷與北直隸及山東抗清勢力達成和議，並迅速佔領山西及陝西。

多爾袞佔北京後招降官員，因為許多官員已因服事李自成而名節掃地，他們大部份立刻就接受招降。1644年加入清廷者大多是京都舊官，三分之二是北方人，主要是由於山東大量降人，部份是因為該省較早平定——清廷以鄉紳私人鄉兵與正規軍結合，對抗亡命之徒與叛軍以控制山東——部份是因為當地鄉紳很早就遵守王朝法令。降官集中在戶部、吏部與兵部，兼有文武官職者約半數得以升官，其餘也保住舊職，但文職者只保留原位或有所降低。

清朝改革明朝舊政主要是針對吏員的劣跡，沒有改變制度上的缺陷，特別是笨重的財政機關。明朝體制中行政與手段嚴重脫節的情況並未獲得全面解決，只是進行某方面的修補。修補所需的調整不大，只是已有經驗官員對法律、水利與財政改良。多爾袞進京後也隨即宣佈廢除額外賦稅，其後目的是將稅額嚴格限制在萬曆時額外加稅前確定的額度之內，並於1646年6月開始清查土地。

滿人進入中原後，利用特權地位大佔便宜，壓榨商業，控制貿易或索賄，包庇走私販運。滿人將充公土地分配給旗人，與漢人分隔居住，1646與1647年兩次大規模依法圈地。部份在地漢人農民成為滿族地主的佃農，1648年在法律上正式承認為「投充」。佃農間也出現稱為莊頭的新人物，擔任滿族地主或旗人的代理人，負責收租。滿人圈地讓原地主被逼遷徙，逼使漢人陷入貧困。

1648年，多爾袞為阻止滿漢衝突，在北京採取大規模分隔政策。漢人遷官造成部份地區大量土地遭奪，反而引發當地滿漢衝突。中國北部建立起三十四座「韃子城」，用以區隔漢人區與韃靼市。

綠營由地方將領降軍組成，負責城鎮與地方都會駐防，維持治安。駐防軍長官是總督與巡撫，負責特定區域，面對管區以外事宜必須得到特別批准，才能離開轄區處理。清廷倚重督撫擴大中國北部統治，在華北大多數降服軍人幫助下，滿人逐漸鞏固帝國在各地的基礎。

1644年9至10月，華北出現武裝反叛浪潮，影響天津、山東西部與河北南部，清軍無力提供外援，對山西只能採取守勢。11至12月，清軍暫時平定山東與北直隸，可以集中兵力攻擊西安的李自成。1645年1月，清軍摧毀李自成在山西的據點。2月，在潼關擊敗李自成軍。李自成放棄西安，逃至湖廣南部，據稱在1645年9月被殺。

在南明，「四鎮」之一高傑在1645年1月被許定國謀殺，許定國降清。1645年4月，清多鐸接旨指揮南征，南明劉良佐與李成棟變節，西北防線拱手讓給清朝。同月南明發生童妃案，一名女子聲稱是弘光皇帝的妃子，但皇帝拒不承認，令人對皇帝本人的正當性表示懷疑。在河南有名望的南明陳潛夫受牽連，當地勢力不再對南明忠誠，讓清軍可以長驅直入。

1645年3月，一名男子聲稱是崇禎的太子，弘光皇帝指他是偽太子，並嚴刑對待。南明將領左良玉以此為藉口，在1645年4月舉兵，揮師從武昌順長江而下。為對付左良玉，弘光命令史可法將防線撤向江南。左良玉進至九江後不久病歿，其部隊在清軍攻擊下投降，成為清軍平定中國的骨幹。

1645年5月20日，清軍攻陷揚州，史可法隨後被清軍俘虜並處死，清軍在揚州展開屠殺，時人估計有八十萬人死。1645年6月3日，弘光皇帝逃離南京，6月15日在蕪湖被清軍俘獲。群龍無首的南京向清軍投降，6月16日多鐸進城。

面對清朝接管江南，鄉紳表現出矛盾心理，與新朝合作，讓社會秩序穩定對他們有好處，但這與他們忠於前朝的傳統，以及個人的信仰有衝突。部份江南士大夫選擇自殺以處理這種矛盾。選擇忠於前朝的文人，則會發現自己招募到的士兵，許多時是無以為生而鋌而走險的罪犯，這與文人因保護農民的理想不願與無法無天者合作有衝突。

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江南地區因市場發展，土地收益上升，貧富間差距擴大，社會上下層間存在嚴重階級衝突。崇禎死後，農奴趁機起事，攻擊鄉紳權貴，並加入活躍在華中與華南的軍隊。在無錫與蘇州，鄉紳為了恢復秩序，與清政府的合作迅速發展。

1645年7月，多爾袞決定對漢人實施剃髮令，漢人文人視此為奇恥大辱，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剃髮令也激怒一般百姓，將失去頭髮視為閹割。江南上下層間的衝突暫時擱置，一同反對清廷，本已投降的鄉村與城市再次起來反對新政府，已剃髮城市與鄉村，以及髮型依舊的村落之間互相衝突。1645年9月22日，清軍攻入反抗的松江，江南社會上下層反抗剃髮令的聯盟瓦解，許多士大夫被殺，其他死裡逃生者則有部份避世隱居或遁入空門。

1647年，清軍已控制連接廷安與西安官道的兩側地區。1648年6月，清軍大致平定陝西低地與山地，並著手加強山西控制。1647年3至4月，山東爆發大規模起事，次年1月清軍大勝。對比較安定的地區，清政府主要以四項措施加強對民眾統治︰任用廉正官員，革除弊政；登記戶籍，實行連保；控制火器與家畜；選擇地大赦以分化賊首與賊徒。至1648年前半年，華北絕大部份已對相平定。

1646年秋，復明人士在華南全面崩解，首先是浙江，然後是福建與江西，湖南、東南海岸與兩廣仍繼續抵抗。1647年，清政府對復明文人展開清洗，長江下游地區的州縣政府由旗人擔任。1648年初，清朝將領江西金聲桓與廣東李成棟舉兵造反，南明一度控制南方大部份地區。但清朝在中原迅速聚集兵力南下，1649年3月攻陷南昌，金聲桓自盡，4月李成棟溺死，11月清軍控制湖廣，1650年1月攻陷廣州。南明試圖密謀反攻南京，但到1652年4月所有密謀者敗露，復明人士徹底挫敗。

1648年4月山東榆園軍聯合反清，11月肅清後，降臣劉澤清涉嫌參與其中，被處決。1648至49年西部回亂，兩度平定後復反。1649年1月，西北將領姜瓖反叛清朝，同年4月延安、榆林反清，姜瓖之亂直到10月處決姜瓖後大致平息。為平息回亂，清朝將哈密與漢地回民遷離州府。1652年，在鄉長、縉紳與清朝總督合作下，山東宣佈平定。1655年夏，山西南部與河北中部完全在清朝統治之下。

清朝政府中央設有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內三院，前者代表貴族集體統治，自1637年皇太極稱帝後擴大，審議軍事與籌劃外交，屬皇帝諮詢機構，在官僚機構之外。後者最初為文書機構，在1636年正式改為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弘文院。最初內院大學士地位不如明朝時期，僅為皇帝的私人秘書。隨著多爾袞與其宗親地位差距擴大，1645年，內三院改為處理軍機國務的奏章，變得更為重要，同時恢復翰林院。

多爾袞日漸表現出像君王的排場。1648年春，滿洲親王濟爾哈朗被指控，降為郡王，豪格受彈劾，被判在獄中自盡。次年冬，多爾袞改頭銜為「皇父攝政王」，控制滿洲八旗中的正白、正藍與鑲白三旗。多爾袞凌駕其他親王讓其漢族謀臣地位提高，官場地方與個人關係重新出現。1650年12月，多爾袞出獵途中得病，在除夕病逝。

多爾袞死後，前輔政王濟爾哈朗將親王阿濟格下獄，逼其自盡。1651年2月，皇帝福臨正式親政，稱順治朝。3月，清廷貶責多爾袞，打壓多爾袞親信，皇帝直接控制正黃、鑲黃、正白上三旗。1652至1655年，清朝第二次大規模制度改革，措施幾乎都是由前明臣提出。水利方面設河道總督，直接向皇帝負責。1648年，清政府恢復里甲舊制，試圖讓賦役簿冊反映最新土地佔有情況，未能成功。1652年，實施各省每年統計財政，報告編入黃冊，上交中央，再經核查編成清冊，讓清政府得以發現財政短缺最嚴重的地方。

皇帝為抑制滿洲貴族更為寵幸其大學士，他命令所有彈劾奏章需事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決定是否該受審，這就將更多裁判權交予內三院。同時，刑事起訴權擴大至滿洲貴族成員，將皇家權威擴展到貴族之上。1651年10月，皇帝指責滿洲一等公譚泰企圖將影響力擴至政府各部，將譚泰處死。皇權擴大同時，伴隨著內朝宦官及大學士的勢力復興。

為防止文學黨社成為政治工具，清政府於1652年禁止黨社。同年8月，順治下旨褒揚李自成佔北京時的殉難者，以確立士大夫的行為標準。順治致力於消除官員滿漢之別，以免形成派系分裂朝廷。但1653年5月滿漢大臣對任珍案判決的分歧，讓順治認為臣僚以正規司法程序為名義，卻可能私相夜通，互相勾結。1653至54年間，順治更著重從「耳目」得到大量可靠的情報，命令監察官分別上奏以得到不同情報。

順治試圖令官員制定政策時更多採用合議形式，一旦達成合議，官員就要互相配合，但內三院的小集團與個人恩怨造成阻撓。寧完我對大學士陳名夏心有不滿，1654年4月，陳向寧建議清廷應復明朝衣冠，被寧完我彈劾。陳名夏被捕受審，4月27日處絞刑。

復明人士在1653年下半年起事，1654年5月平息。1654年6月，張名振的海軍威脅南京，1655年，他重奪舟山，同年在該地去世。可能是因為海上的攻擊緩和，順治皇帝似乎不再需要顧慮疏遠江南重要士大夫，1656年後開始反對降清的「貳臣」，1658年5月將大學士陳之遴流放西北。

1658年8月，順治改內三院為內閣，正式建立獨立的翰林院。皇帝希望牢牢控制不受私恩、宗派影響的內閣與翰林院，強調臣僚的上下而不是橫向關係，並有意與謀臣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這種作風部份影響後來的康熙與雍正皇帝。皇帝也在1653年7月宣佈重建宦官理事機構，以正式化機構控制宦官權力。

順治信任漢軍旗人，偏好任用他們為各省總督與巡撫，意味著漢軍旗人承擔清掃南明殘部的責任。1659年3月，清軍攻陷雲南，南明永曆帝逃至緬甸，他在1662年6月被清軍捕獲處決。清軍重用漢人負責軍事的結果，是漢人軍事貴族出現，吳三桂、耿精忠與尚可喜的權力難以抑制。同時滿人喪失對軍權的壟斷地位，滿洲旗人漸漸力圖躋身正式文臣隊伍。1659年8月，鄭成功率軍圍攻南京，持續二十日，9月9日失敗逃離，復明人士在江南對清朝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告終。

清政府制約縉紳奴役佃農的真正努力始於1660年，順治下旨禁止大地主將其佃農變為莊奴，同時人口減少令勞動力短缺，讓佃農境況得到改變，永佃權有所發展，部份地區出現「田底」權與「田面」權的多重土地權利。社會階層在清初均平化，士紳與平民的距離減少，大地主比例下降，自耕農成為新的社會階層。

自1657年後，順治開始限制縉紳階級的免稅特權，並在1659年《賦役全書》頒佈後明確打擊欠稅。1660年4月，順治禁止以標語、揭貼指斥政府的行為，以君主專制名義否定明朝後期的個人英雄主義與集體理想主義。文人不再自發參與政治運動，法律與秩序得到恢復，代價是正義奉獻與自主社會批評消失。

1661年2月5日，順治因天花駕崩，七歲的玄燁繼位，四位滿洲貴族擔任輔政大臣。輔政大臣進一步打擊縉紳，以「奏銷案」指一萬名縉紳拖欠賦稅，奪去其功名。長江下游縉紳大驚，只能與清廷合作揭發逃稅行為，以保住自己有限的免稅特權。江南的賦稅徵調制徹底重建，帝國財政收入顯著增長，從1651至1680年代增長百分之二十三。1660至61年對江南縉紳的打擊，既受在滿洲貴族與漢族士人之間的漢軍旗人支持，也因為多爾袞時期北方官員地位短暫提高，令他們願意打擊南方縉紳的特殊利益。

亡明遺臣在清朝藉著直接或協助編修《明史》，讓自身的歷史存在得到證實。明亡讓王陽明先天良知的概念失去說服力，知識界普遍認為主觀唯心主義是邪說，重新強調宋代理學。清朝也利用程朱學派以恢復忠、孝這些絕對義務與責任，將絕對的忠君觀念抽象化為支持當今王朝的天命。這種對明朝效忠轉為對清朝效忠的「天命」轉變，在1673年三藩之亂期間得以完成。

1673年12月，在雲南割據的吳三桂反清，1674年4月，耿精忠在福州起兵響應，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參與反清叛亂。然而，由於全國經濟中心江南仍在清朝控制下，叛軍財力不足。1676年，由於西北各省漢軍各旗與綠營兵堅守，戰況逐漸轉為對清朝有利。1676年耿精忠投降，1677年1月尚之信在廣東投降。1678年10月，吳三桂病死。1681年12月，三藩之亂結束。

三藩之亂期間，范承謨與馬氏家族忠於清朝而死，特別是馬氏家族，祖母是明朝忠臣，父親歸順滿洲，兒子及其家人則忠於清朝，這象徵著三藩之亂大多數漢官忠於朝廷的事實。清朝建立不再是「偽定」，而是正式承接天命的另一個王朝。

作者最後指，中國比任何國家更快擺脫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危機，此後兩世紀清朝未受真正的對手挑戰。然而，中國缺乏競爭對手，就沒有改進其軍事技術的強烈意願。而且，清初統治者以相當進步但仍屬傳統類型的制度與技術，成功恢復政治穩定，卻令更進一步財政改革無法推行，權力雖然集中，但未有徹底的合理化改革。到十九世紀強大外力再次出現時，清朝難以作出制度上的選擇，政治結構走向崩潰。

東南亞史

看完了薩德賽寫的《東南亞史》，有點年代的著作，最近期只說到1990年代中，還未出現亞洲金融風暴，但當成東南亞歷史入門看也不錯。

東南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流行的新名詞，現在大致是指緬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寮國、柬埔寨、越南與菲律賓地區，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與菲律賓可歸為島嶼東南亞，其餘地區則屬大陸東南亞。就地理而言，東南亞五月至十月吹西南季候風，十一月至三月吹東北季候風，居民在農作與航行時都需要顧及季候風及其相應雨量。

貿易是早期東南亞國家興起的重要因素。扶南在公元一世紀建立，首都在今日柬埔寨金邊附近，最盛時版圖覆蓋南越、柬埔寨、中暹羅、北馬來西亞與南緬馬，是東南亞最大航海與貿易強權，在六世紀中葉亡國。占婆在中國稱為林邑，公元192年在今日順化建國，對抗中國與越南的入侵一千多年，直至1720年為越南兼併。

公元七世紀中葉吉蔑(或稱高綿)族成為扶南的政治繼承者，勢力範圍遍及下緬馬、上馬來半島、 中暹羅、柬埔寨與南越。吉蔑王國傾向於內陸，並未扮演扶南那樣的海上貿易中間人角色。公元706年王國分裂為上真臘與下真臘，但九世紀在賈牙瓦瑪二世下再度團結。賈牙瓦瑪二世將吉蔑族重心轉至柬埔寨西部洞裡湖地區，以吳哥為中心，推動印度教君權神授，並完善灌溉制度。1434年，泰族佔領吳哥，吉蔑帝國遷都至金邊，明顯走向衰亡。

緬族信奉大乘佛教，849年在蒲干建立王國，十一世紀在阿那拉塔領導下征服猛族，改信小乘佛教，在兩世紀間與猛族既互相同化與有時互相對敵。

越南是東南亞最受中國影響的地區，自公元前111年由中國統治一千年，引入中國經典、儒家倫理與表意中國文字。939年，在唐朝滅亡後，越南人驅逐中國人，建立大越王國。其後衝突產生三個短命王朝，直至1009年李朝建立，遷都至今日的河內，建立中央集權政府，推動儒家倫理，採取科層官僚組織。繼後是1225年陳朝，統治期間成功擊退蒙古人入侵，但在1407年被中國明朝佔領。1428年，黎利領導軍隊驅逐中國官員。在十五世紀，黎聖宗展開大幅改革，中央政府仿傚中國設六部，推行基於儒家經典的科舉，制定法律，並大興土木以推動越南獨特的藝術風格。

約七世紀至十三世紀印尼蘇門答臘的斯里維札雅(室利佛逝)，一度是區內最強大海上強權。斯里維札雅以巴倫邦為首都，巴倫邦是當時國際貿易港口與大乘佛教重要中心。八世紀中葉，扶南王國遺民在中爪哇建立賽倫德拉王國，八世期後期一度佔領占婆與吳哥。賽倫德拉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基礎，並花費大量資源興建宮殿、廟宇與佛寺，當中以婆羅浮屠寺最為著名。832年，賽倫德拉王位遭篡奪，其王子逃亡到斯里維札雅，並登基為王。

繼任賽倫德拉的桑札雅王朝就939年遷都馬塔蘭，印度教重新抬頭。1006年馬塔蘭潰敗於斯里維札雅，但1019年即位的艾爾南加成功復興馬塔蘭。艾爾南加沒有嫡系繼承人，死後國家由兩名兒子分割成詹加拉與凱迪理，以凱迪理較為強大。1222年，肯安洛洛攻佔凱迪理王國，其繼承人將首都定名為辛加沙利，歷史上這王朝以此命名。辛加沙利國王克塔那加拉在1290年征服斯里維札雅，卻在蒙古入侵期間被敵對競爭者殺害。

十三世紀末開始東南亞權力結構大為改變。首先是蒙古入侵，權力重心從南越與柬埔寨地區轉移，其後泰族與馬札帕希特帝國崛起，之後還有伊斯蘭傳入與馬六甲的興起，在十五世紀形成泰國、馬札帕希特帝國與馬六甲三雄競爭海上貿易的局面。

1253年蒙古滅亡中國南部的泰族王國南詔，泰族大舉南遷東南亞。1287年，蒙古滅亡緬族國家蒲干，導致泰族勢力在東南亞興起。十三世紀吉蔑王國政治與經濟衰退，加上泰族藉助湄南河與山脈的地理優勢，讓泰族蠶食吉蔑壯大。十四世紀中葉，泰族權力中心轉至泰國中部，建都於阿瑜陀耶，它既在農業核心地帶，也是戰略要衝。1431年，泰國兼併吉蔑王國。十五世紀中後期的國王蔡洛克建立中央集權，區分文治與軍事，基於經濟財產建立社會與司法制度，制定包括王位繼承方式的王族法典。這套制度沿用至十九世紀，期間只有稍微修改。

1292年，蒙古派遣艦隊遠征爪哇的辛加沙利，期間辛加沙利一位凱迪里親王反叛，殺害國王，王儲維札雅逃亡。後來維札雅成功推翻僭主並趕走蒙古人，以逃亡時所處村莊馬札帕希特命名其王朝。馬札帕希特後來成為島嶼東南亞史上最大的帝國，聲稱控制大多數島嶼。1331至1364年的帝國首相加札馬達透過征服統一印尼群島，除了西巽他保持獨立至十六世紀初。

十三世紀伊斯蘭教在印度發展，讓島嶼東南亞也開始透過印度穆斯林商人大規模接受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傳入馬來群島後，本土文化與泛靈論仍然存在。1402年麻六甲建國後，許多小國與商賈改信伊斯蘭教以促進貿易，切斷與馬札帕希特帝國的關係，讓馬六甲成為國際貿易中樞。馬六甲帝國領土在十五世紀包括彭亨、柔佛、加里曼群島、廖林加群島等，其後也兼併帕塔尼與吉達。隨著派系鬥爭、貪污與葡萄牙人前來，麻六甲逐漸衰微。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但除了菲律賓外，直至十九世界中期前，歐洲人對東南亞的政治與文件衝擊不大，只限於邊沿地區與生產與外銷香料的島嶼。葡萄牙以武力傳教，反而導致十六世紀伊斯蘭教在島嶼東南亞迅速傳播。

到十六世紀末，荷蘭投入東南亞香料貿易，並於1641年奪取馬六甲。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偏好間接控制，大多數人繼續過著傳統生活。荷蘭直接控制地區則限制農作品種類、數目與價格，普通人生活大多受害。

法國十七世紀開始展開東南亞貿易活動，因荷蘭人破壞而失敗，反而傳教方面在越南與泰國地區獲得一定成功。1688年泰國貴族驅逐法國勢力後，法國影響力侷限於越南天主教徒。

1571年，西班牙從新大陸到菲律賓建立馬尼拉，成功在菲律賓北部與中部傳播基督教。教會影響力廣泛，大主教地位甚至高於西班牙派遣的大總督。西班牙限制西班牙俗人在菲律賓只能住在城市，傳統社會組織幾乎未受影響。馬尼拉是唯一的外銷中心，新大陸的大帆船載著白銀前來，換取從中國進口的絲綢、陶器、香料與珠寶。

緬族在1287年蒲干王國滅亡後群龍無首，直至1531年塔賓什威帝建立通古王朝。塔賓什威帝希望與猛族合作向東攻佔泰國阿瑜陀耶，但兩度失敗，遭猛族殺害。其繼承人巴殷農在1568至1569年兩度入侵阿瑜陀耶，泰王死亡，緬族佔領泰國十五年。1581年巴殷農死後，泰國新領袖普拉那瑞特成功驅逐緬馬人，但未能侵佔緬馬本土。在十七世紀，緬族與阿瑜陀耶和平共處。

1752年，猛族佔領緬族首都阿瓦，不久後緬族收復阿瓦，並掀起領土擴張狂熱。緬族君主辛布興攻佔並洗劫阿瑜陀耶，其弟波多帕雅在1785至1802年間四度入侵泰國。之後緬馬轉向西方，讓它與在孟加拉建立勢力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發生衝突。

緬族攻佔阿瑜陀耶令泰國四分五裂，最後由恰克理將軍結束分裂，在1782年成為國王，建立恰克理王朝，定都曼谷，稱拉瑪一世。拉瑪一世統治以大量文學著作知名，包括舞台劇本《羅摩基恩》。

1471年，越南大敗占婆，領土擴張至安南山脈以南。1540年，黎朝領土分裂為東京莫氏與順化黎氏及院氏。1592年，鄭氏篡奪莫氏，迎南方黎朝的名義國王，將越南分割為鄭氏與院氏控制的地區。1720年，院氏徹底消滅占婆，進而控制湄公河三角洲。1771年，越南中部院氏三兄弟在西山起義，驅逐北方鄭氏，歷史上稱為新院。南部舊院的王子院安逃亡，在在1788年奪取西貢，1801年征服順化，次年攻陷河內，統一越南，以嘉隆為號。嘉隆皇帝定都順化，行政制度師法中國，設六部，重啟科舉，頒布法典，重建灌溉體系與道路。

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中，法國佔領尼德蘭，荷蘭國王逃到英國並授權英國接管荷屬殖民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795年佔領馬六甲，1811年佔領爪哇，1814年英國將大多數殖民地交還荷蘭。1811至1816年擔任英國爪哇總督的萊佛士，改革行政制度，採取自由主義政策，向農民分派土地，設立法院。1818年，萊佛士擔任明古連副總督，在新加坡建港。1824年英荷簽署倫敦條約，馬六甲與新加坡屬英國，新加坡海峽以南島嶼則在荷蘭勢力範圍。

1825至1830年，爪哇發生狄波·內哥羅起義，或稱為爪哇戰爭，起因是爪哇人反對外人干涉王位繼承，不滿大總督的農業與徵稅政策，以及荷蘭當局試圖破壞當地宗教聖地。戰爭與其後的飢荒，估計造成約二十萬人喪生。戰後荷蘭政府嚴重負債，加上咖啡價格暴跌，無力在殖民地採取自由主義政策，反而實施強制為政府種植經濟作物的做法，並以土著酋長為代理人，直至1870年種植制度才大部份取消。

1824年後五十年間，英國政策是不干涉馬來諸邦。經由海峽商人的強力遊說，1873年英國改變不干涉政策。1874年英國開始在馬來亞設立駐在官制度，干涉諸邦的內政。1895年在霹靂邦、雪蘭峨邦、彭亨邦與森美蘭邦已設立駐在官，同年四邦聯合為馬來聯邦，中央與各邦之間沒有憲政權力劃分，行政組織極為中央集權，聯邦首都卻沒有任何聯邦地位。

緬馬西征的野心遇上英國大規模征服印度，在1824至1826年爆發第一次英緬戰爭。英國雖然逼近緬馬首都，但損失慘重，1826年雙方簽訂揚達波條約，緬馬割讓兩個行省並賠款，英國在緬馬設駐在官。1840年，新緬馬國王決定廢除揚達波條約所有條款。隨著1840年代緬馬與英國在仰光金銀走私與柚木貿易衝突加劇，1852年兩國爆發第二次英緬戰爭，英國迅速獲勝，吞併下緬馬。緬馬王室壟斷貿易的主張、緬馬與法國的關係、英國商人在中國陸上與柚木的貿易利益，都促成英國有意正式統治緬馬。1885年11月，英國再向緬馬宣戰，將上緬馬併入英屬印度。

十九世紀自明命皇帝起越南開始打壓天主教，法國看到英國成功「開放」中國的先例，以宗教為藉口試圖「開放」越南。1858年法國遠征越南，1862年讓越南皇帝割讓包括西貢的三個行省，對法國開放港口並賠款。1841年越南佔領柬埔寨，1853年柬埔寨致函法王尋求干涉與協助，1867年法國與泰國協定，柬埔寨西部兩個行省屬泰國，換取泰國放棄柬埔寨的主權要求。

1883年至1884年，在法國強大壓力下，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領。1885年越南請求中國援助，最初中國軍隊獲勝，但後來無法抵擋法軍，同年6月9日兩國簽訂天津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與東京的保護領，越南對中國近兩千年的從屬關係結束。

泰國是十九世紀唯一保持獨立的國家，原因包括英法希望以泰國為雙方勢力緩衝的地理因素、泰國巧妙在外交上周旋於英法之間，以及拉瑪四世及拉瑪五世的現代化政策。拉瑪四世曾經是一名僧侶，了解東西方的相對實力，清楚泰國需要改革以容納西方，當中涉及外交禮儀、貿易、運輸、交通與貨幣。自1855年英泰條約開始，泰國陸續與各國簽訂條約，對外國企業開放。拉瑪四世也任用各國外國人擔任改革顧問，並派遣學生到外國留學，尤其是英國。

拉瑪五世在宮廷受西方教育，曾經訪問爪哇與印度學習統治方法。他改組行政制度，擴大中央政府權威至村莊，並推行有限地方自治。拉瑪五世也在法國法學家協助下編纂法典，任用許多比利時的律師與法官。在外交方面，拉瑪四世與拉瑪五世犧牲寮國、柬埔寨與馬來亞的領土，成功保護王國內泰族居住的核心地區。

西方統治削弱東南亞農村傳統結構與價值，破壞其經濟與生活方式。在都市，知識份子失業者從教育認識西方意識形態，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域。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1911年中國建立共和國，以及二戰期間印度反抗英國統治，都影響著二十世紀東南亞的民族主義。

菲律賓作家黎剎以小說及翻譯菲律賓史，在人民之間創造出一種國家意識。1896年，黎剎遭西班牙處決。1897年菲律賓發生革命，革命方與西班牙陷入僵局，引來1899年美國介入並接收菲律賓。美國接收後菲律賓革命部隊繼續抵抗，1901至1902年間戰爭演變成美軍屠殺菲律賓人，至1906年抵抗結束時可能有一百萬菲律賓人被殺。

1930年代美國受經濟大蕭條影響，美國商人不希望菲律賓商品與勞工自由進入美國，遊說支持菲律賓獨立。1934年美國通過法案創立菲律賓國協，並計劃於1946年讓菲律賓完全獨立。1942年日本攻佔菲律賓，但不得人心。菲律賓游擊隊在戰爭中表現活躍，國家在1946年7月4日獲得完全獨立。

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初由土地貴族與正統穆斯林發起，1912年成立的伊斯蘭協會，最初旨在倡導商業精神與「真正的伊斯蘭教」，當中部份成員在1921年被逐並加入印尼共產黨。1926年，印尼共產黨發起革命，但得不到農民大眾支持，遭荷蘭撲滅後再未抬頭。1927年6月，蘇卡諾成立印尼國民黨，吸收非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成員。1930年荷蘭政府宣佈印尼國民黨非法，黨領袖先後被捕，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獲釋。

日本入侵印尼後壓制政治團體，並鼓勵宗教團體，但不得人心，轉而利用蘇卡諾與哈塔為政府名義領袖，讓蘇卡諾有機會獲得行政經驗並訓練軍官。1945年，蘇卡諾提出著名的五原則︰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同意原則、社會正義與信仰上帝。同年日本潰敗，印尼自行宣佈成立共和國。共產黨在1945與1949年試圖推翻共和國，並未成功。1947年3月25日，印尼與荷蘭達成協議，成立印尼聯邦，但雙方不久後衝突，直至國際社會向荷蘭展壓，1949年12月27日荷蘭同意將主權移交印尼。

緬馬民族主義始於1906年佛教青年會成立，該會成立學校，促進民族主義覺醒，培育出許多未來的政黨領袖。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打擊緬馬稻米業，失業率與犯罪率攀升，讓緬馬人對英國更為不滿。這時緬馬出現許多政黨，最重要者為貧民黨與主人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人黨分裂為三個團體，支持共產主義的塔金蘇等人在1943年成立共產黨，翁山等人的團體擁護民主社會主義，巴綏與宇努等人則不贊同派系分裂。

緬馬人最初支持日本人驅逐英國人，但後來對日本的貪婪剝削深惡痛絕。1944年8月，緬馬各民族主義團體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對日本發動遊擊戰。1945年5月，日本開始撤出緬馬，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擴展其對緬馬的控制，並在戰後要求完全獨立。1947年4月緬馬舉行制憲議會選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擊敗其他政黨。但在同年7月，翁山與六名同伴遭暗殺。1948年1月4日，宇努領導緬馬人完全脫離英國獨立，擔任首屆總理。

1932年泰國經濟蕭條，少壯軍官、受外國教育的失業青年與年長溫和人士發動不流血政變。此後直至1973年，泰國經歷十三次革命、八部憲法、三十多次政府更迭，只有四年由文人總理統治。1930年代後期，泰國政策特色為極端民族主義、振興宗教與軍事主義，發起反華人運動，對待基督徒如外人，1938年12月陸軍直接統治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泰國對法國宣戰，並在日本干涉下索回柬埔寨西部兩個行省。泰國表面上配合日本登陸，但暗中卻在英美支持下組織自由泰國運動。1944年中日本趨向劣勢，泰國與同盟國秘密談判，並放棄在日本幫助下獲得的新領土。

法國統治摧毀越南的傳統文化，傳統領袖加入反對勢力行列。到1920年代，在越南與法國受教育的新型菁英，他們最後變成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師法中國國民黨的越南國民黨在1927年成立，並在1930年2月起義，但未能成為全國運動，被法國輕易敉平。1930年胡志明組織的東洋共產黨發起罷工，同樣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維琪政府與日本協議，延續在印支的主權與統治，而同盟國的蔣介石則釋放胡志明，讓他在越南反對維琪政權。1941年東洋共產黨成立越南獨立同盟，首要目標是爭取越南人獨立與自由。1945年日本投降，越盟準備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爭取獨立，但不獲國際承認。法國在戰後無意放棄越南主權，導致1946至54年第一次印支戰爭爆發。最後1954年5月7 日越南將軍武元甲於奠邊府大勝，同年日內瓦會議將越南沿北緯十七度分割。

在柬埔寨、寮國與英屬馬來亞，全國並未協調一致反對殖民統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三國都沒有高等教育機構，殖民政權在馬來亞以華人與印度人、在寮國與柬埔寨以華人與越南人為輔助角色，當地菁英不足以挑起一場民族主義運動。

馬來亞華人捲入祖國中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二戰時部份華人加入共產黨游擊隊馬來亞人民反日軍，受同盟國暗中支持。戰後不久，英國提議成立馬來聯盟，將馬來各邦變成單一殖民地，在馬來人反對下，改為整合各邦與新加坡外的海峽殖民地，在1948年成立馬來亞聯邦，主權歸還各邦。

同年，馬來亞共產黨起義，馬來亞宣布緊急狀態，直至1960年。在這段期間，英國明確表現退出殖民地的意向，1955年馬來聯邦議會與新加坡立法會議舉行選舉。馬來亞由巫華印聯盟黨取得絕大多數議席，阿希都．拉曼徹底勝利。在新加坡，勞工陣線與馬來聯合聯盟合作在議會得過半數，但1956年新加坡華人暴動，1957年新加坡與英國談判，頒布新憲法讓新加坡自治。1960年選舉，人民行動黨獲勝，李光耀組成政府。1963年新加坡完全獨立，但成為新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一員，兩年後，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

柬埔寨民族主義在二戰後期獲得動力，1945年3月在日本催促下宣佈獨立。1945年10月同盟國部隊來到，政府主要部門留給法國控制的印支聯邦。1953年，柬埔寨國王施亞努發動「追求獨立的聖戰」，在國際間獲得同情，並在同年11月9日以民族主義英雄身份回到金邊。

寮國同樣在日本催促下於1945年3月宣佈獨立，但國王拒絕，觸發自由寮國運動成立。二戰後法國部隊從南部入侵寮國，1946年3月佔領首都永珍。自由寮國運動領袖流亡，其中之一在1950年於北越成立游擊組織「寮族之地」，後來受越南共產黨影響甚深，並逐漸控制北部省份。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法國撤離，寮國完全獨立，但寮族之地控制地區與王國之間的問題仍有待解決。

1946年菲律賓獨立後二十五年選舉定期舉行，由寡頭支配政黨，以官位作政治分贓。1942年由共產黨成立的「虎克巴拉哈普」(「人民反日軍」)，在戰後無法以和平手段參與政治，恢復游擊活動，後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旨在推翻政府。1950年代初，國防部長馬格塞塞推行後來稱為「馬格塞塞革命」的反虎克措施，摧毀虎克據點，承諾推動社會改革，赦免投降虎克隊員。1957年馬格塞塞在空難喪生，其改革計劃中止。

1965年馬可仕當選總統，貪污傳聞不斷。1971年反對黨贏得參議院八席中六席，參議員阿奎諾得到人民支持。馬可仕感受到個人威脅，在1972年9月宣佈戒嚴，政府由其家族與親友掌控。1978年莫洛民族解放運動擴張，在國際介入協議失敗後，至1980年運動已造成五萬人死亡，五十萬人成為難民。

1981年，戒嚴解除，但報業仍受制肘，新聞記者遭暗殺，教會對馬可仕不滿加劇。1983年8月，阿奎諾遭暗殺，二百萬民眾向其遺體致哀。1985年涉案軍人由馬可仕指派的三名法官宣佈無罪。在這段時期經濟惡化，共產黨新人民軍威脅加強，美國傳言將放棄支持馬可仕，馬可仕不得不宣佈在1986年提前舉行總統大選。

1986年2月總統大選由馬可仕與阿奎諾遺孀對決，選舉舞弊與欺騙嚴重，國民議會宣佈馬可仕勝選。阿奎諾發起非暴力抵抗運動，獲得國際支持，美國參議院決議菲律賓選舉「不能視為公正反映(人民的)意志)。隨著菲律賓國防部長改為支持阿奎諾，民眾湧上街頭，美國警告馬可仕下台，菲律賓完成稱為「桑托大道革命」的不流血革命。

阿奎諾上任後，透過個人操縱與貪污控制政治機器的家族繼續擁有權力。阿奎諾與共產黨、穆斯林分離者與軍隊建制右翼談判，以求增強國家實力並獲得和平。共產黨運動因派系分裂與蘇聯崩潰而衰微。穆斯林分離者也受派系分裂影響，部份派系改為進行恐怖活動。1996年，莫洛民族解放陣線與菲律賓政府達成協議。軍隊右翼反對與共產黨及穆斯林分離者談判，在1986至87年間發動五次政變企圖推翻阿奎諾。1987年企圖推翻她的政變失敗後，阿奎諾更為謹慎，中止經濟與其他改革，轉向過去數十年菁英熟悉的傳統政治。

菲律賓在二戰後與美國維持自由貿易至1954年。在軍事協定上，美國二戰後從菲律賓國內獲地軍事基地，直至1979年菲律賓對這些基地的主權得到承認。菲律賓在國際事務上幾乎總是站在美國一邊，包括支持越戰。在1990年代起，美國準備歸還菲律賓的基地，兩國近一百年的特殊關係告終。

菲律賓也領導成立區內各種組織，並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與親美的亞太理事會。1960年代中期起菲律賓改善與日本的關係，1975年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在沙巴領土上存在糾紛，直至馬來西亞與印尼結束對抗與馬可仕主政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關係才能回復，在亞太理事會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合作。

緬馬獨立後最初十年由宇努領導的社會黨支配，社會黨屬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1948年3月，共產黨反叛，但宇努成功平定，1953年政府正式禁止共產黨。1948年起少數民族之一卡倫族反叛，在兩年間獲得初步軍事勝利。宇努以社會及經濟改革，以及振興佛教解決種族糾紛，但1952年推行的「樂土」改革計劃在四年後失敗。

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分裂，共產黨與分離主義運動結合，宇努按憲法緊急條款讓軍方暫時控制全國，軍方不再超然於政治。1962年，尼溫將軍對全國實施軍事統治，控制國家直至1988年。1962年7月尼溫成立的緬馬社會主義綱領黨，是唯一獲准運作的政黨。該黨日漸受共產黨軍官與馬克思主義影響，無力製造消費商品，形成與東巴勒斯坦及印度的黑市。緬甸從1964年起自我隔絕於世界，只有中國外交官與技術顧問例外。1960年代後期，政府承認經濟自由化的需要，寬容黑市，開放少部份消費商品市場。

1967年緬馬政府釋放包括宇努在內的政治犯，宇努在建議恢復憲政政府遭拒後，1969年出國抗議，但未能掀起反尼溫運動熱潮。1974年尼溫頒佈新憲法，以單一國家取代聯邦制。1982年通過新公民法，將第一次英緬戰爭前已住在緬馬的種族團體納入公民，排除印度人在公民之外。

1980年代初緬馬綠色革命讓經濟成長率表現出色，使用肥料、改善信貸與新品種稻米讓產量增加，讓稻米外銷量達到軍方奪權後的新高。1975年起，緬馬重新接受外來協助，主要來自西方與日本，以及國際金融機構。

1960年代政府一直在征討卡倫、喀欽、撣族、阿拉干與其他種族運動。1974年新憲法成立單一政府取代聯邦政府，導致1975年種族聯合運動全國民主陣線成立。1980年代緬馬政府以大赦與征剿對付種族與叛亂運動，但未能成功。

1988年3月，緬馬警察鎮壓大型抗議活動，殺害三百名抗議者，人民持續抗議。7月，尼溫戲劇地引疚辭職，但沒有展開任何自由改革。仰光各大佛寺成為抗議者的集結點，許多佛教僧侶也加入抗議。9月索毛將軍領導武裝部隊成立新政府，政權轉移至後稱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民主甚至比以往更衰退。

1990年，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宣佈以戒嚴法統治，逮捕、囚禁、刑求政治犯。國際社會嚴厲譴責，1991年反對軍政府的翁山蘇姬獲諾貝爾和平獎。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為改善國際形象，1992年索毛將軍辭去主席，政府宣佈停止征剿少數團體，允許羅興亞穆斯林從孟加拉回國。軍政府也承諾起草新憲法，但進度緩慢。

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持續征剿少數民族，造成大批難民逃至泰國與孟加拉。但在1992至93年間，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與除卡倫族與撣族外的所有少數民族簽訂友好公約，承諾地方自治與提高參與國家政治決策。1995年，緬馬政府攻陷卡倫族總部。

緬馬執行不結盟政策，獨立以來與主要鄰邦中國與印度關係較好。中國最初暗中支持緬馬共產黨，但北京外交政策改變後，1960年兩國確定邊界，1961年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尼溫奪權後，緬馬與中國關係更親密，但中國仍然支持緬馬共產黨叛亂。1960年代中期越戰態度上與中國大使館干涉緬馬教育制度，讓兩國關係變差，直至1970年代起再度改善。尼溫對中國與蘇聯維持平等政策，不冒犯也不特別親近任何一方。

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成立後，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與投資。東南亞各國與緬馬「建設性對話」，利用緬馬的新貿易與投資機會。緬馬也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以中國的援助建造港口、灌溉設施與道路。緬馬與泰國在難民問題上有爭論，但兩國經濟關係在1990年代大為改善，泰國也積極將緬馬拉近東南亞國協。

泰國在二戰後推行新憲法，於1946年3月舉行選舉。政黨由菁英組成，不計手段爭取權力。1946年6月，國王阿難達神秘死亡。1948年4月發生政變，軍隊再度主掌政府。新國王阿杜雅德雖然正式權力有限，卻是全國威望的象徵。

1948至1957年間，政府由軍事三人執政團控制︰費奔、斯里雅儂與塔那拉特。1957年9月，塔那拉特發動政變，驅逐費奔與斯里雅儂出國。1963年塔那拉特去世，由他指定的他儂繼承。

1968年3月，美國宣佈與越南談判，泰國政府對今後方向出現分歧。包括首相等官員主張延續親美，但外交部長柯曼則認為美國將會離開東南亞。1971年11月，他儂將柯曼解職，取消兩年前的憲法，恢復以前的軍事統治。

恢復軍事統治引起激烈反對，1973年10月大學生掀起反對運動，遭警察暴力鎮壓。國王出面干涉，命令他儂及其副首相出國，結束軍事統治。此後發生大規模反美示威，美國軍隊在1976年7月完全撤離泰國。1975年7 月泰國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1976年8月泰國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

憲政民主維持僅三年，右翼份子通過暴力恐嚇，並暗中得到軍警與文官支持，1976年4月勝出大選。民主形式得以維持，但政府由軍隊出身人士支配。1980至88年領導政府的普瑞姆曾任總司令，得到軍方、政黨與國王支持。1988年接任的查提柴是退休少將，其政權腐敗廣為人知，同時與軍方不和。1991年2月，六人軍事團發動政變，為獲得人民接受指派文人政府，由普尼雅拉村擔任首相，內政部長與國防部長職位保留將軍方。

1992年3月泰國以新憲法舉行眾議院大選，並未產生多數黨，親軍方政黨提名非民選國會議員蘇欽達擔任首相。時稱「天使」的親民主政黨發起抗議，吸引五十萬人參加，但遭軍隊殘暴鎮壓。親軍方與親民主政黨對抗長達一個月，最後由國王「指示」雙方以國家利益為重。結果眾議院解散，1992年9 月舉行新選舉，由親民主政黨險勝，以李百為首相。1995年5月，執政聯盟分裂，眾議院解散，同年7月大選，以親軍方政黨泰國族黨為首的六黨聯盟獲勝。同時，參議院也第一次由民選首相以民主原則提名，現職軍官比例大為下降。

1949年完全獨立後，印尼直至1955年政府一直不穩，內閣頻繁更換，同時通貨急速膨脹，外國投資因國有化威脅減少。1959年7月，蘇卡諾宣佈成立「全國陣線」，擱懸國會，決策不再通過投票機制進行，而是以「傳統手段」決定。蘇卡諾大灑金錢建造紀念碑與重建首都，國家債務上升，通貨膨脹高飛，生產與銷售受挫，官僚與軍官腐化。

自1950年代中期，印尼對外事務凌駕內政。印尼與荷蘭在荷屬新幾內亞，即印尼稱為西伊利安上有爭議。蘇卡諾發起反荷蘭行動，但荷蘭得到英、法、澳、紐支持，美國棄權，印尼則得到大多數亞非國家外交支持。最後，印尼在1962年3月武力攻擊西伊利安，聯合國介入干涉，由聯合國暫時治理西伊利安，直至1963年5月交給印尼政府。

1963年8月，蘇卡諾反對馬來西亞聯邦，在1964年中以游擊隊入侵沙撈越與北婆羅洲，中斷對馬來西亞的外交與貿易。印尼此舉引來亞非國家質疑，在1965年遭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孤立。印尼逐漸倚賴共產主義，接受蘇聯經濟援助，中國則提供資源給印尼共產黨。蘇卡諾偏向共產黨的舉動讓軍隊領導不滿。1965年9月，印尼共產黨企圖發動政變，攻擊軍事將領。軍隊迅速反擊，屠殺大多數為華人的共產黨員，並藉機針對華人社群。蘇卡諾繼續擔任總統至1967年，並在1970年去世。

繼任總統蘇哈托面對通貨膨脹、高失業率與資金缺乏的問題，1970年與西方債權國達成協議，1973年受惠於油價大漲。蘇哈托結束與馬來西亞對抗，1966年成立東南亞國協。蘇哈托與英、美、澳、日交好，對共產中國抱有敵意，但未有放棄印尼的不結盟運動。

1971年印尼舉行大選，政府自己成立的「從業集團」勝選。1973年，蘇哈托將九個在野黨合併為兩個，國會不得討論敏感議題。經濟越來越仰賴外國，蘇哈托家族貪污腐化，城鄉差距擴大，都增強反對蘇哈托政府的勢力。

1975年11月，東帝汶從葡萄牙下宣佈獨立，印尼派軍隊佔領東帝汶，1976年7月正式將東帝汶併入印尼，期間約十萬名東帝汶人喪生，五萬人下獄。

1977年5月印尼舉行國會選舉，從業集團雖然獲勝，但伊斯蘭浪潮升溫。1970年代後期，蘇哈托開始強調建國五原則，即信仰一位上帝、人道主義、國家統一、共識民主與社會正義。1983年，建國五原則規定為唯一官方意識形態原則，所有政黨必須接受。1985年，政府獲授權關閉任何未對發展建國五原則有貢獻的組織。

印尼與法國共同主持十九國參與的巴黎柬埔寨和平會議，於1991年10月達成和平協定。印尼與美國及蘇聯建立等距關係，1984年取消對共產國家的貿易限制。自1985年起，印尼與中國關係持續改善，1990年兩國關係恢復正常。

1991年11月，印尼武力鎮壓東帝汶的獨立示威運動，其後壓逼當地異議份子，引起全球注意。為回應國際反應，印尼向其他國家保證會懲罰相關軍官，蘇哈托承諾成立全國人權團體，減少東帝汶駐軍，改善東帝汶經濟。譯附提到1998年5月學生運動逼使蘇哈托辭職。1999年8月東帝汶經公民投票獨立。

1960年緊急狀態解除後，馬來西亞政府由東姑拉曼領導，以關懷馬來人原住民為政策，華人排除在公民資格之外。1963年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包括馬來諸邦、麻六甲、檳榔嶼、新加坡、沙撈越與沙巴，以吉隆坡為首都。但東姑拉曼與李光耀互相競逐，1965年8月，東姑拉曼突然將新加坡逐出馬來聯邦。

1969年大選後，馬來西亞爆發暴動，二千多人喪生，大多數是華人。隨後政府宣佈緊急狀態，停止國內所有政治活動。1970年，東姑拉曼辭職，由副手拉札克繼任首相。1971年2月，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與煽動法，禁止公眾討論種族議題。

英國宣佈1971年3月前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後，拉札克結束公開親英與反共政策，追求整個東南亞區域中立化。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自1966年印尼結束與馬來西亞的對抗政策後，兩國關係也大為改善。

1974年大選前，十一個政黨結為國家陣線，當中以「馬來全國聯合組織」(巫統)最重要，首相與副首相傳統上都是巫統的主席與副主席。國家陣線一再以明顯多數當選，不曾出現有效的反對黨，部份原因是選舉期間政府箝制表達自由。

1981年7月，馬哈迪擔任巫統主席與首相。馬哈迪政府刻意減少英國與聯合國對馬來西亞的影響，並「東望」日本與南韓。馬哈迪政府受伊斯蘭基本教義浪潮影響，自1986年也需要面對巫統派系林立，以及民主行動黨在華人聲望日高的挑戰。1988年初，巫統分裂為兩個政黨。馬哈迪成立新巫統，逐漸取代已遭法院「撤銷登記」的舊巫統。1990年代中期，馬哈迪已壓倒國內挑戰其領導的主要勢力，在1995年全國國會與州議會選舉大勝。

1980年代後期後馬來西亞經濟迅速成長，馬來西亞製造業逐漸發展與多樣化，外銷比例持續升高，政府以市場誘因取代協助馬來原住民的傳統政策，並強調發展基礎建設。譯附提到馬來西亞受1997年金融風暴打擊，但1999年大選馬哈迪仍成功連任總理。

由1959年以來，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最高政治領袖。1961年人民行動黨分裂，黨內左翼另外成立社會主義陣線，餘下人民行動黨黨員絕大部份受過英國教育並反共。人民行動黨一直擁有國會全部議席，直至1981年，此後國會仍缺乏在野勢力，以致人民行動黨經常指派部份黨員扮演批判政策的反對角色。

1960年代起，新加坡經濟成就輝煌。新加坡通漲一向溫和，失業率低，經濟特徵從轉口貿易轉為製造業、金融業與銀行業，自1980年代後期集中發展電腦軟體。政府是社會服務唯一提供者，包括津貼住宅、公用事業、機場、電視、醫療、教育、航空公司等。

新加坡是東南亞國協重要會員。1990年，新加坡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有特殊的共生關係，既是重要貿易與投資伙伴，也在能源與食水方面簽訂協議。自1960年代以來，新加坡與美國關係良好，但1990年代中期因公民權利與新聞自由意見不合而出現緊張。

汶萊自1888年以來一直是英國保護領，1984年獨立建國，因盛產石油與天然氣而極為富有。汶萊人口大致三分之二是馬來人，四分之一是華人。汶萊政府與中東酋長國有許多相似之處，王室擔任主要政府職位，目標似乎是讓臣民知足常樂，不關心政治。汶萊教育與醫療免費，不課徵所得稅，1990年平均國民所得全世界最高。1985年，政府允許汶萊國民民主黨活動，1995年改名汶萊團結國民黨，似乎得到官方非正式支持。

汶萊在石油與天然氣開採上與日本合作，外銷與進口都主要以日本為對象。汶萊獨立後立即獲准加入東南亞國協，當中與新加坡最親近。汶萊文武官員都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接受訓練，與新加坡也在國防方面合作。

1954年7月，越南按日內瓦協議暫時分割。1955年10月，吳廷琰宣佈南越為共和國，自居總統，得到美國支持。1957年，吳廷琰將國家變成準警察國家。同期，北越的土地改革變成打壓異己工具，農民遭到抑壓，但領袖胡志明得到全體越南人民的普遍支持。

1960年12月，全國解放陣線在南越成立，對抗吳廷琰政府。全國解放陣線起源於南部人，但北越在金錢、訓練與補給提供協助。1963年，佛教僧尼針對吳廷琰政府發起宗教異議運動，將吳廷琰殘暴統治暴露給全世界。美國減少對吳廷琰的支持，默許1963年11月南越將領推翻政府，殺害吳廷琰及其弟。在政變後，全國解放陣線擴充實力，控制南越村莊超過四成。

1964年美國總統選舉，對北越開戰成為選舉議題。7月東京灣事件後，總統詹森致力讓戰爭升溫。1967年春季，美國駐越南部隊已近五十萬。戰爭對平民造成重大傷害，後來估計戰爭期間有三百萬越南人喪生。1968年，美國反戰運動擴大，決定撤出越南。

直至1969年為止，柬埔寨仍在鄰國越南戰火中保持獨立。國王施亞努於1955年退位給父親，以便參與政治，追求中立的外交政策。1960年代後期，越南頻繁使用寮國東南至柬埔寨東北的胡志明小徑。1970年1月，施亞努出國，試圖以外交手段向河內施壓，不再協助柬埔寨國內的赤柬。施亞努出國出國後反共運動大為增強。1970年3月，龍諾發動政變推翻施亞努，涉及美國政府的協助。

寮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成會獨立國家，1957年11月成立聯合政府。1958年，激進右翼在美國協助下成立新政府，壓逼「寮族之地」。此後幾年寮國政府多次更迭，各派在1962年簽訂新協議，形成三頭馬車形態政府。在第二次印支戰爭(1964至75年)期間，寮國被當成胡志明小徑一部份，用以從北越運送部隊與補給至南越的全國解放陣線。

1973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臨時革命政府、南越政府與美國簽訂巴黎協定，美軍撤出越南，南越舉行選舉，越南統一由南北越後續討論。美軍撤離後，越南各方破壞承諾，1973年底重新開戰，1975年3月北越攻擊南越，接管西貢並改名為胡志明市。同期赤柬拉下龍諾政權，自稱柬埔寨民主共和國。

1976年，統一的越南成立新政府，國名改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統一後由黨內親蘇聯派獲勝，一直至蘇聯瓦解，黎筍是越南主要領導人。1979年，中越兩國在與蘇聯關係、外海島嶼糾紛與越南華人政策的衝突變成公開作戰。1986年7月黎筍去世，黨內進行改革，由阮文靈擔任黨總書記，推動北部與南部自由化。1991年阮文靈退位黨總書記，由杜梅接任。

長期戰爭、南越受美國補貼的資本主義、1976至78年水災與旱災、中越戰爭、佔領柬埔寨與缺乏外國援助，都令統一後的越南經濟表現不佳。領導層就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推行資本主義之間出現分歧。1980年代中期，經濟日益惡化，因此黨在1986年決定將南部自由化措施推廣至北部。1987年，國民議會通過准許全資外國公司成立。1991年黨大會，自由化政策的方向得以確立。

赤柬在波帕領導下，驅逐城鎮的公務員、教師與僧侶，強逼他們從事農業工作。計劃實際上是集體屠殺，可能超過一百萬人喪生。赤柬與越南持續不和，越南在1978年表明親蘇聯後，同年入侵柬埔寨，只以十七日就驅逐波帕，成立新政府。波帕與同黨逃至柬埔寨西部。越南入侵柬埔寨惹起中國不滿，雙方部隊在1980年代不時衝突。越南入侵柬埔寨也令它孤立於國際，只能仰賴蘇聯與東歐國家。1986年，越南黨大會決定改善與中國、西方、日本與東南亞國協的關係，並談判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

自1992年，越南經濟加速增長，工業、農業產量與外銷、進口提高，但失業率仍然嚴重，基礎建設不足。1993年7月，美國不再反對後，外國援助與貸款再度流入越南。1994年2月解除對越南禁運，各國擴大與越南的商業關係。1995年7月，越南與美國關係正常化。1991年11月，越南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但在南沙等領土上仍存在糾紛。這讓越南優先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並爭取加入東南亞國協。1995年7月，越南終於成為東南亞國協正式會員。

在蘇聯不再資助下，為改善與中國及美國的關係，越南在1989年9月撤出柬埔寨。1991年10月，柬埔寨衝突全面解決協議定案，由聯合國駐柬埔寨臨時權責機構暫時看管柬埔寨，雖未能獲赤柬合作，但繼續於1993年5月舉行大選。新憲法在1993年9月頒佈，恢復柬埔寨王國，以施努亞為國王。赤柬杯葛大選，直至1995年結束仍繼續在其控制領土內與政府對抗。

1995年12月，全體東南亞國家簽署成立東南亞免核區條約。作者認為，假如所有主要強權都同意該約條款，其行動可能為東南亞開啟真正和平的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