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擁抱戰敗》，主題是二戰戰敗後在美軍佔領時期的日本。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兩星期間日本政府致力燒毀內部文件以掩飾罪行，特別是要設法維護「國體」，即保住昭和天皇皇位。
美國完全主導同盟國佔領日本時期的政策，在日本推行由上而下的革命，麥克阿瑟如同新的天皇。麥克阿瑟將民主主義變成基本理念，也制定日本放棄戰爭的方針。
日本人在戰時已經處於緊張壓力，在天皇終戰詔書後即時反應是震驚麻木，接著則是疲憊與絕望的虛脫狀態。物資匱乏，糧食早已不足，生活必須依靠黑市。心理上日本人同樣感到虛脫，戰爭期間政府一直濫用權力，戰敗後戰時犧牲又變得沒有意義。新聞界廣為報導酗酒、吸毒與犯罪，孩童遊戲模仿黑市、妓女拉客與左翼示威。
通貨膨脹加劇，戰時軍用物資被人侵吞，日本人為維持同盟國佔領的費用龐大，都產生物質與心理上的影響。在這種狀態下，許多日本人出現受害者意識，認為自己是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對昔日帝國軍隊在外地施暴不太關心，對進步改革也缺乏熱情。
戰敗後邊緣群體帶來與眾不同的次文化，分別來自稱為「潘潘」、專門接待佔領軍士兵的妓女；以物欲與弱肉強食為規範的黑市；以及以縱欲、醉酒、低俗雜誌為代表的粕取文化。三者表現出以生命力、本能與色情驅使人們擺脫虛脫狀態，挑戰舊價值的觀念。
從戰爭用語轉換為和平用語，反映出整個社會從戰爭轉向和平的混亂過程一部份。戰時口號以舊瓶新酒方式出現。對「新」的崇拜與過去並無不同，但新的定義則已經改變。各種過往的語言與歷史，協助民眾投身於「新」日本的前景。
言論在戰時遭嚴重壓制，戰後日本人對言論大為饑渴。即使戰後存在審查制度與物資匱乏，出版業仍是最初復興的商業領域之一。各種戰時雜誌改名重新登場，雜誌種類、報紙發行量與出版書籍大幅上升。
英語會話小冊子成為戰後最初的暢銷書，之後則是普世與嚴肅的作品，反映大眾關注思考人性與社會責任，女性作家也出現在暢銷書排行榜上。隨著佔領當局對出版戰爭資料的限制放寬，原子彈爆炸倖存者永井隆的著作也成為暢銷書。
到1950年間，戰時死亡的日本大學生遺書集《聽，海神之聲》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作者指，此書將一種十分接近軍國主義者虛構的犧牲形象變成不朽。人們用這些精英年輕人為哀悼對象，沒有非日本人的受害者在場，以逃避過去並向新的目標邁進。
麥克阿瑟從不與日本人交際。東京市中心盟軍司令部等同於日本政府之上的政府，推動政府、經濟、社會與文化政策。雖然理論上司令部的中層人員對日本官員沒有命令權，但其提議與勸告仍得到有效執行。這種「行政指導」模式成為佔領結束後日本官僚的作風。
佔領當局直接干涉教育與日常文化，派提供民間的美式教育，審查教科書，影響大眾媒體，審查媒體內容並主動發佈宣傳。佔領軍部隊構成特權集團，在東京中心組成「小美國」，而且明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所有與佔領軍的交際，幾乎都是以征服者的語言界定。
麥克阿瑟的助手們擁有極大權力。公眾媒體不能對最高司令部提出政策異議、對同盟國進行負面報導，也不能提到自己受到上述限制。佔領軍襲擊與強姦的事件時有發生。征服者鼓吹民主，卻依仗命令行事；他們擁護平等，卻自己成為特權階級。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交流，充斥著白人至上主義氣息。
戰時美國將日本人宣傳為野蠻人或瘋子，狂熱盲從的「猿人」。但在計劃對日實行民主化與非軍事化後，軍方宣傳就轉為鼓吹，日本人的可怕行為，都是「軍閥」教導所致。美國人的使命，就是讓日本人認識「真理」，以建設而和平的方式生活。
美國政府的「舊日本派」認為，日本人沒有自我統治的能力，但結果是強調日本民族性格適應力的行為科學家，以及相信民主本質普遍性的自由派與左派政策制定者一派取得勝利，反映出美國政府官僚體制內更廣泛的政策鬥爭，也部份與羅斯福死後權力交接有關。這也反映在最高司令部在日常營運層面，刻意排除事日本事務有認識的人在制定政策崗位之外，起用對日本幾乎沒有認識的人員。
戰後日本人給麥克阿瑟的來信眾多，寫信者對他滿懷崇敬與感謝之情，並送各種禮物給他。但民眾也毫不猶疑向新的當權者表達觀點，提出批評與建議，這與戰時的情況大為不同。
知識份子在戰後以「進步文化人」姿態集結在民主與解放大旗下。戰時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與左翼知識份子放棄自己的信仰，支持過戰爭。他們決意重新開始，自發擁抱非軍事化與民主化。這群「悔恨共同體」傾向世界大同主義，並擁抱「進步的」歐洲知識，包括馬克思主義，這引起佔領當局反共主義者的注意。
民眾開始思考擁抱民主的意義，學生運動出現，婦女要求參政權，勞工組織成立，工業行動擴展。地方報紙、校報、企業或社團通訊熱烈議論民主革命，大量政治交流活動在地方集會、小組討論與民意測驗展開，廣播節目促進政治參與。這些草根行動悄悄推翻舊等級體制，反映民眾擁抱民主的自發創造力。
制度劇烈改變，觸及民眾日常生活。舊法律廢止，獨裁統治的基礎結構崩解，農地改革幾乎摧毀地主與佃農的剝削制度。選舉制度改革強化參眾兩院政治權力，憲法確立主權在民原則，廣泛保障人權，以反對軍國主義理想為核心。勞動法改革大為改善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教育改革令課程自由化，擴大接受大學精英教育的機會。民法改革消除家族制度的法律基礎，並加強女性權利。
日常語言發生永久變化，吸收外國思想與習慣。大眾文化領域美國化，和製英語新詞不時冒起，諷刺的俗彥成語層出不窮。部份舊有言論與標誌口號則驟然消失，「報國」已與許多說法一起埋葬，而最為流行的新詞是「民主化」。
戰後工會迅速發展。通貨膨脹白領階層廣泛加入工會，特別是公務員。在工會之外，「生產管理鬥爭」代表了草根的激進反資本主義思潮，最初形式是通過奪取生產控制權，要脅管理者答應勞動者的要求。後來則發展時讓勞動者相信自己有能力作基本決策，獲得公眾關注。
1946年5月1日，日本全國各地在勞動節出現集會遊行。5月19日民眾發起「糧食五一節」，二十五萬人聚集在皇居，訴說難以獲取足夠食物。然而這次事件的意識形態混亂矛盾，要求創建民主的運動，卻以向天皇這絕對權威請願的傳統方式表達其意願。
參與四、五月示威的民眾被最高司令部稱作暴民。佔領軍藉此明確劃下民主革命手段的界線，並最終傾向保守派。美國代表稱五一節集會組織懷疑與蘇聯有聯繫。
民眾運動並未因而完全凍結。東京大學生以「學生五一節」名義發起第三輪示威，呼籲大學自治，並審判「戰犯教授」。工會運動持續，工會計劃在1947年2月1 日發起全國總罷工，但因麥克阿瑟干預而停止。左翼反美主義在此事後出現，而勞動者平等分享民主權利的可能則告終。
共產黨人日漸敵視盟軍總司令部，美國人則越發傾向於放棄改革，日趨保守。韓戰爆發前後，佔領軍實行「赤狩」，在公私部門解僱左翼僱員，並讓支持軍國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者重新恢復公共活動。往後日本保守派一直佔支配地位，而左翼則成為佔領當初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最堅定的擁護者。
事實證明裕仁善於隨機應變，仰賴麥克阿瑟而得以從戰爭罪行中全身而退。既然連國家政治與精神最高領袖都不用負上責任，就難以指望其一般民眾能夠自我反省。佔領軍將天皇重新置於新生民主國家中心，讓世襲特權得到重新肯定。天皇繼續是父權制至高標誌，也是所謂人種純粹與文化同質的體現者。
麥克阿瑟司令部在戰時已將天皇看成戰後重建日本的核心，著重天皇對日本人心理極端凡「精神」支配力。戰後，日本政府也極力塑造天皇為和平主義者，戰時行為只是軍方插入天皇與臣民之間所致。
天皇對戰爭缺乏自省，認為日本戰敗是軍部近臣的失策，太輕視英美，投降是為了保住其建國神話象徵的「三神器」。在戰後對《紐約時報》的書面答覆中，天皇卻堅稱他無意使宣戰詔書在珍珠港事件中如此利用，雖然他知情並下令戰爭部署、艦隊任務與開戰時間等。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一張合照可說是佔領時期最著名的影像。照片中兩人並肩站立，麥克阿瑟姿態隨意，明顯比天皇高，天皇則身穿常禮服，姿態僵硬。誰人大權在握，在照片中一目了然。麥克阿瑟決定將照片公之於眾，樹立起廣為人知的權威形象。
佔領軍成員毫不猶疑向皇室擁護派提供個人鼓勵與建議。兩者的勾結卓有成效，為天皇披上新衣之餘，皇室周圍與佔領軍上層也公然培育出深交。
戰後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終結。許多人對天皇制的命運，似乎只有旁觀者的態度。民眾更關心糧食、住房的問題，逐漸接受天皇是凡人的觀念，也開始將天皇當成笑話的內容。天皇萬世一系神話受到質疑，新興宗教紛紛出現。
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後來所稱的「人間宣言」。藉由否定天皇是「現人神」，宮內迴避了佔領軍對直截否定天皇與日本人是「神的子孫」的要求。
1948年東京審判臨近判決時，天皇對臣下將被處死或監禁有何反應，再次成為大眾討論的話題，而美國人則照常壓制天皇退位的主張。到佔領期結束，天皇近臣木戶幸一勸告天皇退位的時機已至，讓皇室承擔責任並「服從真實」，然而天皇仍然絲毫沒有提到他個人的戰爭責任。
為回應天皇退位的壓力，保守派與最高司令部精心策劃巡遊宣傳活動，將天皇由君王轉為名人。巡遊令大眾對天皇的崇拜世俗化，也意外令他成為國民痛苦與犧牲的親切象徵。當然，當巡遊遇到可能的抗議時，新的天皇制民主與過去一樣，會壓制「危險思想」的人。
1946年初，麥克阿瑟開始著手以新的國民憲章取代明治憲法。最初麥克阿瑟傾向由日本政府自行提出憲法修正案，1945年10月，美方通知日本政府希望進行憲法修正，並等待回覆。日本民眾與政黨則迅速領會美方意圖，各自提出自己的草案。
日本政府自己的草案最遲公布。日本政府保守派內閣認為憲法修正是輕率概念，既存憲法經過重新詮釋就足夠，這與美國希望系統地防止日本重蹈覆轍的想法有異。佔領當局顯然關注到個別民間方案的自由主義訴求，與此相反，日本政府的草案則在報紙記者竊取公開後，被廣泛嘲弄為虛飾與脫離時代。
1946年2月3日，麥克阿瑟決定日本政府需由民政局詳細指導憲法典範。新憲法需基於麥克阿瑟宣稱的三項原則，大致是天皇處於國家元首，職務與權能基於憲法行使；日本放棄國家主權的戰爭權力；廢除華族政治特權，終結封建制。
麥克阿瑟如此決斷行事，而不是讓日本人自己建立民主政府修憲，原因是他相信主動出擊對保護天皇至關重要。同盟國遠東委員會預定在二月尾正式運作，也可能會削弱麥克阿瑟在修憲上的權力，催促他快速行事。
民政局「憲法制定會議」在東京第一生命大廈第六層的舞廳展開。憲法制定會議參與者有一種身負實現民主制度化使命的共同判斷，以最寬容、最自由主義的向度解釋君主立憲制形式。他們將天皇描述為國家與人民團體的「象徵」，而主權完全在於國民。代議制與廣泛國民自由及人權得到保障。國家主權以放棄戰爭、反軍國主義為基礎。
民政局的「修正」實質上是以新憲法取代舊憲法，這既未經內部討論也未向公眾發表。修正參與者對種族中心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批評的回應，是「政治道德法則的普遍性」適當而必要。他們也認為，假如日本國民不支持美方的憲法提案，之後也可以更改。
1946年2月13日，民政局主管惠特准將訪問日本外務大臣官邸，向日本政府提交美方憲法草案。日方官員大感錯愕，但反應依舊緩慢，直至2月19日內閣才得悉美方意向。雖然內閣官員不願大幅修改憲法，但天皇本身卻很快接受，很可能是因為其「聖體」得到保護。
3月4日，日方向美方提交日本政府的日文版憲法草案，雙方進行馬拉松式翻譯會議。日方草案摻進了許多變更。3月6日，新憲法以天皇與民主和平理念並重的形式公佈，日本人都知道新憲法由美國人暗箱操作。雖然如此，只有共產黨反對新草案，其他所有政黨都表示認可。
國會對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的修正，讓該條款的措辭含糊不清，沒有界定為自衛而武裝是否受到禁止。第九條矛盾的措辭，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讓保守派與美國人找到漏洞，讓日本開始重新武裝。
盟軍最軍司令部設置民間審查部審查媒體內容，審查範圍涵蓋各種媒體，包括日文與外文資訊，披露審查制度存在本身也受到禁止。民間審查部的準則從未公佈，以致參與任何公開交流者，只能以最軍司令部發佈的曖昧法規，以及根據過去經驗推測甚麼內容可以通過審查。
佔領初期，審查內容著重針對控制戰爭議論，防範動搖佔領當局改革計劃。批評佔領軍的內容不准公開，連日本政府必須付出巨額佔領軍維持費一事也只能含糊其辭。攻擊天皇、描述戰後經濟苦況、提及向美軍「親善」女性的存在也是禁忌。
1947年後，審查制度的人員繼續擴張，並由更保守的技術官僚接任，變得更為嚴格專斷。到1947年12日，審查制度視左翼為民主新敵人成為公開的方針。日本政府在最高司令部積極協助下實行「赤狩」。
由於最高司令部狂暴的反左翼運動，許多早期熱心支持美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懷疑派或徹底的反美派。征服者不斷談民主，卻致力於控制輿論，令許多人明白沈默順應大勢較為明智。這種意識由征服者鞏固，但佔領期結束後卻被外國人認為是日本人原本獨有的態度。
以「反和平罪」審判A級戰犯帶有司法正義與勝利者制裁之間的矛盾，這成為日本戰後新民族主義的溫床。東京審判始於1946年5月3日，歷時三十一個月。長期拖延的審判，令日本民眾對戰爭罪行與戰爭責任的問題日益厭倦。
作者指，A級戰犯審判基本上就是復仇行動，立下令人擔憂的先例，將來任何曾經支持本國發動戰爭而失敗的身居高位者，都可能會被勝利者追訴為戰爭罪犯。
到東京審判結束時，世界局勢已經變化，同盟國因冷戰而分離，各國在亞洲正進行殖民戰爭，美國佔領日本的政策已偏離「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在1948年，已沒有人相信紐倫堡與東京審判，能為建立國際法與正義新秩序提供依據。
對許多人而言，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的主要差別，是被告人與其被控罪行性質不同。日本本存在領導人陰謀小集團，也沒有像納粹黨及其下屬犯罪機構的組織。 日本也沒有可與德國相比、有計劃實行的種族滅絕行為。
有觀察者將東京審判喻為美國荷里活式的表演，燈光眼花撩亂，大多數審理時間都被拍攝。美國憲兵俯首被告，展示出強勢者與失敗者對比的拍攝構圖。審判基本語言是英語，首席審判官大多數都是英美法實踐專家，令日本辯護律師極為不利。
在法律問題上，法庭提出日本對侵略戰爭進行十八年「共同謀劃」的說法，更像是宣傳而不是嚴肅歷史分析。共謀一罪在1945之前的國際法並不存在，也惹來違反無法可依不能定罪、不可處罰法律原則的質疑。辯方也就1928年凱洛格—白里安公約並沒有將戰爭等同犯罪，以及讓個人承擔國家行為罪責是否合法提出抗辯。
東京審判A級戰犯人選容易受到批判，憲兵頭目、極端民族主義秘密團體領導人、發戰爭財的實業家、強制動員朝鮮與台灣人、強逼非日籍女性當「慰安婦」、進行人體試驗的731部隊、運用化學武器都沒有受到起訴。
審判官人選相當隨意，沒有一人是國際法專家，蘇聯代表曾參與史達林主義偽審判，菲律賓代表根本沒有法律資格。更驚人的是，十一位法官從未全體商討全終判決，只有七位法官內部決定結果，並以多數決規則強加於其餘四人。
審判運用勝利者界定的寬鬆證據規則，為審判任意性與不公正打開方便之門。檢察方資源遠比被告多，檢察方翻譯人數遠超被告方，對翻譯版本也有決定權。檢察方最公然操縱的證據，是全心開脫天皇的舉動，與辯方合作令天皇保持隱形。
令東京審判更顯荒謬的，是審判途中美國已引入反共產主義的馬歇爾計劃，到審判尾聲，代表仍在審判席的中國國民黨正逃向台灣，反共氣氛日益增加，但蘇聯代表繼續安坐在審判席上。
亞洲民族在東京審判上參與甚少，日本人本身也被排除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戰敗後，日本民間強力支持積極揭露國家戰爭罪行。內閣在1945年9月曾向最高司令部提出，由日本調查戰爭罪行並獨自審判，天皇勉強同意，但提案被最高司令部駁回。
雖然無法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日本精英人士卻對起訴人選施加非正式的影響力。他們向最高司令部通風報信，甚至包括天皇宮內人士，主張責任在東條核心的少數人，與天皇無關。
戰敗之後，日本人為戰爭懺悔贖罪時，關心的是如何告慰自己死去的同胞。終戰日本男性都知道帝國軍隊的劫掠暴行，其他日本人也在戰勝國宣傳下得知相關證據，這令日本人難以接受。雖然許多人開始承認戰爭涉及犯罪行為，卻並未抑制國民在懺悔與贖罪行為中，已肯定方式安慰己方死者的逼切訴求。
戰後日本國民普遍感到自己受騙，甚至連戰時宣傳者也藉此洗脫個人責任。當主張慘敗是壓制國民言論自由的魯莽國家領導人引發，自身協助戰爭的污點就得以洗脫。從這一觀點看，全體國民都是戰爭的犧牲者。
戰時領導者的無能，在於他們未能意識到日本科學與應用技術的落後。「科學」成為解答為何戰敗與未來出路雙重疑問的答案，而只有在「自由的精神」下科學才能繁榮發展。在受騙意識與戰敗在於科學兩者影響下，不免令日本人傾向更多元、平等、民主、負責任與理性的社會。
敗戰時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銷毀犯罪證據，另一方面則宣稱全體國民需要總懺悔。集體化的說法令沒有人想要負責任，也沒有人自己要求負責任。
日本人自認為犧牲者的意識，並未超越國民與種族。當東京審判披露日軍的暴行時，有意見認為全體國民都應負上戰爭責任。但隨著冷戰氣氛加強，佔領軍視共產黨中國為大敵，而將阻止日本人對暴行的記憶列為重要政策。
在反共風潮下，未被起訴的戰犯嫌疑人也乘勢復歸，公眾也對戰時的一切心存遺忘。到1950年代，留在海外戰犯的受害者形象受到歌頌，死刑犯的遺囑與家書陸續出版，透過強調他們對家人的關注，不提及處決的緣由，消除他們是真正罪犯的印象。
在佔領期間，美國人已成為日本政治版圖的利益集團之一，其後出於冷戰考慮，放棄當初許多「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理想。在轉變過程中，美國人公然與日本保守甚至右翼勢力結盟。日本媒體將這種美國人方針的劇烈轉變稱為「逆流」。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強行要求日本再軍備。1950年日本的時代精神是「混亂與虛無」，在人人爭著改弦易轍的世界中，將罪行說成只是錯誤，很容易引起更廣泛共鳴。在這段時期，流行歌曲轉向傳統的感傷風格，中世紀武士的傳記與小說重現，真正解放與草根民主之夢終結。
1948年，經濟政策「逆流」已佔優勢，許多指定解體的企業從名單剔除。戰後經濟混亂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加上可能解體的威脅，令大企業消極悲觀，為中小企業創造機會。戰後崛起的中小企業，多數是迎合消費者的需求，當中包括美國士兵的需要。
為恢復經濟活力，日本政府推動戰略優先產業，推行名為「傾斜生產方式」的經濟干涉計劃，將勞動力與原材料分配至主要產業部門。這些部門受政府直接補助，並通過復興金融金庫發放政策誘導貸款。
政策對象部門生產得以提高，但復興金融金庫為貪污受賄提供方便，並帶來通貨膨脹。傾斜生產方式只維持兩年多，但它開創戰後制定最高產業政策的崇拜，令政府與大企業更緊密結合。它也為巨額資金再整合與經濟計劃奠定基礎。
美國人一直認為日本是二流經濟，設想日本未來市場是亞洲國家，而非歐美。但日本決策者並不認為日本是劣質產品生產國。戰時壓力下的重化學工業改進，以及未來推進科學、掌握科技與管理技術，加上高附加值生產，將是未來繁榮的關鍵。
1946年外務省特別諮詢委員會一份報告推想，未來紡織業與其他輕工業生產就會由中國與印度取代，日本只能從事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生產，特別是出口機械與化學產品。官僚將承擔過去財閥的職責，提供貸款，促進中小企業出口競爭力，防範基礎工業受外國控制，並盡可能維持穩定就業。
1948年12日，華盛頓發表安定日本經濟的九項原則，隨後由道奇率領使團到日本實行。在道奇路線下，政府財政補助減少，內閣與國會必須實現盈餘預算，匯率固定以刺激出口，通商產業省成立，反壟斷法放寬，勞動法受到削減。到1950年，道奇路線成功壓抑通貨膨脹，但公共支出減少，失業率上升，消費低迷，小型企業破產增加，不同政治立場的日本人都感到不滿。
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帶來轉機，美國特需採購刺激軍需繁榮，讓首相吉田茂形容朝鮮戰爭是「天佑神助」。按估計，1950年6月至1953年底，特需為日本帶來二十三億美元，超過1945至51年美國援助總額，而且是以美元支付。朝鮮戰爭也打亂全球貿易方式，日本是唯一工業技術能力過剩的工業國家，大量購買機械製品訂單湧入。日本也獲得美國商業許可與專利權，也令品質管理方法普及。
戰後日本經濟特質主要就是在道奇路線與軍需景氣下成形。通商產業省與大藏省控制經濟權力，並對大企業與銀行施加影響。銀行與產業關係親密，形成稱為「系列」的商業與製造業集團。到佔領期結束後，官僚構造仍然延續，以守護日本人新的資本主義。
朝鮮戰爭時日本由美國人著手再軍備，顯得並不光明正大。時任首相吉田茂否認正進行再軍備，並反對美國人籌建三十至三十五萬人軍隊的要求，以避免日本需要與美軍在朝鮮共同作戰的風險。
1951年4月，美國總統杜甫宣佈免去麥克阿瑟職務，日本民眾普遍將此事解讀為令人意外的悲劇。佔領期即將結束時，人們缺乏喜悅期待之情。對民眾而言，軍事佔領與從屬獨立並沒有很大差別，自然也沒甚麼好慶賀。1952年4月28日，日本恢復行使主權。
作者總結指，佔領軍未能抑制從戰時繼承的官僚政治影響，並在冷戰佔上風後以「逆流」令官僚政治權威更為集中。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的革命既推動了進步變革，也重新強化獨裁統治結構。但相比帝國時代，戰後日本確是極其自由與主張人人平等的國家，人民對軍國主義與戰爭極為謹慎。
佔領期結束後，日本國會可以修改征服者推動的新憲法，但直至實施五十年後的1997年，憲法仍然一字不改。現在「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想背後的體系已經崩潰，戰敗的教訓與遺產，仍然遠未到終結之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