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Bix的《昭和天皇》。裕仁受教育時以明治時的架構理解周遭世界，當時國家權力被定義為以家族親密關係為基礎，天皇如同父母，絕對君權觀念納入公立教育體系中。明治時期成立的皇軍以嚴苛紀律與天皇道德權威為從屬基礎，軍隊同時保護外來入侵與在國內執法，兩者從未得到釐清。裕仁的教育混合傳統與現代化，既有儀式禮節也有現代科學教育，裕仁本身也成為業餘海洋生物學家。
1921年3月，裕仁完成在御學問所的教育，出訪歐洲，加強自己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形象。身近則認為裕仁雖然資質不錯，但缺乏自信並拙於社交。裕仁也從英王喬治五世中，學到君主應有自己政治判斷，以及以典禮與儀式深入人心的重要。
1925年3月，日本眾議院通過高壓的《治安維持法》，旨在禁絕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與共和主義思潮。新法實際後，「國體」成為政黨間互相攻擊的政治手段，「國體」不再只是天皇行使主權，社會秩序與道德都納入「國體」觀念範圍。日蓮宗乘勢成立「國柱會」，以「澄清國體」得勢，敵視民主，標榜反猶，部份成員獲升為陸軍高級將領，如1931年滿州事件主謀石原莞爾。代表民族主義的日蓮宗運動，成為催生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有力媒介。
1926年12月，大正天皇去世，裕仁繼位，定年號為昭和。 自1927年起，裕仁身邊的宮廷派設法讓天皇在背後自由行使權力，卻不必承擔責任，內閣決定必須反映天皇的意志。1928年登基儀典後，政府處置批評天皇者的措施變得更為嚴厲，打壓世俗派領袖，監視新聞界與大學自由派知識份子。登基儀典讓報紙與廣擋服從國家意志，盲目迎合時代潮流，自我審查。其後國內經濟情況惡化，社會衝突加劇，種族主義興起以安撫時局，促成日本民族主義向世界擴張的衝動。作者認為，登基儀典反映出神道極端二元論，在1930與40年代扭曲日本人的認知，認為本國純粹種族與世界對抗，是正義與神聖的戰爭。
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讓政黨內閣與軍隊發生衝突，反對條約的軍方與右翼份子認為，條約是英美白人列強對日本強加限制，認為要扭轉這些政策就要排除墮落的政黨政治與宮廷近臣。同年11月，首相濱田雄幸被殺。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滿洲。裕人並未趁此機會支持內閣，壓制軍方，反而接受既成事實，即使陸軍僭越也無所謂，只要有好結果就好。
1931年10月，陸軍激進軍官試國發動政變事敗，但主事者未受嚴懲，內閣已無法壓制軍方。陸軍出現「皇道派」與「統制派」派閥鬥爭，兩者都旨在建立軍事獨裁並積極對外侵略，前者不惜政變以達成目標，以蘇聯為主要敵人，強調軍事與民族「精神」；後者則較傾向合法改造政府，以集結整體國力對抗，提升科學技術與工業現代化，促進全國精神動員為手段。兩個派系衝突益發激烈，貫徹整個1930年代的日本政壇。
1932年5月，海軍青年將校殺害首相犬養毅，始於大正時期的政黨內閣實驗結束，由篤信國體的「新官僚」組閣。1933年3月，日本因滿洲問題退出國際聯盟，沒有資料顯示裕仁注意到外交孤立會衍生甚麼問題，對他來說與陸軍維持良好關係更為重要。1936年2月26日，陸軍基層軍官發起叛亂，殺害大臣起事。裕仁決意鎮壓叛變，拒絕另組新閣，以最高統帥身份平叛。二二六事件讓裕人確信要以憲法維持他的軍事統帥權，認知到自己的權力無可限量，也開始偏向陸軍的統制派，認同批准巨額軍事預算。
1936年8月，日本通過「國策基準」，定下確保華北資源、準備對蘇戰爭，甚至支配西太平洋與東南亞等遠超日本國力能負荷的目標。這反映出日本官僚菁英用字含糊，放棄各方辯論以解決歧見，反而總之先把不同立場都放進國策的特色。政府與軍方的分歧越趨複雜，導致東京參謀本部與前線軍官的意見對立。裕仁強逼政府與軍方統帥統合的政策文書，實質上力促海外擴張，更在不久後鼓動無休止的戰爭。
1937年7月8日，日軍在北平附近的盧溝橋與中國守軍衝突，日本政府決定借題發揮，以掌握平津地區，並得到裕仁積極支持。日本以「事變」之名進行與中國的戰爭，原因在於避免美國限制工業與原料出口，以及神道中日本必然為道德與正義化身，因此攻擊中國不過是「事變」與表達「八絃一宇」使命的「聖戰」。
1938年10月，日軍地面行動在攻克武漢與廣州後轉向守勢，短期內勝利無望，但日本領導層彷彿是硬著頭皮繼續打下去。1939年5月，關東軍在諾門罕附近與蘇聯交戰敗北，但關東軍主事者只受到調職處分。1940年，德軍壓倒性征服西歐，德蘇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裕仁受到更大壓力同意陸軍建議德、義、日三國同盟，9月宣佈結盟。
作者指，正是由於中日戰爭，日本海、陸軍才得以擴充軍事工業，得到1941年秋冬對付英美上升的鉅額經費，並在佔領區掠奪與軍管，可以說是中國消除抑壓日本軍事支出的因素。作者也認為日美之戰並非不可挽回，裕仁其實不需急於接受軍方對外交交涉設下的時間，也不必同意外交需向備戰讓步。他可以集中力量於對華戰爭，調動滿蘇邊界兵力投入中國戰場，或是可以暫時接受英美警告，不介入歐洲戰事並以此圖利。但裕仁被軍方強硬派說服，選擇接受到時限就宣告開戰。對日本決策的各方而言，擴大戰端比冒著統治體系崩解終究有利得多。
1941年12月向英美開戰後，日軍順利佔領南洋重要戰略地區，但因為欠缺仔細盤算的終戰計劃，未能及時停止，採取較有彈性的戰略。1942年6月5日，海軍在中途島戰敗，損失四艘大型航空母艦，但海軍事後並未分析研究中途島一役損失慘重對未來作戰的影響。1942年秋天，裕仁堅持死守瓜達康婿爾島，直至同年年末才放棄，令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遲遲未改為採取守勢。日軍接連戰敗，1944年7月，首相東條英機下台。10月，裕仁與統帥部強逼菲律賓日軍在雷伊泰與美軍決戰，戰敗，日本聯合艦隊幾近殲滅。
1945年沖繩戰役反映出裕人的個性缺陷︰拘泥於死板程序、不知變通，過度注重細節，拒絕接受敗局並未雨綢繆。1945年4月，在沖繩之役造成慘重傷亡，與日本本土城市多次被美軍空襲後，裕仁才表示有意求和。裕仁遲至八月十五日才正式宣佈投降，作者認為原因在於裕仁與統治菁英設法爭取保全戰後天皇地位，以及軍方高層對蘇聯調停的期望過高。直至原子彈投下與蘇聯參戰，加上民間批評皇室聲浪日增，才令裕仁原則上接受波茨坦宣言。
裕仁在終戰詔書重新塑造其愛好和平、被動戰爭旁觀者的形象，對自己不肯主動終止戰爭含糊其詞，避而不談決策者的責任，反而提出「全國皆應分擔責任」的觀念。美軍佔領日本後，麥克阿瑟希望利用天皇以改造日本人民精神，佔領軍旨在轄免裕仁的戰爭責任，並盡量利用日本既有政府組織，這與日本保護國體的策略不謀而合。
盟軍總部民間情報教育局在1945年12月發起運動，將絕大部份戰爭責任歸咎於少數「軍國主義者」，描繪百姓與天皇均受矇騙。日本統治菁英則提出「鑒於周邊局勢，帝國被逼發動大東亞戰爭」，天皇對突襲珍珠港全然不知情的日方官方說法，成為日後保守派政客對大戰觀點的主幹。盟軍與日本領袖在保護天皇一事中，基本上頗有共識。
1947年5月，裕仁在麥克阿瑟與首相幣原重喜郎催促，皇族成員威脅要天皇遜位，以及畏懼會受東京戰犯法庭起訴下，屈服接受日本的新憲法。此後終其一生，他始終無法調整心態，接受自己只是象徵性君主的地位。1946年的東京審判聽任國際法屈從於現實政治而扭曲，美國獨大，麥克阿瑟掌握大權，盟國各國政府以自己國家利益為先，法律與道德純屬次要。東京審判後，日本右派人士認為是鬧劇，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批評天皇與商界領袖免於責任，民間則普遍能夠接受，繼續埋首於重建工作。作者也指東京審判讓日本民眾得知戰爭領袖的謊言與罪行，讓許多人立志日本不應再發動戰爭，也有助民眾接受新憲法。
自戰後起，日本政府對戰爭責任的態度一直是「雙重標準」，對外接受戰爭責任，對內則否認之，裕仁正是此「雙重標準」的最大象徵。1948年起，美蘇衝突加劇，裕仁在幕後支持日本與美國軍事同盟。1960年美日簽署安保條約的過程受到在野黨、工會與學生團體強烈反對，統治菁英無需搬出天皇就安然渡過這場國家危機，使裕仁期望有朝一日恢復政治影響力的美夢落空。
自1976年起，裕仁開始起草第二份《聖談拜聽錄》，試圖重新界定其歷史地位。1987年9月，裕仁健康開始惡化，1989年1月7日病逝。作者最後指，日本從二次大戰產生的許多問題仍未解決，日後會否有政治領袖利用天皇體制，阻止民主政治與民權思想，是日本在新千禧年必須深思的重要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