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魏斐德的《洪業》，主題是清朝如何在十七世紀征服中國，包含明與清兩方觀點。作者在導言指1620至1660年代歐洲貿易危機令明朝流入白銀減少，影響到明末的通貨膨脹。官員俸祿以白銀發放，但沒有按通貨膨脹調整，俸祿不足的官吏不得不以貪污等非正規手段獲取額外收入。宦官與東林黨派系鬥爭，令細小分歧都會激起軒然大波，雙方僵持不決。
明朝瓦解，清朝建立後，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明末的道德英雄主義，換來實現政治改革的機會。他們失去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產生兩大後果，一是放棄理性自主與道義承諾，道學家變成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為朝廷官僚；二是權貴日益熱衷有限的改革，到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快從十七世紀經濟危機恢復時，這種有限的改革就結束。
正文從明朝建立時的衛所制度開始，衛所制以世襲軍戶為基礎，但隨著權貴剝削軍戶，徵用他們為自己勞動，軍戶人數下跌。北方邊防在衛所制衰落後依靠募兵，令軍費大幅上升。隨著軍費與米價不斷上升，到1630年，即使明朝提高稅率，仍然入不敷支。
努爾哈赤崛起時遼東已有漢人邊民移居，努爾哈赤將1621年前加入滿族的漢人視為滿人，在這一年後金吞併遼東，其後加入滿族的漢人大多成為奴隸。後金讓歸附漢人與女真人雜居，但在1623年滿漢連串衝突後，努爾哈赤收回滿漢平等政策，趁種族衝突之機收編大量漢人到自己帳下。
自1623年起，明軍逐漸裝備歐式槍炮。明將袁崇煥1626年2月在寧遠擊敗後金，努爾哈赤在同年九月傷重而死，加上面對經濟危機，令後金繼承人皇太極傾向與明議和。但袁崇煥未能充分利用這次機會，反而採取更為積極進攻的策略。最後袁的計劃失敗，僅一年多後皇太極南攻明朝，幾乎攻至北京城下。1629年，袁崇煥誅殺當時在皮島半獨立的將領毛文龍，受朝中人士攻擊，同年後金軍攻入關，雖被擊退，但對袁崇煥的謠言更盛。1630年，袁崇煥被指通敵，磔於市。
明末崇禎皇帝對黨爭極為偏執，不信任朝中大臣。當時黨爭圍繞東林黨與前魏忠賢的同黨，許多非東林黨士大夫也被動員。晚明士大夫社團興起，包括詩社、學社與書院，並與市民運動有關。1626年蘇州暴動反對朝廷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令文人社團應社(後改名復社)逐漸轉為全國政治運動。1631年會試中復社有六十二人中進士，崇禎皇帝視此為黨爭再現，並認為大臣推舉的大學士人選煽動黨爭，將之投獄。
1641年，清軍再次對明獲勝，令崇禎皇帝考慮對皇太極議和。但是議和消息外洩，復社一派大為反對議和，崇禎皇帝逼於壓力不敢再提，反而命吳三桂攻擊清軍。清廷認為崇禎皇帝背信棄義，不再向明朝提供議和機會。
1626年9月努爾哈赤死前命八貝勒集體統治，皇太極並不滿意這種集體統治對他的束縛。1629年佔領永平後，皇太極更為傾向漢族的統治方式，並建立獨立的漢軍，以歐式大砲作戰。1631年，皇太極在圍攻大凌河中親自指揮獲勝，讓他與其兄弟的差距拉開，不再同坐。1634至35年皇太極征蒙古察哈爾，得到良馬來源與元朝的玉璽。1636年，皇太極稱清帝，同時強調女真子孫不應仿傚漢人習俗，持續習武。1642年，皇太極攻克松山與錦州，降洪承疇。
明末南方士人壟斷官場，引起北方士人不滿，部份人加入李自成的叛軍。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大臣多次提出不切實際的總體改革建議，卻不重視日常具體行政措施。例如在李自成攻陷河南時，大學士建議眾臣舉行射禮，以興尚武之風。在1644年，明朝北京軍隊人數與戰力不足，而且缺乏軍餉。
隨著同年3月李自成逐漸逼近，大臣提出皇帝親征、遷都南京以及放棄部份領土給滿清，讓北方將領班師回京三種建議。崇禎皇帝本來有意自己南遷，讓太子留在北京，但大多數大臣主張整個朝廷留在北京，或許可以讓太子南下，這不符崇禎皇帝的意願，南遷只有不了了之。四月十日崇禎皇帝終於發出勤王令，命各地將領回京，但此時已經太遲。
崇禎皇帝自己與太子都沒有南遷對後來產生重要影響，清朝接收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與征服南方。北京失守與崇禎死後明朝繼承權曖昧不明，以致派系衝突削弱南明政權。此外，復明陣營也失去渴望反攻清朝以收復家園的北方人。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跟隨皇帝殉難自殺的官員多數較資深，最多是1628年進士，他們許多已在文官仕途完成其使命，投降者則多是仕途剛開始，或達到仕途頂峰的年輕官員。李自成入京後無力約束部下掠劫，讓京城百姓離心離德。雖然有更浪漫的傳說，但作者認為吳三桂是因為李自成捉拿或處死其父吳襄，決意與李自成一戰，並求助於其叔姪已投降加入的滿清。
1643年，皇太極死，由子六歲的福臨繼位，努爾哈赤十四子多爾袞及名將濟爾哈朗攝政。滿清當時在兩種戰略方案間徘徊，一是軍事貴族的部落傳統，貝勒貝子無意佔領華北，寧願對關內襲擊後撤回，獲取榮譽與財富；二是金朝的帝國傳統，當天命歸於清朝，順從天數執掌天下是理所當然。隨著明朝崩潰，李自成不得民心，多爾袞希望強化君權，以及清廷漢官的勸諫，清朝逐漸從部落戰爭時代走向帝國統治時代。1644年6月4日，李自成敗走，清軍佔領北京。
明朝王室成員過多，又不准從商與考科舉，只准領俸祿，為明朝帶來龐大開支。到十六世紀大部份王室成員收入不足，但少數近親卻可積累巨資，包括明末的福王，他是萬曆帝孫，其父朱常洵是萬曆帝寵愛妃子所出。
在北京陷落後，南京出現兩位皇帝候選人，其中之一就是這位福王，與王室血緣較親，另一位是東林黨支持的潞王，據稱較賢明與謹慎。最後由福王繼位，改元弘光。此時南明北方有四名軍閥，稱為四鎮，即高傑、黃得功、劉澤清與劉良佐。這些軍隊紀律不佳，喜歡搶劫而不是保護城市，不受江南百姓歡迎。
南明朝廷黨爭依然嚴重，傾向劉宗周一派自稱「正人君子」，與東林黨及復社關係密切；對立的馬士英一派則認為自己忠於皇上，免受狂熱東林黨人損害，並攻擊部份東林黨人曾經投降李自成，最後演變成為順案，以指認「從賊官」進行政治大清洗。南京政府也顯然面對財政困難，政府收入在盡力搜刮下也只在八百萬兩，但所需開支卻是一千萬兩。政府不得不允許主要軍事將領在豁區擁有財政自主，削弱朝廷對各地駐軍的控制。
1644年8月，南明派出使臣與清軍談判，說服吳三桂與南明結盟及清軍撤到關外。使臣遭清朝冷待，大約在同一時間清朝已決定南攻，11月開始進攻，受阻，直至1645年，清廷與北直隸及山東抗清勢力達成和議，並迅速佔領山西及陝西。
多爾袞佔北京後招降官員，因為許多官員已因服事李自成而名節掃地，他們大部份立刻就接受招降。1644年加入清廷者大多是京都舊官，三分之二是北方人，主要是由於山東大量降人，部份是因為該省較早平定——清廷以鄉紳私人鄉兵與正規軍結合，對抗亡命之徒與叛軍以控制山東——部份是因為當地鄉紳很早就遵守王朝法令。降官集中在戶部、吏部與兵部，兼有文武官職者約半數得以升官，其餘也保住舊職，但文職者只保留原位或有所降低。
清朝改革明朝舊政主要是針對吏員的劣跡，沒有改變制度上的缺陷，特別是笨重的財政機關。明朝體制中行政與手段嚴重脫節的情況並未獲得全面解決，只是進行某方面的修補。修補所需的調整不大，只是已有經驗官員對法律、水利與財政改良。多爾袞進京後也隨即宣佈廢除額外賦稅，其後目的是將稅額嚴格限制在萬曆時額外加稅前確定的額度之內，並於1646年6月開始清查土地。
滿人進入中原後，利用特權地位大佔便宜，壓榨商業，控制貿易或索賄，包庇走私販運。滿人將充公土地分配給旗人，與漢人分隔居住，1646與1647年兩次大規模依法圈地。部份在地漢人農民成為滿族地主的佃農，1648年在法律上正式承認為「投充」。佃農間也出現稱為莊頭的新人物，擔任滿族地主或旗人的代理人，負責收租。滿人圈地讓原地主被逼遷徙，逼使漢人陷入貧困。
1648年，多爾袞為阻止滿漢衝突，在北京採取大規模分隔政策。漢人遷官造成部份地區大量土地遭奪，反而引發當地滿漢衝突。中國北部建立起三十四座「韃子城」，用以區隔漢人區與韃靼市。
綠營由地方將領降軍組成，負責城鎮與地方都會駐防，維持治安。駐防軍長官是總督與巡撫，負責特定區域，面對管區以外事宜必須得到特別批准，才能離開轄區處理。清廷倚重督撫擴大中國北部統治，在華北大多數降服軍人幫助下，滿人逐漸鞏固帝國在各地的基礎。
1644年9至10月，華北出現武裝反叛浪潮，影響天津、山東西部與河北南部，清軍無力提供外援，對山西只能採取守勢。11至12月，清軍暫時平定山東與北直隸，可以集中兵力攻擊西安的李自成。1645年1月，清軍摧毀李自成在山西的據點。2月，在潼關擊敗李自成軍。李自成放棄西安，逃至湖廣南部，據稱在1645年9月被殺。
在南明，「四鎮」之一高傑在1645年1月被許定國謀殺，許定國降清。1645年4月，清多鐸接旨指揮南征，南明劉良佐與李成棟變節，西北防線拱手讓給清朝。同月南明發生童妃案，一名女子聲稱是弘光皇帝的妃子，但皇帝拒不承認，令人對皇帝本人的正當性表示懷疑。在河南有名望的南明陳潛夫受牽連，當地勢力不再對南明忠誠，讓清軍可以長驅直入。
1645年3月，一名男子聲稱是崇禎的太子，弘光皇帝指他是偽太子，並嚴刑對待。南明將領左良玉以此為藉口，在1645年4月舉兵，揮師從武昌順長江而下。為對付左良玉，弘光命令史可法將防線撤向江南。左良玉進至九江後不久病歿，其部隊在清軍攻擊下投降，成為清軍平定中國的骨幹。
1645年5月20日，清軍攻陷揚州，史可法隨後被清軍俘虜並處死，清軍在揚州展開屠殺，時人估計有八十萬人死。1645年6月3日，弘光皇帝逃離南京，6月15日在蕪湖被清軍俘獲。群龍無首的南京向清軍投降，6月16日多鐸進城。
面對清朝接管江南，鄉紳表現出矛盾心理，與新朝合作，讓社會秩序穩定對他們有好處，但這與他們忠於前朝的傳統，以及個人的信仰有衝突。部份江南士大夫選擇自殺以處理這種矛盾。選擇忠於前朝的文人，則會發現自己招募到的士兵，許多時是無以為生而鋌而走險的罪犯，這與文人因保護農民的理想不願與無法無天者合作有衝突。
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江南地區因市場發展，土地收益上升，貧富間差距擴大，社會上下層間存在嚴重階級衝突。崇禎死後，農奴趁機起事，攻擊鄉紳權貴，並加入活躍在華中與華南的軍隊。在無錫與蘇州，鄉紳為了恢復秩序，與清政府的合作迅速發展。
1645年7月，多爾袞決定對漢人實施剃髮令，漢人文人視此為奇恥大辱，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剃髮令也激怒一般百姓，將失去頭髮視為閹割。江南上下層間的衝突暫時擱置，一同反對清廷，本已投降的鄉村與城市再次起來反對新政府，已剃髮城市與鄉村，以及髮型依舊的村落之間互相衝突。1645年9月22日，清軍攻入反抗的松江，江南社會上下層反抗剃髮令的聯盟瓦解，許多士大夫被殺，其他死裡逃生者則有部份避世隱居或遁入空門。
1647年，清軍已控制連接廷安與西安官道的兩側地區。1648年6月，清軍大致平定陝西低地與山地，並著手加強山西控制。1647年3至4月，山東爆發大規模起事，次年1月清軍大勝。對比較安定的地區，清政府主要以四項措施加強對民眾統治︰任用廉正官員，革除弊政；登記戶籍，實行連保；控制火器與家畜；選擇地大赦以分化賊首與賊徒。至1648年前半年，華北絕大部份已對相平定。
1646年秋，復明人士在華南全面崩解，首先是浙江，然後是福建與江西，湖南、東南海岸與兩廣仍繼續抵抗。1647年，清政府對復明文人展開清洗，長江下游地區的州縣政府由旗人擔任。1648年初，清朝將領江西金聲桓與廣東李成棟舉兵造反，南明一度控制南方大部份地區。但清朝在中原迅速聚集兵力南下，1649年3月攻陷南昌，金聲桓自盡，4月李成棟溺死，11月清軍控制湖廣，1650年1月攻陷廣州。南明試圖密謀反攻南京，但到1652年4月所有密謀者敗露，復明人士徹底挫敗。
1648年4月山東榆園軍聯合反清，11月肅清後，降臣劉澤清涉嫌參與其中，被處決。1648至49年西部回亂，兩度平定後復反。1649年1月，西北將領姜瓖反叛清朝，同年4月延安、榆林反清，姜瓖之亂直到10月處決姜瓖後大致平息。為平息回亂，清朝將哈密與漢地回民遷離州府。1652年，在鄉長、縉紳與清朝總督合作下，山東宣佈平定。1655年夏，山西南部與河北中部完全在清朝統治之下。
清朝政府中央設有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內三院，前者代表貴族集體統治，自1637年皇太極稱帝後擴大，審議軍事與籌劃外交，屬皇帝諮詢機構，在官僚機構之外。後者最初為文書機構，在1636年正式改為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弘文院。最初內院大學士地位不如明朝時期，僅為皇帝的私人秘書。隨著多爾袞與其宗親地位差距擴大，1645年，內三院改為處理軍機國務的奏章，變得更為重要，同時恢復翰林院。
多爾袞日漸表現出像君王的排場。1648年春，滿洲親王濟爾哈朗被指控，降為郡王，豪格受彈劾，被判在獄中自盡。次年冬，多爾袞改頭銜為「皇父攝政王」，控制滿洲八旗中的正白、正藍與鑲白三旗。多爾袞凌駕其他親王讓其漢族謀臣地位提高，官場地方與個人關係重新出現。1650年12月，多爾袞出獵途中得病，在除夕病逝。
多爾袞死後，前輔政王濟爾哈朗將親王阿濟格下獄，逼其自盡。1651年2月，皇帝福臨正式親政，稱順治朝。3月，清廷貶責多爾袞，打壓多爾袞親信，皇帝直接控制正黃、鑲黃、正白上三旗。1652至1655年，清朝第二次大規模制度改革，措施幾乎都是由前明臣提出。水利方面設河道總督，直接向皇帝負責。1648年，清政府恢復里甲舊制，試圖讓賦役簿冊反映最新土地佔有情況，未能成功。1652年，實施各省每年統計財政，報告編入黃冊，上交中央，再經核查編成清冊，讓清政府得以發現財政短缺最嚴重的地方。
皇帝為抑制滿洲貴族更為寵幸其大學士，他命令所有彈劾奏章需事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決定是否該受審，這就將更多裁判權交予內三院。同時，刑事起訴權擴大至滿洲貴族成員，將皇家權威擴展到貴族之上。1651年10月，皇帝指責滿洲一等公譚泰企圖將影響力擴至政府各部，將譚泰處死。皇權擴大同時，伴隨著內朝宦官及大學士的勢力復興。
為防止文學黨社成為政治工具，清政府於1652年禁止黨社。同年8月，順治下旨褒揚李自成佔北京時的殉難者，以確立士大夫的行為標準。順治致力於消除官員滿漢之別，以免形成派系分裂朝廷。但1653年5月滿漢大臣對任珍案判決的分歧，讓順治認為臣僚以正規司法程序為名義，卻可能私相夜通，互相勾結。1653至54年間，順治更著重從「耳目」得到大量可靠的情報，命令監察官分別上奏以得到不同情報。
順治試圖令官員制定政策時更多採用合議形式，一旦達成合議，官員就要互相配合，但內三院的小集團與個人恩怨造成阻撓。寧完我對大學士陳名夏心有不滿，1654年4月，陳向寧建議清廷應復明朝衣冠，被寧完我彈劾。陳名夏被捕受審，4月27日處絞刑。
復明人士在1653年下半年起事，1654年5月平息。1654年6月，張名振的海軍威脅南京，1655年，他重奪舟山，同年在該地去世。可能是因為海上的攻擊緩和，順治皇帝似乎不再需要顧慮疏遠江南重要士大夫，1656年後開始反對降清的「貳臣」，1658年5月將大學士陳之遴流放西北。
1658年8月，順治改內三院為內閣，正式建立獨立的翰林院。皇帝希望牢牢控制不受私恩、宗派影響的內閣與翰林院，強調臣僚的上下而不是橫向關係，並有意與謀臣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這種作風部份影響後來的康熙與雍正皇帝。皇帝也在1653年7月宣佈重建宦官理事機構，以正式化機構控制宦官權力。
順治信任漢軍旗人，偏好任用他們為各省總督與巡撫，意味著漢軍旗人承擔清掃南明殘部的責任。1659年3月，清軍攻陷雲南，南明永曆帝逃至緬甸，他在1662年6月被清軍捕獲處決。清軍重用漢人負責軍事的結果，是漢人軍事貴族出現，吳三桂、耿精忠與尚可喜的權力難以抑制。同時滿人喪失對軍權的壟斷地位，滿洲旗人漸漸力圖躋身正式文臣隊伍。1659年8月，鄭成功率軍圍攻南京，持續二十日，9月9日失敗逃離，復明人士在江南對清朝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告終。
清政府制約縉紳奴役佃農的真正努力始於1660年，順治下旨禁止大地主將其佃農變為莊奴，同時人口減少令勞動力短缺，讓佃農境況得到改變，永佃權有所發展，部份地區出現「田底」權與「田面」權的多重土地權利。社會階層在清初均平化，士紳與平民的距離減少，大地主比例下降，自耕農成為新的社會階層。
自1657年後，順治開始限制縉紳階級的免稅特權，並在1659年《賦役全書》頒佈後明確打擊欠稅。1660年4月，順治禁止以標語、揭貼指斥政府的行為，以君主專制名義否定明朝後期的個人英雄主義與集體理想主義。文人不再自發參與政治運動，法律與秩序得到恢復，代價是正義奉獻與自主社會批評消失。
1661年2月5日，順治因天花駕崩，七歲的玄燁繼位，四位滿洲貴族擔任輔政大臣。輔政大臣進一步打擊縉紳，以「奏銷案」指一萬名縉紳拖欠賦稅，奪去其功名。長江下游縉紳大驚，只能與清廷合作揭發逃稅行為，以保住自己有限的免稅特權。江南的賦稅徵調制徹底重建，帝國財政收入顯著增長，從1651至1680年代增長百分之二十三。1660至61年對江南縉紳的打擊，既受在滿洲貴族與漢族士人之間的漢軍旗人支持，也因為多爾袞時期北方官員地位短暫提高，令他們願意打擊南方縉紳的特殊利益。
亡明遺臣在清朝藉著直接或協助編修《明史》，讓自身的歷史存在得到證實。明亡讓王陽明先天良知的概念失去說服力，知識界普遍認為主觀唯心主義是邪說，重新強調宋代理學。清朝也利用程朱學派以恢復忠、孝這些絕對義務與責任，將絕對的忠君觀念抽象化為支持當今王朝的天命。這種對明朝效忠轉為對清朝效忠的「天命」轉變，在1673年三藩之亂期間得以完成。
1673年12月，在雲南割據的吳三桂反清，1674年4月，耿精忠在福州起兵響應，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參與反清叛亂。然而，由於全國經濟中心江南仍在清朝控制下，叛軍財力不足。1676年，由於西北各省漢軍各旗與綠營兵堅守，戰況逐漸轉為對清朝有利。1676年耿精忠投降，1677年1月尚之信在廣東投降。1678年10月，吳三桂病死。1681年12月，三藩之亂結束。
三藩之亂期間，范承謨與馬氏家族忠於清朝而死，特別是馬氏家族，祖母是明朝忠臣，父親歸順滿洲，兒子及其家人則忠於清朝，這象徵著三藩之亂大多數漢官忠於朝廷的事實。清朝建立不再是「偽定」，而是正式承接天命的另一個王朝。
作者最後指，中國比任何國家更快擺脫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危機，此後兩世紀清朝未受真正的對手挑戰。然而，中國缺乏競爭對手，就沒有改進其軍事技術的強烈意願。而且，清初統治者以相當進步但仍屬傳統類型的制度與技術，成功恢復政治穩定，卻令更進一步財政改革無法推行，權力雖然集中，但未有徹底的合理化改革。到十九世紀強大外力再次出現時，清朝難以作出制度上的選擇，政治結構走向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