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啟示錄

看完了Richard Sennett的《職場啟示錄》，主題是新資本主義下職場的轉變。當代資本主義更為重視彈性，員工隨時可能轉換工作，自然而然引起焦慮︰人們不知道自己冒的風險是否有回報，也不清楚應追求哪條路。人們的人格(character)牽涉他們所珍惜、也希望被人看到的個人特質。在注重當下、沒有耐性的社會中，內在恆久的價值難以辨認，令人們的內在情感生命漂浮不定。

以工作生涯規劃人生已成過去，短期約聘正改變工作的意義。短期約聘無法讓明確的信賴感成熟發展，任務一個接一個，團隊成員來來去去。短期約聘對家庭的影響是不斷搬家、別做承諾，別犧牲，這讓父母教養小孩時缺乏權威與堅定的原則。道德規範容不下環境的變幻變測，但要實現這種永恆規範有其困難。彈性制度已造成人格與經驗衝突，人們將其純粹的意志力，當作自己道德人格的精髓。

彈性制度並沒有創造出讓人們自由的條件，反而製造出新的權力與控制結構。彈性形式下的權力制度有三大特色︰一，機構不連續的重新改造，令過去與現在沒有銜接，最明顯的是企業改組與裁員；二，彈性的專職化，以快速回應消費需求的改變；三，決策集中，行事權下放，在新資訊系統下，高階主管設定目標，由下屬單位自由選擇達到目標的方式，藉以進行控制。

作者以一間新式烘焙店的觀察為例，指出機器已取代個人技術，員工對自己的工作感覺漠然。人們會認同的，是可以帶給他們挑戰的工作。但在彈性工作場所中，唯一有條理秩序的只有烘焙機器。而在機器故障時，員工只能無能為力等候維修人員前來。員工感覺到對工作的了解膚淺，對工作的認同感薄弱。

在競爭更激烈的職場中，彈性職場並沒有事情做得好不好的客觀標準。員工似乎隨時都在受審，卻不知如何是好。人們永遠都要重新來過，證明自己，不斷暴露在風險中。在鬆散結構中，轉換工作的人以為自己晉升了，實際上卻是橫行平調。由於組織內部經常轉變，人們也不知道接受新職位會有甚麼後果，只能事後回顧自己的決定。現在換工作的人，資薪上失大於得的人也比以前多。故此，當代社會的職業流動往往難以理解。

雖然改變的後果難以預測，但在不移動就會被當作失敗的現代，確定目的地還不如離開本身重要。下定決心離開那一刻，似乎就已經是事情的高潮。人們動起來不是基於現實計算，而是純粹希望有所突破。現實生活的冒險，主要由深怕自己沒有行動力的恐懼感驅動，在強調活力的社會，消極被動的人勢將凋零。

在彈性制度中是贏家通吃的市場，報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有能力掠取一切的人不會手軟。這造成太多人捨棄具生產力的道路，轉而追逐頭獎。就算有人踏入贏家通吃市場後一直保持清醒，也不會特到別人認同，因為按兵不動只會顯得消極而不是謹慎。企業以賭徒的觀點看待中年人，認為他們不愛冒險。職場強調年輕，令工作壽命壓縮，注重當下的能力，而不是時間累積的經驗。

過去工作倫理建基於自律使用時間，帶有強烈禁欲主義色彩，以紀律為自我懲罰。現代工作倫理則強調團隊合作，標榜「軟性技巧」，團隊要有適應環境的能力。在團隊中，溝通行為本身比溝通內容重要，所有人只談表面，避開困難、歧異與個人問題。這不代表團隊中沒有權力遊戲，但有權力的人不再下命令，而是只推動別人去做。同儕壓力取代老闆的督促角色，老闆不用為自己的行動負責，而讓所有員工都肩起責任。團隊神話由於有內容淺薄、注重當下、避開抵抗、轉移衝突等特性，因此是掌控員工的利器。生活在彈性時間中，缺乏權威與責任標準，也會令人們對自己把著反諷的看法。

彈性時間似乎讓人們無法從勞動中產生持久的敘述，也無法鋪陳生涯道路。但當人們無法抓住延續感與目的感，就等於宣告自己失敗。在彈性、片段的當代，人們能做的，似乎只是創造協調的敘述來談論過去的事，而無法創造預測的敘述來談論未來的事。人們會轉向內在、轉向親密關係，他們能達到的和諧程度有其限度。

當代職場當來的種種情感狀態，如彈性制度的不確定、缺乏深度的信賴與承諾、團隊工作的膚淺、害怕無法成功等等，都激起人們對社區的渴望，尋找依歸與深度的情感。目前所有新秩序都把依賴當作恥辱，無法令人們彼此的關係更緊密。要較正面看待依賴，就要挑戰將依賴與獨立視為相反概念的觀念。不正面提倡危機中應互相扶持的社會結構，沒有信賴可言。

相比避開衝突，口頭衝突更能連繫人們。在衝突中，人們需要更努力溝通，彼此互相傾聽與回應。除非承認內部有歧見，否則稱不上共同的「我們」，算不上社區。要鞏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要積極處理彼此的差異。

當代資本主義散發著冷漠，減低人的價值感，以及被別人需要的感覺。人們覺得不被需要，就缺乏回應的能力。作者最後感言，如果確有改變發生，它是發生在當場、在彼此說出內心需求的人之間，而不是透過集體造反而產生。無法讓人類有深切理由彼此關懷的制度，無法長期保持其合法性。

不對稱陷阱

N.N. Taleb作品書摘︰《隨機騙局》、《黑天鵝效應》、《反脆弱》

看完了N.N. Taleb的《不對稱陷阱》，據作者自稱，主題包括檢測屁話、人類事物的對稱、交易時的資訊分享，以及複雜系統與真實世界的理性。貫穿全書主題的，則是「切膚之痛」(skin in the game)。

切膚之痛就是暴露在真實世界中，為其不論好壞的後果付出代價。作者批評部份受半調子教育的干預推手，從不認為需要思考第二步，單方面思考問題，也不考慮互動。作者在之前的著作(例如《黑天鵝效應》)已提到，如果對結果毫無概念，就應避免採取下檔損失很大的行動。干預推手不用考慮下檔損失，因為他們不用為行動造成的損失付出代價。

從實務而言，你永遠無法完全說服別人，相信他是錯的，只有現實才辦得到。論點是甚麼並不重要，能夠存活下去才重要。只有切膚之痛，才能令系統藉由消去與否決法學習。

我們都是局部性與務實的動物，對規模十分敏感，微觀運作比宏觀好。普遍主義走過頭會將微觀與宏觀混為一談。普遍性理論上很偉大，在實務上卻是災難。白銀法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對於康德的普遍律，比較不容易犯錯。白銀法則在實務上的一項延伸，是不要聽信以建議為生者所提供的建議，除非建議錯了他自己都會遭殃。

人們說甚麼話不等於他們做了甚麼事，我們擅長動手做遠勝於了解。只有在切膚之痛下，我們才會在時間消除脆弱的過程中，得到「時間的智慧」。行得通的事情，不可能沒有理性。當人們沒有切膚之痛，不會把事情做得簡單，傾向設計不必要地複雜的事情，直至系統崩塌。

作者比較兩種保障公民不受大型掠奪者傷害的方法。其一是制定實施法令與規定，除了限制個人自由，這種做法也會令官員與律師玩法弄權，法令也會傾向只增不減。另一種方法則是以法律責任形式，以及較高效率訴訟程序，讓切膚之痛置入交易中。

切膚之痛也是與生存承諾有關的榮譽。如果不為自己的意見承擔風險，人就甚麼都不是。成功的定義，就是過著高貴可敬的生活。榮譽意味著不論如何，有些事就是寧死不做，而有些事則會無條件去做。人們可能想要動手做事情，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其認同的一部份。

在討論賣方應向買方提供多少資訊時，作者指出法律與倫理的分別︰按法律要求揭露相關資訊，與每件事都應揭露的倫理之間，倫理顯然比法律強固。隨時間推移，法律應該趨近倫理，而不是相反。

然而，倫理規則不適用於「外部人」，太過理論化的倫理系統無法適當運行。受規模擴增限制，既符合倫理又普遍適用的規則，在實務上不可行。作者因而認為政治體系應該由下而上，以碎形方式運作，並對不受約束的全球化與大型集權多族群國家感到懷疑。當「別人」成為理論上的實體，人們無法產生凝聚力，當對方是有血有肉的人。能夠產生切膚之痛的，不可能是普世。


切膚之痛一般會與利益衝突混在一起。作者希望說明的是，前者比後者重要，如果人們的利益衝突與自己的下檔風險一致，就沒有問題。法律與監管會令切膚之痛錯置，問題在於依賴衡量指標。例如醫生被逼將風險從自己轉移給你，從現在轉移至未來，隱藏長期的醫療風險。

在複雜系統中，互動比各單位的特質重要。其中一項顯然這種「突現」(emergent)屬性的規則是，擁有重大切膚之痛與不肯讓步的少數人，足以令整體跟隨他們的偏好。複雜系統顯現出來的選擇與偏好並不屬於大部份人。例如花生過敏者不吃沾過花生的產品，但沒有這種過敏症者有沒有沾過花生的都可以吃，這就會令流通產品較少含有花生。

少數人規則有兩項重要因素。其一是空間結構，假如少數不讓步者與其他人隔離，少數規則就不適用，但當一群人在空間上均勻分布，彈性的多數就會服從少數規則。其二是成本結構，假如服從少數規則會令成本增加太多，少數規則就不會適用。

作者與遺傳學家對東地中海基因的研究發現，東地中海在基因上大致仍是歷史上的小亞細亞人，但語言上已大為改變。作者因此推論，基因遵循多數規則，比較不會四處流傳；語言遵循少數規則，會四處流傳。用語言建構種族理論是錯誤的。

作者論述宗教有被難容異己者支配的趨向，猶太教因母親規則與限縮部族基礎而幾乎滅絕，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則因侵略地要人改信，並且不容信奉異教而擴張。

社會道德價值的形成，不是來自一般人共識演進，而是最不能包容的人，將美德強加在他人身上。這在公民權上同樣適用。

少數規則更可能出現非黑即白的二元規則。作者以此推論，不能包容別人的少數人，能夠掌控與摧毀民主。所以人們需要對沒有包容心的少數人更沒有包容心，後者違反了白銀原則。

以少數規則應用於市場，市場整體行為就不能透過參與者的一般行為理解。更進一步，這就代表心理學實驗發現的個人「偏誤」，不會讓人自動了解集體的行為。群體複雜程度會隨規模擴大不成比例的增加。研究神經元不能讓我們理解大腦如何運作，因為互動不呈線性。基礎結構遠比參與者重要，讓集體水準能有效率運作。

企業僱用員工以不是外判工作表面看來成本比較高，也失去彈性。但僱用員工買的是可靠性，他們有重大切身利益，並表現出順服的強烈證據。員工對僱主的價值高於對市場的價值，他們害怕失去身份地位。員工的目標是完成主管認為必要的任務，或達成某個可動手腳的衡量指標。員工在設計上雖然可靠，但不能託付他們作困難的決策。

要做合乎倫理的選擇，一個人就不能掉進特定(朋友、家人)與一般之間的困境。單身與財務獨立是解決倫理兩難的其中兩種方式，但這也不能避免自己在意的人受到傷害。要免於衝突，就必須沒有朋友。

作者強調，人生就是犧牲與承擔風險。政府現在由沒有切膚之痛的人接管，作者稱他們為白痴知識份子(Intellectual Yet Idiot; IYI)。IYI將別人做自己不了解的事視為病態，卻不知自己了解可能有限。他們不考慮二階邏輯，在複雜領域中完全無能為力。

在討論分配不均時，作者指人們厭惡沒有切膚之痛的頂層人士，後者沒有承擔分配給他的風險。靜態分配不均是分配不均的快照，沒有反映人們在人生歷程中發生甚麼事。動態分配不均則考慮到未來與過去整個人生。

讓社會更均等的方法，是強逼以切膚之痛，令富人承擔離開頂層的風險。每個人如果永遠活下去，總有一定機率處於不同階層的特質，稱為遍歷性(ergodicity)；與之相反，當進入某一階層後永遠不會走出來，稱為吸收狀態(absorbing state)。這代表某些人沒有下檔損失，其他人則沒有上檔利益。

作者批評一種比分配不均更差的情況︰沒有承擔風險的人，因擔任公職而致富。在作者眼中，利用公職政富是絕對不合倫理的行為。擔任公職者之後不應賺超過一定數量的錢，以確保公共「服務」的誠信。公職人員故意制定對行業友善的規則，卸任後在企業收取豐厚薪酬，是一種隱性賄賂。

同儕是珍貴的協作者，不是最後的評審，任何專家意見，都要由時間來判斷。同儕評審帶來自我引用的傾向，而競賽會摧毀知識。要過濾胡說八道，研究人員就應該有真實世界的日常工作，至少花十年時間，同時發展他們的原創理念。觀念有利於持有者的生存，這觀念就會存活下去。

在脫離切膚之痛的活動與企業中，絕大多數人懂得說行話，看起來很像樣，熟悉表面細節，但對主題一無所悉。在沒有切膚之痛下運作的人，會尋求複雜化與集權化，全力避免簡單。他們因為認知而不是成果得到獎賞，也不必為複雜化付出代價。看起來有如科學的複雜事物，通常是科學主義，而不是科學。

作者以用餐經驗說明，很少人了解他們本身的選擇，最後被想賣他們東西的人操控。如果財富給你較少，而不是更多與更多樣的選項，那你就做錯了。除了錢財需要藏起來外，博學與見識也可能需要隱藏，人需要在交談時平起平坐，才會有事可談。

最佳的敵人，是讓他有切膚之痛，讓他知道隨之而來的確切規則。他知道由於你仁慈他才能保住性命。擁有一個這樣活著的敵人，比一個死去的敵人要好。不需要明著講威脅的話，口頭威脅只揭露一個人的弱點與不可靠。

新聞媒體有系統性的代理問題，其利益持續背離民眾利益。新聞工作者擔心其他記者的意見，遠甚於在乎讀者的判斷，並因為經濟地位不穩，變得容易受遊說人士操弄。

滿口仁義道德，卻沒有完全承擔其直接後果，遠為缺乏道德。有些人希望見到被認為不公平的局部問題，都端出系統性解決方案。作者認為這是不道德的。當一個人的私生活與知識意見互相牴觸，要取消的是其知識意見，而不是私生活。假如自己的個人行動不能推而廣之，一個人就不能有普世的觀念。

美德不是可以用來買賣的東西。需要人們冒險以產生切膚之痛，與狹義的利益衝突。最高形式的美德不受歡迎，例如即使遭人排擠堅持為真理辯護。作者對年輕人的建議是︰為善不欲人知、絕不尋租，必須開創事業，勇於冒險。

對於和平，作者反感沒有切膚之痛的干預推手只以地緣政治稜鏡觀察每一件事。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為地緣政治而活，對和平有興趣，對衝突與戰爭沒興趣。人類大部份時間都是和平的，偶爾被戰爭打斷，而不是反過來。

國際大事史過於強調戰爭，作者指這受到四項問題影響︰一，過度配適，正面結果比負面結果得到更多報導；二，混淆強度與頻率；三，代表性問題，強調衝突而不是協同合作；四，過去戰爭因誇大而形成的高估偏差。

每一種信仰團體有它本身的宗教定義，每一座廟宇有其行事方式，不同信仰在執行、儀式、宇宙進化、實務與「信仰」定義也有不同。但所有宗教對需要有切膚之痛的承諾。敬拜者需要展示向神犧牲的證據。是否無神論要透過言行來定義，而不是裝飾性與象徵的事務。

對於越「系統」的事物，生存本身越重要。在有界理性下，我們對世界的知識並不完整。信念本身並不能評斷是否理性，只有行動才有理性，而行動理性只能從演進方面加以評斷。只有演進知道「錯誤」是不是真的錯。

唯一務實、合乎經驗、數學上嚴謹的理性定義為︰理性的事讓我們能夠生存。依此觀察，許多宗教規條令遵循它們的人活下來，其名義原因可能不明所以，但它們有助於生存，避免毀滅。世界上發生的每件事，並不是全都有理由才發生。但存活下來的每件事，都是因為有理由有存活。

一百個人進賭場，與一個人進一百次賭場不同。第一種情況是集群機率(ensemble probability)，與一群人有關；第二種情況是時間機率(time probability)，是一個人經歷一段時間的機率。一個人重複曝險多次，會有很高機率輸清光，這與長期市場報酬率不同。我們執著於某些低機率事件，並不一定是不理性，而是顧及重複曝險這觀念，而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有的風險多不勝數。

作者主張，愛系統性「凸性」的小修小補，愛不會帶來尾部風險，卻提供尾部利潤的許多風險。小傷可能有益，但不可逆轉的大傷則不然。風險與毀滅不是同一回事。倍數增長、系統性與厚尾的風險，絕不能與非倍數增長、個別與薄尾的風險比較。會招來毀滅的策略，效益永遠無法沖銷毀滅的風險。

技術性附錄是……看不懂的。

再造失去的王國

看完了《再造失去的王國》，主題是五百年來俄羅斯的帝國與民族神話如何演變。在十五世紀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時，莫斯科大公自稱是前基輔羅斯留里克王朝(即在《維京傳奇》介紹過，九世紀由維京人建立的王朝)後人，以為統治「全羅斯」(包括弗拉米基爾、莫斯科、諾夫哥羅德與普斯科夫等城)的合法基礎。伊凡三世控制了由蒙古統治的羅斯，並以王朝與祖產觀念為沙皇國定下意識形態基礎。

到伊凡四世時，他自稱與東羅馬帝國與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有關聯，以顯示自己是羅馬帝國的繼承人。此宣稱令伊凡四世在國內高於其他王侯家族，在國外則與西方國家統治者平起平坐。伊凡四世致力於奪取金帳汗國而不是羅斯的土地，征服伏爾加兩個汗國，加冕為沙皇。

伊凡四世死後，莫斯科努力爭取其都主教教區升格為牧首教區，在1589年成事。莫斯科是「第三羅馬」的觀念隨即被用於加強新牧首教區與其實質控制者沙皇的地位。1605至1613年間，莫斯科陷入混亂時期，受到內亂與波蘭入侵，直至羅曼諾夫王朝成立。

驅逐外國入侵者的愛國熱情令沙皇、教會與祖國變得密不可分，在官方論述中，不忠於其一即等於同時不忠於三者。政治混亂時期教會變得舉足輕重，牧首堅持愛國者與直正基督徒必須同時效忠沙皇。到羅曼諾夫王朝建立後，沙皇之父成為牧首，形成牧首反而控制沙皇的罕見局面。國家與教會融為東正教最後堡壘，敵視波蘭—立陶宛公國。

1618-1648年歐洲發生三十年戰爭，莫斯科樂意與新教國家結盟以對付波蘭，但受到東正教會的掣肘。東正教會內部興起名為「虔誠狂熱派」的改革運動，回應新教與天主教挑戰，制定自己的信綱。1648年，波蘭—立陶宛公國的烏克蘭發生哥薩克起義，數年後莫斯科以東正教信仰受逼害為名介入。到十七世紀中葉，莫斯科已重新承認烏克蘭與白羅斯東正教徒，並願意為此與波蘭—立陶宛公國開戰。

十七世紀中期，沙皇頭銜加上了小羅斯與白羅斯，小羅斯指烏克蘭地區，白羅斯則是指屬立陶宛的地區。當時民族並未有後來民族國家的意涵，大羅斯、小羅斯與白羅斯人不認為他們同屬一個族群。十七世紀七十年代，小羅斯的基輔受到鄂圖曼帝國威脅，其知識份子開始鼓吹不惜一切留住沙皇的保護。

1700至1721年大北方戰爭中，俄羅斯與瑞典激烈爭奪波羅的海地區霸權。沙皇彼得一世獲勝後，頭銜改為全俄羅斯皇帝，並有「大帝」與「祖國的父親」兩個稱號。到伊麗莎白登上皇位，全俄羅斯帝國著手建造全俄羅斯的民族、歷史與語言。民族論述已注入官方論述，帝國與民族混為一談。

1762年凱瑟琳二世即位，其後她廢除哥薩克首領蓋特曼職位，改哥薩克國為省與後來的三個總督轄區，逐漸讓帝國領土處於中央號令之下。小俄羅斯與大俄羅斯不再平起平坐，小俄羅斯人的知識菁英則在促進俄羅斯民族觀念中有重要影響。

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蘭，俄羅斯得到立陶宛與白羅斯部分土地。其後1793、1795年再兩度瓜分波蘭，除了烏克蘭加利西亞屬奧地利外，俄羅斯幾乎控制烏克蘭與白羅斯全境。凱瑟琳二世在第二、三次瓜分波蘭中強調俄羅斯對這些土地在歷史上的主權，宣稱要拯救相同宗教背景的同胞脫離逼害。視波蘭人為敵人，而烏克蘭人與白羅斯人是自己人的觀點成為俄羅斯主導論述。新得土地的「白羅斯民族」大多數屬聯合教會而不是東正教徒，凱瑟琳二世開始對聯合教會進行逼害。

俄羅斯帝國傳統只與當地菁英打交道，不理會低下階層的做法，在波蘭並不合用。波蘭地方菁英不願合作，多次武裝起義，反獨裁與不信任宗教，以獨特的歷史、文化、語言、文學與宗教自居。1812年拿破崙入侵激起俄羅斯的愛國與反波蘭情緒，但沙皇亞歷山大在拿破崙戰敗後以建立波蘭王國籠絡人心。亞歷山大的改革在俄羅斯受到反對，反對意見認為歸還土地給波蘭令人擔憂。亞歷山大死後幾年，波蘭發生武裝起義，俄羅斯與波蘭王朝聯合的門面倒塌。

為回應波蘭帶來的挑戰，俄羅斯菁英的解決辦法，是將效忠獨裁君主與教會的傳統與新出現的民族性結合，形成三位一體的官方民族性。1831年波蘭起義鎮壓後，尼古拉一世決定將波蘭整合至俄羅斯帝國。新成立的西部省分委員會限制波蘭貴族權利，縮減農民對地主的義務，廢除城市自治與地方法律條文。文化上促進俄羅斯化政策，創造西部省份自古屬俄羅斯、後來被奪去的歷史敘事、建立致力剷除波蘭文化的新學校、鼓勵白羅斯與烏克蘭人皈依東正教或出任神職。

1840年代以舍甫琴科為代表的作家以烏克蘭語寫作，以及同時期小俄羅斯人對自身民族性的歷史研究，都在顯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民族性差異。以往俄羅斯菁英認為基輔羅斯屬全俄羅斯人的過去這種模式，在十九世紀中期受到挑戰。

1856年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戰敗後，帝國顏面盡失，為推動改革無可避免需要實行某種程度自由化。1863年波蘭再度發生起義，起義鎮壓後政府明白到，解決波蘭問題需要對俄羅斯民族重新想像。俄羅斯首次出現三位一體特徵，三個分支即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與白羅斯人，這種觀點為帝國轉化自己為民族國家提供正當性。

三個分支所使用的白話被帝國稱為「方言」，為令帝國與歐洲民族國家看齊需要創造統一的全俄羅斯語。1860年代，帝國查禁烏克蘭語出版物，抨擊烏克蘭語與俄羅斯語不同是無中生有。1870年代初對烏克蘭語出版物的打壓放寬，但親烏克蘭派隨即受到攻擊。1876年亞歷山大二世簽署埃姆斯敕令，除民族學著作外全面封禁烏克蘭語出版物，同時禁止烏克蘭口語的文化表達。

在奧匈控制的加利西亞，俄國資助親俄報章《文字報》，以對抗親烏克蘭派。但加利西亞親烏克蘭派因俄羅斯打壓烏克蘭文化而更有力量，越來越加利西亞親俄羅斯派移民到俄國境內。1881年亞歷山大二世死後，俄國對烏克蘭語的打壓持續，令加利西亞的親烏克蘭派更有吸引力。小俄羅斯納入全俄羅斯文化的希望幻滅，小俄羅斯的知識份子只剩下兩個選項︰成為「真正的俄羅斯人」，或者擁抱獨立的烏克蘭認同。

1905年俄國被日本擊敗，國內發生罷工、起義與兵變，逼使沙皇尼古拉二世宣佈改革。帝國需要追求新的合法性根據，需要俄羅斯民族主義為意識形態後盾。為安撫社會不滿，沙皇在1905年4月容許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允許人民脫離俄羅斯東正教。同年烏克蘭出版物禁令開始解除，至1906年春天全面解禁。白羅斯出版物也在解禁後增加。

第一屆杜馬(國會)選舉在1906年舉行，但同年7月沙皇以杜馬推動地方自治法案為名解散。在其後的杜馬中，只有立憲民主黨不否定少數民族自治，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也只在文化自治方面與烏克蘭人合作。為了在第二屆杜馬西部省分的選舉中得利，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試圖組織農民，由東正教教士組織與領導，將宗教忠誠轉為愛國忠誠，並灌輸全俄羅斯人的身分認同，但因為無法回應農民的土地問題而在幾年後開始瓦解。在烏克蘭，1907年後，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受鄉村熱烈歡迎。到1914年，透過若干文化讓步，俄國朝廷似乎已掌握非俄羅斯民族，沙皇也在大部分子民心目中地位尊崇。

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民族主義高漲，沙皇對民眾宣詔戰爭是俄羅斯人領導的斯拉夫民眾對抗日耳曼民族，以收復「喀爾巴阡羅斯」、重新統一基輔羅斯全域為目標。俄國順利從奧匈取得加利西亞，當地總督隨即推動俄羅斯化政策，支持當地親俄羅斯派。但軍方要求先穩定佔領區，避免大刀闊斧改革。沙皇在1905年3月出巡加利西亞，為俄羅斯「統一主義者」燃起熱情。但1915年5月德軍開抵奧地利前線後，大部份加利西亞逐漸失守。

沙皇決定親任作戰總指揮，但戰況持續不利，耗盡俄羅斯經濟與人力資源。到1917年，首都開始缺糧，軍隊譁變，社會主義者創建自己的蘇維埃議會，杜馬領導階層也成立自己的政府，試圖說服沙皇退位。但首都的蘇維埃要求廢除君主制，杜馬只能組織臨時政府，籌備制憲會議。臨時政府與蘇維埃激烈競爭令各地民族運動有機可乘，芬蘭獲同意自治，當時由德國控制的波蘭將獲准獨立建國，但臨時政府不願讓烏克蘭人與白羅斯人獲得自治。

俄國革命改變了帝俄民族三位一體的關係。1917年11月7日布爾什維克發動政變奪權後，烏克蘭各政治人物宣佈獨立建國，當地布爾什維克是少數派，只能在鄰近俄國城市自行成立競爭政權。俄國布爾什維克一方面宣稱烏克蘭人民有自決權，同時又指烏克蘭政府立場模糊，不承認它代表烏克蘭共和國工人與群眾。

1918年2月，俄軍佔領基輔，軍隊對街上用烏克蘭語交談的人開槍，為紅色恐怖行徑創下先河。3月，德國與奧軍進軍烏克蘭，俄軍撤出基輔，布爾什維克與德國講和。德國之前已在芬蘭、立陶宛、愛沙尼克扶植親德獨立國家，到進軍烏克蘭同樣如此行事。因烏克蘭政府沒有履行向德國供應農產品的承諾，德國在1918年4月發動政變，趕走社會主義者，將保守份子推上台。烏克蘭成為任何試圖逃離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人士的避風港。

在白羅斯，德軍在1915年起佔領當地西部後，下令以白羅斯語學校取代俄羅斯語學校，資助白羅斯語報紙，創建白羅斯語劇院。當地民族動員因東正教教士影響與波蘭貴族掌握鄉村大權而無法在基層擴大，直至彼得格勒布爾什維克政變後，讓白俄羅斯反對布爾什維克活動家支持民族動員。1918年2月德軍佔領明斯克後，白羅斯活動家致力推動完全獨立。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前帝國將領在頓河地區組成的白軍向烏克蘭與俄羅斯中部推進。1919年8月，白軍佔領基輔，打壓烏克蘭語。1919年11月，白軍進攻莫斯科失敗，其後節節敗退。俄羅斯問題將由戰勝的布爾什維克來解決。

布爾什維克認為1919年白軍佔領烏克蘭，是布爾什維克缺乏民族政策的政治失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民族動員令烏克蘭農民認同烏克蘭人身分，列寧明白，黨要得到烏克蘭人支持，必須吸納更多烏克蘭幹部，重視烏克蘭文化。但列寧不打算讓烏克蘭獨立，他肅清烏克蘭支持獨立的社會主義者，令他們嚴格受莫斯科控制。列寧願意在農民語言與文化權利讓步，但對政權的控制絕不妥協。

1922年夏天蘇聯與德國簽訂《拉帕洛協議》，令各共和國與中史政府在國際與國內事務的關係問題浮現。史達林本來希望烏克蘭、白羅斯與外高加索聯邦加入俄羅斯聯邦，但列寧堅持創立包括俄羅斯在內、各共和國平起平坐的聯盟。列寧認為強行將各共和國納入俄羅斯聯邦，會令俄羅斯成為帝國主義主旨，對全球範圍的革命成功構成阻礙。最後列寧成功說服史達林接受，1922年12月30日成為蘇聯的誕生日。

然而列寧也知道史達林不會順從聯盟的基本原則。正是在蘇聯成立同一日，中風的列寧對秘書口述民族問題，抨擊史達林的政府機器為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可能用權力打壓非俄羅斯人的共和國。1923年3月，列寧第三次中風，陷入完全癱瘓，1924年1月去世。

史達林繼續1923年第十二次黨大會通過的本土化政策，積極吸納地方菁英入黨與政府，支持教育、出版與戲劇使用在地語言，最終令黨與政府機關在地語言化。史達林安插親信到地方，以支持他在莫斯科的權力鬥爭。

這段時期烏克蘭經歷按官方命令推動的烏克蘭化，媒體與出版轉用烏克蘭語，但官方機構烏克蘭語化的進程緩慢。史達林堅持工人階級不能強推烏克蘭化，同時也擔心引起烏克蘭對俄羅斯的不滿。在白羅斯，當局為了牽制波蘭擴大白羅斯的疆域。本土化政策確立後，當局大力推動白羅斯化，但在工人階級、黨機關與教育系統都遇到阻力。

1928年，史達林解決政治局內的對手後，已無須再在民族問題讓步討好各共和國領導人。前兩年的戰爭恐慌後，史達林沒有世界革命的幻想，認為只有靠自己面對資產階級敵國環伺。各共和國重要的政治、經濟與文決策越來越多出自莫斯科。非俄羅斯民族主義被視為可能為西方利用的威脅。白羅斯與烏克蘭黨政機關受到整肅，同時烏克蘭發生大饑荒，令不少人懷疑大饑荒是種族滅絕的陰謀。本土化政策中止，烏克蘭與白羅斯的語言與文化雖然繼續存在，但處於從屬地位。

自1930年起，史達林及其政治局人員開始不再將革命前俄羅斯的一切說成負面。帝俄時代俄羅斯民族主義部份元素獲平反，布爾什維克如今自視為沙皇的延續者。帝俄歷史重新獲得青睞，祖國概念再度受到重視，與之相對的叛國概念亦然。希特勒崛起影響著史達林對民族與民族主義的想法，公開將俄羅斯人看成蘇維埃人的精粹。隨著俄羅斯獲得特別地位，其他民族則變得不被信任，民族成為當局區分是否愛國者的標準。1937至38年大整肅時期，國家機關整肅數以百萬計人，德裔、波蘭裔、日本裔或遠東裔蘇聯公民首先被清洗。

1939年蘇聯與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協議瓜分東歐，令境外有大量同族與非俄羅斯民族突然變成資產，成為蘇聯向西兼併的藉口。蘇聯聲稱出兵是為了保護波蘭東部省分的烏克蘭與白羅斯人。為此史達林部分回歸民族共產主義，扶植烏克蘭與白羅斯民族文化建設。但俄羅斯民族仍是蘇聯的核心，莫斯科當局認定烏克蘭化必須加以監視，以防幹部偏離黨中央的路線。

1940年5月巴黎陷落令史達林大失預算，他馬上佔領波羅的海三國，但在向芬蘭開戰時受阻。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蘇聯當局以祖國為口號團結全民，稱這場戰爭為愛國戰爭。紅軍在前線快速潰敗後，戰線已推展至俄羅斯。史達林開始強調帝俄傳統而犧牲馬克思—列寧主義，讓蘇聯較容易與英美聯盟。除俄羅斯民族主義外，莫斯科當局也允許加盟共和國推動自己的民族主義以鼓舞反德力量。但蘇聯在二戰獲勝後，非俄羅斯民族地位急劇下降，俄羅斯人重獲主導地位。

1953年3月史達林去世，官方聲稱蘇聯民族問題在他手中已獲解決，但接班當局不確定應怎樣看待俄羅斯中心主義這項遺產。1954年曾掌管烏克蘭的赫魯雪夫上台後，烏克蘭地位被提高，克里米亞半島管轄權轉給烏克蘭共和國，烏克蘭派系成為蘇聯領導的資深成員。

赫魯雪夫意圖加快推進至共產主義社會的步伐，以蘇維埃人身份清弭所有民族差異。1957年在中央地位穩固後，赫魯雪夫開始整肅部份共和國領導人，推動俄羅斯化政策。烏克蘭與白羅斯語出版物數目在1958至65年間急劇下降，教育體系俄羅斯化。1964年布里茲涅夫發動政變將赫魯雪夫趕下台，放棄下放權力給各共和國，也不再迷戀共產主義，但沒有放棄單一蘇維埃民族概念。1970年文化上俄羅斯化成為官方政策，非俄羅斯民族主義不被容許。到1989年，俄羅斯語涵蓋幅員已大為擴張，特別是在斯拉夫人國家中。

1980年代，蘇聯經濟增長緩慢，人口卻快速增加，共產主義天堂沒有跡象，黨的合法性流失。蘇聯在阿富汗戰爭泥足深陷，也無法回應美國的軍備競賽。接任蘇聯領導人的戈巴契夫與美國簽署裁減軍備協議，從阿富汗撤軍，容許東歐衛星國自行決定政體。戈巴契夫在經濟引入市場元素，在政治鬆綁束縛，舉行相對自由選舉。自由選舉令多民族國家蘇區的結構與整合受質疑，最後令整個蘇聯崩潰。蘇聯解體後碰到帝國主義的熟悉問題︰帝國內爆令一批公民失去公民權，他們自視是支配民族成員，在獨立後的前殖民地生活感到不安全。

俄羅斯第一任總統葉爾欽協助創建的國家尚未完工，族裔上的俄羅斯民族觀念，與俄羅斯聯邦的政治基礎並不相合。普丁在2000年就任總統後，認為俄羅斯有權主宰後蘇聯空間，以政治與經濟手段，特別是天然氣，控制區域內的國家。

2004年普丁成功連任，其外交計劃的主要挑戰在於烏克蘭與喬治亞民主政治不可預測。2004年秋天烏克蘭橘色革命令親西方人選上台，對普丁而言是一大挫敗。他開始在國內建立許多年輕人組織支持政府，在國外以天然氣為武器向烏克蘭施壓。2008年8月，俄軍入侵喬治亞，扶植當地分離主義地區，開始以軍事手段干預鄰近地區。

普丁亦以俄羅斯世界的觀念構成外交政策，指稱俄羅斯「公民」除了包括族裔與公民身份，還包括文化歸屬，故此從俄羅斯移居其他國家的人都屬於俄羅斯世界。俄羅斯政府在2007年成立俄羅斯世界基金會，推廣俄羅斯語言與文化。東正教會也熱心推動俄羅斯世界觀念，主張俄羅斯、烏克蘭與白羅斯都是神聖羅斯一部份。

2014年2月，親俄烏克蘭總統被罷免，普丁批准俄羅斯軍事單位佔領烏克蘭克里米亞。隨後舉行類似蘇聯時代選舉的公投，克里米亞宣佈脫離烏克蘭獨立。普丁聲稱此舉是為了保護該區的俄羅斯人，又多次主張俄羅斯與烏克蘭人是同一民族，以合理化入侵克里米亞。在烏克蘭政府拒絕妥協後，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支持當地人分離烏克蘭，造成大量傷亡，也令俄羅斯世界在烏克蘭與白羅斯失去所有吸引力。

作者總結指，俄羅斯與烏克蘭衝突加速兩國以族裔為依歸的民族認同。俄羅斯與鄰國關係的問題，本質所在是俄羅斯政府與文化菁英，是否接受後蘇聯時期的政治現實。俄羅斯民族需要的不是基輔羅斯那種東斯拉夫人統一體，而是在俄羅斯聯邦內建造現代公民民族。

Whistling Vivaldi

看完了Whistling Vivaldi，主題是刻板印象如何影響我們。作者歸納自己與其他心理學界同行的研究指，與我們所屬身份相關的可能事件(contingencies)，會形塑我們生活各方面，包括工作與交友。例如提示數學表現存在性別差異後，即使很優秀的女性大學生也會受到影響，在數學測試中表現較差。在事前明確表明這項特定測試與性別無關，男女表現相同後，女性大學生的表現則與男性大學生沒有差別。這顯示數學表現的性別差異與個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無關，而是受到女性一直被視為數學表現的刻板印象影響。各種研究發現，刻板印象威脅在種族與階級成就差異也有影響。

作者也提到，為了擺脫刻板印象威脅，部份受威脅群體成員會過份賣力，遇到難以解決的情況也會繼續堅持，而不是嘗試另一種方法，或者與其他人商討。當面對個人能力可以應付的任務時，賣力確實可以提高表現。但在技能最前沿的領域上，需要各種策略以及與他人合作，只靠自己過份賣力反而會成為障礙。

身份威脅通過焦慮影響受威脅者的表現，徵狀包括心跳加快與血壓上升等，即使當事人不太在意這些徵狀，實際表現也會較差。身份威脅也會佔用精神資源，令當事人擔心自己的表現會否確認刻板印象、這樣的話會有甚麼後果、如何才能打破刻板印象等等。這會令當事人的思考受到干擾，工作記憶降低，從而影響表現。腦部研究亦發現，受身份威脅的人，腦部與社交及情緒相關的範圍會更為活躍。長期處於負面刻板印象的群體成員，有可能會出現長期健康問題，例如高血壓。

個人感到身處環境的身份威脅有多大，頗受到情境中看來理所當然的元素影響，作者稱這些元素為身份提示(cues)。這包括顯示當事人處於邊緣地位的提示，最明顯的就是相同身份者在數目上處於少數。處境中沒有有力的相同身份者，也會令人感到再努力也是徒勞。環境設置按身份劃分也是一種身份提示，例如食堂食客按種族分開坐。其他身份提示包括，所處環境是否重視多元價值，偏見的用語是否常見，不同身份團體是否互相看不起等。

作者強調，身份威脅並不只是來自偏見的威脅，而是各種可能事件帶來的威脅。有趣的是，在評估身份威脅時，某項提示可以影響對另一項提示的解讀。如果情境中有足夠提示令群體成員感到「身份安全」，可能會消除其他提示帶來的威脅感受。這意味著要消除身份威脅，不一定要改變所有事，或許部份關鍵的改變就能達到目的。

有證據指即使很輕微的做法也可大幅減少身份威脅。作者一位研究生的研究發現，給予學生短文的回饋意見時，嘗試表現中立，以及正面鼓勵的回饋意見，都未能推動黑人學生改善其短文。能夠發揮作用的，是協助學生達到更高標準的回饋意見。原因在於這種意見告訴黑人學生，他們沒有受到關於學術能力的負面刻板印象看待，而是獲信能夠達到高標準。

其他實際獲證能減少身份威脅影響的做法包括，向學生介紹一位上層階級人士在大學的經歷，讓他們知道自己在第一年的沮喪經驗能夠改變；與其他背景的學生分享各種個人經驗；提供才能不是既定而是可擴展的論述；讓學生確認自己最重視的價值。這些做法都令面對身份威脅的人們，對自己經驗的論述更為準確而樂觀，實際證明這會令他們的學術成就提高。

即使不是很強烈的介入，也能顯著改善受身份威脅群體的表現，這既反映之前表現不如預期很可能是出於身份威脅，也表示看似客觀評估學生潛能的標準測試，如SAT等，本身就不是毫無偏見。因為身份威脅會抑壓表現，這些測試會低估受身份威脅群體的潛能。當環境稱為調整，能力受刻板印象看待的學生就能不受阻礙投入學習發揮潛能。

身份威脅亦會造成不同群體間關係緊張，當中不一定牽涉偏見，只要做任何事可能會令人覺得你就是刻板印象的證明，就可能會令團體間自行分隔，不願意互相溝通。人們傾向與自己相似的人來往，組成的人際網絡會影響可用資源與社會資本。這些人際網絡相互分隔，可能是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因素。人們需要相信，自己處於身份多元的環境時，不會陷入與身份相關的窘境，才可能與不同背景的人合作良好自在。

作者最後總結，逃避談論身份不能消去身份威脅。讓人們理解身份不是不可改變的本質，不是一個人的全部，而身份也可以是對社會複雜多元挑戰的認識來源。就像奧巴馬強調而不是壓抑自己的身份，才讓他成為希望的象徵。

例外狀態

看完了亞岡本的《例外狀態》，探討公法中關於例外狀態的理論問題。例外狀態與內戰、暴動與抵抗等正常情況的對立面有親近關係，是國家權力對最極端國內衝突的直接回應。希特勒以「人民與國家保護令」懸置威瑪憲法關於個人自由的條文。此命令從未廢除，從法律觀點而言，第三帝國可看成持續十二年的例外狀態。在此意義上，現代極權主義可定義為透過例外狀態手段回應合法內戰的建制。這場合法內戰容許無法被整合進政治系統的整個公民範疇肉體消滅。

例外狀態不是某種特別法，而是意味著法秩序自身的懸置，構成一種空虛狀態與法的空缺。1934至1948年有關例外狀態的理論都受困於某種惡性循環，他們試圖以捍衛民主憲政之名所正當化的例外措施，正正是導致民主滅亡。絕對必要與暫時這兩項憲政獨裁與違憲獨裁的主要判準，抵觸了當時例外狀態已成為常規的事實。

西方國家法律傳統如何安置例外狀態原則上可區分為︰在憲法條文或透過一部法律規定例外狀態的秩序，如法國與德國；以及傾向不明文規定此問題的秩序，如意大利、瑞士、英國與美國。這種區分在形式在成文憲法上重要，但在實質與不成文憲法層次上，例外狀態現象存在於所有上述秩序中。至少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例外狀態制度歷史發展獨立於其憲法與立法的形式與成文化。

例外狀態問題與抵抗權呈現清楚對比。主張抵抗權本質上排除在實證法領域之外，不可能依法規制，以及在憲法中明確合法化抵抗權的對立論點，正正與相信例外狀態規範管制不適當，以及在憲法條文或特別法中法律化例外狀態的對比相稱。

如果抵抗變成一種權利甚或義務，憲法就會自設為不可觸犯與無所不包，公民政治選擇最終也將以法律方式規範。抵抗權與例外狀態的爭論，最終是關於本身外於法律的行動領域之法律意義問題。是堅稱法律應與規範一致，還是法律領域超出規範，雖然兩種立場都同意完全脫離法律的人類行動場域存在。

例外狀態既非內在亦非內在於法秩序，其定義問題關係著一道門檻，其間內與外並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混染。規範懸置不意味其廢除，它建立的無法地帶(至少宣稱)並非與法秩序無關。要理解例外狀態問題，就必須先正確決定其定位，例外狀態衝突爭辯的是其確切位置。

「必要性中沒有法律」不時被看成是例外狀態的基礎，這可詮釋成「必要性不承認任何法律」，或相反地詮釋成「必要性創造它自己的法律」。以必要性界定法律失去拘束力的獨特情境這項原則在現代翻轉，變成必要性構成法律終極基礎與真正泉源的原則。

所有界定必要性的嘗試都無法解決以下難題︰如果基於必要性而採取的措施已是法規範而非單純事實，何以仍必須經由法律加以批准與同意？如果它已經是法律，為何當它未被立法機關同意便無法繼續？而如果它不是法律，僅是單純的事實，為何經追認而獲得的法律效果不是始於它轉為法律時，而是溯及既往？

必要狀態理論終極難題關乎必要性的本質，理論作者多少視必要性為客觀情境，但必要性清楚需要一個主觀判斷，視人們想達到的目標而定。必要性最終成為決斷問題，而且決斷對象是在事實上與法律上無可決斷的事物。

某些作者將必要狀態詮釋為公法中的漏洞，行政權則負有填補此漏洞的義務。此漏洞涉及到對有效秩序的懸置，以確保規範的存在。漏洞不在法律之中，而是關於法律與現實的關係，以及其適用性本身。這就彷彿法之中蘊含在規範設立與其適用的根本斷裂，在極端情況下，只能用例外狀態填補。法律的適用被懸置，本身卻仍然有效。

例外狀態中法律效力自法律分離，其中一方面規範有效但未被適用，另一方面沒有法律價值的法令卻得到「效力」，當中關鍵是一個沒有法律的法律效力，作者寫成法律效力。這就像是一種神秘元素，以它法尋求佔領無法。

透過考察羅馬共和元老院以終極詔議宣告動亂並發布懸置法律(iustitium)，作者指出例外狀態不是獨裁，而是一個缺乏法律的空間，當中所有法律決定都失去效力。試圖將例外狀態納入法內理論，或者以必要性為法之本源，視例外狀態為國家行使自衛權或回復原初全權的理論，都不為真。試圖將例外狀態奠基於法規範與法實現規範、制憲權力與憲制權力，或規範與決斷的區分，而將例外狀態間接嵌入法律脈絡的理論同樣謬誤。

作者亦指出，例外狀態這個不具法律的空間，似乎是對法秩序而言如此根本，以至於法秩序彷彿為了奠定自身，就必須藉由與無法狀態保持關係來維繫自己。懸置法律期間的行動本質似乎避開一切法律定義，這些行動既非違法、亦非執法或立法。例外狀態理論的根本任務，是界定它與法之關係的意義、場所與樣態。

從班雅明與施密特關於例外狀態的辯論中，作者指出爭議發生於一個無法地帶，此無法地帶既必須不惜一切與法保持關係，又必須毫不妥協從此關係中被釋放與解脫。在這無法地帶爭論的，是暴力與法的關係。施密特試圖將暴力重新刻入法律脈絡之中，而班雅明則尋求以純粹暴力為法外存在欲來回應施密特。純粹暴力暴露並切斷法與暴力之間的連結，並因此不是成為治理或執行的暴力，而是純粹行動與展現的暴力。

隨著羅馬共和結束， iustitium字義從懸置法律變成主權者與近親的國殤。作者提出，這體現出主權者可說是變成活著的法律懸置，例外狀態與失序直接與主權者人身結合，主權者則從一切法律從屬中脫離，不受法律拘束。如果主權者就是活的法律，無法與法跟主權者人身重合，在其去世後的無政府狀態就必須被儀式化與控制，法律懸置就轉變為國殤。

無法與法的秘密連帶也顯露於週期慶典中，這些慶典的特色是打破並暫時顛覆社會秩序。慶典揭示，與法相關的所有人類行動界域，最終都顯示為兩股互相連結但背道而馳張力所穿越的力量場域︰一面從規範到失範，另一面從無法導向法律與規則。連結規範傾向與失範傾向的虛擬，確保了法與生命之間的關係。

羅馬元老院以終極詔議宣告動亂並發布懸置法律的基礎不是治權與支配權，而是元老權威。權威在私法領域上是自主法權者，透過宣告「我被立為權威」而介入，將法律效力授予無法獨立作出法律上有效行為的主體。「我被立為權威」表示，權利似乎不是自願行使，而是一種非人格權能，在權威者人身上實現。

在公法中，權威是元老院專屬特權。元老院並沒有屬於自己的行為，只能協同、批准法律與給予諮詢建議。權威與權力清楚區分，但兩者共同形成二元的系統。如果法律制度最真實性格確是總由例外與極端情況界定，權威似乎是在權力發生處將之懸置，而在權力不再有效處將之重新活動的力量。權威的權力不像法一樣在形式上有效，而是直接源於貴族的人身條件。

在省視現代學者輕易接受權威直接源自活生生人身這項主張後，作者指出，西方法律似乎呈現為雙元結構，由兩項異質卻協調的元素組成︰一面是嚴格意義的規範與法律元素，可稱為權力；另一面則是失範與後設法律的元素，可稱為權威。

規則元素需要失範元素才能適用，而權威也唯有在對權力的生效與懸置中才能確認自身。例外狀態就是藉由在失序與秩序、生命與法律、權威與權力間設置一道無可決斷的門檻，最終必須接合與連結法律—政治機器這兩面的虛擬裝置。當權威與權力綑綁與混染的例外狀態成為常規，法律—政治系統就會轉變為一部殺戮機器。

在例外狀態成為常規的當代，法的規範面可以被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下抹消與違反，卻仍宣稱適用著法。作者認為，除了揭露這部機器中心的虛擬，指出暴力與法、生命與規範之間，沒有任何實質接合，耐心分離它所宣稱連結之物外，別無取徑。在法與生命的無關之間，為人類行動打開「政治」的空間，唯一真正的政治行動，就是切斷暴力與法兩者連結的行動。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看完了《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主題是有關公眾語言的理論與實務，也就是修辭。作者以公共語言幾種修辭手法為引子︰論點壓縮成聊聊幾字(compression)、以局部代表全體(metonym)、以滑坡謬論略去推理步驟(proleptic)、暗示問題是善惡對立之爭、以最強烈的方式表達(maximal)。修辭是為特定情景與受眾設計，為了追求修辭衝擊的力量，有意無意會犧牲公共語言解釋的功能。

作者指，修辭與公民結構、體制、組織同樣重要，近年廣泛的政治危機，同樣是政治語言的危機。當修辭以震撼取代複雜、條件制約與不確定，視攻擊對象為不可修正，將「事實」當成某種意見，就會斷絕理性辯論的可能，令許多市民一心想迴避政治。辯論中最低限度的禮貌與互相尊重受到侵蝕，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度流失，甚至有越來越多人希望加以箝制。一旦公眾語言喪失解釋與激勵的力量，民眾與政治領袖的聯繫也受到威脅。作者相信這就是現時民主政體碰到的麻煩。

民粹風潮與政客雖然自稱反修辭，但作者指這也是一種修辭，其基本原則為︰徹底捨棄政治論述的謹慎與溫和，以憤怒、震撼策略與極度簡化政策等手法取代，公眾語言唯一的價值就是「真」，盲目崇拜有話直說，浮動善變，用完即棄。

新科技發展令大眾有更大權力選擇媒體內容，為新聞編輯與主管帶來兩難︰不再勉強受眾接受有價值的內容，還是堅守新聞原則卻坐視受眾大幅流失。無論哪種媒體，標題、摘要、列表等風格流行，新聞都變得更短，內容越來越誇張，譴責越來越強烈。細微差異或理應斟酌的前提乾脆全面刪除。邏輯讓位於人格，事實與辯論的篇幅縮小，意見的角色更為重要。意見在事見發生後幾秒內急速湧現，但不成比例地是偏激反應，形成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

現代技術官僚習慣用證據與邏輯為政策辯護，但政客卻需要突顯政策尖銳、能作政治動員的一面。當政客就任政職，會發現自己陷入兩種不同修辭的陷阱中。在當代政治更強調激情、新聞更受簡化壓力、治理更為複雜、媒體批評更尖銳下，對政客從期望到失望的落差更大。政客總是無法實現承諾，人民不再信任現任官員，尋找新鮮面孔與聲音，然後再度循環。

在過程中，公眾不再有能力掌握特定政策，不知道需時多久才看到結果，也無法評斷政策成敗。讓幾乎所有政治進展發生的含糊、彈性空間，在修辭上找不到共鳴。原本務實的政治中心基礎向兩邊極端蔓延，我們就此損失不確定的可能、傾聽他人的雅量、考慮證據與政治現實並隨之調整的彈性。

理性主義者認為，語言必須奠定在理性與證據，邏輯論證才是關鍵，人格與情感偏離重點而危險。真實主義者則認為，如果理念、文字從人們的行為與文化情境中抽離，就不再有意義與關聯。修辭理性主義忽略人格與情感，試圖建立理性完美系統的計劃缺乏根據；真實主義則可能變成沒有論述的個性，同樣無法察覺現時公眾論述已失去平衡。

行銷語言是現在全世界通行的修辭，常用到放大正面元素、避免批評與界定、略去脈絡、急逼、簡短等手法。政治行銷在二十世紀後半急速發展，在擬定廣告策略、思考政策與形象定型前已經出現。掌握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與各種行銷技巧，已成為政治顧問與選戰經理的先決條件。各種政治行銷技巧，主要是為了減少受眾投入同理心、無須承受不必要心理衝擊，卻因此犧牲有體系的辯論與解釋。數位科技與社交媒體令政治行銷更為精細，以自然選擇的方式找出最有效的修辭。

一般人會運用謹慎、精明等實踐智慧協助抵抗行銷宣傳。如果我們對一般人的實踐判斷有信心，就不大可能相信行銷話術會所向披靡，對民主的優勢會較有信心。但假如我們認為一般人非常好騙，缺乏內省能力，也許就會相信行銷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少數清醒者可以忽略不計，並要求更多意見檢查，認為再討論也沒有意義。

作者引用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描述當代道德問題爭辯的三種特徵，指出為何價值歧見爭辯難以解決︰一，辯論雙方的觀點根本無法適用同一標準衡量，變成斷言與反斷言；二，人們通常不會坦承互不相讓的道德世界觀是個人偏好，而是包裝成非個人、客觀價值與標準的架構較量；三，近一二百年巨大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使表達世界觀的語言處於失序狀態，就像「正義」一字沒有共識定義與前後一致的用法。

仇恨言論(hate speech)一詞經常在新聞出現，但它究竟是甚麼意思並不清楚。我們知道甚麼是仇恨罪(hate crime)，行為本身必須被認定是犯罪才成立。仇恨言論卻是鬆散的概念，有時能指以言也可能入罪，其適用範圍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當仇恨言論概念落在主權代理者或自命正義之士手上，就會有打著仇恨言論大旗，肆意打壓看不順眼人與事的危險。如果所有仇恨都能入罪，那麼身為人就可能會犯法。作者認為，言論自由無法保證壞事就此絕跡，但也不能反過來相信，打壓言論自由就是答案。

作者提出，面對公眾語言扭曲，有兩座希望的燈塔。其一是認為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謹慎精明讓人們有能力區分有效跟可疑的公眾語言。其二是期望修辭有朝一日能在辯論、風格與同理心達至新的平衡，成為作者稱為「批判的說服」(critical persuasion)，體察情緒與認同的合理需求，並追求現實的真理。

日本史的誕生

看完了《日本史的誕生 東亞視野下的日本建國史》，作者指出，日本史僅在公元七世紀「日本」這國家建立後才出現，在此之前的日本史，都是廣義的中國史。在漢朝時，日中貿易由漢朝委任的日本大部落獨佔，並與樂浪郡交接。公元57年，「漢委奴國王」遣使至洛陽，公元107年，朝貢的則是「倭國王帥升」，這反映出漢朝委任代表會變更，日本王權仰仗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東漢末年，軍閥公孫度割據東北，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成為公孫度指派的貿易代表。公元238年，魏滅公孫氏，翌年卑彌呼使節到洛陽，此事記於＜魏志倭人傳＞。晉代魏後，邪馬台國於公元266年再次遣使。後來發生五胡亂華，中國軍隊於公元313年從韓半島撤退，地方諸國開始走上自己的路。

作者認為，＜魏志倭人傳＞是中國作者陳壽受政治因素影響寫成。陳壽由張華提攜，而張華曾在東北任職，因此陳壽不太可能因為缺乏知識而誇大邪馬台國。但＜魏志倭人傳＞的描述的確不符現實，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陳壽在晉朝寫作，為了足以與魏臣曹真曾經在西方吸引貴霜帝國來使相比，故將晉朝開祖司馬懿經營的東北來使邪馬台國，寫成媲美貴霜帝國的大國。《三國志》中沒有＜西域傳＞，也是出於同樣原因。

邪馬台國的位置眾說紛紜，作者明言根據＜魏志倭人傳＞的扭曲描述很難確認，但作者也先後提出兩種猜測︰一是在關門海峽附近，二是在大阪灣難波的津。不管如何，邪馬台國與倭諸國都是貿易城市，當中也有以華僑為主的「國」。遣使至中國的邪馬台國並不是王國，更像是各貿易城市聯盟的代表。

作者指出，七世紀《日本書紀》提到之前的天皇事跡並不全然可信。河內王朝仁德天皇的事跡，可見於中國南朝《宋書》＜蠻夷列傳＞在公元478年的倭王書信，提到其祖武力征服各國，並向韓半島進軍，於公元369年受到百濟承認。

《日本書紀》提到公元591至628年由女王推古天皇統治，但這與《隋書》＜東夷列傳＞的記載有矛盾，＜東夷列傳＞指當時倭王為多利思比孤，是一位男王。公元609年，隋朝使者裴清出使倭國，所見亦為一位男王。作者認為，這可能與《日本書紀》由天武天皇下令編纂，而天武天皇之父舒明天皇奪取倭國背後有黑暗內情有關。

公元630年唐滅突厥後，倭國先後四次派使者遣唐。與下一世紀有別，這時的遣唐使不是為了學習中國文化，而是為了不被強大的唐帝國吞噬，為維持獨立而拚死努力。

公元660年，唐滅倭國在韓半島的同盟百濟，舒明天皇的皇后皇極（齊明）天皇計劃西征，中途病死，其子天智天皇繼續作戰，公元663年於白村江海戰敗於唐軍，倭人被趕出韓半島。為防禦外敵，天智天皇著手統一日本列島，遷都近江大津，訂立《近江律令》，定國號日本，公元668年即位天皇。作者認為此時是日本的誕生。

公元673年，天智天皇之弟討伐天智天皇之子，即位天武天皇。天武天皇下令編纂《日本書紀》，用古老假定的皇室合理化男性繼承。《日本書紀》記載第十至十二代天皇的事跡，全部是以天武天皇及其上一代的實際事件為藍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的事跡，也可與天武天皇在討伐其姪的壬申之亂中對照。

作者認為，從漢武帝征服韓半島後，八百年來日本列島一直受中國文明衝擊，在政治、軍事、經濟上屬於亞洲大陸，但尚未有屬於自己的歷史。直至公元七世紀，受到強大唐帝國衝擊，倭人面對威脅而必須採取自我防衛，為了與中國對抗，主張獨自的自我認同，才著手編纂自己的歷史。

日本最初的歷史《日本書紀》，表現出「日本與中國對立」、「獨自從天繼承正統的國家」這些思想，永久決定了日本的性格。日本人自七世紀起一直在意中國的存在，又避免與中國建立深入的關係。

作者最後指，本書的嘗試是，理解各國史料的政治性質，以世界史一部份看待、書寫日本建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