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0日 星期日

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

看完了《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主題是有關公眾語言的理論與實務,也就是修辭。作者以公共語言幾種修辭手法為引子︰論點壓縮成聊聊幾字(compression)、以局部代表全體(metonym)、以滑坡謬論略去推理步驟(proleptic)、暗示問題是善惡對立之爭、以最強烈的方式表達(maximal)。修辭是為特定情景與受眾設計,為了追求修辭衝擊的力量,有意無意會犧牲公共語言解釋的功能。

作者指,修辭與公民結構、體制、組織同樣重要,近年廣泛的政治危機,同樣是政治語言的危機。當修辭以震撼取代複雜、條件制約與不確定,視攻擊對象為不可修正,將「事實」當成某種意見,就會斷絕理性辯論的可能,令許多市民一心想迴避政治。辯論中最低限度的禮貌與互相尊重受到侵蝕,對言論自由的容忍度流失,甚至有越來越多人希望加以箝制。一旦公眾語言喪失解釋與激勵的力量,民眾與政治領袖的聯繫也受到威脅。作者相信這就是現時民主政體碰到的麻煩。

民粹風潮與政客雖然自稱反修辭,但作者指這也是一種修辭,其基本原則為︰徹底捨棄政治論述的謹慎與溫和,以憤怒、震撼策略與極度簡化政策等手法取代,公眾語言唯一的價值就是「真」,盲目崇拜有話直說,浮動善變,用完即棄。

新科技發展令大眾有更大權力選擇媒體內容,為新聞編輯與主管帶來兩難︰不再勉強受眾接受有價值的內容,還是堅守新聞原則卻坐視受眾大幅流失。無論哪種媒體,標題、摘要、列表等風格流行,新聞都變得更短,內容越來越誇張,譴責越來越強烈。細微差異或理應斟酌的前提乾脆全面刪除。邏輯讓位於人格,事實與辯論的篇幅縮小,意見的角色更為重要。意見在事見發生後幾秒內急速湧現,但不成比例地是偏激反應,形成回饋循環(feedback loop)。

現代技術官僚習慣用證據與邏輯為政策辯護,但政客卻需要突顯政策尖銳、能作政治動員的一面。當政客就任政職,會發現自己陷入兩種不同修辭的陷阱中。在當代政治更強調激情、新聞更受簡化壓力、治理更為複雜、媒體批評更尖銳下,對政客從期望到失望的落差更大。政客總是無法實現承諾,人民不再信任現任官員,尋找新鮮面孔與聲音,然後再度循環。

在過程中,公眾不再有能力掌握特定政策,不知道需時多久才看到結果,也無法評斷政策成敗。讓幾乎所有政治進展發生的含糊、彈性空間,在修辭上找不到共鳴。原本務實的政治中心基礎向兩邊極端蔓延,我們就此損失不確定的可能、傾聽他人的雅量、考慮證據與政治現實並隨之調整的彈性。

理性主義者認為,語言必須奠定在理性與證據,邏輯論證才是關鍵,人格與情感偏離重點而危險。真實主義者則認為,如果理念、文字從人們的行為與文化情境中抽離,就不再有意義與關聯。修辭理性主義忽略人格與情感,試圖建立理性完美系統的計劃缺乏根據;真實主義則可能變成沒有論述的個性,同樣無法察覺現時公眾論述已失去平衡。

行銷語言是現在全世界通行的修辭,常用到放大正面元素、避免批評與界定、略去脈絡、急逼、簡短等手法。政治行銷在二十世紀後半急速發展,在擬定廣告策略、思考政策與形象定型前已經出現。掌握質化與量化研究方法與各種行銷技巧,已成為政治顧問與選戰經理的先決條件。各種政治行銷技巧,主要是為了減少受眾投入同理心、無須承受不必要心理衝擊,卻因此犧牲有體系的辯論與解釋。數位科技與社交媒體令政治行銷更為精細,以自然選擇的方式找出最有效的修辭。

一般人會運用謹慎、精明等實踐智慧協助抵抗行銷宣傳。如果我們對一般人的實踐判斷有信心,就不大可能相信行銷話術會所向披靡,對民主的優勢會較有信心。但假如我們認為一般人非常好騙,缺乏內省能力,也許就會相信行銷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少數清醒者可以忽略不計,並要求更多意見檢查,認為再討論也沒有意義。

作者引用哲學家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描述當代道德問題爭辯的三種特徵,指出為何價值歧見爭辯難以解決︰一,辯論雙方的觀點根本無法適用同一標準衡量,變成斷言與反斷言;二,人們通常不會坦承互不相讓的道德世界觀是個人偏好,而是包裝成非個人、客觀價值與標準的架構較量;三,近一二百年巨大的社會與文化變遷,使表達世界觀的語言處於失序狀態,就像「正義」一字沒有共識定義與前後一致的用法。

仇恨言論(hate speech)一詞經常在新聞出現,但它究竟是甚麼意思並不清楚。我們知道甚麼是仇恨罪(hate crime),行為本身必須被認定是犯罪才成立。仇恨言論卻是鬆散的概念,有時能指以言也可能入罪,其適用範圍往往超出法律規定。當仇恨言論概念落在主權代理者或自命正義之士手上,就會有打著仇恨言論大旗,肆意打壓看不順眼人與事的危險。如果所有仇恨都能入罪,那麼身為人就可能會犯法。作者認為,言論自由無法保證壞事就此絕跡,但也不能反過來相信,打壓言論自由就是答案。

作者提出,面對公眾語言扭曲,有兩座希望的燈塔。其一是認為與生俱來的實踐智慧、謹慎精明讓人們有能力區分有效跟可疑的公眾語言。其二是期望修辭有朝一日能在辯論、風格與同理心達至新的平衡,成為作者稱為「批判的說服」(critical persuasion),體察情緒與認同的合理需求,並追求現實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