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強固、反脆弱組成三元組，脆弱喜歡安穩，反脆弱從混亂中成長，強固則不那麼在意外在環境。屬脆弱的事物很少發生錯誤，但一旦發生規模往往很大，因此難以扭轉；反脆弱事物錯誤規模小而溫和，甚至能迅速克服，並帶來豐富資訊。要變得反脆弱，就要置於「喜愛錯誤」的狀況，方法是犯下不計其數小錯誤，這過程與方法作者稱為「槓鈴策略」。
作者指挫敗產生的額外動機與意志力是創新來源，這種過度反應是一種備餘，以因應最差的結果，並應對可能產生危險的資訊。備餘在機會來時有其用處，例如身體對承受的重量會過度反應，並有過度的準備，讓人體變得更強壯，天擇與演化也是如此。
反脆弱也是區分生命與無生命的標記，無生命物體都不會自我修補，生命體則可以自我療癒。這概念可進以用於區分深奧(complex)與非深奧系統，非深奧系統缺乏相互依存性，結果不可能曖昧不明，深奧系統相互依存程度很高，某一變動可造成錯綜複雜與一連串的副作用，「原因」幾乎不可能察覺或無法定義。
對於我們的反脆弱性質來說，急性壓力因子對人的好處比慢慢因子多，尤其是急性壓力因子發生後有充分復原時間，允許壓力因子執行傳訊功能。沒有復原機會的長時間持續壓力，則會損害健康。
作者稱現代生活有系統消除不確定與隨機，讓任何細節能高度預測的過程為觀光化。觀光化讓各種活動變成像演員照本宣科的劇本，抽走隨機性並製造得益的錯覺。作者指現代人休閒時過著有如囚犯般的生活，參與安排好的聚會，在預定時間發笑，以目標為首，深深傷害存在的自我。
永生不死的有機體需要絲毫不差預測未來，應對所有隨機事件。但大自然讓有機體死亡，在連續世代間修改，就不需要預測未來情況，讓每一隨機事以生態變異形式帶來它本身的解藥，就像大自然不斷自我改變與修改策略一樣。這可行的隨機範圍雖然很大但也有限度，假如整個地球生命完全消滅，或隨機突變速率太高，演化就無法適應。局部錯誤帶來資訊讓系列改善，整體嚴重的錯誤則讓系統無法存活。
作者認為，輸家的特徵是犯錯後不會內省並從錯誤中學習，以新資訊豐富自己，而是覺得難堪並產生防衛心理，試著解釋他為何犯下錯誤。不曾犯錯的人沒有只犯過一次錯的人可靠，犯過許多次錯，但同一錯誤不犯兩次以上的人，也比不曾犯錯的人可靠。
系統的反脆弱性是以犧牲個人取得，試煉是一場無情考驗，殺掉失敗的人，活下的人群顯然比原來更強壯，但個人並非如此，因為較弱的人已經死亡，有人付出代價讓整個系統改善。啟蒙運動強調個人權利、自由與獨立，雖然否定反脆弱性，卻使我們從歷史居支配地位的社會、部落、家庭中解脫。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有所取捨，創業家冒險失敗的個人損失，卻是世界的反脆弱來源。
自僱技術勞工的收入容易變動，讓他們持續處於適應壓力下設法改變，受僱者收入看來穩定，卻可能在人事部一通電話後所得立即變為零。自僱技術勞工的小錯誤是寶貴資訊，幫助他修正原有做法，受僱者的錯誤則會是永久紀錄。以人為力量平滑隨機性，會產生平穩而脆弱的結果。
政體大小與其行事方式有關。人們在小單位管理中表現較好，與同儕有個人接觸會改變行為，避免傷害到他人，但在大型組織中，其他人變成抽象的項目，數字就只是數字，與當事人缺乏社會接觸，就只是以電子試算表與理論做事。由下而上的自治市因為權力較不集中，受影響者是住在社區內的人，而不是集中權力的官僚，遊說者較不可能出現。
自治市屬於平常世界，不同自治市的雜訊傾向互相抵消，不會發生單一極端的變異；集權國家屬於極端世界，大部份時間相當穩定，但偶然會有很大混亂，也就是厚尾︰發生機率很低的事件，扮演高得不成比例的角色。極端世界會出現火雞問題︰誤將「沒有傷害證明」當成「證明沒有傷害」，就像火雞越接近感恩節越有信心自己不會被宰。
在市場實施固定價格以消除投機客帶來的溫和波動性，會穩定的錯覺，並被偶爾出現的急起直落打斷。由於市場參與者不習慣市場波動，價格一有小變動，就會被認為是內線資訊引起，或系統狀態改變，因而引起恐慌。
在某些情況下，將隨機雜訊注入系統，可以改善系統的功能。例如稱為「模擬退火法」的電腦模擬方法，針對只有隨機性才能取得答案的問題與狀況，可得到更多一般性最適解。
作者對現代性的定義是，人類大規模支配環境，系統地窒息波動性與壓力因子，將人類從充滿隨機的生態中抽離。其特徵是人理化，認為社會是可理解的，所以必須由人來設計。現代性兩項中心要素，是天真的干預主義，以及無條件相信科學預測的觀念。
天真的干預例子之一是醫療傷害(iatrogenics)，即治療受到的傷害超過利益。作者提出醫療傷害的兩項原則︰一，我們不需要有證據證明受到傷害，才能宣稱某藥物或不自然的肯定療法有危險，舉證責任在醫療一方；二，醫療傷害影響並非線性，對幾乎健康的人我們不應冒險，對正處於危險者則應冒高很多的風險。
社會學理論與政策的醫療傷害在現實世界上非常脆弱，在風險分析上也不穩定，原因是政治與經濟的尾端事件無法預測。但作者說他不是反對干預，我們應該出手限制規模大小、集中程度與速度，以降低黑天鵝風險。
作者提出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衛機制，讓事情自然發展，發揮其反脆弱性。例如在寫作時暫時擱置，直至身體已做好準備，可能是非常強力的自然過濾器。人只會在需要執行不自然的事或程序時才會拖拖拉拉，拖延有助於過濾短期的資訊，區分雜訊與訊號。得到的資料越多，反而越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造成更多醫療傷害。
對於預測，作者認為察覺反脆弱性遠比預測容易，所以我們應設法將來自預測錯誤的傷害降至最低，好待犯錯時不至分崩離析，甚至可能受益。我們不能預測整體，但能預測那些依賴預測者會冒更大風險，並將會遇上麻煩，因為作預測者會因預測而脆弱。
塞內加提出經由心理練習，拋開擁有的財物，這樣當損失發生時，他就不會感到痛苦。心理上調整至假設「最差情況」已經發生，讓人因而去冒「最差情況」已知、下檔損失有限的風險。順境時最需要嚴守紀律，在心理上拋除身外之物。斯多噶學派談的是內化情緒，不是消除情緒，現代斯多噶學派哲人將恐懼化為謹慎、痛苦化為資訊、錯誤化為啟示、渴望化為行動。
根據路徑相依的觀念，經濟成長與衰退風險、財務報酬與最後全數虧損的風險、「效率」與發生意外的危險不能區隔開來。效率這概念本身變得相當沒意義。假如賭徒有最後賠光所有的風險，那麼其策略的「潛在報酬」完全無關緊要。當事物具脆弱性，其損壞風險會抹煞掉所有為使它「有效率」的任何事情，除非先降低損壞的風險。
作者稱為槓鈴的策略描述一種雙重態度，在部份領域以安全方式運作，在其他領域承受許多小風險，以獲得反脆弱性。一邊極端風險規避，另一邊極端風險愛好，避開易受巨大衡量錯誤影響的「中等」風險，降低下檔損失，讓上檔利益照顧自己。以金融投資為例，就是大部份資產以最安全形式持有，少部份用作高風險投資。以職業為例，就是找份閒差事，工餘時間用於寫作。
選擇權是反脆弱性的代表，它是指與別人簽定不對稱的契約，當中買家「有權利，但不負義務」，賣家「有義務，但沒有權利」。擁有可選擇性就不太需要一般所說的智慧、知識、洞見與技能，因為擁有者不必經常正確。只要他有智慧，不要做出不聰明並傷害自己的事，並在有利結果出現時察覺到它們就可以。擁有選擇權，就是指擁有不對稱性，並有理性留下好事物，捨棄壞事物，知道如何獲取利益。
由發現到執行的過程潛伏著意外變動，我們通常缺乏想像力，需要隨機性幫我們走出去。實務上的創新不見得是從發明推進，也需要運氣與環境。半發明的事明變為發明，往往需要很大突破，例如有遠見的少數人，也需要在經濟上有理由推行新發明。作者指政府與大學在創新與發現上貢獻甚少，因為他們一心尋求複雜偉大的東西，無法探索簡單明顯的事物。重要的東西只能透過實踐揭露。
作者指試誤法其實並不是隨機的，一個人需要理性讓每次失敗能提供額外資訊，讓每一次比上一次更有價值，逐步摸索出目標。作者稱很高比率技術知識是來自試誤法的反脆弱性與可選擇性，我們所會的各種技能與觀念實際上以反脆弱的實際行事而得，卻相信這是從書本、理念與推理學會，就像聲稱鳥懂得飛是因為知道各種數學方程式一樣。
作者認為教育在國家層面上不會令國家富有，兩者不存在因果關係。教育可以帶來其他好處，但不能用於促進經濟成長。擅於做事者與擅於談論者是兩類人，前者只會動手做，用談話部門的標準衡量他們既不公平也侮辱他們。見機而作的方式，可從大利益與溫和傷害的不對稱性中得到很大優勢，反之，依賴敘事是被不確定性調適，並會往後倒退，天真地將過去投射至未來。
作者提及政府看待事情的方式過於目的導向，研究獎助與資金應該是給予人，而不是給予計劃，而且應少量分配給許多研究工作者，因為報償與嘗試次數成線性關係，贏家會有幾乎無上限的極高報酬。創新會漂移，一個人需要漫遊者的能力，捕捉眼前的機會。重要的創業投資決定是在沒有真正營業計劃下進行。資金應該給相信能掌握選擇權，作風積極的修補者。
教室學到的技能都限定在特定領域，也就是這種訓練無法令人在真實生活中表現更好。在教室學會的事情，大致上仍留在教室中。以足球媽媽方式壓抑孩童的生物自衛本能與他們對生活事物的熱愛，將試誤、反脆弱性從孩童生活中消除，會改造他們成為書呆子，也沒有受訓練處理曖昧不明的情況。
在真實生活中，暴露在風險的程度比知識重要，決策的影響取代邏輯。教科書的知識忽略隱形利益的不對稱性，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行動所得的報償上，而不是研究世界的結構，或者了解「真」與「假」。事件本身不是最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利益或傷害才是最重要。
正如一塊岩石的傷害多於一千顆小石，不常發生的單一事件造成傷害，多於較小震撼累積的影響。脆弱事物受極端事件的傷害，遠高於一連串中間事件。反脆弱事物則是在某限度下震撼強度增加，會帶來較多利益或較少傷害。
在過度配適的緊繃系統中，小幅度修正會產生滾雪球的效果，因而顯得脆弱。例如公路上的汽車驟然增加，或者某一段路封閉，都會令交通時間增加許多。規模在承受壓力時會帶來傷害，隨著規模增加，處理傷害的成本會非線性地增加。由於非線性效應，更多的財富也會讓我們傾向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正如一億美元的專案比五百萬美元更難預測，也更可能成本超支。
作者介紹以脆弱性察覺試探啟發法來衡量脆弱性，運作方式是衡量某項改變帶來的後果，假如後果急劇加速增加，顯示系統具脆弱性。
反脆弱呈凸性報償，需要的正確次數可以比隨機差，但表現卻依然超前。例如平方是凸函數，平均數的函數比函數的平均數低，舉例擲骰子點數代表可取得報償，平均報償的平方是[(1+2+3+4+5+6)/6]^2 = 12.25，但平方報償的平均是(1^2+2^2+3^2+4^2+5^2+6^2) = 15.17，當中差異就是反脆弱的隱形利益。
作者以簡單的試探啟發法辨認騙子︰他們只會提供正向建議，利用我們容易受騙的傾向。實務上，在演化中存活者都是用負向方法，學習避開甚麼事，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份風險。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是成功者擁有長才，還是有長才者會成功，但我們很有能力預測負面事情，也就是不具任何長才者最終會失敗。我們知道不對的事，遠多於正確的事。
反脆弱性意味著舊優於新，時間會證明事物的脆弱性，並在必要時摧毀它們。能夠存活下來的事物，一定是長於達成某項目的，我們的感知與邏輯無法捕捉這目的，但時間則能看到。典型預測會隨時間而退化，但在預測脆弱性時，較長期預測比短期預測可靠，因為受「黑天鵝」影響者相當容易確定會被歷史吞噬。
嗜新狂(neomania)是一種當代病，會帶來脆弱。導致人們對技術過度狂熱的心理偏誤包括︰資訊會隱藏失敗，讓我們將「必要」與「原因」混為一談；我們總是注意到變動，不注意靜態事物，讓我們不大留意角色重大但不變的事物，並只注意不斷嘗試的新事物，沒留意大部份嘗試行為並不持久。嗜新狂會帶來跑步機效應(treadmill effects)，我們購買新物品後滿意感會急速上升，但很快就厭倦自己已擁有的事物，開始尋找新的新東西。
經不起時間考驗的資訊同樣脆弱，作者指只上市一年的書籍通常不值一讀，不論當時它多麼熱門，已存在十年的書會再存在十年，已存在二千年的書會繼存在很長時間。學術工作也是如此，很多論文只是雜訊，唯有在時間考驗下才知道是否有突破。以嗜新狂熱看待科學成果與科學家，會將科學領域貶抑為運動競賽，讓科學變得脆弱。
作者對追求永生感到厭惡︰
我來到這個世界，不是像生病的動物，只求能夠永遠生存。記得我們說過，一個系統的反脆弱性來自各個組成的死亡——而我是稱作人類的那個更大群體中的一員。我來到這裡，是為了群體、為了產生後代(並且引導他們為人生做好準備和扶養他們)，或是最後是為了寫書，然後像英雄那般死去——我的資訊，也就是我裡面的反脆弱性，才應該尋求永生，而不是我尋求永生(p. 497)。
作者指現代化最差勁的問題是，將脆弱性與反脆弱性從一方惡意轉移至另一方，結果使一方得益，另一方在不知情下受害。在作者看來，任何提供意見者，都應該在別人依賴其資訊或意見而受到傷害時有切身利害，提出預測或經濟分析者必須為所言不準有所損失。事前推動脆弱，事後卻盡揀好的來為自己辯護者，因缺乏懲罰而讓他們有反脆弱性，卻讓聽取其意見者受害。
企業經理人可從市場波動獲得好處，因為他們只得到一邊報償，將認股權換成鈔票，在下跌時不用付出對等代價。整個社會得到的報償剛好相反，上檔利益低於下檔損失，退休人士必須將錢奉送給銀行家與企業執行長。這種反脆弱性轉移形同偷竊，卻被稱為「以誘因為基礎」，符合資本主義。
作者指將事物講得比實際要好的行銷活動並不道德，凡是行銷的東西必然差勁，否則就不需要廣告。大造廣告的企業在三種層面上違規︰一，輕微的違規，自吹自擂；二，較嚴重的違規，以盡可能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表現自己，將產品瑕疵隱藏；三，更嚴重的違規，玩弄的話的認知偏誤與無意識聯想，以錯誤方式表述其產品，作者認為這是卑劣的行徑。企業體系似乎將公司逐步推向第三層，問題核心在於單位不同於個人，企業不會有自然的倫理，只關心資產負債表，只接受對自己有利的行動。
在抽象單一民族國家中，面對面接觸的角色重要減少，羞恥不再履行懲戒任務，身為興趣與群體不同的各團體成員與友誼影響也減弱。作者提出一項簡單但相當激烈的做法是︰任何出任公職者，以後從商務賺取的金錢，都不能高於最高的公僕收入，自動設定上限防止在政府與商界出入的旋轉門，這樣清廉之士才會進入政府。
法令規定越複雜，懂得門道與漏洞的主管官員，日後獲益就越大，官員可以在離職後收受私人薪津。規定繁複令內部人員有機會上下其手套利，所以主管官員有誘因令法令規定越繁複越好。在複雜系統中，法令規定的字面與精神差異難以察覺，也就是更容易揩油。
巨量資料研究者有免費選擇權，他可以選取任合證實其信念的統計數字，同時拋棄其他數字。只要他獲得正確結果，就有在此打住的選擇權。他也可以發現虛假的統計關係，因為在大資料集中，大偏差可歸因於雜訊部分遠比可歸因於資訊部分要多。
作者朋友以一句話概括本書︰每一件事情都會從波動得到利益或承受損失。脆弱性是指因為波動和不確定而發生損失。
本書附錄提到比較優勢的問題，歷史上有些國家專門生產某些產品、商品與作物，在價格激烈波動下遇上困難。病菌與天候不良等阻礙令生產出問題同樣帶來災難，例如1850年代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這不表示專業分工不是好事，但需要先處理脆弱性問題，這種修補過程是由下而上緩步漸進，不是社會計劃者計劃而來。
經濟學界遺漏的是，擁有正確模型但參數不確定下，一定會在凸性與非線性情況下，導政脆弱性上升。參數錯誤會帶來進一步錯誤，使所有的小機率，在較高階不確定很大下，更會至厚尾與冪次法則的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