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酬者

看完了《父酬者》，原書名The Son Also Rises。本書是社會流動性研究，方法是用姓氏(特別是罕見姓氏)追蹤後人整體平均的社會地位。研究發現如書名所說，各社會流動性不高，隔代社會地位頗為穩定。作者認為現時主流研究只追蹤父子兩人的社會地位相關度，除偏向單一方面(如所得、教育或職業)外，也將相當隨機成份納入計算。以家族整體地位分佈來追蹤社會流動，會得出更根本的社會流動率。

本書研究發現不論任何社會與時代，社會流動率都不是很高，代際社會地位相關程度大約在0.75。研究結果也似乎暗示根本社會地位是由父母遺傳而來，先天比後天培養重要，若是如此，則會有幾種影響︰一，世界似乎比想像公平，才能是經濟成功主要來源，而不是繼承優勢；二，大量投資於照顧和教養子女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三，政府干預對改變社會流動性影響不大；四，聯婚可以增加社會流動，因此增加長期社會流動的方法，是以同質文化盡量提高不同社會群體的聯婚率。

作者研究瑞典、美國、中世紀英格蘭與現代英格蘭個別姓氏佔菁英比例，結果發現社會流動率都比現時主流研究低，在不同面向(財富、教育、職業與政治菁英成員比例)測量的社會流動速度相似，而且不同社會比例中地位持續率相似。作者認為主流研究是以不同世代中，社會地位與隨機因素混合得出的外顯個人特徵來計算社會流動性，因而會高估社會流動的速度，如圖所示︰

主流研究計算的是β，但根本社會流動性是b。以如姓氏等群體來計算，則會將隨機因素(ρ)減少，令結果更為接近b。

作者的研究表示家族歷史對代際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代際地位的相關度也與子女數目無關，反映父母投資並不能影響代際地位向平均遞迴。對孟加拉的婆羅門姓氏研究顯示，同族通婚社會幾乎沒有種姓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支持根本社會地位是父母遺傳的說法。

即使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階層看來已徹底改變，姓氏研究也顯示其社會流動率只是稍為增加，社會地位仍然相當持續。台灣姓氏研究反映出流動性看來比其他社會高，這有可能是菁英大量移民至美國的結果。有學耆認為中國社會因索族網絡援助會令其社會流動性較低，但姓氏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日本姓氏研究發現武士與華族姓氏後代佔現代菁英比例仍然很高，而且武士姓氏的持續率比華族高，即是在近期仍是如此，作者未能解釋此差異的原因。韓國與日本一樣是高度同質化社會，但姓氏研究反映兩者與種族更歧異社會的流動率差不多。即使智利在近年經歷各種政治動盪，對社會流動率的影響也很小。

作者總結姓氏研究推論的流動性定律指，白手興家是特例，世代的變化平均而言很小，極富裕者祖先最有可能是中等財富與才華者，極貧窮與缺乏才能者則多半是頗貧窮與沒有才能的子女。換言之，這些家庭在高於或低於社會均數地位已很長時間。

部份群體持續高或低的地位，似乎違反上述流動性定律。但作者指地位分佈一開始可能由揀選機制創造，或群體內高與低地位生育率不同引起。地位建立後，則可藉同族通婚或社會群體揀選來維繫。

從收養子女地位與生父母而不是養父母相關度較高來看，似乎生物遺傳因素對社會地位比後天來得重要。既然如此，作者認為與其無效地推動改變社會流動率政策，不如以重分配方式改變實際結果。作者認為，目前製造高地位子女的競爭，由擁有最佳遺傳潛力者的婚配競爭取代，會令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的社會更有可能存在。

個人意見︰本書在「控制隨機因素」後得出的流動性，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機遇後的姓氏研究結果，以此推論根本社會流動性是遺傳而來，看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套套邏輯。在排除影響社會地位的後天(「隨機」)因素後，自然就只剩下先天因素，先天因素自然大部份來自父母遺傳。此外，遺傳潛力婚配競爭會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似乎也有點過度推論，關鍵字︰優生學、種族滅絕。

Loneliness

看完了Loneliness，講述孤獨會帶來甚麼身心與認知影響。作者研究年輕人發現，平均而言，感覺孤獨的人獨處時間不比其他人長，外觀上與其他人吸引力差不多，高度、體重、年齡、教育與智能也類似，社交能力廣泛而言也不比人差，只是感到孤獨讓人較少機會表現社交技巧。

作者指孤獨有三個面向︰一是先天對社交需求的傾向，有人天生對遭社交排斥很敏感，也有人社交需求較少；二是感到孤立時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也就是各人在孤獨時影響情緒的程度有所不同；三是如何看待他人及預期他人會有甚麼反應，在不開心與感到威脅時這種認知能力會受到影響。故此孤獨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能適當調節、社交生活滿足的人，表現與接收的社交訊號也會與周圍環境更融洽和諧，作者稱這種各人互相影響的現象為co-regulation。

孤獨感是在社會關係不足時，身心與情緒警示我們要作出行動的反應，因此會對各種社交訊號更為敏感。然而這種反應帶有恐懼的感覺，令我們在接受社交訊息的準確程度下降。當我們長期處於孤獨，更為敏感卻較不準確的感受，會令我們更容易悲觀看待社會預期，並阻隔自己免於負面批評及為人拒絕。這種負面循環會令我們更自我防衛、與人保持距離、作出尖酸的行為。這會加強我們對社會預期的悲觀印象，其他人也會遠離自己，令情況更為難過。

處於孤獨會減少自我調節與執行控制的能力，令人較易做出不顧後果的短視行為。孤獨雖然在實驗室中社交表現不比他人差，但在現實中卻因自信不足與自我形象低下而無法適當發揮。

作者指人類傾向以互惠利他行為加強社會聯繫，並在處於孤獨時在生理上感到痛苦，可令我們祖先生存機會更大。自私的基因假如令個體只顧自己就不能繁殖，個體的成功與否需要超越自私並顧及他人，發展成截然不同的社交大腦與社會動物。

心理學家詢問人們「你是誰？」這問題，整理出人們的答案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1. 個人，內在自我，即與他人的個人特徵。


2. 社交或人際關係的自我，即與親近的人相處那自己，生活中沒有他人這就不會存在。


3. 集體自我，即更廣泛社會身份，在日常生活經驗較少出現，與更大社會團體的聯繫

人們的特質不是由基因命定，在不同情況下人們會有不同表現。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人們有時會感到孤獨，有時不會。

作者提到孤獨並不等於抑鬱，雖然兩者有相關之處，但孤獨較像是缺乏社會聯繫時的警示，以推動人們離開現時狀況，抑鬱則更像是拉力，將人拉向表現低調，以向他人表示自己沒有威脅。

現時找到孤獨影響健康的可能途徑有五，包括︰

1. 孤獨令人較易作出不健康行為，尤其是中年人士及老人，如飲酒、偏食、較少出外散步等


2. 孤獨在中年後會令人遇上更多壓力事件，可能是因為長期孤獨耗費心神令控制能力減少，令人們更易出錯


3. 孤獨令人在解讀日常經驗時偏向負面，也較易以悲觀與逃避態度面對問題


4. 孤獨帶來需要回應更多壓力的生理變化，包括壓力荷爾蒙水平較高、持續發炎、改變心血管系統等


5. 孤獨使人較難得到休息回復，較難入睡，日間疲勞增加，睡眠質素下降

人類大腦演化可以三層分類來說明︰最內部的腦幹由爬蟲類到人類都有相似功能，控制基本生命功能如心跳、消化、呼吸；腦部中間則處理更複雜事務如愛與後悔，需要時會與腦幹及腦皮層合作；腦皮層由額葉處理最複雜的問題。這種分層機構令我們有需要時可以迅速以反射動作回應刺激，也可以作出更複雜的深思熟慮、漫遊不同時間想像並作出差別細微的決定。正是腦部這複雜而有時互相矛盾的系統，令人類對社會聯繫感到雀躍，對孤獨感到沮喪。

人類對社交的聯繫需要，也是體內化學運作的一部份。作者指oxytocin這種大腦分泌物會在人們與他人聯繫感到愉快時分泌，oxytocin會降低血壓與壓力荷爾蒙水平，減少壓力反應，鼓勵人們在往後繼續社會交往。

在與他人交流中了解他們如何不需要仔細考量，偵測與解讀他人舉動在神經系統中已有基礎，不需要意識介入。然而孤獨帶來的恐懼會令意識介入這種偵測與解讀，令本來無意識的流暢行動變得不自然。

孤獨使人傾向保護自己免於潛在的社交危機中，較少真心關懷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並長期處於自我中心的偏誤解讀意義中。長期孤獨的人傾向抱有犬儒世界觀，以無數理由辯解為何努力不會有回報，任何人際關係最後都會失敗，以至對他人缺乏同情與接納，最後令他人拒絕與孤獨的人交流，造成自我實現預言。孤獨造成的失調容易令人走向極端，不是缺乏反應被動地承受痛苦，對自己受到不公平不發一言，就是過度反應對小事大吵大鬧。

各國調查指人們在三年內快樂程度改變的因素主要有三︰社交聯繫、家庭收入與年齡。三者增加都會令人更快樂，但家庭收入增加只在一定範圍內令人更快樂，超過後就沒有太大效果。剩下可以由意志改變的，就是社交聯繫。

滿足社交需要比滿足食慾等身體需要不同的是，社交聯繫需要的不是專注於缺乏帶來痛苦，而是要走出去與他人互相交流。作者對如何改變提出幾項建議︰以簡單的行為開始，限定目標，不要事先有過多假設；行動計劃需要與自己的技能、知識、興趣相關；要有現實的預期，避免遭他人趁機利用；決定人際關係中適當的強烈與親密程度；相信人際關係可以互相合作越來越好。

作者再次提到有關孤獨的三項重點︰

1. 孤獨令人需要更多正面訊號去相信他人


2. 孤獨令人傾向批評


3. 孤獨可使人消極與逃避行事

最後作者指與他人連結是個人與社會創意與動力的泉源，讓我們更能發揮自己的潛力。

失控的正向思考

看完了《失控的正向思考》，主題是美國近年復興的正向思考如何扭曲現實，並與各種商業團體掛勾。作者患乳癌的經歷，令她遇到許多鼓吹正向思考抗癌的團體與人物，各「生還者」講述自己勇敢抗爭的故事，更極端的是有人指癌症令她們重新認識自己，所以是禮物，應該由衷感激云云。這種態度甚至要求患者一定要正向思考，要努力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任何負面想法都是錯誤，令患者反而覺得自己的感受不受重視。作者指「正向抗癌」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抗癌過程確實是非常痛苦，但強勢的意識形態卻要人們欣然接受不幸，受難時只能怪罪自己。

正向思考要人們遠離「負向者」，為了不被人孤立，就算不快樂現在也要裝出自己是正向的樣子。而且「負向者」有時是帶來現實警告的人，遠離「負向者」就可能會越來越脫離現實，沈醉於自己的想像中。更荒謬的是美國近年正向思考提出「吸引力法則」，以為人們只要很想得到某事物，每天不停在想，現實就會滿足自己的願望。作者指這種說法完全自我中心，也無視其他人也是有獨立意志的個體。

作者認為美國這種正向思考有較久遠的根源，即喀爾文主義，這種教義主張人是否能上天堂是先天命定的，活在世上就只是在不停檢視「心中可恨的根源」，唯有身體與精神不斷地勞動，不無所事事，才不會落入罪惡之中。這種嚴苛的要求深入美國殖民地移民中，令美國人感到憂鬱，並在時代變遷時引起思想上的反抗，即新思想運動。此運動與喀爾文主義對抗，認為神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精神」或「心靈」，無窮無盡，包羅萬有，而人也是宇宙心靈的一部分，所以沒有所謂罪的存在，最多只是有時「不小心出錯」。這後來發展成基督科學教，主張心靈可以克服身體障礙。諷刺的是這種正向思考仍舊要求人們堅決檢視自己，監視自己的內在生活是否負向，這與喀爾文主義有相似之處。

正向思考也帶來收入甚豐的激勵產業，市場出現各種書籍、DVD、演講、課程、商品教導人們如何正向，利益最多的則是企業客戶為員工提供激勵課程。主管與經理也同樣渴求正向思考，令他們在複雜多變與大起大落的商業環境中好過一點。近年美國企業經常裁員，職場沒有安全感，企業則聘請激勵產業來「緩解問題」，鼓吹員工應該欣然接受裁員，因為這是改造自己的機會，並組織剩下來的員工組成團隊，舉辦各種活動加強「團隊精神」。

美國教堂也受到正向思考風潮影響，現時許多巨型教會為了滿足「顧客」需要，將十字架收藏起來，不再宣揚耶穌的教誨或罪惡的危險，反而向信眾宣傳任何事情都可如願以償，只要堅定相信，保持正面態度，神就會為信眾達成任何願望，「因為神是正向的」。教會也變得越來越像企業，教堂以世俗風格設計，提供各種服務與娛樂，甚至根據「市場調查」來決定講道的內容。巨型教會與企業執行長關係密切，也彼此模仿對方的做法，穿上西裝，教人用正向思考，甚至同樣擁護「自由企業制度」。教會與企業最主要的不同是，教會總是很友善，不會有上司要求你做甚麼。信眾會發現自己處於封閉的世界中，四周都說相信自己「能」成功就「會」成功，遇到任何挫折，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理應較為科學的心理學也因正向思考而改變，出現所謂「正向心理學」，將任何正面結果都與樂觀扯上關係。正向心理學家出版大眾書籍、向企業界推銷課程，與其他激勵產業並無二致。作者指正向心理學以毫無根據的方程試圖看起來比較科學，卻對現實證據與客觀性這些科學的基礎視若無睹，例如快樂與健康關係的研究缺乏確定證據，相關也不代表因果。正向心理學也強烈偏向維持現狀，對改變社會制度令社會更快樂沒有興趣，幾乎只重視人們如何調整觀點以改變內在。

美國近年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向思考流行卻能人們相信人人都可以快速致富。作者認為這種態度多少造成二零零八年房價崩盤，因為正向思考鼓勵大家「實現物質渴望」，人們盲目樂觀，過度借貸或二按；金融機構自我感覺良好，忽視風險以求賺取暴利，輕視房價下跌與房貸違約的可能，金融主管隔絕在奢華的世界內，聽不到或不想聽現實的批評；監管機構也是得過且過，結果現實來臨，引發全面衰退與失業。但美夢破滅卻是激勵產業更為蓬勃之時，企業需要激勵產業收拾裁員後的局面，個人則需要激勵產業令自己相信事情還未絕望。

作者最後指，盲目樂觀與盲目悲觀同樣有害，人們需要了解四周，解決現實環境的問題才能保持快樂。作者認為，面對真實威脅時不能只想著自己，要起身行動應對，人們可以從這種努力中獲得快樂。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看完了Halpern的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作者寫本書時在英國首相策略單位(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PMSU)工作，本書是作者在政策研究中各種發現，重點在於經濟以外的社會福祉，如民眾幸福感、人際關係、信任等。

各國研究比較均指出上班交通時間越長，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當資訊有限時，讓我們合作與彼此相處的社會慣例與習俗就十分重要，它們是現代生活的基礎，也是本書主題所在。

民眾是否快樂是社會福祉的重要一員，各國調查反映較快樂的人壽命較長、人際關係較成功、收入較高、生產力也較高，只是過份快樂似乎有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這源來盲目樂觀。幸福感可以指人們覺得自己是否快樂，也可以指人們是否滿足自己的生活。

作者引述研究指出左右幸福感的四項因素︰個性與個人特質、金錢、如何運用工作、娛樂與人際關係的時間及外在環境。個性與個人特質包括先天傾向、健康、教育、宗教信仰、年齡，調查指人們在二十多歲早期與退休後較中年快樂，部份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情緒負擔較大。

收入水平與幸福感非常相關，各國比較顯示，在較貧窮時經濟增長可以較大幅提高幸福感，但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提高的幸福感程度則較小，這現象稱為Easterlin paradox。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隨經濟增長會建立各種制度令社會互信增加，從而大幅提高幸福感，而在高收入國家這些制度已穩固，經濟增長可提升的快樂感就較少。

在時間運用方面，失業會令幸福感大幅降低。投入在自己能力水平內又具挑戰性的活動中會提升幸福感。平均而言，婚姻可提升幸福感數年，之後就會回復婚前水平，當然這視乎婚姻關係的質素與穩定。有研究指長久維繫的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正面與負面意見比例最少為三比一，少於此數則關係難以維持。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可以信任或投入宗教活動，也與幸福感較高相關。

外在環境包括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是否快樂，快樂是可以傳染的。此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然與人為災難、制度及其他人是否可信，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作者從事政策研究，注意到政府應否注重民眾主觀幸福感的正反意見。支持者的論點包括人們支持政府這樣做，因此是民主政策；政策的優先次序可以因而改變，例如不再只重視GDP；部份主觀幸福感相關政策有外溢效果(spillover)，但個人行動不足以達成，例如教育與交通；我們對怎樣令自己幸福有系統地偏誤，令我們作出不是最好的選擇；注重主觀幸福感，可令政策利害權衡的角度更為廣泛。

反對的意見則包括質疑政策應提高何種幸福感，例如是認知上還是感情上；整體幸福感增加可能會帶來不平均分佈；政府是否能夠影響快樂程度與生活滿意度也成疑問，例如在英美兩國兩者多年來都是平穩上升，不見得受政策改變影響。

作者認為主觀幸福感至少可在政策上帶來以下影響︰精神病患處於「主觀幸福感貧窮」，政策上需要得到更多注意；假若有效，應向兒童教導應付情緒的技巧；個人表現評核為本的薪金調整會降低主觀幸福感，在職場上應避免；規管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讓較貧窮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可以令主觀幸福感增加較多；政府應讓民眾更清楚自己的選擇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提供僱員滿足感企業排名讓僱員選擇工作時參考；如果政治上可行，稅制應改為向「壞事」徵稅。

其餘政策建議包括定期量度主觀幸福感；以服務對象主觀感受為公共服務表現評價範圍之一；建立社會資本。至於經濟政策，作者提議支持服務業、鼓勵消費者接受新事物、改善持續教育、消費者資訊與公共服務資訊更流通、推動「關懷經濟」(economy of regard)、積極建立環保政策等。

歐美各國調查指雖然近年整體犯罪率下降，民眾對犯罪的關注反而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民眾雖然認為自己社區治安良好，全國卻不是如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總是認為印象較深刻、較易回憶的事，例如犯罪，發生的頻率也較高；人類天性總是偏向記住與散佈壞消息等。此外，社會互信與對犯罪的恐懼程度成反比，社會互信高的國家對犯罪的恐懼也較低。

關於減少實際犯罪率的方法，作者提到避免令青少年入獄、以防盜手法令犯罪更困難、按藥物流通情況以立法或嚴打方式降低毒品傷害、以青少年活動吸引青少年注意、支援年輕單親母親、家長指導計劃、不一定要重判，但明確而即時的懲罰、獄中更生計劃、加強鄰里聯繫、改變朋輩團體的規範等。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另一關注是移民，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入境移民帶來正面影響，整體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不會減少。然而移民也會帶來社會影響，數據指移民平均犯罪率比一般民眾還要低，但有組織犯罪有一定程度種族分工。移民湧入也短暫會打破當地人日常習慣與規範，並出現種族與可見的少數群體，導致團體偏見、多元社會團體間與團體內互相信任減少、各國價值觀沒有趨同。但作者也指不同團體的個人平等交往，尤其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時，團體間合作與友誼就有機會出現。值得留意的是，同一國家內不同團體的價值觀正在趨同，反映國內存在整合的強大力量。

各國比較的結果也顯示，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並不是由於對入境移民敵意較高引起。然而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敵意確實有上升趨勢，而且社會的態度呈兩極化。由於貧困的人缺乏緩衝保障自己，面對任何干擾或威脅感受都會較強烈，憂慮入境移民帶來的影響，這造成英國國內自由派菁英與貧困者反應截然不同的情況。作者提出幾項有關移民的政策︰邊境管制與身份證制度、在來源國家附近設立入境與難民申請中心、設立入境難民債券令難民在庇護國工作的部份收入只能在離國後回收。

恐怖主義近年也成為歐美各國民眾關注焦點之一。恐怖主義在數字上的威脅不大，死亡率遠比中毒、謀殺、車禍等情況低，對民主政體整體的威脅也甚小，但主觀上恐怖攻擊致命、刻意設計、隨機、戲劇性的特質會深刻媒體與民眾注意。就英國而言，恐怖攻擊者較多是來自某一兩個小社區的第二或三代巴基斯坦裔人，陷入身份危機、缺乏與外界接觸、無法感到自己是社群一員。處於貧困與社會弱勢則與恐怖活動無關。

作者提出的防止恐怖主義政策包括︰鼓勵國內少數族裔團體參與外交政策討論、讓極端份子在公開辯論中發言，由其同伴挑戰與評判這些見解；支持社區成員間建立聯繫；讓「問題」社區成員有更多機會幫助他人，例如義工活動；宣傳國內的海外援助計劃。

在宗教方面，近年西歐國家民眾參與正式宗教場合的次數下降，對宗教方面較吸引的事物(如天堂)比負面元素(如地獄)較有興趣。更信奉十戒的國家對道德比較不寬容。整體而言，西歐國家民眾對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同性戀)較以往寬容，但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通姦)則更為嚴厲。

作者在本書頗為重視社會上的「關懷經濟」，指人們互相幫助、表達情感、照顧與支持他人的行動，重要的是雙方關係，例如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英國的時間預算調查指出，平均而言人們用在關懷經濟的時間比受薪工作多，按保守市價計算的話，關懷經濟的價值估計比「正式」經濟更多。關懷經濟也是正式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例如互贈禮物與向熟悉的人打聽消費資訊。

從大學宿舍設計的研究發現，假如宿舍設計令住客有機會被逼面對不熟悉的人，例如劃一浴室空間，住客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交流。住宅設計有半私人的空間與熟悉的人交流，能夠選擇何時與何人接觸的話，住客對住宅會更為滿意。

現代生活中與陌生人接觸無可避免，而金錢則擠壓了關懷經濟的空間。金錢獎勵稀有的技能，不甚重視人性的技能，例如家務；金錢鼓勵投資要有最大的金錢回報，人們互相競爭，貧窮地區缺乏金錢也窒礙互惠幫助的媒介；金錢有時也會扭曲動機，例如本來是責任的事情，以罰款來維持就變成了好像有價的貨品。

為了令民眾彼此相處得更好，作者提及到可運用一種只能用於關懷經濟的另類貨幣，讓人們為自己的社區服務時可得到其他社區同伴服務為回報。這種另類貨幣規模不能過大，用途有特定限制，以免性質越來越像金錢。另類貨幣相比義工優勢在於強調彼此互惠，減少義工付出後感覺不到他人認同的不快感。歐洲各國研究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付出，比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報更多。作者認為另類貨幣則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互惠，例如用於醫療與社會照顧當中。

在國民身份上， 以往OECD國家基於血統的國民身份認同，近年已轉變為「努力而來的公民身份」(earned citizenship)。然而，全球化增加預期會帶來的各國價值觀趨同卻沒有出現，反而是各國價值觀更為不同，而國內價值觀卻更為整合，這可能反映出國民身份現在多少是「自願」而來的事實。

戰爭方面，當代戰爭大多數是內戰，尤其是在之前爆發過內戰、有種族與宗教分歧、有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未來出現內戰的機會也較高。

總結當代價值觀的政策情況，作者指政府可以更強調責任與權利的關係、推動公民互惠與關懷經濟、建立公民儀式、增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資源、鼓勵民眾與不同文化交流、推動各種美德等。

談到社會流動，作者指績效制(meritocracy)有各種實際與道德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何謂績效。例如天生才智水平較高，並因此有較高生產力，是否就應份得到較高薪酬。社會獎勵人們有較高生產力，還是付出的努力較多？如果家庭出身令一個人處於優勢，又是否理應獲得更多資源？作者指，這反映績效制不一定會比封建階段更為平等。

作者引述英國研究指，絕對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物質水平，所有收入組別近年都較以往高，但相對流動性，即最貧困組別出身的人流向收入較高組別的程度，近年則較以往低。作者指這可能與高等教育擴張有關，因為較富有組別較有可能獲取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變相令貧困組別向上流機會減少。

購買自住房屋也與上一代的財富水平越來越相關，上一代擁有財產或物業，可以用來支付下一代首次置業的首期，與沒有上一代支持的人相比更有機會自置物業。英國2008年的調查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年青人有能力自行自置物業，另外三分一由上一代支持置業，剩下三分一則無力置業。此外，社交與情緒管理等「軟」技能，以及人脈與知識等社會與文化資本，也可以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造成不同出身人士的外在差異。

在應對不平等與公平的問題上，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用各種誘因鼓勵民眾工作、增加房屋供應、向滿十八歲的公民提供一筆資助讓他們就學或創業、鼓勵設立家族基金而不是將遺產交給兒女、減少學校每班人數至15人，並以增值指標評估學校、學校收生應具社會代表性，反映人口特徵、量度與推廣「軟」技能、在不同社群間建立社會資本，如推動鄰里計劃、另類貨幣、青少年義工計劃等、成年公民應有一定時間用於社區服務、支援家庭服務，如證據為本的諮商、家長教育、護士與家庭合作計劃等。

政府有三個面向︰古典式國家(classic state)指的是政府令人民免於暴政威脅；實踐式國家(practical state)提供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協調集體行動；家長式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指導公民行為，幫助公民作出選擇。

關於古典式國家，作者指有人以為英國民眾近年對政治失去信心與興趣，也不再熱衷參與政治，但調查則顯示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信心歷來都頗低，對政治的興趣則向來是中等水平，雖然投票率確實下跌，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卻有增加，例如遊行、聯署、向媒體投稿、消費者行動等。

近年英國民眾對政府的態度與行動改變則有︰政黨黨員數目與政黨認同減少、政治問題的相對重視程度下跌、低收入與社會地位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認為政府角色不再是經濟計劃者，而是經濟成長條件的提供者，如教育。英國民眾投票率在不同社會特徵群體中日趨分化，老年人投票率較年輕人高，教育水平較高投票率較高。政黨黨員數目下跌、離黨與轉黨情況增加、政黨數目上升，但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也普遍上升。

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民眾不願意花太多時間討論政治，政治參與也偏向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但許多重要議題需要公民主動支持與參與才能解決。作者檢視各種投票以外的民主方式，當中瑞士的公民投票模式甚為費時，也不能應對參與人士偏向特定社會特徵的問題，既得利益者組成遊說團體也令公投結果偏向維持現狀。

否決式公投(abrogative referenda)與發起式聯署(trigger powers)符合當代民眾自認為對政治的旁觀者角色，也令政黨有新的角色接觸與說服不同群眾，但同樣未能解決偏向特定社會特徵人士參與的問題。

審議民主的各種方式，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與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理論上可解決代表性問題，並以尊重事實為基礎作出決定，公眾注意也不足，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其結論。在實務上，公民陪審團參與人數少，代表性不足，也容易受個別意見傾向較強的參與者影響。審議式民調與參與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審議論壇則較可能得出經討論後的集體決定。

當審議民主的結果與民眾意見分歧時，政治人物難以決定應該支持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的審議結果，還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對於各種民主機制可能會造成「合法性的競爭」，作者則認為不同民主機制可以是增進整體合法性的新工具，鼓勵民眾間的溝通與對政策的理解。

總結古典式國家的討論，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至16歲或以下、向個人發放公費資助的「參與券」(participatory vouchers)，讓他們選擇支持指定名單內的任何政黨、推動比例代表制反映不同意見轉變、由國會或政府舉辦審議論壇、擴張公民發起聯署的影響力，例如可令國會討論某項議題。

關於實踐式國家，許多公共服務並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促進個人的福祉，例如教育與醫療。作者從英國公共部門改革的經驗中，總結出以下教訓︰錢應用在邊際效應更好的地方，服務指標應以改善程度來評估；讓公民從各種服務中選擇；建立公共服務網絡，培育公共服務的市場；服務對象的主觀滿意度應納入服務考量；在不同政府層面建立目標與優先次序；讓服務對象可以一次過完成申報程序，例如一站式服務或不同部門資料共享。

關於家長式國家，人們總會認為他人的不幸是其個人特質有問題，但自己面對不幸時則希望有其他人提供協助。家長式國家指導民眾行為有兩項支持論點︰政府需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的人，如精神病患者等作出妥善決定；政府介入會令情況更容易得以改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買保險，但失業保險由政府提供會更易處理。

此外，我們也會作出錯誤決定，並對事物存在有系統地偏誤。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我們會用「捷思」來下決定，造成對回憶過去、當下決定、估計未來的錯誤評估。政府需要管規私人推銷行為以免民眾的偏差受到利用，近年也有意見提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偏差指導民眾作更好的決定，作者則指這種做法需要事先向民眾解釋清楚，並在得到民眾許可後才能執行。

作者提到Richard Thaler與Cass Sunstein的自由意志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認為，政策可以通過設計令民眾受惠，但民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參與。方法包括設定預設選項、調整選擇結構、明確展示大多數人的做法、通過具說服力的人推動人們行動等。

至於如何令民眾有能力防備他人利用各種行為學偏差誘導令自己蒙受損失，作者則提議提供資訊與誘因、設立冷靜期、向青少年教育各種心理盲點、「行為契約」等各種承諾方式(commitment devices)避免受到引誘等。

作者在總結列出十項首相未來應該注意的事，包括1. 注重關懷經濟；2. 推動公民與消費者資訊流通；3. 建立環境政策；4. 以有實證基礎的政策應付毒品、犯罪與青少年問題；5. 改革規劃政策，令規劃收益更平均分配；6. 接受行為經濟學；7. 致力減少不平等；8. 權力下放至個體公民與各種民主創新；9. 刺激公共服務創新與多樣；10. 推動由下而上的政府改革。

附錄中，作者總結服務於PMSU的經驗指，成功的政府首長所屬策略組織，需要理解政府的價值觀與公眾關注所在，並以數據與分析為基礎的技術評估支持。

從網絡資料得悉，現在PMSU已因英國政府政黨輪替解散。

漫步華爾街

看完了《漫步華爾街》，暢談各種投資與股市現象。作者是弱式效率市場假說支持者，認為計算交易費與稅項後，過去股價資訊不會令任何人長期表現可以打敗大市。作者一開始指出投資與投機的分別，投資是指資產的合理可預期收入與長期增值，包括股利、利息或租金收入，投機則是希望短期獲利，本書討論的是投資。

作者介紹兩種評估資產價值的理論︰磐石理論(firm-foundation theory)認為投資工具有其真實價值，低於真實價值時就是買進時機，反之則賣出；空中樓閣理論(castle-in-the-air theory)則認為股價反映的是大眾的看法，投資需要分析大眾未來的動向，搶在大眾將希望建為空中樓閣前買進獲利。

介紹過歷史上各種泡沫後，作者指出空中樓閣理論雖然能解釋大眾的狂熱，卻沒辦法輕易在事前得悉泡沫的程度與時期。歷史的教訓是，人們不應受引誘浪費金錢在快速致富的投機上，新興產業對社會影響有多大，成長速度有多快，都不是投資的原因，投資的目的在於是否能夠持續獲利。

磐石理論的基本分析主要考慮四項因素︰預料成長率、股利、風險與市場利率。但作者警告讀者基本分析有三個陷阱要特別留意︰目前情況無法證實未來預期，未來總是難以預測；無法從不確定的數字中算出精確數字，預測模型的基礎並不可靠；市場評價快速變動，沒有確定的市場評價指標，雖然多少可以看出過度狂熱的時期。因此，基本分析可以在以下情況出錯︰一，資訊與分析不正確；二，分析師對「價值」的估計不當；三，市場沒有「矯正錯誤」，股價始終未反映出估計的價值。

作者以歷來的股市表現指出，所謂技術分析(圖表派)的論點並不可信，股市並沒有循環週期可言。即使技術分析發現到以往有可獲利的模式，當這一規律廣為人知後，集體行為會令這種效應消失，任何技術策略遲早會自食其果。當中的教訓是，過去的股價不能用以預測未來股價。

基本分析在實務上要面對以下困難︰一，隨機事件大幅影響公司盈餘；二，公司會計程序裝飾損益表；三，分析師能力不足；四，最好的分析師轉任銷售或投資部門；五，投資銀行中研究部門與投資部門有利益衝突，令分析師較難唱淡股票。從績效角度來看，共同基金理應由優秀的分析師與投資經理打理，但其回報率卻比不上指數基金，數字也表明共同基金對市場循環的預測並不正確，在市場低位時持有大量現金，在市場高位時現金反而最少。

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認為，任合公開的資訊都無法令分析師表現更好。作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例外，市場的確會出現狂熱行為，目前市價並不一定最能反映真實價值；消息不一定立即為所有人知道；機構投資者大量買盤可以左右估價；已知消息轉變為股票真實價值的估計也不是所有人都準確。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指出，在各資產相關程度並不完全相同時，分散投資不同資產可令風險減低，即資產價格波動會減少。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則認為分散投資可減少的是非系統風險，例如個別公司的隨機事件；無法消除的風險是系統風險，承擔系統風險應有更高的長期報酬。數字顯示CAPM採用的風險指標beta系數未能反映報酬率，作者認為這表示beta並不是完美的風險指標，多項系統風險均會影響投資報酬，包括利率、通脹、國民所得、匯率、股價淨值、股票規模等。作者提醒讀者風險指標可能對投資有幫助，但不會有完美的風險指標可以解決所有投資問題。

行為財務學指出個別投資人各種不理性行為，包括過度自信、控制權錯覺、代表性捷思、從眾、損失趨避、架構效應、驕傲與後悔情緒等，這些錯誤也會彼此強化，令股價變得不合理。行為財務學也指出以套利行為修正股價的限制，包括套利風險極高、借不到股票賣空、缺乏套利替代品、不同國家法規管制不同等。作者認為行為財務學最有價值的見解包括︰避免從眾行為、避免過度交易、賣虧蝕股不賣賺錢股、提防新上市股、不輕信小道消息與不信任完美的計劃。

行為財務學另一重點是試圖證明市場沒有效率，市場價格有些模式可以預測。作者則以研究數據反對這種主張，指可以預測未來執酬的證據成疑︰它們可能是資料探索的結果，長期是否可靠大有問題；就算可預期報酬關聯確實存在，投資者在扣除交易手續費後也無法獲利；模式也可能只是反映利率變動或小公司風險溢價；即使模式的確不尋常，也可能因投資者爭相採用以失效。作者的意見是，如果地上有100美元鈔票，它們也不會長久在此，人們很快會群起運用這些機會直至機會消失。

本書最後一部份是作者的投資建議，在個人理財方面，作者提出十項建議︰

1. 定期儲蓄
2. 有現金儲備與保險
3. 以貨幣共同基金、定期存款等工具追上通脹
4. 學習如何節稅
5. 認清自己願意承擔的風險，選擇不同投資工具
6. 投資自住房地產
7. 了解各種債券
8. 黃金與收藏品不是很理想的投資工具
9. 留意證券商的佣金水平
10. 分散投資以降低風險

股票報酬受股利報酬率、盈餘成長率與本益比改變影響，債券報酬率則受到期日報酬率與利率影響。作者的估計是未來優質公司債報酬率約5-6%，不付息(美國)國債約4%，(美國)抗通脹債券2%，標普500股價指數報酬率則大約7.5-8%，然而作者也強調未來無法準確預測，以上數字為二十一世紀投資計劃的參考。

作者指投資組合要注意五項規則︰

1. 風險與報酬相關
2. 實際風險視持有期而定，持有時間較長，風險較少
3. 平均成本法理論上可降低風險，但要保留現金在大跌時多買
4. 再平衡資產比例可減低風險，例如這一年股票大升，股票佔投資組合比例會增加，就需要賣掉一些股票維持各資產比例
5. 負擔風險能力視整體財務狀況而定，包括工作收入與負債，切忌將投資與主要收入掛勾，例如不應投資自己工作公司的股票

在人生規劃中，不同年齡應有不同風險的投資組合，年輕時可承受風險較高，股票佔資產比例可較大，到退休後債券與現金比例則可增加。作者建議退休後每年可提取總資產4%作支出，以維持足夠資產應付退休生活。

在投資股市方面，作者推薦讀者投資低收費的指數基金，報酬率比一般共同基金為佳，交易成本較低，相對較能預測與評價。作者認為，投資於更廣泛的指數，例如不同國家市場的指數基金，過去的表現也較理想。

作者指自行投資股票較刺激有趣，但勞心費事，很少人能持續成功。作者提供四項選股規則以降低風險︰

1. 只購買至少持續五年盈餘成長高於平均的股票
2. 不購買股價高於合理真實價值的股票
3. 購買有故事題材的股票
4. 盡可能減少買賣次數，但對表現不佳的股票不必留情

共同基金表現無法事先預測，現在的績效不等於未來的報酬，可以注意的因素只有低收費與低週轉率。折價封閉型共同基金在以往表現不錯，但現在吸引力已大減，新興市場現在仍有折價封閉型基金可選擇，作者認為這種獲利機會經常存在，但很快就會消失。

作者最後重申，分散投資組合與每年再平衡，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投資環境較差時，仍產生令人滿意的報酬，簡單的規則可以做得很好。

Scarcity

看完了Scarcity，主題是匱乏狀態對人們會有怎樣影響。匱乏在本書是指人們得到的比自己認為應得的少，其影響不只在於物理限制，匱乏心態也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匱乏狀態也會形成心理與行為上的陷阱，令處於匱乏的人不能自拔。

匱乏有短期的好處，就像我們在期限之前，時間不足，就會更專注完成那件事，作者稱之為focus dividend。然而這種專注不是意識能夠控制，當我們處於某種匱乏中，匱乏狀態就會捕獲我們的注意力，對其他事物的注意會減少。這就是作者稱為tunneling的狀態，就像我們處於隧道一樣，只會看到在隧道內的事情，忽視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物。

在匱乏狀態下，人們的思考頻寬(bandwidth)會受干擾而下降。作者指的頻寬包括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解決問題、獲取資訊、邏輯思考等能力——與執行控制力(executive control)——計劃、注意、開始或制止某行動、控制衝動等能力。例如財政匱乏的測試者，在IQ測試中會比沒有睡眠一天的測試者表現更差。匱乏會一致及可預測地降低所有處於匱乏狀態者的頻寬，這種頻寬稅(bandwidth tax)令匱乏者在精神上的資源減少，使人作出不明智的決定，從而令生活進一步變差。

與匱乏相反的是餘裕(slack)，餘裕令人無需考慮取捨(trade-off)與選擇，也不用那麼在意價格。在餘裕狀態下無需左思右想，即使選擇錯誤的代價也比較低，可以看成是一種精神上的奢侈。例如面對消費誘惑時，有餘裕者即使買了沒用的東西也不用太在意，但處於匱乏者買了沒用的東西代價則非常大，不能抵抗誘惑的代價呈累退(regressive)特徵。

作者的研究發現，貧困者對每一元的價值較為敏感，較少出現行為經濟學預期人們會犯的錯誤，可以說他們比較接近經濟學理論那些「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但這種對個別情境的較佳認識卻是由tunneling而來，而tunneling會造成其他負面影響。

匱乏者忙於應對當前的需求，無法考慮到長遠需要，作者稱這種情況為juggling，就像雜耍表演中表演者需不斷將球拋到空中那樣。匱乏者較可能會過度借貸以滿足現在所需，從而落入債務陷阱的循環，或者對未來的醫療費用缺乏計劃。這並不是個人性格缺陷帶來的問題，只要處於匱乏狀態，tunneling就會限制任何人的視野。

忙於處理眼前需要，會令匱乏者陷入「匱乏陷阱」(scarcity trap)無法脫身︰tunneling令匱乏者透支未來度日，運用資源的效率降低，也令他們忽視重要需求；一連串延期導致短期解決方法不斷修改；匱乏者頻寬不足，無法計劃如何走出困境；即使有計劃，也缺乏頻寬執行計劃與抵抗誘惑；沒有餘裕去應對意外衝擊，也無法在可能時建立緩衝。

孤獨與減重面對的匱乏狀態則稍有不同，兩者的問題不是當事人專注力或知識不足，而是專注力過多。孤獨者在社交場合中過份注意自己的表現，反而會緊張起來，有一種窒息(choking)的感覺，無法注意與回應到對方的表現。減重者的問題，則是越去想控制食欲，就越會想進食。匱乏所帶來的額外專注力，在社交與減重上都造成障礙。

其他形式的匱乏，例如時間，多少可以用金錢來減輕，然而貧窮是金錢的匱乏，缺乏金錢意味著缺乏生活中各種商品。貧困者在許多方面都表現不佳，例如沒有定時服藥、農民沒有除草、沒有好好教養子女等。作者以自己的研究指，這並不完全是因為表現不佳令人貧困，而是貧困的匱乏心態導致人們表現不佳。處於匱乏的貧困者思考頻寬遭生活需要佔據，不論記憶、生產力、處理新資訊能力、自我控制與睡眠質素都因而下降，影響他們的決定。貧困者不只缺乏金錢，也缺乏思考頻寬學習新技能與正確行動。

本書最後一部份作者提到匱乏帶來的啟示。面對貧窮問題，認識到貧困者思考頻寬有限，忙於生活，在設計培訓計劃時應更有彈性，讓他們有可能補堂。福利計劃設計需要將誘因帶回當事人的考量中，例如一生的福利限額難以進入參加者想像之中，改為較小但較頻繁的限額會更有效。扶貧計劃經常以教育為手段，卻忽視教育本身要求貧困者已經十分吃緊的思考頻寬，扶貧教育應以實用、直接、易吸收為目標設計。協助貧困者釋放思考頻寬的計劃也值得鼓勵，例如固定收入、短期貸款、自動儲蓄計劃等。

在機構中，思考頻寬餘裕的好處往往遭到忽略。當工作量增加時機構要求員工增加工作時數來回應，卻沒有注意到每名員工的思考頻寬有限，增加的工作時數生產力會下降。令員工有更多餘裕，長遠而言生產力會提升，對機構也有好處。機構的工作時間表也不應過度擠壓，否則當任何一件事出意外，就會連鎖地令機構陷入撲火的情況，在匱乏陷阱中無法脫身。

日常生活中，要迴避tunneling令自己的日程打亂，外來提醒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們也可以利用忽視來為自己作好事，例如預設的儲蓄計劃，可避免薪金到手後再作儲蓄帶來的損失感。假若可行，以一次過行動取代需持續注意的行為，例如以自動繳費取代每月繳費，以增加思考頻寬。現在決定未來需付代價的好事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例如Save More Tomorrow讓僱員現在同意將來加薪時提高儲蓄率，就比到時才決定來得容易。取捨需要運用思考頻寬，在某方面限制自己沒機會取捨可以節省思考頻寬。

我們也需要注意思考頻寬隨不同情境變動，在餘裕時思考頻寬較多，在匱乏時則較少，在思考頻寬較多時下重要決定時會較少錯誤。阻礙也會降低思考頻寬，例如需要填寫複雜的表格會令助學金申請人數減少，減少這些阻礙有助令申請者作正確的決定，例如按政府數據自動填寫部分資料。長限期會令我們在早期計劃不足，浪費時間；一次過給予受補助者一大筆款項也較可能引致浪費，不如定期給予受補助者少量款項，避免浪費造成寬裕—匱乏的循環。受意外衝擊會令準備不足的人陷入匱乏循環，因此，有需要在寬裕時建立緩衝應對衝擊。

作者結論指，匱乏與寬裕的關係似乎非常緊密，下一步要探索的就是寬裕是否與匱乏一樣，不同寬裕狀態有共通邏輯存在。

House of Debt

看完了House of Debt，主題是家庭債務與經濟衰退的關係，現有金融制度又怎樣令情況惡化那樣。作者引述研究指各國經驗反映出經濟衰退往往發生在家庭債務水平上升之後，債務上升越多，經濟衰退一般就越嚴重。

在房屋市場中，資產價格下跌時，金融制度令風險集中在債務人身上，資產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反映在債務人首期中，待首期已全數損失之後才會是債權人的損失。例如業主購買$100000的房子，首期兩成，即$20000，其餘$80000向銀行借。如果房屋價格下跌20%，業主的首期就會全數損失，但銀行則仍握有值$80000的抵押品——房屋。在這情況中借債的槓桿乘數為5，資產價格變動1%，債務人的本金就會變動5%。因此，在經濟衰退中，較貧困、需要借債的人會在比例上蒙受較多損失，較富有、借貸給別人的人則較有保障，加劇貧富不均的現象。

遇上經濟衰退，債務人也無力還款時，銀行會收回房屋，依法例也需要儘快拍賣房屋出去，即所謂銀主盤。作者引述數據指，銀主盤會加劇資產價格下跌幅度，因為銀行急於脫手會將房屋降價求售，這會令其他買家與估價以拍賣價評估類似房屋的價值，令房價進一步下跌。集中風險、加劇不平等、以拍賣方式壓低樓價，都令債務成為一種反保險(anti-insurance)，在價格下跌時令欠債的業主資產淨值更為減少。

作者以數據指美國經濟衰退在2008年第三季雷曼銀行破產前已開始，2006年住戶投資(新建與重修房屋開支)已下跌，之後消費開支在2008年第三季大幅減少，而商業投資減少則在2008年第四季才開始大幅減少，反映商業投資減少是為了回應家庭開支減少。作者以地理分佈數據分析發現，資產淨值減少較多、家庭負債水平較高的縣消費減少幅度也較大。2000年初科網泡沫打擊的是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指擁有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的影響)較低、較富有的股票投資者，對經濟表現影響較少。這次2006年起的房價崩盤打擊的則是欠債、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令消費大幅下降，整體經濟陷入衰退。

作者以上述的現實建立「槓桿—損失框架」(levered-losses framework)以解釋經濟衰退，當中有借債者與儲蓄者兩種角色，當借債者面對資產淨值下跌要重新建立儲蓄，或者借款難度增加時，就會減少消費。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群體，以及拍賣令資產價格下跌擴大，都會加劇消費減少的程度。

理論上經濟會因應借債者減少消費而調整，例如利率下跌、儲蓄者消費增加、物價下跌與匯率下跌刺激出口，但實際情況中這些調整會遇到阻力︰零利率下限令利率不能再低；價格下跌需要工資下跌，但工資下跌則會令家庭債務負擔增加，無法增加消費；工資下跌幅度不大；人口流動不高；行業轉型需要資源與時間等。整體而言，借債者減少消費會降低經濟需求，令失業率上升，進而令沒有出現資產下跌的地區經濟也受損。

提到2006年起美國房價崩盤的起因，作者以地理數據分析指2002年至2005年信貸增長集中出現在整體信貸評分較低的地區，儘管這些地區的家庭收入並沒有很大增長。信貸評分較低的既有業主也藉信貸寬鬆作二按套現，調查指他們主要將這些額外現金花在消費上。作者指，這種情況與一般投資資產價格上升時不同，住屋不是單純的投資，屋主需要「消費」它，每個人都要找一個地方住。房價上升會令屋主感到更富有，但居住成本則會令他感到更窮，兩相抵銷。

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各國都希望增加美元資產儲備以穩定金融體系。資金湧入美國，有部份進入私人發行的房貸證券交易市場。2002年至2005年私人發行房貸證券數量飆升，與信貸寬鬆時間不謀而合，其關係就在於為滿足「安全的」房貸證券需求，銀行積極製造新貸款，以打包成證券銷售。研究指投資者購買房貸證券時會犯以下錯誤︰低估房貸違約的可能；低估這些違約之間的關聯。尤其是房貸證券再細分回報等級(稱為tranches)時，同時違約帶來的虧損就會遠大於估值。加上貸款審批不嚴、房貸證券發行商隱瞞風險、評級機構忽視潛在風險，令問題證券大行其道。

作者引述Kindleberger的觀察指，資產價格泡沫往往源於信貸供應擴張。債務令樂觀者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增加，悲觀者雖然不相信樂觀者的估價，卻樂意借款給樂觀者購買資產，因為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影響借錢者本金，悲觀者有資產抵押為保障。作者強調在崩盤中人們往往會怪責「不負責任的業主」，但沒有過度進取的銀行借貸行為，就不可能出現資產泡沫與崩盤。借款給他人這種「安全」的感覺，會令債主忽視與借錢者無關的風險，例如房價大幅下跌令抵押品價格低於債務。

有關現時政府對銀行的政策，作者同意政府應避免令銀行擠提造成連鎖反應，但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是救濟，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應向政府這些資金支付利息；沒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損失則應由銀行的長期債主與股東承擔。為避免擠提與保障支付系統，並不需要政府保障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利益。

作者分析經濟衰退的「槓桿—損失框架」認為，政府在衰退時需要救濟的不是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而是讓欠債的家庭重拾消費。作者指，在2006年起美國的經濟大衰退，房貸與債務重組出現各種市場失靈︰微觀而言，包括拍賣導致房價進一步下跌、房貸證券架構令債務重組難以實行、前線服務員缺乏誘因推動債務人重組等；宏觀而言，則有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零息下限、工資水平調整困難、難以移居他處等。

作者認為，如果政府能積極協助債務人重組或寬減債務，經濟衰退的程度可以大為減少，具體可行措施包括政府委員專員協助或法庭頒令(cramdown)債務重組。作者論說這種做法不會造成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因為已有保障行事可以不負責任)，因為房貸債務人沒有操弄借貸系統，房價下跌之大也遠超任何人可以預計。協助債務人重組或減免債務，目的是將損失平均攤分給債權人與債務人。

有關貨幣與財政政策回應經濟衰退的效用，作者評論聯邦儲備局並沒有能力直接影響貨幣流通量，從而帶動通脹令經濟恢復。聯儲局只能透過增加銀行儲備，希望銀行借貸增加令貨幣流通量。問題是在經濟衰退後，銀行在違約率上升後不願意增加貸款，家庭與商業機構則負債度日，貸款不大可能增加，故此增加銀行儲備對刺激通脹效用不大。利息政策則因為債務重組困難，欠債家庭也因為房價大跌，缺乏抵押品更動房貸利率，即使聯儲局的聯邦基金利息大幅降低，欠債家庭也難以受惠。至於通脹預期，聯儲局的一貫角色是打擊通脹，公眾難以相信聯儲局會在通脹維持高水平時不會出手干預，唯有在聯儲局放棄其法定責任時通脹預期才會升溫，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甚低。

至於財政政策，作者認為在衰退中政府增加開支有助經濟，但卻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政府開支不是用在最需要的群體，即欠債家庭身上；增加開支由整體納稅人，而不是對房屋泡沫有責任的債權人負擔；美國以入息而不是財富課稅，也令政府開支負擔可能更多落在收入高但需要錢的家庭，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例如年輕專業人士。當然，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債務重組政策，在美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都難以實施。作者引述自己的研究指，1981至2008年的經驗顯示，出現金融危機的社會政治往往會趨向兩極，美國2006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也不例外。

為在經濟衰退出現前避免債務帶來嚴重問題，作者提議現有的債務契約需變得更有彈性，不再由債務人承擔所有損失，將損失更平均分配給債務雙方。作者建議建立一種「責任共享房貸」(Shared-Responsibility Mortgages)，特點是債權人需保障房價下跌帶來的損失，在跌市時將房貸本金總額相應減少；以此為代價，在房價上升時，債權人可獲得債務人在出售房屋時獲得利潤的5%。作者認為這種房貸透過保證債務人本金佔房屋價值的比例，減少強制拍賣與其帶來連鎖房價下跌的情況。這種房貸也令債權人借錢給債務人時更加謹慎，減少泡沫出現，也令屋主二按套現更加謹慎，因為他們要先付5%資本淨利給原有債權人。

作者提倡這種責任共享模式不只可用於房貸市場，也能應用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現時缺乏彈性的債務契約將風險集中於無力承擔的家庭身上，整個金融體系應採用更多類似股票股本形式的契約，投資者應承擔風險以獲得投資回報，家庭面對個人無法預測的風險應受到保護。

本書引起的反應頗為熱烈，例如在奧巴馬政府任職過的經濟學家Lawrence (Larry) Summers就為政府當時政策辯護，認為當時政府處境艱難，並指政府考慮到債務重組有機會令房貸證券市場全面崩潰、強制重組可能沒完沒了、阻礙必需的強制拍賣與監管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