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片田珠美的《自戀病》，討論無法控制自己欲望，認為自己很特別，因而滋事惹禍的各種例子。欲望來自匱乏感，而匱乏感是相對的，視乎比較的對象，這包括過去的自己與他人。有較多樣欲望對象時，較能夠在一種慾望得不到滿足時轉換心思。反之，關心層面狹窄，人際關係不佳，無法審視自己，執著於特定一種慾望時，失控的機會就會較大。
近年慾望失控越來越常見，作者認為這與階級差距擴大、社群網站普及與受慾望刺激機會增加有關。失控與否關鍵在於快樂原則與現實原則的平衡，假如受快樂原則控制，慾望就容易失控。人在慾望無法實現時，大致會以三種方法應對︰在其他方面補償、找理由逃避現實與攻擊其他對象。第一種方法較正面積極，第二種方法只有短暫效果，而第三種方法則讓人變成「自戀怪獸」。
作者以想要攻擊還是依賴對方，以及鎖定特定個人還是不特定多數兩組軸心，為各種自戀怪獸事件分類。攻擊他人的事件，包括攻擊親近者或社會上有關聯的人，例如跟蹤狂、怪獸家長與職權騷擾等。為了確認自己是特別的，自戀怪獸熱衷於控制他人，展現權力。跟蹤狂被心儀對象拒絕，但沒有承受沮喪的能力，反而照自己意思扭曲事實。
針對不特定多數人的事件包括向店員找麻煩、在網絡亂罵人、歧視他人等。在網絡伸張正義會謁人沉浸在自我陶醉中，既滿足自己的自戀，又能恣意攻擊邪惡一方。向店員找麻煩者，有部份是本身也在工作中承受壓力，沒有憤怒出口，因此鎖定沒有反擊能力的人為發洩對象，有部份則是想獲得處於優越地位的快感。
作者對2008年6月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分析指，犯人無法擺脫兒童時代自戀式的全能感，認為「現在的我並非真正的自己」，難以適當處理困境，將責任推到別人身上。作者引述犯罪學家提出引起大規模殺人的主要原因︰起因包括欲望長期無法得到滿足與將責任歸於他人的傾向；促進因素是毀滅式喪失與外部契機，誘發因素則是社會與心理上的孤立，以及取得大規模破壞武器。這與犯人的情況完全符合。
希望他人認為自己是特別存在的事件，包括不斷投訴的奧客與病人、自我忽略、邪教等。 自我忽略是指忽略飲食、健康管理、衛生等事務，威脅到安全與健康，例如居所變成「垃圾屋」。與周遭關係疏離，受孤獨感折磨，容易導致人們自我忽略，以自我懲罰的方式，間接報復輕視自己的家人或社會。
想獲社會重視與博取名聲而引發的事件，包括駭客事件、在推特炫耀自己犯罪、故意犯下嚴重刑事罪行等。2012年一宗駭客事件的犯案者名言想讓警察出醜，以炫耀自己比警察優秀。故意犯下嚴重刑事罪行的犯人無法擺脫自大妄想，因此在真實社會中犯下嚴重罪行，以恢復自戀式的全能感。自我評價過高的人似乎越來越多，作者認為原因應該在於家庭過度保護、學校避免激烈競爭，社會鼓勵肯嘗試就會成功，令自戀沒有被糾正的機會。
作者指出，避免成為自戀怪獸的方法，在於以正確方法處理現實與理想自我的差距，客觀看清現狀，了解真實的自己，然後努力消縮短與理想的距離。此外，也要與社群網站保持適當距離，以減少與他人比較。在感到憤怒時，仔細觀察自己，分析自己的罪惡感，並了解自己有甚麼情結，認識心中「欠缺的部份」。作者總結，報復只會陷入不幸，幸福才是超越報復願望的最好方法。
2018年3月3日 星期六
2018年2月21日 星期三
The Fissured Workplace
看完了David Weil的The Fissured Workplace，主題是美國職場上不同職位不再屬於同一公司，而是外判給較小型公司的趨勢。職場裂解由三種策略構成︰一是資本市場要求主導公司注重產生價值的「核心」能力；二是僱主—僱員關係轉變成互不相關的市場交易；三是以新科技與模型控制產品與服務標準。
當僱傭關係轉移至較小型外判商，外判商的競爭更為激烈，利潤空間有限，而且工作環境的權責不清，更容易出現違反基本勞工標準的情況。主導公司的員工支出減少，同時既有權控制工作內容與標準，又不用承擔確保勞工標準的責任。此外，職場裂解令企業利潤更多分給投資者而不是勞工，作者認為這種趨勢會增加不平等的水平。
理論上，企業可以將所有工作交給市場，無需僱用自己的僱員，但前提是確立交易雙方所有得益與損失的「完整合約」，同時交易成本需要較低。實際上，因為未來不確定、成果難以觀察，以及其中一方大量投資而偏好「綁定」(hold up)關係等因素，「完整合約」不常出現，而需要企業僱用自己的僱員。
在生產機械化與引入管理層級後，生產規模增加，引入新產品的成本下降，擁有多個部門的集中管理企業興起，其代表是1960年代的大型企業集團。隨著工會與集體談判出現，這些大型企業的僱員工資水平較取決於企業內部制度習慣，形成企業內部的勞動市場，較不受企業外部影響。然而，由於通脹壓力與國際競爭，這種穩定的模式自1970年代起受到挑戰。
1980年代起指定供款退休金計劃開始流行，投資公司擁有更多資產投資，這些資金「缺乏耐性」，較少長期持有個別企業股票。同時私募基金也日漸興盛，部份以槓桿收購與急劇重組獲利。資本市場要求企業更為專注於核心能力，即可以隨時間重新創造企業現有成功原因的能力。這種稱為稱為「再造工程」的改造由三階段構成︰首先是集團企業分拆，然後是前線與總部僱員外移，最後是削減部份核心業務。
主導公司將業務外判需要面對代理問題，即外判公司的目標未必與主導公司一致，例如符合產品標準是主導公司的目標，但會增加外判公司的成本。主導公司也難以監控外判公司的所有行為。假如外判公司負責重要的職務，也會令它面對主導公司更有議價能力，獲得較多分成。
職場裂解情況增加與主導公司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提高相關，電腦運算速度倍增，條碼、掃瞄器、小型感應器、與定位器等科技，讓主導公司可以分鐘計掌握地理等各種資訊。特許經營這種新方式自1980年代起更為普遍，契約與法規的新形式令外判成本減少。主導公司可以建立明確的指導原則與監控系統，在不符標準時實施嚴厲懲罰，從而令外判公司表現達到主導公司要求的標準。
職場裂解將工資決定問題轉變成定價問題。過往僱員會與年資相近以及較高薪酬的同事比較，大型企業需要顧及僱員對公平的感受，因而提高較低薪職位的薪酬。但當企業能夠改變自己的界線時，它就不需要考慮公平感，而是接受企業之外提供的各種服務價格。低薪職位支出減少，其差距由僱主獲得，或是用以增加投資者紅利，或是用以減低產品或服務價格。
作者詳細介紹承包、特許經營與供應鏈三種職場裂解方式。承包通常出現於入行門檻低、服務成果易於觀察的行業，承包企業面對激烈競爭，並需要滿足主導公司要求的標準。在採煤行業中，承包商僱員不屬工會，也沒有終身醫療保障。承包商經常倒閉，讓僱員無法獲得應有工資與福利。承包的採煤場致命風險也較高。
流動通訊塔的整修以兩層承包，最下層的僱員工資甚低，缺乏訓練，並需要在夜間工作。一座通訊塔各個部份的整修工作由不同公司承包，彼此缺乏協調，曾經因此導致致命意外。好時巧克力廠被揭發其承包商以低於最低工資僱用外國「文化交流」學生，卻以不知道承包商為名拒絕承擔責任。在網絡線路安裝行業，安裝人員名義上「獨立自僱」，但工作地點由網絡公司分派，按件計酬，不得自行尋找顧客營業。各種承包例子顯示，即使是企業的核心業務，也出現由外來公司承包的趨勢。
主導公司擁有成功的品牌時，可以選擇以自營特賣店擴張，但這需要運用公司自己的資本，也需要增加營運開支與負擔。在公司既希望減低勞動支出，又希望維持品牌水準下，會更傾向以特許經營方式外判。特許發行公司讓外來公司營運品牌店舖，自己則收取預付費與利潤分成。這種方式在地理分散、勞工密集與服務業為主的行業更為吸引。
加盟公司的資本來源有時來自特許發行公司，資本投入較多行業如汽車酒店也以私募基金與不動產投資信託為資本來源，資本投入較少行業的資本則來至商業與個人信用卡。加盟公司關注自己的利潤，較不在意特許的品牌，有誘因盡量減低成本，即使這可能會影響品牌形象。特許發行公司的利潤率明顯比加盟公司高，在利潤空間有限下，加盟店遵照勞工規定的比率顯然比自營店低。
在清潔業中，加盟公司需要支付一筆初始費用、收入5%忠誠費與10%管理費給特許發行公司。特許發行公司提供初始顧客名單、清潔模式訓練、起始物資與裝備、建議與諮詢，以及「品牌」。顧客名單不能更替，而且顧客是與特許發行公司設定條款，費用首先交給特許發行公司，扣除收費後再交給加盟公司。例如在夜間清潔服務中，加盟公司收入大約是每小時15美元，假如公司支付僱員最低工資只會虧蝕。這種低收入得以維持的原因，是加盟公司並不遵從勞工標準與基本法定責任，而且加盟公司每年輪轉率高達15%，許多公司很快倒閉，同時新加盟公司供應很多，特許發行公司因而可以繼續以此方式獲利。
酒店業以管理公司作特許酒店管理，將實際工作的員工外判。獨立管理公司經營的酒店，遵守勞工標準的比率明顯較低。特許發行公司既可以設定服務標準，又可以將特許經營造成社會影響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在物流供應鏈中，貨倉擔當分發中心，司機則是物流公司的「獨立承包商」，沒有勞工法保護與社會保障供款。零售業實行「精益零售」(lean retailing)，要求供應商更快將貨物運送至零售商，並在供應商無法準時運送時實施嚴厲懲罰。像沃爾瑪這些零售商僱用第三方管理者運作貨物分發設施，這些管理者則在旺季時僱用臨時工，這些臨時職位被指違反醫療與安全標準。
供應鏈也加強製造業轉向國外的趨勢，例如電子業將裝嵌工序轉至中國等地。2009年，在供應鏈頂端最獲利五間電子企業HP、IBM、蘋果、Dell、思科獲利率達35%，但最獲利五間製造業承包商獲利率大約為3.8%，顯示利潤空間隨著供應鏈遠離主導公司而收窄。以承包商富士康為例，2010年該公司出現員工自殺潮後，傳媒揭發它存在過度超時工作、工資不足、不符安全標準等問題。
作者指，修補裂解職場需要新的僱傭關係定義，政府機構、工會、與僱主協會等都需要採取新的方法。普通法以主人(master)控制服務者(servant)活動來定義僱主與僱員，但聯邦與州政府卻有各種不同定義。例如在石油化工業，生產商為了不成為承包商在法定定義的僱主，不會控制承包商的活動，在承包商工作時生產商所屬員工不會在場，不會監控承包商的醫療與安全政策，也不會為安全程序提供訓練。這反映出石油化工公司的風險計算︰認為不對承包商活動負責，以及外判減低帶來的私人利益，超過低風險災難意外帶來的成本。
主導公司既希望承包商符合其商業模式的標準，又不希望承擔轉承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因而不參與可構成「直接控制」的監管活動。在競爭激烈的承包商之間，假如錯誤或意外造成任何損失，要由承包商自己承擔，容易導致承包商資不抵債。這構成誘因讓承包商「財務不穩」，因而不需要對民事索償負很大責任，因為承包商本身資產不多。這些財務不穩的承包商會收取較低價服務費，讓主導公司更有機會選中表現較差的承包商。
法庭會為主導公司與承包商是否僱傭關係進行多因測試，但在不同案例中法庭運用的因素並不一致。在建築工地中，執法機關(OSHA)以聯合僱用政策執行規例，將總判頭也列入僱主之內，這在2011年一宗法庭判決中得到支持。
在特許經營方面，法庭認為特許發行人對加盟公司損害消費者權益有轉承責任，但在加盟公司自行處理如何達成特許發行人訂下的目標時，法庭也認為只有加盟需要負責。這可以解釋特許發行人自行經營的店舖，遵守各種職場標準比率較加盟店高。部份州份已實行錯誤歸類法(misclassification law)，加盟公司只有在滿足以下條件才能歸類為獨立承包商︰一，承包商在執行服務時免受控制與指導；二，該服務不在僱主通常業務範圍內；三，該個人慣常參與某種已獨立形成的行業、職業、專業或商業。而在2012年一宗案例中，加盟公司使用特許發行人提供的薪酬政策、管理系統與訓練材料，在加盟公司違反勞工法時，法庭認為特許發行人也應列為被告之一。
作者指出要解決裂解僱傭關係產生的問題，在立法上有三項主要目標。首先，法例可以盡力阻止主導公司純粹以轉移職位避過法定職場責任，包括將所有從工作中得益者納入相關民事責任範圍，還有以錯誤歸類法防止僱員被分類為獨立承包商。
其次，讓主導行業負更多法律責任的政策，可以令這些企業將裂解職場的社會影響納入考慮。原則是當公司可詳細控制服務品質、生產與分發時，它也應該將控制範圍擴展至確保勞工法例與安全守則得以遵守。有學者更進取地建議，勞工部執法部門在懷疑生產過程違法時，有權禁運相關貨品。聯合僱用定義應該更為清晰與廣泛，讓主導公司需要為執行醫療與職業安全政策負責。
最後，公共政策能影響裂解職場的工資與人事政策如何制定。在缺乏工會與其他工人團體，或者勞動市場緊張造成的壓力下，明確立法或者自願調高工資在許多例子中都不太可能出現。透過向主導行業施壓持續負責，可能會讓企業更在意附屬公司是否遵守工作環境標準，這或會令篩選承包商時更為謹慎與潛在加盟門檻提高，繼而令承包商與加盟公司收費提高，較有能力遵守工作環境標準。
在現實政治中，商界對管制工會與管理層關係的立法總是一致反對，但對於其他勞工法例並不是鐵板一塊。基於意識形態與實際原因，小企業總是反對勞動管制法例，但較大企業較少完全反對而更為現實。相對於各州標準不一，大企業更傾向設立聯邦標準，以便它們遵守。以錯誤分類法為例，部份州份首先立法，跨州營運公司已必須遵守關於獨立承包商的州法例，與其要遵守不同定義、測試與執法系統，這些公司或會認為聯邦統一標準較為可取。這種先由個別州份開始立法的方式雖然更可能成功，但是過程歷時甚長，有時超過十年。
在執行現有法例上，執法機關資源有限，勞動力提升但執法資源沒有增長，令巡查次數甚少。既有組織也不一定等於實際工作場所，特別在建築工地、農業與清潔業，調查組織的辦公室不能發現實際違規行為。作者認為，調查程序應反映職場裂解帶來的變化，除了查核薪酬紀錄外，也應紀錄該辦公室轄下實際工地的名單。
傳統調查建基於兩種影響，一是改變調查下的僱主行為，二是為業界帶來阻嚇效應，讓其他僱主即使未被調查也會遵守法規。這種手法在裂解職場的限制，是調查只改正個別已發生的違規行為，並就此作出賠償，但未能改變主導僱主決定不遵守法規的因素。
作者認為更有策略地執法的方法，是劃出業界的商業關係，並針對頂端僱主執法。除直接執法外，執法機關也可透過外展活動接觸主導企業，聯絡行為良好的主要品牌簽訂合作協議，成為其他品牌的榜樣。在製衣業例子中，作者指出在企業違反勞工標準時，以禁制令禁運貨物是有效的懲罰方法，因為時間在服裝銷售的重要日漸提升。
執法機關發現違規行為後，為確保調查企業相關職場往後都更為遵守法規，可以與該企業定下和解協議，透過公共壓力讓商界自行建立監管，有系統地減少整個機構的違規行為。企業聲譽也有助於執法，執法機關可以公開品牌旗下加盟店遵守法規的表現，構成壓力讓主導企業更著重監管加盟店以維持品牌聲譽。
除了評估個別商業組織形式是否先天對加盟企業不利外，執法機關也應評估這種組織形式會否壓低價格水平，以致加盟企業無法在遵守法規下獲利。為加強阻嚇效應，執法機關可針對業內故意且明顯違規的不良份子，以向其他遵守法規的企業展示體系的公平。
工人沒有舉報企業違規有三項成因︰一是工人不知楚自己的法定權利，二是舉執雖然有助公共利益，但風險則由工人自己承擔；三是舉報可能招至僱主舉報等潛在風險。結果即使近年工作環境變差，工人投訴的意願卻減少。工會在提供權利資訊、集體談判、減低投訴後受歧視方面協助工人，但現實是近年工會普遍率下跌，特別是在裂解職場中。在工會以外，工人中心、社區組織與移民權益團體、同業協會等也為有助推動集體行動。
裂解職場底層的僱主也組成協會關注小型企業事宜，例如酒店業的亞裔美國人酒店經營者協會(AAHOA)，參與處理酒店業特許發行者與加盟店在定價、服務標準、資本、供應商等要求的衝突，與不同酒店品牌定期會面。作者認為，這類組織可以協助推行合理定價與改善工作環境的創新。
關於針對全球供應鏈的行為守則、透明度與自願監控，作者提出以下四點︰一，許多這種協議在國內法律領域之外，執行與形式各有不同，有需要評估各種監管形式對供應鏈環境持續改變的相對影響；二，當監控安排並未與公司的製造、採購及核心供應鏈決定緊密聯繫，對職場的影響將有限；三，透明度對這種體系至為重要，需要企業持續提供詳細資訊；四，至今經驗指出，自願監控最多也是補足國家勞工執法人員，但全球供應鏈的規模與分散程度，讓國際監控安排的成效有限，根本上依然需要國家勞動政策與勞工執法人員執行。
裂解職位既是一種僱用形式，同時也是不同商業企業之間的關係，因而難以運用行業數據估計裂解職位的工資水平與工作條件。裂解職場近年已擴展至法律、傳媒與金融等較高技術與教育水平的職位。在法律行業中，不需要法律訓練的「商品」服務，如法律研究、分析、撰寫答辯狀等工作已外判。傳媒行業開始將報導外包，出現稱為「內容農場」的報導來源。在金融業，中層職位已轉離華爾街以節省工作開支。
裂解職場增加社會不平等，可能是令科網泡沫爆破與2007至09年大衰退中，就業恢復緩慢，中等收入職位減少，工作兩極化的部份原因。
作者總結指，體系應建立誘因，推動主導企業在享有新組織生產形式帶來的好處同時，也應提高職場在工資、工作環境與公平上的標準，以修補裂解的職場。
當僱傭關係轉移至較小型外判商，外判商的競爭更為激烈，利潤空間有限，而且工作環境的權責不清，更容易出現違反基本勞工標準的情況。主導公司的員工支出減少，同時既有權控制工作內容與標準，又不用承擔確保勞工標準的責任。此外，職場裂解令企業利潤更多分給投資者而不是勞工，作者認為這種趨勢會增加不平等的水平。
理論上，企業可以將所有工作交給市場，無需僱用自己的僱員，但前提是確立交易雙方所有得益與損失的「完整合約」，同時交易成本需要較低。實際上，因為未來不確定、成果難以觀察，以及其中一方大量投資而偏好「綁定」(hold up)關係等因素，「完整合約」不常出現，而需要企業僱用自己的僱員。
在生產機械化與引入管理層級後，生產規模增加，引入新產品的成本下降，擁有多個部門的集中管理企業興起，其代表是1960年代的大型企業集團。隨著工會與集體談判出現，這些大型企業的僱員工資水平較取決於企業內部制度習慣，形成企業內部的勞動市場，較不受企業外部影響。然而，由於通脹壓力與國際競爭，這種穩定的模式自1970年代起受到挑戰。
1980年代起指定供款退休金計劃開始流行，投資公司擁有更多資產投資，這些資金「缺乏耐性」，較少長期持有個別企業股票。同時私募基金也日漸興盛，部份以槓桿收購與急劇重組獲利。資本市場要求企業更為專注於核心能力，即可以隨時間重新創造企業現有成功原因的能力。這種稱為稱為「再造工程」的改造由三階段構成︰首先是集團企業分拆，然後是前線與總部僱員外移，最後是削減部份核心業務。
主導公司將業務外判需要面對代理問題，即外判公司的目標未必與主導公司一致，例如符合產品標準是主導公司的目標，但會增加外判公司的成本。主導公司也難以監控外判公司的所有行為。假如外判公司負責重要的職務，也會令它面對主導公司更有議價能力，獲得較多分成。
職場裂解情況增加與主導公司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提高相關，電腦運算速度倍增，條碼、掃瞄器、小型感應器、與定位器等科技，讓主導公司可以分鐘計掌握地理等各種資訊。特許經營這種新方式自1980年代起更為普遍，契約與法規的新形式令外判成本減少。主導公司可以建立明確的指導原則與監控系統，在不符標準時實施嚴厲懲罰，從而令外判公司表現達到主導公司要求的標準。
職場裂解將工資決定問題轉變成定價問題。過往僱員會與年資相近以及較高薪酬的同事比較，大型企業需要顧及僱員對公平的感受，因而提高較低薪職位的薪酬。但當企業能夠改變自己的界線時，它就不需要考慮公平感，而是接受企業之外提供的各種服務價格。低薪職位支出減少，其差距由僱主獲得，或是用以增加投資者紅利，或是用以減低產品或服務價格。
作者詳細介紹承包、特許經營與供應鏈三種職場裂解方式。承包通常出現於入行門檻低、服務成果易於觀察的行業，承包企業面對激烈競爭，並需要滿足主導公司要求的標準。在採煤行業中，承包商僱員不屬工會，也沒有終身醫療保障。承包商經常倒閉，讓僱員無法獲得應有工資與福利。承包的採煤場致命風險也較高。
流動通訊塔的整修以兩層承包，最下層的僱員工資甚低，缺乏訓練，並需要在夜間工作。一座通訊塔各個部份的整修工作由不同公司承包，彼此缺乏協調，曾經因此導致致命意外。好時巧克力廠被揭發其承包商以低於最低工資僱用外國「文化交流」學生，卻以不知道承包商為名拒絕承擔責任。在網絡線路安裝行業，安裝人員名義上「獨立自僱」，但工作地點由網絡公司分派，按件計酬，不得自行尋找顧客營業。各種承包例子顯示，即使是企業的核心業務，也出現由外來公司承包的趨勢。
主導公司擁有成功的品牌時，可以選擇以自營特賣店擴張，但這需要運用公司自己的資本，也需要增加營運開支與負擔。在公司既希望減低勞動支出，又希望維持品牌水準下，會更傾向以特許經營方式外判。特許發行公司讓外來公司營運品牌店舖，自己則收取預付費與利潤分成。這種方式在地理分散、勞工密集與服務業為主的行業更為吸引。
加盟公司的資本來源有時來自特許發行公司，資本投入較多行業如汽車酒店也以私募基金與不動產投資信託為資本來源，資本投入較少行業的資本則來至商業與個人信用卡。加盟公司關注自己的利潤，較不在意特許的品牌，有誘因盡量減低成本，即使這可能會影響品牌形象。特許發行公司的利潤率明顯比加盟公司高，在利潤空間有限下，加盟店遵照勞工規定的比率顯然比自營店低。
在清潔業中，加盟公司需要支付一筆初始費用、收入5%忠誠費與10%管理費給特許發行公司。特許發行公司提供初始顧客名單、清潔模式訓練、起始物資與裝備、建議與諮詢，以及「品牌」。顧客名單不能更替，而且顧客是與特許發行公司設定條款，費用首先交給特許發行公司，扣除收費後再交給加盟公司。例如在夜間清潔服務中，加盟公司收入大約是每小時15美元，假如公司支付僱員最低工資只會虧蝕。這種低收入得以維持的原因，是加盟公司並不遵從勞工標準與基本法定責任，而且加盟公司每年輪轉率高達15%，許多公司很快倒閉，同時新加盟公司供應很多，特許發行公司因而可以繼續以此方式獲利。
酒店業以管理公司作特許酒店管理，將實際工作的員工外判。獨立管理公司經營的酒店，遵守勞工標準的比率明顯較低。特許發行公司既可以設定服務標準，又可以將特許經營造成社會影響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在物流供應鏈中，貨倉擔當分發中心，司機則是物流公司的「獨立承包商」，沒有勞工法保護與社會保障供款。零售業實行「精益零售」(lean retailing)，要求供應商更快將貨物運送至零售商，並在供應商無法準時運送時實施嚴厲懲罰。像沃爾瑪這些零售商僱用第三方管理者運作貨物分發設施，這些管理者則在旺季時僱用臨時工，這些臨時職位被指違反醫療與安全標準。
供應鏈也加強製造業轉向國外的趨勢，例如電子業將裝嵌工序轉至中國等地。2009年，在供應鏈頂端最獲利五間電子企業HP、IBM、蘋果、Dell、思科獲利率達35%，但最獲利五間製造業承包商獲利率大約為3.8%，顯示利潤空間隨著供應鏈遠離主導公司而收窄。以承包商富士康為例，2010年該公司出現員工自殺潮後，傳媒揭發它存在過度超時工作、工資不足、不符安全標準等問題。
作者指，修補裂解職場需要新的僱傭關係定義，政府機構、工會、與僱主協會等都需要採取新的方法。普通法以主人(master)控制服務者(servant)活動來定義僱主與僱員，但聯邦與州政府卻有各種不同定義。例如在石油化工業，生產商為了不成為承包商在法定定義的僱主，不會控制承包商的活動，在承包商工作時生產商所屬員工不會在場，不會監控承包商的醫療與安全政策，也不會為安全程序提供訓練。這反映出石油化工公司的風險計算︰認為不對承包商活動負責，以及外判減低帶來的私人利益，超過低風險災難意外帶來的成本。
主導公司既希望承包商符合其商業模式的標準，又不希望承擔轉承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因而不參與可構成「直接控制」的監管活動。在競爭激烈的承包商之間，假如錯誤或意外造成任何損失，要由承包商自己承擔，容易導致承包商資不抵債。這構成誘因讓承包商「財務不穩」，因而不需要對民事索償負很大責任，因為承包商本身資產不多。這些財務不穩的承包商會收取較低價服務費，讓主導公司更有機會選中表現較差的承包商。
法庭會為主導公司與承包商是否僱傭關係進行多因測試，但在不同案例中法庭運用的因素並不一致。在建築工地中，執法機關(OSHA)以聯合僱用政策執行規例，將總判頭也列入僱主之內，這在2011年一宗法庭判決中得到支持。
在特許經營方面，法庭認為特許發行人對加盟公司損害消費者權益有轉承責任，但在加盟公司自行處理如何達成特許發行人訂下的目標時，法庭也認為只有加盟需要負責。這可以解釋特許發行人自行經營的店舖，遵守各種職場標準比率較加盟店高。部份州份已實行錯誤歸類法(misclassification law)，加盟公司只有在滿足以下條件才能歸類為獨立承包商︰一，承包商在執行服務時免受控制與指導；二，該服務不在僱主通常業務範圍內；三，該個人慣常參與某種已獨立形成的行業、職業、專業或商業。而在2012年一宗案例中，加盟公司使用特許發行人提供的薪酬政策、管理系統與訓練材料，在加盟公司違反勞工法時，法庭認為特許發行人也應列為被告之一。
作者指出要解決裂解僱傭關係產生的問題，在立法上有三項主要目標。首先，法例可以盡力阻止主導公司純粹以轉移職位避過法定職場責任，包括將所有從工作中得益者納入相關民事責任範圍，還有以錯誤歸類法防止僱員被分類為獨立承包商。
其次，讓主導行業負更多法律責任的政策，可以令這些企業將裂解職場的社會影響納入考慮。原則是當公司可詳細控制服務品質、生產與分發時，它也應該將控制範圍擴展至確保勞工法例與安全守則得以遵守。有學者更進取地建議，勞工部執法部門在懷疑生產過程違法時，有權禁運相關貨品。聯合僱用定義應該更為清晰與廣泛，讓主導公司需要為執行醫療與職業安全政策負責。
最後，公共政策能影響裂解職場的工資與人事政策如何制定。在缺乏工會與其他工人團體，或者勞動市場緊張造成的壓力下，明確立法或者自願調高工資在許多例子中都不太可能出現。透過向主導行業施壓持續負責，可能會讓企業更在意附屬公司是否遵守工作環境標準，這或會令篩選承包商時更為謹慎與潛在加盟門檻提高，繼而令承包商與加盟公司收費提高，較有能力遵守工作環境標準。
在現實政治中，商界對管制工會與管理層關係的立法總是一致反對，但對於其他勞工法例並不是鐵板一塊。基於意識形態與實際原因，小企業總是反對勞動管制法例，但較大企業較少完全反對而更為現實。相對於各州標準不一，大企業更傾向設立聯邦標準，以便它們遵守。以錯誤分類法為例，部份州份首先立法，跨州營運公司已必須遵守關於獨立承包商的州法例，與其要遵守不同定義、測試與執法系統，這些公司或會認為聯邦統一標準較為可取。這種先由個別州份開始立法的方式雖然更可能成功，但是過程歷時甚長，有時超過十年。
在執行現有法例上，執法機關資源有限，勞動力提升但執法資源沒有增長，令巡查次數甚少。既有組織也不一定等於實際工作場所，特別在建築工地、農業與清潔業，調查組織的辦公室不能發現實際違規行為。作者認為，調查程序應反映職場裂解帶來的變化，除了查核薪酬紀錄外，也應紀錄該辦公室轄下實際工地的名單。
傳統調查建基於兩種影響，一是改變調查下的僱主行為，二是為業界帶來阻嚇效應，讓其他僱主即使未被調查也會遵守法規。這種手法在裂解職場的限制，是調查只改正個別已發生的違規行為，並就此作出賠償，但未能改變主導僱主決定不遵守法規的因素。
作者認為更有策略地執法的方法，是劃出業界的商業關係，並針對頂端僱主執法。除直接執法外，執法機關也可透過外展活動接觸主導企業，聯絡行為良好的主要品牌簽訂合作協議，成為其他品牌的榜樣。在製衣業例子中，作者指出在企業違反勞工標準時，以禁制令禁運貨物是有效的懲罰方法，因為時間在服裝銷售的重要日漸提升。
執法機關發現違規行為後，為確保調查企業相關職場往後都更為遵守法規，可以與該企業定下和解協議，透過公共壓力讓商界自行建立監管，有系統地減少整個機構的違規行為。企業聲譽也有助於執法，執法機關可以公開品牌旗下加盟店遵守法規的表現，構成壓力讓主導企業更著重監管加盟店以維持品牌聲譽。
除了評估個別商業組織形式是否先天對加盟企業不利外，執法機關也應評估這種組織形式會否壓低價格水平，以致加盟企業無法在遵守法規下獲利。為加強阻嚇效應，執法機關可針對業內故意且明顯違規的不良份子，以向其他遵守法規的企業展示體系的公平。
工人沒有舉報企業違規有三項成因︰一是工人不知楚自己的法定權利，二是舉執雖然有助公共利益，但風險則由工人自己承擔；三是舉報可能招至僱主舉報等潛在風險。結果即使近年工作環境變差，工人投訴的意願卻減少。工會在提供權利資訊、集體談判、減低投訴後受歧視方面協助工人，但現實是近年工會普遍率下跌，特別是在裂解職場中。在工會以外，工人中心、社區組織與移民權益團體、同業協會等也為有助推動集體行動。
裂解職場底層的僱主也組成協會關注小型企業事宜，例如酒店業的亞裔美國人酒店經營者協會(AAHOA)，參與處理酒店業特許發行者與加盟店在定價、服務標準、資本、供應商等要求的衝突，與不同酒店品牌定期會面。作者認為，這類組織可以協助推行合理定價與改善工作環境的創新。
關於針對全球供應鏈的行為守則、透明度與自願監控，作者提出以下四點︰一，許多這種協議在國內法律領域之外，執行與形式各有不同，有需要評估各種監管形式對供應鏈環境持續改變的相對影響；二，當監控安排並未與公司的製造、採購及核心供應鏈決定緊密聯繫，對職場的影響將有限；三，透明度對這種體系至為重要，需要企業持續提供詳細資訊；四，至今經驗指出，自願監控最多也是補足國家勞工執法人員，但全球供應鏈的規模與分散程度，讓國際監控安排的成效有限，根本上依然需要國家勞動政策與勞工執法人員執行。
裂解職位既是一種僱用形式，同時也是不同商業企業之間的關係，因而難以運用行業數據估計裂解職位的工資水平與工作條件。裂解職場近年已擴展至法律、傳媒與金融等較高技術與教育水平的職位。在法律行業中，不需要法律訓練的「商品」服務，如法律研究、分析、撰寫答辯狀等工作已外判。傳媒行業開始將報導外包，出現稱為「內容農場」的報導來源。在金融業，中層職位已轉離華爾街以節省工作開支。
裂解職場增加社會不平等，可能是令科網泡沫爆破與2007至09年大衰退中，就業恢復緩慢，中等收入職位減少，工作兩極化的部份原因。
作者總結指，體系應建立誘因，推動主導企業在享有新組織生產形式帶來的好處同時，也應提高職場在工資、工作環境與公平上的標準，以修補裂解的職場。
2018年2月8日 星期四
洪業
看完了魏斐德的《洪業》，主題是清朝如何在十七世紀征服中國，包含明與清兩方觀點。作者在導言指1620至1660年代歐洲貿易危機令明朝流入白銀減少，影響到明末的通貨膨脹。官員俸祿以白銀發放，但沒有按通貨膨脹調整，俸祿不足的官吏不得不以貪污等非正規手段獲取額外收入。宦官與東林黨派系鬥爭，令細小分歧都會激起軒然大波，雙方僵持不決。
明朝瓦解，清朝建立後，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明末的道德英雄主義，換來實現政治改革的機會。他們失去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產生兩大後果，一是放棄理性自主與道義承諾，道學家變成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為朝廷官僚；二是權貴日益熱衷有限的改革，到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快從十七世紀經濟危機恢復時，這種有限的改革就結束。
正文從明朝建立時的衛所制度開始，衛所制以世襲軍戶為基礎，但隨著權貴剝削軍戶，徵用他們為自己勞動，軍戶人數下跌。北方邊防在衛所制衰落後依靠募兵，令軍費大幅上升。隨著軍費與米價不斷上升，到1630年，即使明朝提高稅率，仍然入不敷支。
努爾哈赤崛起時遼東已有漢人邊民移居，努爾哈赤將1621年前加入滿族的漢人視為滿人，在這一年後金吞併遼東，其後加入滿族的漢人大多成為奴隸。後金讓歸附漢人與女真人雜居，但在1623年滿漢連串衝突後，努爾哈赤收回滿漢平等政策，趁種族衝突之機收編大量漢人到自己帳下。
自1623年起，明軍逐漸裝備歐式槍炮。明將袁崇煥1626年2月在寧遠擊敗後金，努爾哈赤在同年九月傷重而死，加上面對經濟危機，令後金繼承人皇太極傾向與明議和。但袁崇煥未能充分利用這次機會，反而採取更為積極進攻的策略。最後袁的計劃失敗，僅一年多後皇太極南攻明朝，幾乎攻至北京城下。1629年，袁崇煥誅殺當時在皮島半獨立的將領毛文龍，受朝中人士攻擊，同年後金軍攻入關，雖被擊退，但對袁崇煥的謠言更盛。1630年，袁崇煥被指通敵，磔於市。
明末崇禎皇帝對黨爭極為偏執，不信任朝中大臣。當時黨爭圍繞東林黨與前魏忠賢的同黨，許多非東林黨士大夫也被動員。晚明士大夫社團興起，包括詩社、學社與書院，並與市民運動有關。1626年蘇州暴動反對朝廷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令文人社團應社(後改名復社)逐漸轉為全國政治運動。1631年會試中復社有六十二人中進士，崇禎皇帝視此為黨爭再現，並認為大臣推舉的大學士人選煽動黨爭，將之投獄。
1641年，清軍再次對明獲勝，令崇禎皇帝考慮對皇太極議和。但是議和消息外洩，復社一派大為反對議和，崇禎皇帝逼於壓力不敢再提，反而命吳三桂攻擊清軍。清廷認為崇禎皇帝背信棄義，不再向明朝提供議和機會。
1626年9月努爾哈赤死前命八貝勒集體統治，皇太極並不滿意這種集體統治對他的束縛。1629年佔領永平後，皇太極更為傾向漢族的統治方式，並建立獨立的漢軍，以歐式大砲作戰。1631年，皇太極在圍攻大凌河中親自指揮獲勝，讓他與其兄弟的差距拉開，不再同坐。1634至35年皇太極征蒙古察哈爾，得到良馬來源與元朝的玉璽。1636年，皇太極稱清帝，同時強調女真子孫不應仿傚漢人習俗，持續習武。1642年，皇太極攻克松山與錦州，降洪承疇。
明末南方士人壟斷官場，引起北方士人不滿，部份人加入李自成的叛軍。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大臣多次提出不切實際的總體改革建議，卻不重視日常具體行政措施。例如在李自成攻陷河南時，大學士建議眾臣舉行射禮，以興尚武之風。在1644年，明朝北京軍隊人數與戰力不足，而且缺乏軍餉。
隨著同年3月李自成逐漸逼近，大臣提出皇帝親征、遷都南京以及放棄部份領土給滿清，讓北方將領班師回京三種建議。崇禎皇帝本來有意自己南遷，讓太子留在北京，但大多數大臣主張整個朝廷留在北京，或許可以讓太子南下，這不符崇禎皇帝的意願，南遷只有不了了之。四月十日崇禎皇帝終於發出勤王令，命各地將領回京，但此時已經太遲。
崇禎皇帝自己與太子都沒有南遷對後來產生重要影響，清朝接收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與征服南方。北京失守與崇禎死後明朝繼承權曖昧不明，以致派系衝突削弱南明政權。此外，復明陣營也失去渴望反攻清朝以收復家園的北方人。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跟隨皇帝殉難自殺的官員多數較資深，最多是1628年進士，他們許多已在文官仕途完成其使命，投降者則多是仕途剛開始，或達到仕途頂峰的年輕官員。李自成入京後無力約束部下掠劫，讓京城百姓離心離德。雖然有更浪漫的傳說，但作者認為吳三桂是因為李自成捉拿或處死其父吳襄，決意與李自成一戰，並求助於其叔姪已投降加入的滿清。
1643年，皇太極死，由子六歲的福臨繼位，努爾哈赤十四子多爾袞及名將濟爾哈朗攝政。滿清當時在兩種戰略方案間徘徊，一是軍事貴族的部落傳統，貝勒貝子無意佔領華北，寧願對關內襲擊後撤回，獲取榮譽與財富；二是金朝的帝國傳統，當天命歸於清朝，順從天數執掌天下是理所當然。隨著明朝崩潰，李自成不得民心，多爾袞希望強化君權，以及清廷漢官的勸諫，清朝逐漸從部落戰爭時代走向帝國統治時代。1644年6月4日，李自成敗走，清軍佔領北京。
明朝王室成員過多，又不准從商與考科舉，只准領俸祿，為明朝帶來龐大開支。到十六世紀大部份王室成員收入不足，但少數近親卻可積累巨資，包括明末的福王，他是萬曆帝孫，其父朱常洵是萬曆帝寵愛妃子所出。
在北京陷落後，南京出現兩位皇帝候選人，其中之一就是這位福王，與王室血緣較親，另一位是東林黨支持的潞王，據稱較賢明與謹慎。最後由福王繼位，改元弘光。此時南明北方有四名軍閥，稱為四鎮，即高傑、黃得功、劉澤清與劉良佐。這些軍隊紀律不佳，喜歡搶劫而不是保護城市，不受江南百姓歡迎。
南明朝廷黨爭依然嚴重，傾向劉宗周一派自稱「正人君子」，與東林黨及復社關係密切；對立的馬士英一派則認為自己忠於皇上，免受狂熱東林黨人損害，並攻擊部份東林黨人曾經投降李自成，最後演變成為順案，以指認「從賊官」進行政治大清洗。南京政府也顯然面對財政困難，政府收入在盡力搜刮下也只在八百萬兩，但所需開支卻是一千萬兩。政府不得不允許主要軍事將領在豁區擁有財政自主，削弱朝廷對各地駐軍的控制。
1644年8月，南明派出使臣與清軍談判，說服吳三桂與南明結盟及清軍撤到關外。使臣遭清朝冷待，大約在同一時間清朝已決定南攻，11月開始進攻，受阻，直至1645年，清廷與北直隸及山東抗清勢力達成和議，並迅速佔領山西及陝西。
多爾袞佔北京後招降官員，因為許多官員已因服事李自成而名節掃地，他們大部份立刻就接受招降。1644年加入清廷者大多是京都舊官，三分之二是北方人，主要是由於山東大量降人，部份是因為該省較早平定——清廷以鄉紳私人鄉兵與正規軍結合，對抗亡命之徒與叛軍以控制山東——部份是因為當地鄉紳很早就遵守王朝法令。降官集中在戶部、吏部與兵部，兼有文武官職者約半數得以升官，其餘也保住舊職，但文職者只保留原位或有所降低。
清朝改革明朝舊政主要是針對吏員的劣跡，沒有改變制度上的缺陷，特別是笨重的財政機關。明朝體制中行政與手段嚴重脫節的情況並未獲得全面解決，只是進行某方面的修補。修補所需的調整不大，只是已有經驗官員對法律、水利與財政改良。多爾袞進京後也隨即宣佈廢除額外賦稅，其後目的是將稅額嚴格限制在萬曆時額外加稅前確定的額度之內，並於1646年6月開始清查土地。
滿人進入中原後，利用特權地位大佔便宜，壓榨商業，控制貿易或索賄，包庇走私販運。滿人將充公土地分配給旗人，與漢人分隔居住，1646與1647年兩次大規模依法圈地。部份在地漢人農民成為滿族地主的佃農，1648年在法律上正式承認為「投充」。佃農間也出現稱為莊頭的新人物，擔任滿族地主或旗人的代理人，負責收租。滿人圈地讓原地主被逼遷徙，逼使漢人陷入貧困。
1648年，多爾袞為阻止滿漢衝突，在北京採取大規模分隔政策。漢人遷官造成部份地區大量土地遭奪，反而引發當地滿漢衝突。中國北部建立起三十四座「韃子城」，用以區隔漢人區與韃靼市。
綠營由地方將領降軍組成，負責城鎮與地方都會駐防，維持治安。駐防軍長官是總督與巡撫，負責特定區域，面對管區以外事宜必須得到特別批准，才能離開轄區處理。清廷倚重督撫擴大中國北部統治，在華北大多數降服軍人幫助下，滿人逐漸鞏固帝國在各地的基礎。
1644年9至10月，華北出現武裝反叛浪潮，影響天津、山東西部與河北南部，清軍無力提供外援，對山西只能採取守勢。11至12月，清軍暫時平定山東與北直隸，可以集中兵力攻擊西安的李自成。1645年1月，清軍摧毀李自成在山西的據點。2月，在潼關擊敗李自成軍。李自成放棄西安，逃至湖廣南部，據稱在1645年9月被殺。
在南明，「四鎮」之一高傑在1645年1月被許定國謀殺，許定國降清。1645年4月，清多鐸接旨指揮南征，南明劉良佐與李成棟變節，西北防線拱手讓給清朝。同月南明發生童妃案，一名女子聲稱是弘光皇帝的妃子，但皇帝拒不承認，令人對皇帝本人的正當性表示懷疑。在河南有名望的南明陳潛夫受牽連，當地勢力不再對南明忠誠，讓清軍可以長驅直入。
1645年3月，一名男子聲稱是崇禎的太子，弘光皇帝指他是偽太子，並嚴刑對待。南明將領左良玉以此為藉口，在1645年4月舉兵，揮師從武昌順長江而下。為對付左良玉，弘光命令史可法將防線撤向江南。左良玉進至九江後不久病歿，其部隊在清軍攻擊下投降，成為清軍平定中國的骨幹。
1645年5月20日，清軍攻陷揚州，史可法隨後被清軍俘虜並處死，清軍在揚州展開屠殺，時人估計有八十萬人死。1645年6月3日，弘光皇帝逃離南京，6月15日在蕪湖被清軍俘獲。群龍無首的南京向清軍投降，6月16日多鐸進城。
面對清朝接管江南，鄉紳表現出矛盾心理，與新朝合作，讓社會秩序穩定對他們有好處，但這與他們忠於前朝的傳統，以及個人的信仰有衝突。部份江南士大夫選擇自殺以處理這種矛盾。選擇忠於前朝的文人，則會發現自己招募到的士兵，許多時是無以為生而鋌而走險的罪犯，這與文人因保護農民的理想不願與無法無天者合作有衝突。
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江南地區因市場發展，土地收益上升，貧富間差距擴大，社會上下層間存在嚴重階級衝突。崇禎死後，農奴趁機起事，攻擊鄉紳權貴，並加入活躍在華中與華南的軍隊。在無錫與蘇州，鄉紳為了恢復秩序，與清政府的合作迅速發展。
1645年7月，多爾袞決定對漢人實施剃髮令，漢人文人視此為奇恥大辱，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剃髮令也激怒一般百姓，將失去頭髮視為閹割。江南上下層間的衝突暫時擱置，一同反對清廷，本已投降的鄉村與城市再次起來反對新政府，已剃髮城市與鄉村，以及髮型依舊的村落之間互相衝突。1645年9月22日，清軍攻入反抗的松江，江南社會上下層反抗剃髮令的聯盟瓦解，許多士大夫被殺，其他死裡逃生者則有部份避世隱居或遁入空門。
1647年，清軍已控制連接廷安與西安官道的兩側地區。1648年6月，清軍大致平定陝西低地與山地，並著手加強山西控制。1647年3至4月，山東爆發大規模起事，次年1月清軍大勝。對比較安定的地區，清政府主要以四項措施加強對民眾統治︰任用廉正官員，革除弊政；登記戶籍，實行連保；控制火器與家畜；選擇地大赦以分化賊首與賊徒。至1648年前半年，華北絕大部份已對相平定。
1646年秋，復明人士在華南全面崩解，首先是浙江，然後是福建與江西，湖南、東南海岸與兩廣仍繼續抵抗。1647年，清政府對復明文人展開清洗，長江下游地區的州縣政府由旗人擔任。1648年初，清朝將領江西金聲桓與廣東李成棟舉兵造反，南明一度控制南方大部份地區。但清朝在中原迅速聚集兵力南下，1649年3月攻陷南昌，金聲桓自盡，4月李成棟溺死，11月清軍控制湖廣，1650年1月攻陷廣州。南明試圖密謀反攻南京，但到1652年4月所有密謀者敗露，復明人士徹底挫敗。
1648年4月山東榆園軍聯合反清，11月肅清後，降臣劉澤清涉嫌參與其中，被處決。1648至49年西部回亂，兩度平定後復反。1649年1月，西北將領姜瓖反叛清朝，同年4月延安、榆林反清，姜瓖之亂直到10月處決姜瓖後大致平息。為平息回亂，清朝將哈密與漢地回民遷離州府。1652年，在鄉長、縉紳與清朝總督合作下，山東宣佈平定。1655年夏，山西南部與河北中部完全在清朝統治之下。
清朝政府中央設有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內三院，前者代表貴族集體統治，自1637年皇太極稱帝後擴大，審議軍事與籌劃外交，屬皇帝諮詢機構，在官僚機構之外。後者最初為文書機構，在1636年正式改為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弘文院。最初內院大學士地位不如明朝時期，僅為皇帝的私人秘書。隨著多爾袞與其宗親地位差距擴大，1645年，內三院改為處理軍機國務的奏章，變得更為重要，同時恢復翰林院。
多爾袞日漸表現出像君王的排場。1648年春，滿洲親王濟爾哈朗被指控，降為郡王，豪格受彈劾，被判在獄中自盡。次年冬，多爾袞改頭銜為「皇父攝政王」，控制滿洲八旗中的正白、正藍與鑲白三旗。多爾袞凌駕其他親王讓其漢族謀臣地位提高，官場地方與個人關係重新出現。1650年12月，多爾袞出獵途中得病，在除夕病逝。
多爾袞死後，前輔政王濟爾哈朗將親王阿濟格下獄，逼其自盡。1651年2月，皇帝福臨正式親政，稱順治朝。3月，清廷貶責多爾袞，打壓多爾袞親信，皇帝直接控制正黃、鑲黃、正白上三旗。1652至1655年，清朝第二次大規模制度改革，措施幾乎都是由前明臣提出。水利方面設河道總督，直接向皇帝負責。1648年，清政府恢復里甲舊制，試圖讓賦役簿冊反映最新土地佔有情況，未能成功。1652年，實施各省每年統計財政，報告編入黃冊，上交中央，再經核查編成清冊，讓清政府得以發現財政短缺最嚴重的地方。
皇帝為抑制滿洲貴族更為寵幸其大學士，他命令所有彈劾奏章需事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決定是否該受審，這就將更多裁判權交予內三院。同時，刑事起訴權擴大至滿洲貴族成員，將皇家權威擴展到貴族之上。1651年10月，皇帝指責滿洲一等公譚泰企圖將影響力擴至政府各部，將譚泰處死。皇權擴大同時，伴隨著內朝宦官及大學士的勢力復興。
為防止文學黨社成為政治工具，清政府於1652年禁止黨社。同年8月，順治下旨褒揚李自成佔北京時的殉難者，以確立士大夫的行為標準。順治致力於消除官員滿漢之別，以免形成派系分裂朝廷。但1653年5月滿漢大臣對任珍案判決的分歧，讓順治認為臣僚以正規司法程序為名義，卻可能私相夜通，互相勾結。1653至54年間，順治更著重從「耳目」得到大量可靠的情報，命令監察官分別上奏以得到不同情報。
順治試圖令官員制定政策時更多採用合議形式，一旦達成合議，官員就要互相配合，但內三院的小集團與個人恩怨造成阻撓。寧完我對大學士陳名夏心有不滿，1654年4月，陳向寧建議清廷應復明朝衣冠，被寧完我彈劾。陳名夏被捕受審，4月27日處絞刑。
復明人士在1653年下半年起事，1654年5月平息。1654年6月，張名振的海軍威脅南京，1655年，他重奪舟山，同年在該地去世。可能是因為海上的攻擊緩和，順治皇帝似乎不再需要顧慮疏遠江南重要士大夫，1656年後開始反對降清的「貳臣」，1658年5月將大學士陳之遴流放西北。
1658年8月，順治改內三院為內閣，正式建立獨立的翰林院。皇帝希望牢牢控制不受私恩、宗派影響的內閣與翰林院，強調臣僚的上下而不是橫向關係，並有意與謀臣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這種作風部份影響後來的康熙與雍正皇帝。皇帝也在1653年7月宣佈重建宦官理事機構，以正式化機構控制宦官權力。
順治信任漢軍旗人，偏好任用他們為各省總督與巡撫，意味著漢軍旗人承擔清掃南明殘部的責任。1659年3月，清軍攻陷雲南，南明永曆帝逃至緬甸，他在1662年6月被清軍捕獲處決。清軍重用漢人負責軍事的結果，是漢人軍事貴族出現，吳三桂、耿精忠與尚可喜的權力難以抑制。同時滿人喪失對軍權的壟斷地位，滿洲旗人漸漸力圖躋身正式文臣隊伍。1659年8月，鄭成功率軍圍攻南京，持續二十日，9月9日失敗逃離，復明人士在江南對清朝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告終。
清政府制約縉紳奴役佃農的真正努力始於1660年，順治下旨禁止大地主將其佃農變為莊奴，同時人口減少令勞動力短缺，讓佃農境況得到改變，永佃權有所發展，部份地區出現「田底」權與「田面」權的多重土地權利。社會階層在清初均平化，士紳與平民的距離減少，大地主比例下降，自耕農成為新的社會階層。
自1657年後，順治開始限制縉紳階級的免稅特權，並在1659年《賦役全書》頒佈後明確打擊欠稅。1660年4月，順治禁止以標語、揭貼指斥政府的行為，以君主專制名義否定明朝後期的個人英雄主義與集體理想主義。文人不再自發參與政治運動，法律與秩序得到恢復，代價是正義奉獻與自主社會批評消失。
1661年2月5日，順治因天花駕崩，七歲的玄燁繼位，四位滿洲貴族擔任輔政大臣。輔政大臣進一步打擊縉紳，以「奏銷案」指一萬名縉紳拖欠賦稅，奪去其功名。長江下游縉紳大驚，只能與清廷合作揭發逃稅行為，以保住自己有限的免稅特權。江南的賦稅徵調制徹底重建，帝國財政收入顯著增長，從1651至1680年代增長百分之二十三。1660至61年對江南縉紳的打擊，既受在滿洲貴族與漢族士人之間的漢軍旗人支持，也因為多爾袞時期北方官員地位短暫提高，令他們願意打擊南方縉紳的特殊利益。
亡明遺臣在清朝藉著直接或協助編修《明史》，讓自身的歷史存在得到證實。明亡讓王陽明先天良知的概念失去說服力，知識界普遍認為主觀唯心主義是邪說，重新強調宋代理學。清朝也利用程朱學派以恢復忠、孝這些絕對義務與責任，將絕對的忠君觀念抽象化為支持當今王朝的天命。這種對明朝效忠轉為對清朝效忠的「天命」轉變，在1673年三藩之亂期間得以完成。
1673年12月，在雲南割據的吳三桂反清，1674年4月，耿精忠在福州起兵響應，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參與反清叛亂。然而，由於全國經濟中心江南仍在清朝控制下，叛軍財力不足。1676年，由於西北各省漢軍各旗與綠營兵堅守，戰況逐漸轉為對清朝有利。1676年耿精忠投降，1677年1月尚之信在廣東投降。1678年10月，吳三桂病死。1681年12月，三藩之亂結束。
三藩之亂期間，范承謨與馬氏家族忠於清朝而死，特別是馬氏家族，祖母是明朝忠臣，父親歸順滿洲，兒子及其家人則忠於清朝，這象徵著三藩之亂大多數漢官忠於朝廷的事實。清朝建立不再是「偽定」，而是正式承接天命的另一個王朝。
作者最後指，中國比任何國家更快擺脫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危機，此後兩世紀清朝未受真正的對手挑戰。然而，中國缺乏競爭對手，就沒有改進其軍事技術的強烈意願。而且，清初統治者以相當進步但仍屬傳統類型的制度與技術，成功恢復政治穩定，卻令更進一步財政改革無法推行，權力雖然集中，但未有徹底的合理化改革。到十九世紀強大外力再次出現時，清朝難以作出制度上的選擇，政治結構走向崩潰。
明朝瓦解，清朝建立後，為清朝效力的漢人拋棄明末的道德英雄主義，換來實現政治改革的機會。他們失去理想主義者的自信心，產生兩大後果，一是放棄理性自主與道義承諾，道學家變成御用文人，政治領袖轉為朝廷官僚；二是權貴日益熱衷有限的改革，到中國比其他國家更快從十七世紀經濟危機恢復時，這種有限的改革就結束。
正文從明朝建立時的衛所制度開始，衛所制以世襲軍戶為基礎，但隨著權貴剝削軍戶，徵用他們為自己勞動，軍戶人數下跌。北方邊防在衛所制衰落後依靠募兵，令軍費大幅上升。隨著軍費與米價不斷上升，到1630年，即使明朝提高稅率，仍然入不敷支。
努爾哈赤崛起時遼東已有漢人邊民移居，努爾哈赤將1621年前加入滿族的漢人視為滿人，在這一年後金吞併遼東，其後加入滿族的漢人大多成為奴隸。後金讓歸附漢人與女真人雜居，但在1623年滿漢連串衝突後，努爾哈赤收回滿漢平等政策，趁種族衝突之機收編大量漢人到自己帳下。
自1623年起，明軍逐漸裝備歐式槍炮。明將袁崇煥1626年2月在寧遠擊敗後金，努爾哈赤在同年九月傷重而死，加上面對經濟危機，令後金繼承人皇太極傾向與明議和。但袁崇煥未能充分利用這次機會，反而採取更為積極進攻的策略。最後袁的計劃失敗，僅一年多後皇太極南攻明朝，幾乎攻至北京城下。1629年，袁崇煥誅殺當時在皮島半獨立的將領毛文龍，受朝中人士攻擊，同年後金軍攻入關，雖被擊退，但對袁崇煥的謠言更盛。1630年，袁崇煥被指通敵，磔於市。
明末崇禎皇帝對黨爭極為偏執，不信任朝中大臣。當時黨爭圍繞東林黨與前魏忠賢的同黨，許多非東林黨士大夫也被動員。晚明士大夫社團興起，包括詩社、學社與書院，並與市民運動有關。1626年蘇州暴動反對朝廷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令文人社團應社(後改名復社)逐漸轉為全國政治運動。1631年會試中復社有六十二人中進士，崇禎皇帝視此為黨爭再現，並認為大臣推舉的大學士人選煽動黨爭，將之投獄。
1641年，清軍再次對明獲勝，令崇禎皇帝考慮對皇太極議和。但是議和消息外洩，復社一派大為反對議和，崇禎皇帝逼於壓力不敢再提，反而命吳三桂攻擊清軍。清廷認為崇禎皇帝背信棄義，不再向明朝提供議和機會。
1626年9月努爾哈赤死前命八貝勒集體統治，皇太極並不滿意這種集體統治對他的束縛。1629年佔領永平後，皇太極更為傾向漢族的統治方式，並建立獨立的漢軍，以歐式大砲作戰。1631年，皇太極在圍攻大凌河中親自指揮獲勝，讓他與其兄弟的差距拉開，不再同坐。1634至35年皇太極征蒙古察哈爾，得到良馬來源與元朝的玉璽。1636年，皇太極稱清帝，同時強調女真子孫不應仿傚漢人習俗，持續習武。1642年，皇太極攻克松山與錦州，降洪承疇。
明末南方士人壟斷官場，引起北方士人不滿，部份人加入李自成的叛軍。明朝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是大臣多次提出不切實際的總體改革建議，卻不重視日常具體行政措施。例如在李自成攻陷河南時，大學士建議眾臣舉行射禮，以興尚武之風。在1644年，明朝北京軍隊人數與戰力不足，而且缺乏軍餉。
隨著同年3月李自成逐漸逼近，大臣提出皇帝親征、遷都南京以及放棄部份領土給滿清，讓北方將領班師回京三種建議。崇禎皇帝本來有意自己南遷，讓太子留在北京，但大多數大臣主張整個朝廷留在北京，或許可以讓太子南下，這不符崇禎皇帝的意願，南遷只有不了了之。四月十日崇禎皇帝終於發出勤王令，命各地將領回京，但此時已經太遲。
崇禎皇帝自己與太子都沒有南遷對後來產生重要影響，清朝接收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與征服南方。北京失守與崇禎死後明朝繼承權曖昧不明，以致派系衝突削弱南明政權。此外，復明陣營也失去渴望反攻清朝以收復家園的北方人。
1644年4月24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皇帝自縊。跟隨皇帝殉難自殺的官員多數較資深，最多是1628年進士，他們許多已在文官仕途完成其使命，投降者則多是仕途剛開始，或達到仕途頂峰的年輕官員。李自成入京後無力約束部下掠劫，讓京城百姓離心離德。雖然有更浪漫的傳說，但作者認為吳三桂是因為李自成捉拿或處死其父吳襄，決意與李自成一戰，並求助於其叔姪已投降加入的滿清。
1643年，皇太極死，由子六歲的福臨繼位，努爾哈赤十四子多爾袞及名將濟爾哈朗攝政。滿清當時在兩種戰略方案間徘徊，一是軍事貴族的部落傳統，貝勒貝子無意佔領華北，寧願對關內襲擊後撤回，獲取榮譽與財富；二是金朝的帝國傳統，當天命歸於清朝，順從天數執掌天下是理所當然。隨著明朝崩潰，李自成不得民心，多爾袞希望強化君權，以及清廷漢官的勸諫，清朝逐漸從部落戰爭時代走向帝國統治時代。1644年6月4日，李自成敗走，清軍佔領北京。
明朝王室成員過多，又不准從商與考科舉，只准領俸祿，為明朝帶來龐大開支。到十六世紀大部份王室成員收入不足，但少數近親卻可積累巨資，包括明末的福王，他是萬曆帝孫，其父朱常洵是萬曆帝寵愛妃子所出。
在北京陷落後，南京出現兩位皇帝候選人，其中之一就是這位福王，與王室血緣較親，另一位是東林黨支持的潞王，據稱較賢明與謹慎。最後由福王繼位，改元弘光。此時南明北方有四名軍閥，稱為四鎮，即高傑、黃得功、劉澤清與劉良佐。這些軍隊紀律不佳，喜歡搶劫而不是保護城市，不受江南百姓歡迎。
南明朝廷黨爭依然嚴重，傾向劉宗周一派自稱「正人君子」，與東林黨及復社關係密切；對立的馬士英一派則認為自己忠於皇上，免受狂熱東林黨人損害，並攻擊部份東林黨人曾經投降李自成，最後演變成為順案，以指認「從賊官」進行政治大清洗。南京政府也顯然面對財政困難，政府收入在盡力搜刮下也只在八百萬兩，但所需開支卻是一千萬兩。政府不得不允許主要軍事將領在豁區擁有財政自主，削弱朝廷對各地駐軍的控制。
1644年8月，南明派出使臣與清軍談判，說服吳三桂與南明結盟及清軍撤到關外。使臣遭清朝冷待，大約在同一時間清朝已決定南攻，11月開始進攻，受阻，直至1645年，清廷與北直隸及山東抗清勢力達成和議，並迅速佔領山西及陝西。
多爾袞佔北京後招降官員，因為許多官員已因服事李自成而名節掃地，他們大部份立刻就接受招降。1644年加入清廷者大多是京都舊官，三分之二是北方人，主要是由於山東大量降人，部份是因為該省較早平定——清廷以鄉紳私人鄉兵與正規軍結合，對抗亡命之徒與叛軍以控制山東——部份是因為當地鄉紳很早就遵守王朝法令。降官集中在戶部、吏部與兵部，兼有文武官職者約半數得以升官，其餘也保住舊職，但文職者只保留原位或有所降低。
清朝改革明朝舊政主要是針對吏員的劣跡，沒有改變制度上的缺陷，特別是笨重的財政機關。明朝體制中行政與手段嚴重脫節的情況並未獲得全面解決，只是進行某方面的修補。修補所需的調整不大，只是已有經驗官員對法律、水利與財政改良。多爾袞進京後也隨即宣佈廢除額外賦稅，其後目的是將稅額嚴格限制在萬曆時額外加稅前確定的額度之內，並於1646年6月開始清查土地。
滿人進入中原後，利用特權地位大佔便宜，壓榨商業，控制貿易或索賄，包庇走私販運。滿人將充公土地分配給旗人，與漢人分隔居住，1646與1647年兩次大規模依法圈地。部份在地漢人農民成為滿族地主的佃農，1648年在法律上正式承認為「投充」。佃農間也出現稱為莊頭的新人物，擔任滿族地主或旗人的代理人，負責收租。滿人圈地讓原地主被逼遷徙，逼使漢人陷入貧困。
1648年，多爾袞為阻止滿漢衝突，在北京採取大規模分隔政策。漢人遷官造成部份地區大量土地遭奪，反而引發當地滿漢衝突。中國北部建立起三十四座「韃子城」，用以區隔漢人區與韃靼市。
綠營由地方將領降軍組成，負責城鎮與地方都會駐防，維持治安。駐防軍長官是總督與巡撫，負責特定區域，面對管區以外事宜必須得到特別批准，才能離開轄區處理。清廷倚重督撫擴大中國北部統治，在華北大多數降服軍人幫助下，滿人逐漸鞏固帝國在各地的基礎。
1644年9至10月，華北出現武裝反叛浪潮，影響天津、山東西部與河北南部，清軍無力提供外援，對山西只能採取守勢。11至12月，清軍暫時平定山東與北直隸，可以集中兵力攻擊西安的李自成。1645年1月，清軍摧毀李自成在山西的據點。2月，在潼關擊敗李自成軍。李自成放棄西安，逃至湖廣南部，據稱在1645年9月被殺。
在南明，「四鎮」之一高傑在1645年1月被許定國謀殺，許定國降清。1645年4月，清多鐸接旨指揮南征，南明劉良佐與李成棟變節，西北防線拱手讓給清朝。同月南明發生童妃案，一名女子聲稱是弘光皇帝的妃子，但皇帝拒不承認，令人對皇帝本人的正當性表示懷疑。在河南有名望的南明陳潛夫受牽連，當地勢力不再對南明忠誠，讓清軍可以長驅直入。
1645年3月，一名男子聲稱是崇禎的太子，弘光皇帝指他是偽太子，並嚴刑對待。南明將領左良玉以此為藉口，在1645年4月舉兵，揮師從武昌順長江而下。為對付左良玉，弘光命令史可法將防線撤向江南。左良玉進至九江後不久病歿，其部隊在清軍攻擊下投降，成為清軍平定中國的骨幹。
1645年5月20日，清軍攻陷揚州，史可法隨後被清軍俘虜並處死，清軍在揚州展開屠殺，時人估計有八十萬人死。1645年6月3日，弘光皇帝逃離南京，6月15日在蕪湖被清軍俘獲。群龍無首的南京向清軍投降，6月16日多鐸進城。
面對清朝接管江南，鄉紳表現出矛盾心理，與新朝合作，讓社會秩序穩定對他們有好處，但這與他們忠於前朝的傳統，以及個人的信仰有衝突。部份江南士大夫選擇自殺以處理這種矛盾。選擇忠於前朝的文人，則會發現自己招募到的士兵，許多時是無以為生而鋌而走險的罪犯，這與文人因保護農民的理想不願與無法無天者合作有衝突。
十六至十七世紀期間，江南地區因市場發展，土地收益上升，貧富間差距擴大，社會上下層間存在嚴重階級衝突。崇禎死後，農奴趁機起事，攻擊鄉紳權貴，並加入活躍在華中與華南的軍隊。在無錫與蘇州，鄉紳為了恢復秩序，與清政府的合作迅速發展。
1645年7月，多爾袞決定對漢人實施剃髮令，漢人文人視此為奇恥大辱，因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剃髮令也激怒一般百姓，將失去頭髮視為閹割。江南上下層間的衝突暫時擱置，一同反對清廷，本已投降的鄉村與城市再次起來反對新政府，已剃髮城市與鄉村，以及髮型依舊的村落之間互相衝突。1645年9月22日，清軍攻入反抗的松江，江南社會上下層反抗剃髮令的聯盟瓦解，許多士大夫被殺，其他死裡逃生者則有部份避世隱居或遁入空門。
1647年，清軍已控制連接廷安與西安官道的兩側地區。1648年6月，清軍大致平定陝西低地與山地，並著手加強山西控制。1647年3至4月，山東爆發大規模起事，次年1月清軍大勝。對比較安定的地區，清政府主要以四項措施加強對民眾統治︰任用廉正官員，革除弊政；登記戶籍，實行連保；控制火器與家畜；選擇地大赦以分化賊首與賊徒。至1648年前半年，華北絕大部份已對相平定。
1646年秋，復明人士在華南全面崩解，首先是浙江，然後是福建與江西，湖南、東南海岸與兩廣仍繼續抵抗。1647年，清政府對復明文人展開清洗，長江下游地區的州縣政府由旗人擔任。1648年初，清朝將領江西金聲桓與廣東李成棟舉兵造反，南明一度控制南方大部份地區。但清朝在中原迅速聚集兵力南下，1649年3月攻陷南昌，金聲桓自盡，4月李成棟溺死，11月清軍控制湖廣，1650年1月攻陷廣州。南明試圖密謀反攻南京，但到1652年4月所有密謀者敗露，復明人士徹底挫敗。
1648年4月山東榆園軍聯合反清，11月肅清後，降臣劉澤清涉嫌參與其中，被處決。1648至49年西部回亂，兩度平定後復反。1649年1月，西北將領姜瓖反叛清朝，同年4月延安、榆林反清，姜瓖之亂直到10月處決姜瓖後大致平息。為平息回亂，清朝將哈密與漢地回民遷離州府。1652年，在鄉長、縉紳與清朝總督合作下，山東宣佈平定。1655年夏，山西南部與河北中部完全在清朝統治之下。
清朝政府中央設有議政王大臣會議與內三院，前者代表貴族集體統治，自1637年皇太極稱帝後擴大，審議軍事與籌劃外交，屬皇帝諮詢機構，在官僚機構之外。後者最初為文書機構，在1636年正式改為內三院︰內國史院、內秘書院與內弘文院。最初內院大學士地位不如明朝時期，僅為皇帝的私人秘書。隨著多爾袞與其宗親地位差距擴大，1645年，內三院改為處理軍機國務的奏章，變得更為重要，同時恢復翰林院。
多爾袞日漸表現出像君王的排場。1648年春，滿洲親王濟爾哈朗被指控，降為郡王，豪格受彈劾，被判在獄中自盡。次年冬，多爾袞改頭銜為「皇父攝政王」，控制滿洲八旗中的正白、正藍與鑲白三旗。多爾袞凌駕其他親王讓其漢族謀臣地位提高，官場地方與個人關係重新出現。1650年12月，多爾袞出獵途中得病，在除夕病逝。
多爾袞死後，前輔政王濟爾哈朗將親王阿濟格下獄，逼其自盡。1651年2月，皇帝福臨正式親政，稱順治朝。3月，清廷貶責多爾袞，打壓多爾袞親信，皇帝直接控制正黃、鑲黃、正白上三旗。1652至1655年，清朝第二次大規模制度改革，措施幾乎都是由前明臣提出。水利方面設河道總督，直接向皇帝負責。1648年，清政府恢復里甲舊制，試圖讓賦役簿冊反映最新土地佔有情況，未能成功。1652年，實施各省每年統計財政，報告編入黃冊，上交中央，再經核查編成清冊，讓清政府得以發現財政短缺最嚴重的地方。
皇帝為抑制滿洲貴族更為寵幸其大學士，他命令所有彈劾奏章需事先直接上奏，由皇帝近臣決定是否該受審，這就將更多裁判權交予內三院。同時，刑事起訴權擴大至滿洲貴族成員，將皇家權威擴展到貴族之上。1651年10月，皇帝指責滿洲一等公譚泰企圖將影響力擴至政府各部，將譚泰處死。皇權擴大同時，伴隨著內朝宦官及大學士的勢力復興。
為防止文學黨社成為政治工具，清政府於1652年禁止黨社。同年8月，順治下旨褒揚李自成佔北京時的殉難者，以確立士大夫的行為標準。順治致力於消除官員滿漢之別，以免形成派系分裂朝廷。但1653年5月滿漢大臣對任珍案判決的分歧，讓順治認為臣僚以正規司法程序為名義，卻可能私相夜通，互相勾結。1653至54年間，順治更著重從「耳目」得到大量可靠的情報，命令監察官分別上奏以得到不同情報。
順治試圖令官員制定政策時更多採用合議形式，一旦達成合議，官員就要互相配合，但內三院的小集團與個人恩怨造成阻撓。寧完我對大學士陳名夏心有不滿，1654年4月，陳向寧建議清廷應復明朝衣冠，被寧完我彈劾。陳名夏被捕受審，4月27日處絞刑。
復明人士在1653年下半年起事，1654年5月平息。1654年6月，張名振的海軍威脅南京，1655年，他重奪舟山，同年在該地去世。可能是因為海上的攻擊緩和，順治皇帝似乎不再需要顧慮疏遠江南重要士大夫，1656年後開始反對降清的「貳臣」，1658年5月將大學士陳之遴流放西北。
1658年8月，順治改內三院為內閣，正式建立獨立的翰林院。皇帝希望牢牢控制不受私恩、宗派影響的內閣與翰林院，強調臣僚的上下而不是橫向關係，並有意與謀臣建立親密的個人關係，這種作風部份影響後來的康熙與雍正皇帝。皇帝也在1653年7月宣佈重建宦官理事機構，以正式化機構控制宦官權力。
順治信任漢軍旗人，偏好任用他們為各省總督與巡撫，意味著漢軍旗人承擔清掃南明殘部的責任。1659年3月，清軍攻陷雲南，南明永曆帝逃至緬甸，他在1662年6月被清軍捕獲處決。清軍重用漢人負責軍事的結果，是漢人軍事貴族出現，吳三桂、耿精忠與尚可喜的權力難以抑制。同時滿人喪失對軍權的壟斷地位，滿洲旗人漸漸力圖躋身正式文臣隊伍。1659年8月，鄭成功率軍圍攻南京，持續二十日，9月9日失敗逃離，復明人士在江南對清朝最後一次大規模進攻告終。
清政府制約縉紳奴役佃農的真正努力始於1660年，順治下旨禁止大地主將其佃農變為莊奴，同時人口減少令勞動力短缺，讓佃農境況得到改變，永佃權有所發展，部份地區出現「田底」權與「田面」權的多重土地權利。社會階層在清初均平化，士紳與平民的距離減少，大地主比例下降，自耕農成為新的社會階層。
自1657年後，順治開始限制縉紳階級的免稅特權，並在1659年《賦役全書》頒佈後明確打擊欠稅。1660年4月，順治禁止以標語、揭貼指斥政府的行為，以君主專制名義否定明朝後期的個人英雄主義與集體理想主義。文人不再自發參與政治運動，法律與秩序得到恢復，代價是正義奉獻與自主社會批評消失。
1661年2月5日，順治因天花駕崩，七歲的玄燁繼位，四位滿洲貴族擔任輔政大臣。輔政大臣進一步打擊縉紳，以「奏銷案」指一萬名縉紳拖欠賦稅，奪去其功名。長江下游縉紳大驚，只能與清廷合作揭發逃稅行為，以保住自己有限的免稅特權。江南的賦稅徵調制徹底重建，帝國財政收入顯著增長，從1651至1680年代增長百分之二十三。1660至61年對江南縉紳的打擊，既受在滿洲貴族與漢族士人之間的漢軍旗人支持，也因為多爾袞時期北方官員地位短暫提高，令他們願意打擊南方縉紳的特殊利益。
亡明遺臣在清朝藉著直接或協助編修《明史》，讓自身的歷史存在得到證實。明亡讓王陽明先天良知的概念失去說服力，知識界普遍認為主觀唯心主義是邪說，重新強調宋代理學。清朝也利用程朱學派以恢復忠、孝這些絕對義務與責任，將絕對的忠君觀念抽象化為支持當今王朝的天命。這種對明朝效忠轉為對清朝效忠的「天命」轉變，在1673年三藩之亂期間得以完成。
1673年12月，在雲南割據的吳三桂反清，1674年4月，耿精忠在福州起兵響應，1676年3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參與反清叛亂。然而，由於全國經濟中心江南仍在清朝控制下，叛軍財力不足。1676年，由於西北各省漢軍各旗與綠營兵堅守，戰況逐漸轉為對清朝有利。1676年耿精忠投降，1677年1月尚之信在廣東投降。1678年10月，吳三桂病死。1681年12月，三藩之亂結束。
三藩之亂期間，范承謨與馬氏家族忠於清朝而死，特別是馬氏家族，祖母是明朝忠臣，父親歸順滿洲，兒子及其家人則忠於清朝，這象徵著三藩之亂大多數漢官忠於朝廷的事實。清朝建立不再是「偽定」，而是正式承接天命的另一個王朝。
作者最後指，中國比任何國家更快擺脫十七世紀的全球經濟危機，此後兩世紀清朝未受真正的對手挑戰。然而，中國缺乏競爭對手，就沒有改進其軍事技術的強烈意願。而且，清初統治者以相當進步但仍屬傳統類型的制度與技術，成功恢復政治穩定，卻令更進一步財政改革無法推行，權力雖然集中，但未有徹底的合理化改革。到十九世紀強大外力再次出現時，清朝難以作出制度上的選擇，政治結構走向崩潰。
2018年1月31日 星期三
東南亞史
看完了薩德賽寫的《東南亞史》，有點年代的著作，最近期只說到1990年代中，還未出現亞洲金融風暴，但當成東南亞歷史入門看也不錯。
東南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流行的新名詞，現在大致是指緬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寮國、柬埔寨、越南與菲律賓地區，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與菲律賓可歸為島嶼東南亞，其餘地區則屬大陸東南亞。就地理而言，東南亞五月至十月吹西南季候風，十一月至三月吹東北季候風，居民在農作與航行時都需要顧及季候風及其相應雨量。
貿易是早期東南亞國家興起的重要因素。扶南在公元一世紀建立，首都在今日柬埔寨金邊附近，最盛時版圖覆蓋南越、柬埔寨、中暹羅、北馬來西亞與南緬馬，是東南亞最大航海與貿易強權，在六世紀中葉亡國。占婆在中國稱為林邑，公元192年在今日順化建國，對抗中國與越南的入侵一千多年，直至1720年為越南兼併。
公元七世紀中葉吉蔑(或稱高綿)族成為扶南的政治繼承者，勢力範圍遍及下緬馬、上馬來半島、 中暹羅、柬埔寨與南越。吉蔑王國傾向於內陸，並未扮演扶南那樣的海上貿易中間人角色。公元706年王國分裂為上真臘與下真臘，但九世紀在賈牙瓦瑪二世下再度團結。賈牙瓦瑪二世將吉蔑族重心轉至柬埔寨西部洞裡湖地區，以吳哥為中心，推動印度教君權神授，並完善灌溉制度。1434年，泰族佔領吳哥，吉蔑帝國遷都至金邊，明顯走向衰亡。
緬族信奉大乘佛教，849年在蒲干建立王國，十一世紀在阿那拉塔領導下征服猛族，改信小乘佛教，在兩世紀間與猛族既互相同化與有時互相對敵。
越南是東南亞最受中國影響的地區，自公元前111年由中國統治一千年，引入中國經典、儒家倫理與表意中國文字。939年，在唐朝滅亡後，越南人驅逐中國人，建立大越王國。其後衝突產生三個短命王朝，直至1009年李朝建立，遷都至今日的河內，建立中央集權政府，推動儒家倫理，採取科層官僚組織。繼後是1225年陳朝，統治期間成功擊退蒙古人入侵，但在1407年被中國明朝佔領。1428年，黎利領導軍隊驅逐中國官員。在十五世紀，黎聖宗展開大幅改革，中央政府仿傚中國設六部，推行基於儒家經典的科舉，制定法律，並大興土木以推動越南獨特的藝術風格。
約七世紀至十三世紀印尼蘇門答臘的斯里維札雅(室利佛逝)，一度是區內最強大海上強權。斯里維札雅以巴倫邦為首都，巴倫邦是當時國際貿易港口與大乘佛教重要中心。八世紀中葉，扶南王國遺民在中爪哇建立賽倫德拉王國，八世期後期一度佔領占婆與吳哥。賽倫德拉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基礎，並花費大量資源興建宮殿、廟宇與佛寺，當中以婆羅浮屠寺最為著名。832年，賽倫德拉王位遭篡奪，其王子逃亡到斯里維札雅，並登基為王。
繼任賽倫德拉的桑札雅王朝就939年遷都馬塔蘭，印度教重新抬頭。1006年馬塔蘭潰敗於斯里維札雅，但1019年即位的艾爾南加成功復興馬塔蘭。艾爾南加沒有嫡系繼承人，死後國家由兩名兒子分割成詹加拉與凱迪理，以凱迪理較為強大。1222年，肯安洛洛攻佔凱迪理王國，其繼承人將首都定名為辛加沙利，歷史上這王朝以此命名。辛加沙利國王克塔那加拉在1290年征服斯里維札雅，卻在蒙古入侵期間被敵對競爭者殺害。
十三世紀末開始東南亞權力結構大為改變。首先是蒙古入侵，權力重心從南越與柬埔寨地區轉移，其後泰族與馬札帕希特帝國崛起，之後還有伊斯蘭傳入與馬六甲的興起，在十五世紀形成泰國、馬札帕希特帝國與馬六甲三雄競爭海上貿易的局面。
1253年蒙古滅亡中國南部的泰族王國南詔，泰族大舉南遷東南亞。1287年，蒙古滅亡緬族國家蒲干，導致泰族勢力在東南亞興起。十三世紀吉蔑王國政治與經濟衰退，加上泰族藉助湄南河與山脈的地理優勢，讓泰族蠶食吉蔑壯大。十四世紀中葉，泰族權力中心轉至泰國中部，建都於阿瑜陀耶，它既在農業核心地帶，也是戰略要衝。1431年，泰國兼併吉蔑王國。十五世紀中後期的國王蔡洛克建立中央集權，區分文治與軍事，基於經濟財產建立社會與司法制度，制定包括王位繼承方式的王族法典。這套制度沿用至十九世紀，期間只有稍微修改。
1292年，蒙古派遣艦隊遠征爪哇的辛加沙利，期間辛加沙利一位凱迪里親王反叛，殺害國王，王儲維札雅逃亡。後來維札雅成功推翻僭主並趕走蒙古人，以逃亡時所處村莊馬札帕希特命名其王朝。馬札帕希特後來成為島嶼東南亞史上最大的帝國，聲稱控制大多數島嶼。1331至1364年的帝國首相加札馬達透過征服統一印尼群島，除了西巽他保持獨立至十六世紀初。
十三世紀伊斯蘭教在印度發展，讓島嶼東南亞也開始透過印度穆斯林商人大規模接受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傳入馬來群島後，本土文化與泛靈論仍然存在。1402年麻六甲建國後，許多小國與商賈改信伊斯蘭教以促進貿易，切斷與馬札帕希特帝國的關係，讓馬六甲成為國際貿易中樞。馬六甲帝國領土在十五世紀包括彭亨、柔佛、加里曼群島、廖林加群島等，其後也兼併帕塔尼與吉達。隨著派系鬥爭、貪污與葡萄牙人前來，麻六甲逐漸衰微。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但除了菲律賓外，直至十九世界中期前，歐洲人對東南亞的政治與文件衝擊不大，只限於邊沿地區與生產與外銷香料的島嶼。葡萄牙以武力傳教，反而導致十六世紀伊斯蘭教在島嶼東南亞迅速傳播。
到十六世紀末，荷蘭投入東南亞香料貿易，並於1641年奪取馬六甲。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偏好間接控制，大多數人繼續過著傳統生活。荷蘭直接控制地區則限制農作品種類、數目與價格，普通人生活大多受害。
法國十七世紀開始展開東南亞貿易活動，因荷蘭人破壞而失敗，反而傳教方面在越南與泰國地區獲得一定成功。1688年泰國貴族驅逐法國勢力後，法國影響力侷限於越南天主教徒。
1571年，西班牙從新大陸到菲律賓建立馬尼拉，成功在菲律賓北部與中部傳播基督教。教會影響力廣泛，大主教地位甚至高於西班牙派遣的大總督。西班牙限制西班牙俗人在菲律賓只能住在城市，傳統社會組織幾乎未受影響。馬尼拉是唯一的外銷中心，新大陸的大帆船載著白銀前來，換取從中國進口的絲綢、陶器、香料與珠寶。
緬族在1287年蒲干王國滅亡後群龍無首，直至1531年塔賓什威帝建立通古王朝。塔賓什威帝希望與猛族合作向東攻佔泰國阿瑜陀耶，但兩度失敗，遭猛族殺害。其繼承人巴殷農在1568至1569年兩度入侵阿瑜陀耶，泰王死亡，緬族佔領泰國十五年。1581年巴殷農死後，泰國新領袖普拉那瑞特成功驅逐緬馬人，但未能侵佔緬馬本土。在十七世紀，緬族與阿瑜陀耶和平共處。
1752年，猛族佔領緬族首都阿瓦，不久後緬族收復阿瓦，並掀起領土擴張狂熱。緬族君主辛布興攻佔並洗劫阿瑜陀耶，其弟波多帕雅在1785至1802年間四度入侵泰國。之後緬馬轉向西方，讓它與在孟加拉建立勢力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發生衝突。
緬族攻佔阿瑜陀耶令泰國四分五裂，最後由恰克理將軍結束分裂，在1782年成為國王，建立恰克理王朝，定都曼谷，稱拉瑪一世。拉瑪一世統治以大量文學著作知名，包括舞台劇本《羅摩基恩》。
1471年，越南大敗占婆，領土擴張至安南山脈以南。1540年，黎朝領土分裂為東京莫氏與順化黎氏及院氏。1592年，鄭氏篡奪莫氏，迎南方黎朝的名義國王，將越南分割為鄭氏與院氏控制的地區。1720年，院氏徹底消滅占婆，進而控制湄公河三角洲。1771年，越南中部院氏三兄弟在西山起義，驅逐北方鄭氏，歷史上稱為新院。南部舊院的王子院安逃亡，在在1788年奪取西貢，1801年征服順化，次年攻陷河內，統一越南，以嘉隆為號。嘉隆皇帝定都順化，行政制度師法中國，設六部，重啟科舉，頒布法典，重建灌溉體系與道路。
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中，法國佔領尼德蘭，荷蘭國王逃到英國並授權英國接管荷屬殖民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795年佔領馬六甲，1811年佔領爪哇，1814年英國將大多數殖民地交還荷蘭。1811至1816年擔任英國爪哇總督的萊佛士，改革行政制度，採取自由主義政策，向農民分派土地，設立法院。1818年，萊佛士擔任明古連副總督，在新加坡建港。1824年英荷簽署倫敦條約，馬六甲與新加坡屬英國，新加坡海峽以南島嶼則在荷蘭勢力範圍。
1825至1830年，爪哇發生狄波·內哥羅起義，或稱為爪哇戰爭，起因是爪哇人反對外人干涉王位繼承，不滿大總督的農業與徵稅政策，以及荷蘭當局試圖破壞當地宗教聖地。戰爭與其後的飢荒，估計造成約二十萬人喪生。戰後荷蘭政府嚴重負債，加上咖啡價格暴跌，無力在殖民地採取自由主義政策，反而實施強制為政府種植經濟作物的做法，並以土著酋長為代理人，直至1870年種植制度才大部份取消。
1824年後五十年間，英國政策是不干涉馬來諸邦。經由海峽商人的強力遊說，1873年英國改變不干涉政策。1874年英國開始在馬來亞設立駐在官制度，干涉諸邦的內政。1895年在霹靂邦、雪蘭峨邦、彭亨邦與森美蘭邦已設立駐在官，同年四邦聯合為馬來聯邦，中央與各邦之間沒有憲政權力劃分，行政組織極為中央集權，聯邦首都卻沒有任何聯邦地位。
緬馬西征的野心遇上英國大規模征服印度，在1824至1826年爆發第一次英緬戰爭。英國雖然逼近緬馬首都，但損失慘重，1826年雙方簽訂揚達波條約，緬馬割讓兩個行省並賠款，英國在緬馬設駐在官。1840年，新緬馬國王決定廢除揚達波條約所有條款。隨著1840年代緬馬與英國在仰光金銀走私與柚木貿易衝突加劇，1852年兩國爆發第二次英緬戰爭，英國迅速獲勝，吞併下緬馬。緬馬王室壟斷貿易的主張、緬馬與法國的關係、英國商人在中國陸上與柚木的貿易利益，都促成英國有意正式統治緬馬。1885年11月，英國再向緬馬宣戰，將上緬馬併入英屬印度。
十九世紀自明命皇帝起越南開始打壓天主教，法國看到英國成功「開放」中國的先例，以宗教為藉口試圖「開放」越南。1858年法國遠征越南，1862年讓越南皇帝割讓包括西貢的三個行省，對法國開放港口並賠款。1841年越南佔領柬埔寨，1853年柬埔寨致函法王尋求干涉與協助，1867年法國與泰國協定，柬埔寨西部兩個行省屬泰國，換取泰國放棄柬埔寨的主權要求。
1883年至1884年，在法國強大壓力下，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領。1885年越南請求中國援助，最初中國軍隊獲勝，但後來無法抵擋法軍，同年6月9日兩國簽訂天津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與東京的保護領，越南對中國近兩千年的從屬關係結束。
泰國是十九世紀唯一保持獨立的國家，原因包括英法希望以泰國為雙方勢力緩衝的地理因素、泰國巧妙在外交上周旋於英法之間，以及拉瑪四世及拉瑪五世的現代化政策。拉瑪四世曾經是一名僧侶，了解東西方的相對實力，清楚泰國需要改革以容納西方，當中涉及外交禮儀、貿易、運輸、交通與貨幣。自1855年英泰條約開始，泰國陸續與各國簽訂條約，對外國企業開放。拉瑪四世也任用各國外國人擔任改革顧問，並派遣學生到外國留學，尤其是英國。
拉瑪五世在宮廷受西方教育，曾經訪問爪哇與印度學習統治方法。他改組行政制度，擴大中央政府權威至村莊，並推行有限地方自治。拉瑪五世也在法國法學家協助下編纂法典，任用許多比利時的律師與法官。在外交方面，拉瑪四世與拉瑪五世犧牲寮國、柬埔寨與馬來亞的領土，成功保護王國內泰族居住的核心地區。
西方統治削弱東南亞農村傳統結構與價值，破壞其經濟與生活方式。在都市，知識份子失業者從教育認識西方意識形態，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域。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1911年中國建立共和國，以及二戰期間印度反抗英國統治，都影響著二十世紀東南亞的民族主義。
菲律賓作家黎剎以小說及翻譯菲律賓史，在人民之間創造出一種國家意識。1896年，黎剎遭西班牙處決。1897年菲律賓發生革命，革命方與西班牙陷入僵局，引來1899年美國介入並接收菲律賓。美國接收後菲律賓革命部隊繼續抵抗，1901至1902年間戰爭演變成美軍屠殺菲律賓人，至1906年抵抗結束時可能有一百萬菲律賓人被殺。
1930年代美國受經濟大蕭條影響，美國商人不希望菲律賓商品與勞工自由進入美國，遊說支持菲律賓獨立。1934年美國通過法案創立菲律賓國協，並計劃於1946年讓菲律賓完全獨立。1942年日本攻佔菲律賓，但不得人心。菲律賓游擊隊在戰爭中表現活躍，國家在1946年7月4日獲得完全獨立。
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初由土地貴族與正統穆斯林發起，1912年成立的伊斯蘭協會，最初旨在倡導商業精神與「真正的伊斯蘭教」，當中部份成員在1921年被逐並加入印尼共產黨。1926年，印尼共產黨發起革命，但得不到農民大眾支持，遭荷蘭撲滅後再未抬頭。1927年6月，蘇卡諾成立印尼國民黨，吸收非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成員。1930年荷蘭政府宣佈印尼國民黨非法，黨領袖先後被捕，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獲釋。
日本入侵印尼後壓制政治團體，並鼓勵宗教團體，但不得人心，轉而利用蘇卡諾與哈塔為政府名義領袖，讓蘇卡諾有機會獲得行政經驗並訓練軍官。1945年，蘇卡諾提出著名的五原則︰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同意原則、社會正義與信仰上帝。同年日本潰敗，印尼自行宣佈成立共和國。共產黨在1945與1949年試圖推翻共和國，並未成功。1947年3月25日，印尼與荷蘭達成協議，成立印尼聯邦，但雙方不久後衝突，直至國際社會向荷蘭展壓，1949年12月27日荷蘭同意將主權移交印尼。
緬馬民族主義始於1906年佛教青年會成立，該會成立學校，促進民族主義覺醒，培育出許多未來的政黨領袖。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打擊緬馬稻米業，失業率與犯罪率攀升，讓緬馬人對英國更為不滿。這時緬馬出現許多政黨，最重要者為貧民黨與主人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人黨分裂為三個團體，支持共產主義的塔金蘇等人在1943年成立共產黨，翁山等人的團體擁護民主社會主義，巴綏與宇努等人則不贊同派系分裂。
緬馬人最初支持日本人驅逐英國人，但後來對日本的貪婪剝削深惡痛絕。1944年8月，緬馬各民族主義團體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對日本發動遊擊戰。1945年5月，日本開始撤出緬馬，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擴展其對緬馬的控制，並在戰後要求完全獨立。1947年4月緬馬舉行制憲議會選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擊敗其他政黨。但在同年7月，翁山與六名同伴遭暗殺。1948年1月4日，宇努領導緬馬人完全脫離英國獨立，擔任首屆總理。
1932年泰國經濟蕭條，少壯軍官、受外國教育的失業青年與年長溫和人士發動不流血政變。此後直至1973年，泰國經歷十三次革命、八部憲法、三十多次政府更迭，只有四年由文人總理統治。1930年代後期，泰國政策特色為極端民族主義、振興宗教與軍事主義，發起反華人運動，對待基督徒如外人，1938年12月陸軍直接統治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泰國對法國宣戰，並在日本干涉下索回柬埔寨西部兩個行省。泰國表面上配合日本登陸，但暗中卻在英美支持下組織自由泰國運動。1944年中日本趨向劣勢，泰國與同盟國秘密談判，並放棄在日本幫助下獲得的新領土。
法國統治摧毀越南的傳統文化，傳統領袖加入反對勢力行列。到1920年代，在越南與法國受教育的新型菁英，他們最後變成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師法中國國民黨的越南國民黨在1927年成立，並在1930年2月起義，但未能成為全國運動，被法國輕易敉平。1930年胡志明組織的東洋共產黨發起罷工，同樣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維琪政府與日本協議，延續在印支的主權與統治，而同盟國的蔣介石則釋放胡志明，讓他在越南反對維琪政權。1941年東洋共產黨成立越南獨立同盟，首要目標是爭取越南人獨立與自由。1945年日本投降，越盟準備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爭取獨立，但不獲國際承認。法國在戰後無意放棄越南主權，導致1946至54年第一次印支戰爭爆發。最後1954年5月7 日越南將軍武元甲於奠邊府大勝，同年日內瓦會議將越南沿北緯十七度分割。
在柬埔寨、寮國與英屬馬來亞，全國並未協調一致反對殖民統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三國都沒有高等教育機構，殖民政權在馬來亞以華人與印度人、在寮國與柬埔寨以華人與越南人為輔助角色，當地菁英不足以挑起一場民族主義運動。
馬來亞華人捲入祖國中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二戰時部份華人加入共產黨游擊隊馬來亞人民反日軍，受同盟國暗中支持。戰後不久，英國提議成立馬來聯盟，將馬來各邦變成單一殖民地，在馬來人反對下，改為整合各邦與新加坡外的海峽殖民地，在1948年成立馬來亞聯邦，主權歸還各邦。
同年，馬來亞共產黨起義，馬來亞宣布緊急狀態，直至1960年。在這段期間，英國明確表現退出殖民地的意向，1955年馬來聯邦議會與新加坡立法會議舉行選舉。馬來亞由巫華印聯盟黨取得絕大多數議席，阿希都．拉曼徹底勝利。在新加坡，勞工陣線與馬來聯合聯盟合作在議會得過半數，但1956年新加坡華人暴動，1957年新加坡與英國談判，頒布新憲法讓新加坡自治。1960年選舉，人民行動黨獲勝，李光耀組成政府。1963年新加坡完全獨立，但成為新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一員，兩年後，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
柬埔寨民族主義在二戰後期獲得動力，1945年3月在日本催促下宣佈獨立。1945年10月同盟國部隊來到，政府主要部門留給法國控制的印支聯邦。1953年，柬埔寨國王施亞努發動「追求獨立的聖戰」，在國際間獲得同情，並在同年11月9日以民族主義英雄身份回到金邊。
寮國同樣在日本催促下於1945年3月宣佈獨立，但國王拒絕，觸發自由寮國運動成立。二戰後法國部隊從南部入侵寮國，1946年3月佔領首都永珍。自由寮國運動領袖流亡，其中之一在1950年於北越成立游擊組織「寮族之地」，後來受越南共產黨影響甚深，並逐漸控制北部省份。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法國撤離，寮國完全獨立，但寮族之地控制地區與王國之間的問題仍有待解決。
1946年菲律賓獨立後二十五年選舉定期舉行，由寡頭支配政黨，以官位作政治分贓。1942年由共產黨成立的「虎克巴拉哈普」(「人民反日軍」)，在戰後無法以和平手段參與政治，恢復游擊活動，後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旨在推翻政府。1950年代初，國防部長馬格塞塞推行後來稱為「馬格塞塞革命」的反虎克措施，摧毀虎克據點，承諾推動社會改革，赦免投降虎克隊員。1957年馬格塞塞在空難喪生，其改革計劃中止。
1965年馬可仕當選總統，貪污傳聞不斷。1971年反對黨贏得參議院八席中六席，參議員阿奎諾得到人民支持。馬可仕感受到個人威脅，在1972年9月宣佈戒嚴，政府由其家族與親友掌控。1978年莫洛民族解放運動擴張，在國際介入協議失敗後，至1980年運動已造成五萬人死亡，五十萬人成為難民。
1981年，戒嚴解除，但報業仍受制肘，新聞記者遭暗殺，教會對馬可仕不滿加劇。1983年8月，阿奎諾遭暗殺，二百萬民眾向其遺體致哀。1985年涉案軍人由馬可仕指派的三名法官宣佈無罪。在這段時期經濟惡化，共產黨新人民軍威脅加強，美國傳言將放棄支持馬可仕，馬可仕不得不宣佈在1986年提前舉行總統大選。
1986年2月總統大選由馬可仕與阿奎諾遺孀對決，選舉舞弊與欺騙嚴重，國民議會宣佈馬可仕勝選。阿奎諾發起非暴力抵抗運動，獲得國際支持，美國參議院決議菲律賓選舉「不能視為公正反映(人民的)意志)。隨著菲律賓國防部長改為支持阿奎諾，民眾湧上街頭，美國警告馬可仕下台，菲律賓完成稱為「桑托大道革命」的不流血革命。
阿奎諾上任後，透過個人操縱與貪污控制政治機器的家族繼續擁有權力。阿奎諾與共產黨、穆斯林分離者與軍隊建制右翼談判，以求增強國家實力並獲得和平。共產黨運動因派系分裂與蘇聯崩潰而衰微。穆斯林分離者也受派系分裂影響，部份派系改為進行恐怖活動。1996年，莫洛民族解放陣線與菲律賓政府達成協議。軍隊右翼反對與共產黨及穆斯林分離者談判，在1986至87年間發動五次政變企圖推翻阿奎諾。1987年企圖推翻她的政變失敗後，阿奎諾更為謹慎，中止經濟與其他改革，轉向過去數十年菁英熟悉的傳統政治。
菲律賓在二戰後與美國維持自由貿易至1954年。在軍事協定上，美國二戰後從菲律賓國內獲地軍事基地，直至1979年菲律賓對這些基地的主權得到承認。菲律賓在國際事務上幾乎總是站在美國一邊，包括支持越戰。在1990年代起，美國準備歸還菲律賓的基地，兩國近一百年的特殊關係告終。
菲律賓也領導成立區內各種組織，並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與親美的亞太理事會。1960年代中期起菲律賓改善與日本的關係，1975年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在沙巴領土上存在糾紛，直至馬來西亞與印尼結束對抗與馬可仕主政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關係才能回復，在亞太理事會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合作。
緬馬獨立後最初十年由宇努領導的社會黨支配，社會黨屬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1948年3月，共產黨反叛，但宇努成功平定，1953年政府正式禁止共產黨。1948年起少數民族之一卡倫族反叛，在兩年間獲得初步軍事勝利。宇努以社會及經濟改革，以及振興佛教解決種族糾紛，但1952年推行的「樂土」改革計劃在四年後失敗。
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分裂，共產黨與分離主義運動結合，宇努按憲法緊急條款讓軍方暫時控制全國，軍方不再超然於政治。1962年，尼溫將軍對全國實施軍事統治，控制國家直至1988年。1962年7月尼溫成立的緬馬社會主義綱領黨，是唯一獲准運作的政黨。該黨日漸受共產黨軍官與馬克思主義影響，無力製造消費商品，形成與東巴勒斯坦及印度的黑市。緬甸從1964年起自我隔絕於世界，只有中國外交官與技術顧問例外。1960年代後期，政府承認經濟自由化的需要，寬容黑市，開放少部份消費商品市場。
1967年緬馬政府釋放包括宇努在內的政治犯，宇努在建議恢復憲政政府遭拒後，1969年出國抗議，但未能掀起反尼溫運動熱潮。1974年尼溫頒佈新憲法，以單一國家取代聯邦制。1982年通過新公民法，將第一次英緬戰爭前已住在緬馬的種族團體納入公民，排除印度人在公民之外。
1980年代初緬馬綠色革命讓經濟成長率表現出色，使用肥料、改善信貸與新品種稻米讓產量增加，讓稻米外銷量達到軍方奪權後的新高。1975年起，緬馬重新接受外來協助，主要來自西方與日本，以及國際金融機構。
1960年代政府一直在征討卡倫、喀欽、撣族、阿拉干與其他種族運動。1974年新憲法成立單一政府取代聯邦政府，導致1975年種族聯合運動全國民主陣線成立。1980年代緬馬政府以大赦與征剿對付種族與叛亂運動，但未能成功。
1988年3月，緬馬警察鎮壓大型抗議活動，殺害三百名抗議者，人民持續抗議。7月，尼溫戲劇地引疚辭職，但沒有展開任何自由改革。仰光各大佛寺成為抗議者的集結點，許多佛教僧侶也加入抗議。9月索毛將軍領導武裝部隊成立新政府，政權轉移至後稱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民主甚至比以往更衰退。
1990年，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宣佈以戒嚴法統治，逮捕、囚禁、刑求政治犯。國際社會嚴厲譴責，1991年反對軍政府的翁山蘇姬獲諾貝爾和平獎。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為改善國際形象，1992年索毛將軍辭去主席，政府宣佈停止征剿少數團體，允許羅興亞穆斯林從孟加拉回國。軍政府也承諾起草新憲法，但進度緩慢。
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持續征剿少數民族，造成大批難民逃至泰國與孟加拉。但在1992至93年間，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與除卡倫族與撣族外的所有少數民族簽訂友好公約，承諾地方自治與提高參與國家政治決策。1995年，緬馬政府攻陷卡倫族總部。
緬馬執行不結盟政策，獨立以來與主要鄰邦中國與印度關係較好。中國最初暗中支持緬馬共產黨，但北京外交政策改變後，1960年兩國確定邊界，1961年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尼溫奪權後，緬馬與中國關係更親密，但中國仍然支持緬馬共產黨叛亂。1960年代中期越戰態度上與中國大使館干涉緬馬教育制度，讓兩國關係變差，直至1970年代起再度改善。尼溫對中國與蘇聯維持平等政策，不冒犯也不特別親近任何一方。
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成立後，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與投資。東南亞各國與緬馬「建設性對話」，利用緬馬的新貿易與投資機會。緬馬也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以中國的援助建造港口、灌溉設施與道路。緬馬與泰國在難民問題上有爭論，但兩國經濟關係在1990年代大為改善，泰國也積極將緬馬拉近東南亞國協。
泰國在二戰後推行新憲法，於1946年3月舉行選舉。政黨由菁英組成，不計手段爭取權力。1946年6月，國王阿難達神秘死亡。1948年4月發生政變，軍隊再度主掌政府。新國王阿杜雅德雖然正式權力有限，卻是全國威望的象徵。
1948至1957年間，政府由軍事三人執政團控制︰費奔、斯里雅儂與塔那拉特。1957年9月，塔那拉特發動政變，驅逐費奔與斯里雅儂出國。1963年塔那拉特去世，由他指定的他儂繼承。
1968年3月，美國宣佈與越南談判，泰國政府對今後方向出現分歧。包括首相等官員主張延續親美，但外交部長柯曼則認為美國將會離開東南亞。1971年11月，他儂將柯曼解職，取消兩年前的憲法，恢復以前的軍事統治。
恢復軍事統治引起激烈反對，1973年10月大學生掀起反對運動，遭警察暴力鎮壓。國王出面干涉，命令他儂及其副首相出國，結束軍事統治。此後發生大規模反美示威，美國軍隊在1976年7月完全撤離泰國。1975年7 月泰國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1976年8月泰國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
憲政民主維持僅三年，右翼份子通過暴力恐嚇，並暗中得到軍警與文官支持，1976年4月勝出大選。民主形式得以維持，但政府由軍隊出身人士支配。1980至88年領導政府的普瑞姆曾任總司令，得到軍方、政黨與國王支持。1988年接任的查提柴是退休少將，其政權腐敗廣為人知，同時與軍方不和。1991年2月，六人軍事團發動政變，為獲得人民接受指派文人政府，由普尼雅拉村擔任首相，內政部長與國防部長職位保留將軍方。
1992年3月泰國以新憲法舉行眾議院大選，並未產生多數黨，親軍方政黨提名非民選國會議員蘇欽達擔任首相。時稱「天使」的親民主政黨發起抗議，吸引五十萬人參加，但遭軍隊殘暴鎮壓。親軍方與親民主政黨對抗長達一個月，最後由國王「指示」雙方以國家利益為重。結果眾議院解散，1992年9 月舉行新選舉，由親民主政黨險勝，以李百為首相。1995年5月，執政聯盟分裂，眾議院解散，同年7月大選，以親軍方政黨泰國族黨為首的六黨聯盟獲勝。同時，參議院也第一次由民選首相以民主原則提名，現職軍官比例大為下降。
1949年完全獨立後，印尼直至1955年政府一直不穩，內閣頻繁更換，同時通貨急速膨脹，外國投資因國有化威脅減少。1959年7月，蘇卡諾宣佈成立「全國陣線」，擱懸國會，決策不再通過投票機制進行，而是以「傳統手段」決定。蘇卡諾大灑金錢建造紀念碑與重建首都，國家債務上升，通貨膨脹高飛，生產與銷售受挫，官僚與軍官腐化。
自1950年代中期，印尼對外事務凌駕內政。印尼與荷蘭在荷屬新幾內亞，即印尼稱為西伊利安上有爭議。蘇卡諾發起反荷蘭行動，但荷蘭得到英、法、澳、紐支持，美國棄權，印尼則得到大多數亞非國家外交支持。最後，印尼在1962年3月武力攻擊西伊利安，聯合國介入干涉，由聯合國暫時治理西伊利安，直至1963年5月交給印尼政府。
1963年8月，蘇卡諾反對馬來西亞聯邦，在1964年中以游擊隊入侵沙撈越與北婆羅洲，中斷對馬來西亞的外交與貿易。印尼此舉引來亞非國家質疑，在1965年遭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孤立。印尼逐漸倚賴共產主義，接受蘇聯經濟援助，中國則提供資源給印尼共產黨。蘇卡諾偏向共產黨的舉動讓軍隊領導不滿。1965年9月，印尼共產黨企圖發動政變，攻擊軍事將領。軍隊迅速反擊，屠殺大多數為華人的共產黨員，並藉機針對華人社群。蘇卡諾繼續擔任總統至1967年，並在1970年去世。
繼任總統蘇哈托面對通貨膨脹、高失業率與資金缺乏的問題，1970年與西方債權國達成協議，1973年受惠於油價大漲。蘇哈托結束與馬來西亞對抗，1966年成立東南亞國協。蘇哈托與英、美、澳、日交好，對共產中國抱有敵意，但未有放棄印尼的不結盟運動。
1971年印尼舉行大選，政府自己成立的「從業集團」勝選。1973年，蘇哈托將九個在野黨合併為兩個，國會不得討論敏感議題。經濟越來越仰賴外國，蘇哈托家族貪污腐化，城鄉差距擴大，都增強反對蘇哈托政府的勢力。
1975年11月，東帝汶從葡萄牙下宣佈獨立，印尼派軍隊佔領東帝汶，1976年7月正式將東帝汶併入印尼，期間約十萬名東帝汶人喪生，五萬人下獄。
1977年5月印尼舉行國會選舉，從業集團雖然獲勝，但伊斯蘭浪潮升溫。1970年代後期，蘇哈托開始強調建國五原則，即信仰一位上帝、人道主義、國家統一、共識民主與社會正義。1983年，建國五原則規定為唯一官方意識形態原則，所有政黨必須接受。1985年，政府獲授權關閉任何未對發展建國五原則有貢獻的組織。
印尼與法國共同主持十九國參與的巴黎柬埔寨和平會議，於1991年10月達成和平協定。印尼與美國及蘇聯建立等距關係，1984年取消對共產國家的貿易限制。自1985年起，印尼與中國關係持續改善，1990年兩國關係恢復正常。
1991年11月，印尼武力鎮壓東帝汶的獨立示威運動，其後壓逼當地異議份子，引起全球注意。為回應國際反應，印尼向其他國家保證會懲罰相關軍官，蘇哈托承諾成立全國人權團體，減少東帝汶駐軍，改善東帝汶經濟。譯附提到1998年5月學生運動逼使蘇哈托辭職。1999年8月東帝汶經公民投票獨立。
1960年緊急狀態解除後，馬來西亞政府由東姑拉曼領導，以關懷馬來人原住民為政策，華人排除在公民資格之外。1963年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包括馬來諸邦、麻六甲、檳榔嶼、新加坡、沙撈越與沙巴，以吉隆坡為首都。但東姑拉曼與李光耀互相競逐，1965年8月，東姑拉曼突然將新加坡逐出馬來聯邦。
1969年大選後，馬來西亞爆發暴動，二千多人喪生，大多數是華人。隨後政府宣佈緊急狀態，停止國內所有政治活動。1970年，東姑拉曼辭職，由副手拉札克繼任首相。1971年2月，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與煽動法，禁止公眾討論種族議題。
英國宣佈1971年3月前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後，拉札克結束公開親英與反共政策，追求整個東南亞區域中立化。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自1966年印尼結束與馬來西亞的對抗政策後，兩國關係也大為改善。
1974年大選前，十一個政黨結為國家陣線，當中以「馬來全國聯合組織」(巫統)最重要，首相與副首相傳統上都是巫統的主席與副主席。國家陣線一再以明顯多數當選，不曾出現有效的反對黨，部份原因是選舉期間政府箝制表達自由。
1981年7月，馬哈迪擔任巫統主席與首相。馬哈迪政府刻意減少英國與聯合國對馬來西亞的影響，並「東望」日本與南韓。馬哈迪政府受伊斯蘭基本教義浪潮影響，自1986年也需要面對巫統派系林立，以及民主行動黨在華人聲望日高的挑戰。1988年初，巫統分裂為兩個政黨。馬哈迪成立新巫統，逐漸取代已遭法院「撤銷登記」的舊巫統。1990年代中期，馬哈迪已壓倒國內挑戰其領導的主要勢力，在1995年全國國會與州議會選舉大勝。
1980年代後期後馬來西亞經濟迅速成長，馬來西亞製造業逐漸發展與多樣化，外銷比例持續升高，政府以市場誘因取代協助馬來原住民的傳統政策，並強調發展基礎建設。譯附提到馬來西亞受1997年金融風暴打擊，但1999年大選馬哈迪仍成功連任總理。
由1959年以來，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最高政治領袖。1961年人民行動黨分裂，黨內左翼另外成立社會主義陣線，餘下人民行動黨黨員絕大部份受過英國教育並反共。人民行動黨一直擁有國會全部議席，直至1981年，此後國會仍缺乏在野勢力，以致人民行動黨經常指派部份黨員扮演批判政策的反對角色。
1960年代起，新加坡經濟成就輝煌。新加坡通漲一向溫和，失業率低，經濟特徵從轉口貿易轉為製造業、金融業與銀行業，自1980年代後期集中發展電腦軟體。政府是社會服務唯一提供者，包括津貼住宅、公用事業、機場、電視、醫療、教育、航空公司等。
新加坡是東南亞國協重要會員。1990年，新加坡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有特殊的共生關係，既是重要貿易與投資伙伴，也在能源與食水方面簽訂協議。自1960年代以來，新加坡與美國關係良好，但1990年代中期因公民權利與新聞自由意見不合而出現緊張。
汶萊自1888年以來一直是英國保護領，1984年獨立建國，因盛產石油與天然氣而極為富有。汶萊人口大致三分之二是馬來人，四分之一是華人。汶萊政府與中東酋長國有許多相似之處，王室擔任主要政府職位，目標似乎是讓臣民知足常樂，不關心政治。汶萊教育與醫療免費，不課徵所得稅，1990年平均國民所得全世界最高。1985年，政府允許汶萊國民民主黨活動，1995年改名汶萊團結國民黨，似乎得到官方非正式支持。
汶萊在石油與天然氣開採上與日本合作，外銷與進口都主要以日本為對象。汶萊獨立後立即獲准加入東南亞國協，當中與新加坡最親近。汶萊文武官員都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接受訓練，與新加坡也在國防方面合作。
1954年7月，越南按日內瓦協議暫時分割。1955年10月，吳廷琰宣佈南越為共和國，自居總統，得到美國支持。1957年，吳廷琰將國家變成準警察國家。同期，北越的土地改革變成打壓異己工具，農民遭到抑壓，但領袖胡志明得到全體越南人民的普遍支持。
1960年12月，全國解放陣線在南越成立，對抗吳廷琰政府。全國解放陣線起源於南部人，但北越在金錢、訓練與補給提供協助。1963年，佛教僧尼針對吳廷琰政府發起宗教異議運動，將吳廷琰殘暴統治暴露給全世界。美國減少對吳廷琰的支持，默許1963年11月南越將領推翻政府，殺害吳廷琰及其弟。在政變後，全國解放陣線擴充實力，控制南越村莊超過四成。
1964年美國總統選舉，對北越開戰成為選舉議題。7月東京灣事件後，總統詹森致力讓戰爭升溫。1967年春季，美國駐越南部隊已近五十萬。戰爭對平民造成重大傷害，後來估計戰爭期間有三百萬越南人喪生。1968年，美國反戰運動擴大，決定撤出越南。
直至1969年為止，柬埔寨仍在鄰國越南戰火中保持獨立。國王施亞努於1955年退位給父親，以便參與政治，追求中立的外交政策。1960年代後期，越南頻繁使用寮國東南至柬埔寨東北的胡志明小徑。1970年1月，施亞努出國，試圖以外交手段向河內施壓，不再協助柬埔寨國內的赤柬。施亞努出國出國後反共運動大為增強。1970年3月，龍諾發動政變推翻施亞努，涉及美國政府的協助。
寮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成會獨立國家，1957年11月成立聯合政府。1958年，激進右翼在美國協助下成立新政府，壓逼「寮族之地」。此後幾年寮國政府多次更迭，各派在1962年簽訂新協議，形成三頭馬車形態政府。在第二次印支戰爭(1964至75年)期間，寮國被當成胡志明小徑一部份，用以從北越運送部隊與補給至南越的全國解放陣線。
1973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臨時革命政府、南越政府與美國簽訂巴黎協定，美軍撤出越南，南越舉行選舉，越南統一由南北越後續討論。美軍撤離後，越南各方破壞承諾，1973年底重新開戰，1975年3月北越攻擊南越，接管西貢並改名為胡志明市。同期赤柬拉下龍諾政權，自稱柬埔寨民主共和國。
1976年，統一的越南成立新政府，國名改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統一後由黨內親蘇聯派獲勝，一直至蘇聯瓦解，黎筍是越南主要領導人。1979年，中越兩國在與蘇聯關係、外海島嶼糾紛與越南華人政策的衝突變成公開作戰。1986年7月黎筍去世，黨內進行改革，由阮文靈擔任黨總書記，推動北部與南部自由化。1991年阮文靈退位黨總書記，由杜梅接任。
長期戰爭、南越受美國補貼的資本主義、1976至78年水災與旱災、中越戰爭、佔領柬埔寨與缺乏外國援助，都令統一後的越南經濟表現不佳。領導層就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推行資本主義之間出現分歧。1980年代中期，經濟日益惡化，因此黨在1986年決定將南部自由化措施推廣至北部。1987年，國民議會通過准許全資外國公司成立。1991年黨大會，自由化政策的方向得以確立。
赤柬在波帕領導下，驅逐城鎮的公務員、教師與僧侶，強逼他們從事農業工作。計劃實際上是集體屠殺，可能超過一百萬人喪生。赤柬與越南持續不和，越南在1978年表明親蘇聯後，同年入侵柬埔寨，只以十七日就驅逐波帕，成立新政府。波帕與同黨逃至柬埔寨西部。越南入侵柬埔寨惹起中國不滿，雙方部隊在1980年代不時衝突。越南入侵柬埔寨也令它孤立於國際，只能仰賴蘇聯與東歐國家。1986年，越南黨大會決定改善與中國、西方、日本與東南亞國協的關係，並談判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
自1992年，越南經濟加速增長，工業、農業產量與外銷、進口提高，但失業率仍然嚴重，基礎建設不足。1993年7月，美國不再反對後，外國援助與貸款再度流入越南。1994年2月解除對越南禁運，各國擴大與越南的商業關係。1995年7月，越南與美國關係正常化。1991年11月，越南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但在南沙等領土上仍存在糾紛。這讓越南優先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並爭取加入東南亞國協。1995年7月，越南終於成為東南亞國協正式會員。
在蘇聯不再資助下，為改善與中國及美國的關係，越南在1989年9月撤出柬埔寨。1991年10月，柬埔寨衝突全面解決協議定案，由聯合國駐柬埔寨臨時權責機構暫時看管柬埔寨，雖未能獲赤柬合作，但繼續於1993年5月舉行大選。新憲法在1993年9月頒佈，恢復柬埔寨王國，以施努亞為國王。赤柬杯葛大選，直至1995年結束仍繼續在其控制領土內與政府對抗。
1995年12月，全體東南亞國家簽署成立東南亞免核區條約。作者認為，假如所有主要強權都同意該約條款，其行動可能為東南亞開啟真正和平的紀元。
東南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流行的新名詞，現在大致是指緬馬、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寮國、柬埔寨、越南與菲律賓地區，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與菲律賓可歸為島嶼東南亞，其餘地區則屬大陸東南亞。就地理而言，東南亞五月至十月吹西南季候風，十一月至三月吹東北季候風，居民在農作與航行時都需要顧及季候風及其相應雨量。
貿易是早期東南亞國家興起的重要因素。扶南在公元一世紀建立，首都在今日柬埔寨金邊附近，最盛時版圖覆蓋南越、柬埔寨、中暹羅、北馬來西亞與南緬馬，是東南亞最大航海與貿易強權，在六世紀中葉亡國。占婆在中國稱為林邑，公元192年在今日順化建國，對抗中國與越南的入侵一千多年，直至1720年為越南兼併。
公元七世紀中葉吉蔑(或稱高綿)族成為扶南的政治繼承者，勢力範圍遍及下緬馬、上馬來半島、 中暹羅、柬埔寨與南越。吉蔑王國傾向於內陸，並未扮演扶南那樣的海上貿易中間人角色。公元706年王國分裂為上真臘與下真臘，但九世紀在賈牙瓦瑪二世下再度團結。賈牙瓦瑪二世將吉蔑族重心轉至柬埔寨西部洞裡湖地區，以吳哥為中心，推動印度教君權神授，並完善灌溉制度。1434年，泰族佔領吳哥，吉蔑帝國遷都至金邊，明顯走向衰亡。
緬族信奉大乘佛教，849年在蒲干建立王國，十一世紀在阿那拉塔領導下征服猛族，改信小乘佛教，在兩世紀間與猛族既互相同化與有時互相對敵。
越南是東南亞最受中國影響的地區，自公元前111年由中國統治一千年，引入中國經典、儒家倫理與表意中國文字。939年，在唐朝滅亡後，越南人驅逐中國人，建立大越王國。其後衝突產生三個短命王朝，直至1009年李朝建立，遷都至今日的河內，建立中央集權政府，推動儒家倫理，採取科層官僚組織。繼後是1225年陳朝，統治期間成功擊退蒙古人入侵，但在1407年被中國明朝佔領。1428年，黎利領導軍隊驅逐中國官員。在十五世紀，黎聖宗展開大幅改革，中央政府仿傚中國設六部，推行基於儒家經典的科舉，制定法律，並大興土木以推動越南獨特的藝術風格。
約七世紀至十三世紀印尼蘇門答臘的斯里維札雅(室利佛逝)，一度是區內最強大海上強權。斯里維札雅以巴倫邦為首都，巴倫邦是當時國際貿易港口與大乘佛教重要中心。八世紀中葉，扶南王國遺民在中爪哇建立賽倫德拉王國，八世期後期一度佔領占婆與吳哥。賽倫德拉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基礎，並花費大量資源興建宮殿、廟宇與佛寺，當中以婆羅浮屠寺最為著名。832年，賽倫德拉王位遭篡奪，其王子逃亡到斯里維札雅，並登基為王。
繼任賽倫德拉的桑札雅王朝就939年遷都馬塔蘭，印度教重新抬頭。1006年馬塔蘭潰敗於斯里維札雅，但1019年即位的艾爾南加成功復興馬塔蘭。艾爾南加沒有嫡系繼承人，死後國家由兩名兒子分割成詹加拉與凱迪理，以凱迪理較為強大。1222年，肯安洛洛攻佔凱迪理王國，其繼承人將首都定名為辛加沙利，歷史上這王朝以此命名。辛加沙利國王克塔那加拉在1290年征服斯里維札雅，卻在蒙古入侵期間被敵對競爭者殺害。
十三世紀末開始東南亞權力結構大為改變。首先是蒙古入侵，權力重心從南越與柬埔寨地區轉移，其後泰族與馬札帕希特帝國崛起，之後還有伊斯蘭傳入與馬六甲的興起，在十五世紀形成泰國、馬札帕希特帝國與馬六甲三雄競爭海上貿易的局面。
1253年蒙古滅亡中國南部的泰族王國南詔，泰族大舉南遷東南亞。1287年，蒙古滅亡緬族國家蒲干，導致泰族勢力在東南亞興起。十三世紀吉蔑王國政治與經濟衰退，加上泰族藉助湄南河與山脈的地理優勢，讓泰族蠶食吉蔑壯大。十四世紀中葉，泰族權力中心轉至泰國中部，建都於阿瑜陀耶，它既在農業核心地帶，也是戰略要衝。1431年，泰國兼併吉蔑王國。十五世紀中後期的國王蔡洛克建立中央集權，區分文治與軍事，基於經濟財產建立社會與司法制度，制定包括王位繼承方式的王族法典。這套制度沿用至十九世紀，期間只有稍微修改。
1292年，蒙古派遣艦隊遠征爪哇的辛加沙利，期間辛加沙利一位凱迪里親王反叛，殺害國王，王儲維札雅逃亡。後來維札雅成功推翻僭主並趕走蒙古人，以逃亡時所處村莊馬札帕希特命名其王朝。馬札帕希特後來成為島嶼東南亞史上最大的帝國，聲稱控制大多數島嶼。1331至1364年的帝國首相加札馬達透過征服統一印尼群島，除了西巽他保持獨立至十六世紀初。
十三世紀伊斯蘭教在印度發展，讓島嶼東南亞也開始透過印度穆斯林商人大規模接受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傳入馬來群島後，本土文化與泛靈論仍然存在。1402年麻六甲建國後，許多小國與商賈改信伊斯蘭教以促進貿易，切斷與馬札帕希特帝國的關係，讓馬六甲成為國際貿易中樞。馬六甲帝國領土在十五世紀包括彭亨、柔佛、加里曼群島、廖林加群島等，其後也兼併帕塔尼與吉達。隨著派系鬥爭、貪污與葡萄牙人前來，麻六甲逐漸衰微。
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但除了菲律賓外，直至十九世界中期前，歐洲人對東南亞的政治與文件衝擊不大，只限於邊沿地區與生產與外銷香料的島嶼。葡萄牙以武力傳教，反而導致十六世紀伊斯蘭教在島嶼東南亞迅速傳播。
到十六世紀末，荷蘭投入東南亞香料貿易，並於1641年奪取馬六甲。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偏好間接控制，大多數人繼續過著傳統生活。荷蘭直接控制地區則限制農作品種類、數目與價格，普通人生活大多受害。
法國十七世紀開始展開東南亞貿易活動，因荷蘭人破壞而失敗，反而傳教方面在越南與泰國地區獲得一定成功。1688年泰國貴族驅逐法國勢力後，法國影響力侷限於越南天主教徒。
1571年，西班牙從新大陸到菲律賓建立馬尼拉，成功在菲律賓北部與中部傳播基督教。教會影響力廣泛，大主教地位甚至高於西班牙派遣的大總督。西班牙限制西班牙俗人在菲律賓只能住在城市，傳統社會組織幾乎未受影響。馬尼拉是唯一的外銷中心，新大陸的大帆船載著白銀前來，換取從中國進口的絲綢、陶器、香料與珠寶。
緬族在1287年蒲干王國滅亡後群龍無首，直至1531年塔賓什威帝建立通古王朝。塔賓什威帝希望與猛族合作向東攻佔泰國阿瑜陀耶，但兩度失敗，遭猛族殺害。其繼承人巴殷農在1568至1569年兩度入侵阿瑜陀耶，泰王死亡，緬族佔領泰國十五年。1581年巴殷農死後，泰國新領袖普拉那瑞特成功驅逐緬馬人，但未能侵佔緬馬本土。在十七世紀，緬族與阿瑜陀耶和平共處。
1752年，猛族佔領緬族首都阿瓦，不久後緬族收復阿瓦，並掀起領土擴張狂熱。緬族君主辛布興攻佔並洗劫阿瑜陀耶，其弟波多帕雅在1785至1802年間四度入侵泰國。之後緬馬轉向西方，讓它與在孟加拉建立勢力的英國東印度公司發生衝突。
緬族攻佔阿瑜陀耶令泰國四分五裂，最後由恰克理將軍結束分裂，在1782年成為國王，建立恰克理王朝，定都曼谷，稱拉瑪一世。拉瑪一世統治以大量文學著作知名，包括舞台劇本《羅摩基恩》。
1471年，越南大敗占婆，領土擴張至安南山脈以南。1540年，黎朝領土分裂為東京莫氏與順化黎氏及院氏。1592年，鄭氏篡奪莫氏，迎南方黎朝的名義國王，將越南分割為鄭氏與院氏控制的地區。1720年，院氏徹底消滅占婆，進而控制湄公河三角洲。1771年，越南中部院氏三兄弟在西山起義，驅逐北方鄭氏，歷史上稱為新院。南部舊院的王子院安逃亡，在在1788年奪取西貢，1801年征服順化，次年攻陷河內，統一越南，以嘉隆為號。嘉隆皇帝定都順化，行政制度師法中國，設六部，重啟科舉，頒布法典，重建灌溉體系與道路。
在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中，法國佔領尼德蘭，荷蘭國王逃到英國並授權英國接管荷屬殖民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795年佔領馬六甲，1811年佔領爪哇，1814年英國將大多數殖民地交還荷蘭。1811至1816年擔任英國爪哇總督的萊佛士，改革行政制度，採取自由主義政策，向農民分派土地，設立法院。1818年，萊佛士擔任明古連副總督，在新加坡建港。1824年英荷簽署倫敦條約，馬六甲與新加坡屬英國，新加坡海峽以南島嶼則在荷蘭勢力範圍。
1825至1830年，爪哇發生狄波·內哥羅起義，或稱為爪哇戰爭，起因是爪哇人反對外人干涉王位繼承，不滿大總督的農業與徵稅政策，以及荷蘭當局試圖破壞當地宗教聖地。戰爭與其後的飢荒，估計造成約二十萬人喪生。戰後荷蘭政府嚴重負債，加上咖啡價格暴跌，無力在殖民地採取自由主義政策，反而實施強制為政府種植經濟作物的做法，並以土著酋長為代理人，直至1870年種植制度才大部份取消。
1824年後五十年間，英國政策是不干涉馬來諸邦。經由海峽商人的強力遊說，1873年英國改變不干涉政策。1874年英國開始在馬來亞設立駐在官制度，干涉諸邦的內政。1895年在霹靂邦、雪蘭峨邦、彭亨邦與森美蘭邦已設立駐在官，同年四邦聯合為馬來聯邦，中央與各邦之間沒有憲政權力劃分，行政組織極為中央集權，聯邦首都卻沒有任何聯邦地位。
緬馬西征的野心遇上英國大規模征服印度，在1824至1826年爆發第一次英緬戰爭。英國雖然逼近緬馬首都，但損失慘重，1826年雙方簽訂揚達波條約，緬馬割讓兩個行省並賠款，英國在緬馬設駐在官。1840年，新緬馬國王決定廢除揚達波條約所有條款。隨著1840年代緬馬與英國在仰光金銀走私與柚木貿易衝突加劇，1852年兩國爆發第二次英緬戰爭，英國迅速獲勝，吞併下緬馬。緬馬王室壟斷貿易的主張、緬馬與法國的關係、英國商人在中國陸上與柚木的貿易利益，都促成英國有意正式統治緬馬。1885年11月，英國再向緬馬宣戰，將上緬馬併入英屬印度。
十九世紀自明命皇帝起越南開始打壓天主教，法國看到英國成功「開放」中國的先例，以宗教為藉口試圖「開放」越南。1858年法國遠征越南，1862年讓越南皇帝割讓包括西貢的三個行省，對法國開放港口並賠款。1841年越南佔領柬埔寨，1853年柬埔寨致函法王尋求干涉與協助，1867年法國與泰國協定，柬埔寨西部兩個行省屬泰國，換取泰國放棄柬埔寨的主權要求。
1883年至1884年，在法國強大壓力下，越南成為法國的保護領。1885年越南請求中國援助，最初中國軍隊獲勝，但後來無法抵擋法軍，同年6月9日兩國簽訂天津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對越南與東京的保護領，越南對中國近兩千年的從屬關係結束。
泰國是十九世紀唯一保持獨立的國家，原因包括英法希望以泰國為雙方勢力緩衝的地理因素、泰國巧妙在外交上周旋於英法之間，以及拉瑪四世及拉瑪五世的現代化政策。拉瑪四世曾經是一名僧侶，了解東西方的相對實力，清楚泰國需要改革以容納西方，當中涉及外交禮儀、貿易、運輸、交通與貨幣。自1855年英泰條約開始，泰國陸續與各國簽訂條約，對外國企業開放。拉瑪四世也任用各國外國人擔任改革顧問，並派遣學生到外國留學，尤其是英國。
拉瑪五世在宮廷受西方教育，曾經訪問爪哇與印度學習統治方法。他改組行政制度，擴大中央政府權威至村莊，並推行有限地方自治。拉瑪五世也在法國法學家協助下編纂法典，任用許多比利時的律師與法官。在外交方面，拉瑪四世與拉瑪五世犧牲寮國、柬埔寨與馬來亞的領土，成功保護王國內泰族居住的核心地區。
西方統治削弱東南亞農村傳統結構與價值，破壞其經濟與生活方式。在都市，知識份子失業者從教育認識西方意識形態，成為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領域。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1911年中國建立共和國，以及二戰期間印度反抗英國統治，都影響著二十世紀東南亞的民族主義。
菲律賓作家黎剎以小說及翻譯菲律賓史，在人民之間創造出一種國家意識。1896年，黎剎遭西班牙處決。1897年菲律賓發生革命，革命方與西班牙陷入僵局，引來1899年美國介入並接收菲律賓。美國接收後菲律賓革命部隊繼續抵抗，1901至1902年間戰爭演變成美軍屠殺菲律賓人，至1906年抵抗結束時可能有一百萬菲律賓人被殺。
1930年代美國受經濟大蕭條影響，美國商人不希望菲律賓商品與勞工自由進入美國，遊說支持菲律賓獨立。1934年美國通過法案創立菲律賓國協，並計劃於1946年讓菲律賓完全獨立。1942年日本攻佔菲律賓，但不得人心。菲律賓游擊隊在戰爭中表現活躍，國家在1946年7月4日獲得完全獨立。
印尼的民族主義運動在二十世紀初由土地貴族與正統穆斯林發起，1912年成立的伊斯蘭協會，最初旨在倡導商業精神與「真正的伊斯蘭教」，當中部份成員在1921年被逐並加入印尼共產黨。1926年，印尼共產黨發起革命，但得不到農民大眾支持，遭荷蘭撲滅後再未抬頭。1927年6月，蘇卡諾成立印尼國民黨，吸收非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成員。1930年荷蘭政府宣佈印尼國民黨非法，黨領袖先後被捕，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獲釋。
日本入侵印尼後壓制政治團體，並鼓勵宗教團體，但不得人心，轉而利用蘇卡諾與哈塔為政府名義領袖，讓蘇卡諾有機會獲得行政經驗並訓練軍官。1945年，蘇卡諾提出著名的五原則︰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同意原則、社會正義與信仰上帝。同年日本潰敗，印尼自行宣佈成立共和國。共產黨在1945與1949年試圖推翻共和國，並未成功。1947年3月25日，印尼與荷蘭達成協議，成立印尼聯邦，但雙方不久後衝突，直至國際社會向荷蘭展壓，1949年12月27日荷蘭同意將主權移交印尼。
緬馬民族主義始於1906年佛教青年會成立，該會成立學校，促進民族主義覺醒，培育出許多未來的政黨領袖。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打擊緬馬稻米業，失業率與犯罪率攀升，讓緬馬人對英國更為不滿。這時緬馬出現許多政黨，最重要者為貧民黨與主人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主人黨分裂為三個團體，支持共產主義的塔金蘇等人在1943年成立共產黨，翁山等人的團體擁護民主社會主義，巴綏與宇努等人則不贊同派系分裂。
緬馬人最初支持日本人驅逐英國人，但後來對日本的貪婪剝削深惡痛絕。1944年8月，緬馬各民族主義團體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對日本發動遊擊戰。1945年5月，日本開始撤出緬馬，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擴展其對緬馬的控制，並在戰後要求完全獨立。1947年4月緬馬舉行制憲議會選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擊敗其他政黨。但在同年7月，翁山與六名同伴遭暗殺。1948年1月4日，宇努領導緬馬人完全脫離英國獨立，擔任首屆總理。
1932年泰國經濟蕭條，少壯軍官、受外國教育的失業青年與年長溫和人士發動不流血政變。此後直至1973年，泰國經歷十三次革命、八部憲法、三十多次政府更迭，只有四年由文人總理統治。1930年代後期，泰國政策特色為極端民族主義、振興宗教與軍事主義，發起反華人運動，對待基督徒如外人，1938年12月陸軍直接統治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泰國對法國宣戰，並在日本干涉下索回柬埔寨西部兩個行省。泰國表面上配合日本登陸，但暗中卻在英美支持下組織自由泰國運動。1944年中日本趨向劣勢，泰國與同盟國秘密談判，並放棄在日本幫助下獲得的新領土。
法國統治摧毀越南的傳統文化，傳統領袖加入反對勢力行列。到1920年代，在越南與法國受教育的新型菁英，他們最後變成民族主義運動領袖。師法中國國民黨的越南國民黨在1927年成立，並在1930年2月起義，但未能成為全國運動，被法國輕易敉平。1930年胡志明組織的東洋共產黨發起罷工，同樣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維琪政府與日本協議，延續在印支的主權與統治，而同盟國的蔣介石則釋放胡志明，讓他在越南反對維琪政權。1941年東洋共產黨成立越南獨立同盟，首要目標是爭取越南人獨立與自由。1945年日本投降，越盟準備為越南民主共和國爭取獨立，但不獲國際承認。法國在戰後無意放棄越南主權，導致1946至54年第一次印支戰爭爆發。最後1954年5月7 日越南將軍武元甲於奠邊府大勝，同年日內瓦會議將越南沿北緯十七度分割。
在柬埔寨、寮國與英屬馬來亞，全國並未協調一致反對殖民統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三國都沒有高等教育機構，殖民政權在馬來亞以華人與印度人、在寮國與柬埔寨以華人與越南人為輔助角色，當地菁英不足以挑起一場民族主義運動。
馬來亞華人捲入祖國中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鬥爭，二戰時部份華人加入共產黨游擊隊馬來亞人民反日軍，受同盟國暗中支持。戰後不久，英國提議成立馬來聯盟，將馬來各邦變成單一殖民地，在馬來人反對下，改為整合各邦與新加坡外的海峽殖民地，在1948年成立馬來亞聯邦，主權歸還各邦。
同年，馬來亞共產黨起義，馬來亞宣布緊急狀態，直至1960年。在這段期間，英國明確表現退出殖民地的意向，1955年馬來聯邦議會與新加坡立法會議舉行選舉。馬來亞由巫華印聯盟黨取得絕大多數議席，阿希都．拉曼徹底勝利。在新加坡，勞工陣線與馬來聯合聯盟合作在議會得過半數，但1956年新加坡華人暴動，1957年新加坡與英國談判，頒布新憲法讓新加坡自治。1960年選舉，人民行動黨獲勝，李光耀組成政府。1963年新加坡完全獨立，但成為新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一員，兩年後，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聯邦。
柬埔寨民族主義在二戰後期獲得動力，1945年3月在日本催促下宣佈獨立。1945年10月同盟國部隊來到，政府主要部門留給法國控制的印支聯邦。1953年，柬埔寨國王施亞努發動「追求獨立的聖戰」，在國際間獲得同情，並在同年11月9日以民族主義英雄身份回到金邊。
寮國同樣在日本催促下於1945年3月宣佈獨立，但國王拒絕，觸發自由寮國運動成立。二戰後法國部隊從南部入侵寮國，1946年3月佔領首都永珍。自由寮國運動領袖流亡，其中之一在1950年於北越成立游擊組織「寮族之地」，後來受越南共產黨影響甚深，並逐漸控制北部省份。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法國撤離，寮國完全獨立，但寮族之地控制地區與王國之間的問題仍有待解決。
1946年菲律賓獨立後二十五年選舉定期舉行，由寡頭支配政黨，以官位作政治分贓。1942年由共產黨成立的「虎克巴拉哈普」(「人民反日軍」)，在戰後無法以和平手段參與政治，恢復游擊活動，後更名為「人民解放軍」，旨在推翻政府。1950年代初，國防部長馬格塞塞推行後來稱為「馬格塞塞革命」的反虎克措施，摧毀虎克據點，承諾推動社會改革，赦免投降虎克隊員。1957年馬格塞塞在空難喪生，其改革計劃中止。
1965年馬可仕當選總統，貪污傳聞不斷。1971年反對黨贏得參議院八席中六席，參議員阿奎諾得到人民支持。馬可仕感受到個人威脅，在1972年9月宣佈戒嚴，政府由其家族與親友掌控。1978年莫洛民族解放運動擴張，在國際介入協議失敗後，至1980年運動已造成五萬人死亡，五十萬人成為難民。
1981年，戒嚴解除，但報業仍受制肘，新聞記者遭暗殺，教會對馬可仕不滿加劇。1983年8月，阿奎諾遭暗殺，二百萬民眾向其遺體致哀。1985年涉案軍人由馬可仕指派的三名法官宣佈無罪。在這段時期經濟惡化，共產黨新人民軍威脅加強，美國傳言將放棄支持馬可仕，馬可仕不得不宣佈在1986年提前舉行總統大選。
1986年2月總統大選由馬可仕與阿奎諾遺孀對決，選舉舞弊與欺騙嚴重，國民議會宣佈馬可仕勝選。阿奎諾發起非暴力抵抗運動，獲得國際支持，美國參議院決議菲律賓選舉「不能視為公正反映(人民的)意志)。隨著菲律賓國防部長改為支持阿奎諾，民眾湧上街頭，美國警告馬可仕下台，菲律賓完成稱為「桑托大道革命」的不流血革命。
阿奎諾上任後，透過個人操縱與貪污控制政治機器的家族繼續擁有權力。阿奎諾與共產黨、穆斯林分離者與軍隊建制右翼談判，以求增強國家實力並獲得和平。共產黨運動因派系分裂與蘇聯崩潰而衰微。穆斯林分離者也受派系分裂影響，部份派系改為進行恐怖活動。1996年，莫洛民族解放陣線與菲律賓政府達成協議。軍隊右翼反對與共產黨及穆斯林分離者談判，在1986至87年間發動五次政變企圖推翻阿奎諾。1987年企圖推翻她的政變失敗後，阿奎諾更為謹慎，中止經濟與其他改革，轉向過去數十年菁英熟悉的傳統政治。
菲律賓在二戰後與美國維持自由貿易至1954年。在軍事協定上，美國二戰後從菲律賓國內獲地軍事基地，直至1979年菲律賓對這些基地的主權得到承認。菲律賓在國際事務上幾乎總是站在美國一邊，包括支持越戰。在1990年代起，美國準備歸還菲律賓的基地，兩國近一百年的特殊關係告終。
菲律賓也領導成立區內各種組織，並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與親美的亞太理事會。1960年代中期起菲律賓改善與日本的關係，1975年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菲律賓與馬來西亞在沙巴領土上存在糾紛，直至馬來西亞與印尼結束對抗與馬可仕主政後，菲律賓與馬來西亞關係才能回復，在亞太理事會與東南亞國家協會合作。
緬馬獨立後最初十年由宇努領導的社會黨支配，社會黨屬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1948年3月，共產黨反叛，但宇努成功平定，1953年政府正式禁止共產黨。1948年起少數民族之一卡倫族反叛，在兩年間獲得初步軍事勝利。宇努以社會及經濟改革，以及振興佛教解決種族糾紛，但1952年推行的「樂土」改革計劃在四年後失敗。
1958年，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分裂，共產黨與分離主義運動結合，宇努按憲法緊急條款讓軍方暫時控制全國，軍方不再超然於政治。1962年，尼溫將軍對全國實施軍事統治，控制國家直至1988年。1962年7月尼溫成立的緬馬社會主義綱領黨，是唯一獲准運作的政黨。該黨日漸受共產黨軍官與馬克思主義影響，無力製造消費商品，形成與東巴勒斯坦及印度的黑市。緬甸從1964年起自我隔絕於世界，只有中國外交官與技術顧問例外。1960年代後期，政府承認經濟自由化的需要，寬容黑市，開放少部份消費商品市場。
1967年緬馬政府釋放包括宇努在內的政治犯，宇努在建議恢復憲政政府遭拒後，1969年出國抗議，但未能掀起反尼溫運動熱潮。1974年尼溫頒佈新憲法，以單一國家取代聯邦制。1982年通過新公民法，將第一次英緬戰爭前已住在緬馬的種族團體納入公民，排除印度人在公民之外。
1980年代初緬馬綠色革命讓經濟成長率表現出色，使用肥料、改善信貸與新品種稻米讓產量增加，讓稻米外銷量達到軍方奪權後的新高。1975年起，緬馬重新接受外來協助，主要來自西方與日本，以及國際金融機構。
1960年代政府一直在征討卡倫、喀欽、撣族、阿拉干與其他種族運動。1974年新憲法成立單一政府取代聯邦政府，導致1975年種族聯合運動全國民主陣線成立。1980年代緬馬政府以大赦與征剿對付種族與叛亂運動，但未能成功。
1988年3月，緬馬警察鎮壓大型抗議活動，殺害三百名抗議者，人民持續抗議。7月，尼溫戲劇地引疚辭職，但沒有展開任何自由改革。仰光各大佛寺成為抗議者的集結點，許多佛教僧侶也加入抗議。9月索毛將軍領導武裝部隊成立新政府，政權轉移至後稱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民主甚至比以往更衰退。
1990年，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宣佈以戒嚴法統治，逮捕、囚禁、刑求政治犯。國際社會嚴厲譴責，1991年反對軍政府的翁山蘇姬獲諾貝爾和平獎。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為改善國際形象，1992年索毛將軍辭去主席，政府宣佈停止征剿少數團體，允許羅興亞穆斯林從孟加拉回國。軍政府也承諾起草新憲法，但進度緩慢。
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持續征剿少數民族，造成大批難民逃至泰國與孟加拉。但在1992至93年間，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與除卡倫族與撣族外的所有少數民族簽訂友好公約，承諾地方自治與提高參與國家政治決策。1995年，緬馬政府攻陷卡倫族總部。
緬馬執行不結盟政策，獨立以來與主要鄰邦中國與印度關係較好。中國最初暗中支持緬馬共產黨，但北京外交政策改變後，1960年兩國確定邊界，1961年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尼溫奪權後，緬馬與中國關係更親密，但中國仍然支持緬馬共產黨叛亂。1960年代中期越戰態度上與中國大使館干涉緬馬教育制度，讓兩國關係變差，直至1970年代起再度改善。尼溫對中國與蘇聯維持平等政策，不冒犯也不特別親近任何一方。
國家法律秩序恢復會議成立後，政府開放對外貿易與投資。東南亞各國與緬馬「建設性對話」，利用緬馬的新貿易與投資機會。緬馬也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經濟關係，以中國的援助建造港口、灌溉設施與道路。緬馬與泰國在難民問題上有爭論，但兩國經濟關係在1990年代大為改善，泰國也積極將緬馬拉近東南亞國協。
泰國在二戰後推行新憲法，於1946年3月舉行選舉。政黨由菁英組成，不計手段爭取權力。1946年6月，國王阿難達神秘死亡。1948年4月發生政變，軍隊再度主掌政府。新國王阿杜雅德雖然正式權力有限，卻是全國威望的象徵。
1948至1957年間，政府由軍事三人執政團控制︰費奔、斯里雅儂與塔那拉特。1957年9月，塔那拉特發動政變，驅逐費奔與斯里雅儂出國。1963年塔那拉特去世，由他指定的他儂繼承。
1968年3月，美國宣佈與越南談判，泰國政府對今後方向出現分歧。包括首相等官員主張延續親美，但外交部長柯曼則認為美國將會離開東南亞。1971年11月，他儂將柯曼解職，取消兩年前的憲法，恢復以前的軍事統治。
恢復軍事統治引起激烈反對，1973年10月大學生掀起反對運動，遭警察暴力鎮壓。國王出面干涉，命令他儂及其副首相出國，結束軍事統治。此後發生大規模反美示威，美國軍隊在1976年7月完全撤離泰國。1975年7 月泰國與北京建立外交關係，1976年8月泰國與越南建立外交關係。
憲政民主維持僅三年，右翼份子通過暴力恐嚇，並暗中得到軍警與文官支持，1976年4月勝出大選。民主形式得以維持，但政府由軍隊出身人士支配。1980至88年領導政府的普瑞姆曾任總司令，得到軍方、政黨與國王支持。1988年接任的查提柴是退休少將，其政權腐敗廣為人知，同時與軍方不和。1991年2月，六人軍事團發動政變，為獲得人民接受指派文人政府，由普尼雅拉村擔任首相，內政部長與國防部長職位保留將軍方。
1992年3月泰國以新憲法舉行眾議院大選，並未產生多數黨，親軍方政黨提名非民選國會議員蘇欽達擔任首相。時稱「天使」的親民主政黨發起抗議，吸引五十萬人參加，但遭軍隊殘暴鎮壓。親軍方與親民主政黨對抗長達一個月，最後由國王「指示」雙方以國家利益為重。結果眾議院解散，1992年9 月舉行新選舉，由親民主政黨險勝，以李百為首相。1995年5月，執政聯盟分裂，眾議院解散，同年7月大選，以親軍方政黨泰國族黨為首的六黨聯盟獲勝。同時，參議院也第一次由民選首相以民主原則提名，現職軍官比例大為下降。
1949年完全獨立後，印尼直至1955年政府一直不穩，內閣頻繁更換，同時通貨急速膨脹，外國投資因國有化威脅減少。1959年7月，蘇卡諾宣佈成立「全國陣線」，擱懸國會，決策不再通過投票機制進行，而是以「傳統手段」決定。蘇卡諾大灑金錢建造紀念碑與重建首都，國家債務上升，通貨膨脹高飛，生產與銷售受挫，官僚與軍官腐化。
自1950年代中期，印尼對外事務凌駕內政。印尼與荷蘭在荷屬新幾內亞，即印尼稱為西伊利安上有爭議。蘇卡諾發起反荷蘭行動，但荷蘭得到英、法、澳、紐支持，美國棄權，印尼則得到大多數亞非國家外交支持。最後，印尼在1962年3月武力攻擊西伊利安，聯合國介入干涉，由聯合國暫時治理西伊利安，直至1963年5月交給印尼政府。
1963年8月，蘇卡諾反對馬來西亞聯邦，在1964年中以游擊隊入侵沙撈越與北婆羅洲，中斷對馬來西亞的外交與貿易。印尼此舉引來亞非國家質疑，在1965年遭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孤立。印尼逐漸倚賴共產主義，接受蘇聯經濟援助，中國則提供資源給印尼共產黨。蘇卡諾偏向共產黨的舉動讓軍隊領導不滿。1965年9月，印尼共產黨企圖發動政變，攻擊軍事將領。軍隊迅速反擊，屠殺大多數為華人的共產黨員，並藉機針對華人社群。蘇卡諾繼續擔任總統至1967年，並在1970年去世。
繼任總統蘇哈托面對通貨膨脹、高失業率與資金缺乏的問題，1970年與西方債權國達成協議，1973年受惠於油價大漲。蘇哈托結束與馬來西亞對抗，1966年成立東南亞國協。蘇哈托與英、美、澳、日交好，對共產中國抱有敵意，但未有放棄印尼的不結盟運動。
1971年印尼舉行大選，政府自己成立的「從業集團」勝選。1973年，蘇哈托將九個在野黨合併為兩個，國會不得討論敏感議題。經濟越來越仰賴外國，蘇哈托家族貪污腐化，城鄉差距擴大，都增強反對蘇哈托政府的勢力。
1975年11月，東帝汶從葡萄牙下宣佈獨立，印尼派軍隊佔領東帝汶，1976年7月正式將東帝汶併入印尼，期間約十萬名東帝汶人喪生，五萬人下獄。
1977年5月印尼舉行國會選舉，從業集團雖然獲勝，但伊斯蘭浪潮升溫。1970年代後期，蘇哈托開始強調建國五原則，即信仰一位上帝、人道主義、國家統一、共識民主與社會正義。1983年，建國五原則規定為唯一官方意識形態原則，所有政黨必須接受。1985年，政府獲授權關閉任何未對發展建國五原則有貢獻的組織。
印尼與法國共同主持十九國參與的巴黎柬埔寨和平會議，於1991年10月達成和平協定。印尼與美國及蘇聯建立等距關係，1984年取消對共產國家的貿易限制。自1985年起，印尼與中國關係持續改善，1990年兩國關係恢復正常。
1991年11月，印尼武力鎮壓東帝汶的獨立示威運動，其後壓逼當地異議份子，引起全球注意。為回應國際反應，印尼向其他國家保證會懲罰相關軍官，蘇哈托承諾成立全國人權團體，減少東帝汶駐軍，改善東帝汶經濟。譯附提到1998年5月學生運動逼使蘇哈托辭職。1999年8月東帝汶經公民投票獨立。
1960年緊急狀態解除後，馬來西亞政府由東姑拉曼領導，以關懷馬來人原住民為政策，華人排除在公民資格之外。1963年成立的馬來西亞聯邦包括馬來諸邦、麻六甲、檳榔嶼、新加坡、沙撈越與沙巴，以吉隆坡為首都。但東姑拉曼與李光耀互相競逐，1965年8月，東姑拉曼突然將新加坡逐出馬來聯邦。
1969年大選後，馬來西亞爆發暴動，二千多人喪生，大多數是華人。隨後政府宣佈緊急狀態，停止國內所有政治活動。1970年，東姑拉曼辭職，由副手拉札克繼任首相。1971年2月，國會通過憲法修正案與煽動法，禁止公眾討論種族議題。
英國宣佈1971年3月前撤出蘇伊士運河以東後，拉札克結束公開親英與反共政策，追求整個東南亞區域中立化。1974年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正常化。自1966年印尼結束與馬來西亞的對抗政策後，兩國關係也大為改善。
1974年大選前，十一個政黨結為國家陣線，當中以「馬來全國聯合組織」(巫統)最重要，首相與副首相傳統上都是巫統的主席與副主席。國家陣線一再以明顯多數當選，不曾出現有效的反對黨，部份原因是選舉期間政府箝制表達自由。
1981年7月，馬哈迪擔任巫統主席與首相。馬哈迪政府刻意減少英國與聯合國對馬來西亞的影響，並「東望」日本與南韓。馬哈迪政府受伊斯蘭基本教義浪潮影響，自1986年也需要面對巫統派系林立，以及民主行動黨在華人聲望日高的挑戰。1988年初，巫統分裂為兩個政黨。馬哈迪成立新巫統，逐漸取代已遭法院「撤銷登記」的舊巫統。1990年代中期，馬哈迪已壓倒國內挑戰其領導的主要勢力，在1995年全國國會與州議會選舉大勝。
1980年代後期後馬來西亞經濟迅速成長，馬來西亞製造業逐漸發展與多樣化，外銷比例持續升高，政府以市場誘因取代協助馬來原住民的傳統政策，並強調發展基礎建設。譯附提到馬來西亞受1997年金融風暴打擊，但1999年大選馬哈迪仍成功連任總理。
由1959年以來，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最高政治領袖。1961年人民行動黨分裂，黨內左翼另外成立社會主義陣線，餘下人民行動黨黨員絕大部份受過英國教育並反共。人民行動黨一直擁有國會全部議席，直至1981年，此後國會仍缺乏在野勢力，以致人民行動黨經常指派部份黨員扮演批判政策的反對角色。
1960年代起，新加坡經濟成就輝煌。新加坡通漲一向溫和，失業率低，經濟特徵從轉口貿易轉為製造業、金融業與銀行業，自1980年代後期集中發展電腦軟體。政府是社會服務唯一提供者，包括津貼住宅、公用事業、機場、電視、醫療、教育、航空公司等。
新加坡是東南亞國協重要會員。1990年，新加坡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有特殊的共生關係，既是重要貿易與投資伙伴，也在能源與食水方面簽訂協議。自1960年代以來，新加坡與美國關係良好，但1990年代中期因公民權利與新聞自由意見不合而出現緊張。
汶萊自1888年以來一直是英國保護領，1984年獨立建國，因盛產石油與天然氣而極為富有。汶萊人口大致三分之二是馬來人，四分之一是華人。汶萊政府與中東酋長國有許多相似之處，王室擔任主要政府職位，目標似乎是讓臣民知足常樂，不關心政治。汶萊教育與醫療免費，不課徵所得稅，1990年平均國民所得全世界最高。1985年，政府允許汶萊國民民主黨活動，1995年改名汶萊團結國民黨，似乎得到官方非正式支持。
汶萊在石油與天然氣開採上與日本合作，外銷與進口都主要以日本為對象。汶萊獨立後立即獲准加入東南亞國協，當中與新加坡最親近。汶萊文武官員都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接受訓練，與新加坡也在國防方面合作。
1954年7月，越南按日內瓦協議暫時分割。1955年10月，吳廷琰宣佈南越為共和國，自居總統，得到美國支持。1957年，吳廷琰將國家變成準警察國家。同期，北越的土地改革變成打壓異己工具，農民遭到抑壓，但領袖胡志明得到全體越南人民的普遍支持。
1960年12月，全國解放陣線在南越成立，對抗吳廷琰政府。全國解放陣線起源於南部人，但北越在金錢、訓練與補給提供協助。1963年，佛教僧尼針對吳廷琰政府發起宗教異議運動，將吳廷琰殘暴統治暴露給全世界。美國減少對吳廷琰的支持，默許1963年11月南越將領推翻政府，殺害吳廷琰及其弟。在政變後，全國解放陣線擴充實力，控制南越村莊超過四成。
1964年美國總統選舉，對北越開戰成為選舉議題。7月東京灣事件後，總統詹森致力讓戰爭升溫。1967年春季，美國駐越南部隊已近五十萬。戰爭對平民造成重大傷害，後來估計戰爭期間有三百萬越南人喪生。1968年，美國反戰運動擴大，決定撤出越南。
直至1969年為止，柬埔寨仍在鄰國越南戰火中保持獨立。國王施亞努於1955年退位給父親，以便參與政治，追求中立的外交政策。1960年代後期，越南頻繁使用寮國東南至柬埔寨東北的胡志明小徑。1970年1月，施亞努出國，試圖以外交手段向河內施壓，不再協助柬埔寨國內的赤柬。施亞努出國出國後反共運動大為增強。1970年3月，龍諾發動政變推翻施亞努，涉及美國政府的協助。
寮國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後成會獨立國家，1957年11月成立聯合政府。1958年，激進右翼在美國協助下成立新政府，壓逼「寮族之地」。此後幾年寮國政府多次更迭，各派在1962年簽訂新協議，形成三頭馬車形態政府。在第二次印支戰爭(1964至75年)期間，寮國被當成胡志明小徑一部份，用以從北越運送部隊與補給至南越的全國解放陣線。
1973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臨時革命政府、南越政府與美國簽訂巴黎協定，美軍撤出越南，南越舉行選舉，越南統一由南北越後續討論。美軍撤離後，越南各方破壞承諾，1973年底重新開戰，1975年3月北越攻擊南越，接管西貢並改名為胡志明市。同期赤柬拉下龍諾政權，自稱柬埔寨民主共和國。
1976年，統一的越南成立新政府，國名改為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越南統一後由黨內親蘇聯派獲勝，一直至蘇聯瓦解，黎筍是越南主要領導人。1979年，中越兩國在與蘇聯關係、外海島嶼糾紛與越南華人政策的衝突變成公開作戰。1986年7月黎筍去世，黨內進行改革，由阮文靈擔任黨總書記，推動北部與南部自由化。1991年阮文靈退位黨總書記，由杜梅接任。
長期戰爭、南越受美國補貼的資本主義、1976至78年水災與旱災、中越戰爭、佔領柬埔寨與缺乏外國援助，都令統一後的越南經濟表現不佳。領導層就立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推行資本主義之間出現分歧。1980年代中期，經濟日益惡化，因此黨在1986年決定將南部自由化措施推廣至北部。1987年，國民議會通過准許全資外國公司成立。1991年黨大會，自由化政策的方向得以確立。
赤柬在波帕領導下，驅逐城鎮的公務員、教師與僧侶，強逼他們從事農業工作。計劃實際上是集體屠殺，可能超過一百萬人喪生。赤柬與越南持續不和，越南在1978年表明親蘇聯後，同年入侵柬埔寨，只以十七日就驅逐波帕，成立新政府。波帕與同黨逃至柬埔寨西部。越南入侵柬埔寨惹起中國不滿，雙方部隊在1980年代不時衝突。越南入侵柬埔寨也令它孤立於國際，只能仰賴蘇聯與東歐國家。1986年，越南黨大會決定改善與中國、西方、日本與東南亞國協的關係，並談判政治解決柬埔寨問題。
自1992年，越南經濟加速增長，工業、農業產量與外銷、進口提高，但失業率仍然嚴重，基礎建設不足。1993年7月，美國不再反對後，外國援助與貸款再度流入越南。1994年2月解除對越南禁運，各國擴大與越南的商業關係。1995年7月，越南與美國關係正常化。1991年11月，越南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但在南沙等領土上仍存在糾紛。這讓越南優先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並爭取加入東南亞國協。1995年7月，越南終於成為東南亞國協正式會員。
在蘇聯不再資助下，為改善與中國及美國的關係，越南在1989年9月撤出柬埔寨。1991年10月，柬埔寨衝突全面解決協議定案，由聯合國駐柬埔寨臨時權責機構暫時看管柬埔寨，雖未能獲赤柬合作，但繼續於1993年5月舉行大選。新憲法在1993年9月頒佈，恢復柬埔寨王國，以施努亞為國王。赤柬杯葛大選，直至1995年結束仍繼續在其控制領土內與政府對抗。
1995年12月，全體東南亞國家簽署成立東南亞免核區條約。作者認為，假如所有主要強權都同意該約條款，其行動可能為東南亞開啟真正和平的紀元。
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記憶七罪
看完了《記憶七罪》，探討記憶功能的七種缺失，七罪分別為健忘(transience)、失神(absent-mindedness)、空白(blocking)、錯認(misattribution)、暗示(suggestibility)、偏頗(bias)與糾纏(persistence)。
健忘、失神、空白屬於想不出來的「不作為」之罪，健忘指記憶隨時間而減退或喪失，失神是注視與記憶之間介面出問題，心不在焉，空白則是指努力想找出資訊卻徒勞無功。錯認、暗示、偏頗與糾纏屬於「作為」之罪，記憶看似存在，卻是不正確或不受歡迎。錯認是指記憶錯認源頭，將幻想當成現實，或者將報紙看到的內容誤為由朋友告知。暗示是指因引導性問題、評論或建議影響，使記憶遭到扭曲。偏頗是指根據目前的知識與信念，改寫先前的經驗。糾纏則是指想忘卻的事件卻反覆回想起來。
健忘現象可以遺忘曲線來表達，顯示事件發生後短期之內，記憶即使不能如實重現，也還保存得相當完整，但記憶隨時日逐漸褪色而模糊，我們只能靠追憶事件梗概或借助常理推斷，當時大概發事甚麼情況。以概括知識重建往事，可能會犯下偏見之罪。許多實驗證明，老年人在幾天或幾星期後的記憶，遺忘速度遠比年輕人快，尤其是涉及特定細節。對情節的記憶在四十至五十歲就開始衰退，對詞彙的記憶則是在五十歲後開始明顯。
腦部掃瞄顯示，記憶運作與大腦額葉與副海馬腦的活躍程度有關。長期記憶可分為兩種︰情節記憶存放個人特殊經驗，語意記憶協助一般常識或事實的檢索。在接觸資訊轉換為長期記憶之間則是工作記憶，讓少量資訊短時間存放，並隨進隨出。短時間遺忘問題在於工作記憶系統的「語音迴路」， 語音迴路能暫時儲存小量語文相關訊息，當這迴路受損時，當事人無法接詞彙的語音暫時留住，然後轉至長期記憶，因而無法學習新詞彙。腦部掃瞄揭示，語音迴路的相關區域在頂葉後側與左前額葉皮質下方。
常被討論的事情較不容易遺忘，重複相似經驗則會干擾對事情的記憶。對於經歷數月或數年後的遺忘現象，記憶並未完全消失，總會殘留一些特殊印象，足以回憶淡忘的往事。作者提到一種增強記憶簡單好用的方法︰把想記住的資訊與原已熟悉事物結合。
失神是因為注意力不集中，導致資訊收錄不當，或者資訊收錄後在需要檢索時受到忽略。記憶方式可分為兩類，重拾回憶是在腦海召回往事細節，熟悉感則較為粗淺，只大致知道事情發生，不深究細節。吸收資訊時注意力分散，會明顯干擾重拾回憶，但對熟悉感沒有甚麼影響。
做習慣的事情時，我們不需要用心推敲的收錄，這些「自動行為」容易因注意力不足犯下失神毛病。神經造影技術顯示，在注意力分散時，左腦額葉活動減少，無法完整執行收錄所需活動，因而可能出現心不在焉導致的遺忘。自動行為或收錄過於粗淺，也可能會導致對改變視而不見。
要記住未來需要做甚麼事的展望性記憶，提示應該特色鮮明、具備足夠資訊、有意義並適時出現，腦海被其他事情佔據也會影響展望性記憶。年齡對事件導向的展望性記憶影響較小，對時間導向的展望性記憶影響則比較明顯。將時間導向展望性記憶轉換為事件導向，讓老年人獲得適當提示，他們的表現就會很好。
因空白遺忘的資訊曾經收錄與儲存，也能藉提示喚起記憶，資訊並未從腦海消失，只是藏在某處。空白最常出現在專有名詞上，例如人名，因為專有名詞與所有者的特性沒甚麼關聯，較難與相關概念、知識或聯想整合。腦海中首先浮現的記憶大多是視覺與概念特性，之後才是音韻特性，這多少解釋人們有時會記得某人某事的相關資訊，卻想不出名字，但甚少會出現相反情況。
在語言處理模型中，概念與音韻層次之間還有稱為字彙的層次，指某單字或名字如何運用到句子等語言表達。以Baker一字為例，麵包師傅的視覺特性，令人聯想到各種相關的概念，這些概念直接連至字彙baker，最後連到音韻特性。然而在專有名詞如Baker這人名時，每一項概念聯想都指向特定個人身份，但此個人身份結與字彙特性層次只有脆弱的單一連結，因此在記憶檢索時比較會出現差錯。神經造影研究顯示，左腦顳葉在記住專有名詞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有時會有「卡在舌尖」的情況，明明知道某個字，但就是說不出來。當卡在舌尖時，一般人常會在腦海浮現一些同音或同義字。有研究者推測正是這些相關字詞佔據腦海，以致檢索目標字眼時受抑壓而想不出來，一位心理學家稱這些相關詞為「惡姊姊」。但較近期的研究顯示，惡姊姊與卡在舌尖本身並無關聯，但有可能在卡在舌尖發生後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反而是孤立而缺乏關聯的知識，特別容易導致記憶短暫空白。在記憶人名時，順序唸二十六個字母，想到第一個字母為提示，或者推敲人名讓它變得有意義，都有助記住名字。
有些實驗顯示，假如在記時中檢索過某項資訊，可能會妨礙之後回憶相關資訊。例如記憶red/ blood與food/ radish這組字，並在測試前提示你red的相關字是blood後，下次一聽到red你就很快記起相關字是blood，但聽到food時，會更難答出radish。因為在記憶red/ blood時，會抑壓其他reddish的聯想以免混淆，卻讓radish一字遭到池魚之殃。
記憶抑壓也可能出現在目擊證人的回憶中，當警方詢問特定層面的問題時，目擊證人為回應問題而反覆回想，其他問題以外的內容可能會受到抑壓。記憶抑壓也可能會受「指示性遺忘」影響，受測者接到指示要記住某些字，並忘記另一些字，之後的記憶測試中，受測者確實較記不起受指示要忘記的字。對遺忘過去者的神經造影，顯示其額葉系統功能關閉，為研究記憶空白帶來新契機。
記憶會錯認不曾發生的事，是由於流入的資訊處理得快速流暢，或者躍入腦海的影像生動鮮明，讓我們誤以為這些自己過去的親身經歷。錯認也會反過來以為某些影像與想法是自己的想像，卻不知道這是我們回想起先前看過或聽過的資料。錯認可能會導致罪案的目擊者張冠李戴，清楚記得看過某張臉孔，卻弄錯看這張臉孔的時間與地點，因而誤認犯人。
如果能將事物的相關細節全部連結起來，就能比較容易回想起當時的真正情況。如果未能適當串聯，就可能會導致記憶接軌錯誤，例如看過spaniel與vanish兩個字，卻以為自己看過Spanish。腦部造影研究顯示，海馬體在記憶串聯過程時異常活躍。額葉功能不佳者記憶檢索也較多差錯，容易把實際看過與想像的物品混淆。
為減低目擊證人錯認，警方與其讓目擊者從一排嫌犯中挑出最相似一個，讓目擊者設法找出最想像的人，反而應該讓目擊者每看過一名嫌犯，就立即判斷那是否為犯人，讓目擊者更仔細檢視眼前嫌犯是否與他記憶中的細節相符。
在作者的實驗研究中，腦部造影在短期內無法為分辨記憶真假。而在受測者回答之前，先確認自己是否記得其中突出細節，則有助受測者區分記憶是基於特定回憶，還是只依靠整體熟悉感，減少張冠李戴的錯誤。
記憶也會受暗示與誤導，引導式問題會導致目擊者指認錯誤，誘導性心理治療可能助長虛假記憶產生，以攻擊性態度訪談學齡前兒童，可能使他們回憶扭曲指控他人凌虐。誤導問題會干擾記憶來源，讓人們以為自己看過某樣事物，甚至在當事人記得某事件的資訊由別人告知，還是可能對事件產生虛假的記憶。催眠也會引發不正確的回答，有時讓誤導性資訊的暗示作用更為擴大。
認知心理學家創立「認知偵訊」程序，以避免暗示性或引導性問題，原始版本分為四部份︰首先，要求證人盡量說明與事件相關的所有事情，其次，促使證人在腦海重現事件發生當時的場景，第三，讓證人以不同時間順序回憶事件，例如先從頭到尾，再反過來從尾到頭，最後，讓證人以不同人的角度看待事件，如犯人與受害者的觀點，以協助找出原本可能忽略的細節。
情緒與社會壓力可能會扭曲人的記憶，誤以為自己曾經犯罪。警方暗示性偵訊可能令嫌犯由最初相信自己清白，後來卻對自己不錯犯下的案發展出特定回憶。心理學家也曾在實驗中在部份受測者植入虛構的童年經驗，產生虛構童年記憶的受測者，視覺影像生動性測量得分較高。由於我們不會預期幼年回憶能與近期事件一樣生動詳盡，因此比較可能將模糊影像或朦朧熟悉感解釋為記憶失而復得。回憶過去涉及三方互動︰目前的情況、自己預期記得的事、真正來自過去的回憶，暗示技巧會讓三項因素的平衡產生變化，使目前情況比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更為重要。
偏頗是指以現有知識、信念、感受對新經驗或對此經驗的記憶產生扭曲，作者提到以下五種偏頗類型︰一貫性偏頗以自己看法重建過去，以令過去與現在類似；改變性偏頗則是重建過去以與現在明顯區隔；後見之明偏頗將過去事件以目前知識過濾；自我中心偏頗以自我為中心整合現實的感受與記憶；刻板印象偏頗指我們在不自知下，以類型化記憶塑造對世界的詮釋。
一貫性偏頗可見於對痛苦經驗的回憶，以及對政治或社會議題的看法。我們對過去信念與感受的記憶並不清晰，只藉由目前的情況做推斷。假如我們的觀點曾經變更，就可能會產生一貫性偏頗。改變性偏頗可見於自己投入許多時間與精力的計劃，跨大我們在計劃前後的轉變，也可見於部份婦女的經期內情緒狀態的回憶。
一貫性偏頗與改變性偏頗都展現在對親密關係的回憶。在一項婚姻研究中，受訪婦女在回顧婚姻前十年時出現改變性偏頗，貶低初期婚姻的評價，至於結婚二十年時回顧過去十年，出現的是一貫性偏頗，婦女認為十年前的感受與目前類似，但事實上她們第二十年的感受比十年前差。這兩種偏頗都有助婦女適應婚姻生活，並降低相互衝突感受產生的心理不適。
後見之明偏頗會讓我們覺得「我早就知道」事情會這樣發生，在球賽與選舉中很常見。如果在事後能建構出說得通的場景，通常很容易讓人產生這種感覺。已知的結果讓我們可更容易找到佐證事例，一般常識觀感與理解，以及張冠李戴錯誤，也會令選擇性回憶更嚴重。後見之明偏頗的憂慮之處，是它會阻礙我們從經驗中學習，並容易讓我們自以為是，高估自己的智慧與靈感。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記憶有多清晰，但別人的記憶則無法得知，因此我們很容易會堅持自己的觀點才是唯一真實。這可以從在夫婦間各自評價自己的貢獻或責任時，自己的份量都有誇大之嫌可以看出。自我在記憶收錄與檢索扮演重要角色，加上一般人傾向自視過高，因此在記憶偏頗時容易出現自我美化，出現選擇性回憶、誇大過去困難、貶低過去自我，使目前的自我籠罩在虛幻正面光環中。
刻板印象是對過往經驗的類型化描述，藉以分類人或事。刻板類型可使認知活動較省力，卻可能造成偏頗，導致判斷錯誤與行為不當，例如偏向認為黑人男性是罪犯。刻板印象偏頗也會影響記憶，較易記住符合刻板印象的行為，不符的行為就較記不住，這種傾向容易形成惡性循環，更為強化刻板的印象。事件發展不符刻板印象的預期時，我們可能會編造虛構事件，以讓記憶與預期相符。
對分割大腦左右半球人士的研究觀察到，左腦似乎內含一具解釋器，以常識與過往經驗讓我們的心理世界秩序井然。如果左腦解釋器提供的解釋這成嚴重偏頗，我們就無法看清自己。右腦系統比較能與外在世界制約協調，平衡左腦的解釋器，對左腦產生約束作用。然而，人類認知仍有幾種根深柢固的偏頗，難以完全清楚或克服。
糾纏是指希望忘掉的記憶卻揮之不去。情緒性資訊能迅速自動引起我們注意，並會進一步通過當前目標與利害的評估，強化日後對這項經驗的回憶。不論正面或負面事件，只要引發情緒反應，日後記憶就特別深刻。傷痛會隨時間淡化，而假如傷痛經驗發生後，不斷有事物讓人回憶起這件事，痛苦情緒會較慢消退。如果認為自己有能力卻未防範悲劇發生，「假使這樣」的反事實思考會更為揮之不去。
挫敗不一定導致揮之不去的回憶，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評估與衡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心理學家稱現時評價過去經驗的總彙為「自我輪廊」，情緒健全者通常對自我輪廊較正面，而憂鬱者則往往有非常負面的自我輪廊，習慣認為自己能力不足或有缺陷。負面自我輪廊提供豐富資訊，讓負面經驗可輕易收錄與檢索，因而令負面經驗更難忘記，從而增強憂鬱的情緒。
反芻是指讓念頭與記憶都耽溺於現有情緒或狀況無法自拔，加重原本低落的情緒。反之，傾訴痛苦，將起伏的情緒轉為敘述的形成，可能有積極正面的效用。反芻與敘述的分別在於，反芻只是反複回憶過分概況的記憶，很少喚起對特定事件的記憶。腦部活動研究發現，憂鬱症患者左額葉某些部份活動相對減退，而左額葉活動與檢索特定細節相關。當左額葉功能出現障礙，就很可能特別容易受過分概括的記憶傷害。
糾纏在創傷經驗中最為明顯，例如戰爭造成「砲彈震撼」，尤其是創傷中最令人想忘記的部份，有時偏偏連細節也記得一清二楚。侵擾性回憶最普遍出現在視覺回憶，有時在氣味、聲音、身體感覺中也會出現。在創傷發生時，時間解體感更強盜者，之後所感受的苦惱會較多。在創傷過後總是迴避不想，也可能會造成長期心理問題，在一段期間壓抑後出現反彈，讓記憶糾纏問題擴大。實驗證明，如果能在安全情境下再次經歷創傷事件，有助減低創傷後壓力症的痛苦感覺。
在創傷事件扮演關鍵角色的，是大腦顳葉內部的杏仁核。杏仁核活動與恐懼相關，創傷受害者回憶創傷事件時，杏仁核呈活躍狀態，額葉深處與顳葉頂端附近恐懼或焦慮相關區域活動也提高，這可以解釋創傷回憶為何經常帶有強烈恐懼與焦慮。侵擾性記憶也與正腎上腺素水平有關，正腎上腺素水平越高，越常對創傷經驗產生侵擾性記憶。
作者在最後一章指出，記憶七罪並非表示記憶系統功能有根本缺陷，反而是記憶適應特性衍生的副產物，是記憶許多優越過程與功能的代價。記憶七罪在大部份時間是表現良好的機制，但偶爾會為我們帶來麻煩。痛苦經驗久不忘記，較能讓我們在面對類似情況時，避免重蹈覆轍。對最近沒用或很少用的資訊，回想起來較不容易，是記憶力在成本與利益相較下的取捨。有些記憶空白反映神經系統抑制的基本特性，讓我們不會在想起某事時，相關資訊一湧而出造成資訊超載。
對記憶而言，有時少即是多，只想起重要到值得收錄的事，避免經驗中充斥無關緊要的細節。將過往經驗的梗概歸納整理，是我們得以明智行事的關鍵，但往往會產生偏頗、歸納等副產品。各種偏頗造成的「正面幻象」，即對自我抱有過度樂觀的看法，在較溫和時似乎也可以增強心理健康。
不同物種各種特性可以適應、順應(exaptation)與「拱肩」(spandrel)劃分，適應是指演化進程中天擇的產物，是可增加生存與繁殖機會的可遺傳特性；順應並非天擇下的產物，但能夠強化目前適應力，例如人類的閱讀能力；拱肩是某種特性的意外結果或副產品。適應的特徵可能包括︰特性內部結構極為複雜，例如眼睛；在天擇中有優勢；不同物種出現同樣特徵；以及跨文化出現的特徵。
在記憶七罪中，糾纏與健忘最有可能歸類為適應。糾纏既有天擇中有佔勢，在不同物種如人類、猴子、貓、老鼠等出現，而且與杏仁核及荷爾蒙的複雜系統間發生。健忘出現在吼猴與狒狒的遷徙行為，很有可能是對環境中長久存在特性所做的適應。記憶偏頗在不同文化間會出現差異，與生物演化的關聯較小。作者認為，記憶基本受一般常識與信念指導，所以偶然產生偏頗這副產品。作者也認為空白、失神、錯認與暗示，可能都屬於演化上的拱肩，是記憶系統為達成重要利益必須付出的代價。
作者總結，記憶的罪惡與美德是一體兩面，構築橫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樑，讓我們的心智得以與世界接軌。
健忘、失神、空白屬於想不出來的「不作為」之罪，健忘指記憶隨時間而減退或喪失，失神是注視與記憶之間介面出問題，心不在焉，空白則是指努力想找出資訊卻徒勞無功。錯認、暗示、偏頗與糾纏屬於「作為」之罪，記憶看似存在，卻是不正確或不受歡迎。錯認是指記憶錯認源頭，將幻想當成現實，或者將報紙看到的內容誤為由朋友告知。暗示是指因引導性問題、評論或建議影響，使記憶遭到扭曲。偏頗是指根據目前的知識與信念，改寫先前的經驗。糾纏則是指想忘卻的事件卻反覆回想起來。
健忘現象可以遺忘曲線來表達，顯示事件發生後短期之內，記憶即使不能如實重現，也還保存得相當完整，但記憶隨時日逐漸褪色而模糊，我們只能靠追憶事件梗概或借助常理推斷，當時大概發事甚麼情況。以概括知識重建往事，可能會犯下偏見之罪。許多實驗證明，老年人在幾天或幾星期後的記憶，遺忘速度遠比年輕人快，尤其是涉及特定細節。對情節的記憶在四十至五十歲就開始衰退，對詞彙的記憶則是在五十歲後開始明顯。
腦部掃瞄顯示，記憶運作與大腦額葉與副海馬腦的活躍程度有關。長期記憶可分為兩種︰情節記憶存放個人特殊經驗，語意記憶協助一般常識或事實的檢索。在接觸資訊轉換為長期記憶之間則是工作記憶，讓少量資訊短時間存放，並隨進隨出。短時間遺忘問題在於工作記憶系統的「語音迴路」， 語音迴路能暫時儲存小量語文相關訊息，當這迴路受損時，當事人無法接詞彙的語音暫時留住，然後轉至長期記憶，因而無法學習新詞彙。腦部掃瞄揭示，語音迴路的相關區域在頂葉後側與左前額葉皮質下方。
常被討論的事情較不容易遺忘，重複相似經驗則會干擾對事情的記憶。對於經歷數月或數年後的遺忘現象，記憶並未完全消失，總會殘留一些特殊印象，足以回憶淡忘的往事。作者提到一種增強記憶簡單好用的方法︰把想記住的資訊與原已熟悉事物結合。
失神是因為注意力不集中，導致資訊收錄不當，或者資訊收錄後在需要檢索時受到忽略。記憶方式可分為兩類，重拾回憶是在腦海召回往事細節，熟悉感則較為粗淺，只大致知道事情發生，不深究細節。吸收資訊時注意力分散，會明顯干擾重拾回憶，但對熟悉感沒有甚麼影響。
做習慣的事情時，我們不需要用心推敲的收錄，這些「自動行為」容易因注意力不足犯下失神毛病。神經造影技術顯示，在注意力分散時，左腦額葉活動減少，無法完整執行收錄所需活動，因而可能出現心不在焉導致的遺忘。自動行為或收錄過於粗淺，也可能會導致對改變視而不見。
要記住未來需要做甚麼事的展望性記憶，提示應該特色鮮明、具備足夠資訊、有意義並適時出現，腦海被其他事情佔據也會影響展望性記憶。年齡對事件導向的展望性記憶影響較小，對時間導向的展望性記憶影響則比較明顯。將時間導向展望性記憶轉換為事件導向，讓老年人獲得適當提示，他們的表現就會很好。
因空白遺忘的資訊曾經收錄與儲存，也能藉提示喚起記憶，資訊並未從腦海消失，只是藏在某處。空白最常出現在專有名詞上，例如人名，因為專有名詞與所有者的特性沒甚麼關聯，較難與相關概念、知識或聯想整合。腦海中首先浮現的記憶大多是視覺與概念特性，之後才是音韻特性，這多少解釋人們有時會記得某人某事的相關資訊，卻想不出名字，但甚少會出現相反情況。
在語言處理模型中，概念與音韻層次之間還有稱為字彙的層次，指某單字或名字如何運用到句子等語言表達。以Baker一字為例，麵包師傅的視覺特性，令人聯想到各種相關的概念，這些概念直接連至字彙baker，最後連到音韻特性。然而在專有名詞如Baker這人名時，每一項概念聯想都指向特定個人身份，但此個人身份結與字彙特性層次只有脆弱的單一連結，因此在記憶檢索時比較會出現差錯。神經造影研究顯示，左腦顳葉在記住專有名詞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有時會有「卡在舌尖」的情況，明明知道某個字，但就是說不出來。當卡在舌尖時，一般人常會在腦海浮現一些同音或同義字。有研究者推測正是這些相關字詞佔據腦海，以致檢索目標字眼時受抑壓而想不出來，一位心理學家稱這些相關詞為「惡姊姊」。但較近期的研究顯示，惡姊姊與卡在舌尖本身並無關聯，但有可能在卡在舌尖發生後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反而是孤立而缺乏關聯的知識，特別容易導致記憶短暫空白。在記憶人名時，順序唸二十六個字母，想到第一個字母為提示，或者推敲人名讓它變得有意義，都有助記住名字。
有些實驗顯示，假如在記時中檢索過某項資訊，可能會妨礙之後回憶相關資訊。例如記憶red/ blood與food/ radish這組字，並在測試前提示你red的相關字是blood後，下次一聽到red你就很快記起相關字是blood，但聽到food時，會更難答出radish。因為在記憶red/ blood時，會抑壓其他reddish的聯想以免混淆，卻讓radish一字遭到池魚之殃。
記憶抑壓也可能出現在目擊證人的回憶中，當警方詢問特定層面的問題時，目擊證人為回應問題而反覆回想，其他問題以外的內容可能會受到抑壓。記憶抑壓也可能會受「指示性遺忘」影響，受測者接到指示要記住某些字，並忘記另一些字，之後的記憶測試中，受測者確實較記不起受指示要忘記的字。對遺忘過去者的神經造影，顯示其額葉系統功能關閉，為研究記憶空白帶來新契機。
記憶會錯認不曾發生的事，是由於流入的資訊處理得快速流暢，或者躍入腦海的影像生動鮮明，讓我們誤以為這些自己過去的親身經歷。錯認也會反過來以為某些影像與想法是自己的想像，卻不知道這是我們回想起先前看過或聽過的資料。錯認可能會導致罪案的目擊者張冠李戴，清楚記得看過某張臉孔，卻弄錯看這張臉孔的時間與地點，因而誤認犯人。
如果能將事物的相關細節全部連結起來，就能比較容易回想起當時的真正情況。如果未能適當串聯，就可能會導致記憶接軌錯誤，例如看過spaniel與vanish兩個字，卻以為自己看過Spanish。腦部造影研究顯示，海馬體在記憶串聯過程時異常活躍。額葉功能不佳者記憶檢索也較多差錯，容易把實際看過與想像的物品混淆。
為減低目擊證人錯認，警方與其讓目擊者從一排嫌犯中挑出最相似一個，讓目擊者設法找出最想像的人，反而應該讓目擊者每看過一名嫌犯，就立即判斷那是否為犯人，讓目擊者更仔細檢視眼前嫌犯是否與他記憶中的細節相符。
在作者的實驗研究中，腦部造影在短期內無法為分辨記憶真假。而在受測者回答之前，先確認自己是否記得其中突出細節，則有助受測者區分記憶是基於特定回憶，還是只依靠整體熟悉感，減少張冠李戴的錯誤。
記憶也會受暗示與誤導，引導式問題會導致目擊者指認錯誤，誘導性心理治療可能助長虛假記憶產生，以攻擊性態度訪談學齡前兒童，可能使他們回憶扭曲指控他人凌虐。誤導問題會干擾記憶來源，讓人們以為自己看過某樣事物，甚至在當事人記得某事件的資訊由別人告知，還是可能對事件產生虛假的記憶。催眠也會引發不正確的回答，有時讓誤導性資訊的暗示作用更為擴大。
認知心理學家創立「認知偵訊」程序，以避免暗示性或引導性問題，原始版本分為四部份︰首先，要求證人盡量說明與事件相關的所有事情，其次，促使證人在腦海重現事件發生當時的場景，第三，讓證人以不同時間順序回憶事件，例如先從頭到尾，再反過來從尾到頭，最後，讓證人以不同人的角度看待事件，如犯人與受害者的觀點，以協助找出原本可能忽略的細節。
情緒與社會壓力可能會扭曲人的記憶，誤以為自己曾經犯罪。警方暗示性偵訊可能令嫌犯由最初相信自己清白，後來卻對自己不錯犯下的案發展出特定回憶。心理學家也曾在實驗中在部份受測者植入虛構的童年經驗，產生虛構童年記憶的受測者，視覺影像生動性測量得分較高。由於我們不會預期幼年回憶能與近期事件一樣生動詳盡，因此比較可能將模糊影像或朦朧熟悉感解釋為記憶失而復得。回憶過去涉及三方互動︰目前的情況、自己預期記得的事、真正來自過去的回憶，暗示技巧會讓三項因素的平衡產生變化，使目前情況比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更為重要。
偏頗是指以現有知識、信念、感受對新經驗或對此經驗的記憶產生扭曲，作者提到以下五種偏頗類型︰一貫性偏頗以自己看法重建過去，以令過去與現在類似；改變性偏頗則是重建過去以與現在明顯區隔；後見之明偏頗將過去事件以目前知識過濾；自我中心偏頗以自我為中心整合現實的感受與記憶；刻板印象偏頗指我們在不自知下，以類型化記憶塑造對世界的詮釋。
一貫性偏頗可見於對痛苦經驗的回憶，以及對政治或社會議題的看法。我們對過去信念與感受的記憶並不清晰，只藉由目前的情況做推斷。假如我們的觀點曾經變更，就可能會產生一貫性偏頗。改變性偏頗可見於自己投入許多時間與精力的計劃，跨大我們在計劃前後的轉變，也可見於部份婦女的經期內情緒狀態的回憶。
一貫性偏頗與改變性偏頗都展現在對親密關係的回憶。在一項婚姻研究中，受訪婦女在回顧婚姻前十年時出現改變性偏頗，貶低初期婚姻的評價，至於結婚二十年時回顧過去十年，出現的是一貫性偏頗，婦女認為十年前的感受與目前類似，但事實上她們第二十年的感受比十年前差。這兩種偏頗都有助婦女適應婚姻生活，並降低相互衝突感受產生的心理不適。
後見之明偏頗會讓我們覺得「我早就知道」事情會這樣發生，在球賽與選舉中很常見。如果在事後能建構出說得通的場景，通常很容易讓人產生這種感覺。已知的結果讓我們可更容易找到佐證事例，一般常識觀感與理解，以及張冠李戴錯誤，也會令選擇性回憶更嚴重。後見之明偏頗的憂慮之處，是它會阻礙我們從經驗中學習，並容易讓我們自以為是，高估自己的智慧與靈感。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記憶有多清晰，但別人的記憶則無法得知，因此我們很容易會堅持自己的觀點才是唯一真實。這可以從在夫婦間各自評價自己的貢獻或責任時，自己的份量都有誇大之嫌可以看出。自我在記憶收錄與檢索扮演重要角色，加上一般人傾向自視過高，因此在記憶偏頗時容易出現自我美化，出現選擇性回憶、誇大過去困難、貶低過去自我，使目前的自我籠罩在虛幻正面光環中。
刻板印象是對過往經驗的類型化描述，藉以分類人或事。刻板類型可使認知活動較省力，卻可能造成偏頗，導致判斷錯誤與行為不當，例如偏向認為黑人男性是罪犯。刻板印象偏頗也會影響記憶，較易記住符合刻板印象的行為，不符的行為就較記不住，這種傾向容易形成惡性循環，更為強化刻板的印象。事件發展不符刻板印象的預期時，我們可能會編造虛構事件，以讓記憶與預期相符。
對分割大腦左右半球人士的研究觀察到，左腦似乎內含一具解釋器，以常識與過往經驗讓我們的心理世界秩序井然。如果左腦解釋器提供的解釋這成嚴重偏頗，我們就無法看清自己。右腦系統比較能與外在世界制約協調，平衡左腦的解釋器，對左腦產生約束作用。然而，人類認知仍有幾種根深柢固的偏頗，難以完全清楚或克服。
糾纏是指希望忘掉的記憶卻揮之不去。情緒性資訊能迅速自動引起我們注意，並會進一步通過當前目標與利害的評估，強化日後對這項經驗的回憶。不論正面或負面事件，只要引發情緒反應，日後記憶就特別深刻。傷痛會隨時間淡化，而假如傷痛經驗發生後，不斷有事物讓人回憶起這件事，痛苦情緒會較慢消退。如果認為自己有能力卻未防範悲劇發生，「假使這樣」的反事實思考會更為揮之不去。
挫敗不一定導致揮之不去的回憶，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評估與衡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心理學家稱現時評價過去經驗的總彙為「自我輪廊」，情緒健全者通常對自我輪廊較正面，而憂鬱者則往往有非常負面的自我輪廊，習慣認為自己能力不足或有缺陷。負面自我輪廊提供豐富資訊，讓負面經驗可輕易收錄與檢索，因而令負面經驗更難忘記，從而增強憂鬱的情緒。
反芻是指讓念頭與記憶都耽溺於現有情緒或狀況無法自拔，加重原本低落的情緒。反之，傾訴痛苦，將起伏的情緒轉為敘述的形成，可能有積極正面的效用。反芻與敘述的分別在於，反芻只是反複回憶過分概況的記憶，很少喚起對特定事件的記憶。腦部活動研究發現，憂鬱症患者左額葉某些部份活動相對減退，而左額葉活動與檢索特定細節相關。當左額葉功能出現障礙，就很可能特別容易受過分概括的記憶傷害。
糾纏在創傷經驗中最為明顯，例如戰爭造成「砲彈震撼」，尤其是創傷中最令人想忘記的部份，有時偏偏連細節也記得一清二楚。侵擾性回憶最普遍出現在視覺回憶，有時在氣味、聲音、身體感覺中也會出現。在創傷發生時，時間解體感更強盜者，之後所感受的苦惱會較多。在創傷過後總是迴避不想，也可能會造成長期心理問題，在一段期間壓抑後出現反彈，讓記憶糾纏問題擴大。實驗證明，如果能在安全情境下再次經歷創傷事件，有助減低創傷後壓力症的痛苦感覺。
在創傷事件扮演關鍵角色的，是大腦顳葉內部的杏仁核。杏仁核活動與恐懼相關，創傷受害者回憶創傷事件時，杏仁核呈活躍狀態，額葉深處與顳葉頂端附近恐懼或焦慮相關區域活動也提高，這可以解釋創傷回憶為何經常帶有強烈恐懼與焦慮。侵擾性記憶也與正腎上腺素水平有關，正腎上腺素水平越高，越常對創傷經驗產生侵擾性記憶。
作者在最後一章指出，記憶七罪並非表示記憶系統功能有根本缺陷，反而是記憶適應特性衍生的副產物，是記憶許多優越過程與功能的代價。記憶七罪在大部份時間是表現良好的機制，但偶爾會為我們帶來麻煩。痛苦經驗久不忘記，較能讓我們在面對類似情況時，避免重蹈覆轍。對最近沒用或很少用的資訊，回想起來較不容易，是記憶力在成本與利益相較下的取捨。有些記憶空白反映神經系統抑制的基本特性，讓我們不會在想起某事時，相關資訊一湧而出造成資訊超載。
對記憶而言，有時少即是多，只想起重要到值得收錄的事，避免經驗中充斥無關緊要的細節。將過往經驗的梗概歸納整理，是我們得以明智行事的關鍵，但往往會產生偏頗、歸納等副產品。各種偏頗造成的「正面幻象」，即對自我抱有過度樂觀的看法，在較溫和時似乎也可以增強心理健康。
不同物種各種特性可以適應、順應(exaptation)與「拱肩」(spandrel)劃分，適應是指演化進程中天擇的產物，是可增加生存與繁殖機會的可遺傳特性；順應並非天擇下的產物，但能夠強化目前適應力，例如人類的閱讀能力；拱肩是某種特性的意外結果或副產品。適應的特徵可能包括︰特性內部結構極為複雜，例如眼睛；在天擇中有優勢；不同物種出現同樣特徵；以及跨文化出現的特徵。
在記憶七罪中，糾纏與健忘最有可能歸類為適應。糾纏既有天擇中有佔勢，在不同物種如人類、猴子、貓、老鼠等出現，而且與杏仁核及荷爾蒙的複雜系統間發生。健忘出現在吼猴與狒狒的遷徙行為，很有可能是對環境中長久存在特性所做的適應。記憶偏頗在不同文化間會出現差異，與生物演化的關聯較小。作者認為，記憶基本受一般常識與信念指導，所以偶然產生偏頗這副產品。作者也認為空白、失神、錯認與暗示，可能都屬於演化上的拱肩，是記憶系統為達成重要利益必須付出的代價。
作者總結，記憶的罪惡與美德是一體兩面，構築橫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樑，讓我們的心智得以與世界接軌。
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看完了Adair Turner的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主題是信貸擴張如何令金融不穩，以及怎樣解決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後債務積壓與需求不足。作者指，現代金融體系的根本問題是，放任其不管無可避免導致債務積壓，特別是以債務來購買既有資產，當中最主要是房地產。這種債務以個別銀行看來可能是理性與有利可圖，但總體卻會導致經濟不穩。就像污染一樣，債務擴張也需要由政策限制。
作者列出信貸擴張背後的三項推動因素︰一是現代經濟中房地產的重要提高，人們更常借貸以購買房產；二是不平等增加，在富人消費所得比例比較不富有者低時，不平等增加意味著需求與經濟增長下跌，或者較不富有者需要增加借貸以抵消富人較多的儲蓄；三是與長期及有用資本投資無關的全球經常帳不平衡，隨之而來的是不可持續債務累積。
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債務水平持續提高，讓財政赤字與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效力受限。作者認為，假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名義需求不足，還可以選擇創造「法定」貨幣，以中央銀行發行貨幣資助公共赤字或註銷公債。這政策選項一向是禁忌，因為過度發行貨幣會引致通脹，摧毀貨幣體系。但作者指出，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我們必須平衡不同選擇的好處與危害。
金融佔GDP比例從1970年代開始上升，特別是在住戶信貸與資產管理上快速增加。實體經濟擁有固定收入資產增加，金融機構之間的活動更為活躍，金融家的薪酬也更高。許多有能之士投入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而不是科學研究或工業創新。假如這些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並未令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些技能就白白派費。
在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大多數政策制定者與學術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擴張有益，或至少不怎麼需要注意。這種偏好可分成三類︰一是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創新與流動性增加必然有益，因為市場會更為完整與有效；二是假定銀行與影子銀行體系增長能為企業與住戶提供更多信貸，據指這會帶動經濟增長並讓更多人成為業主；三是當代宏觀經濟學模型中沒有金融體系的角色，只注重中央銀行以利率政策穩定通脹。
作者指，以上偏好出現兩項論述錯誤，一是它未能認知到金融市場與其他市場並不相同，市場自由化在金融範疇上的好處遠較其他市場少，二是它未能意識到銀行與影子銀行，以及債務的信貸與貨幣創造，對宏觀經濟帶來關鍵影響。即使金融擴張在一定限度之內對經濟發展有正面作用，在超過特定水平，尤其是考慮到債務時，更多金融活動可能有害。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證券價格已充分並理性反映所有現有資訊，當中蘊含以下假設︰人們整體而言理性，即使有部份人非理性，其影響也是隨機的，因此他們的影響會互相抵銷；即使非理性足以令價格偏離理性價值，理性套利者也會利用這種機會獲利，讓價格重回有效理性。
與效率市場假說不同，在現實世界中，金融市場不時會出現泡沫與崩盤，當中涉及以下五種因素︰一，人類決定並不完全理性，我們會自然地從眾；二，非理性並非獨立與隨機，而是非常互相關連；三，理性套利者不可為整個金融市場套利，這種投資組合並不存在；四，即使理性投資者也可能會追隨非理性群眾，只要他們在最後崩盤前離場就可以獲利；五，未來存在無法以數學計算的不確定情況，令各種風險模型失效。就算證券的相對價格可以有條理地制定，形成「沒有免費午餐」的事實，這也不代表在絕對意義上「價格總是正確」。
當金融市場並不一定有效率，金融擴張就可能會增加額外與不必要的成本，令市場更為波動與經濟較為不穩。新的金融工具既可能用於避險，也可能只是用於互相賭博。當市場變成大規模賭博時，就會產生對社會無用的波動，正如CDS讓影子銀行體系變成不穩動力所示。這並不表示金融活動必定越少越好，而是代表我們必須務實考慮貨幣價值的公共政策干預議題。
以債務而非股本投資的好處是，投資者不需知道計劃的實際情況，也可以預期獲得穩定的回報。然而債務也帶有以下危險︰一，讓投資者忽視風險，即回報有規定上限，但有小機率會出現顯著損失；二，債務市場會受新信貸供應「突然停止」影響，讓信貸易於先以優惠條款過度供應，然後在任何價格都缺乏供應，這會令債務延期更為困難；三，債務合約的調整並不平順，清盤往往帶來龐大行政支出與資產低價急賣；四，信貸增長停止帶來的資產價格下跌，會進一步減低市場信心與信貸供應；五，資產價格下跌可能造成有通縮影響的債務積壓效應，抑壓總需求、經濟增長、資產價格與市場信心。
銀行放款予借款人時，既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建立一項資產，同時也在借款人帳戶在建立一項銀行負債。信貸會在之後償還，但借款人帳戶的錢則可立即運用，這種「期限轉換」實際上創造出購買力。現代經濟的「貨幣」絕大部份都是這種形式，在英國佔98%，只有2%是鈔票與硬幣。
銀行以信貸創造貨幣在刺激名目需求增長中扮演關鍵角色，這既可以讓購買力偏向投資，帶來至少是短暫的經濟增長，也可以扭曲購買力導向資產投機。部份準備金制銀行讓創造信貸與購買力的能力大為提高，這可能會令信貸過剩。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中央銀行主要以利率確保穩定的低通脹，相信這足以保證金融與宏觀經濟穩定，但危機證明，這種假設頗為錯誤。
教科書通常假定，銀行的角色是將儲戶儲蓄借貸給商業作資本投資，但實際上並非如此。2012年英國的銀行貸款中，只有不多於14%是用於非房地產資產的投資融資，65%用於住屋房貸，7%用於消費信貸。以信貸融資消費更有可能無法持續；以信貸融資資本投資，在未來不確定與新資本資產需要時間建立下，有可能造成過多投資，讓資源錯配並帶來債務積壓效應。
以信貸融資既有資產以房地產為主，這反映出在富裕社會中房地產在財富佔比中日益重要，主要是由於城市土地的價值上升。城市土地價值上升部份是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資本設備價格下跌，進而令土地在投資佔比增加，部份則反映人們的消費偏好，人們將其收入更大佔比用於競爭有限的吸引土地。
在個別銀行而言，放款給房地產似乎，並有時實際是，較低風險與較易管理的貸款。但在房地產供應無法輕易增加下，信貸供應、信貸需求與資產價格會形成自我增強的循環。更多 信貸供應推高房地產價格，增加放款者與借款者的淨值與信心，放款者更相信往後的貸款會安全，借款者可以在相同貸款與估值比例下借得更多。作者提出，現代經濟金融不穩的核心就在於，銀行有無限能力創造信貸、貨幣與購買力，但在吸引地區的房地產供應則有限甚至有時幾乎固定，讓房地產價格不穩與潛在波動，同時經濟易受金融危機與危機後衰退危害。
2007至08年危機後，私人債務佔GDP比例下降，但公共債務則上升，顯示槓桿並未消失，只是從私人轉向公共部門。此外，槓桿也在不同國家之間轉移，危機後先進經濟體私人去槓桿與衰退，伴隨著中國的信貸在危機後快速增長。以全球計，債務佔GDP比例增長在危機後反而加速。
債務積壓讓傳統政策失效或有不良副作用，政府財政赤字帶來短期刺激作用，但在公共債務已大量累積後，更多財政政府似乎更為困難。利率已降至零甚至更低，量化寬鬆、前瞻指引與借貸基金都旨在減低長期或實際支付利率以刺激實體經濟。但是量化寬鬆提高資產價格，因而增加財富不平等，不平等本身就是信貸密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低利率也會重新刺激過度信貸增長，長期利率保持低水平則可能刺激現有資產投機，而不是新的商業投資。在2009至2012年超寬鬆貨幣政策可能不得不為，但作者認為它是一劑烈酒。
近年金融體系的活動與複雜程度增加與三項因素有關︰全球化、國內自由化與影子銀行各種現象。在1970至1980年代期間，先進經濟體移除幾乎所有跨境資金流動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鼓勵下跟從。主要國際銀行深入涉及全球資金流動與交易，以及與其他銀行的跨境關係，讓金融資產負債表相對國內收入比例增長。
1970至1990年代期間許多國家推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包括廢除放款總量限制、各種金融機構——例如零售銀行與投資銀行，企業的銀行與非銀行活動——的分界逐漸消除，以及短期利率日漸成為管理經濟週期的唯一政策工具。金融市場逐漸被視為與其他市場相同，最適合在自由市場上競爭。
由1970年代開始，證券化創新讓金融機構將各種貸款整合為信貸證券，並擴展至房貸、汽車貸款與學生貸款等。這些證券也「建構」為不同份額，成為不同風險與回報的組合。發行、交易與持有這些信貸證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急速增長，同時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在1980年代興起，讓信貸可完全繞過銀行進行。銀行即使參與也更常只是多重步驟的其中一步，例如將存款投入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但資金透過批發融資市場回流銀行。自1980年代起，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如利率掉期與期權市場也開始繁盛。
銀行活動增長絕大部份涉及與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銀行、非銀行交易商、對沖基金、資產經理或保險公司的活動，令銀行資產負債表由金融體系內的資產與負債主導。理論上，金融體系更為複雜可以讓銀行投資組合更平衡，並減少期限轉換帶來的風險。但實際情況在四方面與此模型有異︰一，許多信貸風險並未轉至最終投資者上，而是留在同一或其他銀行的交易帳目中，正如2007至2008年信貸證券損失最大的是大型商業銀行與證券經紀投資銀行。二，期限轉移風險並未從體系中消失，只是轉至影子銀行。三，這一體系侵蝕良好信貸分析的誘因，因為信貸證券經多重步驟散佈，每一步的參與者只需要考慮轉手前的價格，房貸銷售員並沒有誘因確保借款人有能力還款，只需要關注信貸證券是否能夠售出。四，衍生工具不是用於避險，反而大規模產生風險，甚至出現虛構的合成CDO，以讓信貸違約掉期有對象可以對賭。
基於過去價值紀錄的風險價值模型容易忽略極端價格波動，而且未能認知未來不是由計量機率風險，而是由根本不確定主導。一旦資產價值開始下跌，按市值計價會計、抵押品、追加保證金與風險價值模型會形成自我加強循環，令價格、市場信心與市場活動不斷下跌，引致2007至2008年回購市場的估值折扣大幅上升，交易量劇跌，批發融資市場崩潰。
作者指信貸急速擴張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原因是許多信貸增長對刺激名義需求增長無關，反而導致過度槓桿與債務積壓，而且不需要私人信貸創造也可以刺激名義需求。為達致溫和通脹與2-3%實質增長的目標，可運用以下三種手段︰增加金屬貨幣、創造政府「法定」貨幣，以及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金屬貨幣的問題是供應有限，不能在有需要時快速增加，法定貨幣過多有嚴重通脹的危險，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並不穩定，也需要中央銀行管制。
以債務融資政府財政赤字刺激需求有兩項潛在影響，一是排擠效應，讓私營部門的投資或消費減少，這會在利率過高吸引私營部門購買政府債券，或者中央銀行調高利率以避免財政赤字引致通脹時出現；二是「李嘉圖等價」效應，即住戶與企業預期現時政府赤字會令未來稅負增加，因此削減投資或消費以支付未來稅項。當利率接近零，或者住戶與企業並未像李嘉圖等價假定般完全理性時，財政赤字可能有短期刺激需求的效果。但長期名義需求增長只會在以下情況發生︰最初的赤字刺激引起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增加，或者未來累積的公共債務貨幣化，即支付利息的公共債務，由不支付利息的法定貨幣取代。換言之，只有在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或者法定貨幣之間取捨。
作者指現代經濟大多數信貸與經濟增長無關反映在三方面︰一是信貸用於融資購買已有資產，導致投機，二是分配不平等增加，在富人儲蓄比例較高下，令總需求減少，較不富有者增加借貸以維持消費，槓桿增加讓較不富有者在資產價格波動時更難維持，這又會增加不平等；三是全球經常帳不平衡上升，讓債務在沒有高通脹下也能過度增長。
在總投資需求相對意願儲蓄下降下，實質利率的均衡水平可能大幅下降。這會形成兩項問題︰一是所需利率實際為負數時，利率政策無法確保合適的經濟成長；二是長期低利率提供強烈誘因，讓私人信貸增長注重現有資產投機。作者認為，公共政策既需要限制部份類別的信貸創造，也要明確促進或補足其他不足的投資，例如基礎建設投資。
日本、南韓與台灣的成功故事包含三項重要元素，首先是土地改革，建立密集小型農業，讓增長人口就業並提高農業生產力，解開地主對農民的債務束縛，並為農民提供小型貸款。其次是以工業政策鼓勵製造業發展，包括保護國內政策與鼓勵出口市場。最後是指導取向的金融體系，特別是確保高投資與分配投資至生產目的。強制儲蓄與投資的政策包括要求銀行向商業貸款、阻止銀行向消費者貸款，以及透過限制零售銀行業務及資本控制減低存戶回報。
在經濟增長至較接近先進經濟體水平後，投資的需要減少，讓以政策推動的高投資更易形成浪費。這時國家需要轉型至較少投資與更多消費的經濟增長，對商業借貸的補貼需要減少，並增加消費者信貸。然而這種轉型並不容易，消費者信貸增長傾向於形成房地產泡沫。日本在1990年代經歷嚴重衝擊，南韓也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受災。東亞的經驗顯示，政府指導或市場分配信貸都不一定帶來最適當的結果，這是在不同危險之間的選擇。
中國正開始從高投資增長中轉型，作者指出它在兩方面較為脆弱，一是在重工業中，鋼鐵、煤、水泥與其他資本密集工業的國營企業以信貸融資，但現在面臨產能過剩；二是房地產與基礎建設以貸款融資，並預期透過土地價格上升還款，這會增加信貸與資產價格自我增強循環的危險，在順景時推動過度投資，但跌勢時帶來債務積壓與違約威脅。在中國資本帳流動朝向自由化下，其政策將會為全球帶來重要影響。
現代國際資本流動並非從富有國家轉向有較多投資機會的發展中國家，大部份反而是由較貧窮國家轉向富有國家，或者在收入相似的國家之間流動。許多流入資金用於融資不可持續的消費、浪費的投資與及推高現有房地產價格，並在危機後帶來債務積壓效應。在危機後，部份國家只能以緊縮財政與貨幣政策應對經常帳赤字，有可能放大私人去槓桿的通脹影響。此外，國際資本流動的總值遠比淨值高，侵蝕國內貨幣政策的效果。國家提高利率以減慢國內信貸與資產價格上升時，卻可能因而令更多短期國際資金流入，形成資產價格上升。
歐元區建立讓區內資金流動大為增加，但這些資金在希臘用以融資不可持續的公共赤字，在西班牙與愛爾蘭則融資私人消費與房地產過度投資。2010年私人資金流行突然停止，歐元區制度設計的根本問題隨即浮現，即各國雖然擁有共同貨幣，但公共債務不是以聯邦形式，而是在各國層面下發行。歐元區國家無法發行自己的法定貨幣以償還債務，面臨違約風險，在金融市場上需要支付比其他國家更高的利息發債。私人去槓桿與公共財政整合同時進行，在歐元區邊陲國家形成需求不足與衰退。持有當地公共債務的銀行更受懷疑會否資不抵債，讓銀行融資成本上升，私人信貸成本增加，實體經濟信貸數量下跌，走出衰退變得更為困難。
作者指，即使是「好」放款也可以造成危害，「好」放款是指貸款很有機會獲償，潛在損失也足以由利率與銀行資本吸收。許多危機前放款都是在這定義下的「好」，但大量「好」放款仍會導致危機後出現債務積壓，還款者決心減低債務，因而減少消費，引起危機後的衰退。即使銀行誠實盡責，每一宗貸款看來對社會有益並在經濟上可持續，信貸總額仍可能帶來危險，需要以政策限制。
銀行積極在信貸證券與衍生工具交易運用風險管理模型，反對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許多交易員在危機前獲得巨額花紅，其交易活動卻留下有毒資產與損失。銀行家錯誤認為繼續信貸證券交易最符合股東利益。這既需要修改酬金的規則與架構，也需要推行回應金融不穩根本動力的改革。
作者提出，金融管制不應假定更多交易、流動性與金融創新必然是好事，限制金融合約範圍有時更正當，部份市場較少交易與流動性可以是好事，全球資本市場部份分離也可能是可取。即使現時通脹保持溫和，信貸過剩也會對金融穩定、債務積壓與通貨緊縮帶來潛在影響，有需要限制信貸存量的增長。私人槓桿比例在一定範圍以內與經濟增長成正比，但超過一定水平(例如GDP的90%)後，兩者關係可能會逆轉。
為限制信貸增長也需要回應背後三項推動因素︰房地產更為重要、不平等增加與全球不平衡。城市房地產需求增加的趨勢無法完全消除，但公共政策至少可緩和這種壓力。政策可鼓勵經濟發展的區域分散，減低稀有城市土地供應的重要。城市設計與發展政策需改善高密度下的居住環境。對土地價值或其增值徵稅可減少以房屋為投資，並有助於減低不平等。
不平等帶來的信貸主導經濟不穩可以限制信貸回應，但這可能會造成名義需求不足，而且讓初始財富不足者更難取得信貸。基於金融穩定與更廣泛社會原因，作者認為我們有需要扭轉或至少阻止不平等大幅增加，這需要更多收入與財富重分配的措施。
在全球經常帳不平衡方面，中國的盈餘在2014年開始回升，作者指它需要逐步讓人民幣升值，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網以讓民眾有信心減少儲蓄，國營企業可支付更多股利，改善能源與土地投入價格過低，限制存戶對國營企業借貸的補貼。歐元區也需要推行政策刺激區內需求。全球合作制定國內盈餘與赤字佔GDP的上限，在原則上相當可取，但目前為止並未對實際政策有影響。
芝加哥計劃是指銀行以100%準備金運作，不再有貨幣創造的能力，改為由政府以法定貨幣融資少量財政赤字以刺激需求。作者認為此計劃有三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私人創造購買力有其好處，讓投資得以實行，並可以平衡為短期政治好處增加財政赤字的危險；二是100%準備金銀行不足以解決過度私人信貸創造，這可以在非銀行體系發生；三是從現在高槓桿經濟至100%準備金銀行的轉型問題，例如將現有房貸注銷會讓一部份人大為受惠，另一部份人則受損。作者主張芝加哥計劃本身未必可行，但其原則可作參考，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受限制與管理。
在債務會產生負面社會外部影響下，對債務徵稅原則上是合適做法。問題在於減少徵稅有利於債務的政策，會產生意外的得益與損失，後者會引來政治反對。金融的全球性質也讓徵稅更為困難，現時並沒有全球稅務協定，讓跨國放款可以逃避改革的影響。現時政府可能的改革，包括減少槓桿房地產投資的個人稅優惠，為企業利息扣稅設立槓桿上限，以及優惠股利發放以鼓勵股本投資。對尤其是房地產借貸，銀行也應有較高的資本要求。
有學者提出以共同風險房貸這種金融創新改革房地產融資，放款者在房價上升時可獲資本所得份額，反之則需承受損失。作者則指出，共同風險房貸對借款人有一項主要壞處，即房價上升時借款人的獲利減少，並更難購買相同價格的另一間房屋。即使共同風險房貸得以推廣，它也創造純粹投機下注的新機會，讓房價同樣陷入自我加強的循環。確保風險攤分的金融創新雖然可取，但不大可能是萬靈丹。
作者指，限制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以下五組政策︰
一，銀行監管不只旨在讓銀行體系安全，也要限制對實體經濟的放款，特別是房地產；
二，即使會減少市場流動性，也要限制有風險的影子銀行；
三，限制借款者取得信貸；
四，對短期債務資金流通設限；
五，確保有足夠資本融資投資，例如建立指定借貸類別的銀行。
具體措施包括︰在限制銀行信貸創造方面，提高資本要求、提高抗周期的緩衝、提高準備金要求，以及風險加權資產應反映宏觀經濟與系統風險。要求擔保融資市場設立最低估值折扣，以及在合約而不是機構層面實施資本要求，以限制影子銀行活動。在借款方面，房貸市場與商業房地產市場實行最高貸款相對價值／收入比例，設立房貸承銷最低標準要求，限制高利率無擔保消費放款。零售銀行與批發銀行業務應明確分隔，跨國銀行應以子公司而非分行運作，其資本與流動性應留在國內，受該國規限與監管。建立有特定放款用途的機構，例如融資可持續發展或中小企業。
面對債務積壓，在財政赤字會增加公共債務，而超寬鬆貨幣政策效果間接，並可能增加不平等與促進投機下，直升機派錢——即政府印刷鈔票並向民眾發放——是促進名義需求的可能方案，好處是直接將購買力給予消費者，而且不會帶來李嘉圖等價效應。派錢規模會影響效果，假如規模過大會造成通脹，規模不足則效果有限。在部份準備金制度下，直升機派錢可能會刺激私人信貸創造，帶來需要刺激過度的危險。這可以通過準備金要求解決，在發放電子貨幣同時提高銀行準備金要求，實質上即新創造法定貨幣的準備金要求為100%。
現時各國的去槓桿過程面對以下困難︰人口與科技因素令實質經濟增長不像1950至1960年代高，讓債務較難償還，部份國家如日本與意大利，債務不可能單靠經濟增長與財政緊縮解決；以低利率與高通脹減少債務，會刺激新信貸增長，助長金融投機；任由債務違約與注銷可引起自我加強的債務通縮循環，名義需求崩潰，資產賤賣，消費與投資減少；經商議的債務注銷與重組規模有限，不足以處理現時的債務積壓情況。
作者提出貨幣融資是去槓桿政策的選項之一，公開貨幣融資有三項特定用途︰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一次過的債務注銷以及銀行徹底資本重組。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以創造法定貨幣支付減稅或公共開支增加，作者認為英國與美國這在已不適用，但在需求不足的日本與歐元區仍有需要。公共債務注銷在日本尤其可行，因為日本銀行擁有大量日本政府債券，只需要將之轉為不付息債務，就能向公眾展示公共債務負擔實質減少。貨幣融資也可用於重組銀行資本，增加銀行的資本比例，讓金融體系更為穩健。
作者承認貨幣融資是危險藥物，使用過多會引起劇烈通貨膨脹，但他認為不應視這一選項為禁忌，因為原則上可以透過制度設計限制貨幣融資過度使用，而且另一刺激名義需求的途徑，即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貨幣融資可由中央銀行批準或否決，並由財政與貨幣政策官員共同決定具體用途。作者偏向認為貨幣融資應為一次過的措施，但假如長久經濟停滯變成嚴重問題，我們就可能要冒險持續使用貨幣融資。法定貨幣融資與私人信貸創造始終是在危險之間的選擇，兩者都不能達至完美。
作者列出信貸擴張背後的三項推動因素︰一是現代經濟中房地產的重要提高，人們更常借貸以購買房產；二是不平等增加，在富人消費所得比例比較不富有者低時，不平等增加意味著需求與經濟增長下跌，或者較不富有者需要增加借貸以抵消富人較多的儲蓄；三是與長期及有用資本投資無關的全球經常帳不平衡，隨之而來的是不可持續債務累積。
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債務水平持續提高，讓財政赤字與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效力受限。作者認為，假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名義需求不足，還可以選擇創造「法定」貨幣，以中央銀行發行貨幣資助公共赤字或註銷公債。這政策選項一向是禁忌，因為過度發行貨幣會引致通脹，摧毀貨幣體系。但作者指出，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我們必須平衡不同選擇的好處與危害。
金融佔GDP比例從1970年代開始上升，特別是在住戶信貸與資產管理上快速增加。實體經濟擁有固定收入資產增加，金融機構之間的活動更為活躍，金融家的薪酬也更高。許多有能之士投入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而不是科學研究或工業創新。假如這些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並未令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些技能就白白派費。
在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大多數政策制定者與學術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擴張有益，或至少不怎麼需要注意。這種偏好可分成三類︰一是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創新與流動性增加必然有益，因為市場會更為完整與有效；二是假定銀行與影子銀行體系增長能為企業與住戶提供更多信貸，據指這會帶動經濟增長並讓更多人成為業主；三是當代宏觀經濟學模型中沒有金融體系的角色，只注重中央銀行以利率政策穩定通脹。
作者指，以上偏好出現兩項論述錯誤，一是它未能認知到金融市場與其他市場並不相同，市場自由化在金融範疇上的好處遠較其他市場少，二是它未能意識到銀行與影子銀行，以及債務的信貸與貨幣創造，對宏觀經濟帶來關鍵影響。即使金融擴張在一定限度之內對經濟發展有正面作用，在超過特定水平，尤其是考慮到債務時，更多金融活動可能有害。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證券價格已充分並理性反映所有現有資訊，當中蘊含以下假設︰人們整體而言理性，即使有部份人非理性，其影響也是隨機的，因此他們的影響會互相抵銷；即使非理性足以令價格偏離理性價值，理性套利者也會利用這種機會獲利，讓價格重回有效理性。
與效率市場假說不同，在現實世界中，金融市場不時會出現泡沫與崩盤，當中涉及以下五種因素︰一，人類決定並不完全理性，我們會自然地從眾；二，非理性並非獨立與隨機，而是非常互相關連；三，理性套利者不可為整個金融市場套利，這種投資組合並不存在；四，即使理性投資者也可能會追隨非理性群眾，只要他們在最後崩盤前離場就可以獲利；五，未來存在無法以數學計算的不確定情況，令各種風險模型失效。就算證券的相對價格可以有條理地制定，形成「沒有免費午餐」的事實，這也不代表在絕對意義上「價格總是正確」。
當金融市場並不一定有效率，金融擴張就可能會增加額外與不必要的成本，令市場更為波動與經濟較為不穩。新的金融工具既可能用於避險，也可能只是用於互相賭博。當市場變成大規模賭博時，就會產生對社會無用的波動，正如CDS讓影子銀行體系變成不穩動力所示。這並不表示金融活動必定越少越好，而是代表我們必須務實考慮貨幣價值的公共政策干預議題。
以債務而非股本投資的好處是，投資者不需知道計劃的實際情況，也可以預期獲得穩定的回報。然而債務也帶有以下危險︰一，讓投資者忽視風險，即回報有規定上限，但有小機率會出現顯著損失；二，債務市場會受新信貸供應「突然停止」影響，讓信貸易於先以優惠條款過度供應，然後在任何價格都缺乏供應，這會令債務延期更為困難；三，債務合約的調整並不平順，清盤往往帶來龐大行政支出與資產低價急賣；四，信貸增長停止帶來的資產價格下跌，會進一步減低市場信心與信貸供應；五，資產價格下跌可能造成有通縮影響的債務積壓效應，抑壓總需求、經濟增長、資產價格與市場信心。
銀行放款予借款人時，既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建立一項資產，同時也在借款人帳戶在建立一項銀行負債。信貸會在之後償還，但借款人帳戶的錢則可立即運用，這種「期限轉換」實際上創造出購買力。現代經濟的「貨幣」絕大部份都是這種形式，在英國佔98%，只有2%是鈔票與硬幣。
銀行以信貸創造貨幣在刺激名目需求增長中扮演關鍵角色，這既可以讓購買力偏向投資，帶來至少是短暫的經濟增長，也可以扭曲購買力導向資產投機。部份準備金制銀行讓創造信貸與購買力的能力大為提高，這可能會令信貸過剩。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中央銀行主要以利率確保穩定的低通脹，相信這足以保證金融與宏觀經濟穩定，但危機證明，這種假設頗為錯誤。
教科書通常假定，銀行的角色是將儲戶儲蓄借貸給商業作資本投資，但實際上並非如此。2012年英國的銀行貸款中，只有不多於14%是用於非房地產資產的投資融資，65%用於住屋房貸，7%用於消費信貸。以信貸融資消費更有可能無法持續；以信貸融資資本投資，在未來不確定與新資本資產需要時間建立下，有可能造成過多投資，讓資源錯配並帶來債務積壓效應。
以信貸融資既有資產以房地產為主，這反映出在富裕社會中房地產在財富佔比中日益重要，主要是由於城市土地的價值上升。城市土地價值上升部份是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資本設備價格下跌，進而令土地在投資佔比增加，部份則反映人們的消費偏好，人們將其收入更大佔比用於競爭有限的吸引土地。
在個別銀行而言，放款給房地產似乎，並有時實際是，較低風險與較易管理的貸款。但在房地產供應無法輕易增加下，信貸供應、信貸需求與資產價格會形成自我增強的循環。更多 信貸供應推高房地產價格，增加放款者與借款者的淨值與信心，放款者更相信往後的貸款會安全，借款者可以在相同貸款與估值比例下借得更多。作者提出，現代經濟金融不穩的核心就在於，銀行有無限能力創造信貸、貨幣與購買力，但在吸引地區的房地產供應則有限甚至有時幾乎固定，讓房地產價格不穩與潛在波動，同時經濟易受金融危機與危機後衰退危害。
2007至08年危機後，私人債務佔GDP比例下降，但公共債務則上升，顯示槓桿並未消失，只是從私人轉向公共部門。此外，槓桿也在不同國家之間轉移，危機後先進經濟體私人去槓桿與衰退，伴隨著中國的信貸在危機後快速增長。以全球計，債務佔GDP比例增長在危機後反而加速。
債務積壓讓傳統政策失效或有不良副作用，政府財政赤字帶來短期刺激作用，但在公共債務已大量累積後，更多財政政府似乎更為困難。利率已降至零甚至更低，量化寬鬆、前瞻指引與借貸基金都旨在減低長期或實際支付利率以刺激實體經濟。但是量化寬鬆提高資產價格，因而增加財富不平等，不平等本身就是信貸密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低利率也會重新刺激過度信貸增長，長期利率保持低水平則可能刺激現有資產投機，而不是新的商業投資。在2009至2012年超寬鬆貨幣政策可能不得不為，但作者認為它是一劑烈酒。
近年金融體系的活動與複雜程度增加與三項因素有關︰全球化、國內自由化與影子銀行各種現象。在1970至1980年代期間，先進經濟體移除幾乎所有跨境資金流動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鼓勵下跟從。主要國際銀行深入涉及全球資金流動與交易，以及與其他銀行的跨境關係，讓金融資產負債表相對國內收入比例增長。
1970至1990年代期間許多國家推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包括廢除放款總量限制、各種金融機構——例如零售銀行與投資銀行，企業的銀行與非銀行活動——的分界逐漸消除，以及短期利率日漸成為管理經濟週期的唯一政策工具。金融市場逐漸被視為與其他市場相同，最適合在自由市場上競爭。
由1970年代開始，證券化創新讓金融機構將各種貸款整合為信貸證券，並擴展至房貸、汽車貸款與學生貸款等。這些證券也「建構」為不同份額，成為不同風險與回報的組合。發行、交易與持有這些信貸證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急速增長，同時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在1980年代興起，讓信貸可完全繞過銀行進行。銀行即使參與也更常只是多重步驟的其中一步，例如將存款投入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但資金透過批發融資市場回流銀行。自1980年代起，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如利率掉期與期權市場也開始繁盛。
銀行活動增長絕大部份涉及與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銀行、非銀行交易商、對沖基金、資產經理或保險公司的活動，令銀行資產負債表由金融體系內的資產與負債主導。理論上，金融體系更為複雜可以讓銀行投資組合更平衡，並減少期限轉換帶來的風險。但實際情況在四方面與此模型有異︰一，許多信貸風險並未轉至最終投資者上，而是留在同一或其他銀行的交易帳目中，正如2007至2008年信貸證券損失最大的是大型商業銀行與證券經紀投資銀行。二，期限轉移風險並未從體系中消失，只是轉至影子銀行。三，這一體系侵蝕良好信貸分析的誘因，因為信貸證券經多重步驟散佈，每一步的參與者只需要考慮轉手前的價格，房貸銷售員並沒有誘因確保借款人有能力還款，只需要關注信貸證券是否能夠售出。四，衍生工具不是用於避險，反而大規模產生風險，甚至出現虛構的合成CDO，以讓信貸違約掉期有對象可以對賭。
基於過去價值紀錄的風險價值模型容易忽略極端價格波動，而且未能認知未來不是由計量機率風險，而是由根本不確定主導。一旦資產價值開始下跌，按市值計價會計、抵押品、追加保證金與風險價值模型會形成自我加強循環，令價格、市場信心與市場活動不斷下跌，引致2007至2008年回購市場的估值折扣大幅上升，交易量劇跌，批發融資市場崩潰。
作者指信貸急速擴張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原因是許多信貸增長對刺激名義需求增長無關，反而導致過度槓桿與債務積壓，而且不需要私人信貸創造也可以刺激名義需求。為達致溫和通脹與2-3%實質增長的目標，可運用以下三種手段︰增加金屬貨幣、創造政府「法定」貨幣，以及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金屬貨幣的問題是供應有限，不能在有需要時快速增加，法定貨幣過多有嚴重通脹的危險，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並不穩定，也需要中央銀行管制。
以債務融資政府財政赤字刺激需求有兩項潛在影響，一是排擠效應，讓私營部門的投資或消費減少，這會在利率過高吸引私營部門購買政府債券，或者中央銀行調高利率以避免財政赤字引致通脹時出現；二是「李嘉圖等價」效應，即住戶與企業預期現時政府赤字會令未來稅負增加，因此削減投資或消費以支付未來稅項。當利率接近零，或者住戶與企業並未像李嘉圖等價假定般完全理性時，財政赤字可能有短期刺激需求的效果。但長期名義需求增長只會在以下情況發生︰最初的赤字刺激引起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增加，或者未來累積的公共債務貨幣化，即支付利息的公共債務，由不支付利息的法定貨幣取代。換言之，只有在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或者法定貨幣之間取捨。
作者指現代經濟大多數信貸與經濟增長無關反映在三方面︰一是信貸用於融資購買已有資產，導致投機，二是分配不平等增加，在富人儲蓄比例較高下，令總需求減少，較不富有者增加借貸以維持消費，槓桿增加讓較不富有者在資產價格波動時更難維持，這又會增加不平等；三是全球經常帳不平衡上升，讓債務在沒有高通脹下也能過度增長。
在總投資需求相對意願儲蓄下降下，實質利率的均衡水平可能大幅下降。這會形成兩項問題︰一是所需利率實際為負數時，利率政策無法確保合適的經濟成長；二是長期低利率提供強烈誘因，讓私人信貸增長注重現有資產投機。作者認為，公共政策既需要限制部份類別的信貸創造，也要明確促進或補足其他不足的投資，例如基礎建設投資。
日本、南韓與台灣的成功故事包含三項重要元素，首先是土地改革，建立密集小型農業，讓增長人口就業並提高農業生產力，解開地主對農民的債務束縛，並為農民提供小型貸款。其次是以工業政策鼓勵製造業發展，包括保護國內政策與鼓勵出口市場。最後是指導取向的金融體系，特別是確保高投資與分配投資至生產目的。強制儲蓄與投資的政策包括要求銀行向商業貸款、阻止銀行向消費者貸款，以及透過限制零售銀行業務及資本控制減低存戶回報。
在經濟增長至較接近先進經濟體水平後，投資的需要減少，讓以政策推動的高投資更易形成浪費。這時國家需要轉型至較少投資與更多消費的經濟增長，對商業借貸的補貼需要減少，並增加消費者信貸。然而這種轉型並不容易，消費者信貸增長傾向於形成房地產泡沫。日本在1990年代經歷嚴重衝擊，南韓也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受災。東亞的經驗顯示，政府指導或市場分配信貸都不一定帶來最適當的結果，這是在不同危險之間的選擇。
中國正開始從高投資增長中轉型，作者指出它在兩方面較為脆弱，一是在重工業中，鋼鐵、煤、水泥與其他資本密集工業的國營企業以信貸融資，但現在面臨產能過剩；二是房地產與基礎建設以貸款融資，並預期透過土地價格上升還款，這會增加信貸與資產價格自我增強循環的危險，在順景時推動過度投資，但跌勢時帶來債務積壓與違約威脅。在中國資本帳流動朝向自由化下，其政策將會為全球帶來重要影響。
現代國際資本流動並非從富有國家轉向有較多投資機會的發展中國家，大部份反而是由較貧窮國家轉向富有國家，或者在收入相似的國家之間流動。許多流入資金用於融資不可持續的消費、浪費的投資與及推高現有房地產價格，並在危機後帶來債務積壓效應。在危機後，部份國家只能以緊縮財政與貨幣政策應對經常帳赤字，有可能放大私人去槓桿的通脹影響。此外，國際資本流動的總值遠比淨值高，侵蝕國內貨幣政策的效果。國家提高利率以減慢國內信貸與資產價格上升時，卻可能因而令更多短期國際資金流入，形成資產價格上升。
歐元區建立讓區內資金流動大為增加，但這些資金在希臘用以融資不可持續的公共赤字，在西班牙與愛爾蘭則融資私人消費與房地產過度投資。2010年私人資金流行突然停止，歐元區制度設計的根本問題隨即浮現，即各國雖然擁有共同貨幣，但公共債務不是以聯邦形式，而是在各國層面下發行。歐元區國家無法發行自己的法定貨幣以償還債務，面臨違約風險，在金融市場上需要支付比其他國家更高的利息發債。私人去槓桿與公共財政整合同時進行，在歐元區邊陲國家形成需求不足與衰退。持有當地公共債務的銀行更受懷疑會否資不抵債，讓銀行融資成本上升，私人信貸成本增加，實體經濟信貸數量下跌，走出衰退變得更為困難。
作者指，即使是「好」放款也可以造成危害，「好」放款是指貸款很有機會獲償，潛在損失也足以由利率與銀行資本吸收。許多危機前放款都是在這定義下的「好」，但大量「好」放款仍會導致危機後出現債務積壓，還款者決心減低債務，因而減少消費，引起危機後的衰退。即使銀行誠實盡責，每一宗貸款看來對社會有益並在經濟上可持續，信貸總額仍可能帶來危險，需要以政策限制。
銀行積極在信貸證券與衍生工具交易運用風險管理模型，反對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許多交易員在危機前獲得巨額花紅，其交易活動卻留下有毒資產與損失。銀行家錯誤認為繼續信貸證券交易最符合股東利益。這既需要修改酬金的規則與架構，也需要推行回應金融不穩根本動力的改革。
作者提出，金融管制不應假定更多交易、流動性與金融創新必然是好事，限制金融合約範圍有時更正當，部份市場較少交易與流動性可以是好事，全球資本市場部份分離也可能是可取。即使現時通脹保持溫和，信貸過剩也會對金融穩定、債務積壓與通貨緊縮帶來潛在影響，有需要限制信貸存量的增長。私人槓桿比例在一定範圍以內與經濟增長成正比，但超過一定水平(例如GDP的90%)後，兩者關係可能會逆轉。
為限制信貸增長也需要回應背後三項推動因素︰房地產更為重要、不平等增加與全球不平衡。城市房地產需求增加的趨勢無法完全消除，但公共政策至少可緩和這種壓力。政策可鼓勵經濟發展的區域分散，減低稀有城市土地供應的重要。城市設計與發展政策需改善高密度下的居住環境。對土地價值或其增值徵稅可減少以房屋為投資，並有助於減低不平等。
不平等帶來的信貸主導經濟不穩可以限制信貸回應，但這可能會造成名義需求不足，而且讓初始財富不足者更難取得信貸。基於金融穩定與更廣泛社會原因，作者認為我們有需要扭轉或至少阻止不平等大幅增加，這需要更多收入與財富重分配的措施。
在全球經常帳不平衡方面，中國的盈餘在2014年開始回升，作者指它需要逐步讓人民幣升值，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網以讓民眾有信心減少儲蓄，國營企業可支付更多股利，改善能源與土地投入價格過低，限制存戶對國營企業借貸的補貼。歐元區也需要推行政策刺激區內需求。全球合作制定國內盈餘與赤字佔GDP的上限，在原則上相當可取，但目前為止並未對實際政策有影響。
芝加哥計劃是指銀行以100%準備金運作，不再有貨幣創造的能力，改為由政府以法定貨幣融資少量財政赤字以刺激需求。作者認為此計劃有三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私人創造購買力有其好處，讓投資得以實行，並可以平衡為短期政治好處增加財政赤字的危險；二是100%準備金銀行不足以解決過度私人信貸創造，這可以在非銀行體系發生；三是從現在高槓桿經濟至100%準備金銀行的轉型問題，例如將現有房貸注銷會讓一部份人大為受惠，另一部份人則受損。作者主張芝加哥計劃本身未必可行，但其原則可作參考，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受限制與管理。
在債務會產生負面社會外部影響下，對債務徵稅原則上是合適做法。問題在於減少徵稅有利於債務的政策，會產生意外的得益與損失，後者會引來政治反對。金融的全球性質也讓徵稅更為困難，現時並沒有全球稅務協定，讓跨國放款可以逃避改革的影響。現時政府可能的改革，包括減少槓桿房地產投資的個人稅優惠，為企業利息扣稅設立槓桿上限，以及優惠股利發放以鼓勵股本投資。對尤其是房地產借貸，銀行也應有較高的資本要求。
有學者提出以共同風險房貸這種金融創新改革房地產融資，放款者在房價上升時可獲資本所得份額，反之則需承受損失。作者則指出，共同風險房貸對借款人有一項主要壞處，即房價上升時借款人的獲利減少，並更難購買相同價格的另一間房屋。即使共同風險房貸得以推廣，它也創造純粹投機下注的新機會，讓房價同樣陷入自我加強的循環。確保風險攤分的金融創新雖然可取，但不大可能是萬靈丹。
作者指，限制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以下五組政策︰
一，銀行監管不只旨在讓銀行體系安全，也要限制對實體經濟的放款，特別是房地產；
二，即使會減少市場流動性，也要限制有風險的影子銀行；
三，限制借款者取得信貸；
四，對短期債務資金流通設限；
五，確保有足夠資本融資投資，例如建立指定借貸類別的銀行。
具體措施包括︰在限制銀行信貸創造方面，提高資本要求、提高抗周期的緩衝、提高準備金要求，以及風險加權資產應反映宏觀經濟與系統風險。要求擔保融資市場設立最低估值折扣，以及在合約而不是機構層面實施資本要求，以限制影子銀行活動。在借款方面，房貸市場與商業房地產市場實行最高貸款相對價值／收入比例，設立房貸承銷最低標準要求，限制高利率無擔保消費放款。零售銀行與批發銀行業務應明確分隔，跨國銀行應以子公司而非分行運作，其資本與流動性應留在國內，受該國規限與監管。建立有特定放款用途的機構，例如融資可持續發展或中小企業。
面對債務積壓，在財政赤字會增加公共債務，而超寬鬆貨幣政策效果間接，並可能增加不平等與促進投機下，直升機派錢——即政府印刷鈔票並向民眾發放——是促進名義需求的可能方案，好處是直接將購買力給予消費者，而且不會帶來李嘉圖等價效應。派錢規模會影響效果，假如規模過大會造成通脹，規模不足則效果有限。在部份準備金制度下，直升機派錢可能會刺激私人信貸創造，帶來需要刺激過度的危險。這可以通過準備金要求解決，在發放電子貨幣同時提高銀行準備金要求，實質上即新創造法定貨幣的準備金要求為100%。
現時各國的去槓桿過程面對以下困難︰人口與科技因素令實質經濟增長不像1950至1960年代高，讓債務較難償還，部份國家如日本與意大利，債務不可能單靠經濟增長與財政緊縮解決；以低利率與高通脹減少債務，會刺激新信貸增長，助長金融投機；任由債務違約與注銷可引起自我加強的債務通縮循環，名義需求崩潰，資產賤賣，消費與投資減少；經商議的債務注銷與重組規模有限，不足以處理現時的債務積壓情況。
作者提出貨幣融資是去槓桿政策的選項之一，公開貨幣融資有三項特定用途︰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一次過的債務注銷以及銀行徹底資本重組。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以創造法定貨幣支付減稅或公共開支增加，作者認為英國與美國這在已不適用，但在需求不足的日本與歐元區仍有需要。公共債務注銷在日本尤其可行，因為日本銀行擁有大量日本政府債券，只需要將之轉為不付息債務，就能向公眾展示公共債務負擔實質減少。貨幣融資也可用於重組銀行資本，增加銀行的資本比例，讓金融體系更為穩健。
作者承認貨幣融資是危險藥物，使用過多會引起劇烈通貨膨脹，但他認為不應視這一選項為禁忌，因為原則上可以透過制度設計限制貨幣融資過度使用，而且另一刺激名義需求的途徑，即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貨幣融資可由中央銀行批準或否決，並由財政與貨幣政策官員共同決定具體用途。作者偏向認為貨幣融資應為一次過的措施，但假如長久經濟停滯變成嚴重問題，我們就可能要冒險持續使用貨幣融資。法定貨幣融資與私人信貸創造始終是在危險之間的選擇，兩者都不能達至完美。
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The Great Leveler
看完了The Great Leveler，主題是歷史上不平等下降的方式，對象是社會內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本書主張只有特定類型的暴力能持續壓下不平等︰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以及大範圍疫症。
二十萬年前，相對其他猿類，人類個體地位較低者更有能力組成聯盟，也可以運用投擲武器，有可能是公然以暴力支配與威嚇較少的原因。這意味著組織與暴力威脅可能在人類第一次趨向平等有重要角色。以採集維生的群體會阻礙經濟成長，減少生產較少剩餘累積，不平等水平較其他維生方式低。
雖然漁業採集群體或可以更不平等，但更廣泛不平等通常發生在產生剩餘更多農業與畜牧業。這時生產財可以受保護而免於被侵佔，擁有者也可以較穩定方式取得剩餘。確立土地與禽畜擁有權並可傳承後代，令群體內差異可以隨每一代擴大。穀物既需要大量人手在特定時間收割，收穫後又能長時間保存，令菁英更容易獲取與保留剩餘食物。在穀物與各種動物馴化後，不平等水平也急升至新高。
在人口增長，資源競爭加劇，不同群體衝突增加下，本來較主自平等的家戶也願意服從威權領導與不平等，以令群體更有效競爭。前現代國家形成讓少數統治階級與眾多糧食生產者區隔，轉為集體控制個別地區群體，獲取政治利益與商業利潤。大規模政治統一減少運輸成本、增加奢侈品需求、資本網絡擴張，擴大擁有資本者與其他人的差距。特別是前現代國家私有產權脆弱、執法不嚴、選擇地執法、官員腐敗、著重個人關係與靠近權力，造成權力不對等，上層更容易從政治與經濟活動獲得利益。此外，強制移民與奴隸制也提高整體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在漢朝時期權力更為偏向財富菁英，長期和平允許財富累積並增加不平等，在東漢時尤其明顯。每當新朝代取代舊菁英，新興少數貴族家庭漸漸壟斷權力與財富來源。羅馬帝國首250年同樣相對和平，有利於財富累積。作者提出，在前現代社會中，巨富通常不是來自經濟手腕，而是政治權力。這種財富來源是否得以維持，視乎國君實施專制干預的能力與意願。幾乎所有前現代國家都偏向隨時間盡量增加不平等的模式。
作者根據歐洲不平等的長期數字指，經濟快速增長、商業化與城市化推高不平等水平。較早期富有者以奪取土地及在國家行動中獲益以增加財富，較近期除了尋租行為外，菁英也可從購買公債、全球商業網絡與更為城市化中獲益。從十八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不平等程度幾乎都是不變或增加，不論國家是否較早工業化、土地是否稀有或政治制度如何。科技進程、經濟發展、全球化擴張與國家更強勢，配合長達一世紀不尋常的和平狀態，有助於保護私有財產及資本投資者獲利。
作者以1937至1945年的日本為例，說明大規模動員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戰爭期間，政府管制、通貨膨脹與物理破壞整平所得與財富分配，特別是政府管制。當時國家有權僱用與解僱勞工、決定工作環境、商品生產、分配、移動與定價以及平息勞動糾紛，還有限制股息、凍結農租與部份價格、限制花紅與固定房租。個人與企業入息稅幾乎每年增加，最高邊際稅率從1935至1943年加倍。政府介入股市以推動戰爭債券，以及通貨膨脹加上租金固定，都令股票、存款與房產價格受壓。
兩次世界大戰前所未有的集體動員，加上推行累進稅率與針對菁英財富，是財富分配更平等三項主要元素。全面戰爭導致儲蓄率下降、資產價格受壓、物理破壞、國外資產喪失、通貨膨脹、累進稅、租金與價格管制，以及不同程度國有化，這些因素都令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減少。美國內戰在動員人口比例與時間而言稱得上集體動員戰爭，但其戰爭性質仍較為傳統，財富在勝敗菁英之間轉移，缺乏重分配的機制。
在前現代軍事動員人口比例沒有那麼大，但較長期的戰爭可見於中國戰國時代。作者指，戰國時代出現各種減少或助長不平等的對抗力量，既有貴族地位下降，農民獲分配土地，但富人隨時間可藉由市場交易再度累積財富。軍事動員令國家需要徵收私人資源，限制財富不平等水平，但軍役與農產品雙重徵稅的體系頗為累退。軍隊運用步兵與大規模生產武器，不需要更進取與累進稅制以支付如戰船等昂貴裝備。重分配是手段，戰爭才是目的，而不是像現代經驗般相反。羅馬帝國的情況類似，而且按財產比例而言戰事費用負擔最重的是平民較富有者，最富有的菁英稅率較低，即使在危急時也很少讓步。
斯巴達軍事動員傳統與新征服土地似乎令其公民間資源平等維持一段時期，但在缺乏累進稅制與定期土地重分配下，軍事動員與平等規模無法長期抑制財富與所得不平等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紀起資源不平等已成為問題。在雅典，軍事集體動員、民主、累進稅制、國家佔GDP可觀比例與大量平民開支限制不平等，令它在公元前四世紀表現異常早熟地「現代」。
歷史上絕大部份戰爭都不是軍事集體動員衝突，而主要是統治菁英競爭土地、民眾與其他資源的控制。只有戰敗一方受摧毀，勝方領袖則可獲利，這種零和傳統戰事很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內戰的影響也與傳統戰事類似，有人發戰爭財，同時社會支出減少，而且戰後勝者可能不成比例地獲益，這都會增加不平等。
社會革命改變財富分配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集體動員戰爭一樣，暴力程度最為相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接掌俄國之後二十年，不平等比前革命時期大為壓制，由國家強制與動員窮人大規模掠奪只較為不貧窮者帶動，過程中直接令數百萬計人死亡或流放。過去八十年中國不平等改變最終都是由政治權力決定，而且在這段時期前半由暴力主宰。
相對於共產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較低，其手段與企圖較有限，財富整平程度也較小。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雖然帶來嚴重破壞，但未有實行廣泛的重分配計劃，傳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產生明顯的財富整平。歐洲中世紀與現代早期農民反抗要求的改變通常有限，而當其訴求轉為全面獲取權力時，強大的鎮壓力量則會將之摧毀。中世紀城市反抗的情況也類似。
前現代起義缺乏全面權力與堅決意識形態減少不平等，而即使是「現代」革命，當限制市場力量的抑壓消失，平等趨勢也會逆轉，正如在中國、越南、古巴與中歐所示。
按前現代的標準而言，國家主要目標是應對內部與外來挑戰者、保護統治者的盟友與伙伴，以及抽稅以實行這些任務與增進權貴菁英財富，國家崩壞就是指這些目標無法達成。體制崩潰則是指已有社會複雜架構急速而顯著喪失，令社會分層與勞動分工減少、資訊與貨物流通停滯，以及文明特徵——例如紀念建築——的投資下降。國家崩壞令經濟活動不穩，親近政治權力的好處完全消失，阻礙投資回報與掠奪式財富累積。體制崩潰令所以人情況都較差，但對富人的衝擊比窮人大，造成財富分配整平的效果。
在前現代農業社會，瘟疫透過改變土地與勞動比例，減低土地價格並提高勞動工資令不平等水平減少。這種整平效果多數並不持久，最終會在人口恢復後消失。中世界歐洲黑死病也反映人口改變以外因素會影響瘟疫帶來的後果。在西歐，工人從勞動稀缺中獲益，中世紀農奴制大致消失；在東歐，面對同樣的勞動稀缺，反而令貴族引進農奴制，更嚴格地限制勞工的責任與人身移動。貴族在東歐勢力大於國家與城市，令勞工無法在逃離後獲第三方庇護，可能是東歐貴族成功進一步限制農民的原因。
對於饑荒會否像瘟疫一樣可以減少不平等，作者指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是饑荒沒有重大疫症那麼致命，而且地主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渡過饑荒。即使是1315至1318年西北歐大饑荒，以及1845至1848年愛爾蘭馬鈴薯饑荒，致命程度與維持時間都難以與黑死病相比，其整平效果亦然。
除了涉及暴力的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與瘟疫外，作者指其他較和平的選擇看來並未大幅降低不平等。和平而有效的土地改革並未在歷史中出現，土地改革最有重分配效果的不是源自革命與內戰，就是戰爭或其威脅的結果和平土地改革會受菁英抵抗，反而可能令富人受益，例如新土地的大小與限制有利於地主獲取土地。奴隸解放要降低不平等同樣伴隨暴力，否則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
從1911至2010年的個案分析，宏觀經濟危機並未影響不平等狀況，銀行危機更會增加不平等。唯一例外是1929至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但是不平等程度在1930年代已回升。民主與不平等也沒有顯著關係，推行普選也不會影響最高稅率。
大規模人口外流個案甚少，影響視乎個別情況，假如大量較貧窮人口外流，也可能會增加接收人口國家的不平等情況。經濟從農業轉型至工業，以及從工業轉型至服務業，都顯然會助長不平等。轉型後的經濟增長也不會減少不平等，除非有暴力衝擊，否則經濟轉型的不平等增加不會逆轉。2000年開始拉丁美洲出現不平等減少，然而在缺乏暴力衝擊下，政府財政擴張能力受限，未必可以推動更進一步減少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如增加教育開支與擴張重分配政策。
作者推斷，假如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像現實那麼持久與大規模，沒有資本破壞與貶值、進取的財政重分配，以及國家多重干預經濟，所得與財富不平等降低的程度肯定不會像1914至1940年代末期間那麼大。假如二十世紀要在沒有暴力衝擊下達至現時的不平等水平，首先，需要不平等水平和平地逐漸下降，雖然缺乏證據這會發生；其次，需要再多一世紀的和平環境；第三，需要假定二十世紀初資本集中的情況停止甚或反轉，這非常難以想像；最後，需要相信非暴力整平不會反轉。這四項條件要同時成立的門檻極高，強烈顯示沒有主要暴力衝擊下，已發展國家會出現比現實高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
自1980年代末期至大約2000年，除了低收入國家外，所得分配在其餘經濟體都更為不均，而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全球所有地區的首20%所得群組佔比都上升。除拉丁美洲外，這些國家在1910年代至1940年代都經歷大規模分配趨平，以及其後較溫和的整平情況。作者認為，最近不平等廣泛上升的現象，最好解讀為較早期暴力衝擊的整平影響減弱。
作者指出，只依靠現有標準指標或許會低估全球不平等水平，原因是︰一，堅尼系數反映極高所得影響的能力有限；二，未申報海外資產令現有數字比實際不平等情況低；三，現有指標通常反映相對不平等，但在絕對不平等方面，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擴大對堅尼系數變動影響不大。
歐洲的福利體系在未來面對兩項人口挑戰，其一是人口老化令退休金、醫療與長期照護支出增加，而且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將不如以往；其二是外來移民令人口同質程度減少，這可能會令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下降。此外，居住區隔、全球化、自動化、電腦化，甚至生化與基因改造，都可能會增加未來不平等程度。
作者指出歷史的教訓是，激進政策干預在危機時發生，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規模的政策難以實現。此外，制定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過去帶動物質分配平衡的暴力都遠超人類控制或任何可行政治議程。過去那四種趨平機制在今日的世界都不可行，而且也沒有心智正常者會希望它們再度來臨。
大規模動員戰爭這第一種機制已經過時。軍事衝突形式一向由科技主導，自1940年末核武器已導大規模常規戰爭淘汰，徵兵改由可操作複雜裝備的專業志願軍人取代，軍役脫離主流社會，不再有趨平的「動員效應」。人類社會也變得更為和平，特別是人口老化減少暴力衝突的可能。
另外兩種機制是轉型革命以及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轉型革命唯一成功例子的共產革命只有在兩次大戰背景下才能實現，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市場改革。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在未來也很可能極為罕見，因為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擴張，國家制度已深殖於社會，較不可能完全崩壞。即使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國家崩壞通常是由內戰觸發，而內戰一般不會產生不平等減少的後果。
最後一種機制是嚴重疫症。假如現在出現像前現代那麼大規模瘟疫，死亡人數將會是數以億計，遠超於最悲觀的預測。此外，未來任何全球疫症都可能局限於發展中國家。即使是1918至1920年全球流感爆發，死亡人數也與地區的平均每人所得強烈相關。即使未來確實發生傳染疫症導致突然大量死亡，也難以確定這對不平等程度的影響會與農業時代相同。全球勞動市場整合令勞工不足較不可能發生。長期而言，就算出現勞工不足，資本也可以取代勞工，以機械負責損失勞工的工作。
作者總結指，在有紀錄的歷史上，這四種大規模暴力機制減少不平等的影響遠超於所有和平手段，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這四種機制下，不平等趨平的展望並不樂觀。或許現代社會會找到新方法解決，但現時看不到這種趨勢。
在附錄中作者說明，社會處於不同經濟水平下，其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IPF)也會改變。在經濟表現較低社會中，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受減去維生所需後的剩餘限制；到中等經濟表現時，社會最低要求則會是主要原則；到了更高經濟水平時，除了開採天然資源為主的社會外，不平等會受經濟複雜程度的需要限制。如圖所示︰
實際不平等相對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例，作者稱為「榨取率」(extraction rate)，反映不同社會的榨取程度。
二十萬年前，相對其他猿類，人類個體地位較低者更有能力組成聯盟，也可以運用投擲武器，有可能是公然以暴力支配與威嚇較少的原因。這意味著組織與暴力威脅可能在人類第一次趨向平等有重要角色。以採集維生的群體會阻礙經濟成長，減少生產較少剩餘累積，不平等水平較其他維生方式低。
雖然漁業採集群體或可以更不平等，但更廣泛不平等通常發生在產生剩餘更多農業與畜牧業。這時生產財可以受保護而免於被侵佔，擁有者也可以較穩定方式取得剩餘。確立土地與禽畜擁有權並可傳承後代，令群體內差異可以隨每一代擴大。穀物既需要大量人手在特定時間收割，收穫後又能長時間保存，令菁英更容易獲取與保留剩餘食物。在穀物與各種動物馴化後，不平等水平也急升至新高。
在人口增長，資源競爭加劇，不同群體衝突增加下，本來較主自平等的家戶也願意服從威權領導與不平等，以令群體更有效競爭。前現代國家形成讓少數統治階級與眾多糧食生產者區隔，轉為集體控制個別地區群體，獲取政治利益與商業利潤。大規模政治統一減少運輸成本、增加奢侈品需求、資本網絡擴張，擴大擁有資本者與其他人的差距。特別是前現代國家私有產權脆弱、執法不嚴、選擇地執法、官員腐敗、著重個人關係與靠近權力，造成權力不對等，上層更容易從政治與經濟活動獲得利益。此外，強制移民與奴隸制也提高整體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在漢朝時期權力更為偏向財富菁英，長期和平允許財富累積並增加不平等，在東漢時尤其明顯。每當新朝代取代舊菁英，新興少數貴族家庭漸漸壟斷權力與財富來源。羅馬帝國首250年同樣相對和平，有利於財富累積。作者提出，在前現代社會中，巨富通常不是來自經濟手腕，而是政治權力。這種財富來源是否得以維持，視乎國君實施專制干預的能力與意願。幾乎所有前現代國家都偏向隨時間盡量增加不平等的模式。
作者根據歐洲不平等的長期數字指，經濟快速增長、商業化與城市化推高不平等水平。較早期富有者以奪取土地及在國家行動中獲益以增加財富，較近期除了尋租行為外，菁英也可從購買公債、全球商業網絡與更為城市化中獲益。從十八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不平等程度幾乎都是不變或增加，不論國家是否較早工業化、土地是否稀有或政治制度如何。科技進程、經濟發展、全球化擴張與國家更強勢，配合長達一世紀不尋常的和平狀態，有助於保護私有財產及資本投資者獲利。
作者以1937至1945年的日本為例，說明大規模動員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戰爭期間，政府管制、通貨膨脹與物理破壞整平所得與財富分配，特別是政府管制。當時國家有權僱用與解僱勞工、決定工作環境、商品生產、分配、移動與定價以及平息勞動糾紛，還有限制股息、凍結農租與部份價格、限制花紅與固定房租。個人與企業入息稅幾乎每年增加，最高邊際稅率從1935至1943年加倍。政府介入股市以推動戰爭債券，以及通貨膨脹加上租金固定，都令股票、存款與房產價格受壓。
兩次世界大戰前所未有的集體動員，加上推行累進稅率與針對菁英財富，是財富分配更平等三項主要元素。全面戰爭導致儲蓄率下降、資產價格受壓、物理破壞、國外資產喪失、通貨膨脹、累進稅、租金與價格管制，以及不同程度國有化，這些因素都令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減少。美國內戰在動員人口比例與時間而言稱得上集體動員戰爭，但其戰爭性質仍較為傳統，財富在勝敗菁英之間轉移，缺乏重分配的機制。
在前現代軍事動員人口比例沒有那麼大，但較長期的戰爭可見於中國戰國時代。作者指，戰國時代出現各種減少或助長不平等的對抗力量，既有貴族地位下降，農民獲分配土地，但富人隨時間可藉由市場交易再度累積財富。軍事動員令國家需要徵收私人資源，限制財富不平等水平，但軍役與農產品雙重徵稅的體系頗為累退。軍隊運用步兵與大規模生產武器，不需要更進取與累進稅制以支付如戰船等昂貴裝備。重分配是手段，戰爭才是目的，而不是像現代經驗般相反。羅馬帝國的情況類似，而且按財產比例而言戰事費用負擔最重的是平民較富有者，最富有的菁英稅率較低，即使在危急時也很少讓步。
斯巴達軍事動員傳統與新征服土地似乎令其公民間資源平等維持一段時期，但在缺乏累進稅制與定期土地重分配下，軍事動員與平等規模無法長期抑制財富與所得不平等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紀起資源不平等已成為問題。在雅典，軍事集體動員、民主、累進稅制、國家佔GDP可觀比例與大量平民開支限制不平等，令它在公元前四世紀表現異常早熟地「現代」。
歷史上絕大部份戰爭都不是軍事集體動員衝突，而主要是統治菁英競爭土地、民眾與其他資源的控制。只有戰敗一方受摧毀，勝方領袖則可獲利，這種零和傳統戰事很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內戰的影響也與傳統戰事類似，有人發戰爭財，同時社會支出減少，而且戰後勝者可能不成比例地獲益，這都會增加不平等。
社會革命改變財富分配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集體動員戰爭一樣，暴力程度最為相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接掌俄國之後二十年，不平等比前革命時期大為壓制，由國家強制與動員窮人大規模掠奪只較為不貧窮者帶動，過程中直接令數百萬計人死亡或流放。過去八十年中國不平等改變最終都是由政治權力決定，而且在這段時期前半由暴力主宰。
相對於共產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較低，其手段與企圖較有限，財富整平程度也較小。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雖然帶來嚴重破壞，但未有實行廣泛的重分配計劃，傳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產生明顯的財富整平。歐洲中世紀與現代早期農民反抗要求的改變通常有限，而當其訴求轉為全面獲取權力時，強大的鎮壓力量則會將之摧毀。中世紀城市反抗的情況也類似。
前現代起義缺乏全面權力與堅決意識形態減少不平等，而即使是「現代」革命，當限制市場力量的抑壓消失，平等趨勢也會逆轉，正如在中國、越南、古巴與中歐所示。
按前現代的標準而言，國家主要目標是應對內部與外來挑戰者、保護統治者的盟友與伙伴，以及抽稅以實行這些任務與增進權貴菁英財富，國家崩壞就是指這些目標無法達成。體制崩潰則是指已有社會複雜架構急速而顯著喪失，令社會分層與勞動分工減少、資訊與貨物流通停滯，以及文明特徵——例如紀念建築——的投資下降。國家崩壞令經濟活動不穩，親近政治權力的好處完全消失，阻礙投資回報與掠奪式財富累積。體制崩潰令所以人情況都較差，但對富人的衝擊比窮人大，造成財富分配整平的效果。
在前現代農業社會，瘟疫透過改變土地與勞動比例，減低土地價格並提高勞動工資令不平等水平減少。這種整平效果多數並不持久，最終會在人口恢復後消失。中世界歐洲黑死病也反映人口改變以外因素會影響瘟疫帶來的後果。在西歐，工人從勞動稀缺中獲益，中世紀農奴制大致消失；在東歐，面對同樣的勞動稀缺，反而令貴族引進農奴制，更嚴格地限制勞工的責任與人身移動。貴族在東歐勢力大於國家與城市，令勞工無法在逃離後獲第三方庇護，可能是東歐貴族成功進一步限制農民的原因。
對於饑荒會否像瘟疫一樣可以減少不平等，作者指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是饑荒沒有重大疫症那麼致命，而且地主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渡過饑荒。即使是1315至1318年西北歐大饑荒，以及1845至1848年愛爾蘭馬鈴薯饑荒，致命程度與維持時間都難以與黑死病相比，其整平效果亦然。
除了涉及暴力的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與瘟疫外，作者指其他較和平的選擇看來並未大幅降低不平等。和平而有效的土地改革並未在歷史中出現，土地改革最有重分配效果的不是源自革命與內戰，就是戰爭或其威脅的結果和平土地改革會受菁英抵抗，反而可能令富人受益，例如新土地的大小與限制有利於地主獲取土地。奴隸解放要降低不平等同樣伴隨暴力，否則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
從1911至2010年的個案分析，宏觀經濟危機並未影響不平等狀況，銀行危機更會增加不平等。唯一例外是1929至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但是不平等程度在1930年代已回升。民主與不平等也沒有顯著關係，推行普選也不會影響最高稅率。
大規模人口外流個案甚少，影響視乎個別情況，假如大量較貧窮人口外流，也可能會增加接收人口國家的不平等情況。經濟從農業轉型至工業，以及從工業轉型至服務業，都顯然會助長不平等。轉型後的經濟增長也不會減少不平等，除非有暴力衝擊，否則經濟轉型的不平等增加不會逆轉。2000年開始拉丁美洲出現不平等減少，然而在缺乏暴力衝擊下，政府財政擴張能力受限，未必可以推動更進一步減少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如增加教育開支與擴張重分配政策。
作者推斷，假如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像現實那麼持久與大規模，沒有資本破壞與貶值、進取的財政重分配，以及國家多重干預經濟，所得與財富不平等降低的程度肯定不會像1914至1940年代末期間那麼大。假如二十世紀要在沒有暴力衝擊下達至現時的不平等水平，首先，需要不平等水平和平地逐漸下降，雖然缺乏證據這會發生；其次，需要再多一世紀的和平環境；第三，需要假定二十世紀初資本集中的情況停止甚或反轉，這非常難以想像；最後，需要相信非暴力整平不會反轉。這四項條件要同時成立的門檻極高，強烈顯示沒有主要暴力衝擊下，已發展國家會出現比現實高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
自1980年代末期至大約2000年，除了低收入國家外，所得分配在其餘經濟體都更為不均，而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全球所有地區的首20%所得群組佔比都上升。除拉丁美洲外，這些國家在1910年代至1940年代都經歷大規模分配趨平，以及其後較溫和的整平情況。作者認為，最近不平等廣泛上升的現象，最好解讀為較早期暴力衝擊的整平影響減弱。
作者指出，只依靠現有標準指標或許會低估全球不平等水平，原因是︰一，堅尼系數反映極高所得影響的能力有限；二，未申報海外資產令現有數字比實際不平等情況低；三，現有指標通常反映相對不平等，但在絕對不平等方面，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擴大對堅尼系數變動影響不大。
歐洲的福利體系在未來面對兩項人口挑戰，其一是人口老化令退休金、醫療與長期照護支出增加，而且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將不如以往；其二是外來移民令人口同質程度減少，這可能會令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下降。此外，居住區隔、全球化、自動化、電腦化，甚至生化與基因改造，都可能會增加未來不平等程度。
作者指出歷史的教訓是，激進政策干預在危機時發生，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規模的政策難以實現。此外，制定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過去帶動物質分配平衡的暴力都遠超人類控制或任何可行政治議程。過去那四種趨平機制在今日的世界都不可行，而且也沒有心智正常者會希望它們再度來臨。
大規模動員戰爭這第一種機制已經過時。軍事衝突形式一向由科技主導，自1940年末核武器已導大規模常規戰爭淘汰，徵兵改由可操作複雜裝備的專業志願軍人取代，軍役脫離主流社會，不再有趨平的「動員效應」。人類社會也變得更為和平，特別是人口老化減少暴力衝突的可能。
另外兩種機制是轉型革命以及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轉型革命唯一成功例子的共產革命只有在兩次大戰背景下才能實現，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市場改革。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在未來也很可能極為罕見，因為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擴張，國家制度已深殖於社會，較不可能完全崩壞。即使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國家崩壞通常是由內戰觸發，而內戰一般不會產生不平等減少的後果。
最後一種機制是嚴重疫症。假如現在出現像前現代那麼大規模瘟疫，死亡人數將會是數以億計，遠超於最悲觀的預測。此外，未來任何全球疫症都可能局限於發展中國家。即使是1918至1920年全球流感爆發，死亡人數也與地區的平均每人所得強烈相關。即使未來確實發生傳染疫症導致突然大量死亡，也難以確定這對不平等程度的影響會與農業時代相同。全球勞動市場整合令勞工不足較不可能發生。長期而言，就算出現勞工不足，資本也可以取代勞工，以機械負責損失勞工的工作。
作者總結指，在有紀錄的歷史上，這四種大規模暴力機制減少不平等的影響遠超於所有和平手段，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這四種機制下，不平等趨平的展望並不樂觀。或許現代社會會找到新方法解決，但現時看不到這種趨勢。
在附錄中作者說明，社會處於不同經濟水平下，其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IPF)也會改變。在經濟表現較低社會中，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受減去維生所需後的剩餘限制；到中等經濟表現時，社會最低要求則會是主要原則；到了更高經濟水平時，除了開採天然資源為主的社會外，不平等會受經濟複雜程度的需要限制。如圖所示︰
實際不平等相對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例，作者稱為「榨取率」(extraction rate)，反映不同社會的榨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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