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萬年前，相對其他猿類，人類個體地位較低者更有能力組成聯盟，也可以運用投擲武器，有可能是公然以暴力支配與威嚇較少的原因。這意味著組織與暴力威脅可能在人類第一次趨向平等有重要角色。以採集維生的群體會阻礙經濟成長，減少生產較少剩餘累積，不平等水平較其他維生方式低。
雖然漁業採集群體或可以更不平等，但更廣泛不平等通常發生在產生剩餘更多農業與畜牧業。這時生產財可以受保護而免於被侵佔，擁有者也可以較穩定方式取得剩餘。確立土地與禽畜擁有權並可傳承後代，令群體內差異可以隨每一代擴大。穀物既需要大量人手在特定時間收割，收穫後又能長時間保存，令菁英更容易獲取與保留剩餘食物。在穀物與各種動物馴化後，不平等水平也急升至新高。
在人口增長，資源競爭加劇，不同群體衝突增加下，本來較主自平等的家戶也願意服從威權領導與不平等，以令群體更有效競爭。前現代國家形成讓少數統治階級與眾多糧食生產者區隔，轉為集體控制個別地區群體，獲取政治利益與商業利潤。大規模政治統一減少運輸成本、增加奢侈品需求、資本網絡擴張，擴大擁有資本者與其他人的差距。特別是前現代國家私有產權脆弱、執法不嚴、選擇地執法、官員腐敗、著重個人關係與靠近權力，造成權力不對等，上層更容易從政治與經濟活動獲得利益。此外，強制移民與奴隸制也提高整體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在漢朝時期權力更為偏向財富菁英，長期和平允許財富累積並增加不平等，在東漢時尤其明顯。每當新朝代取代舊菁英，新興少數貴族家庭漸漸壟斷權力與財富來源。羅馬帝國首250年同樣相對和平，有利於財富累積。作者提出，在前現代社會中，巨富通常不是來自經濟手腕，而是政治權力。這種財富來源是否得以維持，視乎國君實施專制干預的能力與意願。幾乎所有前現代國家都偏向隨時間盡量增加不平等的模式。
作者根據歐洲不平等的長期數字指，經濟快速增長、商業化與城市化推高不平等水平。較早期富有者以奪取土地及在國家行動中獲益以增加財富，較近期除了尋租行為外，菁英也可從購買公債、全球商業網絡與更為城市化中獲益。從十八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不平等程度幾乎都是不變或增加，不論國家是否較早工業化、土地是否稀有或政治制度如何。科技進程、經濟發展、全球化擴張與國家更強勢，配合長達一世紀不尋常的和平狀態，有助於保護私有財產及資本投資者獲利。
作者以1937至1945年的日本為例，說明大規模動員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戰爭期間，政府管制、通貨膨脹與物理破壞整平所得與財富分配，特別是政府管制。當時國家有權僱用與解僱勞工、決定工作環境、商品生產、分配、移動與定價以及平息勞動糾紛，還有限制股息、凍結農租與部份價格、限制花紅與固定房租。個人與企業入息稅幾乎每年增加，最高邊際稅率從1935至1943年加倍。政府介入股市以推動戰爭債券，以及通貨膨脹加上租金固定，都令股票、存款與房產價格受壓。
兩次世界大戰前所未有的集體動員，加上推行累進稅率與針對菁英財富，是財富分配更平等三項主要元素。全面戰爭導致儲蓄率下降、資產價格受壓、物理破壞、國外資產喪失、通貨膨脹、累進稅、租金與價格管制，以及不同程度國有化，這些因素都令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減少。美國內戰在動員人口比例與時間而言稱得上集體動員戰爭，但其戰爭性質仍較為傳統，財富在勝敗菁英之間轉移，缺乏重分配的機制。
在前現代軍事動員人口比例沒有那麼大，但較長期的戰爭可見於中國戰國時代。作者指，戰國時代出現各種減少或助長不平等的對抗力量，既有貴族地位下降，農民獲分配土地，但富人隨時間可藉由市場交易再度累積財富。軍事動員令國家需要徵收私人資源，限制財富不平等水平，但軍役與農產品雙重徵稅的體系頗為累退。軍隊運用步兵與大規模生產武器，不需要更進取與累進稅制以支付如戰船等昂貴裝備。重分配是手段，戰爭才是目的，而不是像現代經驗般相反。羅馬帝國的情況類似，而且按財產比例而言戰事費用負擔最重的是平民較富有者，最富有的菁英稅率較低，即使在危急時也很少讓步。
斯巴達軍事動員傳統與新征服土地似乎令其公民間資源平等維持一段時期，但在缺乏累進稅制與定期土地重分配下，軍事動員與平等規模無法長期抑制財富與所得不平等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紀起資源不平等已成為問題。在雅典，軍事集體動員、民主、累進稅制、國家佔GDP可觀比例與大量平民開支限制不平等，令它在公元前四世紀表現異常早熟地「現代」。
歷史上絕大部份戰爭都不是軍事集體動員衝突，而主要是統治菁英競爭土地、民眾與其他資源的控制。只有戰敗一方受摧毀，勝方領袖則可獲利，這種零和傳統戰事很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內戰的影響也與傳統戰事類似，有人發戰爭財，同時社會支出減少，而且戰後勝者可能不成比例地獲益，這都會增加不平等。
社會革命改變財富分配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集體動員戰爭一樣，暴力程度最為相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接掌俄國之後二十年，不平等比前革命時期大為壓制，由國家強制與動員窮人大規模掠奪只較為不貧窮者帶動，過程中直接令數百萬計人死亡或流放。過去八十年中國不平等改變最終都是由政治權力決定，而且在這段時期前半由暴力主宰。
相對於共產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較低，其手段與企圖較有限，財富整平程度也較小。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雖然帶來嚴重破壞，但未有實行廣泛的重分配計劃，傳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產生明顯的財富整平。歐洲中世紀與現代早期農民反抗要求的改變通常有限，而當其訴求轉為全面獲取權力時，強大的鎮壓力量則會將之摧毀。中世紀城市反抗的情況也類似。
前現代起義缺乏全面權力與堅決意識形態減少不平等，而即使是「現代」革命，當限制市場力量的抑壓消失，平等趨勢也會逆轉，正如在中國、越南、古巴與中歐所示。
按前現代的標準而言，國家主要目標是應對內部與外來挑戰者、保護統治者的盟友與伙伴，以及抽稅以實行這些任務與增進權貴菁英財富，國家崩壞就是指這些目標無法達成。體制崩潰則是指已有社會複雜架構急速而顯著喪失，令社會分層與勞動分工減少、資訊與貨物流通停滯，以及文明特徵——例如紀念建築——的投資下降。國家崩壞令經濟活動不穩，親近政治權力的好處完全消失，阻礙投資回報與掠奪式財富累積。體制崩潰令所以人情況都較差，但對富人的衝擊比窮人大，造成財富分配整平的效果。
在前現代農業社會，瘟疫透過改變土地與勞動比例，減低土地價格並提高勞動工資令不平等水平減少。這種整平效果多數並不持久，最終會在人口恢復後消失。中世界歐洲黑死病也反映人口改變以外因素會影響瘟疫帶來的後果。在西歐，工人從勞動稀缺中獲益，中世紀農奴制大致消失；在東歐，面對同樣的勞動稀缺，反而令貴族引進農奴制，更嚴格地限制勞工的責任與人身移動。貴族在東歐勢力大於國家與城市，令勞工無法在逃離後獲第三方庇護，可能是東歐貴族成功進一步限制農民的原因。
對於饑荒會否像瘟疫一樣可以減少不平等，作者指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是饑荒沒有重大疫症那麼致命，而且地主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渡過饑荒。即使是1315至1318年西北歐大饑荒，以及1845至1848年愛爾蘭馬鈴薯饑荒，致命程度與維持時間都難以與黑死病相比，其整平效果亦然。
除了涉及暴力的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與瘟疫外，作者指其他較和平的選擇看來並未大幅降低不平等。和平而有效的土地改革並未在歷史中出現，土地改革最有重分配效果的不是源自革命與內戰，就是戰爭或其威脅的結果和平土地改革會受菁英抵抗，反而可能令富人受益，例如新土地的大小與限制有利於地主獲取土地。奴隸解放要降低不平等同樣伴隨暴力，否則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
從1911至2010年的個案分析，宏觀經濟危機並未影響不平等狀況，銀行危機更會增加不平等。唯一例外是1929至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但是不平等程度在1930年代已回升。民主與不平等也沒有顯著關係，推行普選也不會影響最高稅率。
大規模人口外流個案甚少，影響視乎個別情況，假如大量較貧窮人口外流，也可能會增加接收人口國家的不平等情況。經濟從農業轉型至工業，以及從工業轉型至服務業，都顯然會助長不平等。轉型後的經濟增長也不會減少不平等，除非有暴力衝擊，否則經濟轉型的不平等增加不會逆轉。2000年開始拉丁美洲出現不平等減少，然而在缺乏暴力衝擊下，政府財政擴張能力受限，未必可以推動更進一步減少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如增加教育開支與擴張重分配政策。
作者推斷，假如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像現實那麼持久與大規模，沒有資本破壞與貶值、進取的財政重分配，以及國家多重干預經濟，所得與財富不平等降低的程度肯定不會像1914至1940年代末期間那麼大。假如二十世紀要在沒有暴力衝擊下達至現時的不平等水平，首先，需要不平等水平和平地逐漸下降，雖然缺乏證據這會發生；其次，需要再多一世紀的和平環境；第三，需要假定二十世紀初資本集中的情況停止甚或反轉，這非常難以想像；最後，需要相信非暴力整平不會反轉。這四項條件要同時成立的門檻極高，強烈顯示沒有主要暴力衝擊下，已發展國家會出現比現實高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
自1980年代末期至大約2000年，除了低收入國家外，所得分配在其餘經濟體都更為不均，而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全球所有地區的首20%所得群組佔比都上升。除拉丁美洲外，這些國家在1910年代至1940年代都經歷大規模分配趨平，以及其後較溫和的整平情況。作者認為，最近不平等廣泛上升的現象，最好解讀為較早期暴力衝擊的整平影響減弱。
作者指出，只依靠現有標準指標或許會低估全球不平等水平，原因是︰一，堅尼系數反映極高所得影響的能力有限；二，未申報海外資產令現有數字比實際不平等情況低；三，現有指標通常反映相對不平等，但在絕對不平等方面，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擴大對堅尼系數變動影響不大。
歐洲的福利體系在未來面對兩項人口挑戰，其一是人口老化令退休金、醫療與長期照護支出增加，而且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將不如以往；其二是外來移民令人口同質程度減少，這可能會令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下降。此外，居住區隔、全球化、自動化、電腦化，甚至生化與基因改造，都可能會增加未來不平等程度。
作者指出歷史的教訓是，激進政策干預在危機時發生，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規模的政策難以實現。此外，制定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過去帶動物質分配平衡的暴力都遠超人類控制或任何可行政治議程。過去那四種趨平機制在今日的世界都不可行，而且也沒有心智正常者會希望它們再度來臨。
大規模動員戰爭這第一種機制已經過時。軍事衝突形式一向由科技主導，自1940年末核武器已導大規模常規戰爭淘汰，徵兵改由可操作複雜裝備的專業志願軍人取代，軍役脫離主流社會，不再有趨平的「動員效應」。人類社會也變得更為和平，特別是人口老化減少暴力衝突的可能。
另外兩種機制是轉型革命以及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轉型革命唯一成功例子的共產革命只有在兩次大戰背景下才能實現，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市場改革。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在未來也很可能極為罕見，因為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擴張，國家制度已深殖於社會，較不可能完全崩壞。即使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國家崩壞通常是由內戰觸發，而內戰一般不會產生不平等減少的後果。
最後一種機制是嚴重疫症。假如現在出現像前現代那麼大規模瘟疫，死亡人數將會是數以億計，遠超於最悲觀的預測。此外，未來任何全球疫症都可能局限於發展中國家。即使是1918至1920年全球流感爆發，死亡人數也與地區的平均每人所得強烈相關。即使未來確實發生傳染疫症導致突然大量死亡，也難以確定這對不平等程度的影響會與農業時代相同。全球勞動市場整合令勞工不足較不可能發生。長期而言，就算出現勞工不足，資本也可以取代勞工，以機械負責損失勞工的工作。
作者總結指，在有紀錄的歷史上，這四種大規模暴力機制減少不平等的影響遠超於所有和平手段，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這四種機制下，不平等趨平的展望並不樂觀。或許現代社會會找到新方法解決，但現時看不到這種趨勢。
在附錄中作者說明，社會處於不同經濟水平下，其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IPF)也會改變。在經濟表現較低社會中，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受減去維生所需後的剩餘限制；到中等經濟表現時，社會最低要求則會是主要原則；到了更高經濟水平時，除了開採天然資源為主的社會外，不平等會受經濟複雜程度的需要限制。如圖所示︰
實際不平等相對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例，作者稱為「榨取率」(extraction rate)，反映不同社會的榨取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