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的修辭

看完了《反動的修辭》，主要討論反對社會改革的人會以甚麼方式表達意見。作者將這種意見分為三類︰悖謬論(perversity)、無效論(futility)與危害論(jeopardy)，並以此研究歷史上三波反動︰十八世紀關乎自由的人權、十九世紀關乎政治的公民權及二十世紀關乎社會與經濟的福利國家。

悖謬論是指試圖把社會推向某個方向，反而會把社會推向相反方向。例如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就令當時人批評，追求人權反而會導致野蠻統治。當時這種論證通常會強調非意圖結果，甚至會說是某種「神意」，導致與人類意圖正好相反的結果。到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張，悖謬論則以某種社會科學法則包裝，指群眾總是非理性、愚昧，故而群眾參政會造成毀滅性後果。二十世紀福利國家各種社會與經濟政策同樣受悖謬論批評，認為市場運行有自趨均衡的性質，干遇市場運行會導致反效果。救濟貧困民眾會令他們「好逸惡勞」，鼓勵他們「懶惰」與「腐敗」，反而製造更多貧窮。批評者也聲稱政府介入會令傳統結構，如家庭或教會，功能減弱，令公共救助的需求比預期多，最後情況反而會更惡劣。

作者指，不同時代的反動修辭以如此相似的形式一再出現，顯示出悖謬式論證對反動思想的吸引力︰悖謬作用是非意圖結果最極端的形式，一般人行為如此缺乏遠見，以致結果與意圖恰恰相反，這令分析者體驗到極大的優越感，並樂在其中。作者提醒我們，這種對照是不是只為分析者自我感覺良好？悖謬作用本來是非意圖結果的變種，最後卻反而否定非意圖結果本身︰原本開放與不確定的未來，再次變成全然可測，必定會帶來相反結果。悖謬作用的吸引力與其是「社會學」洞見，不如說是形而上學的論證，正如在希臘神話中，驕傲的人總會受神懲罰。

作者說明悖謬作用並不像論者所言那麼頻繁，非意圖結果也可以受人歡迎，例如「看不見的手」、歐洲徵兵制提高識字率、公共義務教育令更多女性就業；也有許多政策與制度並沒有出現非意圖結果，如工傷賠償並沒有導致部份論者所稱工人故意自殘以得到賠償。有些行動也會同生產生正面與負面的非意圖結果，如資助未成年子女母親的福利計劃，如果真是會鼓勵家庭破碎，也是在令貧困婦女免於結婚陷阱令她們遭受殘酷虐待。政策與行動權衡的是正面效果與負面效果相對程度，過去經驗也可歸納到當前的決策考量，因而有較大機會偵測與矯正悖謬作用的趨勢。

相比較為激情、尋求即時洞察力與絕對人性的悖謬論，無效論則是以冷眼旁觀的世故老練姿態出現。無效論認為，社會變革的企圖都是徒勞無功，由於社會「深層」的結構難以改變，所有改革都是表面裝飾，一場幻影。對行動者而言，無效論比悖謬論更侮辱，不但否定行動可能成功，連社會可能變動本身都遭到否定。悖謬論可以在事情發生時就編造論證，而無效論則要在一段時間後，待歷史塵埃落定，才會有人詮釋。

法國大革命的無效論到一八五六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才出現，指許多社會變遷在革命之前已出現，大革命本身的作用成疑。十九世紀選舉權也引來擴張普選權無效論，以「科學定律」為名認為任何政治組織都區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選舉不會改變權力結構，以選舉權實施政治公民權只會徒勞無功。二十世紀對福利國家的無效論批評則指，福利國家的財富轉移並未到達窮人手上，而是被其他較有辦法的社會團體取走，受惠的會是中產階級或有錢人。作者稱，這種出自市場擁護者的說法，竟然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把國家看成「資產階級執行委員會」的說法如此相似，兩者都討厭以公共開銷改良資本主義的不義或不幸。

無效論的魅力在於其怡然自得而高超的反駁技巧，將常識所理解那種充滿動盪的歷史講得風平浪靜。悖謬論認為社會世界非常不安定，而無效論認為世界高度結構化，按內在規律行事，人類無法改變世界，意圖與行動失敗是因為想要改變不可能改變的事物。悖謬論帶有個人好惡與復仇色彩，較親近於神話與宗教；無效論則依賴科學權威信仰，以物理世界規律來包裝社會科學。

作者指，無效論沒有嚴肅考慮它自己對事情產生的影響，無效論宣稱政策目標與社會後果落差不斷增加的故事，會影響觀眾並引發一種若非自我實現，就會自我否定的動力。如果無效論削弱人們的改革意志，使改革果真半途而廢，無效論就是在自我實現；如果無效論激起人們更堅決努力及更豐富的知識，最後達成真正改革，無效論就是在自我否定。無效論無疑屬於保守陣營，但它與激進推理方式也有異常的親近性，兩者都認為改革忽視社會系統的基本「結構」，局部改革是「面具」、「偽裝」，只會令結構內在運作方式更加複雜。

危害論看起來則較為溫和，認為變革的提議本身或許可取，卻會引起令人難以接受的成本或後果，扼殺先前改革的成果。例如在十九世紀，危害論認為選舉權擴張會令那些得來不易的自由淪喪，並妨礙經濟進步；二十世紀福利國家則會對個人權利或民主政治受損，或同時危害兩者。作者指，危害論預言在明確證明是錯誤的時間之外，都能證明自己絕對正確，而且做出這種預測毫不費力，也能引人注目。

危害論這種「這個會扼殺那個」的陳述方式，反映出一種零和心態，甚至是一種負面結局︰輸掉的東西比贏到的更珍貴。即使危害論的論證薄弱，也可依靠新進展會危害舊事物，以及已有的自由比某種「新自由」更有價值這類根深柢固的認知圖像，構成強力的反對意見。危害論也未能考慮，已有制度與新改革也可以相輔相成，或者更豐富、更符合實際的，在危害論與相輔相成之間各種可能。

接着作者就三種反動修辭在歷史三波反動的相對影響力︰在批評福利國家上，悖謬論最有影響，無效論為輔助角色，危害論則不太有說服力。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悖謬論依然深入集體無意識，無效論不太受重視，危害論因舊體制太快消失，未能發展成熟。邁向普選權的時代則較為複雜，在英國，兩次選舉權改革法案(1832與1867年)中危害論都充滿活力，在意大利、德國、法國，普選權出現時個人自由權尚未確立，危害論不太適用，就由無效論扮演重要角色，悖謬論在這場爭論中則沒有特別顯著地位。

由於危害論通常比其他兩種修辭更早出現，與悖謬論及無效論的互動較少。作者意外的是，悖謬論及無效論在邏輯上互斥，卻互相吸引，用來攻擊同一項政策或改革方案。或許是因為這樣做充滿挑戰，而且駭人聽聞。無效論的論證方式也會破壞危害論的命題︰無效論稱民主是騙局，令危害論指民主嚴重威脅自由失去效力；無效論攻擊民主，也會使危害論認為福利國家會威脅民主沒有說服力。更極端的是，無效論可能會產生出危害論的反命題︰既然民主是騙局，當社會進步與民主有衝突，繼續推動社會進步就好，不用管民主會受到甚麼傷害，這就成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作者點明，類似反動修辭的技巧也用在進步派或自由派修辭上。除了變成為社會進步放棄自由論外，危害論也會變成相輔相成論，任何改革都被視為加強舊有成果。此外，進步派只感受到不採取行動的危險，而非行動的危險，並只就不行動提出其危險景象，作者稱之為危險逼近論。作者認為成熟的立場應同時考慮到行動與不行動的風險，並盡力防範；也不應在預測災難時，只按最壞的情況下決定。

無效論在進步派的應用則是「歷史站在我這一邊」，這種說法同樣模仿物理定律，聲稱找到歷史的規律。相對於無效論的穩定規律，「歷史站在我這一邊」則依靠運動定律，例如馬克思主義稱，所有人類都必須經過有限與相同的發展階段，讓行動者感受到歷史運動定律的支持而增強自己的行動力。

悖謬論的反命題是否存在並不明顯，但悖謬論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卻產生出有趣的非意圖結果︰如果制度的集體智慧能自行漸進調適演化，那麼沒有自由傳統、未能依靠制度演化的社會，是否走投無路，所有試圖解決國家困境的手段都會失敗？這種暗示會令人們認為︰既然如此，不如粉碎舊有秩序，從頭創建新的社會秩序，不管那有甚麼後果。以堅持現存制度可以改善的論點來反對激進變革，或許促成了激進主義的寫作路線——將某國家處境描寫成無法修補、改良或改革。

作者指，證明進步與反動命題的配對論證存在，就指出反動命題也是充滿瑕疵，在知識上值得懷疑。兩者都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高度兩極化的極端說法，代表的是極端狀況。在大部份情況下，這些命題都需要附加限制、緩和或修正的條件。

民主政體要獲得正當性，決策必須經過各方充分與公開的商議。在商議中，參與者加入討論時不應抱持既定意見，應該參與有意義的討論，隨時可根據其他參與者的論點及辯論過程中的新訊息，修改原本的看法。作者總結指，本書的目標，就是指出有些論證是特別設計來阻礙對話和商議的巧妙裝置，並對進步與保守兩方這些論點作有系統與歷史涵養的說明。

文明的代價

看完了《文明的代價》，雖然書名聽起來很宏大，但只是討論美國近代的各種問題。前面就是談到美國現在面臨甚麼問題，例如對政府機構失去信心，人與人之間也猜疑冷漠，勞動人口實質工資停滯，借貸過多，基建與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企業不斷傳出醜聞等。作者認為，這些問題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和心理層面。

在經濟方面，作者指混合型經濟，即政府與企業在經濟中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才是合適的經濟政策。市場需要政府提供軍隊、警力、運輸等公共財，也需要政府制定負面外溢效果的規則，以及阻止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等引起的欺詐與浪費。政府也透過所得分配照顧弱勢，制定環境政策保護自然資源，令社會更為公平與永續。

自由市場未能未來世代永續經營，容易濫用自然資源，盡量生產以滿足當下需求，令稀少資源加速耗竭。作者指，市場與政府的平衡，應在於讓大部份生產依賴市場力量，公平與永續由政府負責，科學知識與科技公私合作發展，在全球環境日趨複雜下政府角色也更多元，市場與政府的角色因不同國家情況而異，沒有同樣的平衡點。

1980年代列根入主白宮後，主張縮限政府，為富人減稅意圖激發企業家精神，作者認為這讓貪婪支配了美國社會，為害至今。列根時代也將課程妖魔化，減少富人的最高邊際稅率，造成政府預算赤字。減少政府規模令民用支出不再增加，基礎建設不足，教育、職業訓練及就業計劃開支下降，替代能源研究預算大減。作者也批評金融與環境管制鬆綁，只靠自由市場令華爾街在2008年引起金融海嘯，之後卻要政府收拾，環保法規亦執法不一並充滿矛盾。作者也認為廢止媒體的「公平原則」令媒體只以營利為目標，放棄社會教育與公民意識的責任，造成媒體氾濫。往後經濟指標也顯示，列根的藥方無法令美國重返成長、高就業與共享繁榮之路。

自19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移民潮、陽光帶崛起，美國的文化斷裂更為嚴重，南方反政府的不滿高漲，也偏向反對節育，提倡宗教，反同性婚姻及反演化論。1950年代開始，富裕白人搬入市郊，美國人因階級及種族分住不同地區，教育與所得不平有延續至下一代的情況，兩黨的支持分布區也更為分明。然而，民意調查卻發現，美國民眾仍有不少經濟共識，例如認同公平就業機會，目前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公，對富人徵稅幫助窮人，政府有責任照顧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少數企業權力過大，政府應立法規範企業減少以全球暖化等。作者認為這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是守中庸之道，並具有慷慨的美德，只是媒體誇張極端，政治人物又向富人及利益團體靠攏。

作者指日益全球化顯示美國就業問題不能單靠貨幣政策解決，美國無法自外於全球經濟之外，需要與全球合作回復繁榮。全球化令新興國家與富有國家所得差距減少，大量低技術勞工加入全球勞動存，也因資金比勞動力流動令各國可能陷入「逐底式競爭」，即以寬鬆法規及勞動標準，以及稅務優惠吸引外資。在全球化下，擁有實體資本、金融資本或人力資本的人會成為贏家，而富有國家的低教育程度勞工則國外競爭加劇，面臨失業或減薪，結果造成美國所得分配更不平均，政府因逐底競爭為高所得者及企業減稅則是火上加油。全球經濟發展也破壞環境及令天然資源枯竭，作者認為美國為此需要研發永續發展科技，並打敗大企業令政府確實執行環保法規。

美國國會「首先跨越門檻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 FPTP)的選舉方式，令得票最多者當選，其他政黨則沒有席位。這種方式令較小政黨遭淘汰，趨向形成兩黨制，中間選民就成為兩黨拉攏的對象，而窮人由於很少是游離選民，候選人就很少注意他們的訴求。作者指，採用FPTP制的國家，社會福利開支佔GDP比率就較比例代表制國家低(19.9% v. 24.6%)。此外，FPTP制也令美國政黨缺乏黨紀，議員只需討好自己選區的選民，以地區利益為重，國會難以形成長久而穩定的多數聯盟，也令選區內的大企業與財團對選舉有很大影響。

美國國會每兩年改選一次，選舉沒完沒了，議員不斷要為下次選舉籌募經費，也令特殊利益團體與議員之間更易各取所需。遊說公司與特殊利益集團為議員提供經費，議員則以對他們有利的法案與合約回應，並在卸任後到遊說公司任職。作者認為，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從同樣的源頭汲取政治獻金，並為特殊利益服務。軍事產業、華爾街、石油公司與醫療保健業，都在金權政體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眾心理也有各種弱點，作者認為很多美國人消費不是為了帶來快樂，而是向別人彰顯自己。這種炫耀性消費猶如軍備競賽，沒有終點。社會性消費，例如為教育及鄰居買高價的房子，也會令人人怕落後，投入無益的競逐。數位科技令媒體操縱更有力量，所有廣告都在鼓勵我們的物欲，以求更多利益。電子傳媒也令人不願互動，以各種影像與訊息影響我們決策過程，造成各種成癮行為。作者認為，像美國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市場價值超越社會價值，忽視國內窮人需要，也不會樂於協助貧窮國家。個人重祝市場價值，追逐私利，喜歡討價還價與競爭。

網路似乎令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激化公眾分歧，不利公共辯論，廣告商也可以直接利用社交媒體資訊，甚至取得各種個人資料以便行銷。網路也據指令我們注意力減少，閱讀資訊的速度雖快，也較容易忘記。身處資訊時代，美國民眾各種基本知識卻嚴重不足，對歷史、科學、政治與經濟的細節缺乏認識，易受利益團體各種宣傳左右。整個社會躁動不安，個人消費成癮，財務困窘，焦慮而孤獨。

第二部份是討論怎樣解決以上問題，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成為有心有感的社會，走中庸之道，了解自己，避免沈溺在誘惑與欲望。作者感到生活中應對自我、工作、知識、他人、自然、未來、政治與世界都有心有感︰個人要節制，避免消費主義；平衡工作與休閒；培養對科學與經濟等知識；對他人有同情心，參與社區活動；認識生態超載造成的危機；對能源、氣候、資源、人口等未來議題負責；理解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減少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參與公共協商；了解世界各國需要攜手合作解決氣候變化、人口成長、金融法規等問題，並基於共同利益互相尊重。

作者談及自己認為美國直到2050年應達到目標的清單，包括提高就業與工作生活品質、改善教育品質、降低貧窮率、避免環境災難、平衡預算、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國防政策與提高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作者又提到聯邦預算赤字不可能只靠削減開支消除，必須以開源解決，可行方法包括向富人增稅、加強企業課稅、追回逃漏稅、課征金融交易稅與二氧化碳排放稅。

作者也建議美國政府採取高效能政府的七項習慣︰設定明確目標與指標，並在每年加以檢討；動員專家，包括科學與技術專家，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制定多年計劃，包括各種互相關連的政策，廣納各方意見，並認識到問題十分複雜；對未來有心有感，注意今日所作所為如何影響2050年的美國人；終結金權政體，競爭經費由政府提供，候選人媒體廣告免費，禁止遊說公司政治獻金，禁止聯邦官員卸任後到任職期間接觸過的遊說公司工作，阻絕聯邦預算濫用；恢復公共管理，監督政府外判計劃；實行分權，稅收由國家統一處理，教育、醫療、公路、水務由地方政府執行，社會服務則由社區主導。長遠而言，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有第三政黨對兩大政黨施壓，也可以從總統制轉為內閣制，政治制度中心可結合行政與立法，實行比例代表制則有助窮人與少數族裔表達自己的訴求。

作者總結指，未來美國是否繼續能在世界領先，要看長期的教育、環境、地理政治與多元文化。面對眼前的挑戰，這一世代對未來世世代代都有很大責任。

Identity Economics

看完了Akerlof與Kranton的Identity Economics，討論經濟學分析怎樣引入身份這個元素那樣。基本方法是先建立傳統經濟學模型中的utility，即個人偏好與其他經濟後果，然後引入身份的元素，當中包括三個部份︰social category、每一category的norms and ideals，以及遵從及違反norms and ideals造失的得失，稱為identity utility。

之後作者以這個模型檢視不同議題。首先是工作，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工人產出較高就提供較高薪酬，但作者指這理論有三項問題︰team production，即產出往往是一組工人產生，難以個別分開評價；multitasking，假如工人是依工作中某幾項任務評價，他們就會只專注於這幾項任務；tournaments，即工人間評價是相對的，因而令他們有誘因貶低同事。

作者建立的模型則是將工人分為insider與outsider，insider認會他是公司一員，其ideal為努力工作，outsider則認為只想到自己，認為自己只需付出最少努力。Insider可從努力工作得到identity utility，outsider努力工作則會減損identity utility。如果可以令員工認為自己是公司的insider，就不需要付很高薪水令員工努力工作。

接著是教育，作者指學生不是計算長遠得失的理性選擇者，學校也不是人力資本生產工廠。學生在學校中的社會位置與同儕關係會影響其選擇，學校除培養技能外，也會建立學生應做甚麼的規範，左右他們所學與在學年期。

作者假設學生自認的身份有兩種︰jocks與burnouts，jocks的社會地位較高，規範是衣著得宜、運動有一定表現，對功課付出一定程度努力，卻不會過多；burnouts則為了與jocks不同，衣著打扮會故意有分別，也不大會做功課。學生選擇當jocks，就要做到jocks那樣，否則identity utility就會受損；他們也可以選擇當burnouts，不用當運動好手，為功課付出最少程度就好。

作者指學生會因體格、種族等因素無法成為jocks，只能在當適應不良的jocks與當burnouts之間選擇。未來薪金較高、工作較好等經濟回報對學生在學校是否努力影響有限，學生在校的身份才是關鍵。當學生成不了學校內的jocks，為了自我認同選擇當burnouts，他們在校的努力就會比所需低，在學年期也較短，經濟回報因而減少。對學校而言，影響何謂jocks的內容，也會影響學生在校努力程度。然而，讓部份學生對學校更投入，也代表另一部份學生更有可能反抗，選擇當burnouts。

談及性別與工作，作者也以其模型將勞工分為男性與女性，有些工作據指是men's job，有些則是women's job，假如男性參與women's job，其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女性參與men's job亦然。以此模型分析可以看到，男性會偏向men's job，女性會偏向women's job；在men's job的女性技術平均較男性高；個別企業在競爭市場上無意改變這種社會性別規範，因為改變帶來的利益會在競爭市場中消失。這分析的意義包括︰女性較偏向培養女性工作相關的技能；工作性別分隔不是由個人偏好，而是由社會規範引起；要改變這種情況，個別人士或團體的改變並不足夠，需要整體社會改變。

作者也運用這模型來分析家庭內夫妻的家務分工，指出家務也可分為「男性的」與「女性的」家務，而「女性的」家務工作量較多，結果是不論男性是否工作時間比女性長，女性都需要承擔較多家務。

談到種族貧窮，經濟學上有兩種主要解釋，其一是Gary Becker的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與僱員對黑人僱員有個人偏見，造成黑人僱員工資較低，或在與白人不同的工種就業；其二是Kenneth Arrow的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認為平均而言黑人僱員技能較低，所以乾脆完全不僱用黑人僱員。

作者指以上理論無法解釋以下情況︰黑人非婚生出生率遠較白人高；雖然犯罪無利可圖但黑人入獄率較高；Hispanics等其他少數族譜就業率遠較黑人高；黑人之間的成就也有很多差異；黑人學習技能的回報率也較高。

作者的模型假設社會上有insiders與outsiders，insiders應為企業努力工作，outsiders則不是那麼投入，黑人勞工需要在三種情況下選擇其一︰成為insider；成為工作的outsider；或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假若試圖成為insider，其identity utility會因不為白人接受而受損； 成為工作的outsider，其identity utility就會因為與outsider的ideal不符而受損。只有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他才能保持自尊。這模型也存在外部性︰當其他黑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一名選擇成為insider的黑人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反之亦然。

作者認為，減少黑人與白人差異的可能方法有三種︰一是消除insider ideal中白人與黑人的差別，白人不再排除黑人；二是令黑人的oppositional identity比較正面，不再建基於退學與拒絕主流工作規範等自毀行為；三是減少回饋效應，令某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不會令更多人這樣做。作者對第三種做法提出兩項政策建議︰Affirmative Action (少數族裔在僱用過程中有更多機會)與有一定社區隔離的就業計劃，都可以令黑人更相信可以成為insider。

最後作者總結identity economics正在起步階段，可以預期這會令經濟分析更為豐富，了解個人為甚麼會有經濟上不合理的選擇；由身份引起的外部性；不同團體如何操控社會類別、規範與理想；為何個人會有前後矛盾的行為；以及身份之間的變換與選擇。

本書比較像是入門簡介，許多討論都好像有點輕輕帶過。

全球化

看完了Stiglitz的《世界的另一種可能》與Michael Spence的《經濟大逆流》，兩本都是討論全球化，又同時看，弄得有點混亂，不知是誰說了哪點那樣。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批評當時的全球化並不完善，包括未能解決貧窮問題，不時出現國家債務危機，貿易規則偏向已開發國家，自由化無法帶來永續成長，環境問題缺乏國際合作，全球管理失靈而且缺乏民主。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策略不能只靠自由化，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有其角色。

貿易也不是完全開放就代表公平，而且實際上已開發國家也用不同方式為國內行業補貼，也向開發中國家抽取更高關稅，並以防衛措施、傾銷稅、技術障礙、原產地規則等阻礙開發中國家進入市場。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在發展途中更需要特殊待遇，才有空間追求有利發展的政策與計劃，並保護窮困的民眾。

作者也指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以智慧財產權獨佔利潤，忽視環境與人道等基本價值，例如藥廠以各種方式拖延授權開發中國家生產學名藥，令窮人買不到維生的藥物。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智慧財產權不應與已開發國家劃一，讓各國自行選擇與調整與本國最適合的方式。作者也建議以豁免、強制授權、保證基金或創新基金的方式，令開發中國家更易取得專利藥物。

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反而成長率較低，貧窮率較高，作者指原因在於這些財富令政府可靠著武力上台與維持政權，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政府分配財富依從權力原則，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跨國財團會助長這種趨勢，它們賄賂官員以便用低價得到天然資源，在市場轉售就能賺取更多利潤。荷蘭病是指天然資源豐富國家貨幣值高漲，令該國出口商難以競爭，產品無法外銷。減緩荷蘭病的方法是保留部份資源收入到國外投資，以減慢本國貨幣匯率上升速度，只是這種做法需面對較大的政治壓力，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釋為何不將錢用於國內。

作者也對已開發國家如何協助資源豐富國家提出七項建議︰以稅制讓開發資源企業更透明、減少武器銷售、生產方式認證、以援助為誘因令資源國以足額利益出售資源、制定資源開發標準合約等規範、透過國際監督減少環境損害，與以貿易制裁等懲罰進行不公平貿易的公司或國家。

因為外部性問題，大家都想搭其他人的便車，沒有人想為解決全球暖化付出代價。作者認為應將開發中國家納入京都議定書範圍對象中，從而逼使美國參與。制定的減排指標則可以國際貿易制裁執行，因為不為減少排防溫室氣體而努力，也可視為一種對國內企業的補貼。作者也建議給予誘因讓開發中國家保留森林、對碳排放徵稅與建立碳交易市場，以達到減排效果。

跨國企業既有提高開發中國家生活水準，將後者的貨物帶進世界市場，減少知識差距、引進資金、帶來工作機會、降低生活成本等貢獻，也不時有污染環境、賄賂官員、削弱社區經濟等濫權行為。作者認為有五項議題可減少跨國企業的負面行徑︰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限制跨國 如壟斷等的企業權力、藉法規與國際法律安排令企業治理符合社會利益、制定全球法律並允許消費者聯合作單一訴訟，最後也要避免像銀行保密制等助長貪腐的做法。

開發中國家借太多錢的情況並不罕見，作者認為責任不只在於借貸國，也部份在於債權國過度放款，IMF「紓困」貸款的做法，令債權人不用擔心過度放款。國際間也沒有一套公平、快速、有效的法律架構處理無法償債的情況，而IMF插手的案例似乎都令情況更為惡化。作者認為已開發國家不應妨害負債國、國際金融機構應注重反惡性循環的放款、並提供保險保障利率或匯率變動造成混亂、發展當地貨幣債務市場，開發中國家借錢也應保守，以高儲蓄率為國家基礎建設資金來源。全球也應建立一套包括債務豁免與重整制度的國際破產法，豁免債務必須足夠、顧及欠債國國內民眾，債務重整也必須快速並保護債務人。作者認為建立國際破產組織，或短期內以國際調停機構建立規範，可以令債務重整過程較為平順，也令放款者有誘因也以後借錢時更為中心。

國家設立準備金是為了增加貨幣信心，並應對匯率變動。問題在於準備金的基準是美元或歐元等「強勢貨幣」，開發中國家的資金被逼流向美國或歐洲，而且原本可刺激全球經濟的資金受到封存，使全球經濟很難維持在充分就業狀態。美國也因美元是其他國家的準備金，不斷向外借貸，而出現持續貿易逆差。作者指整個準備金制度會走向自我毀滅︰準備金貨幣國家會陷在債務中無法自拔，最後讓自己的貨幣不適合用作準備金。

對於準備金制度問題，作者重提凱因斯的建議，認為可以發行一種「世界鈔票」作準備金，在危機時國家可用這種世界鈔票兌換貨幣。每年參與國要把特定數量的錢放進這全球準備金基金內，換取等值的世界鈔票，到危機發生，國家就能以世界鈔票換取歐元、美元或日元。世界鈔票應有換匯限制，以防止利差交易。這樣做好處是避免依賴債務不斷增加的單一國家，而且各國不用陷入競爭貿易順差的零和遊戲。

國際機構的民主赤字令決策無法代表廣泛社會利益，作者認為長遠而言國際組織應改變投票機構，反映現今的經濟力量；改變代表權，讓各領域相關部長都參與；採用代表原則，讓所有重要國家在重要小組中有代表參與。短期而言，國際機構的運作也應更透明、改善利益衝突、更公開、加強開發中國家代表的能力、改善責任制度、改善司法程序與加強國際法規的執行。

作者認為全球化有效運作也需要新的「全球社會契約」，包括已開發國家實施較公平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貿易制度；調整智慧財產權與研發方向；開發中國家的「環境服務」補償；協商解決全球暖化；已開發國家對天然資源公平付費、向貧窮國家提供援助；豁免部份國家的龐大債務；改革全球金融體系使其更穩定；改革法律與制度防止跨國公司壟斷及破獲環境；減少對開發中國家的武器銷售、賄賂、銀行保密現象，支持民主制度。

《經濟大逆流》內容比較散，每章都是幾頁。本書探討的是一九四五至二零四五一段時期，先進國家工業革命延續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急速成長的情況，其終點可能是全球75%以上人口生活在先進國家，作者稱之為「匯流」。二戰後部份開發中國家急速成長，部份成長率超過每年7%，即十年經濟規模就倍增。作者認為亞洲的高成長帶來以下教訓︰我們預見未來的能力有限、困境是成功變革的溫床、財富創造需要人力資本與知識，以及經濟體結構性改變才能持續、經濟體的治理非常重要。

隨著貿易壁壘減少，新興國家更多參與國際貿易，資本、產品與服務的流動更為容易。同時運輸、連通與協調的成本降低，網際網路出現，也強化經濟的連繫與整合。知識也更易轉移至開發中國家，填補其知識缺口。開發中國家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出口產品獲利，並在比較優勢下展開更專業分工、更大規模和更有效率的流程。然而比較優勢是動態的，當勞工資薪提高，經濟體在製造業上不再有比較優勢，就需要結構性轉變，投資人力、建設制度，而不能執迷於過去的政策。

作者認為政府角色是建立讓私部門獲利的環境，面對不同成長與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策略。政府需要保護的是人民，而不是特定的工種。政府也需要投資在教育與基礎建設上，提升私部門投資與報酬的能力。作者指出開發中國家最好以國內儲蓄為投資資金來源，以減少負面衝擊令資金突然撤回。國際間也應建立阻斷機制，防止如糧食價格波動等突發事件對人民造成傷害。包容的政策，即人們不應排除在成長創造的機會之外，所得與使用基本服務的機會也較公平，會更鼓勵創業家與新進者，推動生產力上升，也會令人們更願意為其子孫的福祉犧牲，減少政治不穩的情況。

經濟表現與治理的關係，包括需要某種經濟自由、財產權制度、較為穩定，治理形式並不是決定要素。作者認為經濟表現成功必須的是以下四點︰政府認真看待經濟成長；執政團隊依絕大多數人民利益行事；政府有能力與效率，對全球經濟開放、投資水平較高、能計劃未來；經濟自由，並有法律與管制政策支持。貧乏的經濟表現原因則是經濟體沒能對全球經濟開放，政府對基礎建設及教育投資不足，投資效率也表現不佳。

天然資源豐富國家的挑戰在於︰政治誘因扭曲，更有可能由掌控財富者鞏固權力，暴力與衝突加劇，公部門補助投資減少；天然資源帶來的財富發展為持續成長模式也相當複雜，需要許多國家缺乏的專業知識；天然資源豐富國家也需要投資海外以穩定匯率，以免其他出口業萎縮，也就是要避開「荷蘭病」。
作者認為小國較難多樣化，治理成本也較高，需要形成較大的合作組織以共享局部經濟整合。小國也需要定期協助，IMF與世界銀行在必要時需要提供這類援助。

亞洲貨幣危機後，開發中國家認識到只遵循已開發國家的金融體系，會這成金融體系不穩，匯率易受狙擊。隨後它們多選擇管理貨幣、控制資本流動的模式，並增加外匯資產作外匯存底。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令開發中國家更重視以外匯存底作自我保險，意識到IMF的治理結構需要改革 ，認識本國金融業中本土金融業需佔一定重大比例，以保障存款安全及貸款需要。

作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除了法規失效外，也包括金融體系無法自我監管，投資人未能察覺與監控風險。修正失靈法規並不足以移除金融體系不穩，因為新體系需要長時間運作與測試，未來全球金融體系較有可能演變成帶點隨機的週期性不穩定狀態。跨國的經濟政策亦缺乏合作，國家不願投入自己的資源降低別國危機，各國的非合作行為產生對國際經濟不利的影響。

作者指中國的外匯存底已充分累積，繼續貿易順差對成長沒有幫助，中國已到達轉型至內需導向的階段。因所得不均及社會保險與安全網不足，現時中國家庭儲蓄率佔可支配所得30%，GDP 18%，作者認為應將儲蓄率下降至佔GDP 10%，讓家庭驅動國內消費部門成長，促成需求面的基本結構轉變。

危機後先進國家需要恢復全球成長的基礎，作者建議先進國家應解決分現問題，尤其是失業，面對結構性失業需提供更長期的失業補助金。此外，先進國家公部門也應對基礎基設、教育與出口復甦投資，以支持長期成長。

提及投資風險，作者認為金融危機反映風險的動態評估不可忽略，在整個體系的風險在短期內難以偵測，重大的系列不穩會逐漸累積，直到系統受到衝擊才能觀察。假設平時平均報酬率為每年7%，突然卻經歷一次影響達30%的衝擊，事後就需要創造43%的總報酬率，才能回到衝擊之前的水平——即使事後報酬率仍然是7%，也需要五年時間。作者認為較可行的應對方法是為中級衝擊予以保險，極端衝擊保險因違約問題反而較難做到。金融危機後的監管改革也應聚焦在偵測與限制系統性風險，雖然監管套利、全球失衡、需要時間理解系統性風險等都會令這種改革頗為困難。週期性系統風險增加也突顯出流動性資產的優點︰規避現金流困境、有適應價值過高和系統性風險升高徵兆的彈性、在危機之後也能創新投資機會。

金融危機後新興國家需要持續結構性轉變以追趕成長，隨著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與彼此貿易增加，它們對先進國家需求的依賴程度會減少，但不是完全消失。新興國家也需要處理所得及基本服務使用機會不均，以免因局勢緊張阻撓區域成長。新興經濟體也需要保持緩衝機制，防範金業產業擴大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的風險。隨著先進國家面臨失業與金融動濫問題，可能會令貿易保護主義者重新得勢，令政策局限於國內，忽視全球共同利益。在步調不一致的全球經濟中，新興經濟體需在全球政策抉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者期望G20能協調先進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管理全球經濟與治理。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需扮演不同角色，並包括隨時間改變的不對稱，以顧及開發中國家成長。先進國家必須制訂可調整的目標，並協定五十年內達到該目標的減排策略。同時，先進國家也應協助開發中國家採行減緩行動。至於開發中國家，在成長時可讓它們增加能源消耗與碳排放，但同時需要減少能源補助並提升能源效率。透過誘因讓開發中國家引入先進國家的新科技，長期而言會令開發中國家碳排放增加速度減緩，以至排放量下降，當開發中國家漸漸追上先進國家，其每人年均碳排放路徑就會與先進國家融合為一。碳交易的分配問題也可以類似方向實行，最初碳交易系統只由先進國家成員參與，開發中國家直至經濟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才加入。

網絡化電腦也令全球經濟生產力大為提升，資訊與資料處理自動化，資訊取得、搜尋與交易活動都在網際網路進行，人力資源也可以在全球參與市場流程與供應鏈。交易成本大為下降，開發中國家的民眾首次有機會使用基礎服務︰安全儲蓄管道、借貸、獲悉市場價格、取得氣候資訊、接觸書籍期刊、進行社會交流等，令知識、資訊、交易和連結的缺口快速縮小。

作者認為未來G20的任務在於兼顧持續成長，恢復並重新平衡全球需求；重啟世界貿易組織流程，朝恢復全球經濟開放方向前進；協調金融改革達到穩定與一致，避免法規漏洞，確保金融流通自由，瞭解外匯存底與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持有者的投資行為，降低各國順差與逆差。

題外話，中譯本的書名十分不著邊際，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變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都算了，The Next Convergence變了意思近乎相反的《經濟大逆流》是怎麼回事，而且副題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改成「大創新潮為何會帶來大失業潮」，意思完全不同，這可真是相當創新。

臥底經濟學家

看完了《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乾脆跟英文版Undercover Economist一樣叫《臥底經濟學家》不好嗎，是從日常事情中介紹經濟學概念的著作。

例如一開始作者以鐵路站附近咖啡店為例，為甚麼會那麼貴，原因是方便的地點具有稀有性，而且顧客為求方便較不在意價錢。高利潤不一定代表剝削，可以是稀有性引起，不過有些行業則是人工方式阻止競爭者，以便獨佔好處，例如政府設定某些行業的入行門檻、暴力介入、專業牌照等。

利潤可以透過價格差異增加，例如不太在意價錢的顧客收貴一點，嫌貴的人則收便宜一點。直接這樣做會引來不滿，但作者指像公平貿易咖啡這樣的商品，成本其實增加不了多少，但價格則遠高於一般咖啡，這樣做實際上是咖啡店區分顧客的手段，找出願意付多點的顧客，咖啡店就能賺多一點。星巴克為各種差別不大的咖啡標上不同價錢，也是為了類似目的。有機食品、大減價也是這種「自投羅網」的策略。價格差異也可針對特定對象或群體提供「優惠」，實際上為企業帶來更高利潤。

價格差異需要不讓對價格不敏感的顧客接觸較便宜商品，這樣他們才願意付較多錢，例如英國火車經濟廂沒有桌子、免費候機室設計成比較不舒服、超市自家品牌包裝較差劣，都是為了防止較有錢的顧客接觸這些便宜貨，而不去付更高價格買較昂貴的產品。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反映出顧客的偏好，企業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生產量會自動調整，會買東西的人就是認為價格合理的人，沒有比此更有效率的方法。非市場體系，如教育，會令價值、成本與利益的真正定義消失，不知道家長願意多花多少錢改善學校，也不知道好學校需要多少錢。這種資訊缺乏有時可帶來平等與穩定，但有時會令社會錯亂與浪費，無法確定納稅人花的錢是否真能對社會有更大貢獻。

抽稅也會帶來無效率，因為稅會令價格與成本不再相等，有些本來可以存在的交易會因稅而無法成立。作者引用Kenneth Arrow的研究指，重新安排大家的「起跑點」，在競爭市場中也能帶來有效率的結果。

完全競爭的市場在現實中不太可能出現，除了企業以稀有性得到超出成本的利潤外，市場失靈還包括外部性與資訊不對等。外部性是指個人行為帶來對他人的影響沒有得到補償或收費，例如開車會造成空氣污染與塞車。作者認為牌照費與燃油稅對減少塞車效用不大，牌照費並未針對開車的邊際成本，反正都是要付，車主會覺得越多開車才有賺；燃油稅則沒有針對尖峰時間的開車行為。作者認為就這些外部成本課稅才最有效，收費應反映所有外部成本，包括空氣污染、噪音與延誤時間，也可吸引市民乘搭公共交處工具、共乘、在家工作等。作者認為與其將環保當成道德議題，不如提供資訊與誘因，讓我們知道外部性成本，將外部納入內部。經濟學談的就是誰得到甚麼，以及理由為何。

買賣二手車可反映資訊不對等對市場交易的影響，賣方知道車的狀況，而買方不知道，那麼買方會覺得標低價的車很可能是狀況不好，但標較高價的車也不一定是好車，好車的賣方一定不願賤賣車子，但又無法向買方證明這是好車，交易就很難出現。可能的解決方法是賣方開設昂貴的陳列室，讓買方較有信心認為賣的是好車。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品牌花大筆金錢在沒甚麼內容的廣告，因為這讓顧客更相信品牌會持續努力生活高品質產品。資訊不對稱並非無解，但解決方法不保證有效，而且成本很高。

資訊不對稱也可能引起道德危險，例如買了保險就不負責任做危險的事。醫療保險的資訊不對稱既會令保費上升，也令病患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英國醫療體系將市場完全排除在外，卻需要冷酷地將病患看成數字，以分配有限的資源。作者認為，較切實的策略是確保資訊流通，並令病患者有選擇的機會。作者建議大部份醫療支出由民眾自付，但昂貴的醫療項目由保險承擔，由政府強制參與，並補助收入不足的人一定金額。

關於股票市場，作者重提利潤來自稀有性，企業能有長久利潤，或許是因為它有不可取化之處、控制一套標準、技術較高人一等或者有忠實的用家。網絡公司都沒有「競爭免疫力」，難以保證長久利潤，因此二千年科網股的本益比越高於歷史平均，就較像是泡沫而不是新科技帶來全新的高點。

作者談及紐西蘭拍賣無線電頻譜的失敗經驗，將理論的「維克利拍賣」(秘密標價，第二價價位中標)應用到實際上，沒有認清投標者興趣所在、沒有設底價，結果失敗收場。英國3G頻譜拍賣的籌備人則更為謹慎，採取公開拍賣，事先找尋有興趣的買家，事先進行模擬拍賣，規定競標者需不斷出價，否則會遭淘汰等，結果為英國政府進帳225億英鎊。

作者指窮國沒有經濟發展的原因在於土匪政府、資源浪費及壓制性法規，這些都是為了方便索賄而出現，阻礙國家成長發展。即使國家出錢投資，也會因為官員獨斷與缺乏監督而浪費。扭曲的法規阻礙工程計劃與企業發展，沒有良好工作機會，學童也沒有動機努力學習。作者建議貧窮國家應減少行政繁文縟節，令小企業發展，並降低關稅，加入國際經濟體系，進口資源、取得貸款和設備，才能蓬勃發展。

作者認為國際貿易令各國可專注於自己有比較優勢的項目，貿易是進口與出口並行，貿易障礙可以一部份本土經濟，卻阻礙出口行業，損害另一部份本土經濟。開放貿易會令本國部份行業人員失業，但作者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對受傷害的人給予協助，而不是禁止貿易，令另一部份從事出口相關行業人員受損。作者懷疑國際貿易令富有國家將污染輸入貧窮國家的說法，並指出化工等高污染行業都需要高技術、可靠基礎建設與穩定政治環境，這些行業在美國成長最快。

最後作者談及中國經濟發展，指出中國開放市場時的優勢包括︰在世界勞工密集產業佔一席之地、藉出口賺取之外匯購買原材料及發展科技、透過外資引進最新的商業與生產技術。中國吸引外資投資的先天優勢在於強大的內需市場，而且有香港與台灣協助中國與國際接軌。

以本書入門認識經濟學概念，應該比教科書較有趣。

隨機騙局

看完了《隨機騙局》，作者是《黑天鵝》那位，《黑天鵝》太多人借附近的圖書館都借不到，就先看《隨機騙局》。

作者稱本書為個人隨筆，討論作者對風險的想法。作者抨擊以計量方式談論機率，認會社會科學中的機率因我們無知而缺乏意義。必要條件與原因是兩回事，許多人的成功都是有運氣之助，而不是單單因為他們的特質。其餘像將信念當成知識、理論當成真實、巧合當成法則、雜訊當成訊號等，都是本書的主題。

作者以金融交易員及牙醫對比，說明牙醫在所有可能人生中的財富平均值遠比交易員高，依此標準牙醫才是較有錢的人。「我們必須同時考慮觀察到和沒有觀察到的可能結果。」(p. 69)

現實惡毒之處在於因風險而致命的事件並不常見，以為可以控制風險的做法，卻可因為罕見事件而沈船，作者稱之為黑天鵝問題，即看到一千隻白天鵝，也不能確定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現實也不會告訴我們正在冒險，讓我們只看到財富產生出來，就以為風險很低。在未出事之前，我們反而會抱怨保險做法無謂花費又沒有把握賺錢機會。

資訊也可能會令人們對風險的觀念扭曲，我們的大腦對抽象事物不感興趣，較注意栩栩如生的風險。新聞媒體以各種活生生的情節刺激情緒，令人們關切像瘋牛症那樣的威脅，卻不理會車禍造成在十年內數十萬人死亡。

蒙地卡羅模擬法是運用電腦程式模型多個隨機樣本路徑，以觀察樣本路徑的分布表現。從不同虛擬歷史中，可以看到不同現象的抗隨機性有多強。作者的模擬結果是，看好的交易員會在市場大漲時致富，但價格一跌就一無所有，空頭交易員則大漲未完就全部陣亡，反而部份選擇權買家會為自己作保險，比較能長久生存。

我們在面對隨機性時總是不能從歷史中學習，覺得「這次不一樣」，災難只會在他人身上出現，自己不會遭殃。到事件發生後，又總是會事後孔明，覺得自己早知如此，但這樣最多只代表我們長於「預測」過去，不代表能預測未來。

遍歷性(ergodicity)是指長期而言，樣本路徑會彼此相似，即幸運的傻瓜際遇會慢慢趨近沒那麼好運的白痴，而有一技之長卻運氣不好的人最後會抬頭，每個人回歸自己的長期特質。雖然作者沒說需要多長時間，若比人的一生還長就好像沒甚麼意思。

作者認為經常發生的新聞雜訊比訊號多，這種資訊缺乏統計顯著度，不能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對了解世界沒有幫助。新聞只是希望獲取讀者的注意力，並不會理會雜訊有甚麼意義，令沒有蒸餾過的資訊充斥市場。

作者舉例指，假如一位業餘投資者，每年的超額(相比美國國債)報酬率為15%，但誤差率為10%，即一百次有六十八次左右每年在5%-25%範圍內。他每一年觀察一次表示的話，超額回報的次數是93%，但假如他每一秒都觀察一次自己的表現，超額回報的次數則只有50.02%，因為他的觀察會更受波動影響。負面情緒的影響比正面情緒大，兩者不能一對一抵銷，這代表這位投資者越頻密觀察自己的表現，他的情緒就越低落，雖然總體表現還算不錯。

作者批評文學知識份子運用科學術語卻不知所云，並指出以蒙地卡羅方式製造的論文與他們的差不多，科學重視的是方法嚴謹，可以用普通語言說明，而許多文學知識份子的作品，卻只是將偉大概念隨便列為參考文獻了事。

作者列出被隨機性愚弄的交易人特質︰高估自己信念的準確程度、死守所持資產、改變說詞，本來是作短線交易，在虧損時延後賣出，稱之為長線投資、沒有事先訂定發生虧損時的應變計劃、缺乏批判思維修正自己原來的做法並止蝕。我們認為的好交易人可能只是被隨機性愚弄的交易人，只因他們在大漲時都逢低買進賺了錢，但到跌市，同樣的策略就會令他們消失，等待下一批人再歷史重演。

作者將此與演化論連結︰假如短期內隨機幸運兒取得優勢，並繁殖其特質，在遍歷性推斷下，這種動物終將在稀有事件中變得脆弱，最後物種會滅絕，可見演化論並不代表物種會越來越適應環境。

我們對機率，或者說事情出現的頻率比較在意，但作者指機率本身並沒有足夠訊息，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期望值，也就是機率與回報相乘的值。例如在一場賭局，A結果出現的機率是99.9%，回報是正一元，B結果出現的機率是0.1%，回報是負一萬元，那麼即使A結果出現機率極高，這場賭局的期望值也是$-9.001($1*99.9%+-$10000*0.1%)，並不值得下注。同樣道理也適用於股市，預期牛市或熊市本身沒太大意義，要同時看預期波幅才可得出有意義的訊息。

稀有事件令狹隘解讀時間序列預測未來變得可疑，例如部份亞洲國家在九十年代與美元掛勾，令投資人以為這些貨幣很安全，怎料一九九七年夏天它們卻大幅貶值。出版商不斷發行只有低機率大獲好評的書籍，也是因為一本像《哈利波特》般大獲成功的書就能支持出版商十年。

作者推崇Popper對理論的見解，認為理論只有經檢定並否證為錯，及仍未經否證但會證明為錯的兩種，理論不能被證實，因為我們永遠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Popper也認為知識不是總會隨資訊增加而增加，某一類知識——作者認為例如是稀有事件——不會因資訊而增加。我們可以做的是確保犯錯時必須付出成本有限，並預留錯誤時的迴旋空間。

作者也談到人對隨機性有甚麼偏誤，包括存活者偏誤、極端成功源於機運及人的生物構造無力了解機率。存活者偏誤是指，表現最好的一個能見度最高，因為輸家沒有現身。例如寫成功人士有何特質的作品都有兩種偏誤，一是只看到贏家，沒有考慮其他相同做法但失敗的人有多少；二是以為目前的資產價格執酬率永遠不變，雖然作者寫本書時還沒發生，但零九年的金融災難證明這假設並不恰當。

極端成功源於機運可用以下例子說明︰以蒙地卡羅生產器模擬一萬名虛擬交易人，擲硬幣決定他們的回報，正面一年會賺一萬，反面一年會賠一萬，表現太差的交易人則會剔出樣本。經過五年，會有三百一十三位交易人連賺五年，即使最只是機運而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也會受到讚揚。如果總人數更多，譬如由一萬增至二萬，這些受機運眷顧的人數自然也會增加，與個人才能沒有關係。

用已有資料建立可得出特定結果的模型稱為資料探索，以操作準則配適資料，只要嘗試次數夠多，即使是完全隨機的資料都可能用這種方法找到模式。比較兩個人的表現更會困難，因為他們在某一刻的表現都可能是隨機的結果。

真正的隨機表現也不像人們想像般，像飛鏢平均射中靶子的不同部份，有一兩支飛標集中在一起反而比較常見。只是人們會注意在這些集中的飛標，試圖從它們找出分佈規律。

非線性動態，即很小的差異會造成後來巨大不同，與隨機性配合，會令贏家全贏，出現極不公平的現象。例如QWERTY鍵盤與微軟軟體，都因過去的時機配合一路延續優勢。這種「臨界點」可能難以預測，無法以數學方式表達，作者認為重要的是認識非線性的存在，而不是為它們建立模型。有些人生僵局永遠無法事先預知結果，作者建議我們有時讓隨機決定，自己欣然接受就行。

人腦結構並不擅於機率思考，我們不能同時考慮選擇導致的兩種不同狀態，而只能想像其中之一。例如某疾病的存活率72%與死亡率28%理論上一樣，但告訴病人存活率，會使他想像康復的情況，告訴他死亡率，他就會想到葬禮，兩者引起的情緒反應大為不同。

大腦只能以近似過程來運作，而不是完全讓生活每一步都做到最好，不然時間與精力都會不足。Herbert Simon提出satisficing(satisfy與suffice結合)的觀念，指出我們在得到接近的解決方案就會叫停，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

心理學家卡尼曼與特佛斯基則以實驗發現，人類以捷徑方式思考時(也就是heuristic)，會出現重複的偏誤，例如心智會定期將參考點重設為零，令人以零碎的方式觀察現象。我們留意與參考點相比的變化，而不是絕對數字，操控這個參考點也會改變觀感，這稱為定錨。我們也會從小樣本中過度歸納，得出整體推論。大腦以兩個系統運作，系統一自動、快速、依靠情緒，系統二需要努力、控制、較為抽象，在生活上我們不時會運用系統一作決定。

演化心理學則認為大腦是為了適應，而不是為了真相。我們的大腦適應環境有限、每個人彼此認識、資訊較少的自然棲息地，沒有太大需要用機率來思考。為迅速下判斷，我們的大腦以「模組」方式運作，同一問題在不同場合也會使用不同模組，甚至可能會前後矛盾。

我們生來不會把不同事情認為沒有關係，看到A與B事件同時發生，會不禁假設兩者有因果關係。作者認為情緒難以控制，正確的道理並不能令人們有正確做法，要避免不受隨機性影響，有時只能逃避，例如不去聽某些資訊。我們也會受歸因偏誤影響，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能力，失敗卻歸因於隨機性。作者最後以斯多噶哲學為引子，指出有時運氣真的不好，但至少，要強調個人的優雅，不要怨天尤人。

或許因為是個人隨筆，本書的討論比較零散。

第二次機器時代

看完了《第二次機器時代》，討論數位科技急速改進帶來甚麼影響。第一次機器時代是指工業革命，第二次就是數位科技，作者認為數位科技驚人躍進，會帶來深遠效益，但也會造成挑戰。

一開始作者介紹各種數位科技帶來的奇觀︰Google自動駕駛系統、Siri、在問答節目獲勝的IBM電腦Watson、自動機械人Baxter、寫作機器、3D印表機等，說明數位科技逐漸克服「摩拉維克弔詭」(Moravec paradox)，即高層次推理所需計算極少，低層次運動技巧卻需要大量計算。

作者描述第二次機器時代的顯著特色是︰電腦運算能力呈指數式成長，因此每一年的改進幅度都比前一年快，速度越來越難以想像；大量數位化資訊出現，並透過各種網絡連結、重組帶來創新。人工智慧能力日趨高強，成本下降，能處理整合各種資訊，更重要的是，數位科技使每個人都有機會提出好想法，獲取並分享知識，作者認為這能推動人類進步。

數位科技直到近期開始使生產力加速上升，作者認為原因在於泛用型科技需要其他輔助性創新才會改善生產力，最重要的是流程與組織改造，並建設資訊系統。第二次機器時代也令傳統經濟學統計數字越來越不合現實，許多消費者認為有價值的事物，例如各種線上免費資源，都不會納入GDP統計內。GDP只能衡量可計算的部份，作者建議可用消費偏好或消費者剩餘衡量福祉。

在第二次機器時代，企業可以僱用少數人服務數百萬顧客，一般勞工的處境會更困難，例如美國人均GDP與人均所得中位數在1975年起就已經脫勾。贏家會是擁有資產、人力資本或特殊才能的人，技術人才越來越重要，但非技術勞工需求大減，難以自動化的工作會比較有保障。資本與勞動力的相對比例也可能會改變，自動機械人可以更便宜有效地取代勞動力的話，資本比例就會提高。

在第二次機器時代，服務自動化、地理阻隔減少、網絡與標準日益重要，最好的服務能滿足全球需要。這會造成贏家全贏的局面，令少數頂尖的人得到所有回報，第二、三名的收入相比之下不成比例地低。消費者搜尋能力加強也會造成長尾市場，企業需要提供更多樣產品與服務，滿足不同利基市場。

在第二次機器時代，所得分配趨向冪次分布，大多數人所得都低於平均。即使總體而言越來越豐盛，不均卻日益加劇。收入沒有增加，醫療、房屋、教育支出卻越來越高，美國許多家庭落得毫無財政緩衝。社會流動陷入停滯，貧窮狀況自我延續，也可能會阻礙未來科技進步，令鼓勵創新的社會，變成維護既得利益的榨取式制度。

科技也可能會帶來持續的結構性失業，勞動力面對技能需求轉變需要時間適應，但科技轉變之快令勞工有可能無法適應。而且在數位科技進步中，機器的成本越來越低，勞工無法而低於可糊口的工資與機器競爭，可能會造成部份勞工技能需求永久消失。全球化也藉「要素價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衝擊全球勞動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勞工，他們以廉價為優勢在全球市場中競爭，但最終可能都不及機器廉價。

面對第二次機器時代的挑戰，作者認為人類的比較優勢在於各種構思能力，想像力可以超越既有框架，五官與大腦的辨識系統依然比機器更能發揮。透過蒐集資訊與互相討論，人類可以產生機器無法做到的新概念。數位科技令自我學習更為容易，作者認為我們應該更有彈性、懂得隨機應變，跨入機器只能扮演輔助性角色的領域。

作者對第二次機器時代的政策建議有︰更好的教育，善用大型線上開放課程(MOOC)等科技改善教育質素與學習流程，提高教師待遇水平與責任要求；鼓勵創新，吸引各國人才前來創業，削減繁複的法令與管制，為不同創業者與企業提供溝通平台；運用科技建立更好的求職與求才資訊庫，改善配對情況；支持基礎研究，改革智慧財產權以適應數位科技時代，以鼓勵創新但不過度保護；設置創新獎項，建立誘因令更多人投人創新事業；提升基礎建設，如道路、橋樑、港口、機場等；更方便的移民政策以便吸引人才；因應科技進步，可以更精確地徵收交通擁塞稅，以鼓勵共乘、改搭公共交通工具；提高最高收入組別的稅率，以增加政府收入等。

長遠而言，當機器取代勞工，造成長期失業，也會令消費需求減少，帶來惡性循環。作者認為，基本收入的提案可以保證民眾所得，卻不能解決失去工作導致自主、專精與目的感的損失。作者認為傅利曼提議的負所得稅，令低收入人士從政府收到的負免稅差額，既可以幫助窮人，也可以鼓勵他們工作與報稅，而且容易管理。

作者也認為，在自動化環境中人們仍然可以有所貢獻，與機器合作解決問題。在網絡與數位科技連結中，人們也可以運用「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方式將工作需求與勞工連繫，以獲得以往不可能知悉的工作機會。

作者對第二次機器時代帶來的進步感到樂觀，但也認為這一代比過往任何世代有更多改變世界的機會，無論個人或社會都必須更深入思考何謂重視的事物與價值，唯有審慎選擇才有可能樂觀，唯有人類自己才能塑造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