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Stiglitz的《世界的另一種可能》與Michael Spence的《經濟大逆流》，兩本都是討論全球化，又同時看，弄得有點混亂，不知是誰說了哪點那樣。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批評當時的全球化並不完善，包括未能解決貧窮問題，不時出現國家債務危機，貿易規則偏向已開發國家，自由化無法帶來永續成長，環境問題缺乏國際合作，全球管理失靈而且缺乏民主。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策略不能只靠自由化，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有其角色。
貿易也不是完全開放就代表公平，而且實際上已開發國家也用不同方式為國內行業補貼，也向開發中國家抽取更高關稅，並以防衛措施、傾銷稅、技術障礙、原產地規則等阻礙開發中國家進入市場。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在發展途中更需要特殊待遇，才有空間追求有利發展的政策與計劃，並保護窮困的民眾。
作者也指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以智慧財產權獨佔利潤，忽視環境與人道等基本價值，例如藥廠以各種方式拖延授權開發中國家生產學名藥，令窮人買不到維生的藥物。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智慧財產權不應與已開發國家劃一，讓各國自行選擇與調整與本國最適合的方式。作者也建議以豁免、強制授權、保證基金或創新基金的方式，令開發中國家更易取得專利藥物。
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反而成長率較低，貧窮率較高，作者指原因在於這些財富令政府可靠著武力上台與維持政權，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政府分配財富依從權力原則，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跨國財團會助長這種趨勢，它們賄賂官員以便用低價得到天然資源，在市場轉售就能賺取更多利潤。荷蘭病是指天然資源豐富國家貨幣值高漲，令該國出口商難以競爭，產品無法外銷。減緩荷蘭病的方法是保留部份資源收入到國外投資，以減慢本國貨幣匯率上升速度，只是這種做法需面對較大的政治壓力，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釋為何不將錢用於國內。
作者也對已開發國家如何協助資源豐富國家提出七項建議︰以稅制讓開發資源企業更透明、減少武器銷售、生產方式認證、以援助為誘因令資源國以足額利益出售資源、制定資源開發標準合約等規範、透過國際監督減少環境損害，與以貿易制裁等懲罰進行不公平貿易的公司或國家。
因為外部性問題，大家都想搭其他人的便車，沒有人想為解決全球暖化付出代價。作者認為應將開發中國家納入京都議定書範圍對象中，從而逼使美國參與。制定的減排指標則可以國際貿易制裁執行，因為不為減少排防溫室氣體而努力，也可視為一種對國內企業的補貼。作者也建議給予誘因讓開發中國家保留森林、對碳排放徵稅與建立碳交易市場，以達到減排效果。
跨國企業既有提高開發中國家生活水準，將後者的貨物帶進世界市場，減少知識差距、引進資金、帶來工作機會、降低生活成本等貢獻，也不時有污染環境、賄賂官員、削弱社區經濟等濫權行為。作者認為有五項議題可減少跨國企業的負面行徑︰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限制跨國 如壟斷等的企業權力、藉法規與國際法律安排令企業治理符合社會利益、制定全球法律並允許消費者聯合作單一訴訟，最後也要避免像銀行保密制等助長貪腐的做法。
開發中國家借太多錢的情況並不罕見，作者認為責任不只在於借貸國，也部份在於債權國過度放款，IMF「紓困」貸款的做法，令債權人不用擔心過度放款。國際間也沒有一套公平、快速、有效的法律架構處理無法償債的情況，而IMF插手的案例似乎都令情況更為惡化。作者認為已開發國家不應妨害負債國、國際金融機構應注重反惡性循環的放款、並提供保險保障利率或匯率變動造成混亂、發展當地貨幣債務市場，開發中國家借錢也應保守，以高儲蓄率為國家基礎建設資金來源。全球也應建立一套包括債務豁免與重整制度的國際破產法，豁免債務必須足夠、顧及欠債國國內民眾，債務重整也必須快速並保護債務人。作者認為建立國際破產組織，或短期內以國際調停機構建立規範，可以令債務重整過程較為平順，也令放款者有誘因也以後借錢時更為中心。
國家設立準備金是為了增加貨幣信心，並應對匯率變動。問題在於準備金的基準是美元或歐元等「強勢貨幣」，開發中國家的資金被逼流向美國或歐洲，而且原本可刺激全球經濟的資金受到封存，使全球經濟很難維持在充分就業狀態。美國也因美元是其他國家的準備金，不斷向外借貸，而出現持續貿易逆差。作者指整個準備金制度會走向自我毀滅︰準備金貨幣國家會陷在債務中無法自拔，最後讓自己的貨幣不適合用作準備金。
對於準備金制度問題，作者重提凱因斯的建議，認為可以發行一種「世界鈔票」作準備金，在危機時國家可用這種世界鈔票兌換貨幣。每年參與國要把特定數量的錢放進這全球準備金基金內，換取等值的世界鈔票，到危機發生，國家就能以世界鈔票換取歐元、美元或日元。世界鈔票應有換匯限制，以防止利差交易。這樣做好處是避免依賴債務不斷增加的單一國家，而且各國不用陷入競爭貿易順差的零和遊戲。
國際機構的民主赤字令決策無法代表廣泛社會利益，作者認為長遠而言國際組織應改變投票機構，反映現今的經濟力量；改變代表權，讓各領域相關部長都參與；採用代表原則，讓所有重要國家在重要小組中有代表參與。短期而言，國際機構的運作也應更透明、改善利益衝突、更公開、加強開發中國家代表的能力、改善責任制度、改善司法程序與加強國際法規的執行。
作者認為全球化有效運作也需要新的「全球社會契約」，包括已開發國家實施較公平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貿易制度；調整智慧財產權與研發方向；開發中國家的「環境服務」補償；協商解決全球暖化；已開發國家對天然資源公平付費、向貧窮國家提供援助；豁免部份國家的龐大債務；改革全球金融體系使其更穩定；改革法律與制度防止跨國公司壟斷及破獲環境；減少對開發中國家的武器銷售、賄賂、銀行保密現象，支持民主制度。
《經濟大逆流》內容比較散，每章都是幾頁。本書探討的是一九四五至二零四五一段時期，先進國家工業革命延續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急速成長的情況，其終點可能是全球75%以上人口生活在先進國家，作者稱之為「匯流」。二戰後部份開發中國家急速成長，部份成長率超過每年7%，即十年經濟規模就倍增。作者認為亞洲的高成長帶來以下教訓︰我們預見未來的能力有限、困境是成功變革的溫床、財富創造需要人力資本與知識，以及經濟體結構性改變才能持續、經濟體的治理非常重要。
隨著貿易壁壘減少，新興國家更多參與國際貿易，資本、產品與服務的流動更為容易。同時運輸、連通與協調的成本降低，網際網路出現，也強化經濟的連繫與整合。知識也更易轉移至開發中國家，填補其知識缺口。開發中國家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出口產品獲利，並在比較優勢下展開更專業分工、更大規模和更有效率的流程。然而比較優勢是動態的，當勞工資薪提高，經濟體在製造業上不再有比較優勢，就需要結構性轉變，投資人力、建設制度，而不能執迷於過去的政策。
作者認為政府角色是建立讓私部門獲利的環境，面對不同成長與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策略。政府需要保護的是人民，而不是特定的工種。政府也需要投資在教育與基礎建設上，提升私部門投資與報酬的能力。作者指出開發中國家最好以國內儲蓄為投資資金來源，以減少負面衝擊令資金突然撤回。國際間也應建立阻斷機制，防止如糧食價格波動等突發事件對人民造成傷害。包容的政策，即人們不應排除在成長創造的機會之外，所得與使用基本服務的機會也較公平，會更鼓勵創業家與新進者，推動生產力上升，也會令人們更願意為其子孫的福祉犧牲，減少政治不穩的情況。
經濟表現與治理的關係，包括需要某種經濟自由、財產權制度、較為穩定，治理形式並不是決定要素。作者認為經濟表現成功必須的是以下四點︰政府認真看待經濟成長；執政團隊依絕大多數人民利益行事；政府有能力與效率，對全球經濟開放、投資水平較高、能計劃未來；經濟自由，並有法律與管制政策支持。貧乏的經濟表現原因則是經濟體沒能對全球經濟開放，政府對基礎建設及教育投資不足，投資效率也表現不佳。
天然資源豐富國家的挑戰在於︰政治誘因扭曲，更有可能由掌控財富者鞏固權力，暴力與衝突加劇，公部門補助投資減少；天然資源帶來的財富發展為持續成長模式也相當複雜，需要許多國家缺乏的專業知識；天然資源豐富國家也需要投資海外以穩定匯率，以免其他出口業萎縮，也就是要避開「荷蘭病」。
作者認為小國較難多樣化，治理成本也較高，需要形成較大的合作組織以共享局部經濟整合。小國也需要定期協助，IMF與世界銀行在必要時需要提供這類援助。
亞洲貨幣危機後，開發中國家認識到只遵循已開發國家的金融體系，會這成金融體系不穩，匯率易受狙擊。隨後它們多選擇管理貨幣、控制資本流動的模式，並增加外匯資產作外匯存底。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令開發中國家更重視以外匯存底作自我保險，意識到IMF的治理結構需要改革 ，認識本國金融業中本土金融業需佔一定重大比例，以保障存款安全及貸款需要。
作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除了法規失效外，也包括金融體系無法自我監管，投資人未能察覺與監控風險。修正失靈法規並不足以移除金融體系不穩，因為新體系需要長時間運作與測試，未來全球金融體系較有可能演變成帶點隨機的週期性不穩定狀態。跨國的經濟政策亦缺乏合作，國家不願投入自己的資源降低別國危機，各國的非合作行為產生對國際經濟不利的影響。
作者指中國的外匯存底已充分累積，繼續貿易順差對成長沒有幫助，中國已到達轉型至內需導向的階段。因所得不均及社會保險與安全網不足，現時中國家庭儲蓄率佔可支配所得30%，GDP 18%，作者認為應將儲蓄率下降至佔GDP 10%，讓家庭驅動國內消費部門成長，促成需求面的基本結構轉變。
危機後先進國家需要恢復全球成長的基礎，作者建議先進國家應解決分現問題，尤其是失業，面對結構性失業需提供更長期的失業補助金。此外，先進國家公部門也應對基礎基設、教育與出口復甦投資，以支持長期成長。
提及投資風險，作者認為金融危機反映風險的動態評估不可忽略，在整個體系的風險在短期內難以偵測，重大的系列不穩會逐漸累積，直到系統受到衝擊才能觀察。假設平時平均報酬率為每年7%，突然卻經歷一次影響達30%的衝擊，事後就需要創造43%的總報酬率，才能回到衝擊之前的水平——即使事後報酬率仍然是7%，也需要五年時間。作者認為較可行的應對方法是為中級衝擊予以保險，極端衝擊保險因違約問題反而較難做到。金融危機後的監管改革也應聚焦在偵測與限制系統性風險，雖然監管套利、全球失衡、需要時間理解系統性風險等都會令這種改革頗為困難。週期性系統風險增加也突顯出流動性資產的優點︰規避現金流困境、有適應價值過高和系統性風險升高徵兆的彈性、在危機之後也能創新投資機會。
金融危機後新興國家需要持續結構性轉變以追趕成長，隨著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與彼此貿易增加，它們對先進國家需求的依賴程度會減少，但不是完全消失。新興國家也需要處理所得及基本服務使用機會不均，以免因局勢緊張阻撓區域成長。新興經濟體也需要保持緩衝機制，防範金業產業擴大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的風險。隨著先進國家面臨失業與金融動濫問題，可能會令貿易保護主義者重新得勢，令政策局限於國內，忽視全球共同利益。在步調不一致的全球經濟中，新興經濟體需在全球政策抉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者期望G20能協調先進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管理全球經濟與治理。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需扮演不同角色，並包括隨時間改變的不對稱，以顧及開發中國家成長。先進國家必須制訂可調整的目標，並協定五十年內達到該目標的減排策略。同時，先進國家也應協助開發中國家採行減緩行動。至於開發中國家，在成長時可讓它們增加能源消耗與碳排放，但同時需要減少能源補助並提升能源效率。透過誘因讓開發中國家引入先進國家的新科技，長期而言會令開發中國家碳排放增加速度減緩，以至排放量下降，當開發中國家漸漸追上先進國家，其每人年均碳排放路徑就會與先進國家融合為一。碳交易的分配問題也可以類似方向實行，最初碳交易系統只由先進國家成員參與，開發中國家直至經濟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才加入。
網絡化電腦也令全球經濟生產力大為提升，資訊與資料處理自動化，資訊取得、搜尋與交易活動都在網際網路進行，人力資源也可以在全球參與市場流程與供應鏈。交易成本大為下降，開發中國家的民眾首次有機會使用基礎服務︰安全儲蓄管道、借貸、獲悉市場價格、取得氣候資訊、接觸書籍期刊、進行社會交流等，令知識、資訊、交易和連結的缺口快速縮小。
作者認為未來G20的任務在於兼顧持續成長，恢復並重新平衡全球需求；重啟世界貿易組織流程，朝恢復全球經濟開放方向前進；協調金融改革達到穩定與一致，避免法規漏洞，確保金融流通自由，瞭解外匯存底與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持有者的投資行為，降低各國順差與逆差。
題外話，中譯本的書名十分不著邊際，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變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都算了，The Next Convergence變了意思近乎相反的《經濟大逆流》是怎麼回事，而且副題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改成「大創新潮為何會帶來大失業潮」，意思完全不同，這可真是相當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