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23日 星期一

生活的經濟學

本日談的是貝克夫婦的《生活的經濟學》,以經濟觀點解釋生活那樣。

談到民營化,作者似乎傾向支持︰

公營企業的決策方式,大致上都被認為是遲緩而欠缺效率的。


......公營企業在用人和訂價策略上,也會因為政治因素的考量而受到很大的影響。例如,公營企業主管的薪資所得,通常都遠低於民營企業的水準,因為如果他們支領的薪資過高,可能會被指責支領不當薪資而承受到政治壓力。


......另外,公營企業不能任意辭退員工,而且在工會的要求下,他們對員工的加薪幅度也很大。再者,公營企業往往也容易屈服於消費者的壓力之下,而將產品售價降低。


......政府可以進一步推動民營化,也應該做得到。公營企業顯然比較沒有效率,也比較沒有彈性,因為他們無法將政治因素排除於經濟決策之外(pp. 36-37)。


作者認為︰

只要政府有權影響企業的經營環境,那麼貪污問題就會再度出現。......要降低企業以不當手段來影響政府決策,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發揮長期的效果,那就是削弱政商之間的關係(p. 210)。


作者對自由市場的看法︰

以個人行為及市場競爭為基礎的經濟制度,要比政府管東管西的制度來得有效率。不過,長期來講,自由市場體系可以讓人民養成獨立以及主動積極的行為原則,而這部分的影響可能更為重要(p. 98)。


在市場經濟制度裏,商品價格、勞工薪資和公司利潤等,都是根據市場競爭來決定的。消費者、勞工以及資方,都是透過市場競爭來決定如何分配他們的消費額度、勞力,以及資金,以便產生最大的價值(pp. 257-258)。


這種說法至少要有兩個前提才能成立,一是個人能充分掌握資訊,並具足夠判斷力作理性決定,二是市場的各參與者對市場之影響力差別不大,為充分競爭提供空間,而不致於出現寡頭壟斷甚至獨佔。

關於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大漲或大跌,通常和經濟基本面的關係不大,往往是由一些較小的事件引起的,例如某個併購計劃在甚麼時候宣告流產等。原因大家都知道,就是投資人的一種群體本能。換句話說,投資人在作決定之前,會先判斷別人會怎麼做,然後根據這個判斷來決定自己要採取甚麼行動(p. 323)。


股價在最近兩個月(按︰1987年)總共下跌了25%,股票總市值幾乎損失一兆美元。這當然是一筆巨大的數字,但對一般人的資產來說,實際的損失並不大,因為多數人的資產是和技術及訓練結合在一起的,這些才是創造目前以及未來財富的工具(p. 327)。


作者提到以經濟理論來分析政策的要旨是︰

個人及組織的行為,是根據動機及誘因來決定的。例如,在商品價格較高,或服務成本提高的時候,一般家庭就會樽節開支;相對的,在商品價格上升之際,廠商便會增加生產。動機及誘因會影響行為,這是不變的事實,而且由常理就能看得出來。可惜的是,當人們討論公共政策的時候,總是會將常理這回事拋諸腦後(p. 355)。


的確,誘因是人類行為的要素,因此說公共政策原意很好,但不談誘因,仍然是不足的。但在討論問題時,還需要注意以下兩點︰

對於複雜的問題,有時候並不容易分辨清楚哪些說詞是真實的。不過,有兩個可以用常識來判斷的方法,倒是可以讓人把問題看得更清楚。第一個,就是看看提出這些說詞的人,會不會因為故意誇大問題的嚴重性而得到好處。第二個,就是看看這些說詞有沒有事實根據。有時候只要稍微查證一下,就知道有些說詞是沒有甚麼根據的(pp. 176-177)。

2011年5月16日 星期一

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

大衛哈維的《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若干個月前說要看看這作者的書籍,結果也拖了這麼久。

還是隨便地引幾段,新自由主義與國家︰
墨西哥的案例呈現的是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一項關鍵差異︰在前一種狀況,債權人承擔源於不良投資決策的損失,在後面一種情況下,債務人被國家和國際勢力強逼接受償付債務的成本,而不論這對當地人民生計和福祉有何後果。如果這要求將資產以超低價格轉讓給外國公司,那就這麼辦(p. 14)。

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基本使命,是要創造「優良的企業環境」,因此要替資本累積最佳條件,而不論這對就業或社會福利造成的後果(p. 20)。

新自由主義並未令國家或國家的特定機構(例如法院)變得無關緊要,像近幾年右翼和左派許多評論者所主張的那樣。然而,國家機構及其作為,有了徹底的重新構造(尤其是強制和同意的均衡、資本力量與群眾運動的均衡,以及行政及司法權力和議會民主權力這兩方面的均衡)(p. 24)。

新自由主義的「成就」︰
在甚麼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轉向解決了資本累積欲振乏力的問題?它在刺激經濟成長的實際成績,可說是令人沮喪。......那麼,為甚麼有這麼多人被說服相信,新自由主義是「唯一出路」,並且已經非常成功呢?原因有二。首先,地理不均發展日趨反覆無常,使得某些特定疆域以其他地方為代價,產生了驚人的進展(至少是暫時性的)。......其次,在上層階級的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確是大舉成功。它不是復辟了統治菁英的階級力量,就是替資本家階級形構創造了條件(p. 36)。

作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繫於不斷進行奪取式累積,當中包括四個主要元素︰私有化、金融化、危機管理與操控以及國家重分配。

說到非政府機構(NGO)︰
NGO不是民主機構。它們傾向菁英主義,不擔負責任,並且就定義來說,也遠離那些它們要保護或幫助的人,而不論它們立意多麼良善。它們通常隱藏了議程,偏好與國家及階級勢力協商或施加影響。它們通常會控制它們的委託人,而不是代表他們。他們宣稱且假定要替那些無法自行發聲的人說話,甚至界定了那些他們所代言者的利益(宛如人們自己辦不到這一點),但它們的正當性,總是令人懷疑(pp. 46-47)。

新自由主義下的群眾運動︰
新自由主義越是被視為失敗的烏托邦計劃,掩飾了階級力量復辟的成功計劃,它就越會替群眾運動的崛起奠下基礎,後者呼籲平等主義的政治要求,追求經濟、公平貿易和更大的經濟安全。

新自由主義下權利論述的興起,在帶來問題的同時,也提出了機會。......對於做為塑造我們生活之主導過程的無盡資本累積的批判,導向了針對內含在那個過程中的特殊權利——個人財產權和利潤率——的批判,反之亦然。因此,提議一套不同的權利,就連帶承擔了說明這些權利可以內蘊地鑲嵌其中主導性社會過程的義務(p. 62)。

資本主義與生活︰
目前在工作場所,以及生產—消費過程中發生的每件事情,都以某種方式陷入了資本循環和積累。幾乎我們現在吃喝穿戴,收聽、觀看和學習的每件東西,都以商品形式來到我們面前,而且由分工、產品利基的追求,以及體現資本主義信條的論述與意識形態的一般演化所塑造。唯有當日常生活已經完全朝資本循環開放,以及政治主體的願景,幾乎完全受制於鑲嵌在這種循環的狀況,資本主義的運作方能以情感性的意義及正當性做支撐。在這種情勢下,身體變成了「積累的策略」,而且我們全都得在這種條件的符號底下過活(p. 77)。

之後作者提到了資本累積內三種社會過程︰奪取式累積/貶值、空間與時間中的資本累積及社會鬥爭的政治,詳情還是不說了。

至於作者的空間概念,乾脆將p. 138的圖表貼出來似乎較方便︰



作者說,各空間要保持辯證的張力,應該自由橫越各空間來分析那樣。

2011年5月11日 星期三

文化與社會

本日說《文化與社會》,是一本編選集,所以每篇引一兩段就好了吧。

狄爾泰「人文研究」︰

要想了解自己,只有透過完全的理解活動來達成;但想要了解自己和他人,只有將我們經驗的種種,轉化為表達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方式來完成。因此只有當我們把經驗、理解、表達這三者結合在一起,「人」才有可能成為人文研究的主題;而這三者互相連繫的特質,也就是人文研究的獨特之處。也只有當我們採用結合了經驗、表達和理解三者的研究方法,去探究某個主題時,我們的研究才稱得上是人文研究(p. 46)。


帕森斯與席爾斯「價值觀與社會體系」︰

這個共同的文化/符號體系在某些層面上,便摺行動者樹立了規範的意義。有了這個標準值之後,如果自我希望被他者理解(即自我想得到本身所預設之他者的回應),就必須遵從這個規範傳統。這套其同的文化符號便成為一個媒介,這個媒介塑造了自我和他者的行為模式,由此才衍生出(定義出)他者在面對自我的行動時所作的適切回應。上述過程構築了一個穩定的相互期望系統的條件;在此系統中,自我和他者不僅應該相互交流,而且必須恰如其分的交流互動。


如此遵循著適切互動的傾向,其實正是為了服膺一套標準模式。這個標準模式就是文化——文化不僅是一套溝通符號,而更是一套行為準則。經由互動,自我和他者的行為動機便和標準模式融為一體。在建構行動體系之際,價值觀取向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文化成分(p. 56)。


葛蘭西「文化與意識形態霸權」︰

只有在知識份子與俗民大眾之間存在著理應於理論與實踐之間出現的統合時,——也就是說,只有在知識份子一直是屬於群眾的有機知識份子,以及只有在他們能夠縝密思考、連貫組織群眾在實踐運動中所引發的原則和問題,從而形成一個文化與社會集團時——我們才能擁有文化上的穩定與思想上的有機特質。......只有靠接觸俗民大眾,哲學才能有「歷史感」,並且滌清個人的知識份子氣味對哲學所帶來的污染,讓哲學「活起來」(pp. 70-71)。


索緒爾「符號與語言」︰

語言符號所結合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觀念和聲音意象。後者不是物質性的聲音或純粹物理意象,而是那聲音在心理上所留下的印記,在我們感官上所留下的印象。聲音意象是感官的,而且如果說聲音是「物質性」,也是相對於「概念」這一較為抽象的用語而言。


我們觀察自己的話語時,聲音意象的心理特徵變得明顯。我們不必張嘴動舌便能跟自己說話,或在腦海裏吟讀詩文。


......語言符號因此是一個雙面的心理實體...... 觀念/意象(pp. 77-78)


莫頓「科學之規範結構」︰

所謂「科學精神」,乃是一連串具有感情成分、限制科學研究者研究取向的價值觀與規範。展現這些規範的形式包括「指示」、「處罰」、「偏好」以及「認可」。它們都是透過一些體制化的價值觀而取得正當性。這些規定由法則和典範加以傳遞,並且以制裁的方式加以強化,使得科學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能將之內化,因而形塑出他的「科學良知」,或者,用近來大家所偏好的詞彙來說,他的「超我」(p. 91)。


有四組體制上的成規構成了現代科學的精神;包括︰普遍主義、共產主義、無私性以及組織化的懷疑論(p. 92)。


李塞特「價值體系與民主制度」︰

如果我們要比較各國價值體系,首先必須能將各國價值體系加以區別及分類。......本文所運用的模式變數主要涵蓋三類價值區分,分別是——「成就」與「命定」的區別;「普遍性」與「獨特性」的區別;以及「明確」與「模糊」的區別。一般社會價值體系評定個體表現並加以定位時,主要運用兩種評定方式;一種是強調個體的卓越能力與成就,另一種則突顯遺傳或其他先天特質...... 此即成就/命定所代表的不同著眼點。第二類區分模式中,「普遍性」是強調所有的社會分子應該依據相同的標準得到相同的待遇......而「獨特性」的著眼點在於突顯個體之獨特性,依不同特質及不同身分,給予不同的待遇。第三類區分模式亦是著眼於如何看待個體;「明確」的概念強調依照個體在社會中佔有的特定位置加以對待,而非籠統地將其視為具有群性的社會成員(p. 103)。


巴特「摔角的世界」︰

摔角不是運動,是景觀...... 真正的摔角,也就是被誤稱為業餘摔角的那一種,是在二流的室內場地表演的,那裏的觀眾自然而然融入嘆為觀止的比賽現象,有如城郊電影院的觀眾;而且這一批人滿腔憤慨,因為摔角是一種預先套招的運動...... 觀眾根本沒興趣知道比賽是否有暗盤——這樣是對的;他們沈浸在這一場景觀最主要的旨趣,亦即棄絕所有動機與後果︰重要的不是他們想到甚麼,而是他們看到甚麼(p. 119)。


沙林斯「食物作為象徵符碼」︰

使某個物件變得對某些種類的人而言有用處,這種社會意義在該物件的物質特性中並非顯而易見的,就如同它在交換過程中可以被賦予的價值也是看不見的。「使用價值」比起「交換價值」而言並非比較不具象徵性,或比較不能武斷認定。因為「有用性」並不是該物件的性質,而是該物件性質的「意義」。......人類社會中沒有一樣物件、一件事情,是具有本質意義或能夠流動的,所有的意義都是人類賦予的(p. 130)。


高夫曼「框框外的活動」︰

假設你要觀察一連串的活動——這些活動具有依照特殊規則而編排訂定的固定框架,並且是所有經過認可的參與者的主要注意力的共同集中點;然而,當這樣的活動正在發生的同地、同時,似乎無可避免的,其他模式或線路的活動(包括狹義的溝通活動),也同時發生著。當人們著手處理(如果真的有人去處理)這類與「官方/主要活動」相異的次要活動時,往往會把他們和官方/主要活動分開來看。換句話說,活動的參與者所遵循的「活動進行路線」——或稱為「故事發展線」——事實上橫跨了許多被認定是「框框外的活動」的事件;而這些框框外的活動之所以淪落到次等地位,其實完全是官方/主要活動所主導的特殊規則規範的結果(pp. 144-145)。


吉爾茲「巴里島鬥雞賽之為戲劇活動」︰

在鬥雞賽裏,社會地位當然只是象徵性地受到比賽成敗的影響...... 鬥雞主人受到的影響,都只是暫時性的認可或暫時性的侮辱而已。但是對巴里島人來講,再也沒有任何事物比間接的冒犯更令人竊喜;同理,再也沒有任何事物比間接的冒犯更令人痛苦——特別是當雙方都認識的人都在場看得一清二楚的時候,一齣眾目睽睽的鑑定賽,真是夠「深層」的了(p. 164)。


透納「過渡儀式與社群」︰

在過渡儀式裏,人們自社會結構解放、進入社群,經由社群經驗重新攝取活力,再返回社會。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沒有這種辯證關係,任何社會均無法適當運作。過度彰顯社會結構,很可能導致社群滋生病態,游走「法律」之外或對抗法律。反之,過度彰顯社群,就像某些宗教或政治活動;可能接踵而來的便是獨裁、過度官僚作風,或其他形式的結構性僵化體制(p. 185)。


道格拉斯「污染象徵秩序」︰

仔細分析我們對污穢的想法,如果能撇開其中病原論與衛生學的成分,所見的便是一個對污穢的古老看法,認為它是脫序的事物。這個研究方向非常有啟發性。它隱含兩個條件︰一方面有一套符合規範的關係;同時有違反此關係的種種可能。這麼看來,污穢絕非獨立偶發的事件;有污穢必有體系。我們可以說污穢是系統分類下的副產品,因為秩序管理的過程都不免要摒除不合宜的成分(pp. 186-187)。


史密斯-羅森伯格「維多利亞時期純潔觀裏性的象徵意義」︰

如果身體是符號,那麼企圖控制身體功能、制定法規及違紀處分的種種決心也就代表了想要控制或維護社會某些特定族群的慾望。假如身體被看成脆弱無力、容易受到無法掌握的力量殘害,那麼很有可能是這個社會或社會族群本身懼怕改變,這些改變被當做無法控制的洪水猛獸(p. 200)。


湯普森「互助共生的儀式」︰

教會的凝聚力日漸低落絕不是代表勞動階級的自尊、自重及自律的敗壞。相反地,因為擁有一個工業與政治組織的大傳統,曼徹斯特以及紐加塞爾在人民憲章的年代,就是以懂得節制的大規模示威活動著稱。......在距離軍隊經常只有咫尺之遙的時候,他們通常只是擦肩而過,盡量避免任何滋事、挑釁的行為發生。「我們的群眾很有教養」,其中一個指揮回憶道,「我們需要的並不是暴動,而是革命」(pp. 227-228)。


威利斯「男子氣概與工廠勞動的關係」︰

說起來似乎匪夷所思,在槁木死灰的工作經驗當中,工人卻交織出一個生力十足的文化,而且這絕對不只是因為受挫而有的反射動作。這個文化絕不是經過機器剝削的殘渣,而是將經驗給予正面性的轉變,是工人對於在意象、工藝、事物等方面能分享共同價值的喜悅。正基於此,工人階級的工作文化絕對不只是介於人類與逆境之間的泡綿軟墊、橡膠隔膜。它是基於本身權益而生的挪用舉動,是技巧的運用,是有目的之行動與作為。即使是身處困境面臨欺壓,這個文化仍舊保有極人性的特色(p. 234)。


傅柯「性論述與權力」︰

據說過去沒有一個社會像現在這個這樣假正經;權力的機構也不曾如此費心地對它們所禁制的那件事佯裝無知,彷彿決定不去干預它似的。然而至少在重新檢閱事實跡象後,我們發現一切剛好相反︰當今權力中心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它所展現及賦諸言語的注意力、它循環流通的各種接觸與鏈結,也都是前所未有的;強烈的快感和持恆的權力所攫取佔有的地盤也是空前的多,為的是把觸角擴展到其他地方(p. 257)。


波赫居「藝術品味與文化資產」︰

在成為培養出來之天性的文化當中,或是已經變成天性的文化當中,中產階級找到合理化其特權唯一可能的原則︰既然無法求助於「身世之權」...... 或是「自然」...... 或是美學價值....... 那麼他們只可以訴諸培養出來的天性以及成為天性的文化,和有時候稱之為「階級」的東西,或是...... 訴諸「教育」,和所謂的卓越不凡...... 為了讓文化能夠實現其首要的意識形態功能,遂行階級收編,並合理化這種選擇模式,因而有必要(而且這樣做就足以)將文化與教育之間同時既明顯又隱藏起來的關連加以忘卻、掩飾並且否認(p. 269)。


柏格「世俗化過程的社會起源」︰

宗教多元化之後,在社會學或社會心理方面的主要特徵是,宗教不能再強逼接受,必須透過市場銷售。幾乎必須優先考慮的是,若要將宗教商品銷售給不受脅逼的消費者,就不能不考量他們對商品的期望。當然,宗教體制仍可以倚恃傳統的聯繫,避免某些信眾在宗教抉擇上過於自由,因為就市場的角度來看,某些「老顧客」依然有強烈的「產品忠誠度」。而且,宗教組織多多少少可以藉由各種促銷活動減少信眾不滿的情緒。儘管如此,基本上必須以懇求的姿態面對大眾,這表示消費者才是市場產品的主導(pp. 313-314)。


阿多諾「文化工業再探」︰

文化工業帶來的總結果是反啟蒙的效應,......啟蒙科技——也就是對自然的逐步征服——搖身一變成為欺騙大眾的幌子,從而變成禁錮意識的工具,阻礙個體發展獨立自主的心智,使其無法理智地為自己下判斷、作決定。獨立理智的個體才是民主社會的先決條件。民主社會需要具有成熟心智的成人來培養與維護。假使大眾遭到不公平的待遇,被道貌岸然者譏為烏合之眾,那麼文化工業難辭其咎。它將人們變成行為相同的一盤散沙,再加以蔑視,同時也阻擋了原本在現代的生產之下得以成熟發展的解放與自由(p. 327)。


馬庫色「從共識形態到工具性控制」︰

一個內在面向存在著,與外在的時勢相區別甚至相對抗...... 這個私密空間已經被工業科技的實況侵入和削減。大量生產與大量分配佔有了整個個人,而工業性質的心理狀態也早就不再局限於工廠當中。「投入內化」的多重過程似乎已僵化成近乎機械化的反應。其結果不是造成適應調整,而是模擬仿效︰個人直接地與社群認同,而且透過這個過程與整個社會認同。


......否定思考的力量——亦即理性的批判力量......失去,在意識形態上是與這樣的實質過程本身相對應︰亦即先進工業社會壓制其生產機制,並將它所製造的貨品與服務事業「推銷」或強加在整個的社會體系上的過程(pp. 336-337)。


貝爾「西方世界意識形態之終結」︰

沒幾個認真思考的人會相信他們可以描繪一幅「藍圖」,然後透過「社會工程」來實現一個和諧的新烏托邦境界。同時,老一代的「反信仰」也失去了其吸引力。現在,很少「典型」的自由主義分子仍會堅持國家不能干預經濟,也很少有中堅的保守主義者——至少在英國和歐陸——會相信福利國家是「通往奴役之路」。因此在西方世界,知識份子面對政治議題時形成了一個籠統的共識︰接受福利國家;去除中央集權為尚;採取混合經濟和政治多元主義制度。就這一層意義來說,意識形態的時代已告結束(pp. 345-346)。


帕森斯「超越壓逼與危機」︰

雖然整個時局的變化是由美國所主導的,但是所有新時代的特色都將散佈在每一個現代社會之中。


......平等原則的運用,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普遍。大致上由一些平等的成員組合而成的社會群體顯示出,一些較為古老、私人名位的社會參與基礎......其正當性已被削弱。


......較有生產力的單位,會得到特殊的報酬。相同地,「有效能的組織」,是複雜社會群體在運作功能上的必要條件,而促使這種效能的成因是權力的體制化,其內部自然有分化的作用(pp. 360-361)。


古德奈「論意識形態、文化機器與新興的視聽感官工業」︰

當表意象徵系統的重心遠離概念、轉向圖像的時候,意識形態的基礎就漸漸消失了。現代的傳播系統已經從以報刊為中心轉變成為以電視為中心,回應這個轉變的方式可能不再依循意識形態的模式,而是採用和它完全不同結構的表意系統。現在的表意系統重類比而不是數位,重合成而不是分析,重玄秘信仰體系、新的宗教神話...... 意識形態並未走到「盡頭」...... 它在知識精英之間仍舊保持主導的地位,只不過它不再是大眾重要的感知模式,它已經喪失了群眾基礎(p. 369)。


貝爾「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與道德秩序的傾頹」︰

在一開始,資本主義的經濟衝動與現代性的文化驅力來自於同一處根源,共享自由與解放的概念。這個概念以「狂亂的個人主義」之姿落實到經濟事務上,而在文化層次上,它化身為「無拘無束的自我」。雖然這兩種共同源於對傳統與過往威權的揚棄,但不久之後彼此之間的敵對關係也一發不可收拾。......一旦工作與生產的組織完全朝官僚化的方向走,個人也被貶抑為角色而使工作場所的信條與對自我探尋、自我滿足的強調漸行漸遠時,它們彼此的敵對狀態只會愈演愈烈(p. 390)。


李歐塔「後現代狀況」︰

社會的實踐模式可不像科學的那麼簡單。它像是由不同類型話語(示意性、規範性、操演的、技術的、評估的)等各式網絡交織形成的怪獸。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必定可以找出一套所有語言戲局共通的後設指令,或是以為將流通於社會集體中的陳述總體加以規範的後設指令,其總體可被一個可改變的共識...... 所涵蓋(p. 411)。


哈伯瑪斯「現代與後現代之爭」︰

在經濟成長活力和國家體制成就的壓力之下,社會現代化更加深入各種人類活動的舊有形式。這種生命世界臣屬於體制的現象,我認為要歸罪於日常生活溝通的下層結構受到干擾。


......文化傳統的傳承、社會融合、社會化等職責,須依附於溝通理性的準則之上。當以價值判斷與行為基準的再生產和傳輸為中心的溝通行為領域,遭受奉經濟與管理理性為指標的現代化滲透時,就會有抗議與不滿的產生;因為,這些領域本應奉行溝通理性才對(p. 422)。


胡森「後現代導圖」︰

後現代主義的作用根本就不是讓現代主義過時;相反地,後現代其實挪用了許多現代主義的美學策略與技巧於新的角度裏,正因如此,它也重新詮釋了現代主義。在這個詮釋過程中真正過時的,是在批評論述當中有關現代主義的既定觀念,無論有意無意,這些觀念往往都以充滿目的論的進步和現代化理念為基礎(p. 457)。


其實也只是很約略地看完本書,沒有太多得著,不過將待看書籍列表增加了一串就是。

2011年5月10日 星期二

支配社會學

寫寫韋伯的《支配社會學》三本,即《支配的類型》、《支配社會學I》與《支配社會學II》,先由《支配社會學I》開始。

首先是支配的定義︰

「支配」即意味著此一情況︰「支配者」(單數或多數)所明示的意志(「命令」)乃是要用來影響他人(單數或多數的「被支配者」)的行動,而且實際上對被支配者的行動的確也產生了具有重要社會性意義的影響——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內容(僅只為了命令本身之故)當作自己行動的準則。從另外一端看來,此一情況即可稱為「服從」(p. 7)。


之後作者提及直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制的行政,其存在是不穩定的。隨著經濟分化的出現,行政職務即可能落入有產者的手中。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們有過人的資資或專門知識,而只是因為他們有「餘暇」、兼職性地來處理行政事務,報酬很低或根本是無償的。對那些被逼要工作以維持生計的人而言,這種兼職就意味著時間——換言之,收入——的犧牲,勞動的強度愈是增加,這種犧牲即愈無法忍受。擁有上述優越的人因此並不僅指那些擁有高收入的人,而是指那些可以不勞而獲、或是只須間歇性勞動即可有所獲的人(p. 11)。


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需要「正當性」的理由維持︰

人類的命運並不平等。每人的健康、財富情況、社會身分等等皆有所差異。簡單的觀察即可發現,在所有這些情況裏,境遇較佳者者一直覺得有必要「正當化」自己的處境,認為自己的好運乃是「應得的」,其他人的歹運則是他們的「自業自得」。(p. 16)


究其實,任何支配(就此字之技術性意義而言)的持續運作,都有透過訴諸其正當性之原則的、最強烈的自我辯護的必要(p. 17)。


當中有三種正當性支配關係的純粹類型︰

第一,一個具有(經由協定或指令所制定的)合理規則的制度。在此制度下,當根據規則所「委任」(握有權力)的人要求服從時,服從乃是服從於具有一般性約束力的規範。在此場合裏,每個命令權力的擔綱者,都由上述具有合理規則的制度賦予正當性,只要符合規則運作,他的權力即是正當的。準此,服從乃是針對規則,而非對人。


其次,命力權力的妥當性亦可基於人的權威。這樣的一種權威,進一步可以奠基在傳統的神聖性——一種具有慣習化與恆常化的神聖性,且要求對特定人物的服從。


第三,或者,此種人的權威亦可來自一個正好相反的基礎上,亦即對非日常性事物的歸依、對卡理斯瑪的信仰,換言之,亦即對信仰某個帶來實際啟示、或具有天賦資質的人物,視之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p. 17)。


這就是「官僚制」、「家父長制」與「卡理斯瑪支配」。

官僚制的特徵有1. 規則設定權限,包括職務、權力與升遷 2. 分層的職級,在純粹類型裏是一元制 3. 公務與私人活動分離 4. 專業訓練化人員 5. 全職官員 6. 業務需遵照明確、全面、可學習之規則。

作者認為,官僚制是極難摧毀的社會組織︰

官僚制一旦成立之後,其客觀上的不可或缺性與其特有的「非人格性」是相互結合的,這點也意味著此一機制…… 極容易變更效勞的對象,只是那個人能取得控制權。理性組織的官僚系統,即使是在被敵軍佔領的地區,仍持續運轉,唯一要做的事只是更換其最高長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其運轉與否關乎所有人——甚至包括敵軍——的重大利害關係。


……這樣的一種「機器」,使得「革命」——意指以暴力方式創造出全新的支配組織——愈來愈不可能,因為在技術上,此一機器控制了現代的交通工具(電信等等),另一方面也因為此機器的內部結構已日益徹底理性化。在此過程中,「革命」已為「政變」所取代——法國仍可視為範本,因為那兒成功的變革都帶有政變的性質(pp. 57-58)。


近代官僚化促成了專業考試制度發展,因為官僚制要求成員通過專門的技術與事務訓練。不過作者認為,文憑制也有可能製造另一種特權階層︰

大學、技術學院與商業學院文憑的發達,以及進一步要求在各個領域皆設立教育文憑,助長了辦公室與營業所內一個特權階層的形成。此種文憑構成其持有者要求……獨佔一切社會與經濟有利地位之基礎。當我們聽到各方傳來要求課程標準化與專業考試的呼聲時,可別以為突然間來了陣「教育熱」,其目的毋寧說是想要限制這些位子的供應量,並由持有教育文憑者獨佔這些位子。就此種獨佔而言,「考試」在今天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手段——這也是它之所以持續推展的緣故。由於取得教育文憑所須過程需要相當多的費用,而且在這段時期裏無收入可言,這種努力也意味著才能(「卡理斯瑪」)的受壓抑與財富的佔便宜,因為隨著教育文憑之大量製造而來的,往往是(為獲得文憑而付出的)「知性」花費的減少,而非增加(pp. 71-72)。


之後是家父長制︰

在家父長支配裏,支配者命令的正當性則由其屬下人格性的服從來保障,而且只有其權力的事實與界限是由「規範」而來,不過這些規範乃是由傳統所神聖化,而非制定。這個具體的支配者的確是他們的「支配者」,永遠是第一個浮現在帔支配者腦海中的念頭。除了受制於傳統與可以抗衡的權力外,支配者可以依憑己意、自由地行使權力,絲毫不受規則的阻撓(pp. 75-76)。


對傳統的恭順與對支配者的恭順,乃構成家父長權威的兩個基本要素。傳統的力量限制了支配者,從而有利於權力服從者——他們沒有任何正式的權利(p. 78)。


隨著家共同體日漸分散,家父長的絕對權力也分散到其他領主上,形成家產制︰

原初當家長將其依附者(包括被視為家人的年輕男子)安置於其廣大領土的份地上,讓他們擁有自己的房子與家庭,並提供他們家畜與農具時,只不過意味著家共同體的分散化。然而,正是這種最簡單、莊宅的發展,導致了完整家權力之無可避免的弱化。


……這樣的一種關係,就算最初純粹只是一方的支配,仍然會演變出權力服從者之要求互惠,而且此一要求「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所承認的「習慣」(p. 80)。


「家產制」支配因此乃是家父長制支配結構的一種特殊變形——透過分配土地(有時尚包括農具)給家中年輕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將家權力分散化(p. 82)。


由於缺乏職務與私人活動的分別,家產制的官吏與官僚制有異︰

與官僚制相反的是,家產制官吏的地位乃來自其對支配者之純粹人身性格的隸屬關係,其面對子民的地位也不過是此種關係的一個外延。……因此,家產制官吏的職務忠誠並非對即事化任務的一種切事性的職務忠誠(職務忠誠的外延與內涵乃由此種任務來界定),而是一種婢僕的忠誠,奠基於對支配者之嚴格人身隸屬性關係上;這種忠誠乃是(原則上)無止境的恭順——忠誠義務的一部分。


……所有家產制政體的服務規則(類似我們現代概念裏的「行政規則」),究其實,也不過是來自支配者之授與或恩寵的、個人性的純粹主觀性質的權利與特權;實際上,這也可說是家產制國家公共規範之整個體系的一般性現象。官僚制國家之客觀的規範、以即事化目的為取向的就事論事的態度,在此是付之闕如的。官職與公權力的行使,乃是為了服務支現者個人、以及得到此一職位的官吏個人,而非「即事性的」目的(p. 107)。


家產制支配是家父長制權力分散的結果,由此自然會產生支配者與其他地方支配者之間的衝突︰

沒有任何行政技術足以防止領域內各個部分脫離支配者之影響力的一般性傾向,而且,愈是遠離支配者之所在地,此一傾向即愈強。最接近支配者所在的領土是由其家產制延臣直接管理的、並構成其「王畿」。接著是外域諸州,其首長亦將之視為自己領域而採取家產制的管理。就算沒有其他因素,由於交通不便,各地首長亦沒有將所有貢納上繳中央,而只是應付地方需求後的剩餘——通常是個固定的數額(p. 133)。


中央權力與種種離心的地方權力間不斷的鬥爭,為家產制帶來一個特殊的問題,此即家產制的支配者雖擁有自己的權力手段(包括土地資源、其他收入以及具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官吏與士兵),所要對抗的卻非僅只在氏族與職業上有所區別的、單純的子民大眾,而是以一個莊園領主的地位對抗其他隸屬於他的莊園領主,這些莊園領主都是擁有屬於自己的、自主性權威的地方望族(p. 138)。


假若地方領主能將其權利與義務固定,不受支配者的恣意決定影響,則發展成采邑封建制︰

在純粹家產制支配下、廣闊的恣意而行的領域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地位的不穩定性,(可能)恰與封建關係的結構形成對比。采邑封建制乃是家產制結構的一個「邊緣性的個案」,因為它企圖將支配者與封臣的關係定型化與固定化(p. 169)。


[采邑封建制]透過一種世襲性生計的賜與,建立直接的家產制的隸屬關係,或至少是一種賦役制的義務約束——以此而被束縛於土地上。此外,專制的掌權者同時賜與這些人——有別於其他「自由」的人的——租稅豁免與特殊土地權利等待權,其代價則為︰這些人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並——無限制或有明確限定的——接受支配者交付給他的軍事或行政任務(p. 161)。


隨著采邑封建制發展,身分意識變得日益重要︰

封建制的最根本要素則為身分意識,而且此一特質還不斷被強化。不論何處,封臣(就此字之特殊意義而言)都得是個自由人,不服屬於任何一個支配者的家產制權力之下。原初封臣的特殊資格,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然只是其「專業」能力——高強的武藝。……然而,采邑關係一旦發展成熟,就只能存在於支配階層內部,因為它是基於被刻意強調的身分榮譽的基礎上——身分榮譽被視為忠誠關係與善戰與否的關鍵所在。準此,不論何處都附帶要求過一種貴族(亦即「騎士」)的生活,特別是禁止從事任何營利的活動,因為這種行為有礙武技訓練,對騎士的榮譽不免有損(p. 174)。


封臣會從幾方面限制支配者的權力︰

首先,不管哪兒,封臣都企圖透過明確的規範將他們最基本的義務——軍事服務,采邑制結合關係即為此目的而創出的——每年應負擔的期限固定下來。……再者,即使是同屬一個支配者之下的封臣,亦有遂行械鬥的權利。支配者的權力僅能保障其所授與封臣的采邑,而不及於其他。


……對支配者財政權利的制約是特別地嚴格。……當封主(在一定情況下)有急需時,封臣有提供財政援助的義務。支配者當然希望能將這些援助義務轉變成一種具有廣泛內涵的徵稅權,然而封臣則努力要將這些義務轉變成明確限定的臨時性貢納,通常封臣總是能成功。


……復歸權也變得愈來愈不可行。采邑繼承權普遍地延伸至包括旁系親屬在內。采邑的轉讓當然得要封主同意接受其新封臣,不過,此事愈來愈成為慣例,購買封主的同意也成為最重要的封建財源之一。


……準此,隨著忠誠關係之實質內容的漸次定型化與商業化,此種忠誠關係亦喪失其之作為一種權力手段的清晰性與實用的價值(pp. 178-179)。


然而強大的封臣卻甚少廢除與支配者的關係,原因在於正當性的保障︰

封臣可從采邑制結合關係中找到對自己土地及其支配權正當性的保障,封主也認為這種正當性的保障對己有利︰封主的權利——就算僅只是虛擬的——至少可為他提供若干機會,不管此一機會是多麼地渺茫(p. 180)。


作者認為,采邑制與家產制塑造的意識形態大為不同︰

不管哪種型態的封建制,一向都是少數擁有武裝能力者的支配;家父長制則是一人之下的大眾支配,這種支配需要「官吏」;反之,封建制則儘量減低官吏的必要性。家父長家產制除非有由外族所組成的家產制軍隊支持,否則無法擺脫對子民之「好感」的依賴,封建制基本上則可不管這些。家父長制在對抗特權身分團體之危險野心時,常動員群眾,而群眾經常是家父長制的自然追隨者。民間神話所理想化了的,不是英雄,而是「明君」。以此,家父長家產制不論對自己或對子民,都必須正當化自己為子民之「福祉」的監護者。「福利國家」是家產制的迷思;它並非源自那種宣誓互相忠誠的自由的同志關係,而係根基於父子之間威權主義的關係。「君父」乃家產制國家的理想。因此,家父長制乃成為特殊的「社會政策」的擔綱者,而當它有充分理由必須要確保子民大眾對其保有好感時,它實際上也經常推行社會福利政策(pp. 208-209)。


接下來到了《支配社會學II》,卡理斯瑪支配,也就是以支配者超常的資質為支配之正當理由︰

卡理斯瑪擔綱者攫取賦予他的任務,並據其使命要求服從與歸順。是否有服從與歸順,要看效驗而定。如果人們——那些他感覺自己是受命降臨其間的人們——不承認他的使命,他的要求就瓦解;若是他們承認他,那麼他就是他們的支配者——只要他曉得透過「證明」來獲得承認。然而,他之得到「權利」,並非源自於他們的意願——用選舉的方式;相反的,承認卡理斯瑪的資格,乃是那些人——他的使命所向的那些人——的義務(p. 293)。


卡理斯瑪本質上是革命性的,否定一切定型的規則︰

卡理斯瑪在其最強勁的型態下,會粉碎一切規則與傳統,並以此倒轉所有的神聖性概念。它將人們對於古來慣行的、因此被神聖化的諸事物的恭順,代之以強制人們從內心服從那前所未有的、獨一無二的、因此也就是神聖的事物。在此種純經驗的、價值中立的意義下,卡理斯瑪的確是歷史的特殊「創造性的」、革命性的力量(p. 300)。


然而卡理斯瑪最終仍會失去其超常與革命性的性格,與日常融合,此即為「卡理斯瑪日常化」︰

在卡理斯瑪式領導下的團體揚起一股越出日常生活循環的運動潮流,當此潮流再度往日常的軌道消退時,至少原則上純粹的卡理斯瑪支配便會遭受破壞,而轉變、扭曲為「制度性的」;然後,要不是直截了當地被機制化,就是不知不覺地被其他完全不同的結構原則所剔除取代,或者和它們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相混合交融。


……「純粹的」卡理斯瑪支配在某種極為特殊的意味下是不穩定的,並且,其所有的變形都源自於一個(而且就是這麼一個)原因︰不僅支配者本身通常這麼希望,其門徒也經常如此,最重要的是被卡理斯瑪式支配著的歸依者是這樣憧憬︰他們都渴望將卡理斯瑪及被支配的卡理斯瑪福氣從一種個例的、曇花一現的、隨機在非常時刻降臨於非凡個人身上的恩寵,轉變為一種日常的持久性擁有。不過,如此一來,其內在結構性格便無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p. 306)。


就算是卡理斯瑪日常化以後,卡理斯瑪英雄的後繼者,也往往會利用卡理斯瑪,表示自己的支配正當。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依賴教權︰

如果支配者本身的正當性並非靠著世襲性的卡理斯瑪(依循明確的規則)而確定不移時,那麼他就有必要靠其他的卡理斯瑪力量來正當化,一般而言,能夠扮演此一角色的,唯其為教權制的力量。同樣的,對那些本身作為神的化身,因而擁有最高「固有卡理斯瑪」的支配者而言,所需也正是如此。只要支配者本身並非由自己的功業來確證其卡理斯瑪時,那麼其擁有卡理斯瑪的宣稱,就必須由職業的事神專家來認定(p. 344)。


由此,政治權力與教會權力的關係有三種可能︰

(1) 世俗的支配者要靠教士來正當代——不管作為神的化身或是作為神所意指的;
(2) 支配者本身為教士職,因而以教士的資格行使國王的機能;以上是教權制的兩種案例;
(3) 政教合一的支現者,換言之,支配者以其本身固有的權利而對於教會的事務具有最高的權力(p. 361)


而往往政治與教權兩者會趨於妥協︰

通常的狀況是,彼世力量與此世力量的妥協。並且,事實上,這樣的妥協對雙方都有利。[一方面]很清楚的,政治權力能夠為教權制提供極有價值的支援,亦即提供「世俗之腕」以撲滅異端及徵收租稅。[另一方面]教權制具有兩種性質,使得政治權力願意與之結盟。首先,特別是教權制貝有賦予正當性的力量。……第二,教權制乃是馴服被支配者的無上手段——無論規模是大是小(p. 385)。


不過教會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妥協卻促成了西方信仰分裂︰

若說教會的任何「反現世性」會讓一個追求生命開放性、「人格」的自由以及甚或美與享樂的社會,感覺到是種桎梏,那就完完全全地錯了。在這方面,教會實際上是無可非議的。


實情正好相反︰宗教改革者認為,經由素來的教權制的影響力,宗教對於生活的滲透還相當不夠;這並且特別是市民階層的想法。在理念上最反對教皇制的那些人,洗禮派及類似的教派,所要求於自己的那種(在我們今日看來無法想像其嚴格程度的)自我克制、禁慾及教會紀律,是教會從來也不敢去苛求於信徒的。教權制與地上權勢及罪,不可避免的妥協,正是宗教改革決定性的激發點(pp. 414-415)。


與教會的普遍主義不同,少數派的教派否定官職卡理斯瑪,不強逼教派外的人改變其行為,但也不應受其他權力侵蝕。作者認為,這種「良心的自由」是產生了基本權利的意識。而由此基本權利引伸而來的,則是契約自由、人身不可侵犯、職業選擇自由等概念,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
清楚的是︰對於形式的權利平等與經濟的活動自由的這些要求,已為家產制與封建制法秩序之一切特殊基礎的崩解鋪好了路,一方面有利於抽象規範的世界之出現,間接則為官僚化的出現,另一方面則特別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正如教派之採行「現世內的禁慾」——儘管採行的動機並不盡然與教理一致——以及教派之教會規律的性質,養育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心態與資本主義所需的、合理性行動的「職業人」,同樣的,人權與基本權的提出則為資本的增殖慾之自由地支配物財與人類,提供了前提條件(p. 434)。


《支配的類型》一書基本上就是支配社會學的大綱,也就不詳談了。不過書中簡短地討論了一些政治制度,而韋伯說會討論的國家社會學最終沒有完成,也就在此引用作者關於合議制的討論好了︰

合議制有利於對行政決策做比較徹底的衡量。就這個特點而言,它要比精確性及速度更為重要…… 再者,個人所負的責任在合議制下分散掉;實際上,在大的合議組織內,個人的責任幾乎完全不存在。反過來說,在一元支配的組織內,責任該由誰負是清楚到毋庸置疑的地步。因此一般而言,大規模而又需要迅速且一致性解決的問題——基於純技術因素——傾向落入「獨裁者」的掌握,他個人負起了所有的責任(p. 118)。


法制組織的合議制,因有理性界定的功能,可能有利於管理行為的客觀性,並減少個人的影響力。即使此種合議制有其負面的作用——運作不夠精確;一般而言,它是有利於經濟行為的合理化的。另一方面,現代大資本家的利益,跟過去一樣,不管是政黨或所有其他對資本家有重要關係的團體,都在政治生活上,傾向於偏好一元化的統治。因為從他們的觀點,一元化的統治比較「小心」。一元統治的支配者較易受個人影響,也較容易被操縱,因此較有可能影響司法部門及其他政治活動,以符合這些有力人士的利益(p. 126)。


好像有點太多了,還是這樣好了。

2011年3月24日 星期四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這次說說《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珍‧雅各著。

書中一開始就批評當時流行的規劃理論與重建計劃︰

都市重建的經濟學並未如都市更新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健全地仰賴公共租稅補貼的合理投資,而是大量地仰賴從一些重建地區裏無助的受害者身上,訛詐而來、非自願性的補貼。要用對這些重建地區的「投資」來增加市府稅收,是難以實現的海市蜃樓。而且,相較於為了因應這些都市解體與不安的巨大變動所必須付出的公共支出而言,這些未來的稅收,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同時,在一次又一次、更大規模的都市夷平過程中,所有都市重建的技術與科學都無助於遏止衰蔽,以及伴隨著衰蔽而來,了無生氣的前兆(p. 21)。

之後作者就開始闡述自己的規劃觀,她尤其重視人行道的作用,首先街道可以協助維持治安︰

一個能夠處理陌生人的城市街道必須具備三個特質,它能夠將陌生人的出現轉變成一種安全的資產,這也是許多成功的鄰里社區一直具備的特質︰

首先,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其次,必須有眼睛盯著街上,就像天然的偵測器。街道上的建築物……必須面對街道。

……第三,人行道必須不斷有人使用。一方面是增加街道上有效的眼睛,同時也吸引街道兩旁房屋裏面,有足夠的人去注意街上的動靜。

……城市街道不應該只用來對付有攻擊性的陌生人,還必須保護許許多多同時在使用街道,溫和善良的陌生人,讓他們能夠安全地通行(pp. 50-52)。

人行道也鼓勵人與人的隨興接觸,同時保持自己的私隱。相反,缺乏人行道,提倡所謂的「與共感」(togetherness),只會令各家自掃門前雪︰

一個良好的市街社區,它在人們堅持基本的隱私和同時與周圍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觸、樂趣、幫助之間,可以維持一個絕佳的平衡。這個平衡大部分是由很小、需要妥善照料的許多細節所構成,它們是那麼隨興地被實踐與接受,以致看起來非常理所當然(p. 75)。

休戚與共的「與共感」是規劃理論的古老理想中,一個令人作嘔的名稱。這個理想是如果人群中有任何共同分享的東西,那麼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共享。

……當一個城市缺乏人行道的生活,如果人們要和社區有同等相當的接觸的話,當地的人們必須擴大他們的私人生活。他們必須設法建立某種「與共感」,那麼他們才會有街道生活以外的東西可以共享。否則他們必須接受沒有來往的生活(p. 78)。

在缺乏自然與隨興的公共生活的城市地區,居民一般會將彼此孤立到一種很可怕的程度。如果只是和鄰居往來就會威脅侵犯到彼此的隱私,或是你無法像那些自我篩選的中上階級那樣仔細選擇你的鄰居,那麼最合理的解決方法就是完全避免任意提供協助或友誼,和別人劃清界線(p. 81)。

熱鬧的人行道還有助教養兒童︰

城市裏有其他工作和責任的人,……可以,而且在熱鬧、多元的人行道上他們的確也會,看管隨意玩耍的兒童,並且教化兒童融入社會。這是他們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順便做的。

規劃者似乎不明白在隨性地玩耍中教養兒童需要多高比例的大人。他們似乎也不了解空間和設備本身並不教養兒童。它們可以是有用的附屬品,但是只有大人才會教養兒童,教化他們融入文明的社會。

…… 在真實生活中,如果兒童有學者的話,他們只有從城市的人行道上的一般大人身上,學到城市生活的基本成功之道︰人們必須對彼此負擔一些公共責任,即使人們之間沒有甚麼關聯。這不是一個光聽別人說說就可以學會的教訓。它只能從和你沒有血緣或是深刻友誼關係,或是對你沒有正式責任的人,對你負起一些公共責任的經驗中汲取(p. 99)。

討論了人行道後,作者轉而探討鄰里公園成功與否的原因︰

你無法對一個鄰里公園說謊,也不能對它說理。「藝術概念」和有說服力的提案可以將生活的圖像放進提擬的鄰里公園或社區的林蔭大道,言詞的合理化可以招徠應該會讚賞的使用者,但是在真實生活裏只有多樣化的環境才有促進一種自然、持續的生活和使用的實際力量。建築物的表面變化或許看起來像多樣性,但是只有經濟和社會多樣性的真正內容才會造成不同時段的人潮,這對公園才有意義,也才賦予公園生命的力量(p. 119)。

一般性公園可以,也的確,增加鄰里的許多吸引力。人們會被許多其他用途所吸引。如果人們發現沒有其他許多用途因而覺得沒有吸引力時,那麼這些公園會讓鄰里更失望,因為人們會誇大公園的呆板、危險和空虛。一個城市越成功地混合每天街道上日常使用和使用者的多樣性,它的人們就會愈成功、愈輕鬆(和愈經濟)的給予區位良好的公園生命和支持,而公園也會回敬鄰里優美和愉快(p. 129)。

多樣性是本書不斷出現的詞語,也是作者都市觀的核心︰城市是活的、動態的,不能隨便移除改建。

書中以三種都市鄰里的作用結束第一部分︰城市整體、街坊鄰里與地區(districts),由於城市非常複雜,而街坊鄰里又缺乏政治力量,地區扮演的角色就是將都市的資源妥善分配到不同街坊鄰里中,並將後者的意見帶入都市︰

地區必須幫忙將城市的資源下放到街坊鄰里需要的地方,它們也必須幫助街坊鄰里將真實生活的經驗轉換成城市整體的政策目標。它們還必須協助地區用文明的方式維持可使用的狀態,不僅是為當地居民所用,還要為其他來自全市各地的人所用——包括工作者、顧客和訪客(p. 140)。

書中第二部分談到城市多樣性的四項必要條件︰

一、    地區,而且盡可能是它內部的許多部分,必須滿足至少一項主要功能,最好超過兩項功能。這些功能必須確保人們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因為不同的目的到室外,並且能使用許多共同的設施。

二、    大部分的街廓必須夠短;也就是說,街道必須經常有轉彎,機會也比較多。

三、    地區必須將不同年代和狀況的建築物加以混合,包括相當比例的優質老房子,因此它們必須產出的經濟收益就會不同。這個混合必須相當細緻。

四、    不論人們聚集的目的為何,必須有足夠密集的人口,包括單純的居住人口(pp. 170-171)。

作者認為此四條件缺一不可。之後就是各種條件的詳細考察,第一項是混合主要用途,以產生次要多樣性︰

主要用途,是那些本身會因為它們的駐在而把人吸引到一個特定的地方。辦公室和工廠就屬於這種主要用途(p. 181)。

任何一種主要用途,不管是甚麼,如果本身要作為城市多樣性的創造者,是相對比較沒有效果的。如果它和另一項,能夠在同一個時段吸引人們來到街上的主要用途結合,也不會有甚麼效果。……然而,當一個主要用途有效的和另外一個在不同的時間能夠將人們吸引到街上的主要用途結合,那麼它們在經濟上就有刺激效果︰一個有次要多樣性的活躍環境(p. 182)。

如果要產生多樣性,那麼主要用途就必須有效地混合。如何讓它們有效地混合呢?

……首先,有效是指,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使用街道,必須實際使用相同的一條街道。如果人們的路徑彼此分離,或是中間有所間隔,那麼實際上並沒有混合。

……其次,有效是指,在不同時間使用相同街道的人們,必須在他們當中涵蓋會部分使用這些相同設施的人。各種人都會出現,但是在某一時間為了某一個目的出現的人,不能和其他為了另外的目的在別的時間出現的人,完全區隔開來。

最後,有效是指,一個街道一天裏某些時候人群的混合,必須和一天裏面其他時間到那裏的人們之間,有合理的關係(p. 184)。

簡言之,從主要用途的混合來看,是混合的人群每天作為相互支持的經濟池聚的一般表現,才真正算數。這才是重點,這是一種有形、具體的經濟效果,不是虛無縹緲的「氣氛」效果(p. 185)。

第二項多樣性的必要條件是短街廓,作者用了插圖解釋街廓短有甚麼好處︰


圖1(p. 201)



圖3 (p. 203)


讓我們假設,這些很長的東西向街廓中間有一條額外的街道穿過——不是那種超大街廓計劃的貧乏無趣步道,而是事情得以開展和成長的經濟活躍地點,有建築物的那一種街道︰人們可以買東西、吃飯、逛街、喝飲料的地方。有了這一條額外的街道,這位住在八十八街的仁兄就不必老是走那一條單調、一成不變的路線到固定的地點。他會有幾種不同的路徑可以選擇,整個鄰里也會確實開放給他使用。……這些路徑就不會彼此孤立,而是會彼此混合和融合(pp. 202-203)。

長街廓,就其本質而言,會阻礙城市提供給孵育和實驗許多小型或是特殊企業的潛在優勢,因為這些企業依賴更大通過的大眾所形成的交叉地帶,來吸引顧客和客戶。長的街廓也會變成阻礙城市的混合使用(如果不只是地圖上的虛構),它(按︰似乎是指混合使用)必須依賴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時間出現,但是使用相同街道的原則(p. 205)。

第三項多樣性必要條件是擁有不同年齡與狀況的建築物︰

如果一個城市地區只有新建築,那麼可以存在的企業自然只限於那些可以負擔這些高成本新建築的一些企業。這些佔據新建築的高昂成本,可以用租金或是業主對營運資金成本支付利息或攤銷的方式來分攤。然而,不論這些成本如何回收,它們終究必須回收。因此,負擔營建的企業必須能夠承擔一個相當高的管銷成本——比舊建築更高的成本。要能夠支持這麼高的管銷成本,企業必須是(a) 高利潤,(b) 受補貼(p. 210)。

目前,在城市地區同一時期興建的建築物,有時候會受到保護,避免遭受更有效率和更能因應市場變化的商業競爭。這種保護——也就是商業壟斷——在規劃界被認為是非常「進步的」。

……壟斷規劃可以讓原本沒有效率和不景氣的經營,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是它無法用某種神奇的方法,創造出和城市多樣性相當的事情。它也不能取代城市裏混合著不同屋齡的建築物,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同管銷成本的那種渾然天成的效率(p. 215)。

時間讓一個上一代高成本的建築物在下一代變成低廉的建築物。時間會償還原始的資金成本,而這個折舊可以反映在建築物需要產生的收益裏面。對某些企業而言,時間讓某些結構變成無用之物;這些無用的結構對於其他企業可能是有價值的東西。時間可以讓在一個世代有效率的經濟空間,在另外一個世紀就變成有用的寶貝 (p. 212)。

在城市裏面新建築的經濟價值是可以被取代的,只要花比較多的營建經費就可以取而代之。但是舊建築的經濟價值是無法隨意被取代的,它是被時間創造出來的(p. 223)。

第四項多樣性必要條件是集中的人口,當中需要有住宅人口。不過,高密度住宅向來不是理想的住宅類型,作者認為,這是由於誤以為高密度住宅等於過度擁擠︰

高密度住宅表示單位面積土地上有大量的住宅;過度擁擠表示一棟住宅裏面住的人太多(對於它所居住的房屋而言)。這和土地上有多少數量的住宅無關(p. 229)。

低密度住宅的過度擁擠,比高密度地區的過度擁擠,更令人沮喪,並具破壞性。因為在低密度住宅的地方,比較少可以作為消遣和逃避,同時也可以作為在政治上回擊不正義和受忽略的公共生活(p. 232)。
之後作者也提到適合的密度是要配合城市的狀況本身,沒有事前定好的標準。城市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密度維持不同活動,但密度也不能過高而造成建築物單一化。與鄉郊不同,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其必要︰

人們聚集成城市的規模和密度可以被視為有正面良好的意義,這是基於人們想要的這一個信念,因為它們是無窮多樣性的來源,因為它在有限的地理範圍裏面,代表著非常豐富和活躍的差異與可能性,其中許多差異既特殊又難以預料,是極其珍貴的。在這種觀點之下,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裏面,不應該只被單純地視為一種實質的事實。而是應該被當作一種資產加以珍惜,同時因為它們的出現額手稱慶︰在需要活絡的都市生活的地方,增加它們的集中程度。除此之外,並以可以看得到的熱鬧公共街道生活作為目標。同時,在經濟上和視覺上,盡可能適應和鼓勵各種變化(p. 245)。

在說明多樣性四項必要條件後,作者轉而駁斥一些有關多樣性的迷思,譬如說多樣性是否等於雜亂不美觀︰

當一個都市地區在使用功能上是同質的時候,這也構成城市美學的困境,而且比郊區還嚴重,因為建築物在一般都市景觀中佔有更重要的份量。這對城市而言是一個荒謬的困境,而且沒有好的答案。

在另一方面,使用的多樣性,儘管經常未被妥善處理,但的確提供了呈現真正內容差異的可能性。因此這些多樣性在視覺上可以變成有趣和有刺激作用的差異,而沒有欺騙、表現癖,或是過多的虛幻(p. 251)。

至於說多樣性會引起交通阻塞,這不如說後者是因為缺乏多樣性的集中而不得不使用汽車的結果。城市地區有多樣性,人們就可以依靠步行滿足部分需要,使用汽車的需求反而會減少。

說到多樣性會令地區用途混亂,應該實施分區用途管制,作者這樣回應︰

如果突破出現一個龐然大物,佔掉街面的相當比例,是會讓街道看起來要爆炸的樣子——會飛起來變成碎片。

這個問題和用途,通常在土地使用分區所講的用途無關。例如,一家餐廳或是小吃店,一間雜貨店、一家家具店、或是一家印刷打字行,都可以和這條街道合得來。但是完全相同的用途——例如一家大型的快餐店、一家超級市場、一個大型的木工廠,或是一個大型的印刷廠——會造成視覺的大災難(有時候是聽覺的大災難),因為它們的規模完全不同。

這樣的街道需要管制,以防止它們受到完全恣意發展的多樣性,可能帶來的破壞。但是需要管制的並不是使用的類別,而是街面容許某一種用途的規模(pp. 260-261)。

書中第三部分說到多樣性受到四種力量危害,第一種是多樣性的自我破壞,也就是多樣性的地區令使用該區的需求上升,從而引起空間的激烈競爭,只有少數人成為贏家,在該區複製獲利最高的用途,繼而令該區變得單一。作者提出減少多樣性自我破壞的三種方式︰多樣性分區,即以建築物限制等減少單一複製;公共建築物的堅定,即以公共建築物的設立維持周圍不同的用途;競爭轉移,即提高多樣性地區的供給,令個別地區的競爭減少,以避免單一複製。

另一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大面積單一用途的「邊界」︰

作為城市的鄰里,邊界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們對於大部分城市街道的使用者而言,容易形成死路。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它們代表阻礙。

結果,接鄰邊界的街道就是一般使用的終點。如果這條街道是人們在「普通」城市地區一條線上的終點,同時也沒有獲得在這個單一用途邊界疆域之內人們的使用的話,也就是沒有足夠的使用者,它就注定要變成一個垂死之地(pp. 285-286)。

解決邊界問題,主要就是令邊界成為接縫,讓邊界兩邊的人可以,也願意在邊界活動,開放連接的通道,並令邊界成為有用途之地。至於必要的邊界,例如交流道附近,則留下反制力量吸引人流,例如人行道、短街廓、密集人口、不同年齡的建築物。

第三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不穩定的人口,作者以貧民窟為例子︰

在一個永遠的貧民窟,其中一個關鍵的環結是有太多人太快搬離此地——同時還有許多人夢想著趕快脫離此地(p. 299)。

去除貧民窟是視貧民窟裏面保留的多少貧民窟的人口而定。它是看一個貧民窟裏面,是否有相當數量的居民和生意人,覺得繼續留在當地奮鬥更有利和更實際,或是他們覺得實際上非搬到別的地方不可而定(p. 300)。

自我多樣化未必一定會在貧民窟出現,但重要的是,聆聽居民的聲音,了解他們遇到甚麼問題,需要甚麼協助。

第四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資金不足與氾濫,都市地區的信用黑名單令部分地區未能取得融資更新建築物,而氾濫的公共資金則旨在以計劃剷除地區,令地區商業與活力消失,甚至因此造成地下資金剝削計劃重建地區的房子以圖利。作者認為,更新地區的關鍵之一是細水長流的資金︰

我們的冷漠也是受到一種天真想法的影響,認為貧民窟的問題只要把舊的貧民窟清除之後便迎刃而解。這種想法顯然背離事實。

我們很容易將城市的衰敗怪罪於交通…… 或者移民…… 或是中產階級的反覆無常。城市衰敗的原因其實更深沈,也更複雜。它直接和我們想要甚麼,以及我們如何忽視城市運作的原理有關。建造城市的資金的使用形式 ——或是壓制資金使用的形式——都是造成今日城市沒落的重要因素。資金使用的形式必須轉化成再生的措施——從排山倒海而來、造成氾濫劇變的猛烈措施,轉變成細水長流的連續、緩慢、複雜和比較溫和的改變(pp. 346-347)。

書中第四部分是作者對城市規劃的建議戰術,首先是關於補貼住宅︰

很久以前我們接受的答案如下︰我們需要補貼住宅的理由是要讓部分無法從私部門獲得住宅供給的人,也有房子可以住。

而且,只要這麼做是必要的時候,那麼受補貼的住宅應該體現和展示良好的住宅及規劃的原則。

這是一個可怕的答案,伴隨著可怕的後果。一個語意學的扭曲,突然呈現在我面前,那就是有人無法從私部門獲得住宅,因此當然要其他部門來提供住宅。但是在真實生活裏面,這些人的住宅需求並非像囚犯、海上的船員或是精神病人的住宅需求那麼特殊,因此不在一般私部門提供的範圍之內。完全正常的住宅需求幾乎可以由私部門的任何人提供,都沒有問題。這些人唯一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他們負擔不起(p. 353)。

相比起公共住宅計劃分離了特定族群於其他鄰里之外,作者提議用住宅補貼局鼓勵為鄰里建造房屋,該局的功能包括︰

  1. 建造房屋的融資保證,必要是甚至由局方提供貸款

  2. 保證建造者之基本租金,同時要求房屋所有權人在指定鄰里與地點建造房屋,並在指定建築群或地區中挑選房客

  3. 在房東挑選好房客後,由局方審查房客是否來由指定建築群或地區(pp. 356-357)

作者也提到其他改革公共住宅計劃的建議,包括讓承租人有權購買房子、廢除最高所得限制、混合公共住宅與私人住宅的設計等,以保持附近的人口多樣性。

房屋之後就是汽車的問題,如前所述,作者認為不是汽車困擾城市,而是城市的組織方式鼓勵,或者強逼,汽車需求上升︰
當有更多的地方變得單調,不論事前是否經過規劃,交通對有活力地區的壓力,也就變得越大。對於必須開車才能夠使用他們位於城市裏面單調住家附近設施,或是開車離開當地的人們而言,當他們把車子開到沒有必要、有破壞性和麻煩的地方時,就不只是任性而已(pp. 388-389)。

因此城市怎樣減少汽車,對作者來說就是城市本身箝制汽車的問題了。例如熱鬧的人行道會令人行道擴寬,以短街廓擾亂車流,提供有活力、多樣化的地區等等。不過重要的是,城市箝制汽車應該有選擇性,例如貨車與公車可以令城市更有效率,就不應隨便箝制。

視覺秩序也是城市生活的元素之一,不過作者表示,城市是生活的地方,不是一件藝術品,不能以理念取代實際生活︰

要解決城市,或是都市鄰里的問題,把它當成一個藉口由將它轉換成有紀律的藝術作品來產生秩序的大型建築問題,是犯了以藝術代替生活的錯誤。

把藝術和生活嚴重混淆的結果,就是既不是生活,也不是藝術。它們是複製的標本。在對的地方,標本可以是一個有用和體面的工藝品。然而,陳列及展示的標本是死亡、填充的城市時,事情就過頭了(pp. 404-405)。

作者認為,只有多樣性與使用強度才能令城市有其功能秩序,不過也要在某些街道有視覺的中斷,令途人不會感到混亂。方法包括增加一些不規則的額外街道,在交差點設置公共建築、小公園,讓部分建築物的騎樓伸出街外等。

使用這些視覺中斷時需要注意,視覺中斷本身不會帶來街道活力,活力是由多樣性四項必要條件引發的。而某些街道並不需要視覺中斷,例如鄰近水岸、校園、運動場的街道,則順其自然反而更美觀。視覺中斷也不應造成死路,干擾行人流動,它只是視覺上的盡頭,而不是行人的終點。重複總會令人感覺沈悶,設置太多視覺中斷會令街道的功能消失。美麗的視覺中斷當然重要,但過分浮誇也會令視覺中斷與街道格格不入。

在討論視覺秩序之後,作者轉而說明如何令已有的住宅與其他都市計劃重新融入城市︰

在住宅及各種計劃背後有一種不適當的想法,認為計劃就只是計劃,是從一般生活當中抽離出來,並加以分隔的東西。想到拯救計劃或是改善計劃,作為上述認知的那種計劃,正是重複這個根本的錯誤。目標應該是讓那些計劃,也就是城市裏面的那一塊土地,重新融入城市的組織紋理當中——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強化周遭的組織結構(p. 425)。

這需要將原本單一用途的土地變成不同時間與用途交叉使用的土地,問題是這些計劃的建築物都是同一時間建成,對發展多樣性帶來困難。作者提出了幾種方式減少這種困難,包括小販︰

有一種手段,或許這是最有希望的,那就是依賴小販,他們使用推車,而不需要固定的建築物。這對於古老失傳,低管銷成本的店舖空間而言,是一個經濟實惠的局部替代方案。

針對攤販而精心設計的街道安排,可以是充滿活力、吸引力和樂趣,同時因為東西便宜,可以刺激外地人到當地購買的交叉使用。再者,它們也可以有令人愉快的外觀。

……作為跨越T型交叉路口或是街道彎曲部分的延伸,戶外的攤販可以是一種吸引人注意的東西。你可以回想一幅吸引人的街道景象,會和整個景象使人產生印象的特徵有很大的關係(p. 429)。

除了小販,作者也提到以保證租金制度令其他類型建築物逐漸加入、以「地下室」製造商店與工廠的空間、興建臨時的建築物等。由於住宅計劃本身的缺陷,較難籌措改變計劃的資金,因而公共資金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作者也指出,之前提到住宅補貼局與其他補貼措施,在改變已有住宅計劃時也是有用的。

至於非住宅計劃,例如文化中心與市政中心,作者認為應該將它們重新劃於城市之中,以免造成邊界真空。中央文化設施可以增加市區的活力,而要令它們重新滲入市區,設立較多規模較小的設施可能是好辦法。

對於整個城市的規劃者,作者認為他們不能只在辦公室內作決定,而應走向規劃地區的當地人,向他們學習︰

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冷漠、過度簡化、偽城市的規劃與設計,就是一種「不立」(unbuilding)的城市。儘管這些事情是受到實際上在榮耀城市的「不立」保守理論的形塑和淨化,但是今天這一類規劃與實務的影響,並非只是依靠理論而已。當城市的行政組織無意識和逐漸地未能隨著城市的成長和複雜化而適當地進化的時候,對於規劃者和其他行政人員而言,「不立」變成一種具有破壞性,但是實際上卻又必要的事情。他們的成員也被賦予只有超人能夠達成的任務。喪失了理解、處理與珍惜有活力、獨特、複雜和相互關聯的細節所產生的無限可能的能力,行政系統只好針對實質需要的所有事情(更別提社會及經濟的需求)設計例行、冷漠、浪費和過度簡化的解決方案(p. 441)。

負責診斷、設計戰術和建議行動及執行行動的人們…… 必須知道自己處理的問題不是甚麼一般性或是普遍化的方法,而是確實針對城市裏面一些特定的地方。他們知道許多事情,除了向當城人學習之外,是無法得知的,因為沒有人像當城人那麼清楚地方的狀況。

對於這一類規劃,在大部分領域的管理者只了解特定的服務和技巧是不夠的。他們必須了解,而且是徹底地了解特定的地方(p. 442)。

最後,作者提到了解城市的思考習慣︰


  1. 去思考過程;

  2. 用歸納思維來推理,從獨特推演到普遍,而不是反過來。

  3. 去尋找涉及非常小量的「非平均」的線索,它會顯示更大和更「平均」的觀察值運作方式(p. 474)。

作者提及了一個反例,即人們將城市半郊區化︰

感傷化的自然有危險。大部分感傷的想法至少蘊含著一個深深(或許不自覺)的不敬。我們美國人或許是世界上對於自然最多愁善感的人,同時也是對於野生動物和農村最貪婪和不敬的破壞者,這一點也不意外。

既不熱愛自然,又不尊敬自然,導致這種精神分裂的態度。的確,這種帶著恩賜的想法要用一些無趣、標準化、郊區化的自然幻影去玩弄自然的浪漫欲望——顯然非常不相信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城市,就人類而言,當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每天有數千英畝的農村土地被推土機吞噬,鋪上路面,零星的郊區居民扼殺了他們原本到此追求的東西。我們無可取代的第一級的優質農耕地的自然遺產(地球上自然的稀有寶藏),被犧牲以興建高速公路或是超級市場的停車場。當我們冷酷及愚蠢地砍伐樹林裏面的樹木、污染溪流和讓空氣中充滿了汽油(自然界經過千萬年製造出來的產品)的廢氣的時候,我們需要全國一起努力用一種想像的自然來緩和,並且讓城市這個「不自然」的東西被驅離(pp. 479-480)。

本書於1961年出版,本年是成書五十週年。

2011年3月17日 星期四

非學校化社會

這次說的是Ivan Illich的《非學校化社會》,內容包括由對學校的批評到批判現代性,由教育改革到社會改革。

作者提到「學校化社會」,指的是一種對制度廣泛依賴的心態,導致個人的行動能力受到限制,由此產生了諸如「現代化貧困」的現象︰

窮人在社會中總是處於無能為力的地位。人們對制度性關懷的不斷依賴,又給無依無靠的窮人增添了新的問題,即︰心理上的無能以及無力獨自維生。……現代化貧困把人對於環境的無能為力與個人潛能的殆損合為一體(p. 8)。


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正處於經營發展與競爭性消費的起跑線上,並因此開始走向現代化貧困。即是說,這些國家的老百姓一方面仍然生活於貧困之中,另一方面則已開始嚮往富裕生活。……在這些國家中,大多數人中了學校的圈套,即是說,學校教育之結果,使得他們在比自己受到更好的學校教育的人面前感到自卑。他們對於學校的功德盲信無疑,這使他們有可能遭受雙重剝奪,即︰一方面,愈來愈多公共資金被用之於少數人的教育,另一方面,許多人只得接受愈來愈多的社會控制(p. 12)。


作者認為學校令窮人失去控制自己學習的勇氣與能力,因為學校壟斷了教育機會,令從社會其他生活中學習的機會消失;而平等教育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因為高等教育的花費極高,令只有少數人可以參與,形成社會兩極分化,高等教育費用高昂與學校系統的存在邏輯很有關係︰

一個成功的學校系統將會驅使家長與學生不斷企求接受更高階段的學校教育,以獲取更大的價值,這樣,更高的學級便為家長與學生所需並變得供不應求,如此,更高階段學校教育的費用便會不成比例地急劇增加(p. 16)。


學校的隱性課程也包含了各種神話,「起著一種儀式的作用,這種儀式將他們導入一個以成長為取向的消費社會(p. 47)」︰

無論在哪個國家,學校教育之隱性課程都誘引人們相信這樣一個神話,即︰以科學為指導的科層體制是高效率的、樂於助人的;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隱性課程都向學生灌輸著這樣一個神話,即︰生產的發展將帶來生活的改善;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隱性課程都助長諸人們形成放棄自身努力、一味依賴他人服務的習慣,助長著異化的生產活動,助長著人們對制度性依賴的遷就以及對制度性分等歸類的認可。無論教師如何努力防範,也不管學校受何種意識形態支配,隱性課程的上述影響都依然存在(p. 105)。


而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觀︰

一個好的教育系統應具有三個宗旨︰第一,向所有希望學習的人提供其一生中任何時候皆可利用的資源;第二,使所有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識的人都能找到想從他們那裏學到這些知識的人;第三,向所有希望向公眾提出問題的人提供相應的機會(p. 107)。


由此,作者提議進行下列的教育改革︰

1. 打破現今個人與制度對於物品的教育價值的控制,開放利用物品的機會。
2. 保證傳授或實際運用所需技能的自由,開放分享技能的機會。
3. 將召集與主辦會議的權限——這種權限現在正日益為那些聲稱代表公眾利益的各種制度所壟斷——交還給個人,使國民的批判精神與創造精神迸發出來。
4. 向個人提供汲取伙伴經驗與自己選擇教師、引導者、輔導者或診治者的機會,將個人從被逼依賴現存專門職業提供的各種服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社會的非學校化必然會使作為現今國際秩序與民族安定之基石的經濟、教育及政治等領域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pp. 141-142)。


最後作者表達了對未來社會的願景,即由對制度的期待中走出來,回到希望︰

所謂希望,從其積極意義來說,乃意味著篤信自然的善性;而我這裏所說的期待,則意味著依賴人所籌劃與控制的結果。希望乃是要求某人給予我們所盼之物,期待則是從可預見的過程中尋求滿足,這一過程將產生出我們有權要求得到的東西(pp. 145-146)。


我們需要為視希望重於期待者正名,需要為愛人甚於愛物者正名(p. 158)。


本書成於1971年,有許多預言在今天已經有類似現象,包括高等教育膨脹與其成本不成比例上升、「伙伴配對」隨著互聯網出現漸趨增加、個人可以選擇的「導師」也更多了(雖然,這不如說是教育商業化的結果)。不過,作者預測教育者權力可能凌駕學校、學校因低效而消失、文憑無用等等則不太符合現況,或許,文憑制雖然在學習與教育上效率甚低,但在管理方便與經濟需求來看,也可以是一種「高效」吧。對,教育失去學習的重心,但只要學校制度能依附在別的社會制度上就能持續了,並不必然因此消失。

2011年3月14日 星期一

言語意味著甚麼

看完了Bourdieu的《言語意味著甚麼》。作者認為,語言離不開社會,語言交換則是一種經濟交換︰

語言交換——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建立於編碼與解碼的基礎之上,且因此依靠一定規則或創造力以進行的一種交流關係——也是一種經濟交換。它形成於生產者與消費者(或者市場)之間一種特定的象徵性權力關係中,其中生產者賦予了一定的語言資本,而消費者,則有能力獲得一定的物質的或者象徵性的利潤。換句話說,言說並不僅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譯的符號(除了在特別的情形中);他們還是財富的符號,意欲被評價和贊美;也是權威的符號,意欲被相信和遵從(pp. 49-50)。


由此,語言不單是溝通工具,也是社會差距的一種表現︰

應當把語言的社會用途的特殊社會價值歸功於這一事實,即它們趨向於被組織到差別(在韻律與發音之間、在詞匯與句法之間的差別)的系統之中,這種系統按照區別性偏離的象徵性秩序,再生產了社會差別的系統。講話就是要佔用一種或另一種表達風格,這種表達風格通過使用而得以建構起來,並且以其在風格的等級制度中的位置為客觀標誌,而風格的等級制度則顯示了相應的社會群體的等級。這些風格,這些既進行分類又被分類、既劃分等級又被劃分等級的關於差別的系統,成為佔用它們的人們的標誌(pp. 32-33)。


一個社會階級的身體魔力特徵,決定了作為一個階級發音特點的聲音特徵的系統。最常用的發音部位是嘴巴所進行的所有動作的基礎(不僅在說話中,而且在吃、喝、笑等動作中),因此也是身體魔力的一個組成要素,它暗示著講話的整體發音方面系統性信息。這種「發音器風格」,一種被「肉體化了」的生活方式,就像整個身體的魅力一樣,把發音特徵...... 焊接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且必須被作為整體來對待(p. 75)。


而言語的象徵性權力也來自於社會︰

詞語的權力在於這一事實,即它們並非僅僅是代表作為這些詞語的「傳達者」的個人而宣佈出來的,授權的發言人只能使用這些詞語以作用於其他能動者,並且通過其他能動者的行動,作用於事物本身,這是因為,在他的言說中集中了包括了群體所累積的象徵性資本。......根源於群體通過努力累積起來的資本,其有效使用從屬於一整系列的社會條件,正是這些社會條件界定了社會巫術儀式。為了使施事話語成功所必須滿足的大部分條件,落到了言說者之適合性的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社會功能——和他所說話語之功能的問題上(p. 87)。


權威話語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僅需要被理解(在某些時候它雖然沒有被理解但是仍然具有力量),而且它僅在被認可為權威話語的時候才能發揮其特殊的效果。這種認可...... 只是在特定條件下以一種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方式給予的,也就是說,這些條件界定了合法的用法,它必須由法律許可這樣做的人說出...... 它必須在合法的環境中說出,也就是說它必須在合法的接收者面前說出;最後,它必須按照合法的形式(句法、語音,等等)說出(pp. 88-89)。


通過依法指定的影響(貴人理應行為高尚),制度儀式產生了最為「真實」的效果,被指定者感到有義務奉行其定義,奉行其功能性的地位。指定的繼承人...... 被整個群體...... 如此認識和對待,而且這種區別和不同的對待只會鼓勵他實現其本質,使其行為與其社會本質相一致(p. 103)。


毫無疑問,制度行為所產生的真正奇蹟在於這一事實中,即它們努力使被神聖化的個體相信,他們的存在是正當的,並且他們的存在具有某種目標。但是,由於象徵性權力根本上的變動、差異以及區分的性質,通過一種詛咒,隨著傑出階級上升為存在,作為其不可避免的對立面,其補充階級則滑落到虛無或者最低級的存在(p. 110)。


言說與現有社會秩序的關係︰

異端批判的推動力量遭遇了正統觀念的阻礙力量。受支配的個體與話語和意識聯合起來...... 因為除非他們對社會秩序的分類看法提出質疑,他們就不能把自己建構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動員起他們自己或他們自己的潛在能力(p. 127)。


與此相對,佔據支配地位的個人...... 努力通過一種充滿了常識的簡單而透徹的話語,來普遍施加由這一世界所強加給他們的明顯性和必要性的感覺;因為對他們來說,讓事物保持其所是的樣子是符合他們的旨趣的,他們試圖以一種非政治性的話語來破壞政治,這種話語是通過一系列中性化措施或者更有效地,是通過否定措施生產出來的;這種否定尋求把信念恢復到其最初的無知狀態,而且由於其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社會秩序自然化,因而總是借用自然語言(p. 128)。


這不難令人想到作者晚年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著作與行動。

依作者的看法,從語言學自身研究語言並不足夠︰

當奧斯汀(還有他後來的哈貝巴斯)以 為自己在話語自身之中——就好像是在言語的具體語言物質之中——找到了話語有效性的關鍵時,他以一種最為成功的方式表現出其所犯錯誤的本質。通過試圖從語 言學的角度理解語言表達的力量,通過在語言之中尋找隱藏於語言慣習的邏輯和有效性之中的規律,人們往往會忘記,權威是來自語言之外的…… 語言至多也只是代表了這種權威,表現了它,並把它象徵化了(p. 86)。


書中第三部分說的是學術話語怎樣以中立的外觀影響社會,因為太學術,就不說了。

在註釋裏看到兩本可能不錯的延伸閱讀︰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 Pierre Bourdieu ;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 Gunnar Myrdal ; translated by Paul Streeten. London : Routledge, 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