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ood of the Celts

看完了Blood of the Celts，以基因分析、考古與文字紀錄推論凱爾特人的歷史。愛爾蘭與威爾斯文是現存凱爾特語最早的文學。海島凱爾特語文學是虛構作品，但描述阿爾斯特(愛爾蘭島北部)與南部的衝突與考古證據吻合。

考古與DNA證據顯示，原始印歐語可能來自黑海—高加索草原，並擴散至歐洲與部份亞洲。石碑證據暗示，原始印歐語顏那亞文化(約公元前3300年)可能經多瑙河進入喀爾巴阡平原，其後在西歐擴散，連結至Bell Beaker考古文化。Bell Beaker文化(約公元前2800-1700)年以倒鐘形杯、銅金冶煉、廣泛分佈與注重射藝為特徵。Bell Beaker在後來凱爾特語與意大利語地區均有出現，可能是兩者的共同祖先，說屬於印歐語系的古歐洲語。

鐵器時代Hallstatt後期(約公元前600-450年)與La Tène考古文化(約公元前450-50年)位置與時代對應於古典時代記載的凱爾特人。凱爾特人是羅馬稱為高盧人的自稱，其語言與布立吞、威爾斯與蓋爾語同系。鐵器時代凱爾特文化受草原遊牧民影響，引進鐵器、鐵劍、馬具、馬車墓葬。La Tène文化獨特之處是戰車與藝術表現。至公元前二世紀，凱爾特人已建立羅馬人稱為oppida的眾多城鎮。

約公元前400-100年，高盧/加拉太人多方擴展，原因可能包括日耳曼人壓逼、人口過多與追求更好生活。部份人向西移至高盧與不列巔，擴展至大部份伊比利亞半島與愛爾蘭島北部大半，部份向東南至希臘、馬其頓、小亞細亞。

自公元前二世紀起，除愛爾蘭與不列巔北部，凱爾特人地區逐漸被羅馬吞併︰山南高盧在公元前81年成為羅馬一省、伊比利亞在公元前19年由羅馬統治、凱撒在公元前52年征服高盧整體、不列巔除北部外在公元一世紀變成羅馬省份。後來的蘇格蘭就是由未成為羅馬省份的不列巔北部組成。

羅馬帝國在410年撤出不列巔，當時當地已基督教化。在五世紀歐洲大陸日耳曼人的盎格魯人、撒克遜人與朱特人湧入不列巔，控制不列巔東南部。說布立吞語的凱爾特政體被壓縮至威爾斯與康瓦爾，威爾斯自成一國的概念由此出現。部份布立吞人從不列巔西南移居至今日法國的布列塔尼與伊比利亞西北的布列塔尼亞。

在羅馬時代，愛爾蘭人沒有直接採用拉丁字母，而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建立歐甘字母。在後羅馬時代，Cruithin(布立吞人)抵達愛爾蘭東北，當地部族社會逐漸瓦解，各王朝宗族崛起。六世紀愛爾蘭與蘇格蘭在人口、政治、宗教、婚姻上互有交流，比過往認為愛爾蘭Scots消滅了蘇格蘭當地Picts的形象更為複雜。

瘟疫與文明

看完了《瘟疫與文明》，講述微生物與人類的歷史互動。人類歷史上疾病傳播的全球化至少有六階段︰1. 大約5000年前馬匹馴化；2. 大約三千年前鐵器時代；3. 大約一千前年歐亞陸路交易；4. 五百年前哥倫布大交換；5. 十九世紀化石能源交通；6. 噴射飛機時代。

人類病原類分為五類︰病毒、細菌、原蟲、蠕蟲、真菌，種類最多是病毒，其次是細菌。病原體演化的考慮是繁衍與傳播，能盡量不損害宿主在演化上較有可能成功。傳染影響人類的途徑有皮膚接觸、性交、昆蟲叮咬、腸胃與呼吸道。

在靈長類動物中，人類體內的寄生體數量與種類特別多，這與人類群體的規模有關。用火是人類族群成長與其寄生體演化的里程碑，時間遠早於現代智人演化之前。控制用火改變人類的消化與飲食，令大腦演化，掠食者的威脅減少，肉食比重增加，更為依賴狩獵，並因此更依賴社會組織。人屬擴張後，人類成為一種不同於其他生物的宿主，也改變人類當時與未來病原體的生態前景。

早在更新世，智人擴張至全球，傳染病就開始形塑人類的歷史，包括鞭蟲與鉤蟲病、蚊媒間日瘧、淋巴絲蟲病、昏睡病、查加斯氏症、利什曼原蟲病等。到了較溫暖的全新世，農業與畜牧發展，糞便傳播疾病明顯活躍，例如志賀桿菌、曲狀桿菌、輪狀病毒、阿米巴痢疾、細菌性痢疾、傷寒與副傷寒等。液體、地面、蒼蠅、手指、食物都可能是糞便傳播疾病的傳播途徑。

公元前4000年起，人類聚落規模擴大，冶金技術發展，驢、馬、駱駝馴化，輪子與文字發明，讓更複雜的社會組織出現。呼吸道疾病得以在大型群體中維持傳播鏈，麻疹、白喉、百日咳、結核病開始廣泛傳播，蚊媒惡性瘧亦依靠人口規模得以傳播。大型城市也可能造就古代天花疫情。

鼠疫在六世紀一直大流行至八世紀中葉，其後在十四世紀黑死病揭開第二次大流行，持續超過三世紀。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在十九世紀爆發。鼠疫兩項生物特性令它格外致命而有效率︰一，鼠疫人畜共通，會自然感染野生齧齒動物，也會擴散至人類周遭共生齧齒動物。人類宿主不會影響鼠疫演化，減低人類致病力不會為鼠疫桿菌帶來演化優勢，讓鼠疫對人類保持極為致命；二，鼠疫透過吸血蟲傳播的適應良好，能控制跳蚤四處吸血有效傳播。

歐洲接觸美洲後，美洲各區疾病史取決於四項因素互動︰1. 與歐洲接觸的時間、強度與性質；2. 原住民社會在接觸前的人口密度；3. 緯度與海拔等自然地理；4. 生態轉型，特別是依賴奴工熱帶栽培業的影響。哥倫布大交換給美洲帶來天花、麻疹、流感、腮腺炎、猩紅熱、白喉、傷寒與副傷寒、斑疹傷寒等疾病。歐洲人輸入非洲奴工至美洲，讓非洲病原體跨越大西洋，形成熱帶疾病的統一，當中包括瘧疾、黃熱病、熱帶莓疹、鉤蟲病等。美洲熱帶地區與溫帶地區的死亡率差異擴大，也與社會模型互相影響，對美洲地區以民主還是榨取為規範造成差異。

十七世紀氣候變遷、人口過剩與傳染病互相影響，讓歐亞大陸廣大地區受戰爭、饑荒與瘟疫摧殘。當時流行病橫行反映四項獨特生態因素︰人口壓力與糧食短缺、都市化、監獄與醫院誕生、軍事衝突頻率與規模增加。鼠疫、天花與斑疹傷寒在這些生態因素下大為流行。普遍危機讓歐洲國家走向中央集權，政府能力大幅擴張，也無意間促成更有力的公共衛生措施。

大約1670-1820年間，西歐國家與其殖民地的早期健康轉型，主要動力在於科學知識進步，並轉化為實踐與政策。早期醫學科學以環境醫學為思想，基礎為過去的體液學說，加上經驗主義精神。其實踐方式包括積極宣傳髒污、污水、蟲子、沼澤、封閉與擁擠空間的壞處。醫療措施與概念全球化，讓金雞納樹與天花接種得以推廣。水處理、通風機、化學消毒等技術開始進展。原始沼澤經過排水，讓瘧疾得到控制。

到十九世紀，病原體傳播因現代交通運輸更為快速。霍亂與流感在全球一波一波向外擴散。自1817年來，霍亂已引發七次全球大流行。1918-19年流感大流行，可能是地球史上單一寄生體快速攻擊人類協同程序最高一次，造成約五千萬人喪生。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始於1894年，在香港的爆發最終令鼠疫桿菌與其傳染機制得以被發現。

動植物疾病同樣出現病庫同質化。葡萄、馬玲薯、稻、麥、穀類、可可、橡膠、甘蔗、咖啡的植物病摧毀全球各地作物，令十九世紀農業更仰賴生物科學。豬霍亂、牛瘟、禽—馬流感、壁蝨熱等動物疾病在工業畜牧環境下廣泛散播，感染動物與人類的病原體有更多機會跨物種傳播。

與此同時，全球各地健康狀況卻出現巨大落差。十九世紀中葉西歐預期壽命陷入停滯，但之後一直持續延長，相關因素包括衛生改革、細菌論與衛生革命，令傳染病得以防控。二十世紀初，全球化為健康帶來嚴重負面影響，但良好衛生健康實踐擴散並未同步，全球大部份地區預期壽命陷入停滯，全球健康落差擴至最大。

二十世紀期間，傳染病防治在全球有明顯進展。公共衛生改革、個人衛生革命、病原體與病媒化學防控、病患照護、藥物、疫苗都在經濟成長下得以發展。全球死亡率下降令人口急速增加，微生物會回應與適應人類主導地球的環境。新病原體仍會不斷演化，最嚴重的威脅就像新冠疫情一樣可能始料不及。衛生健康一直都是關於價值觀與合作的問題，人類需要掌握機會並正確選擇。

馬、車輪、語言

看完了《馬、車輪、語言》。書中第一部份以語言學嘗試重構原始印歐語的時代與原鄉，以子代語族之間的文法、詞彙、地理位置、生態等推斷，原始印歐語年代大概在公元前4500-2500左右，地點在高加索與烏拉爾山脈之間的東歐大草原。原始印歐語群體祖先採用最先出現在聶伯河畔的放牧模式，改變草原社會的儀式與政治，讓前原始印歐語可以傳播至整片東歐大草原。

佔本書大半的第二部份描述歐亞大草原從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歷史。公元前5800-5700年左右，先驅農民越過喀爾巴阡山脈，留下特里波里文化遺址。約在公元前5200-5000年，酋長首次出現在東歐大草原考古紀錄，當時馴化的牛、綿羊與山羊第一次廣泛傳播。在羅馬尼亞與烏克蘭發掘出這段時期的庫庫特尼—特里波里文化遺址，代表特色是有飾陶器、女性小雕像，以及牆壁建起前先鋪一層黏土的房屋。同一時間，聶伯河、亞速海以北、頓涅茨河出土遺址開始飼養牛羊，並出現明顯分配不平等。

公元前4700-4600年的窩瓦河中游的赫瓦倫斯克遺址有更大型的墓葬，包括百多名殉葬者與幾十頭牛、馬、羊。特別是馬具備前所未有的新儀式與象徵意義，可能與馬首次馴化有關。作者夫婦曾為馬銜在馬齒上的痕跡進行實驗，與古馬齒進行比對，認為現有證據最早騎馬的地方是北哈薩克波泰與特塞克文化，時間約在公元前3700-3500年。

東南歐一帶的「古歐洲」在公元前4300-4200年到達全盛期。公元前4200-4100年，氣候開始轉變，冬季變冷長達百多年，洪水更頻繁氾濫。到公元前3800年，多瑙河下游與保加利亞東部的文化大幅萎縮，村莊被廢棄，人們更依賴放牧而不是耕地。草原牧民移入多瑙河口周圍的沼澤與平原，有可能是最早的騎馬者。墓葬中發現石製權杖、武器、金飾，顯示戰爭可能被榮耀化，農民需要由牧民提供保護。

公元前3800-3300年左右，東歐大草原不同部落與區域文化擴張至其他邊界。北高加索山脈出現極度鋪張的酋長，與南方城市文明接觸，考古學上稱為邁科普文化。在西方，聶伯河特里波里農業村鎮首次接受墓葬儀式，村鎮規模擴大，直至公元前3300年被遺棄。公元前3500年，烏拉爾河東方部份草原人口決定穿過哈薩克，到達兩千多公里外的阿爾泰山脈，形成阿凡納羨沃文化，向該地引入家畜、金屬工具、陶器風格與喪葬習俗。阿凡納羨沃文化後來發展為印歐語系吐火羅語族。

公元前3300年左右，源自頓河—窩瓦河的顏那亞文化遍布整片東歐大草原，以運用四輪車牧羊為特徵。同一時期，草原氣候明顯變得乾燥涼爽，人們更頻繁移動以飼養牲畜。四輪車與騎馬令更機動性的全新放牧形式得以成立，讓牧民能走出河谷，在遼闊草原上生活上數月。牧場擴大與流動放牧帶來新的爭議，觸發顏那亞獨特身份認同的意識，伴隨而來的是物質文化與原始印歐語橫跨東歐大草原傳播。

有五項因素與印歐語在歐洲的傳播相關︰1. 東歐大草原社會更嫻熟於育馬與騎馬，滿足大草原之外社會的馬匹需求；2. 騎馬者的遊歷比步行者廣，有能力管理更大牧群，作戰速度比步行戰士快；3. 草原社會的「庇護人—附庸」系統讓「他者」也能享有一定權利；4. 賓主從「盛情款待」建立的互利共生，將他者納入明確權利與保護中；5. 喪葬與歡慶儀式用於建立聲望與展至財富，既能宣示身份認同，也可用來招攬人群。

公元前2500年後，歐亞大草原更為涼爽乾燥，在公元前2000年達到乾旱高峰。氣候變化令森林後退、草原擴張、沼澤減少。由於牧民依靠沼澤過冬，沼澤減少令牧民面對競爭加劇與生產力下降威脅，傾向在關鍵資源處附近定居。公元前2100-1800年間，烏拉爾河—托博爾河大草原間有超過二十個辛塔什塔風格的城牆聚落建立。辛塔什塔文化遺址發掘出最初的馬戰車，可能是以投槍與弓箭為作戰武器。在儀式、政治與征戰層面，辛塔什塔的革新都對後來印度—伊朗語族身份有重要影響。

公元前1800-1200年間，斯魯布納亞文化(木槨墓文化)是西方草原最重要的青銅時代晚期文化。斯魯布納亞物質文化由窩瓦河延伸至聶伯河，最明顯特徵是數百個小型聚落遺址。放牧模式變得在地化，不需要長途遷徙，原因可能是氣候變化與採礦需要。

公元前2000-1800年間，伊朗高原許多遺址與墓葬出現「巴克特里亞—馬爾吉阿納文明體」(BMAC)的風格與出口物，包括新月斧、塊滑石小瓶、金屬雕塑等。這段時期BMAC與大草原人群的交往日益明顯，出現大草原文化的陶器。

約公元前1900-1800年，安德羅諾沃層文化在烏拉爾山以東現身，後來向東擴展至阿泰爾山脈、南至阿姆河，其文化源頭來自辛塔什塔文化。安德羅諾沃層文化擴張，反映牛羊放牧為本的經濟模式趨向成熟穩定，幾乎整個烏拉爾山以東大草原皆以此為基礎。安德羅諾沃金屬器以錫青銅為主，遺址有明確證據反映與中亞的貿易或劫掠。《梨俱吠陀》編纂於公元前1500-1300年，其族群可能是源於BMAC與安德羅諾沃的混合文化。

青銅時代晚期，大草原是希臘、近東、伊朗、印度與中國邊緣發展的各文明間橋樑。馬戰車技術、馬匹與騎馬、青銅冶金與戰略位置，都讓大草原社會擁有前所未見的地位。斯魯布納亞與安德羅諾沃層位文化，將大草原從文化彼此孤立躍升為交流傳播要衝，此一轉變永遠改變歐亞歷史的動態。

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

看完了From Bacteria to Bach and Back，主題是心智的演化。

透過自然選擇，生命演化一方面盲目、沒有意識、缺乏目標，另一方面卻產生經過設計的實體。自然選擇下的演化由沒有理由與目的開始，隨著某些過程看來像是會產生其他後續過程，這些過程似乎可形容為有其理由。

達爾文的演化論指，自然選擇本身沒有理由，但有能力以自動尋找理由的方式改善設計。生物每一代中只有一部份競爭者成功繁殖，那些因好運以有能力繁殖的個體可以稱之為「被選者」，在盲目的篩選過程中創造出目的。

圖靈提倡，完美而漂亮的運算機器不必定要懂得甚麼是運算方法。機器只需要處理一系列「假如…就…」的條件指令，處理現在與下一步要做甚麼，就可以盲目地完美進行運算。圖靈展示出資訊處理的巨大設計空間，從絕對無知到人工知能的路徑可從在設計空間中逐步提升。

達爾文與圖靈的奇異倒置揭示，心智可以從純粹物質的過程開展，行事能力可以在沒有充分理解下出現，理解不是能力的唯一來源。圖靈與達爾文奇異倒置的分別之一，是圖靈機器需要智慧設計者發明。

如果行事能力不需要理解也能建立，人類為何與如何演化出理解能力？作者分析，理解不是能力的來源，反而是由能力構成理解。理解不是截然劃分為有或無，而是某種相對程度。語言對人類智能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有能力準確傳遞人們籠統理解的資訊。

設計過程涉及運用語義資訊，透過合適調整部件改善特定事物的前景。語義資訊是製造分別的分別，其價值與接收者相關。這些資訊不是編碼在DNA中，而是在演化過程與實際環境中發展。

透過自然選擇演化，是指群體成員的特徵可遺傳差異導致繁殖率有別，從而令群體數目轉變。演化依靠大致正確但不是完美的複製，因為突變是所有創新的最終來源。作者提出從達爾文演化至智慧設計的三維空間︰

空間三維軸分別是「由下而上—由上而下」、「隨機—特定搜尋」與「理解程度」。右上角是智慧設計的極端，某種像神一樣的天才智慧設計者。所有現實文化現象佔據中間位置，有不完美的理解與搜尋以及中度協作。

電腦的運算單元彼此相同，透過由上以下的軟件運作。神經元則是各有不同，透過由下而上的聯盟與競爭運作，每個神經元不斷搜尋對它自己有利的鄰近網絡。由上而下的智慧設計依靠事前預測，自然選擇產生的設計則在事後回顧才知道是否可行。神經元在基因定出的指標下，利用機遇與自己的可塑性改善表現。大腦較像是隨機應變的白蟻窩而不是智慧設計的軍隊。

迷因的文化演化將由上而下的智慧設計工具安裝在人腦，轉化人腦為「心智」。迷因是透過自然選擇演化的文化傳遞物，經由感知傳播。字詞是迷因的最佳例子，如同病毒一樣「自私」，希望被人說出而不是消失，在演化設計下引發與促進自己的複製。語言演化為更易學習、發音、認知、表達主張、疑問、要求與組織，以配合大腦的構造。

幼兒透過由下而上的過程學習母語，不理解發音的意義，只是牙牙學語試圖表達意願。歷史上第一個字就如同幼兒學說話時一樣，可視為對人類有益的共生物種，在演化過程中被馴化。人類開始運用字詞，享受運用字詞的好處，直至字詞從自然現象變成人們自己的工具。人們經過思考刻意運用語言，避而不用自己不喜歡的字。

當人們開始編輯自己的語言製作，字詞就完全被人類馴化。人類語言經由音素數位化，將字詞在文化演化的角色變得與DNA在基因演化的角色相似。在字詞確定成為文化創新與傳播的主導媒介後，字詞開始轉變演化過程本身，讓新型研發過程更接近智慧設計理想。

演化適應可以經由基因或文化傳遞︰基因一途在數十億年調適DNA複製、編輯與處理寄生基因的系統，文化一途則在遠較短的時間內，演化出有助可靠傳遞資訊的設計特徵。兩者共同演化讓迷因更配合腦部，其後腦部則演化出改善迷因與宿主運作條件的硬體結構。

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需要有長期的特定環境。環境變異既不能單調也不能太多變︰在太單調環境研發新事物沒有甚麼好處，在太多變環境研發新事物的好處無法累積。其他助長因素包括二者步行空出雙手製作工具、稀樹草原讓人類節省運動所需能量、水邊食物補足欠缺食物時的糧食等。社會智慧是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另一可能臨界點，讓人類有能力解讀其他人的意圖，這種能力其後演化成合作的天性。

當語言出現，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的結果變得有可能累積，引發人類的認知與思考能力。文化探索讓達爾文設計空間去達爾文化，不斷增加設計過程中的理解成份。在口頭溝通成為人類必備技能後，選擇壓力會傾向可以改進語言運用的生物改變。當中最重要的改變是幼年期延長，讓子代依靠親代保護、供養與教育的時間增加。與此同步的是人類相互密切注視，促進不同人共享注意力與意圖。

人類自我注視、反省與利用字詞及迷因思考的能力增加，讓字詞及迷因進入人類的顯見影像，進而允許設計空間的由上而下探索展開。與自己說話可以建立新溝通渠道，讓隱藏的知識公開。透過字詞、圖像與其他自我模擬工具，人類可以檢視、分析與盤點任何正在考慮的事物，不只可以思考食物與居所，還可以思考食物與居所的思考，思考對食物與居所思考的思考等。

藉由更多有意搜尋與更多由上而下設定問題，讓問題更有效得到解決，人類文化累積速度不斷增加。運用語言的人類預設事情可以理解，當情況並非如此會讓人感到混亂。面對需要找出理由的需求，人們經常會在沒有頭緒時憑空選擇一個理由，因此讓某種方便的意識形態誕生，例如「神自有無法理解的方法」。必然有理由的傾向讓迷因將人腦變成人們的心智，人們有能力以大致能夠表達的理由，接受或拒斥遇到、放棄或發展中的想法。

人類獨有能力將只有模糊概念的行動在事後自我指定理由。藉由以文化迷因自我正當化，人類學會事先計劃、探索與批評理由，透過與自己及他人討論預早解決部份生活問題。迷因演化會讓一種用戶介面得以出現，這種用戶介面使迷因在與他人溝通時的「自我」變得「可視」，自我成為敘事的重力中心。

人們心智的第一身觀點與對他人的第二身觀點沒有很大差異，視第一身觀點為意識是一種錯覺。人不能感覺到自己腦部的複雜神經運作，只能妥協於經過詮釋與剪輯的用家幻象，這幻象如此令人熟悉，以致於人們視之為不容置疑與深刻認識的唯一現實。人類意識的特點是其中重要部份由文化演化組成，以字詞與其他許多思考工具，創造出與「由下而上」動物心智不同的認知建構。

休謨提出，因果關係的印象來自人們內在，而不是外在，因果關係印象本身是預期習慣的效果。人們心智中的慣習傾向才是其因果關係感的來源，而不是源於某種外在物體。

在當代，演化可以在電腦程式中進行，構成某種類達爾文式機器學習系統。運用電腦程式可以產生運算過程無法理解的結果，讓人類走入後智能設計的時代。作者提議，在運用人工智能時，假如機器決策會影響其他人的生活與福祉，需要有更高標準的問責與訓練，鼓勵系統設計者更透明與謹慎。保留人類對系統理解的實際運作原因是，人造物會損壞，需要有人修理。假如只有很少人能理解它們，維持文明的許多重要系統就無法暢順運作。

為什麼不愛了

看完了《為什麼不愛了》，以社會學與哲學角度分析當代愛情中的消極關係(negative relations，在書中指不建立關係或解除關係)。作者指，自由主義看重「消極自由」，似乎令性自由去除有關義務與互惠的用語，讓事實上的不平等(特別是性別不平等)無法解決。性的供需非常依賴消費與科技為媒介進行選擇，很少受規範或禁令限制。這種市場形式產生認知與情感的不確定，女性藉由性同時被賦能與貶低。放棄戀愛關係或不斷轉移關係是性關係採取市場形式的一部份，這種不確定會波及婚姻制度本身。資本主義對產生自我與優化自我的積極要求，塑造出消極選擇的力量，以「寧可不選擇或取消選擇」為一種主體性形態，並透過無過失離婚、避孕藥、享樂消費市場、約會配對網站得以實現。

前現代婚前求愛具有儀式結構，行為者透過執行共同規則、共同參與象徵性現實而聯結。現代的性革命讓性與家庭制度分離，性身體成為其自我參考點，旨在實現一己歡快。性體驗與性探索成為許多人呈現的重要獨立面向，性行為成為地位與能力的一種新形式。性革命令情感、婚姻與性三種文化結構自主化，遵循自己的邏輯發展。性自由以契約的自由意志為前提，強調尊重個人心理與身體自主權的規則與程序，「合意」變成主要的倫理論述。

隨意性愛的策略特徵是將性伴侶「去特定化」，彼此必須保持陌生，卻同時是在進行親匿關係的行為。隨意性愛嚴格要求行為者對未來不耗期望，享樂行為本身就是目的。隨意性愛肯定主體自由，不斷提供慾求對象，但同時抹除互相關懷、依戀與形成紐帶的可能。

平等主義是隨意性愛的基礎，但實踐上似乎成為男性性態度與性活動的表現，以超然立場與不存期待表現男子氣概。作者的受訪者中有女性表示，隨意性愛的要求令男女關係非常難以預測，男人可能只心存性歡快念頭讓這名受訪者覺得是性剝削。另一名女性受訪者在拒絕隨意性愛要求後，對方立即離開，讓她覺得自己就像「被扔在地上的衛生紙一樣」。性關係的規則似乎簡單明瞭，而情感關係的規則卻會造成不確定感。

隨意性愛反映「普遍性化」的現象，也就是性魅力是決定一個人價值的唯一因素、性魅力狹隘地專指肉體魅力、伴侶之中至少一方的人格在性方面被物化、性化隨處可見以至可以強加於人這些情況。作者認為，性化影響的主要問題是，一旦它令身體成為互動首要場域，情感表達與交流就變得不正常與不確定，人際關係之間的界線無法劃清。社會認可過程互相矛盾，有時位於身體，有時位於自我，兩者的模式不一定重疊。

不確定性驅動作者所稱「消極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缺乏明確規則與共享涵義框架，紐帶中某些功能無法適當發揮。作者假設，在愛與性的領域，自主與自由產生相對較未固定、規則較模糊的互動。制約性紐帶的行為規範仍不明確，沒有一套道德劇本可依循，即使違反互惠原則也很少受到社會懲罰。在消極關係中，行為者必須努力面對自我行為的意義與模糊特質。

性慾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商品與性慾糾纏在一起，構成作者作稱的「超主體」，由需求與慾望活動以及滿足這些需求與慾望的實踐構成。超主體激發出本體的不確定性，即對自我本質的不確定感，由自我價值不斷被估值、評價與貶值三種過程決定。

一個人要被認為是「性感」需要大量消費襯托，具吸引力的身體則可以回頭產生資本。特定職業對外貌的要求、媒體與廣告中的身體、色情影視業、網絡的身體照片、性交易市場的「性人格」，都是女性身體吸引力與性成為可代換商品的形式。視覺性讓身體成為消費物品塑造的消費場域。女性因性身體的關係重新被導入由經濟主導的關係中。

視覺評價快速、片面、二分的特質受網絡強化。人們更容易互相結識，但彼此評價的方式從社會框架中抽離，與潛在伴侶碰面就像一次定案的考試，只有合格與不合格。當事人視彼此為消費者，愛情互動與消費品味不可分離。在以男性偏好為標準的性市場中，視覺魅力等於年輕時尚，意味著女性在市場的價值隨時貶值。視覺化將自我分解成身體部件被人揀選，放大了身體與自我之間的二元割離。

以契約比喻親密關係紐帶所忽略的，是試圖訂立「愛情契約」雙方的意圖可能很不相同。正式契約訂明對違約人的罰則，因此才有約束力，但性契約卻沒有同樣特質，關係可以任意投入與中止，忽視被隨意分手一方的情感傷害。隨時斷離關係的自由讓人們之間的信任減少。

合意的先決條件是主體理解彼此意願，但是在性互動的任何時刻，雙方意願都可能有分歧。隨意性愛文化的壓力讓性以外的考慮變得不合情理。只強調性行為，令「合意」變成「隨意」，性自由反而變成一種壓逼的規範。合約與契約主導的親密關係避開情感內容，假如一方可能只是想滿足性愛，但另一方可能期待愛情，這是否屬於「合意」性愛就變得含糊不明。在契約的親密關係中，人們不斷衡量關係的規則與其意義，設法解讀他人意圖、擬定行動方針、以策略應對不確定。

性與愛情的互動出現以下矛盾︰為建立關係，一個人要某程度上超脫，顯示自己有獨立自主的價值；但是過度超脫，會激起對方的自我保護策略，令關係無法建立。建立關係後，對自我價值感覺的威脅可能會導致關係中斷。保護自我價值的策略包括退出選擇，避開令自己擔心可能被低估價值的潛在關係。確保自我價值與建立情感依戀扭帶的目標衝突，讓行為者行動是感到不安，導致行為意圖反覆無常與情感傾向善變。

框架混亂、貶值、防禦性自主、對自我價值的威脅、缺乏信任，都存在於終結愛情的過程中，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離婚。性態度與性活動、選擇與替代選項、藉消費品味與治療完善意志、自主與依戀的衝突、逼切需要透過他人確保自我價值感，這些情況造成新的不確定性，對固定、體制化的婚姻關係產生終結愛情的動力。自我將親密關係與婚姻視為對本身自由的限制，令離婚成為某種自由的魅力標誌，雖然這自由是現代科技、治療與消費機制所精心打造。

作者總結，本書記錄的性/經濟主體產生分裂與否定，而這些分裂與否定沒有被消弭，融入更大的連貫整體與認可過程。內部分裂存在於性與情感、男性與女性身份認同、被認可需求與獨立自主需求、女權主義平等觀念與男性主宰視覺性支配自我之間。主體無法解決矛盾，與他人的互相認可也就無法發生。

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

看完了《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主題是心靈深度是錯覺，心智只是即興解釋當下，並努力與過去的想法與行為一致。人們對自己知識、動機、欲求、夢想的言語說法，是一種不可信的即興表演。

人們感覺自己可以掌握整個世界是錯覺，對世界的心智圖像有許多矛盾與漏洞，每次只看到狹縫的世界，閱讀時一次只看見一個詞。當視線被固定時，大腦會不停尋找可產生判讀的新材料，如果找不到，影像會徹底消失。人們以為自己看到充滿細節的世界，但對感覺世界的經驗充滿漏洞。人們有能力挖掘外在世界的細節，不代表可以只看一眼就可以掌握所有細節。

即使是對自己心中的想法，都是對自己身體狀態的解讀，以決定同一種混亂思緒是傷痛或雀躍。人們根據環境中哪個詮釋最合理，決定生理狀態屬種哪種情緒。情緒不是內在世界的真實存在，而是創作行為，在當下編造出解答。如果陷入心靈深度的錯覺，以為情緒不是即興解讀，而是傳遞內在世界的可靠訊息，就較難處理負面的思考模式。問題不在於心靈深奧難以理解，而在於根本沒有深奧的心靈。

對於自己的選擇，也是在做出選擇後才編造解釋，在思考那一刻才由左半腦的解讀者塑造出來。人們可以輕鬆編造出有說服力的說法，來解釋自己不曾表達的意見，就如同自己真正表演過的一樣。在被問及選擇某項事物時，人們多會集中在支持的理由，而在被問及反對某項事物時，人們多會集中尋找負面的理由，這會讓同一群人在不同語境下有時偏向冒險，有時卻偏向迴避風險。人們的行為不是顯露內在自我，只是為面對當下挑戰，因時制宜與隨機應變的結果。

作者以思考週期四項原則說明心智運作方式︰一，注意力是詮釋的過程。大腦一次只能鎖定一個目標，創造一種意義模式；二，人們唯一的意識經驗，就是對感覺資訊的詮釋。人們知道大腦對世界的詮釋，但無法意識詮釋的「原料」與過程。三，所有意識思考都涉及對感覺訊息作有意義的詮釋。人們無法意識「非感覺訊息」，但可以意識到「非感覺訊息」的「感覺結果」，包括來自自己身體的感覺。四，延綿的意識就是一連串想法，對感覺訊息賦予意義所產生的不規律思考週期。

人們一次只能意識一件事，而大腦是由上千億神經細胞組成的網絡，透過電化學脈衝交流，意味著大腦做的幾乎每一件事都無法意識。人的意識只限於察覺人們對感覺世界的詮釋，回報大腦的解讀。思考起起伏伏，但感覺平順，理由是大腦想讓人知道世界實際的樣子，而不是自我機制如何運作。有意識的是思考結果，無意識的是思考程序，是一種思考的兩個層面。

尋找意義是每個思考週期的目標，尋找意義就是尋找貫穿的條理，永遠不會完整，需要不斷質疑與討論。大腦運作時依循的是先例而不是法則，每個思考週期透過改造與轉化過去相關思考的遺緒，以理解當下關注的資訊，其結果又會成為未來思考的原料。心智是平的，代表任何「牢籠」都出於人的想像，也能用想像拆除。

黑龍江

看完了《黑龍江》，是作者沿黑龍江由源頭至出海口的旅遊誌，談及途經地點的歷史、自然、經濟與生活。書中起點是蒙古境內蒙金摩利，在克魯倫河與鄂嫩河附近。之後作者來到接近蒙古、俄羅斯與中國三國邊界達呼爾，講述鶴引起三國科學家合作。

作者在俄國貝加爾湖西部的伊爾庫茨克再度展開行程，提到成吉思汗子孫的征服如何影響俄羅斯，哥薩克為皮草向東，帝俄對北太平洋的探索。下一地點是因果達河的赤塔，布里雅特人是此地主要民族，後來捲進俄羅斯帝國與滿洲勢力的擴張，以及帝俄崩解後的俄羅斯內戰。東西伯利亞也是帝俄流族地，當中1825年反對新君尼古拉一世的十二月黨人，後來在赤塔建立農人社群。

尼布楚以帝俄與清朝締結條約之地聞名，實際則殘破髒亂，作者在這裏看到因礦業浮華一時的布廷宮，也短暫坐了幾小時監獄。早期俄羅斯東征史充滿暴力，但俄國歷史卻總是說過程開明而和平，原因多少與南方的中國人有關。十七世紀中，俄屬哥薩克人在尼布楚建立堡壘，但在黑龍江地區擴張時被清軍擊退。俄國向清朝取得貿易特權，以哥薩克人放棄滿洲北疆據點為交換。

在前往阿爾巴濟諾途中，作者遇見當年清軍攻擊哥薩克人的阿爾巴濟諾古堡。有部份哥薩克守軍向清軍投降，移居北京，其後代曾到訪這古堡拍照留念。在史達林統治時期，西伯利亞哥薩克人受嚴重逼害。

在十九世紀，西伯利亞被幻想為俄國救贖的來源，像是美國的西部。海軍將領尼維斯柯探勘黑龍江，在黑龍江出海口建立據點，並宣稱俄國領土擴張至黑龍江流域與庫頁島。1854年，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夫多次率軍佔領黑龍江右岸老爺嶺以東大片地區。當時清朝無力抵抗，在1858年簽訂璦琿條約承認既定事實，東韃靼就這樣變成俄國的濱海區。

璦琿現稱黑河，與俄國的海蘭泡隔江相對。依作者到訪時所見，黑河顯然比海蘭泡繁榮。海蘭泡意為「喜訊」，由穆拉維夫紀念自己的征服行動命名。1900年義和團拳亂，俄軍經過海蘭泡，屠殺市內華人，數以千人被殺，後來稱為黑龍江事件。時至今日，海蘭泡經濟上依靠中國工人，但市內俄國人與中國人的關係仍舊崩緊。

跨西伯利亞鐵路經過碧洛比詹，此處是史達林在1928年建立的猶太自治區，曾在短暫和平中帶來猶太文化復甦，但1948年史達林打壓猶太文化，一直至蘇聯消失。碧洛比詹以東二百里是伯力，兩城之間的公路由普京主張建設，象徵俄國連結，但主要使用者是黑幫。伯力在俄國稱為哈巴洛夫斯克，以開通黑龍江的哥薩克人命名，在黑龍江大河曲。二十世紀之交的伯力是多元族裔之地，孕育「跨阿穆爾派」文化運動，投入對東方的研究，並找到女真人在此地的紀錄。1923年落入蘇聯統治後，伯力不再兼容，跨阿穆爾派研究成果被摧毀。

經過烏蘇里江河口的魚類、老爺嶺森林南北交界的生態後，作者來到黑龍江河口附近的尼柯萊夫斯克，由當年勘探當地的海軍將領尼維斯柯命名。這座城最初被寄予厚望會成為國際商貿中心，但河段滿是沼澤、冬季缺乏遮掩、每年七個月冰封等情況，讓俄國人將注意力轉向南方的海參崴。尼柯萊夫斯克變成運載罪犯往庫頁島的中途站，同時依靠漁業支撐，近年一直走向衰敗。

最後作者提到在伯力遇到一名參與過珍寶島事件的老兵，1969年3月，關係惡化的中蘇兩國為烏蘇里江上沙洲珍寶島衝突，蘇聯其後對事件隻字不提，老兵覺得難以接受。俄屬遠東有人認為，假如俄羅斯可以佔領克里米亞，中國未來也有一天可以奪回黑龍江以北的失土。

火藥時代

看完了歐陽泰的《火藥時代》，考究中國與西歐在軍事上何時出現大分流。從宋代發展火藥武器說起，到宋金戰爭、元帝國、元末鄱陽湖之戰，直至明代初期，中國都積極在戰事威脅下改良火藥的軍事應用。

 

歐洲管型火器應用最早在1326年，在十四世紀末已應用大炮攻城。對於為何同期中國沒有發展大炮，作者提出，最初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國的城牆遠比西歐的厚，而且角度傾斜可卸去炮彈力量，重金研發大炮的回報較低。在此之後，歐洲戰事頻仍，發展出更精良的大炮。在中國，自明成祖在1424年死後，明代戰事激烈程度大幅減緩，缺乏進一步創新誘因。作者稱這段時期為火藥時代的「小分流時代」。

 

1521-2年明葡在中國海岸發生兩次海戰，第一次戰爭中明朝發現葡萄牙的大砲優勢，到第二次海戰明朝艦隊火力大為增加，很可能是學習與改良外國火器。其後明朝官員推廣採用佛朗機砲，在外敵威脅增加下推行軍事創新，作者稱這段時期為「勢均力敵時代」。東亞在演練與火槍戰陣上能夠與當時歐洲軍隊抗衡，歐洲在海軍與稜堡方面擁有優勢，但在後勤補給方面不及當時的清帝國。

 

清朝中期以後進入穩定和平期，缺乏戰爭刺激，到鴉片戰爭時軍事實力已遠不及英軍。作者稱這段時期為軍事力量「大分流時代」。英軍擁有工業化與應用科學的彈道學優勢，大砲威力強大，也更精準輕便。與之相比，清軍因長久和平而武備廢弛，因為缺乏工程製圖技術與「製器之器」的機械式工具，難以在短期內有效複製英軍武器。

 

當時歐洲武器發展迅速，清朝既要追趕落後情況，同時要不斷更新當時發展，在舊時代既得利益仍存在的情況下，難以籌集足夠資源維護與更新軍事裝備。清朝顧忌軍事權力集中會影響政權安全，分散各地軍事指揮權，與明治維新後軍事權利與資源集中的日本形成對比。作者主張，在無煙火藥時代前最後一場大戰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清朝不是因為科技，而是出自政治問題。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

看完了《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討論女性主義在主張改變社會與被市場收編之間的張力。隨著商品與娛樂消費推廣以特定群體為目標分層，以女性為目標的廣告更多以女性主義為名，宣稱購買這產品或體驗能為女性消費者帶來「解放」與「賦權」。例子由信用卡、穀物產品、鑽戒、運動鞋、胸罩、內衣、巧克力、優格到個人照護用品都有。在這種宣傳中女性主義失去政治脈絡，變成某種個人選擇，再變成購買某種產品。

在電影業界，電影是否「女性主義」受更多人關注，卻可能讓女性主義變成某種是否值得消費的標準，而不是一套價值觀、倫理道德或政治觀點。電影情節中更多女性與男性平起平坐，並沒有令電影業界本身的運作變得更為性別平等。女性導演仍然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而被投資者忽視，女性觀眾的口味仍被視為「小眾」。

自1996年《電視傳播法》後，美國電視節目更為集中由巨型跨國媒體集團製作，最重要的考量是賺錢。電視實境秀成為電視台的搖錢樹，資訊娛樂變成新聞廣播最大宗內容。電視實境秀特點之一，是不斷驅使女性參與者以狹隘定義看待美、自我價值與成功，鼓勵她們視其他女人為競爭與比較對象。女性創作者參與電視劇的人數增加，但依然是少數，更被製作人埋怨女編劇已夠多。市場女性主義讓探討電視劇與其他流行文化變成二元對立，彷彿看某些劇就是罪惡娛樂一樣，將女性主義演譯成某種消費標準。

碧昂絲、艾瑪‧華森、麗娜‧鄧罕、泰勒絲等名人對女性主義的觀點引起廣泛討論。作者指，女性主義運動多元而分裂的情況，讓名人即使真心在乎女性主義，但由於在特定議題沒有利害關係，令他們對實質議題的理解與其聲量之影響力不相稱。名人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運動的差別，是前者著重於個體，後者則視體制為關鍵。重點不是「誰」說自己支持女性主義，而是他們如何為促進平等付出實質努力。

始於1990年代的後女性主義宣稱，女性主義可以不再帶有咄咄逼人的政治意味，嘲弄女性主義者太鄭重其事而不夠「酷」。媒體推波助瀾怪罪女性主義讓女人更不快槳，好像問題不在於陷困性別準則與結合不平等的世界，而是有些人指出這些問題存在。暴女龐克演變成市場收編的辣妹合唱團，強調消費就是賦權，忽視妨礙許多年輕女性實踐真正賦權的結構性阻礙。選擇女性主義佯裝所有選擇都一樣好，以轉移大眾女性主義對重新分配權力與資源的關注，並否認社會期待如何限制女性的選擇，就像她們只能「選擇」負責打理大部份家務。

性別本質主義宣言男女之間有固家不變的二元差異，可以解釋「天生」的行為與特性。在現代這種宣稱仍見之於對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的焦慮、女性獨立自主「有害」、性別差異的兒童產品、宣稱性別角色可達成兩性幸福的大眾心理學、堅持女性接受角色定型的右派運動等。在市場女性主義中，何謂女人經過狹隘定義，包裝成「賦權」活動與政治宣傳，用以指涉有餘裕選擇的女人身份認同，而不是社會及政治變革的歷程，這對沒有特權的廣大群體毫無幫助。

強調「性資本」的論點鼓吹當代女性好好打扮，但要性感又不顯浪蕩，而展示性資本是否恰當的界線則由有權力者隨意劃分。整形手術被包裝成「為自己而做」，但流行的外貌隨時改變，任何身材都永遠會受以此維生的市場與媒體質疑。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為何謂向父權投降的外觀互相攻擊，好像外觀議題與如婦女受暴或完善家庭照顧假政策同樣重要。著迷於個人可控制的外觀，總是比批判損害自由與人性的人與體制來得輕鬆。

最後作者提出，頌揚與收編女性主義之間有一條非常微妙的界線。兩者的核心衝突，是女性主義運動尋求改變體制結構，但市場女性主義著重個體優先，將結構議題塑造成個人問題，再熱情推介商業的解決辦法。市場女性主義否認結構性別不平等，主張只要個人更有自信、接受人生指引後就能解決有關問題。在兒童照護、低薪女性、墮胎與身體自主權等議題，女性主義仍有許多未竟之業。

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

看完了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主題是為何大型系統在嚴重出錯後沒有人需要負責。現時不同組織都有作者所稱的accountability sink，由一群專門擋住投訴的人盾員工(或稱客戶服務)，加上沒有任何方法聯絡更高管理層，以及看來由各種規則列明而無法改變的決定組成。作者指這可以推導出管理上問責的根本定律︰一個人可以改變一項決定的程度，正是此人需要為此決定問責的程度，反之亦然。換言之，所有決定由規則訂定，沒有人可以更改，就沒有人要問責。當意料之外的情況發生，系統就可能產生荒謬的結果。

作者介紹現時大致被學界遺忘的管理模控學(management cybernetics)學者Stafford Beer，以模控學概念分析accountability sink流行的緣由。管理模控學的重要格言是︰系統的目的就是其所做之事。系統的特質不能與其成員特質混淆，組織結構可以產生與其成員意圖相反的結果。管理單位之間最根本關係是 Beer所稱的resource bargain，任一單位的自主程度只能在不會危害更廣泛系統的界限之內。系統問責程度建基於資料的流動，系統中更高層級負責制定目標，確保資源供應與各級職責一致，並與運作層級持續溝通。

Beer的管理模型由五個系統組成︰一是運作系統，負責在現實世界中行動；二是管制系統，確保運作順暢；三是整合系統，協調不同運作達致特定目的；四是智能系統，負責處理未來計劃與周遭環境資訊；五是身份系統，決定「系統的目的就是其所做之事」要做的事，也可以稱之為系統整體的哲學。

五個系統任一資源不足，都會令資訊流動無法與其處理能力平衡。資訊只有在能夠轉為行動才有意義，因此資訊必須快速到達可讓處理之的系統。各系統透過盡可能在同層級處理所接接資訊以維持其運轉能力(viability)，但它們也需要有通往各層級的溝通渠道，以應付需要即時改變的大型衝擊。當組織只顧及系統中的部份資訊，就會好像大腦無法正常運作一樣。或許組織能在環境沒有重要變化下運作一段時間，但面對衝擊就會陷入危機。如果無法在危機下尋找資源重新建立不足的功能，系統就會崩潰。

作者認為，現時社會充滿accountability sink，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身份/哲學系統——經濟學——無法有效處理系統的資訊。當代經濟學以市場為社會運算結構，認為看來是市場均衡的結果就是最適(optimal)解答，讓政策制定者不願質疑市場結果，忽視如房產泡沫與金融管制鬆綁造成的影響。當代經濟學模型假設時間及不確定性不太重要，讓它拋棄系統需要處理的大部份資訊︰傳遞必要資訊所需的溝通渠道容量；資料轉為可行行動形式的困難；模糊不清、觀念、不相容價值對決策的影響。當代經濟學亦有作者稱為Ricardian Vice的盲點︰在模型中解決問題，然後應用解決方案至現實世界，以致不在模型中的現實資訊沒有被處理。

在企業會計中，需要檢視企業活動本身、以程序控制與成本分派為要旨的管理會計，被法定要求、按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進行的財務會計取代。GAAP產出的數字變成企業決策與顧問提供建議的主要來源。當財務數字缺乏實際決策所需資訊，而運作層面的經理與高階管理層(不論是否有意)無法有效溝通，管理層就可能無法察覺運作層面的問題。在商業環境日趨複雜下，管理系統處理資訊的能力無法跟上需要，外聘的管理顧問又趨向於奉承企業主管，讓企業的身份系統無法有效處理資訊。

經濟學與管理的盲點讓非人類決策系統與現實脫節。佛利民(Friedman)學說以「代表性股東」試圖減低企業決策複雜度，作者認為這是扭曲現實成公司被一個理論建構僱用的謊言，讓管理層可以脫離複雜情況，服膺於簡單的股東價值原則。債務與融資是用作控制的技術，讓公司管理系統最重要目標變成確保有足夠現金生存。在私人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與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盛行的環境下，企業可能因被收購而背上大量債務，有限責任制則讓槓桿收購者更容易借債下注，真正處於風險的是依靠公司存續生活的人︰工人、供應商、顧客、經理。

製造現金流的需要讓高層管理與商業運作之間的resource bargain更為受限，外判合約讓溝通渠道頻寬縮窄成「一齊如常」或是「有問題要解決」。在多數情況「一齊如常」時，溝通渠道的容量受到削減，讓企業對運作層面的資訊所知有限。考慮未來的智能系統已因為債務而只顧及製造現金還款，企業系統再無能力吸收波動與衝擊，經濟只能重組讓工作階級來吸收衝擊。

2007年金融危機前，中央銀行只監控政府赤字，卻沒有監控私人部門的債務水平。在實質工資停滯下，中層階級透過借債維持其消費水準，可以這樣做的前提是利率下降與樓價上升。當樓價下跌，私人部門債務違約，危機就發生。當最高層系統無法處理衝擊，民眾沒有溝通渠道可以傳遞資訊，就會引發集體不滿並高叫示意——作者認為這就是「民粹主義」的訊息。

對於怎樣改善現狀，作者指有限責任制是accountability sink，應施加規則讓任何接管正營運公司的實體必須擔保公司債務，杜絕槓桿收購中「用公司的錢收購公司」這種情況。債務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限制讓企業決策脫離現實，持續運作的系統根本上追求的是穩定，而不是最大化。任何追求單一目標最大化的系統都有潛力嚴重失常，需要有更高層系統監察。

最後，作者推測未來當事物更為複雜，機器可能會接管實際決策，人們最終無法要求某個可辨認人類為事情出錯負責。但unaccountability最不能忍受的可能是回饋連結斷線，如果有機制讓人與更高層決策溝通事情如何出錯，人們的聲音得到聆聽，或許就能接受個人責任不再存在的事實。

集體倦怠

看完了《集體倦怠》，主題是美國千禧世代(大致是1981-96年左右出生的世代)為何感到倦怠(burnout)。倦怠是指人達到疲憊的狀態，但仍不斷督促自己前進，達成任何事情都不能帶來成就感，只覺得自己在勉強度日，感覺已燃燒成灰燼。

作者指，包括她自己的千禧世代，從小被教導相信「只要我夠努力，一切都會順利進行」這種觀念。具體方法是任何道路都以大學為起點，再不斷努力工作以得到舒適生活。但現實是，千禧世代比父母一代貧窮，最窮的人變得更窮，中產階級則必須努力地留在原地。千禧世代的生理與財務狀態不穩，必須嚴格遵守互相矛盾的期待，缺乏社會機構支持，潛力受到阻礙，變得精疲力竭。作者反復強調，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千禧世代的信念由戰後嬰兒潮父母培養，後者抱持對自己階級地位的緊張情緒，變成以成功導向的規劃栽培父母，著重子女的日程安排、人脈建立、課外活動。許多千禧世代面對強大升學壓力，要全力到達大學這一終點，出現身心健康問題。

現代職場以「熱情」為口號模糊工作與生活的界線，過勞變成常規。理想工作的競爭激烈，待遇可以大幅削減，甚至沒有報酬。當所有奉獻都站不住腳，千禧世代對實現抱負的途徑開始感到懷疑，就會變得倦怠。企業更重視股價，削減「非核心業務」，更多人成為派遣人員，缺乏保障與晉升前景，過勞、被監控、高壓、不穩定成為標準。成為自由業者並沒有自由，而是隨時要準備工作，並且完全沒有保障。

科技看似令一切成為可能，卻以不間斷的通知令人無法忽視，以效率為名義加重倦怠感。智慧型手機變成人們的延伸，滲入生活各方面，擺脫手機如同擺脫生活。「注意力經濟」誘使用家參與應用程式的時間遠超於正常使用時間，用家失去私隱、注意力與自主，以換取企業利潤。社交媒體、持續更新的新聞、工作蔓延至生活，都令千禧世代更容易倦怠。休閒時間變得破碎，被自我增值的目的支配，無法讓人恢復精力、獲得樂趣、與他人一起放鬆。

成為父母讓千禧世代倦怠情況加劇，社會照護服務缺乏而昂貴，無所不在的社會責難隨時準備指責父母疏忽照顧，職場與政策並沒有配合家庭工作增加的事實，特別是母親仍要負擔大部份家庭責任。理想與現實的距離無法承受，失敗被視為是個人不夠努力，都會令人感到倦怠。「好」母親要求數不盡的任務、態度與習慣，當挫折無法處理，母親們不願承認自己需要幫助，而是與其他母親競爭。父親藉工作忙碌擁有「休閒特權」，口說平等同時無法在家中落實平等。下層階級父母忙於緩解經濟需要，中產階級父母不斷擔心向下流動。

作者在結尾自言，在學業要求、工作不穩、租金昂貴、育兒支出龐大的情況下，她認為自己要養育孩子在經濟與工作量上並不可行。當社會繼續對一般父母，特別是母親生活如此不友善，更多千禧世代考慮不生孩子並不意外。作者再次強調，事情不必一定是這樣，千禧世代可以團結起來抵制現狀，拒絕將社會大範圍失敗歸咎於自己。

合作

看完了Richard Sennett的《合作》，主題是現代生活如何削弱人們的合作能力，又如何能夠補救。開放的對話式合作需要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同情心是透過想像的認同行為來克服差異，同理心則是以尊重他人本性的方式關心他人，聆聽者需要抽離自我。

作者將交流行為分為五類︰需要自我犧牲的利他交流、雙方受益的雙贏交流、意識到彼此差異的差異化交流、以另一方為代價獲益的零和交流，以及一方消滅另一方的贏家通吃交流。合作與競爭之間的平衡，落在利他與惡性競爭兩極的中間。

有三項要素讓儀式可以獨立存在︰重複進行、符號化與戲劇表達。儀式可以塑造非正式的雙贏文流，在有強弱差距的聯盟中顧全雙方面子。十六世紀歐洲社會出現變化，新教反對宗教儀式變成只有神職人員單向表演的戲劇，工作坊開發出更高技能，外交領域形成職業禮儀，導致當時競爭與合作的平衡變得脆弱，讓儀式在差異化交流中的地位更為重要。

當代合作在三個領域受到削弱︰不平等、職場帶來的疏離與自我文化的形成。不平等抑制兒童相互連結與合作的能力，在童年商業化下讓青少年出現嫉妒性比較，以物質商品補償自卑感。社群網站突顯出面對面聯繫、人際關係、實體存在是一種特權形式的事實，他人生活變成一種消費，不同階層的青少年社交活動日益減少。

職場上的非正式關係由三項要素組成︰上司掙來的權威、相互信任與在危機中的合作。掙來的權威可以緩和上下關係帶來的羞辱，相互信任讓員工可以放膽工作，危機中的合作可以為新情況帶來解決方案。短期時間觀改變了工作的性質，讓職場的社交三角崩潰。短期工作否定背景知識的重要，增加勞動者的不安全感。失業帶來恐懼與創傷。團隊只是假裝團結以展現自己，事情出錯時彼此推卸責任。當權者漫不經心、放棄權威，沒有發揮領導作用，卻盡力保住自己的特權與好處。

當代社會出現「不合作的自我」這種性格，他無法因應費神又複雜的社交活動，失去與他人合作的欲望，缺乏為他人挺身而出的性格(character)。當遠離社交的目的只是為了減輕與他人互動的焦慮，遠離帶來的不是啟發而是盲目，當中涉及兩項心理因素︰自我陶醉的自戀，以及退回自己世界的自滿。當人們癡迷於證明自己而努力時，別人最多只是可以利用的工具，與他人合作本身並沒有價值。

作者提出強化合作的三個領域︰體力勞動如何促進對話式社交、日常交際如何落實對話式交流、社區生活面對的挑戰。工作坊展現身體與社交連結的例子，包括以儀式體現勞動節奏，重視視覺、習慣的非正式肢體動作，以及因應阻力處理問題本身。

在日常交際中，就業輔導間接、輕巧、避免過度投入的技巧，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外部以解決問題。「換句話說，你的意思是……」的技巧可為談判建立共同基礎。在沈默與說話之間取得平衡可以修復損害。非正式提出妥協方案可創造模糊性，讓交流繼續進行而不是放棄問題。中性的社交面具可讓人不專注於展示自己，促進表演以填滿共同的社交空間。

社區生活的挑戰有三方面︰難以維持士氣，在生活困難下陷入情緒低落；如何彈性與適應地思考具體行為；怎樣在互不相信的環境下建立合作。作者認為，社區是進入世界的過程，其中人們確定面對面關係的價值，並了解其限制。社區無法填補人生的全部，但它能帶來確實的樂趣。

作者最後指，現代社會削弱儀式透過共同象徵行為將人向外轉，從而緩解焦慮的連結。現代冷酷簡化可能會壓制與扭曲人們一起生活的能力，但不會將這種能力摧毀。人類身為群居動物，能夠比現有社會秩序所預設的更深入合作。

從人到鬼 從鬼到人

看完了《從人到鬼 從鬼到人》，主題是二戰後在中國的乙丙級戰犯審判。作者先指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言投降後，日本帝國佔領各地的情況並不是立即結束。特別是在中國，由於日軍在當地沒有被大型戰事擊敗，日本軍官相信他們沒有敗給中國。在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共產黨、美國，還有日本，都持續在爭奪中國的控制權。

國民黨希望藉由以正確法律程序審判戰犯，向國際社會表達他們有能力承擔國際法的責任。乙丙級戰犯主要涉及戰爭中的實際行為，在中國進行戰犯審判面對的問題包括︰認定被起訴者的族群政治身份、設立法庭體系以取得證詞、分辨何謂「通敵者」(在日本前殖民地臺灣此問題特別複雜)、調查犯罪行為並尋找證據、追捕已回日本的嫌疑人等。

蔣介石在戰後宣言寬大對待日本人，希望重新與日本建立明確關係，以對抗國內的敵人共產黨。在山西，部份日軍不及回國，被當地國民黨勢力閻錫山收編對抗共產黨。內戰情況轉差後，蔣介石開始招募日本軍官協助軍事訓練，後來他們被編為「白團」。國民黨審判日本的戰犯，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殺的日軍第六師團司令谷壽夫，他並非國民黨最意欲起訴的人選，但美國只同意引渡他。一再被往後中國歷史書提及的「百人斬」比賽涉事者野田毅與向井敏明被國民黨法庭判處死刑。更為突出的個案是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岡村寧次，國民黨高層希望利用岡村的軍事人脈，於是指令法庭判處岡村無罪。

戰後日本社會視戰犯審判為軍人受到戰爭陷害，企圖以「個人無法為自己控制不了的行動負責」為由規避責任，並故意不提戰犯本身的行為性質。日本政府亦故意阻撓戰犯相關檔案公開，在這段歷史上公開失憶。盟軍佔領在1952年結束後，許多日本人都相信，要重建日本，就必須去除戰爭罪行所帶來的污點，將戰爭及其遺緒拋開。在此觀念下，日本戰犯變成受害者，也是為國家犧牲的英雄，被處決的戰犯被入祀靖國神社化為典範。

1950年，在內戰獲勝的中國共產黨從蘇聯轉移一批日本戰犯至中國，當時在共產黨下的日本戰犯總共一千人左右，分別關在太原、西陵與撫順。中國共產黨審判日本戰犯的目的，是證明日本在戰爭中的暴行，以及「轉化」日本犯人，讓他們公開認罪，這種寬大政策意在擴大中國在日本人民的影響。犯人需要寫下自己做過甚麼事，參加歷史課程與研討、表演戲劇重現戰爭罪行，並被安排到中國各地參觀。部份獲釋日本人後來在日本成立中國歸還者聯絡會，長年為戰爭罪行悔罪。但在國際政治中，中國寬待日本戰犯並未改善中日關係，1960年代日本在政治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和，雖然在貿易上日本已成為中國最大夥伴。

作者最後指，對日本戰犯進行追訴的背景與政治政策，加上累積的媒體事件創造了法律認同，根本上形塑冷戰初期中日關係的成長，深刻影響日後中日關係的發展。 

Career & Family

看完了Career & Family，主題是美國女性college graduates邁向更為性別平等的過程，以及仍然存在的性別收入差距。書中將女性按年齡分為五組︰第一組1878-1897年出生，作者稱為"Family or Career"組別。這組女性要面對各種針對女性的僱用與規範限制，包括不僱用已婚女性與夫婦不能在同一機構任職。假如她們選擇致身於特定職業生涯，幾乎不可能擁有小孩。

第二組1898-1923年出生，作者稱為"Job then Family"組別。這組女性經歷經濟大蕭條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家庭電器、中央暖氣、自來水、沖水馬桶等科技普及，節省許多家務時間，加上白領工作增加與教育擴張，帶來更多「好工作」，促使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由於當時已婚女性仍面對僱用限制，女性較多先在年輕時投入工作，到結婚生子後退出職場。

第三組1924-1943年出生，作者稱為"Family then Job"組別。這組女性相對之前組別結婚年齡較早，孩子數目較多，許多在畢業後短期內結婚。由於缺乏便宜可靠的兒童照顧服務，女性在小孩年幼時難以工作。隨著針對已婚女性的職場門檻放寬，她們在孩子年齡較大後重投職場，選擇教學、護士、社工等工作時間較穩定的工作。

第四組1944-1957年出生，作者稱為"Career then Family"組別。避孕藥問世讓這組女性可以避免意外懷孕，結婚年齡中位數較第三組高。她們更多追求終生職業生涯，在學表現更積極優秀，有更多人畢業後繼續進修，投身專業人士行列。在職業生涯穩固後，她們才考慮結婚生子。

第五組在1958年以後出生，作者稱為"Career and Family"組別。這組女性希望既追尋職業生涯，同時建立家庭與生孩子。她們首次生育年齡中位數比第四組高，但在生育科技協助下生育率也比較高。第五組女性同時在職涯與家庭獲得成功的比率在五組中最高。

即使兩性收入差距已收窄，但仍然存在，男女收入比例為1:0.8，而且最主要是相同職業內的差距。作者分析，性別收入差距主要來源不是歧視、女性不夠主動、教育水平等因素，而是來自職業生涯短暫停頓與每週平均工作時數。特別是在工時長、隨傳隨到、著重決策與人脈、競爭激烈的高薪職業中，在孩子出生後，家庭中其中一人任職要求高的職位，另一人減少工作時數，可為家庭帶來更多收入，同時滿足家庭需要。家庭中減少工作時數的通常是女性，這會令她們在高薪職業中建立人脈、參與重要計劃、晉升機會受影響，從而出現性別收入差距隨畢業年數擴大的情況。

針對這種情況，作者提出的解決方法之一，是減少這種隨傳隨到工作形式的額外報酬，包括令工作標準化、以團隊而不是個人為單位面對客戶、採用有助同事之間交接工作的科技等。兒童照護可增加供應與減少費用，鼓勵更多女性投入工作。社會規範改變可令工作與家庭的取捨不再以性別劃分，只是這不會令家庭內的取捨消失，伴侶之間仍需要其中一人減少工時。

The Scythian Empire

看完了The Scythian Empire，說明公元前八世紀起歐亞大陸中部的斯基泰帝國及其文化，如何影響其後的米底—波斯帝國、中亞、印度與中國，深刻形塑後來的古典時代。斯基泰文化為歐亞大陸中部四周帶來軍事、政治與宗教哲學創新，包括配合騎射戰術的短弓、新式銅箭頭與箭袋(gorytos)，以弓騎兵為主力作戰的新型軍事組織，特式短劍(akinakes)與戰斧(sagaris)，大王(Great King)、總督(satraps)與副總督組成的層級封建政治制度，一神宗教與單一大王的聯繫，強調皇室血統神聖與皇家語言的Aria概念，便於騎馬、附有袖與褲的貼身外衣、貼伏的頭盔(bashlyq)與皮製長靴，影響伊朗、中亞、興都庫什等地區語言的帝國斯基泰語。作者指，從現有證據推論，斯基泰的語言與文化影響不是透過貿易與交流，而是透過統治與同化不同地區人群發生。

在斯基泰的皇家血統觀念中，大王是唯一神天神(Heavenly God)的直系後裔，第一位斯基泰王Skula是皇家斯基泰創立者、天神之子Aryapita(意為Aria之父)的第三子。Aria一詞後來在不同的語言中演變︰

古波斯語Ariya = 西斯基泰語 Aria = 大夏語Aria = 古華語*Harya (意為「皇室的」)

*Harya (「皇室的」) > *Harya (「中國的」，「華」與「夏」) →古藏語 Rgya(「中國的」)

*Harya 去鄂音化 > *Harã→*Kara 'Kaya'→古日語Kara(「中國的、韓國的」)

*Harya→*Harya(「吐谷」)→前古藏語 Haźa

*Harya→古印度語Ārya→古藏語 Rgyagar(「印度」)←古華語*Ḥáryaḥwárǎ←古印度語*Āryāwarta (Āryāvarta) (Aryas的故鄉，印度)

*Harya→前古藏語*rgya+-l→古藏語rgyalpo(「國王」)中的rgya-l-(「皇室的」)

斯基泰政治結構由封建層級組成，大王指派封臣至各省，各省封臣則委任自己的從屬封臣。不同封建層級由領主與封臣之間的誓言維繫，天神信仰認為遵守誓言者可在彼世前往天堂。斯基泰人主要活動是畜牧馬、牛與綿羊，生產奶、羊毛、與皮革，定期在不同牧場間移動，也養貓與驢。斯基泰人掌握冶金技術，自行製造甲冑、馬具、箭頭等金屬製品，並參與金屬製品與動物產品貿易換取外國奢侈品。

自公元前八世紀左右，歐亞大陸中部草原的辛梅里亞人(Cimmerians)與斯基泰人向外擴散，在西方抵達米底亞(Media)(現今伊朗西部與北部、土耳其遠東安納托力亞與伊拉克北部)，在東方佔據現今圖瓦、蒙古、內蒙古與黃河河套以東的草原帶，當地最早騎馬者考古證據出現在公元前八至七世紀。從公元前八世紀起，騎射戰術突然出現在烏拉爾圖(Urartu，現今亞美尼亞)與亞述北部邊境，騎射者被稱為辛梅里亞人，其文化與斯基泰人相同。公元前676年，亞述紀錄首次記載斯基泰人。

據希羅多德描述，斯基泰人整合統治當時由不同領主割據的米底亞，直至約公元前620年被米底王子基亞克薩雷斯(Cyaxares)推翻。作者指基亞克薩雷斯當時在斯基泰宮廷成長，顯示他很可能屬於皇家斯基泰血統(Aria)，或許是來自其父或母。從基亞克薩雷斯的成長經歷看，當時米底人被斯基泰人同化，成為政治上的斯基泰人，與斯基泰人通婚，以斯基泰文化生活。同化過程中令米底亞地區不同人聯合為「斯基泰—米底人」，說一種稱為"Ariana"的斯基泰口語，銘文與文字證據顯示這種語言就是「晚期亞維斯陀語」，與瑣羅亞斯德《伽陀》(Gatha)中的早期亞維斯陀語密切關聯。

米底王國首都Agamatana(希羅多德轉錄為Ecbatana)以斯基泰語命名，王國內的斯基泰服飾、武器、政治結構、宗教等沒有重大改變，許多斯基泰人依然留在米底亞。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在公元前585年繼承基亞克薩雷斯王位，在公元前550年被外孫居魯士二世(Cyrus II)推翻。居魯士二世與其子坎比塞斯(Cambyses)透過軍事征服擴張王國。坎比塞斯在公元前522年進軍埃及期間離世，王位爭奪戰由居魯士表親大流士一世(Darius I)獲勝。大流士一世建立阿契美尼德朝，宣稱自己屬於Ariya皇室血統，以設立在paradise的巨大金帳為皇室象徵，顯示斯基泰的統治正當性觀念仍發揮影響。

坎比塞斯時期已出現顯然與宗教有關的叛亂，由居魯士支持復興的多神信仰，與斯基泰—米底的早期瑣羅亞斯德(Early Zoroastrian)一神信仰衝突。大流士即位後，強調主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ā)的至高地位，不能與其他小神相比，指稱多神信仰為虛假與說謊者。這種宗教秩序與封建層級結構對應，擁有皇室血統Ariya的「大王」統治帝國「諸王」，後者統治更小的領主。

大流士一世自認其Ariya皇室血統來自與居魯士二世同祖先的阿契美尼斯，其系譜如下︰

阿契美尼斯(斯基泰語的「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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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伊斯佩斯(Teispes，安善與波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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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魯士一世（安善）　　　　　　阿里亞蘭尼斯（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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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比塞斯一世　　　　　　　　　阿爾薩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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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魯士二世「大帝」　　　　　　希斯塔斯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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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比塞斯二世　阿托莎　　—　　大流士一世「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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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西斯一世

古波斯語中有許多屬於伊朗語族但並非古波斯語的名字與字詞，有些學者認為它們屬於阿維斯陀語，即《伽陀》中的語言，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它們來自稱為「米底語」的伊朗語族。在對比阿維斯陀語、米底語、古波斯語及重構的斯基泰語字詞後(在頁150-1的表4與頁159的表5)，作者指古波斯語與斯基泰—米底—阿維斯陀語有明顯分別，後三者是屬於同一口語——作者稱為皇家斯基泰語(Imperial Scythian)——的方言。在阿契美尼德帝國中，統治者與其親屬說波斯語，行政機關掌握在米底人手中，他們說皇家斯基泰語，造成許多古波斯語「政治」詞彙借用自皇家斯基泰語。

斯基泰人在斯基泰語的名字*skuδa在西斯基泰語中演變成skula與saka，在東斯基泰語中演變成sugda(粟特)與*suɣla，再演變成*suŋla(古華語轉譯為匈奴)。在對比重構東斯基泰語與重構古華語後(見頁181表8)，作者提出與斯基泰人相關的各中文轉譯字字義，如邯鄲指首都、冒頓指力量來自神、單于指海與河，借指天子、徑路指斯基泰短劍、撐犁指上天等。

秦始皇帝瑯邪臺刻石「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中的「大夏」，從方向看顯然不是後來也稱為「大夏」的中亞巴克特里亞。瑯邪臺刻石的大夏指歐亞大陸中部草原帶、中國北部與西北部的遊牧部落，在考古學中屬斯基泰人。史記指「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當中的「夏」來自Ḥarya~Aria~Ariya的斯基泰傳承。

戰國時代的趙國首都「邯鄲」，如前所述，來自東斯基泰語「目的地、首都」(*ăɣámătánă)。由於趙國屬於北方邊境，作者推斷當時趙國由斯基泰草原居民與中國農民混居，由此分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不是中國學習「胡」文化，而是強調當時在趙國存在已久的傳統，並受到希望趙國轉向中國語言與文化的中國居民反對。墓葬證據顯示，「胡服騎射」的服飾與弓與斯基泰文化特徵相似。

「夏」成為中國傳說中第一朝代的說法從戰國時代開始，在此之前沒有任何銘文與文字指稱商朝以前中國的夏。戰國時代趙國的草原牧民菁英以東斯基泰語Ḥarya指「皇室」，此用法可能從趙國擴散，用以稱呼傳承久遠的王家血統。戰國中國人發明「大夏」稱呼比商朝更早的中國王朝，並以「華」或「夏」代表中國身份。秦始皇帝政在趙國成長，作者認為始皇帝很可能受斯基泰的皇室帝國層級秩序影響，建立與阿契美尼德朝類似、統一標準與思想、以銘文強調統治秩序的帝國。

斯基泰人在歐亞草原東西兩方的影響亦見於城市名字中。米底亞首都在希羅多德著作中稱為Ecbatana，現在稱為Hamadân，但更早期則稱為Agamatāna。在中國，邯鄲源自東斯基泰語*Ăɣámătánă，咸陽則來自類似的*Ăgắmădáⲛă。粟特語中洛陽稱為Saraɣ，此字在後來中世新波斯語、突厥語及蒙古語通常指「王宮」，這可能是受古華語的影響，並透過斯基泰語與其後繼語言粟特語傳播。

作者最後指，在公元前600至400年間，斯基泰人阿那卡爾西(Anacharsis)影響希臘哲學，說斯基泰語的瑣羅亞斯德活躍於斯基泰—米底帝國，釋迦牟尼受斯基泰思想影響，擁有斯基泰名字的老子影響早期中國，都顯示斯基泰對形塑古典時代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