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Angus Deaton的The Great Escape，主題是世界的進步與不平等，焦點在於健康與財富上。作者指進步速度不同本身會帶來不平等，只著重平均或最好的組別並不正確。此外生活品質(well-being)有許多面向，例如健康、財富、自由、教育、自主、尊嚴、參與社會的能力等，只看一方面並不足夠。
快樂調查某些結果表示，在超越一定財富後財富水平並不影響快樂，作者則指這種調查問的主觀快樂不能與生活滿意度混淆，前者是情緒，後者是對生活的判斷。以生活評估調查各國結果顯示，平均財富水平較高的國家生活滿意度也較高，而且生活滿意度與財富改變的百份比，而不是絕對水平相關。
至於快樂水平，除最貧窮國家的快樂程度較低外，收入與快樂的關係薄弱，而且快樂與生活評估的關係也不大。負面情緒經驗如壓力、憂慮與痛苦，與國民收入則沒有關係。作者認為，正如生活品質其他面向一樣，只著重於個人情緒也不足以評估人們生活的好壞。
比較各國每人平均GDP與預期壽命的關係時，會發現預期壽命隨GDP上升，但到大約10,000美元(2010計價)水平後上升速度會減慢。作者指這反映「疫病轉型」(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的情況，令兒童死亡的傳染病在這時已大為減少，死亡主要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主因是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與癌症。
對比1960與2010年GDP與預期壽命變化，顯示出二戰後世界平均而言GDP及預期壽命均上升。即使是收入沒有變化的國家，2010年的預期壽命也比1960年高，表現出非收入系統因素也會影響預期壽命，這包括科學與醫藥更為廣泛傳播與實踐，尤其是發達國家實施已久的公共衛生政策在較貧窮地區得以推行。
預期壽命計算會受突發疫症影響，因為它是以當年的死亡風險為基準計算。這令較早期的預期壽命比較不穩，例如1918年流感疫症就令美國人預期壽命減少11.8年，但在之後一年則上升15.6年。二十世紀初美國的主要疫病依影響力順序為︰流感、結核病與痢疾。美國女性預期壽命一直比男性高，但差距從二十世紀初一路擴闊，直至1970年代才開始收窄。這種性別預期壽命差距演變有兩項主要原因︰生產死亡率下降與吸煙模式改變。
在年齡死亡率方面，美國大致上是隨年齡形成剔型死亡率模式，即初生嬰兒死亡率較高，隨年齡死亡率下降直至十多歲，然後在十多至二十多歲較高，之後隨年齡緩慢上升，在六十歲左右死亡率與初生嬰兒差不多，之後繼續上升。
作者指人類演化仍然是適應狩獵與採集生活，而不是農業或城市生活。對人體而言，狩獵與採集的生活模式有參考之處，包括︰長距離步行、主要以蔬果為食物、高纖維食物、較少動物脂肪、多元飲食、與人合作等。他們生育率較低，因缺乏儲存食物方法而平分食物，面對其他團體較為暴力，隨著食物供應減少生活變得越來越差。狩獵與採集過去的教訓是︰生活品質並不一定會隨時間進步，不平等也不是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存在。
食物供應減少令人類走向「差勁工作中沒那麼差」的農業，當中出現食物儲藏令不平等加劇，動物家畜化與大型集居地也帶來新的傳染病︰結核、天花、麻疹、破傷風。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與病菌疫病是上升。食物變得較單一。長距離貿易令各地疫病傳播得更遠。在條件理想是生育率上升令人口上升，但條件欠佳時人口則下降。個體生活水準沒有改善，但整體人口數目則有所增加。
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平均壽命由1950-55年42歲，1965-70年55歲，升至2005-10年66歲。這些地區的死亡主因與過去較發達國家那些相似︰以嬰孩較多，疾病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痢疾、結核、百日咳、白喉、小兒麻痺、麻疹、破傷風等。比較不同國家會發現，嬰孩死亡率與經濟增長速度沒有關係，反而與政府的醫療開支相關。發展較落後國家在醫療系統的問題是，公共醫療系統無法提供有效服務，私營醫療系統也沒有受到良好監管，這反映人口醫療教育與政府能力不足。
發達國家自1950年代起50歲預期壽命增加，由數年至十年不等，可能原因為︰之前用於兒童疾病的資源可用在中老年疾病；吸煙習慣改變；發明各種防心血管疾病方法如降血壓藥、利尿藥、降膽固醇藥、心臟病發後服用阿士匹靈、搭橋手術等。此外，中老年生活也透過各種方法得以改善︰關節更換、白內障手術、止痛藥、抗抑鬱藥、更易接觸醫療專家等。
醫療的昂貴成本需與其他生活品質作平衡，然而我們實際上卻不知道要怎樣選擇醫療照護，很多時候也不是直接出資付費的人，令何謂合理醫療照護價格難以判斷。計算醫療支出時我們只知道它們的花費，卻不能準確計有它們帶來的價值。
在全球化環境下，小型與貧窮國家不時會因與大國的貿易協定令其在醫藥上處於不利位置。第一世界水準的醫療設施，也可能只服務較貧窮國家的少數有錢人，國內其他民眾則處於低水準醫護服務的環境中。從1950至2000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有上升趨勢，中等表現國家差最佳國家的差距也在收窄，但表現最差的國家與中等表現的差距則拉闊。
平均身高有助於反映不同地區的營養狀況，歐洲男性從1850-60年平均身高166.7厘米增至1976-80年178.6厘米反映出當地營養改善情況。但身高數據也顯示非洲國家女性高度比印度及拉丁美洲女性高，這可能表示︰影響身高的疾病與貧困不完全等同影響生活品質那些因素；當地因素如飲食習慣也會影響身高；整體人口高度改變需要經歷數代時間。
作者指按歷史上不同國家的經濟分佈情況，十八世紀大部份不平等是在國內，兩端是封建地主與一般人，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平等則主要在不同國家之間。
以GDP量度物質水平有以下不足︰GDP不包括如家務等重要活動，沒有計算休閒時間，包括清理污染、建造監獄、通勤的代價，也沒有說明由誰獲得甚麼。
在官方數字上美國自1973年至2010年貧窮率沒有下降，雖然這段期間每人平均收入上升60%。如果1963年訂下的官方貧窮線按時更新，貧窮率則會更高。美國官方貧窮線的問題是，它沒有按何謂「體面」生活的當代要求調整，也不是計算徵稅及福利轉型後的收入水平，後者令任何重分配政策即使有效，也未能反映在貧窮率上。
美國戰後貧窮狀況顯示，戰後至1970年代經濟增長快速，增長所得也在社會中廣泛地分享，但在1970年代後經濟增長減速，而且貧困人士與中等人士差距擴大。工作趨向兩極並更著重教於與科技，最低工資調整與通脹沒有掛勾令其真實價值減少，人口老化令老年人政治勢力加強，高收入雙職家庭與貧窮單親家庭數目增加令家庭收入差距擴大，這些勞工市場、政治、人口與家庭構成因素影響家庭收入分佈的情況。
從1980年至2011年，美國最高收入1%人稅前收入增加2.35倍，0.01%稅前收入增加4倍，而且父子收入相關度為0.5，是OECD國家中最高，反映公平機會的程度較低。假如收入與機會由固定的人掌握，富有者就可以透過金錢與政治將民主變成少數富人主政，令其他人無法獲得參與政治生活的好處。尋租者行為也會變成權力團體相鬥，以多數人代價讓少數人得益，最後摧毀各種令經濟增長的制度。
在對比國際經濟表現時，以匯率計價未能確切反映不同國家的價格差異，因為匯率並未反映人們消費不可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差異，這種差異來自各國土地與勞工價格有別。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一般用於比較不同國家經濟的計價方式，它以各國不同商品與服務價格平均起來以計算國家價格水平。PPP計價的困難是，有些情況很難確定何謂各國的標準商品，例如在英國醬料Marmite是日常消費品，但在美國則很少見，價格較高；又例如在英國一般民眾也能負擔乘搭飛機費用，但在喀麥隆則是少數人奢侈品。在兩種情況以較高還是較低國家價格為基準會影響相關國家PPP水平，實務上是以兩者平均為折衷，卻有可能造成不論高低價格都未能反映的情況。
從戰後開始，不同富裕國家的GDP差距收窄，但全球所有國家的差距則沒有整合。以個人而不是國家為單位計算的話，全球平均增長率表現較好，從1960至2010年前者表現為1.5%，後者則為3%，這反映出兩大人口國中國與印度經濟快速增長。自1970年代起中國與印度快速增長，令超過二十億人平均收入由世界分佈底層升至中等水平，也令處於貧窮水平的總人數從1981至2008年減少7.5億，佔全球人口比例從40%減至14%。
作者指出有些分析評論試圖以個別經濟表現良好或不佳的國家特徵，找出普遍成功或失敗因素並不明智，以少數成功與失敗例子過度推論只是以偶然為基礎。在過去半世紀，有十年增長快速的國家在之後十年或二十年表現不再良好，那些總結成功關鍵的說法到該國表現停滯後就不再正確，即使那些因素在該國仍然存在。
1960年代起警告全球人口爆炸會帶來災難的說法並未成真，作者指這種說法是經濟學所稱的合成謬誤(lump fallacy，或稱零和謬誤)︰它只考慮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沒有顧及新人口帶來的好處︰貧窮國家家庭既渴望其孩子出生，這些孩子也確實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作者指明富裕國家希望控制貧窮國家人口是出於自己的利益立場，一國的公有事務問題應由當地政治制度解決，而不是由有自己私利、對當地人生活缺乏了解的外國、國際組織或基金會執行。人口爆炸災難沒有實現反映出以下情況︰增加的人口豐富人類創意，令人類整體受惠；人口爆炸只是嬰孩死亡率下降、生育率滯後一段時間才下降的短期現象，全球人口增長率已由1960年2.2%降至2011年1.1%；生產力與資源運用效率因綠色革命與全球化上升，顯示問題會創造誘因令人們以新辦法行事。
在全球貧窮問題上，沒有世界政府令人們沒有責任感或能力改變全球不平等問題，量度國際不平等數據也不是國際政策，尤其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不平等情況缺乏官方數字。然而，作者認為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最少有能力監測各國收入分佈，不同國家並不是完全孤立。
作者在最後一部份以很大篇幅談及國際援助的問題，他認為純粹給予貧困人士金錢就能消滅貧窮的想法是幻象，當中可能出現四種情況︰富裕國家民眾對減少他人貧窮漠不關心；富裕國家民眾不清楚全球貧窮問題；國際援助可能有效但現在並非如此；國際援助在某些條件下不但無效更會造成傷害。富裕國家在考慮援助哪個國家時總是面對兩難︰援助有條件發展的國家更可能有效，但這些國家本身可能不太需要援助；援助缺乏條件發展的國家則可能沒有作用，特別是該國貧窮是由惡劣制度或政府造成時，援助該國政府只會令情況更壞。
作者對現時國際援助的實際情況有如下觀察︰捐助者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受助者的需要決定捐助地；各種援助間缺乏協作；援助專注於受助國家數目，令多人口國家貧困人士平均受助額遠比少人口國家低；援助附帶條件，例如受助國要購買捐助國的運輸工具與貨物；對最貧困國家的捐助比例不足，即使近年有改善也只是由1960年佔援助總額10%升至2010年三分之一；援助不時會捐給不會幫助自己人民的政權。作者也指出國際援助並不比其他國際連結重要，例如私人投資、僑民匯款、傳播基本科學與科技發明知識、貿易限制與國際資本市場。國際援助並不像投資一樣促進經濟增長，數據顯示人均受助較多的國家經濟增長率並不比其他國家高。
作者也對發展計劃，例如援助建設學校或診所的成效表示懷疑。在特定環境中成功的計劃不能保證在其他環境設定下成功，先導試驗計劃成功也不表示全面推行下也會成功，包括全面推行時參與的人員質素，以及大規模計劃的外溢效應，例如私營醫療系統抽空公營醫療人員。再者，需要受援助的國家政府能力往往有限，將政府能力用於援助計劃可能令其他公共服務受影響。
大規模援助政府另一問題是它不在需要向徵稅的納稅人負責，令它缺乏誘因執行政府的職責，如保衛法律、維持治安、保障合約執行、預防疫病、提供電力、學校、醫護等。這與依靠商品貿易為政府收入的情況相似，政府不用滿足當地需要或政治就能得到收入，影響是缺乏誘因維持收稅能力、欠缺權力平衡與分立、增加因追逐既得利益而引發內戰的風險。
談到為何捐助者無法取代受助國民眾問責受助政府時，作者指捐助者並未親身體會援助的影響，也沒有援助後果的直接資訊與反饋，他們依靠捐助組織取得資訊，但後者較注重援助額而不是援助的效果。此外，即使捐助者得知援助出現問題也傾向不會懲罰該國政府，因為懲罰受助國政府可能會損害其他人，例如當地人及外國分判商，或者造成受助國經濟混亂。受助國政府也很清楚這事實，並對捐助者提出的條件虛與委蛇。捐助國當地政治也會左右捐助對象，例如捐助國人民認為「一定要做點事」，又或者捐助國政治家收買人心，都會令受助國即使表現不佳也能接受捐助。捐助行業競爭激烈也令受助國政府無心改善人民生活，甚至樂意看到人民貧窮以收受爭相捐出的援助。
作者提到外國援助與殖民主義有相似之處，外國援助就如殖民時期一樣，聲稱是為了幫助人們，讓他們啟蒙走入文明，卻對當地民眾造成傷害。
在醫療援助方面，作者認為它有一定好處，例如成功由上而下控制個別疾病，像是天花與小兒麻痺，也傳播各種應對疾病的方法，如以防蚊網防範瘧疾。至於在地區醫護系統計劃上，醫療援助的表現並不理想，例如醫護人員與診所供應、公共衛生措施、安全食水及衛生系統、重要藥物供應、充足營養、預防風土疫症等。後者需要依靠政府能力，外國援助並未有很大幫助，甚至可能在提供由上而下計劃時令當地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投入減少。作者認為在貧窮國家提供醫療系統的能力有限，提供公共衛生措施如食水、衛生系統與害蟲控制會可能有成效。
在較有條件國家可自行應對貧窮問題，援助條件不足國家又會令情況更差下，作者認為富裕國家不應再想到「我們」需要做甚麼，不再提供外國援助，並說服其民眾外國援助會造成傷害。作者建議運用這些資源作以下事情更能帶來好處︰資助對付「非洲」疾病如瘧疾的藥物，並放寬對貧窮國家的藥物專利限制；提供誘因開發治療這些疾病的新藥物；增加對各國提供基於經驗的技術與知識建議；國際組織協助貧困國家在貿易協定上取得更有利條件；對惡劣政權實際借貸與貿易限制；停止富裕國家對當地的農產品資助；以助學金形式讓貧窮國家學生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回饙母國。作者總結指，與其援助貧窮國家的政府，讓它們不再傷害人民並支持讓貧困民眾也能受益的全球化政策更有助令改善貧窮狀況。
未來全球可能面對的威脅包括︰全球氣候變化、中國出現混亂、原教旨主義者、抗藥性傳染病，以及富裕國家經濟增長減慢與不平等加劇，造成社會分配的衝突等。但作者對未來謹慎樂觀，因為脫離艱苦的渴求深入人心，而且知識一直累積；增長減慢可能是數字未能反映資訊科技帶來的好處；大部份非富裕國家仍大有增長空間，特別是中國與印度，也包括近期的非洲；預期壽命增長速度減少是因為現在死亡率減少的是中年與老年人；有足夠資源投入以改善健康，癌症有望得到更好治療；這刻在歷史上暴力程度很低、民主大為擴張、人們更高也更聰明、識字率大為提高，都令作者相信正如以往一樣人們在未來可以克服阻礙。
2016年11月20日 星期日
201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正義的理念
看完了沈恩的《正義的理念》，作者的正義理論旨在如何增長正義與消滅不義，而不是為完美正義的本質提出解答，這與當代政治哲學各正義理論有以下分別︰1. 它旨在成為實踐論理的基礎，不只是著眼於形容完美的正義社會；2. 有複數正義前提在批判檢驗後可得出不同結論，以論理得出的結果可能互相衝突；3. 彌補不義不只是體制缺失，也與個人行為有關。
作者指自啟蒙運動以來正義論理有兩個陣營，一是以描繪何謂完美正義制度為目標，圍繞著各種社會契約觀點，包括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與後來羅爾斯都屬此陣營；另一是比較各種體制、現實行為、社會互動等因素，怎樣導致人們有不同的生活，例子有亞當．斯密、貢多塞、吳爾史東克拉芙特、邊沁、馬克思、密爾等，作者在本書大體上也承襲此傳統，以社會選擇理論為工具。
作者質疑當問題有不同層面，價值也無法單純混合(就像喜歡白酒與喜歡紅酒的人都不喜歡兩者混合)，得出先驗選項那些正義理論無法提供比較正義的解決方法。體制與主宰規則也不能取代人類實際經驗，不同生活的選擇自由本身也非常重要。作者也指要了解社會現實需要考慮包括整個過程的完備結果，而不是只考慮最後結果如何。此外，先驗體制論著重主權國家內體制的正義原則，在面對全球環境下的正義有所不足。
在選擇合理的方法時，論理(reasoning)即使不能保證方法一定正確，又或者比其他不合理方法更正確，卻可在合理範圍內盡量保持客觀。客觀是指必須在公平基礎上讓不同觀點互相對比，作者認為從各個觀點做合理檢驗是倫理及政治信念是否客觀的必要條件。
羅爾斯「正義即公平」的理論指我們在價值判斷時要避免偏差，考慮並關心其他人的利益，避免受個人利益、偏好與成見影響。他提出在眾人不知道個人利益與好生活的原初狀態中，將無異議地得出兩項正義原則︰1. 每個人有權利擁有完成適足的平等基本自由框架；2. 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必須滿足兩項條件︰a. 各種工作與職位在公平機會平等下開放給所有人；b. 照顧社會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
作者就羅爾斯理論中誘因的角色評論指，理論未能訂出界線說明既然可接受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其他理由的不平等能否接受，假如連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都不能接受，這先驗「正義」世界又是否太高不可攀。作者也列出羅爾斯理論的重要貢獻︰以公平為正義核心，令我們超越關於正義問題的理解；強調以客觀觀念建立公共思考框架，以判斷概念應用，並充分討論及反省各種理由與基礎以得到結論；指出人們有正義感的能力，以及與善觀念有關的道德力量，對理性(rational)與講理(reasonable)作實用區分；指出自由不同於其他考量的重要；堅持程序公平的需要；指出衡平原則在社會制度的重要；探討「基本資具」間接承認，人們要有實質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羅爾斯理論的問題與困難則有︰自由完全優先可能太過極端，或許自由有某種優先地位，卻不是毫無限制在所有考量中都優先；羅爾斯理論未有考慮人們將基本資具轉換成美好生活的能力也有不同，因而有理由將焦點從基本資具轉向評估實際的自由與能力。除此之外，作者也指出羅爾斯社會契約進路著重正義的體制，但較少注意正義社會需要甚麼現實的行為特徵；每個人實際行為與「合理」行為不符時，羅爾斯理論也無法指導如何選擇現實社會的各種體制。
阿當．斯密認為想像一個遠處的公正旁觀者會怎樣想，可令我們離自己一段距離觀察自己的情感。作者指以斯密「公正的旁觀者」的機制處理公平問題，可補足羅爾斯契約論不足之處︰1. 處理比較的評價問題，而不是提供先驗性解答；2. 注意社會現實，不只是體制與規定的要求；3. 容許不完整評價，同時在重要社會正義問題仍可提供指引；4. 注意到契約團體外的聲音，顧及其利益並避免自身落入本位主義。
羅爾斯差異原則中體制選擇扮演重要角色，在過程中必須檢視各差異可能體制如何配合社為行為規範標準，也要判辨社會種種不平等是否符合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以致需要注意各種行為差異的問題。要匡正因體制裂縫與行為不當產生的不義，我們要思考何種體制能提升人們的權利、自由和幸福，藉以促進正義。思考正義與不義時，必須考慮到基本的現實。作者認為我們應探索可以促進正義的體制，而不是將體制本身視為正義的展現。體制本身並不是善，只是藉以實現社會成就的可行方法。「正義體制」也可能產生可怕的結果，而且制度再出色也無法隨時應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作者指我們不能將正義的任務完全交給正確社會體制與規則，在追求正義時，探究事情進展與是否可做得更好總是不可避免。
社會選擇理論中的阿羅不可能定理指出，投票不可能同時滿足反映所有人一致偏好、非獨裁與加入額外選項後不會影響結果這三項條件。後來研究則發現，假如社會決策程序對資訊更為敏感，在許多情況下仍可以解決這類僵局。為了解正義條件、社會組織與體制需要，並合理地形成政治決策，我們需要更多資訊與檢驗過程的證據。
作者指在判斷兩個選項的相對價值時，先驗進路的完美選項並不是必要條件，對於比較也沒有很大幫助。保留不完備空間的正義理論並非缺陷，反而可以不必比個兩個制度時提出各政治與社會制度不同評價，就能得出有力的判斷。社會正義在政治上保有不完備空間，也讓有不同評價的個人可以在共同信念，也就是局部的位序下提升正義並減少不義。在此作者列舉社會選擇理論對正義理論的貢獻如下︰
1. 注重比較方法而非先驗探究
2. 認識到理性多元的特質，並注意到各原則之間有可能持續衝突
3. 允許並促成反複檢驗的空間
4. 承認正義會在本質上(斷言的)或暫時(因資訊不足而)不完備
5. 關心如何以多元觀點及優先選擇作全面社會選擇判斷，包括社會不同觀點與個人採取不同方法
6. 強調精確解說與論證，釐清互動過程
7. 證成公共論理在社會選擇的角色，例如作者提出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指，在任何人的個人偏認同樣被承認下，自由與最佳效率並不相容。為了保護所有人的自由，我們不得不學會對各自價值相互寬容。
在倫理主張中「非主觀性」(non-subjectivity)包括兩個不同問題︰一是在客觀基礎上理解與溝通的問題，令他人可得知彼此的信念與表述；二是客觀上是否可接受的問題，如此每個人才能就不同人提出的主張爭論是否正確。任何意見要互相理解需要某種形式的從眾，投入人們共同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以有效溝通語言與意象，及約定俗成的規則表達新意見。倫理主張是否客觀，與能否經受開放的公共理論息息相關，開放的公共理論又與命題立場及其論證是否公正密不可分。「封閉的公正性」指公正判斷程序只用於特定團體成員上，在「開放的公正性」中，公正評價程序則需要核心團體外的判斷，以避免本位主義，如同斯密「公正的旁觀者」設計所示。
以主權國家為邊界的正義理論在道德與倫理上有不明之處。我們身份認知並不僅限於國內，也包括宗教、語系、種族、性別、政治理念、職業等，這多重身份令義務超越國家界線。此外，一國行動可能會對其他地方有重大影響，在判斷社會組織是否不義時，也應聽取其他地方受影響人們的聲音。忽視其他地方聲音可能會造成本位主義，在信仰與習俗偏狹世界中忽視不義的結果。真正客觀需要認真檢驗並注意不同觀點。
羅爾斯原初狀態推導出封閉的公正性，作者指這方法的限制有三︰1. 如上文所述，核心團體會影響團體以外的人；2. 假如核心團體決定會影響團體規模與組成，不同封閉方式就會產生不一致情況。例如改變生育、死亡與人口流動令人口數目變動，因而改變基本社會結構及所有人的價值與偏好；3. 封閉公正性無法解決核心團體共有的成見與偏袒。
立場是否客觀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在同一位置下不同人都證實相同的觀察，一是同一個人可從不同位置作不同觀察。在階級分明社會的偏狹觀察可能做成錯誤解讀，得出社會不平等與歧視有「眼前證據」的結論，例如在傳統社會連婦女自身都覺得自己智能較差。立場客觀性的跨立場理解，可令我們看到不合理立場認知如何產生。作者認為在今日正義理論不能忽略自己國家以外的世界，在各地關係更緊密下，我們也會關心挑戰世界的不義與不人道，以及威脅世界的暴力與恐怖主義。
人們實際行為可能與最大程度自利相差甚遠，或者即使清楚怎樣是理性卻無法照著做。他們也有理由注意私利以外的目標，令理性選擇理論對理性與合理的理解難免顯得偏狹。作者提出另一種較廣泛的選擇理性說法，指選擇理性主要是將我們選擇奠基於經得起批判檢驗的理由上。這表示有可能出現許多足以支持的理由，令理性選擇呈多元特質，使我們很難只以理性觀念對個人實際選擇作唯一的預測。這樣我們有時即使對他人作法並不苛同，也會讓別人「隨他們去」就不見得是不理性，即使那不會令我們自己得益。因為我們是在遵守自己同意的善行規範(讓別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體諒別人的欲望與目標。
作者指羅爾斯以原初狀態設計產生正義基本理念，合作被視為有利於所有人，令「正義即公平」進路基本人有以利益為基礎的支點。作者就此提出兩項疑問︰利益考量是否社會合理行為的唯一堅定基礎？互惠互利是否所有政治合理性的基礎？作者提出另一種理論路線，主張如果一個人有權力去改變，以減少世界上的不義時，他就有強烈的社會理由這樣做。影響力有其相應義務，可能是超越互惠動機正義理論的重要基礎。
作者以《薄伽梵歌》中阿周那與黑天正義戰爭的討論，談及關於人類義務的三個元素︰1. 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對道德與政治思考至關重要，例如以正義之戰為名會令許多人死亡；2. 如果一個人的決定造成嚴重後果，他就要為其選擇結果負起個人責任，即使結果怎麼好，在戰場上殺人也是事實；3. 正如那場戰爭中阿周那要與自己親近的人交戰那樣，某些個別行為會涉及與他人的個人關係，一個人對其他人可能會有特殊責任。像功利主義那樣的倫理學，忽視效益以外的結果，對過程並沒有完備考慮，也忽略個人責任的重要。選擇需要考慮行為能力(agency)、程序與個人關係，並受個人反省與公共論證檢驗。
自由的價值至少有二︰給我們更多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選擇過程本身不受別人壓逼。即使我們的選擇成真，但假如過程是別人強逼而來，過程面向的自由會受到影響。當我們以完備結果的廣義角度，而不只是以最後結果的狹義角度看待機會，在強逼過程下個人考慮各種可行選項的自由機會也顯然受到損害。
正義理論中有兩種進路採取不同焦點，以效益或資源為基礎的進路，例如功利主義與經濟學許多實例；以個人實現其目標能力(capability) 的進路，與自由的完備機會關係密切。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從機會角度判斷資訊與個人利益，並非任何特別的社會制度設計。對各種社會體制評價，完全取決於著眼的資訊。能力進路關注生活事務各種不同層面，重視生活的實現，而不是讓生活滿意的工具，注意到個人將工具變成美好生活的能力各有不同。
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機會而非只是實際成就在三方面更為廣闊︰1. 考慮到人們即使在已實現的成就相當，他們也可能有潛在的優勢差異；2. 有能力在不同文化關係間作選擇，對個人與政治都可能很重要；3. 能力與成就的區分，關係到社會及其他人幫助被剝奪者的責任與義務。
公共論理與審議可讓我們對個別活動其及組合的角色、範圍與意義有更深入理解，有助衡量各種能力以得出局部排序及有限一致性。人們的思考、選擇與行為都受到其周遭世界影響，要駁斥部份社會內的思考，對考慮主題需有更多公共參與及「公正旁觀者」觀點。
作者認為能力進路限定於個人能力，並排除團體能力在正義或不義論述的原因是，團體能力視團體成員態度而定，而且一個人可能屬於許多不同團體，如果只視他為某個團體的成員，會嚴重損害他決定如何看待自己的自由。
美好生活的工具與目的差異，反映在各種不同偶然因素都讓人們以不同方式將所得變成其所要生活，包括1. 個人不同身體特徵；2. 物資環境如氣候與水土不同；3. 社會環境差異，例如公共衛生、教育、犯罪率、社區關係等；4. 遠近親疏的觀點差異，例如在不同國家投入社群與滿足自尊的基本條件不同。
自由是一個人的影響力一部份，作者指自由不只是人類的利益所在，它同時是理解我們義務時的核心考量。這與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的功利主義計算有別，作者認為功利主義計算對長期遭剝奪者非常不公平，因為絕望的被剝奪者會找個藉口調整欲望與期待，嚴重扭曲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為標準的效益尺度，令功利主義計算忽視貧困生活的實際剝奪。
在能力進路下行為與幸福區分，自由與成就區分，因而衍生出四種有關個人利益的概念︰幸福的成就、幸福的自由、 行為的成就、行為的自由。在判斷被剝奪者是否需要其他人伸出援手時，幸福成就可能比行為成就重要；制定國家政策時，幸福自由可能比幸福成就重要；能力可視為幸福自由或行為自由，公共政策較關注前者，對個人來說後者可能則較有價值。行為自由也表示個人可以拒絕只追求個人幸福，以其行為自由改善其他人的生活。
作者認為能力平等或許值得重視，但它在與其他重要考量有衝突時，並不必然凌駕於其他重要考量之上，原因是1. 能力只是自由其中一個層面，與實質機會有關，未有顧及自由的程序層面，例如公平與衡平問題，這些問題在醫療與人權議題相當重要，平等不能只要求單一焦點；2. 除了整體自由的平等要求外，也有其他重要的分配判斷要求需要考量，例如強調勞務必須有其回報；3. 能力評比局部排序在某些情況下不一定能清楚判斷不平等問題，以能力平等為正義要求有其限制；4. 平等不是正義理論唯一關心的話題，也不是能力理念的唯一主題，例如能力觀點也與積聚與分配相關，在減少能力不平等與提升所有人能力之間考量。
一個人可否實現其合理選擇目標有許多方式，他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實現其選擇結果，這是直接控制；他實現偏向時也可能會有「間接力量」幫助，例如醫師醫治病人，這是影響力的力量。影響力結果有時會與個人利益考量不一致，在社會制度中公共機構是基於民眾選擇決策，還是自行認為可提升民眾福祉而決策也有所不同。此外偏好所得結果或許是因與他人偏好一致，也或許純粹是運氣使然，令個人偏好對結果可能沒影響力。要充分理解個人自由，我們必須考慮到行為自由及其影響與結果的性質。
作者提及參與式治理在歷史上一直有深層魅力，對民主更廣義理解在於政治參與、對話與公共互動。投票不是民主社會中公共理論唯一的考量，其有效程度視乎周遭事物，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與異議的自由。獨裁統治者以審查制度、資訊封鎖與製造恐懼，加上打壓反對派與媒體獨立，社會缺乏基本公民權與政治自由，這樣投票結果也不具正當性。
公共論理中新聞媒體的角色如下︰1. 新聞自由直接促進我們彼此溝通與了解世界；2. 新聞媒體提供時事資訊，也以調查報導挖掘出不受注意或不為人知的資訊；3. 新聞自由可以為弱勢者發聲以保護他們；4. 新聞自由可以推動公開的溝通與論證，形成言之有物的價值觀；5. 媒體促進公共論理有助於追求正義。
作者以饑荒為例討論民主實踐如何促進正義︰統治者往往不是饑荒的受害者，但如果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在新聞自由與沒有審查限制的輿論下，政府就有充足誘因撲滅饑荒。此外，饑荒影響的人口比例通常很小，一般不到10%，只有災民反對執政政府或許不夠。然而在公共理論下媒體與輿論可能會影響更多潛在民眾，民主實踐讓人民經輿論關心其他人的困境，了解更多人的生活。缺乏獨立新聞傳播系統也會令統治者受騙於自己的宣傳，令真實資訊無法流通，延誤救助行動。
除防止饑荒外，民主、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也有助於提升其他類型的自由，例如人身安全、面對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教育、醫療、兒童營養、土地改革與性別平等，公共論理與社會壓力都有助促進社會照顧不同人的需要。作者指我們也必須依賴健全民主政治創造出寬容的價值觀，並由媒體協助讓其他團體了解某些族群的處境。民主的成就不在於它是完美體制結構。它取決於我們的行為模式以及政治與社會互動運作，依賴人類行為者以合理的現實機會來行動。
作者指人權不像物件般存在，也不像法律條文般存在，人權宣言所說各種人權存在，其實是關於應該怎樣做的強烈倫理主張。這樣就會有內容與可行性的問題，內容問題是指人權的自由與義務為何，可行性問題則是檢驗與可行性準則是否適用於人權個別領域。人權中的權利並不一定有法律效力，反而是以自由及其相應義務強調權利的基本重要性質。推廣人權也不一定要制定新的法律，例如非政府組織推動人權就與立法沒有太大關係。
各種自由是否能到達人權的門檻條件，包括這些自由是否重要，以及自由的社會意義，總是眾說紛紜，需要經批判性的檢視。人權中既有程序也有機會的面向，機會面向也就是能力的觀念，但程序面向則需要超越能力的觀點看待自由，探討正當程序，例如公平審訊應採取甚麼程序。
人權認知並不是要求所有人不顧一切協助阻止人權受到侵犯，而是一個人有能力預防人權受侵犯時，他就有理由這樣做，這理由在考慮行動時雖然也可能會受其他事物凌駕，卻不能純粹以「不關我事」打發掉。
二十世紀人權除生命、自由、勞動成果等最低權利外，也包括工作、受教育、免於失業於貧窮保障、加入工會與合理報酬等第二代人權。這些經濟與社會權利受兩種主要論述方向反駁︰「體制化的批評」與「可行性的批評」。「體制化的批評」指這些權利部份缺乏特定義務而無法體制化，有些則未知是否應該體制化。作者則回應指義務可能有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後者指出在權利受侵犯時其他人有伸出援手的責任，在經濟與社會權利中這代表人們可以施壓要求或推動體制改變，或促使社會態度改變以實現這些權利。
「可行性的批評」則認為許多所有人的經濟與社會權利怎樣努力也無法實現，作者回應指人權必須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預設站不住腳，不完全實現的權利仍是權利，雖然它需要補救措施，激勵更多社會行動。反過來說，要求以可行性為所有權利的必要條件，會令所有權利都無法成立，例如完全保證所有人生命與自由都不受侵害，也是極為困難的事，但這不代表人身安全與自由不是重要的權利。
作者指公眾情緒對政策決定與不義判斷都很重要，不義感受必須接受檢驗，以確定它是否有根據。然而不義經常與人們難以突破的社會區隔有關，我們必須客觀分析現實與機率的對比，懷疑、質押與檢驗後，才能歸結出是否及如何促進正義。義憤只是公共論理的起始動機，不能取代論理本身。
作者再次重申，一種開闊的正義論理可以包容不同考量，如果多元理性中各種考量都有價格，因而令我們無法局部決定彼此相對強度，我們仍可以試著可比較至甚麼程度。批判性檢驗無法解決所有爭議，並不代表我們沒有足夠確定的理由運用正義理念，以合理檢驗得出判斷，我們不必保證每次引用正義理念時都一定是「最好的」或「唯一正確的」選擇。
正義的公共論理需要超越國家或地區界限，原因是我們世界各國利益互涉，正義公共論理需避免偏見或對他人不公平，他人觀點也能擴大我們自己對相關原則探究的關係，以避免價值本位主義與限於一地的先入為主推斷。亞當．斯密「公正旁觀者」的部份意圖，就在於願意考慮其他地方的建議，並不必然要因而照單全收，卻有助於豐富我們的思考。
作者指自啟蒙運動以來正義論理有兩個陣營，一是以描繪何謂完美正義制度為目標，圍繞著各種社會契約觀點，包括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與後來羅爾斯都屬此陣營；另一是比較各種體制、現實行為、社會互動等因素，怎樣導致人們有不同的生活，例子有亞當．斯密、貢多塞、吳爾史東克拉芙特、邊沁、馬克思、密爾等，作者在本書大體上也承襲此傳統，以社會選擇理論為工具。
作者質疑當問題有不同層面，價值也無法單純混合(就像喜歡白酒與喜歡紅酒的人都不喜歡兩者混合)，得出先驗選項那些正義理論無法提供比較正義的解決方法。體制與主宰規則也不能取代人類實際經驗，不同生活的選擇自由本身也非常重要。作者也指要了解社會現實需要考慮包括整個過程的完備結果，而不是只考慮最後結果如何。此外，先驗體制論著重主權國家內體制的正義原則，在面對全球環境下的正義有所不足。
在選擇合理的方法時，論理(reasoning)即使不能保證方法一定正確，又或者比其他不合理方法更正確，卻可在合理範圍內盡量保持客觀。客觀是指必須在公平基礎上讓不同觀點互相對比，作者認為從各個觀點做合理檢驗是倫理及政治信念是否客觀的必要條件。
羅爾斯「正義即公平」的理論指我們在價值判斷時要避免偏差，考慮並關心其他人的利益，避免受個人利益、偏好與成見影響。他提出在眾人不知道個人利益與好生活的原初狀態中，將無異議地得出兩項正義原則︰1. 每個人有權利擁有完成適足的平等基本自由框架；2. 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必須滿足兩項條件︰a. 各種工作與職位在公平機會平等下開放給所有人；b. 照顧社會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
作者就羅爾斯理論中誘因的角色評論指，理論未能訂出界線說明既然可接受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其他理由的不平等能否接受，假如連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都不能接受，這先驗「正義」世界又是否太高不可攀。作者也列出羅爾斯理論的重要貢獻︰以公平為正義核心，令我們超越關於正義問題的理解；強調以客觀觀念建立公共思考框架，以判斷概念應用，並充分討論及反省各種理由與基礎以得到結論；指出人們有正義感的能力，以及與善觀念有關的道德力量，對理性(rational)與講理(reasonable)作實用區分；指出自由不同於其他考量的重要；堅持程序公平的需要；指出衡平原則在社會制度的重要；探討「基本資具」間接承認，人們要有實質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羅爾斯理論的問題與困難則有︰自由完全優先可能太過極端，或許自由有某種優先地位，卻不是毫無限制在所有考量中都優先；羅爾斯理論未有考慮人們將基本資具轉換成美好生活的能力也有不同，因而有理由將焦點從基本資具轉向評估實際的自由與能力。除此之外，作者也指出羅爾斯社會契約進路著重正義的體制，但較少注意正義社會需要甚麼現實的行為特徵；每個人實際行為與「合理」行為不符時，羅爾斯理論也無法指導如何選擇現實社會的各種體制。
阿當．斯密認為想像一個遠處的公正旁觀者會怎樣想，可令我們離自己一段距離觀察自己的情感。作者指以斯密「公正的旁觀者」的機制處理公平問題，可補足羅爾斯契約論不足之處︰1. 處理比較的評價問題，而不是提供先驗性解答；2. 注意社會現實，不只是體制與規定的要求；3. 容許不完整評價，同時在重要社會正義問題仍可提供指引；4. 注意到契約團體外的聲音，顧及其利益並避免自身落入本位主義。
羅爾斯差異原則中體制選擇扮演重要角色，在過程中必須檢視各差異可能體制如何配合社為行為規範標準，也要判辨社會種種不平等是否符合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以致需要注意各種行為差異的問題。要匡正因體制裂縫與行為不當產生的不義，我們要思考何種體制能提升人們的權利、自由和幸福，藉以促進正義。思考正義與不義時，必須考慮到基本的現實。作者認為我們應探索可以促進正義的體制，而不是將體制本身視為正義的展現。體制本身並不是善，只是藉以實現社會成就的可行方法。「正義體制」也可能產生可怕的結果，而且制度再出色也無法隨時應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作者指我們不能將正義的任務完全交給正確社會體制與規則，在追求正義時，探究事情進展與是否可做得更好總是不可避免。
社會選擇理論中的阿羅不可能定理指出，投票不可能同時滿足反映所有人一致偏好、非獨裁與加入額外選項後不會影響結果這三項條件。後來研究則發現，假如社會決策程序對資訊更為敏感，在許多情況下仍可以解決這類僵局。為了解正義條件、社會組織與體制需要，並合理地形成政治決策，我們需要更多資訊與檢驗過程的證據。
作者指在判斷兩個選項的相對價值時，先驗進路的完美選項並不是必要條件，對於比較也沒有很大幫助。保留不完備空間的正義理論並非缺陷，反而可以不必比個兩個制度時提出各政治與社會制度不同評價，就能得出有力的判斷。社會正義在政治上保有不完備空間，也讓有不同評價的個人可以在共同信念，也就是局部的位序下提升正義並減少不義。在此作者列舉社會選擇理論對正義理論的貢獻如下︰
1. 注重比較方法而非先驗探究
2. 認識到理性多元的特質，並注意到各原則之間有可能持續衝突
3. 允許並促成反複檢驗的空間
4. 承認正義會在本質上(斷言的)或暫時(因資訊不足而)不完備
5. 關心如何以多元觀點及優先選擇作全面社會選擇判斷，包括社會不同觀點與個人採取不同方法
6. 強調精確解說與論證，釐清互動過程
7. 證成公共論理在社會選擇的角色，例如作者提出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指，在任何人的個人偏認同樣被承認下，自由與最佳效率並不相容。為了保護所有人的自由，我們不得不學會對各自價值相互寬容。
在倫理主張中「非主觀性」(non-subjectivity)包括兩個不同問題︰一是在客觀基礎上理解與溝通的問題，令他人可得知彼此的信念與表述；二是客觀上是否可接受的問題，如此每個人才能就不同人提出的主張爭論是否正確。任何意見要互相理解需要某種形式的從眾，投入人們共同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以有效溝通語言與意象，及約定俗成的規則表達新意見。倫理主張是否客觀，與能否經受開放的公共理論息息相關，開放的公共理論又與命題立場及其論證是否公正密不可分。「封閉的公正性」指公正判斷程序只用於特定團體成員上，在「開放的公正性」中，公正評價程序則需要核心團體外的判斷，以避免本位主義，如同斯密「公正的旁觀者」設計所示。
以主權國家為邊界的正義理論在道德與倫理上有不明之處。我們身份認知並不僅限於國內，也包括宗教、語系、種族、性別、政治理念、職業等，這多重身份令義務超越國家界線。此外，一國行動可能會對其他地方有重大影響，在判斷社會組織是否不義時，也應聽取其他地方受影響人們的聲音。忽視其他地方聲音可能會造成本位主義，在信仰與習俗偏狹世界中忽視不義的結果。真正客觀需要認真檢驗並注意不同觀點。
羅爾斯原初狀態推導出封閉的公正性，作者指這方法的限制有三︰1. 如上文所述，核心團體會影響團體以外的人；2. 假如核心團體決定會影響團體規模與組成，不同封閉方式就會產生不一致情況。例如改變生育、死亡與人口流動令人口數目變動，因而改變基本社會結構及所有人的價值與偏好；3. 封閉公正性無法解決核心團體共有的成見與偏袒。
立場是否客觀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在同一位置下不同人都證實相同的觀察，一是同一個人可從不同位置作不同觀察。在階級分明社會的偏狹觀察可能做成錯誤解讀，得出社會不平等與歧視有「眼前證據」的結論，例如在傳統社會連婦女自身都覺得自己智能較差。立場客觀性的跨立場理解，可令我們看到不合理立場認知如何產生。作者認為在今日正義理論不能忽略自己國家以外的世界，在各地關係更緊密下，我們也會關心挑戰世界的不義與不人道，以及威脅世界的暴力與恐怖主義。
人們實際行為可能與最大程度自利相差甚遠，或者即使清楚怎樣是理性卻無法照著做。他們也有理由注意私利以外的目標，令理性選擇理論對理性與合理的理解難免顯得偏狹。作者提出另一種較廣泛的選擇理性說法，指選擇理性主要是將我們選擇奠基於經得起批判檢驗的理由上。這表示有可能出現許多足以支持的理由，令理性選擇呈多元特質，使我們很難只以理性觀念對個人實際選擇作唯一的預測。這樣我們有時即使對他人作法並不苛同，也會讓別人「隨他們去」就不見得是不理性，即使那不會令我們自己得益。因為我們是在遵守自己同意的善行規範(讓別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體諒別人的欲望與目標。
作者指羅爾斯以原初狀態設計產生正義基本理念，合作被視為有利於所有人，令「正義即公平」進路基本人有以利益為基礎的支點。作者就此提出兩項疑問︰利益考量是否社會合理行為的唯一堅定基礎？互惠互利是否所有政治合理性的基礎？作者提出另一種理論路線，主張如果一個人有權力去改變，以減少世界上的不義時，他就有強烈的社會理由這樣做。影響力有其相應義務，可能是超越互惠動機正義理論的重要基礎。
作者以《薄伽梵歌》中阿周那與黑天正義戰爭的討論，談及關於人類義務的三個元素︰1. 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對道德與政治思考至關重要，例如以正義之戰為名會令許多人死亡；2. 如果一個人的決定造成嚴重後果，他就要為其選擇結果負起個人責任，即使結果怎麼好，在戰場上殺人也是事實；3. 正如那場戰爭中阿周那要與自己親近的人交戰那樣，某些個別行為會涉及與他人的個人關係，一個人對其他人可能會有特殊責任。像功利主義那樣的倫理學，忽視效益以外的結果，對過程並沒有完備考慮，也忽略個人責任的重要。選擇需要考慮行為能力(agency)、程序與個人關係，並受個人反省與公共論證檢驗。
自由的價值至少有二︰給我們更多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選擇過程本身不受別人壓逼。即使我們的選擇成真，但假如過程是別人強逼而來，過程面向的自由會受到影響。當我們以完備結果的廣義角度，而不只是以最後結果的狹義角度看待機會，在強逼過程下個人考慮各種可行選項的自由機會也顯然受到損害。
正義理論中有兩種進路採取不同焦點，以效益或資源為基礎的進路，例如功利主義與經濟學許多實例；以個人實現其目標能力(capability) 的進路，與自由的完備機會關係密切。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從機會角度判斷資訊與個人利益，並非任何特別的社會制度設計。對各種社會體制評價，完全取決於著眼的資訊。能力進路關注生活事務各種不同層面，重視生活的實現，而不是讓生活滿意的工具，注意到個人將工具變成美好生活的能力各有不同。
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機會而非只是實際成就在三方面更為廣闊︰1. 考慮到人們即使在已實現的成就相當，他們也可能有潛在的優勢差異；2. 有能力在不同文化關係間作選擇，對個人與政治都可能很重要；3. 能力與成就的區分，關係到社會及其他人幫助被剝奪者的責任與義務。
公共論理與審議可讓我們對個別活動其及組合的角色、範圍與意義有更深入理解，有助衡量各種能力以得出局部排序及有限一致性。人們的思考、選擇與行為都受到其周遭世界影響，要駁斥部份社會內的思考，對考慮主題需有更多公共參與及「公正旁觀者」觀點。
作者認為能力進路限定於個人能力，並排除團體能力在正義或不義論述的原因是，團體能力視團體成員態度而定，而且一個人可能屬於許多不同團體，如果只視他為某個團體的成員，會嚴重損害他決定如何看待自己的自由。
美好生活的工具與目的差異，反映在各種不同偶然因素都讓人們以不同方式將所得變成其所要生活，包括1. 個人不同身體特徵；2. 物資環境如氣候與水土不同；3. 社會環境差異，例如公共衛生、教育、犯罪率、社區關係等；4. 遠近親疏的觀點差異，例如在不同國家投入社群與滿足自尊的基本條件不同。
自由是一個人的影響力一部份，作者指自由不只是人類的利益所在，它同時是理解我們義務時的核心考量。這與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的功利主義計算有別，作者認為功利主義計算對長期遭剝奪者非常不公平，因為絕望的被剝奪者會找個藉口調整欲望與期待，嚴重扭曲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為標準的效益尺度，令功利主義計算忽視貧困生活的實際剝奪。
在能力進路下行為與幸福區分，自由與成就區分，因而衍生出四種有關個人利益的概念︰幸福的成就、幸福的自由、 行為的成就、行為的自由。在判斷被剝奪者是否需要其他人伸出援手時，幸福成就可能比行為成就重要；制定國家政策時，幸福自由可能比幸福成就重要；能力可視為幸福自由或行為自由，公共政策較關注前者，對個人來說後者可能則較有價值。行為自由也表示個人可以拒絕只追求個人幸福，以其行為自由改善其他人的生活。
作者認為能力平等或許值得重視，但它在與其他重要考量有衝突時，並不必然凌駕於其他重要考量之上，原因是1. 能力只是自由其中一個層面，與實質機會有關，未有顧及自由的程序層面，例如公平與衡平問題，這些問題在醫療與人權議題相當重要，平等不能只要求單一焦點；2. 除了整體自由的平等要求外，也有其他重要的分配判斷要求需要考量，例如強調勞務必須有其回報；3. 能力評比局部排序在某些情況下不一定能清楚判斷不平等問題，以能力平等為正義要求有其限制；4. 平等不是正義理論唯一關心的話題，也不是能力理念的唯一主題，例如能力觀點也與積聚與分配相關，在減少能力不平等與提升所有人能力之間考量。
一個人可否實現其合理選擇目標有許多方式，他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實現其選擇結果，這是直接控制；他實現偏向時也可能會有「間接力量」幫助，例如醫師醫治病人，這是影響力的力量。影響力結果有時會與個人利益考量不一致，在社會制度中公共機構是基於民眾選擇決策，還是自行認為可提升民眾福祉而決策也有所不同。此外偏好所得結果或許是因與他人偏好一致，也或許純粹是運氣使然，令個人偏好對結果可能沒影響力。要充分理解個人自由，我們必須考慮到行為自由及其影響與結果的性質。
作者提及參與式治理在歷史上一直有深層魅力，對民主更廣義理解在於政治參與、對話與公共互動。投票不是民主社會中公共理論唯一的考量，其有效程度視乎周遭事物，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與異議的自由。獨裁統治者以審查制度、資訊封鎖與製造恐懼，加上打壓反對派與媒體獨立，社會缺乏基本公民權與政治自由，這樣投票結果也不具正當性。
公共論理中新聞媒體的角色如下︰1. 新聞自由直接促進我們彼此溝通與了解世界；2. 新聞媒體提供時事資訊，也以調查報導挖掘出不受注意或不為人知的資訊；3. 新聞自由可以為弱勢者發聲以保護他們；4. 新聞自由可以推動公開的溝通與論證，形成言之有物的價值觀；5. 媒體促進公共論理有助於追求正義。
作者以饑荒為例討論民主實踐如何促進正義︰統治者往往不是饑荒的受害者，但如果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在新聞自由與沒有審查限制的輿論下，政府就有充足誘因撲滅饑荒。此外，饑荒影響的人口比例通常很小，一般不到10%，只有災民反對執政政府或許不夠。然而在公共理論下媒體與輿論可能會影響更多潛在民眾，民主實踐讓人民經輿論關心其他人的困境，了解更多人的生活。缺乏獨立新聞傳播系統也會令統治者受騙於自己的宣傳，令真實資訊無法流通，延誤救助行動。
除防止饑荒外，民主、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也有助於提升其他類型的自由，例如人身安全、面對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教育、醫療、兒童營養、土地改革與性別平等，公共論理與社會壓力都有助促進社會照顧不同人的需要。作者指我們也必須依賴健全民主政治創造出寬容的價值觀，並由媒體協助讓其他團體了解某些族群的處境。民主的成就不在於它是完美體制結構。它取決於我們的行為模式以及政治與社會互動運作，依賴人類行為者以合理的現實機會來行動。
作者指人權不像物件般存在，也不像法律條文般存在，人權宣言所說各種人權存在，其實是關於應該怎樣做的強烈倫理主張。這樣就會有內容與可行性的問題，內容問題是指人權的自由與義務為何，可行性問題則是檢驗與可行性準則是否適用於人權個別領域。人權中的權利並不一定有法律效力，反而是以自由及其相應義務強調權利的基本重要性質。推廣人權也不一定要制定新的法律，例如非政府組織推動人權就與立法沒有太大關係。
各種自由是否能到達人權的門檻條件，包括這些自由是否重要，以及自由的社會意義，總是眾說紛紜，需要經批判性的檢視。人權中既有程序也有機會的面向，機會面向也就是能力的觀念，但程序面向則需要超越能力的觀點看待自由，探討正當程序，例如公平審訊應採取甚麼程序。
人權認知並不是要求所有人不顧一切協助阻止人權受到侵犯，而是一個人有能力預防人權受侵犯時，他就有理由這樣做，這理由在考慮行動時雖然也可能會受其他事物凌駕，卻不能純粹以「不關我事」打發掉。
二十世紀人權除生命、自由、勞動成果等最低權利外，也包括工作、受教育、免於失業於貧窮保障、加入工會與合理報酬等第二代人權。這些經濟與社會權利受兩種主要論述方向反駁︰「體制化的批評」與「可行性的批評」。「體制化的批評」指這些權利部份缺乏特定義務而無法體制化，有些則未知是否應該體制化。作者則回應指義務可能有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後者指出在權利受侵犯時其他人有伸出援手的責任，在經濟與社會權利中這代表人們可以施壓要求或推動體制改變，或促使社會態度改變以實現這些權利。
「可行性的批評」則認為許多所有人的經濟與社會權利怎樣努力也無法實現，作者回應指人權必須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預設站不住腳，不完全實現的權利仍是權利，雖然它需要補救措施，激勵更多社會行動。反過來說，要求以可行性為所有權利的必要條件，會令所有權利都無法成立，例如完全保證所有人生命與自由都不受侵害，也是極為困難的事，但這不代表人身安全與自由不是重要的權利。
作者指公眾情緒對政策決定與不義判斷都很重要，不義感受必須接受檢驗，以確定它是否有根據。然而不義經常與人們難以突破的社會區隔有關，我們必須客觀分析現實與機率的對比，懷疑、質押與檢驗後，才能歸結出是否及如何促進正義。義憤只是公共論理的起始動機，不能取代論理本身。
作者再次重申，一種開闊的正義論理可以包容不同考量，如果多元理性中各種考量都有價格，因而令我們無法局部決定彼此相對強度，我們仍可以試著可比較至甚麼程度。批判性檢驗無法解決所有爭議，並不代表我們沒有足夠確定的理由運用正義理念，以合理檢驗得出判斷，我們不必保證每次引用正義理念時都一定是「最好的」或「唯一正確的」選擇。
正義的公共論理需要超越國家或地區界限，原因是我們世界各國利益互涉，正義公共論理需避免偏見或對他人不公平，他人觀點也能擴大我們自己對相關原則探究的關係，以避免價值本位主義與限於一地的先入為主推斷。亞當．斯密「公正旁觀者」的部份意圖，就在於願意考慮其他地方的建議，並不必然要因而照單全收，卻有助於豐富我們的思考。
2016年10月21日 星期五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看完了Karl Polanyi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主題是十九世紀市場系統意圖超脫社會與政治之外的前因後果。作者指十九世紀有四項制度特徵︰1. 列強平衡的權力系統；2. 國際金本位制；3. 自行調節市場；4. 自由政府。本書論題為自行調節市場是十九世紀制度的核心，它摧毀了人類與自然。
國際金融連繫十九世紀各國政治與經濟制度，其動機為利潤，戰爭會令擁有大量債務在手的國際金融不利，為此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它希望各國和平。貿易在此時也不再是特許經營，帶有軍事與戰爭特質，反而要依靠國際金融系統，因而不希望列強陷入整體戰爭。這些新經濟因素為歐洲帶來1815-1914年間百年和平。這百年和平因列強組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陣形，不再有第三方制衡，加上殖民地敵對競爭更為劇烈令全球經濟出現裂痕，國際金融阻止戰爭蔓延的能力急速下降，令百年和平告一段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並未重回平衡，戰敗國單方面裁軍，和平沒有可能回復。同時國際金融系統崩潰，各國貨幣大幅波動，金本位制先是在東歐，然後隨大蕭條在西歐與美國廢止。部份國家如德國、俄國與美國分別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新政轉型，讓政府更為參與金融、貿易、戰爭與社會組織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大變動的其中一部份。
本書討論的就是這場大轉型及其相關發展。十九世紀文明在歷史上最突出之處，在於它以人類歷史上很少受認同的動機為行動基礎，那就是獲利的動機。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私人利益比正義重要，長遠而言也會為整體帶來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所顯示那樣。但作者指社會轉變速率與轉變方向同樣重要，正是政策使進步的速率減慢，才令貧困者有可能調整自身面對改變的環境，不致於在人身、經濟、肉體與道德上遭到毀滅。
經濟理論考慮「長遠而言」的結果，假設調整會自動在市場系統出現，但市場系統本身就是人為制度，不會自然出現；而且當轉變的即時影響有害，也一直沒有相反證據，最後的影響就是有害，「長遠而言」的假設並不成立。
工業革命中以專門機器生產的方式，令自我調節市場系統成形。這些機器價錢昂貴，只有在原料供應穩定，可大量生產商品時才能回本。對商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將所有投入生產的因素出售，向所有準備購買的人提供所需商品數量。這就需要在工業生活所有環節引進交易媒介，所有交易變成金錢交易，所有人的收入都來自銷售。但這也代表商人要購買原材料與勞工，也就是自然與人，將後者變成買賣商品。人的社會關係與自然棲息地因而受到威脅。
十九世紀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一個市場的自我調節系統，經濟只會由市場價值主導。歷史上市場制度自石器時代後頗為常見，卻只在經濟生活佔次要角色。勞動分工在歷史上是因為性別、地理與個人天賦不同出現，卻不會像十八與十九世紀作家所言，天生有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易的傾向，也沒有經濟體像十九世紀般由市場控制規限，人類經濟往往是融通其社會關係之中。
歷史與民俗學研究的社會中，經濟相關行為主要以三種原則進行︰互惠原則，在家庭與宗族組織中對等地互相幫助，以維持自己的社會評價；重新分配原則，在領地內領袖集中統一資源，按成員需要再作分派，促進勞動分工、對外貿易、公共事業與提供軍力，也包括連繫成員與宗教等非經濟動機；家庭生產以供自用，由農業社會後開始出現，以自給自足為基礎。
互惠、重新分配與家庭自用三種原則是社會特徵，但交易原則就需要專門設立制度實行，即以市場模式產生價格。這樣原本嵌入社會關係的經濟行為，就反過來要社會關係嵌入經濟中。在歷史上市場不是由個人交易傾向開始，而是貨物的地理分佈令不同地方交易，並由此出現與外人交易的市場制度與金錢，讓少數人參與商談議價。地區市場則受儀式與慶典限制，以避免市場擴張打亂經濟。這些地區市場只服務鄰里共同體，並不是整國國家市場的起源。商業革命時期只有鄰里貿易與長距離貿易，兩者嚴格分離，很少有不同城鎮間的貿易，而且貿易缺乏競爭。
國家市場源起於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央集權政府出現，當時政治中心由地中海轉至大西洋，大型農業國家不得不組織起商業與貿易；國家內部開始統一，對外也要組織舉國資源投入國外事務；經濟上金錢可用作統一儲藏資本，有利商業發展；中央政府掌握推行經濟政策的行政技術，都促成國家市場形成。此國內市場暫時仍與地區及國外市場重疊，自足農家繼續是經濟系統的基礎，以國內商業輔助略有參與國內市場，這種情況持續至工業革命來臨。
作者之後暫時轉向另一話題，討論自行調節市場基礎的三種虛構商品︰土地、勞力與金錢。自行調節市場有兩項假設︰1. 所有產品都是用於市場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銷售這些產品；2. 市場形成不能有任何阻礙，收入不能從銷售以外的方式得來，價格按轉變調整不會出現任何阻礙。重商主義時期土地與勞力都受保護在商業之外，但在市場經濟中，土地與勞力都要投入市場機制內，市場經濟意味著市場社會，社會上所有事物都要服從市場法則。
作者指， 土地、勞力與金錢有其銷售市場，但這不代表它們本身是用於銷售的商品，它們產生的過程不是為了滿足銷售要求︰土地只是自然的別名，不是由人製造；勞力就是有生命人類的活動，人類是為與銷售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生；金錢純粹是購買力代幣，不是生產得來，要在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下才能發揮作用。
假如人類、自然環境與購買力數量與使用這三種事物完全受市場機制控制，結果會毀壞整個社會。人類會成為社會混亂的受害者，自然會受破壞與污染，金錢則會令商業企業因週轉不靈定期破產。這在勞力市場上格外明顯，人類社會因而成為經濟系統的附屬品。十九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是這三種虛構商品的市場擴散，以及制止這些市場的保護機制出現，這兩者共同運動的結果。
貧窮就是其中一項例子，十七世紀末起英國雖然在物質上進步，失業貧困的人卻越來越多，令人們開始探索在複雜社會中生命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中這問題形成兩種相反觀點，一種是進步與完善的觀點，強調和諧與自行調節原則；另一種是命定與非難的觀點，強調競爭與衝突。在兩種觀點衝突中經濟自由主義與階級觀念都參與其中。
阿當史密斯認為財富只是共同體生活不同層面之一，它無關善惡標準。後來其他作家則將經濟法則推舉為自然定律，約瑟夫．湯森將弱肉強食自然法則應用在政治科學上，食物有限令較弱的人注定受苦，不容任何政府行動干預。後來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與李嘉圖的報酬遞減法則，也認為政府政治行動與經濟社會沒有關係。人口法則與報酬遞減法則組成工資鐵律，將工資形容為生育率與土地的自然結果，與任何人類行為理性法則無關。
作者指經濟理論建立時處於沒有勞力市場的資本主義下，這造成以下後果︰1. 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非常含糊，尤其是混淆財富與價值；2. 因為處於初生市場與勞力管制兩套系統並存的時期，這些理論缺乏統一系統解釋事實；3. 古典經濟學家的解決方案對理解經濟社會影響深遠，這些市場法則變成自然本身，競爭社會的法則以叢林方式為處罰。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社會組織由兩項原則構成︰經濟自由主義目標是建立自我調節市場，社會保護機制目標則是保護人、自然與生產組織。前者以貿易階級為代表，後者則在受市場摧毀行動影響的階級得到支持，當中主要是勞動階級與地主階級。在這場階級衝突中，貿易階級因市場擴張在就業、投資回報與貨幣穩定中得益，並察覺不到市場摧毀行動的影響，如勞動剝削、家庭生活損毀、鄰里崩壞、環境污染、社會習俗受干擾等，以及所有不影響利潤的生活層面水準下跌，如房屋與藝術。另一方面，勞動階級流離失所，土地貴族與農場主則要保衛甚為依賴土地與人的國家軍事實力。
自1830年代起，經濟自由主義爆發為宗教狂熱，自由放任政策變成激進信念，主張包括勞工、貨幣與貿易所有事物都只能以自由放任政策處理，所有其他解決方法都不起作用。自由放任政策三條教義︰勞動市場競爭、自動金本位與國際自由貿易，三者缺一不可，勞動成本要在因維護金本位可能導致通貨緊縮時按比例下跌，才能令製造商繼續在不斷擴張的全球市場中獲利。
矛盾的是在引入市場後，管制與干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幅擴張其範圍。行政人員需要持續監察以確保系統自然運作，例如圈地法與市政改革等。自由放任經濟是國家有意推行的結果，自由放任的限制也同時出現。即使在沒有輿論或故意下，擴大政府功能與限制個人自由的法案也自然產生，例如1870-80年代的各項法案，反映這些限制純粹基於實用精神而實施。其影響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永遠可以聲稱它那些解決辦法未能生效，可歸咎於受到持續的干預。
作者說明1870-80年代社會與國家轉向保護主義，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集體主義」陰謀，而是自我調節市場系統表現出缺陷與危害︰
談及階級時，作者提醒階級利益並不能抽離於整個社會的利益看待，社會轉變是由社會外部的因素引起，社會內部團體與階級是在回應這轉變。故此長遠社會過程不能由階級利益解釋，因為是長遠社會過程決定階級的存在，單一階級利益也不一定能取得其他階級支持，雖然人類社會受經濟因素限制，經濟動機卻不是人類行動的唯一動機。正是由於人口不同部份的社會關注同樣受市場威脅，屬於不同經濟分層的人才會無意識地結合力量面對危險。貿易階級與其後工業家、企業家及資本家支持市場擴展；土地階級維護過去舊體制與家父長制，勞動階級則尋求超越與未來的方案，建立勞動共同協作組織。土地階級與勞動階級雖然目標不同，卻有維護社會結構的共同取態。階級與整體社會關係形成階級的角色，大多數只顧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都不會成功，甚至不能確保自己的階級利益。
工業革命造成的不是經濟剝削，而是文化環境崩解，在不到半個世紀令英國郊外眾多居民變成流離失所的移民。其社會存在所依的制度遭受致命打擊，結果令他們失去自尊與標準。這場社會與文化災難，卻在經濟學偏見下變成科技進步下的持續改善。這鼓舞了這樣的傳說聲言指，時代的任何錯誤都是因為我們偏離經濟自由主義。作者則反駁指是市場擴展只顧部份人的利益，危害了社會關注所在︰勞動市場競爭打擊了勞力擁有者，也就是人本身；國際自由貿易威脅到依賴自然的農業；金本位制則危及依靠價格相對走向運作的生產組織。
作者其後討論市場與人、自然及生產組織的關係。將勞力抽離生命其他活動並置於市場法則下，摧毀了有機形式生命存在，包括家族、鄰里、專業團體與公會，並置換成原子與個人化的存在。在勞力市場中，工資隨價格下跌，對人而言這代表勞工收入極不穩定、缺乏專業標準、無情並全數遭到推擠並完全取決於市場波動。社會保障的目標是打破這種制度並阻止其出現，確保勞力市場的工資及工作條件與標準規則，能免於人性成為那種販售商品。各種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與工會是為左右勞力流動與工資彈性出現，其作用正是影響在人類勞力下的供需法則。
傳統上土地與勞力密不可分，勞力是生活一部份，土地是自然一部分，生活與自然形成整體。因此土地也與各種社會組織及部落、廟宇、村落、公會與教會聯繫。單一市場則是包括所有生產因素的市場，市場經濟因而社會各種制度附屬在市場機制要求之下。在土地納入市場過程中，首先泥土商業化以調動土地上的封建收入，然後強制生產食物與有機原料以滿足整個國家快速增長的工業人口需要，之後則是擴展這剩餘生產系統至海外，令土地產物用於滿足全球自我調節市場。
十九世紀農業保護主義反動成功在歐洲大陸以傳統情緒推行農業關稅，並穩住歐洲郊區免於走向城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民成為制止勞工階級癱瘓市場的唯一力量，因而受到政府優待，直至城市中低層在法西斯下成為衝鋒隊，令資產階級不再依賴農民，農民的地位就快速下降。大地主則不受這鼓趨勢影響，他們因一戰後農業自足的軍事價值而獲得優勢。作者指法西斯主義崛起原因在於，勞工階級與其公會及政黨可能會摒棄視契約自由與私有產權為絕對的市場規則，令擔憂他們會造成災難的恐懼以法西斯形式爆發。雖然農民與工人對市場經濟都是以保護主義為回應，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與土地連結的歐洲農民傾向與市場系統妥協，勞動階級則不畏於打破規則並徹底挑戰市場經濟。
現代中央銀行本質上是用以保障金錢供應不會破壞商業機構，然而正是這種保障令國際體系加速衰落。商業利潤受價格左右，因此貨幣政策對受利潤驅動的體系相當重要。價格調整需要時間，假如價格水平因貨幣政策而長時間下跌，商業機構就會受週轉不靈威脅，令生產機構崩解及資本大規模摧毀。透過中央處理國內信貸供應，中央銀行可以避免通貨緊縮令商業與就業陷入徹底混亂，並吸收通貨緊縮衝擊將負擔分散到整個國家。在金本位下，銀行正常功能為緩衝黃金流失的即時影響，並減少在商業流通的鈔票數量，方法包括短期貸款、限制信貸、提高銀行利息與公開市場操作。
金本位下匯率成為首要任務，意味著中央銀行政策需由政治體制決定，貨幣政策在政治領域範圍內。其影響有兩面︰在國內，貨幣政策是干預主義的另一形式，經濟階級間互相衝突傾向聚焦於與此相關的金本位與平衡預算上，這在1930年代反民主運動中佔重要地位；在國外，國家貨幣佔絕對重要地位，將國家與國家貨幣聯繫起來，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塑造國內相同的經濟生活經歷，建立起經濟上的國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金本位共同運作。結果在1929年後，各國證實不可能穩定匯率，就突然並急速拋棄金本位制。
1879至1929年各國出現各種引起混亂的裂痕︰國內經濟失業人口上升，國內政治各階級間緊張加劇，國際經濟面對匯率壓力，國際政治各國互相競爭殖民地。任何試圖減少國內失業的措施，不論是提高信貸或赤字預算，在金本位中都會令匯率不穩，並降低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在1780至1880年殖民地被視為舊制度遺物，但在國際貿易速率與數量增加，所有土地組織運用，食品與農業原料可以低價從地球間集體運輸後，就同時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與市場經濟擴張這雙重發展。關稅、工廠法與主動殖民政策成為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以避免失業急升與工業及職位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與心理折磨。保護主義令國內價格調整緩慢，市場需由政治措施回復平衡，但政治與經濟領域卻在制度上分離，令緊張關係持續。最後市場經濟因階級衝突介入而落幕。
作者指社會保障與干預貨幣常常是相同議題 ，1920年代通貨膨脹有重要政治影響。在金本位下工資提升與直接通脹同樣令貨幣受威脅，兩者都可能減少出口並使貨幣貶值。當時政黨以穩定匯率為首要考慮，因而堅持平衡預算，反對提高工資及要求削減社會服務。事實上政府是以自由兌換貨幣之名強烈干預價格，以降低壟斷商品價格、既定工資與租金水平。罷工日益頻繁也反映出，視勞力為商品可在市場找出其價格的荒謬︰假如工人要在市場找出其價格，他們就會在購買者仍未開出可負擔最高價格前拒絕工作，這就意味著工人在市場的主要任務就是罷工。
1930年代政府在強力干預下也未能穩定匯價，最後摒棄金本位制，既保不住自由貨幣兌換又犧牲了自由政府。經歷十年通貨緊縮政策後，現在專權干預做法得到更多支持，削弱原本可抵抗法西斯災難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好戰擁護者恐防工人政黨在緊急情況下也可能跟隨，展開出一場普遍蔓延的恐慌。工人在普選下數量佔優，工業家則掌握所有人的經濟命脈，民主政體與工業系統互相攻訐，政治與經濟系統都陷入癱瘓，恐慌令民眾不惜代價渴求可以提供簡易方法解決的領袖，法西斯解決方案的時機就此來臨。
法西斯解決方案本質上是以工業與政治上所有民主制度為代價改革市場經濟，經濟系統會重新活躍，但同時人民則受再教育成為不自然與無法參與政治的人，這種再教育是以一種政治宗教拒斥任何形式的人類友愛，透過集體改造與以科學方法刑求不馴者達到目標。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建基於無法運作的市場社會中，令其影響遍及全球。它也與歐洲在1920年代兩股趨勢有關︰反對革命與國族主義再興。然而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興起關鍵因素仍是市場系統的狀態︰1917至23年法西斯主義仍未完全發展，政府有時會以它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1924至29年市場系統得以恢復，法西斯主義失去政治力量；1930年後市場經濟陷入全面危機，在數年間法西斯主義成為影響世界的力量。同時間俄國也在世界經濟崩解下出口困難，無法以權宜之計處理國內農業問題，因而被逼走向自給自足之路，並開始推行集體農場。
作者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未結束時談到未來。他認為市場會不再只是自我調節，因為它不會包括勞力、土地與金錢。工資差距仍是經濟系統重要部份，但其他不直接涉及金錢的動機也會受到重視。農地仍會廣泛私有，房產性質會大為轉變，房產所有權不再無限擴張。金錢在當時已不再是市場控制，政府任務是指導投資並規限儲蓄利率。市場會繼續存在，以保障消費者自由、標示需求轉變、影響生產者收入，並成為會計工具，卻不再是經濟自行調節的載體。
在國際關係上，因金本位的強制，十九世紀國際活動由無政府主權與「合理」干預他國事務兩項原則組成，這令各國合作困難，不同國家的人民缺乏相互認識，並對較落後與財政不穩國家的國內發展自由構成威脅。金本位自動機制廢除後，各國政府會發現在國際經濟上有可能共同合作，也可以允許其他國家以自己的傾向形塑國內制度。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出現政府間的合作，以及按國家意願組織國內生活的自由。
關於自由，在制度上規管既會擴張也會限制自由，制度安排視乎自由的得失平衡。自由與和平都需要有意爭取，這兩者受社會能否成功建立國際秩序影響。社會也需要明確建立新的保障來維護個人自由，個體必須能自由遵循其良心行事並免於畏懼權勢，自由社會的特徵是人們有權不表服從。當時未納入權利法案的公民自由也需獲得確認，所有權力機構都要跟從 ，例如在許可條件下不論政治取態、宗教觀、膚色或種族的工作權，以及安全及休閒的權利。
看來矛盾的是，複雜社會是以規限擴張並增強自由，但規限似乎卻與自由本身相對。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自由的意義有質疑之處。自由並不是指一個人可隨心所欲，以自由之名不負責任。沒有社會可以在缺乏權力與強制下出現，權力的作用是確保生存所需的遵從行為，其最終來源是民眾意見。作者總結指，沒有權力的自由不可能在複雜社會出現，只要人認識到其任務是為所有人得到更多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權力與規劃會背向並摧毀他以它們為工具建立的自由。
但後來發展證明權力確實會以建立自由之名摧毀自由，這也是時代的侷限吧。
國際金融連繫十九世紀各國政治與經濟制度，其動機為利潤，戰爭會令擁有大量債務在手的國際金融不利，為此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它希望各國和平。貿易在此時也不再是特許經營，帶有軍事與戰爭特質，反而要依靠國際金融系統，因而不希望列強陷入整體戰爭。這些新經濟因素為歐洲帶來1815-1914年間百年和平。這百年和平因列強組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陣形，不再有第三方制衡，加上殖民地敵對競爭更為劇烈令全球經濟出現裂痕，國際金融阻止戰爭蔓延的能力急速下降，令百年和平告一段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並未重回平衡，戰敗國單方面裁軍，和平沒有可能回復。同時國際金融系統崩潰，各國貨幣大幅波動，金本位制先是在東歐，然後隨大蕭條在西歐與美國廢止。部份國家如德國、俄國與美國分別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新政轉型，讓政府更為參與金融、貿易、戰爭與社會組織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大變動的其中一部份。
本書討論的就是這場大轉型及其相關發展。十九世紀文明在歷史上最突出之處，在於它以人類歷史上很少受認同的動機為行動基礎，那就是獲利的動機。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私人利益比正義重要，長遠而言也會為整體帶來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所顯示那樣。但作者指社會轉變速率與轉變方向同樣重要，正是政策使進步的速率減慢，才令貧困者有可能調整自身面對改變的環境，不致於在人身、經濟、肉體與道德上遭到毀滅。
經濟理論考慮「長遠而言」的結果，假設調整會自動在市場系統出現，但市場系統本身就是人為制度，不會自然出現；而且當轉變的即時影響有害，也一直沒有相反證據，最後的影響就是有害，「長遠而言」的假設並不成立。
工業革命中以專門機器生產的方式，令自我調節市場系統成形。這些機器價錢昂貴，只有在原料供應穩定，可大量生產商品時才能回本。對商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將所有投入生產的因素出售，向所有準備購買的人提供所需商品數量。這就需要在工業生活所有環節引進交易媒介，所有交易變成金錢交易，所有人的收入都來自銷售。但這也代表商人要購買原材料與勞工，也就是自然與人，將後者變成買賣商品。人的社會關係與自然棲息地因而受到威脅。
十九世紀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一個市場的自我調節系統，經濟只會由市場價值主導。歷史上市場制度自石器時代後頗為常見，卻只在經濟生活佔次要角色。勞動分工在歷史上是因為性別、地理與個人天賦不同出現，卻不會像十八與十九世紀作家所言，天生有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易的傾向，也沒有經濟體像十九世紀般由市場控制規限，人類經濟往往是融通其社會關係之中。
歷史與民俗學研究的社會中，經濟相關行為主要以三種原則進行︰互惠原則，在家庭與宗族組織中對等地互相幫助，以維持自己的社會評價；重新分配原則，在領地內領袖集中統一資源，按成員需要再作分派，促進勞動分工、對外貿易、公共事業與提供軍力，也包括連繫成員與宗教等非經濟動機；家庭生產以供自用，由農業社會後開始出現，以自給自足為基礎。
互惠、重新分配與家庭自用三種原則是社會特徵，但交易原則就需要專門設立制度實行，即以市場模式產生價格。這樣原本嵌入社會關係的經濟行為，就反過來要社會關係嵌入經濟中。在歷史上市場不是由個人交易傾向開始，而是貨物的地理分佈令不同地方交易，並由此出現與外人交易的市場制度與金錢，讓少數人參與商談議價。地區市場則受儀式與慶典限制，以避免市場擴張打亂經濟。這些地區市場只服務鄰里共同體，並不是整國國家市場的起源。商業革命時期只有鄰里貿易與長距離貿易，兩者嚴格分離，很少有不同城鎮間的貿易，而且貿易缺乏競爭。
國家市場源起於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央集權政府出現，當時政治中心由地中海轉至大西洋，大型農業國家不得不組織起商業與貿易；國家內部開始統一，對外也要組織舉國資源投入國外事務；經濟上金錢可用作統一儲藏資本，有利商業發展；中央政府掌握推行經濟政策的行政技術，都促成國家市場形成。此國內市場暫時仍與地區及國外市場重疊，自足農家繼續是經濟系統的基礎，以國內商業輔助略有參與國內市場，這種情況持續至工業革命來臨。
作者之後暫時轉向另一話題，討論自行調節市場基礎的三種虛構商品︰土地、勞力與金錢。自行調節市場有兩項假設︰1. 所有產品都是用於市場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銷售這些產品；2. 市場形成不能有任何阻礙，收入不能從銷售以外的方式得來，價格按轉變調整不會出現任何阻礙。重商主義時期土地與勞力都受保護在商業之外，但在市場經濟中，土地與勞力都要投入市場機制內，市場經濟意味著市場社會，社會上所有事物都要服從市場法則。
作者指， 土地、勞力與金錢有其銷售市場，但這不代表它們本身是用於銷售的商品，它們產生的過程不是為了滿足銷售要求︰土地只是自然的別名，不是由人製造；勞力就是有生命人類的活動，人類是為與銷售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生；金錢純粹是購買力代幣，不是生產得來，要在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下才能發揮作用。
假如人類、自然環境與購買力數量與使用這三種事物完全受市場機制控制，結果會毀壞整個社會。人類會成為社會混亂的受害者，自然會受破壞與污染，金錢則會令商業企業因週轉不靈定期破產。這在勞力市場上格外明顯，人類社會因而成為經濟系統的附屬品。十九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是這三種虛構商品的市場擴散，以及制止這些市場的保護機制出現，這兩者共同運動的結果。
貧窮就是其中一項例子，十七世紀末起英國雖然在物質上進步，失業貧困的人卻越來越多，令人們開始探索在複雜社會中生命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中這問題形成兩種相反觀點，一種是進步與完善的觀點，強調和諧與自行調節原則；另一種是命定與非難的觀點，強調競爭與衝突。在兩種觀點衝突中經濟自由主義與階級觀念都參與其中。
阿當史密斯認為財富只是共同體生活不同層面之一，它無關善惡標準。後來其他作家則將經濟法則推舉為自然定律，約瑟夫．湯森將弱肉強食自然法則應用在政治科學上，食物有限令較弱的人注定受苦，不容任何政府行動干預。後來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與李嘉圖的報酬遞減法則，也認為政府政治行動與經濟社會沒有關係。人口法則與報酬遞減法則組成工資鐵律，將工資形容為生育率與土地的自然結果，與任何人類行為理性法則無關。
作者指經濟理論建立時處於沒有勞力市場的資本主義下，這造成以下後果︰1. 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非常含糊，尤其是混淆財富與價值；2. 因為處於初生市場與勞力管制兩套系統並存的時期，這些理論缺乏統一系統解釋事實；3. 古典經濟學家的解決方案對理解經濟社會影響深遠，這些市場法則變成自然本身，競爭社會的法則以叢林方式為處罰。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社會組織由兩項原則構成︰經濟自由主義目標是建立自我調節市場，社會保護機制目標則是保護人、自然與生產組織。前者以貿易階級為代表，後者則在受市場摧毀行動影響的階級得到支持，當中主要是勞動階級與地主階級。在這場階級衝突中，貿易階級因市場擴張在就業、投資回報與貨幣穩定中得益，並察覺不到市場摧毀行動的影響，如勞動剝削、家庭生活損毀、鄰里崩壞、環境污染、社會習俗受干擾等，以及所有不影響利潤的生活層面水準下跌，如房屋與藝術。另一方面，勞動階級流離失所，土地貴族與農場主則要保衛甚為依賴土地與人的國家軍事實力。
自1830年代起，經濟自由主義爆發為宗教狂熱，自由放任政策變成激進信念，主張包括勞工、貨幣與貿易所有事物都只能以自由放任政策處理，所有其他解決方法都不起作用。自由放任政策三條教義︰勞動市場競爭、自動金本位與國際自由貿易，三者缺一不可，勞動成本要在因維護金本位可能導致通貨緊縮時按比例下跌，才能令製造商繼續在不斷擴張的全球市場中獲利。
矛盾的是在引入市場後，管制與干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幅擴張其範圍。行政人員需要持續監察以確保系統自然運作，例如圈地法與市政改革等。自由放任經濟是國家有意推行的結果，自由放任的限制也同時出現。即使在沒有輿論或故意下，擴大政府功能與限制個人自由的法案也自然產生，例如1870-80年代的各項法案，反映這些限制純粹基於實用精神而實施。其影響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永遠可以聲稱它那些解決辦法未能生效，可歸咎於受到持續的干預。
作者說明1870-80年代社會與國家轉向保護主義，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集體主義」陰謀，而是自我調節市場系統表現出缺陷與危害︰
- 當時採取行動改變的事宜非常多樣，如飲食價格、檢查媒氣廠、限制童工、推廣疫苗、調整交通工具收費、徵收水務與排污費等，當中許多法案是由自由放任支持者推行；
- 許多轉變是短時間內無意識地實行，例如工傷賠償由假定僱傭雙方是陌生人，突然變成僱主需保障員工免受工傷，這並非由於對自由主義的支持改變，只是問題情況演化需要尋求新的解決方法；
- 意識形態各有不同的國家都遵從由自由放任到管制立法的路徑，維多利亞英國與俾斯麥德國都是如此，表現出是實際因素而不是意識形態令立法者推行法案；
- 經濟自由主義者同樣多次要求管制，如在集體談判工資與卡特爾上，顯示經濟自由主義者為滿足自我調節市場的要求，一樣會背棄自由放任運用「集體主義」的方法。
談及階級時，作者提醒階級利益並不能抽離於整個社會的利益看待，社會轉變是由社會外部的因素引起，社會內部團體與階級是在回應這轉變。故此長遠社會過程不能由階級利益解釋，因為是長遠社會過程決定階級的存在，單一階級利益也不一定能取得其他階級支持，雖然人類社會受經濟因素限制，經濟動機卻不是人類行動的唯一動機。正是由於人口不同部份的社會關注同樣受市場威脅，屬於不同經濟分層的人才會無意識地結合力量面對危險。貿易階級與其後工業家、企業家及資本家支持市場擴展；土地階級維護過去舊體制與家父長制，勞動階級則尋求超越與未來的方案，建立勞動共同協作組織。土地階級與勞動階級雖然目標不同，卻有維護社會結構的共同取態。階級與整體社會關係形成階級的角色，大多數只顧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都不會成功，甚至不能確保自己的階級利益。
工業革命造成的不是經濟剝削，而是文化環境崩解，在不到半個世紀令英國郊外眾多居民變成流離失所的移民。其社會存在所依的制度遭受致命打擊，結果令他們失去自尊與標準。這場社會與文化災難，卻在經濟學偏見下變成科技進步下的持續改善。這鼓舞了這樣的傳說聲言指，時代的任何錯誤都是因為我們偏離經濟自由主義。作者則反駁指是市場擴展只顧部份人的利益，危害了社會關注所在︰勞動市場競爭打擊了勞力擁有者，也就是人本身；國際自由貿易威脅到依賴自然的農業；金本位制則危及依靠價格相對走向運作的生產組織。
作者其後討論市場與人、自然及生產組織的關係。將勞力抽離生命其他活動並置於市場法則下，摧毀了有機形式生命存在，包括家族、鄰里、專業團體與公會，並置換成原子與個人化的存在。在勞力市場中，工資隨價格下跌，對人而言這代表勞工收入極不穩定、缺乏專業標準、無情並全數遭到推擠並完全取決於市場波動。社會保障的目標是打破這種制度並阻止其出現，確保勞力市場的工資及工作條件與標準規則，能免於人性成為那種販售商品。各種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與工會是為左右勞力流動與工資彈性出現，其作用正是影響在人類勞力下的供需法則。
傳統上土地與勞力密不可分，勞力是生活一部份，土地是自然一部分，生活與自然形成整體。因此土地也與各種社會組織及部落、廟宇、村落、公會與教會聯繫。單一市場則是包括所有生產因素的市場，市場經濟因而社會各種制度附屬在市場機制要求之下。在土地納入市場過程中，首先泥土商業化以調動土地上的封建收入，然後強制生產食物與有機原料以滿足整個國家快速增長的工業人口需要，之後則是擴展這剩餘生產系統至海外，令土地產物用於滿足全球自我調節市場。
十九世紀農業保護主義反動成功在歐洲大陸以傳統情緒推行農業關稅，並穩住歐洲郊區免於走向城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民成為制止勞工階級癱瘓市場的唯一力量，因而受到政府優待，直至城市中低層在法西斯下成為衝鋒隊，令資產階級不再依賴農民，農民的地位就快速下降。大地主則不受這鼓趨勢影響，他們因一戰後農業自足的軍事價值而獲得優勢。作者指法西斯主義崛起原因在於，勞工階級與其公會及政黨可能會摒棄視契約自由與私有產權為絕對的市場規則，令擔憂他們會造成災難的恐懼以法西斯形式爆發。雖然農民與工人對市場經濟都是以保護主義為回應，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與土地連結的歐洲農民傾向與市場系統妥協，勞動階級則不畏於打破規則並徹底挑戰市場經濟。
現代中央銀行本質上是用以保障金錢供應不會破壞商業機構，然而正是這種保障令國際體系加速衰落。商業利潤受價格左右，因此貨幣政策對受利潤驅動的體系相當重要。價格調整需要時間，假如價格水平因貨幣政策而長時間下跌，商業機構就會受週轉不靈威脅，令生產機構崩解及資本大規模摧毀。透過中央處理國內信貸供應，中央銀行可以避免通貨緊縮令商業與就業陷入徹底混亂，並吸收通貨緊縮衝擊將負擔分散到整個國家。在金本位下，銀行正常功能為緩衝黃金流失的即時影響，並減少在商業流通的鈔票數量，方法包括短期貸款、限制信貸、提高銀行利息與公開市場操作。
金本位下匯率成為首要任務，意味著中央銀行政策需由政治體制決定，貨幣政策在政治領域範圍內。其影響有兩面︰在國內，貨幣政策是干預主義的另一形式，經濟階級間互相衝突傾向聚焦於與此相關的金本位與平衡預算上，這在1930年代反民主運動中佔重要地位；在國外，國家貨幣佔絕對重要地位，將國家與國家貨幣聯繫起來，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塑造國內相同的經濟生活經歷，建立起經濟上的國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金本位共同運作。結果在1929年後，各國證實不可能穩定匯率，就突然並急速拋棄金本位制。
1879至1929年各國出現各種引起混亂的裂痕︰國內經濟失業人口上升，國內政治各階級間緊張加劇，國際經濟面對匯率壓力，國際政治各國互相競爭殖民地。任何試圖減少國內失業的措施，不論是提高信貸或赤字預算，在金本位中都會令匯率不穩，並降低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在1780至1880年殖民地被視為舊制度遺物，但在國際貿易速率與數量增加，所有土地組織運用，食品與農業原料可以低價從地球間集體運輸後，就同時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與市場經濟擴張這雙重發展。關稅、工廠法與主動殖民政策成為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以避免失業急升與工業及職位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與心理折磨。保護主義令國內價格調整緩慢，市場需由政治措施回復平衡，但政治與經濟領域卻在制度上分離，令緊張關係持續。最後市場經濟因階級衝突介入而落幕。
作者指社會保障與干預貨幣常常是相同議題 ，1920年代通貨膨脹有重要政治影響。在金本位下工資提升與直接通脹同樣令貨幣受威脅，兩者都可能減少出口並使貨幣貶值。當時政黨以穩定匯率為首要考慮，因而堅持平衡預算，反對提高工資及要求削減社會服務。事實上政府是以自由兌換貨幣之名強烈干預價格，以降低壟斷商品價格、既定工資與租金水平。罷工日益頻繁也反映出，視勞力為商品可在市場找出其價格的荒謬︰假如工人要在市場找出其價格，他們就會在購買者仍未開出可負擔最高價格前拒絕工作，這就意味著工人在市場的主要任務就是罷工。
1930年代政府在強力干預下也未能穩定匯價，最後摒棄金本位制，既保不住自由貨幣兌換又犧牲了自由政府。經歷十年通貨緊縮政策後，現在專權干預做法得到更多支持，削弱原本可抵抗法西斯災難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好戰擁護者恐防工人政黨在緊急情況下也可能跟隨，展開出一場普遍蔓延的恐慌。工人在普選下數量佔優，工業家則掌握所有人的經濟命脈，民主政體與工業系統互相攻訐，政治與經濟系統都陷入癱瘓，恐慌令民眾不惜代價渴求可以提供簡易方法解決的領袖，法西斯解決方案的時機就此來臨。
法西斯解決方案本質上是以工業與政治上所有民主制度為代價改革市場經濟，經濟系統會重新活躍，但同時人民則受再教育成為不自然與無法參與政治的人，這種再教育是以一種政治宗教拒斥任何形式的人類友愛，透過集體改造與以科學方法刑求不馴者達到目標。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建基於無法運作的市場社會中，令其影響遍及全球。它也與歐洲在1920年代兩股趨勢有關︰反對革命與國族主義再興。然而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興起關鍵因素仍是市場系統的狀態︰1917至23年法西斯主義仍未完全發展，政府有時會以它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1924至29年市場系統得以恢復，法西斯主義失去政治力量；1930年後市場經濟陷入全面危機，在數年間法西斯主義成為影響世界的力量。同時間俄國也在世界經濟崩解下出口困難，無法以權宜之計處理國內農業問題，因而被逼走向自給自足之路，並開始推行集體農場。
作者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未結束時談到未來。他認為市場會不再只是自我調節，因為它不會包括勞力、土地與金錢。工資差距仍是經濟系統重要部份，但其他不直接涉及金錢的動機也會受到重視。農地仍會廣泛私有，房產性質會大為轉變，房產所有權不再無限擴張。金錢在當時已不再是市場控制，政府任務是指導投資並規限儲蓄利率。市場會繼續存在，以保障消費者自由、標示需求轉變、影響生產者收入，並成為會計工具，卻不再是經濟自行調節的載體。
在國際關係上，因金本位的強制，十九世紀國際活動由無政府主權與「合理」干預他國事務兩項原則組成，這令各國合作困難，不同國家的人民缺乏相互認識，並對較落後與財政不穩國家的國內發展自由構成威脅。金本位自動機制廢除後，各國政府會發現在國際經濟上有可能共同合作，也可以允許其他國家以自己的傾向形塑國內制度。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出現政府間的合作，以及按國家意願組織國內生活的自由。
關於自由，在制度上規管既會擴張也會限制自由，制度安排視乎自由的得失平衡。自由與和平都需要有意爭取，這兩者受社會能否成功建立國際秩序影響。社會也需要明確建立新的保障來維護個人自由，個體必須能自由遵循其良心行事並免於畏懼權勢，自由社會的特徵是人們有權不表服從。當時未納入權利法案的公民自由也需獲得確認，所有權力機構都要跟從 ，例如在許可條件下不論政治取態、宗教觀、膚色或種族的工作權，以及安全及休閒的權利。
看來矛盾的是，複雜社會是以規限擴張並增強自由，但規限似乎卻與自由本身相對。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自由的意義有質疑之處。自由並不是指一個人可隨心所欲，以自由之名不負責任。沒有社會可以在缺乏權力與強制下出現，權力的作用是確保生存所需的遵從行為，其最終來源是民眾意見。作者總結指，沒有權力的自由不可能在複雜社會出現，只要人認識到其任務是為所有人得到更多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權力與規劃會背向並摧毀他以它們為工具建立的自由。
但後來發展證明權力確實會以建立自由之名摧毀自由，這也是時代的侷限吧。
2016年9月14日 星期三
父酬者
看完了《父酬者》，原書名The Son Also Rises。本書是社會流動性研究，方法是用姓氏(特別是罕見姓氏)追蹤後人整體平均的社會地位。研究發現如書名所說，各社會流動性不高，隔代社會地位頗為穩定。作者認為現時主流研究只追蹤父子兩人的社會地位相關度，除偏向單一方面(如所得、教育或職業)外，也將相當隨機成份納入計算。以家族整體地位分佈來追蹤社會流動，會得出更根本的社會流動率。
本書研究發現不論任何社會與時代，社會流動率都不是很高，代際社會地位相關程度大約在0.75。研究結果也似乎暗示根本社會地位是由父母遺傳而來，先天比後天培養重要，若是如此，則會有幾種影響︰一，世界似乎比想像公平，才能是經濟成功主要來源，而不是繼承優勢；二，大量投資於照顧和教養子女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三，政府干預對改變社會流動性影響不大；四，聯婚可以增加社會流動，因此增加長期社會流動的方法，是以同質文化盡量提高不同社會群體的聯婚率。
作者研究瑞典、美國、中世紀英格蘭與現代英格蘭個別姓氏佔菁英比例，結果發現社會流動率都比現時主流研究低，在不同面向(財富、教育、職業與政治菁英成員比例)測量的社會流動速度相似，而且不同社會比例中地位持續率相似。作者認為主流研究是以不同世代中，社會地位與隨機因素混合得出的外顯個人特徵來計算社會流動性，因而會高估社會流動的速度，如圖所示︰
主流研究計算的是β，但根本社會流動性是b。以如姓氏等群體來計算，則會將隨機因素(ρ)減少，令結果更為接近b。
作者的研究表示家族歷史對代際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代際地位的相關度也與子女數目無關，反映父母投資並不能影響代際地位向平均遞迴。對孟加拉的婆羅門姓氏研究顯示，同族通婚社會幾乎沒有種姓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支持根本社會地位是父母遺傳的說法。
即使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階層看來已徹底改變，姓氏研究也顯示其社會流動率只是稍為增加，社會地位仍然相當持續。台灣姓氏研究反映出流動性看來比其他社會高，這有可能是菁英大量移民至美國的結果。有學耆認為中國社會因索族網絡援助會令其社會流動性較低，但姓氏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日本姓氏研究發現武士與華族姓氏後代佔現代菁英比例仍然很高，而且武士姓氏的持續率比華族高，即是在近期仍是如此，作者未能解釋此差異的原因。韓國與日本一樣是高度同質化社會，但姓氏研究反映兩者與種族更歧異社會的流動率差不多。即使智利在近年經歷各種政治動盪，對社會流動率的影響也很小。
作者總結姓氏研究推論的流動性定律指，白手興家是特例，世代的變化平均而言很小，極富裕者祖先最有可能是中等財富與才華者，極貧窮與缺乏才能者則多半是頗貧窮與沒有才能的子女。換言之，這些家庭在高於或低於社會均數地位已很長時間。
部份群體持續高或低的地位，似乎違反上述流動性定律。但作者指地位分佈一開始可能由揀選機制創造，或群體內高與低地位生育率不同引起。地位建立後，則可藉同族通婚或社會群體揀選來維繫。
從收養子女地位與生父母而不是養父母相關度較高來看，似乎生物遺傳因素對社會地位比後天來得重要。既然如此，作者認為與其無效地推動改變社會流動率政策，不如以重分配方式改變實際結果。作者認為，目前製造高地位子女的競爭，由擁有最佳遺傳潛力者的婚配競爭取代，會令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的社會更有可能存在。
個人意見︰本書在「控制隨機因素」後得出的流動性，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機遇後的姓氏研究結果，以此推論根本社會流動性是遺傳而來，看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套套邏輯。在排除影響社會地位的後天(「隨機」)因素後，自然就只剩下先天因素，先天因素自然大部份來自父母遺傳。此外，遺傳潛力婚配競爭會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似乎也有點過度推論，關鍵字︰優生學、種族滅絕。
本書研究發現不論任何社會與時代，社會流動率都不是很高，代際社會地位相關程度大約在0.75。研究結果也似乎暗示根本社會地位是由父母遺傳而來，先天比後天培養重要，若是如此，則會有幾種影響︰一，世界似乎比想像公平，才能是經濟成功主要來源，而不是繼承優勢；二，大量投資於照顧和教養子女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三，政府干預對改變社會流動性影響不大；四，聯婚可以增加社會流動，因此增加長期社會流動的方法，是以同質文化盡量提高不同社會群體的聯婚率。
作者研究瑞典、美國、中世紀英格蘭與現代英格蘭個別姓氏佔菁英比例，結果發現社會流動率都比現時主流研究低，在不同面向(財富、教育、職業與政治菁英成員比例)測量的社會流動速度相似，而且不同社會比例中地位持續率相似。作者認為主流研究是以不同世代中，社會地位與隨機因素混合得出的外顯個人特徵來計算社會流動性，因而會高估社會流動的速度，如圖所示︰
主流研究計算的是β，但根本社會流動性是b。以如姓氏等群體來計算，則會將隨機因素(ρ)減少，令結果更為接近b。
作者的研究表示家族歷史對代際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代際地位的相關度也與子女數目無關，反映父母投資並不能影響代際地位向平均遞迴。對孟加拉的婆羅門姓氏研究顯示，同族通婚社會幾乎沒有種姓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支持根本社會地位是父母遺傳的說法。
即使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階層看來已徹底改變，姓氏研究也顯示其社會流動率只是稍為增加，社會地位仍然相當持續。台灣姓氏研究反映出流動性看來比其他社會高，這有可能是菁英大量移民至美國的結果。有學耆認為中國社會因索族網絡援助會令其社會流動性較低，但姓氏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日本姓氏研究發現武士與華族姓氏後代佔現代菁英比例仍然很高，而且武士姓氏的持續率比華族高，即是在近期仍是如此，作者未能解釋此差異的原因。韓國與日本一樣是高度同質化社會，但姓氏研究反映兩者與種族更歧異社會的流動率差不多。即使智利在近年經歷各種政治動盪，對社會流動率的影響也很小。
作者總結姓氏研究推論的流動性定律指，白手興家是特例，世代的變化平均而言很小，極富裕者祖先最有可能是中等財富與才華者，極貧窮與缺乏才能者則多半是頗貧窮與沒有才能的子女。換言之，這些家庭在高於或低於社會均數地位已很長時間。
部份群體持續高或低的地位，似乎違反上述流動性定律。但作者指地位分佈一開始可能由揀選機制創造，或群體內高與低地位生育率不同引起。地位建立後，則可藉同族通婚或社會群體揀選來維繫。
從收養子女地位與生父母而不是養父母相關度較高來看，似乎生物遺傳因素對社會地位比後天來得重要。既然如此，作者認為與其無效地推動改變社會流動率政策，不如以重分配方式改變實際結果。作者認為，目前製造高地位子女的競爭，由擁有最佳遺傳潛力者的婚配競爭取代，會令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的社會更有可能存在。
個人意見︰本書在「控制隨機因素」後得出的流動性，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機遇後的姓氏研究結果，以此推論根本社會流動性是遺傳而來，看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套套邏輯。在排除影響社會地位的後天(「隨機」)因素後，自然就只剩下先天因素，先天因素自然大部份來自父母遺傳。此外，遺傳潛力婚配競爭會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似乎也有點過度推論，關鍵字︰優生學、種族滅絕。
2016年9月12日 星期一
Loneliness
看完了Loneliness，講述孤獨會帶來甚麼身心與認知影響。作者研究年輕人發現，平均而言，感覺孤獨的人獨處時間不比其他人長，外觀上與其他人吸引力差不多，高度、體重、年齡、教育與智能也類似，社交能力廣泛而言也不比人差，只是感到孤獨讓人較少機會表現社交技巧。
作者指孤獨有三個面向︰一是先天對社交需求的傾向，有人天生對遭社交排斥很敏感，也有人社交需求較少；二是感到孤立時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也就是各人在孤獨時影響情緒的程度有所不同；三是如何看待他人及預期他人會有甚麼反應，在不開心與感到威脅時這種認知能力會受到影響。故此孤獨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能適當調節、社交生活滿足的人，表現與接收的社交訊號也會與周圍環境更融洽和諧，作者稱這種各人互相影響的現象為co-regulation。
孤獨感是在社會關係不足時，身心與情緒警示我們要作出行動的反應，因此會對各種社交訊號更為敏感。然而這種反應帶有恐懼的感覺，令我們在接受社交訊息的準確程度下降。當我們長期處於孤獨，更為敏感卻較不準確的感受，會令我們更容易悲觀看待社會預期，並阻隔自己免於負面批評及為人拒絕。這種負面循環會令我們更自我防衛、與人保持距離、作出尖酸的行為。這會加強我們對社會預期的悲觀印象，其他人也會遠離自己，令情況更為難過。
處於孤獨會減少自我調節與執行控制的能力，令人較易做出不顧後果的短視行為。孤獨雖然在實驗室中社交表現不比他人差，但在現實中卻因自信不足與自我形象低下而無法適當發揮。
作者指人類傾向以互惠利他行為加強社會聯繫，並在處於孤獨時在生理上感到痛苦，可令我們祖先生存機會更大。自私的基因假如令個體只顧自己就不能繁殖，個體的成功與否需要超越自私並顧及他人，發展成截然不同的社交大腦與社會動物。
心理學家詢問人們「你是誰？」這問題，整理出人們的答案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人們的特質不是由基因命定，在不同情況下人們會有不同表現。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人們有時會感到孤獨，有時不會。
作者提到孤獨並不等於抑鬱，雖然兩者有相關之處，但孤獨較像是缺乏社會聯繫時的警示，以推動人們離開現時狀況，抑鬱則更像是拉力，將人拉向表現低調，以向他人表示自己沒有威脅。
現時找到孤獨影響健康的可能途徑有五，包括︰
人類大腦演化可以三層分類來說明︰最內部的腦幹由爬蟲類到人類都有相似功能，控制基本生命功能如心跳、消化、呼吸；腦部中間則處理更複雜事務如愛與後悔，需要時會與腦幹及腦皮層合作；腦皮層由額葉處理最複雜的問題。這種分層機構令我們有需要時可以迅速以反射動作回應刺激，也可以作出更複雜的深思熟慮、漫遊不同時間想像並作出差別細微的決定。正是腦部這複雜而有時互相矛盾的系統，令人類對社會聯繫感到雀躍，對孤獨感到沮喪。
人類對社交的聯繫需要，也是體內化學運作的一部份。作者指oxytocin這種大腦分泌物會在人們與他人聯繫感到愉快時分泌，oxytocin會降低血壓與壓力荷爾蒙水平，減少壓力反應，鼓勵人們在往後繼續社會交往。
在與他人交流中了解他們如何不需要仔細考量，偵測與解讀他人舉動在神經系統中已有基礎，不需要意識介入。然而孤獨帶來的恐懼會令意識介入這種偵測與解讀，令本來無意識的流暢行動變得不自然。
孤獨使人傾向保護自己免於潛在的社交危機中，較少真心關懷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並長期處於自我中心的偏誤解讀意義中。長期孤獨的人傾向抱有犬儒世界觀，以無數理由辯解為何努力不會有回報，任何人際關係最後都會失敗，以至對他人缺乏同情與接納，最後令他人拒絕與孤獨的人交流，造成自我實現預言。孤獨造成的失調容易令人走向極端，不是缺乏反應被動地承受痛苦，對自己受到不公平不發一言，就是過度反應對小事大吵大鬧。
各國調查指人們在三年內快樂程度改變的因素主要有三︰社交聯繫、家庭收入與年齡。三者增加都會令人更快樂，但家庭收入增加只在一定範圍內令人更快樂，超過後就沒有太大效果。剩下可以由意志改變的，就是社交聯繫。
滿足社交需要比滿足食慾等身體需要不同的是，社交聯繫需要的不是專注於缺乏帶來痛苦，而是要走出去與他人互相交流。作者對如何改變提出幾項建議︰以簡單的行為開始，限定目標，不要事先有過多假設；行動計劃需要與自己的技能、知識、興趣相關；要有現實的預期，避免遭他人趁機利用；決定人際關係中適當的強烈與親密程度；相信人際關係可以互相合作越來越好。
作者再次提到有關孤獨的三項重點︰
最後作者指與他人連結是個人與社會創意與動力的泉源，讓我們更能發揮自己的潛力。
作者指孤獨有三個面向︰一是先天對社交需求的傾向，有人天生對遭社交排斥很敏感，也有人社交需求較少；二是感到孤立時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也就是各人在孤獨時影響情緒的程度有所不同；三是如何看待他人及預期他人會有甚麼反應，在不開心與感到威脅時這種認知能力會受到影響。故此孤獨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能適當調節、社交生活滿足的人，表現與接收的社交訊號也會與周圍環境更融洽和諧，作者稱這種各人互相影響的現象為co-regulation。
孤獨感是在社會關係不足時，身心與情緒警示我們要作出行動的反應，因此會對各種社交訊號更為敏感。然而這種反應帶有恐懼的感覺，令我們在接受社交訊息的準確程度下降。當我們長期處於孤獨，更為敏感卻較不準確的感受，會令我們更容易悲觀看待社會預期，並阻隔自己免於負面批評及為人拒絕。這種負面循環會令我們更自我防衛、與人保持距離、作出尖酸的行為。這會加強我們對社會預期的悲觀印象，其他人也會遠離自己，令情況更為難過。
處於孤獨會減少自我調節與執行控制的能力，令人較易做出不顧後果的短視行為。孤獨雖然在實驗室中社交表現不比他人差，但在現實中卻因自信不足與自我形象低下而無法適當發揮。
作者指人類傾向以互惠利他行為加強社會聯繫，並在處於孤獨時在生理上感到痛苦，可令我們祖先生存機會更大。自私的基因假如令個體只顧自己就不能繁殖，個體的成功與否需要超越自私並顧及他人，發展成截然不同的社交大腦與社會動物。
心理學家詢問人們「你是誰？」這問題，整理出人們的答案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 個人，內在自我，即與他人的個人特徵。
- 社交或人際關係的自我，即與親近的人相處那自己，生活中沒有他人這就不會存在。
- 集體自我，即更廣泛社會身份，在日常生活經驗較少出現，與更大社會團體的聯繫
人們的特質不是由基因命定，在不同情況下人們會有不同表現。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人們有時會感到孤獨，有時不會。
作者提到孤獨並不等於抑鬱，雖然兩者有相關之處，但孤獨較像是缺乏社會聯繫時的警示，以推動人們離開現時狀況，抑鬱則更像是拉力，將人拉向表現低調，以向他人表示自己沒有威脅。
現時找到孤獨影響健康的可能途徑有五，包括︰
- 孤獨令人較易作出不健康行為，尤其是中年人士及老人，如飲酒、偏食、較少出外散步等
- 孤獨在中年後會令人遇上更多壓力事件，可能是因為長期孤獨耗費心神令控制能力減少，令人們更易出錯
- 孤獨令人在解讀日常經驗時偏向負面，也較易以悲觀與逃避態度面對問題
- 孤獨帶來需要回應更多壓力的生理變化，包括壓力荷爾蒙水平較高、持續發炎、改變心血管系統等
- 孤獨使人較難得到休息回復，較難入睡，日間疲勞增加，睡眠質素下降
人類大腦演化可以三層分類來說明︰最內部的腦幹由爬蟲類到人類都有相似功能，控制基本生命功能如心跳、消化、呼吸；腦部中間則處理更複雜事務如愛與後悔，需要時會與腦幹及腦皮層合作；腦皮層由額葉處理最複雜的問題。這種分層機構令我們有需要時可以迅速以反射動作回應刺激，也可以作出更複雜的深思熟慮、漫遊不同時間想像並作出差別細微的決定。正是腦部這複雜而有時互相矛盾的系統，令人類對社會聯繫感到雀躍，對孤獨感到沮喪。
人類對社交的聯繫需要，也是體內化學運作的一部份。作者指oxytocin這種大腦分泌物會在人們與他人聯繫感到愉快時分泌，oxytocin會降低血壓與壓力荷爾蒙水平，減少壓力反應，鼓勵人們在往後繼續社會交往。
在與他人交流中了解他們如何不需要仔細考量，偵測與解讀他人舉動在神經系統中已有基礎，不需要意識介入。然而孤獨帶來的恐懼會令意識介入這種偵測與解讀，令本來無意識的流暢行動變得不自然。
孤獨使人傾向保護自己免於潛在的社交危機中，較少真心關懷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並長期處於自我中心的偏誤解讀意義中。長期孤獨的人傾向抱有犬儒世界觀，以無數理由辯解為何努力不會有回報，任何人際關係最後都會失敗，以至對他人缺乏同情與接納，最後令他人拒絕與孤獨的人交流，造成自我實現預言。孤獨造成的失調容易令人走向極端，不是缺乏反應被動地承受痛苦，對自己受到不公平不發一言，就是過度反應對小事大吵大鬧。
各國調查指人們在三年內快樂程度改變的因素主要有三︰社交聯繫、家庭收入與年齡。三者增加都會令人更快樂，但家庭收入增加只在一定範圍內令人更快樂，超過後就沒有太大效果。剩下可以由意志改變的，就是社交聯繫。
滿足社交需要比滿足食慾等身體需要不同的是，社交聯繫需要的不是專注於缺乏帶來痛苦，而是要走出去與他人互相交流。作者對如何改變提出幾項建議︰以簡單的行為開始，限定目標，不要事先有過多假設；行動計劃需要與自己的技能、知識、興趣相關；要有現實的預期，避免遭他人趁機利用；決定人際關係中適當的強烈與親密程度；相信人際關係可以互相合作越來越好。
作者再次提到有關孤獨的三項重點︰
- 孤獨令人需要更多正面訊號去相信他人
- 孤獨令人傾向批評
- 孤獨可使人消極與逃避行事
最後作者指與他人連結是個人與社會創意與動力的泉源，讓我們更能發揮自己的潛力。
2016年8月5日 星期五
失控的正向思考
看完了《失控的正向思考》，主題是美國近年復興的正向思考如何扭曲現實，並與各種商業團體掛勾。作者患乳癌的經歷，令她遇到許多鼓吹正向思考抗癌的團體與人物，各「生還者」講述自己勇敢抗爭的故事，更極端的是有人指癌症令她們重新認識自己，所以是禮物，應該由衷感激云云。這種態度甚至要求患者一定要正向思考，要努力控制自己的負面情緒，任何負面想法都是錯誤，令患者反而覺得自己的感受不受重視。作者指「正向抗癌」的說法沒有科學根據，抗癌過程確實是非常痛苦，但強勢的意識形態卻要人們欣然接受不幸，受難時只能怪罪自己。
正向思考要人們遠離「負向者」，為了不被人孤立，就算不快樂現在也要裝出自己是正向的樣子。而且「負向者」有時是帶來現實警告的人，遠離「負向者」就可能會越來越脫離現實，沈醉於自己的想像中。更荒謬的是美國近年正向思考提出「吸引力法則」，以為人們只要很想得到某事物，每天不停在想，現實就會滿足自己的願望。作者指這種說法完全自我中心，也無視其他人也是有獨立意志的個體。
作者認為美國這種正向思考有較久遠的根源，即喀爾文主義，這種教義主張人是否能上天堂是先天命定的，活在世上就只是在不停檢視「心中可恨的根源」，唯有身體與精神不斷地勞動，不無所事事，才不會落入罪惡之中。這種嚴苛的要求深入美國殖民地移民中，令美國人感到憂鬱，並在時代變遷時引起思想上的反抗，即新思想運動。此運動與喀爾文主義對抗，認為神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精神」或「心靈」，無窮無盡，包羅萬有，而人也是宇宙心靈的一部分，所以沒有所謂罪的存在，最多只是有時「不小心出錯」。這後來發展成基督科學教，主張心靈可以克服身體障礙。諷刺的是這種正向思考仍舊要求人們堅決檢視自己，監視自己的內在生活是否負向，這與喀爾文主義有相似之處。
正向思考也帶來收入甚豐的激勵產業，市場出現各種書籍、DVD、演講、課程、商品教導人們如何正向，利益最多的則是企業客戶為員工提供激勵課程。主管與經理也同樣渴求正向思考，令他們在複雜多變與大起大落的商業環境中好過一點。近年美國企業經常裁員，職場沒有安全感，企業則聘請激勵產業來「緩解問題」，鼓吹員工應該欣然接受裁員，因為這是改造自己的機會，並組織剩下來的員工組成團隊，舉辦各種活動加強「團隊精神」。
美國教堂也受到正向思考風潮影響，現時許多巨型教會為了滿足「顧客」需要，將十字架收藏起來，不再宣揚耶穌的教誨或罪惡的危險，反而向信眾宣傳任何事情都可如願以償，只要堅定相信，保持正面態度，神就會為信眾達成任何願望，「因為神是正向的」。教會也變得越來越像企業，教堂以世俗風格設計，提供各種服務與娛樂，甚至根據「市場調查」來決定講道的內容。巨型教會與企業執行長關係密切，也彼此模仿對方的做法，穿上西裝，教人用正向思考，甚至同樣擁護「自由企業制度」。教會與企業最主要的不同是，教會總是很友善，不會有上司要求你做甚麼。信眾會發現自己處於封閉的世界中，四周都說相信自己「能」成功就「會」成功，遇到任何挫折，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理應較為科學的心理學也因正向思考而改變，出現所謂「正向心理學」，將任何正面結果都與樂觀扯上關係。正向心理學家出版大眾書籍、向企業界推銷課程，與其他激勵產業並無二致。作者指正向心理學以毫無根據的方程試圖看起來比較科學，卻對現實證據與客觀性這些科學的基礎視若無睹，例如快樂與健康關係的研究缺乏確定證據，相關也不代表因果。正向心理學也強烈偏向維持現狀，對改變社會制度令社會更快樂沒有興趣，幾乎只重視人們如何調整觀點以改變內在。
美國近年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向思考流行卻能人們相信人人都可以快速致富。作者認為這種態度多少造成二零零八年房價崩盤，因為正向思考鼓勵大家「實現物質渴望」，人們盲目樂觀，過度借貸或二按；金融機構自我感覺良好，忽視風險以求賺取暴利，輕視房價下跌與房貸違約的可能，金融主管隔絕在奢華的世界內，聽不到或不想聽現實的批評；監管機構也是得過且過，結果現實來臨，引發全面衰退與失業。但美夢破滅卻是激勵產業更為蓬勃之時，企業需要激勵產業收拾裁員後的局面，個人則需要激勵產業令自己相信事情還未絕望。
作者最後指，盲目樂觀與盲目悲觀同樣有害，人們需要了解四周，解決現實環境的問題才能保持快樂。作者認為，面對真實威脅時不能只想著自己，要起身行動應對，人們可以從這種努力中獲得快樂。
正向思考要人們遠離「負向者」，為了不被人孤立，就算不快樂現在也要裝出自己是正向的樣子。而且「負向者」有時是帶來現實警告的人，遠離「負向者」就可能會越來越脫離現實，沈醉於自己的想像中。更荒謬的是美國近年正向思考提出「吸引力法則」，以為人們只要很想得到某事物，每天不停在想，現實就會滿足自己的願望。作者指這種說法完全自我中心，也無視其他人也是有獨立意志的個體。
作者認為美國這種正向思考有較久遠的根源，即喀爾文主義，這種教義主張人是否能上天堂是先天命定的，活在世上就只是在不停檢視「心中可恨的根源」，唯有身體與精神不斷地勞動，不無所事事，才不會落入罪惡之中。這種嚴苛的要求深入美國殖民地移民中，令美國人感到憂鬱，並在時代變遷時引起思想上的反抗，即新思想運動。此運動與喀爾文主義對抗，認為神是一種無所不在的「精神」或「心靈」，無窮無盡，包羅萬有，而人也是宇宙心靈的一部分，所以沒有所謂罪的存在，最多只是有時「不小心出錯」。這後來發展成基督科學教，主張心靈可以克服身體障礙。諷刺的是這種正向思考仍舊要求人們堅決檢視自己，監視自己的內在生活是否負向，這與喀爾文主義有相似之處。
正向思考也帶來收入甚豐的激勵產業，市場出現各種書籍、DVD、演講、課程、商品教導人們如何正向，利益最多的則是企業客戶為員工提供激勵課程。主管與經理也同樣渴求正向思考，令他們在複雜多變與大起大落的商業環境中好過一點。近年美國企業經常裁員，職場沒有安全感，企業則聘請激勵產業來「緩解問題」，鼓吹員工應該欣然接受裁員，因為這是改造自己的機會，並組織剩下來的員工組成團隊，舉辦各種活動加強「團隊精神」。
美國教堂也受到正向思考風潮影響，現時許多巨型教會為了滿足「顧客」需要，將十字架收藏起來，不再宣揚耶穌的教誨或罪惡的危險，反而向信眾宣傳任何事情都可如願以償，只要堅定相信，保持正面態度，神就會為信眾達成任何願望，「因為神是正向的」。教會也變得越來越像企業，教堂以世俗風格設計，提供各種服務與娛樂，甚至根據「市場調查」來決定講道的內容。巨型教會與企業執行長關係密切，也彼此模仿對方的做法，穿上西裝，教人用正向思考，甚至同樣擁護「自由企業制度」。教會與企業最主要的不同是，教會總是很友善，不會有上司要求你做甚麼。信眾會發現自己處於封閉的世界中，四周都說相信自己「能」成功就「會」成功，遇到任何挫折，那就只能怪自己了。
理應較為科學的心理學也因正向思考而改變，出現所謂「正向心理學」，將任何正面結果都與樂觀扯上關係。正向心理學家出版大眾書籍、向企業界推銷課程，與其他激勵產業並無二致。作者指正向心理學以毫無根據的方程試圖看起來比較科學，卻對現實證據與客觀性這些科學的基礎視若無睹，例如快樂與健康關係的研究缺乏確定證據，相關也不代表因果。正向心理學也強烈偏向維持現狀，對改變社會制度令社會更快樂沒有興趣，幾乎只重視人們如何調整觀點以改變內在。
美國近年社會不平等惡化，正向思考流行卻能人們相信人人都可以快速致富。作者認為這種態度多少造成二零零八年房價崩盤，因為正向思考鼓勵大家「實現物質渴望」，人們盲目樂觀，過度借貸或二按；金融機構自我感覺良好，忽視風險以求賺取暴利，輕視房價下跌與房貸違約的可能，金融主管隔絕在奢華的世界內，聽不到或不想聽現實的批評；監管機構也是得過且過，結果現實來臨，引發全面衰退與失業。但美夢破滅卻是激勵產業更為蓬勃之時，企業需要激勵產業收拾裁員後的局面，個人則需要激勵產業令自己相信事情還未絕望。
作者最後指，盲目樂觀與盲目悲觀同樣有害，人們需要了解四周，解決現實環境的問題才能保持快樂。作者認為，面對真實威脅時不能只想著自己，要起身行動應對，人們可以從這種努力中獲得快樂。
2016年8月2日 星期二
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看完了Halpern的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作者寫本書時在英國首相策略單位(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PMSU)工作，本書是作者在政策研究中各種發現，重點在於經濟以外的社會福祉，如民眾幸福感、人際關係、信任等。
各國研究比較均指出上班交通時間越長，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當資訊有限時，讓我們合作與彼此相處的社會慣例與習俗就十分重要，它們是現代生活的基礎，也是本書主題所在。
民眾是否快樂是社會福祉的重要一員，各國調查反映較快樂的人壽命較長、人際關係較成功、收入較高、生產力也較高，只是過份快樂似乎有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這源來盲目樂觀。幸福感可以指人們覺得自己是否快樂，也可以指人們是否滿足自己的生活。
作者引述研究指出左右幸福感的四項因素︰個性與個人特質、金錢、如何運用工作、娛樂與人際關係的時間及外在環境。個性與個人特質包括先天傾向、健康、教育、宗教信仰、年齡，調查指人們在二十多歲早期與退休後較中年快樂，部份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情緒負擔較大。
收入水平與幸福感非常相關，各國比較顯示，在較貧窮時經濟增長可以較大幅提高幸福感，但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提高的幸福感程度則較小，這現象稱為Easterlin paradox。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隨經濟增長會建立各種制度令社會互信增加，從而大幅提高幸福感，而在高收入國家這些制度已穩固，經濟增長可提升的快樂感就較少。
在時間運用方面，失業會令幸福感大幅降低。投入在自己能力水平內又具挑戰性的活動中會提升幸福感。平均而言，婚姻可提升幸福感數年，之後就會回復婚前水平，當然這視乎婚姻關係的質素與穩定。有研究指長久維繫的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正面與負面意見比例最少為三比一，少於此數則關係難以維持。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可以信任或投入宗教活動，也與幸福感較高相關。
外在環境包括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是否快樂，快樂是可以傳染的。此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然與人為災難、制度及其他人是否可信，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作者從事政策研究，注意到政府應否注重民眾主觀幸福感的正反意見。支持者的論點包括人們支持政府這樣做，因此是民主政策；政策的優先次序可以因而改變，例如不再只重視GDP；部份主觀幸福感相關政策有外溢效果(spillover)，但個人行動不足以達成，例如教育與交通；我們對怎樣令自己幸福有系統地偏誤，令我們作出不是最好的選擇；注重主觀幸福感，可令政策利害權衡的角度更為廣泛。
反對的意見則包括質疑政策應提高何種幸福感，例如是認知上還是感情上；整體幸福感增加可能會帶來不平均分佈；政府是否能夠影響快樂程度與生活滿意度也成疑問，例如在英美兩國兩者多年來都是平穩上升，不見得受政策改變影響。
作者認為主觀幸福感至少可在政策上帶來以下影響︰精神病患處於「主觀幸福感貧窮」，政策上需要得到更多注意；假若有效，應向兒童教導應付情緒的技巧；個人表現評核為本的薪金調整會降低主觀幸福感，在職場上應避免；規管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讓較貧窮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可以令主觀幸福感增加較多；政府應讓民眾更清楚自己的選擇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提供僱員滿足感企業排名讓僱員選擇工作時參考；如果政治上可行，稅制應改為向「壞事」徵稅。
其餘政策建議包括定期量度主觀幸福感；以服務對象主觀感受為公共服務表現評價範圍之一；建立社會資本。至於經濟政策，作者提議支持服務業、鼓勵消費者接受新事物、改善持續教育、消費者資訊與公共服務資訊更流通、推動「關懷經濟」(economy of regard)、積極建立環保政策等。
歐美各國調查指雖然近年整體犯罪率下降，民眾對犯罪的關注反而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民眾雖然認為自己社區治安良好，全國卻不是如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總是認為印象較深刻、較易回憶的事，例如犯罪，發生的頻率也較高；人類天性總是偏向記住與散佈壞消息等。此外，社會互信與對犯罪的恐懼程度成反比，社會互信高的國家對犯罪的恐懼也較低。
關於減少實際犯罪率的方法，作者提到避免令青少年入獄、以防盜手法令犯罪更困難、按藥物流通情況以立法或嚴打方式降低毒品傷害、以青少年活動吸引青少年注意、支援年輕單親母親、家長指導計劃、不一定要重判，但明確而即時的懲罰、獄中更生計劃、加強鄰里聯繫、改變朋輩團體的規範等。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另一關注是移民，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入境移民帶來正面影響，整體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不會減少。然而移民也會帶來社會影響，數據指移民平均犯罪率比一般民眾還要低，但有組織犯罪有一定程度種族分工。移民湧入也短暫會打破當地人日常習慣與規範，並出現種族與可見的少數群體，導致團體偏見、多元社會團體間與團體內互相信任減少、各國價值觀沒有趨同。但作者也指不同團體的個人平等交往，尤其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時，團體間合作與友誼就有機會出現。值得留意的是，同一國家內不同團體的價值觀正在趨同，反映國內存在整合的強大力量。
各國比較的結果也顯示，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並不是由於對入境移民敵意較高引起。然而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敵意確實有上升趨勢，而且社會的態度呈兩極化。由於貧困的人缺乏緩衝保障自己，面對任何干擾或威脅感受都會較強烈，憂慮入境移民帶來的影響，這造成英國國內自由派菁英與貧困者反應截然不同的情況。作者提出幾項有關移民的政策︰邊境管制與身份證制度、在來源國家附近設立入境與難民申請中心、設立入境難民債券令難民在庇護國工作的部份收入只能在離國後回收。
恐怖主義近年也成為歐美各國民眾關注焦點之一。恐怖主義在數字上的威脅不大，死亡率遠比中毒、謀殺、車禍等情況低，對民主政體整體的威脅也甚小，但主觀上恐怖攻擊致命、刻意設計、隨機、戲劇性的特質會深刻媒體與民眾注意。就英國而言，恐怖攻擊者較多是來自某一兩個小社區的第二或三代巴基斯坦裔人，陷入身份危機、缺乏與外界接觸、無法感到自己是社群一員。處於貧困與社會弱勢則與恐怖活動無關。
作者提出的防止恐怖主義政策包括︰鼓勵國內少數族裔團體參與外交政策討論、讓極端份子在公開辯論中發言，由其同伴挑戰與評判這些見解；支持社區成員間建立聯繫；讓「問題」社區成員有更多機會幫助他人，例如義工活動；宣傳國內的海外援助計劃。
在宗教方面，近年西歐國家民眾參與正式宗教場合的次數下降，對宗教方面較吸引的事物(如天堂)比負面元素(如地獄)較有興趣。更信奉十戒的國家對道德比較不寬容。整體而言，西歐國家民眾對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同性戀)較以往寬容，但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通姦)則更為嚴厲。
作者在本書頗為重視社會上的「關懷經濟」，指人們互相幫助、表達情感、照顧與支持他人的行動，重要的是雙方關係，例如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英國的時間預算調查指出，平均而言人們用在關懷經濟的時間比受薪工作多，按保守市價計算的話，關懷經濟的價值估計比「正式」經濟更多。關懷經濟也是正式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例如互贈禮物與向熟悉的人打聽消費資訊。
從大學宿舍設計的研究發現，假如宿舍設計令住客有機會被逼面對不熟悉的人，例如劃一浴室空間，住客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交流。住宅設計有半私人的空間與熟悉的人交流，能夠選擇何時與何人接觸的話，住客對住宅會更為滿意。
現代生活中與陌生人接觸無可避免，而金錢則擠壓了關懷經濟的空間。金錢獎勵稀有的技能，不甚重視人性的技能，例如家務；金錢鼓勵投資要有最大的金錢回報，人們互相競爭，貧窮地區缺乏金錢也窒礙互惠幫助的媒介；金錢有時也會扭曲動機，例如本來是責任的事情，以罰款來維持就變成了好像有價的貨品。
為了令民眾彼此相處得更好，作者提及到可運用一種只能用於關懷經濟的另類貨幣，讓人們為自己的社區服務時可得到其他社區同伴服務為回報。這種另類貨幣規模不能過大，用途有特定限制，以免性質越來越像金錢。另類貨幣相比義工優勢在於強調彼此互惠，減少義工付出後感覺不到他人認同的不快感。歐洲各國研究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付出，比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報更多。作者認為另類貨幣則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互惠，例如用於醫療與社會照顧當中。
在國民身份上， 以往OECD國家基於血統的國民身份認同，近年已轉變為「努力而來的公民身份」(earned citizenship)。然而，全球化增加預期會帶來的各國價值觀趨同卻沒有出現，反而是各國價值觀更為不同，而國內價值觀卻更為整合，這可能反映出國民身份現在多少是「自願」而來的事實。
戰爭方面，當代戰爭大多數是內戰，尤其是在之前爆發過內戰、有種族與宗教分歧、有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未來出現內戰的機會也較高。
總結當代價值觀的政策情況，作者指政府可以更強調責任與權利的關係、推動公民互惠與關懷經濟、建立公民儀式、增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資源、鼓勵民眾與不同文化交流、推動各種美德等。
談到社會流動，作者指績效制(meritocracy)有各種實際與道德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何謂績效。例如天生才智水平較高，並因此有較高生產力，是否就應份得到較高薪酬。社會獎勵人們有較高生產力，還是付出的努力較多？如果家庭出身令一個人處於優勢，又是否理應獲得更多資源？作者指，這反映績效制不一定會比封建階段更為平等。
作者引述英國研究指，絕對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物質水平，所有收入組別近年都較以往高，但相對流動性，即最貧困組別出身的人流向收入較高組別的程度，近年則較以往低。作者指這可能與高等教育擴張有關，因為較富有組別較有可能獲取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變相令貧困組別向上流機會減少。
購買自住房屋也與上一代的財富水平越來越相關，上一代擁有財產或物業，可以用來支付下一代首次置業的首期，與沒有上一代支持的人相比更有機會自置物業。英國2008年的調查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年青人有能力自行自置物業，另外三分一由上一代支持置業，剩下三分一則無力置業。此外，社交與情緒管理等「軟」技能，以及人脈與知識等社會與文化資本，也可以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造成不同出身人士的外在差異。
在應對不平等與公平的問題上，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用各種誘因鼓勵民眾工作、增加房屋供應、向滿十八歲的公民提供一筆資助讓他們就學或創業、鼓勵設立家族基金而不是將遺產交給兒女、減少學校每班人數至15人，並以增值指標評估學校、學校收生應具社會代表性，反映人口特徵、量度與推廣「軟」技能、在不同社群間建立社會資本，如推動鄰里計劃、另類貨幣、青少年義工計劃等、成年公民應有一定時間用於社區服務、支援家庭服務，如證據為本的諮商、家長教育、護士與家庭合作計劃等。
政府有三個面向︰古典式國家(classic state)指的是政府令人民免於暴政威脅；實踐式國家(practical state)提供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協調集體行動；家長式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指導公民行為，幫助公民作出選擇。
關於古典式國家，作者指有人以為英國民眾近年對政治失去信心與興趣，也不再熱衷參與政治，但調查則顯示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信心歷來都頗低，對政治的興趣則向來是中等水平，雖然投票率確實下跌，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卻有增加，例如遊行、聯署、向媒體投稿、消費者行動等。
近年英國民眾對政府的態度與行動改變則有︰政黨黨員數目與政黨認同減少、政治問題的相對重視程度下跌、低收入與社會地位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認為政府角色不再是經濟計劃者，而是經濟成長條件的提供者，如教育。英國民眾投票率在不同社會特徵群體中日趨分化，老年人投票率較年輕人高，教育水平較高投票率較高。政黨黨員數目下跌、離黨與轉黨情況增加、政黨數目上升，但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也普遍上升。
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民眾不願意花太多時間討論政治，政治參與也偏向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但許多重要議題需要公民主動支持與參與才能解決。作者檢視各種投票以外的民主方式，當中瑞士的公民投票模式甚為費時，也不能應對參與人士偏向特定社會特徵的問題，既得利益者組成遊說團體也令公投結果偏向維持現狀。
否決式公投(abrogative referenda)與發起式聯署(trigger powers)符合當代民眾自認為對政治的旁觀者角色，也令政黨有新的角色接觸與說服不同群眾，但同樣未能解決偏向特定社會特徵人士參與的問題。
審議民主的各種方式，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與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理論上可解決代表性問題，並以尊重事實為基礎作出決定，公眾注意也不足，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其結論。在實務上，公民陪審團參與人數少，代表性不足，也容易受個別意見傾向較強的參與者影響。審議式民調與參與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審議論壇則較可能得出經討論後的集體決定。
當審議民主的結果與民眾意見分歧時，政治人物難以決定應該支持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的審議結果，還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對於各種民主機制可能會造成「合法性的競爭」，作者則認為不同民主機制可以是增進整體合法性的新工具，鼓勵民眾間的溝通與對政策的理解。
總結古典式國家的討論，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至16歲或以下、向個人發放公費資助的「參與券」(participatory vouchers)，讓他們選擇支持指定名單內的任何政黨、推動比例代表制反映不同意見轉變、由國會或政府舉辦審議論壇、擴張公民發起聯署的影響力，例如可令國會討論某項議題。
關於實踐式國家，許多公共服務並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促進個人的福祉，例如教育與醫療。作者從英國公共部門改革的經驗中，總結出以下教訓︰錢應用在邊際效應更好的地方，服務指標應以改善程度來評估；讓公民從各種服務中選擇；建立公共服務網絡，培育公共服務的市場；服務對象的主觀滿意度應納入服務考量；在不同政府層面建立目標與優先次序；讓服務對象可以一次過完成申報程序，例如一站式服務或不同部門資料共享。
關於家長式國家，人們總會認為他人的不幸是其個人特質有問題，但自己面對不幸時則希望有其他人提供協助。家長式國家指導民眾行為有兩項支持論點︰政府需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的人，如精神病患者等作出妥善決定；政府介入會令情況更容易得以改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買保險，但失業保險由政府提供會更易處理。
此外，我們也會作出錯誤決定，並對事物存在有系統地偏誤。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我們會用「捷思」來下決定，造成對回憶過去、當下決定、估計未來的錯誤評估。政府需要管規私人推銷行為以免民眾的偏差受到利用，近年也有意見提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偏差指導民眾作更好的決定，作者則指這種做法需要事先向民眾解釋清楚，並在得到民眾許可後才能執行。
作者提到Richard Thaler與Cass Sunstein的自由意志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認為，政策可以通過設計令民眾受惠，但民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參與。方法包括設定預設選項、調整選擇結構、明確展示大多數人的做法、通過具說服力的人推動人們行動等。
至於如何令民眾有能力防備他人利用各種行為學偏差誘導令自己蒙受損失，作者則提議提供資訊與誘因、設立冷靜期、向青少年教育各種心理盲點、「行為契約」等各種承諾方式(commitment devices)避免受到引誘等。
作者在總結列出十項首相未來應該注意的事，包括1. 注重關懷經濟；2. 推動公民與消費者資訊流通；3. 建立環境政策；4. 以有實證基礎的政策應付毒品、犯罪與青少年問題；5. 改革規劃政策，令規劃收益更平均分配；6. 接受行為經濟學；7. 致力減少不平等；8. 權力下放至個體公民與各種民主創新；9. 刺激公共服務創新與多樣；10. 推動由下而上的政府改革。
附錄中，作者總結服務於PMSU的經驗指，成功的政府首長所屬策略組織，需要理解政府的價值觀與公眾關注所在，並以數據與分析為基礎的技術評估支持。
從網絡資料得悉，現在PMSU已因英國政府政黨輪替解散。
各國研究比較均指出上班交通時間越長，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當資訊有限時，讓我們合作與彼此相處的社會慣例與習俗就十分重要，它們是現代生活的基礎，也是本書主題所在。
民眾是否快樂是社會福祉的重要一員，各國調查反映較快樂的人壽命較長、人際關係較成功、收入較高、生產力也較高，只是過份快樂似乎有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這源來盲目樂觀。幸福感可以指人們覺得自己是否快樂，也可以指人們是否滿足自己的生活。
作者引述研究指出左右幸福感的四項因素︰個性與個人特質、金錢、如何運用工作、娛樂與人際關係的時間及外在環境。個性與個人特質包括先天傾向、健康、教育、宗教信仰、年齡，調查指人們在二十多歲早期與退休後較中年快樂，部份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情緒負擔較大。
收入水平與幸福感非常相關，各國比較顯示，在較貧窮時經濟增長可以較大幅提高幸福感，但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提高的幸福感程度則較小，這現象稱為Easterlin paradox。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隨經濟增長會建立各種制度令社會互信增加，從而大幅提高幸福感，而在高收入國家這些制度已穩固，經濟增長可提升的快樂感就較少。
在時間運用方面，失業會令幸福感大幅降低。投入在自己能力水平內又具挑戰性的活動中會提升幸福感。平均而言，婚姻可提升幸福感數年，之後就會回復婚前水平，當然這視乎婚姻關係的質素與穩定。有研究指長久維繫的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正面與負面意見比例最少為三比一，少於此數則關係難以維持。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可以信任或投入宗教活動，也與幸福感較高相關。
外在環境包括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是否快樂，快樂是可以傳染的。此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然與人為災難、制度及其他人是否可信，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作者從事政策研究，注意到政府應否注重民眾主觀幸福感的正反意見。支持者的論點包括人們支持政府這樣做，因此是民主政策；政策的優先次序可以因而改變，例如不再只重視GDP；部份主觀幸福感相關政策有外溢效果(spillover)，但個人行動不足以達成，例如教育與交通；我們對怎樣令自己幸福有系統地偏誤，令我們作出不是最好的選擇；注重主觀幸福感，可令政策利害權衡的角度更為廣泛。
反對的意見則包括質疑政策應提高何種幸福感，例如是認知上還是感情上；整體幸福感增加可能會帶來不平均分佈；政府是否能夠影響快樂程度與生活滿意度也成疑問，例如在英美兩國兩者多年來都是平穩上升，不見得受政策改變影響。
作者認為主觀幸福感至少可在政策上帶來以下影響︰精神病患處於「主觀幸福感貧窮」，政策上需要得到更多注意；假若有效，應向兒童教導應付情緒的技巧；個人表現評核為本的薪金調整會降低主觀幸福感，在職場上應避免；規管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讓較貧窮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可以令主觀幸福感增加較多；政府應讓民眾更清楚自己的選擇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提供僱員滿足感企業排名讓僱員選擇工作時參考；如果政治上可行，稅制應改為向「壞事」徵稅。
其餘政策建議包括定期量度主觀幸福感；以服務對象主觀感受為公共服務表現評價範圍之一；建立社會資本。至於經濟政策，作者提議支持服務業、鼓勵消費者接受新事物、改善持續教育、消費者資訊與公共服務資訊更流通、推動「關懷經濟」(economy of regard)、積極建立環保政策等。
歐美各國調查指雖然近年整體犯罪率下降，民眾對犯罪的關注反而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民眾雖然認為自己社區治安良好，全國卻不是如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總是認為印象較深刻、較易回憶的事，例如犯罪，發生的頻率也較高；人類天性總是偏向記住與散佈壞消息等。此外，社會互信與對犯罪的恐懼程度成反比，社會互信高的國家對犯罪的恐懼也較低。
關於減少實際犯罪率的方法，作者提到避免令青少年入獄、以防盜手法令犯罪更困難、按藥物流通情況以立法或嚴打方式降低毒品傷害、以青少年活動吸引青少年注意、支援年輕單親母親、家長指導計劃、不一定要重判，但明確而即時的懲罰、獄中更生計劃、加強鄰里聯繫、改變朋輩團體的規範等。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另一關注是移民，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入境移民帶來正面影響，整體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不會減少。然而移民也會帶來社會影響，數據指移民平均犯罪率比一般民眾還要低，但有組織犯罪有一定程度種族分工。移民湧入也短暫會打破當地人日常習慣與規範，並出現種族與可見的少數群體，導致團體偏見、多元社會團體間與團體內互相信任減少、各國價值觀沒有趨同。但作者也指不同團體的個人平等交往，尤其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時，團體間合作與友誼就有機會出現。值得留意的是，同一國家內不同團體的價值觀正在趨同，反映國內存在整合的強大力量。
各國比較的結果也顯示，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並不是由於對入境移民敵意較高引起。然而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敵意確實有上升趨勢，而且社會的態度呈兩極化。由於貧困的人缺乏緩衝保障自己，面對任何干擾或威脅感受都會較強烈，憂慮入境移民帶來的影響，這造成英國國內自由派菁英與貧困者反應截然不同的情況。作者提出幾項有關移民的政策︰邊境管制與身份證制度、在來源國家附近設立入境與難民申請中心、設立入境難民債券令難民在庇護國工作的部份收入只能在離國後回收。
恐怖主義近年也成為歐美各國民眾關注焦點之一。恐怖主義在數字上的威脅不大，死亡率遠比中毒、謀殺、車禍等情況低，對民主政體整體的威脅也甚小，但主觀上恐怖攻擊致命、刻意設計、隨機、戲劇性的特質會深刻媒體與民眾注意。就英國而言，恐怖攻擊者較多是來自某一兩個小社區的第二或三代巴基斯坦裔人，陷入身份危機、缺乏與外界接觸、無法感到自己是社群一員。處於貧困與社會弱勢則與恐怖活動無關。
作者提出的防止恐怖主義政策包括︰鼓勵國內少數族裔團體參與外交政策討論、讓極端份子在公開辯論中發言，由其同伴挑戰與評判這些見解；支持社區成員間建立聯繫；讓「問題」社區成員有更多機會幫助他人，例如義工活動；宣傳國內的海外援助計劃。
在宗教方面，近年西歐國家民眾參與正式宗教場合的次數下降，對宗教方面較吸引的事物(如天堂)比負面元素(如地獄)較有興趣。更信奉十戒的國家對道德比較不寬容。整體而言，西歐國家民眾對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同性戀)較以往寬容，但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通姦)則更為嚴厲。
作者在本書頗為重視社會上的「關懷經濟」，指人們互相幫助、表達情感、照顧與支持他人的行動，重要的是雙方關係，例如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英國的時間預算調查指出，平均而言人們用在關懷經濟的時間比受薪工作多，按保守市價計算的話，關懷經濟的價值估計比「正式」經濟更多。關懷經濟也是正式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例如互贈禮物與向熟悉的人打聽消費資訊。
從大學宿舍設計的研究發現，假如宿舍設計令住客有機會被逼面對不熟悉的人，例如劃一浴室空間，住客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交流。住宅設計有半私人的空間與熟悉的人交流，能夠選擇何時與何人接觸的話，住客對住宅會更為滿意。
現代生活中與陌生人接觸無可避免，而金錢則擠壓了關懷經濟的空間。金錢獎勵稀有的技能，不甚重視人性的技能，例如家務；金錢鼓勵投資要有最大的金錢回報，人們互相競爭，貧窮地區缺乏金錢也窒礙互惠幫助的媒介；金錢有時也會扭曲動機，例如本來是責任的事情，以罰款來維持就變成了好像有價的貨品。
為了令民眾彼此相處得更好，作者提及到可運用一種只能用於關懷經濟的另類貨幣，讓人們為自己的社區服務時可得到其他社區同伴服務為回報。這種另類貨幣規模不能過大，用途有特定限制，以免性質越來越像金錢。另類貨幣相比義工優勢在於強調彼此互惠，減少義工付出後感覺不到他人認同的不快感。歐洲各國研究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付出，比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報更多。作者認為另類貨幣則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互惠，例如用於醫療與社會照顧當中。
在國民身份上， 以往OECD國家基於血統的國民身份認同，近年已轉變為「努力而來的公民身份」(earned citizenship)。然而，全球化增加預期會帶來的各國價值觀趨同卻沒有出現，反而是各國價值觀更為不同，而國內價值觀卻更為整合，這可能反映出國民身份現在多少是「自願」而來的事實。
戰爭方面，當代戰爭大多數是內戰，尤其是在之前爆發過內戰、有種族與宗教分歧、有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未來出現內戰的機會也較高。
總結當代價值觀的政策情況，作者指政府可以更強調責任與權利的關係、推動公民互惠與關懷經濟、建立公民儀式、增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資源、鼓勵民眾與不同文化交流、推動各種美德等。
談到社會流動，作者指績效制(meritocracy)有各種實際與道德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何謂績效。例如天生才智水平較高，並因此有較高生產力，是否就應份得到較高薪酬。社會獎勵人們有較高生產力，還是付出的努力較多？如果家庭出身令一個人處於優勢，又是否理應獲得更多資源？作者指，這反映績效制不一定會比封建階段更為平等。
作者引述英國研究指，絕對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物質水平，所有收入組別近年都較以往高，但相對流動性，即最貧困組別出身的人流向收入較高組別的程度，近年則較以往低。作者指這可能與高等教育擴張有關，因為較富有組別較有可能獲取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變相令貧困組別向上流機會減少。
購買自住房屋也與上一代的財富水平越來越相關，上一代擁有財產或物業，可以用來支付下一代首次置業的首期，與沒有上一代支持的人相比更有機會自置物業。英國2008年的調查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年青人有能力自行自置物業，另外三分一由上一代支持置業，剩下三分一則無力置業。此外，社交與情緒管理等「軟」技能，以及人脈與知識等社會與文化資本，也可以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造成不同出身人士的外在差異。
在應對不平等與公平的問題上，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用各種誘因鼓勵民眾工作、增加房屋供應、向滿十八歲的公民提供一筆資助讓他們就學或創業、鼓勵設立家族基金而不是將遺產交給兒女、減少學校每班人數至15人，並以增值指標評估學校、學校收生應具社會代表性，反映人口特徵、量度與推廣「軟」技能、在不同社群間建立社會資本，如推動鄰里計劃、另類貨幣、青少年義工計劃等、成年公民應有一定時間用於社區服務、支援家庭服務，如證據為本的諮商、家長教育、護士與家庭合作計劃等。
政府有三個面向︰古典式國家(classic state)指的是政府令人民免於暴政威脅；實踐式國家(practical state)提供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協調集體行動；家長式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指導公民行為，幫助公民作出選擇。
關於古典式國家，作者指有人以為英國民眾近年對政治失去信心與興趣，也不再熱衷參與政治，但調查則顯示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信心歷來都頗低，對政治的興趣則向來是中等水平，雖然投票率確實下跌，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卻有增加，例如遊行、聯署、向媒體投稿、消費者行動等。
近年英國民眾對政府的態度與行動改變則有︰政黨黨員數目與政黨認同減少、政治問題的相對重視程度下跌、低收入與社會地位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認為政府角色不再是經濟計劃者，而是經濟成長條件的提供者，如教育。英國民眾投票率在不同社會特徵群體中日趨分化，老年人投票率較年輕人高，教育水平較高投票率較高。政黨黨員數目下跌、離黨與轉黨情況增加、政黨數目上升，但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也普遍上升。
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民眾不願意花太多時間討論政治，政治參與也偏向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但許多重要議題需要公民主動支持與參與才能解決。作者檢視各種投票以外的民主方式，當中瑞士的公民投票模式甚為費時，也不能應對參與人士偏向特定社會特徵的問題，既得利益者組成遊說團體也令公投結果偏向維持現狀。
否決式公投(abrogative referenda)與發起式聯署(trigger powers)符合當代民眾自認為對政治的旁觀者角色，也令政黨有新的角色接觸與說服不同群眾，但同樣未能解決偏向特定社會特徵人士參與的問題。
審議民主的各種方式，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與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理論上可解決代表性問題，並以尊重事實為基礎作出決定，公眾注意也不足，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其結論。在實務上，公民陪審團參與人數少，代表性不足，也容易受個別意見傾向較強的參與者影響。審議式民調與參與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審議論壇則較可能得出經討論後的集體決定。
當審議民主的結果與民眾意見分歧時，政治人物難以決定應該支持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的審議結果，還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對於各種民主機制可能會造成「合法性的競爭」，作者則認為不同民主機制可以是增進整體合法性的新工具，鼓勵民眾間的溝通與對政策的理解。
總結古典式國家的討論，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至16歲或以下、向個人發放公費資助的「參與券」(participatory vouchers)，讓他們選擇支持指定名單內的任何政黨、推動比例代表制反映不同意見轉變、由國會或政府舉辦審議論壇、擴張公民發起聯署的影響力，例如可令國會討論某項議題。
關於實踐式國家，許多公共服務並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促進個人的福祉，例如教育與醫療。作者從英國公共部門改革的經驗中，總結出以下教訓︰錢應用在邊際效應更好的地方，服務指標應以改善程度來評估；讓公民從各種服務中選擇；建立公共服務網絡，培育公共服務的市場；服務對象的主觀滿意度應納入服務考量；在不同政府層面建立目標與優先次序；讓服務對象可以一次過完成申報程序，例如一站式服務或不同部門資料共享。
關於家長式國家，人們總會認為他人的不幸是其個人特質有問題，但自己面對不幸時則希望有其他人提供協助。家長式國家指導民眾行為有兩項支持論點︰政府需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的人，如精神病患者等作出妥善決定；政府介入會令情況更容易得以改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買保險，但失業保險由政府提供會更易處理。
此外，我們也會作出錯誤決定，並對事物存在有系統地偏誤。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我們會用「捷思」來下決定，造成對回憶過去、當下決定、估計未來的錯誤評估。政府需要管規私人推銷行為以免民眾的偏差受到利用，近年也有意見提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偏差指導民眾作更好的決定，作者則指這種做法需要事先向民眾解釋清楚，並在得到民眾許可後才能執行。
作者提到Richard Thaler與Cass Sunstein的自由意志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認為，政策可以通過設計令民眾受惠，但民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參與。方法包括設定預設選項、調整選擇結構、明確展示大多數人的做法、通過具說服力的人推動人們行動等。
至於如何令民眾有能力防備他人利用各種行為學偏差誘導令自己蒙受損失，作者則提議提供資訊與誘因、設立冷靜期、向青少年教育各種心理盲點、「行為契約」等各種承諾方式(commitment devices)避免受到引誘等。
作者在總結列出十項首相未來應該注意的事，包括1. 注重關懷經濟；2. 推動公民與消費者資訊流通；3. 建立環境政策；4. 以有實證基礎的政策應付毒品、犯罪與青少年問題；5. 改革規劃政策，令規劃收益更平均分配；6. 接受行為經濟學；7. 致力減少不平等；8. 權力下放至個體公民與各種民主創新；9. 刺激公共服務創新與多樣；10. 推動由下而上的政府改革。
附錄中，作者總結服務於PMSU的經驗指，成功的政府首長所屬策略組織，需要理解政府的價值觀與公眾關注所在，並以數據與分析為基礎的技術評估支持。
從網絡資料得悉，現在PMSU已因英國政府政黨輪替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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