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社會革命

之前看完Skocpol的《國家與社會革命》，一直懶得寫，現在還是匆匆寫幾句了事。

本書分析的是法國、俄國與中國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是指透過激烈的社會政治衝突，產生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迅速改造，當中階級鬥爭有關鍵作用。作者指本書的取向有三方面與舊有革命理論不同︰一、本書以一種非意志論的結構觀點分析革命；二、本書顧及以往革命理論少有提及的，國際結構與世界歷史發展對革命的影響；三、本書把國家視為相對獨立的行政及強制組織。

三國革命的起因都是國家無法應付外部壓力︰

在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和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舊體制君主政權證明是無力充分地進行根本改革或推動經濟較快地發展，無法應付和經受住強大的外來威脅。革命性政治危機之所以出現，恰恰是因為波旁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滿清王朝應付外來壓力的努力未能成功。君主及其政府與農業經濟及地主階級之間的制度化聯繫，使得帝國不可能成功地應付外部競爭或入侵。結果，舊體制或者是在對更發達國家的總體戰爭的失敗衝擊下瓦解(例如俄國)，或者是由於政治勢力強大的地主階級反對君主動員資源或進行改革的努力而垮台(例如法國和中國)。無論是哪種情況，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即原來作為社會和政治秩序唯一支柱的中央集權的行政和軍事機器土崩瓦解。由於不能得到專制君主的威望和強制權力的支持，現存階級關係就很容易受到來自下面的攻擊(pp. 68-69)。

中法兩國在帝國晚期時，相對興盛的上層地主—商人階級在行政機構中獲得與君主對抗的政治手段，兩國都受到外部更發達國家的壓力，在專制政府試圖採取現代化改革措施時，引起有組織的支配階級反抗，無意中為革命開啟了大門。俄國支配階級則較弱，無力阻止君主的現代化改革措施，但農業及階級結構阻礙俄國工業化，令俄國在一戰時面對德意志帝國時無力對抗，繼而使專制體制崩潰。

與之相對，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則沒有強大地主階級反抗，改革均由官僚完成，與俄國不同，日本的農業生產率在早期工業化後顯著上升，有助為工業化提供資金，而且日本捲入國際關係的程度較低，無需面對像俄國那樣的頻繁他國戰事，故此日本沒有出現如法中俄三國的國家瓦解與社會革命。

接着作者談及三國的農民，法國的農民在革命期間造反廢除封建領主權利，但私有財產卻仍受到尊重，而俄國農民革命則是連私有地產都重新分配。兩國農民共同之處在於一定程度自主的村社，為自發造反提供組織基礎。兩者面對的國家危機不同，俄國當時面對的是隨一戰導致國家控制迅速崩潰，農民也認為「所有土地屬於上帝」，因此農民較有可能推行激烈的土地革命；而法國當時面對的是三級議會召開帶來的政治危機，鄉村秩序未有迅速失控，農民造反也是由村社中有權威的人召集與主持，故而較不可能採取激烈的行動。至於中國農民，由於缺乏村社，農民無法自發組織改變現有制度方式的革命活動，直至共產黨將他們組織起來，令他們擁有反對地主的集體力量，中國農民就開始激烈攻擊殘餘的鄉紳，因此，農民在革命是被菁英動員的群體，農民的行動也與革命意識形態無關。

作者認為，任何革命者要取得成功，首要任務是國家建設，並保衛革命成果，而為了令這項任務成功，革命意識形態也有可能改變︰

在革命危機期間，遵奉意識形態指導的領導團體受到現存結構的極大限制，而且受到革命風雲變幻的嚴重衝擊。因此，他們最終所完成的任務和所鞏固的新體制完全不同於他們最初的(也許是始終堅持的)意識形態目標。對此無須大驚小怪，因為道理很簡單︰革命危機不是歷史的總斷裂，不會突然使得有抱負的革命者所能預想的一切都有可能實現！這裡有幾個原因，首先，革命危機具有特定的形式，會造成一系列特定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而這些取決於在既定的環境和既定的舊體制中危機最初是如何發生的。其次，儘管革命危機能夠導致制度崩潰和階級衝突，從而迅速地改變既定社會的可能性參數，但是許多條件——尤其是社會經濟條件——卻總是從舊體制那裡「延續下來」。這些條件也造成了特定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而革命者在竭力鞏固新體制時只能在這種範圍內運作。既定的世界歷史和國際背景也有同樣的作用，整個革命改造只能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p. 241)。

法國革命及之後一連串事件帶來的新體制，包括軍隊專業化及建立國家軍隊，官僚機構擴大、等級與職責分明，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國家的影響深入每一名民眾。作者概述法國革命的影響︰

儘管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是革命的起因，也沒有因革命而突飛猛進，但是由於革命造成了相對有利的法律和行政架構，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能夠逐漸而穩定地擴展。在1789年以後的一個世紀裡，法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然而，即使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法國依然帶有自己的社會和制度特徵︰經過幾代人的現代經濟發展，大量的法國農民一直作為佃農和小土地所有者固守著土地；法國民族國家一直是經濟生活的一個主要力量，造成和破壞私人投資者的機會，深刻地影響著不同地區和部門的工業發展。因此，不僅是總體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且造成法國不同於其他資本主義工業國之處的社會政治發展方式，都可以追溯到法國革命的主要成果。的確，法國革命應當被理解為一個「大掃帚」，它掃除了領主制和因人而異的特權等「中世紀垃圾」，把農民、私人財富占有者以及國家從舊體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pp. 283-284)。

俄國革命危機起因於沙皇國家迅速崩潰，因此革命者要建立新政府組織極為困難，作者認為在此情況新國家機器的制度模式「必然是下述特點的綜合體︰官僚層級制，注重專家的特權，黨對國家工作人員和民眾，尤其是農民實行高度集中的強制性控制」(p. 324)。作者指出法俄兩國革命結果相似之處︰

法國和俄國革命在政治進程和結果方面顯然具有某些重大相似之處，而且對此不難做出解釋。在這兩次革命中，基本上自發的獨立的農民造反使得反革命無法得逞，也使得自由主義體制無法穩定，還使得革命政治運動無法在農村立足。另外，在這兩次革命中，為了擊敗國內反革命和國外敵人，必須以城市為基礎的革命領導團體建設強大的國家組織。這種緊迫的需求意味著，革命必然導致更集權、更官僚化的體制(p. 325)。

至於兩國革命進程與結果的差異，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革命危機最初發生的方式截然不同，法國革命危機時常備軍仍然完整，而俄國革命危機時軍隊已因大戰損耗甚多，因此俄國革命需要以更多強制與命令手段鞏固。此外，兩國農民對私人財產態度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國家控制工業模式只在俄國革命時存在，也導致兩國革命後政府的形式有異。

中國革命鞏固後的新政府則較為不同，雖然國家官僚同樣擴展，以各種組織控制民眾也與俄國相似，但作者認為中國沒有簡單視農業為剝削剩餘供城市工業化發展，並不注重專家特權，而是走群眾路線，相對地平均主義，這些是中國革命的特殊成果。原因在於，一、中國重工業發展並不發達，人口膨脹導致農業部門擴展能力幾乎飽和，中共就算再粗暴剝削農民得益也不夠多；二、中共可以利用美俄兩國的分歧及自己擁有核子武器來自保，無需依靠精密機械化武器與空中保護裝備龐大現代化陸軍，故此並非必須發展重工業；三、中共以農民為基礎取得政權，與農民有較緊密的政治聯繫，因此能夠較平穩地實現農村集體化，而在動員農民參與國民經濟發展時，也必須讓農民看到實際的好處，作者想法如是。

作者總結對三國革命的分析︰

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原因和後果之所以在大的方面具有相似性，是由於造成這三個革命的社會革命危機——行政/軍事組織瓦解與農民造反匯合——基本相似。革命期間的衝突和革命後果之所以有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因於各次革命的危機的不同特點︰各個舊體制國家是如何瓦解的；原有的農村結構促成了何種農民造反。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歸因於從舊體制到新體制期間、或多或少延續存在的特殊社會經濟結構和國際形勢。

誠然，社會革命實現了重大的改造，但是，它們只是在歷史規定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的範圍內影響這些改造。而且，社會革命的階級和政治衝突是在歷史上具體的體制危機中發生的。因此，應該首先理解舊體制的結構和處境，首先分析社會革命的原因，由此來解釋社會革命的衝突和後果，誠如本書的做法。革命變革就是基於這種基礎，在這種環境中實現的(p. 384)。

最後作者提到書中論點能否適用於其他國家的情況，作者認為不能，因為革命起因在各國不同歷史及國際環境有異，革命發生及因果模式也因世界歷史結構與國家權力基礎變動而受影響。具體而言，法、俄、中舊體制都是獨立帝國，這與殖民地獨立運動情況有異，外國介入依附性小國革命政權的機會較大，現代軍事體制也更遠離經濟支配階級，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仕途與組織，一旦現代軍事體制確立社會革命就越來越不可能。

不過，作者認為本書也有研究其他國家可用之處，那就是「重視國家組織及其與國際環境和國內階級及經濟狀況的關係」，「由於政權類型不同，世界歷史階段不同，各國情況不同，革命形式千差萬別。但是，側重檢視國家與國家、國家與經濟以及國家與階級的關係，肯定會有助於解釋歷次社會革命」(p. 409)。

最純潔的種族

看完了《最純潔的種族》，介紹北韓對國內民眾宣傳的種族主義觀。作者指︰

北韓的意識形態共並不複雜，它可以用簡單一句話來表達︰朝鮮民族的血統太純粹，因此過於善良，若無偉大如父母般的領袖，恐怕無法在這個邪惡的世界裡生存(p. 32)。

這種意識形態是由日本殖民時期發展而來︰

北韓作家的作品勢必深受自己畢生宣傳的意識形態影響。韓國在日本人引領下成為世界最純潔的種族，之後，到了一九四五年，韓國人卻將日本人踢出這個種族之外。韓國人的傳說始祖檀君——一九二零年代，韓國民族主義者極力宣傳卻未能成功——突然在一夜之間成為歷史事實。日本的象徵被調換成韓國的象徵。白頭山原本只是朝鮮半島最高峰，現在卻像富士山一樣具有神聖地位，成為檀君出生的地方。日本人創造的韓國歷史——從全面否定中國的影響，到不實中傷美佬傳教士的兇殘——被原封不動地傳承下來。當然這不是說北韓的意識形態只是將人們原本已經相信的事情成文化。一般而言，一九四五年不識字的韓國民眾並不會比一九一零年更具有民族主義傾向。過去曾受過日本教育的少數民眾，他們在每個村落放置收音機，教導民眾讀寫，送孩子上學——是這些人說服韓國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純潔的種族(p. 55)。

北韓對外宣稱的官方意識形態「主體思想」，作者認為那並未受北韓當局認真看待︰

雖然主體思想被北韓政權奉為指導準則，但當局從未以實際行動支持此一普世而充滿人文精神的陳腐說詞︰「人是一切事物的主宰」，「人具有與生俱來的創造力與獨立地位」等等。我的意思不是說，如果意識形態未付諸實踐，那麼實際上它就等同於騙局。(就這個標準來看，沒有任何意識形態能免於批評。) 但主體思想根本未受到嚴肅看待，而這不令人意外；主體思想的核心觀念主張群眾應主宰自己的命運，這種說法悖逆了另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觀念，那就是韓國人是獨特而脆弱的孩童種族，必須受到領袖的保護與照顧。韓國人必須感謝領袖，即使他們明明是靠自己的勞力過活(pp. 69-70)。

北韓政府宣傳的韓國人︰

北韓人不認為自己在體格上優越於其他種族，如宣傳機構就坦承，美國人長得比他們高大。北韓人也不相信自己在智力上比美國人優越，不過金正日形容韓國人是「講理的」與「審慎的」，而宣傳機構則讚揚韓國人在面對逆境時展現出權力意志。在邪惡的世界裡表現美德，而非欺詐或強勢，意謂著會像孩子一樣容易受到傷害。事實上，歷史書籍傳達出一種世界舞臺上永遠的孩童種族形象，只想和平生活，卻不斷受到外人的苛待與污染(pp. 103-104)。

無論是軍人、工人還是農人，在官方敘事中，他們與其他人的差異只有程度之分︰他們比其他人更像韓國人——更具有美德也更純粹。儘管武裝力量——軍隊裡男性居多——越來越成為關注的焦點，但在宣傳故事裡，仍然比較常見到年輕女性的身影。之所以如此，不是因為男女平等，更不是因為女性地位優於男性，而是因為女性是貞潔與純粹的自然象徵，因此更能代表韓國的民族性(p. 110)。

神話文本不鼓勵成人的本能。蘇聯或中國主角的獨身反映主角完全主宰了自己，北韓主角的獨身則是孩童種族愉快地遵守規定。朝鮮半島女性的貞潔特別受到看重，歷史敘事呈現的女性總是一次又一次躲避好色外國人的侵襲。就連生肓場景也是一項禁忌(p. 113)。

「父母般的領袖」金日成的形象︰

中國與蘇聯的崇拜源自於他們的領袖對辯證唯物論有最精深的認識，但北韓的崇拜卻源自於金日成最能體現韓國人的美德︰他是前所未有最天真、最天然、最有感情也最純粹的韓國人——最像韓國人的韓國人(p. 124)。

金日成指導的內容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為了指導所花的時間與努力。(在許多視察的圖畫中，金日成只是一邊聆聽一邊點頭微笑。) 畢竟，要灌輸意識與紀律給孩童種族，將使這個種族變得不那麼純粹也較不純真，這一點絕對不允許發生。此外，金日成如果表現出教育者或紀律者的樣子，他就無法成為韓國人民族性的完美典型(p. 131)。

北韓的種族理論讓北韓人有額外的理由去追求一名領袖，他既具有母性能縱容自己的孩子撒嬌，又像個父親能保護他們免受邪惡世界的侵擾(p. 137)。

「親愛的領袖」金正日的形象︰

從過去到現在， 金日成一直連繫著陽光與藍天的藝術表現，但他的兒子卻總在惡劣的天候出現，或者是站在海邊，獨自面對著巨濤拍岸。在(按︰一篇北韓小說)中也是一樣，金正日的出現往往擺脫不了泥濘與雨水等字眼——提醒大家，他面對的局勢比他父親面對的要兇險得多(p. 146)。

當北韓政權強調金正日過著艱苦生活時，他們並未將他描繪成苦行者，因為這樣會使他喪失韓國人的天性。他仍然被描繪成肥胖而快樂的形象，只是程度上不及於他的父親(無論是過去或現在)所呈現的樣子。他偶爾也享受抽菸的樂趣。他的自我犧牲主要表現在他的黃褐色簡樸服裝上。著名的灰色連兜帽夾克，據說是他自己設計的，不僅出現在視覺藝術上，也出現在新聞照片中。

金正日不用為國家的困難負責，但國家的成功他卻與有功焉。金正日崇拜與金日成崇拜不同的地方在於，將軍(按︰指金正日)在非軍事領域的領導主要是以範例啟發的方式來呈現(p. 149)。

與他的父親一樣，金正日是祖國活生生的象徵；群眾藉由讚揚他完美的韓國民族性，來肯定自我。頌揚自我犧牲的影片充滿踢著整齊正步的士兵以及舉著火把的龐大群眾行列，這絕非毫無意義。對於一般百姓來說，這樣的影像甚至比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臉孔更具吸引力；透過集體對偉大母親的諂媚，群眾再次獲得...... 「對全能父母的愛」抱持著「如海洋般深廣的情感」(p. 154)。

北韓對外國人的看法︰

北韓經常被認為是「唯我主義者」，但種族的自豪感總是不斷使其意識到其他劣等種族凡存在。對北韓人來說，其他的劣等種族並非如許多外國人所認為的，指的僅只是美國。事實上，除了美國之外，還包括整個外在世界。如果孩童種族是獨特而純淨的，那麼以此推之，凡非屬韓國人的族裔，自然不能與韓國人相提並論(p. 160)。

神話文本無法解釋美國為什麼願意協商，所以只好說美國在面對平壤可怕的力量與團結之後，便「跪求諒解」或「舉白旗投降」。柯林頓總統致函向「金正日閣下」保證將遵照框架協議的規定，官方百科全書將其詮釋成一九九四年「耀眼勝利」的戰利品。敵人的膽怯不只是美國的特徵，也是亞洲以外的外國人共通的特性。(我已經提過北韓嘲弄蘇聯的「投降」。) (p. 174)

自從金正日宣布建立「先軍」政府之後，便有效擺脫了國家經濟崩潰的責任，平壤與華府關係的緩解非但未能減輕反美的情緒，反而進一步升溫。這種狀況只有一個理由能解釋︰北韓政權擔心，一旦群眾不再視美國為敵人，勞動黨統治的正當性將受到動搖，甚至北韓本身能否作為一個國家也會遭到質疑(p. 183)。

北韓對南韓的看法︰

由於北韓幾乎完全站在種族中心與道德的立場來譴責南韓，因此神話文本不僅可以放心地坦承南韓經濟的富裕，「甚至還誇大南韓的繁榮」，這種作法顯然是為往後事實的揭露打預防針。北韓的宣傳機構表示，再多的財富也無法停止南韓同胞對自由與純淨的渴望。

......當然，外表的富裕掩蓋了種族污染的世界。相對於北韓人民「如他們喝的水一樣純淨」，南韓則是各方面都遭到污染(pp. 188-189)。

因資訊封鎖日漸困難，北韓似乎難以繼續向民眾宣傳這種對南韓的看法︰

一名在南韓廣受支持的保守派總統，加上資訊封鎖漏洞太多，無法不讓北韓人知道有這號人物︰宣傳機關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這種史無前例的狀況。在極度絕望下，宣傳機關居然荒謬地再次採取二零零零年之前的說法，主張南韓陷於極度貧窮之中。北韓政權的作法很可能讓自己失去長久以來在民眾心中建立的公信力，但它有什麼選擇呢？即使李明博的支持度再次下跌，絕大多數北韓人遲早都會知道南韓同胞普遍滿意自己的生活，他們根本不把親愛的領袖放在眼裡，而且他們也打算無限期地推遲統一進程。這些資訊的揭露也許無法立刻讓北韓政權崩潰，卻足以讓神話文本瓦解(pp. 196-197)。

目前北韓面臨的主要安全問題不是美國，而是另一個「韓國」的繁榮，而且這個國家的民眾傾向於無限期延長半島的統一時程。這是平壤未能與華府關係正常化的另一個原因︰一旦北韓群眾不可避免地了解，阻礙統一的不是美佬，而是自己的兄弟手足時，北韓所有的神話文本將隨之崩解。因此，站在北韓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友善...... 其實遠比它的敵意更危險(p. 203)。

作者最後總結︰

母性權威人物的流行，對「純潔」種族天性的推崇，對理性與拘束的輕視——這些都可能激勵北韓決策者做出魯莽的決定，正如他們鼓勵北韓民眾順著自己的性子，一出事就用暴力解決一樣。我們必須謹慎看待未來情勢的發展(p. 203)。

反對完美

看完了《反對完美》。書是說基因改造帶來的道德問題，本身篇幅已少，內容又有不少是舉例子，重點不多，隨便寫幾點。

運動與基因改造︰

我們如何區分增進比賽和敗壞比賽的改變呢？沒有單純的原則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答案都取決於一項運動的本質，以及新的科技是突顯還是扭曲最佳選手的天份和技能(p. 80)。

基因改良的道德爭論，永遠，至少有一部分是在爭辯所討論的運動其最終目的或意義，以及和比賽相關的美德；備受爭議和顯而易見的案例皆是如此(p. 81)。

如果大家真的相信，他們最喜歡的運動使用的規則是專制的，而不是設計來引起和頌揚某些值得欽佩的才能和美德，會發現人們很難再去關心比賽的結果。體育將淪為表演，只是從中得到消遣，而不是欣賞的對象......

在基因工程年代，體育不是唯一淪為表演的項目之一，其說明了用來增進表現的基因科技或其他技術，能侵蝕體育和藝術表現中頌揚天份和稟賦的部分(pp. 86-87)。

作者引用親子關係教導人們「對不速之客的寬大」一句，說明基因改良孩子的問題︰

基因改良最深切的道德異議在於其中所表達和促進的安排，更甚於所追求的完美。問題不在父母篡奪設計出來的孩子的自主權(否則好像孩子也能挑選自己的遺傳特質似的)；而是在於父母插手設計孩子的傲慢，在於他們想掌控出生奧秘的慾望。就算這些安排沒有使父母成為孩子的暴君，也將損毀親子之間的關係，並且喪失對不速之客寬大所能培養出的，為人父母的謙遜和放大的人類同情心(p. 92)。

主張生物工程在精神上與野心勃勃設法雕琢和打造孩子的父母所使用的方法類似者說得有道理。不過這個相似之處卻沒有給我們理由去擁抱對孩子的基因操縱；反而，給了我們理由去質疑人們普遍接受低科技、高壓力栽培孩子的作法。我們這個時代常見的強力介入孩子生活各個層面的父母，他們看不到人生的意義是個恩賜，他們是急於掌控和統治而焦慮過度的代表，這和優生學近似到令人不安(p. 109)。

我們的自由跟「我們無法控制的起點」息息相關的想法，還傳達著更廣大的意義︰想要排除偶發性和掌控出生奧秘的慾望，不論其加之於孩子自主權的效果如何，都貶低了插手設計孩子的父母，並破壞了養肓子女的親情，那是由無條件的愛所規範的社會實踐。

這一點把我們帶回天賦的概念。即使不會傷害孩子或是減損他的自主權，優生學父母給子女的養育還是會遭到反對，因為這傳達出，並且侵害了對世界的特定立場——一個征服和控制的立場。其不欣賞人類的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賦特質，也錯失了能夠跟所賦予的能力持續協商的自由(pp. 133-134)。

作者總結基因改造會影響道德觀的三大關鍵——謙卑、責任與團結︰

假如大家習慣於基因上的自我改進，社會謙卑的基礎也會被削弱。對本身的天資和才能不完全是自己作為的體悟，會約束我們步入傲慢的傾向。倘若生物工程使「自製人」的神話成真，會很難將我們的「才能」視為本身受惠的天賦，而當作是我們全權負責的成就......

有時候人們認為，基因改良推翻了努力及奮鬥，並進一步侵蝕了人類的責任。但真正的問題是責任因而激增，而不是受到侵蝕。隨著謙卑讓出位子，責任擴張成令人畏懼的規模。我們認為機會所占的原因較少，選擇所占的原因居多。父母必須為幫孩子選擇對的特質負責，或是為沒有選擇對的特質負責。運動員必須為因取得幫助團隊拿冠軍的才能負責，或是為沒有選擇對的才能負責(pp. 138-139)。

團結和天賦之間有個連結︰強烈意識到天賦是偶發的，領悟沒有人的成功是完全靠一己之力，這可避免精英領導的社會陷入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們比窮人更值得擁有，以及成功是美德的王冠等自以為是的假設。

倘若基因工程讓我們無視基因樂透的結果，使我們以選擇取代機會，人類力量和成就中的天賦特質減少，或許還會因而看不出我們分享著共同的命運。得天獨厚的人很有可能比現在更自以為是白手起家以及自給自足，是完全靠一己之力而成功的。居社會底層的人不被視為處於貧困的不利地位，不再適合某種程度的輔助，而僅僅被視為不健全，因此需要優生學上的修補。而磨練的機會變少，精英領導的社會將變得更殘酷、更不寬容。(pp. 143-144)。
作者最後討論幹細胞研究，他認為囊胚並非人類早期形態，胚胎也不完全等同人類，與其完全禁止幹細胞研究，不如適當限制應用範圍，有助退化性疾病治療。

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

Barrington Moore Jr.的《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本書的主題是︰

我們試圖說明在導致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在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半調子資產階級革命(abortive bourgeois revolution)中，以及在導致共產主義的農民革命中，土地貴族和農民所扮演的角色(p. xiv)。

本書考察資本主義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案例是英國、法國與美國。先是英國，王權與鄉紳互相對立︰

和法國的君主制不同，英國王權始終沒有建立一個自己強有力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結構，並通過它們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農村。在農村中維持秩序的大多是鄉紳，而王室的保護[農民]政策恰好正是直接反對這些人的。因此，推行這些政策就帶來一個主要的結果︰引起那些想維持隨意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即以社會的方式思考如何獲利的權利的那部分人的敵意。王室政策有一種傾向︰就是促使城市與鄉村中具有商業頭腦的人及其他一些集團，在反對王權的鬥爭中聯成一氣(pp. 9-10)。

圈地運動表現出大地主對農民的暴力︰

回顧整個圈地運動發展的歷史，並且考慮到當代的研究成果，下面這一情況似乎仍然是很清楚的︰伴隨著工業的興起，圈地加強了大地主的力量，給了英國農民致命的一擊，把他們從英國政治生活中排除了出去。......產生出這些結果的暴力和強迫行動持續了很長時間，而這些行為又是在法律和秩序的範圍內發生的，並且最終促使民主制度確立在一個牢固的基礎上。然而，所有上述情況都不應使我們無視下列事實︰這些上層階級用來反對下層階級的一種強大的暴力(p. 21)。

英國民主化進程的促進因素︰

我們曾提到從過去動蕩年代裏繼承下來的東西，例如︰一個相對強大並且獨立的國會，建立在自身經濟基礎之上的商業和工業的利益；沒有嚴重的農民問題等等。其他一些因素是屬於十九世紀所特有的，即在工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環境下，進行統治的上層土地所有者在與其對抗鬥爭的同時，為了取得民眾的支持，將許多新的成份吸收到他們的陣營中——或者說，至少是通過一些適當的讓步來避免慘重的失敗。在缺乏強有力的鎮壓機構的情況下，這種讓步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之所以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是由於統治階級的經濟地位被腐蝕的進程是緩慢的，並且他們能夠在困難最小的情況下實現從一種經濟基礎向另一經濟基礎的轉化。最後，由於有影響的領袖人物能夠準確及時地理解並把握問題的實質，就使得那些必要而且可能的政策得以實施。我們沒有必要否認才智煥發的穩健派政治家的歷史重要性，但是也應看到︰這些政治家的活動於其中的歷史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另一些同樣有才智，但卻絕非溫和穩健的人們創造出來的(p. 30)。

接下來是法國，作者認為法國革命並不能說是資產階級革命︰

各種反對杜爾哥[自由市場擁護者]的利益結合更表明了尋求打破封建束縛，建立某種代表個人財產利益和自由競爭制度的力量，在革命前夕的法國社會中遠沒有成為統治的力量——儘管在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這種力量逐漸壯大了。在這個意義上把革命說成是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是錯誤的，因為對於法國來說，資本主義經常披著執建的外衣，這種現象在農村表現得尤為突出。正如官職出售和封建地主的反動活動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對財產權力的要求在佔優勢的體制中表現得很強烈。正如饒烈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滲透到舊制中，激怒了某些舉足輕重的特權者及農民，從而使這些人轉而反對君主。由於這個原因，革命背後那種激進的衝擊——它是由無套褲漢和農民發起的——明顯具有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傾向(p. 66)。

在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城市和農村的激進主義者能夠攜手聯合，這一情況有助於解釋與其英國先驅比較起來，法國革命之猛然的程度何在。這絕不是一場以它自己的方式(有時和城市的資本主義革命力量聯合，有時則與其對立)所進行的單一農民革命。而至少是兩種的農民革命，即農業貴族的革命和更大範圍的多數農民的革命，而這兩種意義上的革命都有自己的進程，並且都一次又一次地與城市中的革命潮流融合或對立(p. 69)。

大革命是以剷除土地貴族政治勢力的方式令法國走向議會民主︰

從本書的問題意識來看，土地貴族政治勢力的崩潰在法國現代化過程中構成了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從根本上看來，貴族勢力的崩潰大致可溯因到法國貴族在日趨商業化的社會中所面對的農業困難。王權專制主義能夠制服和控制在建立獨立經濟基礎時處境艱難的貴族。正如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已認識到的，革命完成了波旁王朝的使命，其結果是右翼獨裁統治所必需的社會基礎之一被消滅了。這種獨裁統治在先進工業浪潮的衝擊下會使法西斯主義達於頂點。就這一非常廣泛的觀點來看，不能不說法國大革命的出現使法國袪除了前工業的特性，成為農業商品化的不完全的代理人，或成為歷史的另一條路。只要在資產階級革命背後的推動力過於微弱或尚未成熟，其結果必然像其他主要國家那樣，不是出現法西斯主義，就是出現共產主義。而摧毀這一結果之主要原因的一項，即不使殘存的土地貴族進入現代社會，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就是這麼做，為法國議會制民主的發展作出了主要的貢獻(pp. 97-98)。

之後是美國的南北戰爭︰

棉花把南方與英國比與美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一事實很有意義。但還有其他兩種情況更為重要。其一是我們曾經提到過的，在北方不存在任何能對工業資本家的財產構成威脅的強有力的激進派工人階級。其二是美國當時沒有強大的外敵。在這方面，美國與德國和日本當時所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德、日兩國沒過多久便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政治現代化所帶來的危機，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日本在一八六八年。由於上述諸因素的共同影響，南方農業菁英與北方工業菁英所達成的這種典型的保守主義式的妥協並沒有多少力量。當時沒有什麼理由需要把北方工廠的所有者與南方的奴隸所有者團結在「財產神聖」的旗幟下。

簡言之，爆發內戰的根本原因在於不同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產生了兩種在奴隸制問題立場相悖的不同文明(但兩者都是資本主義式的)。北方資本主義與西部農業社會的聯繫使得都市的和占有土地的菁英間的典型的反動聯合，在一時之間顯得沒有什麼必要，而可以避免內戰的任何妥協亦復如是(最終還是靠雙方妥協才結束了內戰)。另外還有兩種因素也使達成妥協變得極為困難。由於西部地區將來到底怎樣並不確定，使得南北雙方之權力分配也不能確定，這也加劇雙方的猜疑與爭論。第二點我們剛剛提到過，當時美國社會的主要內驗力儘管在不斷增強，但仍然很弱小(p. 138)。

作者在下一部份轉為考察亞洲三國︰中國、日本及印度。談及中國政權與財富的聯繫︰

在理論上，官僚階層對一切人開放、哪怕是地位卑賤的農民。只要智慧超群又雄心勃勃，都能做官。但由於缺少普遍的大眾教育體制，學生進行長期艱苦的學習就必須要以家族的富裕為後盾。有時，有錢人家的孩子對讀書應考沒希望，他們就會幫助出身貧苦寒門的聰明孩子。因此，政權和財富通過血緣家族聯繫起來，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面貌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由於這些原因，把上層的「士大夫」(scholar-official)和地主都稱作「紳士」是有正當理由的(p. 168)。

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

科舉制度有使官僚過剩的趨勢，尤其是在末期。在官僚體制的底層，存在大批的候補官員(生員)，他們應劃為掌權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間的過渡集團。這批人是否應被當作一般的貴族看待？這一問題在專業研究者中頗有歧見。他們處於特權階梯最底層的窘境，使人聯想起十九世紀日本的低級武士，二者都對反抗佔優勢之體系有貢獻。但正當日本武士集團中強有力的少數派積極地推進現代化進程時，在中國，這種能量卻在舊體制內作為毫無成效的反叛與暴動釋放出來。毫無疑問，科舉考試是這種區別產生的部分原因(p. 173)。

中國農業則無法商品化︰

中國的地主—佃戶的關係只是一種政治的工具，它旨在榨取農民的經濟剩餘，並使之轉化為令人心曠神怡的文明形態。......因為缺少大的都市市場，沒有理由去改變這種關係，甚至不可能這樣做。而帝國中有抱負和能力的人所想的只是如何步步高升，以便增加家族的地產。

......在技術簡陋和勞動力豐富的情況下，中國的土地所有者無需在他們的田裡合理地安排產品的生產來提供城市市場。如果地主的田地靠近城市，那麼事情就更加簡單。他只要把土地出租給農民佃戶，為增加收入，在租地時讓農民們互相競價來抬高租價，這樣他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坐享其成了(p. 178)。

由於中國上層土地階級沒有發展成與帝國制度的反對派，清朝迅速崩潰後，無政府狀態維持了相當久，直至國民黨名義上統一全國。關於蔣介石的國民黨，作者認為有某些特徵可與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對照︰

當我們簡單地回顧蔣介石所系統陳述的國民黨的主義時，有三個特點是十分突出的。首先一點，是他幾乎完全沒有解決中國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綱領，事實上，他對這種現實困境甚至在形式上也沒有提一下。至於所謂的「訓政」和民主制的準備主要是一種修辭手法，而實際政策則是儘量不去涉及現存的社會關係。這種政策並不排除任何向人民敲詐勒索與強迫人民捐出。......第二項特徵是以荒唐可笑的努力想復活傳統理想，這是為了掩蓋其具體政治社會目標的貧乏。而這種傳統理想的社會基礎早就被淘空了。......對往日愛國主義理想的歪曲，同樣是西方法西斯的可恥標記；第三點也是最後一個特點，即國民黨嘗試透過軍事力量來解決困難，這仍是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徵(p. 195)。

作者討論中國農民時，認為政府與上層階級並沒有為農民做事，而農民之間也是一盤散沙，欠缺凝聚力。農村改變的主要原因則是日本侵略︰

國民黨和地主對於日本侵略領土的反應是逃離鄉村遷進城鎮，把農民拋下任憑命運擺布。其次，日本軍隊週期性的掃蕩和滅絕人性的進攻也使農民團結成一個堅強的整體。因此日本人為共產黨做了兩項革命的基本工作，即掃蕩舊的上層分子以及鍛鍊出壓迫者的聯帶性。反面證據有力地支持這種表面上似乎荒謬的論點。只要日本人和他們的傀儡政權在哪裡給農民一點安全，哪裡的游擊隊組織就難以取得進展。事實上，共產黨無法在日本軍隊尚未直接入侵的地區建立游擊區(p. 214)。

共產黨統治下的農民︰

這裡應特別提到共產黨統治前的狀況和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對土地的再分配不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而是按人口進行的，並不考慮長幼和性別。因此，共產黨從基礎上把農村體制打破了，使得地產與親屬關係之間的聯繫蕩然無存。由於摧毀了或至少是極大地消滅了親屬關係的經濟基礎，共產黨不僅使階級之間的對抗情緒有力地釋放出來，也使不同年齡組與不同性別之間的對抗展現出來。而只是當他們著手這樣做時，農民反抗地主、佃戶反抗收租人，受害者反抗土豪劣紳的鬥爭才日趨激烈和公開化。最後的結局是年輕人反對老年人。到這時，一切的苦難都浮現出來了(p. 217)。

分析轉到日本，作者舉出明治維新的成功原因︰

有許多因素促成了明治維新的成功。從切身利益來看，新統治者可以廣泛地利用許多機會，就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給大名以極大的物質特權，後來又不惜冒險得罪武士。要是削減武士薪俸的政策不能執行，那他們便不會有財力來做以後的事情。而且，他們也被制止過早地捲入外國的戰爭。從更深層的歷史因果關係來看，德川政權經由它的政策已侵蝕了武士的統治地位，並為經由非暴力革命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開闢了道路。因此，明治政權是以往潮流的延續，它帶有許多過去制度的痕跡。最後，像許多日本歷史學家所強調的，帝國政府機構為保守主義勢力提供了集結場所，同時也提供了合法延續的架構，在這個架構裡可以進行一系列必要的調整(p. 247)。

談及日本為甚麼沒有革命︰

日本封建集團的某些特性，如極其強調身分和軍事上的忠誠而不是自由選擇的契約關係，意味著日本缺少西方各種自由制度背後的原動力。其次，日本政權的官僚主義因素，使得資產階級性格馴服而怯懦，無法向舊秩序挑戰。日本缺乏有力的思想革命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的，這只是同樣的現象的一個部分。導致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和社會革命未能存在。最後一點，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整個過程中，統治階級能夠控制或疏導農民中產生的破壞勢力。不僅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農民革命也沒有發生(p. 250)。

回顧整個過程，我們能夠更清楚而具體地分辨出為什麼沒有發生革命大動蕩的原因。農業生產率的不斷上升是日本能夠承受整個過渡的關鍵。......然而，產量增長的一個後果是，由於在城裡沒有鬧人的飢荒，所以平民與農民激進派的聯盟就無從產生——這和法國大革命高潮時期不同。同樣城市裡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資產階級的反封建的動力，與較溫度的農民的要求結合起來，以推翻舊的秩序。市場的發展實際上使貧苦的農民都有了地產，雖然通常是以佃租身分而擁有的。而且，比起以前，佔有的土地也大得多，這也是社會安定的一個因素(p. 266)。

工商業集團與農業地主則聯合剝削下層︰

以日本工農業的恰當觀點來觀察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很有必要的。使商業從地主中分裂出來的力量遠沒有使它們聯合起火的力量強大。......就本質而言，明治時代地主問題的解決和工業化的計畫使得農業和商業集團的利益結合起來。從國內來講，他們因任何成功人民運動都會損害其特殊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這一共同的威脅而團結了起來。從國外來看，被外國瓜分的威脅、重蹈印度和中國覆轍的恐懼，以及市場和榮譽的誘惑力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當商業變得更加有力量，成為日本積極的對外政策的手段時，這種結合的後果就更加明顯、也更加危險了。

為什麼日本的工商業和農業只對國內鎮壓與國外擴張計畫有一致的意見？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或許他們能夠做出另外的抉擇。我相信這種可能是存在的，雖然這樣做會冒政治自殺的風險。從上層階級的立場來看，提高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水準並創造一個國內市場可能是件危險的工作。這對於剝削性的家長制來說是一種威脅，因為他們在工廠中的權威正是建立在這種家長制基礎之上的，而這種家長制也是攫取利潤的重要手段。對地主來說，這些結果或許更甚。一個幸運地生活在政治民主制下的農民，將會不讓地主用租金來剝削自己，結果將意味著地主整個地位的喪失(pp. 279-280)。

工商業與農村上層結合最後令日本與德國一樣走上法西斯主義︰

德日兩國都是在最後階段進入工業化世界的。這兩個國家的政權都實行了對內壓迫對外擴張的主要政策。在這兩個國家中，為推行這一綱領所依賴的主要社會基礎都是工商業上層分子(儘管他們最初的地位很軟弱)和農村中傳統統治者的聯盟，他們的矛頭直接指向農民和產業工人。最後，兩國都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困苦不堪，從而產生極右的極進主義。在兩國，右翼極端分子都為壓迫性政權(repressive regime)提供了某些口號，但他們在實際上都成為利潤和「效率」等要求的犧牲品(pp. 292-293)。

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對資本主義原則的適應力，使得日本在進入現代化歷史的初期階段上不曾付出革命的代價。但部分也正是因為日本避免了這些早期的恐怖，它才在後來受到法西斯的統治並遭到了戰敗的命運(p. 299)。

之後是印度，作者由檢視蒙朮兒王朝開始︰

蒙朮兒的統治者搜刮下層民眾生產的大部分經濟剩餘並把它們揮霍一空，在一段時期裡，避免貴族對他們權力所構成的威脅。與此同時，如此使用剩餘產品，嚴重限制了經濟發展的可能性，或者更準確地說，如果經濟發展起來，就將會打破這種農業秩序並建立起一個嶄新的社會。值得重視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們經常爭辯說，在英帝國主義入侵之前，印度社會正處於掙脫農業體系之桎梏的前夜，而英國的入侵卻打破並改變了這種潛在的發展方向。如果以事實做為基礎的話，這種論點可以說是毫無根據的。事實恰恰持相反的理論，這就是說︰在十七世紀的印度社會，如果沒有外來的幫助，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議會制度都不可能產生出來(p. 321)。

印度的種姓制令印度農民與中國農民大為不同︰

在中國，地方鄉紳需要帝國官僚體制的支持以便從農民階級中榨取經濟剩餘，從而維持他們在地方上乃至全國的地位。在印度，這種體制在地方中並不需要。在這一點上，種姓規範取代了政府的作用。在柴明達爾[zamindar，為王國徵稅的中間人、地主]存在的地方，他們在地方事務的規畫中贏得了一個為一般人接受的位置。因此，這兩種體制的特點意味著農民的反抗將採取各不相同的方式。在中國，農民的主要衝擊是以同樣性質的「好」政府來取代「壞」政府；在印度，更大的可能是把政府摒除於村莊之外而不去理睬它。......總體來說，政府與其說是受到實際上的抵抗，不如說是被當成多餘的，雖然抵抗有時也會發生(pp. 336-337)。

作者認為印度現代化進程的限制在於，國家未能掌握農業的經濟剩餘︰

限制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影響應該歸結於從農業中榨取的經濟剩餘落到了其他人手中這個原因。在旁遮普省，本[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後期，農業人口中每人每年的平均債務利息相當於104盧比，相比之下，土地收益只有4盧比。並不是所有的債都是欠放債人的，其中一部分是欠富裕農民的錢。在二零年代每四個所得稅繳納者中就有一個屬於放債者集團，但也不能說放債人就沈溺於奢靡享受。問題的實質在於，他們得到了印度農民生產的數目可觀的經濟剩餘，使這筆剩餘不能轉到國家手裡。印度農民深受資本主義原始累積之苦，與此同時，印度社會卻沒有得到絲毫利益(p. 354)。

談到甘地︰

從根本上說，甘地是印度農民和鄉村手工業者的代言人。有大量的證據表明，甘地的訴求得到農民和手工業者極其熱烈的響應。......這些人之中的大多數深受資本主義侵略之害，其苦難之深重達到了自古以來的極點。由此迸發出來的仇恨，在日本以青年軍官運動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形式得到部分發洩，而在甘地領導下的印度，則以不同的民族主義形式表現出來。他們之間的相似至少與他們之間的區別同等重要。兩者都向後看，都把理想化的往昔，當成美好社會的範式。兩者都不能理解現代社會的問題。對甘地來說，這種評判或許太嚴厲了。......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現代技術已在西方應運而生，而不久勢必席捲世界其他地區。或許，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美好的社會將採取哪種形式，如果它能到來的話，那將肯定不是以甘地的手搖紡車為象徵的地方手工業，以及這種手工業所服務的自給自足的印度村社(p. 369)。

印度為甚麼沒有農民革命︰

革命無法對農村無產者產生號召力，同時又不招怨於大批小農和中農，即便是披上和平的外衣。總之，革命運動的關鍵在於要把整個村莊、整個地區從現狀中解放出來，這甚至比克服印度的地方侷限性更加困難。在某些地區，共產黨是以語言和地方性忠誠為基礎，產生了一定的號召力。在另一些地區，他們試圖藉由種姓間的紛爭來開展工作。利用地方性的分裂情緒產生吸引力，或許是一種很好的革命策略。但當需要使地方性的不滿匯入一個更大的政治目標時，這些零星的反應在一片小紛爭的不和諧聲音中彼此抵消，化為烏有。革命是全人類理想的產物，而不是各種次要的地區性理想的混合(p. 375)。

概觀印度為何持續停滯︰

當我們探討農村問題告一段落，而試圖對全部問題作一概觀時，我們自然會問道︰致使印度持續停滯與進度緩慢的終極原因是什麼？近因似乎非常清楚，這就是市場經濟未能深入農村，使農民沒有進入一種新的環境，從而使生產輸出出現迅速提高的局面。農村社會結構只是次要的障礙，而且它會相應於外部環境而發生變化。把注意力集中於地方的反抗上，讓無數人類學家去研究農村，會使我們忽略困難的主要來源在於德里的政府政策制訂者，而這恐怕在一時之間還會有更多。市場動力不足的原因是未能形成一條把農業資源輸入工業領域的通道。進一步講，和其他國家相對比，人們看到印度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沒有形成這樣一個階級，他們對使用農業經濟剩餘去推動工業發展的起步抱有強烈的興趣。民族主義運動把它所得到的廣泛支持，歸功於農民階級，並且透過甘地使這一運動充滿了農民階級的意識形態(p. 394)。

不過作者隨即說，這種分析可能「過了頭」，尼赫魯似乎是有空間推行各種政策，卻無意為之，或許要為印度發展遲緩承擔個人責任。

在第三部份，作者從前面的歷史分析歸納出各種論點。作者指民主發展的主要條件有︰一，建立某種均勢，避免王權過強或土地貴族太過獨立的局面出現；二，轉向形式適宜的農業商品經濟；三，削弱土地貴族；四，防止建立針對工農的地主資產階級聯盟；五，以革命手段粉碎過去(pp. 432-433)。

法西斯主義則是資本主義入侵農業經濟的產品，以反資本主義的假激進(握有權力後卻保護大農場主及大企業，因此是「假」激進)及美化農民為特徵︰

當我們回顧法西斯主義及其先驅時，可以看到︰當農業經濟陷入困境之際，美化農民是一種反動的徵兆，無論在西方文化還是在亞洲文化都是如此。......如果說法西斯觀念完全是上層階級強加給農民的，那是不真實的。法西斯觀念在農民的經驗中引起迴響，並為他們廣泛接受。而一個國家越是工業化和現代化，他們對這類觀念的接受似乎就越普遍(p. 451)。

農民革命的主要原因︰

總而言之，農民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在於農村中缺少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商品經濟革命，以及在給農民加上新的壓迫和鎖鏈時，未能使農民的社會組織也同時延續下來。如果農民共同體像在日本那樣得以保留，就會與統治者保持密切聯繫，這樣，庶幾能夠避免革命的發生。因為農民革命的主要原因，從來就是農民社會與上層階級在制度上的聯繫過於脆弱，以及這種關係具有剝削性特徵。革命的徵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政府失去上層富農的支持，富農們正進入更加資本主義化的耕作方式，並開如確立自己的獨立地位，他們反對貴族們為維持自身地位而強化傳統義務，如十八世紀的法國便是這種情況。而當這些條件尚屬闕如或已被改變時，農民暴利要麼不會爆發，要府會很快地遭到鎮壓(p. 475)。

最後一章作者談及各種革命和反動的意象，包括加圖主義，即把農民生活想像為理想生活形態︰

加圖主義(Catonism)並不單純是上層階級所杜撰關於農民的神話和寫給農民的神話，而且在農民中得到了響應。因為這個理論給後者為市場所侵犯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某種解釋。同樣清楚無疑的是，這種觀念也產生於土地貴族的生活境況，他們置身於同一力量的震懾下。如果人們注意到，走向自由民主，無非是貴族階級對這種達於巔峰威脅的反應方式，那麼，加圖主義的出現也同樣是如此，只不過是換了一把解決問題的鑰匙而已。對大眾民主的批評，正當性的權威的觀念、風俗的重要性、反對財富的力量和技術專長，這一切重要主題出現在加圖主義的鼓噪聲中，在這一形式中上述種種觀念被結合在一起成為最高宗旨，使一切都變了樣。在加圖主義中，這些觀念為加強壓迫性權威之力量這個目的而服務。而在貴族的自由主義理論中，各種觀念匯集在一起，成為反抗反理性權威的理性武器。而加圖主義既不存在多元論的觀點，也從不考慮對等級隸從制加以限制(pp. 494-495)。

談到農民思想︰

站在農民立場上，博愛更是一種否定性的觀念，不過是地方主義的形式。農民不會有什麼抽象的興趣去養活城市，他們的社會組織觀念中十分缺乏利他主義的成份。在他們心目中，「外來客」無非是賦稅債務的根源，而他們這些鄉巴佬，儘管通常作為奴隸和工具也會受到小心謹慎的對待，卻必須在嚴酷的農業環境中勞動。因此，團結合作只是農村內部的課題，而對外來客，主題卻是敵視和不信任。這種對立在不同地區有所不同，帶有具體境況的陰影。因此，農民的地方主義並不是從娘肚子帶來的先天胎記。這不過是他們對土地的依附關係，產生於他們的親身體驗和生活環境(pp. 497-498)。

作者提醒我們，現代革命的發展有兩個特點，一是某階段的激進烏托邦幻想，在下一階段就成為既成制度和哲學的陳腔濫調，二是激進主義的主要基礎在於農民及城市小手工業者，這反映出革命不僅來自意在奪權的階級，也來自進步浪潮下受害的垂死階級。歷史似乎傾向貶抑革命暴力，但作者則認為未經革命的現代化可能要付出更大代價，如法西斯主義侵略戰爭就是一例。當然，這並不表示革命一定會帶來好結果，社會主義革命後的俄國與中國同樣沒有帶來自由。「歸根結底，至今一切形式的工業化，都是一種上層革命，是少數人的冷酷無情的歷史使命。」(p. 504)

作者最後表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已變為替各種壓迫辯解和遮飾的意識形態，「誠實的思想家必須擺脫先入之見，抱著鏟除壓迫的宏旨，力求揭發兩種體制壓迫的成因。」(p. 505)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上周末看了《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書中大部份就是介紹大正年間各種生活變化，由城市規劃、交通、衣著、食物以至遊廓都有介紹，內容比較淺白，當是舊日見聞也不錯。到了最後兩章則是較嚴肅的討論，談及大正年間日本的政治意識發展。試引幾段看看︰

利用國民對一次大戰以後政黨政治的不滿，軍隊創造出以天皇為中心的烏托邦國家願景，同時組織起國民的共鳴，次第營造出獨裁體制。在這種氣氛中，軍部積極地利用國民對天皇、對國家的順從性(p. 202)。

勞工運動確是以自己的雙手建立起來的，如果可以進一步批判資本主義的專制，或者在所謂大正民主運動中，使民主主義的傳統扎根也說不定。但是對三菱、川崎的爭議中，從正面與國家權力、企業戰鬥的勞工來說，國家=天皇是自己的保護者這樣的心理依然存在，這是日本勞工運動最大的弱點。
也就是說，日本的勞工運動，在一次大戰後進入新的階段，但在勞動者的意識層面上，與在國家主義、基督教社會思想影響下的明治時代勞工，仍具有共通性。 日本的勞工運動，之所以成為國家幻想的俘虜，是所謂大正民主運動最大的悲劇(p. 206)。

因為國內並未戰場化，日本國民不只沒有因帝國主義戰爭破壞掉文明，更沒有機會認識「何以理性的人間秩序會被放棄？」這個問題。不論日清、日俄兩戰爭，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部都是海洋彼方的戰爭，在結果上，日本都是戰爭的大勝利者，國內也因此獲得經濟利益——對日本國民來說，戰爭是值得歡迎的事。
日本國民一直到關東大地震，才第一次面對到與戰場體驗同樣的現實經驗。因為關東大地震，東京如同戰場般被摧毀，一舉殺死了約十四萬人。國民經驗了關東大地震，才瞭解到以人類的力量，到底仍無法抑制巨大能量對現代文明造成的破壞。人們以震災體驗為媒介，如同歐洲諸國國民在戰爭中實際體驗到的，首次直接面對時代的不安(p. 211)。

震災後，政府請永天皇詔敕，讓國民瞭解首都東京的復興是至上命令。震災復興逐漸成為國民共識的象徵，人們從震災的打擊中爬起，參加建設「震災復興」的新國家。此後，人們對於國家、對於天皇的順從增加，標榜批判天皇的左翼勢力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包含軍部在內的右翼勢力抬頭(p. 213)。

最後一章則討論到上杉慎吉、北一輝與岸信介的思想聯繫，似乎太專門，不太能搞清楚。

補論是後來修訂版再加的，談及阪神間新型住宅與園藝趣味的興起，又較為輕鬆有趣。

再會吧！公共人

讀完《再會吧！公共人》，原書名是 The Fall of Public Man 。本書寫於1970年代，討論主題是公共生活直至當時的衰落過程，作者指︰

我們只有把社會當成一個大型的心一靈體系時，才會認為社會本身是「有意義的」我們可能知道政治人物的工作是制訂或執行法律，但除非我們意識到政治鬥爭中人格特質的運作，否則我們不會對這樣的工作感興趣。若有政治領袖出馬角逐席位，人們會根據他是什麼樣的人，來說他是否「可靠」或「具有正當性」，而不是根據他的行為或他所倡議的方案來判斷。這樣子對個人感到著迷，而不顧與個人較為無關的社會關係，就像是一塊濾鏡，將我們將社會的理性認識除去色彩；遮掩了先進工業社會中階級的持續重要性；使我們相信社群(community)是一種相互自我揭露的行為，並貶低陌生人的社群關係，尤其是出現在城市之中的社群關係。諷刺的是，這種心理的眼界也妨礙了我們發展基本的人格長處，比如說無法尊重別人的隱私，或無法瞭解到，由於每個自我某種程度上都蘊含了恐怕的一面，因此，不同的自我之間那種文明化關係若要能持續下去，就必須把慾望、貪婪或嫉妒等討厭的小秘密鎖起來(p. 5)。

人們在社會交際時渴望展現自己的性格，並從他人顯示的個性品格衡量社會行動，這表示第一，人們希望展示自己的性格表示其真切，行動好是因為人格好，而不是行動本身好；第二，社會行動變成行動者的自我申辯，並且沒完沒了。

公共空間也不再用於交流，而是用於移動︰

生氣活潑的公共空間不再，還包含了一種甚至更為扭曲的觀念——就是讓空間取決於運動(motion)。......建物四周的空間，用其中一位設計者的話來說，是「垂直整體的交通流量支持連接點。把這句話翻譯一下，意思是說公共空間已經成了移動(movement)的衍生物。

這種把空間當成行動的衍生物的觀念，恰恰對應於私人汽車所帶來的空間與運動之間的關係。......城市的街道取得了一種特別的功能——就是要允許人們移動；如果它過份規範了移動，如紅綠燈、單行道等等，駕駛人就會感到緊張或發怒。

今天，我們體驗到過去的都市文明所未聞的一種移動上的自在，但移動卻也成為了負載最多焦慮的日常行動。焦慮來自於下述事實，即我們將不受限制的個人移動視為一種絕對的權利。私家車便是合乎邏輯的行使這種權利的工具，而對公共空間(尤其是城市街道空間)所造成的影響便在於︰空間變得意義闕如，甚至令人惱怒，除非它臣服於人們的自由移動。現代的移動科技帶來的是征服地理限制的慾望，而不再是留在街道上(pp. 16-17)。

19世紀的資本主義在兩方面影響公共地理(public geography)，首先，資本主義令經濟秩序無法令人理解，人們越來越重視將自己與公共秩序隔離，家庭成為防衛自己的手段；其次，資本主義的商品模式使公共地理令人困惑，但這種困惑可帶來利潤。與資本主義配合的是世俗性(secularity)，確切地說，是19世紀的世俗主義。直接的感受與事實本身就具有意義，任何事都可能重要，客觀事物與主觀感受無法分開，令人們不斷自我懷疑。

19世紀人們有四項心理上的條件，與資本主義及世俗主義一樣影響當代︰

19世紀公共生活的危機所留下來的遺產，一方面就是資本主義與世俗主義這類廣泛的力量，另一方面則是上述這四項心理上的條件︰不由自主地將性格揭露出來；公共意象與私人意象的強加；透過退避來防衛自己；以及沈默。對自我的過度執迷，其實就是透過否定的方式，來對付上個世紀的這些謎團。私密(intimacy)就是藉由否定公共的存在，來試圖解決公共的問題。和任何的否定一樣，這只是讓過去歷史中較具毀滅性的層面更加牢固而已(p. 35)。

在注重私密的社會，人們的表達能力會降低，損害了公共生活︰

在劇場中，對演員所扮演的角色(persona)的信念，與對慣例(conventions)的信念之間有所相關。戲劇、演戲與演出，若要具有表達能力，都需要都慣例抱持信念。慣例本身就是公共生活中最具有表達能力的工具。但當私密的關係決定了何為可信的時候，慣例、巧計(artifices)和規則(rules)似乎只是妨礙了自己對他人的揭露；它們是私密表達的障礙。當公共生活與私密生活之間的不平衡加劇時，人們也就越來越沒有表達能力。人們強調的是心理上的真切，從而在日常生活中變得毫無藝術感，因為他們無法運用演員的基本創造力，即與自我的外在形象逗弄玩耍、在其中投注情感的能力。至此，我們得出了一項假說，即戲劇性(theatricality)與私密性(intimacy)之間有一種特殊的、敵對的關係；戲劇性與強而有力的公共生活之間，則有一種同樣特殊的、友善的關係。

一群陌生的觀/聽眾在劇場或音樂廳中的體驗，與他們在街道上的體驗，要如何相比擬呢？在兩種領域中，表達演都發生在相對陌生的人們的氛圍之中。在一個具有強大公共生活的社會中，舞台與街道之間應該具有某些親近性；群眾在這兩種領域中的表演經驗，應該是可以相互比擬的。當公共生活衰頹時，這些親近性也就消蝕了(pp. 50-51)。

舞台與街道的邏輯關係包括四部份，第一，它們都需要尋求觀眾——即陌生人環境的——認同；第二，街道上承認陌生人露面(appearance)的規則，與支配觀眾對舞台反應的規則在內容上類似；第三，共同觀眾以共同規則解決問題就形成了公共的地形(public geography)，以界定外在於即時環境及個人忠誠(personal loyalties)的世界，並讓人們自在穿梭在歧異的社會環境與陌生人群間；第四，公共地形使人們的社會表達，表現為向他人呈現(presentation)本身就有意義的感受，而不是再現(representation)只對自我來說真實的感受。

之後作者展開歷史考證，探討18世紀公共生活仍然蓬勃的倫敦與巴黎︰

倫敦與巴黎的人口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就是與陌生人共同生活，或是本身成為陌生人的問題。都市中新的高密度環境所引發的社會問題，則是這些陌生人不斷被看見，因此不同的陌生人類型的形象可以被塑造出來。在巴黎，舊的集會地，即多用途的廣場，被那些用來紀念自己的空間所侵蝕；而在倫敦，則是被某種自然博物館所侵蝕。這種人口組成便創造出一種環境，讓陌生人成為「不為人知」的人。

儘管如此，要是社會團體的階序結構並沒有受到都市的影響，那麼陌生人，作為彼此的觀眾，或許還可以在與他人直接接觸的狀況中，省去許多扮演的負擔以及挑起他人信念的必要性。因為，在這樣的階序結構中，場所、責任及禮數的意象，會讓人們與他人接觸時有標準可循；階序結構可能仍是穩固的信念標準。但是，與這些人口變化聯繫在一起的大都市經濟，卻破獲了階序結構的標準，使之不再是陌生人之間關係的清楚判準。由於階序結構變成了與陌生人應對時的一種不確定的標準，才會產生觀眾的問題(p. 75)。

18世紀的都市社會是在此情況下，為建立彼此關係，就利用了舞台事物與街道事物之間的聯繫︰

事後回顧，比較好的說法是，舞台上可信的事物(what was believable)與街道上可信的事物之間被建立了某種聯繫。這為街道的生活賦予了形式。正如演員能夠在不揭露舞台下的性格的狀況下觸動人們的感情，演員所使用的同一套信念規則也讓觀眾用作類似的用途；他們在挑起彼此的情感時，無須試圖對彼此界定自己，因為生活的物質條件已經讓這樣的界定變得困難、令人沮喪，甚至毫無用處。而這種聯繫，後來又為人們賦予了在非關個人(impersonal)的基礎上溝通交往的方法。

正是以這種方式，公共生活的四種結構中的第一種結構(即觀眾問題)才與第二種結構(將劇場與社會聯繫起來的信念規則)產生了邏輯上的關聯。第一種結構，是物質失序(material disorder)的問題；第二種結構，則是以前者為基礎的一種情感秩序(emotional order)；秩序是對失序的回應，但也是對失序的超越。

劇場中的信念與街道上的信念之間的結構聯繫，是根據兩項原則形成的，一與身體有關，另一與聲音有關。身體被視為人體模型(mannequin)；言語則被視為符號(sign)，而非象徵(symbol)。根據第一項規則，人們將衣服設想為和伎倆(contrivance)、裝飾、慣例有關的事情，而身體則是一種人體模型，而非具有表達力的、活生生的軀體。根據第二項原則，人們所聽到的言語本身就帶有意義，而無須指涉外在的環境或說說話者本人。藉由這兩項原則，人們能夠將自己與他人的應對舉止，以及個人的身體特質或社會條件分離開來，從而在創造一種「走入公共場合」(out in public)的地理學方面跨出了第二步(pp. 87-88)。

如果說，這兩種挑起信念的原則都服務於同一目的，那麼兩者可說是透過相反的方法來達成的。視覺上的原則所涉及的，是武斷地根據身份地位與幻想來標誌身體；語言上的原則，則是武斷地否認身份地位的印記。然而，這兩種原則都拒絕了象徵，都拒絕了下述想法，即在慣例背後，還有某種內在的、隱藏的現實，而慣例便是去指涉這個現實，而且它代表了「真正」的意義。因此，視覺原則與語言原則更為清楚地界定了何謂「公共」的表達︰它是反象徵的(p. 119)。

18世紀公與私也是互相制衡的︰

公共表達與私人表達與其說是相互對立，不如說是不同的選擇。在公共場合中，符號的創造會遇上社會秩序的問題；在私人領域中，對超驗原則的執著，則會面對(如果不是解決)撫育的問題。支配公共領域的推動力，是意志(will)與巧計(artifice)；支配私領域的推動力，腥是抑制(restraint)與避免使用巧計。公，是人的創造；私，則是人的境況(condition)。

這種平衡，被我們現在所謂的非個人性(impersonality)組織了起來，於公或於私，「個人性格的偶然因素」都不會是社會的原則。第二種結構便由此而生︰公共慣例的唯一限制，就是那些可以根據自然交感來加以想像的事物。......自然秩序的原則，就是中庸(moderation)之道︰只有當社會的慣例導致過度的煩惱與痛苦時，才會受到遏止(p. 134)。

18世紀的公共生活也著重情感呈現，而不是再現︰

在再現(representation)情感時，當我告訴你某些特殊感受對我而言的意義時，沒有必要刻意表達什麼，「只要逼真一點」。姿態的形塑、場景的修飾，都不會增強表達性；恰恰相反，因為一旦將之修飾以適合於普遍的模式體驗，似乎就變得不那麼「真切」了。同樣地，情感再現的原則，是非社會的(asocial)，因為每個人眼中的同情可謂人言言殊，故不具有共同的同情感以作為社會連帶(social bond)。

相比下，在一個把表達視為情感呈現(presentation)的體系下，公共生活中的人，就具有演員(如果你願意，也可以說是演出者[enactor])的身份，而這種身份將他和其他人一同捲入，而形成一個社會表達。作為情感呈現的表達，是演員的工作——如果我們是在很廣泛的意義上使用這個詞的話；他的身份的基礎，就是讓作為呈現的表達能夠運作(p. 146)。

到了19世紀，公共生活開始混亂，作者考察了這個時代四方面的問題，第一，物質條件對公共領域的影響；第二，個人的個性如何變成一種社會範疇；第三，個性成為社會範疇對人在公共領域的身份有何影響；第四，公共領域中的個性，如何為現代私密性的支配地位奠下基礎。

19世紀都市的物質變化，包括人口大量流進流出，但整體都市人口大幅增長；都市地方化，分成不同轄區，人們多數只限於轄區內活動；經濟不穩，無論成功與失敗的人都無法掌握經濟原則；商品交易模式變化，其象徵是百貨公司興起。

資本主義參與了其中變化，它對公共生活帶來兩種主要影響，其一是神秘化︰

資本主義對公共生活的兩大效應之一，就是使公共現象神秘化，但這種神秘化若要成功，人們就必須願意相信一切事物都帶有人類性格的特質；賣方的利潤並無法告訴我們為何人們願意去相信。要瞭解人們的信念，我們就必須瞭解當時正在成形的一種新的性格/品格(character)觀。

......工業廣告透過一種「迷失」的行為來運作，而這種行為又取決於一種特殊的生產方式，以及對於人類性格普遍存在所抱持的特殊信念(p. 199)。

資本主義對公共生活的另一影響是私人化︰

就社會層面而言，當時的批發生意在新的意義上變成了「私」事︰人們只有在私下，才可以自由地從事那些一個世紀之前的公共交易行為，如裝腔作態、彼此互動。

......「人們若要能充分互動，就需要秘密為之」，這種看法是理解社會中另一精神困擾的關心︰人們希望不去感受，以免不由自主地向他人表現出自己的感情。唯有讓你的各種感情成為秘密，它們才會安全，而你唯有在隱密的時刻與地點，才能自由互動(pp. 200-201)。

19世紀對個性的觀念，與之前對天性的觀念有三個面向不同，首先，個性因人而異，一個人就是他表面上看起來的那個樣子，衝動與外表統一；其次，個性受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ness)控制，控制個性的唯一方或就是不斷說明自己的感受為何，而這是要等體驗完結後才能做到；最後，個性只有在不正常的狀況下才會具有自發性。這三個面向總合起來，社會本身就成了一種個性的集合(collection of personalities)。

個性進入社會為19世紀的公共領域帶來重大變化︰

在19世紀的服裝中，這些個性的條件侵入了公共領域，而由此出現了工業生產及分配兩股力量之間的互動。在當時的核心家庭中，儘管人們渴望使人際關係穩定下來並退出社會，但同樣的這些個性條件仍然擾亂了家庭過程。而即使是人們對19世紀中期的公共文化的反叛，也沒有挑戰到一般人對公共場合中的個人表達那種強迫式的關注，也因此限制了反叛的範圍與自發性，並擴大了日常生活中的外青與舞台上的外表之間的落差。

一旦個性進入了社會，並在公共領域中與工業資本主義交錯在一起，便從中產生了各種與公共文化的新條件有關的精神困擾︰害怕不由自主地洩漏性格；公共意象與的人意象的重疊；以防衛性的姿態避免去感受；以及日益嚴重的被動性。無怪乎某種不祥的預感、某種黑暗狀態會不斷籠罩在這一段時期。隨著人們所能相信的現實已轉化為人們所直接體驗到的事物，對內在性(the immanent)的某種恐懼也就進入了人們的生活(pp. 263-264)。

19世紀的公共人也因此改變︰

觀眾——這種孤立的人物——希望能夠完成那些他自認無法透過積極的人際互動而完成的任務。在他的社會互動中，他的感受變得混亂而不穩定；藉由保持被動，他希望自己能夠被挑起更多感受。......在公共場合中，人們——尤其是男性——至少希望能夠目睹，在他們家中所體驗的那種一絲不苟的禮節之外，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在沈默中看著生活經過，男人便終於獲得了自由。因此，公共領域在新的條件下的存續，為現代生活帶來了一種根本的對立︰自由的個人發展模式，與(體現在家庭之中的)社會互動是彼此對立、相互衝突的。很諷刺地，這種公共生活的存續，竟讓個性與社交性成了相互敵對的力量。

在上個[19]世紀，個性對那些少數依然積極的人的公共身份的影響，導致了顯著的變化。人們藉以判斷政治人物是否可信的標準，是看他們能否像演員在舞台上一樣挑起人們對他們人品的信任。隨著在公共場合中，人們越來越對政治人物的生活內容感興趣，於是政治信念的內容也就益加模糊了(p. 266)。

面對個性的權威，觀眾就變得沈默︰

我們對個性「權威」會有一種直覺的看法，即將之視為一種特徵，它為領袖所有，其他人都想要服從他，而不是必須服從他。但當一個沉默的追隨者，或一個沈默的觀眾，需要在那些能公開表達自我的人物身上看到權威時，權威的幻想就會沿著一條特殊的途徑發展。一個既能表現自我又能控制自我感受的人，一定擁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自我；在他的觀眾眼中，他能控制住自己(p. 267)。

人們在劇院中使用的被動情感規則，也用於劇院外，以試圖瞭解充斥陌生人的環境之中的情感生活。作為被動觀眾的公共人，是一種被釋放、被解放的人。他從家中那注重體面(respectability)的負擔中釋放出來，且尤有甚者，他還從行動本身釋放了出來。公共場合中的被動沈默是一種退縮的手段；既然沈默可以被實行，那麼就此而言，人們便從社會連帶(social bond)本身當中解放了出來。

據此，若要理解作為公共人物的觀眾，我們終究得在劇院外面、在街道上來理解他。因為在這裡，他的沈默有更大的用途；在這裡，他正在學習；自己詮釋情感表達的規則，同時也與他人隔絕的規則；在這裡，他正在學習現代文化的一種基本真理，亦即︰對個人體認(awareness)及個人感受的追求，實際上是對社會關係體驗的抵抗。觀察及「把事情擺在心裡細細思量」(turning things over in your mind)取代了相互交流(discourse)(pp. 289-290)。

19世紀將個性引入社會，為當代私密社會打下基礎。私密社會根據兩項原則組織，其一是自戀︰

自戀......是對自我滿足的追尋，但同時又避免這種滿足真的出現。這種精神狀態並不是導因於某種文化條件；它是任何一個人都可能有的性格。但自戀有可能受文化的發展所激發，而且可能隨不同的時代而有不同的表現，因此，它可能在某些環境中顯得令人厭煩，在某些環境中令中哀憐，而在某些環境中又變成人人所深受的折磨。

......一個文化若要激發自戀，就必須阻止人們去拿取；必須讓他們從自己的自利感中轉移出來，使其暫時無法判斷新的體驗，並促使他們相信當下的體驗就是絕對的體驗。這種判斷力的轉移，就是上個世紀個性進入公共領域之後所展開的過程(pp. 300-301)。

其二則是破壞性的共同體(destructive gemeinschaft)︰

過去一百年來，隨著各種集體個性的社群開始成形，也逐漸出現這種狀況︰共通意象(shared imagery)變成了共通行動的阻礙。正如個性本身變成了一種反社會的概念，集體的個性也變成了社會中一種對群體行動懷有敵意、難以轉化為群體行動的群體身份認同。社群變成了一種集體存在(collective being)的現象，而不是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現象，只有一種例外。群體所投入的唯一一種相互交流就是淨化(purification)——就是抵制、懲戒那是不「像」其他人的人。由於能用以形塑集體個性的象徵素有並不穩定，故群體的淨化也就永無止盡...... 集體個性的邏輯就是清洗(purge)；它的敵人就是一切聯盟、合作或聯合陣線。大體而言，當今天人們試圖與他人擁有充分且開放的情感關係時，他們卻只是傷害彼此。這就是(當個性在社會中浮上檯面時所出現時)「破壞性的共同體」所導致的邏輯結果(pp. 304-305)。

19世紀文化也令政治鬥爭變得個人化︰

某種政治社群感便可以從這類解碼行動中建立起來。你在倡議不同觀點的人之間尋求其行為細節，以確定哪一種觀點最符合你的自我認識。對你來說，這些細節便揭露了衝突的真正性質；它們象徵了衝突的內容究竟為何。既然意識型態是否可信，是透過這些行為細節來衡量，那麼政治鬥爭本身也就越來越個人化了。政治語言變得瑣碎化，而微不足道的時刻或事件也似乎有無限的重要性，因為你正透過這些細節來瞭解是誰在鬥爭，以及你自己屬於哪一邊(p. 324)。

19世紀大城市的文化，強而有力地抵制了任何改變。當面具變成了真臉，當外表變成了個性的反映，與自我保持距離(self-distance)便不再了。當人們就是像表面上看來那樣，他們還有什麼自由呢？他們如何能投入邵些自我批評與改變的行為(這些行為都必須與自我保持距離)呢？信念的負擔過於龐大。......這種文化讓辯證的意識型態失去了辯證，因為它讓人們慣於將自己的修辭立場、在公共場合表述的理念都視為自我在心理上的揭露。左翼逐漸發現他們在捍衛自己的「正直」、「許諾」、「真切性」，而無視於物質條件的變化。他們拋棄了辯證法，換來了一種身屬某個激進社群、某場運動的感覺(p. 347)。

討論來到當代，公共生活走向終結。這反映在兩方面，首先是由於個性走入公共領域，積極在公共場合表現情感那些藝術家與政治人物變得優越，觀眾則退縮為旁觀者，以沈默保護自己；另外就是否認壓抑與溝通障礙的同時，人們失去主動表達的能力，不敢正面面對問題。

前面提到私密社會以自戀及破壞性的共同體組織，而這兩種組織原則令社會失去文明性(civility)，不文明(incivility)使自己成為他人的負擔。作者集中討論這種不明文的其中兩種結構，即卡里斯瑪式領袖及兄弟之情倒錯(perversion of fraternity)。

在當代，個人的內在也受私密社會傷害，他沒有非個人空間讓他遊戲，失去遊戲與演戲的能力，用作者的話來說，他是被剝奪技藝的演員(actor deprived of an art)。

先由卡里斯瑪式領袖說起︰

世俗的卡里斯瑪是理性的；在一個被立即性、內在性、經驗性等信念支配(此外，誰要是相信無法直接體驗的事物，會被視為假想、神秘或「前現代」的信念而遭拒斥)的文化中，它是一種理性的思考政治的方式。你能夠直接感受到某個政治人物的情緒；但你無法直接感受到他的政策所造成的未來後果。若要做到這點，你便必須停止直接地投入現實，你必須設想一個與此時此地有所距離、與當下有所距離、與自我有所距離的現實。......這些行為，都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擱置立即的現實，都涉及某種幻想(play of the mind)、某種政治想像。在日常經驗中，它們都是某種形式的不理性，因為理性本身是根據你所見所感的經驗真實性(empirical truth)來衡量(pp. 375-376)。

信任這種卡里斯瑪式領袖，容易令對既有秩序純粹妒恨(ressentiment)的崛起。妒恨在當代有兩種特色，一是虛構一群在非個人經濟中的權勢集團(Establishment of persons)，由於當代社會實際權力難以分清，人們就虛構這種迷思來解釋發生的事；二是反都市的偏見，因為都市充滿陌生人，陰謀論者因此認為都市是密謀之地、邪惡的根源。

電子媒體也強化政治對個性的關注︰

電子媒體對觀眾反應的徹底壓制，所創造出的邏輯就是對個性的關注。在一個昏暗的房間裡，在沈默之中，你看著真實的人；這不是小說或娛樂，不需要你發揮想像力；但政治的現實卻是枯燥乏味的——各種委員會與官僚的爭論等等。要理解這些爭論，就必須要求觀眾進行主動的詮釋。你所關掉的就是這種真實的生活；你想知道的是「哪一種人」讓事情發生。電視可以給你這種圖像；只要它把焦點擺在政治人物的感受之上，就不會要求你發揮自己的反應能力(pp. 386-387)。

接下來是兄弟之情倒錯，這表現於當代社會對社群的簡單形象︰

現代的群眾形象對現代的社群概念產生了影響。在比較簡單的環境中才會有秩序，因為該環境中的個人之間彼此認識，且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領域空間。你的鄰居知道你是否去參加一場自發的暴動，但在群眾中可沒人認識你。換句話說，社群具有一種監視的功能。但它要如何才會變成這樣一種空間，讓人們能夠開放、自由地相處在一起？正是這種矛盾，創造了人們在現代社群生活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人們在這些角色中，既試圖在情感上對彼此開放，但同時又試圖控制彼此。這種矛盾的後果是，在地社群生活的體驗——表面上是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中發揮友愛兄弟之情——往往是兄弟互相殘殺。

兄弟殘殺有兩種意義。首先，它的直接意義是兄弟之間反目成仇。他們彼此揭露，又以這種自我揭露為基礎而對彼此有所期待，然後他們發現彼此有所缺失。其次，它意謂人們以這種心態來面對世界。我們是一個社群；我們都是真實的；外在世界並不是從「我們是誰」的角度來回應我們；因此其中一定出了錯；它有負於我們；因此我們和它一點關係也沒有。事實上，這些過程與揭露、失望與孤立一樣，都是同一種律動模式(pp. 407-408)。

這種簡單的社群形象，令渴求真實聯繫變成極端情感︰

在一個社會空間呈現原子化的社會中，人們總是擔心彼此之間會被切斷聯繫。這種文化讓人們藉以與他人「聯繫」的素材，是衝動(impulse)及意圖(intention)等不穩定的象徵符號。由於這些象徵符號的性質是如此不確定，因此不可避免地，人們在使用它們的時候，總是必須同時測試其強度。你能夠做到什麼程度，你能夠感受到多少社群感？於是人們必須把真實的感受等同於極端的感受(p. 419)。

自戀令成人在幼年時從遊戲中學到保持自我距離的能力受抑壓︰

今日的文化失去了對公共的信念，並且受私密感受(作為現實意義的衡量標準)的支配，從而使自戀活躍於社會關係之中。當階級、族群以及權力的行使等議題不符合這種標準時，當它們不是鏡像時，就無法引發熱情或關注。這種自戀或的現實，減損了成人的表達能力。成人無法與現實遊戲，因為唯有當現實可以用某種方式反映他們的私密需要時，才具有重要性。童年從遊戲經驗學習的保持自我距離(學習什麼是表達、什麼是社會交往)，這種學習在成人生活中被壓抑了，因為成人文化受到一種相反的心理能量原則所驅使(pp. 442-443)。

社會制度以兩種方式創造自戀或的關心與不安，一是人在制度的行動，以及制度對人的能力與性格判斷混為一談，人的行為似乎就反映了他是甚麼人，人們就難以相信與自我保持距離的行動；二是在判斷人的焦點，放在行動的潛能，而不是已完成的行動，令人沈溺於尚未實現的行動。

自戀在當代社會中有兩種感受特質，一是對終止(closure)的恐懼，為了令自我不受限制，人們懷疑所有具體化的現實，終止出現令經驗似乎脫離自我，彷彿令人感到失落；二是對空虛的恐懼，人們控訴沒有事物足以引起他的感受，這背後其實是更幼稚的悲嘆︰只要他不想，任何事物都無法使他有所感受，其他人或事物永遠都不夠好。

最後作者以「親密的暴虐」(intimate tyranny)總結當代公共生活衰退的原因︰

當所有的事物都被用來指涉某個共同、至高/主權(sovereign)的原則或個人時，該原則或個人便使得社會的生活暴虐化。這種以單一來源的至高/主權權威來支配各種習慣與行動，不見得是以赤裸裸的暴力為之；它也可以是透過誘惑(seduction)而產生，讓人們希望被某種凌駕於他們全體之上的單一權威支配。這種誘惑也不見得涉及某個暴君。一項制度(institution)便能成為單一的權威，以遂行統治；一種信念(belief)也能成為單一的標準，來衡量現實。

親密性，便是上述這種日常生活中的暴虐。它並不是透過強制，而是激起人們對某種單一真理標準的信念，以此標準來衡量極為複雜的社會現實。這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衡量社會。而當這種誘惑性的暴虐成功時，社會本身便歪曲變形。我在這本書中，並不是說我們在智識上都只從個性表現的角度，來理解各種制度與事件，因為事實顯然不是如此；我所說的是，唯有當我們察覺到，個性在制度與事件中起作用，或個性體現了制度與事件時，我們才會去關心這些制度與事件(pp. 457-458)。

魔球

這次介紹的是《魔球》，原書名卻不是Magic Ball，而是Moneyball。本書好像之前改編為電影，結果中文版書底是電影廣告。

全書集中在一位名為比利‧比恩(Billy Beane)的前棒球員在奧克蘭運動家當總經理時，引入創新營運模式，令球隊以較小預算贏得好表現的過程。

故事由比利‧比恩的棒球員生涯開始︰

「我從來沒注意過比利的任何一個攻守數據。」一位球探承認。「想都沒想過。因為比利是個五拍子的全能型球員。」紐約大都會隊的球探部主任楊沃德(Roger Jongewaard)說︰你要了解，我們不是只看表現，我們主要在尋找天分。」不過就比利‧比恩來說，天分是個面具，掩蓋了其他真相。他的人生實在太如意了，大家根本不必擔心哪天要是不那麼如意，他會有何反應。但布雷拉克倒是很擔心，因為平常就看得到。比利失敗的那一刻，會到處找東西來砸。有回他被三振出局後，就把鋁棒往牆上重重一擊，力道大到整根鋁棒彎成九十度。下一次輪到他上場打擊時，他還是氣自己氣得要命，竟然堅持拿那根打彎的球棒上場。還有一次他發脾氣鬧得太兇，搞得布雷拉克把他趕出球隊。「我們隊裡有個人被三振之後回到休息區，其他隊友會識相地往另一邊移動，」布雷拉克說︰「那個人就是比利。」

在球場上不順時，比利‧比恩與他的棒球天賦之間就彷彿有一道牆，他不曉得該如何突破這道牆，只想用暴力在牆上轟出一個洞。他不但不喜歡失敗，而且似乎也不懂得如何接受失敗(pp. 20-21)。

結果，比利‧比恩二十七歲就從失意的棒球場退下來，轉當球探。

故事進入比恩當總經理的歲月。保羅‧迪波德斯塔(Paul DePodesta)是比恩的總經理助理，他是比恩的數據分析師︰

保羅‧迪波德斯塔拿的是經濟學的學位，成績優異，但他的興建其實是心理學與經濟學之間的不安衝突地帶，可惜哈佛經濟系沒讓他往這個方向發展。他是那種可能在財經界輕鬆致富的人，只是他覺得棒球市場比華爾街有趣多了。

他查看攻守統計數字，是因為這些數字提供了他認識業餘球員的新方式。首先，所有打過職棒的人都有一種傾向——老愛根據自己的經驗，將所有事情胡亂下結論。大部分人都以為，自己的經驗有代表性，但其實並非如此。其次，職棒圈內人還有一種傾向，就是會被選手「最近的表現」過度影響。但一個球員過去的表現，不代表他未來的表現。第三(但不是最後一點)， 人們往往會因為偏見，而被眼前的事物矇騙，以至於看不到事情的真貌 。

能看穿假象、認清事實的人，就能從中看到賺大錢的機會。觀看棒球比賽時，有很多東西是眼睛看不到的。對比利‧比恩來說，就是那一點點些微差異，少了一點腦袋的理智，多了一點內心的感覺。比恩想要直接抽掉球探決定誰能打職棒、誰不能打職棒的權力，保羅‧迪波德斯塔就是他的秘密武器(pp. 31-32)。

迪波德斯塔從統計數字找到的發現︰

真正有趣的，其實是迪波德斯塔沒說出來的部分。整個大聯盟裡，沒人關心大學球員被四壞保送的頻率，但迪波德斯塔對這一點的關心程度，卻壓倒其他一切。他沒解釋為什麼四壞保送很重要，沒解釋自己研究過以往哪些業餘打者上了大聯盟、哪些沒有，以及為什麼。他沒解釋棒球員身上的幾項重要特質，並不是每項都同等重要。奔跑速度、防守能力，甚至打擊的長程火力，往往被高估得離譜了。此外，選球能力其實是未來能否成功的最大指標，而四壞保送的次數，就是球員是否懂得選球的最佳指標。

迪波德斯塔也沒說，如果一個球員在大學打球時有選球眼，上了職棒後很可能繼續保持。他沒解釋選球能力可能是教不來的，而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特質，那些習慣亂揮棒的業餘球員，升上職棒後未必能學會選球。迪波德斯塔也沒提起，他從其他統計數字中所得到的領悟，可以用來精確評估一個打者的攻擊能力，比方上壘率的重要性壓倒一切、平均每打席所消耗的投球數具有重大的意義。他沒有強調從大規模資料所歸納出來的推論，比小規模資料更重要。

他什麼都沒解釋，因為比利‧比恩不要他解釋。比恩老是對迪波德斯塔說，去跟老棒球人解釋或然率理論，只會讓他們更糊塗而已(pp. 51-52)。

統計數字的重要在於︰

分析棒球統計數字，可以讓你識破許多胡說八道 。例如，球隊總教練談到得分時，都傾向於聚焦在全隊打擊率。然而，透過科學分析可以輕易發現，全隊得分與打擊率的關係很小。與得分關係密切得多的，是上壘率及長打率。許多教頭們成夠的進攻戰術——觸擊、盜壘、打帶跑——在大多數情況下要不是意義不大，就是弄巧成拙(p. 79)。

在棒球中分析各種統計數字，即所謂賽伯計量學(Sabermetrics)，是由一位名為比爾‧詹姆士(Bill James)的業餘作家發揚光大︰

棒球是戲劇。如果不能完全理解場上的種種表現，就無法體會它的藝術價值。而要理解場上的表現，就要看統計數字是否清楚了。不理想的守備數據，有如籠罩在舞台上的濃霧。這也引出一個明顯的問題︰為什麼那些參與其中的人，會讓職業棒球被扭曲得如此明顯？

答案與問題一樣明顯︰他們相信，光靠看球賽，就能判斷球員表現。就這點，詹姆士以為，他們錯得離譜。

這就是詹姆士最概括性的觀點，隱藏在他對守備數據的憤慨之下︰我們的肉眼，是不稱職的工具，不足以讓你獲得評估棒球選手與比賽所需的資訊(p. 93)。

詹姆士讓你思考。他思考棒球的方式有令人振奮之處——他的熱情，他的幽默，他對愚蠢的不耐，他 寧可丟出誠實的爛攤子讓大家去收，而不是布罝一個乾淨的謊言讓大家讚賞 ——他激發其他人加入他為理想奮鬥的行列，這個理想比守備統計更大，那就是︰ 有系統地追尋新的棒球知識 (p. 95)。

可惜的是賽伯計量學不受大聯盟圈內人重視，一如股票市場，「棒球圈也有很多人以為他們比別人聰明」。

比利‧比恩的運動家隊則與眾不同，這令它在選秀中佔進便宜︰

大多數球隊如果有個二十人的希望名單，最後能夠選進三人就覺得很幸福了。第一輪有七個選秀權、評估棒球選手的觀點非常古怪，再加上一位願意在球探部門貫徹此一觀點的總經理，上述三者的組合，讓運動家隊形同開創出另一個市場。在他們的二十人希望名單中，他們神奇地搶到十三位球員︰四位投手，九位打者。他們挑來那些因為太矮、太瘦、太胖或跑太慢，而被自家球探忽視的球員。他們挑來的投手被球探認為球速不夠，打者被認為長打能力不行。他們在第一輪選走的那些球員，原本以為自己前十五輪無望︰而在後幾輪選上的球員，則原以為根本不會有人選自己。他們挑選的，是棒球員 (p. 153)。

在轉會市場運動家隊也因棒球圈上各種偏見，以及自己的科學分析，找到在低預算中持續營運的方法︰高價賣出自己培養的名星球員，再從新人中找出替代品。當然，這不是完美的做法，總是需要取捨︰

運動家隊先發陣容中需要填補的洞，並非只有吉安比(Jason Giambi)一個。強尼‧戴蒙(Johnny Damon，上壘率三成二四)已經空出中外野，而指定打擊薩恩茲(Olmdedo Saenz，上壘率二成九一)會退居板凳。這三位球員的平均上壘率(三成六四)，是比恩與迪波德斯塔想要找人取代的。他們要找三個能填補一壘、外野及指定打擊的球員，而這三人的上壘率，要比一般大聯盟高三%。令人吃驚的是，儘管上壘率的重要性那麼高(或該說運動家球團相信是如此)，但在市場上居然這麼廉價。只要願意犧牲球員的其他特質，例如在六十碼衝刺跑得比熱狗小販還快，他們就能買到高上壘率。

「我們不找完美球員，」迪波德斯塔說，「會落到我們手上的，一定都有某方面不對勁。」(p. 181)

窮人的人生中，總是充滿各種令人難堰的取捨，竅門在於︰清楚知道你捨了什麼，取了什麼 (p. 183)。

任何人若想找出這支窮球隊愈贏愈多的原因，就應該要留意他們在球季中改善球隊陣容的非凡能力。自從一九九九年起，運動家隊明星賽後的表現，比起上半季就像是另一支球隊。二零零一年，他們更是進步得太詭異了︰明星賽前四十四勝四十三敗，明星賽後五十八勝十七敗。自從一九三三年明星賽創辦以來，從來沒有其他球隊能在最後七十五場比賽中，贏過這麼多比賽。

由比恩操盤的運動家隊，下半季表現得像是另一支球隊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確是不同的球隊。時序從春天進入夏天後，市場狀況就讓比恩可以做他在其他時間無法做到的事。此時戰績差的球隊已經放棄希望，於是就想減輕財務負擔，就得把球員丟出去。隨著球員供給量上升，價格就自然下降了。到了仲夏，比恩就買得起他在球季開打前絕對負擔不起的球員(p. 242)。

如何評價一位投手︰

沒錯，離大聯盟愈遠的球員，其統計資料愈無法可靠預測他未來在大聯盟的表現。不過如果你聚焦在正確的數據上，當然可以從一位球員的三A數據，甚至是二A的數據，推測他未來的表現。正確的數據是四壞保送、全壘打、三振，再加上其他少數幾項。如果你相信這些數據，你就不會那麼在意一位球員的外表，或是他的球速。你可以依據他過去交出的成績，客觀判斷一位投手的價值(p. 301)。

球季設計如何令運動家隊的營運模式在季後賽失效︰

季後賽多少也說明，為何棒壇如此頑抗科學研究的果實︰抗拒所有純理性的球隊經營概念。不光是因為在棒球界當家的老棒球人，堅持要用習慣的老方式繼續運作。更重要的是，整個球季最後的終局，就是一場巨型的擲骰子賭博。季後賽讓理性管理的球隊感到挫敗，是因為不同於漫長的例行賽，季後賽有小樣本的問題。賽伯計量學家、同時也是《棒球裡的隱藏遊戲》一書的作者帕瑪(Pete Palmer)曾經計算出， 因球技導致的比數差距是平均每場一分；而因運氣導致的比數差距則是平均每場四分 。在漫長的球季中，好運與壞運會互相抵銷，球技的差異自然會被凸顯出來。不過在五戰三勝、甚至七戰四勝的季後賽，任何事都可能發生。在五戰三勝系列賽中，最差的球隊有一五%的機會擊敗最佳球隊；魔鬼魚隊對上洋基隊也能靠運氣贏球。棒球科學仍能為一支球隊增添少許優勢，不過這少許優勢會被機運徹底壓垮。 棒球球季的結構，就是一個嘲弄理性的設計 (pp. 341-342)。

個人認為，說到底，如果所有球隊都理性科學行事，球賽就沒那麼好看，非理性球迷，也就是，願意多花錢的球迷會減少，大聯盟的總收入水平就會下降吧。尤其是季後賽，實在是可用較低成本大撈一筆的便宜生意，大聯盟實在沒有誘因取消。

面對本書各種批評，作者在之後追寫的後記中抱怨︰「到了二零零三年球季尾聲，我從出版《魔球》過程中學到了一些事。我發現，只要你尋找得夠久，就可以找到反對理性的論點」(p. 371)。不管怎樣，到金融危機爆發，作者又回去寫金融界了。

最後不妨欣賞作者描寫人物的文筆，本書提及不少運動家隊的球員，有幾位寫得特別生動。首先是查德‧布瑞佛(Chad Bradford)，他是一名投球姿勢獨特的投手︰

一九九八年球季開打時，他的目標只是保住飯碗。那年春天稍後，開始有人注意到他的投球策略似乎有些不同。他改變投球方式，出手的角色更低了。大學時期，他就在不知不覺間，手臂角度逐漸從兩點鐘方向下降到三點鐘方向，也就是居於四分之三側投與標準側投之間。他在小聯盟第一個球季的尾聲，手臂也差不多是在那個位置。如今，他發現自己的放球點遠低於腰部，這是前所未見的。

但布瑞佛在看到自己的錄影帶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改變了投球姿勢。其實他從未去改變，他是在無意識之間，逐漸演變成一個看起來比較像慢速壘球的投手。他感覺自己在往下沉，於是盲目地往後亂伸手，想抓住什麼；這奇怪的投球動作是他所抓到第一個穩定的東西(pp. 287-288)。

除了求生存，也是因為他無法想像自己除了當大聯盟投手，還能扮演什麼世俗的角色。在這兩種力量的引導下，布瑞佛完全宰制三A打者，而卡加利隊其他投手全都陷入低潮。在專為長打者打造的球場裡，他總共投了五十一局，防禦率一‧九四，只被擊出三支全壘打。打者老是抱怨，面對他有多麼難受，他的球有多麼難看透，他多麼會 騙人 。

這真是好玩。走下投手丘，布瑞佛不管做什麼事，都沒有欺騙任何人的能力。他就是個老實的鄉下人，在家裡偶爾會想鬼扯一下——例如跟太太說他會清理車庫卻沒動手，但他就是做不到。「有時我混過去了，但還是會自己招認，」他說。「我就是討厭那種罪惡感。」

但在投手丘上，他完全沒有罪惡感。他的腳一碰到投手板，馬上變成無情的詐騙高手、邪惡的魔術師，把漂亮女人鋸成兩截，把小白兔變不見(pp. 290-291)。

布瑞佛坐在那裡自言自語說︰「好吧，有道理。」但過了一會兒，自我懷疑又回來了。在他以往的棒球生涯中，幾乎沒有人相信過他，如今大家都信得過他，他反而不信自己。「這是我的最大弱點，」他說。「我的自信心是零，我唯一的解釋是，我並不是時速九十五哩的投手。能投出九十五哩，顯然都是有棒球天分的投手，但我不是，我的投球本事依賴騙術。想要奏效，一切細節都得完美配合才行。一旦開始苗頭不對，我會想︰『我的天呀，真希望能讓我再繼續愚弄他們。』然後我會開始問︰『我還能騙他們多久？』」

他所經歷的狀況，最精確的說法，就是信心危機。當他有信心時，總能將球投到想要的位置；當他沒信心時，球就永遠不聽使喚；而此刻，他就是毫無信心。布瑞佛沒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好，只以為自己的成功是騙術，是一時好運，或是隨時可能被破解的咒語。他沒意識到，在他神奇的棒球生涯中，這是第一次，世上只有他自己一個人抱著這種觀點(pp. 316-317)。

之後是史考特‧哈特柏格(Scott Hatteberg)，他是一名因右手受傷不能當捕手，轉而成為一壘手的球員︰

迪波德斯塔曾針對大聯盟各球隊做過前哨球探報告。大多數大聯盟打者，即使是非常優秀的，都有明顯的罩門。迪波德斯塔通常很快就能看出，一個投手碰到任何特定大聯盟打者該如何投球，如何讓他出局。

但對於哈特柏格，他卻摸不透。哈特柏格的打擊，通常是兩好球之後才真正開始。 哈特柏格根本不怕兩好球後出棒，他好像簡直是歡迎這個機會。那是因為他沒有死角。顯然這是不可能的，每個打者都有死角。不過迪波德斯塔一再觀察過他的打擊，卻始終找不出他的破綻。

這些打者的次要特質，特別是哈特柏格身上所展現的極端形式，對於棒球進攻具有真正的貢獻。不過，從市場賦予的價格看來，這些特質卻好像完全不值錢。

這些特質從哪裡來的？這是運動家球團一直自問的大問題。它們究竟是後天學得的技巧，還是球員的人格特質？是天生自然，還是後天培養？如果是天生的(這也是他們傾向相信的說法)，那麼是體能天賦還是心理天性？關於這些，哈特柏格有一些看法。

就哈特柏格記憶所及——他還記得打少棒時——有兩件跟他打擊有關的事是確定的。第一件事是，他有一種可以打到球的超凡能力。不見得是將球打出全壘打場外，只是讓球棒碰到球而已(「揮棒落空對我而言就像『天啊，怎麼搞的？』)。第二件事是，他對自己沒出棒、眼睜睜被三振不會太生氣，但他卻會很氣自己去打沒把握的球，然後形成軟弱飛球或滾地球。四壞保送，不會讓他感到特別興奮，不過比起被三振掉還是強很多。「我最討厭的事，」哈特柏格說︰「就是看到第一球就揮棒，結果滾地球出局。對我來說，那是完全沒有價值的經驗。」(pp. 218-219)

第一球，他沒有出棒。那是記偏低的壞球。葛林斯利(Jason Grimsley)擺出另一個可怕的表情後，準備投出第二球。第二球還是記快速球，不過卻是好球帶偏高的球。哈特柏格俐落地出棒，球打到棒身，高高地飛向中外野深遠處。

他低頭開始向前跑。他跑得好快，像是打出三壘方向緩慢滾地球一樣。他沒看到葛林斯利的暴怒，他沒聽到五萬五千名球迷的歡聲雷動，他沒注意到一壘手轉身離場。他也不知道有位來自古柏鎮名人堂的工作人員，跟在他身後拾起一個個壘包，然後馬上會找他要球棒。整座競技場球場裡，唯一不知道球飛到哪裡的人，就是把球撃出去的打者。只有哈特柏格一人以近乎超然的心態，看著球在夜空中愈飛愈高、愈遠。

這一球，不但飛出全壘打牆，還落在外野看台高處，比中外野深遠處標示三六二呎的圍牆還多飛了五十呎。終於確定這顆球出去後，哈特柏格高舉雙手過頭，看起來無法置信的成分多於勝利的得意。繞過一個個壘包時，他朝奧克蘭場邊休息區望去。不過裡面卻空無一人——所有球員全部都衝進場內。欣喜若狂的情緒，讓他變成另一個人。他對著隊友大喊，不是喊說︰ 我做到了！ 而是︰ 我們做到了！我們贏了！ 跑壘時，他大約每跑二十呎，就少掉一歲。當他踩上本壘板，看起來像個孩子，不像大人(pp. 326-327)。

最後是傑瑞米‧布朗(Jeremy Brown) ，他是由迪波德斯塔從數據中挑選出來，因身形肥胖不為棒球圈看好的捕手︰

快輪到第三十五順位時，庫波塔(Erik Kubota)再度湊向電話擴音器。要是湊得近一點，他可能就會聽到，聯盟裡其他的擴音器紛紛暫時關掉，以便眾人可以放聲大笑不會聽到。

他們真的在笑。他們將會拿運動家隊即將要做的事情開玩笑，但日後，他們將會學到教訓。如果你沒有能力想像某些外型的人去做某種事，只因為你沒見過同樣外型的人做過，這不但是一種罪惡，也是一種浪費。缺乏想像力，會導致市場無效率︰ 當你只因外表，就將某一群人排除在某個工作之外，你就更不可能找到最適任這個工作的人 。

在被問到傑瑞米‧布朗讓他聯想起哪位已退休或現役大聯盟球員時，迪波德斯塔想了兩天，才終於說︰「沒有人跟他一樣。」這小鬼當時人在家鄉塔斯卡魯薩市，透過網路轉播聆聽選秀會實況，一邊咬著指甲，因為他還是無法相信運動家隊會在第一輪選他。除了父母與女友，他沒有告訴任何人，還逼他們發譬不能講出去，以免萬一是場烏龍。他還是有點懷疑有人故事設計他，要讓他成為笑柄。但聽到自己的名字被報出來的那一刻，懷疑消失了(p. 151)。

十月中旬的這個下午，在亞歷桑納史考茲岱爾市，當布朗上場打擊時，比賽來到二局下。雙方比數零比零，壘上沒有跑者。對方那位身材高大的左投手，一局下讓運動家隊前三棒打者很快就出局。此時面對布朗，他投出偏離好球帶的快速球。布朗只看不揮。一壞球。第二球是布朗不太擅長的外角變速球，所以他也沒動。一好球。布朗對於投手的觀察是︰「他們幾乎總是會犯錯，」他說︰「你只要等他們犯錯就行了。」

耐心等著機會送上門，通常都會實現。剛剛那個被判好球的變速球投來時，他留意到投手即將犯錯的可能性。這位投手投變速球時，手臂動作比投快速球明顯要慢一些。

下一球是好球帶外的快速球。兩壞球。球數來到一好兩壞，對打者有利。

第四球，對方果然就犯錯了︰投手又投出變速球。布朗看到他較慢的手臂動作，就在等著要打。這記變速球從腰部高度、紅中位置中壘。布朗揮出的強勁平飛球，從投手的右耳上方呼嘯掠過，飛向左中外野間的空隙。

布朗離開打擊區，奔向一壘時，看到左外野手與中外野手間的距離迅速拉近。左外野手以為可以接住這球，努力跑到全壘打牆邊準備。布朗知道他這一球打得很扎實，因此他曉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或想像自己知道)——球會打到全壘打牆，然後彈回場內；跑過頭的左外野手就得回頭來追球。還沒跑到一壘，布朗腦中只想一件事︰我得跑上三壘。

對他而言，這是個很新的想法。他沒有跑出三壘安打的身材，也已經有好幾年沒打過三壘安打。這個新想法令他感到興奮︰傑瑞米‧布朗打出了三壘安打。自從他靠某種奇蹟而成為運動家隊小聯盟系統竄升最快球員的同時，也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身旁的人都不斷告訴他，說他可以辦到幾乎任何事，逐漸地，他也開始相信自己了。

他很快繞過一壘壘包(「我真是拚了老命」)，看到左外野手朝全壘打牆奔跑，可是卻沒看到球。他卯足吃奶的力氣跑，然後突然沒跑了。在一壘與二壘之間，他的腳突然打結，接著他後仰跌倒在地，就像史努比漫畫裡的查理‧布朗。他首先注意到一手的刺痛︰他扭傷了手指。他趕緊起身，爬回一壘壘包，此時他看到休息區裡的隊友。所有人都笑得東倒西歪。

史威許、史坦利、提亨、奇格，所有的隊友都在笑他。不過他們的笑聲跟以前不一樣；那不是以前嘲弄他身材的諷刺竊笑。他朝中外野之間的空隙望去，兩個外野手只是站在那兒，沒有人在追球。球已經飛出去了。布朗想像中的三壘安打，事實上，是支全壘打(pp. 355-356)。

本書鋪排故事的水準真是一流，值得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