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分析的是法國、俄國與中國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是指透過激烈的社會政治衝突，產生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迅速改造，當中階級鬥爭有關鍵作用。作者指本書的取向有三方面與舊有革命理論不同︰一、本書以一種非意志論的結構觀點分析革命；二、本書顧及以往革命理論少有提及的，國際結構與世界歷史發展對革命的影響；三、本書把國家視為相對獨立的行政及強制組織。
三國革命的起因都是國家無法應付外部壓力︰
在十八世紀末的法國、二十世紀初的俄國和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舊體制君主政權證明是無力充分地進行根本改革或推動經濟較快地發展，無法應付和經受住強大的外來威脅。革命性政治危機之所以出現，恰恰是因為波旁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滿清王朝應付外來壓力的努力未能成功。君主及其政府與農業經濟及地主階級之間的制度化聯繫，使得帝國不可能成功地應付外部競爭或入侵。結果，舊體制或者是在對更發達國家的總體戰爭的失敗衝擊下瓦解(例如俄國)，或者是由於政治勢力強大的地主階級反對君主動員資源或進行改革的努力而垮台(例如法國和中國)。無論是哪種情況，其結果都是一樣的，即原來作為社會和政治秩序唯一支柱的中央集權的行政和軍事機器土崩瓦解。由於不能得到專制君主的威望和強制權力的支持，現存階級關係就很容易受到來自下面的攻擊(pp. 68-69)。
中法兩國在帝國晚期時，相對興盛的上層地主—商人階級在行政機構中獲得與君主對抗的政治手段，兩國都受到外部更發達國家的壓力，在專制政府試圖採取現代化改革措施時，引起有組織的支配階級反抗，無意中為革命開啟了大門。俄國支配階級則較弱，無力阻止君主的現代化改革措施，但農業及階級結構阻礙俄國工業化，令俄國在一戰時面對德意志帝國時無力對抗，繼而使專制體制崩潰。
與之相對，日本在明治維新中則沒有強大地主階級反抗，改革均由官僚完成，與俄國不同，日本的農業生產率在早期工業化後顯著上升，有助為工業化提供資金，而且日本捲入國際關係的程度較低，無需面對像俄國那樣的頻繁他國戰事，故此日本沒有出現如法中俄三國的國家瓦解與社會革命。
接着作者談及三國的農民，法國的農民在革命期間造反廢除封建領主權利，但私有財產卻仍受到尊重，而俄國農民革命則是連私有地產都重新分配。兩國農民共同之處在於一定程度自主的村社，為自發造反提供組織基礎。兩者面對的國家危機不同，俄國當時面對的是隨一戰導致國家控制迅速崩潰，農民也認為「所有土地屬於上帝」，因此農民較有可能推行激烈的土地革命；而法國當時面對的是三級議會召開帶來的政治危機，鄉村秩序未有迅速失控，農民造反也是由村社中有權威的人召集與主持，故而較不可能採取激烈的行動。至於中國農民，由於缺乏村社，農民無法自發組織改變現有制度方式的革命活動，直至共產黨將他們組織起來，令他們擁有反對地主的集體力量，中國農民就開始激烈攻擊殘餘的鄉紳，因此，農民在革命是被菁英動員的群體，農民的行動也與革命意識形態無關。
作者認為，任何革命者要取得成功，首要任務是國家建設，並保衛革命成果，而為了令這項任務成功，革命意識形態也有可能改變︰
在革命危機期間，遵奉意識形態指導的領導團體受到現存結構的極大限制，而且受到革命風雲變幻的嚴重衝擊。因此，他們最終所完成的任務和所鞏固的新體制完全不同於他們最初的(也許是始終堅持的)意識形態目標。對此無須大驚小怪，因為道理很簡單︰革命危機不是歷史的總斷裂，不會突然使得有抱負的革命者所能預想的一切都有可能實現！這裡有幾個原因，首先，革命危機具有特定的形式，會造成一系列特定的可能性與不可能性，而這些取決於在既定的環境和既定的舊體制中危機最初是如何發生的。其次，儘管革命危機能夠導致制度崩潰和階級衝突，從而迅速地改變既定社會的可能性參數，但是許多條件——尤其是社會經濟條件——卻總是從舊體制那裡「延續下來」。這些條件也造成了特定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而革命者在竭力鞏固新體制時只能在這種範圍內運作。既定的世界歷史和國際背景也有同樣的作用，整個革命改造只能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p. 241)。
法國革命及之後一連串事件帶來的新體制，包括軍隊專業化及建立國家軍隊，官僚機構擴大、等級與職責分明，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國家的影響深入每一名民眾。作者概述法國革命的影響︰
儘管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是革命的起因，也沒有因革命而突飛猛進，但是由於革命造成了相對有利的法律和行政架構，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能夠逐漸而穩定地擴展。在1789年以後的一個世紀裡，法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工業國。然而，即使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法國依然帶有自己的社會和制度特徵︰經過幾代人的現代經濟發展，大量的法國農民一直作為佃農和小土地所有者固守著土地；法國民族國家一直是經濟生活的一個主要力量，造成和破壞私人投資者的機會，深刻地影響著不同地區和部門的工業發展。因此，不僅是總體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而且造成法國不同於其他資本主義工業國之處的社會政治發展方式，都可以追溯到法國革命的主要成果。的確，法國革命應當被理解為一個「大掃帚」，它掃除了領主制和因人而異的特權等「中世紀垃圾」，把農民、私人財富占有者以及國家從舊體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pp. 283-284)。
俄國革命危機起因於沙皇國家迅速崩潰，因此革命者要建立新政府組織極為困難，作者認為在此情況新國家機器的制度模式「必然是下述特點的綜合體︰官僚層級制，注重專家的特權，黨對國家工作人員和民眾，尤其是農民實行高度集中的強制性控制」(p. 324)。作者指出法俄兩國革命結果相似之處︰
法國和俄國革命在政治進程和結果方面顯然具有某些重大相似之處，而且對此不難做出解釋。在這兩次革命中，基本上自發的獨立的農民造反使得反革命無法得逞，也使得自由主義體制無法穩定，還使得革命政治運動無法在農村立足。另外，在這兩次革命中，為了擊敗國內反革命和國外敵人，必須以城市為基礎的革命領導團體建設強大的國家組織。這種緊迫的需求意味著，革命必然導致更集權、更官僚化的體制(p. 325)。
至於兩國革命進程與結果的差異，作者認為這是因為革命危機最初發生的方式截然不同，法國革命危機時常備軍仍然完整，而俄國革命危機時軍隊已因大戰損耗甚多，因此俄國革命需要以更多強制與命令手段鞏固。此外，兩國農民對私人財產態度的差異，以及世界歷史上國家控制工業模式只在俄國革命時存在，也導致兩國革命後政府的形式有異。
中國革命鞏固後的新政府則較為不同，雖然國家官僚同樣擴展，以各種組織控制民眾也與俄國相似，但作者認為中國沒有簡單視農業為剝削剩餘供城市工業化發展，並不注重專家特權，而是走群眾路線，相對地平均主義，這些是中國革命的特殊成果。原因在於，一、中國重工業發展並不發達，人口膨脹導致農業部門擴展能力幾乎飽和，中共就算再粗暴剝削農民得益也不夠多；二、中共可以利用美俄兩國的分歧及自己擁有核子武器來自保，無需依靠精密機械化武器與空中保護裝備龐大現代化陸軍，故此並非必須發展重工業；三、中共以農民為基礎取得政權，與農民有較緊密的政治聯繫，因此能夠較平穩地實現農村集體化，而在動員農民參與國民經濟發展時，也必須讓農民看到實際的好處，作者想法如是。
作者總結對三國革命的分析︰
法國、俄國和中國革命的原因和後果之所以在大的方面具有相似性，是由於造成這三個革命的社會革命危機——行政/軍事組織瓦解與農民造反匯合——基本相似。革命期間的衝突和革命後果之所以有差異，在一定程度上應歸因於各次革命的危機的不同特點︰各個舊體制國家是如何瓦解的；原有的農村結構促成了何種農民造反。這些差異在一定程度上也歸因於從舊體制到新體制期間、或多或少延續存在的特殊社會經濟結構和國際形勢。
誠然，社會革命實現了重大的改造，但是，它們只是在歷史規定的國內和國際環境的範圍內影響這些改造。而且，社會革命的階級和政治衝突是在歷史上具體的體制危機中發生的。因此，應該首先理解舊體制的結構和處境，首先分析社會革命的原因，由此來解釋社會革命的衝突和後果，誠如本書的做法。革命變革就是基於這種基礎，在這種環境中實現的(p. 384)。
最後作者提到書中論點能否適用於其他國家的情況，作者認為不能，因為革命起因在各國不同歷史及國際環境有異，革命發生及因果模式也因世界歷史結構與國家權力基礎變動而受影響。具體而言，法、俄、中舊體制都是獨立帝國，這與殖民地獨立運動情況有異，外國介入依附性小國革命政權的機會較大，現代軍事體制也更遠離經濟支配階級，他們關心的是自己的仕途與組織，一旦現代軍事體制確立社會革命就越來越不可能。
不過，作者認為本書也有研究其他國家可用之處，那就是「重視國家組織及其與國際環境和國內階級及經濟狀況的關係」，「由於政權類型不同，世界歷史階段不同，各國情況不同，革命形式千差萬別。但是，側重檢視國家與國家、國家與經濟以及國家與階級的關係，肯定會有助於解釋歷次社會革命」(p. 4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