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國民對一次大戰以後政黨政治的不滿，軍隊創造出以天皇為中心的烏托邦國家願景，同時組織起國民的共鳴，次第營造出獨裁體制。在這種氣氛中，軍部積極地利用國民對天皇、對國家的順從性(p. 202)。
勞工運動確是以自己的雙手建立起來的，如果可以進一步批判資本主義的專制，或者在所謂大正民主運動中，使民主主義的傳統扎根也說不定。但是對三菱、川崎的爭議中，從正面與國家權力、企業戰鬥的勞工來說，國家=天皇是自己的保護者這樣的心理依然存在，這是日本勞工運動最大的弱點。
也就是說，日本的勞工運動，在一次大戰後進入新的階段，但在勞動者的意識層面上，與在國家主義、基督教社會思想影響下的明治時代勞工，仍具有共通性。 日本的勞工運動，之所以成為國家幻想的俘虜，是所謂大正民主運動最大的悲劇(p. 206)。
因為國內並未戰場化，日本國民不只沒有因帝國主義戰爭破壞掉文明，更沒有機會認識「何以理性的人間秩序會被放棄？」這個問題。不論日清、日俄兩戰爭，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全部都是海洋彼方的戰爭，在結果上，日本都是戰爭的大勝利者，國內也因此獲得經濟利益——對日本國民來說，戰爭是值得歡迎的事。
日本國民一直到關東大地震，才第一次面對到與戰場體驗同樣的現實經驗。因為關東大地震，東京如同戰場般被摧毀，一舉殺死了約十四萬人。國民經驗了關東大地震，才瞭解到以人類的力量，到底仍無法抑制巨大能量對現代文明造成的破壞。人們以震災體驗為媒介，如同歐洲諸國國民在戰爭中實際體驗到的，首次直接面對時代的不安(p. 211)。
震災後，政府請永天皇詔敕，讓國民瞭解首都東京的復興是至上命令。震災復興逐漸成為國民共識的象徵，人們從震災的打擊中爬起，參加建設「震災復興」的新國家。此後，人們對於國家、對於天皇的順從增加，標榜批判天皇的左翼勢力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包含軍部在內的右翼勢力抬頭(p. 213)。
最後一章則討論到上杉慎吉、北一輝與岸信介的思想聯繫，似乎太專門，不太能搞清楚。
補論是後來修訂版再加的，談及阪神間新型住宅與園藝趣味的興起，又較為輕鬆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