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試圖說明在導致資本主義民主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在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半調子資產階級革命(abortive bourgeois revolution)中，以及在導致共產主義的農民革命中，土地貴族和農民所扮演的角色(p. xiv)。
本書考察資本主義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案例是英國、法國與美國。先是英國，王權與鄉紳互相對立︰
和法國的君主制不同，英國王權始終沒有建立一個自己強有力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結構，並通過它們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農村。在農村中維持秩序的大多是鄉紳，而王室的保護[農民]政策恰好正是直接反對這些人的。因此，推行這些政策就帶來一個主要的結果︰引起那些想維持隨意處置自己財產的權利——即以社會的方式思考如何獲利的權利的那部分人的敵意。王室政策有一種傾向︰就是促使城市與鄉村中具有商業頭腦的人及其他一些集團，在反對王權的鬥爭中聯成一氣(pp. 9-10)。
圈地運動表現出大地主對農民的暴力︰
回顧整個圈地運動發展的歷史，並且考慮到當代的研究成果，下面這一情況似乎仍然是很清楚的︰伴隨著工業的興起，圈地加強了大地主的力量，給了英國農民致命的一擊，把他們從英國政治生活中排除了出去。......產生出這些結果的暴力和強迫行動持續了很長時間，而這些行為又是在法律和秩序的範圍內發生的，並且最終促使民主制度確立在一個牢固的基礎上。然而，所有上述情況都不應使我們無視下列事實︰這些上層階級用來反對下層階級的一種強大的暴力(p. 21)。
英國民主化進程的促進因素︰
我們曾提到從過去動蕩年代裏繼承下來的東西，例如︰一個相對強大並且獨立的國會，建立在自身經濟基礎之上的商業和工業的利益；沒有嚴重的農民問題等等。其他一些因素是屬於十九世紀所特有的，即在工業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環境下，進行統治的上層土地所有者在與其對抗鬥爭的同時，為了取得民眾的支持，將許多新的成份吸收到他們的陣營中——或者說，至少是通過一些適當的讓步來避免慘重的失敗。在缺乏強有力的鎮壓機構的情況下，這種讓步政策是很有必要的。之所以有可能出現這種狀況，是由於統治階級的經濟地位被腐蝕的進程是緩慢的，並且他們能夠在困難最小的情況下實現從一種經濟基礎向另一經濟基礎的轉化。最後，由於有影響的領袖人物能夠準確及時地理解並把握問題的實質，就使得那些必要而且可能的政策得以實施。我們沒有必要否認才智煥發的穩健派政治家的歷史重要性，但是也應看到︰這些政治家的活動於其中的歷史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另一些同樣有才智，但卻絕非溫和穩健的人們創造出來的(p. 30)。
接下來是法國，作者認為法國革命並不能說是資產階級革命︰
各種反對杜爾哥[自由市場擁護者]的利益結合更表明了尋求打破封建束縛，建立某種代表個人財產利益和自由競爭制度的力量，在革命前夕的法國社會中遠沒有成為統治的力量——儘管在十八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這種力量逐漸壯大了。在這個意義上把革命說成是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是錯誤的，因為對於法國來說，資本主義經常披著執建的外衣，這種現象在農村表現得尤為突出。正如官職出售和封建地主的反動活動所顯示出來的那樣，對財產權力的要求在佔優勢的體制中表現得很強烈。正如饒烈所理解的，資本主義滲透到舊制中，激怒了某些舉足輕重的特權者及農民，從而使這些人轉而反對君主。由於這個原因，革命背後那種激進的衝擊——它是由無套褲漢和農民發起的——明顯具有強烈的反資本主義傾向(p. 66)。
在革命高潮到來的時候，城市和農村的激進主義者能夠攜手聯合，這一情況有助於解釋與其英國先驅比較起來，法國革命之猛然的程度何在。這絕不是一場以它自己的方式(有時和城市的資本主義革命力量聯合，有時則與其對立)所進行的單一農民革命。而至少是兩種的農民革命，即農業貴族的革命和更大範圍的多數農民的革命，而這兩種意義上的革命都有自己的進程，並且都一次又一次地與城市中的革命潮流融合或對立(p. 69)。
大革命是以剷除土地貴族政治勢力的方式令法國走向議會民主︰
從本書的問題意識來看，土地貴族政治勢力的崩潰在法國現代化過程中構成了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從根本上看來，貴族勢力的崩潰大致可溯因到法國貴族在日趨商業化的社會中所面對的農業困難。王權專制主義能夠制服和控制在建立獨立經濟基礎時處境艱難的貴族。正如托克維爾很久以前已認識到的，革命完成了波旁王朝的使命，其結果是右翼獨裁統治所必需的社會基礎之一被消滅了。這種獨裁統治在先進工業浪潮的衝擊下會使法西斯主義達於頂點。就這一非常廣泛的觀點來看，不能不說法國大革命的出現使法國袪除了前工業的特性，成為農業商品化的不完全的代理人，或成為歷史的另一條路。只要在資產階級革命背後的推動力過於微弱或尚未成熟，其結果必然像其他主要國家那樣，不是出現法西斯主義，就是出現共產主義。而摧毀這一結果之主要原因的一項，即不使殘存的土地貴族進入現代社會，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就是這麼做，為法國議會制民主的發展作出了主要的貢獻(pp. 97-98)。
之後是美國的南北戰爭︰
棉花把南方與英國比與美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一事實很有意義。但還有其他兩種情況更為重要。其一是我們曾經提到過的，在北方不存在任何能對工業資本家的財產構成威脅的強有力的激進派工人階級。其二是美國當時沒有強大的外敵。在這方面，美國與德國和日本當時所面臨的情況完全不同。德、日兩國沒過多久便以不同的方式經歷了政治現代化所帶來的危機，德國在一八七一年，日本在一八六八年。由於上述諸因素的共同影響，南方農業菁英與北方工業菁英所達成的這種典型的保守主義式的妥協並沒有多少力量。當時沒有什麼理由需要把北方工廠的所有者與南方的奴隸所有者團結在「財產神聖」的旗幟下。
簡言之，爆發內戰的根本原因在於不同經濟體制的不斷發展，產生了兩種在奴隸制問題立場相悖的不同文明(但兩者都是資本主義式的)。北方資本主義與西部農業社會的聯繫使得都市的和占有土地的菁英間的典型的反動聯合，在一時之間顯得沒有什麼必要，而可以避免內戰的任何妥協亦復如是(最終還是靠雙方妥協才結束了內戰)。另外還有兩種因素也使達成妥協變得極為困難。由於西部地區將來到底怎樣並不確定，使得南北雙方之權力分配也不能確定，這也加劇雙方的猜疑與爭論。第二點我們剛剛提到過，當時美國社會的主要內驗力儘管在不斷增強，但仍然很弱小(p. 138)。
作者在下一部份轉為考察亞洲三國︰中國、日本及印度。談及中國政權與財富的聯繫︰
在理論上，官僚階層對一切人開放、哪怕是地位卑賤的農民。只要智慧超群又雄心勃勃，都能做官。但由於缺少普遍的大眾教育體制，學生進行長期艱苦的學習就必須要以家族的富裕為後盾。有時，有錢人家的孩子對讀書應考沒希望，他們就會幫助出身貧苦寒門的聰明孩子。因此，政權和財富通過血緣家族聯繫起來，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面貌最重要的特徵之一。由於這些原因，把上層的「士大夫」(scholar-official)和地主都稱作「紳士」是有正當理由的(p. 168)。
中國科舉制度的影響︰
科舉制度有使官僚過剩的趨勢，尤其是在末期。在官僚體制的底層，存在大批的候補官員(生員)，他們應劃為掌權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間的過渡集團。這批人是否應被當作一般的貴族看待？這一問題在專業研究者中頗有歧見。他們處於特權階梯最底層的窘境，使人聯想起十九世紀日本的低級武士，二者都對反抗佔優勢之體系有貢獻。但正當日本武士集團中強有力的少數派積極地推進現代化進程時，在中國，這種能量卻在舊體制內作為毫無成效的反叛與暴動釋放出來。毫無疑問，科舉考試是這種區別產生的部分原因(p. 173)。
中國農業則無法商品化︰
中國的地主—佃戶的關係只是一種政治的工具，它旨在榨取農民的經濟剩餘，並使之轉化為令人心曠神怡的文明形態。......因為缺少大的都市市場，沒有理由去改變這種關係，甚至不可能這樣做。而帝國中有抱負和能力的人所想的只是如何步步高升，以便增加家族的地產。
......在技術簡陋和勞動力豐富的情況下，中國的土地所有者無需在他們的田裡合理地安排產品的生產來提供城市市場。如果地主的田地靠近城市，那麼事情就更加簡單。他只要把土地出租給農民佃戶，為增加收入，在租地時讓農民們互相競價來抬高租價，這樣他就可以毫不費力地坐享其成了(p. 178)。
由於中國上層土地階級沒有發展成與帝國制度的反對派，清朝迅速崩潰後，無政府狀態維持了相當久，直至國民黨名義上統一全國。關於蔣介石的國民黨，作者認為有某些特徵可與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對照︰
當我們簡單地回顧蔣介石所系統陳述的國民黨的主義時，有三個特點是十分突出的。首先一點，是他幾乎完全沒有解決中國社會和經濟問題的綱領，事實上，他對這種現實困境甚至在形式上也沒有提一下。至於所謂的「訓政」和民主制的準備主要是一種修辭手法，而實際政策則是儘量不去涉及現存的社會關係。這種政策並不排除任何向人民敲詐勒索與強迫人民捐出。......第二項特徵是以荒唐可笑的努力想復活傳統理想，這是為了掩蓋其具體政治社會目標的貧乏。而這種傳統理想的社會基礎早就被淘空了。......對往日愛國主義理想的歪曲，同樣是西方法西斯的可恥標記；第三點也是最後一個特點，即國民黨嘗試透過軍事力量來解決困難，這仍是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主要特徵(p. 195)。
作者討論中國農民時，認為政府與上層階級並沒有為農民做事，而農民之間也是一盤散沙，欠缺凝聚力。農村改變的主要原因則是日本侵略︰
國民黨和地主對於日本侵略領土的反應是逃離鄉村遷進城鎮，把農民拋下任憑命運擺布。其次，日本軍隊週期性的掃蕩和滅絕人性的進攻也使農民團結成一個堅強的整體。因此日本人為共產黨做了兩項革命的基本工作，即掃蕩舊的上層分子以及鍛鍊出壓迫者的聯帶性。反面證據有力地支持這種表面上似乎荒謬的論點。只要日本人和他們的傀儡政權在哪裡給農民一點安全，哪裡的游擊隊組織就難以取得進展。事實上，共產黨無法在日本軍隊尚未直接入侵的地區建立游擊區(p. 214)。
共產黨統治下的農民︰
這裡應特別提到共產黨統治前的狀況和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對土地的再分配不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而是按人口進行的，並不考慮長幼和性別。因此，共產黨從基礎上把農村體制打破了，使得地產與親屬關係之間的聯繫蕩然無存。由於摧毀了或至少是極大地消滅了親屬關係的經濟基礎，共產黨不僅使階級之間的對抗情緒有力地釋放出來，也使不同年齡組與不同性別之間的對抗展現出來。而只是當他們著手這樣做時，農民反抗地主、佃戶反抗收租人，受害者反抗土豪劣紳的鬥爭才日趨激烈和公開化。最後的結局是年輕人反對老年人。到這時，一切的苦難都浮現出來了(p. 217)。
分析轉到日本，作者舉出明治維新的成功原因︰
有許多因素促成了明治維新的成功。從切身利益來看，新統治者可以廣泛地利用許多機會，就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給大名以極大的物質特權，後來又不惜冒險得罪武士。要是削減武士薪俸的政策不能執行，那他們便不會有財力來做以後的事情。而且，他們也被制止過早地捲入外國的戰爭。從更深層的歷史因果關係來看，德川政權經由它的政策已侵蝕了武士的統治地位，並為經由非暴力革命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開闢了道路。因此，明治政權是以往潮流的延續，它帶有許多過去制度的痕跡。最後，像許多日本歷史學家所強調的，帝國政府機構為保守主義勢力提供了集結場所，同時也提供了合法延續的架構，在這個架構裡可以進行一系列必要的調整(p. 247)。
談及日本為甚麼沒有革命︰
日本封建集團的某些特性，如極其強調身分和軍事上的忠誠而不是自由選擇的契約關係，意味著日本缺少西方各種自由制度背後的原動力。其次，日本政權的官僚主義因素，使得資產階級性格馴服而怯懦，無法向舊秩序挑戰。日本缺乏有力的思想革命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的，這只是同樣的現象的一個部分。導致了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和社會革命未能存在。最後一點，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在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整個過程中，統治階級能夠控制或疏導農民中產生的破壞勢力。不僅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發生，農民革命也沒有發生(p. 250)。
回顧整個過程，我們能夠更清楚而具體地分辨出為什麼沒有發生革命大動蕩的原因。農業生產率的不斷上升是日本能夠承受整個過渡的關鍵。......然而，產量增長的一個後果是，由於在城裡沒有鬧人的飢荒，所以平民與農民激進派的聯盟就無從產生——這和法國大革命高潮時期不同。同樣城市裡也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資產階級的反封建的動力，與較溫度的農民的要求結合起來，以推翻舊的秩序。市場的發展實際上使貧苦的農民都有了地產，雖然通常是以佃租身分而擁有的。而且，比起以前，佔有的土地也大得多，這也是社會安定的一個因素(p. 266)。
工商業集團與農業地主則聯合剝削下層︰
以日本工農業的恰當觀點來觀察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很有必要的。使商業從地主中分裂出來的力量遠沒有使它們聯合起火的力量強大。......就本質而言，明治時代地主問題的解決和工業化的計畫使得農業和商業集團的利益結合起來。從國內來講，他們因任何成功人民運動都會損害其特殊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這一共同的威脅而團結了起來。從國外來看，被外國瓜分的威脅、重蹈印度和中國覆轍的恐懼，以及市場和榮譽的誘惑力使他們團結在一起。當商業變得更加有力量，成為日本積極的對外政策的手段時，這種結合的後果就更加明顯、也更加危險了。
為什麼日本的工商業和農業只對國內鎮壓與國外擴張計畫有一致的意見？人們自然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或許他們能夠做出另外的抉擇。我相信這種可能是存在的，雖然這樣做會冒政治自殺的風險。從上層階級的立場來看，提高農民和工人的生活水準並創造一個國內市場可能是件危險的工作。這對於剝削性的家長制來說是一種威脅，因為他們在工廠中的權威正是建立在這種家長制基礎之上的，而這種家長制也是攫取利潤的重要手段。對地主來說，這些結果或許更甚。一個幸運地生活在政治民主制下的農民，將會不讓地主用租金來剝削自己，結果將意味著地主整個地位的喪失(pp. 279-280)。
工商業與農村上層結合最後令日本與德國一樣走上法西斯主義︰
德日兩國都是在最後階段進入工業化世界的。這兩個國家的政權都實行了對內壓迫對外擴張的主要政策。在這兩個國家中，為推行這一綱領所依賴的主要社會基礎都是工商業上層分子(儘管他們最初的地位很軟弱)和農村中傳統統治者的聯盟，他們的矛頭直接指向農民和產業工人。最後，兩國都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困苦不堪，從而產生極右的極進主義。在兩國，右翼極端分子都為壓迫性政權(repressive regime)提供了某些口號，但他們在實際上都成為利潤和「效率」等要求的犧牲品(pp. 292-293)。
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對資本主義原則的適應力，使得日本在進入現代化歷史的初期階段上不曾付出革命的代價。但部分也正是因為日本避免了這些早期的恐怖，它才在後來受到法西斯的統治並遭到了戰敗的命運(p. 299)。
之後是印度，作者由檢視蒙朮兒王朝開始︰
蒙朮兒的統治者搜刮下層民眾生產的大部分經濟剩餘並把它們揮霍一空，在一段時期裡，避免貴族對他們權力所構成的威脅。與此同時，如此使用剩餘產品，嚴重限制了經濟發展的可能性，或者更準確地說，如果經濟發展起來，就將會打破這種農業秩序並建立起一個嶄新的社會。值得重視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印度的民族主義者們經常爭辯說，在英帝國主義入侵之前，印度社會正處於掙脫農業體系之桎梏的前夜，而英國的入侵卻打破並改變了這種潛在的發展方向。如果以事實做為基礎的話，這種論點可以說是毫無根據的。事實恰恰持相反的理論，這就是說︰在十七世紀的印度社會，如果沒有外來的幫助，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議會制度都不可能產生出來(p. 321)。
印度的種姓制令印度農民與中國農民大為不同︰
在中國，地方鄉紳需要帝國官僚體制的支持以便從農民階級中榨取經濟剩餘，從而維持他們在地方上乃至全國的地位。在印度，這種體制在地方中並不需要。在這一點上，種姓規範取代了政府的作用。在柴明達爾[zamindar，為王國徵稅的中間人、地主]存在的地方，他們在地方事務的規畫中贏得了一個為一般人接受的位置。因此，這兩種體制的特點意味著農民的反抗將採取各不相同的方式。在中國，農民的主要衝擊是以同樣性質的「好」政府來取代「壞」政府；在印度，更大的可能是把政府摒除於村莊之外而不去理睬它。......總體來說，政府與其說是受到實際上的抵抗，不如說是被當成多餘的，雖然抵抗有時也會發生(pp. 336-337)。
作者認為印度現代化進程的限制在於，國家未能掌握農業的經濟剩餘︰
限制現代化進程的主要影響應該歸結於從農業中榨取的經濟剩餘落到了其他人手中這個原因。在旁遮普省，本[二十]世紀二零年代後期，農業人口中每人每年的平均債務利息相當於104盧比，相比之下，土地收益只有4盧比。並不是所有的債都是欠放債人的，其中一部分是欠富裕農民的錢。在二零年代每四個所得稅繳納者中就有一個屬於放債者集團，但也不能說放債人就沈溺於奢靡享受。問題的實質在於，他們得到了印度農民生產的數目可觀的經濟剩餘，使這筆剩餘不能轉到國家手裡。印度農民深受資本主義原始累積之苦，與此同時，印度社會卻沒有得到絲毫利益(p. 354)。
談到甘地︰
從根本上說，甘地是印度農民和鄉村手工業者的代言人。有大量的證據表明，甘地的訴求得到農民和手工業者極其熱烈的響應。......這些人之中的大多數深受資本主義侵略之害，其苦難之深重達到了自古以來的極點。由此迸發出來的仇恨，在日本以青年軍官運動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形式得到部分發洩，而在甘地領導下的印度，則以不同的民族主義形式表現出來。他們之間的相似至少與他們之間的區別同等重要。兩者都向後看，都把理想化的往昔，當成美好社會的範式。兩者都不能理解現代社會的問題。對甘地來說，這種評判或許太嚴厲了。......至少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現代技術已在西方應運而生，而不久勢必席捲世界其他地區。或許，同樣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美好的社會將採取哪種形式，如果它能到來的話，那將肯定不是以甘地的手搖紡車為象徵的地方手工業，以及這種手工業所服務的自給自足的印度村社(p. 369)。
印度為甚麼沒有農民革命︰
革命無法對農村無產者產生號召力，同時又不招怨於大批小農和中農，即便是披上和平的外衣。總之，革命運動的關鍵在於要把整個村莊、整個地區從現狀中解放出來，這甚至比克服印度的地方侷限性更加困難。在某些地區，共產黨是以語言和地方性忠誠為基礎，產生了一定的號召力。在另一些地區，他們試圖藉由種姓間的紛爭來開展工作。利用地方性的分裂情緒產生吸引力，或許是一種很好的革命策略。但當需要使地方性的不滿匯入一個更大的政治目標時，這些零星的反應在一片小紛爭的不和諧聲音中彼此抵消，化為烏有。革命是全人類理想的產物，而不是各種次要的地區性理想的混合(p. 375)。
概觀印度為何持續停滯︰
當我們探討農村問題告一段落，而試圖對全部問題作一概觀時，我們自然會問道︰致使印度持續停滯與進度緩慢的終極原因是什麼？近因似乎非常清楚，這就是市場經濟未能深入農村，使農民沒有進入一種新的環境，從而使生產輸出出現迅速提高的局面。農村社會結構只是次要的障礙，而且它會相應於外部環境而發生變化。把注意力集中於地方的反抗上，讓無數人類學家去研究農村，會使我們忽略困難的主要來源在於德里的政府政策制訂者，而這恐怕在一時之間還會有更多。市場動力不足的原因是未能形成一條把農業資源輸入工業領域的通道。進一步講，和其他國家相對比，人們看到印度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沒有形成這樣一個階級，他們對使用農業經濟剩餘去推動工業發展的起步抱有強烈的興趣。民族主義運動把它所得到的廣泛支持，歸功於農民階級，並且透過甘地使這一運動充滿了農民階級的意識形態(p. 394)。
不過作者隨即說，這種分析可能「過了頭」，尼赫魯似乎是有空間推行各種政策，卻無意為之，或許要為印度發展遲緩承擔個人責任。
在第三部份，作者從前面的歷史分析歸納出各種論點。作者指民主發展的主要條件有︰一，建立某種均勢，避免王權過強或土地貴族太過獨立的局面出現；二，轉向形式適宜的農業商品經濟；三，削弱土地貴族；四，防止建立針對工農的地主資產階級聯盟；五，以革命手段粉碎過去(pp. 432-433)。
法西斯主義則是資本主義入侵農業經濟的產品，以反資本主義的假激進(握有權力後卻保護大農場主及大企業，因此是「假」激進)及美化農民為特徵︰
當我們回顧法西斯主義及其先驅時，可以看到︰當農業經濟陷入困境之際，美化農民是一種反動的徵兆，無論在西方文化還是在亞洲文化都是如此。......如果說法西斯觀念完全是上層階級強加給農民的，那是不真實的。法西斯觀念在農民的經驗中引起迴響，並為他們廣泛接受。而一個國家越是工業化和現代化，他們對這類觀念的接受似乎就越普遍(p. 451)。
農民革命的主要原因︰
總而言之，農民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在於農村中缺少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商品經濟革命，以及在給農民加上新的壓迫和鎖鏈時，未能使農民的社會組織也同時延續下來。如果農民共同體像在日本那樣得以保留，就會與統治者保持密切聯繫，這樣，庶幾能夠避免革命的發生。因為農民革命的主要原因，從來就是農民社會與上層階級在制度上的聯繫過於脆弱，以及這種關係具有剝削性特徵。革命的徵兆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政府失去上層富農的支持，富農們正進入更加資本主義化的耕作方式，並開如確立自己的獨立地位，他們反對貴族們為維持自身地位而強化傳統義務，如十八世紀的法國便是這種情況。而當這些條件尚屬闕如或已被改變時，農民暴利要麼不會爆發，要府會很快地遭到鎮壓(p. 475)。
最後一章作者談及各種革命和反動的意象，包括加圖主義，即把農民生活想像為理想生活形態︰
加圖主義(Catonism)並不單純是上層階級所杜撰關於農民的神話和寫給農民的神話，而且在農民中得到了響應。因為這個理論給後者為市場所侵犯的生活境遇提供了某種解釋。同樣清楚無疑的是，這種觀念也產生於土地貴族的生活境況，他們置身於同一力量的震懾下。如果人們注意到，走向自由民主，無非是貴族階級對這種達於巔峰威脅的反應方式，那麼，加圖主義的出現也同樣是如此，只不過是換了一把解決問題的鑰匙而已。對大眾民主的批評，正當性的權威的觀念、風俗的重要性、反對財富的力量和技術專長，這一切重要主題出現在加圖主義的鼓噪聲中，在這一形式中上述種種觀念被結合在一起成為最高宗旨，使一切都變了樣。在加圖主義中，這些觀念為加強壓迫性權威之力量這個目的而服務。而在貴族的自由主義理論中，各種觀念匯集在一起，成為反抗反理性權威的理性武器。而加圖主義既不存在多元論的觀點，也從不考慮對等級隸從制加以限制(pp. 494-495)。
談到農民思想︰
站在農民立場上，博愛更是一種否定性的觀念，不過是地方主義的形式。農民不會有什麼抽象的興趣去養活城市，他們的社會組織觀念中十分缺乏利他主義的成份。在他們心目中，「外來客」無非是賦稅債務的根源，而他們這些鄉巴佬，儘管通常作為奴隸和工具也會受到小心謹慎的對待，卻必須在嚴酷的農業環境中勞動。因此，團結合作只是農村內部的課題，而對外來客，主題卻是敵視和不信任。這種對立在不同地區有所不同，帶有具體境況的陰影。因此，農民的地方主義並不是從娘肚子帶來的先天胎記。這不過是他們對土地的依附關係，產生於他們的親身體驗和生活環境(pp. 497-498)。
作者提醒我們，現代革命的發展有兩個特點，一是某階段的激進烏托邦幻想，在下一階段就成為既成制度和哲學的陳腔濫調，二是激進主義的主要基礎在於農民及城市小手工業者，這反映出革命不僅來自意在奪權的階級，也來自進步浪潮下受害的垂死階級。歷史似乎傾向貶抑革命暴力，但作者則認為未經革命的現代化可能要付出更大代價，如法西斯主義侵略戰爭就是一例。當然，這並不表示革命一定會帶來好結果，社會主義革命後的俄國與中國同樣沒有帶來自由。「歸根結底，至今一切形式的工業化，都是一種上層革命，是少數人的冷酷無情的歷史使命。」(p. 504)
作者最後表示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已變為替各種壓迫辯解和遮飾的意識形態，「誠實的思想家必須擺脫先入之見，抱著鏟除壓迫的宏旨，力求揭發兩種體制壓迫的成因。」(p. 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