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愛了

看完了《為什麼不愛了》，以社會學與哲學角度分析當代愛情中的消極關係(negative relations，在書中指不建立關係或解除關係)。作者指，自由主義看重「消極自由」，似乎令性自由去除有關義務與互惠的用語，讓事實上的不平等(特別是性別不平等)無法解決。性的供需非常依賴消費與科技為媒介進行選擇，很少受規範或禁令限制。這種市場形式產生認知與情感的不確定，女性藉由性同時被賦能與貶低。放棄戀愛關係或不斷轉移關係是性關係採取市場形式的一部份，這種不確定會波及婚姻制度本身。資本主義對產生自我與優化自我的積極要求，塑造出消極選擇的力量，以「寧可不選擇或取消選擇」為一種主體性形態，並透過無過失離婚、避孕藥、享樂消費市場、約會配對網站得以實現。

前現代婚前求愛具有儀式結構，行為者透過執行共同規則、共同參與象徵性現實而聯結。現代的性革命讓性與家庭制度分離，性身體成為其自我參考點，旨在實現一己歡快。性體驗與性探索成為許多人呈現的重要獨立面向，性行為成為地位與能力的一種新形式。性革命令情感、婚姻與性三種文化結構自主化，遵循自己的邏輯發展。性自由以契約的自由意志為前提，強調尊重個人心理與身體自主權的規則與程序，「合意」變成主要的倫理論述。

隨意性愛的策略特徵是將性伴侶「去特定化」，彼此必須保持陌生，卻同時是在進行親匿關係的行為。隨意性愛嚴格要求行為者對未來不耗期望，享樂行為本身就是目的。隨意性愛肯定主體自由，不斷提供慾求對象，但同時抹除互相關懷、依戀與形成紐帶的可能。

平等主義是隨意性愛的基礎，但實踐上似乎成為男性性態度與性活動的表現，以超然立場與不存期待表現男子氣概。作者的受訪者中有女性表示，隨意性愛的要求令男女關係非常難以預測，男人可能只心存性歡快念頭讓這名受訪者覺得是性剝削。另一名女性受訪者在拒絕隨意性愛要求後，對方立即離開，讓她覺得自己就像「被扔在地上的衛生紙一樣」。性關係的規則似乎簡單明瞭，而情感關係的規則卻會造成不確定感。

隨意性愛反映「普遍性化」的現象，也就是性魅力是決定一個人價值的唯一因素、性魅力狹隘地專指肉體魅力、伴侶之中至少一方的人格在性方面被物化、性化隨處可見以至可以強加於人這些情況。作者認為，性化影響的主要問題是，一旦它令身體成為互動首要場域，情感表達與交流就變得不正常與不確定，人際關係之間的界線無法劃清。社會認可過程互相矛盾，有時位於身體，有時位於自我，兩者的模式不一定重疊。

不確定性驅動作者所稱「消極的社會關係」，這種關係缺乏明確規則與共享涵義框架，紐帶中某些功能無法適當發揮。作者假設，在愛與性的領域，自主與自由產生相對較未固定、規則較模糊的互動。制約性紐帶的行為規範仍不明確，沒有一套道德劇本可依循，即使違反互惠原則也很少受到社會懲罰。在消極關係中，行為者必須努力面對自我行為的意義與模糊特質。

性慾可以產生經濟價值，商品與性慾糾纏在一起，構成作者作稱的「超主體」，由需求與慾望活動以及滿足這些需求與慾望的實踐構成。超主體激發出本體的不確定性，即對自我本質的不確定感，由自我價值不斷被估值、評價與貶值三種過程決定。

一個人要被認為是「性感」需要大量消費襯托，具吸引力的身體則可以回頭產生資本。特定職業對外貌的要求、媒體與廣告中的身體、色情影視業、網絡的身體照片、性交易市場的「性人格」，都是女性身體吸引力與性成為可代換商品的形式。視覺性讓身體成為消費物品塑造的消費場域。女性因性身體的關係重新被導入由經濟主導的關係中。

視覺評價快速、片面、二分的特質受網絡強化。人們更容易互相結識，但彼此評價的方式從社會框架中抽離，與潛在伴侶碰面就像一次定案的考試，只有合格與不合格。當事人視彼此為消費者，愛情互動與消費品味不可分離。在以男性偏好為標準的性市場中，視覺魅力等於年輕時尚，意味著女性在市場的價值隨時貶值。視覺化將自我分解成身體部件被人揀選，放大了身體與自我之間的二元割離。

以契約比喻親密關係紐帶所忽略的，是試圖訂立「愛情契約」雙方的意圖可能很不相同。正式契約訂明對違約人的罰則，因此才有約束力，但性契約卻沒有同樣特質，關係可以任意投入與中止，忽視被隨意分手一方的情感傷害。隨時斷離關係的自由讓人們之間的信任減少。

合意的先決條件是主體理解彼此意願，但是在性互動的任何時刻，雙方意願都可能有分歧。隨意性愛文化的壓力讓性以外的考慮變得不合情理。只強調性行為，令「合意」變成「隨意」，性自由反而變成一種壓逼的規範。合約與契約主導的親密關係避開情感內容，假如一方可能只是想滿足性愛，但另一方可能期待愛情，這是否屬於「合意」性愛就變得含糊不明。在契約的親密關係中，人們不斷衡量關係的規則與其意義，設法解讀他人意圖、擬定行動方針、以策略應對不確定。

性與愛情的互動出現以下矛盾︰為建立關係，一個人要某程度上超脫，顯示自己有獨立自主的價值；但是過度超脫，會激起對方的自我保護策略，令關係無法建立。建立關係後，對自我價值感覺的威脅可能會導致關係中斷。保護自我價值的策略包括退出選擇，避開令自己擔心可能被低估價值的潛在關係。確保自我價值與建立情感依戀扭帶的目標衝突，讓行為者行動是感到不安，導致行為意圖反覆無常與情感傾向善變。

框架混亂、貶值、防禦性自主、對自我價值的威脅、缺乏信任，都存在於終結愛情的過程中，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離婚。性態度與性活動、選擇與替代選項、藉消費品味與治療完善意志、自主與依戀的衝突、逼切需要透過他人確保自我價值感，這些情況造成新的不確定性，對固定、體制化的婚姻關係產生終結愛情的動力。自我將親密關係與婚姻視為對本身自由的限制，令離婚成為某種自由的魅力標誌，雖然這自由是現代科技、治療與消費機制所精心打造。

作者總結，本書記錄的性/經濟主體產生分裂與否定，而這些分裂與否定沒有被消弭，融入更大的連貫整體與認可過程。內部分裂存在於性與情感、男性與女性身份認同、被認可需求與獨立自主需求、女權主義平等觀念與男性主宰視覺性支配自我之間。主體無法解決矛盾，與他人的互相認可也就無法發生。

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

看完了《思考不過是一場即興演出》，主題是心靈深度是錯覺，心智只是即興解釋當下，並努力與過去的想法與行為一致。人們對自己知識、動機、欲求、夢想的言語說法，是一種不可信的即興表演。

人們感覺自己可以掌握整個世界是錯覺，對世界的心智圖像有許多矛盾與漏洞，每次只看到狹縫的世界，閱讀時一次只看見一個詞。當視線被固定時，大腦會不停尋找可產生判讀的新材料，如果找不到，影像會徹底消失。人們以為自己看到充滿細節的世界，但對感覺世界的經驗充滿漏洞。人們有能力挖掘外在世界的細節，不代表可以只看一眼就可以掌握所有細節。

即使是對自己心中的想法，都是對自己身體狀態的解讀，以決定同一種混亂思緒是傷痛或雀躍。人們根據環境中哪個詮釋最合理，決定生理狀態屬種哪種情緒。情緒不是內在世界的真實存在，而是創作行為，在當下編造出解答。如果陷入心靈深度的錯覺，以為情緒不是即興解讀，而是傳遞內在世界的可靠訊息，就較難處理負面的思考模式。問題不在於心靈深奧難以理解，而在於根本沒有深奧的心靈。

對於自己的選擇，也是在做出選擇後才編造解釋，在思考那一刻才由左半腦的解讀者塑造出來。人們可以輕鬆編造出有說服力的說法，來解釋自己不曾表達的意見，就如同自己真正表演過的一樣。在被問及選擇某項事物時，人們多會集中在支持的理由，而在被問及反對某項事物時，人們多會集中尋找負面的理由，這會讓同一群人在不同語境下有時偏向冒險，有時卻偏向迴避風險。人們的行為不是顯露內在自我，只是為面對當下挑戰，因時制宜與隨機應變的結果。

作者以思考週期四項原則說明心智運作方式︰一，注意力是詮釋的過程。大腦一次只能鎖定一個目標，創造一種意義模式；二，人們唯一的意識經驗，就是對感覺資訊的詮釋。人們知道大腦對世界的詮釋，但無法意識詮釋的「原料」與過程。三，所有意識思考都涉及對感覺訊息作有意義的詮釋。人們無法意識「非感覺訊息」，但可以意識到「非感覺訊息」的「感覺結果」，包括來自自己身體的感覺。四，延綿的意識就是一連串想法，對感覺訊息賦予意義所產生的不規律思考週期。

人們一次只能意識一件事，而大腦是由上千億神經細胞組成的網絡，透過電化學脈衝交流，意味著大腦做的幾乎每一件事都無法意識。人的意識只限於察覺人們對感覺世界的詮釋，回報大腦的解讀。思考起起伏伏，但感覺平順，理由是大腦想讓人知道世界實際的樣子，而不是自我機制如何運作。有意識的是思考結果，無意識的是思考程序，是一種思考的兩個層面。

尋找意義是每個思考週期的目標，尋找意義就是尋找貫穿的條理，永遠不會完整，需要不斷質疑與討論。大腦運作時依循的是先例而不是法則，每個思考週期透過改造與轉化過去相關思考的遺緒，以理解當下關注的資訊，其結果又會成為未來思考的原料。心智是平的，代表任何「牢籠」都出於人的想像，也能用想像拆除。

黑龍江

看完了《黑龍江》，是作者沿黑龍江由源頭至出海口的旅遊誌，談及途經地點的歷史、自然、經濟與生活。書中起點是蒙古境內蒙金摩利，在克魯倫河與鄂嫩河附近。之後作者來到接近蒙古、俄羅斯與中國三國邊界達呼爾，講述鶴引起三國科學家合作。

作者在俄國貝加爾湖西部的伊爾庫茨克再度展開行程，提到成吉思汗子孫的征服如何影響俄羅斯，哥薩克為皮草向東，帝俄對北太平洋的探索。下一地點是因果達河的赤塔，布里雅特人是此地主要民族，後來捲進俄羅斯帝國與滿洲勢力的擴張，以及帝俄崩解後的俄羅斯內戰。東西伯利亞也是帝俄流族地，當中1825年反對新君尼古拉一世的十二月黨人，後來在赤塔建立農人社群。

尼布楚以帝俄與清朝締結條約之地聞名，實際則殘破髒亂，作者在這裏看到因礦業浮華一時的布廷宮，也短暫坐了幾小時監獄。早期俄羅斯東征史充滿暴力，但俄國歷史卻總是說過程開明而和平，原因多少與南方的中國人有關。十七世紀中，俄屬哥薩克人在尼布楚建立堡壘，但在黑龍江地區擴張時被清軍擊退。俄國向清朝取得貿易特權，以哥薩克人放棄滿洲北疆據點為交換。

在前往阿爾巴濟諾途中，作者遇見當年清軍攻擊哥薩克人的阿爾巴濟諾古堡。有部份哥薩克守軍向清軍投降，移居北京，其後代曾到訪這古堡拍照留念。在史達林統治時期，西伯利亞哥薩克人受嚴重逼害。

在十九世紀，西伯利亞被幻想為俄國救贖的來源，像是美國的西部。海軍將領尼維斯柯探勘黑龍江，在黑龍江出海口建立據點，並宣稱俄國領土擴張至黑龍江流域與庫頁島。1854年，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夫多次率軍佔領黑龍江右岸老爺嶺以東大片地區。當時清朝無力抵抗，在1858年簽訂璦琿條約承認既定事實，東韃靼就這樣變成俄國的濱海區。

璦琿現稱黑河，與俄國的海蘭泡隔江相對。依作者到訪時所見，黑河顯然比海蘭泡繁榮。海蘭泡意為「喜訊」，由穆拉維夫紀念自己的征服行動命名。1900年義和團拳亂，俄軍經過海蘭泡，屠殺市內華人，數以千人被殺，後來稱為黑龍江事件。時至今日，海蘭泡經濟上依靠中國工人，但市內俄國人與中國人的關係仍舊崩緊。

跨西伯利亞鐵路經過碧洛比詹，此處是史達林在1928年建立的猶太自治區，曾在短暫和平中帶來猶太文化復甦，但1948年史達林打壓猶太文化，一直至蘇聯消失。碧洛比詹以東二百里是伯力，兩城之間的公路由普京主張建設，象徵俄國連結，但主要使用者是黑幫。伯力在俄國稱為哈巴洛夫斯克，以開通黑龍江的哥薩克人命名，在黑龍江大河曲。二十世紀之交的伯力是多元族裔之地，孕育「跨阿穆爾派」文化運動，投入對東方的研究，並找到女真人在此地的紀錄。1923年落入蘇聯統治後，伯力不再兼容，跨阿穆爾派研究成果被摧毀。

經過烏蘇里江河口的魚類、老爺嶺森林南北交界的生態後，作者來到黑龍江河口附近的尼柯萊夫斯克，由當年勘探當地的海軍將領尼維斯柯命名。這座城最初被寄予厚望會成為國際商貿中心，但河段滿是沼澤、冬季缺乏遮掩、每年七個月冰封等情況，讓俄國人將注意力轉向南方的海參崴。尼柯萊夫斯克變成運載罪犯往庫頁島的中途站，同時依靠漁業支撐，近年一直走向衰敗。

最後作者提到在伯力遇到一名參與過珍寶島事件的老兵，1969年3月，關係惡化的中蘇兩國為烏蘇里江上沙洲珍寶島衝突，蘇聯其後對事件隻字不提，老兵覺得難以接受。俄屬遠東有人認為，假如俄羅斯可以佔領克里米亞，中國未來也有一天可以奪回黑龍江以北的失土。

火藥時代

看完了歐陽泰的《火藥時代》，考究中國與西歐在軍事上何時出現大分流。從宋代發展火藥武器說起，到宋金戰爭、元帝國、元末鄱陽湖之戰，直至明代初期，中國都積極在戰事威脅下改良火藥的軍事應用。

 

歐洲管型火器應用最早在1326年，在十四世紀末已應用大炮攻城。對於為何同期中國沒有發展大炮，作者提出，最初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國的城牆遠比西歐的厚，而且角度傾斜可卸去炮彈力量，重金研發大炮的回報較低。在此之後，歐洲戰事頻仍，發展出更精良的大炮。在中國，自明成祖在1424年死後，明代戰事激烈程度大幅減緩，缺乏進一步創新誘因。作者稱這段時期為火藥時代的「小分流時代」。

 

1521-2年明葡在中國海岸發生兩次海戰，第一次戰爭中明朝發現葡萄牙的大砲優勢，到第二次海戰明朝艦隊火力大為增加，很可能是學習與改良外國火器。其後明朝官員推廣採用佛朗機砲，在外敵威脅增加下推行軍事創新，作者稱這段時期為「勢均力敵時代」。東亞在演練與火槍戰陣上能夠與當時歐洲軍隊抗衡，歐洲在海軍與稜堡方面擁有優勢，但在後勤補給方面不及當時的清帝國。

 

清朝中期以後進入穩定和平期，缺乏戰爭刺激，到鴉片戰爭時軍事實力已遠不及英軍。作者稱這段時期為軍事力量「大分流時代」。英軍擁有工業化與應用科學的彈道學優勢，大砲威力強大，也更精準輕便。與之相比，清軍因長久和平而武備廢弛，因為缺乏工程製圖技術與「製器之器」的機械式工具，難以在短期內有效複製英軍武器。

 

當時歐洲武器發展迅速，清朝既要追趕落後情況，同時要不斷更新當時發展，在舊時代既得利益仍存在的情況下，難以籌集足夠資源維護與更新軍事裝備。清朝顧忌軍事權力集中會影響政權安全，分散各地軍事指揮權，與明治維新後軍事權利與資源集中的日本形成對比。作者主張，在無煙火藥時代前最後一場大戰甲午戰爭，日本戰勝清朝不是因為科技，而是出自政治問題。

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

看完了《他們用女性主義幹了什麼！》，討論女性主義在主張改變社會與被市場收編之間的張力。隨著商品與娛樂消費推廣以特定群體為目標分層，以女性為目標的廣告更多以女性主義為名，宣稱購買這產品或體驗能為女性消費者帶來「解放」與「賦權」。例子由信用卡、穀物產品、鑽戒、運動鞋、胸罩、內衣、巧克力、優格到個人照護用品都有。在這種宣傳中女性主義失去政治脈絡，變成某種個人選擇，再變成購買某種產品。

在電影業界，電影是否「女性主義」受更多人關注，卻可能讓女性主義變成某種是否值得消費的標準，而不是一套價值觀、倫理道德或政治觀點。電影情節中更多女性與男性平起平坐，並沒有令電影業界本身的運作變得更為性別平等。女性導演仍然受性別刻板印象影響而被投資者忽視，女性觀眾的口味仍被視為「小眾」。

自1996年《電視傳播法》後，美國電視節目更為集中由巨型跨國媒體集團製作，最重要的考量是賺錢。電視實境秀成為電視台的搖錢樹，資訊娛樂變成新聞廣播最大宗內容。電視實境秀特點之一，是不斷驅使女性參與者以狹隘定義看待美、自我價值與成功，鼓勵她們視其他女人為競爭與比較對象。女性創作者參與電視劇的人數增加，但依然是少數，更被製作人埋怨女編劇已夠多。市場女性主義讓探討電視劇與其他流行文化變成二元對立，彷彿看某些劇就是罪惡娛樂一樣，將女性主義演譯成某種消費標準。

碧昂絲、艾瑪‧華森、麗娜‧鄧罕、泰勒絲等名人對女性主義的觀點引起廣泛討論。作者指，女性主義運動多元而分裂的情況，讓名人即使真心在乎女性主義，但由於在特定議題沒有利害關係，令他們對實質議題的理解與其聲量之影響力不相稱。名人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運動的差別，是前者著重於個體，後者則視體制為關鍵。重點不是「誰」說自己支持女性主義，而是他們如何為促進平等付出實質努力。

始於1990年代的後女性主義宣稱，女性主義可以不再帶有咄咄逼人的政治意味，嘲弄女性主義者太鄭重其事而不夠「酷」。媒體推波助瀾怪罪女性主義讓女人更不快槳，好像問題不在於陷困性別準則與結合不平等的世界，而是有些人指出這些問題存在。暴女龐克演變成市場收編的辣妹合唱團，強調消費就是賦權，忽視妨礙許多年輕女性實踐真正賦權的結構性阻礙。選擇女性主義佯裝所有選擇都一樣好，以轉移大眾女性主義對重新分配權力與資源的關注，並否認社會期待如何限制女性的選擇，就像她們只能「選擇」負責打理大部份家務。

性別本質主義宣言男女之間有固家不變的二元差異，可以解釋「天生」的行為與特性。在現代這種宣稱仍見之於對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的焦慮、女性獨立自主「有害」、性別差異的兒童產品、宣稱性別角色可達成兩性幸福的大眾心理學、堅持女性接受角色定型的右派運動等。在市場女性主義中，何謂女人經過狹隘定義，包裝成「賦權」活動與政治宣傳，用以指涉有餘裕選擇的女人身份認同，而不是社會及政治變革的歷程，這對沒有特權的廣大群體毫無幫助。

強調「性資本」的論點鼓吹當代女性好好打扮，但要性感又不顯浪蕩，而展示性資本是否恰當的界線則由有權力者隨意劃分。整形手術被包裝成「為自己而做」，但流行的外貌隨時改變，任何身材都永遠會受以此維生的市場與媒體質疑。女性主義運動內部為何謂向父權投降的外觀互相攻擊，好像外觀議題與如婦女受暴或完善家庭照顧假政策同樣重要。著迷於個人可控制的外觀，總是比批判損害自由與人性的人與體制來得輕鬆。

最後作者提出，頌揚與收編女性主義之間有一條非常微妙的界線。兩者的核心衝突，是女性主義運動尋求改變體制結構，但市場女性主義著重個體優先，將結構議題塑造成個人問題，再熱情推介商業的解決辦法。市場女性主義否認結構性別不平等，主張只要個人更有自信、接受人生指引後就能解決有關問題。在兒童照護、低薪女性、墮胎與身體自主權等議題，女性主義仍有許多未竟之業。

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

看完了The Unaccountability Machine，主題是為何大型系統在嚴重出錯後沒有人需要負責。現時不同組織都有作者所稱的accountability sink，由一群專門擋住投訴的人盾員工(或稱客戶服務)，加上沒有任何方法聯絡更高管理層，以及看來由各種規則列明而無法改變的決定組成。作者指這可以推導出管理上問責的根本定律︰一個人可以改變一項決定的程度，正是此人需要為此決定問責的程度，反之亦然。換言之，所有決定由規則訂定，沒有人可以更改，就沒有人要問責。當意料之外的情況發生，系統就可能產生荒謬的結果。

作者介紹現時大致被學界遺忘的管理模控學(management cybernetics)學者Stafford Beer，以模控學概念分析accountability sink流行的緣由。管理模控學的重要格言是︰系統的目的就是其所做之事。系統的特質不能與其成員特質混淆，組織結構可以產生與其成員意圖相反的結果。管理單位之間最根本關係是 Beer所稱的resource bargain，任一單位的自主程度只能在不會危害更廣泛系統的界限之內。系統問責程度建基於資料的流動，系統中更高層級負責制定目標，確保資源供應與各級職責一致，並與運作層級持續溝通。

Beer的管理模型由五個系統組成︰一是運作系統，負責在現實世界中行動；二是管制系統，確保運作順暢；三是整合系統，協調不同運作達致特定目的；四是智能系統，負責處理未來計劃與周遭環境資訊；五是身份系統，決定「系統的目的就是其所做之事」要做的事，也可以稱之為系統整體的哲學。

五個系統任一資源不足，都會令資訊流動無法與其處理能力平衡。資訊只有在能夠轉為行動才有意義，因此資訊必須快速到達可讓處理之的系統。各系統透過盡可能在同層級處理所接接資訊以維持其運轉能力(viability)，但它們也需要有通往各層級的溝通渠道，以應付需要即時改變的大型衝擊。當組織只顧及系統中的部份資訊，就會好像大腦無法正常運作一樣。或許組織能在環境沒有重要變化下運作一段時間，但面對衝擊就會陷入危機。如果無法在危機下尋找資源重新建立不足的功能，系統就會崩潰。

作者認為，現時社會充滿accountability sink，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身份/哲學系統——經濟學——無法有效處理系統的資訊。當代經濟學以市場為社會運算結構，認為看來是市場均衡的結果就是最適(optimal)解答，讓政策制定者不願質疑市場結果，忽視如房產泡沫與金融管制鬆綁造成的影響。當代經濟學模型假設時間及不確定性不太重要，讓它拋棄系統需要處理的大部份資訊︰傳遞必要資訊所需的溝通渠道容量；資料轉為可行行動形式的困難；模糊不清、觀念、不相容價值對決策的影響。當代經濟學亦有作者稱為Ricardian Vice的盲點︰在模型中解決問題，然後應用解決方案至現實世界，以致不在模型中的現實資訊沒有被處理。

在企業會計中，需要檢視企業活動本身、以程序控制與成本分派為要旨的管理會計，被法定要求、按一般公認會計原則(GAAP)進行的財務會計取代。GAAP產出的數字變成企業決策與顧問提供建議的主要來源。當財務數字缺乏實際決策所需資訊，而運作層面的經理與高階管理層(不論是否有意)無法有效溝通，管理層就可能無法察覺運作層面的問題。在商業環境日趨複雜下，管理系統處理資訊的能力無法跟上需要，外聘的管理顧問又趨向於奉承企業主管，讓企業的身份系統無法有效處理資訊。

經濟學與管理的盲點讓非人類決策系統與現實脫節。佛利民(Friedman)學說以「代表性股東」試圖減低企業決策複雜度，作者認為這是扭曲現實的謊言，將公司變成被一個理論建構(代表性股東)僱用，讓管理層可以脫離複雜情況，服膺於簡單的股東價值原則。債務與融資是用作控制的技術，讓公司管理系統最重要目標變成確保有足夠現金生存。在私人股權投資(private equity)與槓桿收購(leveraged buyout)盛行的環境下，企業可能因被收購而背上大量債務，有限責任制則讓槓桿收購者更容易借債下注，真正處於風險的是依靠公司存續生活的人︰工人、供應商、顧客、經理。

製造現金流的需要讓高層管理與商業運作之間的resource bargain更為受限，外判合約讓溝通渠道頻寬縮窄成「一切如常」或是「有問題要解決」。在多數情況「一切如常」時，溝通渠道的容量受到削減，讓企業對運作層面的資訊所知有限。考慮未來的智能系統已因為債務而只顧及製造現金還款，企業系統再無能力吸收波動與衝擊，經濟只能重組讓工作階級來吸收衝擊。

2007年金融危機前，中央銀行只監控政府赤字，卻沒有監控私人部門的債務水平。在實質工資停滯下，中層階級透過借債維持其消費水準，可以這樣做的前提是利率下降與樓價上升。當樓價下跌，私人部門債務違約，危機就發生。當最高層系統無法處理衝擊，民眾沒有溝通渠道可以傳遞資訊，就會引發集體不滿並高叫示意——作者認為這就是「民粹主義」的訊息。

對於怎樣改善現狀，作者指有限責任制是accountability sink，應施加規則讓任何接管正營運公司的實體必須擔保公司債務，杜絕槓桿收購中「用公司的錢收購公司」這種情況。債務與「股東利益最大化」的限制讓企業決策脫離現實，持續運作的系統根本上追求的是穩定，而不是最大化。任何追求單一目標最大化的系統都有潛力嚴重失常，需要有更高層系統監察。

最後，作者推測未來當事物更為複雜，機器可能會接管實際決策，人們最終無法要求某個可辨認人類為事情出錯負責。但unaccountability最不能忍受的可能是回饋連結斷線，如果有機制讓人與更高層決策溝通事情如何出錯，人們的聲音得到聆聽，或許就能接受個人責任不再存在的事實。

集體倦怠

看完了《集體倦怠》，主題是美國千禧世代(大致是1981-96年左右出生的世代)為何感到倦怠(burnout)。倦怠是指人達到疲憊的狀態，但仍不斷督促自己前進，達成任何事情都不能帶來成就感，只覺得自己在勉強度日，感覺已燃燒成灰燼。

作者指，包括她自己的千禧世代，從小被教導相信「只要我夠努力，一切都會順利進行」這種觀念。具體方法是任何道路都以大學為起點，再不斷努力工作以得到舒適生活。但現實是，千禧世代比父母一代貧窮，最窮的人變得更窮，中產階級則必須努力地留在原地。千禧世代的生理與財務狀態不穩，必須嚴格遵守互相矛盾的期待，缺乏社會機構支持，潛力受到阻礙，變得精疲力竭。作者反復強調，這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千禧世代的信念由戰後嬰兒潮父母培養，後者抱持對自己階級地位的緊張情緒，變成以成功導向的規劃栽培父母，著重子女的日程安排、人脈建立、課外活動。許多千禧世代面對強大升學壓力，要全力到達大學這一終點，出現身心健康問題。

現代職場以「熱情」為口號模糊工作與生活的界線，過勞變成常規。理想工作的競爭激烈，待遇可以大幅削減，甚至沒有報酬。當所有奉獻都站不住腳，千禧世代對實現抱負的途徑開始感到懷疑，就會變得倦怠。企業更重視股價，削減「非核心業務」，更多人成為派遣人員，缺乏保障與晉升前景，過勞、被監控、高壓、不穩定成為標準。成為自由業者並沒有自由，而是隨時要準備工作，並且完全沒有保障。

科技看似令一切成為可能，卻以不間斷的通知令人無法忽視，以效率為名義加重倦怠感。智慧型手機變成人們的延伸，滲入生活各方面，擺脫手機如同擺脫生活。「注意力經濟」誘使用家參與應用程式的時間遠超於正常使用時間，用家失去私隱、注意力與自主，以換取企業利潤。社交媒體、持續更新的新聞、工作蔓延至生活，都令千禧世代更容易倦怠。休閒時間變得破碎，被自我增值的目的支配，無法讓人恢復精力、獲得樂趣、與他人一起放鬆。

成為父母讓千禧世代倦怠情況加劇，社會照護服務缺乏而昂貴，無所不在的社會責難隨時準備指責父母疏忽照顧，職場與政策並沒有配合家庭工作增加的事實，特別是母親仍要負擔大部份家庭責任。理想與現實的距離無法承受，失敗被視為是個人不夠努力，都會令人感到倦怠。「好」母親要求數不盡的任務、態度與習慣，當挫折無法處理，母親們不願承認自己需要幫助，而是與其他母親競爭。父親藉工作忙碌擁有「休閒特權」，口說平等同時無法在家中落實平等。下層階級父母忙於緩解經濟需要，中產階級父母不斷擔心向下流動。

作者在結尾自言，在學業要求、工作不穩、租金昂貴、育兒支出龐大的情況下，她認為自己要養育孩子在經濟與工作量上並不可行。當社會繼續對一般父母，特別是母親生活如此不友善，更多千禧世代考慮不生孩子並不意外。作者再次強調，事情不必一定是這樣，千禧世代可以團結起來抵制現狀，拒絕將社會大範圍失敗歸咎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