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之前看完了Martin Wolf的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作者是《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主題是2007/08年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與影響，觸及的層面廣泛，以下適度地摘要。

這次危機對金融的打擊比經濟大蕭條時更大，觸及核心國家的金融體系，銀行的表現令人極不信任。經由政府支援金融市場，提供無限流動性支持並拯救重要金融機構，令市場與政府的分界越來越模糊。

作者列出五項令這次危機延續甚久的因素︰1. 危機前的債務與槓桿比率偏高，令危機後去槓桿所需時間更長；2. 危機前的高債務用於支撐資產泡沫，造成危機後資本減縮；3. 金融機構在危機後貸款極為謹慎，令其他經濟部份更難去槓桿；4. 低通脹甚至通縮，增加負債成本，也可能令實質利率過高，造成經濟收縮；5. 投資減少令需求轉弱及經濟增長減慢，這又會令投資吸引力降低，令投資更少。

危機後的公共財政赤字並非由政府紓困方案引起，而是危機本身令私人消費減少導致︰不同部門(政府、企業與家庭)收支總和必定為零，當危機令企業與家庭消費減少，政府收入減少卻要增加失業保障，就會自動帶來赤字。

作者認為危機後的政策應對目標明確而有效，但規模不足，也無法維持支援私人部門去槓桿的政策，令2011與2012年的經濟復甦疲弱。

歐元危機則反映出制度設計不足怎樣令危機擴大，例如監管銀行的條例Basel I將所有政府債券定為無風險的資產，卻無視部份國家以歐元借債但無力左右歐元政策的事實。危機令某些國家的歐元比其他國家更安全這一事實更為明顯，資金會在危機時轉移到更安全的歐元國家，反映歐元設計中銀行擠兌容易出現。

歐元區不同國家的經常賬差額極大，這反映出1. 私人部門資金流向認為像西班牙等經濟體有較高投資回報，但事後顯示那是由資產泡沫造失的錯覺；2. 在順差國家收入高於消費、儲蓄高於投資，在逆差國家則相反；3. 順差國家競爭力(如勞工成本)相對逆差國家高。扭轉這種不平衡需要改變上述全部三個面向，但改變每一面向需要的時間都不同︰資金流向會即時扭轉，但其餘兩者的轉變則需要時間。作者批評，盈餘與赤字是一體兩面，在危機中只怪罪赤字國家只是「幼稚的道德主義」。

在危機後低通脹的環境下，減輕負債與提升外部競爭力互相衝突，像意大利與西班牙等國提升外部競爭力需要價格與工資降低，但價格與工資降低則會令實質債務負擔增加，這又逼使債務國以更多經常帳盈餘還債，進一步增加通縮壓力，令其陷入「債務通縮」惡性循環。

歐元既不是國家可自行決定貨幣政策的固定匯率國家聯盟，也不是相互之間提供財政轉移的現代聯邦國家。作者認為在兩個極端之間比兩者都更差︰既沒有自主改變貨幣政策的空間，又沒有銀行間自動的相互保障。

新興國家雖然在這次危機中表現不俗，但作者認為，在高收入國家需求不足下，新興國家難以只依靠以往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未來新興國家需面臨四項挑戰︰1. 高收入國家的財政政策不再寬鬆，資金從新興國家流出；2. 經濟增長減慢的結構因素，如商品價格、貿易及借貸減少，勞動力質素不足、人口老化、生產力增長放慢、對外逆差上升等；3. 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原因包括剩餘勞動力減少及投資過剩；4. 高收入國家，如歐元區及日本，同樣爭取出口帶動增長的策略。

講述金融風暴為何影響深遠時，作者提到銀行以存款與借貸製造現代經濟的貨幣，當銀行的債權人(例如存戶)突然要求債務兌現時，沒有最後借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提供流動性，金融機構就會崩潰。

作者指這次金融風暴前金融體系日漸脆弱的因素有五︰1. 金融自由化，政府管制減少；2. 全球化，包括資金來源、銀行與資產全球化，令金融體系牽一髮動全身；3. 金融創新，出現更為複雜的金融產品，證券化產品擴張，構成影子銀行體系；4. 槓桿比率上升，包括私人、衍生產品與金融體系的槓桿比率都增加，令損失倍增；5. 誘因設計，令金融機構員工只追求短期成績，不用擔心長遠損失。

在政策上，作者批評政策制定者無法有效監管金融業，錯誤認為市場能理性行事；誤以為貨幣政策只要能穩定通脹就能維持經濟平穩；危機發生後的處理也有不足之處，尤其是任由雷曼破產造成嚴重恐慌。但作者亦指出防止恐慌的難處︰預防仍未實現的災難政治上十分困難，只有在災難發生後，拯救金融機構的逼切情況才會成為政治考慮。

作者列出這次金融風暴帶來的教訓包括︰

金融機構先天脆弱，金融體系本身就會引起危機
光靠穩定通脹不能維持經濟平穩
只靠市場力量不足以令金融體系穩定
眾多學者、政策制定者、市場參與者的無知與傲慢令金融體系更為脆弱
政策制定者未能在危機惡化前堅決行動
金融業有能力利用遊說及捐獻令管制鬆綁，在危機後依然如此
管制者缺乏資源、動機與知識緊貼金融業發展
作者認為，這次金融危機並不是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自1980年起的經濟狀況已不能持續。這次危機的宏觀經濟根源，是全球失衡的一體兩面——儲蓄過剩與借貸過剩。儲蓄較投資多會導致利率下跌，但在經濟衰退期則會令收入與產出減少。實質利率處於低水平短期會令房價上升，中期造成借貸與建造業榮景，長期則會令房價過高後下跌，房貸還款出現問題，金融體系亦會受壓。

亞洲金融風暴後中國、東亞、德國、日本與產油國都保持經常帳盈餘，而美國與歐洲外圍(東歐與南歐)國家則維持赤字。赤字國無法長期借貸維持這種不平衡，全球體系日趨脆弱，最後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反映出來。

各國大幅干預貨幣的原因包括︰1. 石油國家累積據指較高質數的國外資產；2. 追求出口導向的增長；3. 支持高投資、高回報、高儲蓄的發展策略，尤其是日本與2000年代的中國；4. 累積國外貨幣儲備，減少對進口資金的依賴，為未來金融危機作保險。

作者也引述學者說法指，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的事實會為美國帶來額外負擔，因其不能像其他國家以貨幣貶值帶動經濟增長，其部份國內需求也為外國產品吸收。這種國內消費比生產多的狀況造成美國貿易逆差，企業部門的投資又在2000年代減少，就只能靠住戶增加消費來彌補這項差額，依靠寬鬆的信貸來維持。利率降低，槓桿比率上升，高評級債券供不應求，金融部門急速擴張，製造大量看似高評級的資產滿足需求。

作者也點出在儲蓄過剩的情況下，為維持經濟穩定，2000年代初貨幣政策難以收緊。

歐元區在2000年代初有三項變化與往後的危機有關︰1. 德國採取經常帳盈餘政策以消除財政赤字，作者再度引述學者的評論指這是一種「轉責於鄰」(beggar-my-neighbour)的政策，以歐洲其他國家的製造業為代價改善就業。2. 金融融合，歐元流通後區內各國，如西班牙與意大利的債券利息與德國差距收窄，借貸利率大減，除希臘外各國主要是私人部門利用這機會借貸謀利。3. 歐洲中央銀行以穩定歐元區整體通脹為目標制定貨幣政策，在德國國內需求疲弱下，此目標只能由擴張其他國家的需求達成，尤其是利率在歐元流通後大幅降低，信貸擴張的國家，當中最重要的國家是西班牙。

作者指出這種各國經常帳不平衡難以維持，債務國只能以失業或更多債務來維持國內收支平衡，而債權國對此也責無旁貸。

2000年代全球轉變在於︰1. 經濟自由化，中國開放、英美選出支持經濟自由化的領袖、歐盟誕生、蘇聯解體，各國藩籬減少，全球經濟走向一體，全球資本主義再度興盛；2. 科技進步，尤其是運輸、資訊、通訊、互聯網與流動網絡科技改進，令組織全球生產與分配更有系統，令製造業出口主導的中國與資訊科技服務出口主導的印度更有成長空間；3. 人口老化，特別是德國與日本，造成投資需要減少，儲蓄則維持高水平，長遠會令需求逐漸減少。這三股動力令資本加速在各國流動、國內不平等增加、投資地點急速轉移及流動信貸增長，高收入國家長期處於需求不足及低利息水平，即所謂恆滯(secular stagnation)。

這場金融危機反映出當代正統經濟學的不足︰忽視金融力量的獨立影響、資產價格大幅改變的後果與市場有時會失效，對於金融體系引起信貸擴張及恐慌的不穩定趨向沒有關注。

危機後的中央銀行以三種角色應對︰設定通脹目標、以「宏觀監控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穩定金融部門與無限的危機干預。這種「新正統」做法引來三方面批評︰1. 擴大官僚自行決斷的範圍；2. 令官方與私人部門在貨幣供給者的關係更為混淆；3. 假定貨幣政策可令價格穩定，宏觀監管政策則可令金融穩定，但兩種政策可能會互相違背。

相對「新正統」做法，其他金融、貨幣與財政願景的選擇有︰自然利率論者，或稱neo-Wicksellian，認為危機後的貨幣政策過於寬鬆，利率低於「自然利率」，無法制止信貸擴張。作者認為此說正確指出設定通漲目標可能會令金融部門及經濟不穩，但對此說的建議——以貨幣政策預防信貸過度擴張——則不大認同。原因是價格與金融穩定不能以同一手段(貨幣政策)維持，自然利率的水平為何難以釐定，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不能準確控制，難以訂立中央銀行的法定責任，以貨幣政策穩定金融也可能令通脹及通脹預期，以至經濟不穩。

奧國學派則認為危機是由先前信貸擴張後，企業錯誤投資引起，政策制定者也無法完全有效控制系統危機。但作者對奧國學派提出危機後只交由市場力量令經濟回復的提議則不以為然︰醫師也不會因為病人暴飲暴食引起心臟病而不去醫治，他會先醫治好病人，然後病人才可以改善飲食習慣。

作者也提到1930年代提出過的Chicago Plan，原則是所有銀行活動都需要政府發行的貨幣支持，即100%準備金率的銀行。其要點是︰以銀行奠基的貨幣體系令經濟不穩，政府應獨攬貨幣發行，禁止私人機構在沒有法定貨幣支持下發行類似貨幣的負債。

Chicago Plan的優點在於1. 防止銀行週期年製造與取消信貸與貨幣，減少經濟不穩；2. 銀行擠提消失；3. 政府不需要按利率借貸，只要通脹依然穩定，可自行以零利率發行貨幣；4. 金融機構規模會縮減，令銀行家累積收入減少，減輕收入不平等。作者認為危機證明單一全球銀行規則並不明智，像Chicago Plan這種較大改變的計劃值得在部份國家實驗。

「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則認為法定貨幣的價值在於人們有信心使用這些貨幣，中央銀行與政府的任務是穩定經濟，有需要時可以貨幣政策(增加貨幣發行量)與財政政策(政府赤字預算)達成這項任務。只要公眾依然願意持有法定貨幣，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不會帶來通脹。現代貨幣理論指出中央儲備與銀行借貸並無直接關係，銀行在有利可圖時就會借貸，與中央儲備總量關係不大。作者認為現代貨幣理論正確指出這次危機後通縮的風險比通脹高，證據是量化寬鬆後所謂超通脹並沒有出現。

這次危機後穩定金融體系的焦點包括Basel III、銀行重組、金融從業員獎懲方式、結構改革及監管機構改革。作者認為這些改革需要非常複雜的監管機構與規則，其穩定金融的能力成疑。

現時銀行的運作模式鼓勵股東進取冒險，高槓桿高風險的投資獲利股東可分攤收益，但即使銀行無法股本不足還債，股東也不需攤分債務。銀行管理層的獎懲機制也鼓勵短期回報，令他們有誘因投資在高風險高回報的財產上。為此，監管機構應限制銀行最高槓桿比率，作者的建議是10:1，並避免按風險加權，令監管比較簡單。

危機後宏觀經濟的挑戰有三方面︰平衡各國資金流動以保持經濟穩定、處理過多的私人與公共債務及建立維護全球繁榮穩定的機構。

討論危機後政府應選擇財政擴張還是緊縮時，作者認為經濟衰退的話擴張政策能令經濟回復，否則就會造成通脹或財政赤字；而緊縮政策在經濟衰退時會令經濟更為萎縮，沒有衰退則維持原有經濟水平。擴張的錯誤可以挽救，緊縮的錯誤則帶來長期損失，緊縮政策錯誤的風險比擴張政策大。

作者指在危機後只以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並不足夠，原因是1. 在危機後接近零利率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影響不足；2. 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成效並不確定；3. 進取貨幣政策會令應該倒閉的喪屍企業繼續存在，造成投資浪費；4. 因美元是全球儲備貨幣，美國的進取貨幣政策會影響其他國家經濟︰其他國家要選擇與美國同樣進取的貨幣政策令國內不穩；採取與美國不同的貨幣政策令匯率不穩；或實行資本管制令國家脫離全球資本市場。

對於政府債務與經濟成長的關係，作者認為並不一定是債務窒礙成長，也可能是經濟衰退導致債務上升，不能因為兩者相關就斷定因果關係。

作者主張在危機後以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原因是1. 現時經濟復蘇疲弱，潛在與實質產出差距逐年擴大，長期利率偏低；2. 財政政策能帶動前瞻消費，特別是以閒置資源帶動基建投資；3. 減輕貨幣政策負擔，以免過份擴張的貨幣政策帶來資產價格扭曲與信貸過度擴張風險。

危機後也有論點認為經濟增長減慢會是長期趨勢，原因為人口老化，以及許多令生產力提升的機會已經實踐，生產力增長將減慢。需求不足也有較長期的結構因素，包括因經濟(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帶來社會不平等；花紅文化令企業經營者追求短期可見的成功，減少長期投資。

企業投資不足，維持財政盈餘，就需要家庭及政府赤字來平衡，當家庭因危機無法維持赤字，政府又希望減少赤字時，就會出現以下其中一種或多種情境︰1. 赤字轉移至家庭，再次出現信貸擴張；2. 赤字轉移至企業，企業投資上升；3. 提升競爭力，以出口將經營帳盈餘轉移至外國。作者認為第一種情況並不可取，以政策幫助後兩者的效果則有限。為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作者指全球需要平衡經常帳盈餘與赤字，令盈餘從高收入國家流入低收入國家。

為了令高收入國家盈餘流入低收入國家，又不會導致過去令低收入國家出現資產及信貸泡沫、扭曲生產結構的經驗，作者認為最少風險的途徑是國外直接投資，也可推出與GDP掛勾的債券，建立以本國貨幣計價的債券市場，並設立程序管理破產情況。此外，應透過擴大IMF規模與區域合作，提供緊急時所需的保險與款項，以免個別國家需累積大量盈餘造成浪費。更深入的改變是建立全球儲備資產，避免各國互相以貨幣貶值競爭有限的全球需求。作者也認同前述由政府獨佔貨幣發行的建議，避免依賴私人部門以信貸擴張滿足需求不足，並由政府決定貨幣發行量以滿足經濟需要。

討論危機後的歐元區，作者指各國就像是處於一場不幸的婚姻之中︰不幸，但離婚的後果難以想像，帶來的不穩可能會引起更大的危機。

危機後歐元區的官員將拉脫維亞緊縮財政的經驗奉為模範，作者則指這種說法並不現實︰拉脫維亞緊縮財政令經濟萎縮，其危機適應過程是由其經濟規模較小、高失業率與大量人口外流達成。以歐盟的規模，不可能模仿拉脫維亞的經驗。

作者也指歐盟認為其他國家應在危機後學習德國在2000年代壓低工資並維持經常帳盈餘的做法並不恰當，因為德國的盈餘本身就令其他歐元區國家更難維持盈餘，而且歐元區規模太大，沒有足夠大的國家吸收歐盟經常帳盈餘，經濟較弱的歐元區國家體系也較脆弱，無法急速轉變為對外盈餘。

歐元區在危機後所需的調整包括︰歐洲央行需透過非常規政策、設定更高通脹目標等手法提升歐元區需求，並確保債券市場流動性；歐元區需調整內部經常帳不平衡，特別是德國需減少經常帳盈餘；減少銀行及債務形式的流動資金，更多運用資本市場。債務方面，歐元區各國需要對部份國家撇債，重組銀行債務，為減低債務利率與延長還款期限達成協議。改革方面，歐元區需要成為有效的銀行聯盟，包括銀行重組程序、提高資本比例要求、設立統一監管機構執行宏觀監管政策。歐元區內銀行也需要無風險的資產以滿足資本要求，為此需設立各國共同承擔的歐元債券，歐元債券也令歐盟條約中的「不拯救條款」(no-bailout clause，即不可協助外國減少財政赤字)更容易運作。歐洲央行條款也需要更改，以給予更大空間央行直接援助政府財政。為支持銀行聯盟與歐元債券，歐元區國家需要將部份本國財政責任轉移至中央，也需要給予中央執行財政穩定政策的能力。

總結2007-2008年金融危機，情節包括不穩的信貸創造金融體系、新興國家極高水平的外匯儲備、全球儲蓄過剩、以經常帳盈餘方式出口過多儲蓄造成全球不平衡、金融管制放鬆引致過多有問題債務、危機管理強差人意而猶有不足。作者也認為後危機管理在緊縮政策及減少政府借貸的政策上可能會引起更大危機。

這次危機遺留下來的影響則有︰金融體系行為失當需付出巨大代價、私人與公共負債水平極高、中央銀行成為經濟中的重要參與者、高收入國家成長率下降，低收入國家保持增長，令兩者差距進一步收窄、重新審視全球機構如IMF的角色，以及改變原來貨幣與金融政策的正統觀點︰金融體系不能聽之任之，只靠穩定通脹的貨幣政策並不足以穩定經濟。

作者列出未來政策四種可能的走向︰新正統，即以貨幣政策穩定經濟、宏觀監管政策穩定金融體系；清算主義(liquidationism)，將危機交由自由市場處理；超越新正統，在新正統框架下實行更徹底的改變；徹底重組，特別是在貨幣系統上大幅改組。

經濟政策短期的目標是修補金融體系、處理過高負債與提振不足的需求。新正統成功避免全球經濟陷入災難，但作者認為其對提振需求的努力不足，只採取貨幣政策而未有運用財政政策提振需求。清算主義以緊縮政策方式，將危機後調整的責任交給赤字國家，並主張應減少協助陷入危機的銀行重整資本，作者批評這些做法會令赤字國家陷入通縮，造成更長期的經濟衰退。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則是貨幣與財政政策並用，強力推動銀行重整資本，以及更快將有問題債務撇帳。更徹底的做法則是直接派錢(helicopter money)，並以提高銀行準備金率，甚至實施前述的Chicago Plan，即100%準備金率配合。

在受危機影響國家的長遠經濟健康方面，作者認為新正統很可能無法預防未來再次出現像2007年的金融與經濟危機，貨幣政策與宏觀監管政策的目標存在衝突，當宏觀監管政策成功減少金融槓桿、資產泡沫與信貸擴張，私人消費會減少，經濟表現疲弱，失業增加，那麼貨幣政策就需要更寬鬆，令宏觀監管政策的努力付諸東流。而且作者認為現時新正統的資本要求仍然過低，官方在危機中對體系中的重大機構處理能力也依然成疑。

清算主義的自由市場支持者則不贊成任何拯救方案，因為不拯救會令人們更為審慎。然而作者指出，金融危機引起的破產潮會傷害無辜的人，錯誤決定的人在拯救方案下也會受到金錢與名譽上的懲罰。但作者也提到清算主義的一項正確見解——不應拯救金融機構股東。

超越新正統的做法包括︰進一步提高資本要求，並需要更多bail-in債務(即在銀行資本比例不足時自動轉換為股票的債務)；減少槓桿比率，方法包括取消利息扣稅、按股本扣稅及土地價格徵稅(以減少房地產泡沫機會)；減少儲蓄過剩，方法包括減低企業稅率或企業稅可用作股東個人稅扣稅，並打擊鼓勵管理層減少資本投資及過度回購股票的花紅文化；改革金融契約形式，例如按通脹變動的債務、按樓價改變的按揭，令投資者可以無需持有房產就能在房價上升時得益，並減少銀主盤(foreclosure)的情況；收入再分配，特別是透過向全球化與科技發明的贏家徵稅以補償輸家；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可行方法有支持科學研究、技術發展與相關教育，提供私人投資誘因，稅制改革，如從工作改向污染及財富徵稅，以公共支出提高特別是基礎建設的投資，設立支援中小企業的金融機構，如公私營國家與區域發展銀行。作者認為長期而言更徹底的做法也是推行Chicago Plan或類似計劃，防止影子銀行再現令經濟不穩。

就歐元區的長遠未來而言，作者認為現時的「紀律聯盟」(discipline union)只要求受危機影響國家遵從紀律，德法兩國則可置身事外。作者指危機後歐元區調整需要三項因素，當中包括透過歐洲央行實施非常規財政措施及提高通脹目標，令盈餘國通脹需高於赤字國，縮窄兩者的競爭力差距；有更好的保險機制令危機國家得到緊急援助；因歐元區各國並非聯邦，有需要主動令資金以股本而不是借貸形式流動，以免資金急速流入或流出造成不穩。

在長遠的全球挑戰中，新正統試圖保留全球整合的金融體系，但宏觀監控政策則是為保障國內金融及宏觀經濟穩定，這反映出危機後的經濟政策在國內問責與全球金融之間反覆不定。清算主義主張取消跨國金融管制，並以金本位制度取代。作者則指現時流通黃金量不足以應付流通貨幣需求，回復金本位制度會使金價暴漲，令金礦擁有者得益。以紙黃金來實施金本位制，則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證明非常不穩定，並不足取。

面對全球金融整合造成既有的不穩，現時全球金融與貨幣改革有限，各國也不會接受全球貨幣的提議，全球失衡持續，部份國家繼續干預貨幣累積外幣儲備，下一次重大危機的可能揮之不去。作者考量後主張，既然這次危機證明全球金融整合非常不穩定，減少全球金融整合或許是現時唯一可行的做法。

這次危機表現出西方菁英在三方面的失敗︰1. 錯誤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影響；2. 全球經濟與金融菁英對屬國置身事外，經濟增長的分配極不平均，令公民身份聯繫民主的力量減弱；3. 歐元制度設計出現問題，引起衰退、高失業率、移民國外與過度負債，受害國人民無法影響歐盟、歐洲央行與IMF的決策，人民對政策無法問責。菁英失敗，民眾認為國家只是為小部份互相勾結的小圈子服務，對民主的信心成疑，轉而訴諸民粹，令極左與極右興起。

作者最後總結指要盡一切努力恢復經濟，並作更徹底的改變，否則下一次重大危機重現時全球經濟恐怕將陷入災難。

時間地圖

看完了《時間地圖》，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對時間觀的研究與觀察心得。提到影響時間觀的因素，經濟水平較高、工業化、城市人口較多、沒有溫暖天氣與個人主義較強的地方，居民的生活也較快。作者引述人類學家Allen Johnson的說法指︰

製造更多、消費更多的結果是︰我們感受到的時間愈來愈少。這種現象是這麼來的︰製造的過程愈有效率，就意味著每個人在每小時內要生產更多的商品；生產力的提高......意味著我們必須消耗更多的商品，才能讓整個製造系統繼續運作。休閒時間於是轉變成消費時間，因為花在生產和消費意外的時間，都被看成是一種浪費(p. 25)。

這樣看來我們的生活就有點莫名其妙。

生活步調最大的差異是以活動劃分時間還是以鐘錶時間劃分活動，鐘錶時間觀時間就是金錢，但在活動時間觀，將時間分割成無機體貨幣單位才是浪費︰「你怎麼可能浪費時間呢？如果你不是正在做一件事，就一定是正在做其他事，就算正在跟朋友講話，或者只是閒坐，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p. 113)

提及影響心理時鐘速度的情況，愉快時心理時鐘會較快；在緊急情況下心理時鐘會較慢，令人想起Matrix式避子彈；活動的節奏較快心理時鐘會較快；活動不那麼單一較有變化心理時鐘會較快，工作時間會那麼慢是這原因嗎；非常集中沒有注意時間流動心理時鐘也會較快。

作者又記述美國在十九世紀中葉還是沒有標準時間，直至1880年代建立時區，時間成為商品，守時變成美德，鬧鐘則是維持這種美德的幫手(其中一款1891年推出的鬧鐘名為「獨裁者」，嗯，名副其實)，二十世紀初IBM也以員工打卡系統起家。

為甚麼人們會願意排隊？作者指原因有自圓其說的心理需要，為自己的行為找個解釋，比起「我為甚麼會花時間排隊買這個爛東西」，「這確是值得等候的寶貝」的想法比較易接受。我們也會認為物以罕為貴，機會難逢的事物看起來就更加機不可失，例如限額售賣的商品。心理學研究指人們較常在隊尾而不是隊頭插隊，因為隊尾秩序較混亂，人們來了不是很久無法指認誰是後來插隊，而且較少人會提出抗議。

等待也有其他不明言的規則︰權力較高的人讓權力較低的人等待，反言之，讓人等待的時間較長，就顯得一個人地位較高。人們也可以花錢減少等待時間，例如訂購門票、處理銀行事務，甚至在某些國家辦理簽證，花錢都可以令等待時間縮短。

作者以行人走路速度、買郵票所需時間及街上大鐘的準確度來估計各國時間節奏，結果發現在三十一個國家中，瑞士、愛爾蘭、德國、日本節奏最快(本書1997年出版。順帶一提，香港排第十，台灣第十四)，巴西、印尼、墨西哥的節奏則最慢。

生活節奏對健康有甚麼影響？作者的研究數據顯示生活節奏較快的地區冠心病死亡率也較高，但似乎也比較快樂，作者認為也許是生活節奏較快的地區生活水準也較高，有較舒適的物質生活，生活品質較佳。

對另一種時間觀沒有了解的外國人，就很容易會感受到文化衝擊，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適應當地節奏。作者提出如何適應當地節奏的具體建議︰1. 學會約定時間的意義，遲到多少可以接受？等多久才離開？2. 瞭解工作時間與社交時間如何分配，有些地方工作時間也需要抽很多時間與同事社交，甚至有時兩者的分別並不明確；3. 學習等待的遊戲規則，怎樣等待？何時需要排隊？4. 「無所事事」並不一定是浪費時間，事與事之間有時需要空隙；5. 了解當地的時序觀，是否先工作後休息？有沒有午睡？談正事前要先喝茶閒聊嗎？外人需多長時間才會成為圈內人？6. 當地是以鐘錶時間還是活動時間行動，是單一事件文化還是綜合事件文化；7. 將所學的當地時間知識不斷實踐；8. 不要批評自己不完全理解的事物。

作者總結指，生活節奏最好是不快不慢，合乎中庸，壓力適中，傾聽自己的心聲，按自己合適的生活步調選擇環境。

瘋狂、恐慌與崩盤

看完了《瘋狂、恐慌與崩盤》，這本1980年代的作品因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再度受到重視，作者Kindleberger對當代研究泡沫的Robert Shiller影響甚深。本書講述歷史上的金融危機及其模式，瘋狂(mania)是指過度投機，恐慌(panic)是突如其來恐懼資產價格下跌，崩盤(crash)則是資產價格崩跌。

談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市場通常能有效地運作，但偶爾會崩跌，這種看法與兩個極端立場有相當的歧異︰一為金融與商品市場隨時隨地都能完美地運作；一為其運作始終拙劣，應該以政府的管制或計劃來取代。反之，我認為市場的運作整體而言尚稱不惡，通常能倚賴它們來決定資源的配置，而且在某種程度內，也可賴以決定所得的分配，只是市場偶爾會失控而需要幫助。當然，困難在於市場如果預知外來援助垂手可得，則它們會更經常崩跌，其功能也比較沒有效率(p. 5)。

貨幣政策︰

在任何時點上導引出正確的貨幣機能(monetary mechanism)是相當困難的，而企圖維繫其正確則不可能。貨幣是一種公共財，但它仍被私人所剝削。此外，銀行業也因為難以管制而惡名昭彰。現代的貨幣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在過去的循環困境中，很多——或許是大多數——都來自於錯誤的理解。這種錯誤經常發生，而且極其嚴重，是不可否認的。但是…… 即使貨幣供給能夠完全配合經濟體系的需求，而且錯誤也避免了，但貨幣機能仍然無法長期處於正確狀態。當政府提供某個數量的公共財——貨幣——之後，大眾會設法取得更多的貨幣，和律師會在稅法修訂完成後立即尋找新漏洞一樣(p. 9)。

陶醉會以新的方式將信用「貨幣化」(monetize)，它們並不包含在貨幣的定義內，原界定的貨幣數量也未增加，但貨幣的流速(velocity)則會增加(流速的定義是以總支出或國民所得——任一皆可——除以貨幣供給)。……固定任何的Mi，但在繁榮期，市場會避開其限制，並創造出新的貨幣形式，如忘則而需設定另一個新變數Mj(p. 65)。

近年信貸衍生投資工具CDO、CDS等也符合這歷史的通則。

當時的經濟理論遺漏︰

凱恩斯派理論並不完整，不只是因為它忽略了貨幣供給。貨幣學派的理論也不完整。凱恩斯派與貨幣學派的綜合——例如…… IS-LM曲線，結合了投資—儲蓄關係(IS曲線)與流動性—貨幣關係(LM曲線)，仍然不完整，即使引進生產與價格的關係……也是如此，因為它忽略了預期、投機與信用以及各種資產融資投機角色的不穩定性。凱恩斯學派與佛利民貨幣學派，以及將此兩派學說綜合的最現代總體經濟理論，雖然沒有謬誤，卻不完整。但是，在特定情況下的忽略可能很關鍵，而使得凱恩斯派理論和貨幣學派理論產生誤導(pp. 23-24)。

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的爭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空間給信用的不穩定和銀行體系的脆弱、或是信用體系因物價下跌這成壞帳而癱瘓時，對生產與物價產生的衝擊——根據我個人的判斷，上述因素對1929年經濟蕭條的初期階段做出了重要的解釋。……經濟大蕭條的起因是企業界信心的變化，透過不穩定的體系而導致流動性的變化，並影響了貨幣供給(p. 83)。

這些不足到本書出版後二十多年就成了重大災難。

作者引用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模型，說明金融危機的不同階段，當中包括︰

錯置(displacement)——某種改變預期與獲利機會的外來事件，例如戰爭、政權交替、穀物欠收、新科技普及等等

陶醉(euphoria)——對個別投資目標過度交易，通常以信用擴張為背景，例如銀行擴張貨幣供給、新銀行建立與新信用工具出現

困頓(distress)——投票目標價格停止上升，資金抽緊，利率上揚，現金需求增加，國際收支帳出現赤字

恐慌(panic)與崩盤(crush)——價格下跌、抵押品價值下跌、銀行收緊貸款、商家拋售商品、家庭拋售有價證券、產業延遲借款，令價格進一步下跌，形成價格持續下跌的正回饋體系

瘋狂及恐慌與普遍不理性的關係︰

我認為，瘋狂與恐慌和普遍不理性或群眾心理有關。通常，個體的理性與群體的不理性之關係比較複雜。(1)在群眾心理背後，我們可以判別一連串的相關情況；(2)人們在連續過程的不同階段會有所變化。最初理性的，漸進的，之後是快速地與現實脫節；(3)不同的理性存在於交易員、投資人與投機客所構成的群體，這包括早期階段與後期階段；(4)它們都會受到於組合的謬誤，經常會呈現整體不等於其部份之總和的現象；(5)用特定刺激產生反應的質(quality)來估計其正確的量(quantity)，理性預期的市場有時會失敗，尤其是當刺激與反應之間存在落差，這種現象尤其明顯；(6)只要經濟參與者選擇錯誤的模型，未能考慮特定而重要的資訊，或其壓抑不符合該模型所隱含使用的資訊時，不理性便會存在(p. 31)。

作者也提及三個屬「理性的邊緣」之案例︰一，環境轉變令所得應合符理性地降低時，難以接受所得水準向下調整，投資人因而會更冒險以維持所得水準；二、環境變化時未能採取合適行動，拒絕放棄很可能會失敗的投資，反而加大投入希望環保改善；三、心存錯誤的理性模型，未能為模型外的事件做好準備。

為何金融危機難以預先警告︰

警告的困難之一當然在於其中所包含「狼來了」的成份。經濟預測者可能知道經濟情況、價格與信用的發展方向，但是精確預測發生時間的能力則相當有限。……對市場提出警告，或提供市場應有的資訊，我們首先必須引發沈迷之投機客的注意，然後掌握宣佈的時機，一方面必須有充份的時間讓人們採取適當措施，另一方面又不可以過早宣布，如此才能讓人注意和採信。任何一項工作都不簡單。事實上，……用言語勸服投機客，讓他們瞭解其行為方式的錯誤……通常是無益的(p. 117)。

金融危機的近因可以是無關緊要的事件，只要其導致信心體系開始崩潰，趨勢就會繼續發展︰

就事件本身來說，近因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事件……價格下跌了。預期逆轉了。變動加速了。因為投機客藉著融資擴張信用，一旦價格下跌，則會導致追繳保證金或現金，進一步引發賣壓。價格繼續下跌時，銀行放帳變成壞帳，商號、銀行、票券公司或經紀商會倒閉。信用體系本身也變得搖搖欲墜，變現的趨勢繼續發展(p. 126)。

國際間的恐慌則可能透過心理感染、商品與有價證券價格升跌、短期資本移動、利率、世界商品庫存增減等管道傳輸。

提到恐慌出現時主張不加干預的心態︰

恐慌應該任其自行發展的觀點或許是兩種態度的混合。一種態度是以某種愉快或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的心情看待市場所遭遇的問題，因為這是過去過度行為的報應；這是清教徒式的或基本教義的立場，他們歡迎地獄之火，成為其他人的公平審判。另一種態度將恐慌視為「在惡臭而不健康的熱帶氣候中」的一場雷雨，清新了空氣(p. 162)。

然而作者指出歷史上沒有當局放任恐慌發展的案例，當局與市場領導人總會干預以阻止價格下跌、倒閉與銀行破產的蔓延。

談及銀行管制的困難︰

在緊急情況下所需要任用的機靈官員，不願忍受漫長而無聊的平靜…… 在事情發生之前，銀行的管理不善很難被察覺，詐欺更難以防患於未然。在繁榮期，雜亂的法規與監督會造成許多潛在的危險，當繁榮轉弱，問題便會紛紛浮上檯面。於是，我們必須決定採用何種方法︰清算、拖延、保證、救援、收購或最後放款者的其它手段(p. 187)。

最後放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考慮︰

最後放款者隨時準備提供更多的資金，防止人們將實質和流動性差的金融資產擠兌成現金。提供的資金應該是多少？提供給誰？何時提供？條件為何？這都是最後放款者所必須處理的難題，在面對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決定是否應該存在最後放款者，其次是應該由誰來擔任。所以這些問題都源於根本的難題，即如果市場知道最後放款者會伸出援手，則在下一次的經濟繁榮期中，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在功能的有效運作上會比較缺乏(有一點？完全沒有？)責任感。但是，如果沒有任何主管當局可以遏止恐慌所帶來的失衡現象，則商品、有價證券和其它資產將被逼拋售，人們蜂擁奪取有限的貨幣供給，組合的謬誤(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便會主導全局。市場中個別參與者為了挽救自己而毀滅了全體(pp. 189-190)。

作者認為最後放款者在貼現制度上提供的數量，應是所有市場在接受懲罰性價格條件下所需要的數量，並由清償能力較佳的商行提供可靠的擔保品，至於在公開市場操作上，當經濟體系缺乏信用，過剩要比不足安全，過剩可以之後解決。關於何時介入，作者則認為是「一門藝術」，要按情況而定，沒有既定答案。

討論1971年史密松寧協定(美元對黃金貶值)後匯率的發展︰

美國和德國的貨幣市場在1971年12月的史密松寧協定(Smithsonian accord)之後便結合在一起了，但是兩國的中央銀行家並不瞭解，如果兩個貨幣市場繼續透過歐洲貨幣市場與固定匯率結合在一起，則兩國必須採取聯合的貨幣政策。美國在1972年總統大選之前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這時候，西德因為始終擔心通貨膨脹而保持高利率水準。結果使得美國的資金大量流入西德的歐洲美元市場。最後，強國取得了主導︰德國中央銀行被迫調降利率，但數十億美元已經溢注到全世界了。

......1973年2月到3月發生不利於美元的投機行情，其所蓄積的壓力已經不是德國中央銀行與日本銀行所能繼續承擔的，當它們不再吸納美元，浮動匯率制度於是出現。

......一般意見認為，全球資本市場將分裂為以國家為單位的市場，擔憂匯率風險則會促使金融性資本停留於國內。

事實卻非如此。許多銀行將浮動匯率視為錯置的因素，會鼓勵它們從事外匯投機交易。這種趨勢在相當長的期間內沒有受到有關當局穩定措施的反制(pp. 238-239)。

作者指當時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規模及決策速度不足以解決國際金融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能否取代衰微中的美國領導權呢？這些機構成立於布里敦森林會議，其宗旨並非在於協助美國，而在於解決其他國家的問題，但運作效率卻十分緩慢，每當危機發生而需要在幾小時內做成決策時，它們卻無法發揮功能。另外，它們的資金不足。我在1988年夏天撰寫本文時，除了美國，所有國家都已經同意補充資金。這個國家應該承擔其世界責任的一部份(p. 243)。

作者對最後放款者的總結頗為謹慎︰

由於缺少有力的最後放款者——1929年在美國國內，1931年則是全球性的——使得1930年代的經濟蕭條更形惡化……

最後放款者在危機時進行干預可以緩和隨後而來的經濟蕭條，絕對不是結論或的範今。其中還涉及許多長短期因素，而且危機發生時，任其自由發展的案例甚為稀少，因此無法構成有力的結論。我們最多只能說是提出假設——或許是不很有力的假設——遏止通貨緊縮累積將有助於緩和隨後而來的經濟蕭條(p. 251)。

本書在前言與附錄都強調本書以描述而非數學方式論證有其理由，指不理性泡沫的數學過度困難，未必能增進對此經濟現象的理解。經濟學可視作工具箱，經濟學家應針對特定問題選擇適合的工具與模型，堅持理性模型並否認泡沫與崩解存在只是忽略事實。

小心壞科學

看完了《小心壞科學》，主要是討論醫藥資訊怎樣遭扭曲。談到科學方法︰

我……屢屢遇見人們熱切分享科學見解，卻不管自己從沒做過實驗的事實。他們從來不曾親自動手檢驗任何想法，或親眼見過檢驗的結果，而且也不用大腦仔細想想，那些結果對他們要檢驗的想法代表什麼意義。對這些人來講，「科學」是種崇高圖騰、謎團和權威，而不是種方法(p. 18)。

偽科學的特質是︰不回應批評，不將新發現納入新的模式，只是不斷轉換規則以致其無法驗證。不提及其聲稱實驗包括甚麼，採用甚麼方法，只談結果。

談到所謂排毒︰

在所謂的已開發西方世界，我們極盡縱情物欲，……於是尋求贖罪和淨化，我們明白這樣做不對，於是渴求儀式保護，以免遭受惡果，這是一種公開的「過渡儀式」，以紀念我們回歸較健康的行為規範。

這類淨化飲食和儀式的做法，始終都是時空的產物，如今科學是我們對大自然和道德世界的首要解釋架構，不論對錯，自然就拿墮落的偽科學合理化我們的救贖。就像錯謬科學的眾多謬論，「排毒」偽科學不是什麼貪腐外力來剝削我們︰它是文化產物，是皈覆出現的主題，而且我們是自作自受(p. 28)。

營養主義等保健產業將常識私有化，然後申請專利獨佔︰

常識私有化。你可以將完全合理的發明，如水和課間操，添加上胡說亂扯，讓它聽起來比較專業，也讓你自己顯得聰明。這會強化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不過你或許會納悶發明初衷是不是更加自私自利︰拿常識申請獨家專利權，然後占為己有(p. 34)。

化妝品與其他美容方法聲稱效果都忽視身體恆定狀態調校機制︰

有個簡單的主題普見於這所有產品，那就是你可以哄騙身體；事實卻是體內有個微妙的「恆定狀態」調校機制，這是規模宏大的精密系統，擁有回饋、測定裝置、不斷校準、反覆調節輸往體內不同部位的多種化學組成的數量。一旦有東西干擾到那套系統，很可能會造成與產品過於的效用說明全然相左的反效果(p. 40)。

作者批評那些高價化妝品銷售用昂貴藥劑就得到健康身體，不需多運動多吃蔬菜的概念，也推銷科學不是證據與理論微妙關係，而是可以用廣告預算、分子方程式與白袍演員虛概出來。

討論順勢療法時，作者說到回歸平均值與安慰劑效應令人認為任何療法都可能有效。唯有透過雙盲測試，並將受驗者隨機分組以作比較，才能找出療法是否在安慰劑效應以外有確實療效，而順勢療法效果並不比安慰劑好。

提到影響安慰劑效應的因素︰

安慰劑效應不只是藥丸，還牽涉到這項治療的文化意涵。藥丸不是只在胃裡發揮功效︰給藥的特定方式，藥的不同形狀，再加上患者服藥時懷抱的期望，這種種因素都深切影響一個人對自身健康程度的信念，從而影響治療結果。舉例來說，順勢療法就是彰顯儀式價值的理想範例(p. 82)。

那麼順勢療法是不是以安慰劑效應作另類補充？不幸在實際上並非如此，順勢治療師都宣稱正統醫學方法無效，令病患延誤診治或未能得到合適照料，作者認為他們不夠成熟與專業開安慰劑藥方。

以營養主義維生的人則經常不顧「混淆變數」(confounding variable)，將相關當成因果，例如多吃橄欖油的人皺紋較少，就聲稱橄欖油可以去皺。相比起各種花俏建議，作者對讀者的健康忠告很簡單︰多吃蔬果，規律運動並納入日常作息，戒煙酒，避免過重，別忘掉真正危害健康的簡單基本原因。

營養主義也忽略社會生活形態對健康的影響，將健康與否全然歸因於個人︰

整套營養學謀略中最具毀滅性的項目……. 是讓人輕忽導致健康不佳的真正起因，從某些層面來看還可說是…… 右翼個人主義宣言。吃什麼長什麼，民眾英年早逝是因為他們活該。他們自己找死，因為輕忽和懶惰，至於你，選擇活力、鮮魚、橄欖油，所以很健康。你可以活到八十歲，你可不像他們。你該長壽(p. 143)。

作者指另類治療缺乏自我評價能力，即使同行嚴重犯錯以致令病患死亡，也不願意提出異議，甚至因其名氣而大加讚揚。

製藥公司在新藥發明數量減少後，近年則熱衷發明新疾病以增加銷量︰

製藥公司無法發明新療法來處理現有的疾病，便轉而發明新疾病來迎合他們已有的療法。新近的熱門項目包括社交焦慮症(選擇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劑的新用途)、女性性功能障礙(威而剛的女性新用途)、夜間進食症候群(又是選擇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劑)等等；這些都是貨真價實的問題，卻不見得要和藥丸扯上關係，也或許最好是別從化約式生物醫學角度來理解。事實上，把智力、精神不濟、膽怯和倦怠解構重組，當成醫療藥丸問題，可以視為公然讓人癱瘓無力的粗魯剝削行為(p. 163)。

作者生動描述藥廠研究員可以各種技巧令新藥通過測試，包括找年輕人試驗以減少副作用、與無效藥劑而不是現有同類藥劑對比、改變對比藥劑的劑量以顯得新藥更有效、不向受試者問部份副作用問題、用替代指標(如膽固醇降低程度)而非現實指標(心臟病死亡人數)、以一兩句低調帶過負面結果、不發表完全負面的結果、重複實驗直至有結果等。統計上也有各種花招，包括運算所有項目，但只報告有正面結果的部份、玩弄基線、忽略退出(也就是較可能出現較多副作用)的受試者、清理「離群值」、延長或縮短試驗期以得出正面結果、拷問資料，例如有個次群體有正面結果，就只強調它、用不同統計方法直至有正面結果等。一次正面結果測試甚至可分成幾部份發表，出現在不同論文中，以顯示新藥得到多方實證。作者認為破解以上手段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事前公開試驗計劃︰

這所有問題(封鎖負面結果、霰彈槍資料挖掘法、隱匿藥劑無益的資料等等)幾乎都可以用一種非常簡單的介入手法解決大半，而且幾乎一點都不花錢︰那就是臨床試驗申報向民眾公開，好好強制執行。其功能說明如下︰你是一家製藥公司，在展開研究之前先在某處公開發表研究「試驗計畫」，也就是論文的方法篇。這樣一來，所有人都見到，你在試驗室裡面想做哪些事項，要測量哪些指標，做法為何，還有研究對象有多少人，諸如此類，在開始之前就得知。

一夜之間，所有問題一舉泯除，再也見不到(會引發不必要死難惡果的)發表偏差、重複發表和隱藏副作用資料等種種現象。倘若你申報試驗而且執行完畢，在文獻中卻遍尋不著，這就像秀臉長了顆青春痘那麼凸顯。基本上，所有人都會假定你是在掩人耳目，因為恐怕就是如此(p. 232)。

作者指媒體的科學報導大致可分成三類︰荒誕報導，例如找個專家以科學口吻作荒誕的預言；重大突破，即某項研究顛覆已往的發現；「驚悚」情節，例如某種疫苗會造失災難的副作用。作者部份科學報導已淪為抄聞，只是將企業公關與大學新聞處的宣傳手法毫不猶疑地當成科學研究。媒體報導也將科學爭議化約成不同個性人士之間的爭吵，而不是探討證據，這會損害並扭曲科學。

提到我們直覺可能會誤判，作者指我們會在隨機雜訊中看出模式、在不相干事物中看出因果關係、尋找並高估任何假設的確認資訊、因為先入為主以不同標準評價新證據、更易相信可想像以言之鑿鑿的故事、受社會情境影響、高估自己、以背景及預期心態扭曲對外在情況的體認，故此任憑直覺與成見判斷就容易出錯。

我們也會誤判數字的意義，例如增加風險達55%聽起來很嚴重，但以自然數字的一千零五人多出一人就較易理解。報導某一調查有若干百分比人同意某事聽起來很有說服力，但假如不知道調查對象、人數與取樣方法，調查得出的數字並沒有太大意義。更容易令人混淆的是，在事後找出「中樂透/六合彩的人」，並聲言機率這麼小也中獎一定是他有甚麼特別方法，聽起來合情合理，但卻忽略每期總會有人中獎，不是他就是別人，是誰只是運氣使然，而有人中獎一事並不怎麼稀奇。

在大篇幅討論麻疹、腮線炎與風疹(德國麻疹)MMR混合疫苗恐慌後，作者如此評論︰

儘管有可能引發集體恐慌，我仍覺得有責任指出，倘若麻腮風疫苗依然讓你畏懼，那麼醫學一切事物都該如此，甚至你日常遇上的生活形態風險暴露因子中，有許多也不例外︰因為有眾多事物都沒有進行那麼深入的研究，在安全性上更不是那麼有把握。於是問題依然存在，為什麼你那樣緊盯麻腮風疫苗不放。你不希望投注在單一議題麻腮風疫苗運動，而是想就此問題做點建設性貢獻，或許可以更有效運用你的精力。你可以發起一項長期自動警戒運動，全面緊盯國民保健服務體系的健康紀錄資料庫，注意是否出現與任何醫療介入有關的有害後果，那麼我就會深受感召，和你聯手踏上戰場。

但在許多方面，這和風險管理或警戒都沒有關係︰而是事關文化、人之常情和日常危害民眾的因子。在記者眼裡，自閉症是特別耐用的症狀，對我們也是，同樣的，預防接種也引人注目和關切︰這是普遍施行的計畫，與「個別化照護」現代觀點相左、接種和政府密不可分，接種要給孩子打針，讓他人有機會怪罪某人或某事，說他們該為某起慘劇負責。

這類恐慌的起因向來都比其他事物還更情緒化，因此帶來的傷害也大半如此。自閉兒的家長飽受折騰，充滿內疚、疑慮，不斷自責，總覺得自己犯了什麼錯，才讓子女受到傷害(p. 345)。

民眾的正義感往往導向錯誤方向︰

許多人對製藥產業的惡行都很生氣，對利潤在醫療衛生扮演的角色感到緊張不安；不過這些都是沒有實際事例和明確對象的直覺，於是這股義憤滋生的有用政治能量，便導入(浪費在)種種幼稚議題…… 大藥廠可能表現惡劣，但不代表糖錠效能優於安慰劑，也不表示麻腮風疫苗會導致自閉症。……大藥廠並不害怕食品補充藥丸產業，它就是食品補充藥丸產業。……這些公司見大家沉迷麻腮風疫苗議題，反而要大感釋懷，因為這樣一來，民眾就不會去注意製藥業界不當管理等更為複雜實際的相關問題。

若想介入決策過程，就管理大藥廠罪行做出有意義的貢獻，得稍微了解證據是怎麼一回事︰唯有如此才能理解為什麼藥物研究的透明度這麼重要，以及其他細節，比方如何讓研究發揮效用，如何捏造新的虛構答案(p. 351)。

醫師對本書內容應該會感興趣，不幸地，書中提到許多宣稱科學的謬誤繼續在散播流傳，駁之不盡。

黑天鵝效應

看完了《黑天鵝效應》，探討各種機率、預測、歸納、隨機、不確定等問題，內容五花八門，隨意抽些內容說說。

首先是黑天鵝事件的定義︰

第一，這是個離群值(outlier)，因為它出現在通常的期望範圍之外，因為過去的經驗無法讓人相信其出現的可能性。第二，它帶來極大的衝擊。第三，儘管處於離群位置，一旦發生之後，我們會因為天性使然去捏造解釋，讓這事件成為可解釋及可預測(p. 11)。

本書中心理念︰

本書的中心理念在於關切我們對隨機事件，特別是偏異值甚大者，視而不見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科學家或非科學家、高手或凡人，傾向於見樹不見林？為什麼我們一直在注意細節而非可能發生的重大事件(儘管這些事件顯然有重大影響？)而且，如果你看懂我們論點的話，為什麼讀報紙事實上會減少你所吸收的世界知識(p. 11)？

我們的世界乃是由極端、未知，而極不可能發生(根據我們現在知識所認定的極不可能)之事件所掌控——而我們卻把所有的時間花在閒聊、關注已知及一再重複的事件上。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以極端事件作為開端，而且不把它當成例外來掩飾(p. 23)。

提到人們接觸歷史時有三個毛病︰

理解力的幻覺，也就是，在一個心人類的理解力還複雜(或隨機)的世界裡，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回顧性扭曲，即，我們只有在事件結束之後才能評估問題，就好像事件在照後鏡裡發生似的(似乎，史書裡的歷史比現實經驗更清楚、更條理分明)；以及

過度重視真實資訊加上權威、飽學之士的能力障礙，尤其是當事件創造出一個類別——當它們被「柏拉圖化」時(p. 34)。

作者認為「柏拉圖化」，也就是將事物分類，會令黑天鵝事件更易出現︰

分類總是造成事實複雜度的減抑。這是黑天鵝事件產生器的表現，即我在前言中所定義的不可撼動的柏拉圖式思想。對我們周遭世界做任何減抑，都可能造成爆炸性後果，因為這樣做，把某些不確定性的來源給剔除了；這會驅使我們對世界的構成產生誤解(p. 44)。

作者將隨機性分為兩種︰非規模可變的平庸世界(mediocristan)與規模可變的極端世界(extremistan)︰

在平庸世界的烏托邦省裡，特殊事件的個別貢獻不重要——只有集合貢獻才重要。我可以把平庸世界裡的最高法律陳述如下︰當你的樣本很大時，沒有任何單一個案可以顯著改變整體或全部。觀察到最大者，仍然令人感到印象深刻，但對整體而言，終將不顯著(p. 65)。

在極端世界裡，非常不公平，單一觀念點就能不成比例地影響整體或全部。

……幾乎所有的社會事物都來自極端世界。另一個說法是社會數量是資訊的，而非實體的︰你摸不到。

……看看黑天鵝事件的意義。極端世界能夠產生、也的確產生了黑天鵝事件，因為，少數幾個事件對歷史造成了重大影響(p. 67)。

平庸世界的事物包括身高、體重、牙醫、智商等，極端世界的事物則包括書籍銷售量、城市人口、地震災害、金融市場、經濟數據等。在平庸世界，人們可以對自己所學到的知識放心，因為單一事件對整體影響甚少，而且不會出現黑天鵝事件；但在極端世界，任何樣本的平均值都有問題，一則事件就能不成比例影響整體，人們對資料得出的知識必須保持懷疑。

黑天鵝事件一個簡單的代表例子是火雞問題︰火雞每一天都認為自己溫飽又安全，直至被宰殺那天，整件事就完全改寫︰

讓我們進一步探討，考慮歸納法最令人憂心仲仲的面向︰後向學習(learning backward)。想想，火雞的經驗也許不是沒價值，而是負價值。它從觀察中學習…… 它的信心隨著友善餵食次數的增加而增加，而它的安全感也越來越高，雖然宰殺之日越來越逼近。想想看，其安全感在危機最高那天達到極大值！……過去一直有效的東西，直到——喔，出其不意地，不再有效，而我們過去所學，竟轉而成為錯誤，最好的狀況是不相干，最糟的狀況則是嚴重誤導(pp. 78-79)。

作者指出過往金融業不斷出現這些火雞，儲貸業危機與長期資本管理都是以這種方式失敗。

對黑天鵝事件無知引申出另外五個主題︰

我們會把焦點放在預設的已知區間，並據以對未知事件做泛化推論︰確認的錯誤。

有些故事可以迎合我們把特殊形態柏拉圖化的渴望，而我們以這些故事來愚弄自己︰敘事的謬誤。

我們在行為上把黑天鵝事件當作不存在︰人類天性並沒有針對黑天鵝事件設計。

我們之所見，未必是全部。歷史把黑天鵝事件掩藏起來，讓我們對這些事件的機率產生誤解。

我們「鑽牛角尖」︰亦即︰我們把焦點放在不確定性的少數幾個定義完善的來源上、放在非常特殊的幾個黑天鵝事件上(代價是忽略其他我們不容易想到的黑天鵝事件)(p. 91)。

同作者的《隨機騙局》中也有提及，以贏家為參考點無法分辨其成功是否因為運氣，以所有參加者為母體才能找出運氣的角色︰

參考點理論(reference point argument)是這樣的︰不要從賭贏者……的有利位置計算機率，而要從一開始就玩起的大批人馬去計算。再一次考慮賭徒的例子。如果你把賭局開始時的全部人數作為母體去觀察，你幾乎可以確定他們其中之一會靠運氣贏得大滿貫(但你事先不知道是哪一個)。因此，從開始時大隊人馬的參考點來看，這根本就什麼了不起。但從贏家的參考點來看(這是關鍵，不考慮輸家)，連贏好幾場似乎是非常特別的結果，不能用運氣來解釋(p. 185)。

作者也指現實世界的不確定不能與賭局機率混為一談，這是戲局謬誤(ludic fallacy)︰

戲局謬誤是什麼？戲局……遊戲的意思。

……賭場所碰到的風險類別，在賭場之外非常不重要，而他們的研究也不能馬上應用到外界。我的想法是，賭博乃是消毒過和馴化過的不確定性。在賭場中，你知道規則，你可以計算機率，而且我們在那裡所碰到的不確定性種類，我們將在後面討論，是溫和的，屬於平庸世界。

……在現實生活中，你並不知道機率；你必須去尋找機率，而且，不確定性的來源沒有限定範圍。……這些「可計算的」風險在現實生活中大都不存在！它們是實驗室裡的玩藝兒(pp. 196-197)！

談過早提出理論的危險︰

問題在於我們的想法具有固著性︰一旦我們產生了一個理論，很可能就無法改變自己的想法——因此，那些延遲發展出自己理論的人，狀況比較好。當你以薄弱的證據為基礎，發展出自己的想法時，你將很難解釋後續出現、而與你的想法抵觸的資訊，即使這個新資訊顯然較為正確。這當中有個機制︰……確認偏誤和堅定不移的信念，我們不願逆轉既有想法的傾向。記住，我們把想法當成財產，很難與其分離(p. 218)。

預測者在錯誤時往往會訴諸其他藉口，包括覺得自己玩的是不同遊戲、訴諸離群值、認為自己「幾乎正確」與專注在單一黑天鵝事件。

規模可變性的事物，其變數來自極端世界，例如工程完工日期，如果計劃在預期時尚未完工，這時再預期要等待的完工日期就會更久。等得越久，預期要再等待的時間就越長，非常違反直覺。

沒有說明錯誤率的預測則顯現出三個謬誤︰一，預測的精確度遠比預測本身重要，決策時必須考量不確定性；二，預測期間越長，精確度就會越低；三，黑天鵝事件會令變數的情境改變，造失預測嚴重錯誤。

社會與經濟預測的另一問題是人類有自由意志︰

如果你知道一個物理系統的所有可能狀態，那麼，你就能在理論上(但不是實際上，我們已經談過)，預測其未來的行為。但這只牽涉到無生命的東西。當預測涉及社會事物時，我們就會踢到鐵板了。當預測涉及到人類的時，就不是同一件事了，如果你認為他們是活的，而且還有自己意志的話。

……如果你相信自由意志，你就不可能真正相信社會科學和經濟預測。你不能預測人們會如何行動(p. 272)。

以過去推測未來困難在於，過去的規律可以用各種方式來歸納，甚至完全相反︰

請回想火雞問題。你檢視過去，並導出未來的某些規則。喔，以過去推測未來的問題可能比我們前面所談的還要嚴重，因為同樣的過去資料，可以確認一項定理，也可以否定該定理！如果你在明天之前都還活著，這可能表示，若非(a)你很可能長生不老，就是(b)你離死亡更近了。這兩個結論都建立在完全相同的資料上。如果你是一隻被餵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火雞，你可以天真地假設，餵食動作確認你的安全，或者，很聰明地認為，餵食動作確認你將成為晚餐的危機(p. 277)。

黑天鵝的不對稱特質不會告訴人們何者為真，只會令人對何者為錯有信心。作者認為，在實務上，可預測、卻因太複雜而無法認識的混沌系統，與完全隨機、不可預測的系統之間並沒有分別︰

這兩者在實務上並沒有功能差異，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加以區別——那是數學上的區別，而非實務上的區別。……在實務上，隨機性基本上是不完全資訊。
當一個人在談論這兩者的差異時，這表示他從來沒有在不確定性之下做重要的決策——這就是為什麼他不瞭解兩者在實務上無法區別。

最後，隨機性就是「未知識」(unknowledge)。世界是不透明的，而其外表則會愚弄我們(p. 292)。

討論運氣的社會角色︰

當人們在討論運氣時(他們很少討論此事)，他們通常只看自己的運氣。其他人的運氣非常重要。另一家公司可能靠運氣推出大賣的產品而取代目前的贏家。資本主義，除了其他事項之外，是世界的活源，這是歸因於在資本主義裡，有機會得到運氣。運氣是個偉大的等化器，因為幾乎每個人都可能從運氣中得到好處。社會主義保護他們的怪獸企業，這麼做，會把潛在的新進者在子宮裡就殺掉。

……隨機性不好，但並非總是不好。運氣甚至遠比智慧更不公平。如果人們嚴格地只依照能力來得到報酬，那還是不公平——人類的能力並不是自己可以選擇的。隨機性具有把社會重新洗牌的福利效應，把大傢伙打下來(p. 324)。

作者指全球化減少經濟波動，卻會造成毀滅性黑天鵝事件︰

經濟生活已經全球化，但並非全都是好事︰全球化創造出連鎖弱點，雖然減少了波動性，產生安定的表象。換言之，它會創造出毀滅性黑天鵝事件。我們以前從未生活在全球瓦解的威脅中。金融機構一直在合併，成為少數幾家非常大型的銀行。現在幾乎所有的銀行都互相關聯。於是金融生態正不斷地膨脹為巨型、近親結盟而官僚化的銀行(他們的風險衡量方式通常採高斯法)——一家倒，全都倒。銀行集中之後，似乎具有金融危機不易發生之效果，但一旦發生危機，其規模就是全球性，並重創我們(p. 329)。

作者在這一段的注釋中提到房地美「似乎是坐在一桶炸藥上，只要有風吹草動就完了」。本書初版後不久，房地美就爆掉，二戰後最嚴重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

作者批評高斯法，也就是鐘型曲線分佈，只適合平庸世界，不能用於極端世界上︰

根據鐘型曲線所做的不確定性之測量值，根本就沒考慮到大跳躍或不連續性的可能和衝擊，從而不適用於極端世界。使用它們就好像只注意小草，卻錯失了(巨大的)樹木。雖然無法預測的大偏異非常罕見，但不能把它們當成離群值而加以棄置，因為，就累積效果而言，其衝擊是如此之劇烈(p. 344)。

在判斷資料是否呈鐘型曲線分佈會出現循環論證問題︰人們需要有足夠的資料來支持其分佈是否高斯模式，但為了知道資料是否足夠，又需要以一個分佈來計算特定資料數的可信度，這就成了回溯論證。為了方便，歷史資料統計學家往往預設資料呈鐘型曲線分佈，以計算所需資料數，但作者認為這在極端世界事物行不通。

作者提到一種規則可變的分佈可以讓我們察覺黑天鵝，稱為碎形隨機，又稱冪次法則，具體為兩個數的「以上值」之比率，就是這兩個數相除的負「冪」(power，或稱指數)。例如︰假設該碎形隨機的冪為1.5，超過二十萬的個案數有96，那麼超過五十萬的個案數就有96*[(500000/250000)^-1.5]，即34左右。

然而作者提醒我們，在現實中我們總有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事物。碎形隨機不會提供精確答案。最多只是讓部份黑天鵝變「灰」，不能完全避免黑天鵝︰

身為一個人道主義者，我恨黑天鵝事件。我恨它造成的許多不公平和破壞。因此我希望消除許多黑天鵝事件，至少減緩其效果，讓我們得到保護。碎形隨機性是減少這些意外的一個方法，讓某些天鵝看起來可能發生，也就是說，讓我們察覺其重要性，把它們變成灰色。但碎形隨機不會得出精確的答案。

……碎形讓我們可以把許多的黑天鵝事件納入考慮，但不是全部。我前面說過，有些黑天鵝事件是因為我們忽視了隨機性的來源而發生的。其他的則發生在我們高估了碎形指數。灰天鵝事件談的是可以模型化的極端事件，而黑天鵝事件則是和不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有關(p. 393)。

作者稱自己的方法學為懷疑經驗論，假設以極端世界為起點，從實務中觀察，並小心提防理論︰

懷疑經驗論提倡相反的方法。我對前提假設的關心，多於對理論的關心，我要把對理論的依賴減到最少，一步步小心翼翼地走，以減少我的意外。我希望大致正確而不要精確的錯誤。理論上的優雅通常代表柏拉圖式思想和弱點——它誘導你為優雅而優雅。理論就像醫藥(或政府)︰通常沒用，有時候則不可或缺；總是自求多福，偶爾會要了你的命。因此，在使用上必須謹慎、適量，並有大人在一旁監看(p. 410)。

作者建議本書讀者玩自己所設的遊戲︰

如果你以自己的標準，做出自己的決策，你就更加掌握到你自己的生命。

天性帶給我們一些防衛機制︰就像伊索寓言所說的，其中一項能力就是認為我們所拿不到(或沒有去拿)的葡萄是酸的。但在藐視和拒絕葡萄之前的積極禁欲，其報酬甚至更多。要積極；當個勇於辭職的人，如果你有這個膽識的話。

在你自己所設定的遊戲中，要失敗也難。

以黑天鵝的說法，這表示只有當你讓不大可能出現的事物來控制你，你才會受其影響。你要做什麼，永遠操之在你；所以，就把這當成你的結果吧(p. 428)。

本書第二版加入作者寫的幾篇後記。談到向大自然學習如何應對黑天鵝，作者指大自然喜歡多餘，有備用的零件、同一功能可由不同器官執行、同一器官也有不同功能，在逆境中更有機會存活；不喜歡過度專業化，因為這會限制演化，令動物變弱。大自然不喜歡太大的東西，任何個體損失都不會造失生態太大的擾動。大自然不喜歡太多的連結與整體化，以免少數菌種稱霸造成整個生態滅絕。

提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

我們渴望秩序而避諱變動，基於這種感覺所採取的行動，有助於形成嚴重的風暴。用人為力量讓某種東西變大(而不是當它無法在壓力下生存時，讓它早點死掉)，會使得這個東西，在一場非常嚴重的崩盤中，更容易受害——如我書中所說的黑天鵝殺傷力加上規模的增加。我們在二〇〇八年崩盤所看到的另一件事︰多年來美國政府(其實就是聯準會)一直想要消除景氣循環，而導致我們遭受一場嚴重的崩解。這就是我反對「穩定」政策和人為製造無波動環境的主張(p. 476)。

現實預測中沒有長期這回事︰

一般來說，並沒有可達到的長期這回事，除了把它當成一個用來解方程式的數學概念之外；而要在一個複雜系統裡假設長期的存在，你還必須假設不會有新東西出現。此外，對這個世界，你可能有一個理想的模型，擺脫了任何用解析模型去代表實相所引起的不確定性，但是在參數的輸入上，還是有一個小小的不確定性。……在最微不足道的參數層次上，一個小小的不確定性，由於非線性特性，在模型的輸出層次上，蔓延成一個龐大的不確定性(pp. 498-499)。

作者將預測的事件分成四個象限，由兩個變數組成︰簡單報酬(是/否)還是包括複雜報酬(包括各種函數)；屬於平庸世界還是極端世界。第一象限是平庸世界簡單報酬，預測很安全，模型有用，但較多出現在實驗室與遊戲，而非現實世界。第二象限是平庸世界複雜報酬，統計方法令人滿意，只有一點風險。第三象限是極端世界簡單報酬，因為報酬二元，不需太擔心出現黑天鵝。

問題在於第四象限，極端世界複雜報酬，也就是黑天鵝事件所在，無法對稀有事件的報酬作預測，沒有模型或定理。作者的建議是不要進入第四象限︰

很簡單，別讓你自己進入第四象限，黑天鵝的領域。但我們很難注意到這個安全的建議。心理學家把投入(於我們所做的事)的行動，和略過的行動加以區別。雖然這些行為的損益數，在經濟上等值(少賠一塊錢就是賺到一塊錢)，但我們的心裡，卻沒有給予同等看待。然而就像我所說的，「不要做」這種風格的建議，在實證上比較牢靠。你如何活久一些？答︰避免死掉。然而人們不瞭解成功主要是靠避免損失，而不是試著去取得利潤(p. 532)。

假如無法避免第四象限，例如氣象與流行病，作者則建議採取以下方法鞏固自己︰

• 尊敬時間和非外顯知識(如大自然與有經驗者)


• 避免最適化，喜愛有餘(例如現金)，以作保險


• 避免預測小機率的報酬


• 小心罕見事件並無典型，衝擊沒有上限


• 小心獎金的道德風險，例如爆掉銀行後拿一大筆錢走的銀行家


• 避開各種風險預測組合，第四象限無法預測


• 暴露在正面黑天鵝(如創業投資)而非負面黑天鵝(如風險投資)


• 沒有波動與沒有風險不能混為一談


• 注意風險數字表達，第四象限的風險變動可以非常劇烈

2008年金融危機後作者也寫下十項經濟生活如何面對第四象限的原則︰

• 脆弱的事物應趁其仍小時打破


• 不應損失由社會承擔，利益卻由私人拿走


• 無法認識這次危機風險的經濟學界不應再受信任


• 不應讓某些人以管理你的風險為他們的獎金，令他們有誘因隱藏風險


• 用簡單替代複雜，債務槓桿金融產品帶來狂亂與危險


• 禁止複雜金融產品，因為沒人瞭解


• 政府不應以「重建信心」為目標，不要理會謠言


• 不應用槓桿治療過度槓桿


• 老百姓財產不應用來投資金融資產


• 重建堅固的經濟系統，去除投機性槓桿、令較小的廠商能夠生存、經濟生態更加豐富、由企業家來冒險

作者在後記的總結是︰要堅強，要有價值。

獨裁者的進化

看完《獨裁者的進化》，由於借了兩天就很悲慘地遭到催還，唯有在週休兩天快速看完一遍。作者是政治與外交編輯，為本書內容走訪各地。全書主題是近年獨裁政體如何包裝自己，抗爭者又如何與獨裁政體鬥智鬥力，主要例子有俄羅斯、委內瑞拉、埃及、馬來西亞與中國。

談及威權國家怎樣披上民主外衣︰

遠遠看上去，世界上許多威權國家看起來好似民主國家，其憲法也有行政、司法以及立法權力等分立，但還是跟民主國家有重大差異︰某些國家只有一個立法機構，而非雙層的上下議院制度，某些職位並不是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指派，而權力監督的程度也有異。然而這些威權國家的許多機構，其特徵——至少在紙上——看起來與最稀鬆平常的歐洲民主國家非常類似。

......現代威權政體的許多特色，單獨看來與健全民主國家的制度似乎相差無幾，但只要改變其中某個環節，就可以創造出很大的模糊空間(pp. 13-14)。

談到俄羅斯普京的困難︰

普丁與他的黨羽所選擇的策略代價很高，那將會危及他們的主要目標，也就是製造出穩定的政治體系。石油所帶來的豐厚收益，幫他們抵擋了許多社會的危機——收買人心一向都比強迫接受更為容易——雖然他們在表面上模仿這麼多民主制度的面向，但政府犯錯的空間卻大幅縮減。克里姆林宮消除了多元的權力中心——商業團體、地方首長、媒體、反對黨，意謂著它想要維持控制的話，就必須無時不刻做出正確的判斷，必須慎思明辨、步步為營，而這是很困難的(pp. 32-33)。

威權政體以規則不公平的選舉裝飾門面，但到選舉時又慌張舞弊，引發廣泛群眾不滿︰

政府事先決定選舉結果，並確保過程皆如預期般進行，但官員為了延長對權力的掌控，往往會刻意表現，結果弄巧成拙，造成無法收拾的後果。舞弊情事一旦東窗事發，往往會導致反對勢力集結，或引發大型的群眾抗議活動，專制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受到莫大的挑戰。

......由此看來，選舉舞弊就是許多獨裁者被推翻的主要因素，運動人士覺得這道理顯而易見。本來一般民眾不大會關心異議分子與專制政府之間的鬥爭，對兩造也持著懷疑的態度，覺得雙方的爭執是意識形態之爭，與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不相干。然而一旦政府在選舉時舞弊，民眾就會覺得自己的一票被偷走了、權益受到侵犯了。這種不滿逐漸累積下來，一般從來不會上街示威遊行抗議的人，也會走上街頭，因為他們覺得跟自己切身有關係的某樣東西被偷走了。有時本來只有幾個異議人士主導的小型運動，會因此匯聚成要求改革的全國性運動(pp. 70-71)。

獨裁者怎樣利用法律︰

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也渴求權力，但一定要法律幫他們背書。對那些想要用民主表象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來說，法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專制政府有了法律這塊遮羞布，就能夠輕鬆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現出原形。......法律、規定、程序法都可以變成獨裁者的工具，有效地讓反對人士噤聲，因為這些武器看起來正當、沒有政治色彩又客觀(pp. 76-77)。

書中提到用來打壓對手的常用法規通常不具政治色彩，而是運用像消防、建築安全、稅務申報等看來正當的規條挑骨頭，令對手不勝其擾。

專制政權也最喜歡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

人民對政治冷漠，就是確保專制政權運行不墜的潤滑劑。在那些運作暢順的獨裁體系裡，掌權者都無所不用其極地要將公眾對政治的冷感變成一種美德。......一旦群眾不再冷漠，專制政權要成功就比較困難。不管群眾抗議的訴求是什麼，都能威脅當權者(pp. 103-104)

討論委內瑞拉查維茲的政治策略︰

查維茲的主要政治策略，要言之，就是帶領人民對抗自己人。他先爭取部分人民的支持，接著積極地帶領他們對抗另一群人。雖然他是經由民主程序得到權力，他的主要思維卻是反民主的；他其實想要的是革命。民主意謂包容歧異與多元。查維茲卻只提出單一解答，所有質疑、批評或反對他的人都是「叛徒」、「罪犯」、「一小撮權貴」、「黑手黨」、「美國的走狗」。雖然他一開始承諾要打破原有政治結構以還政於民，事實上卻是把所有權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裡(p. 128)。

弔詭的是，讓查維茲威權主義立於不墜的關鍵一直都是選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選舉就是民主的要素，比起憲法的保障、權力的分立以及其他具體的民主權利等，投票最重要(p. 132)。

可惜本書出版時委內瑞拉領導人還未換人，不然可望有更多後續發展分析。

作者也批評各國某些反對黨因循守舊、忘記初衷，甚至淪為威權體制一部份︰

有些反對黨領袖拒絕創新的做法，雖然一開始即被邊緣化，卻依然頑固地堅持同樣的策略、重覆地犯下同樣的錯誤。如同世界上的任何政黨一樣，他們也會因為小鼻子小眼睛的權力鬥爭而心有旁騖、剛愎自用，忘記反對運動的終極目標。有一些反對黨領袖只知道批評，沒有能力提出新的想法、新的政治替代方案，無法證明他們的願景與執政黨有所不同。相對的，對於一個想要偽民主表象的政權而言，出現一些反對聲音是有必要的，甚至是求之不得、如獲至寶的。在最糟糕的案例中，反對黨成為獨裁政權的衍生物，成為政府的遮羞布，遮掩它真正的專制面貌。被政府收編的反對黨領袖，因此成為專制體制中的重要一員。若某個反對黨領袖宣稱要挑戰執政黨，單就這個政治動作，並不值得大肆讚揚，因為他們可能變成專制機器的一部分，與真正反對抗獨裁政權的人涇渭分明(p. 175)。

對抗專制體制是長期抗爭，反對黨領袖必須有耐心︰

耐心，也許是任何專制政治制度裡，所有想要反抗權力者的反對黨領袖，最為需要的特質，可能比勇氣、膽量或者急智都更為重要。一旦開始挑戰獨裁者，他們就必須了解這是長期抗戰，挫折一定會排山倒海而來。然而耐心不等於安於現狀或者順從聽話(p. 212)。

近年對抗專制體制中年輕人的角色非常重要︰

第一，最敢言、最有創意、最有效果的抗議者往往是年輕人。第二，與執政者對抗時，大部分年輕抗議者刻意保持政治中立，避免陷入國內長期的朝野拉鋸戰裡，不同任何一派別、政黨、組織牽絆。

......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傳統的反對黨招募黨員，年輕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他們認為當前的政治環境已經被汙染、兩極化了，所以寧願待在外圍，不玩傳統的那套政治遊戲。他們以這種方式投入政治運動，也不想要為自己謀求權力，所以當權者往往覺得這些年輕人才是最大的心腹之患(pp. 216-217)。

本書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埃及年輕人，只是埃及在本書出版後的發展似乎表示，沒有組織，或許有其限度。

有位年輕人以與拳王泰臣對打比喻其運動為何堅持非暴力︰

「如果你要跟泰森對打，最好不要選擇拳擊，他雖然腦筋不太正常，卻可以把你一拳打死。」......「但如果你跟他下棋，也許就還有打敗他的機會。......如果我們不加入他們的遊戲，而是讓他們跳進我們主導的遊戲，我們就可以擊敗他們。當然，你下棋贏了泰森後，他可能會腦羞成怒，打你一拳。但假如他這麼做的話，群眾都會支持你。相反你，如果你是在拳賽中被泰森痛打，每個人都會說活該，畢竟是你自己去挑戰他的。」(p. 226)

書中介紹塞爾維亞有個名為「非暴力行動與策略運用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Non 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 CANVAS，書中譯作堪凡斯)的組織，專門向各國人士教授非暴力行動的技巧，其中一位學員學到的是，反抗團體領導圈子不能民主︰

「我過去一直都很支持民主的做法，也常誇稱我們團體是民主的模範生。」但塞爾維亞前輩澄清那樣是行不通的。......「他們告訴我，要怎樣做才能抵禦政府的破壞及滲動。反抗團體中，領導圈子是不能講民主的...... 領導圈子不能太過開放，例如不應該舉行開放式的選舉，也不能開放辯論。我們過去犯下了這個錯誤，所以很容易就被政府的情治人員滲動。」(p. 258)

CANVAS也認為，專制政權並不會靠突然的民眾自發行動倒台，反抗運動需要經過策劃︰

當我們看到國外的抗爭場景，看到成千上萬的人走上首都的街道要求自由、呼籲專制政權下台時，我們就很容易一廂情願認為，當下見證的是一種自發行動，而人們湧上街頭控訴自己的權利長期被剝奪，促發其革命的火花是隱藏的，也是沒有人能預料的。然而事實往往不是如此。革命如果想要成功的話，需要鉅細靡遺的策劃、周全的準備、還要掌握詳實的資訊，了解專制政權會採取什麼方式鎮壓，又要如何智取，才能克勝一個為延續政權可以不擇手段的政府。確實，形勢改變時，革命浪潮襲捲全國，一下子變天。但是其中往往有一個組織或運動團體，已經不厭其煩地默默從事危險工作好幾年，一步一腳印地努力，才促成這一天的誕生。堪凡斯與其他機構所做的事情，就是打破一般人對於革命的迷思。「沒有自發性革命這種東西，自發性只會讓你丟掉小命，」帕波維奇表示︰「你計畫得愈周全，成功的機率就愈大。」(pp. 329-330)

現實世界可不會像電影那般，靠個人感召就突然有廣泛民眾行動。

CANVAS也相信民主運動不能被當權者看穿，要不斷地變化︰

民主運動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被敵人看穿。民主運動一旦取得初期成果，讓當局感到如履薄冰，這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率先出招，讓政府無法靜下心來計畫下一步要怎麼回應。如果要爭取政府內關鍵部門的支持，就必須維持領先一步的優勢，讓支持政府的人自我懷疑，並能增加示威者與公眾的信心(pp. 347-348)。

暴力則會令專制政府有藉口打壓，並激怒與疏離專制政府中同情民主運動的人，所以CANVAS向學員申明︰「暴力乃是弱者的最後庇護所。」

書中又提到金恩‧夏普(Gene Sharp)的《從獨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據指可說是各國民主運動人士的《孫子兵法》，是如何推翻專制政權並建立民主體制的實用指南。該書可從網上下載，有不同語言版本，不知為甚麼中文版譯者是位台獨人士。

提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根究底，還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體系，下層官員也因此習於報喜不報憂。地方官員的治理權來自中央授權，缺乏其他獨立的正當性來源，對於自己犯下的錯誤，他們有千百個理由隱匿不報，當作沒這回事。中國的領導人也很清楚，這些謊言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然而其解藥——更開放、更大的問責性、更深化的民間改革——將會危及一黨獨大的權柄(p. 406)。

這有點像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問題，又有點像是現代威權政體的通病︰過度中央集權，又不能事事監管，就有空間讓下級官員欺上瞞下，令管治效率不彰。

Exorbitant Privilege

看完了Exorbitant Privilege，基本上是近代貨幣簡史，重心則在現時美元為何地位那麼重要，未來發展又會如何。作者認為未來美元地位不會像現在強勢，但也不會完全遭取代，只是國際貨幣會趨向多元。

談及日圓無法成為國際一線貨幣的歷史︰

And allowing a foreign demand for yen to develop would have put upward pressure on the exchange rate, negating undervaluation as a too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internationalize its currency, Japan then, like China now, would have had to abandon its tried-and-true growth model.

Eventually in the 1980s it did… The Big Bang allowed large Japanese company to access the corporate bond market. Seeing that they were losing their corporate clients, the banks scrambled for other customers, whom they found in real estate developers. The Big Bang spawned a massive real estate boom and bust whose consequences took years to clean up… As a results, Tokyo never rose above second-tier financial-center status (p. 45).

作者指現在上海意圖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與人民幣打算國際化時，借鏡日本經驗，放寬金融市場時應該謹慎行事。

提到歐元︰

This history also reminds us that the euro is fundamentally a political project. This is its weakness, since it explains how it was that the euro was created before all the economic prerequisites needed for its smooth operation were in place. But it is also its strength, since it explains why the member states now feel compelled to complete them – and why the euro is likely to emerge from its crisis stronger than before (p. 70).

講述美國次按危機時，作者不忘諷刺Larry Summers、Robert Rubin與Alan Greenspan事前對衍生工具大加讚揚，並拒絕加強監管衍生工具市場的提議。提到各種支撐次按證券的數學模型時，作者指︰

The fact that the models were based on simplifying assumptions, necessarily in order to render them tractable, meant that in the hands of careful practitioners they were never used as more than a starting point for thinking about risks. Careful practitioners similarly understood that the model was fitted to a relatively short series of observations of the prices of certain assets. Information on the prices of complex mortgage-related securities spanned only the period when home prices had gone up, for example, and consequently contained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what might happen if prices came down.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re were few incentives to be a careful practitioner (p. 107).

為何次按危機後美元仍然維持其優勢？作者認為原因在於美元仍是世上最大經濟體，而且其國債市場仍是最流動，方便其他國家中央銀行買賣，加上國際市場習慣以美元計價，假如沒有影響重大的原因，為求方便交易商不會貿然轉用其他貨幣。

其他國際貨幣競爭對手也有其問題，英鎊與瑞士法郎問題是國家經濟規模太小，無法提供足夠債務工具滿足國際需求；日本則不鼓勵日元在國際流通，而且其經濟增長率低，人口老化，利息水平接近零，令持有日圓欠缺吸引力；歐元是美元現時唯一對手，但其債券市場不夠流動，也沒有單一政府可以快速應對金融危機，最近的歐元危機也明確顯示歐元缺乏恆常應變機制；中國則由於擁有大量美元儲備，美元地位下降會會對中國自身造失損失。

至於其他非國家貨幣選擇，像國際貨幣基金的特別提款權(SDR)，則流動性不足並缺乏廣泛用途，難以在市場活躍交易，至多會是中央銀行儲備的額外選擇；黃金儲備在應付金融危機時同樣難以快速轉為現金救急；其他像森林、石油儲備、煉油廠等同樣如此，其流動性不足以救急，只有儲備過多如中國等國家才會以此為儲備選項。

作者因此認為未來走向是國際貨幣走向多元︰

So where does this leave us? It leaves us with the prospect of multiple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A world of multiple international currencies is coming because the world economy is growing more multipolar, eroding the traditional basis for the dollar's monopoly…

it was clear that the tension between a multipolar economic world and a dollar-dominat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ould have to be resolved… there was little question about the form this resolution would take (p. 150).

最後一章討論未來可能出現的美元崩盤，作者認為中美因政治角力而令中國大量沽售美元的可能不大，因為中國自己擁有大量美元儲備，而且其10% GNP來自向美國出口，美元貶值會對中國造成甚大損失。同樣，其他國家也不願看到美元貶值令自己的出口失去競爭力。故此作者認為較有可能的美元崩盤會起因於美國自己，也就是其財政赤字無法收拾，尤其是美國近年稅收減少但政府開支增加，不久前受到金融危機打擊，人口也日漸老化，最終可能舉債過多，令外國投資者對美元失去信心。

假如美國最終需要以外幣舉債，聯邦儲備局就不能像以往一樣只顧國內通脹與就業，需要顧及美元匯價穩定，影響經濟的能力會大為下降。或說美元下跌會令製造業回巢，藍領工人待遇會得到改善，紓援國內不平等情況，作者認為這種說法並不正確︰

The United States has abundant capital and skilled labor by the standard of emerging markets. Capital and skilled workers are the inputs used most intensively by its export industries and sectors… An exchange rate 30 percent lower is not going to be of much help to an unskilled or semiskilled worker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eting head to head with Chinese labor, especially when labor productivity in China is growing by 6 percent per annum.

Ramping up U.S. exports is desirable on any number of grounds. But it will benefit mainly capital and skilled labor… If Americans are concerned, as they should be, with income inequality, they will need to address it through other means, be they changes in the tax code and caps on bankers' bonuses or mor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p. 175).

歸根究底，國家的影響力主要是受其經濟表現，而不是貨幣幣值或外國投資影響︰

The point is that it is not the exchange rate or the net foreign investment position as much as the fundamental underlying health of the economy that matters for geopolitical leverage. If one wants a single unified explanation for the behavior of the exchange rate and net foreign investment position, it would again by the fundamental underlying health of the economy. Whether the dollar rises or falls by 30 percent will matter much less for U.S. strategic influence than whether U.S. economic growth averages 2 or 4 percent per annum over the next decade (p. 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