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22日 星期日

瘋狂、恐慌與崩盤

看完了《瘋狂、恐慌與崩盤》,這本1980年代的作品因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再度受到重視,作者Kindleberger對當代研究泡沫的Robert Shiller影響甚深。本書講述歷史上的金融危機及其模式,瘋狂(mania)是指過度投機,恐慌(panic)是突如其來恐懼資產價格下跌,崩盤(crash)則是資產價格崩跌。

談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

市場通常能有效地運作,但偶爾會崩跌,這種看法與兩個極端立場有相當的歧異︰一為金融與商品市場隨時隨地都能完美地運作;一為其運作始終拙劣,應該以政府的管制或計劃來取代。反之,我認為市場的運作整體而言尚稱不惡,通常能倚賴它們來決定資源的配置,而且在某種程度內,也可賴以決定所得的分配,只是市場偶爾會失控而需要幫助。當然,困難在於市場如果預知外來援助垂手可得,則它們會更經常崩跌,其功能也比較沒有效率(p. 5)。

貨幣政策︰

在任何時點上導引出正確的貨幣機能(monetary mechanism)是相當困難的,而企圖維繫其正確則不可能。貨幣是一種公共財,但它仍被私人所剝削。此外,銀行業也因為難以管制而惡名昭彰。現代的貨幣學派經濟學家認為,在過去的循環困境中,很多——或許是大多數——都來自於錯誤的理解。這種錯誤經常發生,而且極其嚴重,是不可否認的。但是…… 即使貨幣供給能夠完全配合經濟體系的需求,而且錯誤也避免了,但貨幣機能仍然無法長期處於正確狀態。當政府提供某個數量的公共財——貨幣——之後,大眾會設法取得更多的貨幣,和律師會在稅法修訂完成後立即尋找新漏洞一樣(p. 9)。

陶醉會以新的方式將信用「貨幣化」(monetize),它們並不包含在貨幣的定義內,原界定的貨幣數量也未增加,但貨幣的流速(velocity)則會增加(流速的定義是以總支出或國民所得——任一皆可——除以貨幣供給)。……固定任何的Mi,但在繁榮期,市場會避開其限制,並創造出新的貨幣形式,如忘則而需設定另一個新變數Mj(p. 65)。

近年信貸衍生投資工具CDO、CDS等也符合這歷史的通則。

當時的經濟理論遺漏︰

凱恩斯派理論並不完整,不只是因為它忽略了貨幣供給。貨幣學派的理論也不完整。凱恩斯派與貨幣學派的綜合——例如…… IS-LM曲線,結合了投資—儲蓄關係(IS曲線)與流動性—貨幣關係(LM曲線),仍然不完整,即使引進生產與價格的關係……也是如此,因為它忽略了預期、投機與信用以及各種資產融資投機角色的不穩定性。凱恩斯學派與佛利民貨幣學派,以及將此兩派學說綜合的最現代總體經濟理論,雖然沒有謬誤,卻不完整。但是,在特定情況下的忽略可能很關鍵,而使得凱恩斯派理論和貨幣學派理論產生誤導(pp. 23-24)。

貨幣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的爭論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空間給信用的不穩定和銀行體系的脆弱、或是信用體系因物價下跌這成壞帳而癱瘓時,對生產與物價產生的衝擊——根據我個人的判斷,上述因素對1929年經濟蕭條的初期階段做出了重要的解釋。……經濟大蕭條的起因是企業界信心的變化,透過不穩定的體系而導致流動性的變化,並影響了貨幣供給(p. 83)。

這些不足到本書出版後二十多年就成了重大災難。

作者引用明斯基(Hyman Minsky)的模型,說明金融危機的不同階段,當中包括︰

錯置(displacement)——某種改變預期與獲利機會的外來事件,例如戰爭、政權交替、穀物欠收、新科技普及等等

陶醉(euphoria)——對個別投資目標過度交易,通常以信用擴張為背景,例如銀行擴張貨幣供給、新銀行建立與新信用工具出現

困頓(distress)——投票目標價格停止上升,資金抽緊,利率上揚,現金需求增加,國際收支帳出現赤字

恐慌(panic)與崩盤(crush)——價格下跌、抵押品價值下跌、銀行收緊貸款、商家拋售商品、家庭拋售有價證券、產業延遲借款,令價格進一步下跌,形成價格持續下跌的正回饋體系

瘋狂及恐慌與普遍不理性的關係︰

我認為,瘋狂與恐慌和普遍不理性或群眾心理有關。通常,個體的理性與群體的不理性之關係比較複雜。(1)在群眾心理背後,我們可以判別一連串的相關情況;(2)人們在連續過程的不同階段會有所變化。最初理性的,漸進的,之後是快速地與現實脫節;(3)不同的理性存在於交易員、投資人與投機客所構成的群體,這包括早期階段與後期階段;(4)它們都會受到於組合的謬誤,經常會呈現整體不等於其部份之總和的現象;(5)用特定刺激產生反應的質(quality)來估計其正確的量(quantity),理性預期的市場有時會失敗,尤其是當刺激與反應之間存在落差,這種現象尤其明顯;(6)只要經濟參與者選擇錯誤的模型,未能考慮特定而重要的資訊,或其壓抑不符合該模型所隱含使用的資訊時,不理性便會存在(p. 31)。

作者也提及三個屬「理性的邊緣」之案例︰一,環境轉變令所得應合符理性地降低時,難以接受所得水準向下調整,投資人因而會更冒險以維持所得水準;二、環境變化時未能採取合適行動,拒絕放棄很可能會失敗的投資,反而加大投入希望環保改善;三、心存錯誤的理性模型,未能為模型外的事件做好準備。

為何金融危機難以預先警告︰

警告的困難之一當然在於其中所包含「狼來了」的成份。經濟預測者可能知道經濟情況、價格與信用的發展方向,但是精確預測發生時間的能力則相當有限。……對市場提出警告,或提供市場應有的資訊,我們首先必須引發沈迷之投機客的注意,然後掌握宣佈的時機,一方面必須有充份的時間讓人們採取適當措施,另一方面又不可以過早宣布,如此才能讓人注意和採信。任何一項工作都不簡單。事實上,……用言語勸服投機客,讓他們瞭解其行為方式的錯誤……通常是無益的(p. 117)。

金融危機的近因可以是無關緊要的事件,只要其導致信心體系開始崩潰,趨勢就會繼續發展︰

就事件本身來說,近因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事件……價格下跌了。預期逆轉了。變動加速了。因為投機客藉著融資擴張信用,一旦價格下跌,則會導致追繳保證金或現金,進一步引發賣壓。價格繼續下跌時,銀行放帳變成壞帳,商號、銀行、票券公司或經紀商會倒閉。信用體系本身也變得搖搖欲墜,變現的趨勢繼續發展(p. 126)。

國際間的恐慌則可能透過心理感染、商品與有價證券價格升跌、短期資本移動、利率、世界商品庫存增減等管道傳輸。

提到恐慌出現時主張不加干預的心態︰

恐慌應該任其自行發展的觀點或許是兩種態度的混合。一種態度是以某種愉快或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的心情看待市場所遭遇的問題,因為這是過去過度行為的報應;這是清教徒式的或基本教義的立場,他們歡迎地獄之火,成為其他人的公平審判。另一種態度將恐慌視為「在惡臭而不健康的熱帶氣候中」的一場雷雨,清新了空氣(p. 162)。

然而作者指出歷史上沒有當局放任恐慌發展的案例,當局與市場領導人總會干預以阻止價格下跌、倒閉與銀行破產的蔓延。

談及銀行管制的困難︰

在緊急情況下所需要任用的機靈官員,不願忍受漫長而無聊的平靜…… 在事情發生之前,銀行的管理不善很難被察覺,詐欺更難以防患於未然。在繁榮期,雜亂的法規與監督會造成許多潛在的危險,當繁榮轉弱,問題便會紛紛浮上檯面。於是,我們必須決定採用何種方法︰清算、拖延、保證、救援、收購或最後放款者的其它手段(p. 187)。

最後放款者(lender of last resort)的考慮︰

最後放款者隨時準備提供更多的資金,防止人們將實質和流動性差的金融資產擠兌成現金。提供的資金應該是多少?提供給誰?何時提供?條件為何?這都是最後放款者所必須處理的難題,在面對這些問題之前,首先要決定是否應該存在最後放款者,其次是應該由誰來擔任。所以這些問題都源於根本的難題,即如果市場知道最後放款者會伸出援手,則在下一次的經濟繁榮期中,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在功能的有效運作上會比較缺乏(有一點?完全沒有?)責任感。但是,如果沒有任何主管當局可以遏止恐慌所帶來的失衡現象,則商品、有價證券和其它資產將被逼拋售,人們蜂擁奪取有限的貨幣供給,組合的謬誤(the fallacy of composition)便會主導全局。市場中個別參與者為了挽救自己而毀滅了全體(pp. 189-190)。

作者認為最後放款者在貼現制度上提供的數量,應是所有市場在接受懲罰性價格條件下所需要的數量,並由清償能力較佳的商行提供可靠的擔保品,至於在公開市場操作上,當經濟體系缺乏信用,過剩要比不足安全,過剩可以之後解決。關於何時介入,作者則認為是「一門藝術」,要按情況而定,沒有既定答案。

討論1971年史密松寧協定(美元對黃金貶值)後匯率的發展︰

美國和德國的貨幣市場在1971年12月的史密松寧協定(Smithsonian accord)之後便結合在一起了,但是兩國的中央銀行家並不瞭解,如果兩個貨幣市場繼續透過歐洲貨幣市場與固定匯率結合在一起,則兩國必須採取聯合的貨幣政策。美國在1972年總統大選之前採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在這時候,西德因為始終擔心通貨膨脹而保持高利率水準。結果使得美國的資金大量流入西德的歐洲美元市場。最後,強國取得了主導︰德國中央銀行被迫調降利率,但數十億美元已經溢注到全世界了。

......1973年2月到3月發生不利於美元的投機行情,其所蓄積的壓力已經不是德國中央銀行與日本銀行所能繼續承擔的,當它們不再吸納美元,浮動匯率制度於是出現。

......一般意見認為,全球資本市場將分裂為以國家為單位的市場,擔憂匯率風險則會促使金融性資本停留於國內。

事實卻非如此。許多銀行將浮動匯率視為錯置的因素,會鼓勵它們從事外匯投機交易。這種趨勢在相當長的期間內沒有受到有關當局穩定措施的反制(pp. 238-239)。

作者指當時的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規模及決策速度不足以解決國際金融危機︰

國際貨幣基金與世界銀行能否取代衰微中的美國領導權呢?這些機構成立於布里敦森林會議,其宗旨並非在於協助美國,而在於解決其他國家的問題,但運作效率卻十分緩慢,每當危機發生而需要在幾小時內做成決策時,它們卻無法發揮功能。另外,它們的資金不足。我在1988年夏天撰寫本文時,除了美國,所有國家都已經同意補充資金。這個國家應該承擔其世界責任的一部份(p. 243)。

作者對最後放款者的總結頗為謹慎︰

由於缺少有力的最後放款者——1929年在美國國內,1931年則是全球性的——使得1930年代的經濟蕭條更形惡化……

最後放款者在危機時進行干預可以緩和隨後而來的經濟蕭條,絕對不是結論或的範今。其中還涉及許多長短期因素,而且危機發生時,任其自由發展的案例甚為稀少,因此無法構成有力的結論。我們最多只能說是提出假設——或許是不很有力的假設——遏止通貨緊縮累積將有助於緩和隨後而來的經濟蕭條(p. 251)。

本書在前言與附錄都強調本書以描述而非數學方式論證有其理由,指不理性泡沫的數學過度困難,未必能增進對此經濟現象的理解。經濟學可視作工具箱,經濟學家應針對特定問題選擇適合的工具與模型,堅持理性模型並否認泡沫與崩解存在只是忽略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