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5日 星期四

獨裁者的進化

看完《獨裁者的進化》,由於借了兩天就很悲慘地遭到催還,唯有在週休兩天快速看完一遍。作者是政治與外交編輯,為本書內容走訪各地。全書主題是近年獨裁政體如何包裝自己,抗爭者又如何與獨裁政體鬥智鬥力,主要例子有俄羅斯、委內瑞拉、埃及、馬來西亞與中國。

談及威權國家怎樣披上民主外衣︰

遠遠看上去,世界上許多威權國家看起來好似民主國家,其憲法也有行政、司法以及立法權力等分立,但還是跟民主國家有重大差異︰某些國家只有一個立法機構,而非雙層的上下議院制度,某些職位並不是選舉產生,而是由上級指派,而權力監督的程度也有異。然而這些威權國家的許多機構,其特徵——至少在紙上——看起來與最稀鬆平常的歐洲民主國家非常類似。


......現代威權政體的許多特色,單獨看來與健全民主國家的制度似乎相差無幾,但只要改變其中某個環節,就可以創造出很大的模糊空間(pp. 13-14)。


談到俄羅斯普京的困難︰

普丁與他的黨羽所選擇的策略代價很高,那將會危及他們的主要目標,也就是製造出穩定的政治體系。石油所帶來的豐厚收益,幫他們抵擋了許多社會的危機——收買人心一向都比強迫接受更為容易——雖然他們在表面上模仿這麼多民主制度的面向,但政府犯錯的空間卻大幅縮減。克里姆林宮消除了多元的權力中心——商業團體、地方首長、媒體、反對黨,意謂著它想要維持控制的話,就必須無時不刻做出正確的判斷,必須慎思明辨、步步為營,而這是很困難的(pp. 32-33)。


威權政體以規則不公平的選舉裝飾門面,但到選舉時又慌張舞弊,引發廣泛群眾不滿︰

政府事先決定選舉結果,並確保過程皆如預期般進行,但官員為了延長對權力的掌控,往往會刻意表現,結果弄巧成拙,造成無法收拾的後果。舞弊情事一旦東窗事發,往往會導致反對勢力集結,或引發大型的群眾抗議活動,專制政權的正當性因此受到莫大的挑戰。


......由此看來,選舉舞弊就是許多獨裁者被推翻的主要因素,運動人士覺得這道理顯而易見。本來一般民眾不大會關心異議分子與專制政府之間的鬥爭,對兩造也持著懷疑的態度,覺得雙方的爭執是意識形態之爭,與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不相干。然而一旦政府在選舉時舞弊,民眾就會覺得自己的一票被偷走了、權益受到侵犯了。這種不滿逐漸累積下來,一般從來不會上街示威遊行抗議的人,也會走上街頭,因為他們覺得跟自己切身有關係的某樣東西被偷走了。有時本來只有幾個異議人士主導的小型運動,會因此匯聚成要求改革的全國性運動(pp. 70-71)。


獨裁者怎樣利用法律︰

二十一世紀的獨裁者也渴求權力,但一定要法律幫他們背書。對那些想要用民主表象來遮掩獨裁本質的政權來說,法律是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專制政府有了法律這塊遮羞布,就能夠輕鬆完成它想做的事,不必現出原形。......法律、規定、程序法都可以變成獨裁者的工具,有效地讓反對人士噤聲,因為這些武器看起來正當、沒有政治色彩又客觀(pp. 76-77)。


書中提到用來打壓對手的常用法規通常不具政治色彩,而是運用像消防、建築安全、稅務申報等看來正當的規條挑骨頭,令對手不勝其擾。

專制政權也最喜歡民眾對政治漠不關心︰

人民對政治冷漠,就是確保專制政權運行不墜的潤滑劑。在那些運作暢順的獨裁體系裡,掌權者都無所不用其極地要將公眾對政治的冷感變成一種美德。......一旦群眾不再冷漠,專制政權要成功就比較困難。不管群眾抗議的訴求是什麼,都能威脅當權者(pp. 103-104)


討論委內瑞拉查維茲的政治策略︰

查維茲的主要政治策略,要言之,就是帶領人民對抗自己人。他先爭取部分人民的支持,接著積極地帶領他們對抗另一群人。雖然他是經由民主程序得到權力,他的主要思維卻是反民主的;他其實想要的是革命。民主意謂包容歧異與多元。查維茲卻只提出單一解答,所有質疑、批評或反對他的人都是「叛徒」、「罪犯」、「一小撮權貴」、「黑手黨」、「美國的走狗」。雖然他一開始承諾要打破原有政治結構以還政於民,事實上卻是把所有權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裡(p. 128)。


弔詭的是,讓查維茲威權主義立於不墜的關鍵一直都是選舉。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選舉就是民主的要素,比起憲法的保障、權力的分立以及其他具體的民主權利等,投票最重要(p. 132)。


可惜本書出版時委內瑞拉領導人還未換人,不然可望有更多後續發展分析。

作者也批評各國某些反對黨因循守舊、忘記初衷,甚至淪為威權體制一部份︰

有些反對黨領袖拒絕創新的做法,雖然一開始即被邊緣化,卻依然頑固地堅持同樣的策略、重覆地犯下同樣的錯誤。如同世界上的任何政黨一樣,他們也會因為小鼻子小眼睛的權力鬥爭而心有旁騖、剛愎自用,忘記反對運動的終極目標。有一些反對黨領袖只知道批評,沒有能力提出新的想法、新的政治替代方案,無法證明他們的願景與執政黨有所不同。相對的,對於一個想要偽民主表象的政權而言,出現一些反對聲音是有必要的,甚至是求之不得、如獲至寶的。在最糟糕的案例中,反對黨成為獨裁政權的衍生物,成為政府的遮羞布,遮掩它真正的專制面貌。被政府收編的反對黨領袖,因此成為專制體制中的重要一員。若某個反對黨領袖宣稱要挑戰執政黨,單就這個政治動作,並不值得大肆讚揚,因為他們可能變成專制機器的一部分,與真正反對抗獨裁政權的人涇渭分明(p. 175)。


對抗專制體制是長期抗爭,反對黨領袖必須有耐心︰

耐心,也許是任何專制政治制度裡,所有想要反抗權力者的反對黨領袖,最為需要的特質,可能比勇氣、膽量或者急智都更為重要。一旦開始挑戰獨裁者,他們就必須了解這是長期抗戰,挫折一定會排山倒海而來。然而耐心不等於安於現狀或者順從聽話(p. 212)。


近年對抗專制體制中年輕人的角色非常重要︰

第一,最敢言、最有創意、最有效果的抗議者往往是年輕人。第二,與執政者對抗時,大部分年輕抗議者刻意保持政治中立,避免陷入國內長期的朝野拉鋸戰裡,不同任何一派別、政黨、組織牽絆。


......不論是執政黨還是傳統的反對黨招募黨員,年輕人都避之唯恐不及。他們認為當前的政治環境已經被汙染、兩極化了,所以寧願待在外圍,不玩傳統的那套政治遊戲。他們以這種方式投入政治運動,也不想要為自己謀求權力,所以當權者往往覺得這些年輕人才是最大的心腹之患(pp. 216-217)。


本書花了不少篇幅描述埃及年輕人,只是埃及在本書出版後的發展似乎表示,沒有組織,或許有其限度。

有位年輕人以與拳王泰臣對打比喻其運動為何堅持非暴力︰

「如果你要跟泰森對打,最好不要選擇拳擊,他雖然腦筋不太正常,卻可以把你一拳打死。」......「但如果你跟他下棋,也許就還有打敗他的機會。......如果我們不加入他們的遊戲,而是讓他們跳進我們主導的遊戲,我們就可以擊敗他們。當然,你下棋贏了泰森後,他可能會腦羞成怒,打你一拳。但假如他這麼做的話,群眾都會支持你。相反你,如果你是在拳賽中被泰森痛打,每個人都會說活該,畢竟是你自己去挑戰他的。」(p. 226)


書中介紹塞爾維亞有個名為「非暴力行動與策略運用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Non Violent Action and Strategies, CANVAS,書中譯作堪凡斯)的組織,專門向各國人士教授非暴力行動的技巧,其中一位學員學到的是,反抗團體領導圈子不能民主︰

「我過去一直都很支持民主的做法,也常誇稱我們團體是民主的模範生。」但塞爾維亞前輩澄清那樣是行不通的。......「他們告訴我,要怎樣做才能抵禦政府的破壞及滲動。反抗團體中,領導圈子是不能講民主的...... 領導圈子不能太過開放,例如不應該舉行開放式的選舉,也不能開放辯論。我們過去犯下了這個錯誤,所以很容易就被政府的情治人員滲動。」(p. 258)


CANVAS也認為,專制政權並不會靠突然的民眾自發行動倒台,反抗運動需要經過策劃︰

當我們看到國外的抗爭場景,看到成千上萬的人走上首都的街道要求自由、呼籲專制政權下台時,我們就很容易一廂情願認為,當下見證的是一種自發行動,而人們湧上街頭控訴自己的權利長期被剝奪,促發其革命的火花是隱藏的,也是沒有人能預料的。然而事實往往不是如此。革命如果想要成功的話,需要鉅細靡遺的策劃、周全的準備、還要掌握詳實的資訊,了解專制政權會採取什麼方式鎮壓,又要如何智取,才能克勝一個為延續政權可以不擇手段的政府。確實,形勢改變時,革命浪潮襲捲全國,一下子變天。但是其中往往有一個組織或運動團體,已經不厭其煩地默默從事危險工作好幾年,一步一腳印地努力,才促成這一天的誕生。堪凡斯與其他機構所做的事情,就是打破一般人對於革命的迷思。「沒有自發性革命這種東西,自發性只會讓你丟掉小命,」帕波維奇表示︰「你計畫得愈周全,成功的機率就愈大。」(pp. 329-330)


現實世界可不會像電影那般,靠個人感召就突然有廣泛民眾行動。

CANVAS也相信民主運動不能被當權者看穿,要不斷地變化︰

民主運動最大的危險,莫過於被敵人看穿。民主運動一旦取得初期成果,讓當局感到如履薄冰,這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率先出招,讓政府無法靜下心來計畫下一步要怎麼回應。如果要爭取政府內關鍵部門的支持,就必須維持領先一步的優勢,讓支持政府的人自我懷疑,並能增加示威者與公眾的信心(pp. 347-348)。


暴力則會令專制政府有藉口打壓,並激怒與疏離專制政府中同情民主運動的人,所以CANVAS向學員申明︰「暴力乃是弱者的最後庇護所。」

書中又提到金恩‧夏普(Gene Sharp)的《從獨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據指可說是各國民主運動人士的《孫子兵法》,是如何推翻專制政權並建立民主體制的實用指南。該書可從網上下載,有不同語言版本,不知為甚麼中文版譯者是位台獨人士。

提到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追根究底,還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政治體系,下層官員也因此習於報喜不報憂。地方官員的治理權來自中央授權,缺乏其他獨立的正當性來源,對於自己犯下的錯誤,他們有千百個理由隱匿不報,當作沒這回事。中國的領導人也很清楚,這些謊言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然而其解藥——更開放、更大的問責性、更深化的民間改革——將會危及一黨獨大的權柄(p. 406)。


這有點像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問題,又有點像是現代威權政體的通病︰過度中央集權,又不能事事監管,就有空間讓下級官員欺上瞞下,令管治效率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