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看完了《有閒階級論》，討論有閒階段各種特色與經濟制度的關係。作者指有閒階級以固定形式出現的明顯必要條件有二︰一是有掠奪型生活習慣，如戰爭或獵取巨獸。二是維持生計所需並不匱乏，令社會很大部分人能免於勞動。這些條件自蠻荒時期開始萌芽，隨著工具與武器的技術發展，群體活動落入作者稱為功勳與生產兩類，原始社會認為前者肯定勇武、自決、進取，後者則是日常、重複、平淡無奇︰

就在這種將事物天真的區分為慣性和活躍的指引下，原始社會群體的活動就落入兩種類型，用現代的語彙來說，可稱之為功勳和生產。生產是通過其執行者的巧手將被動(「無意識」)的材料創造出一件新事物並賦予新用途的努力；至於功勳，光就其給執行人帶來有用的結果而言，是將別的執行人以前為了其他目的所耗的精力，轉化成是為了其本人的目的服務(p. 24)。

這種分類也造成性別分工，男性預期參與展示勇武的功勳工作，乞在道德上不允許其參與婦女的生產工作。作者也認為所有權的最原始形式來自蠻荒社會將敵人婦女當作戰利品，形式一種婚姻所有制，並逐漸將之擴展至所有婦女，以彰顯男性勇武的欲望。所有權繼續發展，累積各種物品就不只是為了個人消費，更是為了與別人攀比︰

所有權的根本動機就是攀比；這項攀比的動機在所有權得以成為制度後，仍對其進一步的發展產生作用，並在受所有權制度影響所及的一切社會結構特質之演進上，起著積極的作用。財富的占有賦予個人的尊崇，這是一種帶歧視性的區分(p. 34)。

一旦個人所有權的慣例開始堅定不移的實施後，私有財產所產生的那帶有歧視性以進行比較的觀點就慢慢有所變化。其實，該一轉變不過是另一轉變的反映。所有權的初始形態，即以單純的掠奪及侵占而變成擁有的型態，開始進入以私有財產(奴隸)為基礎之後續的產業初級組織階段；遊牧族群發展成大致上能自給自足的生產型社會；於是，財產不再那麼被視為是成功掠劫的明證，反而是突顯出這些物品的占有者比該社會其餘諸人來得優越。而今那分出高下的比較，主要是來自擁有者和族群其餘成員的比較。財產仍然保有戰利品的特性，但隨著文化的進步，財產愈來愈變成族群成員在遊牧生活中，以準平易相處(quasi-peaceable)的方式進行所有權競賽時，所贏得的戰利品(pp. 35-36)。

目前財力標準成為新一輪財富增加的起點，增加的財富又會提高比較的標準，人們在自己所屬級別較平均不利時就會心懷不滿，造成永無休止的爭奪，沒有人能一直居於有利位置。

當社會由掠奪型文化轉為準平易相處，產業演進令社會生計不再依靠狩獵或其他功勳類活動，有閒階級的生活特質就是炫耀式免於一切有用的勞役，名副其實的「有閒階級」由此出現︰

遠離勞動不僅僅是一項尊貴或值得豔羨的行動，且在現時已成為具有身分地位的一個先決條件。在累積財富的早期階段，對財產作為博取聲譽基礎的主張是極其天真及逼切的。遠離勞動是公認的財富的證據，也因忘是社會地位的公認符記；而這項對財富豔羨度的主張帶來對休閒更強烈的要求(p. 46)。

作者認為，各種休閒知識、儀態、教養、談吐、禮節也是有閒階級炫耀式休閒的符號，任何人都可以觀察到一個人舉止優雅，合符禮儀，這種眼見為憑的證據，反映其人花在儀態上的精力與時間，正是其休閒生活的見證，令旁觀者明白在他們看不到的時間中，這位優雅的人都是遠離勞動，處於養尊處優的富裕中。

除家主本人外，有閒階級家庭的主婦及各種僕役也會執行各種家庭儀式，這些家庭儀式都沒有實質生產價值，僅是為炫耀家主的地位而設。作者稱這類儀式為越位休閒(vicarious leisure)︰

這種由家庭總管督導家庭主婦及僕役所進行的越位休閒，經常演變成苦役，尤其當名聲競逐處於接近且激烈時，更是如此。這種情形在現代生活中可是司空見慣。一旦這種情形發生，這些構成奴僕階級職責的家事勞務，也許稱為虛擲的勤奮要比越位休閒來得恰當。然而越位休閒這個詞的好處，在於指出忘類家事職務何所出，並形簡意賅的展現此類效用的實質經濟基礎，因為這些職稱的主要作用，是藉此將財力名聲歸諸於主人或其家庭，那可是要有相當數量的時間與精力、炫耀性的虛擲在這個名目上才能如此(p. 58)。

隨著公認財富標準不斷提高，執行越位休閒的奴僕也不能從事生產活動，以宣示主人較高的財富地位。他們的唯一職責就是供主人使喚，專職維護休閒紳士的榮譽。

除了炫耀式休閒外，有閒階級也需以社會認為合符品味的方式消費博取聲譽，作者稱之為炫耀性消費︰

符合博取名聲的規範是現成的目的，還有追逐此類的創新，就是要讓取得的名聲，根據標準一直沿續下去。因為消費這些更優質的物品是一種擁有財富的證據，於是，這種消費是值得尊崇的；但相反的，不能適量及適質的消費就成為下賤與罪過的符記。......

炫耀性消費貴重物品是有閒紳士博取聲譽的手段。當財富累積在手上時，任憑個人如何努力，若沒有旁人的協助，僅以這種方式尚不足以證明其富裕。於是藉著貴重禮物的饋贈，和安排昂貴的宴席及娛樂，遂將朋友及競爭者的助力帶進來，禮物及盛宴可能有比單純的誇耀更好的緣由，但以此作為目的來取得效用卻起源甚早，並一直到現在還保有這項特質；因此，禮物及盛宴在誇耀方面的效用，現已是使用這類習俗的實質理由(pp. 69-70)。

受到宴請的賓客則可稱為越位消費階級，他們需以某種方式明確表示這類消費是屬於主人，因此坐享而來的好名聲也屬於主人。

作者指炫耀式休閒與炫耀性消費的效果都來自揮霍︰

從以上有關炫耀式的休閒及炫耀性消費的成長回顧看來，該兩者之所以能同樣贏得聲譽的效用，全在於共同享有揮霍這項元素。在前一情況所揮霍的是時間及精力，後一情況所揮霍的是物品。二者都是展現擁有財富的方式，並且在習俗上也是眾有接受的對等物。兩者之間的選擇，僅僅是在宣揚上何者較便利的問題，除非有時候受到來自不同來源，以致產生另類禮節標準的影響。基於便利的考慮，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選擇的方式會有所側重(pp. 77-78)。

當社會規模較小，成員之間較易接觸，小事也能在人情環境間快速傳播時，炫耀式休閒與炫耀性消費同樣有效。在社會更為複雜，人情環境更寬廣，人口流動更常見時，眾目睽睽展示的物品就更直接，採取炫耀性消費就更為便利。

炫耀式休閒地位降低的另一因素則是「技藝的本能」，即人們天生有看重生產效率與有益於人類事物的偏向︰

炫耀式的休閒作為博取聲譽的基礎之所以相對沒落，部分原因固然是以消費作為擁有財富證據的效果相對的提高；但有部分可追溯到另一股勢力，這股勢力和炫耀性揮霍的慣例相反，而且在某程程度上還有些對立。

此項相反的因子就是技藝的本能。要是環境許可，該本能會使人們看重生產效率及有益於人類的事物。該本能會使人們反對物質或精力的揮霍。人人都具有這項技藝的本能，即使在非常惡劣的環境之下，這項本能也依然能發揮自如。因此任一項開銷不管在實際上是多麼的揮霍，也至少會有個冠冕堂皇的目的作為粉飾的藉口。...…

當社會從(以奴僕制及身分制為特徵的)準平易相處階段進入(以工資勞動及現金給付為特徵的)平易相處階段時，這項本能就愈來愈發揮作用。這項本能從那時起，就積極形塑人們對何者才是值得尊崇的觀念(pp. 82-83)。

作者也指炫耀式揮霍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責任感、審美觀、效用觀、信仰虔誠度或禮儀遵守度，以及追求真理的科學觀。例如宗教儀式總是表現優雅、不帶辛勤的氣氛，節日禁止實用的勞動，天國與財富總是一同聯想，神職人員也不應從事生產活動，就像是神的越位休閒僕從一樣。以美感定價的消費品，都必需符合美麗與昂貴兩項要求，甚至昂貴與美麗已經混為一談。越位休閒地位重要時女性也以能無所事事為美，產生束腰與纏足等令女性行動不便的做法。炫耀式揮霍定律本身並不是變化的起源，但唯有在其支配下能適於生存，事物才能持久存續。

服裝也是財力文化的展示方式之一，其原則為炫耀式揮霍主導，炫耀式表現穿戴者的休閒，並必須跟上潮流及崇尚新奇。提及婦女服裝︰

舉凡高跟鞋、長裙、不切實用的繫繩女帽、束腰衣和所有文明婦女衣物所具有的一種明顯特徵——對穿戴者舒適的普遍忽視，在現代文明生活的結構中，這許多的例證即意指婦女在理論上仍為男人的經濟依賴者——或許在較高的理想層次上，婦女仍是男人的動產。婦女之所以能享用這一切炫耀式休閒和裝束，最篤實的理由是基於這樣一個事實︰婦女都是奴僕，在經濟職能分化過程中被指派的任務是顯示其主人的支付能力(p. 148)。

作者認為有閒階級的制度妨礙文化發展︰

有閒階級的制度直接妨礙了文化的發展︰(一) 是由於該階級本身固有的慣性；(二) 透過炫耀性揮霍和保守傾向的規範性示範；和(三) 間接藉由制度本身所賴的財富和生計分配不均的體系。

此外還是補充的是，有閒階級讓各項事物保持原狀，也有一種實質利益。在任何的特定時期，其一般情勢下，這個階級總是具有特權的地位，而任何有違現存的秩序，都會被認為是有損於該階級而非有利於該階級。所以，單就有閒階級本身的利益著想，其理應採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這項利益動機適足以補充有閒階級的強烈本能偏見，從而比沒有此動機時，更固守著保守傾向(p. 168)。

有閒階級的制度也會對社會成員個人性格有影響，經由保存及鞏固遠古制度的傳統，使蠻荒特質擴展至有閒階級以外。作者認為，熱愛競賽活動、敬祀儀典、仰賴運氣都是這些蠻荒特質在現代社會的殘存，這與蠻荒社會中推崇勇武、身分制意識及神人同形同性論有關︰

掠奪型氣質、身分制的意識和對神人同形同性論的崇信，在其最佳開展的情況下，都統屬於蠻荒文化；當該三種現象出現在處於蠻荒文化水準的社群時，三者之間就存在著某種互為因果的關係。該三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一再出現在今日各個個人及各個階級的性向和職性之中這種方式，足以暗示被視個個人的特質或習慣的那些同類心理現象之間，也存在類似因果關係或系統性關係。......身分制的關係，作為社會結構的一個特徵，是掠奪型生活習慣的一個結果。......對神人同形同性論的崇信，是給有形事務中存有超自然、不可思議的偏好這種概念，添加一種詳細身份關係的規章(p. 235)。

描述以慈善活動博取聲譽的情況︰

博得聲譽或禮節的各種規範，在財力文化影響下堅持以精力上經常性的無謂消耗作為財力上無可訾議生活的標誌。如此一來，非僅形成輕視實用職業的習尚，並且在那些參與組織旨在追求社會美譽的個人行動上，產生了更具決定性後果的指引作用。要求人們不應對生活川物質必須品的任何生產過程或細節過於嫻熟，以致會落入庸俗，這已是一種傳統。人們可以透過捐獻或參與管理委員會及類似機構，以令人景仰方式表現出對芸芸眾生福利定量的關懷。人們也可藉由設法提昇芸芸眾生的品味，和提供他們進行精神改造的機會，來表現對芸芸眾生文化福利普遍和深層的關懷，從而更能令人稱頌。但人們不應輕意流露出對芸芸眾生生活的物質環境耳熟能詳，或對平民階級的思維習慣有親切的認識，以致將這些組織的精力最終導向具物質上實用的目標(pp. 277-278)。

作者對當時的婦女運動有如此見解︰

新婦女所忿忿不平的那些事務，正是該運動典型特性記述所引用作為她理應感到滿意的那些理由。她受到寵愛，並且獲准、或甚至被要求進行大量和炫耀性消費——為她丈夫或其他自然監護人進行越位消費。她可免於、或被禁止，從事粗鄙卻有實用性的工作——為的就是要執行越位休閒以維護她自然(財力上)——監護人的良好聲譽。這些差事是不自由的因襲標誌，並且還和人類從事具目的性之活動的衝動不相容。然而，婦女也是具有她自己那一份技藝本能的，並且有理由相信她所具有的那一份還不止於平均的一份，就此而言，生活的毫無建樹或支出上不求實效是令人厭煩的。她必須展開她的生命力來回應她所接觸到的經濟氛圍中直接、切身的刺激。對婦女來說，以她自己的方式來過自己的生活，並且以比第二順位更進一步的關係進入社會的產業生產工序，這類的衝動可能要比男士來得更強些(pp. 285-286)。

高深學養與越位休閒︰

學養在其初始之時就某種意義上原是神職越位有閒階級的副產品；並且，至少直到最近為止，高深學養就某習意義而言一直都是神職階級的副業或副產品。當系統化的知識內容日漸豐富之際，旋即就興起了秘傳知識與開放知識之別，這可追溯到教育史上極為久遠之前；如果要說這兩者的實質差異，其區別就是，前者所涵蓋的是根本不具經濟或生產效果的那種知識，而後者主要包括產業生產工序和自然現象的知識，這些經常是可轉供利於生活物質目的之用。這條分界線久而久之就變成高深學養和膚淺學養的標準界線，至少在一般民眾的理解中是如此認為(pp. 294-295)。

古典言辭有著尊貴的尊崇價值；它因身為有閒階級生活方式下眾所推崇的溝通方式，而博得注意和尊敬，古典言辭帶著針對的暗示使用這種語言者是免於勞務的。這種眾所推崇的語法其優點在於贏得聲譽；它之所以備受好評，是因為它的累贅和過時，也因此證明它是消耗時間才能學得，並且證明使用者免於也毋須使用直截了當的話語(p. 317)。

本書寫於1899年，也有些當時流行但現在已過時的理論，例如人種帶來不同性格云云。

非理性榮景

看完Irrational Exuberance，應該是談泡沫的名作之一。非理性榮景指的是市場過度熱衷於美好前景，引致書中所稱的speculative bubble︰

Irrational exuberance is the psychological basis of a speculative bubble. I define a speculative bubble as a situation in which news of price increases spurs investor enthusiasm, which spreads by psychological contagion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in the process, amplifies stories that might justify the price increase and brings in a larger and larger class of investors, who, despite doubts about the real value of the investment, are drawn to it partly through envy of others’ successes and partly through a gambler’s excitement (p. 2).

2005年版(最新是2015年第三版)也有討論當時美國的房屋泡沫，提到為何許多人相信房地產是好投資，原因之一是個人不會頻繁買賣房屋︰

Why then do so many people have the impression that home prices have done so well? I think that, since homes are relatively infrequent purchases, people still remember the prior purchase price of a home from long ago and are surprised 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n (when prices, including consumer prices in general, were lower) and now (p. 20).

此外擁有房屋亦有免稅與moral hazard 的考慮，因為租客沒有責任保養房屋，業主需要提高租金以作保養，令租金水平比純粹住屋的價錢更高，業主也會禁止租客在租屋內某些行為。

談及股市，作者列出12項1989-2000年美國股市持續上升的起因︰

1.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at a Time of Solid Earnings Growth


2. Triumphalism and the Decline of Foreign Economic Rivals


3.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hanges Favoring Business Success


4. A Republican Congress and Capital Gains Tax Cuts


5. The Baby Boom and Its Perceived Effects on the Markets


6. An Expansion in Media Reporting of Business News


7. Analysts’ Increasingly Optimistic Forecasts


8. The Expansion of Defined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s


9. The Growth of Mutual Funds


10. The Decline of Inflation and the Effects of Money Illusion


11. Expansion of the Volume of Trade: Discount Brokers, Day Traders, and Twenty-Four-Hour Trading


12. The Rise of Gambling Opportunities

這些起因需要透過擴大機制來製造非理性榮景，擴大機制是指價格變動改變價格預期，從而令價格進一步變動的反饋循環，作者形容為類似自行發生的老鼠會︰

The amplification mechanisms work through a sort of feedback loop; later in this chapter, they will also be described as a type of naturally occurring Ponzi process. Investors, their confidence and expectations buoyed by past price increases, bid up speculative prices further, thereby enticing more investors to do the same, so that the cycle repeats again and again, resulting in an amplified response to the original precipitating factors (p. 60).

When prices go up a number of times, investors are rewarded sequentially by price movements in these markets, just as they are in Ponzi schemes. There are still many people (indeed, the stock brokerage and mutual fund industries as a whole) who benefit from telling stories that suggest that the market will go up further. There is no reason for these stories to be fraudulent; they need only emphasize the positive news and give less emphasis to the negative. The path of a naturally occurring Ponzi scheme—if we may call speculative bubbles that—will be more irregular and less dramatic, since there is no direct manipulation, but the path may sometimes resemble that of a Ponzi scheme when it is supported by naturally occurring stories (p. 78).

其內容包括過度自信、將投資描述為道德行為、過高預期、後悔失去獲利機會與網上交易令交易更為頻繁、價格變化令投資文化改變等。

財經新聞日趨普及亦是非理性榮景的重要推動因素，各種新聞可以引起公眾突然極為關注某些已知事實，作者稱之為注意力匯流(attention cascades)︰

The role of news events in affecting the market seems often to be delayed, and to have the effect of setting in motion a sequence of public attentions. These attentions may be to images or stories, or to facts that may already have been well known. The facts may previously have been ignored or judged inconsequential, but they can attain newfound prominence in the wake of breaking news. These sequences of attention may be called cascades as one focus of attention leads to attention to another, and then another (pp. 91-92).

全球媒體興起亦多少解釋為何各國基本經濟環境頗有差異，全球股市卻不時朝單一方向改變。
作者也提到非理性榮景總是伴隨著新時代的說法流行，公眾關注的不是長遠經濟預測，而是未來科技會是怎樣的詳細描述︰

It appears that most people are not interested in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forecasts for the aggregate economy. Economic theory would suggest that they should be interested, if they are behaving rationally. But in fact the topic is too abstract, boring, or technical. The public is interested in expansive descriptions of future technology—for example, in what amazing new capabilities computers will soon have—not in gauging the level of U.S. corporate earnings in coming years (p. 108).

新時代泡沫爆破也不是一朝一夕完成︰

Despite the suggestion inherent in the phrase speculative bubble that there may be a dramatic burst—a stock market crash—speculative bubbles and their associated new era thinking do not end definitively with a sudden, final crash. On reflection, this is not surprising, given that speculative prices are essentially formed in the minds of the millions of investors who buy and sell,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so many people would simultaneously arrive at sudden and enduring changes in their long-run perceptions (p. 125).

作者也論及投資者的心理因素會影響其行為，例如定錨，投資者會以其他企業股票變動為定錨點，判斷投資的股票價格變動；也會以現時生活水平對比股票獲利是否過多。人們對自己判斷有多大信心往往只著重最後一步，忽視之前的推論步驟也有可能出錯；只比較已知觀察，忽略許多其他可能的事例；事後孔明偏誤令人們以為自己比實際認識更多；以直覺與感受決定投資；以為未來會跟隨過去的模式與趨勢；這都會令投資者過度自信。

定錨點如何改變也頗為不可理喻︰

For this reason, the effects of news stories on the stock market sometimes have more to do with discovery of how we feel about the news than with any logical reaction to the news. We can make decisions then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before the news was known. It is partly for this reason that the breaking off of a psychological anchor can be so unpredictable: people discover things about themselves, about their own emotions and inclinations, only after price changes occur (p. 156).

作者也認為投資市場價格並非整合所有投資者的獨立判斷，投資者大多選擇隨波逐流︰

the popular notion that the level of market prices is the outcome of a sort of vote by all investors about the true value of the market is just plain wrong. Hardly anyone is really voting. Instead people are rationally choosing not to, as they see it, waste their time and effort in exercising their judgment about the market, and thus choosing not to exert any independent impact on the market. Ultimately, all such information cascade theories are theories of the failure of information about true fundamental value to be disseminated and evaluated (p. 160).

人們偏好口耳相傳的消息亦令動聽故事影響市場︰

The word-of-mouth transmission of ideas does not have to infect the entire nation to affect national prices in the stock market or the market for homes. Moreover, word of mouth may function to amplify public reaction to news events or to media accounts of such events.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onsider the infection rate relative to the removal rat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 impact of any new idea or concept, since most people’s awareness of any of these is still socially mediated. Thus, the likelihood of any event affecting market prices is enhanced if there is a good, vivid, tellablestory about the event (pp. 166-167).

抱有互相衝突的見解時，人們也會假想現實或想像中的專家已經解決矛盾︰

Given this tendency to attribute views to real or imagined experts, people do not worry much about apparent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views they hold. There is a willingness to free-ride here—to suppose that the experts have thought through the apparent contradictions and therefore to assume that the experts know why they are not in fact contradictions at all.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sometimes theories that appear to be contradictory really are not. And from there it is but a short step to the supposition that the experts could explain away most apparent contradictions—if one asked (p. 169).

效率市場假說指所有已知影響價格的因素已反映在價格中，任何未來價格變動都是由未知因素引起，故此市場走向無法預測，亦沒有人可以長期跑贏大市。作者駁斥這種說法，認為效率市場假說聲稱不應存在的定價錯誤(mispricing)確實存在於市場。即使可以預估市場未來長期走勢，也無法得知價格變動的確實時間、年期與幅度，以此獲利令定價錯誤回復正常。此外在實際市場中賣空往往受到限制，借股並不容易，也受到利息與法規限制。假如市場如效率市場假說所指缺乏獲利機會，那麼smart money相比不那麼smart的也沒有優勢，無法在市場上消除定價錯誤。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價格反映基本因素的說法也並不恰當，價格變動並不總是與利潤及紅利相關，也並不總是與未來利潤及未來紅利相關。從美國股市的歷史來看，價格變動幅度也遠比利潤及紅利變動幅度高。

另一種解釋股市新高的說法是，公眾學會以前不知道的事實，令他們更著重於投資股市。然而公眾據指學到股市在下跌後必定回復、股票表現必然較其他投資優秀、共同基金表現超越個別投資者，這三項「事實」都並不正確。公眾並沒有新近學會甚麼，而股市回軟後這些「事實」也為人忘記。

作者總結指，或許人們判斷個別股票或房屋價格是否合理有一定見地，但判斷整體價格時只是依靠模糊印象︰

In both the stock market and the housing market, people have only the fuzziest idea what these investments are really worth, what their prices ought to be. They may be able to judge whether one stock is overpriced relative to another, or whether one house is overpriced relative to another, but they just do not know how to judge the overall level of prices. Much more salient in their minds is the rate of increase of the prices, something that they talk and hear about a lot in a time of rapid price change, and that has subtle effects on their demand for speculative assets (p. 208).

股票與房屋價格下跌不只是個別人士損失，也是影響廣泛的財富重分配過程︰

One could say that a further fall in the stock market or the housing market would really be harmless, since nothing is physically destroyed by a fall in market values; it is only a change on paper and in our minds. One could say that if the stock market were to fall by half again it would only bring us back to where we were a decade ago in terms of market values. But there is the problem that the loss will not be borne equally. Some who rode the market up to new prosperity will have lightened up on their stock holdings and will keep their gains; others will have recently entered the market and will take only the losses. Similarly, a loss of value in housing markets will not be borne at all equally, given our very different exposure to these markets. Thus a substantial fall in the markets would leave some people really poor while leaving others very rich (p. 216).

面對非理性榮景，作者的建議包括分散投資，不只著重股票；增加儲蓄；各種退休計劃應考慮泡沫的影響，減少投資股市，最理想是建立按通脹調整的基金；社會保障計劃不應投資於股市，應視為風險分散機制；財政政策不應試圖令泡沫爆破，尤其利息政策會影響整個經濟，不應急速緊縮；定價錯誤出現時知名人士應提醒公眾；股市應向各國投資者開放，鼓勵投資者注意基本因素，並令個人更易從股市中離場；公眾人物應向大眾強調對沖風險的重要。

這次不一樣

看了《這次不一樣︰國家為什麼會破產》，關於歷年國家金融危機，包括通貨膨脹、匯率崩盤、貨幣貶值、資產泡沫爆破、銀行危機、政府內外債危機等。書名的「這次不一樣」是指一種輕率心態︰

「這次不一樣」症候群的本質很簡單，肇因於大家堅決相信金融危機是其他國家發生過的陳年往事，我們現在不會發生這種事，我們的表現比較好，我們比較精明，我們已從過去的錯誤中學到教訓，過去的評價規則不再適用，目前的繁榮和過去(甚至在我國)以慘烈崩潰做為結束的很多次繁榮不一樣，建立在健全的基本面、結構改革、科技創新和良好的政策基礎上。總之，故事就是這樣(p. 32)。

最近一次遭打臉的是始於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現在還沒完結，不如說看來將有第二波。

一開始談的是債務，提及有些國家有債務不耐症(debt intolerance)問題︰

債務不耐症的定義是︰根據先進國家的標準，某種外債水準似乎是相當容易管理的水準，但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卻在這種水準上，碰到極為強大的壓力。這種壓力通常包括市場信心喪失、政府外債利率急升、出現拒絕償還外國債權人的政治壓力等惡性循環(p. 39)。

我們的研究顯示出一個悲慘的事實，就是國家一旦淪為連續違將國，就會維持經常性偏高的債務不耐水準。很多國家可以根絕，但是這種過程絕對不快，也絕不輕鬆。沒有外在政治力量的協助(例如歐盟對希臘與葡萄牙之類國家的援助)，復原可能要花上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本書寫到這裡時，連用外在政治力量做保證這種強烈手段，都只是希望能克服債務不耐症的嘗試性做法，而不是一種確定有救的治療方式(p. 47)。

自本書寫成過了六年，現在歐債問題還是未能完全解決。

作者指影響國家債務不耐症的制度問題有三個層面︰一、制度、貪腐與治理；二、資本市場整合帶來的風險分擔益處很少；三、資本流入新興市場國家具明顯正向循環特質，即經濟繁榮時流入資本較高，經濟衰退時則較低。

國家債務與企業債務有不同之處，令債權人難以收回債務︰

債主要收回債權，不但要看債權國[按︰債務國？]的償債能力，也要看債權國[同上]的償債意願，這點暗示國家破產和企業破產大不相同。如果企業或個人破產，債權人有明確規定的權利，通常可以接管債務人的很多資產，而且可以針對債務人未來所得的一部分，設定留置權。碰到國家破產時，理論上債權人或許也可以這樣做，但是在實務上，債權人執行權利的力量很有限(p. 68)。

作者舉的例子是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債權人也不可能拿冬宮博物館的珍藏來抵債。

國家違約是無力償債還是短期流動性不足也難以分辨︰

要分辨「勢難避免」的違約與「並非無可避免」的違約，並非那麼容易，就前者而言，國家的負債極高，管理制度不善，不需要什麼力量，就會走上違約；就後者而言，國家基本上很舞全，只是信心難以維持的時間，會讓原本很容易解決的暫時性流動性問題變得棘手。危機升到高峰時，自認是救星(今天主要是IMF之類的多邊貸款機構)的機構總是會說服自己，認為遇到的是信心問題，可以用短期過度性貸款來解決，實際上，他們面對的是無力償債與不願償債之類更深層強烈的危機(p. 75)。

二次大戰之後IMF的創立，和國家違約事件持續時間變得比較短暫卻比較頻繁的情形，很湊巧地全然符合。這種現象相當符合違約事件會比預期多的看法，因為貸款國與借款國都知道，到了緊要關頭，他們總是可以依靠IMF金援和貸款國政府的補貼(後來的文獻，把這種賭有錢第三者會出面幫忙的現象，稱之為國際借貸的「道德風險」)(p. 76)。

全球動盪引發新興市場國家債務危機有多種途徑，包括︰全球經濟成長減慢，打擊出口，令新興市場國家難以取得強勢貨幣償還外債；商品價格下跌，減少外匯收益；全球金融中心銀行危機令信用緊縮，對新興國家借貸突然中斷；投資人信心下降，降低整體曝險；一國銀行危機令債權人對鄰國失去信心等。

二次大戰後國家以通貨膨脹造失實際違約的做法大幅增加，作者認為原因在於金本位廢棄，而且大蕭條經驗反映通貨緊縮會令債務負擔更重，令國家更可能利用通貨膨脹降低實質利率負擔。然而外債違約後，通貨膨脹經常會繼續惡化。面對歲入匱乏又不能限制支出，有些國家一再利用通貨膨脹，走上最極端的惡性通貨膨脹之路。

作者建立的資料庫中，之前較少受研究注意的是國內債務。作者認為國內債務對國家債務頗有影響︰

我們初步評估這些資料後認為，專家必須重新評估政府外債償還能力的實證文獻，也必須重溫政府利用高通膨與惡性通膨誘因的實證文獻，考慮新發現的國內公共債務資料，甚至應當要考慮更廣泛的政府債務或政府擔保債務的定義。當然，國內債務如何衝擊通貨膨脹與外債違約，會因為事件與情勢的不同而有差異，在某些案例中，國內債務會利用高通膨來消除；在另些案例中，政府會對外債違約(p. 157)。

就政策的長遠發展來看，如果國際機構能夠在各國之間，執行(或至少是提倡)基本的申報規定與透明度要求，應該會是有相當價值的公益。奇怪的是，今天的多邊金融機構，從來沒有完全承擔有系統地公布公共債務資料的責任，這些機構理當擔任針對危機風險，警告決策官員與投資人的先鋒，卻完全不是這麼回事兒。結果，這個體系似乎完全忘了國內債務歷史是怎麼一回事兒，認為今天繁榮的國內公共債務市場是全然不同的新事物。但正如我們在中央政府內債歷史資料中所發現的驚人事實，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比上述這種看法更偏離事實，事實上，我們有理由相信，從完全瞭解公共部門的明確負債和相關的負債來看，我們的資料庫所觸及的只是冰山一角(p. 158)。

高債務對經濟成長的影響眾說紛紜，有說長期有害，有說短期有益。本書作者在一篇論文中出現計算錯誤，也引起了各方討論。

銀行危機有兩種，一種是較窮困開發中國家中常見的金融管制，強逼國民把錢存入銀行，再強逼銀行將資金融通公共債務，或由政府直接經營銀行，在內債違約是存戶喪失儲蓄；第二種是銀行擠兌，較多出現在新興市場與先進經濟體，存戶對銀行失去信心，集體領提，銀行被逼賤賣資產，嚴重可令所有銀行失去流動性。各種論文均指銀行危機是經濟衰退的放大器，要從銀行危機脫身比國債危機艱難得多，也沒有國家能全然脫離銀行危機。

作者指資本流動榮景令銀行危機的機率上升，大量資本流入會造成信用擴張。資產價格大幅上升也是銀行危機前兆，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1-2002年阿根廷危機、1998年哥倫比亞危機，以及2007年美國次按危機前當地房屋市場都出現泡沫。

銀行危機對國家的影響包括︰經濟表示下滑、政府歲入減少與政府債務急升，銀行危機的代價不只在紓困方案的成本。

作者也指出銀行危機對先進經濟體與新興市場經濟體有同等威脅︰

總之，歷史經驗指出，富國在管理資本流入方面，尤其是在處理銀行危機方面，並不像若干支持者所說的那麼「特別」。本書所依據的龐大新資料，包括一些重要新興市場的房價資料、大多數國家回溯將近一世紀的歲入與國內債務資料，也包括很多國家更長期的資料。令人驚異的是，已開發國家和中所得國家之間，不但銀行危機的頻率與延續期間很類似，而且危機前後的量化指標也很類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實質房價在金融危機後，經常都是下跌四年以上，崩跌的幅度也相當。另外，還有一項明顯的發現，就是在金融危機後，大多數國家的債務巨幅激增，金融危機後三年期間，中央政府債務通常平均實質增加約86%(p. 191)。

以往國家會以降低貨幣成色來減少債務，說明通貨膨脹與違約並不是新近現象。作者也從資料中指出，近代國家要擺脫惡性通貨膨脹並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觀察家遵從外債違約中得到的相同邏輯，斷定「這次不一樣」，通貨膨脹絕對不會再回頭。我們當然同意︰我們在瞭解中央銀行的設計與貨幣政策上，有了重大的進展，尤其需要一個超然、獨立且關注於控制通貨膨脹的中央銀行，這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就像債務違約的情形一樣，經驗顯示︰平靜期不會永遠延續下去(p. 207)。

長期高通貨膨脹經常會經歷「美元化」，即改以外幣為交易媒介、會計單位與儲值工具。政府過往濫發貨幣與濫用支付系統獨占權，會削弱往後執行這種獨占權的能力。即使通貨膨脹減緩，美元化程度通常不會就此大幅下降。國家需要長時間維持低通貨膨脹，才能大幅降低另一次通貨膨脹事件的機率，令美元化程度下降。過去依賴外匯管制的國家，美元化程度也會較高。

本書最後一篇集中討論2007年美國次貸風暴，作者列出這次危機的「這次不一樣」心態，包括美國特別可以承受巨額資本流入、新興經濟體為分散風險需要安全投資避風港、全球金融整合令各國可承擔更多債務、美國擁有優異貨幣政策機構及決策官員、新金融工具令新借方投入房貸市場、一切都是創新造成進一步金融化等。

這場自1929年後第一次全球危機也比二戰後其他危機更為嚴重︰

因為最近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任何單一國家想靠提高出口走出困境，或是向國外貸款來彌補消費不振的影響，都將會困難得多，也更容易引發爭議。......事實上，IMF計劃把資源增加四倍，同時將貸款條件明顯放寬，有可能會醞釀出下一回合的金融違約，到最後，如果連IMF都碰到普遍的償債問題，違約的規模會很大。要不然，情勢也會像我們先前談到的一樣，當許多國家都遇上國內銀行危機時，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違約事件通常會急劇增加(p. 252)。

作者在本書2009年預測這次危機的蔓延情況︰

這場21世紀初期的金融風暴，對於亞洲一些比較開放且迅速成長的經濟體，在風暴初期影響較小也因應得不錯，但最終仍難逃先進國家經濟衰退所帶來的沈重打擊。這不僅是因為亞洲經濟體要比其他國家更依賴出口，出口產品中，也有一大部分是製造品，和原物料商品的需求相比，世界對這些產品需求受到所得影響較大、彈性比較高。

東歐經濟體出口導向的程度雖然不及亞洲高，卻也受到西方富裕貿易伙伴的經濟衰退所波及。墨西哥與中美洲國家也有類似的情形，對美國的經濟依存度甚深，這些國家相當依賴在外工作的勞工從美國匯回資金。非洲與拉丁美洲比較依賴原物料出口的經濟體和石油出口國家也受到衝擊。受到經濟前景不佳的影響，原物料與石油需求下滑，商品價格從2008年秋季開始劇跌。

這種蔓延效果對新興市場會造成多少傷害，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北方國家」復甦的速度。隨著先前累積的外匯存底逐漸消耗，財政惡化，清償公共與民間債務的壓力會增加。先前說過，嚴重金融危機通常會曠日持久，由於全球金融危機和全球商品價格劇跌後，國債違約事件通常會增加，第二次大緊縮的後遺症很可能使違約、重整與IMF大規模紓困案件大增(pp. 257-259)。

到現在，美國已有復甦跡象，石油與商品價格依然疲弱，亞洲最大經濟體則似乎頗有危險。

作者也發展出一種「國家金融動盪綜合指數」，稱為BCDI指數，量度國家在銀行(B)、匯率(C)、債務(D)與通貨膨脹(I)是否碰上危機。經各國GDP加權的世界BCDI指數顯示，二戰前指數高峰在1907年銀行危機、一戰、大蕭條與二戰，二戰後則在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機、1980年控制通貨膨脹導致經濟衰退、1990年代初北歐與日本危機及2000年代科網股泡沫爆破，但水平都比二戰前高峰低。直至2008年全球緊縮，危機指數超越二戰後所有水平，成為二戰後最嚴重的危機，規模龐大並波及全球。

作者綜合自己與他人研究概括出危機事件發生順序︰首先是金融自由化，信用擴張，之後銀行危機開始，然後匯率崩盤、通貨膨脹上升，其後銀行危機升至高峰。之後如果國家內債與外債違約，銀行危機就會更為嚴重， 通貨膨脹進一步上升。

最後一章作者總結各種金融危機帶來甚麼教訓，首先是改善當期資料申報，加入長期跨國債務資料，包括州與省的債務、半國營企業債務、銀行債務保證、消費者、銀行與企業債務長期資料等，並設立新的獨立國際機構執行國際金融規則，以避免政治壓力影響。

預測銀行危機指標，最好的是每月實質匯率與定期實質房價變動，預測匯率崩盤，最好的指標則是每月實質匯率與是否發生銀行危機。

金融危機史分析指出，國家要擺脫所有類型金融危機根本遙不可及。而要成為可以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的國家，則至少要在國債債信評等評為甲級(《機構投資人雜誌》評等68分以上)，並且整體評等要持續改善。

關於減輕於管理債務危機及通貨膨脹，作者認為應瞭解政府債務全貌，包括國內債務，最好也包括或有債務(contingent liability，資產負債表外的潛在負債)；償債能力評估必須以可能實現的經濟前景為基礎，考慮到資本流動突然中斷的可能；貨幣政策架構中的通貨膨脹風險，與國內債務水準似乎息息相關。作者也指銀行危機一般持續很久，需小心考慮財政刺激方案的代價。債務評等提高也不代表國家「蛻變」成功，志得意滿容易出現危機，如墨西哥、南韓、土耳其與阿根廷的例子。

最後作者以再次警告「這次不一樣」心態作結︰

科技已經改變、人類的高度已經改變、潮流已經改變，但是政府與投資人欺騙自己、每隔一段時間，就吹起讓人陶醉泡沫的能力似乎始終不變——只是泡沫吹破後僅剩悔恨。......

這次看起來可能不一樣，但是經過更深入的探討後，會發現這次「沒有什麼不一樣」。讓人振奮的是，歷史確實提供決策官員一些可以用來衡量金融風暴的警示訊號，只要官員不過度陶醉在信貸泡沫吹漲的成就中，也不要像前人那樣說︰「這次不一樣。」(p. 301)

本書以大量數據分析作論證，要深入了解還是用數據分析一次比較好，但自己只是想看看就算，無謂深究。

反動的修辭

看完了《反動的修辭》，主要討論反對社會改革的人會以甚麼方式表達意見。作者將這種意見分為三類︰悖謬論(perversity)、無效論(futility)與危害論(jeopardy)，並以此研究歷史上三波反動︰十八世紀關乎自由的人權、十九世紀關乎政治的公民權及二十世紀關乎社會與經濟的福利國家。

悖謬論是指試圖把社會推向某個方向，反而會把社會推向相反方向。例如法國大革命的發展就令當時人批評，追求人權反而會導致野蠻統治。當時這種論證通常會強調非意圖結果，甚至會說是某種「神意」，導致與人類意圖正好相反的結果。到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張，悖謬論則以某種社會科學法則包裝，指群眾總是非理性、愚昧，故而群眾參政會造成毀滅性後果。二十世紀福利國家各種社會與經濟政策同樣受悖謬論批評，認為市場運行有自趨均衡的性質，干遇市場運行會導致反效果。救濟貧困民眾會令他們「好逸惡勞」，鼓勵他們「懶惰」與「腐敗」，反而製造更多貧窮。批評者也聲稱政府介入會令傳統結構，如家庭或教會，功能減弱，令公共救助的需求比預期多，最後情況反而會更惡劣。

作者指，不同時代的反動修辭以如此相似的形式一再出現，顯示出悖謬式論證對反動思想的吸引力︰悖謬作用是非意圖結果最極端的形式，一般人行為如此缺乏遠見，以致結果與意圖恰恰相反，這令分析者體驗到極大的優越感，並樂在其中。作者提醒我們，這種對照是不是只為分析者自我感覺良好？悖謬作用本來是非意圖結果的變種，最後卻反而否定非意圖結果本身︰原本開放與不確定的未來，再次變成全然可測，必定會帶來相反結果。悖謬作用的吸引力與其是「社會學」洞見，不如說是形而上學的論證，正如在希臘神話中，驕傲的人總會受神懲罰。

作者說明悖謬作用並不像論者所言那麼頻繁，非意圖結果也可以受人歡迎，例如「看不見的手」、歐洲徵兵制提高識字率、公共義務教育令更多女性就業；也有許多政策與制度並沒有出現非意圖結果，如工傷賠償並沒有導致部份論者所稱工人故意自殘以得到賠償。有些行動也會同生產生正面與負面的非意圖結果，如資助未成年子女母親的福利計劃，如果真是會鼓勵家庭破碎，也是在令貧困婦女免於結婚陷阱令她們遭受殘酷虐待。政策與行動權衡的是正面效果與負面效果相對程度，過去經驗也可歸納到當前的決策考量，因而有較大機會偵測與矯正悖謬作用的趨勢。

相比較為激情、尋求即時洞察力與絕對人性的悖謬論，無效論則是以冷眼旁觀的世故老練姿態出現。無效論認為，社會變革的企圖都是徒勞無功，由於社會「深層」的結構難以改變，所有改革都是表面裝飾，一場幻影。對行動者而言，無效論比悖謬論更侮辱，不但否定行動可能成功，連社會可能變動本身都遭到否定。悖謬論可以在事情發生時就編造論證，而無效論則要在一段時間後，待歷史塵埃落定，才會有人詮釋。

法國大革命的無效論到一八五六年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才出現，指許多社會變遷在革命之前已出現，大革命本身的作用成疑。十九世紀選舉權也引來擴張普選權無效論，以「科學定律」為名認為任何政治組織都區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選舉不會改變權力結構，以選舉權實施政治公民權只會徒勞無功。二十世紀對福利國家的無效論批評則指，福利國家的財富轉移並未到達窮人手上，而是被其他較有辦法的社會團體取走，受惠的會是中產階級或有錢人。作者稱，這種出自市場擁護者的說法，竟然與傳統馬克思主義把國家看成「資產階級執行委員會」的說法如此相似，兩者都討厭以公共開銷改良資本主義的不義或不幸。

無效論的魅力在於其怡然自得而高超的反駁技巧，將常識所理解那種充滿動盪的歷史講得風平浪靜。悖謬論認為社會世界非常不安定，而無效論認為世界高度結構化，按內在規律行事，人類無法改變世界，意圖與行動失敗是因為想要改變不可能改變的事物。悖謬論帶有個人好惡與復仇色彩，較親近於神話與宗教；無效論則依賴科學權威信仰，以物理世界規律來包裝社會科學。

作者指，無效論沒有嚴肅考慮它自己對事情產生的影響，無效論宣稱政策目標與社會後果落差不斷增加的故事，會影響觀眾並引發一種若非自我實現，就會自我否定的動力。如果無效論削弱人們的改革意志，使改革果真半途而廢，無效論就是在自我實現；如果無效論激起人們更堅決努力及更豐富的知識，最後達成真正改革，無效論就是在自我否定。無效論無疑屬於保守陣營，但它與激進推理方式也有異常的親近性，兩者都認為改革忽視社會系統的基本「結構」，局部改革是「面具」、「偽裝」，只會令結構內在運作方式更加複雜。

危害論看起來則較為溫和，認為變革的提議本身或許可取，卻會引起令人難以接受的成本或後果，扼殺先前改革的成果。例如在十九世紀，危害論認為選舉權擴張會令那些得來不易的自由淪喪，並妨礙經濟進步；二十世紀福利國家則會對個人權利或民主政治受損，或同時危害兩者。作者指，危害論預言在明確證明是錯誤的時間之外，都能證明自己絕對正確，而且做出這種預測毫不費力，也能引人注目。

危害論這種「這個會扼殺那個」的陳述方式，反映出一種零和心態，甚至是一種負面結局︰輸掉的東西比贏到的更珍貴。即使危害論的論證薄弱，也可依靠新進展會危害舊事物，以及已有的自由比某種「新自由」更有價值這類根深柢固的認知圖像，構成強力的反對意見。危害論也未能考慮，已有制度與新改革也可以相輔相成，或者更豐富、更符合實際的，在危害論與相輔相成之間各種可能。

接着作者就三種反動修辭在歷史三波反動的相對影響力︰在批評福利國家上，悖謬論最有影響，無效論為輔助角色，危害論則不太有說服力。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悖謬論依然深入集體無意識，無效論不太受重視，危害論因舊體制太快消失，未能發展成熟。邁向普選權的時代則較為複雜，在英國，兩次選舉權改革法案(1832與1867年)中危害論都充滿活力，在意大利、德國、法國，普選權出現時個人自由權尚未確立，危害論不太適用，就由無效論扮演重要角色，悖謬論在這場爭論中則沒有特別顯著地位。

由於危害論通常比其他兩種修辭更早出現，與悖謬論及無效論的互動較少。作者意外的是，悖謬論及無效論在邏輯上互斥，卻互相吸引，用來攻擊同一項政策或改革方案。或許是因為這樣做充滿挑戰，而且駭人聽聞。無效論的論證方式也會破壞危害論的命題︰無效論稱民主是騙局，令危害論指民主嚴重威脅自由失去效力；無效論攻擊民主，也會使危害論認為福利國家會威脅民主沒有說服力。更極端的是，無效論可能會產生出危害論的反命題︰既然民主是騙局，當社會進步與民主有衝突，繼續推動社會進步就好，不用管民主會受到甚麼傷害，這就成為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作者點明，類似反動修辭的技巧也用在進步派或自由派修辭上。除了變成為社會進步放棄自由論外，危害論也會變成相輔相成論，任何改革都被視為加強舊有成果。此外，進步派只感受到不採取行動的危險，而非行動的危險，並只就不行動提出其危險景象，作者稱之為危險逼近論。作者認為成熟的立場應同時考慮到行動與不行動的風險，並盡力防範；也不應在預測災難時，只按最壞的情況下決定。

無效論在進步派的應用則是「歷史站在我這一邊」，這種說法同樣模仿物理定律，聲稱找到歷史的規律。相對於無效論的穩定規律，「歷史站在我這一邊」則依靠運動定律，例如馬克思主義稱，所有人類都必須經過有限與相同的發展階段，讓行動者感受到歷史運動定律的支持而增強自己的行動力。

悖謬論的反命題是否存在並不明顯，但悖謬論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卻產生出有趣的非意圖結果︰如果制度的集體智慧能自行漸進調適演化，那麼沒有自由傳統、未能依靠制度演化的社會，是否走投無路，所有試圖解決國家困境的手段都會失敗？這種暗示會令人們認為︰既然如此，不如粉碎舊有秩序，從頭創建新的社會秩序，不管那有甚麼後果。以堅持現存制度可以改善的論點來反對激進變革，或許促成了激進主義的寫作路線——將某國家處境描寫成無法修補、改良或改革。

作者指，證明進步與反動命題的配對論證存在，就指出反動命題也是充滿瑕疵，在知識上值得懷疑。兩者都不過是一系列憑空想像、高度兩極化的極端說法，代表的是極端狀況。在大部份情況下，這些命題都需要附加限制、緩和或修正的條件。

民主政體要獲得正當性，決策必須經過各方充分與公開的商議。在商議中，參與者加入討論時不應抱持既定意見，應該參與有意義的討論，隨時可根據其他參與者的論點及辯論過程中的新訊息，修改原本的看法。作者總結指，本書的目標，就是指出有些論證是特別設計來阻礙對話和商議的巧妙裝置，並對進步與保守兩方這些論點作有系統與歷史涵養的說明。

文明的代價

看完了《文明的代價》，雖然書名聽起來很宏大，但只是討論美國近代的各種問題。前面就是談到美國現在面臨甚麼問題，例如對政府機構失去信心，人與人之間也猜疑冷漠，勞動人口實質工資停滯，借貸過多，基建與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企業不斷傳出醜聞等。作者認為，這些問題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和心理層面。

在經濟方面，作者指混合型經濟，即政府與企業在經濟中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才是合適的經濟政策。市場需要政府提供軍隊、警力、運輸等公共財，也需要政府制定負面外溢效果的規則，以及阻止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等引起的欺詐與浪費。政府也透過所得分配照顧弱勢，制定環境政策保護自然資源，令社會更為公平與永續。

自由市場未能未來世代永續經營，容易濫用自然資源，盡量生產以滿足當下需求，令稀少資源加速耗竭。作者指，市場與政府的平衡，應在於讓大部份生產依賴市場力量，公平與永續由政府負責，科學知識與科技公私合作發展，在全球環境日趨複雜下政府角色也更多元，市場與政府的角色因不同國家情況而異，沒有同樣的平衡點。

1980年代列根入主白宮後，主張縮限政府，為富人減稅意圖激發企業家精神，作者認為這讓貪婪支配了美國社會，為害至今。列根時代也將課程妖魔化，減少富人的最高邊際稅率，造成政府預算赤字。減少政府規模令民用支出不再增加，基礎建設不足，教育、職業訓練及就業計劃開支下降，替代能源研究預算大減。作者也批評金融與環境管制鬆綁，只靠自由市場令華爾街在2008年引起金融海嘯，之後卻要政府收拾，環保法規亦執法不一並充滿矛盾。作者也認為廢止媒體的「公平原則」令媒體只以營利為目標，放棄社會教育與公民意識的責任，造成媒體氾濫。往後經濟指標也顯示，列根的藥方無法令美國重返成長、高就業與共享繁榮之路。

自19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移民潮、陽光帶崛起，美國的文化斷裂更為嚴重，南方反政府的不滿高漲，也偏向反對節育，提倡宗教，反同性婚姻及反演化論。1950年代開始，富裕白人搬入市郊，美國人因階級及種族分住不同地區，教育與所得不平有延續至下一代的情況，兩黨的支持分布區也更為分明。然而，民意調查卻發現，美國民眾仍有不少經濟共識，例如認同公平就業機會，目前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公，對富人徵稅幫助窮人，政府有責任照顧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少數企業權力過大，政府應立法規範企業減少以全球暖化等。作者認為這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是守中庸之道，並具有慷慨的美德，只是媒體誇張極端，政治人物又向富人及利益團體靠攏。

作者指日益全球化顯示美國就業問題不能單靠貨幣政策解決，美國無法自外於全球經濟之外，需要與全球合作回復繁榮。全球化令新興國家與富有國家所得差距減少，大量低技術勞工加入全球勞動存，也因資金比勞動力流動令各國可能陷入「逐底式競爭」，即以寬鬆法規及勞動標準，以及稅務優惠吸引外資。在全球化下，擁有實體資本、金融資本或人力資本的人會成為贏家，而富有國家的低教育程度勞工則國外競爭加劇，面臨失業或減薪，結果造成美國所得分配更不平均，政府因逐底競爭為高所得者及企業減稅則是火上加油。全球經濟發展也破壞環境及令天然資源枯竭，作者認為美國為此需要研發永續發展科技，並打敗大企業令政府確實執行環保法規。

美國國會「首先跨越門檻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 FPTP)的選舉方式，令得票最多者當選，其他政黨則沒有席位。這種方式令較小政黨遭淘汰，趨向形成兩黨制，中間選民就成為兩黨拉攏的對象，而窮人由於很少是游離選民，候選人就很少注意他們的訴求。作者指，採用FPTP制的國家，社會福利開支佔GDP比率就較比例代表制國家低(19.9% v. 24.6%)。此外，FPTP制也令美國政黨缺乏黨紀，議員只需討好自己選區的選民，以地區利益為重，國會難以形成長久而穩定的多數聯盟，也令選區內的大企業與財團對選舉有很大影響。

美國國會每兩年改選一次，選舉沒完沒了，議員不斷要為下次選舉籌募經費，也令特殊利益團體與議員之間更易各取所需。遊說公司與特殊利益集團為議員提供經費，議員則以對他們有利的法案與合約回應，並在卸任後到遊說公司任職。作者認為，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從同樣的源頭汲取政治獻金，並為特殊利益服務。軍事產業、華爾街、石油公司與醫療保健業，都在金權政體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眾心理也有各種弱點，作者認為很多美國人消費不是為了帶來快樂，而是向別人彰顯自己。這種炫耀性消費猶如軍備競賽，沒有終點。社會性消費，例如為教育及鄰居買高價的房子，也會令人人怕落後，投入無益的競逐。數位科技令媒體操縱更有力量，所有廣告都在鼓勵我們的物欲，以求更多利益。電子傳媒也令人不願互動，以各種影像與訊息影響我們決策過程，造成各種成癮行為。作者認為，像美國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市場價值超越社會價值，忽視國內窮人需要，也不會樂於協助貧窮國家。個人重祝市場價值，追逐私利，喜歡討價還價與競爭。

網路似乎令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激化公眾分歧，不利公共辯論，廣告商也可以直接利用社交媒體資訊，甚至取得各種個人資料以便行銷。網路也據指令我們注意力減少，閱讀資訊的速度雖快，也較容易忘記。身處資訊時代，美國民眾各種基本知識卻嚴重不足，對歷史、科學、政治與經濟的細節缺乏認識，易受利益團體各種宣傳左右。整個社會躁動不安，個人消費成癮，財務困窘，焦慮而孤獨。

第二部份是討論怎樣解決以上問題，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成為有心有感的社會，走中庸之道，了解自己，避免沈溺在誘惑與欲望。作者感到生活中應對自我、工作、知識、他人、自然、未來、政治與世界都有心有感︰個人要節制，避免消費主義；平衡工作與休閒；培養對科學與經濟等知識；對他人有同情心，參與社區活動；認識生態超載造成的危機；對能源、氣候、資源、人口等未來議題負責；理解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減少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參與公共協商；了解世界各國需要攜手合作解決氣候變化、人口成長、金融法規等問題，並基於共同利益互相尊重。

作者談及自己認為美國直到2050年應達到目標的清單，包括提高就業與工作生活品質、改善教育品質、降低貧窮率、避免環境災難、平衡預算、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國防政策與提高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作者又提到聯邦預算赤字不可能只靠削減開支消除，必須以開源解決，可行方法包括向富人增稅、加強企業課稅、追回逃漏稅、課征金融交易稅與二氧化碳排放稅。

作者也建議美國政府採取高效能政府的七項習慣︰設定明確目標與指標，並在每年加以檢討；動員專家，包括科學與技術專家，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制定多年計劃，包括各種互相關連的政策，廣納各方意見，並認識到問題十分複雜；對未來有心有感，注意今日所作所為如何影響2050年的美國人；終結金權政體，競爭經費由政府提供，候選人媒體廣告免費，禁止遊說公司政治獻金，禁止聯邦官員卸任後到任職期間接觸過的遊說公司工作，阻絕聯邦預算濫用；恢復公共管理，監督政府外判計劃；實行分權，稅收由國家統一處理，教育、醫療、公路、水務由地方政府執行，社會服務則由社區主導。長遠而言，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有第三政黨對兩大政黨施壓，也可以從總統制轉為內閣制，政治制度中心可結合行政與立法，實行比例代表制則有助窮人與少數族裔表達自己的訴求。

作者總結指，未來美國是否繼續能在世界領先，要看長期的教育、環境、地理政治與多元文化。面對眼前的挑戰，這一世代對未來世世代代都有很大責任。

Identity Economics

看完了Akerlof與Kranton的Identity Economics，討論經濟學分析怎樣引入身份這個元素那樣。基本方法是先建立傳統經濟學模型中的utility，即個人偏好與其他經濟後果，然後引入身份的元素，當中包括三個部份︰social category、每一category的norms and ideals，以及遵從及違反norms and ideals造失的得失，稱為identity utility。

之後作者以這個模型檢視不同議題。首先是工作，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工人產出較高就提供較高薪酬，但作者指這理論有三項問題︰team production，即產出往往是一組工人產生，難以個別分開評價；multitasking，假如工人是依工作中某幾項任務評價，他們就會只專注於這幾項任務；tournaments，即工人間評價是相對的，因而令他們有誘因貶低同事。

作者建立的模型則是將工人分為insider與outsider，insider認會他是公司一員，其ideal為努力工作，outsider則認為只想到自己，認為自己只需付出最少努力。Insider可從努力工作得到identity utility，outsider努力工作則會減損identity utility。如果可以令員工認為自己是公司的insider，就不需要付很高薪水令員工努力工作。

接著是教育，作者指學生不是計算長遠得失的理性選擇者，學校也不是人力資本生產工廠。學生在學校中的社會位置與同儕關係會影響其選擇，學校除培養技能外，也會建立學生應做甚麼的規範，左右他們所學與在學年期。

作者假設學生自認的身份有兩種︰jocks與burnouts，jocks的社會地位較高，規範是衣著得宜、運動有一定表現，對功課付出一定程度努力，卻不會過多；burnouts則為了與jocks不同，衣著打扮會故意有分別，也不大會做功課。學生選擇當jocks，就要做到jocks那樣，否則identity utility就會受損；他們也可以選擇當burnouts，不用當運動好手，為功課付出最少程度就好。

作者指學生會因體格、種族等因素無法成為jocks，只能在當適應不良的jocks與當burnouts之間選擇。未來薪金較高、工作較好等經濟回報對學生在學校是否努力影響有限，學生在校的身份才是關鍵。當學生成不了學校內的jocks，為了自我認同選擇當burnouts，他們在校的努力就會比所需低，在學年期也較短，經濟回報因而減少。對學校而言，影響何謂jocks的內容，也會影響學生在校努力程度。然而，讓部份學生對學校更投入，也代表另一部份學生更有可能反抗，選擇當burnouts。

談及性別與工作，作者也以其模型將勞工分為男性與女性，有些工作據指是men's job，有些則是women's job，假如男性參與women's job，其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女性參與men's job亦然。以此模型分析可以看到，男性會偏向men's job，女性會偏向women's job；在men's job的女性技術平均較男性高；個別企業在競爭市場上無意改變這種社會性別規範，因為改變帶來的利益會在競爭市場中消失。這分析的意義包括︰女性較偏向培養女性工作相關的技能；工作性別分隔不是由個人偏好，而是由社會規範引起；要改變這種情況，個別人士或團體的改變並不足夠，需要整體社會改變。

作者也運用這模型來分析家庭內夫妻的家務分工，指出家務也可分為「男性的」與「女性的」家務，而「女性的」家務工作量較多，結果是不論男性是否工作時間比女性長，女性都需要承擔較多家務。

談到種族貧窮，經濟學上有兩種主要解釋，其一是Gary Becker的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與僱員對黑人僱員有個人偏見，造成黑人僱員工資較低，或在與白人不同的工種就業；其二是Kenneth Arrow的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認為平均而言黑人僱員技能較低，所以乾脆完全不僱用黑人僱員。

作者指以上理論無法解釋以下情況︰黑人非婚生出生率遠較白人高；雖然犯罪無利可圖但黑人入獄率較高；Hispanics等其他少數族譜就業率遠較黑人高；黑人之間的成就也有很多差異；黑人學習技能的回報率也較高。

作者的模型假設社會上有insiders與outsiders，insiders應為企業努力工作，outsiders則不是那麼投入，黑人勞工需要在三種情況下選擇其一︰成為insider；成為工作的outsider；或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假若試圖成為insider，其identity utility會因不為白人接受而受損； 成為工作的outsider，其identity utility就會因為與outsider的ideal不符而受損。只有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他才能保持自尊。這模型也存在外部性︰當其他黑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一名選擇成為insider的黑人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反之亦然。

作者認為，減少黑人與白人差異的可能方法有三種︰一是消除insider ideal中白人與黑人的差別，白人不再排除黑人；二是令黑人的oppositional identity比較正面，不再建基於退學與拒絕主流工作規範等自毀行為；三是減少回饋效應，令某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不會令更多人這樣做。作者對第三種做法提出兩項政策建議︰Affirmative Action (少數族裔在僱用過程中有更多機會)與有一定社區隔離的就業計劃，都可以令黑人更相信可以成為insider。

最後作者總結identity economics正在起步階段，可以預期這會令經濟分析更為豐富，了解個人為甚麼會有經濟上不合理的選擇；由身份引起的外部性；不同團體如何操控社會類別、規範與理想；為何個人會有前後矛盾的行為；以及身份之間的變換與選擇。

本書比較像是入門簡介，許多討論都好像有點輕輕帶過。

全球化

看完了Stiglitz的《世界的另一種可能》與Michael Spence的《經濟大逆流》，兩本都是討論全球化，又同時看，弄得有點混亂，不知是誰說了哪點那樣。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批評當時的全球化並不完善，包括未能解決貧窮問題，不時出現國家債務危機，貿易規則偏向已開發國家，自由化無法帶來永續成長，環境問題缺乏國際合作，全球管理失靈而且缺乏民主。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策略不能只靠自由化，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有其角色。

貿易也不是完全開放就代表公平，而且實際上已開發國家也用不同方式為國內行業補貼，也向開發中國家抽取更高關稅，並以防衛措施、傾銷稅、技術障礙、原產地規則等阻礙開發中國家進入市場。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在發展途中更需要特殊待遇，才有空間追求有利發展的政策與計劃，並保護窮困的民眾。

作者也指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以智慧財產權獨佔利潤，忽視環境與人道等基本價值，例如藥廠以各種方式拖延授權開發中國家生產學名藥，令窮人買不到維生的藥物。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智慧財產權不應與已開發國家劃一，讓各國自行選擇與調整與本國最適合的方式。作者也建議以豁免、強制授權、保證基金或創新基金的方式，令開發中國家更易取得專利藥物。

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反而成長率較低，貧窮率較高，作者指原因在於這些財富令政府可靠著武力上台與維持政權，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政府分配財富依從權力原則，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跨國財團會助長這種趨勢，它們賄賂官員以便用低價得到天然資源，在市場轉售就能賺取更多利潤。荷蘭病是指天然資源豐富國家貨幣值高漲，令該國出口商難以競爭，產品無法外銷。減緩荷蘭病的方法是保留部份資源收入到國外投資，以減慢本國貨幣匯率上升速度，只是這種做法需面對較大的政治壓力，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釋為何不將錢用於國內。

作者也對已開發國家如何協助資源豐富國家提出七項建議︰以稅制讓開發資源企業更透明、減少武器銷售、生產方式認證、以援助為誘因令資源國以足額利益出售資源、制定資源開發標準合約等規範、透過國際監督減少環境損害，與以貿易制裁等懲罰進行不公平貿易的公司或國家。

因為外部性問題，大家都想搭其他人的便車，沒有人想為解決全球暖化付出代價。作者認為應將開發中國家納入京都議定書範圍對象中，從而逼使美國參與。制定的減排指標則可以國際貿易制裁執行，因為不為減少排防溫室氣體而努力，也可視為一種對國內企業的補貼。作者也建議給予誘因讓開發中國家保留森林、對碳排放徵稅與建立碳交易市場，以達到減排效果。

跨國企業既有提高開發中國家生活水準，將後者的貨物帶進世界市場，減少知識差距、引進資金、帶來工作機會、降低生活成本等貢獻，也不時有污染環境、賄賂官員、削弱社區經濟等濫權行為。作者認為有五項議題可減少跨國企業的負面行徑︰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限制跨國 如壟斷等的企業權力、藉法規與國際法律安排令企業治理符合社會利益、制定全球法律並允許消費者聯合作單一訴訟，最後也要避免像銀行保密制等助長貪腐的做法。

開發中國家借太多錢的情況並不罕見，作者認為責任不只在於借貸國，也部份在於債權國過度放款，IMF「紓困」貸款的做法，令債權人不用擔心過度放款。國際間也沒有一套公平、快速、有效的法律架構處理無法償債的情況，而IMF插手的案例似乎都令情況更為惡化。作者認為已開發國家不應妨害負債國、國際金融機構應注重反惡性循環的放款、並提供保險保障利率或匯率變動造成混亂、發展當地貨幣債務市場，開發中國家借錢也應保守，以高儲蓄率為國家基礎建設資金來源。全球也應建立一套包括債務豁免與重整制度的國際破產法，豁免債務必須足夠、顧及欠債國國內民眾，債務重整也必須快速並保護債務人。作者認為建立國際破產組織，或短期內以國際調停機構建立規範，可以令債務重整過程較為平順，也令放款者有誘因也以後借錢時更為中心。

國家設立準備金是為了增加貨幣信心，並應對匯率變動。問題在於準備金的基準是美元或歐元等「強勢貨幣」，開發中國家的資金被逼流向美國或歐洲，而且原本可刺激全球經濟的資金受到封存，使全球經濟很難維持在充分就業狀態。美國也因美元是其他國家的準備金，不斷向外借貸，而出現持續貿易逆差。作者指整個準備金制度會走向自我毀滅︰準備金貨幣國家會陷在債務中無法自拔，最後讓自己的貨幣不適合用作準備金。

對於準備金制度問題，作者重提凱因斯的建議，認為可以發行一種「世界鈔票」作準備金，在危機時國家可用這種世界鈔票兌換貨幣。每年參與國要把特定數量的錢放進這全球準備金基金內，換取等值的世界鈔票，到危機發生，國家就能以世界鈔票換取歐元、美元或日元。世界鈔票應有換匯限制，以防止利差交易。這樣做好處是避免依賴債務不斷增加的單一國家，而且各國不用陷入競爭貿易順差的零和遊戲。

國際機構的民主赤字令決策無法代表廣泛社會利益，作者認為長遠而言國際組織應改變投票機構，反映現今的經濟力量；改變代表權，讓各領域相關部長都參與；採用代表原則，讓所有重要國家在重要小組中有代表參與。短期而言，國際機構的運作也應更透明、改善利益衝突、更公開、加強開發中國家代表的能力、改善責任制度、改善司法程序與加強國際法規的執行。

作者認為全球化有效運作也需要新的「全球社會契約」，包括已開發國家實施較公平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貿易制度；調整智慧財產權與研發方向；開發中國家的「環境服務」補償；協商解決全球暖化；已開發國家對天然資源公平付費、向貧窮國家提供援助；豁免部份國家的龐大債務；改革全球金融體系使其更穩定；改革法律與制度防止跨國公司壟斷及破獲環境；減少對開發中國家的武器銷售、賄賂、銀行保密現象，支持民主制度。

《經濟大逆流》內容比較散，每章都是幾頁。本書探討的是一九四五至二零四五一段時期，先進國家工業革命延續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急速成長的情況，其終點可能是全球75%以上人口生活在先進國家，作者稱之為「匯流」。二戰後部份開發中國家急速成長，部份成長率超過每年7%，即十年經濟規模就倍增。作者認為亞洲的高成長帶來以下教訓︰我們預見未來的能力有限、困境是成功變革的溫床、財富創造需要人力資本與知識，以及經濟體結構性改變才能持續、經濟體的治理非常重要。

隨著貿易壁壘減少，新興國家更多參與國際貿易，資本、產品與服務的流動更為容易。同時運輸、連通與協調的成本降低，網際網路出現，也強化經濟的連繫與整合。知識也更易轉移至開發中國家，填補其知識缺口。開發中國家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出口產品獲利，並在比較優勢下展開更專業分工、更大規模和更有效率的流程。然而比較優勢是動態的，當勞工資薪提高，經濟體在製造業上不再有比較優勢，就需要結構性轉變，投資人力、建設制度，而不能執迷於過去的政策。

作者認為政府角色是建立讓私部門獲利的環境，面對不同成長與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策略。政府需要保護的是人民，而不是特定的工種。政府也需要投資在教育與基礎建設上，提升私部門投資與報酬的能力。作者指出開發中國家最好以國內儲蓄為投資資金來源，以減少負面衝擊令資金突然撤回。國際間也應建立阻斷機制，防止如糧食價格波動等突發事件對人民造成傷害。包容的政策，即人們不應排除在成長創造的機會之外，所得與使用基本服務的機會也較公平，會更鼓勵創業家與新進者，推動生產力上升，也會令人們更願意為其子孫的福祉犧牲，減少政治不穩的情況。

經濟表現與治理的關係，包括需要某種經濟自由、財產權制度、較為穩定，治理形式並不是決定要素。作者認為經濟表現成功必須的是以下四點︰政府認真看待經濟成長；執政團隊依絕大多數人民利益行事；政府有能力與效率，對全球經濟開放、投資水平較高、能計劃未來；經濟自由，並有法律與管制政策支持。貧乏的經濟表現原因則是經濟體沒能對全球經濟開放，政府對基礎建設及教育投資不足，投資效率也表現不佳。

天然資源豐富國家的挑戰在於︰政治誘因扭曲，更有可能由掌控財富者鞏固權力，暴力與衝突加劇，公部門補助投資減少；天然資源帶來的財富發展為持續成長模式也相當複雜，需要許多國家缺乏的專業知識；天然資源豐富國家也需要投資海外以穩定匯率，以免其他出口業萎縮，也就是要避開「荷蘭病」。
作者認為小國較難多樣化，治理成本也較高，需要形成較大的合作組織以共享局部經濟整合。小國也需要定期協助，IMF與世界銀行在必要時需要提供這類援助。

亞洲貨幣危機後，開發中國家認識到只遵循已開發國家的金融體系，會這成金融體系不穩，匯率易受狙擊。隨後它們多選擇管理貨幣、控制資本流動的模式，並增加外匯資產作外匯存底。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令開發中國家更重視以外匯存底作自我保險，意識到IMF的治理結構需要改革 ，認識本國金融業中本土金融業需佔一定重大比例，以保障存款安全及貸款需要。

作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除了法規失效外，也包括金融體系無法自我監管，投資人未能察覺與監控風險。修正失靈法規並不足以移除金融體系不穩，因為新體系需要長時間運作與測試，未來全球金融體系較有可能演變成帶點隨機的週期性不穩定狀態。跨國的經濟政策亦缺乏合作，國家不願投入自己的資源降低別國危機，各國的非合作行為產生對國際經濟不利的影響。

作者指中國的外匯存底已充分累積，繼續貿易順差對成長沒有幫助，中國已到達轉型至內需導向的階段。因所得不均及社會保險與安全網不足，現時中國家庭儲蓄率佔可支配所得30%，GDP 18%，作者認為應將儲蓄率下降至佔GDP 10%，讓家庭驅動國內消費部門成長，促成需求面的基本結構轉變。

危機後先進國家需要恢復全球成長的基礎，作者建議先進國家應解決分現問題，尤其是失業，面對結構性失業需提供更長期的失業補助金。此外，先進國家公部門也應對基礎基設、教育與出口復甦投資，以支持長期成長。

提及投資風險，作者認為金融危機反映風險的動態評估不可忽略，在整個體系的風險在短期內難以偵測，重大的系列不穩會逐漸累積，直到系統受到衝擊才能觀察。假設平時平均報酬率為每年7%，突然卻經歷一次影響達30%的衝擊，事後就需要創造43%的總報酬率，才能回到衝擊之前的水平——即使事後報酬率仍然是7%，也需要五年時間。作者認為較可行的應對方法是為中級衝擊予以保險，極端衝擊保險因違約問題反而較難做到。金融危機後的監管改革也應聚焦在偵測與限制系統性風險，雖然監管套利、全球失衡、需要時間理解系統性風險等都會令這種改革頗為困難。週期性系統風險增加也突顯出流動性資產的優點︰規避現金流困境、有適應價值過高和系統性風險升高徵兆的彈性、在危機之後也能創新投資機會。

金融危機後新興國家需要持續結構性轉變以追趕成長，隨著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與彼此貿易增加，它們對先進國家需求的依賴程度會減少，但不是完全消失。新興國家也需要處理所得及基本服務使用機會不均，以免因局勢緊張阻撓區域成長。新興經濟體也需要保持緩衝機制，防範金業產業擴大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的風險。隨著先進國家面臨失業與金融動濫問題，可能會令貿易保護主義者重新得勢，令政策局限於國內，忽視全球共同利益。在步調不一致的全球經濟中，新興經濟體需在全球政策抉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者期望G20能協調先進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管理全球經濟與治理。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需扮演不同角色，並包括隨時間改變的不對稱，以顧及開發中國家成長。先進國家必須制訂可調整的目標，並協定五十年內達到該目標的減排策略。同時，先進國家也應協助開發中國家採行減緩行動。至於開發中國家，在成長時可讓它們增加能源消耗與碳排放，但同時需要減少能源補助並提升能源效率。透過誘因讓開發中國家引入先進國家的新科技，長期而言會令開發中國家碳排放增加速度減緩，以至排放量下降，當開發中國家漸漸追上先進國家，其每人年均碳排放路徑就會與先進國家融合為一。碳交易的分配問題也可以類似方向實行，最初碳交易系統只由先進國家成員參與，開發中國家直至經濟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才加入。

網絡化電腦也令全球經濟生產力大為提升，資訊與資料處理自動化，資訊取得、搜尋與交易活動都在網際網路進行，人力資源也可以在全球參與市場流程與供應鏈。交易成本大為下降，開發中國家的民眾首次有機會使用基礎服務︰安全儲蓄管道、借貸、獲悉市場價格、取得氣候資訊、接觸書籍期刊、進行社會交流等，令知識、資訊、交易和連結的缺口快速縮小。

作者認為未來G20的任務在於兼顧持續成長，恢復並重新平衡全球需求；重啟世界貿易組織流程，朝恢復全球經濟開放方向前進；協調金融改革達到穩定與一致，避免法規漏洞，確保金融流通自由，瞭解外匯存底與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持有者的投資行為，降低各國順差與逆差。

題外話，中譯本的書名十分不著邊際，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變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都算了，The Next Convergence變了意思近乎相反的《經濟大逆流》是怎麼回事，而且副題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改成「大創新潮為何會帶來大失業潮」，意思完全不同，這可真是相當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