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代價

看完了《文明的代價》，雖然書名聽起來很宏大，但只是討論美國近代的各種問題。前面就是談到美國現在面臨甚麼問題，例如對政府機構失去信心，人與人之間也猜疑冷漠，勞動人口實質工資停滯，借貸過多，基建與人力資本投資不足，企業不斷傳出醜聞等。作者認為，這些問題涵蓋經濟、政治、社會和心理層面。

在經濟方面，作者指混合型經濟，即政府與企業在經濟中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才是合適的經濟政策。市場需要政府提供軍隊、警力、運輸等公共財，也需要政府制定負面外溢效果的規則，以及阻止買賣雙方資訊不對等引起的欺詐與浪費。政府也透過所得分配照顧弱勢，制定環境政策保護自然資源，令社會更為公平與永續。

自由市場未能未來世代永續經營，容易濫用自然資源，盡量生產以滿足當下需求，令稀少資源加速耗竭。作者指，市場與政府的平衡，應在於讓大部份生產依賴市場力量，公平與永續由政府負責，科學知識與科技公私合作發展，在全球環境日趨複雜下政府角色也更多元，市場與政府的角色因不同國家情況而異，沒有同樣的平衡點。

1980年代列根入主白宮後，主張縮限政府，為富人減稅意圖激發企業家精神，作者認為這讓貪婪支配了美國社會，為害至今。列根時代也將課程妖魔化，減少富人的最高邊際稅率，造成政府預算赤字。減少政府規模令民用支出不再增加，基礎建設不足，教育、職業訓練及就業計劃開支下降，替代能源研究預算大減。作者也批評金融與環境管制鬆綁，只靠自由市場令華爾街在2008年引起金融海嘯，之後卻要政府收拾，環保法規亦執法不一並充滿矛盾。作者也認為廢止媒體的「公平原則」令媒體只以營利為目標，放棄社會教育與公民意識的責任，造成媒體氾濫。往後經濟指標也顯示，列根的藥方無法令美國重返成長、高就業與共享繁榮之路。

自19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移民潮、陽光帶崛起，美國的文化斷裂更為嚴重，南方反政府的不滿高漲，也偏向反對節育，提倡宗教，反同性婚姻及反演化論。1950年代開始，富裕白人搬入市郊，美國人因階級及種族分住不同地區，教育與所得不平有延續至下一代的情況，兩黨的支持分布區也更為分明。然而，民意調查卻發現，美國民眾仍有不少經濟共識，例如認同公平就業機會，目前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公，對富人徵稅幫助窮人，政府有責任照顧無法照顧自己的人，少數企業權力過大，政府應立法規範企業減少以全球暖化等。作者認為這顯示大多數美國人是守中庸之道，並具有慷慨的美德，只是媒體誇張極端，政治人物又向富人及利益團體靠攏。

作者指日益全球化顯示美國就業問題不能單靠貨幣政策解決，美國無法自外於全球經濟之外，需要與全球合作回復繁榮。全球化令新興國家與富有國家所得差距減少，大量低技術勞工加入全球勞動存，也因資金比勞動力流動令各國可能陷入「逐底式競爭」，即以寬鬆法規及勞動標準，以及稅務優惠吸引外資。在全球化下，擁有實體資本、金融資本或人力資本的人會成為贏家，而富有國家的低教育程度勞工則國外競爭加劇，面臨失業或減薪，結果造成美國所得分配更不平均，政府因逐底競爭為高所得者及企業減稅則是火上加油。全球經濟發展也破壞環境及令天然資源枯竭，作者認為美國為此需要研發永續發展科技，並打敗大企業令政府確實執行環保法規。

美國國會「首先跨越門檻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 FPTP)的選舉方式，令得票最多者當選，其他政黨則沒有席位。這種方式令較小政黨遭淘汰，趨向形成兩黨制，中間選民就成為兩黨拉攏的對象，而窮人由於很少是游離選民，候選人就很少注意他們的訴求。作者指，採用FPTP制的國家，社會福利開支佔GDP比率就較比例代表制國家低(19.9% v. 24.6%)。此外，FPTP制也令美國政黨缺乏黨紀，議員只需討好自己選區的選民，以地區利益為重，國會難以形成長久而穩定的多數聯盟，也令選區內的大企業與財團對選舉有很大影響。

美國國會每兩年改選一次，選舉沒完沒了，議員不斷要為下次選舉籌募經費，也令特殊利益團體與議員之間更易各取所需。遊說公司與特殊利益集團為議員提供經費，議員則以對他們有利的法案與合約回應，並在卸任後到遊說公司任職。作者認為，不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從同樣的源頭汲取政治獻金，並為特殊利益服務。軍事產業、華爾街、石油公司與醫療保健業，都在金權政體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眾心理也有各種弱點，作者認為很多美國人消費不是為了帶來快樂，而是向別人彰顯自己。這種炫耀性消費猶如軍備競賽，沒有終點。社會性消費，例如為教育及鄰居買高價的房子，也會令人人怕落後，投入無益的競逐。數位科技令媒體操縱更有力量，所有廣告都在鼓勵我們的物欲，以求更多利益。電子傳媒也令人不願互動，以各種影像與訊息影響我們決策過程，造成各種成癮行為。作者認為，像美國這樣高度商業化的社會，市場價值超越社會價值，忽視國內窮人需要，也不會樂於協助貧窮國家。個人重祝市場價值，追逐私利，喜歡討價還價與競爭。

網路似乎令這種情況更為明顯，激化公眾分歧，不利公共辯論，廣告商也可以直接利用社交媒體資訊，甚至取得各種個人資料以便行銷。網路也據指令我們注意力減少，閱讀資訊的速度雖快，也較容易忘記。身處資訊時代，美國民眾各種基本知識卻嚴重不足，對歷史、科學、政治與經濟的細節缺乏認識，易受利益團體各種宣傳左右。整個社會躁動不安，個人消費成癮，財務困窘，焦慮而孤獨。

第二部份是討論怎樣解決以上問題，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成為有心有感的社會，走中庸之道，了解自己，避免沈溺在誘惑與欲望。作者感到生活中應對自我、工作、知識、他人、自然、未來、政治與世界都有心有感︰個人要節制，避免消費主義；平衡工作與休閒；培養對科學與經濟等知識；對他人有同情心，參與社區活動；認識生態超載造成的危機；對能源、氣候、資源、人口等未來議題負責；理解政府與市場的角色，減少企業對政治的影響，參與公共協商；了解世界各國需要攜手合作解決氣候變化、人口成長、金融法規等問題，並基於共同利益互相尊重。

作者談及自己認為美國直到2050年應達到目標的清單，包括提高就業與工作生活品質、改善教育品質、降低貧窮率、避免環境災難、平衡預算、提升政府治理效能、國防政策與提高幸福感及生活滿意度。作者又提到聯邦預算赤字不可能只靠削減開支消除，必須以開源解決，可行方法包括向富人增稅、加強企業課稅、追回逃漏稅、課征金融交易稅與二氧化碳排放稅。

作者也建議美國政府採取高效能政府的七項習慣︰設定明確目標與指標，並在每年加以檢討；動員專家，包括科學與技術專家，協助政府解決問題；制定多年計劃，包括各種互相關連的政策，廣納各方意見，並認識到問題十分複雜；對未來有心有感，注意今日所作所為如何影響2050年的美國人；終結金權政體，競爭經費由政府提供，候選人媒體廣告免費，禁止遊說公司政治獻金，禁止聯邦官員卸任後到任職期間接觸過的遊說公司工作，阻絕聯邦預算濫用；恢復公共管理，監督政府外判計劃；實行分權，稅收由國家統一處理，教育、醫療、公路、水務由地方政府執行，社會服務則由社區主導。長遠而言，作者認為美國應該有第三政黨對兩大政黨施壓，也可以從總統制轉為內閣制，政治制度中心可結合行政與立法，實行比例代表制則有助窮人與少數族裔表達自己的訴求。

作者總結指，未來美國是否繼續能在世界領先，要看長期的教育、環境、地理政治與多元文化。面對眼前的挑戰，這一世代對未來世世代代都有很大責任。

Identity Economics

看完了Akerlof與Kranton的Identity Economics，討論經濟學分析怎樣引入身份這個元素那樣。基本方法是先建立傳統經濟學模型中的utility，即個人偏好與其他經濟後果，然後引入身份的元素，當中包括三個部份︰social category、每一category的norms and ideals，以及遵從及違反norms and ideals造失的得失，稱為identity utility。

之後作者以這個模型檢視不同議題。首先是工作，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工人產出較高就提供較高薪酬，但作者指這理論有三項問題︰team production，即產出往往是一組工人產生，難以個別分開評價；multitasking，假如工人是依工作中某幾項任務評價，他們就會只專注於這幾項任務；tournaments，即工人間評價是相對的，因而令他們有誘因貶低同事。

作者建立的模型則是將工人分為insider與outsider，insider認會他是公司一員，其ideal為努力工作，outsider則認為只想到自己，認為自己只需付出最少努力。Insider可從努力工作得到identity utility，outsider努力工作則會減損identity utility。如果可以令員工認為自己是公司的insider，就不需要付很高薪水令員工努力工作。

接著是教育，作者指學生不是計算長遠得失的理性選擇者，學校也不是人力資本生產工廠。學生在學校中的社會位置與同儕關係會影響其選擇，學校除培養技能外，也會建立學生應做甚麼的規範，左右他們所學與在學年期。

作者假設學生自認的身份有兩種︰jocks與burnouts，jocks的社會地位較高，規範是衣著得宜、運動有一定表現，對功課付出一定程度努力，卻不會過多；burnouts則為了與jocks不同，衣著打扮會故意有分別，也不大會做功課。學生選擇當jocks，就要做到jocks那樣，否則identity utility就會受損；他們也可以選擇當burnouts，不用當運動好手，為功課付出最少程度就好。

作者指學生會因體格、種族等因素無法成為jocks，只能在當適應不良的jocks與當burnouts之間選擇。未來薪金較高、工作較好等經濟回報對學生在學校是否努力影響有限，學生在校的身份才是關鍵。當學生成不了學校內的jocks，為了自我認同選擇當burnouts，他們在校的努力就會比所需低，在學年期也較短，經濟回報因而減少。對學校而言，影響何謂jocks的內容，也會影響學生在校努力程度。然而，讓部份學生對學校更投入，也代表另一部份學生更有可能反抗，選擇當burnouts。

談及性別與工作，作者也以其模型將勞工分為男性與女性，有些工作據指是men's job，有些則是women's job，假如男性參與women's job，其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女性參與men's job亦然。以此模型分析可以看到，男性會偏向men's job，女性會偏向women's job；在men's job的女性技術平均較男性高；個別企業在競爭市場上無意改變這種社會性別規範，因為改變帶來的利益會在競爭市場中消失。這分析的意義包括︰女性較偏向培養女性工作相關的技能；工作性別分隔不是由個人偏好，而是由社會規範引起；要改變這種情況，個別人士或團體的改變並不足夠，需要整體社會改變。

作者也運用這模型來分析家庭內夫妻的家務分工，指出家務也可分為「男性的」與「女性的」家務，而「女性的」家務工作量較多，結果是不論男性是否工作時間比女性長，女性都需要承擔較多家務。

談到種族貧窮，經濟學上有兩種主要解釋，其一是Gary Becker的taste-based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與僱員對黑人僱員有個人偏見，造成黑人僱員工資較低，或在與白人不同的工種就業；其二是Kenneth Arrow的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白人僱主認為平均而言黑人僱員技能較低，所以乾脆完全不僱用黑人僱員。

作者指以上理論無法解釋以下情況︰黑人非婚生出生率遠較白人高；雖然犯罪無利可圖但黑人入獄率較高；Hispanics等其他少數族譜就業率遠較黑人高；黑人之間的成就也有很多差異；黑人學習技能的回報率也較高。

作者的模型假設社會上有insiders與outsiders，insiders應為企業努力工作，outsiders則不是那麼投入，黑人勞工需要在三種情況下選擇其一︰成為insider；成為工作的outsider；或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假若試圖成為insider，其identity utility會因不為白人接受而受損； 成為工作的outsider，其identity utility就會因為與outsider的ideal不符而受損。只有成為不工作的outsider，他才能保持自尊。這模型也存在外部性︰當其他黑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一名選擇成為insider的黑人identity utility會受損，反之亦然。

作者認為，減少黑人與白人差異的可能方法有三種︰一是消除insider ideal中白人與黑人的差別，白人不再排除黑人；二是令黑人的oppositional identity比較正面，不再建基於退學與拒絕主流工作規範等自毀行為；三是減少回饋效應，令某人選擇成為outsider不會令更多人這樣做。作者對第三種做法提出兩項政策建議︰Affirmative Action (少數族裔在僱用過程中有更多機會)與有一定社區隔離的就業計劃，都可以令黑人更相信可以成為insider。

最後作者總結identity economics正在起步階段，可以預期這會令經濟分析更為豐富，了解個人為甚麼會有經濟上不合理的選擇；由身份引起的外部性；不同團體如何操控社會類別、規範與理想；為何個人會有前後矛盾的行為；以及身份之間的變換與選擇。

本書比較像是入門簡介，許多討論都好像有點輕輕帶過。

全球化

看完了Stiglitz的《世界的另一種可能》與Michael Spence的《經濟大逆流》，兩本都是討論全球化，又同時看，弄得有點混亂，不知是誰說了哪點那樣。

《世界的另一種可能》批評當時的全球化並不完善，包括未能解決貧窮問題，不時出現國家債務危機，貿易規則偏向已開發國家，自由化無法帶來永續成長，環境問題缺乏國際合作，全球管理失靈而且缺乏民主。開發中國家的發展策略不能只靠自由化，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有其角色。

貿易也不是完全開放就代表公平，而且實際上已開發國家也用不同方式為國內行業補貼，也向開發中國家抽取更高關稅，並以防衛措施、傾銷稅、技術障礙、原產地規則等阻礙開發中國家進入市場。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在發展途中更需要特殊待遇，才有空間追求有利發展的政策與計劃，並保護窮困的民眾。

作者也指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以智慧財產權獨佔利潤，忽視環境與人道等基本價值，例如藥廠以各種方式拖延授權開發中國家生產學名藥，令窮人買不到維生的藥物。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的智慧財產權不應與已開發國家劃一，讓各國自行選擇與調整與本國最適合的方式。作者也建議以豁免、強制授權、保證基金或創新基金的方式，令開發中國家更易取得專利藥物。

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反而成長率較低，貧窮率較高，作者指原因在於這些財富令政府可靠著武力上台與維持政權，不需要向人民負責，政府分配財富依從權力原則，維持統治階級的地位。跨國財團會助長這種趨勢，它們賄賂官員以便用低價得到天然資源，在市場轉售就能賺取更多利潤。荷蘭病是指天然資源豐富國家貨幣值高漲，令該國出口商難以競爭，產品無法外銷。減緩荷蘭病的方法是保留部份資源收入到國外投資，以減慢本國貨幣匯率上升速度，只是這種做法需面對較大的政治壓力，政府需要向人民解釋為何不將錢用於國內。

作者也對已開發國家如何協助資源豐富國家提出七項建議︰以稅制讓開發資源企業更透明、減少武器銷售、生產方式認證、以援助為誘因令資源國以足額利益出售資源、制定資源開發標準合約等規範、透過國際監督減少環境損害，與以貿易制裁等懲罰進行不公平貿易的公司或國家。

因為外部性問題，大家都想搭其他人的便車，沒有人想為解決全球暖化付出代價。作者認為應將開發中國家納入京都議定書範圍對象中，從而逼使美國參與。制定的減排指標則可以國際貿易制裁執行，因為不為減少排防溫室氣體而努力，也可視為一種對國內企業的補貼。作者也建議給予誘因讓開發中國家保留森林、對碳排放徵稅與建立碳交易市場，以達到減排效果。

跨國企業既有提高開發中國家生活水準，將後者的貨物帶進世界市場，減少知識差距、引進資金、帶來工作機會、降低生活成本等貢獻，也不時有污染環境、賄賂官員、削弱社區經濟等濫權行為。作者認為有五項議題可減少跨國企業的負面行徑︰企業社會責任運動、限制跨國 如壟斷等的企業權力、藉法規與國際法律安排令企業治理符合社會利益、制定全球法律並允許消費者聯合作單一訴訟，最後也要避免像銀行保密制等助長貪腐的做法。

開發中國家借太多錢的情況並不罕見，作者認為責任不只在於借貸國，也部份在於債權國過度放款，IMF「紓困」貸款的做法，令債權人不用擔心過度放款。國際間也沒有一套公平、快速、有效的法律架構處理無法償債的情況，而IMF插手的案例似乎都令情況更為惡化。作者認為已開發國家不應妨害負債國、國際金融機構應注重反惡性循環的放款、並提供保險保障利率或匯率變動造成混亂、發展當地貨幣債務市場，開發中國家借錢也應保守，以高儲蓄率為國家基礎建設資金來源。全球也應建立一套包括債務豁免與重整制度的國際破產法，豁免債務必須足夠、顧及欠債國國內民眾，債務重整也必須快速並保護債務人。作者認為建立國際破產組織，或短期內以國際調停機構建立規範，可以令債務重整過程較為平順，也令放款者有誘因也以後借錢時更為中心。

國家設立準備金是為了增加貨幣信心，並應對匯率變動。問題在於準備金的基準是美元或歐元等「強勢貨幣」，開發中國家的資金被逼流向美國或歐洲，而且原本可刺激全球經濟的資金受到封存，使全球經濟很難維持在充分就業狀態。美國也因美元是其他國家的準備金，不斷向外借貸，而出現持續貿易逆差。作者指整個準備金制度會走向自我毀滅︰準備金貨幣國家會陷在債務中無法自拔，最後讓自己的貨幣不適合用作準備金。

對於準備金制度問題，作者重提凱因斯的建議，認為可以發行一種「世界鈔票」作準備金，在危機時國家可用這種世界鈔票兌換貨幣。每年參與國要把特定數量的錢放進這全球準備金基金內，換取等值的世界鈔票，到危機發生，國家就能以世界鈔票換取歐元、美元或日元。世界鈔票應有換匯限制，以防止利差交易。這樣做好處是避免依賴債務不斷增加的單一國家，而且各國不用陷入競爭貿易順差的零和遊戲。

國際機構的民主赤字令決策無法代表廣泛社會利益，作者認為長遠而言國際組織應改變投票機構，反映現今的經濟力量；改變代表權，讓各領域相關部長都參與；採用代表原則，讓所有重要國家在重要小組中有代表參與。短期而言，國際機構的運作也應更透明、改善利益衝突、更公開、加強開發中國家代表的能力、改善責任制度、改善司法程序與加強國際法規的執行。

作者認為全球化有效運作也需要新的「全球社會契約」，包括已開發國家實施較公平及促進經濟發展的貿易制度；調整智慧財產權與研發方向；開發中國家的「環境服務」補償；協商解決全球暖化；已開發國家對天然資源公平付費、向貧窮國家提供援助；豁免部份國家的龐大債務；改革全球金融體系使其更穩定；改革法律與制度防止跨國公司壟斷及破獲環境；減少對開發中國家的武器銷售、賄賂、銀行保密現象，支持民主制度。

《經濟大逆流》內容比較散，每章都是幾頁。本書探討的是一九四五至二零四五一段時期，先進國家工業革命延續及開發中國家經濟急速成長的情況，其終點可能是全球75%以上人口生活在先進國家，作者稱之為「匯流」。二戰後部份開發中國家急速成長，部份成長率超過每年7%，即十年經濟規模就倍增。作者認為亞洲的高成長帶來以下教訓︰我們預見未來的能力有限、困境是成功變革的溫床、財富創造需要人力資本與知識，以及經濟體結構性改變才能持續、經濟體的治理非常重要。

隨著貿易壁壘減少，新興國家更多參與國際貿易，資本、產品與服務的流動更為容易。同時運輸、連通與協調的成本降低，網際網路出現，也強化經濟的連繫與整合。知識也更易轉移至開發中國家，填補其知識缺口。開發中國家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出口產品獲利，並在比較優勢下展開更專業分工、更大規模和更有效率的流程。然而比較優勢是動態的，當勞工資薪提高，經濟體在製造業上不再有比較優勢，就需要結構性轉變，投資人力、建設制度，而不能執迷於過去的政策。

作者認為政府角色是建立讓私部門獲利的環境，面對不同成長與發展階段，需要不同的策略。政府需要保護的是人民，而不是特定的工種。政府也需要投資在教育與基礎建設上，提升私部門投資與報酬的能力。作者指出開發中國家最好以國內儲蓄為投資資金來源，以減少負面衝擊令資金突然撤回。國際間也應建立阻斷機制，防止如糧食價格波動等突發事件對人民造成傷害。包容的政策，即人們不應排除在成長創造的機會之外，所得與使用基本服務的機會也較公平，會更鼓勵創業家與新進者，推動生產力上升，也會令人們更願意為其子孫的福祉犧牲，減少政治不穩的情況。

經濟表現與治理的關係，包括需要某種經濟自由、財產權制度、較為穩定，治理形式並不是決定要素。作者認為經濟表現成功必須的是以下四點︰政府認真看待經濟成長；執政團隊依絕大多數人民利益行事；政府有能力與效率，對全球經濟開放、投資水平較高、能計劃未來；經濟自由，並有法律與管制政策支持。貧乏的經濟表現原因則是經濟體沒能對全球經濟開放，政府對基礎建設及教育投資不足，投資效率也表現不佳。

天然資源豐富國家的挑戰在於︰政治誘因扭曲，更有可能由掌控財富者鞏固權力，暴力與衝突加劇，公部門補助投資減少；天然資源帶來的財富發展為持續成長模式也相當複雜，需要許多國家缺乏的專業知識；天然資源豐富國家也需要投資海外以穩定匯率，以免其他出口業萎縮，也就是要避開「荷蘭病」。
作者認為小國較難多樣化，治理成本也較高，需要形成較大的合作組織以共享局部經濟整合。小國也需要定期協助，IMF與世界銀行在必要時需要提供這類援助。

亞洲貨幣危機後，開發中國家認識到只遵循已開發國家的金融體系，會這成金融體系不穩，匯率易受狙擊。隨後它們多選擇管理貨幣、控制資本流動的模式，並增加外匯資產作外匯存底。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令開發中國家更重視以外匯存底作自我保險，意識到IMF的治理結構需要改革 ，認識本國金融業中本土金融業需佔一定重大比例，以保障存款安全及貸款需要。

作者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的原因除了法規失效外，也包括金融體系無法自我監管，投資人未能察覺與監控風險。修正失靈法規並不足以移除金融體系不穩，因為新體系需要長時間運作與測試，未來全球金融體系較有可能演變成帶點隨機的週期性不穩定狀態。跨國的經濟政策亦缺乏合作，國家不願投入自己的資源降低別國危機，各國的非合作行為產生對國際經濟不利的影響。

作者指中國的外匯存底已充分累積，繼續貿易順差對成長沒有幫助，中國已到達轉型至內需導向的階段。因所得不均及社會保險與安全網不足，現時中國家庭儲蓄率佔可支配所得30%，GDP 18%，作者認為應將儲蓄率下降至佔GDP 10%，讓家庭驅動國內消費部門成長，促成需求面的基本結構轉變。

危機後先進國家需要恢復全球成長的基礎，作者建議先進國家應解決分現問題，尤其是失業，面對結構性失業需提供更長期的失業補助金。此外，先進國家公部門也應對基礎基設、教育與出口復甦投資，以支持長期成長。

提及投資風險，作者認為金融危機反映風險的動態評估不可忽略，在整個體系的風險在短期內難以偵測，重大的系列不穩會逐漸累積，直到系統受到衝擊才能觀察。假設平時平均報酬率為每年7%，突然卻經歷一次影響達30%的衝擊，事後就需要創造43%的總報酬率，才能回到衝擊之前的水平——即使事後報酬率仍然是7%，也需要五年時間。作者認為較可行的應對方法是為中級衝擊予以保險，極端衝擊保險因違約問題反而較難做到。金融危機後的監管改革也應聚焦在偵測與限制系統性風險，雖然監管套利、全球失衡、需要時間理解系統性風險等都會令這種改革頗為困難。週期性系統風險增加也突顯出流動性資產的優點︰規避現金流困境、有適應價值過高和系統性風險升高徵兆的彈性、在危機之後也能創新投資機會。

金融危機後新興國家需要持續結構性轉變以追趕成長，隨著新興經濟體中產階級與彼此貿易增加，它們對先進國家需求的依賴程度會減少，但不是完全消失。新興國家也需要處理所得及基本服務使用機會不均，以免因局勢緊張阻撓區域成長。新興經濟體也需要保持緩衝機制，防範金業產業擴大通貨膨脹與資產泡沫的風險。隨著先進國家面臨失業與金融動濫問題，可能會令貿易保護主義者重新得勢，令政策局限於國內，忽視全球共同利益。在步調不一致的全球經濟中，新興經濟體需在全球政策抉擇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作者期望G20能協調先進國家與新興經濟體管理全球經濟與治理。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作者認為開發中國家與先進國家需扮演不同角色，並包括隨時間改變的不對稱，以顧及開發中國家成長。先進國家必須制訂可調整的目標，並協定五十年內達到該目標的減排策略。同時，先進國家也應協助開發中國家採行減緩行動。至於開發中國家，在成長時可讓它們增加能源消耗與碳排放，但同時需要減少能源補助並提升能源效率。透過誘因讓開發中國家引入先進國家的新科技，長期而言會令開發中國家碳排放增加速度減緩，以至排放量下降，當開發中國家漸漸追上先進國家，其每人年均碳排放路徑就會與先進國家融合為一。碳交易的分配問題也可以類似方向實行，最初碳交易系統只由先進國家成員參與，開發中國家直至經濟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才加入。

網絡化電腦也令全球經濟生產力大為提升，資訊與資料處理自動化，資訊取得、搜尋與交易活動都在網際網路進行，人力資源也可以在全球參與市場流程與供應鏈。交易成本大為下降，開發中國家的民眾首次有機會使用基礎服務︰安全儲蓄管道、借貸、獲悉市場價格、取得氣候資訊、接觸書籍期刊、進行社會交流等，令知識、資訊、交易和連結的缺口快速縮小。

作者認為未來G20的任務在於兼顧持續成長，恢復並重新平衡全球需求；重啟世界貿易組織流程，朝恢復全球經濟開放方向前進；協調金融改革達到穩定與一致，避免法規漏洞，確保金融流通自由，瞭解外匯存底與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持有者的投資行為，降低各國順差與逆差。

題外話，中譯本的書名十分不著邊際，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變了《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都算了，The Next Convergence變了意思近乎相反的《經濟大逆流》是怎麼回事，而且副題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改成「大創新潮為何會帶來大失業潮」，意思完全不同，這可真是相當創新。

臥底經濟學家

看完了《誰賺走了你的咖啡錢》，乾脆跟英文版Undercover Economist一樣叫《臥底經濟學家》不好嗎，是從日常事情中介紹經濟學概念的著作。

例如一開始作者以鐵路站附近咖啡店為例，為甚麼會那麼貴，原因是方便的地點具有稀有性，而且顧客為求方便較不在意價錢。高利潤不一定代表剝削，可以是稀有性引起，不過有些行業則是人工方式阻止競爭者，以便獨佔好處，例如政府設定某些行業的入行門檻、暴力介入、專業牌照等。

利潤可以透過價格差異增加，例如不太在意價錢的顧客收貴一點，嫌貴的人則收便宜一點。直接這樣做會引來不滿，但作者指像公平貿易咖啡這樣的商品，成本其實增加不了多少，但價格則遠高於一般咖啡，這樣做實際上是咖啡店區分顧客的手段，找出願意付多點的顧客，咖啡店就能賺多一點。星巴克為各種差別不大的咖啡標上不同價錢，也是為了類似目的。有機食品、大減價也是這種「自投羅網」的策略。價格差異也可針對特定對象或群體提供「優惠」，實際上為企業帶來更高利潤。

價格差異需要不讓對價格不敏感的顧客接觸較便宜商品，這樣他們才願意付較多錢，例如英國火車經濟廂沒有桌子、免費候機室設計成比較不舒服、超市自家品牌包裝較差劣，都是為了防止較有錢的顧客接觸這些便宜貨，而不去付更高價格買較昂貴的產品。

在完全競爭的市場，價格反映出顧客的偏好，企業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生產量會自動調整，會買東西的人就是認為價格合理的人，沒有比此更有效率的方法。非市場體系，如教育，會令價值、成本與利益的真正定義消失，不知道家長願意多花多少錢改善學校，也不知道好學校需要多少錢。這種資訊缺乏有時可帶來平等與穩定，但有時會令社會錯亂與浪費，無法確定納稅人花的錢是否真能對社會有更大貢獻。

抽稅也會帶來無效率，因為稅會令價格與成本不再相等，有些本來可以存在的交易會因稅而無法成立。作者引用Kenneth Arrow的研究指，重新安排大家的「起跑點」，在競爭市場中也能帶來有效率的結果。

完全競爭的市場在現實中不太可能出現，除了企業以稀有性得到超出成本的利潤外，市場失靈還包括外部性與資訊不對等。外部性是指個人行為帶來對他人的影響沒有得到補償或收費，例如開車會造成空氣污染與塞車。作者認為牌照費與燃油稅對減少塞車效用不大，牌照費並未針對開車的邊際成本，反正都是要付，車主會覺得越多開車才有賺；燃油稅則沒有針對尖峰時間的開車行為。作者認為就這些外部成本課稅才最有效，收費應反映所有外部成本，包括空氣污染、噪音與延誤時間，也可吸引市民乘搭公共交處工具、共乘、在家工作等。作者認為與其將環保當成道德議題，不如提供資訊與誘因，讓我們知道外部性成本，將外部納入內部。經濟學談的就是誰得到甚麼，以及理由為何。

買賣二手車可反映資訊不對等對市場交易的影響，賣方知道車的狀況，而買方不知道，那麼買方會覺得標低價的車很可能是狀況不好，但標較高價的車也不一定是好車，好車的賣方一定不願賤賣車子，但又無法向買方證明這是好車，交易就很難出現。可能的解決方法是賣方開設昂貴的陳列室，讓買方較有信心認為賣的是好車。同樣道理也適用於品牌花大筆金錢在沒甚麼內容的廣告，因為這讓顧客更相信品牌會持續努力生活高品質產品。資訊不對稱並非無解，但解決方法不保證有效，而且成本很高。

資訊不對稱也可能引起道德危險，例如買了保險就不負責任做危險的事。醫療保險的資訊不對稱既會令保費上升，也令病患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英國醫療體系將市場完全排除在外，卻需要冷酷地將病患看成數字，以分配有限的資源。作者認為，較切實的策略是確保資訊流通，並令病患者有選擇的機會。作者建議大部份醫療支出由民眾自付，但昂貴的醫療項目由保險承擔，由政府強制參與，並補助收入不足的人一定金額。

關於股票市場，作者重提利潤來自稀有性，企業能有長久利潤，或許是因為它有不可取化之處、控制一套標準、技術較高人一等或者有忠實的用家。網絡公司都沒有「競爭免疫力」，難以保證長久利潤，因此二千年科網股的本益比越高於歷史平均，就較像是泡沫而不是新科技帶來全新的高點。

作者談及紐西蘭拍賣無線電頻譜的失敗經驗，將理論的「維克利拍賣」(秘密標價，第二價價位中標)應用到實際上，沒有認清投標者興趣所在、沒有設底價，結果失敗收場。英國3G頻譜拍賣的籌備人則更為謹慎，採取公開拍賣，事先找尋有興趣的買家，事先進行模擬拍賣，規定競標者需不斷出價，否則會遭淘汰等，結果為英國政府進帳225億英鎊。

作者指窮國沒有經濟發展的原因在於土匪政府、資源浪費及壓制性法規，這些都是為了方便索賄而出現，阻礙國家成長發展。即使國家出錢投資，也會因為官員獨斷與缺乏監督而浪費。扭曲的法規阻礙工程計劃與企業發展，沒有良好工作機會，學童也沒有動機努力學習。作者建議貧窮國家應減少行政繁文縟節，令小企業發展，並降低關稅，加入國際經濟體系，進口資源、取得貸款和設備，才能蓬勃發展。

作者認為國際貿易令各國可專注於自己有比較優勢的項目，貿易是進口與出口並行，貿易障礙可以一部份本土經濟，卻阻礙出口行業，損害另一部份本土經濟。開放貿易會令本國部份行業人員失業，但作者認為解決之道在於對受傷害的人給予協助，而不是禁止貿易，令另一部份從事出口相關行業人員受損。作者懷疑國際貿易令富有國家將污染輸入貧窮國家的說法，並指出化工等高污染行業都需要高技術、可靠基礎建設與穩定政治環境，這些行業在美國成長最快。

最後作者談及中國經濟發展，指出中國開放市場時的優勢包括︰在世界勞工密集產業佔一席之地、藉出口賺取之外匯購買原材料及發展科技、透過外資引進最新的商業與生產技術。中國吸引外資投資的先天優勢在於強大的內需市場，而且有香港與台灣協助中國與國際接軌。

以本書入門認識經濟學概念，應該比教科書較有趣。

隨機騙局

看完了《隨機騙局》，作者是《黑天鵝》那位，《黑天鵝》太多人借附近的圖書館都借不到，就先看《隨機騙局》。

作者稱本書為個人隨筆，討論作者對風險的想法。作者抨擊以計量方式談論機率，認會社會科學中的機率因我們無知而缺乏意義。必要條件與原因是兩回事，許多人的成功都是有運氣之助，而不是單單因為他們的特質。其餘像將信念當成知識、理論當成真實、巧合當成法則、雜訊當成訊號等，都是本書的主題。

作者以金融交易員及牙醫對比，說明牙醫在所有可能人生中的財富平均值遠比交易員高，依此標準牙醫才是較有錢的人。「我們必須同時考慮觀察到和沒有觀察到的可能結果。」(p. 69)

現實惡毒之處在於因風險而致命的事件並不常見，以為可以控制風險的做法，卻可因為罕見事件而沈船，作者稱之為黑天鵝問題，即看到一千隻白天鵝，也不能確定所有天鵝都是白色。現實也不會告訴我們正在冒險，讓我們只看到財富產生出來，就以為風險很低。在未出事之前，我們反而會抱怨保險做法無謂花費又沒有把握賺錢機會。

資訊也可能會令人們對風險的觀念扭曲，我們的大腦對抽象事物不感興趣，較注意栩栩如生的風險。新聞媒體以各種活生生的情節刺激情緒，令人們關切像瘋牛症那樣的威脅，卻不理會車禍造成在十年內數十萬人死亡。

蒙地卡羅模擬法是運用電腦程式模型多個隨機樣本路徑，以觀察樣本路徑的分布表現。從不同虛擬歷史中，可以看到不同現象的抗隨機性有多強。作者的模擬結果是，看好的交易員會在市場大漲時致富，但價格一跌就一無所有，空頭交易員則大漲未完就全部陣亡，反而部份選擇權買家會為自己作保險，比較能長久生存。

我們在面對隨機性時總是不能從歷史中學習，覺得「這次不一樣」，災難只會在他人身上出現，自己不會遭殃。到事件發生後，又總是會事後孔明，覺得自己早知如此，但這樣最多只代表我們長於「預測」過去，不代表能預測未來。

遍歷性(ergodicity)是指長期而言，樣本路徑會彼此相似，即幸運的傻瓜際遇會慢慢趨近沒那麼好運的白痴，而有一技之長卻運氣不好的人最後會抬頭，每個人回歸自己的長期特質。雖然作者沒說需要多長時間，若比人的一生還長就好像沒甚麼意思。

作者認為經常發生的新聞雜訊比訊號多，這種資訊缺乏統計顯著度，不能得出有意義的結論，對了解世界沒有幫助。新聞只是希望獲取讀者的注意力，並不會理會雜訊有甚麼意義，令沒有蒸餾過的資訊充斥市場。

作者舉例指，假如一位業餘投資者，每年的超額(相比美國國債)報酬率為15%，但誤差率為10%，即一百次有六十八次左右每年在5%-25%範圍內。他每一年觀察一次表示的話，超額回報的次數是93%，但假如他每一秒都觀察一次自己的表現，超額回報的次數則只有50.02%，因為他的觀察會更受波動影響。負面情緒的影響比正面情緒大，兩者不能一對一抵銷，這代表這位投資者越頻密觀察自己的表現，他的情緒就越低落，雖然總體表現還算不錯。

作者批評文學知識份子運用科學術語卻不知所云，並指出以蒙地卡羅方式製造的論文與他們的差不多，科學重視的是方法嚴謹，可以用普通語言說明，而許多文學知識份子的作品，卻只是將偉大概念隨便列為參考文獻了事。

作者列出被隨機性愚弄的交易人特質︰高估自己信念的準確程度、死守所持資產、改變說詞，本來是作短線交易，在虧損時延後賣出，稱之為長線投資、沒有事先訂定發生虧損時的應變計劃、缺乏批判思維修正自己原來的做法並止蝕。我們認為的好交易人可能只是被隨機性愚弄的交易人，只因他們在大漲時都逢低買進賺了錢，但到跌市，同樣的策略就會令他們消失，等待下一批人再歷史重演。

作者將此與演化論連結︰假如短期內隨機幸運兒取得優勢，並繁殖其特質，在遍歷性推斷下，這種動物終將在稀有事件中變得脆弱，最後物種會滅絕，可見演化論並不代表物種會越來越適應環境。

我們對機率，或者說事情出現的頻率比較在意，但作者指機率本身並沒有足夠訊息，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期望值，也就是機率與回報相乘的值。例如在一場賭局，A結果出現的機率是99.9%，回報是正一元，B結果出現的機率是0.1%，回報是負一萬元，那麼即使A結果出現機率極高，這場賭局的期望值也是$-9.001($1*99.9%+-$10000*0.1%)，並不值得下注。同樣道理也適用於股市，預期牛市或熊市本身沒太大意義，要同時看預期波幅才可得出有意義的訊息。

稀有事件令狹隘解讀時間序列預測未來變得可疑，例如部份亞洲國家在九十年代與美元掛勾，令投資人以為這些貨幣很安全，怎料一九九七年夏天它們卻大幅貶值。出版商不斷發行只有低機率大獲好評的書籍，也是因為一本像《哈利波特》般大獲成功的書就能支持出版商十年。

作者推崇Popper對理論的見解，認為理論只有經檢定並否證為錯，及仍未經否證但會證明為錯的兩種，理論不能被證實，因為我們永遠不能證明所有天鵝都是白的。Popper也認為知識不是總會隨資訊增加而增加，某一類知識——作者認為例如是稀有事件——不會因資訊而增加。我們可以做的是確保犯錯時必須付出成本有限，並預留錯誤時的迴旋空間。

作者也談到人對隨機性有甚麼偏誤，包括存活者偏誤、極端成功源於機運及人的生物構造無力了解機率。存活者偏誤是指，表現最好的一個能見度最高，因為輸家沒有現身。例如寫成功人士有何特質的作品都有兩種偏誤，一是只看到贏家，沒有考慮其他相同做法但失敗的人有多少；二是以為目前的資產價格執酬率永遠不變，雖然作者寫本書時還沒發生，但零九年的金融災難證明這假設並不恰當。

極端成功源於機運可用以下例子說明︰以蒙地卡羅生產器模擬一萬名虛擬交易人，擲硬幣決定他們的回報，正面一年會賺一萬，反面一年會賠一萬，表現太差的交易人則會剔出樣本。經過五年，會有三百一十三位交易人連賺五年，即使最只是機運而來，在現實生活中，他們也會受到讚揚。如果總人數更多，譬如由一萬增至二萬，這些受機運眷顧的人數自然也會增加，與個人才能沒有關係。

用已有資料建立可得出特定結果的模型稱為資料探索，以操作準則配適資料，只要嘗試次數夠多，即使是完全隨機的資料都可能用這種方法找到模式。比較兩個人的表現更會困難，因為他們在某一刻的表現都可能是隨機的結果。

真正的隨機表現也不像人們想像般，像飛鏢平均射中靶子的不同部份，有一兩支飛標集中在一起反而比較常見。只是人們會注意在這些集中的飛標，試圖從它們找出分佈規律。

非線性動態，即很小的差異會造成後來巨大不同，與隨機性配合，會令贏家全贏，出現極不公平的現象。例如QWERTY鍵盤與微軟軟體，都因過去的時機配合一路延續優勢。這種「臨界點」可能難以預測，無法以數學方式表達，作者認為重要的是認識非線性的存在，而不是為它們建立模型。有些人生僵局永遠無法事先預知結果，作者建議我們有時讓隨機決定，自己欣然接受就行。

人腦結構並不擅於機率思考，我們不能同時考慮選擇導致的兩種不同狀態，而只能想像其中之一。例如某疾病的存活率72%與死亡率28%理論上一樣，但告訴病人存活率，會使他想像康復的情況，告訴他死亡率，他就會想到葬禮，兩者引起的情緒反應大為不同。

大腦只能以近似過程來運作，而不是完全讓生活每一步都做到最好，不然時間與精力都會不足。Herbert Simon提出satisficing(satisfy與suffice結合)的觀念，指出我們在得到接近的解決方案就會叫停，不是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的。

心理學家卡尼曼與特佛斯基則以實驗發現，人類以捷徑方式思考時(也就是heuristic)，會出現重複的偏誤，例如心智會定期將參考點重設為零，令人以零碎的方式觀察現象。我們留意與參考點相比的變化，而不是絕對數字，操控這個參考點也會改變觀感，這稱為定錨。我們也會從小樣本中過度歸納，得出整體推論。大腦以兩個系統運作，系統一自動、快速、依靠情緒，系統二需要努力、控制、較為抽象，在生活上我們不時會運用系統一作決定。

演化心理學則認為大腦是為了適應，而不是為了真相。我們的大腦適應環境有限、每個人彼此認識、資訊較少的自然棲息地，沒有太大需要用機率來思考。為迅速下判斷，我們的大腦以「模組」方式運作，同一問題在不同場合也會使用不同模組，甚至可能會前後矛盾。

我們生來不會把不同事情認為沒有關係，看到A與B事件同時發生，會不禁假設兩者有因果關係。作者認為情緒難以控制，正確的道理並不能令人們有正確做法，要避免不受隨機性影響，有時只能逃避，例如不去聽某些資訊。我們也會受歸因偏誤影響，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能力，失敗卻歸因於隨機性。作者最後以斯多噶哲學為引子，指出有時運氣真的不好，但至少，要強調個人的優雅，不要怨天尤人。

或許因為是個人隨筆，本書的討論比較零散。

第二次機器時代

看完了《第二次機器時代》，討論數位科技急速改進帶來甚麼影響。第一次機器時代是指工業革命，第二次就是數位科技，作者認為數位科技驚人躍進，會帶來深遠效益，但也會造成挑戰。

一開始作者介紹各種數位科技帶來的奇觀︰Google自動駕駛系統、Siri、在問答節目獲勝的IBM電腦Watson、自動機械人Baxter、寫作機器、3D印表機等，說明數位科技逐漸克服「摩拉維克弔詭」(Moravec paradox)，即高層次推理所需計算極少，低層次運動技巧卻需要大量計算。

作者描述第二次機器時代的顯著特色是︰電腦運算能力呈指數式成長，因此每一年的改進幅度都比前一年快，速度越來越難以想像；大量數位化資訊出現，並透過各種網絡連結、重組帶來創新。人工智慧能力日趨高強，成本下降，能處理整合各種資訊，更重要的是，數位科技使每個人都有機會提出好想法，獲取並分享知識，作者認為這能推動人類進步。

數位科技直到近期開始使生產力加速上升，作者認為原因在於泛用型科技需要其他輔助性創新才會改善生產力，最重要的是流程與組織改造，並建設資訊系統。第二次機器時代也令傳統經濟學統計數字越來越不合現實，許多消費者認為有價值的事物，例如各種線上免費資源，都不會納入GDP統計內。GDP只能衡量可計算的部份，作者建議可用消費偏好或消費者剩餘衡量福祉。

在第二次機器時代，企業可以僱用少數人服務數百萬顧客，一般勞工的處境會更困難，例如美國人均GDP與人均所得中位數在1975年起就已經脫勾。贏家會是擁有資產、人力資本或特殊才能的人，技術人才越來越重要，但非技術勞工需求大減，難以自動化的工作會比較有保障。資本與勞動力的相對比例也可能會改變，自動機械人可以更便宜有效地取代勞動力的話，資本比例就會提高。

在第二次機器時代，服務自動化、地理阻隔減少、網絡與標準日益重要，最好的服務能滿足全球需要。這會造成贏家全贏的局面，令少數頂尖的人得到所有回報，第二、三名的收入相比之下不成比例地低。消費者搜尋能力加強也會造成長尾市場，企業需要提供更多樣產品與服務，滿足不同利基市場。

在第二次機器時代，所得分配趨向冪次分布，大多數人所得都低於平均。即使總體而言越來越豐盛，不均卻日益加劇。收入沒有增加，醫療、房屋、教育支出卻越來越高，美國許多家庭落得毫無財政緩衝。社會流動陷入停滯，貧窮狀況自我延續，也可能會阻礙未來科技進步，令鼓勵創新的社會，變成維護既得利益的榨取式制度。

科技也可能會帶來持續的結構性失業，勞動力面對技能需求轉變需要時間適應，但科技轉變之快令勞工有可能無法適應。而且在數位科技進步中，機器的成本越來越低，勞工無法而低於可糊口的工資與機器競爭，可能會造成部份勞工技能需求永久消失。全球化也藉「要素價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衝擊全球勞動力，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勞工，他們以廉價為優勢在全球市場中競爭，但最終可能都不及機器廉價。

面對第二次機器時代的挑戰，作者認為人類的比較優勢在於各種構思能力，想像力可以超越既有框架，五官與大腦的辨識系統依然比機器更能發揮。透過蒐集資訊與互相討論，人類可以產生機器無法做到的新概念。數位科技令自我學習更為容易，作者認為我們應該更有彈性、懂得隨機應變，跨入機器只能扮演輔助性角色的領域。

作者對第二次機器時代的政策建議有︰更好的教育，善用大型線上開放課程(MOOC)等科技改善教育質素與學習流程，提高教師待遇水平與責任要求；鼓勵創新，吸引各國人才前來創業，削減繁複的法令與管制，為不同創業者與企業提供溝通平台；運用科技建立更好的求職與求才資訊庫，改善配對情況；支持基礎研究，改革智慧財產權以適應數位科技時代，以鼓勵創新但不過度保護；設置創新獎項，建立誘因令更多人投人創新事業；提升基礎建設，如道路、橋樑、港口、機場等；更方便的移民政策以便吸引人才；因應科技進步，可以更精確地徵收交通擁塞稅，以鼓勵共乘、改搭公共交通工具；提高最高收入組別的稅率，以增加政府收入等。

長遠而言，當機器取代勞工，造成長期失業，也會令消費需求減少，帶來惡性循環。作者認為，基本收入的提案可以保證民眾所得，卻不能解決失去工作導致自主、專精與目的感的損失。作者認為傅利曼提議的負所得稅，令低收入人士從政府收到的負免稅差額，既可以幫助窮人，也可以鼓勵他們工作與報稅，而且容易管理。

作者也認為，在自動化環境中人們仍然可以有所貢獻，與機器合作解決問題。在網絡與數位科技連結中，人們也可以運用「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的方式將工作需求與勞工連繫，以獲得以往不可能知悉的工作機會。

作者對第二次機器時代帶來的進步感到樂觀，但也認為這一代比過往任何世代有更多改變世界的機會，無論個人或社會都必須更深入思考何謂重視的事物與價值，唯有審慎選擇才有可能樂觀，唯有人類自己才能塑造自己的命運。

瘟疫與人

看完了《瘟疫與人》，本書是說微寄生與巨寄生在歷史上的變化，微寄生是指微生物與人體的互動，巨寄生則是指生產食物者與非生產者的互動。一開始微生物入侵沒抵抗力族群時，會導致人體出現劇烈病徵，但致死率過高而急速則會造成宿主數量不足，在一段時間後微生物與人體的互動會趨向平穩。

假使人類的確是發源自非洲，人科動物緩緩演化為人類時，各種生物也有時間適應人類活動的改變，非洲非常多樣的人類寄生蟲，似乎暗示著這一點。衣物與房子的發現使人類可以適應各種氣候，令人類活動範圍快速擴張。同時，已經適應非洲各種寄生物的人類，在移居到較寒冷而較少寄生物的地方時，也比較容易適應。

農業與畜牧興起將人類帶進新的文明，牧人及農民都大幅改變原有的生態景觀，使當地動植物更單調，也縮短原有的食物鏈，農業也會令人口密度增加，灌溉農田又需要大量水份，這都有利於某些微生物的寄生方式。例如血吸蟲會在農田水中傳播，原蟲、細菌及病毒也在禽畜、農作物及人類數目倍增下廣泛傳播，開墾林地會使傳播瘧疾的蚊數目上升等。

寄生物在人類群體維持不中斷感染鏈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潛伏型，即病原體退到宿主體內某個部位，待宿主虛弱才發病；二是依靠宿主的數量，即不間斷地從一個體傳至另一沒有抵抗力的個體，這種方式需要宿主大量而密集存在。人類文明使幾種物種大量存在，令病原體可以大量在同一物種間傳播，也可以在不同物種宿主間展現不同特性。

城市正是宿主大量而密集存在的地方，加上污水及昆蟲媒介也加強傳染病循環，所以直至非常近代前，城市的傳染病問題都十分嚴重，必須依賴鄉間的移民潮維持人口數目。故此文明生活方式需有兩項條件︰一是農夫生育過多子女，以填補城市居民人數；二是鄉間需生產過剩糧食，以供給城市人並彌補戰爭、掠奪與饑荒的損失。

作者認為文明擴張如此輕易，與傳染病也有一定關連。有大量人口的文明中心已較適應與各種傳染病共存，使之變成「兒童疾病」，攻擊兒童及老人。反之，較隔離的小社群則對這些傳染病缺乏抵抗力，在接觸文明中心後，青壯成年人亦會染病，不論物質及精神上都受到重大打擊，造成社群內部瓦解，空出的土地就會受文明社會人侵。

印度似乎是這種文明入侵模式的例外，多種文化共同構成鬆散的印度文明。作者認為除了維護世襲的階級制度外，疾病也是重要因素。由於從印度西北而來的文明入侵者，需面對森林地區溫暖、潮濕的熱帶疾病及寄生型傳染病，無法大批、快速入侵這些區域，令印度南方及東方的原始社群得以保留。中國南方直至漢朝結束之後一直發展遲緩，似乎也是受到疾病梯度限制。

地中海地區以葡萄酒及橄欖油與較遠地區交易糧食，使希臘城邦市民與餵養他們的人更為隔絕。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間，地中海地區傳染病似乎其他地區少，沒有天花及麻疹的記載，相對而言較為健康。然而在公元前二零零年至公元二零零年期間，中國、印度與地中海間的商旅貿易穩定發展，也帶動了傳染病在各個地區傳播，似乎也令中國及地中海地區在二世紀末受到傳染病入侵。羅馬當地居民面對全新的疾病(可能是麻疹和天花)毫無抵抗力，令境內人口持續衰減，既有帝國制度無法維持，加速帝國崩解。

自公元六世紀開始另一場在地中海地區爆發的傳染病則很可能是鼠疫，透過黑鼠與跳蚤傳播給人類。這次傳染病造成人口銳減，似乎也與地中海地區無力抵抗回教帝國第一次擴張有關。在五到十一世紀期間西北歐糧食生產增加，出現與地中海地區的長程海陸貨物運輸，很可能令這些地區與地中海地區共享一個疾病庫。

中國在三、四世紀似乎也受未知傳染病入侵，有可能是天花，據稱令中國廣大地區損失二至三成人口，漢朝帝國結構也在差不多時間瓦解。鼠疫最早記載則是在七世紀初，影響沿海地區，令帝國需要自遊牧民族借兵平亂，加速帝國滅亡。

作者推論，自一世紀例行貿易接近開始，舊世界各文明疾病庫會更為劃一，到十世紀，傳染病重組造成的生物調適大致完成，則使歐洲及中國人口再度攀升。這種模式在大草原民族的進展速度應該差不多快，否則土耳其人及蒙古人就不可能入侵文明地區。

蒙古帝國興起穿越了文化及流行病學的界限，也建立了以前沒有的較北向交通路線，即穿過歐亞大草原的路線。作者推斷，在十三世紀後期，蒙古騎士快速穿越這些路線，將鼠疫桿菌由喜馬拉亞山麓轉至歐亞北部，經過一世紀感染嚙齒動物後，鼠疫在十四世紀中期開始經由車旅客棧在中國與歐洲傳播。在歐洲，鼠疫經船運由地中海地區傳入北歐，加上十四世紀歐洲人口飽和，資源幾近極限，也令鼠疫更易傳播。因為鼠疫反覆爆發，令歐洲人口經過約百年至一百三十三年時間，吸收鼠疫帶來的震盪。

在中國，人口從一二零零年至一三九二年間減少一半，除了因為戰事動亂外，更大原因也可能是鼠疫爆發。蒙古勢力衰退及草原城市中心式微，似乎也引證了鼠疫造成不可挽回的人口與經濟損失，令既有制度無法維持。到了十五世紀後半，歐洲及中國都開始復元，人口數目又再度成長。

作者認為美洲在歐洲人抵達前的傳染病庫比舊世界少，原因可能是當地禽畜不帶傳染給人的傳染病。面對歐洲人，美洲人對傳染病幾乎毫無抵抗力，也沒有足夠禽畜可於作物失收時用作糧食庫，人口密集的墨西哥和印加帝國人口崩潰，美洲人總數可能由一億劇降至一六二零年的一百六十萬。疫病之慘烈也令美洲人認為是上天的懲罰，而且西班牙對此卻幾乎完全免疫，看起來他們才是「天神選擇的人」，以往的政權與信仰完全無法維持。

美洲在歐洲人抵達時面對的是天花，隨後在十六世紀還要面對麻疹、斑疹傷寒與流行性感冒，開始加入舊世界的流行疾病群。非洲疾病也隨之而來，兩大疾病分別是瘧疾和黃熱病。

自十八世紀起，人類與寄生微生物之間的關係更為穩定，文明族群擴張，隔離群落加速崩解，寄生物更多依賴容易染病的兒童寄生，宿主數目更穩定，對宿主及寄生物都有好處。同時，舊世界自美洲傳入的糧食作物，如玉蜀黍、馬鈴薯、番茄、紅番椒、花生及樹薯等，令人口數目極限提升，也令文明族群成長。作者指，火藥與大砲普及也令少數「火藥帝國」壟斷絕對武力，戰爭與掠奪空間變小，更受官僚體系控制，也指向偏遠而人煙稀少的地區。

鼠疫令歐洲出現檢疫制度，醫院則令歐洲醫師同仁想法交流更容易，更有動力嘗試新療法。發現新大陸也帶來大量新事件，無法以古代學術框架解釋，動搖古代學術的崇高地位。即使如此，現代醫學直至十八世紀中期，才算是對人類存活及人口長生造成大規模差異。天花接種的發明，加上政治上的意外事件及科學組織的交流網絡，令天花接種得以普及，大幅降低天花的死亡率。

十九世紀末起，醫學研究人員成功分離及研究出各種傳染病菌，合成新藥，發明疫苗，引進衛生程序，更動人類與疾病宿主接觸模式，國際醫學組織合作等，例如為防止霍亂而建設現代下水道設施，令城市人口可以在不依賴鄉間移入人口下得以維持或增加。這樣鄉間轉往城市移民向上流動的模式就遇上障礙，只能成為都市邊緣人。關於早婚及早生育的限制也在城市背景下大為減弱，加上傳染病致命數減少，令人口數目開始異常上升。

作者總結指，雖然許多傳染病現在已無足輕重，但現代的醫學還是需要面對挑戰，其中之一流行性感冒病毒，其流傳速度快，引發的免疫期短，病毒也相當不穩定，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改變。此外，大自然也可能會有些名不經傳的生物逸出生態區位，襲擊人類造成災難。人口數目激增，也會令糧食供應與人類飢餓之間的緩衝時間變短。微寄生與巨寄生的平衡並不穩定，而會是一系列劇烈變遷與突兀的振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