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瘟疫與人》，本書是說微寄生與巨寄生在歷史上的變化，微寄生是指微生物與人體的互動，巨寄生則是指生產食物者與非生產者的互動。一開始微生物入侵沒抵抗力族群時，會導致人體出現劇烈病徵，但致死率過高而急速則會造成宿主數量不足，在一段時間後微生物與人體的互動會趨向平穩。
假使人類的確是發源自非洲，人科動物緩緩演化為人類時，各種生物也有時間適應人類活動的改變，非洲非常多樣的人類寄生蟲，似乎暗示著這一點。衣物與房子的發現使人類可以適應各種氣候，令人類活動範圍快速擴張。同時，已經適應非洲各種寄生物的人類，在移居到較寒冷而較少寄生物的地方時，也比較容易適應。
農業與畜牧興起將人類帶進新的文明，牧人及農民都大幅改變原有的生態景觀，使當地動植物更單調，也縮短原有的食物鏈，農業也會令人口密度增加，灌溉農田又需要大量水份，這都有利於某些微生物的寄生方式。例如血吸蟲會在農田水中傳播，原蟲、細菌及病毒也在禽畜、農作物及人類數目倍增下廣泛傳播，開墾林地會使傳播瘧疾的蚊數目上升等。
寄生物在人類群體維持不中斷感染鏈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潛伏型，即病原體退到宿主體內某個部位，待宿主虛弱才發病；二是依靠宿主的數量，即不間斷地從一個體傳至另一沒有抵抗力的個體，這種方式需要宿主大量而密集存在。人類文明使幾種物種大量存在，令病原體可以大量在同一物種間傳播，也可以在不同物種宿主間展現不同特性。
城市正是宿主大量而密集存在的地方，加上污水及昆蟲媒介也加強傳染病循環，所以直至非常近代前，城市的傳染病問題都十分嚴重，必須依賴鄉間的移民潮維持人口數目。故此文明生活方式需有兩項條件︰一是農夫生育過多子女，以填補城市居民人數；二是鄉間需生產過剩糧食，以供給城市人並彌補戰爭、掠奪與饑荒的損失。
作者認為文明擴張如此輕易，與傳染病也有一定關連。有大量人口的文明中心已較適應與各種傳染病共存，使之變成「兒童疾病」，攻擊兒童及老人。反之，較隔離的小社群則對這些傳染病缺乏抵抗力，在接觸文明中心後，青壯成年人亦會染病，不論物質及精神上都受到重大打擊，造成社群內部瓦解，空出的土地就會受文明社會人侵。
印度似乎是這種文明入侵模式的例外，多種文化共同構成鬆散的印度文明。作者認為除了維護世襲的階級制度外，疾病也是重要因素。由於從印度西北而來的文明入侵者，需面對森林地區溫暖、潮濕的熱帶疾病及寄生型傳染病，無法大批、快速入侵這些區域，令印度南方及東方的原始社群得以保留。中國南方直至漢朝結束之後一直發展遲緩，似乎也是受到疾病梯度限制。
地中海地區以葡萄酒及橄欖油與較遠地區交易糧食，使希臘城邦市民與餵養他們的人更為隔絕。在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前三世紀間，地中海地區傳染病似乎其他地區少，沒有天花及麻疹的記載，相對而言較為健康。然而在公元前二零零年至公元二零零年期間，中國、印度與地中海間的商旅貿易穩定發展，也帶動了傳染病在各個地區傳播，似乎也令中國及地中海地區在二世紀末受到傳染病入侵。羅馬當地居民面對全新的疾病(可能是麻疹和天花)毫無抵抗力，令境內人口持續衰減，既有帝國制度無法維持，加速帝國崩解。
自公元六世紀開始另一場在地中海地區爆發的傳染病則很可能是鼠疫，透過黑鼠與跳蚤傳播給人類。這次傳染病造成人口銳減，似乎也與地中海地區無力抵抗回教帝國第一次擴張有關。在五到十一世紀期間西北歐糧食生產增加，出現與地中海地區的長程海陸貨物運輸，很可能令這些地區與地中海地區共享一個疾病庫。
中國在三、四世紀似乎也受未知傳染病入侵，有可能是天花，據稱令中國廣大地區損失二至三成人口，漢朝帝國結構也在差不多時間瓦解。鼠疫最早記載則是在七世紀初，影響沿海地區，令帝國需要自遊牧民族借兵平亂，加速帝國滅亡。
作者推論，自一世紀例行貿易接近開始，舊世界各文明疾病庫會更為劃一，到十世紀，傳染病重組造成的生物調適大致完成，則使歐洲及中國人口再度攀升。這種模式在大草原民族的進展速度應該差不多快，否則土耳其人及蒙古人就不可能入侵文明地區。
蒙古帝國興起穿越了文化及流行病學的界限，也建立了以前沒有的較北向交通路線，即穿過歐亞大草原的路線。作者推斷，在十三世紀後期，蒙古騎士快速穿越這些路線，將鼠疫桿菌由喜馬拉亞山麓轉至歐亞北部，經過一世紀感染嚙齒動物後，鼠疫在十四世紀中期開始經由車旅客棧在中國與歐洲傳播。在歐洲，鼠疫經船運由地中海地區傳入北歐，加上十四世紀歐洲人口飽和，資源幾近極限，也令鼠疫更易傳播。因為鼠疫反覆爆發，令歐洲人口經過約百年至一百三十三年時間，吸收鼠疫帶來的震盪。
在中國，人口從一二零零年至一三九二年間減少一半，除了因為戰事動亂外，更大原因也可能是鼠疫爆發。蒙古勢力衰退及草原城市中心式微，似乎也引證了鼠疫造成不可挽回的人口與經濟損失，令既有制度無法維持。到了十五世紀後半，歐洲及中國都開始復元，人口數目又再度成長。
作者認為美洲在歐洲人抵達前的傳染病庫比舊世界少，原因可能是當地禽畜不帶傳染給人的傳染病。面對歐洲人，美洲人對傳染病幾乎毫無抵抗力，也沒有足夠禽畜可於作物失收時用作糧食庫，人口密集的墨西哥和印加帝國人口崩潰，美洲人總數可能由一億劇降至一六二零年的一百六十萬。疫病之慘烈也令美洲人認為是上天的懲罰，而且西班牙對此卻幾乎完全免疫，看起來他們才是「天神選擇的人」，以往的政權與信仰完全無法維持。
美洲在歐洲人抵達時面對的是天花，隨後在十六世紀還要面對麻疹、斑疹傷寒與流行性感冒，開始加入舊世界的流行疾病群。非洲疾病也隨之而來，兩大疾病分別是瘧疾和黃熱病。
自十八世紀起，人類與寄生微生物之間的關係更為穩定，文明族群擴張，隔離群落加速崩解，寄生物更多依賴容易染病的兒童寄生，宿主數目更穩定，對宿主及寄生物都有好處。同時，舊世界自美洲傳入的糧食作物，如玉蜀黍、馬鈴薯、番茄、紅番椒、花生及樹薯等，令人口數目極限提升，也令文明族群成長。作者指，火藥與大砲普及也令少數「火藥帝國」壟斷絕對武力，戰爭與掠奪空間變小，更受官僚體系控制，也指向偏遠而人煙稀少的地區。
鼠疫令歐洲出現檢疫制度，醫院則令歐洲醫師同仁想法交流更容易，更有動力嘗試新療法。發現新大陸也帶來大量新事件，無法以古代學術框架解釋，動搖古代學術的崇高地位。即使如此，現代醫學直至十八世紀中期，才算是對人類存活及人口長生造成大規模差異。天花接種的發明，加上政治上的意外事件及科學組織的交流網絡，令天花接種得以普及，大幅降低天花的死亡率。
十九世紀末起，醫學研究人員成功分離及研究出各種傳染病菌，合成新藥，發明疫苗，引進衛生程序，更動人類與疾病宿主接觸模式，國際醫學組織合作等，例如為防止霍亂而建設現代下水道設施，令城市人口可以在不依賴鄉間移入人口下得以維持或增加。這樣鄉間轉往城市移民向上流動的模式就遇上障礙，只能成為都市邊緣人。關於早婚及早生育的限制也在城市背景下大為減弱，加上傳染病致命數減少，令人口數目開始異常上升。
作者總結指，雖然許多傳染病現在已無足輕重，但現代的醫學還是需要面對挑戰，其中之一流行性感冒病毒，其流傳速度快，引發的免疫期短，病毒也相當不穩定，每隔一小段時間就會改變。此外，大自然也可能會有些名不經傳的生物逸出生態區位，襲擊人類造成災難。人口數目激增，也會令糧食供應與人類飢餓之間的緩衝時間變短。微寄生與巨寄生的平衡並不穩定，而會是一系列劇烈變遷與突兀的振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