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People’s Money

看完了Other People’s Money，主題是金融的本質與近年金融化現象的起源。作者認為金融業只是其中一種行業，應該與其他行業受同樣原則評斷。金融業主要在四方面貢獻社會與經濟︰一，提供支付體系；二，配對借方與貸方；三，管理生命週期與不同世代間的個人資產；四，應對在生命與商業活動的風險。

作者認為，金融化現象雖然令金融業擴張，在服務上述四方面卻沒有很大進步。金融業表面上賺取的豐厚利潤，只是從其他行業掠奪而來，並未反映其對經濟的貢獻。更多的金融管制並未能解決問題，應該改變管制的哲學，注意行業結構與個人誘因，著手處理令制裁無法執行的政治力量。

金融化現象有兩項主要元素︰以交易取代人際關係，與金融業的結構重組。金融業變成交易主導，並不是因為實體經濟需要改變，而是由金融市場全球化、衍生證券市場出現、金融分析數學工具發展、遇上管制放鬆浪潮等一連串因素影響而成。固定利率產品、外幣與商品(FICC)成為新交易文化的核心。

金融機構由合夥企業轉為有限公司，以籌集更多資金，並讓舊有合夥人將商譽價值折現。在變為公開上市公司後，金融機構管理層作好決定的回報，大於作壞決定的損失，因此對風險管理的誘因減少，也較注重短期表現。在各國金融機構向全球擴張，投資銀行與零售銀行業務結合後，也根本沒有人能管理這些大型跨國複合體。金融機構高層報酬因為股權花紅而急增，但薪酬水平與表現相關的證據卻很薄弱，高層薪酬提高更可能是代理人問題的結果。

經濟學提供自由市場意識形態，並自1960年後發展出各種金融經濟學模型，對金融政策造成影響。作者指出風險交易市場增長雖然帶來好處，但資訊不對等會令交易有灰色空間。風險市場在歷史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以資訊不對等對賭，一方贏家是另一方的輸家；另一種是共同承擔風險，各出資者在遇上不幸時互相幫助。

經濟學定義的理性並未考慮人們實際特質，包括追逐夢想、喜歡自己可以控制的感覺、偏向樂觀，以及面對不確定性時以故事作解釋。按照經濟學其中一派的效率市場模型所稱，所有已知資訊已反映在股票價格上，但假如是這樣，股票市場根本不應有交易出現。

作者認為，「格林斯潘學說」，即金融創新必然令風險更有效分配的說法，在兩種層面下不正確。一是它以為風險轉移屬於保險一類，而不是透過資訊不對等對賭那一類。更大的錯誤則是它關注的只是金融體系風險，而不是實體經濟關注的風險，例如失業、意外、疾病等，這些風險是由家庭與國家承擔。

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出現嚴重道德危機，缺乏誘因評估信貸品質。金融從業員與投資者的個人關係由交易取代，相互信任消失，由透明度取代。金融中介的規模與活動急增，但中介服務的品質大為下降。金融服務不是照顧的最終使用者，而是為了中介自己。

對於金融業特別強調的流動性，作者指出，金融業並無特別，所有行業都有這種情況，例如所有人同時購買牛奶也會令供應不足。流動性是指有序回應突發需求的能力，方法是保有存貨，或者暫時轉移其他用途的貨物滿足需求。對金融服務最終使用者而言，流動性只需要中等程度已足夠，極端的流動性只是金融市場專家的需要，目的是為交易而交易。

如果股票之間不會互相影響，只需要不多的上市公司就足以令風險分散。但假如股票互相影響，即使再多上市公司也不能分散風險。至於「另類資產」，則更像是現有資產重新包裝，即使如果槓桿與重新包裝，當中資產的風險也不會改變。資產抵押債券運用的是「追尾」策略︰有高機率獲得中等回報，但有低機率大幅損失。當金融機構用其他人的錢來下注，加上「追尾」策略與購入資產者往往是高估價格者的「贏家詛咒」，交易就會偏向高槓桿與波動的活動。

事件準確反映在企業價值的時間增加，但評價資產經理表現的間隔變短，令股票市場的基本價值派被交易派取代。企業越來越費心於滿足市場預期，而不是商業現實所需。投資銀行為賺取巨額佣金推動違規交易。金融管制像貓捕鼠，更多管制帶多更多鑽空子行為，在管制、稅務、會計與法律上套利。未來預期利潤按現時市價計算，令交易員不需要理會這些利潤是否真會實現，到時他們已經賺一大筆後離去。

作者認為，金融機構並不是真的賺很多錢，交易部門與零售部門互相補貼，後者事實證明會得到政府全數保障。金融機構的股東獲利率並不高，許多利潤已付給高層職員。資本回報率既可以靠利潤上升，也可以靠資本減少而增加，銀行採用後者，以極高槓桿率推高資本回報率。政府對金融機構的保障等於採取追尾策略，在出事時需要提供大規模補貼，也令許多本來不會出現的金融活動發生。

作者指，金融體系兩大主要功能，是尋找新投資機會與管理已有長期資產，以資本分配及儲蓄為管道。在房貸融資方面，美國近年房貸金融中介鏈不斷加長，借貸雙方聯繫減弱，不良貸款管理欠佳，證券化與資產負債表外的活動增加，但資本分配的效率卻沒有改善。基礎建設融資被複雜難明的金融交易綁架，令開支大為增加。

對現代的大型上市公司而言，許多重要資產是無形資產，而且可以自行產生足夠現金供投資所需。部份大型公司借錢只是為了避稅，與商業活動無關。為中小型企業融資的機構，需要貸方擁有相關行業知識，與企業建立個人關係，借貸雙方在地理上集中也更為有利。中小型企業融資不可能由電腦程式有效運作，也不能由巨型金融複合體完全取代。

金融化現象後儲蓄管道的中介鏈也更長更複雜。各國銀行體系存款最大用途都是住宅房貸，但銀行近年在資產負債表上加上許多互相借貸的合約，擴大資產負債表。以2012年的德意志銀行為例，其資產價值為二萬億美元左右，資本只有其五十分之一，而衍生產品曝險則達五十多萬億美元。雖然這些曝險部份已作避險，但當中0.1%承受損失已足以侵蝕銀行所有資本。作者表明，不應該讓這些交易活動摧毀整個儲蓄管道，政府應分隔開銀行的儲蓄管道與交易活動。

我們需要投資管道轉移收入與消費到不同時間與世代。過去投資管道中介負責管理資產與風險，近年則轉為透明的中介，由儲蓄者本身承擔投資風險。由於透明中介透過交易費與佣金收費，他們更有興趣將現有資產以金融工程包裝轉售，偏向行動，為短期獲利可以不理會銀行與企業的長期關係。

現時資產經理缺乏尋求行內新投資機會的技能，也對已有投資機會缺乏認識。作者認為，即使是大型資產經理也不可能同時對數以千計公司有充分認識，他們的投資組合應該更為集中，減少持股數目。資產經理彼此的活動與投資組合，應按投資風格或專業領域更為專門化，並對企業管理層更為支持。不斷要求投資基金流動與透明，既要花費大量成本，回報表現也不比封閉基金好。

1980年代起，傳統、國內、通常非正式的金融安排，由全球化與績效制統一與取代。雖然這過程被稱為管制鬆綁，但實際上金融業管制的範圍與責任穩步增加。金融管制以監管銀行與監察證券市場為兩大主流。在監管銀行方面，巴素爾體系據稱有三條支柱︰資本要求、監控與披露。但作者指監控與披露實際上並無有效執行，銀行財務狀況表日益不透明，政府安全網則令遵從披露要求的意欲更低。資本要求名義上只是8%，與其他企業相比甚低，實際上則因為資本按風險加權計算而更低，而且銀行以證券化與結構投資工具(SIVs)進一步鑽規則空子。

在監察證券市場方面，當中哲學是假設所有交易都只基於資訊進行，監管當局的主要目前是讓公眾獲得更多有用資訊。結果是監管當局更像是賭場的監管者，著重參與市場交易的人，而不是市場用家的利益。促進交易活動本身變成目的，實體經濟企業與儲蓄者的需要未受重視。提供更多資訊並未提高資訊的質素。監管當局旨在保護市場，但未有保護證券市場的顧客。

金融管制需要面對的困難，包括受到強大遊說團體的政治壓力，監管機構難以聘請有能力的基層職員，監管者不容易挑戰金融機構的行事方式，因為許多資訊與知識都只有金融機構本身知道。預防措施本身也沒有政治吸引力，處理好已發生的危機才會獲得公眾掌聲。

作者以電力為例，指出假如政府試圖透過操控電力供應與價格管控經濟，許多人都會認為這不是好提議，因為結果會是電力供應與使用缺乏效率。但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正是做類似的事，調整利率以影響信貸與流動資產的供應。利率上升會影響房屋購買者，下降會影響領取退休金人士。向銀行提供低成本資金會提高銀行獲利，增加流動性供應，傾向推高資產價格，對不同收入組別與世代產生重要分配影響。這些影響許多是不可取的意外結果，反映貨幣政策並非自動與客觀。

作者批評，現時經濟政策總是在想「市場會有甚麼反應」，市場預期變成政策目的本身。英、美、法政府在可見將來會債務違約的機率基本上是零，但債務目標仍然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這些國家本來應該利用低息機會，發行短債以更有利條款為債務再融資，並投資基礎建設。但它們卻大量購買自己的債務，以維持資產價格並幫助銀行體系重新建立資本。

作者提出，金融體系需要更根本的改革以保持穩定，改革原則應包括︰重新建立簡單、直線而短的中介鏈；重建專門、聚焦、與金融服務用家有直接連繫的金融機構；要求處理或建議如何處理他人金錢者遵守忠誠與謹慎原則；以刑事與民事懲罰執行管理他人金錢者的行為準則；同等對待金融服務與其他行業；不再以金融業界為經濟政策工具。

作者指，強健的體系應該簡單、能夠應付失效並擁有備餘應對，現有金融體系沒有這些要素。零售銀行與投資銀行服務有利益衝突，兩者應該分隔。金融中介與交易員的角色並不一致，應該明確分開。投資管道的資產經理應更為分工，滿足用家需要，特別是小型商業部門。金融犯罪應以嚴格責任執行，即使金融機構高層自己沒有故意違規，在出現損失時也需要負責。

改革金融業在金錢對政治的影響沒有減少下難以成功，遊說團體左右選舉，旋轉門令政治家與官員受收私人部門好處，令政策不符合公眾利益。作者承認，金融體系不會突然變得更為滿足實體經濟需要，但長遠而言，理念會發揮影響。在民主社會中，對抗權力濫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以教育創造更知情的公眾意見。

網絡讓我們變笨？

看完了《網絡讓我們變笨？》，主題是網絡怎樣改變我們的腦部與行為。作者指，在我們熟習運用網絡後，以往冷靜、專注、不受干擾的直線思考頭腦，被需要簡短、不相連、經常同時激發地吸收與發佈資訊的頭腦取代，而且越快越好。

大腦神經具可塑性，會因為我們的經驗而改變，卻也會為我們行為定調，將透過活動強化的神經迴路定形。例行活動會越來越快，沒用到的迴路則會被剔除。各種科技並不純粹只是工具，也會在使用時強化與削弱特定神經迴路。

作者以印刷頁面為例，指出閱讀比口述令人更容易理解文字意義，並發展出長時間集中的能力，讓讀者可自行在文字中建立關連。作家寫作更為個人與偏離正統，並可以修正自己的作品，擴充自己的論證與抽象概念。

網絡時間增加件隨著閱讀印刷出版物時間減少。網絡是一種萬用媒體，取代以往眾多功能單一的工具，能夠與讀者互動、提供超連結、能輕易搜尋內容、同時展示多媒體內容。作者認為，單是將紙本書籍內容移至具連線功能的電子裝置，就會令它變成很像網站的東西，身處網絡的種種干擾，以連結與其他數位功能讓讀者四處漂流。

當閱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有參與感，社交因素凌駕文學因素，作家的風格會改變，使用容易被人接受的風格，以方便別人討論。對網絡影響的研究指出，線上環境會促使我們閱讀變得草率、思考急逼而不專注、學習膚淺而不深入。網絡一方面抓住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不斷觀看螢幕，卻又會透過快速連發的訊息與感官刺激，打散我們的注意力。

使用網絡時，大腦廣泛區域都會活動，為衡量眾多連結、瀏覽相關網頁下決定，同時處理無數感官刺激。腦部資源分配至這些決定，會干擾認知與記憶能力，犧牲深度閱讀，無法透過思考創造豐富連結，變為單純的資訊解讀者。當短期工作記憶的資訊超過認知負荷，資訊就無法深入轉為長期記憶，難以分辨資訊是否重要。

網絡本來就是設計成中斷系統，一種刻意用來分散注意力的機械。每一次訊息通知都代表思緒短暫中斷，腦內資源需要暫時重新分配。當中斷頻率很高，思索會分散，記憶會受阻，我們也會變得緊張不安。注意力轉移需要「轉換成本」，大腦需要花時間改變目標，並阻擋前一項工作殘留的認知干擾，增加我們忽略或誤判重要資訊的危險，過度高估當下發生的事。

大多數網絡使用者平均只花不到半分鐘觀看一個頁面。數位閱讀變成快速掃視內容，容易令人接觸廣泛主題，但涉獵不深。掃視閱讀本身成為主要閱讀方式，讓我們在手眼協調、反射作用與視覺提示處理能力得到改進，可能也加強了快速解題能力與稍為擴充工作記憶。但我們會犧牲有深度與創意的思考能力，更容易依賴既有想法與解決方法。

在腦部，外顯記憶需要經過突觸固化與系統固化才能儲存下來，腦部記憶需要處理一段時間才能成形，記憶品質取決於處理的過程。人腦不同於電腦，在於生理記憶永遠處於更新狀態，在回憶時也會再次獲得新的連結與脈絡。儲存新記憶不會限制大腦的能力，反而會使其增長。當我們用網絡替代個人記憶時，固化過程減少，同時工作記憶負擔增加，反而令我們變得更健忘。

作者提出，在評斷任何一種新科技或進步時，必須同時對所得與所失保持敏感認知。讓認知過程自動化的軟體輔助技能很有幫助，但也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思考習慣，限制我們的想法，遵照別人寫的劇本行事。

需要大腦寧靜專注的不只是深度沈思，還有同理心與同情心。大腦需要花時間才能超出身體直接的感受，了解與感覺某情境的心理與道德層面。如果我們作出攸關他人社會與心理的道德決策時沒有足夠時間，就可能會無法完全體會他人的心理狀態。作者提醒，假如科技巨輪轟然向前，可能會掩蓋只有透過沈思與反省才能得到的細膩感受、想法與情感，令算計式思考成為唯一一種受認可與採用的思考方式。

Banking on Words

看完了Banking on Words，主要論點是2007至08年美國金融體系的失效，是一場語言的失效，其中與衍生產品關係密切。作者指出，衍生產品是當代金融的核心創新，它本質上是與金融資產未來價格有關的合約，利用合約當中的語言力量。衍生產品市場失效，主要是關於承諾無法兌現，這種無法兌現的情況有系統並具傳染特質。

衍生產品合約是對未來不確定價值的語言聲明，由一對共同承諾構成。然而經過重複商品化與貨幣化後，之前的承諾力量經過許多參與者而分散減弱，讓衍生產品實際與理想形式漸行漸遠。在承諾鏈不斷加長後，衍生產品日益脫離背後實際資產的價值，令系列性失效的風險增加。

金錢沒有限制的性質鼓勵所有人擁有無盡渴求，衍生產品則將這種渴求引導至金錢本身可帶來更多金錢的管道，以之前的風險冒更多風險，不論資產價格還是下跌都可以賺錢。這代表在衍生產品市場冒險，是獨立於真實世界商品服務的交易價值。衍生產品的價值建基於未來永遠可作交易，當沒有買家時，衍生產品市場就陷入系統性失效。

作者認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巫術儀式，在於絕對地相信市場，認為市場可提供確定性，專注於市場訊息與韻律會得到回報，市場萬能會獎賞滿足其道德需求的選民。其結果是，計算技術遠超管理這些技術的組織與工具能力，專家與民眾對風險的理解更為不同，機率與可能混為一談。自有永有的企業道德用於合理化功利計算，免受更廣泛道德信條影響。賭博、投機與每日交易混為一體。

作者論稱，自1970年代初開始的資本主義金融化，並不是一段恣意冒險的時期，而是在風險工具前所未有地形式化、抽象化、商業化下，「不確定性精神」重新甦醒的時期。在這段期間，金融市場領導並形塑其他市場，金融資本遠超於製造及工業資本，金融政策制定者主宰全球經濟政策，主要經濟危機由風險工具、市場與創意法律及會計工具引發並延長。

近幾十年參與並形塑金融遊戲的人，其根本精神顯現在以其直覺、經驗與當時感官，擊敗過度依靠工具處理風險的對手。他們對風險管理工具是否可靠存疑，不介意對特定市場、經濟甚至國家抱有悲觀預期，抗衡對投資與股票升值的一般意見，並願意對其關於不良資產的悲觀評估大量下注。他們相信自己有能力透過不確定性的運作，成為風險遊戲的贏家，這種信心是他們擁有的「恩典」。

現時市場成為社會自我神聖化的對象，在我們的道德秩序中獲得權威與邏輯優先地位。我們的日常行為與感受已經「金融化」，反映在債務、股票、房貸、攤銷、退休金與保險等事物上。信貸評級將所有特質化為數字。商業新聞氾濫讓我們變成服從的金融主體。機率知識論讓個人不同的元素間失去連結，也沒有考慮同一個人在不同時間的差異。在當代金融世界中，個體分離成可用於重組獲利的碎片，沒有凝聚社會的可見道德機制。

作者引用Elie Ayache的說法指，在衍生產品市場中，評估價值不是關鍵，定價才是關鍵。衍生產品的核心價值，在於其可以交易的性質。Ayache論稱，衍生產品價格只是隨意表達的數字，不屬於可理解的數字系列。假如這點正確，所有交易員的行動就實際上是創造行為，以明文協議創造出衍生產品價格。在這過程中，他們也創造出整套條件，讓衍生產品市場得以繼續存在。

交易創造出價格，意味著衍生產品真正的風險，在於沒有人願意交易，找不到交易的另一方。衍生產品交易的力量源於明文協議，背後依靠的是各種法律與官僚組織結合，令或有求償權(contingent claim)取得商品交易的歷史地位。每一宗衍生產品交易都是一次韋伯式的魅力事件，回溯地加強市場的合法性。

金融化時代令「獨立個體」(individual)地位受到侵蝕，傾向更為基本層面的社會代理「分離體」(dividual)。金融資本造成的分離化最適合用作掩飾不平等，因為一般公民難以辨認不明的量化形式，各種獲利工具與技術能夠逃離審計、規管與社會控制。 獨立個體變成大量資料搜集、整理、尋找規律與利用的主體，令個體特定層面的特徵，比整個獨立個體本身更為重要。

當代金融運用分離化技術，目的是讓大型機構參與者獲得最大利潤，承受最小風險，其興趣狹窄並以控制為中心，作者稱之為「掠奪式分離」(predatory dividuation)。風險在專業交易員之間不對等地分配，代價則由已被分離化、承擔大部份市場下行風險的行動者承受。

現在主要的勞動形式不是為工資而勞動，而是為產生債務而勞動，主要任務是產生債務以作貨幣化，讓控制貨幣化債務工具的金融企業家獲利。作者由此指出，轉化現在金融資本主義的關鍵，在於為大多數債務生產者，獲取貨幣化債務的工具。挑戰在於讓貨幣化債務的利潤，能夠獲得社會化與民主化。

作者總結指，假如我們開始視自己為由動態互動潛質組成的代理人，即分離體，與世界上許多不同種類代理人有暫時聯繫，我們就能夠在聯繫、集結、組織與推動周圍環境中出現各種新可能，建立新形式的團結。

Minding the Markets

看完了Minding the Markets，主要論題是金融市場總是創造危險刺激的故事、有問題的精神狀態，以及令現實思考根本受阻的不尋常群體過程。本書以作者對基金經理的訪談為主要分析對象，分析概念框架主要來自精神分析，當中較重要的概念包括︰uncertainty，即根本不可知的未來；phantastic objects，即人們認為非常吸引的對象，認為它能滿足我們最深層的渴望；divided state，特徵為無法連貫的強烈信念，並影響人對現實的觀感，讓意識主動避免並系統地忽視未知的層面；groupfeel，指群體依據不希望與眾不同、沒有完全地認知的強力希望，組織其思想與行動。

作者根據他的訪談，歸納出金融資產三項重要的內在特徵︰首先，金融資產不斷起伏，令它們容易產生對快速回報的興奮，以及對急速損失的憂慮；其次，金融資產是描象的，其價值完全視乎其未來可能的價值，根本地不確定，並受交易員反身性(reflexive)的預期影響。第三，評估交易表現時，不可能分出有多少是技巧，有多少是運氣。這三項特徵及其帶來的不確定性，意味著不可能按教科書所說，以計算風險與機率為金融資產定價。反之，在這種情況下作出決定，基金經理不得不將含糊不整的資訊，套入他們想像的故事當中，受到當時情況與情緒影響。

基金經理總是要在過多選擇中下決定，資訊超載而不確定。理性計算在決定是佔重要部份，但受到經驗現實、個人處理能力與相關資訊是否可得限制。基金經理普遍認為分析員對股票前景的分析帶有偏見、不準備、跟風或不可靠，但他們仍會花費訂閱這些服務，以幫助自己知道其他人在想甚麼。

基金經理總是受到客戶要求影響。有位基金經理舉例，客人買入以較高風險換取回報跑贏大市5%機會的基金，假如結果是跑輸大市5%，客人不會認為這是高風險投資的結果，而是會提走資金離開。為了滿足客戶，他公開基金每日的表現，這會影響他的思考方式。另一位基金經理指，客戶通常較短視，要以好故事說服他們留下。

從先導訪談中，作者找出基金經理面對環境的四項關鍵元素︰一是不確定性的重要，尤其在電子資訊泛濫的時代，資訊既不能全部分析，卻也不足以令決定變得確定；二是買賣股票是建立與結束情緒依附的過程，決定買入股票時會喜愛它，股價不如預期時會覺得受背叛；三是基金經理是社會團體的一員，股價總是受其他人的想法影響，要對抗共識情緒並不容易；四是基金經理以說故事令自己面對的情況合理，以投資策略等故事令自己覺得行為前後一致。

在現實中，基金經理的花紅與未來，都會因即使是很短時期的表現不佳而蒙上陰影。一位受訪基金經理指，雖然「增長」為投資策略的基金應該以三年為投資週期，但實際上基金表現仍是每日受到評估，這帶來壓力並影響情緒。統計數據也證實這種現象，資產經理的流轉率甚高，2007年英國的數字是，一組十人團隊在三年後會有七次人事變動。此外，數據也顯示基金經理持有股票時期偏短，短於基金廣告宣稱的時期。面對這些現實，基金經理很容易陷於自相矛盾的 divided state。

作者從訪談中整理出基金經理決定購買股票時提到的六項特徵︰一，經由出眾的能力或努力看穿真相；二，某公司或行業有極佳的機遇；三，不好的突發事件發生機會有限；四，購買企業的管理層扎實、有能力或已獲證明；五，下決定時已格外管理好情緒；六，購買企業獨佔或有相關力量左右市場。這六類故事讓基金經理相信不確定性有限、風險得以部份減低。認為自己找到其他人看不到的異常回報前景，令這些故事更有說服力。

在購買股票後，面對各種新聞消息，最初將企業理想化的想法會持續受到質疑。股價下跌會引起憂慮，急需得到解釋，引起情緒反應。企業管理層相對投資者擁有不對等資訊優勢，可能引發潛在道德風險，令購買股票時的信心相當脆弱。整理每日消息等同於管理每日的情緒衝突。股價停滯的「沈悶」股票，意味著購買股票時，認為這股票前景美好的想法並不正確。最初的興奮感覺減少以至消失，餘下的大部份是擔憂。

基金經理需要面對影響他們決定的制度情境，擔心因為某項投資，或者錯失某次獲利機會而失去顧客。這會令他們非常留意其他同行的行為，並促成groupfeel發展，令基金經理難以採取長期觀點行事。價格波動與不確定，也會令他們難以分辨短期與基本因素改變的分別。基金經理處於與所屬公司及客戶的三方關係之中，受到各種指標評價，以回應客戶的憂慮。這些根本衝突會促成自我保護的從眾行為，卻令市場更為危險不穩。

作者發現，在解釋其投資成功與失敗的例子時，受訪基金經理在兩者的故事敘述之間並沒有很大分別，只是在某情境中有效的故事，在另一情境中失去效用。有五種對不滿意投資的解釋被多次提及，包括1. 基金經理自認部份犯錯；2. 有不能預期或預測的事發生；3. 市場出現預期外的發展；4. 企業管理層能力不足或誤導；5. 其他諮詢者或內部機制犯錯。作者指出，基金經理自認犯錯，是令自己覺得事情受控的方式。這種解釋是為了滿足渴望得到解釋的需要，而不是用於計劃未來。不論錯誤原因在於自己、他人還是不可預測的情況，解釋都是為了抑制基金經理因失敗帶來的疑慮。

作者從訪談得出的核心發現包括︰本質上，金融資產市場交易的是故事，參與者每日追逐phantastic objects；在金融市場，每日有各種關係離合，情緒衝突不斷發生並需要處理，令參與者處於divided state；金融決定在社會或制度設定下發生，金融參與者的主觀經驗與預期，以及對彼此之間的想法，很容易會主導金融決定的群體過程，產生groupfeel。

作者認為，以上述發現為基礎推導的「情緒金融學」(emotional finance)，其核心意義在於，假如視未來為本質上不確定，主流均衡模型就不是有用的起點，特別是在理解不穩定上。較有潛質的是代理人基模型(agent-based modelling)，以及以理性「行動」、機率因果關係、有限理性為基礎的理性行動理論。

金融管制在創新與節制之間的衝突，源於金融資產未來價值的不確定性無法完全消除。金融管制難以決定應在何時對資產泡沫插手，它既要在面對不確定性下能夠說「不」，也要在說「不」後得到支持。作者認為，要避免泡沫，第一步是對泡沫怎樣發生有足夠認識與良好理論，第二步則是建立制度環境支持市場進行決定時多方面考慮現實。

作者對管制機構提出六項提議︰一，要求金融網絡中重要的環節提供資訊；二，讓資訊更為透明以減少divided state；三，減少對異常回報的渴求，讓大部份一般投資市場走向「沈悶」的投資；四，減少制度性鼓勵賭博投機；五，教育公眾與社群投資面對的根本衝突；六，改變經濟學教育，將投資者面對的現實及其影響納考慮。

對於一般投資者，作者的忠告是好故事相當罕見，要知道自己是否在賭博，真正承受的風險是甚麼。

Fragile by Design

看完了Fragile by Design，主題是各國銀行制度的設計怎樣受到政治影響。作者認為，銀行體系長短處是政治討價還價的結果，由社會基本政治建制構成。

只有在銀行冒高風險，以及其資產負債表資本不足以吸收損失時，銀行體行才有可能崩潰。沒有銀行危機、信貸充裕的經濟體是少數。在作者研究的117個經濟體中，只有六個符合這兩項條件。

為何這種情況如此罕見？作者的答案是，銀行體系脆弱與信貸供應不足反映政治建制的構造。在銀行運作中，政府總是面對既有利益衝突。首先，政府既管制銀行又需要以銀行為資金來源。其次，政府代表銀行執行借貸合約，但需要銀行借貸人的政治支持。第三，在銀行資不抵債時，政府負責分配損失，但政府需要銀行的最大債主，即存款人的政治支持。

這表示銀行體系的財產權體制，從來都是政治交易的結果，沒有銀行體系是完全私有制。作者稱這種政治交易為Game of Bank Bargains，政府、銀行家、少數股東、借貸人與存款人都可能參與其中，依據政治建制定下規則，決定誰應納入政府與銀行家的合作關係中，以及開辦銀行、信貸流動與條款、銀行活動與銀行資不抵債時損失如何分配的做法。

由於銀行向存款人借錢再放貸出去，借貸人卻可能無法還款，存款人也有可能立即要求提款導致擠提，營運銀行總是不穩定並帶有風險。解決方法之一是建立緩衝，包括股本資金與現金資產。為吸引外人注資銀行股本，銀行業內人可以自己的財富擔保，由法律保障避免業內人詐騙，又或者實行股東有限責任制，後兩者都只能夠由政府透過法庭與銀行特許權提供。特許權數目稀缺可帶來溢價，讓銀行更能吸引少數股東注資。

銀行特許權突顯出財產權三項根本問題︰一，在特許下，銀行所有財富公開，銀行與政府需要建立機制，防止政府充公銀行財產，或在充公時賠償損失；二，少數股東與存款人需建立機制防止銀行家奪取其股本，或者用銀行資源投資自己的企業。如果要接受這種風險，少數股東與存款人需獲得賠償；三，銀行需建立機制防止借貸人對銀行家、少數股東與存款人借錢不還，或者在需要接受這種風險時得到賠償。為吸引銀行家、少數股東與存款人投資銀行，這些問題都需要解決，當中涉及他們與政府的互動。如前所述，政府在銀行運作總是面對不可避免的利益衝突，令情況更為複雜。

在銀行出現重大損失時，控制政府人士可能會選擇政治上最易推行的做法，令銀行家、少數股東、存款人與借貸者都受益，例如存款保險與銀行重組。這樣做可能會令審慎放款原則受損，損失實際上是由納稅人承擔。制定承受風險與分擔損失的規則不需要納稅人主動同意，這讓銀行業相關團體有很大空間從納稅人中取利。集體政治行動的交易成本高昂，納稅人不易分清拯救銀行方案的利害關係，而且納稅人有時也是存款人，都讓納稅人反對由他們支付銀行損失較為困難。

作者提到Game of Bank Bargains四項特徵︰一，控制政府者、銀行家、少數股東、存款人與借貸者可以形成的聯盟組合有限，政府與一組人聯盟，就可能要對另一組人投機取巧；二，專制與民主政權形成的聯盟形式很可能不同。專制政府無法對其他人信服地保證財產不會充公，借貸人也不能通過選票影響政府，以要求信貸供應增加；三，從專制轉型至民主政府並不會自動重整銀行體系以增加信貸供應，三項財產權問題需由制度解決，建立像有效率法庭、可信警察與準確財產及商業登記等建制都需要時間；四，由於有各種可能的聯盟方式，聯盟對銀行業組織方式的影響並非中性。民主可以產生損害銀行穩定與信貸供應的聯盟，專制也可以產生銀行體系穩定的聯盟，有時甚至連政府都不存在，在混亂中銀行無法生存。

在絕對專制下，專制者無法保證銀行資產不會遭充公，私人個體不大可能創立銀行、投資銀行股票或在銀行存款，結果造成貧窮困局。銀行體系未能實際存在，信貸不足令經濟增長緩慢，政府沒有私人信貸來源支持開支，有強烈誘因充公私有財產。

專制者未至於可以個人獨斷，但穩坐支配地位時，他需要建立同盟網絡以掌握權力，當中重要一環就是銀行家。在中央集權的專制中，專制者通常會限制銀行特許數目，減少競爭，讓銀行家分享特殊利益，銀行家則以向政府提供貸款為回報。少數股東知道銀行家有誘因將銀行資源導向銀行家擁有企業，並可能會欠債不還，在政府支撐下掠奪少數股東財產，因而會要求額外補償以抵銷這種風險。

在這些條件下，銀行競爭有限，政治聯盟由專制者、少數股東與銀行家組成。專制者得到收入來源，少數股東得到額外回報，銀行家既得到額外回報，又擁有銀行向自己企業貸款的特權。這種裙帶銀行體系傾向不穩，原因包括專制者的權威與自由裁量權缺乏限制，在急需財政來源時可能會掠奪銀行。此外，銀行家傾向放款給自己的企業，在經濟不佳時他們可能會違約，犧牲銀行以保住自己。

缺乏集權的專制者更為依賴富有寡頭，較有可能以通脹稅為財政收入來源。政府增加貨幣數量以應付開支，造成通貨膨脹，令現金資產價格下跌，本質上就是向擁有現金的人徵稅。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納稅人可能根本察覺不到自己被徵稅，專制者甚至可以用增加的貨幣支持福利計劃，在向窮人徵稅同時，扮演協助窮人的角色。銀行透過不支付利息的支票戶口，也能從通脹中分享利益。

通脹稅的問題包括︰一，高通脹令市場更難運作，傾向阻礙經濟成長；二，高通脹也會導致公眾減少擁有貨幣與存款，令可供銀行放款給企業與家庭的資金減少；三，當政府支出急劇上升時，有誘因為了增加通脹稅收入而提高儲款準備金要求，這可能會完全侵蝕銀行存款基礎，令銀行信貸減少甚至破產。

當專制者面對更為割據一方的地方寡頭時，地方寡頭通常更偏向自己控制銀行，令銀行體系即使存在也是服務地區需要。結果是類似中世紀時代的零碎銀行體系，只有當地寡頭才能獲得地區銀行信貸。

相對於專制政權，民主的差異在於︰一，財產充公的機會較少；二，向銀行借貸者不再處於被動，他們可以投票支持給他們更多信貸的政客；三，通脹稅較為罕見，因為這會得罪選民，讓他們轉投承諾向富人徵稅的政客。

作者提出自由派(liberal)與民粹(populist)這兩種民主哲學有重要差異，對Game of Bank Bargains的策略與後果影響深遠。自由派認為投票本身沒有道德意義，民主需要其他輔助建制防止暴政，包括民主多數的暴政，自由(freedom)就是指沒有暴政。民粹則認為多數意志本身就是神聖及必然正確的，建制是用於限制官員濫權，政府的任務是執行人民意志。

在自由派民主中，政府較難充公財產，選民可以投票除去貪污官員，建立裙帶銀行體系的誘因減少，也較為困難。選民可以投向承諾開放銀行體系、增加競爭的候選人，令信貸成本減少，供應增加，傾向形成有效與穩定的銀行體系。

在民粹民主中，政府或許不至於直接充公銀行財產，但在選民要求大量增加信貸供應、改善信貸條款，並在無力償還時免除債務時，政府有強烈誘因讓借貸人掠奪銀行。另一種做法是由政府提供大量福利與就業保障。當這樣做不可行時，銀行可能加入民粹行列支持債務寬免，並以政府拯救銀行及提供存款保障為交換，甚至與民粹者訂立利益協議，為民粹者提供特定貸款，以換取他們支持限制銀行競爭。

特許銀行的發展由兩項重要需要帶動，一是為距離日漸遙遠的貿易出資，二是資助更為血腥與漫長的戰爭。前者專注於貿易的特許銀行推動跨銀行匯票結算，後者則是為政府籌措資金的特許銀行，例如英倫銀行，一開始是處理政府債務的機構，並不參與中央結算。不論何者，在特許銀行已成為現代國家基本建制後，出現另一項重要創新︰法定貨幣。

十九至二十世紀，貿易更為頻繁，戰爭及其他政治開支劇增，統治者學會以銀行聯合其他有助政治秩序團體的利益。例如將銀行信貸給予政治同盟的企業，資助有關鍵政治地位的行業，平順商業週期以控制失業，補貼各種政治工程等。到二十世紀末，中央銀行已成為貨幣政策的管理人，各種有特定目標的金融機構也陸續出現，以籠絡政治盟友。

1708年法案讓英倫銀行成為唯一有限責任合股銀行，其他銀行只能以合夥形式存在。創立英倫銀行令國王借貸成本減少，原因包括︰一，英倫銀行由國會控制，違約風險比國王低；二，政府欠英倫銀行的是長期債，政府可以長期債重組短期債，而且本金不用分期償還。只要英倫銀行特許繼續延期，政府就不需償還本金；三，英倫銀行擁有的特權是無形資產，減低其籌資成本；四，英倫銀行股票是同質、永久並可交易的金融工具，擁有更大流動性，從而減少不確定與利息支出。

由於英倫銀行成立目的是為政府籌措資金，而不是鼓勵工業發展，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早期英倫銀行對工業融資的貢獻非常有限，甚至可能有負面影響。1793至1815年拿破崙戰爭令英國政治支出再度攀升，政府暫停銀行鈔票可兌換黃金與硬幣的保證，變相是開徵通脹稅。

在選舉權日漸普及下，英國銀行體系經歷四階段轉變︰十九世紀初英倫銀行不再是唯一的特許銀行；1870年代銀行體系穩定，信貸走向私有部門；二十世紀前半政府支出增加限制了信貸供給；1970年代銀行法規放寬，金融服務大幅增長。

1826年，地區銀行法案鼓勵英倫銀行在倫敦以外開設分行，銀行特許獨佔結束。1833年，合股銀行在倫敦的禁令取消，銀行利息上限全面撤除。英倫銀行鈔票成為法定貨幣，以鼓勵英倫銀行在危機時向其他銀行提供流動性。

1858年，對道德危機的顧慮令英倫銀行宣報在榮景時對貼現較為嚴緊，在危機時則會較多篩選。就結果而言，這項政策幫助穩定英國銀行體系，結束之前四十年的興衰循環，直至2007年前不再出現之前的嚴重銀行危機。

由1826到1862年，特許銀行的數目與規模增加，比之前的地區銀行更為穩定，成為市場流動性的主要來源，也減少結算票據貼現的需要。英倫銀行開創與英國金融體系其他銀行共同分擔風險的做法，例如帶頭讓其他倫敦銀行出資建立共同保險資金。英倫銀行的做法確保自己處於優先債權人位置，減少中央銀行協助銀行體系其他成員出現的道德危機問題。

踏入二十世紀，維持軍事力量的需要上升，同時選舉權擴大，讓英國銀行體系逐漸變成為戰爭籌資的機制，體系更為寡頭，在數十年間無法為私有經濟提供足夠信貸。私有部門競爭與信貸受限，以壓低政府支出與公債利息。銀行以寡頭方式運作，為政府債券定價。

二戰結束後，政治議題以重分配稅制、福利轉移與國有化工業為焦點。英國私營銀行在這段時期增長有限，反映戰後政府以高水平與赤字支持創造就業的政治壓力，以及遵從布列敦森林體系下固定匯率的宏觀經濟環境。由於不可能同時維持擴張貨幣政策、固定匯率與自由資本市場三者，英國政府最終在1967年決定讓英鎊貶值。

政府嚴格控制銀行體系的做法受到三方面批評︰一是私有部門信貸短缺讓企業無法投資有利項目，二是嚴格控制造成銀行寡頭，這種政府主導獨佔不符合公眾利益，三是相比傳統貨幣政策，信貸管制在平順商業週期波動上有許多缺陷，如透明度不足。

1986年10月戴卓爾推行大幅金融改革，其急劇過程被稱為「大爆炸」(the Big Bang)。政府批准並鼓勵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與外匯交易為一體的綜合銀行營運。銀行放款相對GDP比例從1985年45%升至1989年100%。

2007至09年英國發生嚴重銀行危機，對英國銀行的未來帶來疑問。英國銀行僱用大量員工，可能令它擁有特殊政治權力，向政府索取更多資助。另一方面，英國金融部門相對經濟的規模龐大，英國不可能以大量納稅人資源重複救助銀行。

美國由獨立戰爭直至十九世紀由菁英聯盟主導，從1810年代起至1980年代政治體系則由小型單一銀行與農業民粹主義者同盟控制，1980年代儲貸銀行危機後，擁有全國分行網絡的大型銀行1990年代在美國史上首次出現。

在英國殖民時代，美州十三殖民地受敵意鄰居圍繞、土地充裕、以煙草、玉米與小麥這些可在小規模單位生產的作物為主。英屬美洲社會由小規模武裝農民組成，農民權益得到重視。獨立戰爭激起農民的政治熱情，到1800年，農業民粹主義者已獲得重要政治地位。

與農業民粹主義連繫的政治家對美國銀行政策有重要影響。他們對大城市商業與商人深為懷疑，反對銀行建立分行，並因此與小型銀行家形成聯盟。憲法並未對銀行規管置詞，也讓農業民粹主義者與小型銀行家不需要贏得全國的法律挑戰，只需在遠為容易的地區層面取勝。

美國憲法規定州政府不能發行鈔票，但沒有規定州如何批出銀行特許權，這讓州政府有強烈財政誘因盡量提高銀行特許權的價值，包括自己成為銀行大股東、限行銀行特許數目、以特許威脅銀行等。由於州政府不會在其他州的銀行獲得經濟利益，受利害關係影響州政府禁止跨州運作的銀行。

十九世紀選舉權擴大，州內與州份之間的政治競爭增加，限制銀行特許的因素減弱，銀行特許數目開始快速增長，但仍對特許人與銀行開設分行有所限制。1837年恐慌引起的反應帶來「自由銀行時代」。自由銀行不准開設分行，讓它們難以擴展至人口稀疏的地區，較致力於進佔地區的壟斷市場。

與北部不同，1837年後美國南部州份容許銀行在州內開設分行，原因在於南部主要財富是較易調配的奴隸，而不是固定的土地，因而較少從固定地區銀行中受惠。而且南部州份政治權力集中在大地主手中，白人小農民處於相對政治劣勢，要求單元銀行的聲勢也較薄弱。對出口農作物的南部而言，分行銀行也較易進行跨銀行交易，更方便棉花作物在廣泛地區流動。

美國內戰導致美國政府首次發行可用於公共及私人債務的法定貨幣，並讓全國政府再次介入銀行特許事務。1863年國家銀行法案規定，銀行鈔票需要全數由政府債券支持，並透過稅率差異吸引銀行取得聯邦銀行特許。

由單元銀行組成的零散銀行體系在十九世紀末仍然存在。在1873至1907年間美國出現五次重要銀行危機，每次都是在商業週期下跌時引起恐慌。這反映出美國單元銀行體系三項重要弱點︰風險沒有分散、銀行儲備易受紐約證券市場影響，以及銀行陷入流動性危機時難以互相合作。

1907年危機引發銀行家與政府討論美國銀行危機持續的問題，提出建立聯邦儲備體系減少流動性風險，卻沒有解決銀行體系結構零散的問題。1920年代銀行發生破產潮，大眾對單元銀行的支持開始消失。銀行分行數目增加，同時銀行之間互相整合，令銀行數目下跌。在經濟大蕭條後，1930年初州政府進一步放寬設立分行的限制。

1933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成立，作者認為，FDIC是單元銀行政治遊說的產物，FDIC成立時，1932至33年的銀行危機早已結束。存款保險納入Glass–Steagall法案，只是為了爭取眾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民粹主義眾議員Henry Steagall的支持。

FDIC成立後，民眾對州政府解除分行限制的壓力減少，而由於存款利息受Glass–Steagall法案限制，存款人沒有誘因從單元銀行轉到分行銀行。1930年代還包括禁止給予活期存款利息，以及為農民與業主信貸提供補助。

作者提出，這些措施確實產生穩定的銀行體系，並持續多年，但它們只在政府限制赤字並穩定通脹時有效。當1960年代美國政府赤字增加，通脹急升，銀行又因為可提供利率受規限而流程存款，單元銀行體系就不能維持。

自1970年代起，美國銀行市場受五種動力推動而加劇競爭︰一，城市人口相對郊區人口增加；二，電腦與自動櫃員機等科技發展；三，通脹急升與銀行利息受法律限制，令存款人轉向「影子銀行體系」；四，美國銀行逐漸失去全球市場份額，令放鬆銀行規管的支持增加；五，1980年代銀行困境潮掀起支持銀行整合的政治運動。1994年，國會終於立法全面容許銀行跨州設立分行，單元銀行時代正式告終。

只有在兩項條件都成立下，2006年美國次按危機令銀行體系崩潰才會發生︰一是銀行在貸款與其他投資過度冒險，二是銀行資本不足以吸收風險造成的損失。作者指，這兩種情況都是政治交易的結果，在這宗交易核心的成員是巨型銀行，以及推動向窮人貸出風險房貸的運動團體，例如ACORN。

1977年社區再投資法案(CRA)原意是確保銀行為地區社群服務，但在1990年代，它卻成為銀行併購潮的重心。銀行併購時需要滿足「良好公民」條件，符合CRA評級，為此銀行需要運動團體為其在聽證會上背書。銀行與運動團體合作建立貸款計劃，運動團體以此為工具與打算合併的銀行談判，左右銀行貸款的群組對象。

銀行不希望過度投入較高風險的次級房貸，運動團體因而說服國會成立政府資助機構(GSEs)，如房利美及房地美，重購低收入群組的房貸。由於GSEs願意購買高風險的房貸，整個信貸風險市場的標準改寫，信貸供應增加，連中等收入家庭也可以提高槓桿比率購買更大的房屋。

到2006年，美國房貸市場新增次級與Alt-A房貸已佔總數34%，數目達一萬億美元。許多高風險房貸都是可調整利率房貸(ARMs)，甚至有部份初期還款額低於利息，令風險進一步提高。房貸相對GDP比率由1996年54%，升至2006年89%。只要房價稍為下跌，失業率增加，或者利率輕微上升，許多借貸者都會無力償還。

作者指2007年次按危機不只是出自脆弱的房貸承銷標準，監管當局也沒有要求銀行與GSEs維持高資本比率以吸收可能損失。這兩種情況都是出自同一政治考慮，即推動自置物業者數目上升，因而放棄謹慎的規管原則。銀行與GSEs規模越大，得到的補貼越多。

監管規則造成套利行為，令房貸抵押證券(MBSs)更為流行。監管當局令情況更為惡劣，他們實際上將監管工作外判給私人企業，也就是評級機構，而這些評級機構在證券化市場中有利益衝突，傾向低估風險。聯儲局在2002至05年實施超寬鬆貨幣政策，提供誘因令購屋者更為冒險。

在危機發生後，作者指監管當局行動緩慢。從2007年春天至2008年9月崩潰期間，部份大型美國金融機構資本市值對賬面值比例一直下跌，監管當局只是袖手旁觀。聯儲局為了自身在財政政策上的自主權，特別不願意與國會有衝突，最好還是暫時視而不見。

對於為何不是所有銀行都在次按危機後陷入困境，有證據指這與銀行的特許權價值——即其管理團隊建立可靠客戶關係，令銀行擁有穩固與有利投資機會的能力——與銀行在次按危機是否最受波及有關。特許權價值較高者在危機前傾向保守，受危機影響最深者特許權價值則較低，也較願意承擔風險。

危機過後仍有待處理的問題包括︰銀行必須更謹慎管理風險，持有更多資本，更為有序地承受損失；政府房貸政策必須改革；防止大型金融機構大到不能倒。如果要說對美國次按的描述帶來甚麼教訓，教訓就是不要期望政客或監管當局，會用心防止下次銀行危機。

作者指加拿大銀行體系穩定，政府很少介入保護銀行負債或拯救銀行，而且在各方面都比美國表現更佳。作者認為，最主要因素是英國決心並成功維持加拿大的單一殖民地狀態。為防止法語地區魁北克控制加拿大內陸經濟發展，加拿大聯邦中央政府獨佔經濟政策制定與銀行特許發行權，省政府不能建立地區銀行，令反全國銀行聯盟缺乏核心。

十八世紀的加拿大在語言、文化與社會團體上分裂。內陸地區要接觸外部市場，需要依靠跨越其他省份的運輸。地理上接近美國，也可能令蒙特利爾以西英語區投向或至少支持美國。除非英國確實控制魁北克，否則法語居民可以此阻礙整個加拿大的商業發展，並鼓勵美國對加拿大的投機主義。

1867年英屬北美法令規定加拿大為自治領，並確立加拿大的政治體制。法語居民權力受限制，在人口與控制省份方面成為少數。國會分為上下議院，其中下議院選舉採用簡單多數制，傾向產生爭取中間選民的兩黨政治。下議院通過的法律可由通常是英總督終身委任成員的上議院否決。

政治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由於政治聯盟遊說需要在全國層面展開，大型銀行擁有眾多分行的體系並未受到嚴重挑戰。加拿大的地理也意味商人強烈傾向大型銀行，因為各地自然資源分散，而加拿大商人的主要目標是將原料輸向英國，全國銀行更有利於國際與地區匯票長距離交易。

由於開設分行沒有限制，政府又沒有提供存款保障，銀行有強烈理由整合。面對銀行資不抵債時，加拿大銀行體系大致以市場為本機制處理。如果銀行規模較大，可能威脅整個體系，蒙特利爾銀行會協調其他銀行回應，有可能會直接接管發生危機的銀行。加拿大政府有時也會向銀行體系提供額外支持，修改主權鈔票規則，以提供緊急流動性。

作者指加拿大銀行體系受民粹主義挑戰較小的原因，是農業區接觸銀行服務的途徑很多，而且加拿大政治體制令改變銀行基本規則較難，既要得到全國規模的下議院支持，又要上議院批准。

在大蕭條時期，經濟急劇收縮，但沒有加拿大銀行倒閉。民粹主義聲音因經濟不佳而增強，特別是西部。為回應這種聲音，政府組織委員會研究，在1935年接納委員會建議，成立加拿大銀行，1938年加拿大銀行變為政府擁有，1944年獨佔鈔票發行權。但除此之外，加拿大銀行體系在大蕭條後並未有很大改變。

在二戰前後，加拿大更為工業化與城市化，小型製造商與城市居民要求銀行更切合他們的需求。為滿足房地產借貸需求，政府不是透過銀行，而是透過1944年改寫國家房屋法案，翌年成立中央房貸與房屋公司(CMHC)，提供政府保證鼓勵企業向業主、建築商與發展商借貸。

到1960年代，這些非銀行中介控制資產為金融機構總數三成以上。銀行開始反對這些「類銀行」，1954年CMHC退出與類銀行的共同放款，改為提供房貸保險與直接資助房屋建造，銀行也可以參與CMHC的保險計劃。1967年，銀行法案再次修訂，特許銀行許多限制撤銷，包括貸款利率上限與限制進入常規房貸市場。類銀行則得到政府20000元存款保障。

隨後改革陸續撤銷對銀行的其他限制。到1992年，銀行有能力收購與他們競爭的類銀行，變成大型金融複合體。1997年外國銀行可以自行設立分行，但是受各種限制。加拿大第一類的大型銀行仍不能受外國銀行收購。

作者認為加拿大銀行與政治體系非常成功令銀行穩定、信貸充足與致力保持金融服務的競爭，並重申加拿大有效的規管體系不是獨立出現，而是來自加拿大的Game of Bank Bargains，因此並不容易複製至其他地方。

專制政治體行的銀行結構與表現有數項原則，首先，沒有穩定政府時，銀行體系不會出現；其次，集權威權政府可輕易剝削其銀行體系，傾向令銀行體系規模小於民主政體；第三，威權政府與銀行家可以建立尋租聯盟，令兩者利益一致。

墨西哥是研究政治制度與銀行體系關係的自然實驗例子。自1821年獨立直至1876年，墨西哥政治體制混亂，銀行體系無從說起。波費里奧·迪亞斯將軍結束軍閥時期，他發現利用外國貿易與投資賺取的利益，可以用於整合政治對手的誘因，建立穩定的威權體系。在1877年至1911年「波費里奧和平」時期，迪亞斯建立銀行體系以大量信貸給政府，銀行體系的競爭受到限制，銀行家、銀行股東、政府與政府成員及其家人從中獲得經濟租。大部份處於這聯盟外的墨西哥人，則沒有政治聲音、沒有信貸，只有有限的經濟流動機會。

1910年，一般民眾與聯盟外的菁英發起叛亂推翻迪亞斯，將迪亞斯放逐至法國。隨後革命勝利者互相鬥爭，由1911至1928年墨西哥受內戰、叛亂、軍事政變與政治暗殺而四分五裂。銀行體系很快瓦解，每一方人馬都榨取銀行以資助自己的軍事活動。

1929年，血腥衝突後生還的軍閥組成政黨以消除分歧，政治穩定重新建立。新的國家革命黨(PNR)並不是典型政黨，它不是由候選人名單組成的政治平台，而是軍閥、政治大老與腐敗勞工領袖討價還價的平台。由單一政黨內定選舉的做法制度化，PNR 最後改名為體制革命黨(PRI)，有效壟斷權力直至1990年代後期。

由於PRI掌控幾乎全部政治權力，投資者擔心政府會充公銀行，不敢為銀行體系提供資本。然而，PR需要銀行體系提供資金，保障工會勞工的就業，補貼大型工業部門以維持統治。政府因而建立複雜的發展銀行體系擔當次級放款者，回購商業銀行通過特別計劃進行的貸款，這些特別計劃用於提供信貸給PRI認為重要的行業部門。在此體系中，商業銀行的銀行家、股東與存戶都得到政府保障風險，代價由納稅人承擔。

自1960年代起，墨西哥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上升。PRI政府不願為加稅而得罪銀行與工業家，也沒有開徵資本稅。為應付赤字，政府指示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一如預期引起通脹升溫。與此同時，政府大幅提升銀行準備金要求，以確保通脹稅收益絕大部份歸於政府。銀行也受存款利率上限規管，被逼提供低於通脹的存款利息，令存款人從銀行體系抽走資金。

1982年初，油價崩跌，墨西哥面對外債問題，披索貶值。總統洛佩斯·波蒂略在9月1 日充公所有銀行，並以價值成疑的政府債券補償。之後七年，墨西哥銀行過半貸款都是放貸給政府，僅餘的私營部門貸款也用於政治分贓，企業與家庭嚴重缺乏信貸。

1988年，卡洛斯·沙利納斯總統上任，計劃出售國營企業以應付財政與政治挑戰。銀行私有化在18個月內完成，政府獲得三倍於銀行帳面價值的收入。銀行家願意冒再被充公的風險購買銀行，原因是交易中大部份費用都不是出自自己口袋，而是借貸得來，部份甚至是來自即將收購的銀行。由於銀行家與少數股東自己付出的資本很少，他們缺乏誘因審慎放貸。至於存款人，由於存款由政府無上限擔保，他們只需要選擇最高利息的銀行，無需考慮銀行貸款組合的風險。唯一要以自己錢冒險的，就是在整場交易中沒有代表的納稅人。

墨西哥銀行家獲得參與「公我贏，字你輸」賭博的牌照，讓銀行信貸急速增長，從1991年至1994年增加一倍。房貸增長速度更快，變成原本的三倍，而且許多未能還款的房貸並未計算在內。這種貸款增長比存款增長速度更快，差距則以特別是來國外銀行、以外幣計價的銀行拆借融資，造成匯價風險。

1994年末，投資者認為墨西哥政府無力維持披索定價過高的固定匯率，披索匯價在12月開始下滑。墨西哥中央銀行試圖加息以阻止披索貶值，令房貸年利率在1995年3月達74%。結果，披索並未停止貶值，短時期內價值減少近半。以美元計價借債的企業無法還債，銀行也嚴重資不抵債。政府拯救銀行，最終令墨西哥納稅人負上約等於GDP 15%的代價。

1997年，墨西哥銀行體系千瘡百孔，PRI的統治聲望下滑。面對PRI的困境，1997年總統埃內斯托·柴迪洛決定容許外國人擁有墨西哥銀行。至2003年，外國銀行已擁有墨西哥總銀行資產超過八成，並在其後一直維持相當水平。

與外國銀行家成為盟友後，政府為打壓內線貸款，政府規定銀行需要公開帳目，也不准在員工福利計劃外放款給銀行僱員，向與銀行有關連組織的放款則設有上限。銀行資本要求提高，也需要按投資組合風險建立最低準備金。會計準則更改為更接近公認標準。存款保障設上限，範圍只包括銀行存款。

隨後一項研究指，民主政府與大型外國銀行的聯盟，令墨西哥銀行比1970年代資本更為充足，更有能力獲利，而銀行體系整體則比自1910年代任何時刻更穩定。外國銀行並未收取更大利率差，也沒有比現時墨西哥銀行提供更少信貸。研究指外資銀行的分別，是對篩選借貸人更為謹慎，估計墨西哥銀行被外國銀行收購後，貸款壞帳比率下跌6.5個百分比。

作者指，墨西哥銀行體系信貸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其解決需要建立容許以房地產為抵押品，並容許銀行較易收回這項抵押品的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不會憑空出現，需要公共與私人投資在有效率法院、誠實的警察與準確的房地產登記。

在巴西，人力資本分佈極不平均，只有少數精英幾乎擁有所有可課稅的事物。面對如此不平等，政府只能在三種同樣不理想的選項中選擇︰一是不向任何人課稅，政府持續財困貧弱；二是以通脹向窮人課稅，令政府不受歡迎；三是向富人課稅，而面對被立即推翻的風險。巴西政府只有在與其他群體組成聯盟才能統治，盟友有時是富人，有時是窮人，視乎不時發生的根本權力轉移而定。

在1808年至1889年巴西君主制時期，首二十年政府以通脹課稅，以資助一連串絕對君主。種糖主與商人菁英感到不滿，1831年逼使君主讓位給其年幼兒子。從1831至1889年，巴西政府極為衰弱，真正權力掌握在地方寡頭與商人手中。在此期間，政府無法以銀行體系徵收通脹稅，銀行也未能為私營部門提供多少信貸。

巴西的Game of Bank Bargains有兩項影響廣泛、形塑經濟及政治制度的初始條件。一是巴西是國家龐大，地理特徵不利於建立跨區市場或政治中央集權。在殖民與後殖民歷史，巴西更像是各個利通當地自由資源的獨立定居地集合，各地彼此孤立。巴西的地理位置也處於地緣紛爭之外，不需要大規模動員，缺乏推動擴大選舉權的壓力。

另一初始條件是巴西土壤與氣候極適宜種植甘蔗，自十六世紀就是世界主要製糖地。甘蔗需要在收割後12小時內處理，以及製糖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令收穫與製糖過程需要仔細協調。加上收割甘蔗的工作非常艱辛，讓甘蔗更常種植於擁有奴隸工人的大型種植園內。結果是巴西成為新世界最典型的奴隸社會。即使在製糖業衰落後，巴西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平等國家之一。

巴西地方寡頭成功拖延自1826年起內外的廢奴訴求，直至1888奴隸才完全廢止。巴西菁英也在十九世紀中期設法妨礙勞工市場轉型為競爭市場，1850年立法排除土地自由擁有。憲法也在1824年與1881年兩度提高選舉權門檻，旨在限制菁英以外的選舉權。

在銀行制度上，十九世紀中期的巴西政府力圖限制銀行數目，盡量減少競爭，以提高銀行股票回報率，讓在銀行董事會任職的政治家獲益。內閣可以大筆一揮徵用銀行資本，令新成立銀行數目有限。

有限的銀行體系帶來兩項缺點︰經濟增長速度不足，以及中央政府持續衰弱。國王開徵通脹稅受菁英阻撓，受國會反對不能向收入、財富與消費課稅，向外借債能力也受稅基不足、還款能力成疑而有限。

1889年11月15日，軍事政府推翻君主制。取代君主制的舊共和國並不算民主，之後則是各壽命不一的類民主政府。在這段時期，巴西銀行再次用作課徵通脹稅的工具。開徵通脹稅必須為存款利率設上限，但存款會因而減少，令私人信貸減少。1964年，軍隊發動政變，實行軍事獨裁，但隨後通脹幅度進一步上升。到1980年代末， 持續加速的通脹極不受歡迎，促成軍事政府倒台與民主崛起。

自1988年民主化後，巴西的Game of Bank Bargains圍繞著創造就業給政治關鍵選民。選民偏好結束通脹的候選人，讓民選巴西總統推動私有化州政府控制銀行，以避免這些銀行用來資助州政府赤字，引起通貨膨脹，並需要聯邦政府不時拯救。選民也期望收入與機會重分配，讓巴西政府不得不走在民粹的邊緣，卻又不能過度運用政府預算重分配，令財富外移。故此，許多重分配以國有銀行按就業機會分配信貸形式進行，令私人投資可獲的信貸受限。

作者指，未來巴西銀行業有許多樂觀跡象。然而，這不代表巴西銀行業未來一定美好，新制度安排未受過經濟衝擊考驗，而巴西政府透過國營銀行補助信貸，也可能會發展成像美國那樣的銀行危機。

作者參照本書個案與不同跨國統計研究，得出以下三項教訓︰一是在其他條件相同下，民主比專制較有利於銀行信貸的廣泛分配；二是其他條件相同下，擁有自由派制度的民主政體，會令銀行家與民粹主義者較難組成聯盟，更有利於銀行信貸廣泛分配，以及避免銀行危機發生；三是政府安全網傾向令銀行體系不穩，安全網不是出於經濟效率，而是政治談判的結果。

作者指出，現時主流的銀行危機理論，視銀行危機為在所有時間地點都共通的現象。但本書則展示，銀行危機不是隨時間與國家發生的定期事件，因此不是銀行普遍經濟特徵的結果，而是這些特徵與特定政治環境結合而成。

銀行危機共通理論著重三項層面︰銀行結構、銀行間的連結以及人類天性。作者認為，這三項層面並不是銀行危機發生的足夠條件。流動性風險、銀行間連結與資產泡沫是否造成危機，決定的是政治因素。政府多大程度為銀行提供安全網與推行審慎規管，是由政治人物決定，而這些政治人物通常是以盡量擴大其短期政治利益為動力，而不是長遠而言對社會是否有益。

作者總結指，社會並沒有選擇其銀行體系，而是獲得其政治制度與主導政治聯盟允許的銀行體系。在威權體制下只談銀行改革或許只是徒勞，最有效的改革可能是轉型為民主政體。即使在民主社會，改革也需要面對已掌控銀行的政治聯盟反對。危機可能會動員選民要求改變，但權力既得利益者也會趁危機加強其權力。

只有好的意念並不足夠，關鍵是民眾持續支持好的意念。難處在於銀行規管非常複雜，連專家也有各種不同意見，媒體記者專業知識不足且帶有偏見。這不代表銀行規管改革毫無希望，但推動者既需要認清政治權力如何分配，可能也要有點非理性的堅持。

擁抱戰敗

看完了《擁抱戰敗》，主題是二戰戰敗後在美軍佔領時期的日本。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兩星期間日本政府致力燒毀內部文件以掩飾罪行，特別是要設法維護「國體」，即保住昭和天皇皇位。

美國完全主導同盟國佔領日本時期的政策，在日本推行由上而下的革命，麥克阿瑟如同新的天皇。麥克阿瑟將民主主義變成基本理念，也制定日本放棄戰爭的方針。

日本人在戰時已經處於緊張壓力，在天皇終戰詔書後即時反應是震驚麻木，接著則是疲憊與絕望的虛脫狀態。物資匱乏，糧食早已不足，生活必須依靠黑市。心理上日本人同樣感到虛脫，戰爭期間政府一直濫用權力，戰敗後戰時犧牲又變得沒有意義。新聞界廣為報導酗酒、吸毒與犯罪，孩童遊戲模仿黑市、妓女拉客與左翼示威。

通貨膨脹加劇，戰時軍用物資被人侵吞，日本人為維持同盟國佔領的費用龐大，都產生物質與心理上的影響。在這種狀態下，許多日本人出現受害者意識，認為自己是戰爭最大的受害者，對昔日帝國軍隊在外地施暴不太關心，對進步改革也缺乏熱情。

戰敗後邊緣群體帶來與眾不同的次文化，分別來自稱為「潘潘」、專門接待佔領軍士兵的妓女；以物欲與弱肉強食為規範的黑市；以及以縱欲、醉酒、低俗雜誌為代表的粕取文化。三者表現出以生命力、本能與色情驅使人們擺脫虛脫狀態，挑戰舊價值的觀念。

從戰爭用語轉換為和平用語，反映出整個社會從戰爭轉向和平的混亂過程一部份。戰時口號以舊瓶新酒方式出現。對「新」的崇拜與過去並無不同，但新的定義則已經改變。各種過往的語言與歷史，協助民眾投身於「新」日本的前景。

言論在戰時遭嚴重壓制，戰後日本人對言論大為饑渴。即使戰後存在審查制度與物資匱乏，出版業仍是最初復興的商業領域之一。各種戰時雜誌改名重新登場，雜誌種類、報紙發行量與出版書籍大幅上升。

英語會話小冊子成為戰後最初的暢銷書，之後則是普世與嚴肅的作品，反映大眾關注思考人性與社會責任，女性作家也出現在暢銷書排行榜上。隨著佔領當局對出版戰爭資料的限制放寬，原子彈爆炸倖存者永井隆的著作也成為暢銷書。

到1950年間，戰時死亡的日本大學生遺書集《聽，海神之聲》登上暢銷書排行榜。作者指，此書將一種十分接近軍國主義者虛構的犧牲形象變成不朽。人們用這些精英年輕人為哀悼對象，沒有非日本人的受害者在場，以逃避過去並向新的目標邁進。

麥克阿瑟從不與日本人交際。東京市中心盟軍司令部等同於日本政府之上的政府，推動政府、經濟、社會與文化政策。雖然理論上司令部的中層人員對日本官員沒有命令權，但其提議與勸告仍得到有效執行。這種「行政指導」模式成為佔領結束後日本官僚的作風。

佔領當局直接干涉教育與日常文化，派提供民間的美式教育，審查教科書，影響大眾媒體，審查媒體內容並主動發佈宣傳。佔領軍部隊構成特權集團，在東京中心組成「小美國」，而且明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所有與佔領軍的交際，幾乎都是以征服者的語言界定。

麥克阿瑟的助手們擁有極大權力。公眾媒體不能對最高司令部提出政策異議、對同盟國進行負面報導，也不能提到自己受到上述限制。佔領軍襲擊與強姦的事件時有發生。征服者鼓吹民主，卻依仗命令行事；他們擁護平等，卻自己成為特權階級。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交流，充斥著白人至上主義氣息。

戰時美國將日本人宣傳為野蠻人或瘋子，狂熱盲從的「猿人」。但在計劃對日實行民主化與非軍事化後，軍方宣傳就轉為鼓吹，日本人的可怕行為，都是「軍閥」教導所致。美國人的使命，就是讓日本人認識「真理」，以建設而和平的方式生活。

美國政府的「舊日本派」認為，日本人沒有自我統治的能力，但結果是強調日本民族性格適應力的行為科學家，以及相信民主本質普遍性的自由派與左派政策制定者一派取得勝利，反映出美國政府官僚體制內更廣泛的政策鬥爭，也部份與羅斯福死後權力交接有關。這也反映在最高司令部在日常營運層面，刻意排除事日本事務有認識的人在制定政策崗位之外，起用對日本幾乎沒有認識的人員。

戰後日本人給麥克阿瑟的來信眾多，寫信者對他滿懷崇敬與感謝之情，並送各種禮物給他。但民眾也毫不猶疑向新的當權者表達觀點，提出批評與建議，這與戰時的情況大為不同。

知識份子在戰後以「進步文化人」姿態集結在民主與解放大旗下。戰時大多數自由主義者與左翼知識份子放棄自己的信仰，支持過戰爭。他們決意重新開始，自發擁抱非軍事化與民主化。這群「悔恨共同體」傾向世界大同主義，並擁抱「進步的」歐洲知識，包括馬克思主義，這引起佔領當局反共主義者的注意。

民眾開始思考擁抱民主的意義，學生運動出現，婦女要求參政權，勞工組織成立，工業行動擴展。地方報紙、校報、企業或社團通訊熱烈議論民主革命，大量政治交流活動在地方集會、小組討論與民意測驗展開，廣播節目促進政治參與。這些草根行動悄悄推翻舊等級體制，反映民眾擁抱民主的自發創造力。

制度劇烈改變，觸及民眾日常生活。舊法律廢止，獨裁統治的基礎結構崩解，農地改革幾乎摧毀地主與佃農的剝削制度。選舉制度改革強化參眾兩院政治權力，憲法確立主權在民原則，廣泛保障人權，以反對軍國主義理想為核心。勞動法改革大為改善勞動者的基本權利。教育改革令課程自由化，擴大接受大學精英教育的機會。民法改革消除家族制度的法律基礎，並加強女性權利。

日常語言發生永久變化，吸收外國思想與習慣。大眾文化領域美國化，和製英語新詞不時冒起，諷刺的俗彥成語層出不窮。部份舊有言論與標誌口號則驟然消失，「報國」已與許多說法一起埋葬，而最為流行的新詞是「民主化」。

戰後工會迅速發展。通貨膨脹白領階層廣泛加入工會，特別是公務員。在工會之外，「生產管理鬥爭」代表了草根的激進反資本主義思潮，最初形式是通過奪取生產控制權，要脅管理者答應勞動者的要求。後來則發展時讓勞動者相信自己有能力作基本決策，獲得公眾關注。

1946年5月1日，日本全國各地在勞動節出現集會遊行。5月19日民眾發起「糧食五一節」，二十五萬人聚集在皇居，訴說難以獲取足夠食物。然而這次事件的意識形態混亂矛盾，要求創建民主的運動，卻以向天皇這絕對權威請願的傳統方式表達其意願。

參與四、五月示威的民眾被最高司令部稱作暴民。佔領軍藉此明確劃下民主革命手段的界線，並最終傾向保守派。美國代表稱五一節集會組織懷疑與蘇聯有聯繫。

民眾運動並未因而完全凍結。東京大學生以「學生五一節」名義發起第三輪示威，呼籲大學自治，並審判「戰犯教授」。工會運動持續，工會計劃在1947年2月1 日發起全國總罷工，但因麥克阿瑟干預而停止。左翼反美主義在此事後出現，而勞動者平等分享民主權利的可能則告終。

共產黨人日漸敵視盟軍總司令部，美國人則越發傾向於放棄改革，日趨保守。韓戰爆發前後，佔領軍實行「赤狩」，在公私部門解僱左翼僱員，並讓支持軍國主義及極端民族主義者重新恢復公共活動。往後日本保守派一直佔支配地位，而左翼則成為佔領當初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最堅定的擁護者。

事實證明裕仁善於隨機應變，仰賴麥克阿瑟而得以從戰爭罪行中全身而退。既然連國家政治與精神最高領袖都不用負上責任，就難以指望其一般民眾能夠自我反省。佔領軍將天皇重新置於新生民主國家中心，讓世襲特權得到重新肯定。天皇繼續是父權制至高標誌，也是所謂人種純粹與文化同質的體現者。

麥克阿瑟司令部在戰時已將天皇看成戰後重建日本的核心，著重天皇對日本人心理極端凡「精神」支配力。戰後，日本政府也極力塑造天皇為和平主義者，戰時行為只是軍方插入天皇與臣民之間所致。

天皇對戰爭缺乏自省，認為日本戰敗是軍部近臣的失策，太輕視英美，投降是為了保住其建國神話象徵的「三神器」。在戰後對《紐約時報》的書面答覆中，天皇卻堅稱他無意使宣戰詔書在珍珠港事件中如此利用，雖然他知情並下令戰爭部署、艦隊任務與開戰時間等。

麥克阿瑟與裕仁天皇一張合照可說是佔領時期最著名的影像。照片中兩人並肩站立，麥克阿瑟姿態隨意，明顯比天皇高，天皇則身穿常禮服，姿態僵硬。誰人大權在握，在照片中一目了然。麥克阿瑟決定將照片公之於眾，樹立起廣為人知的權威形象。

佔領軍成員毫不猶疑向皇室擁護派提供個人鼓勵與建議。兩者的勾結卓有成效，為天皇披上新衣之餘，皇室周圍與佔領軍上層也公然培育出深交。

戰後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終結。許多人對天皇制的命運，似乎只有旁觀者的態度。民眾更關心糧食、住房的問題，逐漸接受天皇是凡人的觀念，也開始將天皇當成笑話的內容。天皇萬世一系神話受到質疑，新興宗教紛紛出現。

1946年元旦天皇發表後來所稱的「人間宣言」。藉由否定天皇是「現人神」，宮內迴避了佔領軍對直截否定天皇與日本人是「神的子孫」的要求。

1948年東京審判臨近判決時，天皇對臣下將被處死或監禁有何反應，再次成為大眾討論的話題，而美國人則照常壓制天皇退位的主張。到佔領期結束，天皇近臣木戶幸一勸告天皇退位的時機已至，讓皇室承擔責任並「服從真實」，然而天皇仍然絲毫沒有提到他個人的戰爭責任。

為回應天皇退位的壓力，保守派與最高司令部精心策劃巡遊宣傳活動，將天皇由君王轉為名人。巡遊令大眾對天皇的崇拜世俗化，也意外令他成為國民痛苦與犧牲的親切象徵。當然，當巡遊遇到可能的抗議時，新的天皇制民主與過去一樣，會壓制「危險思想」的人。

1946年初，麥克阿瑟開始著手以新的國民憲章取代明治憲法。最初麥克阿瑟傾向由日本政府自行提出憲法修正案，1945年10月，美方通知日本政府希望進行憲法修正，並等待回覆。日本民眾與政黨則迅速領會美方意圖，各自提出自己的草案。

日本政府自己的草案最遲公布。日本政府保守派內閣認為憲法修正是輕率概念，既存憲法經過重新詮釋就足夠，這與美國希望系統地防止日本重蹈覆轍的想法有異。佔領當局顯然關注到個別民間方案的自由主義訴求，與此相反，日本政府的草案則在報紙記者竊取公開後，被廣泛嘲弄為虛飾與脫離時代。

1946年2月3日，麥克阿瑟決定日本政府需由民政局詳細指導憲法典範。新憲法需基於麥克阿瑟宣稱的三項原則，大致是天皇處於國家元首，職務與權能基於憲法行使；日本放棄國家主權的戰爭權力；廢除華族政治特權，終結封建制。

麥克阿瑟如此決斷行事，而不是讓日本人自己建立民主政府修憲，原因是他相信主動出擊對保護天皇至關重要。同盟國遠東委員會預定在二月尾正式運作，也可能會削弱麥克阿瑟在修憲上的權力，催促他快速行事。

民政局「憲法制定會議」在東京第一生命大廈第六層的舞廳展開。憲法制定會議參與者有一種身負實現民主制度化使命的共同判斷，以最寬容、最自由主義的向度解釋君主立憲制形式。他們將天皇描述為國家與人民團體的「象徵」，而主權完全在於國民。代議制與廣泛國民自由及人權得到保障。國家主權以放棄戰爭、反軍國主義為基礎。

民政局的「修正」實質上是以新憲法取代舊憲法，這既未經內部討論也未向公眾發表。修正參與者對種族中心主義與文化帝國主義批評的回應，是「政治道德法則的普遍性」適當而必要。他們也認為，假如日本國民不支持美方的憲法提案，之後也可以更改。

1946年2月13日，民政局主管惠特准將訪問日本外務大臣官邸，向日本政府提交美方憲法草案。日方官員大感錯愕，但反應依舊緩慢，直至2月19日內閣才得悉美方意向。雖然內閣官員不願大幅修改憲法，但天皇本身卻很快接受，很可能是因為其「聖體」得到保護。

3月4日，日方向美方提交日本政府的日文版憲法草案，雙方進行馬拉松式翻譯會議。日方草案摻進了許多變更。3月6日，新憲法以天皇與民主和平理念並重的形式公佈，日本人都知道新憲法由美國人暗箱操作。雖然如此，只有共產黨反對新草案，其他所有政黨都表示認可。

國會對憲法第九條放棄戰爭條款的修正，讓該條款的措辭含糊不清，沒有界定為自衛而武裝是否受到禁止。第九條矛盾的措辭，在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時，讓保守派與美國人找到漏洞，讓日本開始重新武裝。

盟軍最軍司令部設置民間審查部審查媒體內容，審查範圍涵蓋各種媒體，包括日文與外文資訊，披露審查制度存在本身也受到禁止。民間審查部的準則從未公佈，以致參與任何公開交流者，只能以最軍司令部發佈的曖昧法規，以及根據過去經驗推測甚麼內容可以通過審查。

佔領初期，審查內容著重針對控制戰爭議論，防範動搖佔領當局改革計劃。批評佔領軍的內容不准公開，連日本政府必須付出巨額佔領軍維持費一事也只能含糊其辭。攻擊天皇、描述戰後經濟苦況、提及向美軍「親善」女性的存在也是禁忌。

1947年後，審查制度的人員繼續擴張，並由更保守的技術官僚接任，變得更為嚴格專斷。到1947年12日，審查制度視左翼為民主新敵人成為公開的方針。日本政府在最高司令部積極協助下實行「赤狩」。

由於最高司令部狂暴的反左翼運動，許多早期熱心支持美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懷疑派或徹底的反美派。征服者不斷談民主，卻致力於控制輿論，令許多人明白沈默順應大勢較為明智。這種意識由征服者鞏固，但佔領期結束後卻被外國人認為是日本人原本獨有的態度。

以「反和平罪」審判A級戰犯帶有司法正義與勝利者制裁之間的矛盾，這成為日本戰後新民族主義的溫床。東京審判始於1946年5月3日，歷時三十一個月。長期拖延的審判，令日本民眾對戰爭罪行與戰爭責任的問題日益厭倦。

作者指，A級戰犯審判基本上就是復仇行動，立下令人擔憂的先例，將來任何曾經支持本國發動戰爭而失敗的身居高位者，都可能會被勝利者追訴為戰爭罪犯。

到東京審判結束時，世界局勢已經變化，同盟國因冷戰而分離，各國在亞洲正進行殖民戰爭，美國佔領日本的政策已偏離「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念。在1948年，已沒有人相信紐倫堡與東京審判，能為建立國際法與正義新秩序提供依據。

對許多人而言，東京審判與紐倫堡審判的主要差別，是被告人與其被控罪行性質不同。日本本存在領導人陰謀小集團，也沒有像納粹黨及其下屬犯罪機構的組織。 日本也沒有可與德國相比、有計劃實行的種族滅絕行為。

有觀察者將東京審判喻為美國荷里活式的表演，燈光眼花撩亂，大多數審理時間都被拍攝。美國憲兵俯首被告，展示出強勢者與失敗者對比的拍攝構圖。審判基本語言是英語，首席審判官大多數都是英美法實踐專家，令日本辯護律師極為不利。

在法律問題上，法庭提出日本對侵略戰爭進行十八年「共同謀劃」的說法，更像是宣傳而不是嚴肅歷史分析。共謀一罪在1945之前的國際法並不存在，也惹來違反無法可依不能定罪、不可處罰法律原則的質疑。辯方也就1928年凱洛格—白里安公約並沒有將戰爭等同犯罪，以及讓個人承擔國家行為罪責是否合法提出抗辯。

東京審判A級戰犯人選容易受到批判，憲兵頭目、極端民族主義秘密團體領導人、發戰爭財的實業家、強制動員朝鮮與台灣人、強逼非日籍女性當「慰安婦」、進行人體試驗的731部隊、運用化學武器都沒有受到起訴。

審判官人選相當隨意，沒有一人是國際法專家，蘇聯代表曾參與史達林主義偽審判，菲律賓代表根本沒有法律資格。更驚人的是，十一位法官從未全體商討全終判決，只有七位法官內部決定結果，並以多數決規則強加於其餘四人。

審判運用勝利者界定的寬鬆證據規則，為審判任意性與不公正打開方便之門。檢察方資源遠比被告多，檢察方翻譯人數遠超被告方，對翻譯版本也有決定權。檢察方最公然操縱的證據，是全心開脫天皇的舉動，與辯方合作令天皇保持隱形。

令東京審判更顯荒謬的，是審判途中美國已引入反共產主義的馬歇爾計劃，到審判尾聲，代表仍在審判席的中國國民黨正逃向台灣，反共氣氛日益增加，但蘇聯代表繼續安坐在審判席上。

亞洲民族在東京審判上參與甚少，日本人本身也被排除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戰敗後，日本民間強力支持積極揭露國家戰爭罪行。內閣在1945年9月曾向最高司令部提出，由日本調查戰爭罪行並獨自審判，天皇勉強同意，但提案被最高司令部駁回。

雖然無法擔當任何正式角色，日本精英人士卻對起訴人選施加非正式的影響力。他們向最高司令部通風報信，甚至包括天皇宮內人士，主張責任在東條核心的少數人，與天皇無關。

戰敗之後，日本人為戰爭懺悔贖罪時，關心的是如何告慰自己死去的同胞。終戰日本男性都知道帝國軍隊的劫掠暴行，其他日本人也在戰勝國宣傳下得知相關證據，這令日本人難以接受。雖然許多人開始承認戰爭涉及犯罪行為，卻並未抑制國民在懺悔與贖罪行為中，已肯定方式安慰己方死者的逼切訴求。

戰後日本國民普遍感到自己受騙，甚至連戰時宣傳者也藉此洗脫個人責任。當主張慘敗是壓制國民言論自由的魯莽國家領導人引發，自身協助戰爭的污點就得以洗脫。從這一觀點看，全體國民都是戰爭的犧牲者。

戰時領導者的無能，在於他們未能意識到日本科學與應用技術的落後。「科學」成為解答為何戰敗與未來出路雙重疑問的答案，而只有在「自由的精神」下科學才能繁榮發展。在受騙意識與戰敗在於科學兩者影響下，不免令日本人傾向更多元、平等、民主、負責任與理性的社會。

敗戰時日本政府一方面努力銷毀犯罪證據，另一方面則宣稱全體國民需要總懺悔。集體化的說法令沒有人想要負責任，也沒有人自己要求負責任。

日本人自認為犧牲者的意識，並未超越國民與種族。當東京審判披露日軍的暴行時，有意見認為全體國民都應負上戰爭責任。但隨著冷戰氣氛加強，佔領軍視共產黨中國為大敵，而將阻止日本人對暴行的記憶列為重要政策。

在反共風潮下，未被起訴的戰犯嫌疑人也乘勢復歸，公眾也對戰時的一切心存遺忘。到1950年代，留在海外戰犯的受害者形象受到歌頌，死刑犯的遺囑與家書陸續出版，透過強調他們對家人的關注，不提及處決的緣由，消除他們是真正罪犯的印象。

在佔領期間，美國人已成為日本政治版圖的利益集團之一，其後出於冷戰考慮，放棄當初許多「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的理想。在轉變過程中，美國人公然與日本保守甚至右翼勢力結盟。日本媒體將這種美國人方針的劇烈轉變稱為「逆流」。

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強行要求日本再軍備。1950年日本的時代精神是「混亂與虛無」，在人人爭著改弦易轍的世界中，將罪行說成只是錯誤，很容易引起更廣泛共鳴。在這段時期，流行歌曲轉向傳統的感傷風格，中世紀武士的傳記與小說重現，真正解放與草根民主之夢終結。

1948年，經濟政策「逆流」已佔優勢，許多指定解體的企業從名單剔除。戰後經濟混亂造成惡性通貨膨脹，加上可能解體的威脅，令大企業消極悲觀，為中小企業創造機會。戰後崛起的中小企業，多數是迎合消費者的需求，當中包括美國士兵的需要。

為恢復經濟活力，日本政府推動戰略優先產業，推行名為「傾斜生產方式」的經濟干涉計劃，將勞動力與原材料分配至主要產業部門。這些部門受政府直接補助，並通過復興金融金庫發放政策誘導貸款。

政策對象部門生產得以提高，但復興金融金庫為貪污受賄提供方便，並帶來通貨膨脹。傾斜生產方式只維持兩年多，但它開創戰後制定最高產業政策的崇拜，令政府與大企業更緊密結合。它也為巨額資金再整合與經濟計劃奠定基礎。

美國人一直認為日本是二流經濟，設想日本未來市場是亞洲國家，而非歐美。但日本決策者並不認為日本是劣質產品生產國。戰時壓力下的重化學工業改進，以及未來推進科學、掌握科技與管理技術，加上高附加值生產，將是未來繁榮的關鍵。

1946年外務省特別諮詢委員會一份報告推想，未來紡織業與其他輕工業生產就會由中國與印度取代，日本只能從事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生產，特別是出口機械與化學產品。官僚將承擔過去財閥的職責，提供貸款，促進中小企業出口競爭力，防範基礎工業受外國控制，並盡可能維持穩定就業。

1948年12日，華盛頓發表安定日本經濟的九項原則，隨後由道奇率領使團到日本實行。在道奇路線下，政府財政補助減少，內閣與國會必須實現盈餘預算，匯率固定以刺激出口，通商產業省成立，反壟斷法放寬，勞動法受到削減。到1950年，道奇路線成功壓抑通貨膨脹，但公共支出減少，失業率上升，消費低迷，小型企業破產增加，不同政治立場的日本人都感到不滿。

6月爆發的朝鮮戰爭帶來轉機，美國特需採購刺激軍需繁榮，讓首相吉田茂形容朝鮮戰爭是「天佑神助」。按估計，1950年6月至1953年底，特需為日本帶來二十三億美元，超過1945至51年美國援助總額，而且是以美元支付。朝鮮戰爭也打亂全球貿易方式，日本是唯一工業技術能力過剩的工業國家，大量購買機械製品訂單湧入。日本也獲得美國商業許可與專利權，也令品質管理方法普及。

戰後日本經濟特質主要就是在道奇路線與軍需景氣下成形。通商產業省與大藏省控制經濟權力，並對大企業與銀行施加影響。銀行與產業關係親密，形成稱為「系列」的商業與製造業集團。到佔領期結束後，官僚構造仍然延續，以守護日本人新的資本主義。

朝鮮戰爭時日本由美國人著手再軍備，顯得並不光明正大。時任首相吉田茂否認正進行再軍備，並反對美國人籌建三十至三十五萬人軍隊的要求，以避免日本需要與美軍在朝鮮共同作戰的風險。

1951年4月，美國總統杜甫宣佈免去麥克阿瑟職務，日本民眾普遍將此事解讀為令人意外的悲劇。佔領期即將結束時，人們缺乏喜悅期待之情。對民眾而言，軍事佔領與從屬獨立並沒有很大差別，自然也沒甚麼好慶賀。1952年4月28日，日本恢復行使主權。

作者總結指，佔領軍未能抑制從戰時繼承的官僚政治影響，並在冷戰佔上風後以「逆流」令官僚政治權威更為集中。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的革命既推動了進步變革，也重新強化獨裁統治結構。但相比帝國時代，戰後日本確是極其自由與主張人人平等的國家，人民對軍國主義與戰爭極為謹慎。

佔領期結束後，日本國會可以修改征服者推動的新憲法，但直至實施五十年後的1997年，憲法仍然一字不改。現在「非軍事化與民主化」理想背後的體系已經崩潰，戰敗的教訓與遺產，仍然遠未到終結之時。

鴉片戰爭

看完了藍詩玲的《鴉片戰爭》，作者指其目的是喚醒英國讀者對鴉片戰爭的記憶，以及描寫戰爭中部份錯綜複雜之處。鴉片戰爭在過去激起許多敵意、誤解與扭曲，但實際上遠比中西所熟知的還紊亂。

1820年代起，英國人開始以印度鴉片彌補與中國的貿易赤字。1834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律勞卑藐視廣州規定，引發武裝衝突，最後律勞卑撤離廣州，不久後病死。律勞卑雖然失敗，卻帶來兩項影響︰一是自利經濟與浮誇國家原則抬頭，中英更有可能發生武裝衝突，二是將動武塑造成英國的道德責任，是對中國百姓的「仁義之舉」。

鴉片戰爭發生時，中國大多數人，甚至包括皇帝，都不認為中國與英國正處於戰爭狀態，到衝突無法否認，皇帝與大臣也寧願稱之為「邊釁」。但在一個半世紀後，鴉片戰爭卻成為中國現代史悲劇的序幕，其教訓是舊社會問題令自己國家遭西方欺侮，最後由共產黨帶領重回正軌。當然，對共產黨自己造成的災難大致上都略過不提。十九、二十世紀西方人對中國則抱有種族主義蔑視，卻無法淡化鴉片戰爭最基本的事實，也就是英國政府為保護油水豐厚的非法販賣毒品勾當與中國開戰。

鴉片早在八世紀就是中國進口貨，用於製藥。但中國消費者吸食鴉片，則是由新大陸的菸草引起。大約在十八世紀，來往爪哇與中國的船隻，傳出將菸草泡在鴉片汁後吸食的做法。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吸食鴉片成為時尚的休閒活動。純鴉片價錢昂貴，抽鴉片是表示富有的消費。1792年以來鴉片成為非法品，鴉片貿易是中英雙方部份人共謀的結果。外國商人為利益運送鴉片到中國沿岸，由當地走私販分銷內陸，當中每一階段都需要官員視而不見與順便收賄。

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不僅進口鴉片，自己也大量生產，地區包括西南部、東部沿海與西北。清朝自1792年禁止鴉片，但之後卻沒有甚麼作為，進口量一直增加。十九世紀大部份時間，不論中西方論者，對鴉片於身體的影響、在中國的使用程度，以及怎樣算是重度或上癮都莫衷一是。與此同時，中西方都有人為鴉片辯護。清廷意圖禁制鴉片，擔心的是鴉片會威脅政府穩定，以及令政府財政問題惡化。

作者指出，十八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國白銀流失，很難斷言單單是鴉片的影響，也需是注意南美洲獨立運動令全球白銀供應緊張，導致中國出口減少，英國也需以更多鴉片取代白銀與中國貿易。

作者認為鴉片戰爭時清朝皇帝道光有兩項缺點︰猶豫不決與喜歡諉過他人。道光在1830年代要面對許多問題，包括公共秩序混亂、政府財政窘逼與軍隊積弱。人口膨脹到達極限，帝國過度擴張，開始運作不良，造反運動與日俱增。帝國官僚由科舉選拔，但滿人擁有特權，壓力與競爭往往產生兩種差異極大的官員︰一種是創意地貪污腐敗的玩樂者，另一種則是嚴守清規的人。兩種人的緊張關係導致鴉片戰爭爆發，以及其後衍生的各種不幸後果。

1832年，受清軍鎮壓廣東西北部土著叛變失敗震撼的道光，決定採取嚴峻措施禁制鴉片，之後幾年卻又猶豫不決。1836年，支持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廣東官員發言，而禁煙一派也向皇帝上奏。道光徵詢各官員的看法，有官員指誅殺全部鴉片吸食者數目過多，官場也因為需要大費周章而提不起勁。但1838年11月9日，道光卻召見福建籍官員林則徐，下令鏟除鴉片。作者猜疑道光改變主意的原因，與同年10月皇帝收到報告，指發現一名皇子與一名「鎮國公」在紫禁城吸食鴉片，以及11月8日皇帝得知天津抄沒十三萬兩鴉片有關。

林則徐是嚴守清規一類的官員，他自信工作倫理可解決最複雜的問題。他最關注的是漕運管理，打算盡快處理廣州的差事後，擔任江蘇巡撫處理漕運。在向皇帝提出解決鴉片問題的建議時，林則徐幾乎沒有顧及禁煙會引起外國商人的反應，當然也沒有考慮過可能會與英國開戰。他一到廣州後，首先向中國走私販與煙民施壓，並集合行商痛斥他們，之後再透過行商警告外國人。

林則徐的英方對手義律曾任律勞卑貿易秘書。義律討厭鴉片買賣貿易，卻受困於自己所處時代的假設。他知道對帝國而言鴉片貿易在經濟上有其必要，身為公僕要保護帝國尊嚴與公民，也相信為推動自由貿易，可理直氣壯開戰。

林則徐宣佈禁鴉片時，義律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在廣州庇護一位英國走私犯。此舉激怒林則徐，他下令取消所有貿易，並包圍外國商館。三天後，義律同意交出二萬多箱英國鴉片，同時向英商保證女王會為被抄貨物負責。民間經濟紛爭，就此變成英國女王與中國皇帝之間的國家大事，價值兩百萬英鎊鴉片成為有說服力的開戰理由。作者推測，義律之舉既可能是別無他法，也可能是他希望逼使英國外交部作出明確反應，與前任律勞卑一樣，相信打一場簡短、尖銳又乾淨的戰爭，可以徹底解決中英之間的問題。

1839年5月，林則徐在虎門銷毀義律交出的二萬多箱英國鴉片，並準備上任兩江總督。5月23日，義律下令所有英國船隻離開廣州，鴉片貿易轉往香港。7月7日，一群英美船員喝醉後打死華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方查辦。義律既不願交出英國人給中國人治罪，也無法找出凶徒。林則徐進一步施壓，準備包圍澳門，義律被逼離開陸地。

林則徐似乎低估英國威脅的本質，稱英國人為「暴徒」，認為用筏隻火攻就可以打敗英國船隻，英兵也沒有有陸戰能力。英國艦隊在1840年6月抵達廣州時，林則徐還對皇帝稱那是大型鴉片走私活動。道光皇帝也不覺得中英關係值得認真與長期關注，不清楚與英國開戰的後果。到英國艦隊抵達時，皇帝的注意力已移向他處。

隨著與中國經濟紛爭不斷，英國知識界逐漸對雙方爭吵的商業本質，以及鴉片貿易的性質含糊其辭，反而系統分析中國的錯誤，以掩飾歐洲人想依自己規則控制貿易的事實。中國被指為排外而停滯，英國為維護國家尊嚴必須採取軍事行動。一旦開戰，英國就必須維持中國不可理喻的說法，推翻一切相反的事實證據。1830年代英國輿論與政客的錯誤，是將「中國」簡化為自滿的統一個體，事實上則絕非如此。

中國只是大清在十七、十八世紀擴張的領土之一。清朝皇帝利用一切文化、實務或宗教手段統治各民族，既提倡儒家美德，又是成吉思汗後代、藏傳佛教保護人與靈媒，也樂於借用歐洲人才強化政權。按中國中心理想，對外關係應該以朝貢體系管理，但實務上朝貢有時是外交保護費，中國對想朝貢的人不會拒絕，對不想朝貢的人則置之不理。

清朝遠非自給自足，而是全面依賴國際貿易提供生存基本所需，包括稻米、胡椒、糖與白銀等。由於人口膨脹，許多中國人也湧向海外尋求經商與就業機會。滿人身為少數民族征服者，對統治缺乏安全感，滿人與臣民以及不同地區臣民之間的衝突，持續削弱清帝國的統治。十九世紀的清朝已面臨太多危機，因而無法以適當方式回應英國人，將自己推向與英國的戰爭。

1839年11月3日，義律與林則徐為英方簽署具結書而準備在穿鼻交涉，之後的事情雙方各有說法，英方稱清軍水師拒絕接收交涉信，英方決定開戰，清方則指兩艘英國商船準備入河時，受到兩艘英國戰船阻撓，清軍水師前往了解時遭到攻擊。結果是清軍水師受損撤退，林則徐認識到清軍戰船無法與英軍匹敵，最好避免開戰，但此時開戰決定權已在英國內閣手中。

時任英國外交部長是巴麥尊，當時未有電報，對華指令要幾個月才送到。英政府在1839年處於內有叛亂，外有遠征阿富汗前景未明的情況。內閣對遠征中國缺乏熱情，決定開戰後也未向國會諮詢，對是否開戰一直避而不答。1840年4月7日，在野保守黨對政府處理中國問題提出不信任投票，但三天辯論後議員好像已經太累，不信任投票以九票差距沒有通過，英艦隊繼續向中國駛去。

1840年7月，英國艦隊炮轟九分鐘後佔領舟山。清軍在武器、堡壘與戰船方面都落後於英軍，仍然運用火繩槍，火炮經常沒有瞄準器與基座，戰船只有少量火炮，沒有單獨作戰能力。炮台沒有屋頂，也沒有壕溝防止陸上攻擊。軍隊調動速動太慢，軍紀不良，士兵遇到戰鬥很快逃跑。軍事預算不足，軍備廢弛，軍隊戰力成疑。更嚴重的問題是，清朝不願意承認與英國發生衝突，更不用說戰爭。

英國人在7月幾次嘗試照會清朝英國的要求，但沒有成功。清朝官員虛報戰事，令清軍指揮鏈嚴重斷裂，驛遞緩慢也令消息不能及時送到北京。道光皇帝聽聞英國艦隊開始北上，下令直隸總督琦善打發他們。8月11日，英艦隊到達天津附近塘沽港，琦善費心表示他不視英軍為入侵者，為他們提供食物。19日，道光指示琦善，英方指控林則徐的訴求將逐一查明，但其他要求則不會接受或處理。琦善極力奉承義律，拖延並說服義律回廣州。道光委派琦善接替林則徐，擔任新的廣州欽差，以完成雙方的磋商。

琦善與義律在11月抵達澳門，雙方一輪沒有成果的書信往返後，義律感到不耐煩，12月26日威脅中方回應。1841年1月7日，英方艦隊駛進虎門，在鐵甲艦「復仇女神號」活躍下大敗清軍。清朝儒家士子並未認清清帝國與英國的軍事差距，反而歸咎於國內的陰謀論，將一切罪責指向琦善，空想只要有英雄精神就能對付英軍。

1月21日，琦善收到義律要求割讓香港、賠償六百萬銀元等條款的草約，同時道光則強調義律的要求不可答應。琦善無計可施，只能拖延時間與欺瞞皇帝。2月13日，琦善得自自己已被皇帝堂表奕山與老將楊芳取代，同時義律催促琦善在草約簽字。2月15日，英方再度開戰，攻打廣州餘下兩道防線，清軍紛紛逃走。3月18日，英軍回到廣州城南的商館。同月13日，琦善被鎖拿赴京，家產充公，流放，後來在1842年復職。

1841年3月20日，英方收到清方回覆，廣州貿易恢復正常，包括鴉片與茶葉。新到任廣州的清朝官員楊芳隱瞞事實，向皇帝宣稱自己正竭力摧毀敵人。楊芳的上司奕山到達廣州後，認識到根本不可能剿辦英國人，只能答應通商。另一方面，道光皇帝決心解決中英問題，認為只要有人數優勢就能戰勝英軍。事實上，廣州當地人與外來官員互不信任，由外省調來的軍隊糧食、薪餉、訓練、裝備都不足，難以與英軍抗衡。

5月21日午夜，清軍發動突擊，情報早已為英軍得知，失敗收場。5月26日，英軍臨近廣州城，雙方達成協議，清方付贖城費六百萬銀元，並保證外省部隊六天內撤至廣州城六十英里以外。30日，英軍分隊遭到五千名持武器鄉民包圍，英軍派援軍驅散鄉民。翌日，鄉勇再度出現，可能多達二萬五千人，當廣州當局迅速介入。

這件事在中國稱為「三元里抗英事件」，起因可能是英軍褻瀆祖先墳墓，以及搶劫與強暴當地居民。三元里成為反抗帝國主義宣傳中的完美典範，但仔細檢視會發現，此事既對英國人感到憤怒，也對政府表現出怒火。奔走拯救英國人的，竟然是自己政府代表。三元里村民集結是為了報復當地確實發生的罪行，而非抽象的愛國主義。並沒有全廣東人都為愛國主義起來抗英，遠在他處的北京人對三元里事件也不以為意。當時的華南不可能彌漫著愛國反英情緒，整場戰爭期間，廣東人對外國人入侵都表現得漠不關心。

奕山與楊芳一樣，以謊言向皇帝報告，隱瞞兵敗賠款之事，宣稱外國人已聲言不敢在廣東滋事。道光滿以為事情已經結束，解散召集的部隊，完全不知道和平只限於廣東。對道光而言，這只是一場南方的貿易糾紛，根本不是全國性的衝突。

1841年初夏，隨著戰事拖延，而且仍未達到既定目標，英國政府對義律失去耐性，以璞鼎查(砵甸乍)取而代之。8月，璞鼎查抵達澳門，對廣東當局表示要與中國皇帝磋商，在有結果前英國艦隊會繼續北上作戰。奕山又再向皇帝隱瞞事實，令皇帝不知道英國艦隊為何北上。

8月26日，英軍大敗清軍，未受到激烈抵抗，翌日攻入廈門。10月1日，英軍再次佔領定海。10日，英軍佔鎮海，清朝新任欽差裕謙自殺。13日，英軍未遇抵抗佔領寧波。即使如此，道光對英國人進攻到底是為貿易、為英國同胞遭處死而報仇，還是有其他原因，仍然茫無頭緒。

10月18日，經無作戰經驗的皇侄奕經奉旨到浙江，指揮反攻。奕經赴任途中在蘇州美景中過冬兩個月，沒有決心與英國人開戰。1842年2月，清軍援軍從各省而來，他們不熟悉當地氣候與地理，也經常不聽指揮。經過又一輪拖延後，奕經計劃在3月10日凌晨展開反攻。突襲寧波的清軍成功衝開城門，但英軍一座榴彈砲擊退清軍。華南援軍本來要進攻鎮海，卻因迷路到中午仍未抵達，此時勝負已分。進攻舟山的部隊暈船又不熟地形，等潮水適合進攻時，寧波、鎮海兵敗消息傳來，部隊無心戀戰。3月13日，奕經西逃，到後來戰事平息，被流放新疆。

1842年5月18日，英軍登陸乍浦，滿州守軍抵抗失敗後，大部份人自殺。7月17日，英軍炮轟鎮江，21日佔城，滿州旗兵再次在抵抗失敗後，連同家人一起自殺。英國人觀察到，這場戰爭是「滿州人的事，而非中國人的事」。當滿州人被英國人擊敗，漢人就向無助的旗兵家庭搶劫。鎮江城破後，到處都是搶掠強姦，英軍自然也參與其中。

清朝戰區官員明白英軍無法「剿滅」，上奏皇帝建議談和。道光任命伊里布與耆英處理東南事務，卻命令他們必須對英國人「先剿後撫」。伊里布在1842年5月抵達杭州，向英軍要求休戰，但英方表示只願按先前照會規定的條件，與皇帝派來的全權大臣談判。耆英意圖自稱自己就是全權大臣，但璞鼎查要求提出更多證據。道光皇帝在六、七月時不批准給予耆英與伊里布全權，直到7月27日得悉鎮海已失，才勉強同意。

8月10日午夜，英軍宣稱早晨開始攻打南京，要求三百萬銀元贖城費，伊里布口頭答應。8月26日，條約基本要求確定︰清朝賠償二千一百萬銀元；五口通商；英國人有權住在通商口岸，訂定當地稅則；廢除行商專賣權。道光皇帝對一切已經感到厭倦，最後同意割讓香港島的要求。8月29日，南京條約簽定。

戰爭勝利說服很多英國人，這場戰爭打開中國大門，有其必要。十九世紀英國輿論中，以先是責備受傷一方逼自己不得不這樣做，然後繼續暴行來肯定過去行為佔主導。《南京條約》簽定後，中英雙方關係並無多大改善。隨著口岸開放，英國發現自己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回復，就擴大鴉片的生產與貿易，並要清朝解除鴉片貿易禁令，但沒有成功。

1856年10月，英國的廣州理事巴夏禮，藉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徵用中國海盜船「阿羅號」一事挑起事端。巴夏禮聲稱該船在香港註冊，因而受英國保護，雖然他清楚該船在香港的註冊已在9月27日中止。巴夏禮與港督寶寧很樂意以此威脅中國，推銷對華開戰。11月3日，英軍開始炮轟廣州城。

英國國會對此舉並不支持，1857年3月通過議案令政府倒台。但該年春天稱為「中國選舉」的改選中，倒台政府發動仇外宣傳戰，宣揚對華開戰是光榮與愛國的觀點。4月7日選舉結果，倒台政府首相巴麥尊重新上任，開戰成為定局。

由於鄰近的廣西起事，無法調動援軍，1857年12月29日，廣州城投降英軍。總督葉名琛被英軍俘獲，流放印度，一年後病死。較早前在5月時，英法聯軍駛入進京路上的炮台，強逼清廷同意修改條約的要求。到1859年6月，英軍要到北京簽署文件時，清政府封鎖天津河道，英軍回擊，但遭清軍痛擊，死傷慘重。

英軍在1860年8月14日對天津各炮台報復攻擊，之後一個月雙方安排談判。清廷短視地將英方由巴夏禮率領的三十多人談判團綁架，並在刑部拷打。英方全權代表額爾金決定教訓清廷，英法聯軍在10月攻至北京城牆北緣。10月7日，聯軍抵達皇帝夏宮圓明園，大肆搶掠三日。10月18日，聯軍放火焚毀圓明園。

1830年代起，英國開始出現國內反鴉片遊說團體，他們逐漸將矛頭轉到反對中國，以反映當時盛行的種族觀，表現中國人道德低下。最初反鴉片運動的罪惡感，漸漸變成揶揄「中國民族性格」，最後則變成令英國人心安的想法︰中國人渴望鴉片與英國炮艦及追求利潤無關，只是中國人自找的。英國人的良心不安，結合帝國主義厭惡中國的情緒，結果產生了所謂「黃禍」的想法。

十九世界末期，在歐洲人的種族觀中，中國人雖然長期以來遜於白種人，但中國對英國仍造成不少挑戰。到二十世紀初，中國勞工開始在全球各經濟體形成廉價勞工社群，西方對中國的焦慮更甚。華人勞動效率較優秀，白種工人無法以此攻擊，因此轉為以道德與種族衝突入手。仇華運動風行於英、美、南非、澳洲等地，並以嚴苛法律限制華人移民。

1900年義和拳亂加深了這種「黃色恐怖」的印象，拳民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區，引來各國聯國攻入北京。媒體關於拳亂的報導中，似乎認為對全體中國人施加任何報復都是名正言順。聯軍摧毀華北宮殿與寺廟，殺害無辜華人，將之當成是合理的懲罰。

西方國家恐懼已定居中國勞工會展開復仇，並與對中國鴉片煙館的畏懼融合。事實上，以英國以言，居英中國人數目甚少，到1911年也只有一千一百人，倫敦東區鴉片煙館在1904年也不過六家。

英國人對中國人的恐懼，也反映在讓白人女性吸食毒品而墮落的陰謀論中。這種論調在十九至二十世紀小說中不時出現，當中最著名的是傅滿洲博士系列，這位中國反派聰明、邪惡、難以打倒又會吸食鴉片。作者指出， 黃禍論最可疑的，是它脫離中國看法與事件，由西方人自行發展而來。正如傅滿洲小說作者自鳴得意，他之所以能成名，是因為對中國人一竅不通。

十九世紀末，曾留學英國的嚴復傳播一套民族主義理念以改革中國，此理念既強烈批評自己的國家，又因懼怕而景仰西洋的對手。嚴復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認為中國受外國侵略是自然的現象。他相信中國必須體認自己的缺陷，團結為民族國家，西方則是中國唯一的老師。受嚴復影響的新一代中國思想家與活動家，致力於教育中國人成為現代國家，當中影響力最大的可說是梁啟超。梁啟超同樣不認為自己國家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無辜受害者，熱心批評中國的缺點，斷言拳亂引來西方暴力，是中國受傳統小說「毒害」而自招。

1900年，與這種自憎自厭的民族主義呼應，中國展開新一輪反鴉片運動。數十萬家煙館被關，群眾攻擊老煙槍，以各種奇怪偏方醫治鴉片成癮者。禁煙運動人士似乎不願將中國鴉片問題全歸罪帝國主義者，認為是中國人意志薄弱才上癮。反帝國主義情緒有時會轉向其他事物，例如1900年代反對外國收購中國的鐵路系統。

通商口岸與租界既是西方帝國主義的象徵，也矛盾地是工業化與現代化之地。上海到1901年已有各種現代都市設施。租界治外法權容許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1900年代報章雜誌爆炸成長，創造公共輿論，成為民族主義與革命的基礎。1911年，民族主義革命結束中國兩千年帝制，發生地點就在漢口市俄租界內。

1920年代，孫逸仙為北伐軍閥，向蘇聯尋求資助，條件是允許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支持共產黨部份政策，並同意蘇聯抵抗帝國主義壓逼的原則。孫逸仙想將問題歸咎於帝國主義列強有許多困難，部份在於他在知識、情感與財政上欠西方的債。但到1924年，財政與政治危機令孫逸仙不得不認同蘇聯，開始認定帝國主義是中華民國最大敵人。

為了將反帝國主義植入人心，國民黨開始宣傳國家敵人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家救星則是國民黨。1925年孫逸仙死後，其接班人蔣介石將孫逸仙變成國民黨的政治聖人，以壟斷「中華民族」的所有說法。為利用反帝國主義情緒，國民黨1920至30年代宣傳攻勢，將1839至42年發生的事，從不重要新聞轉變成史無前例的民族悲劇「鴉片戰爭」。這樣做旨在說服民眾將問題歸咎於單一外敵，鴉片戰爭與不平等條約變成帝國主義長期的國際陰謀，只有國民黨可以拯救中國，所以國民黨要求中國人做任何犧牲，也變得名正言順。

國民黨對鴉片的態度同樣矛盾。1928年，蔣介石宣布絕對禁止鴉片，但私底下，國民黨為了歲收與其他軍閥一樣從事鴉片貿易。政府竭力讓指責國民政府抽鴉片稅的反對者噤聲，恐嚇其贊助者，抹黑他們走私毒品，或者發出死亡威脅，在他們家中放炸彈。

1930年代起日本侵略中國，在日本佔領的滿州地區同樣從事鴉片貿易。國民黨指控日本人打算用毒品麻醉中國人，而日本在北京的傀儡政府卻多次召開反對鴉片戰爭、打倒英國的集會。

妖魔化鴉片戰爭由國民黨打下基礎，最後由共產黨完成。依毛澤東的說法，鴉片戰爭變成中國革命的第一課，是為時一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逼的起點。中國現代史簡單地變成中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奮鬥史。銘記過去傷痛是要提醒人民，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果實——即使這包括人為飢荒、肅清反革命與文化大革命。

形式上，毛澤東在1939年起禁止共產黨地區產製鴉片。實際上，自1941年，蘇聯運送物資給共產黨的路線被國民黨封鎖，共產黨財政緊拙，靠一種「特產」才能脫身，這種特產就是鴉片。但是到1945年，當美國特使團來到共產黨控制地區，罌粟已經鏟除，換成高粱與大麥，令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象得以維持。

作者認為，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有兩件事仍然不變，一是中國共產黨不厭其煩宣稱國家由他們領導，二是該黨仍然認為，中國現代史就是帝國主義逼害的歷史。1980年代這種聲音似乎已沒有市場，但在1989年，當軍隊將槍指向人民，無產階級說詞已不能用。為填補宣傳真空，共產黨重新將自己建立為國家利益保衛者，對抗想圍堵中國的西方國家。1989年正是鴉片戰爭一百五十週年，政府開始大造文章，提醒中國人民被西方壓逼的歷史。

1990年代，愛國主義在中國勃興，鴉片戰爭自然是熱門題材，民眾反西方民族主義熱情也頻頻爆發。到1990年代末期起，透過網絡科技組織的極端民族主義群體出現，一般稱為憤青。他們將所有衝突都歸類為帝國主義陰謀。作者認為，西方也一直認為中國人的行動都是在針對西方，不明白中國統治者主要關心的，一直是國內事務，而非對外關係。在二十一世紀，中國與西方依然彼此誤解，十九世紀投下的陰影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