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誰說人是誠實的！》，主題是甚麼情況令我們更容易不誠實。作者指成本效益分析不是我們不誠實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反而是許多人共同犯下小奸小惡，並將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作者以數字題為實驗，發現當實驗者有機會作弊時，許多人都會謊報分數，比對照組報多一點。作弊程度不會因獎金增加而提高，作者指這是因為獎金提高時，不誠實行為較難合理化，而被逮機率在實驗中與作弊程度沒有關係。
作者提出「蒙混過關因素理論」(fudge factor theory)解釋這些情況︰我們既希望自己誠實高尚，也貪圖作弊帶來的利益，如果只是輕微作弊，我們既可獲利也能自我感覺良好。影響我們蒙混過關與不誠實程度的相關因素有︰面對的不是現金，例如代幣、電子帳戶、文具，我們會更不誠實；回想道德規範可改善道德行為；先簽名再申報比先申報再簽名更令人誠實。換言之，道德自我詮釋空間越大，我們越能心安理得面對自己的舞弊欺詐。
作者以高爾夫球為例，球手刻意把白球撿起重放不能若無其事，但輕輕一踢或用球桿輕撥就較易合理化，因而較容易令球手接受。在第一桿開始時重來(「穆里根」)也比在球賽中段這樣做更為人接受。一開始填錯分也比之後加錯分更常見。球手也會一方面表現得一方面不誠實，另一方面自認誠實，這反映在他們報稱「球友」的不誠實表現比「自己」多上。規則不明確，有很大詮釋空間時，我們會更易落入不誠意的陷阱。
從牙醫購買昂貴新設備後會更常更議患者以這設備治療可看到，利益衝突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想答謝別人的恩惠時，也會顯得有所偏袒。藥廠業務員不時照顧醫生，令醫生更容易向病人推廣藥廠的藥物時，就是運用這種現象。其餘利益衝突的事例包括︰證券發行商與評級機構的利益衝突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學術專家證人受僱提供偏向受僱人的意見；學術研究者扭曲數據以取得預期結果。實驗結果也發現，揭露利益衝突資訊反而令顧問更偏頗，因為顧客對意見打折程度不及顧問增加的扭曲程度。作者指，要消除利益衝突並不容易，要考慮那是否利多於弊。我們知道提供建議者可能立場偏頗時，應向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諮詢意見。
當大腦不斷要控制不同誘惑時，我們需要耗費很大心力，出現「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情況，令抗拒誘惑的能力逐漸消退。例如一整天抗拒高熱量食物誘惑後，到夜晚就會較難克制，結果可能在宵夜時大快朵頤。實驗結果也指出，作文不能用a與n，然後面對數學題作弊機會時，也會比作文不能用x與z較易作弊，消磨的意志力令實驗者更難保持誠實。在可選擇是否面對誘惑情況時，精神損耗組也更容易陷入誘惑處境。作者指損耗的影響表示，我們應強逼自己在早上面對需要高度自我控制的情境；在離誘惑還有一段距離時就轉身離開；偶爾屈從於誘惑放鬆自己，避免過度消磨意志力。
作者進行實驗發現，知道自己穿上名牌冒牌貨，道德束縛會較鬆綁，較容易變得不誠實，也會把別人看得較不誠實。作弊行為也會隨時間演變，一開始參與者只會偶爾作弊，但在越過「誠實門檻」後，就會出現「管他的」效應，參與者更頻繁作弊，甚至一有機會就這樣做。作者指這表示第一次作弊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這會影響當事人此後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行為。
我們也會在作弊後自欺欺人，認為較好的表現反映出真本事。實驗結果顯示參與者在第一次作弊後，會在第二次沒有作弊機會時，仍然預期自己表現會與第一次一樣，即使為正確評估第二次表現提供金錢誘因仍然如此。以正式證書表揚作弊的成績，也會令參與者更容易認為成就是憑自己的實力達成。讓答案放在看不見的螢幕底部，讓參與者無法對作弊行為視若無睹，似乎則會令他們較不會把功勞攬在自己頭上。作者指，我們必須在自欺與務實間取得平衡，雖然過度自欺在碰到現實衝擊時會令我們大受打擊，但在某些情況下，白色謊言也有其道理。
作者說我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人，不斷說故事給自己聽，直到故事聽起來滿意又合理，並能給我們正面的自我描繪。實驗顯示參與人越有創意，作弊程度會越高，似乎表示越有創意就越有辦法想出好說詞，以合理化自私自利的行為。作弊較多的人，在創造力指標分數較高，但在智力上與其他人沒有很大差異。雖然創造力有想出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正面影響，我們也必須了解創造力可以令不誠實者編造出對自己更有利的故事。
不誠實行為也會受別人表現影響。作者實驗發現當參與者觀察到另一個人作弊時，他們自己的作弊程度也會增加。即使參與者知道有機會作弊，但沒有榜樣或社會暗示讓他們知道旁人作弊，作弊程度則不會增加，反而因反思自己的道德觀而下跌。此外，當作弊者表明是圈外人(在實驗中是穿鄰校外套者)時，參與者的作弊程度也會減少，這表示同儕作弊讓我們傾向認為作弊是社會可接受行為，圈外人作弊則會令我們希望與他們有所區隔。作者認為，不誠實會透過社會傳染，意味著個人犯錯會為社會帶來腐蝕效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警覺，努力防止小過失。
團隊合作對誠實程度的好處是互相監督，壞處則是當不道德行為會為別人帶來好處，我們會因關懷他人而變得更不誠實。作者實驗發現，完全沒有互動的互相監督沒有出現作弊，但將社交元素引入實驗環境，讓實驗者互相交談後，舞弊行為就變得很明顯，利他舞弊傾向高於監督的影響。當自己從作弊中得不到好處時，作弊情況甚至更嚴重，作者認為可能是我們從純粹利他角度出發，會更容易合理化我們的不當行為。
作者總結指，我們輕微舞弊時，既可以得到不誠實的好處，同時又能保持正面形象。金錢報酬與被逮機率對不誠意行為的影響不如想像中重要，道德提醒、與金錢的距離、利益衝突、自我耗損、冒牌貨、提示自己捏造的成就、創造力、目睹他人不誠實與關心團隊成員等因素影響卻出人意表。這表示我們不誠實行為遠比「理性犯罪模型」預期少，但多數人輕微不誠實的損失卻比少數人嚴重不誠實多。
為減少不誠實行為，我們先要理解不誠實的原因。承認自己的過錯，請求寬恕，設定終點並創造重新開始的機會，似乎能扭轉「管他的」效應，讓我們注意自己的行為，改過向善。從不誠實行為可以看到，我們往往無法認清甚麼因素重要，甚麼因素毫不相干。當我們對自己行為更為了解，我們就有可能加以改善。
2017年6月8日 星期四
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看完了Hyman Minsky的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主題是依賴金融的資本主義如何內在不穩。雖然是有點年代的著作，寫於1980年代，但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重新受到重視。
作者指自1960年代起金融系統脆弱，是源自二戰後金融關係與機構的累積轉變。經濟表現成功引發投機金融，讓基於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效，只依靠貨幣與財政政策操作不能重建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穩定。
作者申論他寫作時經濟最大的缺陷是不穩定，不穩來源並非外部衝擊或政策制定者無能無知，而是來自當時那種經濟類型的內部過程。擁有複雜、高度發展與不斷演變金融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動態導致內在不一致的條件易於發展，這不一致或是猛烈通貨膨脹，或是嚴重蕭條。內在不一致不一定會完全實現，因為制度與政策可以控制不穩發展，讓它穩定下來。
作者指社會正義建立在個人從公私權力中心獲得尊嚴與獨立。為求尊嚴與獨立，經濟秩序需要讓收入從權利或公平交易而來，當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因此，充份就業既是經濟也是社會的善。作者申明他偏好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多於保障所謂財產權，這信念也影響本書的政策建議。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不穩傾向持續增強。市場參與者尋找早期警示，對經濟指標短期變動過份敏感。結果之一是投資者從其偏好正確跟隨波動獲得即時高回報，而不是由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投資，帶來較長期與穩定的較低回報。
1975年與1982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引致經濟嚴重蕭條，而是衰退加上隨後的通貨膨脹。作者指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大政府不只穩定就業與所得，也穩定了商業現金流動與資產價格；二是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及私人機構合作，擔當起最後放款者的角色。
政府開支可以分為四類︰政府職位與政府服務支出、政府合約、轉移支付與政府債券利息。戰後大政府之所以較大，主要是由於軍事開支、轉移支付計劃與國債利息提高，尤其是轉移支付計劃。大政府讓國民收入下降自動轉為龐大政府赤字，是1974至75年經濟停止急劇下跌並轉為強勁擴張的原因之一。
政府赤字有三方面效應︰(1) 透過政府對商品、服務與勞工需求運作的所得與就業效應；(2) 透過令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運作的預算效應；(3) 因增加發行政府債券而出現的投資組合效應。轉移支付在無需工作下提供所得，讓住戶可支配所得增加，以維持經濟需求，卻也為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偏向。
讓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不但本身在經濟衰退中重要，在住戶與商業部門負債時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償還這些債務視乎企業盈利與住戶儲蓄。沒有政府龐大赤字，住戶與商業部門承擔債務能力在衰退時將大為減少，所得與利潤陷入下跌的惡性循環，會導致過去曾發生的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
政府債券沒有違約風險，金額以名義數目計算，購買力受物價水平影響。此外，政府債券由聯邦儲備體系保證可在市場交易。故此政府債券持有人獲保證在有需要時可以改變其投資組合。在衰退時，企業與金融機構透過持有政府債券可獲取安全與穩定的資產，企業以清空存貨及持有政府債券減少負債，銀行也能以增持政府債券增加其投資組合流動性，擴大資產與負債，避免商業減債令經濟需求與定期存款下跌。
在大政府以赤字穩定經濟產出、就業與利潤同時，最後放款者則穩定資產價格與金融市場。例如聯儲局接受以無法在市場出售的資產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這類資產。最後放款者需要及時介入，並確保再融資供應，以避免累計下跌引發大蕭條。其需求先於大政府的參與，以免投資與借債消費下跌的影響，超過大政府穩定所得與金融能力。
儘管最後放款者的行動可避免嚴重蕭條，卻為行動後的通貨膨脹設定條件。因為最後放款者保證部份合約條款能履行，不論市場或個別負債者的商業情況，因而減低它保證那些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低的資產更容易在市場出售，亦即更有流動性。故此，最後放款者行動增加流動資產的實際數量，令市場上有貨幣特質的資產增加。銀行或類似機構可抵押這些資產，並用於放款或保有其他資產部位。經濟中整體融資能力因而上升，並可運用於提升資產價格或放款活動，有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式增長。
在1920年代前，商業銀行在儲備部位中有重要部份依靠聯儲局的貼現窗口，聯儲局與成員銀行有定期、每日的銀行聯繫，銀行為確保資金來源會遵從聯邦儲備銀行訂下的商業與資產負債表標準。在此之後，聯儲局主要儲備供應活動變成在公開市場買賣證券，不再與成員銀行有緊密與持續的商業關係，對成員銀行的影響大為減弱。
作者指聯儲局在決定貨幣供應時並不那麼有力，貨幣供應也不會控制所得。在短期內，市場行為在決定金融對所得的影響比聯儲局有力，長期而言，引入新的金融行為與新舊金融實踐規則演化是決定因素。為避免投機金融急劇增長釀成危機情況，令最後放款者需要干預，限制企業向外融資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持急劇增長能力的制度改革可能有其需要。
在1974至75年金融危機中，最後放款者採取的技術是，將財困機構資產價格以歷史高位記帳，而不是當前市場低位，並由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吸收或保持資產流動性，讓有問題機構得以再融資。聯儲局創造負債以替換私人借款者的負債，或保證提供融資，當中需保持靈活，以規則限制聯儲局行動會令其能力受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則保障受困銀行的存款，並承擔受困機構所有非股本債務，防止擠兌發生。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會隨時擁有大量現金，其行動必先從聯儲儲備系統取得資金。作者指，既然聯儲局在最後放款者行動擔任主要角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更明確融入聯儲儲備系統，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
企業償還負債所需現金來自利潤現金流、手上現金、出售資產或借貸。當某單位在任何期間預期現金收入都超過需償還現金，作者稱它處於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合約訂明現金流在某段時期超出預期現金流入，則是處於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或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在這種情況為償還當期負債需以出售資產、債務延期或再借貸取得現金，因此依賴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程度較高。
在二戰後，商業銀行以買賣國庫債券處理資產部位的佔比減少，聯邦儲備與存款相對總資產比重也一直下跌，銀行改為發展出各種盡量利用有限儲蓄的工具，包括存款證書、回購協議與向海外銀行借貸。獲取資產部位的方式增加，令聯儲局行動與供應融資量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聯儲局緊縮財政政策與銀行及市場反應的時間落差更長。這容易令政策制定者過度反應，讓政策行動造成經濟走向金融危機邊緣。故此，二戰後金融體系的演化，令經濟更易走向不穩。此外，銀行放款活動增加，特別是向非銀行活動作短期融資，也易於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
非主流銀行(fringe banking)與銀行的從屬關係可以是金融系統脆弱的來源。在其他融資管道較昂貴或無法使用時，非主流銀行從核心銀行融資，令核心銀行持有與非主流機構類似的投資組合。當非主流銀行在市場明顯表現出虧損與周轉不靈時，銀行也可能會受損，導致骨牌效應令市場嚴重崩潰。
戰後新古典綜合學派指財政及貨幣政策能消除長期失業，在分散(decentralized)市場中也有自我改正力量讓經濟處於全民就業。作者指這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干預政策可消滅長期失業或慢性通脹，一方面卻指即使不做任何事，給時間讓經濟自行其事也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與全民就業。在實際情況中，新古典綜合學派未能解釋經濟內部運作怎樣造成本書當時定期出現的早期危機。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能說明經濟正常運作如何造成不穩，並指導我們控制不穩的理論。1960年代中期的經濟表現，令任何聲稱相關的經濟分析需要說明︰
1. 當時主導的市場機制如何令個別產出與價格一致
2. 所得、產出與價格的過程如何決定
3. 為何一致情況不時失靈，換言之，為何經濟易受嚴重蕭條的威脅甚至其實現影響。
作者在之後在本書建立的理論，將解釋經濟為何會波動，顯示出定期不穩與不一致與脆弱金融結構的發展相關，這種發展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發生，體現在金融資本財所有權與投資上。很大程度上社會目標可由市場機制達成，但作者也指明市場資本主義既內生地不穩，也能導致財富與權力以令人厭惡的方式分佈。
新古典綜合學派忽視凱恩斯對資本財定價與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特殊性質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建立對當前經濟情況詮釋與政策制定更佳理論的基礎。凱恩斯理論重點是經濟中的資本發展，注意到銀行界與企業交易的重要。
當分散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價機制，只有在適當政策或制度規則下才會導致產出與價格一致時，盲目相信與接受市場過程結果就無法成立。在經濟只能有條件一致下，立法或制度演化改變將影響維持一致所需的政策行動，無法一蹴而就。
此外，一致也需要替代原則在各個市場下生效才能成立，這包括需求曲線斜率為負數，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或服務需求量下跌；在相對其他商品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也會下跌。替代原則在投機與猜測元素重要的金融與資本財市場上，並不是經常生效。某種金融工具或資本財相對價格提升，可能會增加這資產的需求量，讓價格上升有利於價格進一步上升。
作者指新古典理論正確指出在嚴格條件下，競爭市場機制可指導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特別是那些市場並不依賴(1) 整體經濟穩定；(2) 投資步伐與方向的決定；(3) 所得分配；(4) 資本財運用佔比較高行業。但失業帶來工資與價格改變不會令投資上升以消除失業，以及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管制用於回應金融市場的不一致，均表現出自由市場不是當時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的經濟中，普世通用的政策方案。
在個別單位別無選擇，只能自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且當下價格總是主導的經濟中，價格與產出會達成一致。但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獨佔過多並互相對抗時，市場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結果。除此之外，當決定需將未來會發生的事納入考慮時，市場也可能不再有效協調。資本財的本質需要考慮未來，參與者不可能在下決定時已確知未來會怎樣，未來發生的事可能會令價格不再認證現時決定。
凱恩斯分析核心將現存資本財獲利程度、投資與持有資本財的融資條件，以及投資的供給情況，整合為有效投資需求理論。在這理論中投資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依附在利潤預期上，因此投資決定總是在不確定下進行。正因為這不確定，投資者及其融資者尋求在不利變動下，可獲保障並能調整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架構。凱恩斯在1935年的理論表示，不穩是資本主義內在與無法避免的缺陷，這在新古典綜合學派遭到忽視，後者將資本家、資本財與金融市場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漢生(Hansen)式標準凱恩斯模型強調在達致全民就業水平前，每單位產出的供應價格趨向不變或轉變緩慢。總需求超過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才會上升，總需求少量不及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下跌幅不大，只有在總需求跌至某水平下價格才會傾向下跌。假定消費視乎稅負與轉移後的所得，產出與勞動力總需求視乎投資、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在所得不及或超過目標水平時，政府開支或支出改變可以用於抵銷差額，財政政策成為指導經濟的工具。作者指，漢生式模型簡單有力，但未有考慮金融與貨幣因素，未能對1960年代中期後的金融不穩提供有效政策指導。
赫斯(Hicks)以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表達凱恩斯學說，即IS-LM模型。投資—儲蓄曲線斜率向下，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曲線斜率向上，兩者交點表示可滿足貨幣與商品市場的利率與所得水平。在利率接近或達至零時，利率不受貨幣供應影響，財政政策失效，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資不足造成失業，政策可循三種方式增加就業︰一，以政府開支增加所得，例如政府稅務與開支計劃；二，以政府補助及擔保增加投資，例如房貸擔保、農業補助、國防開支等；三，減低相對於預期利潤的投資成本，例如稅務豁免與所得稅調整。
作者認為赫斯模型所指的利率與投資關係並非必然，即使低利率表示生產最好在高資本產出比例進行，也不代表投資，即資本財的改變率，必然上升。此外，赫斯模型假定貨幣供應由管理當局如聯儲局決定，忽視凱恩斯所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供應是從金融活動中創造。赫斯模型並未包含勞動力供應過量會導致勞動力需求上升的經濟，因此沒有古典思想中勞動市場主導均衡的特徵，不屬新古典綜合學派。
帕廷金(Patinkin)解析則以實質平衡效應(real balance effect)完成綜合新古典與凱恩斯學說︰失業令工資與價格下跌，造成按價格調整的貨幣供應增加，然後這增加的財富會提高消費相對所得比例。在一段時間後，勞動力供應將不再會過剩，達至全民就業，價格也停止下跌。價格與貨幣供應比例只在均衡狀態下維持，在非均衡狀態下則會變動。
作者指，帕廷金解析勾劃出經濟怎樣從不均衡走向均衡，卻讓新古典綜合學派無法解釋，經濟最初為何會出現失業或通脹情況，不均衡最初怎樣發生。此外，帕廷金解析的貨幣供應不是聯儲局報告那貨幣供應，而是未納入銀行系統中私人債務的貨幣供應，就像貨幣供應只有固定價格的黃金一樣。這並未考慮到現今世界中，投資融資與資產部位中的貨幣創造行為，也沒有顧及價格下跌會令擁有資本財者的債務負擔增加。帕廷金效應只有在長期折磨與產出及就業大幅下跌，令價格也大幅下跌時才會相關。
綜觀新古典綜合學派，作者指它沒有考慮經濟內部不穩力量，只能將持續出現的不均衡狀態，歸咎於系統中阻礙均衡機制的過程，例如工會阻礙工資下跌令失業持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對歷史時間沒有想法，其經濟模型只存在於真空中，不了解工資與價格下跌的影響。它讓合理政策限於調整支出與稅收，以及操作貨幣供應。當下對未來的想法，以及當下融資的可能選擇，對市場為資本財訂價有重要影響，卻不在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議題中。它對當今經濟不穩很可能是由於金融市場、資產價格與利潤流向表現並不關注。此外，新古典綜合學派承諾操弄貨幣與財政政策，就能維持在穩定價格下全民就業，導致經濟學家忽視工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對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投資融資與擁有資本財存量產生貨幣償付的承諾，也就是合約訂明的現金流。為使經濟產出與需求一致，價格不只要滿足資源分配與產出配給函數，也要確保(1) 產生剩餘；(2) 所得分給資本財(即利潤)；(3) 資本財的市場價格，與成為資本財的現時產出生產成本一致；(4) 商業債務償付得以履行。只有在過去獲現在證實，未來也預期會證實現在投資與融資決定時，病態樂觀者以外的人才會投資。價格必須帶有利潤以鼓勵投資，在科技決定成本中再加上漲價(markup)償付債務，支付融資、管理、附屬成本，並滿足現金流需求。
設Pc與Qc分別為消費財貨的價格與數量，Wc與Nc為消費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再假設經濟只有工人與收取利潤者，工人將其所有所得用於消費，收取利潤者則完全不消費，從而令消費財貨需求等於總工資數，不受利潤所得影響。在只生產消費財貨下，會得出︰
PcQc = WcNc
資本所得πc (利潤) = PcQc - WcNc = 0
然而在納入投資財貨後，設Wi與Ni分別為投資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則︰
PcQc = WcNc + WiNi
πc = PcQc – WcNc = WiNi
消費財貨利潤等於投資財貨的總工資數，總利潤等於總投資量。在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會有利潤發生下，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也會有投資才能進行。在這簡單模型中，價格形成的方式為︰
Pc = [WcNc/Qc] [1+WiNi/WcNc]
由於Qc/Nc為消費財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力(Ac)，因此︰
Pc = [Wc/Ac] [1+WiNi/WcNc]
假設Wc = Wi，則變成︰
Pc = Wc/Ac (1+Ni/Nc)
換言之，消費財貨價格水平，與工資水平，以及投資財貨僱用人數相對消費財貨僱用人數成正比，與消費財貨平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
當模型加入政府考慮後，利潤就不只是由投資組成，而是投資加上政府預算赤字。在衰退時政府赤字阻止利潤下跌，讓商業債務的負擔不致加重，甚至可能會減輕。對外貿易赤字則會減少利潤，令全民就業所需利潤與政府赤字水平增加。政府赤字令消費財貨價格水平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則會限制本地生產消費財貨價格水平。
在放寬前述模型的行為假設，讓工人儲蓄部份所得，並讓收取利潤者將部份所得用於消費後，消費財貨價格水平會因儲蓄部份工資而下跌，因利潤用於消費而上升。假如利潤用於並非生產技術決定的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這些工資又會用於消費財貨，則消費需求會上升，令產品的漲價上升。企業經由廣告、產品開發與銷售方式取得並維持市場力量的市場增加，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然而，當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比生產工資高，令前者的工資儲蓄比例傾向較高時，則會令利潤下降，令給予資本家與尋租者的現金流減少。
在供給成本方面，總成本由四項元素組成︰(1) 科技水平訂定的成本；(2) 管理成本；(3) 償還債務款項；(4) 滿足提供資本財所付的代價。在收益大於四項元素總和時，過去投資與融資決定完全符合預期，但在收益只大於頭三項元素總和，卻少於四項元素總和時，債務獲得償付，但支付資本財的成本則未能全面回收。按此，需要運用昂貴與極為專門的資本財，以及大規模債務融資的企業，前提似乎是要擁有市場力量，能在需求下跌時限制價格變動，令收益超過成本的四項元素總和。
政府開支也是一種盈餘分配，稅款令勞工每單位產出可支配所得低於科技決定的供應價格，並提高產出的供應價格。投資與政府開支為經濟定調，卻不是由現時經濟表現來決定︰政府開支由政策決定，投資則由現在對未來的觀感決定。
對大部份企業而言，利息支付、廣告支出、行政人員薪資與債務償付大多是在之前定下，不受當下產出影響，而滿足這些支出所需現金流則視乎利潤。在當下利潤不足時，企業需以手頭現金、借貸或出售資產支付。假如是以借貸支付，就代表成本曲線上升，意味著現時利潤不足令滿足未來要求所需現金流增加。當企業欠債，債務條款只能透過重新談判更改，這可能包括公開或非公開破產。換言之，在資本密集生產技術、以債務融資商業部位、管理與輔助服務開支比重較大的經濟中，商業破產會較易發生。在風險趨避的投資與融資者要求下，資本密集工業的自然市場結構是寡頭與獨佔競爭。
投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的主要部份，是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因素。這種經濟的基本週期特質，取決於利潤、資本財價格、金融市場狀況與投資的相互關係。在經濟平穩增長一段時期後，商業企業與金融中介回應經濟的成功，改變其可接受及屬意的債務結構，引起投機景氣令金融結構脆弱不穩。
金融不穩假說有兩項基本命題︰(1)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導致可持續、價格穩定、全民就業的均衡狀態；(2) 嚴重商業週期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金融特徵。資本主義經濟是指，生產工具私有，總收益與勞動成本的差距為資本財所有者提供所得。資本財可以交易與抵押，由擔保與抵押生產工具或未來所得產生的金融工具也可以交易。因為資本與金融財可以交易，它們有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視乎資本財未來預期帶來的所得而定。
作者指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期間都存在失調力量。在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後的就業不足狀態並不是均衡，而是在轉折狀態，當中價格與工資下跌不足以提高就業，因為價格與工資下跌令利潤減少，之前的債務無法償還，企業也未能融資作投資。
當就業不足轉為暫時可持續的全民就業，各種資本與金融財的相對價格也會改變，引致屬意的融資安排改變。可透過借債融資取得資本與金融財部位的經濟中無法避免投機元素，當中資本財的需求由其預期獲利決定。商人與銀行家投機在未來現金流與金融市場狀況的意願，反映出借債融資部位的程度。暫時持續的全民就業令他們願意借更多債，金融機構則以發明「新」形式貨幣、貨幣替代品與融資投巧為回應。更多貨幣形式與數量用於融資資本與金融財額外需求或更多投資，令資產價格上升，增加資本所得、投資與利潤，經濟會嘗試擴張至安定的全民就業狀態之外。
資本財價格視乎擁有權帶來的現金流與其流動性，現金流受市場與經濟狀況影響，流動性則視乎資產容易並確保能轉為貨幣的程度。一般而言，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上升，但在例如嚴重蕭條後，對流動性的需求過多， 貨幣供應增加就不會令資產價格上升。而在預期通脹會急速上升時，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資產帶來的現金流上升時，貨幣的流動性價值下跌，資產價格因資本化比例及預期回報增加而上升。這可能會帶來一段平穩期，卻會令可接受債務—股本比上升。
投資決定的供應因素視乎勞動成本與短期利率，需求因素則受資本財價格與預期融資結構及條款影響。投資顯然帶有時間面向，因而包含不可知的不確定情況，令借款與放款者要求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安全邊際影響外部相對內部融資的可接受比例，近期經驗顯示外債可輕易償付時，負債比例傾向增加；具代表性單位未能履行債務合約時，可接受負債比例則會減少。
投資一項計劃，首先要預期回報超過投資成本足夠多以補償不確定，然後要看該計劃是否獲得融資。融資來源包括現時經營所需以外的手上現金與等同資產、股利及稅後利潤與外部資金。作者寫作當時經濟以外部資金融資投資為特色，受安全邊際水平與其可接受程度影響。
金融市場狀況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內部資金或淨值的槓桿程度、資本財需求價格、投資財貨供應價格，以及短期與長期利息對這兩種價格的影響。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會在一段醞釀期後令投資財貨供應價格顯著上升，長期利率上升會令資本財需求價格下跌，這表示在一般情況而言，資本財價格及投資供應價格的差距，與利率走勢成反比，低利率會令兩種價格差距較大，導致外部相對內部融資比例上升。
1970年代起美國經濟有不同表現的主要原因，是融資方式在簽約時指定償付結構，並反映當時主流市場情況與預期。在特定制度與規則下，金融創新的獲利機會，以及立法、行政及中央銀行的干預，都介入從金融強固轉為金融脆弱的過程中。工業化經濟融資也會助長不穩︰行為長期資本財融資，當長期資產由短期債務融資，可能令銀行與商業關係中出現債務償付與經營收入不一致。
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可從現金流與債務的關係說明。現金流有三種︰所得、資產負債表與投資組合，所得現金流是另外兩種現金流的基礎，包括工資、薪金、成品與半成品付款。當已實現及預期所得現金流足以滿足單位的未償付負債，該單位就處於避險融資，不需要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以所得現金流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較不易形成金融危機，處於金融強固。
但在預期收入不及資產負債表現金流，即債務需要透過延期或增債才能償付時，延期債務以償付者處於投機融資，增加債務以償付者則處於龐氏融資，這些單位需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廣泛透過轉移投資組合，即買賣資產以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則會較易處於金融危機，或至少有潛在金融脆弱。債務重組往往是試圖將投機融資轉為避險融資，債務豁免則是試圖將龐氏融資轉為投機融資。
避險融資、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都會受減少資產中現金流的經濟發展影響。經營所得減少或欠債違約都可能令避險融資單位轉為投機融資。這不是由於經濟其他地方出錯，就是原本的避險融資特質，是基於對成本、市場及其發展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過份樂觀。另一方面，除了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事件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也會受利率變動——即金融市場發展——影響，利率增加令現金流償付增加，卻沒有增加預期收益。此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必須持續再融資其部位，因而受金融市場不穩影響。經濟中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比重越大，整體安全邊際就越窄，金融結構也越脆弱。
金融脆弱出現過程由避險融資主導開始。避險融資系統中短期利率明顯低於長期利率，令投機融資以短期債務融資資本財或長期債務有利可圖。更多投機令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帶來資本所得。在強固金融體系中的獲利機會，令強固轉為脆弱成為一種內生現象。
金融危機過後，銀行家與商人畏於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而在大政府政策下，金融危機後政府赤字支撐所得、就業與商業利潤。這令商業利潤相對商業投資比例增加，並減少資本財部位的外部融資。政府赤字也將公債注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減少銀行與金融體系的違約曝險。在經歷金融危機後的衰退後，經濟展現出比危機前更強固的結構。
避險融資系統的獲利機會不必然即時令金融體系脆弱，當中的阻隔包括︰(1) 主導借款人與放款人的風險限制；(2) 需時建立可吸收資本財擁有者負債，以及滿足財富擁有者流動性及價格保證的工具；(3) 需確保投機融資者可獲再融資，金融創新也需時間推廣；(4) 市場參與者抗拒相信潛在利潤的樂觀預測，特別時在金融危機過後。
當投資計劃有外部融資參與時，利率變動會影響計劃成本。特別是在長期計劃中，複利令利率變動顯著改變計劃成本，負債利息也令計劃延期更為昂貴。企業在外部融資時有兩項安全邊際︰持有投資組合的流動資產，以及預期利潤超過計劃成本，這兩項安全邊際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評級。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減少，這會令企業後續的投資計劃評級下跌，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繼而再減少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過程有如是自我實現預言。
投資榮景令不同金融機構與各種金融工具互相連結，直至利率上升至利潤邊際消失。榮景中斷會引發金融危機、嚴重蕭條與債務通縮，還是較小規模的衰退，視乎整體經濟流動性、政府部門相對規模與最後放款者的行動。作者認為，趨向投機融資與以債務融資投資本身就是制度結構與政策預期的結果，適當制度組織與政策，可以減少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
銀行家安排貿易、投資與資本財部位融資時創造貨幣。銀行向商業借款時增加貨幣供應，令投資或擁有資本財的意欲變為有效需求。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作有賴所得產出系統產生利潤以償還債務，與金融系統放款引發投資與利潤。
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商業銀行只是機械、靜態、被動地運作，對經濟行為沒有重要影響。銀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只有貨幣供應量與利率過渡轉變，兩者均可由中央銀行控制。但作者指實際上，銀行是動態、創新與創造利潤的商業，銀行家主動以調整資產與負債尋求利潤，這不只會影響融資的數量與分配，也影響價格、所得與就業週期表現。
金融市場與銀行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金融市場決定資本財現值，因而決定投資產出的需求價格；獲融資投資數量視乎銀行程序；投資供應價格則視乎融資成本。在不確定與現時對未來觀點影響資本財價格的世界，當資本財需求價格相對投資產出供給價格上升，會令投資上升，導致利潤上升，利潤相對未償還債務比率、銀行與金融市場融資供應與商人投資意欲也會增加。銀行為利潤滿足其商業客戶增加的投資意欲，令整個過程呈正向與不穩的反饋。
金融體系整體強固或脆弱程度來自銀行家的貸款。銀行家傾向經營現金流足以還款的貸款，有助於維繫強固的金融體系。銀行家著重抵押品價值與資產預期價值時，就容易令脆弱的金融體系出現。
銀行獲利率可由每單位資產淨值增加，或資產相對擁有人投資增加而上升。第一種方法意味著尋求資產與負債利率的更大差距。為提升資產利潤，銀行家有誘因接受更長期或更高風險的資產。為減低負債利率，銀行家需要對存戶提供更多安全承諾，包括更短期負債與提供特別保證，提供更好服務，並創造新型票據與金融工具。
第二種方法則是增加槓桿比率，例如資產0.75%獲利，資本相對資產比率由6%減至5%，帳面獲利會由12.5%增至15%。自1960至1974年，美國的銀行槓桿比率增加50%，促進銀行客戶短期借貸上升，增加商業負債中投機與龐氏融資的比重，讓經濟走向金融脆弱。同時，在當時稅制下，銀行總裁最有效的致富方法，是股票選擇權在股價上升後帶來的資本利得。股價與每股獲利及其預期增長率相關，令銀行經理人著重於增長，導致槓桿比率上升，這會使安全邊際減少，讓經濟更易走向不穩。
傳統上銀行冒險受在銀行陷入危機時會有損失的存戶及合作伙伴限制。但自二戰後存款保險與聯儲局干預，在銀行破產時傾向保障所有非股本銀行負債，存戶不再擔憂銀行的存續能力時，顧客監控就沒那麼重要。合作伙伴監控表現在銀行危機時，對銀行在貨幣市場借款要求額外利率。在銀行無法出售大額存單與借入聯邦基金時，它會被逼在聯邦儲備貼現窗借款。換言之，中央銀行行動令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銀行減弱。
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減弱，讓銀行測試在限制銀行曝險中更為重要。作者指，他寫作時的銀行測試程序，無法控制巨型銀行複雜資產與負債的風險。1970與1980年代問題銀行數目與複雜程度增加，正是銀行曝險在日益週期環境下增加的結果，例子包括1974至76年銀行在REITs與1980年代初在海外借貸的問題。銀行測試者沒有足夠權力限制巨型銀行，測試程序也對銀行業缺乏理解。測試者需要認識銀行借貸的預期現金收益從何而來，分析不同經濟情況下銀行的運作。作者認為，要有效控制銀行帶來的混亂影響，需要為槓桿比率設限，並以保留盈餘方式，限制銀行股本增長水平配合非通脹的經濟增長。
金融創新接受程度視乎主觀評估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在經濟暢通運作一段時間後，流動性的價值下跌，更進取的金融運作更為人接受。金融機構可以增加其資產—股本比例，不會顯著失去其負債信用。在這情況下，進取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融資，令資本財價格上升，鼓勵短期而投機的資本財融資與投資。
自利可達致市場均衡在金融市場上並不成立。在商品市場上，供應過程產生相等於供應市場價值的收入；在金融市場上，融資需求由反應迅速的銀行家的融資供應抵銷。此外，當融資供應超出現時資本財與投資相對價格需求時，過剩供應會提高資本財相對投資產出供應的價格，提高投資與融資的需求。金融脆弱是市場內部過程的產物。
作者這樣批評當時監管當局對金融運作視而不見︰
作者認為當局應認識到指導與控制金融使用與運作的演變。創新永遠會領前監管者，當局無法阻止投資組合的結構改變。他們可以做的，是為不同資產訂立股本—吸收比例，確保銀行資產—股本比例受限。存款保險當局也應有權限制與控制受保障銀行的商業行為。重新以貼現窗為銀行儲備標準來源，可令聯儲局更緊密監控商業銀行，防止銀行放款與持有資產過快擴張。
通脹——即消費物價——的轉變，等於工資增長率減去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加上漲價(markup)成長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通脹的因果鏈由投資或政府開支增加開始，兩者都會令漲價增加。在金融合約以貨幣計價下，未經通脹調整的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流，會決定債務能否獲得償付。即使經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與利潤不變，當貨幣工資與利潤上升，勞工與企業償債能力也會增加。
貨幣工資購買力與消費財貨產出成正比，與投資財貨相對消費財貨的工資與就業比例成反比。換言之，當消費財貨產出增長率高於工資，物價會傾向下跌；當投資上升，經濟則有通脹壓力。此外，當企業花費在僱員醫療、廣告、產品開發等方面時，也可視為廣義的利潤分配，令消費需求上升，帶來通脹壓力。
通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貨幣工資增長不及價格增長，第二種是即使貨幣工資增長追上甚至超過價格增長，價格依然因漲價因素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而上升。第二種通脹不能自我維持，但在工資購買力大幅下跌，令工會、僱主或政府干預增加工資時，物價持續上升會引發工資上升，因而令物價進一步上升。
在1960至1980年代，即使在失業率高企時通脹與貨幣工資上升仍然持續，這種滯脹(stagflation)出現在轉移支付急升、政府持續赤字、政府工資快速增加的時代。即使在衰退中，商業利潤與消費物價也能維持甚至上升，銀行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多次金融危機中生還，結果造成物價飛漲。
這時美國經濟並沒有就業與通脹間的取捨(Phillips curve)，其特色為︰(1) 局部有效的工會主義，在工會有效的行業中，經濟不景不會導致貨幣工資減少；(2) 即使在嚴重衰退也支撐利潤的大政府，政府支出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令物價上漲；(3) 運用昂貴與較長期資本財的行業比重很大，令勞動成本漲價帶來的穩定現金流更為重要。
當貨幣工資預期會長期上升，投資者，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投資者，會尋求預期可維持或增加其按價格調整資本價值的投機活動。這會帶來各種商品與工藝品泡沫，融資條款也會按預期通脹修改。在利率快速調整以反映預期通脹後，履行金融合約的負擔將不會在通脹時減少，通脹過程不會導致進一步投資。預期通脹破壞投資活動、就業與價格上升的連結，通脹率不再與失業率成反比。
政府若要在沒有衰退下控制通脹，需要增加相對於需求的消費財貨產出，認識到消費財貨產出令物價下跌，投資與政府支出則令物價上升。在大政府市場經濟中，以轉移支付及軍事開支達隨政策全民就業目標，而沒有帶來有用產出時，透過控制貨幣供應或貨幣工資率控制通脹只能獲得短暫成功。作者描述大政府既是幸事(blessing)也是禍害(curse)︰大政府預防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發生，卻帶來通脹。
其中一種阻止通脹的方法是讓消費財貨大量湧入經濟，當中一種做法是在國際貿易帳中有明顯赤字。當1982年美國失業率高企，聯邦增加州與地區支出的計劃平穩下來或減少，1983與84年進口貨物湧入該國市場，通脹率就開始下跌。
作者在提議政策前先指明，沒有一蹴而就解決資本主義缺點的方案，特別是金融創新必然會令不穩問題繼續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政策討論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多少為中心，但作者指我們必須承認經濟不穩的特質，並調查現有制度與政策干預是否放大或減少這種不穩。政策必須以一致可行方式涵蓋整體經濟範圍，不能只是零碎的改變，這只會令情況更差。
作者認為政策的理論基礎，應來自凱恩斯那些在轉變為正統理論時失去的貢獻，從凱恩斯衍生的理論觀點包括︰
1. 市場機制在非重要決定是有效控制手段同時，卻未能通過公平、有效與穩定的門檻。
2. 錯綜複雜與動態的金融體系內生地產生嚴重不穩力量，因此嚴重蕭條是非干預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金融不能交給自由市場。
3. 在資本投資佔私人生產重要部份、投資財貨生產昂貴的經濟中，分散市場機制格外不穩與無效率。
4. 在資本主義組織下，當金融資源沒有受企業的市場力量保護，就不會冒險於大型、長期的資本財。假如要讓這種行業私營，就需要法例與制度認可的獨佔與寡頭。資本密集獨佔與寡頭最好應解讀為包稅者的特殊形態。大型資本密集生產單位需要公共管制，甚或全面公有。
5. 大政府資本主義比小政府資本主義穩定，原因在於政府赤字反商業週期以維持利潤的影響。然而，為避免大政府推高通脹，在通脹時預算必須設計成以政府盈餘限制利潤。
6. 稅收相對國民收入比例需大，才能令大政府在能力在通脹時產出盈餘。因此稅收設計減少分配無效率與逃漏稅非常重要。
除理論觀點外，經濟政策新基礎也需考慮歷史事實、制度特質與政策驅動力︰
1. 1980年代美國制度結構主要來自羅斯福時期，反映大蕭條後偏向投資與資本密集的觀點，反對勞動參與及通縮。大政府成功消除長期嚴重蕭條後，卻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2. 作者認為，政策目標強調投資與「經濟增長」而不是就業是錯誤。全民就業的經濟將會擴張，而以刺激資本密集私人投資追求加速增長，不但可能不會增長，也可能增加所得分配不平等、技術選擇效率欠佳與整體經濟表現不穩。
3. 認為投資帶來所有好事——就業、所得、增長、價格穩定——並無根據。不當投資與其融資會損害全民就業、消費、經濟成長與價格穩定。
4. 過度擴張與過於昂貴的轉移支付系統會令社會不穩，傾向減少實際國民所得，並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5. 作者寫作當時讓公共部門進行私人決定雖然廣受認同，卻損害公平與效率。適當的整體干預足以限制整體週期不確定，干預細節既無需要也不可取。
6. 政策必須認知到有效管理的限制，並偏向需要最少管理的政策機制。利用與設定市場機制優於監控經濟細節的機制。
作者指資本主義引起不平等、無效率與不穩，不平等與無效率不至於令經濟無法運作，不穩則會造成失業威脅，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弱點。經濟計劃首先應解決不穩問題，然後盡量減少不平等。至於效率，作者指這是難以定義的目標，而且系統在分配有效率卻可能在穩定上沒有效率。
作者提出的改革計劃涵蓋四部份︰大政府、就業策略、金融改革與市場力量。在大政府方面，作者估算美國當時在大政府經濟中全民就業投資需佔國民生產總值16%至17%，考慮到衰退時政府以赤字支撐利潤，較寬鬆估計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在20%左右。原則上政府應平衡預算，以令國債維持其價值，為金融體系提供流通的優質短期資產。從赤字轉為盈餘也是對抗通脹的有力工具，政府支出與償付也不應按通脹調整令通脹更為嚴重。所有稅項都會對物價有影響，消費稅、公司所得稅、增值稅都傾向提高價格，只有個人所得稅傾向令物價下跌，減免個人所得稅會令價格上升。
若稅制希望對抗通脹，累進個人所得稅應為重心，其稅收會因名義所得改變而變動，有助穩定物價與利潤。 作者認為累進個人所得稅稅階應該擴闊，假如取消公司所得稅與社會保障供款，稅率也應提高，對極高所得群體稅率更應大為提高。
公司所得稅容許應課稅所得作利息扣減，鼓勵債務融資，對金融強固並不可取。廣告與營銷支出及行政人員開支也可從公司所得稅應課稅所得扣減，促使企業建立市場力量及無效率。作者認為，改革議程中應包括取消公司所得稅。
僱主為僱員在社會保障供款是一種增值稅，為逃避稅項商人會在生產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工。在資本密集技術與債務融資引起不穩下，僱主在社會保障供款既減少就業也會帶來不穩。作者認為劃一增值稅比社會保障供款這種局部增值稅更好。
風險趨避的銀行家要求借款人的市場力量保護，才會融資資本密集生產技術，因此用價格效率反對以消費稅推動政策目標並無說服力。作者認為稅制中應有足夠消費稅，利用價格系統與避稅行為達成社會目標。
在就業策略方面，勞動市場有以下四方面的就業策略︰(1) 在公營與私營機構推動不會引起通脹的基礎工資工作。(2) 改變轉移支付系統。(3) 撤除勞動參與的障礙。(4) 引入限制貨幣工資與勞動成本的措施。
在轉移支付系統上，政府應消除轉移支付對勞動參與的阻礙，改革需資產審查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按︰計劃已在1996年取消)，改為對所有16歲以下兒童發放援助，並視為應課稅所得。政府也應出資提供工資水平不會令私人工資有上升壓力的工作，以提升勞動參與，這也令政府有效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建議重啟羅斯福時代的平民保育團(CCC)與全國青年部(NYA)，為年青人提供就業與訓練；以工作進程部(WPA)提供成人就業機會與安排失業保險，並以提供兼職工作計劃為目標。WPA每小時工資應較低，水平不會經常變動，以避免帶來通脹，並在私人僱主勞工需求上升時，讓WPA僱員的比例相應下跌。
在金融改革方面，作者認為聯儲局應擴大職權，主動防止令金融易於不穩的行為。聯儲局應關注金融關係的結構改變如何影響穩定，不應像作者寫作當時那樣袖手旁觀。經濟政策也應以就業而不是投資為主要目標以配合金融改革︰當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核心融資制度時，其受託人與追尋利潤者的角色互相衝突，龐大利潤機會令商業、投資與儲蓄銀行不能明確分界。
企業發行長期、特定的債務融資長期資本財時，可達至避險融資債務結構，有助穩定金融體系。然而當企業有能力以短期債融資持有長期財產，例如在股票市場由短期股票持有者融資時，企業則變成投機融資的工具，帶來不穩影響。當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預期現金流不足以償付債務時，它會提升漲價與價格。假如這仍不足以增加收益，龐大企業會得到政府補助、特殊稅務寬免、公然擔保債務等幫助，這等同於以稅制支持企業，作者稱當時美國這種制度為偶發社會主義(contingency socialism)。
作者認為在大政府下，個別企業破產不會造成整體違約，反而令無法持續的龐氏融資轉變為可持續避險結構，因此破產應簡單便宜，讓限制通脹的競爭力量發揮作用。正如前述，企業所得稅鼓勵債務融資並帶來不穩，作者重申應取消企業所得稅。企業短期債也應指向資產而不是企業本身，聯儲局應擔當最後放款者，透過貼現窗準備參與這類融資。
作者認為銀行法與銀行監管機構應鼓勵獨立小型銀行成長，容許小型銀行參與投資、證券與商業業務，為小企業擔保及存放股本與發行債券。為控制銀行帶來不穩，銀行資產的數量與增長率需要受到限制，聯儲局應獲授權為所有銀行設定資產—股本比率，在銀行資本明顯不足時有權以限制股利為懲罰。
為鼓勵指向資產的融資，聯儲局應限制只有指向資產的短期融資貸款可獲重貼現，貼現窗也應直接或間接向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金融銷售與人壽保險機構，甚至一般商業企業開放。中央銀行應透過貼現窗控制銀行儲備金，以影響銀行對資產的偏好，當局也必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借貸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係。以重貼現而不是公開市場操作決定銀行體系儲備金，好處是在金融體系脆弱時，中央銀行可控制短期信貸供應，地區儲備銀行也可與個別銀行及當地貨幣市場建立借款者關係。
作者更建議聯儲局為鼓勵避險融資，可有意透過緊縮銀行儲備引發金融危機，為投資組合帶來不確定，令投資組合未來增長引致金融體系脆弱的風險減低。
在市場力量與工業政策方面，作者指市場管制與政府干預的根據在於令市場重拾競爭表現，例如個別企業市場力量或其他市場失效出現時。政府也應讓知識得以廣泛運用，令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利。作者認為反托拉斯的法律取向未能回應市場力量問題，工業政策應對個別組織的資產或僱員數目設限以助長競爭，視乎行業設定不同限制。改變企業所得稅、聯儲局操作方式與小企業有更多投資銀行服務，也應會助長新企業投入市場與現有小企業擴張。
WPA設下有效最低工資與大政府穩定整體利潤，令1930年代初工資與價格普遍下跌不再發生。因此，會傾向加強通脹壓力的農業、勞工、製造業與貿易價格下限，不再是大政府在資本主義的相關工具。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讓需要財政重組的企業暫時由公共接管，分開企業仍可生存與無法生存的部份，將可存部份向資本市場出售成為新實體，不可存部份則可能在獲得資金下生存。重組後的企業或者可再轉為私營獲得融資，或者要由政府再融資以清算剩餘部份。鐵路與核電廠這兩種資本密集工業因外部性龐大，私人企業無法有效管理，作者認為應設立公營機構以作管理。
作者總結指，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簡易答案，需要進行整體而不是個別的改變。改革帶來的成功也不會長久，資本主義金融總會再將金融體系推向脆弱，不穩總會以新的外觀再次出現，到時就需要新時代的改革。
作者指自1960年代起金融系統脆弱，是源自二戰後金融關係與機構的累積轉變。經濟表現成功引發投機金融，讓基於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貨幣與財政政策失效，只依靠貨幣與財政政策操作不能重建1950至1960年代早期經驗的穩定。
作者申論他寫作時經濟最大的缺陷是不穩定，不穩來源並非外部衝擊或政策制定者無能無知，而是來自當時那種經濟類型的內部過程。擁有複雜、高度發展與不斷演變金融系統的資本主義經濟，其動態導致內在不一致的條件易於發展，這不一致或是猛烈通貨膨脹，或是嚴重蕭條。內在不一致不一定會完全實現，因為制度與政策可以控制不穩發展，讓它穩定下來。
作者指社會正義建立在個人從公私權力中心獲得尊嚴與獨立。為求尊嚴與獨立，經濟秩序需要讓收入從權利或公平交易而來，當中主要收入來源來自工作。因此，充份就業既是經濟也是社會的善。作者申明他偏好個人自由與民主權利，多於保障所謂財產權，這信念也影響本書的政策建議。
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不穩傾向持續增強。市場參與者尋找早期警示，對經濟指標短期變動過份敏感。結果之一是投資者從其偏好正確跟隨波動獲得即時高回報，而不是由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投資，帶來較長期與穩定的較低回報。
1975年與1982年美國的金融危機都沒有引致經濟嚴重蕭條，而是衰退加上隨後的通貨膨脹。作者指當中原因有二︰一是大政府不只穩定就業與所得，也穩定了商業現金流動與資產價格；二是聯邦儲備體系與其他政府及私人機構合作，擔當起最後放款者的角色。
政府開支可以分為四類︰政府職位與政府服務支出、政府合約、轉移支付與政府債券利息。戰後大政府之所以較大，主要是由於軍事開支、轉移支付計劃與國債利息提高，尤其是轉移支付計劃。大政府讓國民收入下降自動轉為龐大政府赤字，是1974至75年經濟停止急劇下跌並轉為強勁擴張的原因之一。
政府赤字有三方面效應︰(1) 透過政府對商品、服務與勞工需求運作的所得與就業效應；(2) 透過令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運作的預算效應；(3) 因增加發行政府債券而出現的投資組合效應。轉移支付在無需工作下提供所得，讓住戶可支配所得增加，以維持經濟需求，卻也為經濟帶來通貨膨脹的偏向。
讓住戶與商業部門獲取盈餘或減少赤字不但本身在經濟衰退中重要，在住戶與商業部門負債時更是不可或缺，因為償還這些債務視乎企業盈利與住戶儲蓄。沒有政府龐大赤字，住戶與商業部門承擔債務能力在衰退時將大為減少，所得與利潤陷入下跌的惡性循環，會導致過去曾發生的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
政府債券沒有違約風險，金額以名義數目計算，購買力受物價水平影響。此外，政府債券由聯邦儲備體系保證可在市場交易。故此政府債券持有人獲保證在有需要時可以改變其投資組合。在衰退時，企業與金融機構透過持有政府債券可獲取安全與穩定的資產，企業以清空存貨及持有政府債券減少負債，銀行也能以增持政府債券增加其投資組合流動性，擴大資產與負債，避免商業減債令經濟需求與定期存款下跌。
在大政府以赤字穩定經濟產出、就業與利潤同時，最後放款者則穩定資產價格與金融市場。例如聯儲局接受以無法在市場出售的資產為抵押品，或直接購買這類資產。最後放款者需要及時介入，並確保再融資供應，以避免累計下跌引發大蕭條。其需求先於大政府的參與，以免投資與借債消費下跌的影響，超過大政府穩定所得與金融能力。
儘管最後放款者的行動可避免嚴重蕭條，卻為行動後的通貨膨脹設定條件。因為最後放款者保證部份合約條款能履行，不論市場或個別負債者的商業情況，因而減低它保證那些資產的違約風險。違約風險低的資產更容易在市場出售，亦即更有流動性。故此，最後放款者行動增加流動資產的實際數量，令市場上有貨幣特質的資產增加。銀行或類似機構可抵押這些資產，並用於放款或保有其他資產部位。經濟中整體融資能力因而上升，並可運用於提升資產價格或放款活動，有可能造成未來通貨膨脹式增長。
在1920年代前，商業銀行在儲備部位中有重要部份依靠聯儲局的貼現窗口，聯儲局與成員銀行有定期、每日的銀行聯繫，銀行為確保資金來源會遵從聯邦儲備銀行訂下的商業與資產負債表標準。在此之後，聯儲局主要儲備供應活動變成在公開市場買賣證券，不再與成員銀行有緊密與持續的商業關係，對成員銀行的影響大為減弱。
作者指聯儲局在決定貨幣供應時並不那麼有力，貨幣供應也不會控制所得。在短期內，市場行為在決定金融對所得的影響比聯儲局有力，長期而言，引入新的金融行為與新舊金融實踐規則演化是決定因素。為避免投機金融急劇增長釀成危機情況，令最後放款者需要干預，限制企業向外融資與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支持急劇增長能力的制度改革可能有其需要。
在1974至75年金融危機中，最後放款者採取的技術是，將財困機構資產價格以歷史高位記帳，而不是當前市場低位，並由聯儲局、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吸收或保持資產流動性，讓有問題機構得以再融資。聯儲局創造負債以替換私人借款者的負債，或保證提供融資，當中需保持靈活，以規則限制聯儲局行動會令其能力受限。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則保障受困銀行的存款，並承擔受困機構所有非股本債務，防止擠兌發生。由於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不會隨時擁有大量現金，其行動必先從聯儲儲備系統取得資金。作者指，既然聯儲局在最後放款者行動擔任主要角色，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應更明確融入聯儲儲備系統，特別是在銀行監管方面。
企業償還負債所需現金來自利潤現金流、手上現金、出售資產或借貸。當某單位在任何期間預期現金收入都超過需償還現金，作者稱它處於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合約訂明現金流在某段時期超出預期現金流入，則是處於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或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在這種情況為償還當期負債需以出售資產、債務延期或再借貸取得現金，因此依賴當時金融市場狀況程度較高。
在二戰後，商業銀行以買賣國庫債券處理資產部位的佔比減少，聯邦儲備與存款相對總資產比重也一直下跌，銀行改為發展出各種盡量利用有限儲蓄的工具，包括存款證書、回購協議與向海外銀行借貸。獲取資產部位的方式增加，令聯儲局行動與供應融資量的關係不再那麼緊密，聯儲局緊縮財政政策與銀行及市場反應的時間落差更長。這容易令政策制定者過度反應，讓政策行動造成經濟走向金融危機邊緣。故此，二戰後金融體系的演化，令經濟更易走向不穩。此外，銀行放款活動增加，特別是向非銀行活動作短期融資，也易於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
非主流銀行(fringe banking)與銀行的從屬關係可以是金融系統脆弱的來源。在其他融資管道較昂貴或無法使用時，非主流銀行從核心銀行融資，令核心銀行持有與非主流機構類似的投資組合。當非主流銀行在市場明顯表現出虧損與周轉不靈時，銀行也可能會受損，導致骨牌效應令市場嚴重崩潰。
戰後新古典綜合學派指財政及貨幣政策能消除長期失業，在分散(decentralized)市場中也有自我改正力量讓經濟處於全民就業。作者指這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指干預政策可消滅長期失業或慢性通脹，一方面卻指即使不做任何事，給時間讓經濟自行其事也可以維持價格穩定與全民就業。在實際情況中，新古典綜合學派未能解釋經濟內部運作怎樣造成本書當時定期出現的早期危機。
作者認為，我們需要能說明經濟正常運作如何造成不穩，並指導我們控制不穩的理論。1960年代中期的經濟表現，令任何聲稱相關的經濟分析需要說明︰
1. 當時主導的市場機制如何令個別產出與價格一致
2. 所得、產出與價格的過程如何決定
3. 為何一致情況不時失靈，換言之，為何經濟易受嚴重蕭條的威脅甚至其實現影響。
作者在之後在本書建立的理論，將解釋經濟為何會波動，顯示出定期不穩與不一致與脆弱金融結構的發展相關，這種發展在正常資本主義經濟中發生，體現在金融資本財所有權與投資上。很大程度上社會目標可由市場機制達成，但作者也指明市場資本主義既內生地不穩，也能導致財富與權力以令人厭惡的方式分佈。
新古典綜合學派忽視凱恩斯對資本財定價與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特殊性質的元素。這些元素是建立對當前經濟情況詮釋與政策制定更佳理論的基礎。凱恩斯理論重點是經濟中的資本發展，注意到銀行界與企業交易的重要。
當分散資本主義經濟的定價機制，只有在適當政策或制度規則下才會導致產出與價格一致時，盲目相信與接受市場過程結果就無法成立。在經濟只能有條件一致下，立法或制度演化改變將影響維持一致所需的政策行動，無法一蹴而就。
此外，一致也需要替代原則在各個市場下生效才能成立，這包括需求曲線斜率為負數，價格上升會導致商品或服務需求量下跌；在相對其他商品價格上升時，需求量也會下跌。替代原則在投機與猜測元素重要的金融與資本財市場上，並不是經常生效。某種金融工具或資本財相對價格提升，可能會增加這資產的需求量，讓價格上升有利於價格進一步上升。
作者指新古典理論正確指出在嚴格條件下，競爭市場機制可指導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特別是那些市場並不依賴(1) 整體經濟穩定；(2) 投資步伐與方向的決定；(3) 所得分配；(4) 資本財運用佔比較高行業。但失業帶來工資與價格改變不會令投資上升以消除失業，以及中央銀行與其他金融管制用於回應金融市場的不一致，均表現出自由市場不是當時資本主義金融機構的經濟中，普世通用的政策方案。
在個別單位別無選擇，只能自行為自己謀取最大利益，而且當下價格總是主導的經濟中，價格與產出會達成一致。但在企業擁有市場力量，獨佔過多並互相對抗時，市場就可能無法達成一致結果。除此之外，當決定需將未來會發生的事納入考慮時，市場也可能不再有效協調。資本財的本質需要考慮未來，參與者不可能在下決定時已確知未來會怎樣，未來發生的事可能會令價格不再認證現時決定。
凱恩斯分析核心將現存資本財獲利程度、投資與持有資本財的融資條件，以及投資的供給情況，整合為有效投資需求理論。在這理論中投資是需要時間的過程，依附在利潤預期上，因此投資決定總是在不確定下進行。正因為這不確定，投資者及其融資者尋求在不利變動下，可獲保障並能調整投資組合的資產負債架構。凱恩斯在1935年的理論表示，不穩是資本主義內在與無法避免的缺陷，這在新古典綜合學派遭到忽視，後者將資本家、資本財與金融市場排除在經濟分析之外。
漢生(Hansen)式標準凱恩斯模型強調在達致全民就業水平前，每單位產出的供應價格趨向不變或轉變緩慢。總需求超過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才會上升，總需求少量不及全民就業水平，工資與價格下跌幅不大，只有在總需求跌至某水平下價格才會傾向下跌。假定消費視乎稅負與轉移後的所得，產出與勞動力總需求視乎投資、淨出口、與政府支出。在所得不及或超過目標水平時，政府開支或支出改變可以用於抵銷差額，財政政策成為指導經濟的工具。作者指，漢生式模型簡單有力，但未有考慮金融與貨幣因素，未能對1960年代中期後的金融不穩提供有效政策指導。
赫斯(Hicks)以投資—儲蓄／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模型表達凱恩斯學說，即IS-LM模型。投資—儲蓄曲線斜率向下，流動性偏好—貨幣供應曲線斜率向上，兩者交點表示可滿足貨幣與商品市場的利率與所得水平。在利率接近或達至零時，利率不受貨幣供應影響，財政政策失效，這種情況稱為流動性陷阱。此時投資不足造成失業，政策可循三種方式增加就業︰一，以政府開支增加所得，例如政府稅務與開支計劃；二，以政府補助及擔保增加投資，例如房貸擔保、農業補助、國防開支等；三，減低相對於預期利潤的投資成本，例如稅務豁免與所得稅調整。
作者認為赫斯模型所指的利率與投資關係並非必然，即使低利率表示生產最好在高資本產出比例進行，也不代表投資，即資本財的改變率，必然上升。此外，赫斯模型假定貨幣供應由管理當局如聯儲局決定，忽視凱恩斯所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貨幣供應是從金融活動中創造。赫斯模型並未包含勞動力供應過量會導致勞動力需求上升的經濟，因此沒有古典思想中勞動市場主導均衡的特徵，不屬新古典綜合學派。
帕廷金(Patinkin)解析則以實質平衡效應(real balance effect)完成綜合新古典與凱恩斯學說︰失業令工資與價格下跌，造成按價格調整的貨幣供應增加，然後這增加的財富會提高消費相對所得比例。在一段時間後，勞動力供應將不再會過剩，達至全民就業，價格也停止下跌。價格與貨幣供應比例只在均衡狀態下維持，在非均衡狀態下則會變動。
作者指，帕廷金解析勾劃出經濟怎樣從不均衡走向均衡，卻讓新古典綜合學派無法解釋，經濟最初為何會出現失業或通脹情況，不均衡最初怎樣發生。此外，帕廷金解析的貨幣供應不是聯儲局報告那貨幣供應，而是未納入銀行系統中私人債務的貨幣供應，就像貨幣供應只有固定價格的黃金一樣。這並未考慮到現今世界中，投資融資與資產部位中的貨幣創造行為，也沒有顧及價格下跌會令擁有資本財者的債務負擔增加。帕廷金效應只有在長期折磨與產出及就業大幅下跌，令價格也大幅下跌時才會相關。
綜觀新古典綜合學派，作者指它沒有考慮經濟內部不穩力量，只能將持續出現的不均衡狀態，歸咎於系統中阻礙均衡機制的過程，例如工會阻礙工資下跌令失業持續。新古典綜合學派也對歷史時間沒有想法，其經濟模型只存在於真空中，不了解工資與價格下跌的影響。它讓合理政策限於調整支出與稅收，以及操作貨幣供應。當下對未來的想法，以及當下融資的可能選擇，對市場為資本財訂價有重要影響，卻不在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議題中。它對當今經濟不穩很可能是由於金融市場、資產價格與利潤流向表現並不關注。此外，新古典綜合學派承諾操弄貨幣與財政政策，就能維持在穩定價格下全民就業，導致經濟學家忽視工業結構與所得分配對整體經濟表現的影響。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投資融資與擁有資本財存量產生貨幣償付的承諾，也就是合約訂明的現金流。為使經濟產出與需求一致，價格不只要滿足資源分配與產出配給函數，也要確保(1) 產生剩餘；(2) 所得分給資本財(即利潤)；(3) 資本財的市場價格，與成為資本財的現時產出生產成本一致；(4) 商業債務償付得以履行。只有在過去獲現在證實，未來也預期會證實現在投資與融資決定時，病態樂觀者以外的人才會投資。價格必須帶有利潤以鼓勵投資，在科技決定成本中再加上漲價(markup)償付債務，支付融資、管理、附屬成本，並滿足現金流需求。
設Pc與Qc分別為消費財貨的價格與數量，Wc與Nc為消費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再假設經濟只有工人與收取利潤者，工人將其所有所得用於消費，收取利潤者則完全不消費，從而令消費財貨需求等於總工資數，不受利潤所得影響。在只生產消費財貨下，會得出︰
PcQc = WcNc
資本所得πc (利潤) = PcQc - WcNc = 0
然而在納入投資財貨後，設Wi與Ni分別為投資財貨的科技水平必須工資與僱用人數，則︰
PcQc = WcNc + WiNi
πc = PcQc – WcNc = WiNi
消費財貨利潤等於投資財貨的總工資數，總利潤等於總投資量。在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會有利潤發生下，投資只會在預期未來也會有投資才能進行。在這簡單模型中，價格形成的方式為︰
Pc = [WcNc/Qc] [1+WiNi/WcNc]
由於Qc/Nc為消費財貨勞動力的平均生產力(Ac)，因此︰
Pc = [Wc/Ac] [1+WiNi/WcNc]
假設Wc = Wi，則變成︰
Pc = Wc/Ac (1+Ni/Nc)
換言之，消費財貨價格水平，與工資水平，以及投資財貨僱用人數相對消費財貨僱用人數成正比，與消費財貨平均勞動生產力成反比。
當模型加入政府考慮後，利潤就不只是由投資組成，而是投資加上政府預算赤字。在衰退時政府赤字阻止利潤下跌，讓商業債務的負擔不致加重，甚至可能會減輕。對外貿易赤字則會減少利潤，令全民就業所需利潤與政府赤字水平增加。政府赤字令消費財貨價格水平上升，對外貿易赤字則會限制本地生產消費財貨價格水平。
在放寬前述模型的行為假設，讓工人儲蓄部份所得，並讓收取利潤者將部份所得用於消費後，消費財貨價格水平會因儲蓄部份工資而下跌，因利潤用於消費而上升。假如利潤用於並非生產技術決定的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這些工資又會用於消費財貨，則消費需求會上升，令產品的漲價上升。企業經由廣告、產品開發與銷售方式取得並維持市場力量的市場增加，會產生通貨膨脹壓力。然而，當管理與輔助服務工資比生產工資高，令前者的工資儲蓄比例傾向較高時，則會令利潤下降，令給予資本家與尋租者的現金流減少。
在供給成本方面，總成本由四項元素組成︰(1) 科技水平訂定的成本；(2) 管理成本；(3) 償還債務款項；(4) 滿足提供資本財所付的代價。在收益大於四項元素總和時，過去投資與融資決定完全符合預期，但在收益只大於頭三項元素總和，卻少於四項元素總和時，債務獲得償付，但支付資本財的成本則未能全面回收。按此，需要運用昂貴與極為專門的資本財，以及大規模債務融資的企業，前提似乎是要擁有市場力量，能在需求下跌時限制價格變動，令收益超過成本的四項元素總和。
政府開支也是一種盈餘分配，稅款令勞工每單位產出可支配所得低於科技決定的供應價格，並提高產出的供應價格。投資與政府開支為經濟定調，卻不是由現時經濟表現來決定︰政府開支由政策決定，投資則由現在對未來的觀感決定。
對大部份企業而言，利息支付、廣告支出、行政人員薪資與債務償付大多是在之前定下，不受當下產出影響，而滿足這些支出所需現金流則視乎利潤。在當下利潤不足時，企業需以手頭現金、借貸或出售資產支付。假如是以借貸支付，就代表成本曲線上升，意味著現時利潤不足令滿足未來要求所需現金流增加。當企業欠債，債務條款只能透過重新談判更改，這可能包括公開或非公開破產。換言之，在資本密集生產技術、以債務融資商業部位、管理與輔助服務開支比重較大的經濟中，商業破產會較易發生。在風險趨避的投資與融資者要求下，資本密集工業的自然市場結構是寡頭與獨佔競爭。
投資是資本主義經濟中利潤的主要部份，是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因素。這種經濟的基本週期特質，取決於利潤、資本財價格、金融市場狀況與投資的相互關係。在經濟平穩增長一段時期後，商業企業與金融中介回應經濟的成功，改變其可接受及屬意的債務結構，引起投機景氣令金融結構脆弱不穩。
金融不穩假說有兩項基本命題︰(1) 資本主義市場機制無法導致可持續、價格穩定、全民就業的均衡狀態；(2) 嚴重商業週期原因在於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金融特徵。資本主義經濟是指，生產工具私有，總收益與勞動成本的差距為資本財所有者提供所得。資本財可以交易與抵押，由擔保與抵押生產工具或未來所得產生的金融工具也可以交易。因為資本與金融財可以交易，它們有由市場決定的價格，視乎資本財未來預期帶來的所得而定。
作者指資本主義經濟任何期間都存在失調力量。在債務通貨緊縮與嚴重蕭條後的就業不足狀態並不是均衡，而是在轉折狀態，當中價格與工資下跌不足以提高就業，因為價格與工資下跌令利潤減少，之前的債務無法償還，企業也未能融資作投資。
當就業不足轉為暫時可持續的全民就業，各種資本與金融財的相對價格也會改變，引致屬意的融資安排改變。可透過借債融資取得資本與金融財部位的經濟中無法避免投機元素，當中資本財的需求由其預期獲利決定。商人與銀行家投機在未來現金流與金融市場狀況的意願，反映出借債融資部位的程度。暫時持續的全民就業令他們願意借更多債，金融機構則以發明「新」形式貨幣、貨幣替代品與融資投巧為回應。更多貨幣形式與數量用於融資資本與金融財額外需求或更多投資，令資產價格上升，增加資本所得、投資與利潤，經濟會嘗試擴張至安定的全民就業狀態之外。
資本財價格視乎擁有權帶來的現金流與其流動性，現金流受市場與經濟狀況影響，流動性則視乎資產容易並確保能轉為貨幣的程度。一般而言，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上升，但在例如嚴重蕭條後，對流動性的需求過多， 貨幣供應增加就不會令資產價格上升。而在預期通脹會急速上升時，貨幣供應增加會令資產價格急劇上升。當資產帶來的現金流上升時，貨幣的流動性價值下跌，資產價格因資本化比例及預期回報增加而上升。這可能會帶來一段平穩期，卻會令可接受債務—股本比上升。
投資決定的供應因素視乎勞動成本與短期利率，需求因素則受資本財價格與預期融資結構及條款影響。投資顯然帶有時間面向，因而包含不可知的不確定情況，令借款與放款者要求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安全邊際影響外部相對內部融資的可接受比例，近期經驗顯示外債可輕易償付時，負債比例傾向增加；具代表性單位未能履行債務合約時，可接受負債比例則會減少。
投資一項計劃，首先要預期回報超過投資成本足夠多以補償不確定，然後要看該計劃是否獲得融資。融資來源包括現時經營所需以外的手上現金與等同資產、股利及稅後利潤與外部資金。作者寫作當時經濟以外部資金融資投資為特色，受安全邊際水平與其可接受程度影響。
金融市場狀況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內部資金或淨值的槓桿程度、資本財需求價格、投資財貨供應價格，以及短期與長期利息對這兩種價格的影響。短期利率大幅上升會在一段醞釀期後令投資財貨供應價格顯著上升，長期利率上升會令資本財需求價格下跌，這表示在一般情況而言，資本財價格及投資供應價格的差距，與利率走勢成反比，低利率會令兩種價格差距較大，導致外部相對內部融資比例上升。
1970年代起美國經濟有不同表現的主要原因，是融資方式在簽約時指定償付結構，並反映當時主流市場情況與預期。在特定制度與規則下，金融創新的獲利機會，以及立法、行政及中央銀行的干預，都介入從金融強固轉為金融脆弱的過程中。工業化經濟融資也會助長不穩︰行為長期資本財融資，當長期資產由短期債務融資，可能令銀行與商業關係中出現債務償付與經營收入不一致。
避險融資(hedge finance)、投機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與龐氏融資(Ponzi finance)可從現金流與債務的關係說明。現金流有三種︰所得、資產負債表與投資組合，所得現金流是另外兩種現金流的基礎，包括工資、薪金、成品與半成品付款。當已實現及預期所得現金流足以滿足單位的未償付負債，該單位就處於避險融資，不需要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以所得現金流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較不易形成金融危機，處於金融強固。
但在預期收入不及資產負債表現金流，即債務需要透過延期或增債才能償付時，延期債務以償付者處於投機融資，增加債務以償付者則處於龐氏融資，這些單位需視乎金融市場情況以履行條款。當經濟廣泛透過轉移投資組合，即買賣資產以滿足資產負債表償付為主，則會較易處於金融危機，或至少有潛在金融脆弱。債務重組往往是試圖將投機融資轉為避險融資，債務豁免則是試圖將龐氏融資轉為投機融資。
避險融資、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都會受減少資產中現金流的經濟發展影響。經營所得減少或欠債違約都可能令避險融資單位轉為投機融資。這不是由於經濟其他地方出錯，就是原本的避險融資特質，是基於對成本、市場及其發展不切實際的預期，對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過份樂觀。另一方面，除了商品與生產因素市場事件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單位也會受利率變動——即金融市場發展——影響，利率增加令現金流償付增加，卻沒有增加預期收益。此外，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必須持續再融資其部位，因而受金融市場不穩影響。經濟中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比重越大，整體安全邊際就越窄，金融結構也越脆弱。
金融脆弱出現過程由避險融資主導開始。避險融資系統中短期利率明顯低於長期利率，令投機融資以短期債務融資資本財或長期債務有利可圖。更多投機令資產需求與價格上升，帶來資本所得。在強固金融體系中的獲利機會，令強固轉為脆弱成為一種內生現象。
金融危機過後，銀行家與商人畏於投機融資與龐氏融資，而在大政府政策下，金融危機後政府赤字支撐所得、就業與商業利潤。這令商業利潤相對商業投資比例增加，並減少資本財部位的外部融資。政府赤字也將公債注入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的投資組合，減少銀行與金融體系的違約曝險。在經歷金融危機後的衰退後，經濟展現出比危機前更強固的結構。
避險融資系統的獲利機會不必然即時令金融體系脆弱，當中的阻隔包括︰(1) 主導借款人與放款人的風險限制；(2) 需時建立可吸收資本財擁有者負債，以及滿足財富擁有者流動性及價格保證的工具；(3) 需確保投機融資者可獲再融資，金融創新也需時間推廣；(4) 市場參與者抗拒相信潛在利潤的樂觀預測，特別時在金融危機過後。
當投資計劃有外部融資參與時，利率變動會影響計劃成本。特別是在長期計劃中，複利令利率變動顯著改變計劃成本，負債利息也令計劃延期更為昂貴。企業在外部融資時有兩項安全邊際︰持有投資組合的流動資產，以及預期利潤超過計劃成本，這兩項安全邊際會影響企業的信貸評級。當利率上升時，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減少，這會令企業後續的投資計劃評級下跌，進一步增加融資成本，繼而再減少投資計劃的預期資本所得，過程有如是自我實現預言。
投資榮景令不同金融機構與各種金融工具互相連結，直至利率上升至利潤邊際消失。榮景中斷會引發金融危機、嚴重蕭條與債務通縮，還是較小規模的衰退，視乎整體經濟流動性、政府部門相對規模與最後放款者的行動。作者認為，趨向投機融資與以債務融資投資本身就是制度結構與政策預期的結果，適當制度組織與政策，可以減少經濟受金融危機影響的程度。
銀行家安排貿易、投資與資本財部位融資時創造貨幣。銀行向商業借款時增加貨幣供應，令投資或擁有資本財的意欲變為有效需求。資本主義經濟正常運作有賴所得產出系統產生利潤以償還債務，與金融系統放款引發投資與利潤。
新古典綜合學派認為商業銀行只是機械、靜態、被動地運作，對經濟行為沒有重要影響。銀行業對經濟的影響只有貨幣供應量與利率過渡轉變，兩者均可由中央銀行控制。但作者指實際上，銀行是動態、創新與創造利潤的商業，銀行家主動以調整資產與負債尋求利潤，這不只會影響融資的數量與分配，也影響價格、所得與就業週期表現。
金融市場與銀行影響投資的方式包括︰金融市場決定資本財現值，因而決定投資產出的需求價格；獲融資投資數量視乎銀行程序；投資供應價格則視乎融資成本。在不確定與現時對未來觀點影響資本財價格的世界，當資本財需求價格相對投資產出供給價格上升，會令投資上升，導致利潤上升，利潤相對未償還債務比率、銀行與金融市場融資供應與商人投資意欲也會增加。銀行為利潤滿足其商業客戶增加的投資意欲，令整個過程呈正向與不穩的反饋。
金融體系整體強固或脆弱程度來自銀行家的貸款。銀行家傾向經營現金流足以還款的貸款，有助於維繫強固的金融體系。銀行家著重抵押品價值與資產預期價值時，就容易令脆弱的金融體系出現。
銀行獲利率可由每單位資產淨值增加，或資產相對擁有人投資增加而上升。第一種方法意味著尋求資產與負債利率的更大差距。為提升資產利潤，銀行家有誘因接受更長期或更高風險的資產。為減低負債利率，銀行家需要對存戶提供更多安全承諾，包括更短期負債與提供特別保證，提供更好服務，並創造新型票據與金融工具。
第二種方法則是增加槓桿比率，例如資產0.75%獲利，資本相對資產比率由6%減至5%，帳面獲利會由12.5%增至15%。自1960至1974年，美國的銀行槓桿比率增加50%，促進銀行客戶短期借貸上升，增加商業負債中投機與龐氏融資的比重，讓經濟走向金融脆弱。同時，在當時稅制下，銀行總裁最有效的致富方法，是股票選擇權在股價上升後帶來的資本利得。股價與每股獲利及其預期增長率相關，令銀行經理人著重於增長，導致槓桿比率上升，這會使安全邊際減少，讓經濟更易走向不穩。
傳統上銀行冒險受在銀行陷入危機時會有損失的存戶及合作伙伴限制。但自二戰後存款保險與聯儲局干預，在銀行破產時傾向保障所有非股本銀行負債，存戶不再擔憂銀行的存續能力時，顧客監控就沒那麼重要。合作伙伴監控表現在銀行危機時，對銀行在貨幣市場借款要求額外利率。在銀行無法出售大額存單與借入聯邦基金時，它會被逼在聯邦儲備貼現窗借款。換言之，中央銀行行動令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銀行減弱。
存戶及合作伙伴監控減弱，讓銀行測試在限制銀行曝險中更為重要。作者指，他寫作時的銀行測試程序，無法控制巨型銀行複雜資產與負債的風險。1970與1980年代問題銀行數目與複雜程度增加，正是銀行曝險在日益週期環境下增加的結果，例子包括1974至76年銀行在REITs與1980年代初在海外借貸的問題。銀行測試者沒有足夠權力限制巨型銀行，測試程序也對銀行業缺乏理解。測試者需要認識銀行借貸的預期現金收益從何而來，分析不同經濟情況下銀行的運作。作者認為，要有效控制銀行帶來的混亂影響，需要為槓桿比率設限，並以保留盈餘方式，限制銀行股本增長水平配合非通脹的經濟增長。
金融創新接受程度視乎主觀評估持有貨幣的流動性溢價。在經濟暢通運作一段時間後，流動性的價值下跌，更進取的金融運作更為人接受。金融機構可以增加其資產—股本比例，不會顯著失去其負債信用。在這情況下，進取金融機構提供大量融資，令資本財價格上升，鼓勵短期而投機的資本財融資與投資。
自利可達致市場均衡在金融市場上並不成立。在商品市場上，供應過程產生相等於供應市場價值的收入；在金融市場上，融資需求由反應迅速的銀行家的融資供應抵銷。此外，當融資供應超出現時資本財與投資相對價格需求時，過剩供應會提高資本財相對投資產出供應的價格，提高投資與融資的需求。金融脆弱是市場內部過程的產物。
作者這樣批評當時監管當局對金融運作視而不見︰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were introduced in an effort to control and contain disorderly conditions in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are now slaves of an economic theory that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such conditions. Today's standard theory argues that the authorities should focus on the money supply and should operate to achieve a constant rate of growth of this construct. The authorities, in large part, accept the validity of this view. As a result, the officials making monetary policy wear blinders that restrict their vision, so that they tend to ignore the financing relations by which monetary phenomena affect activity. (p. 280)
作者認為當局應認識到指導與控制金融使用與運作的演變。創新永遠會領前監管者，當局無法阻止投資組合的結構改變。他們可以做的，是為不同資產訂立股本—吸收比例，確保銀行資產—股本比例受限。存款保險當局也應有權限制與控制受保障銀行的商業行為。重新以貼現窗為銀行儲備標準來源，可令聯儲局更緊密監控商業銀行，防止銀行放款與持有資產過快擴張。
通脹——即消費物價——的轉變，等於工資增長率減去勞動生產力增長率加上漲價(markup)成長率。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通脹的因果鏈由投資或政府開支增加開始，兩者都會令漲價增加。在金融合約以貨幣計價下，未經通脹調整的貨幣工資與貨幣利潤流，會決定債務能否獲得償付。即使經通脹調整的實際工資與利潤不變，當貨幣工資與利潤上升，勞工與企業償債能力也會增加。
貨幣工資購買力與消費財貨產出成正比，與投資財貨相對消費財貨的工資與就業比例成反比。換言之，當消費財貨產出增長率高於工資，物價會傾向下跌；當投資上升，經濟則有通脹壓力。此外，當企業花費在僱員醫療、廣告、產品開發等方面時，也可視為廣義的利潤分配，令消費需求上升，帶來通脹壓力。
通脹可分為兩種，一種是貨幣工資增長不及價格增長，第二種是即使貨幣工資增長追上甚至超過價格增長，價格依然因漲價因素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而上升。第二種通脹不能自我維持，但在工資購買力大幅下跌，令工會、僱主或政府干預增加工資時，物價持續上升會引發工資上升，因而令物價進一步上升。
在1960至1980年代，即使在失業率高企時通脹與貨幣工資上升仍然持續，這種滯脹(stagflation)出現在轉移支付急升、政府持續赤字、政府工資快速增加的時代。即使在衰退中，商業利潤與消費物價也能維持甚至上升，銀行受政府政策支持在多次金融危機中生還，結果造成物價飛漲。
這時美國經濟並沒有就業與通脹間的取捨(Phillips curve)，其特色為︰(1) 局部有效的工會主義，在工會有效的行業中，經濟不景不會導致貨幣工資減少；(2) 即使在嚴重衰退也支撐利潤的大政府，政府支出相對消費財貨產出增加令物價上漲；(3) 運用昂貴與較長期資本財的行業比重很大，令勞動成本漲價帶來的穩定現金流更為重要。
當貨幣工資預期會長期上升，投資者，尤其是金融工具的投資者，會尋求預期可維持或增加其按價格調整資本價值的投機活動。這會帶來各種商品與工藝品泡沫，融資條款也會按預期通脹修改。在利率快速調整以反映預期通脹後，履行金融合約的負擔將不會在通脹時減少，通脹過程不會導致進一步投資。預期通脹破壞投資活動、就業與價格上升的連結，通脹率不再與失業率成反比。
政府若要在沒有衰退下控制通脹，需要增加相對於需求的消費財貨產出，認識到消費財貨產出令物價下跌，投資與政府支出則令物價上升。在大政府市場經濟中，以轉移支付及軍事開支達隨政策全民就業目標，而沒有帶來有用產出時，透過控制貨幣供應或貨幣工資率控制通脹只能獲得短暫成功。作者描述大政府既是幸事(blessing)也是禍害(curse)︰大政府預防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發生，卻帶來通脹。
其中一種阻止通脹的方法是讓消費財貨大量湧入經濟，當中一種做法是在國際貿易帳中有明顯赤字。當1982年美國失業率高企，聯邦增加州與地區支出的計劃平穩下來或減少，1983與84年進口貨物湧入該國市場，通脹率就開始下跌。
作者在提議政策前先指明，沒有一蹴而就解決資本主義缺點的方案，特別是金融創新必然會令不穩問題繼續出現。在1980年代經濟政策討論以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多少為中心，但作者指我們必須承認經濟不穩的特質，並調查現有制度與政策干預是否放大或減少這種不穩。政策必須以一致可行方式涵蓋整體經濟範圍，不能只是零碎的改變，這只會令情況更差。
作者認為政策的理論基礎，應來自凱恩斯那些在轉變為正統理論時失去的貢獻，從凱恩斯衍生的理論觀點包括︰
1. 市場機制在非重要決定是有效控制手段同時，卻未能通過公平、有效與穩定的門檻。
2. 錯綜複雜與動態的金融體系內生地產生嚴重不穩力量，因此嚴重蕭條是非干預資本主義的自然結果︰金融不能交給自由市場。
3. 在資本投資佔私人生產重要部份、投資財貨生產昂貴的經濟中，分散市場機制格外不穩與無效率。
4. 在資本主義組織下，當金融資源沒有受企業的市場力量保護，就不會冒險於大型、長期的資本財。假如要讓這種行業私營，就需要法例與制度認可的獨佔與寡頭。資本密集獨佔與寡頭最好應解讀為包稅者的特殊形態。大型資本密集生產單位需要公共管制，甚或全面公有。
5. 大政府資本主義比小政府資本主義穩定，原因在於政府赤字反商業週期以維持利潤的影響。然而，為避免大政府推高通脹，在通脹時預算必須設計成以政府盈餘限制利潤。
6. 稅收相對國民收入比例需大，才能令大政府在能力在通脹時產出盈餘。因此稅收設計減少分配無效率與逃漏稅非常重要。
除理論觀點外，經濟政策新基礎也需考慮歷史事實、制度特質與政策驅動力︰
1. 1980年代美國制度結構主要來自羅斯福時期，反映大蕭條後偏向投資與資本密集的觀點，反對勞動參與及通縮。大政府成功消除長期嚴重蕭條後，卻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2. 作者認為，政策目標強調投資與「經濟增長」而不是就業是錯誤。全民就業的經濟將會擴張，而以刺激資本密集私人投資追求加速增長，不但可能不會增長，也可能增加所得分配不平等、技術選擇效率欠佳與整體經濟表現不穩。
3. 認為投資帶來所有好事——就業、所得、增長、價格穩定——並無根據。不當投資與其融資會損害全民就業、消費、經濟成長與價格穩定。
4. 過度擴張與過於昂貴的轉移支付系統會令社會不穩，傾向減少實際國民所得，並為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5. 作者寫作當時讓公共部門進行私人決定雖然廣受認同，卻損害公平與效率。適當的整體干預足以限制整體週期不確定，干預細節既無需要也不可取。
6. 政策必須認知到有效管理的限制，並偏向需要最少管理的政策機制。利用與設定市場機制優於監控經濟細節的機制。
作者指資本主義引起不平等、無效率與不穩，不平等與無效率不至於令經濟無法運作，不穩則會造成失業威脅，是資本主義最大的弱點。經濟計劃首先應解決不穩問題，然後盡量減少不平等。至於效率，作者指這是難以定義的目標，而且系統在分配有效率卻可能在穩定上沒有效率。
作者提出的改革計劃涵蓋四部份︰大政府、就業策略、金融改革與市場力量。在大政府方面，作者估算美國當時在大政府經濟中全民就業投資需佔國民生產總值16%至17%，考慮到衰退時政府以赤字支撐利潤，較寬鬆估計政府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在20%左右。原則上政府應平衡預算，以令國債維持其價值，為金融體系提供流通的優質短期資產。從赤字轉為盈餘也是對抗通脹的有力工具，政府支出與償付也不應按通脹調整令通脹更為嚴重。所有稅項都會對物價有影響，消費稅、公司所得稅、增值稅都傾向提高價格，只有個人所得稅傾向令物價下跌，減免個人所得稅會令價格上升。
若稅制希望對抗通脹，累進個人所得稅應為重心，其稅收會因名義所得改變而變動，有助穩定物價與利潤。 作者認為累進個人所得稅稅階應該擴闊，假如取消公司所得稅與社會保障供款，稅率也應提高，對極高所得群體稅率更應大為提高。
公司所得稅容許應課稅所得作利息扣減，鼓勵債務融資，對金融強固並不可取。廣告與營銷支出及行政人員開支也可從公司所得稅應課稅所得扣減，促使企業建立市場力量及無效率。作者認為，改革議程中應包括取消公司所得稅。
僱主為僱員在社會保障供款是一種增值稅，為逃避稅項商人會在生產技術以資本替代勞工。在資本密集技術與債務融資引起不穩下，僱主在社會保障供款既減少就業也會帶來不穩。作者認為劃一增值稅比社會保障供款這種局部增值稅更好。
風險趨避的銀行家要求借款人的市場力量保護，才會融資資本密集生產技術，因此用價格效率反對以消費稅推動政策目標並無說服力。作者認為稅制中應有足夠消費稅，利用價格系統與避稅行為達成社會目標。
在就業策略方面，勞動市場有以下四方面的就業策略︰(1) 在公營與私營機構推動不會引起通脹的基礎工資工作。(2) 改變轉移支付系統。(3) 撤除勞動參與的障礙。(4) 引入限制貨幣工資與勞動成本的措施。
在轉移支付系統上，政府應消除轉移支付對勞動參與的阻礙，改革需資產審查的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AFDC，按︰計劃已在1996年取消)，改為對所有16歲以下兒童發放援助，並視為應課稅所得。政府也應出資提供工資水平不會令私人工資有上升壓力的工作，以提升勞動參與，這也令政府有效設定最低工資水平。
作者建議重啟羅斯福時代的平民保育團(CCC)與全國青年部(NYA)，為年青人提供就業與訓練；以工作進程部(WPA)提供成人就業機會與安排失業保險，並以提供兼職工作計劃為目標。WPA每小時工資應較低，水平不會經常變動，以避免帶來通脹，並在私人僱主勞工需求上升時，讓WPA僱員的比例相應下跌。
在金融改革方面，作者認為聯儲局應擴大職權，主動防止令金融易於不穩的行為。聯儲局應關注金融關係的結構改變如何影響穩定，不應像作者寫作當時那樣袖手旁觀。經濟政策也應以就業而不是投資為主要目標以配合金融改革︰當銀行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是核心融資制度時，其受託人與追尋利潤者的角色互相衝突，龐大利潤機會令商業、投資與儲蓄銀行不能明確分界。
企業發行長期、特定的債務融資長期資本財時，可達至避險融資債務結構，有助穩定金融體系。然而當企業有能力以短期債融資持有長期財產，例如在股票市場由短期股票持有者融資時，企業則變成投機融資的工具，帶來不穩影響。當擁有市場力量的企業預期現金流不足以償付債務時，它會提升漲價與價格。假如這仍不足以增加收益，龐大企業會得到政府補助、特殊稅務寬免、公然擔保債務等幫助，這等同於以稅制支持企業，作者稱當時美國這種制度為偶發社會主義(contingency socialism)。
作者認為在大政府下，個別企業破產不會造成整體違約，反而令無法持續的龐氏融資轉變為可持續避險結構，因此破產應簡單便宜，讓限制通脹的競爭力量發揮作用。正如前述，企業所得稅鼓勵債務融資並帶來不穩，作者重申應取消企業所得稅。企業短期債也應指向資產而不是企業本身，聯儲局應擔當最後放款者，透過貼現窗準備參與這類融資。
作者認為銀行法與銀行監管機構應鼓勵獨立小型銀行成長，容許小型銀行參與投資、證券與商業業務，為小企業擔保及存放股本與發行債券。為控制銀行帶來不穩，銀行資產的數量與增長率需要受到限制，聯儲局應獲授權為所有銀行設定資產—股本比率，在銀行資本明顯不足時有權以限制股利為懲罰。
為鼓勵指向資產的融資，聯儲局應限制只有指向資產的短期融資貸款可獲重貼現，貼現窗也應直接或間接向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金融銷售與人壽保險機構，甚至一般商業企業開放。中央銀行應透過貼現窗控制銀行儲備金，以影響銀行對資產的偏好，當局也必須檢視銀行資產負債表與其借貸機構資產負債表的關係。以重貼現而不是公開市場操作決定銀行體系儲備金，好處是在金融體系脆弱時，中央銀行可控制短期信貸供應，地區儲備銀行也可與個別銀行及當地貨幣市場建立借款者關係。
作者更建議聯儲局為鼓勵避險融資，可有意透過緊縮銀行儲備引發金融危機，為投資組合帶來不確定，令投資組合未來增長引致金融體系脆弱的風險減低。
在市場力量與工業政策方面，作者指市場管制與政府干預的根據在於令市場重拾競爭表現，例如個別企業市場力量或其他市場失效出現時。政府也應讓知識得以廣泛運用，令更多人受益，而不是只有少數人從中獲利。作者認為反托拉斯的法律取向未能回應市場力量問題，工業政策應對個別組織的資產或僱員數目設限以助長競爭，視乎行業設定不同限制。改變企業所得稅、聯儲局操作方式與小企業有更多投資銀行服務，也應會助長新企業投入市場與現有小企業擴張。
WPA設下有效最低工資與大政府穩定整體利潤，令1930年代初工資與價格普遍下跌不再發生。因此，會傾向加強通脹壓力的農業、勞工、製造業與貿易價格下限，不再是大政府在資本主義的相關工具。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可以讓需要財政重組的企業暫時由公共接管，分開企業仍可生存與無法生存的部份，將可存部份向資本市場出售成為新實體，不可存部份則可能在獲得資金下生存。重組後的企業或者可再轉為私營獲得融資，或者要由政府再融資以清算剩餘部份。鐵路與核電廠這兩種資本密集工業因外部性龐大，私人企業無法有效管理，作者認為應設立公營機構以作管理。
作者總結指，對資本主義的問題沒有簡易答案，需要進行整體而不是個別的改變。改革帶來的成功也不會長久，資本主義金融總會再將金融體系推向脆弱，不穩總會以新的外觀再次出現，到時就需要新時代的改革。
2017年5月13日 星期六
Inequality
看完了Atkinson的Inequality，作者一生致力研究不平等議題，影響不少後輩，本書可說是其集大成之作。
作者首先指機會平等不代表結果平等不重要，首先是因為完全忽視結果難以接受，我們不能忽視正處於困難的人；機會平等也有競爭與非競爭兩方面，競爭機會平等但回報極為不均分配，無法令所有人有同樣機會完成他們自己獨立的生活計劃，回報的結構如何決定正是本書主題；最後，結果不平等直接影響下一代機會平等，重視下一代機會平等需要關注今日的結果不平等。
有經濟學者認為比起關注不平等，促進經濟成長以改善貧窮者生活有更大貢獻。作者不同意這觀點，指出分配與再分配當下所得與每個人有關，並影響我們社會的特質，包括是否更為團結與更有共同感。此外，整體生產與分配有關，要理解經濟運用需要理解所得如何分配。
作者列出美國與英國在1913至2013年經濟不平等的發展趨勢，美國堅尼系數從1929年頂點0.5一直下跌至二戰結束的0.4以下，其後直至1970年代後期保持平穩，1980年代出現「不平等轉向」，堅尼系數再度升高，升至0.45左右。最高1%群體所得佔總所得由1979年不足10%升至2012年接近20%
英國的堅尼系數變動與美國類似，由1938年至二戰結束時下跌，1979年後出現「不平等轉向」。最高1%群體所得佔總所得自1919年19%一直下跌至1979年6%左右，之後回升至2012年大約12%左右。相比起美國，英國堅尼系數從1979年至1992年升幅比美國大，但在之後二十年都沒有繼續上升。
比較OECO十五國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與貧窮率後，作者指除瑞士(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高於平均，貧窮率低於平均)與西班牙(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低於平均，貧窮率高於平均)外，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高於平均的國家貧窮率也高於平均，顯示高貧窮率傾向於最高所得群體佔比較大同時出現。
不平等也有多個面向，例如分析單位是個人還是住戶，以及同一住戶內可能有不同家庭，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也可能構成不同家庭單位。選擇不同分析單位也表現出我們對資源控制與個人是否獨立的想法，例如子女多大程度依賴父母是否納入計算。這些看似是純粹統計的考慮，背後也有社會價值與期望議題。
住戶所得也有多種定義，可由以下圖像說明︰
此外，完整所得定義也需考慮資產價值轉變，並需分辨帳面及已實現獲利，同時考慮通脹對實際資產購買力的影響。
所得不平等與消費不平等著重點不一樣，消費不平等關注生活水準，所得不平等關注最低資源水平的權利。作者指消費有許多面向，在消費調查中調查目標是消費支出，而不是消費本身，部份商品的消費支出較難準確量度，調查涵蓋範圍也有限。作者指，本書以所得為對資源潛在控制的指標，表示資源運用並不僅限於消費，例如富裕者有權力影響家人、媒體或政治團體。
在性別不平等方面，自1960年起OECD各國女性與男性平均收入差距逐漸收窄，但步伐並非一直向前，部份國家1990年代後期開始兩性差距不再減少。歷史上兩性收入差距一項主要因素是教育水平差異，但在2010年代兩性教育差異在大部份OECD國家已不存在，然而收入差距卻仍然存在，而且不能以勞工市場相關因素解釋。
英國的流動研究指大多數流動距離不大，就好像人們綁上橡皮圈，每年可能短距離流動至不同位置，但之後會回彈至原來地方。人口結構與家庭構成改變，例如人口老化與單親家庭增加 ，令生命週期的所得變動規律也能解釋部份不平等增加，雖然實證研究指這解釋能力有限。假如未來平均所得不再增長，我們就不能假定未來世代生活會更好，因而視他們為「較不值得援助」。未來生活不是一定會更好，令世代間正義變得更為重要，也影響選擇減少當下所得不均措施的決定。
與國內不平等相反，全球不平等隨時間發展呈倒U形，自1820至1970年英美與中印的差距一直擴大，自此之後至2010年代中印則減少差距。但要注意的是，即使相對差距減少，在絕對數字上距離卻繼續擴大，而且其餘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比中國與印度低。
不平等的主要資料來源是住戶調查，潛在限制是沒有納入不在住戶者，例如學生、留學生、軍隊人員、住院者等；取樣誤差與不作回應，特別是較少納入最富有者；以及回答時受訪者錯報。另一資料來源是所得稅數據，但數據本是用作收稅用途，其形式與內容反映當時稅收法例，也會因逃漏稅令涵蓋範圍不完整。
收入數據不只限於住戶調查及所得稅數據，也包括對僱主的調查與僱主報稅表。比較不同來源可能發現僱主與僱員的觀點差異，例如僱用填報合約訂下的工作時間，但僱員填報實際工作時間。財富數據來源除住戶調查外，也包括財富稅資料、入息稅中投資所得部份、遺產稅資料等，個人財產總數估算則來自國民資產負債表。
在觀察不平等歷史趨勢時，作者定義顯著變動如下︰堅尼系數數字變動3%、貧窮率數字變動3% 、最高1%所得佔比數字變動3%，以及最高10%相對中位數收入佔比數字變動5%。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除英國外，歐洲各國與美國最高1%所得佔比沒有顯著變動，在兩次大戰之間，除法國及荷蘭外歐洲國家最高所得佔比也沒有顯著變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平等廣泛下降，研究的十七國中有九國最高所得佔比顯著下跌。當中原因不只是戰爭破壞、佔領或戰後安排影響，還有二戰結束時各國政府職能擴張，直接關注人口健康與福祉。
在二戰後，美國最高10%相對中位數收入佔比開始上升，但整體住戶所得不平等卻沒有提高，原因在於更多低收入住戶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而且政府轉移大幅提高。二戰後歐洲各國堅尼系數顯著下跌，原因是福利國家與社會服務擴張，其款項來自累進所得稅，以抵消人口老化令市場所得更不平等的趨勢。
除重分配外，二戰後也在另外三方面可能令不平等減少︰一，工資在總所得佔比增加，研究估算工資在總所得佔比增加1%，堅尼系數相應減少0.7%；二，資本所得分配較為平均，最高1%財富佔比減少；三，工資所得分配較為平均，這在美國沒有發生，但在歐洲自1960年代中期最高10%相對中位數收入佔比減少，當中工會集體談判與政府干預是重要因素，包括最低工資與國家工資政策。
1980年後，最高稅率大幅減低、重分配社會轉移受削減、工資在總所得佔比趨向減少、最高財富佔比不再減少、最高收入群體拉開差距，加上持續高失業，都是1980起不平等轉向上升的原因。除法國外，OECD多國堅尼系數自1980年至2000年代結束均有上升，當中以英美兩國升幅最大。
2000年代拉丁美洲不平等普遍下降，雖然要注意官方數字對最高所得群體資料不足。這與經濟成長或政體沒有關連，而是來自受教育勞工工資優勢減少、累進政府轉移，以及最低工資大幅提升。
經濟學家找到不平等上升的數項因素，包括全球化、資訊與通訊科技轉變、金融服務增長、報酬規範改變、工會影響減少，以及重分配稅收與轉移政策回落。全球化令一國可透過出口較高價值高科技服務，並更便宜地入口基本製造商品，讓技術勞工工資相對非技術勞工上升較多。勞工技能較高的國家會受益，而技術勞工工資優勢也與利息相關，因為投資在教育代表放棄儲蓄回報率，在利率較高時，工資優勢也要較高才能讓人在教育投資。
資訊與通訊科技進步不一定會令技術勞工需求上升，而是要視乎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替代彈性，假如彈性大於1，技術勞工較易取代非技術勞工，技術勞工需求才會上升。此外，科技進步與生產的特定技術相關，當下決定哪種商品與服務由甚麼方式生產，對科技發展有長遠影響，因此作者認為這些決定不能依靠預設，而是需要廣泛相關參與者有意行事。
作者指在勞工市場中市場力量雖然重要，但它本身是在社會脈絡中運作，有很大空間受其他因素影響。市場為可能的勞動市場方式提供界限，但盈利如何分配由勞資雙方的相對力量左右，工資社會規範也會影響勞工對公平工資的觀感，並影響其生產力。自1980年後除西班牙外OECD國家的工會參與率減少，各國政策也更為限制工會的權力。然而各國的制度安排不一，工會影響力無法以單一指標量度，要找出工會對工資分配的影響較為困難。
作者指有需要分開「財富」與「資本」兩者， 2010年代財富已頗為廣泛分配，但這些財富大部份對經濟生產活動缺乏控制權，例如退休金個人透過基金持有資產，對資產與公司運作的決定權卻在基金經理人手中。財富獲利權與在生產活動運用資本有其分別。
在Solow的宏觀經濟中，資本—勞動比例上升會令工資上升及回報率下降，資本比例只會在替代彈性高於1時上升。但在工資／回報率比例超越臨界點後，機械開始擠走人類勞工。之後在人均資本上升下經濟會繼續增長，但工資／回報率維持不變。這時經濟增長更多由利潤上升產生，工資佔總所得比例下降，令不平等增加。
考察工資分配時需要整合勞工、資本與產品市場，找出整體市場經濟的一般均衡點。在此過程中人們扮演不同角色，結果會受他們在不同市場位置及隨之而來的市場力量。平衡經濟中不同力量是減少不平等的重要元素。
國民所得與住戶所得的關係如下︰
政府是當中最大的中介機構，除稅收與轉移外，也提供健康與教育等服務，發債及發放利息，擁有公共資產與公營企業股份。非金融公司向住戶發放股利與利息，保留部分盈利用作再投資，並向政府繳稅與收受政府補助。金融機構是公司股份主要持有人，向持有退休基金者發放退休金。
由上述分析可知，總住戶所得比總國民所得明顯較少，因為政府、非金融公司與金融機構吸走部份國民收入。總住戶所得及其分配不只受宏觀經濟因素左右，也受經濟產出如何分派的規則影響，如破產法、退休金規則、失業救濟等，這些規則是社會與經濟互動的結果。
最高1%收入者的工資相對資本所得比重越來越高，當中可能的解釋包括︰科技進步與全球化令市場規模更大，製造出超級明星；薪酬不再受支薪點限制，而是著重於個人表現；最高收入稅率下降，令高層人員更費力爭取高薪；利益團體遊說改變管制框架、會計標準與稅務規則。薪酬最高1%人，在2000年代也比之前更容易累積資本，成為資本所得最高一群。
第二部份是作者對減少不平等的建議。作者指只靠市場決定是否投入機械生產有三項問題︰一是分配問題，即由誰擁有機械及其好處；二是由個人接觸提供的最終產品中，市場對人類與機械的供應比例沒有可持續方案；三是當下決定對未來有長遠影響，企業的動機可能不符合更廣泛社會利益。由此作者提出第一項建議︰
1科技變遷方向應是政策制定者的明確關注點，鼓勵增加勞工可僱用能力及著重人類面向服務提供的創新。
具體措施包括資助科學研究，在決定支持創新，包括資助、發牌、規管、採購或教育方面時，明確考慮分配的影響，提升勞動密集行業工人的生產力，於孩子身上投資人力資源，並保障公共行政不會因採納科技令部份公民更難運用公共服務。
對於平衡市場不同力量，作者的提議如下︰
2 公共政策應致力於各持份者的恰當平衡，為此應該(a) 在競爭政策中引入明確分配面向；(b) 確保法律框框讓工會平等合理代表勞工；(c) 若現時並不存在，建立包括社會各成員與其他非政府機構的社會與經濟會議。
社會與經濟會議應包括僱主、工會、政府、消費者團體等，並在性別、種族與世代有不同代表，並有權就有關勞動市場、商業管制、社會保障的新法例，以及制定最低工資與影響福利的措施向國會報告。
作者指二十一世紀就業已不能只按有或沒有分類，還要顧及長期兼職、自僱、短期合約工、身兼多職等情況。按此作者認為勞動市場不應以盡量提升就業，而應以盡量減少非自願失業為目標，包括非自願失去部份工作時間者。為減少非自願失業，作者建議政府應擔當最後僱主的角色︰
3 政府應採取明確目標避免與減少失業，並以向求職者提供最低工資水平的保證公共就業為基礎實現目標。
作者提議公共就業計劃的工作可從改善公共服務著手，包括托兒服務、學前教育、青年服務、醫療、照顧長者、送餐、圖書館與協助維持治安。作者認為計劃不應是臨時性質，而是提供有意義的工作，也不應只以讓參與者重回就業市場為評價準則。保障就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它會改變個人與經濟的關係，肯定工作的價值，也是沒有人會排除在外的明確訊號。
即使保障就業也可能會有在職貧窮的問題，作者對此的提議是︰
4 應設立國家薪酬政策，當中包含兩項元素︰定在可維持生活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資，以及薪酬高於最低工資的實務守則，守則應由社會與經濟會議參與的「國民對話」中贊同。
薪酬守則應指導最高層與最低層的差距，並關注人們是否在有同等價值的相同工作中薪酬相同，例如性別、族裔與年齡會否造成差異。作者認為有需要舉辦關於所得分配的「國民對話」，考慮經濟增長應如何分配，中下層是否落後，顧及薪酬的道德面向，並訂定福利水平與資本所得。
資本累積受富人與窮人的相對子女數目影響。歷史研究指在十八世紀結束前，家庭人數與資源成正比，減緩個人財富累積，但在此之後則成反比，令不平等傾向加強。婚姻也會令財產共有，本身是趨向平等的工具，但這種效應在選型交配，即富人傾向與富人結婚下減弱。在美國，1970年代前丈夫與妻子的收入成反比，但自1980年代兩者關係成正比，相關程度一直增加，令婚姻的平均效應減弱。
債務也有分配的效果。當有財富者可以投資賺取回報率時，底層則缺乏財富，不時需要借債 並支付利息，特別是信用卡與教育貸款的高息令欠款者面對很大困難。
近年實質負利率令小存戶實質受損，小規模存款與大規模資本的回報率有很大差異，市場競爭並未消除這種情況。作者建議由國家金融機構確保小存戶有足夠回報︰
5 政府應透過國家儲蓄債券為存款提供保證實質正利率，並為每人可擁有該債券數設限。
保證利率水平應有社會與經濟會議討論，參考水平為過去英國政府發行的儲蓄債券保證實質利率高達1.35%。
作者也建議所有人可獲一份最低遺產︰
6 應建立資本餽贈(最低遺產)給予所有到達成年的人。
這份最低遺產用於平衡世代間的不平等，並在最初建立時按兒童福利資格年數比例分配，資金來自遺產稅，並限制用於教育、見習、房屋開支或創業。
作者認為財政政策應著重於政府的淨值為正數，而不是只顧及債務。政府可累積國家資產，持有資本並分享科技發展的成果，以所得收入推動更平等社會。作者建議︰
7 應建立公共投資管理局，管理主權財富基金，透過投資公司與物業以建立政府淨值。
作者提議主權基金主要應在企業擁有利潤權但不作控制，擁有眾多範圍公司的少數股權，持有獲政府資助研究的公司。主權基金的投資也考慮道德標準，例如公司是否留意更廣泛社會責任，包括薪酬政策。
如前所述，1980年代最高收入稅率下降帶來負面外溢效應，即最高收入者更著力爭取提高其報酬，並由股東付賬。作者認為稅制不應只以盡量提高稅收為目標，也應顧及稅制是否公平，即人們在額外工作後應獲得合理的份額。作者的建議為︰
8 應回歸更為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結構，邊際稅率按應納稅所得範圍提高，最高邊際稅率為65%，同時擴闊稅基。
為更著重向資本所得而非薪酬所得徵稅，作者建議在個人所得稅中提供薪酬所得減免︰
9 政府應在個人所得稅引入薪酬所得減免，限於最低收入範圍。
作者傾向遺產稅由向收受者徵收終身資本接收稅，每個人每次接受遺產或生前餽贈時均需登記，當總數超過特定水平後額外數目就要付稅︰
10 遺產或生前餽贈接受者應在累進終身資本接收稅下付稅。
累進方式應與個人所得稅相似，但最高邊際稅率可高於65%。向接受者而非遺產徵稅好處是，提供誘因讓人更廣泛分散其財富，可能有助減少性別與世代不平等，並希望確保所有人更公平競爭，減少機會不平等。
作者亦建議以物業現價徵收物業稅︰
11 應以最新的物業評估為基礎，設立按比例或累進的物業稅。
在財富稅方面，作者認為可重新檢視引入物業稅的成功前設，並探討以個人納稅者總財富為基礎的全球稅制，以及對企業徵收最低企業稅。
社會保障主要形式有三種︰社會保險、社會援助與基本所得，其分別如下︰
社會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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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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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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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領取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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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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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現有資源 (所得與財產) |
公民身份？(下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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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格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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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勞動市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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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勞動市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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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勞動市場情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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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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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有受養家屬可能獲額外發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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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單位(或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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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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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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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靠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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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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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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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認為長期而言入息審查的社會保障並不可取，原因是稍高於審查入息水平的邊際稅率很高，因為高於審查入息水平會失去社會保障，抵消額外所得，形成貧困陷阱。尤其在自僱及雙職家庭增加下，入息審查會阻礙額外潛在勞動。此外，入息審查造成部份合資格者未有申領福利，原因包括不知道自己合資格、申請程序複雜費時以及入息審查的污名化效果。
多國均已存在的基本收入是兒童津貼。為減少兒童貧窮，並考慮到入息審查問題與世代及性別平等，作者建議可劃一發放兒童津貼並將之視為所得徵稅︰
12 兒童津貼應以高額向所有兒童發放，並應視為所得徵稅。
兒童津貼將兒童視為社會一部份並有自己的權利，生兒育女並不只是「選擇一種生活風格」，女性也不應該因此獨自承擔在勞動市場處於不利位置。
在取捨基本所得與稅率後，作者建議設立一種不同的公民所得，補足現有社會轉移而不是取而代之，特點是領取資格不是基於是否公民，而是基於社會參與，包括就業、教育、培訓、照顧幼兒或長者、在認可機構定期擔任義工等，殘疾者可獲豁免。作者稱這計劃為「參與所得」︰
13 應在全國層面引入參與所得，以補足現有社會保障，並展望建立泛歐盟的兒童基本所得。
參與所得面對的困難有三︰一，確保納入廣泛民眾；二，收受者必須真正滿足參與條件；三，相關行政的經濟與人力成本。作者指現有入息審查計劃比參與所得更複雜，減少入息審查計劃可讓行政資源用於參與所得上，而且如前文所述，政府應投資改善社會行政。沒有納入參與所得的，會是投入純粹休閒生活者，比整體基本所得更提倡互惠訊息，較易獲得政治支持。
假如不推行參與所得或其他基本所得計劃，另一主要選擇是更新與復興社會保險系統，當中有兩項重要元素︰一，恢復社會保險計劃過往的角色；二，讓社會保險適應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
即使社會保障供款與所得稅對住戶開支的效果相似，但作者認為需要顧納稅人對兩者觀感的不同，例如選民偏好有明確連繫的開支計劃。此外，保留供款條款讓社會轉移安排與政府勞動市場政策擔當正面角色，並回應工作性質轉變，例如讓兼職與其他非標準工作有權參與社會保險系統。作者建議︰
14 應更新社會保險，提升回報水平並擴大涵蓋範圍。
作者認為富裕國家也應該關注全球不平等問題，建議提高海外發展援助︰
15 富裕國家應提高他們給予政府開發援助的目標至國民總所得1%。
第三部份作者討論其建議是否可行，回應這些建議在經濟效率上是否代價太大，是否可能在全球經濟中由單一國家實行。對於減少不平等的建議會否令「餅」變小，也就是會否減慢經濟增長，作者回應是︰一，經濟規模與其分配同樣重要，不能只顧其一；二，平等與效率在偏離標準經濟模型情況下可同時出現，這些偏離情況包括不完全競爭、企業擁有市場力量、資訊不完整、勞工非自願失業等。例如增加最低工資可能會令僱員更有動力工作，提高勞工生產力。
制度設計同樣重要。有經濟學家批評失業保險會鼓勵裁員與令人不願意工作，但作者指現有失業保險設計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設計︰只有非自願失業而且不是因行為不檢者解僱才可領取，申領者需要滿足供款條件，最近在受保職位中，並需表現他們正積極尋找工作，在獲得職位時有能力任職。
增加國營退休金、保證儲蓄債券、最低遺產都可能令人減少儲蓄，另一方面，因為入息審查計劃減少與私營退休金減少令企業有可能較不短視，這些建議也可能對經濟產出與成長有正面效果。
OECD或歐盟在與新興工業化世界競爭時能否廣泛採取類似政策，以及單一國家採取重分配及增加開支措施時需面對OECD其他國家會否維持政策不變，都是作者建議減少不平等需關注的事情。作者以三項理由對此表示並不完全悲觀︰一，福利國家起源於十九世界全球化下的歐洲，因而不見得在當下全球化環境下各國不會更有力應對不平等；二，各國不是全球發展的被動接受者，他們能改變不平等的動力；三，作者對國際合作的潛力樂觀，可見於國際組織在數目與範圍擴張、各國交換稅務資料與歐盟訂下歐洲2020減少貧窮目標上。
稍為補充，作者是英國學者，對歐盟前景感到樂觀，寫本書時英國仍未脫離歐盟。
對於將公共服務轉由私人供應的做法，作者指只有在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更有效率才會有經濟影響，此外，私人開支在例如退休金與醫療方面增加往往帶有免稅額，造成稅務支出影響稅收，將社會支出由公共轉為私人並不能解決政府財政問題。
作者表明重分配中光是有贏家與輸家不是足夠反對理由，政府在減少不平等時需要有取捨。不平等容易，減少不平等則困難，困難在於部份個人需要有物質犧牲，也就是接受加稅，社會也需要回答何謂「公平」分配的難題，而不是默然接受市場過程的結果。
在評估其建議對住戶所得的影響時，作者以英國為例子，採用稅收—福利模型計算，其框架如下︰
在計算時需要將住戶所有可得資料納入考慮，並因應個人與住戶調查資料不一致調整，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於受訪者在回答詳細問題時混淆或人們沒有領取合資格的福利。此外新政策可能會引起行為轉變，例如提高入息稅或會令人工作減少，然而這種轉變難以評估，通常不會納入估算中。
作者對其建議在英國的影響估算中，估計在收支平衡下，入息稅改變、薪酬所得減免、兒童津貼及(1) 擴大社會保險或(2) 引入參與所得四項建議，可將堅尼系數從32%減至29.4%(假如採用擴大社會保險，SI)或28%(假如採用參與所得，PI)，兒童貧窮率由16.8%降至14.6%(SI)或13.4%(PI)。
這些計算顯示出單靠稅收與福利重分配的限制，反映稅收與轉移前所得平等的重要。確保全民就業、薪酬更公平分配與資本所有權更平等，都是減少不平等的重要元素。
作者總結本書著重點為︰一，為理解不平等，需在各方面檢視我們社會，包括現在與過去發展；二，歷史紀錄較適合理解為不同片段，而不是長期趨勢，我們可向不平等減少的時期學習；三，減少不平等需由改變市場所得，以及透過稅收與支出達成；四，不平等增加來源包括資本與勞動市場，不只是學歷的優勢提升；五，市場力量扮演重要角色，我們需要檢視決策的軌跡與抗衡力量的範圍；六，世界大為改變，特別是在就業性質，以及財富(所得來源)與資本(控制來源)的關係中。
作者最後回應政府計劃總是失敗的批評指，過去減少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就是成功的政府干預，如教育普及與累進稅；政府計劃失敗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事前計劃與諮詢，政府推行前應提出計劃細節並經過公眾討論；個人在減少不平等的建議中也擔當角色，身為選民、消費者、存款者與慈善參與者都對不平等政策有影響力。面對「不平等轉向」、人口老化、氣候變化與全球經濟不平衡，作者認為假如我們願意運用現今更多的財富應付挑戰，認同資源應更平等分配，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景依然樂觀。
2017年4月29日 星期六
理性選民的神話
看完了《理性選民的神話》，與不少2008年前寫成的經濟學跨學科書籍一樣，部份見解有趣，自信，多少帶著傲慢，但不少觀點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化為塵埃。
書中主要論點是，民主失靈不只是因為選民無知，而是選民有系統地不理性，令「集體奇蹟」(也就是「群眾的智慧」，各人錯誤隨機而互相抵銷，得出正確答案)無法成立。在市場理性的消費者，在投票中因為對決策缺乏影響力，不求甚解忠於意識形態自我滿足的成本很低，集合起來會造成錯誤決策。
在選民懷有偏見又輕信下，民主政客常態就是煽動。政客與利益團體在公眾漠不關心的議題中獲利，媒體則報導觀眾想看的新聞，並同樣在觀眾漠不關心的邊緣上下其手。
接著作者就以經濟學家身份指出，選民在經濟議題上有四方面系統的偏見︰反市場偏見，例如視市場報酬與轉移支付視為等同，忽略誘因，並設想市場充滿壟斷；排外偏見，例如反對國際貿易；創造就業偏見，例如認為多人就業才是好事，反對增加生產力並減少勞動投入的新技術；悲觀偏見，總是認為未來會比現在差。
在此稍為插評，這些偏見或者反駁偏見的意見是否符合現實，應該是按脈絡而定，由效率、公平還是其他角度出發、短期還是長期、由誰獲得甚麼等等。但作者沒有說明，彷彿其經濟學論點是永恆真理。
作者以經濟學家觀點為基準，再按大眾的社會特徵調整，得出「啟蒙大眾」的經濟學觀點，以此為標準答案(或真理)說明大眾的經濟觀點有多大偏差。偏差表現在大多數題目上，並反映上述四種系統偏見。值得一提的是例外，例如大眾與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教育不足是嚴重問題，作者這樣評論︰
這樣解讀資料未免太過飛躍。
大眾與經濟學家同樣一致的問題包括，認為人們儲蓄不夠、企業職訓投資不足、總統對改善經濟能力有限、子女生活水準大概與自己差不多，作者為自圓其說對這些例外都有只是例外的解釋。
問題十三關於高階決策者薪酬太高的意見，不妨引用作者的評論欣賞︰
……也提供誘因讓他們盲目或故意冒險讓納稅人結帳。不知作者寫這段時有沒有包括金融機構高層，在2008年後就應該沒有了。專家對，在未錯之前。
古典公共選擇理論指，因為選民一票對決策無甚影響力，邊際效用近乎零，所以理性的選民不會花時間理解政治資訊，選擇理性地無知。作者則反駁指，選民無知水準對政策沒有影響，因為有「集體奇蹟」；無知不代表易受誤導與欺騙，也不代表貪腐與內部操縱，因為可以嚴酷懲罰彌補寬鬆監視(又要插評︰作者認為低機率嚴酷懲罰與高機率溫和懲罰相同，數字上是，實際犯罪表現不是。)；如果無法運用嚴酷懲罰，理性無知選民也可以拒絕任有政府提出的方案。
如前所述，作者提出大眾同時是「理性消費者」與「非理性選民」。行為者同時在乎其物質財富與非理性信念，但錯誤信念有物質成本。這種理性的非理性與理性無知分別是，理性無知假設人們厭倦追求真相，理性的非理性則認為人們主動迴避真相。非理性過程如下︰
這種過程的表現方式之一，是人們在要求打賭自己的信念時，會讓他們修正自己的觀點，因為錯誤信念造成的物質成本損失變得明顯。作者如此描述選民談論公共議題︰
選民在政治取態上並不自私，例如老人不會較偏愛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男性比女性稍多，失業者對就業保障的支持，以及沒有保險勞工對國家醫療保險的支持，都只比總體稍高。作者認為在選民非理性下，沒有私利考驗會令錯誤更容易導致愚蠢政策。在選民選擇性參與中，投票者似乎比不投票選民較不帶偏見，原因是他們受較多教育。
假如選民希望推行特定的政策，但不願意看到政策可預見的結果，政客有兩種選擇︰一是推出不受歡迎的政策，期望有利結果可抵銷推行時的傷害；二是配合大眾，希望贏取大眾信任，讓他們忽視有害的結果。而選民的反應，則是他們會不滿意自己選出的政客，不是因為政客沒有推動選民偏好的政策，就是因為政客推動選民偏好的政策成效不佳，顯得政客無能。官僚機構的代理人問題，在作者眼中反而會調和多數人的極端，為選民想要與實際得到的事物之間提供安全閥門。
作者指對經濟學「市場基本教義派」的批評更適合用於「民主基本教義派」，認為民主的問題可由更多民主解決。作者呼籲經濟學家即使已被罵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也應比現在更支持市場，即使自由市場有不少缺陷，也比民主這替代方案好得多。
作者對民主的改革提議則是受更多教育者應有額外投票權，原因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選民，思想時更像經濟學家」，也應提供更多教育，並讓有經濟學素養的人有更大政治空間改進政策。
還是那句，2008年。
本書在理論框架上有思索之處，但實證證據上相當沒說服力，在2008年後也沒有大幅修訂的新版。不知是不是身為作者與選民一樣，自我感覺良好、遵從意識形態的成本也很低，又或者，回報相當大。
用上一篇Economics Rules給經濟學家的十誡來評論本書作者大概不至於太刻薄，特別是經濟學模型是a model，不是the model這一點。
書中主要論點是，民主失靈不只是因為選民無知，而是選民有系統地不理性，令「集體奇蹟」(也就是「群眾的智慧」，各人錯誤隨機而互相抵銷，得出正確答案)無法成立。在市場理性的消費者，在投票中因為對決策缺乏影響力，不求甚解忠於意識形態自我滿足的成本很低，集合起來會造成錯誤決策。
在選民懷有偏見又輕信下，民主政客常態就是煽動。政客與利益團體在公眾漠不關心的議題中獲利，媒體則報導觀眾想看的新聞，並同樣在觀眾漠不關心的邊緣上下其手。
接著作者就以經濟學家身份指出，選民在經濟議題上有四方面系統的偏見︰反市場偏見，例如視市場報酬與轉移支付視為等同，忽略誘因，並設想市場充滿壟斷；排外偏見，例如反對國際貿易；創造就業偏見，例如認為多人就業才是好事，反對增加生產力並減少勞動投入的新技術；悲觀偏見，總是認為未來會比現在差。
在此稍為插評，這些偏見或者反駁偏見的意見是否符合現實，應該是按脈絡而定，由效率、公平還是其他角度出發、短期還是長期、由誰獲得甚麼等等。但作者沒有說明，彷彿其經濟學論點是永恆真理。
作者以經濟學家觀點為基準，再按大眾的社會特徵調整，得出「啟蒙大眾」的經濟學觀點，以此為標準答案(或真理)說明大眾的經濟觀點有多大偏差。偏差表現在大多數題目上，並反映上述四種系統偏見。值得一提的是例外，例如大眾與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教育不足是嚴重問題，作者這樣評論︰
普羅大眾認為，教育不足是嚴重問題，而經濟學家表示贊同……經濟學家……主要的理論基礎在於教育有正面外部性，教育不足會使市場的產出水準低於最大。民眾照理提不出如此深奧的論據，只是湊巧達成相同結論(pp. 103)。(著重為我所加)
這樣解讀資料未免太過飛躍。
大眾與經濟學家同樣一致的問題包括，認為人們儲蓄不夠、企業職訓投資不足、總統對改善經濟能力有限、子女生活水準大概與自己差不多，作者為自圓其說對這些例外都有只是例外的解釋。
問題十三關於高階決策者薪酬太高的意見，不妨引用作者的評論欣賞︰
相信企業高層得到過高的薪酬，類似於相信商業獲利太高。啟蒙大眾給的數字，吻合「專家對，外行人錯」的說法。……對民眾來說，高層薪酬是把利潤轉移給高階經理人︰當他們拿得更多，屬下分得就少。經濟學家拒絕接受這種大餅固定的心態。業界「船長們」的薪水可提供誘因，去減少成本、創造並改善產品，以及精準預期消費者的需求(pp. 110-111)。
……也提供誘因讓他們盲目或故意冒險讓納稅人結帳。不知作者寫這段時有沒有包括金融機構高層，在2008年後就應該沒有了。專家對，在未錯之前。
古典公共選擇理論指，因為選民一票對決策無甚影響力，邊際效用近乎零，所以理性的選民不會花時間理解政治資訊，選擇理性地無知。作者則反駁指，選民無知水準對政策沒有影響，因為有「集體奇蹟」；無知不代表易受誤導與欺騙，也不代表貪腐與內部操縱，因為可以嚴酷懲罰彌補寬鬆監視(又要插評︰作者認為低機率嚴酷懲罰與高機率溫和懲罰相同，數字上是，實際犯罪表現不是。)；如果無法運用嚴酷懲罰，理性無知選民也可以拒絕任有政府提出的方案。
如前所述，作者提出大眾同時是「理性消費者」與「非理性選民」。行為者同時在乎其物質財富與非理性信念，但錯誤信念有物質成本。這種理性的非理性與理性無知分別是，理性無知假設人們厭倦追求真相，理性的非理性則認為人們主動迴避真相。非理性過程如下︰
- 面對問題的特定答案沒有情感認同時，可以保持理性。
- 對問題的特定答案有情感認同時，會特別「警覺」錯誤信念會否造成物質成本損失。
- 若錯誤無須付出物質成本損失，那就順其自然，相信感覺最好的信念。
- 若錯誤會導致出物質成本損失，就需要提高自我控制以保持客觀
- 理想思考會打破美好幻想造成情感創傷，錯誤信念則有物質成本，盡量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這種過程的表現方式之一，是人們在要求打賭自己的信念時，會讓他們修正自己的觀點，因為錯誤信念造成的物質成本損失變得明顯。作者如此描述選民談論公共議題︰
若將民主政治描述成一個大家一起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論壇，這是過於天真的看法，而且忽略了背後存在的許多衝突和矛盾。這個觀點忽略了潛藏在表象下的巨大真相。當選民們大聲談論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時，其實他們主要主要目的只是想拋開日常必須保持的客觀束縛，並藉忘吹噓一下自身的價值(p. 238)。
選民在政治取態上並不自私，例如老人不會較偏愛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男性比女性稍多，失業者對就業保障的支持，以及沒有保險勞工對國家醫療保險的支持，都只比總體稍高。作者認為在選民非理性下，沒有私利考驗會令錯誤更容易導致愚蠢政策。在選民選擇性參與中，投票者似乎比不投票選民較不帶偏見，原因是他們受較多教育。
假如選民希望推行特定的政策，但不願意看到政策可預見的結果，政客有兩種選擇︰一是推出不受歡迎的政策，期望有利結果可抵銷推行時的傷害；二是配合大眾，希望贏取大眾信任，讓他們忽視有害的結果。而選民的反應，則是他們會不滿意自己選出的政客，不是因為政客沒有推動選民偏好的政策，就是因為政客推動選民偏好的政策成效不佳，顯得政客無能。官僚機構的代理人問題，在作者眼中反而會調和多數人的極端，為選民想要與實際得到的事物之間提供安全閥門。
作者指對經濟學「市場基本教義派」的批評更適合用於「民主基本教義派」，認為民主的問題可由更多民主解決。作者呼籲經濟學家即使已被罵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也應比現在更支持市場，即使自由市場有不少缺陷，也比民主這替代方案好得多。
作者對民主的改革提議則是受更多教育者應有額外投票權，原因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選民，思想時更像經濟學家」，也應提供更多教育，並讓有經濟學素養的人有更大政治空間改進政策。
還是那句，2008年。
本書在理論框架上有思索之處，但實證證據上相當沒說服力，在2008年後也沒有大幅修訂的新版。不知是不是身為作者與選民一樣，自我感覺良好、遵從意識形態的成本也很低，又或者，回報相當大。
用上一篇Economics Rules給經濟學家的十誡來評論本書作者大概不至於太刻薄，特別是經濟學模型是a model，不是the model這一點。
2017年4月23日 星期日
Economics Rules
看完了Dani Rodrik的Economics Rules，作者本身是頂尖經濟學家，但其著作頗照顧非經濟學讀者，較易懂。本書主題是經濟學為何有時正確有時不然，以模型為討論核心。模型是指通常以數學框架抽象理解世界。經濟學包含一系列模型，多樣模型讓經濟學應對社會世界的不同情境。作者認為，經濟學家易於將某個模型(a model)誤認為唯一模型(the model)，他們需要學習更靈活轉換不同模型。
作者指經濟學模型的價值所在，正是它們簡單、正式並略過許多真實世界面向。模型有用之處，就是它捕捉到在特定情境中現實最相關的一面。明智選擇不同模型可帶來啟發，教條地運用模型則造成自大與政策錯誤。模型的結論只有在其重要假設(critical assumptions)與現實相近才會正確，重要假設不符現實我們就需要不同假設的模型。
作者將經濟學模型比喻為寓言，像寓言一樣，模型不旨在描繪完整的畫面，它們簡單、建於抽象環境、有明顯因果與條件關係與可見教訓，內容簡短並切合重點。無數寓言提供有時互相矛盾的教訓，我們需要判斷在特定情境選擇合適寓言。經濟學模型也是如此，選擇模型需要良好判斷，過程比起科學更像是工藝。
經濟學模型也可與實驗類比，它們的價值都在於逐次分離與辨別特定因果機制。這些機制在現實世界中與其他機制共存造成混淆，任何科學解釋都要面對這種複雜情況。模型與實驗在應用前都需要以良好判斷、其他資料來源與結構地推理，以推斷模型與實驗結果在不同環境下的異同。
模型的假設有時可以不符現實，但重要假設則不可如此。假設是否重要的判準是，假如某項假設變得更現實後，模型的結論會否大為改變。許多模型的假設並不是按此判準那樣重要，例如增加煙稅會令香煙價格提高這模型，企業是否完全理性就不是重要假設。假如要理解實施價格管制的影響，行業是否完全競爭就是重要假設︰完全競爭下價格管制會令利潤下跌，從而使供應減少；在獨佔下價格管制則為減低壟斷者的市場力量，逼使它增加供應。模型應用能力在於其重要假設是否貼近現實。
關於經濟學運用數學，作者指這並不是為了精密複雜或聲稱更為真實，而是為了確保模型的元素——假設、行為機制與主要結果——清楚透明，並保證模型內在一致，結論從假設而來。
作者指大型計算模型需以較小型、透明的模型為基礎，否則會變得難以理解。大型模型的假設與行為關係由小型模型理論化而來。不依靠理論的大數據模型，雖然可提供預測，卻不能給予知識，我們不會知道當中的運作機制，也不會知道模型下次預測會否同樣可信。
模型達致科學的元素包括︰一，模型釐清假設的性質、邏輯與根據；二，模型擴展社會現象的可能解釋與理解，讓知識累積；三，模型標示出實證的方法，提出特定假設與解釋如何最少在原則上應用到實際環境，以辨別論點是否正確，或至少提供方法認清異議來源，帶來理性與有建設的辯論；四，模型讓知識得以在共同專業準則下產生，而不是依靠等級、個人關係或意識形態。
作者以次佳選擇理論為例，指出經濟學模型的發現有時會違反直覺。次佳選擇理論指出某理應良好的改變會造成其他意外轉變，例如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理應讓協議國之間藉更多貿易得到好處，但同時與協議國外本來較便宜的入口來源貿易卻會減少。「荷蘭病」是次佳選擇理論的另一例子，荷蘭在1950年代後期發現油田本來是好究，但出口自然資訊上升卻令貨幣匯率上升，使製造業在國際的競爭力減少。
任何經濟學模型都不會普遍適用，在經濟學中脈絡是一切。故此經濟學的知識累積，不像孔恩討論科學革命般是垂直的，由新模型完全取代舊模型；經濟學知識累積是橫向的，新模型解釋舊模型未有觸及的社會結果，在特定環境中帶來更有關的新面向，卻不會取舊模型而代之。例如從完全競爭模型添上不完全競爭、資訊不對稱、行為經濟學等模型後，擴展了經濟學的觀點，但完全競爭模型對回答許多現實問題仍然不可或缺，例如重複購買簡單消費品。
由於經濟學家運用相同的語言與方法，他們傾向不認真對待非經濟學家的觀點，除非這些觀點能以經濟學家語言指出其模型與證據。這樣經濟學就矛盾地對經濟學內部批評相當敏感，卻對外部批評極不敏感。
對於如何選擇合適模型應用，作者表示模型要標示出當下主要的因果機制或路徑，對發生何事提供最佳解釋，並最有機會預測我們行動的影響。作者以發展中國家的改革建議為例，提出以診斷取態選擇模型，因不同國家與時間選擇合適模型。模型選擇的四項查證原則如下︰
選擇模型與驗證實驗室或田野實驗的外在效力相似，我們知道某想法在模型中可行，問題是在現實世界是否也如此。具想像力地運用實證方法可幫助我們解答外在效力問題，但無可避免的是，應用模型無法完全依賴科學，總帶有工藝的元素。
關於理論與模型的異同可由分辨三類問題開始︰第一類問題，A對X的影響是甚麼？經濟學模型為這類問題提供解答，描述可能的因果路徑，並釐清這些路徑怎樣依靠特定背景。這些解答並不等同於預測，因為現實世界有許多其他轉變。
第二類問題，為何出現某些事實或發展？例如，為何1970年代後美國不平等增加？我們可以設想理論回答這類問題，但這是特定而不是普遍的理論，目標是為特定歷史情境給予見解，而不是描述普遍法則與趨勢。在建立這類模型時，我們需要選擇特定的模型。
第三類問題，是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永恆大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系統是否穩定？這類問題是宏大理論的範疇，其解答既解釋過去也能指導未來。作者指在社會科學這種普遍理論不可能建立，經濟學通論只是實證情況的支架，用於組織我們的思考，而不是能自我解釋的框架。它們自身對世界的影響很小，需要與大量情境分析結合才有用處。
經濟學理論不是太抽象以致與真實世界無甚關係，就是太具體以致最多只是解釋現實特定層面。如賽局理論、契約理論、搜尋理論、成長理論、貨幣理論等名稱，實際上都是一組審慎應用在特定情境的模型。它們像工具套件多於像對研究現象的全面解釋，也是在這範圍下，這些理論可以很有用與相關。
經濟學的其中一項核心矛盾是在多樣中統一。經濟學模型各有不同，指向各種互相衝突的方向，但在談及當下議題時，經濟學家的觀點卻通常一致，這無法由現有的證據解釋。作者指這是因為經濟學家將某個模型與唯一模型混淆，這既會造成疏忽(omission)也會造成越權(commission)。
2007至08年金融危機是經濟學家疏忽的例子。事前經濟學不乏模型理解危機如何形成，例如中國累積大量外匯儲備如何令加州房貸借款人過度冒險︰利息下跌、金融機構為保持利潤尋找更高風險投資、以短債擴大投資組合令金融系統脆弱、股東無法控制銀行總裁、房價泡沫等，都可由既有框架解釋。但經濟學家過度信仰部份模型，例如效率市場假說、金融創新促進風險與回報取捨、自行管制最佳、政府干預既不有效又有害等，忽視其他模型，結果造成很大問題。
經濟學家越權可見於華盛頓共識與金融全球化。華盛頓共識認為市場分配效率最佳，政府管制、貿易限制與國營企業阻礙經濟成長，卻沒有顧及市場經濟運作所需的制度安排，以及各國改革需要不同優先次序。華盛頓共識背後的經濟學家忘記現實世界經常是次佳選擇，私營化、解除管制與貿易自由化在條件不足下可引起意外影響。金融全球化帶來的不穩也比預期更難處理，導致東南亞、俄羅斯、南美等地發生金融危機。
經濟學家出錯原因包括，信念與立場最堅定的經濟學家最吸引聽眾，反之許多假如、條件與懷疑者或不願在公眾發言，或缺乏公眾關注。經濟學家也確實偏向市場一方，他們恐怕公眾不明白市場怎樣運作，故此過份為市場辯護。在經濟學內部，創意地展示市場失效贏得學術聲譽，但在公共場合，經濟學家則傾向支持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在被逼採取立場時，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投票給市場導向的選擇。
經濟學家也並不總是適當連結其模型與現實世界。他們的模型由分析、反思與觀察而來，但模型實踐者對真實世界的觀點則更為直觀，由圈內非正式社交與談話不意形成，這種迴聲室效應易於造成過度自信。經濟學家也免於受外界批評，現行做法也不需要他們考慮其模型應用的條件。詢問他們其模型較適用於玻利維亞還是泰國，有線電視還是橙的市場，經濟學家很難給予明確的答案。模型是否切合特定環境留待讀者或模型使用者判斷，這很容易導致誤用。
為何經濟學家的權力超出教室之外？作者指原因在於，經濟學的科學取態為公共政策問題帶來有用知識，其模型像寓言般的敘事則易為公眾理解，也可連繫至清晰的政治意識形態。作者提醒當經濟某一模型變成唯一模型，會導致模型敘事脫離原本的設定，變成萬用的解釋。經濟學家應像按環境採用不同解釋框架的狐狸，而不是以單一宏大觀點解釋一切的刺蝟。
在點出經濟學家犯錯的情況後，作者轉而回應對經濟學的慣常批評。投訴經濟學模型太簡單誤解了分析的特質。簡單是科學的要求，所有解釋、假說、因果描述都需要理念化，以專注於重點。模型應盡量簡單，但不能過度簡單以致忽略因果機制間強烈的互動效應。
如前所述，模型假設不符現實有助於區分其他共變因素，辨認出特定因果關係。但大為影響問題或結果的重要假設則需要特別留意，避免重要假設變得更現實會大幅改變模型結論。
對於經濟學只以個人為研究單位，忽略社會與文化行為因素的批評，作者回應指最基本的經濟學模型雖然略過社會與文化因素，但模型也能擴及處理這些影響，實際上也有模型考慮身份、規範與文化實踐怎樣由個體互動形塑。對比個人與社會層面分析大體上是虛假而無用的二分法。
正如前述，經濟學家確實有偏向市場為本的方案。但作者指這問題更多在於經濟學家向公眾表達自己觀點時的方式，而不是經濟學本身的內容。現時經濟學研究更為鼓勵找出完美市場的相反例子。要改變經濟學家偏向市場方法不是要重整學科，而是更恰當引入各種多樣的模型至公共討論中。
有批評指經濟學理論無法恰當測試，無效理論沒有淘汰，模型不斷轉換，由流行與意料帶動。假如經濟學家自以為是社會世界的物理學家，作者認為這種批評正當。但他指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尋找普遍適用理論與結果只是徒勞。模型或理論最多只是在特定脈絡下有效，沒有理由預期它們可得到普遍實證支持或否定。經濟學的進展，在於擴展潛在可用的模型，新模型能捕捉到以往模型忽略的社會現實層面。
經濟學未能預測未來的誤解衍生自另一常見盲點︰誤將某個模型當成唯一模型。假如經濟學家更認真看待其模型，他們對金融創新及金融全球化的影響就不會那麼有信心，並能更好準備造成的金融創傷。任何社會科學也不應聲稱可預測未來，或者以此為評價標準。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最多只能作有條件的預測，告訴我們在其他因素不變下，某一轉變在特定時間會有甚麼後果。
有批評指經濟學充斥價值判斷。作者指自利行為是經濟學的基準假設。許多經濟學模型假設個人自利行事，盡量擴力自身消費能力，不顧及他人，這些假設在許多情況到足夠貼近現實，改為有一定程度利他與慷慨對模型結果應響不大。這些模型意在描述實際發生，而不是應該發生的事，這種分析並未帶有價值判斷。
研究發現經濟學學生表現更為自利，似乎表示經濟學模型自利的基準角色產生價值上的偏向。但經濟學學生在入學前已表現出與其他學生不同的價值觀，在學習經濟學時表現沒大分別，顯示似乎是經濟學吸引較自私的學生就讀，而不是讓學生變得更自私。
作者指，經濟學家認為誘因有效是出於實證支證，他們並不否定道德或其他非誘因解決方法，但要求證據支持。當證據出現，例如向托兒所遲到家長收費反而令他們更多遲到，顯示收費令家長的道德代價減少，經濟學家通常也願意考量這些現象並適當調整，只是他們仍會以相關程度與功效方向思考，而不是道德方向。
經濟學家對於市場可以說的，是運作良好、不會經常有瑕疵的市場，會帶來有效率的資源分配，有效是指沒有可行方法可在另一個人不變得更貧窮下，令某個人變得更富有。效率本身是好事，但當然不是唯一的好事。有時其他內在道德價值如平等與效率共存，但有時會有衝突。不同社群對甚麼應在市場販賣有不同答案，經濟學家沒有特別專業能力進行這些取捨，最多只是能提供有用的意見。假如經濟學家為如正義、道德、公平與分配等範圍下判斷，他們無疑是超出其專業範圍。倡議市場者可能未有顧及效率的限制，批評市場者也可能忽視市場促進合作精神的貢獻。
最常出現對經濟學的批評之一是它排斥外人，與世隔絕，不對新取向與理念開放，例如大學生批評經濟學教學視野狹窄並「阻礙有意義的批判思考」。作者指經濟學教授在向外界介紹其學科時著重指標模型，強調一組特定的結論，在經濟學入門課程中尤其如此，令經濟學以外學生無法學到學科中更為有趣的內容。
結論多元主義也不能與方法多元主義混為一談。任何學科都不會容許與學科既有做法偏離太遠，經濟學不會容忍違反學科做法的人。有抱負的經濟學家必須制定清晰模型並應用適當統計技術。模式可以包含眾多假設，但越是遠離指標假設，就越需要證明與說服他人為何需要這樣遠離。
經濟學沒有很大空間作方法多元主義不代表學科排擠新思維，作者舉例指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與工業組織經濟學，從1980年代至今已有很大轉變，從著重理論變為著重實證分析，對數據品質、因果推論與統計陷阱更為注意。經濟學三項新研究範圍也表現對其他學科貢獻的關注︰行為經濟學由心理學研究發展，隨機控制測試做法來自醫學，制度經濟學受比較政治發展學與歷史學啟發。
正如社會現實有各種可能，經濟模型也讓我們注意到各有不同的情境。在此情況下經濟學家之間自然會有異議，正確的態度是保持謙遜。讓公眾得知經濟學家之間的異議與不確定，比起公眾對經濟學提供的答案有錯誤信心更好。
作者總結指，經濟學為許多大型公共議題提供基礎與分析工具，但它沒有提供確定與普遍適用的答案。經濟學本身那些結果必須與價值、判斷及道德、政治或實踐的評估連繫，後者與經濟學學科關係不大，卻與現實密不可分。
最後作者列出分別給經濟學家與非經濟學家的十誡，給經濟學家的十誡是︰
給非經濟學家的十誡是︰
作者指經濟學模型的價值所在，正是它們簡單、正式並略過許多真實世界面向。模型有用之處，就是它捕捉到在特定情境中現實最相關的一面。明智選擇不同模型可帶來啟發，教條地運用模型則造成自大與政策錯誤。模型的結論只有在其重要假設(critical assumptions)與現實相近才會正確，重要假設不符現實我們就需要不同假設的模型。
作者將經濟學模型比喻為寓言，像寓言一樣，模型不旨在描繪完整的畫面，它們簡單、建於抽象環境、有明顯因果與條件關係與可見教訓，內容簡短並切合重點。無數寓言提供有時互相矛盾的教訓，我們需要判斷在特定情境選擇合適寓言。經濟學模型也是如此，選擇模型需要良好判斷，過程比起科學更像是工藝。
經濟學模型也可與實驗類比，它們的價值都在於逐次分離與辨別特定因果機制。這些機制在現實世界中與其他機制共存造成混淆，任何科學解釋都要面對這種複雜情況。模型與實驗在應用前都需要以良好判斷、其他資料來源與結構地推理，以推斷模型與實驗結果在不同環境下的異同。
模型的假設有時可以不符現實，但重要假設則不可如此。假設是否重要的判準是，假如某項假設變得更現實後，模型的結論會否大為改變。許多模型的假設並不是按此判準那樣重要，例如增加煙稅會令香煙價格提高這模型，企業是否完全理性就不是重要假設。假如要理解實施價格管制的影響，行業是否完全競爭就是重要假設︰完全競爭下價格管制會令利潤下跌，從而使供應減少；在獨佔下價格管制則為減低壟斷者的市場力量，逼使它增加供應。模型應用能力在於其重要假設是否貼近現實。
關於經濟學運用數學，作者指這並不是為了精密複雜或聲稱更為真實，而是為了確保模型的元素——假設、行為機制與主要結果——清楚透明，並保證模型內在一致，結論從假設而來。
作者指大型計算模型需以較小型、透明的模型為基礎，否則會變得難以理解。大型模型的假設與行為關係由小型模型理論化而來。不依靠理論的大數據模型，雖然可提供預測，卻不能給予知識，我們不會知道當中的運作機制，也不會知道模型下次預測會否同樣可信。
模型達致科學的元素包括︰一，模型釐清假設的性質、邏輯與根據；二，模型擴展社會現象的可能解釋與理解，讓知識累積；三，模型標示出實證的方法，提出特定假設與解釋如何最少在原則上應用到實際環境，以辨別論點是否正確，或至少提供方法認清異議來源，帶來理性與有建設的辯論；四，模型讓知識得以在共同專業準則下產生，而不是依靠等級、個人關係或意識形態。
作者以次佳選擇理論為例，指出經濟學模型的發現有時會違反直覺。次佳選擇理論指出某理應良好的改變會造成其他意外轉變，例如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理應讓協議國之間藉更多貿易得到好處，但同時與協議國外本來較便宜的入口來源貿易卻會減少。「荷蘭病」是次佳選擇理論的另一例子，荷蘭在1950年代後期發現油田本來是好究，但出口自然資訊上升卻令貨幣匯率上升，使製造業在國際的競爭力減少。
任何經濟學模型都不會普遍適用，在經濟學中脈絡是一切。故此經濟學的知識累積，不像孔恩討論科學革命般是垂直的，由新模型完全取代舊模型；經濟學知識累積是橫向的，新模型解釋舊模型未有觸及的社會結果，在特定環境中帶來更有關的新面向，卻不會取舊模型而代之。例如從完全競爭模型添上不完全競爭、資訊不對稱、行為經濟學等模型後，擴展了經濟學的觀點，但完全競爭模型對回答許多現實問題仍然不可或缺，例如重複購買簡單消費品。
由於經濟學家運用相同的語言與方法，他們傾向不認真對待非經濟學家的觀點，除非這些觀點能以經濟學家語言指出其模型與證據。這樣經濟學就矛盾地對經濟學內部批評相當敏感，卻對外部批評極不敏感。
對於如何選擇合適模型應用，作者表示模型要標示出當下主要的因果機制或路徑，對發生何事提供最佳解釋，並最有機會預測我們行動的影響。作者以發展中國家的改革建議為例，提出以診斷取態選擇模型，因不同國家與時間選擇合適模型。模型選擇的四項查證原則如下︰
- 查證模型的重要假設，檢視它們有多反映問題中的背景
- 查證模型假定的機制實際上是否運作
- 查證模型帶出的直接影響是否出現
- 查證模型帶出的間接影響——模型產生的副產品——是否與觀察結果廣泛一致
選擇模型與驗證實驗室或田野實驗的外在效力相似，我們知道某想法在模型中可行，問題是在現實世界是否也如此。具想像力地運用實證方法可幫助我們解答外在效力問題，但無可避免的是，應用模型無法完全依賴科學，總帶有工藝的元素。
關於理論與模型的異同可由分辨三類問題開始︰第一類問題，A對X的影響是甚麼？經濟學模型為這類問題提供解答，描述可能的因果路徑，並釐清這些路徑怎樣依靠特定背景。這些解答並不等同於預測，因為現實世界有許多其他轉變。
第二類問題，為何出現某些事實或發展？例如，為何1970年代後美國不平等增加？我們可以設想理論回答這類問題，但這是特定而不是普遍的理論，目標是為特定歷史情境給予見解，而不是描述普遍法則與趨勢。在建立這類模型時，我們需要選擇特定的模型。
第三類問題，是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永恆大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系統是否穩定？這類問題是宏大理論的範疇，其解答既解釋過去也能指導未來。作者指在社會科學這種普遍理論不可能建立，經濟學通論只是實證情況的支架，用於組織我們的思考，而不是能自我解釋的框架。它們自身對世界的影響很小，需要與大量情境分析結合才有用處。
經濟學理論不是太抽象以致與真實世界無甚關係，就是太具體以致最多只是解釋現實特定層面。如賽局理論、契約理論、搜尋理論、成長理論、貨幣理論等名稱，實際上都是一組審慎應用在特定情境的模型。它們像工具套件多於像對研究現象的全面解釋，也是在這範圍下，這些理論可以很有用與相關。
經濟學的其中一項核心矛盾是在多樣中統一。經濟學模型各有不同，指向各種互相衝突的方向，但在談及當下議題時，經濟學家的觀點卻通常一致，這無法由現有的證據解釋。作者指這是因為經濟學家將某個模型與唯一模型混淆，這既會造成疏忽(omission)也會造成越權(commission)。
2007至08年金融危機是經濟學家疏忽的例子。事前經濟學不乏模型理解危機如何形成，例如中國累積大量外匯儲備如何令加州房貸借款人過度冒險︰利息下跌、金融機構為保持利潤尋找更高風險投資、以短債擴大投資組合令金融系統脆弱、股東無法控制銀行總裁、房價泡沫等，都可由既有框架解釋。但經濟學家過度信仰部份模型，例如效率市場假說、金融創新促進風險與回報取捨、自行管制最佳、政府干預既不有效又有害等，忽視其他模型，結果造成很大問題。
經濟學家越權可見於華盛頓共識與金融全球化。華盛頓共識認為市場分配效率最佳，政府管制、貿易限制與國營企業阻礙經濟成長，卻沒有顧及市場經濟運作所需的制度安排，以及各國改革需要不同優先次序。華盛頓共識背後的經濟學家忘記現實世界經常是次佳選擇，私營化、解除管制與貿易自由化在條件不足下可引起意外影響。金融全球化帶來的不穩也比預期更難處理，導致東南亞、俄羅斯、南美等地發生金融危機。
經濟學家出錯原因包括，信念與立場最堅定的經濟學家最吸引聽眾，反之許多假如、條件與懷疑者或不願在公眾發言，或缺乏公眾關注。經濟學家也確實偏向市場一方，他們恐怕公眾不明白市場怎樣運作，故此過份為市場辯護。在經濟學內部，創意地展示市場失效贏得學術聲譽，但在公共場合，經濟學家則傾向支持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在被逼採取立場時，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投票給市場導向的選擇。
經濟學家也並不總是適當連結其模型與現實世界。他們的模型由分析、反思與觀察而來，但模型實踐者對真實世界的觀點則更為直觀，由圈內非正式社交與談話不意形成，這種迴聲室效應易於造成過度自信。經濟學家也免於受外界批評，現行做法也不需要他們考慮其模型應用的條件。詢問他們其模型較適用於玻利維亞還是泰國，有線電視還是橙的市場，經濟學家很難給予明確的答案。模型是否切合特定環境留待讀者或模型使用者判斷，這很容易導致誤用。
為何經濟學家的權力超出教室之外？作者指原因在於，經濟學的科學取態為公共政策問題帶來有用知識，其模型像寓言般的敘事則易為公眾理解，也可連繫至清晰的政治意識形態。作者提醒當經濟某一模型變成唯一模型，會導致模型敘事脫離原本的設定，變成萬用的解釋。經濟學家應像按環境採用不同解釋框架的狐狸，而不是以單一宏大觀點解釋一切的刺蝟。
在點出經濟學家犯錯的情況後，作者轉而回應對經濟學的慣常批評。投訴經濟學模型太簡單誤解了分析的特質。簡單是科學的要求，所有解釋、假說、因果描述都需要理念化，以專注於重點。模型應盡量簡單，但不能過度簡單以致忽略因果機制間強烈的互動效應。
如前所述，模型假設不符現實有助於區分其他共變因素，辨認出特定因果關係。但大為影響問題或結果的重要假設則需要特別留意，避免重要假設變得更現實會大幅改變模型結論。
對於經濟學只以個人為研究單位，忽略社會與文化行為因素的批評，作者回應指最基本的經濟學模型雖然略過社會與文化因素，但模型也能擴及處理這些影響，實際上也有模型考慮身份、規範與文化實踐怎樣由個體互動形塑。對比個人與社會層面分析大體上是虛假而無用的二分法。
正如前述，經濟學家確實有偏向市場為本的方案。但作者指這問題更多在於經濟學家向公眾表達自己觀點時的方式，而不是經濟學本身的內容。現時經濟學研究更為鼓勵找出完美市場的相反例子。要改變經濟學家偏向市場方法不是要重整學科，而是更恰當引入各種多樣的模型至公共討論中。
有批評指經濟學理論無法恰當測試，無效理論沒有淘汰，模型不斷轉換，由流行與意料帶動。假如經濟學家自以為是社會世界的物理學家，作者認為這種批評正當。但他指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尋找普遍適用理論與結果只是徒勞。模型或理論最多只是在特定脈絡下有效，沒有理由預期它們可得到普遍實證支持或否定。經濟學的進展，在於擴展潛在可用的模型，新模型能捕捉到以往模型忽略的社會現實層面。
經濟學未能預測未來的誤解衍生自另一常見盲點︰誤將某個模型當成唯一模型。假如經濟學家更認真看待其模型，他們對金融創新及金融全球化的影響就不會那麼有信心，並能更好準備造成的金融創傷。任何社會科學也不應聲稱可預測未來，或者以此為評價標準。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最多只能作有條件的預測，告訴我們在其他因素不變下，某一轉變在特定時間會有甚麼後果。
有批評指經濟學充斥價值判斷。作者指自利行為是經濟學的基準假設。許多經濟學模型假設個人自利行事，盡量擴力自身消費能力，不顧及他人，這些假設在許多情況到足夠貼近現實，改為有一定程度利他與慷慨對模型結果應響不大。這些模型意在描述實際發生，而不是應該發生的事，這種分析並未帶有價值判斷。
研究發現經濟學學生表現更為自利，似乎表示經濟學模型自利的基準角色產生價值上的偏向。但經濟學學生在入學前已表現出與其他學生不同的價值觀，在學習經濟學時表現沒大分別，顯示似乎是經濟學吸引較自私的學生就讀，而不是讓學生變得更自私。
作者指，經濟學家認為誘因有效是出於實證支證，他們並不否定道德或其他非誘因解決方法，但要求證據支持。當證據出現，例如向托兒所遲到家長收費反而令他們更多遲到，顯示收費令家長的道德代價減少，經濟學家通常也願意考量這些現象並適當調整，只是他們仍會以相關程度與功效方向思考，而不是道德方向。
經濟學家對於市場可以說的，是運作良好、不會經常有瑕疵的市場，會帶來有效率的資源分配，有效是指沒有可行方法可在另一個人不變得更貧窮下，令某個人變得更富有。效率本身是好事，但當然不是唯一的好事。有時其他內在道德價值如平等與效率共存，但有時會有衝突。不同社群對甚麼應在市場販賣有不同答案，經濟學家沒有特別專業能力進行這些取捨，最多只是能提供有用的意見。假如經濟學家為如正義、道德、公平與分配等範圍下判斷，他們無疑是超出其專業範圍。倡議市場者可能未有顧及效率的限制，批評市場者也可能忽視市場促進合作精神的貢獻。
最常出現對經濟學的批評之一是它排斥外人，與世隔絕，不對新取向與理念開放，例如大學生批評經濟學教學視野狹窄並「阻礙有意義的批判思考」。作者指經濟學教授在向外界介紹其學科時著重指標模型，強調一組特定的結論，在經濟學入門課程中尤其如此，令經濟學以外學生無法學到學科中更為有趣的內容。
結論多元主義也不能與方法多元主義混為一談。任何學科都不會容許與學科既有做法偏離太遠，經濟學不會容忍違反學科做法的人。有抱負的經濟學家必須制定清晰模型並應用適當統計技術。模式可以包含眾多假設，但越是遠離指標假設，就越需要證明與說服他人為何需要這樣遠離。
經濟學沒有很大空間作方法多元主義不代表學科排擠新思維，作者舉例指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與工業組織經濟學，從1980年代至今已有很大轉變，從著重理論變為著重實證分析，對數據品質、因果推論與統計陷阱更為注意。經濟學三項新研究範圍也表現對其他學科貢獻的關注︰行為經濟學由心理學研究發展，隨機控制測試做法來自醫學，制度經濟學受比較政治發展學與歷史學啟發。
正如社會現實有各種可能，經濟模型也讓我們注意到各有不同的情境。在此情況下經濟學家之間自然會有異議，正確的態度是保持謙遜。讓公眾得知經濟學家之間的異議與不確定，比起公眾對經濟學提供的答案有錯誤信心更好。
作者總結指，經濟學為許多大型公共議題提供基礎與分析工具，但它沒有提供確定與普遍適用的答案。經濟學本身那些結果必須與價值、判斷及道德、政治或實踐的評估連繫，後者與經濟學學科關係不大，卻與現實密不可分。
最後作者列出分別給經濟學家與非經濟學家的十誡，給經濟學家的十誡是︰
- 經濟學是眾多模型的組合，珍惜模型的多樣。
- 是某一模式，不是唯一模型。
- 讓你的模型足夠簡單，以分辨特定原因與它們如何運作，但不要過於簡單以致略過各原因的重要互動。
- 不符現實的假設可以，不符現實的重要假設不可。
- 世界(幾乎)總是次佳。
- 為現實世界標示模型時你需要詳盡實證分析，這像是工藝多於科學。
- 不要混淆經濟學家之間的共識為確定世界如何運作。
- 當被問到關於經濟或政策時，說「我不知道」並沒有問題。
- 效率不是一切。
- 以你的價值觀取代公眾價值，是濫用你的專業知識。
給非經濟學家的十誡是︰
- 經濟學是眾多模型的組合，沒有既定結論；拒斥不是如此的論點。
- 不要因為其假設而經濟學家模型；詢問假如特定有問題假設更為現實後結果會怎樣改變。
- 分析需要簡單；留意假裝為複雜的不一致。
- 不要被數學嚇怕；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 當一名經濟學家提出建議時，詢問是甚麼讓他／她肯定其模型可應用至當下情況。
- 當一名經濟學家運用「經濟福祉」(economic welfare)一詞時，詢問他／她是甚麼意思。
- 留意一名經濟學家在公眾發言可能與在研討室中不一樣。
- 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崇拜市場，但他們比你更清楚市場怎樣運作。
- 假如你認為所有經濟學家想法相似，請參與一次他們的研討會。
- 假如你認為經濟學家對非經濟學家特別無禮，請參與一次他們的研討會。
2017年4月17日 星期一
反脆弱
看完了《反脆弱》， 與《隨機騙局》及《黑天鵝》可說是同一系統三部曲。反脆弱是指在波動、混亂、隨機、壓力因子與時間下成長的事物，喜歡冒險與不確定。反脆弱性讓我們可在不確定情況下，做非預測性的決定︰黑天鵝本身無法預測，但脆弱性則可以衡量。透過減少脆弱性或善用反脆弱性，事物可從隨機事件中獲得上檔利益(upside)多於承受下檔損失(downside)。
脆弱、強固、反脆弱組成三元組，脆弱喜歡安穩，反脆弱從混亂中成長，強固則不那麼在意外在環境。屬脆弱的事物很少發生錯誤，但一旦發生規模往往很大，因此難以扭轉；反脆弱事物錯誤規模小而溫和，甚至能迅速克服，並帶來豐富資訊。要變得反脆弱，就要置於「喜愛錯誤」的狀況，方法是犯下不計其數小錯誤，這過程與方法作者稱為「槓鈴策略」。
作者指挫敗產生的額外動機與意志力是創新來源，這種過度反應是一種備餘，以因應最差的結果，並應對可能產生危險的資訊。備餘在機會來時有其用處，例如身體對承受的重量會過度反應，並有過度的準備，讓人體變得更強壯，天擇與演化也是如此。
反脆弱也是區分生命與無生命的標記，無生命物體都不會自我修補，生命體則可以自我療癒。這概念可進以用於區分深奧(complex)與非深奧系統，非深奧系統缺乏相互依存性，結果不可能曖昧不明，深奧系統相互依存程度很高，某一變動可造成錯綜複雜與一連串的副作用，「原因」幾乎不可能察覺或無法定義。
對於我們的反脆弱性質來說，急性壓力因子對人的好處比慢慢因子多，尤其是急性壓力因子發生後有充分復原時間，允許壓力因子執行傳訊功能。沒有復原機會的長時間持續壓力，則會損害健康。
作者稱現代生活有系統消除不確定與隨機，讓任何細節能高度預測的過程為觀光化。觀光化讓各種活動變成像演員照本宣科的劇本，抽走隨機性並製造得益的錯覺。作者指現代人休閒時過著有如囚犯般的生活，參與安排好的聚會，在預定時間發笑，以目標為首，深深傷害存在的自我。
永生不死的有機體需要絲毫不差預測未來，應對所有隨機事件。但大自然讓有機體死亡，在連續世代間修改，就不需要預測未來情況，讓每一隨機事以生態變異形式帶來它本身的解藥，就像大自然不斷自我改變與修改策略一樣。這可行的隨機範圍雖然很大但也有限度，假如整個地球生命完全消滅，或隨機突變速率太高，演化就無法適應。局部錯誤帶來資訊讓系列改善，整體嚴重的錯誤則讓系統無法存活。
作者認為，輸家的特徵是犯錯後不會內省並從錯誤中學習，以新資訊豐富自己，而是覺得難堪並產生防衛心理，試著解釋他為何犯下錯誤。不曾犯錯的人沒有只犯過一次錯的人可靠，犯過許多次錯，但同一錯誤不犯兩次以上的人，也比不曾犯錯的人可靠。
系統的反脆弱性是以犧牲個人取得，試煉是一場無情考驗，殺掉失敗的人，活下的人群顯然比原來更強壯，但個人並非如此，因為較弱的人已經死亡，有人付出代價讓整個系統改善。啟蒙運動強調個人權利、自由與獨立，雖然否定反脆弱性，卻使我們從歷史居支配地位的社會、部落、家庭中解脫。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有所取捨，創業家冒險失敗的個人損失，卻是世界的反脆弱來源。
自僱技術勞工的收入容易變動，讓他們持續處於適應壓力下設法改變，受僱者收入看來穩定，卻可能在人事部一通電話後所得立即變為零。自僱技術勞工的小錯誤是寶貴資訊，幫助他修正原有做法，受僱者的錯誤則會是永久紀錄。以人為力量平滑隨機性，會產生平穩而脆弱的結果。
政體大小與其行事方式有關。人們在小單位管理中表現較好，與同儕有個人接觸會改變行為，避免傷害到他人，但在大型組織中，其他人變成抽象的項目，數字就只是數字，與當事人缺乏社會接觸，就只是以電子試算表與理論做事。由下而上的自治市因為權力較不集中，受影響者是住在社區內的人，而不是集中權力的官僚，遊說者較不可能出現。
自治市屬於平常世界，不同自治市的雜訊傾向互相抵消，不會發生單一極端的變異；集權國家屬於極端世界，大部份時間相當穩定，但偶然會有很大混亂，也就是厚尾︰發生機率很低的事件，扮演高得不成比例的角色。極端世界會出現火雞問題︰誤將「沒有傷害證明」當成「證明沒有傷害」，就像火雞越接近感恩節越有信心自己不會被宰。
在市場實施固定價格以消除投機客帶來的溫和波動性，會穩定的錯覺，並被偶爾出現的急起直落打斷。由於市場參與者不習慣市場波動，價格一有小變動，就會被認為是內線資訊引起，或系統狀態改變，因而引起恐慌。
在某些情況下，將隨機雜訊注入系統，可以改善系統的功能。例如稱為「模擬退火法」的電腦模擬方法，針對只有隨機性才能取得答案的問題與狀況，可得到更多一般性最適解。
作者對現代性的定義是，人類大規模支配環境，系統地窒息波動性與壓力因子，將人類從充滿隨機的生態中抽離。其特徵是人理化，認為社會是可理解的，所以必須由人來設計。現代性兩項中心要素，是天真的干預主義，以及無條件相信科學預測的觀念。
天真的干預例子之一是醫療傷害(iatrogenics)，即治療受到的傷害超過利益。作者提出醫療傷害的兩項原則︰一，我們不需要有證據證明受到傷害，才能宣稱某藥物或不自然的肯定療法有危險，舉證責任在醫療一方；二，醫療傷害影響並非線性，對幾乎健康的人我們不應冒險，對正處於危險者則應冒高很多的風險。
社會學理論與政策的醫療傷害在現實世界上非常脆弱，在風險分析上也不穩定，原因是政治與經濟的尾端事件無法預測。但作者說他不是反對干預，我們應該出手限制規模大小、集中程度與速度，以降低黑天鵝風險。
作者提出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衛機制，讓事情自然發展，發揮其反脆弱性。例如在寫作時暫時擱置，直至身體已做好準備，可能是非常強力的自然過濾器。人只會在需要執行不自然的事或程序時才會拖拖拉拉，拖延有助於過濾短期的資訊，區分雜訊與訊號。得到的資料越多，反而越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造成更多醫療傷害。
對於預測，作者認為察覺反脆弱性遠比預測容易，所以我們應設法將來自預測錯誤的傷害降至最低，好待犯錯時不至分崩離析，甚至可能受益。我們不能預測整體，但能預測那些依賴預測者會冒更大風險，並將會遇上麻煩，因為作預測者會因預測而脆弱。
塞內加提出經由心理練習，拋開擁有的財物，這樣當損失發生時，他就不會感到痛苦。心理上調整至假設「最差情況」已經發生，讓人因而去冒「最差情況」已知、下檔損失有限的風險。順境時最需要嚴守紀律，在心理上拋除身外之物。斯多噶學派談的是內化情緒，不是消除情緒，現代斯多噶學派哲人將恐懼化為謹慎、痛苦化為資訊、錯誤化為啟示、渴望化為行動。
根據路徑相依的觀念，經濟成長與衰退風險、財務報酬與最後全數虧損的風險、「效率」與發生意外的危險不能區隔開來。效率這概念本身變得相當沒意義。假如賭徒有最後賠光所有的風險，那麼其策略的「潛在報酬」完全無關緊要。當事物具脆弱性，其損壞風險會抹煞掉所有為使它「有效率」的任何事情，除非先降低損壞的風險。
作者稱為槓鈴的策略描述一種雙重態度，在部份領域以安全方式運作，在其他領域承受許多小風險，以獲得反脆弱性。一邊極端風險規避，另一邊極端風險愛好，避開易受巨大衡量錯誤影響的「中等」風險，降低下檔損失，讓上檔利益照顧自己。以金融投資為例，就是大部份資產以最安全形式持有，少部份用作高風險投資。以職業為例，就是找份閒差事，工餘時間用於寫作。
選擇權是反脆弱性的代表，它是指與別人簽定不對稱的契約，當中買家「有權利，但不負義務」，賣家「有義務，但沒有權利」。擁有可選擇性就不太需要一般所說的智慧、知識、洞見與技能，因為擁有者不必經常正確。只要他有智慧，不要做出不聰明並傷害自己的事，並在有利結果出現時察覺到它們就可以。擁有選擇權，就是指擁有不對稱性，並有理性留下好事物，捨棄壞事物，知道如何獲取利益。
由發現到執行的過程潛伏著意外變動，我們通常缺乏想像力，需要隨機性幫我們走出去。實務上的創新不見得是從發明推進，也需要運氣與環境。半發明的事明變為發明，往往需要很大突破，例如有遠見的少數人，也需要在經濟上有理由推行新發明。作者指政府與大學在創新與發現上貢獻甚少，因為他們一心尋求複雜偉大的東西，無法探索簡單明顯的事物。重要的東西只能透過實踐揭露。
作者指試誤法其實並不是隨機的，一個人需要理性讓每次失敗能提供額外資訊，讓每一次比上一次更有價值，逐步摸索出目標。作者稱很高比率技術知識是來自試誤法的反脆弱性與可選擇性，我們所會的各種技能與觀念實際上以反脆弱的實際行事而得，卻相信這是從書本、理念與推理學會，就像聲稱鳥懂得飛是因為知道各種數學方程式一樣。
作者認為教育在國家層面上不會令國家富有，兩者不存在因果關係。教育可以帶來其他好處，但不能用於促進經濟成長。擅於做事者與擅於談論者是兩類人，前者只會動手做，用談話部門的標準衡量他們既不公平也侮辱他們。見機而作的方式，可從大利益與溫和傷害的不對稱性中得到很大優勢，反之，依賴敘事是被不確定性調適，並會往後倒退，天真地將過去投射至未來。
作者提及政府看待事情的方式過於目的導向，研究獎助與資金應該是給予人，而不是給予計劃，而且應少量分配給許多研究工作者，因為報償與嘗試次數成線性關係，贏家會有幾乎無上限的極高報酬。創新會漂移，一個人需要漫遊者的能力，捕捉眼前的機會。重要的創業投資決定是在沒有真正營業計劃下進行。資金應該給相信能掌握選擇權，作風積極的修補者。
教室學到的技能都限定在特定領域，也就是這種訓練無法令人在真實生活中表現更好。在教室學會的事情，大致上仍留在教室中。以足球媽媽方式壓抑孩童的生物自衛本能與他們對生活事物的熱愛，將試誤、反脆弱性從孩童生活中消除，會改造他們成為書呆子，也沒有受訓練處理曖昧不明的情況。
在真實生活中，暴露在風險的程度比知識重要，決策的影響取代邏輯。教科書的知識忽略隱形利益的不對稱性，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行動所得的報償上，而不是研究世界的結構，或者了解「真」與「假」。事件本身不是最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利益或傷害才是最重要。
正如一塊岩石的傷害多於一千顆小石，不常發生的單一事件造成傷害，多於較小震撼累積的影響。脆弱事物受極端事件的傷害，遠高於一連串中間事件。反脆弱事物則是在某限度下震撼強度增加，會帶來較多利益或較少傷害。
在過度配適的緊繃系統中，小幅度修正會產生滾雪球的效果，因而顯得脆弱。例如公路上的汽車驟然增加，或者某一段路封閉，都會令交通時間增加許多。規模在承受壓力時會帶來傷害，隨著規模增加，處理傷害的成本會非線性地增加。由於非線性效應，更多的財富也會讓我們傾向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正如一億美元的專案比五百萬美元更難預測，也更可能成本超支。
作者介紹以脆弱性察覺試探啟發法來衡量脆弱性，運作方式是衡量某項改變帶來的後果，假如後果急劇加速增加，顯示系統具脆弱性。
反脆弱呈凸性報償，需要的正確次數可以比隨機差，但表現卻依然超前。例如平方是凸函數，平均數的函數比函數的平均數低，舉例擲骰子點數代表可取得報償，平均報償的平方是[(1+2+3+4+5+6)/6]^2 = 12.25，但平方報償的平均是(1^2+2^2+3^2+4^2+5^2+6^2) = 15.17，當中差異就是反脆弱的隱形利益。
作者以簡單的試探啟發法辨認騙子︰他們只會提供正向建議，利用我們容易受騙的傾向。實務上，在演化中存活者都是用負向方法，學習避開甚麼事，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份風險。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是成功者擁有長才，還是有長才者會成功，但我們很有能力預測負面事情，也就是不具任何長才者最終會失敗。我們知道不對的事，遠多於正確的事。
反脆弱性意味著舊優於新，時間會證明事物的脆弱性，並在必要時摧毀它們。能夠存活下來的事物，一定是長於達成某項目的，我們的感知與邏輯無法捕捉這目的，但時間則能看到。典型預測會隨時間而退化，但在預測脆弱性時，較長期預測比短期預測可靠，因為受「黑天鵝」影響者相當容易確定會被歷史吞噬。
嗜新狂(neomania)是一種當代病，會帶來脆弱。導致人們對技術過度狂熱的心理偏誤包括︰資訊會隱藏失敗，讓我們將「必要」與「原因」混為一談；我們總是注意到變動，不注意靜態事物，讓我們不大留意角色重大但不變的事物，並只注意不斷嘗試的新事物，沒留意大部份嘗試行為並不持久。嗜新狂會帶來跑步機效應(treadmill effects)，我們購買新物品後滿意感會急速上升，但很快就厭倦自己已擁有的事物，開始尋找新的新東西。
經不起時間考驗的資訊同樣脆弱，作者指只上市一年的書籍通常不值一讀，不論當時它多麼熱門，已存在十年的書會再存在十年，已存在二千年的書會繼存在很長時間。學術工作也是如此，很多論文只是雜訊，唯有在時間考驗下才知道是否有突破。以嗜新狂熱看待科學成果與科學家，會將科學領域貶抑為運動競賽，讓科學變得脆弱。
作者對追求永生感到厭惡︰
作者指現代化最差勁的問題是，將脆弱性與反脆弱性從一方惡意轉移至另一方，結果使一方得益，另一方在不知情下受害。在作者看來，任何提供意見者，都應該在別人依賴其資訊或意見而受到傷害時有切身利害，提出預測或經濟分析者必須為所言不準有所損失。事前推動脆弱，事後卻盡揀好的來為自己辯護者，因缺乏懲罰而讓他們有反脆弱性，卻讓聽取其意見者受害。
企業經理人可從市場波動獲得好處，因為他們只得到一邊報償，將認股權換成鈔票，在下跌時不用付出對等代價。整個社會得到的報償剛好相反，上檔利益低於下檔損失，退休人士必須將錢奉送給銀行家與企業執行長。這種反脆弱性轉移形同偷竊，卻被稱為「以誘因為基礎」，符合資本主義。
作者指將事物講得比實際要好的行銷活動並不道德，凡是行銷的東西必然差勁，否則就不需要廣告。大造廣告的企業在三種層面上違規︰一，輕微的違規，自吹自擂；二，較嚴重的違規，以盡可能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表現自己，將產品瑕疵隱藏；三，更嚴重的違規，玩弄的話的認知偏誤與無意識聯想，以錯誤方式表述其產品，作者認為這是卑劣的行徑。企業體系似乎將公司逐步推向第三層，問題核心在於單位不同於個人，企業不會有自然的倫理，只關心資產負債表，只接受對自己有利的行動。
在抽象單一民族國家中，面對面接觸的角色重要減少，羞恥不再履行懲戒任務，身為興趣與群體不同的各團體成員與友誼影響也減弱。作者提出一項簡單但相當激烈的做法是︰任何出任公職者，以後從商務賺取的金錢，都不能高於最高的公僕收入，自動設定上限防止在政府與商界出入的旋轉門，這樣清廉之士才會進入政府。
法令規定越複雜，懂得門道與漏洞的主管官員，日後獲益就越大，官員可以在離職後收受私人薪津。規定繁複令內部人員有機會上下其手套利，所以主管官員有誘因令法令規定越繁複越好。在複雜系統中，法令規定的字面與精神差異難以察覺，也就是更容易揩油。
巨量資料研究者有免費選擇權，他可以選取任合證實其信念的統計數字，同時拋棄其他數字。只要他獲得正確結果，就有在此打住的選擇權。他也可以發現虛假的統計關係，因為在大資料集中，大偏差可歸因於雜訊部分遠比可歸因於資訊部分要多。
作者朋友以一句話概括本書︰每一件事情都會從波動得到利益或承受損失。脆弱性是指因為波動和不確定而發生損失。
本書附錄提到比較優勢的問題，歷史上有些國家專門生產某些產品、商品與作物，在價格激烈波動下遇上困難。病菌與天候不良等阻礙令生產出問題同樣帶來災難，例如1850年代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這不表示專業分工不是好事，但需要先處理脆弱性問題，這種修補過程是由下而上緩步漸進，不是社會計劃者計劃而來。
經濟學界遺漏的是，擁有正確模型但參數不確定下，一定會在凸性與非線性情況下，導政脆弱性上升。參數錯誤會帶來進一步錯誤，使所有的小機率，在較高階不確定很大下，更會至厚尾與冪次法則的效應。
脆弱、強固、反脆弱組成三元組，脆弱喜歡安穩，反脆弱從混亂中成長，強固則不那麼在意外在環境。屬脆弱的事物很少發生錯誤，但一旦發生規模往往很大，因此難以扭轉；反脆弱事物錯誤規模小而溫和，甚至能迅速克服，並帶來豐富資訊。要變得反脆弱，就要置於「喜愛錯誤」的狀況，方法是犯下不計其數小錯誤，這過程與方法作者稱為「槓鈴策略」。
作者指挫敗產生的額外動機與意志力是創新來源，這種過度反應是一種備餘，以因應最差的結果，並應對可能產生危險的資訊。備餘在機會來時有其用處，例如身體對承受的重量會過度反應，並有過度的準備，讓人體變得更強壯，天擇與演化也是如此。
反脆弱也是區分生命與無生命的標記，無生命物體都不會自我修補，生命體則可以自我療癒。這概念可進以用於區分深奧(complex)與非深奧系統，非深奧系統缺乏相互依存性，結果不可能曖昧不明，深奧系統相互依存程度很高，某一變動可造成錯綜複雜與一連串的副作用，「原因」幾乎不可能察覺或無法定義。
對於我們的反脆弱性質來說，急性壓力因子對人的好處比慢慢因子多，尤其是急性壓力因子發生後有充分復原時間，允許壓力因子執行傳訊功能。沒有復原機會的長時間持續壓力，則會損害健康。
作者稱現代生活有系統消除不確定與隨機，讓任何細節能高度預測的過程為觀光化。觀光化讓各種活動變成像演員照本宣科的劇本，抽走隨機性並製造得益的錯覺。作者指現代人休閒時過著有如囚犯般的生活，參與安排好的聚會，在預定時間發笑，以目標為首，深深傷害存在的自我。
永生不死的有機體需要絲毫不差預測未來，應對所有隨機事件。但大自然讓有機體死亡，在連續世代間修改，就不需要預測未來情況，讓每一隨機事以生態變異形式帶來它本身的解藥，就像大自然不斷自我改變與修改策略一樣。這可行的隨機範圍雖然很大但也有限度，假如整個地球生命完全消滅，或隨機突變速率太高，演化就無法適應。局部錯誤帶來資訊讓系列改善，整體嚴重的錯誤則讓系統無法存活。
作者認為，輸家的特徵是犯錯後不會內省並從錯誤中學習，以新資訊豐富自己，而是覺得難堪並產生防衛心理，試著解釋他為何犯下錯誤。不曾犯錯的人沒有只犯過一次錯的人可靠，犯過許多次錯，但同一錯誤不犯兩次以上的人，也比不曾犯錯的人可靠。
系統的反脆弱性是以犧牲個人取得，試煉是一場無情考驗，殺掉失敗的人，活下的人群顯然比原來更強壯，但個人並非如此，因為較弱的人已經死亡，有人付出代價讓整個系統改善。啟蒙運動強調個人權利、自由與獨立，雖然否定反脆弱性，卻使我們從歷史居支配地位的社會、部落、家庭中解脫。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有所取捨，創業家冒險失敗的個人損失，卻是世界的反脆弱來源。
自僱技術勞工的收入容易變動，讓他們持續處於適應壓力下設法改變，受僱者收入看來穩定，卻可能在人事部一通電話後所得立即變為零。自僱技術勞工的小錯誤是寶貴資訊，幫助他修正原有做法，受僱者的錯誤則會是永久紀錄。以人為力量平滑隨機性，會產生平穩而脆弱的結果。
政體大小與其行事方式有關。人們在小單位管理中表現較好，與同儕有個人接觸會改變行為，避免傷害到他人，但在大型組織中，其他人變成抽象的項目，數字就只是數字，與當事人缺乏社會接觸，就只是以電子試算表與理論做事。由下而上的自治市因為權力較不集中，受影響者是住在社區內的人，而不是集中權力的官僚，遊說者較不可能出現。
自治市屬於平常世界，不同自治市的雜訊傾向互相抵消，不會發生單一極端的變異；集權國家屬於極端世界，大部份時間相當穩定，但偶然會有很大混亂，也就是厚尾︰發生機率很低的事件，扮演高得不成比例的角色。極端世界會出現火雞問題︰誤將「沒有傷害證明」當成「證明沒有傷害」，就像火雞越接近感恩節越有信心自己不會被宰。
在市場實施固定價格以消除投機客帶來的溫和波動性，會穩定的錯覺，並被偶爾出現的急起直落打斷。由於市場參與者不習慣市場波動，價格一有小變動，就會被認為是內線資訊引起，或系統狀態改變，因而引起恐慌。
在某些情況下，將隨機雜訊注入系統，可以改善系統的功能。例如稱為「模擬退火法」的電腦模擬方法，針對只有隨機性才能取得答案的問題與狀況，可得到更多一般性最適解。
作者對現代性的定義是，人類大規模支配環境，系統地窒息波動性與壓力因子，將人類從充滿隨機的生態中抽離。其特徵是人理化，認為社會是可理解的，所以必須由人來設計。現代性兩項中心要素，是天真的干預主義，以及無條件相信科學預測的觀念。
天真的干預例子之一是醫療傷害(iatrogenics)，即治療受到的傷害超過利益。作者提出醫療傷害的兩項原則︰一，我們不需要有證據證明受到傷害，才能宣稱某藥物或不自然的肯定療法有危險，舉證責任在醫療一方；二，醫療傷害影響並非線性，對幾乎健康的人我們不應冒險，對正處於危險者則應冒高很多的風險。
社會學理論與政策的醫療傷害在現實世界上非常脆弱，在風險分析上也不穩定，原因是政治與經濟的尾端事件無法預測。但作者說他不是反對干預，我們應該出手限制規模大小、集中程度與速度，以降低黑天鵝風險。
作者提出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衛機制，讓事情自然發展，發揮其反脆弱性。例如在寫作時暫時擱置，直至身體已做好準備，可能是非常強力的自然過濾器。人只會在需要執行不自然的事或程序時才會拖拖拉拉，拖延有助於過濾短期的資訊，區分雜訊與訊號。得到的資料越多，反而越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造成更多醫療傷害。
對於預測，作者認為察覺反脆弱性遠比預測容易，所以我們應設法將來自預測錯誤的傷害降至最低，好待犯錯時不至分崩離析，甚至可能受益。我們不能預測整體，但能預測那些依賴預測者會冒更大風險，並將會遇上麻煩，因為作預測者會因預測而脆弱。
塞內加提出經由心理練習，拋開擁有的財物，這樣當損失發生時，他就不會感到痛苦。心理上調整至假設「最差情況」已經發生，讓人因而去冒「最差情況」已知、下檔損失有限的風險。順境時最需要嚴守紀律，在心理上拋除身外之物。斯多噶學派談的是內化情緒，不是消除情緒，現代斯多噶學派哲人將恐懼化為謹慎、痛苦化為資訊、錯誤化為啟示、渴望化為行動。
根據路徑相依的觀念，經濟成長與衰退風險、財務報酬與最後全數虧損的風險、「效率」與發生意外的危險不能區隔開來。效率這概念本身變得相當沒意義。假如賭徒有最後賠光所有的風險，那麼其策略的「潛在報酬」完全無關緊要。當事物具脆弱性，其損壞風險會抹煞掉所有為使它「有效率」的任何事情，除非先降低損壞的風險。
作者稱為槓鈴的策略描述一種雙重態度，在部份領域以安全方式運作，在其他領域承受許多小風險，以獲得反脆弱性。一邊極端風險規避，另一邊極端風險愛好，避開易受巨大衡量錯誤影響的「中等」風險，降低下檔損失，讓上檔利益照顧自己。以金融投資為例，就是大部份資產以最安全形式持有，少部份用作高風險投資。以職業為例，就是找份閒差事，工餘時間用於寫作。
選擇權是反脆弱性的代表，它是指與別人簽定不對稱的契約，當中買家「有權利，但不負義務」，賣家「有義務，但沒有權利」。擁有可選擇性就不太需要一般所說的智慧、知識、洞見與技能，因為擁有者不必經常正確。只要他有智慧，不要做出不聰明並傷害自己的事，並在有利結果出現時察覺到它們就可以。擁有選擇權，就是指擁有不對稱性，並有理性留下好事物，捨棄壞事物，知道如何獲取利益。
由發現到執行的過程潛伏著意外變動，我們通常缺乏想像力，需要隨機性幫我們走出去。實務上的創新不見得是從發明推進，也需要運氣與環境。半發明的事明變為發明，往往需要很大突破，例如有遠見的少數人，也需要在經濟上有理由推行新發明。作者指政府與大學在創新與發現上貢獻甚少，因為他們一心尋求複雜偉大的東西，無法探索簡單明顯的事物。重要的東西只能透過實踐揭露。
作者指試誤法其實並不是隨機的，一個人需要理性讓每次失敗能提供額外資訊，讓每一次比上一次更有價值，逐步摸索出目標。作者稱很高比率技術知識是來自試誤法的反脆弱性與可選擇性，我們所會的各種技能與觀念實際上以反脆弱的實際行事而得，卻相信這是從書本、理念與推理學會，就像聲稱鳥懂得飛是因為知道各種數學方程式一樣。
作者認為教育在國家層面上不會令國家富有，兩者不存在因果關係。教育可以帶來其他好處，但不能用於促進經濟成長。擅於做事者與擅於談論者是兩類人，前者只會動手做，用談話部門的標準衡量他們既不公平也侮辱他們。見機而作的方式，可從大利益與溫和傷害的不對稱性中得到很大優勢，反之，依賴敘事是被不確定性調適，並會往後倒退，天真地將過去投射至未來。
作者提及政府看待事情的方式過於目的導向，研究獎助與資金應該是給予人，而不是給予計劃，而且應少量分配給許多研究工作者，因為報償與嘗試次數成線性關係，贏家會有幾乎無上限的極高報酬。創新會漂移，一個人需要漫遊者的能力，捕捉眼前的機會。重要的創業投資決定是在沒有真正營業計劃下進行。資金應該給相信能掌握選擇權，作風積極的修補者。
教室學到的技能都限定在特定領域，也就是這種訓練無法令人在真實生活中表現更好。在教室學會的事情，大致上仍留在教室中。以足球媽媽方式壓抑孩童的生物自衛本能與他們對生活事物的熱愛，將試誤、反脆弱性從孩童生活中消除，會改造他們成為書呆子，也沒有受訓練處理曖昧不明的情況。
在真實生活中，暴露在風險的程度比知識重要，決策的影響取代邏輯。教科書的知識忽略隱形利益的不對稱性，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行動所得的報償上，而不是研究世界的結構，或者了解「真」與「假」。事件本身不是最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利益或傷害才是最重要。
正如一塊岩石的傷害多於一千顆小石，不常發生的單一事件造成傷害，多於較小震撼累積的影響。脆弱事物受極端事件的傷害，遠高於一連串中間事件。反脆弱事物則是在某限度下震撼強度增加，會帶來較多利益或較少傷害。
在過度配適的緊繃系統中，小幅度修正會產生滾雪球的效果，因而顯得脆弱。例如公路上的汽車驟然增加，或者某一段路封閉，都會令交通時間增加許多。規模在承受壓力時會帶來傷害，隨著規模增加，處理傷害的成本會非線性地增加。由於非線性效應，更多的財富也會讓我們傾向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正如一億美元的專案比五百萬美元更難預測，也更可能成本超支。
作者介紹以脆弱性察覺試探啟發法來衡量脆弱性，運作方式是衡量某項改變帶來的後果，假如後果急劇加速增加，顯示系統具脆弱性。
反脆弱呈凸性報償，需要的正確次數可以比隨機差，但表現卻依然超前。例如平方是凸函數，平均數的函數比函數的平均數低，舉例擲骰子點數代表可取得報償，平均報償的平方是[(1+2+3+4+5+6)/6]^2 = 12.25，但平方報償的平均是(1^2+2^2+3^2+4^2+5^2+6^2) = 15.17，當中差異就是反脆弱的隱形利益。
作者以簡單的試探啟發法辨認騙子︰他們只會提供正向建議，利用我們容易受騙的傾向。實務上，在演化中存活者都是用負向方法，學習避開甚麼事，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份風險。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是成功者擁有長才，還是有長才者會成功，但我們很有能力預測負面事情，也就是不具任何長才者最終會失敗。我們知道不對的事，遠多於正確的事。
反脆弱性意味著舊優於新，時間會證明事物的脆弱性，並在必要時摧毀它們。能夠存活下來的事物，一定是長於達成某項目的，我們的感知與邏輯無法捕捉這目的，但時間則能看到。典型預測會隨時間而退化，但在預測脆弱性時，較長期預測比短期預測可靠，因為受「黑天鵝」影響者相當容易確定會被歷史吞噬。
嗜新狂(neomania)是一種當代病，會帶來脆弱。導致人們對技術過度狂熱的心理偏誤包括︰資訊會隱藏失敗，讓我們將「必要」與「原因」混為一談；我們總是注意到變動，不注意靜態事物，讓我們不大留意角色重大但不變的事物，並只注意不斷嘗試的新事物，沒留意大部份嘗試行為並不持久。嗜新狂會帶來跑步機效應(treadmill effects)，我們購買新物品後滿意感會急速上升，但很快就厭倦自己已擁有的事物，開始尋找新的新東西。
經不起時間考驗的資訊同樣脆弱，作者指只上市一年的書籍通常不值一讀，不論當時它多麼熱門，已存在十年的書會再存在十年，已存在二千年的書會繼存在很長時間。學術工作也是如此，很多論文只是雜訊，唯有在時間考驗下才知道是否有突破。以嗜新狂熱看待科學成果與科學家，會將科學領域貶抑為運動競賽，讓科學變得脆弱。
作者對追求永生感到厭惡︰
我來到這個世界，不是像生病的動物，只求能夠永遠生存。記得我們說過，一個系統的反脆弱性來自各個組成的死亡——而我是稱作人類的那個更大群體中的一員。我來到這裡，是為了群體、為了產生後代(並且引導他們為人生做好準備和扶養他們)，或是最後是為了寫書，然後像英雄那般死去——我的資訊，也就是我裡面的反脆弱性，才應該尋求永生，而不是我尋求永生(p. 497)。
作者指現代化最差勁的問題是，將脆弱性與反脆弱性從一方惡意轉移至另一方，結果使一方得益，另一方在不知情下受害。在作者看來，任何提供意見者，都應該在別人依賴其資訊或意見而受到傷害時有切身利害，提出預測或經濟分析者必須為所言不準有所損失。事前推動脆弱，事後卻盡揀好的來為自己辯護者，因缺乏懲罰而讓他們有反脆弱性，卻讓聽取其意見者受害。
企業經理人可從市場波動獲得好處，因為他們只得到一邊報償，將認股權換成鈔票，在下跌時不用付出對等代價。整個社會得到的報償剛好相反，上檔利益低於下檔損失，退休人士必須將錢奉送給銀行家與企業執行長。這種反脆弱性轉移形同偷竊，卻被稱為「以誘因為基礎」，符合資本主義。
作者指將事物講得比實際要好的行銷活動並不道德，凡是行銷的東西必然差勁，否則就不需要廣告。大造廣告的企業在三種層面上違規︰一，輕微的違規，自吹自擂；二，較嚴重的違規，以盡可能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表現自己，將產品瑕疵隱藏；三，更嚴重的違規，玩弄的話的認知偏誤與無意識聯想，以錯誤方式表述其產品，作者認為這是卑劣的行徑。企業體系似乎將公司逐步推向第三層，問題核心在於單位不同於個人，企業不會有自然的倫理，只關心資產負債表，只接受對自己有利的行動。
在抽象單一民族國家中，面對面接觸的角色重要減少，羞恥不再履行懲戒任務，身為興趣與群體不同的各團體成員與友誼影響也減弱。作者提出一項簡單但相當激烈的做法是︰任何出任公職者，以後從商務賺取的金錢，都不能高於最高的公僕收入，自動設定上限防止在政府與商界出入的旋轉門，這樣清廉之士才會進入政府。
法令規定越複雜，懂得門道與漏洞的主管官員，日後獲益就越大，官員可以在離職後收受私人薪津。規定繁複令內部人員有機會上下其手套利，所以主管官員有誘因令法令規定越繁複越好。在複雜系統中，法令規定的字面與精神差異難以察覺，也就是更容易揩油。
巨量資料研究者有免費選擇權，他可以選取任合證實其信念的統計數字，同時拋棄其他數字。只要他獲得正確結果，就有在此打住的選擇權。他也可以發現虛假的統計關係，因為在大資料集中，大偏差可歸因於雜訊部分遠比可歸因於資訊部分要多。
作者朋友以一句話概括本書︰每一件事情都會從波動得到利益或承受損失。脆弱性是指因為波動和不確定而發生損失。
本書附錄提到比較優勢的問題，歷史上有些國家專門生產某些產品、商品與作物，在價格激烈波動下遇上困難。病菌與天候不良等阻礙令生產出問題同樣帶來災難，例如1850年代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這不表示專業分工不是好事，但需要先處理脆弱性問題，這種修補過程是由下而上緩步漸進，不是社會計劃者計劃而來。
經濟學界遺漏的是，擁有正確模型但參數不確定下，一定會在凸性與非線性情況下，導政脆弱性上升。參數錯誤會帶來進一步錯誤，使所有的小機率，在較高階不確定很大下，更會至厚尾與冪次法則的效應。
2017年4月11日 星期二
菁英的反叛
看完了《菁英的反叛》，主題是美國的菁英活在自己世界，以及美國民主的衰落。資本流動與全球市場令菁英脫離更不安定，其世界觀像觀光客，難以讓他們對民主有任何熱情奉獻。現在民主變成「自尊」的民主化，希望以善意與淨化言論消除嚴重分歧，只著重同情與禁止歧視言論，卻無視人們要面對的嚴酷現實。
作者認為民主修養包括自立自強、有責任感與奮發進取，這大部份是由小額財產交易與管理的實務經驗學習得來。嚴重貧富不均會損害民主，社會與公民平等至少應預設各人在經濟上大致平等。當各人為自己謀利，有朋友鄰里相助，不事事依賴國家，民主運作才會順利。
二戰後大都市出現打破了城鄉互補，變成不規則擴張且沒有組織的聚合，沒有可辨識界線、公共空間或市民身份。中產階級搬到市郊，殘餘城市則不斷兩極化，中上層住在高房租地區，自我隔離在貧窮與犯罪之外。
民主需要觀念與意見針鋒相對，但菁英認為公共辯論缺乏理性聲音，一般公民沒有能力理解並批判複雜議題。新聞媒體受「客觀性」理想影響，其目標為信實的資訊流通，卻是不會助長甚至迴避紛爭的資訊。唯有辯論才會令人們對可用資訊有興趣，沒有民主辯論機會，大多數人也沒有誘因運用資訊帶來的知識。
作者指信仰的核心與靈魂是挑戰「自信自義」(self-righteousness)，提醒人們是否言行不一，鼓勵信徒質疑自己當下的動機，對信徒比不信者的要求更為嚴厲。世俗社會不了解這教義，誤解宗教為集體認同，給予信徒自尊、安全感、安慰，將宗教看成一種認同政治。
作者批評「多元性」(pluralism)證成一種獨斷論，讓懷有敵意的少數族群躲在無法理性討論的信念體系，每個團體都躲在自己的教義中。這種「社群」也假設團體內所有成員都應該有類似想法，變成單一種族或民族認同的統一意見。這種情況無法支持自由研究與開放辯論的精神。
中上層階級自由派不明白階級差異對生活態度形塑的重要，因而無法理建其堅持健康與道德提升中也有階級層面。他們既要為社會「消毒」，在大多數人覺得需要有倫理準則時卻選擇個人自由，並鄙夷與他們立場不一的人「冥頑不靈」。
社會流動性讓菁英支持功績主義幻象，加強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可能。他們不認為前人或他們據稱領導的社群有任何義務。其孤恩負德令他們喪失領導權，而且他們也並不在意，只想獨善其身。功績主義也以「治療」安撫沒有爬上教育階梯人們的挫折感，卻不會理會菁英招募的既存結構。挫折感似乎已不再有任何理性基礎，於是需要以治療來照顧。
新菁英不認為少數既得利益者與大眾有任何相互義務。義務負擔沒有落在知識工作者與管理階級，而是不成比例落在中下階層與勞工階級身上。前20%的特權階級甚至獨立於公務機關，其孩子在私立學校受教育，投保公司資助的醫療保險，雇用私人保鑣。特權階級完全脫離公共生活。
民族國家的主要訴求，在於國家有能力在其領域建立共同市場，執行一致的司法系統，讓小資產階級與巨富都擁有公民權利，並排除舊制度的力量。中產階級理應是社會上最愛國的成員，但在中產階級文化普遍沒落之際，中產階級民族主義提供的共同基礎、標準與坐標也隨之消失。社會瓦解成紛爭不斷的黨派，變成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
作者指民主社會必須選擇提升所有階層的能力、行動力與投入，或只是獎勵更大規模的菁英招募。作者認為美國社會顯然選擇後者，將機會等同於向上流動，把向上流動視會社會政策首要目標。這種追求名利的野心會損害民主，它會將知識與實務經驗分開，鄙視來自經驗的知識，並導致愚民社會與專家統治。
作者批評左翼與右翼意識形態都變得太死板，其信徒對任何新觀念無動於衷。這些信徒對質疑其信念的論證與事件充耳不聞，不再與對手辯論，大多只讀觀點相同的作品，不去觸碰陌生論證，只滿足於將論證分為正統或異端。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兩邊陣營自我批評能力減弱。
作者認同的民粹主義(populist)傳統提倡獨立而不是互相依賴，認為自給自足是民主的本質。民粹主義者反對大規模生產與政治集中，因為兩者會削弱自給自足精神，讓人們不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民權運動的優點就在於它不認為被壓逼者有道德特權，而是讓他們變成積極自尊的公民，在捍衛憲法賦予其權利過程中找到新的尊嚴。
作者指「道德義務多元」意味著我們不去要求別人，也不承認別人有權利要求我們。這樣中止判斷表示我們老死不相往來，只有最原始的共同生活。即使對美好生活的定義無法一致，我們對技藝、讀寫能力與競爭力的最低標準卻肯定有一致看法。沒有這些標準，我們就沒有要求或給予尊重的基礎。這共同標準對民主社會不可或缺，雙重標準意味著二等公民權。
我們為自己與「處於困境的人」找藉口，忙著捍衛自己的權利，很少想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很少說出自己想法以免得罪別人，堅持尊敬每個人，卻不記得尊敬是要努力贏取。尊敬不是寬容的同義詞，而是我們面對值得稱頌的成就、讓人讚嘆的人物，以及天賦充分發揮時的體驗。尊敬需要鑑別與判斷，不是無條件接受。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非常強調家庭重要，他們認為扶養妻兒子女責任可約束佔有欲強烈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者拋棄傳統共和主義的公民道德理想與指控奢華世界，沒有理由要求個人捨私利而為公益。但他們至少可以要求較高尚的利己主義，如婚姻與親子關係。
然而這種希望終究落空。資本主義越是等同於及時行樂與有計劃報廢產品，就越會無情磨損家庭生活的道德基礎。人們對長期責任與奉獻造成的束縛感到不耐，認為有權重新開始。物質富裕削弱家庭秩序的經濟與道德基礎。家庭事務由公司事務取代，家庭農場由大規則耕作與銀行家取代。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普遍尺度時，不計酬婦女家務變成社會弱勢。孩子成為市場入侵家庭的受害者，在電視接觸市場意識形態蘊含的犬儒主義。
作者也認為自由主義者為限制市場勢力範圍而轉向國家，以社會化與控制的正式體系取代非正式團體，會削減社會信任，讓人們不再為自己行為負責，並破壞對權威的尊重。非正式約束萎縮難免領致官僚機構擴張，破獲自由主義者一向極為重視的私隱權。市場與國家一樣對文化侵蝕基礎建設。
超越性別與種族政治製造的虛假兩極對立後，我們或許會發現直正的區別仍是在於階級，回到以階級為主要議題的政治。美國菁英份子總是對階級政治絕口不提，然而極端不平等與任何公認良好的社群形成都無法公存。一切端視如何消弭菁英與其他國民的差異。
公共辯論衰落與缺少促成跨階級對話的機制有關。各社會階級以自己的方言與自己人講話。非正式聚會場所如酒館與咖啡店由商店街、快餐店與外賣取代。飲食漸漸與儀式節慶無關，變為功能事務，我們吃得匆忙。生活節奏急速讓我們沒有時間與空間好好交談。
沒有非正式聚會場所的交談，城市就只是僅作「度日」的地方。在正式機構與私密團體之外的「第三處地方」由私人聚會取代，基本上政治性的交談藝術由職業用語或個人流言斐語取代，令政治習性無法得到培養與磨練。
作者批評婚姻關係「夫妻一體」的理想是虛構觀念，讓人們在私人空間裡尋求所有情感滿足，把公共空間視為單純利益交換之處，這種對立與以期望婚姻可超出其所能負擔的情感重量為理想關係相關。
以前的年輕人比現在更積極投入成年人世界，有更多機會輕鬆觀察成人。現在則是出於好意的成人，在教育環境中專業觀察年輕人。結果兒童與青少年漸漸沒甚麼機會即興創造自己的社會生活，也較少利用成年人的生活空間，只可在成年人監督下待在特別設計給年輕人的地方，由成年人規劃其童年生活。
作者指美國黑人抗爭並未解放他們，反而壓抑他們。黑人文化策略讓黑人學生團結抵制學校的模範生，說他們「假扮白人」。他們在校成績不學，就以黑人學生不應該修「歐洲中心主義」課程辯解，以受逼害為一切挫折的藉口，令挫折的源頭揮之不去。受害者總是難以恢復其自尊心。
作者認為美國的學校迴避政治爭議、戰爭、宗教，避開無所不談的公共辯論，內容變得溫和而無聊。教育官僚體育龐大，以行政人員取代教師判斷，讓有教學才能者卻步。學校不能拯救社會，不是根治犯罪與青少年不法行為，消滅貧窮，減少貧富差距的萬能藥方。
唯有讓我們的偏好與計劃接受辯論考驗，我們才知道自己明白甚麼，有甚麼還要去學。基於偶然印象與未經假設信念的意見，在公開鋪陳與辯護中，會為觀點賦予形式與定義，讓別人明白那也是在描述他們自己的經驗。只有對別人解釋我們的想法，我們才會了解自己，並想像對方的論證以反駁他們，或有時會被對方說服。
廣告、宣傳與其他商業說服形式現在也偽裝為資訊。廣告與宣傳取代公開辯論。「隱藏說客」(hidden persuaders)取代以前不會掩飾黨派色彩的編輯、專欄作家與名嘴。資訊與宣傳越來越無法辨辯。許多新聞是通訊社與公關公事製造，再由媒體「客觀地」直接轉載。公共關係與新聞都變成廣告。
經濟分層讓通才教育變成有錢人的特權，大部份大學生則放至實務科目的學校，沒有上過寫作課，很少讀完一本書，沒有接觸歷史、哲學或文學。作者認為許多年輕人在道德上完全不知所措。他們厭惡「社會」的倫理要求，認為這是侵犯個人自由，相信自己會「創造自己的價值」，但除了說是為所欲為的權利外無法解釋這是甚麼意思，似乎無法理解「價值」蘊含某種道德義務原則。
作者指學院所謂解放的論調，基本假設是一般市民，尤其是特定種族與族群，不能讀懂古其作品。因此他們以「民主化的文化」為名重新設計課程，著重對讀者沒有特別要求的作品。這是偽裝成寬容的雙重標準︰特權階段子女被鼓勵甚至要求認識「邊緣化、受壓逼的權益、處境與傳統」，但少數族群卻不必接觸「西方白人男性」的「他者性」。
作者認為人文科學的困境在於不願辯論，不去面對「普世主義的主張」。正因意識形態表現出人類持久的需求與欲望，才會那麼有說服力。批評者應該在相同的基礎上論證，而不是將意識形態斥為自私的合理化行為。在這共同基礎上辯論，就有可能創造出一種共同文化。
作者指以國家治療模式為基礎的公共政策不但沒有提升人們的自尊自重，反而創造仰食於人的國家與受害者宗教。憐憫職業化沒有帶來更親切和善的國家，反而將不平等制度化，以每個人都是「特別的」為藉口。這藉口戮破後人們就變得犬儒。關懷不能取代真話。
關於文化，作者認為文化是許多道德要求的集合，美國則是沒有文化的社會，沒有任何事物是神聖或禁忌。文化這種生活方式以譴責與懲罰違反其訓誡者為後盾，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必須深植於神聖秩序，有告訴人們甚麼不該做的世界觀。在所有幻想破滅的時代，我們支配自己命運的幻想仍緊抓不放，但我們開始認識自己的自然世界的控制有限，這幻想的未來比宗教更有問題。
作者認為民主修養包括自立自強、有責任感與奮發進取，這大部份是由小額財產交易與管理的實務經驗學習得來。嚴重貧富不均會損害民主，社會與公民平等至少應預設各人在經濟上大致平等。當各人為自己謀利，有朋友鄰里相助，不事事依賴國家，民主運作才會順利。
二戰後大都市出現打破了城鄉互補，變成不規則擴張且沒有組織的聚合，沒有可辨識界線、公共空間或市民身份。中產階級搬到市郊，殘餘城市則不斷兩極化，中上層住在高房租地區，自我隔離在貧窮與犯罪之外。
民主需要觀念與意見針鋒相對，但菁英認為公共辯論缺乏理性聲音，一般公民沒有能力理解並批判複雜議題。新聞媒體受「客觀性」理想影響，其目標為信實的資訊流通，卻是不會助長甚至迴避紛爭的資訊。唯有辯論才會令人們對可用資訊有興趣，沒有民主辯論機會，大多數人也沒有誘因運用資訊帶來的知識。
作者指信仰的核心與靈魂是挑戰「自信自義」(self-righteousness)，提醒人們是否言行不一，鼓勵信徒質疑自己當下的動機，對信徒比不信者的要求更為嚴厲。世俗社會不了解這教義，誤解宗教為集體認同，給予信徒自尊、安全感、安慰，將宗教看成一種認同政治。
作者批評「多元性」(pluralism)證成一種獨斷論，讓懷有敵意的少數族群躲在無法理性討論的信念體系，每個團體都躲在自己的教義中。這種「社群」也假設團體內所有成員都應該有類似想法，變成單一種族或民族認同的統一意見。這種情況無法支持自由研究與開放辯論的精神。
中上層階級自由派不明白階級差異對生活態度形塑的重要，因而無法理建其堅持健康與道德提升中也有階級層面。他們既要為社會「消毒」，在大多數人覺得需要有倫理準則時卻選擇個人自由，並鄙夷與他們立場不一的人「冥頑不靈」。
社會流動性讓菁英支持功績主義幻象，加強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可能。他們不認為前人或他們據稱領導的社群有任何義務。其孤恩負德令他們喪失領導權，而且他們也並不在意，只想獨善其身。功績主義也以「治療」安撫沒有爬上教育階梯人們的挫折感，卻不會理會菁英招募的既存結構。挫折感似乎已不再有任何理性基礎，於是需要以治療來照顧。
新菁英不認為少數既得利益者與大眾有任何相互義務。義務負擔沒有落在知識工作者與管理階級，而是不成比例落在中下階層與勞工階級身上。前20%的特權階級甚至獨立於公務機關，其孩子在私立學校受教育，投保公司資助的醫療保險，雇用私人保鑣。特權階級完全脫離公共生活。
民族國家的主要訴求，在於國家有能力在其領域建立共同市場，執行一致的司法系統，讓小資產階級與巨富都擁有公民權利，並排除舊制度的力量。中產階級理應是社會上最愛國的成員，但在中產階級文化普遍沒落之際，中產階級民族主義提供的共同基礎、標準與坐標也隨之消失。社會瓦解成紛爭不斷的黨派，變成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
作者指民主社會必須選擇提升所有階層的能力、行動力與投入，或只是獎勵更大規模的菁英招募。作者認為美國社會顯然選擇後者，將機會等同於向上流動，把向上流動視會社會政策首要目標。這種追求名利的野心會損害民主，它會將知識與實務經驗分開，鄙視來自經驗的知識，並導致愚民社會與專家統治。
作者批評左翼與右翼意識形態都變得太死板，其信徒對任何新觀念無動於衷。這些信徒對質疑其信念的論證與事件充耳不聞，不再與對手辯論，大多只讀觀點相同的作品，不去觸碰陌生論證，只滿足於將論證分為正統或異端。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兩邊陣營自我批評能力減弱。
作者認同的民粹主義(populist)傳統提倡獨立而不是互相依賴，認為自給自足是民主的本質。民粹主義者反對大規模生產與政治集中，因為兩者會削弱自給自足精神，讓人們不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民權運動的優點就在於它不認為被壓逼者有道德特權，而是讓他們變成積極自尊的公民，在捍衛憲法賦予其權利過程中找到新的尊嚴。
作者指「道德義務多元」意味著我們不去要求別人，也不承認別人有權利要求我們。這樣中止判斷表示我們老死不相往來，只有最原始的共同生活。即使對美好生活的定義無法一致，我們對技藝、讀寫能力與競爭力的最低標準卻肯定有一致看法。沒有這些標準，我們就沒有要求或給予尊重的基礎。這共同標準對民主社會不可或缺，雙重標準意味著二等公民權。
我們為自己與「處於困境的人」找藉口，忙著捍衛自己的權利，很少想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很少說出自己想法以免得罪別人，堅持尊敬每個人，卻不記得尊敬是要努力贏取。尊敬不是寬容的同義詞，而是我們面對值得稱頌的成就、讓人讚嘆的人物，以及天賦充分發揮時的體驗。尊敬需要鑑別與判斷，不是無條件接受。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非常強調家庭重要，他們認為扶養妻兒子女責任可約束佔有欲強烈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者拋棄傳統共和主義的公民道德理想與指控奢華世界，沒有理由要求個人捨私利而為公益。但他們至少可以要求較高尚的利己主義，如婚姻與親子關係。
然而這種希望終究落空。資本主義越是等同於及時行樂與有計劃報廢產品，就越會無情磨損家庭生活的道德基礎。人們對長期責任與奉獻造成的束縛感到不耐，認為有權重新開始。物質富裕削弱家庭秩序的經濟與道德基礎。家庭事務由公司事務取代，家庭農場由大規則耕作與銀行家取代。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普遍尺度時，不計酬婦女家務變成社會弱勢。孩子成為市場入侵家庭的受害者，在電視接觸市場意識形態蘊含的犬儒主義。
作者也認為自由主義者為限制市場勢力範圍而轉向國家，以社會化與控制的正式體系取代非正式團體，會削減社會信任，讓人們不再為自己行為負責，並破壞對權威的尊重。非正式約束萎縮難免領致官僚機構擴張，破獲自由主義者一向極為重視的私隱權。市場與國家一樣對文化侵蝕基礎建設。
超越性別與種族政治製造的虛假兩極對立後，我們或許會發現直正的區別仍是在於階級，回到以階級為主要議題的政治。美國菁英份子總是對階級政治絕口不提，然而極端不平等與任何公認良好的社群形成都無法公存。一切端視如何消弭菁英與其他國民的差異。
公共辯論衰落與缺少促成跨階級對話的機制有關。各社會階級以自己的方言與自己人講話。非正式聚會場所如酒館與咖啡店由商店街、快餐店與外賣取代。飲食漸漸與儀式節慶無關，變為功能事務，我們吃得匆忙。生活節奏急速讓我們沒有時間與空間好好交談。
沒有非正式聚會場所的交談，城市就只是僅作「度日」的地方。在正式機構與私密團體之外的「第三處地方」由私人聚會取代，基本上政治性的交談藝術由職業用語或個人流言斐語取代，令政治習性無法得到培養與磨練。
作者批評婚姻關係「夫妻一體」的理想是虛構觀念，讓人們在私人空間裡尋求所有情感滿足，把公共空間視為單純利益交換之處，這種對立與以期望婚姻可超出其所能負擔的情感重量為理想關係相關。
以前的年輕人比現在更積極投入成年人世界，有更多機會輕鬆觀察成人。現在則是出於好意的成人，在教育環境中專業觀察年輕人。結果兒童與青少年漸漸沒甚麼機會即興創造自己的社會生活，也較少利用成年人的生活空間，只可在成年人監督下待在特別設計給年輕人的地方，由成年人規劃其童年生活。
作者指美國黑人抗爭並未解放他們，反而壓抑他們。黑人文化策略讓黑人學生團結抵制學校的模範生，說他們「假扮白人」。他們在校成績不學，就以黑人學生不應該修「歐洲中心主義」課程辯解，以受逼害為一切挫折的藉口，令挫折的源頭揮之不去。受害者總是難以恢復其自尊心。
作者認為美國的學校迴避政治爭議、戰爭、宗教，避開無所不談的公共辯論，內容變得溫和而無聊。教育官僚體育龐大，以行政人員取代教師判斷，讓有教學才能者卻步。學校不能拯救社會，不是根治犯罪與青少年不法行為，消滅貧窮，減少貧富差距的萬能藥方。
唯有讓我們的偏好與計劃接受辯論考驗，我們才知道自己明白甚麼，有甚麼還要去學。基於偶然印象與未經假設信念的意見，在公開鋪陳與辯護中，會為觀點賦予形式與定義，讓別人明白那也是在描述他們自己的經驗。只有對別人解釋我們的想法，我們才會了解自己，並想像對方的論證以反駁他們，或有時會被對方說服。
廣告、宣傳與其他商業說服形式現在也偽裝為資訊。廣告與宣傳取代公開辯論。「隱藏說客」(hidden persuaders)取代以前不會掩飾黨派色彩的編輯、專欄作家與名嘴。資訊與宣傳越來越無法辨辯。許多新聞是通訊社與公關公事製造，再由媒體「客觀地」直接轉載。公共關係與新聞都變成廣告。
經濟分層讓通才教育變成有錢人的特權，大部份大學生則放至實務科目的學校，沒有上過寫作課，很少讀完一本書，沒有接觸歷史、哲學或文學。作者認為許多年輕人在道德上完全不知所措。他們厭惡「社會」的倫理要求，認為這是侵犯個人自由，相信自己會「創造自己的價值」，但除了說是為所欲為的權利外無法解釋這是甚麼意思，似乎無法理解「價值」蘊含某種道德義務原則。
作者指學院所謂解放的論調，基本假設是一般市民，尤其是特定種族與族群，不能讀懂古其作品。因此他們以「民主化的文化」為名重新設計課程，著重對讀者沒有特別要求的作品。這是偽裝成寬容的雙重標準︰特權階段子女被鼓勵甚至要求認識「邊緣化、受壓逼的權益、處境與傳統」，但少數族群卻不必接觸「西方白人男性」的「他者性」。
作者認為人文科學的困境在於不願辯論，不去面對「普世主義的主張」。正因意識形態表現出人類持久的需求與欲望，才會那麼有說服力。批評者應該在相同的基礎上論證，而不是將意識形態斥為自私的合理化行為。在這共同基礎上辯論，就有可能創造出一種共同文化。
作者指以國家治療模式為基礎的公共政策不但沒有提升人們的自尊自重，反而創造仰食於人的國家與受害者宗教。憐憫職業化沒有帶來更親切和善的國家，反而將不平等制度化，以每個人都是「特別的」為藉口。這藉口戮破後人們就變得犬儒。關懷不能取代真話。
關於文化，作者認為文化是許多道德要求的集合，美國則是沒有文化的社會，沒有任何事物是神聖或禁忌。文化這種生活方式以譴責與懲罰違反其訓誡者為後盾，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必須深植於神聖秩序，有告訴人們甚麼不該做的世界觀。在所有幻想破滅的時代，我們支配自己命運的幻想仍緊抓不放，但我們開始認識自己的自然世界的控制有限，這幻想的未來比宗教更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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