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誰說人是誠實的！》，主題是甚麼情況令我們更容易不誠實。作者指成本效益分析不是我們不誠實行為的主要驅動力，反而是許多人共同犯下小奸小惡，並將自己的行為自圓其說。作者以數字題為實驗，發現當實驗者有機會作弊時，許多人都會謊報分數，比對照組報多一點。作弊程度不會因獎金增加而提高，作者指這是因為獎金提高時，不誠實行為較難合理化，而被逮機率在實驗中與作弊程度沒有關係。
作者提出「蒙混過關因素理論」(fudge factor theory)解釋這些情況︰我們既希望自己誠實高尚，也貪圖作弊帶來的利益，如果只是輕微作弊，我們既可獲利也能自我感覺良好。影響我們蒙混過關與不誠實程度的相關因素有︰面對的不是現金，例如代幣、電子帳戶、文具，我們會更不誠實；回想道德規範可改善道德行為；先簽名再申報比先申報再簽名更令人誠實。換言之，道德自我詮釋空間越大，我們越能心安理得面對自己的舞弊欺詐。
作者以高爾夫球為例，球手刻意把白球撿起重放不能若無其事，但輕輕一踢或用球桿輕撥就較易合理化，因而較容易令球手接受。在第一桿開始時重來(「穆里根」)也比在球賽中段這樣做更為人接受。一開始填錯分也比之後加錯分更常見。球手也會一方面表現得一方面不誠實，另一方面自認誠實，這反映在他們報稱「球友」的不誠實表現比「自己」多上。規則不明確，有很大詮釋空間時，我們會更易落入不誠意的陷阱。
從牙醫購買昂貴新設備後會更常更議患者以這設備治療可看到，利益衝突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我們想答謝別人的恩惠時，也會顯得有所偏袒。藥廠業務員不時照顧醫生，令醫生更容易向病人推廣藥廠的藥物時，就是運用這種現象。其餘利益衝突的事例包括︰證券發行商與評級機構的利益衝突造成2008年金融海嘯；學術專家證人受僱提供偏向受僱人的意見；學術研究者扭曲數據以取得預期結果。實驗結果也發現，揭露利益衝突資訊反而令顧問更偏頗，因為顧客對意見打折程度不及顧問增加的扭曲程度。作者指，要消除利益衝突並不容易，要考慮那是否利多於弊。我們知道提供建議者可能立場偏頗時，應向沒有利害關係的第三方諮詢意見。
當大腦不斷要控制不同誘惑時，我們需要耗費很大心力，出現「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情況，令抗拒誘惑的能力逐漸消退。例如一整天抗拒高熱量食物誘惑後，到夜晚就會較難克制，結果可能在宵夜時大快朵頤。實驗結果也指出，作文不能用a與n，然後面對數學題作弊機會時，也會比作文不能用x與z較易作弊，消磨的意志力令實驗者更難保持誠實。在可選擇是否面對誘惑情況時，精神損耗組也更容易陷入誘惑處境。作者指損耗的影響表示，我們應強逼自己在早上面對需要高度自我控制的情境；在離誘惑還有一段距離時就轉身離開；偶爾屈從於誘惑放鬆自己，避免過度消磨意志力。
作者進行實驗發現，知道自己穿上名牌冒牌貨，道德束縛會較鬆綁，較容易變得不誠實，也會把別人看得較不誠實。作弊行為也會隨時間演變，一開始參與者只會偶爾作弊，但在越過「誠實門檻」後，就會出現「管他的」效應，參與者更頻繁作弊，甚至一有機會就這樣做。作者指這表示第一次作弊不能等閒視之，因為這會影響當事人此後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行為。
我們也會在作弊後自欺欺人，認為較好的表現反映出真本事。實驗結果顯示參與者在第一次作弊後，會在第二次沒有作弊機會時，仍然預期自己表現會與第一次一樣，即使為正確評估第二次表現提供金錢誘因仍然如此。以正式證書表揚作弊的成績，也會令參與者更容易認為成就是憑自己的實力達成。讓答案放在看不見的螢幕底部，讓參與者無法對作弊行為視若無睹，似乎則會令他們較不會把功勞攬在自己頭上。作者指，我們必須在自欺與務實間取得平衡，雖然過度自欺在碰到現實衝擊時會令我們大受打擊，但在某些情況下，白色謊言也有其道理。
作者說我們天生就是說故事的人，不斷說故事給自己聽，直到故事聽起來滿意又合理，並能給我們正面的自我描繪。實驗顯示參與人越有創意，作弊程度會越高，似乎表示越有創意就越有辦法想出好說詞，以合理化自私自利的行為。作弊較多的人，在創造力指標分數較高，但在智力上與其他人沒有很大差異。雖然創造力有想出新方法解決問題的正面影響，我們也必須了解創造力可以令不誠實者編造出對自己更有利的故事。
不誠實行為也會受別人表現影響。作者實驗發現當參與者觀察到另一個人作弊時，他們自己的作弊程度也會增加。即使參與者知道有機會作弊，但沒有榜樣或社會暗示讓他們知道旁人作弊，作弊程度則不會增加，反而因反思自己的道德觀而下跌。此外，當作弊者表明是圈外人(在實驗中是穿鄰校外套者)時，參與者的作弊程度也會減少，這表示同儕作弊讓我們傾向認為作弊是社會可接受行為，圈外人作弊則會令我們希望與他們有所區隔。作者認為，不誠實會透過社會傳染，意味著個人犯錯會為社會帶來腐蝕效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加警覺，努力防止小過失。
團隊合作對誠實程度的好處是互相監督，壞處則是當不道德行為會為別人帶來好處，我們會因關懷他人而變得更不誠實。作者實驗發現，完全沒有互動的互相監督沒有出現作弊，但將社交元素引入實驗環境，讓實驗者互相交談後，舞弊行為就變得很明顯，利他舞弊傾向高於監督的影響。當自己從作弊中得不到好處時，作弊情況甚至更嚴重，作者認為可能是我們從純粹利他角度出發，會更容易合理化我們的不當行為。
作者總結指，我們輕微舞弊時，既可以得到不誠實的好處，同時又能保持正面形象。金錢報酬與被逮機率對不誠意行為的影響不如想像中重要，道德提醒、與金錢的距離、利益衝突、自我耗損、冒牌貨、提示自己捏造的成就、創造力、目睹他人不誠實與關心團隊成員等因素影響卻出人意表。這表示我們不誠實行為遠比「理性犯罪模型」預期少，但多數人輕微不誠實的損失卻比少數人嚴重不誠實多。
為減少不誠實行為，我們先要理解不誠實的原因。承認自己的過錯，請求寬恕，設定終點並創造重新開始的機會，似乎能扭轉「管他的」效應，讓我們注意自己的行為，改過向善。從不誠實行為可以看到，我們往往無法認清甚麼因素重要，甚麼因素毫不相干。當我們對自己行為更為了解，我們就有可能加以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