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菁英的反叛》，主題是美國的菁英活在自己世界，以及美國民主的衰落。資本流動與全球市場令菁英脫離更不安定，其世界觀像觀光客，難以讓他們對民主有任何熱情奉獻。現在民主變成「自尊」的民主化，希望以善意與淨化言論消除嚴重分歧，只著重同情與禁止歧視言論，卻無視人們要面對的嚴酷現實。
作者認為民主修養包括自立自強、有責任感與奮發進取，這大部份是由小額財產交易與管理的實務經驗學習得來。嚴重貧富不均會損害民主，社會與公民平等至少應預設各人在經濟上大致平等。當各人為自己謀利，有朋友鄰里相助，不事事依賴國家，民主運作才會順利。
二戰後大都市出現打破了城鄉互補，變成不規則擴張且沒有組織的聚合，沒有可辨識界線、公共空間或市民身份。中產階級搬到市郊，殘餘城市則不斷兩極化，中上層住在高房租地區，自我隔離在貧窮與犯罪之外。
民主需要觀念與意見針鋒相對，但菁英認為公共辯論缺乏理性聲音，一般公民沒有能力理解並批判複雜議題。新聞媒體受「客觀性」理想影響，其目標為信實的資訊流通，卻是不會助長甚至迴避紛爭的資訊。唯有辯論才會令人們對可用資訊有興趣，沒有民主辯論機會，大多數人也沒有誘因運用資訊帶來的知識。
作者指信仰的核心與靈魂是挑戰「自信自義」(self-righteousness)，提醒人們是否言行不一，鼓勵信徒質疑自己當下的動機，對信徒比不信者的要求更為嚴厲。世俗社會不了解這教義，誤解宗教為集體認同，給予信徒自尊、安全感、安慰，將宗教看成一種認同政治。
作者批評「多元性」(pluralism)證成一種獨斷論，讓懷有敵意的少數族群躲在無法理性討論的信念體系，每個團體都躲在自己的教義中。這種「社群」也假設團體內所有成員都應該有類似想法，變成單一種族或民族認同的統一意見。這種情況無法支持自由研究與開放辯論的精神。
中上層階級自由派不明白階級差異對生活態度形塑的重要，因而無法理建其堅持健康與道德提升中也有階級層面。他們既要為社會「消毒」，在大多數人覺得需要有倫理準則時卻選擇個人自由，並鄙夷與他們立場不一的人「冥頑不靈」。
社會流動性讓菁英支持功績主義幻象，加強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可能。他們不認為前人或他們據稱領導的社群有任何義務。其孤恩負德令他們喪失領導權，而且他們也並不在意，只想獨善其身。功績主義也以「治療」安撫沒有爬上教育階梯人們的挫折感，卻不會理會菁英招募的既存結構。挫折感似乎已不再有任何理性基礎，於是需要以治療來照顧。
新菁英不認為少數既得利益者與大眾有任何相互義務。義務負擔沒有落在知識工作者與管理階級，而是不成比例落在中下階層與勞工階級身上。前20%的特權階級甚至獨立於公務機關，其孩子在私立學校受教育，投保公司資助的醫療保險，雇用私人保鑣。特權階級完全脫離公共生活。
民族國家的主要訴求，在於國家有能力在其領域建立共同市場，執行一致的司法系統，讓小資產階級與巨富都擁有公民權利，並排除舊制度的力量。中產階級理應是社會上最愛國的成員，但在中產階級文化普遍沒落之際，中產階級民族主義提供的共同基礎、標準與坐標也隨之消失。社會瓦解成紛爭不斷的黨派，變成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
作者指民主社會必須選擇提升所有階層的能力、行動力與投入，或只是獎勵更大規模的菁英招募。作者認為美國社會顯然選擇後者，將機會等同於向上流動，把向上流動視會社會政策首要目標。這種追求名利的野心會損害民主，它會將知識與實務經驗分開，鄙視來自經驗的知識，並導致愚民社會與專家統治。
作者批評左翼與右翼意識形態都變得太死板，其信徒對任何新觀念無動於衷。這些信徒對質疑其信念的論證與事件充耳不聞，不再與對手辯論，大多只讀觀點相同的作品，不去觸碰陌生論證，只滿足於將論證分為正統或異端。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兩邊陣營自我批評能力減弱。
作者認同的民粹主義(populist)傳統提倡獨立而不是互相依賴，認為自給自足是民主的本質。民粹主義者反對大規模生產與政治集中，因為兩者會削弱自給自足精神，讓人們不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民權運動的優點就在於它不認為被壓逼者有道德特權，而是讓他們變成積極自尊的公民，在捍衛憲法賦予其權利過程中找到新的尊嚴。
作者指「道德義務多元」意味著我們不去要求別人，也不承認別人有權利要求我們。這樣中止判斷表示我們老死不相往來，只有最原始的共同生活。即使對美好生活的定義無法一致，我們對技藝、讀寫能力與競爭力的最低標準卻肯定有一致看法。沒有這些標準，我們就沒有要求或給予尊重的基礎。這共同標準對民主社會不可或缺，雙重標準意味著二等公民權。
我們為自己與「處於困境的人」找藉口，忙著捍衛自己的權利，很少想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很少說出自己想法以免得罪別人，堅持尊敬每個人，卻不記得尊敬是要努力贏取。尊敬不是寬容的同義詞，而是我們面對值得稱頌的成就、讓人讚嘆的人物，以及天賦充分發揮時的體驗。尊敬需要鑑別與判斷，不是無條件接受。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非常強調家庭重要，他們認為扶養妻兒子女責任可約束佔有欲強烈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者拋棄傳統共和主義的公民道德理想與指控奢華世界，沒有理由要求個人捨私利而為公益。但他們至少可以要求較高尚的利己主義，如婚姻與親子關係。
然而這種希望終究落空。資本主義越是等同於及時行樂與有計劃報廢產品，就越會無情磨損家庭生活的道德基礎。人們對長期責任與奉獻造成的束縛感到不耐，認為有權重新開始。物質富裕削弱家庭秩序的經濟與道德基礎。家庭事務由公司事務取代，家庭農場由大規則耕作與銀行家取代。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普遍尺度時，不計酬婦女家務變成社會弱勢。孩子成為市場入侵家庭的受害者，在電視接觸市場意識形態蘊含的犬儒主義。
作者也認為自由主義者為限制市場勢力範圍而轉向國家，以社會化與控制的正式體系取代非正式團體，會削減社會信任，讓人們不再為自己行為負責，並破壞對權威的尊重。非正式約束萎縮難免領致官僚機構擴張，破獲自由主義者一向極為重視的私隱權。市場與國家一樣對文化侵蝕基礎建設。
超越性別與種族政治製造的虛假兩極對立後，我們或許會發現直正的區別仍是在於階級，回到以階級為主要議題的政治。美國菁英份子總是對階級政治絕口不提，然而極端不平等與任何公認良好的社群形成都無法公存。一切端視如何消弭菁英與其他國民的差異。
公共辯論衰落與缺少促成跨階級對話的機制有關。各社會階級以自己的方言與自己人講話。非正式聚會場所如酒館與咖啡店由商店街、快餐店與外賣取代。飲食漸漸與儀式節慶無關，變為功能事務，我們吃得匆忙。生活節奏急速讓我們沒有時間與空間好好交談。
沒有非正式聚會場所的交談，城市就只是僅作「度日」的地方。在正式機構與私密團體之外的「第三處地方」由私人聚會取代，基本上政治性的交談藝術由職業用語或個人流言斐語取代，令政治習性無法得到培養與磨練。
作者批評婚姻關係「夫妻一體」的理想是虛構觀念，讓人們在私人空間裡尋求所有情感滿足，把公共空間視為單純利益交換之處，這種對立與以期望婚姻可超出其所能負擔的情感重量為理想關係相關。
以前的年輕人比現在更積極投入成年人世界，有更多機會輕鬆觀察成人。現在則是出於好意的成人，在教育環境中專業觀察年輕人。結果兒童與青少年漸漸沒甚麼機會即興創造自己的社會生活，也較少利用成年人的生活空間，只可在成年人監督下待在特別設計給年輕人的地方，由成年人規劃其童年生活。
作者指美國黑人抗爭並未解放他們，反而壓抑他們。黑人文化策略讓黑人學生團結抵制學校的模範生，說他們「假扮白人」。他們在校成績不學，就以黑人學生不應該修「歐洲中心主義」課程辯解，以受逼害為一切挫折的藉口，令挫折的源頭揮之不去。受害者總是難以恢復其自尊心。
作者認為美國的學校迴避政治爭議、戰爭、宗教，避開無所不談的公共辯論，內容變得溫和而無聊。教育官僚體育龐大，以行政人員取代教師判斷，讓有教學才能者卻步。學校不能拯救社會，不是根治犯罪與青少年不法行為，消滅貧窮，減少貧富差距的萬能藥方。
唯有讓我們的偏好與計劃接受辯論考驗，我們才知道自己明白甚麼，有甚麼還要去學。基於偶然印象與未經假設信念的意見，在公開鋪陳與辯護中，會為觀點賦予形式與定義，讓別人明白那也是在描述他們自己的經驗。只有對別人解釋我們的想法，我們才會了解自己，並想像對方的論證以反駁他們，或有時會被對方說服。
廣告、宣傳與其他商業說服形式現在也偽裝為資訊。廣告與宣傳取代公開辯論。「隱藏說客」(hidden persuaders)取代以前不會掩飾黨派色彩的編輯、專欄作家與名嘴。資訊與宣傳越來越無法辨辯。許多新聞是通訊社與公關公事製造，再由媒體「客觀地」直接轉載。公共關係與新聞都變成廣告。
經濟分層讓通才教育變成有錢人的特權，大部份大學生則放至實務科目的學校，沒有上過寫作課，很少讀完一本書，沒有接觸歷史、哲學或文學。作者認為許多年輕人在道德上完全不知所措。他們厭惡「社會」的倫理要求，認為這是侵犯個人自由，相信自己會「創造自己的價值」，但除了說是為所欲為的權利外無法解釋這是甚麼意思，似乎無法理解「價值」蘊含某種道德義務原則。
作者指學院所謂解放的論調，基本假設是一般市民，尤其是特定種族與族群，不能讀懂古其作品。因此他們以「民主化的文化」為名重新設計課程，著重對讀者沒有特別要求的作品。這是偽裝成寬容的雙重標準︰特權階段子女被鼓勵甚至要求認識「邊緣化、受壓逼的權益、處境與傳統」，但少數族群卻不必接觸「西方白人男性」的「他者性」。
作者認為人文科學的困境在於不願辯論，不去面對「普世主義的主張」。正因意識形態表現出人類持久的需求與欲望，才會那麼有說服力。批評者應該在相同的基礎上論證，而不是將意識形態斥為自私的合理化行為。在這共同基礎上辯論，就有可能創造出一種共同文化。
作者指以國家治療模式為基礎的公共政策不但沒有提升人們的自尊自重，反而創造仰食於人的國家與受害者宗教。憐憫職業化沒有帶來更親切和善的國家，反而將不平等制度化，以每個人都是「特別的」為藉口。這藉口戮破後人們就變得犬儒。關懷不能取代真話。
關於文化，作者認為文化是許多道德要求的集合，美國則是沒有文化的社會，沒有任何事物是神聖或禁忌。文化這種生活方式以譴責與懲罰違反其訓誡者為後盾，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必須深植於神聖秩序，有告訴人們甚麼不該做的世界觀。在所有幻想破滅的時代，我們支配自己命運的幻想仍緊抓不放，但我們開始認識自己的自然世界的控制有限，這幻想的未來比宗教更有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