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equality

看完了Atkinson的Inequality，作者一生致力研究不平等議題，影響不少後輩，本書可說是其集大成之作。

作者首先指機會平等不代表結果平等不重要，首先是因為完全忽視結果難以接受，我們不能忽視正處於困難的人；機會平等也有競爭與非競爭兩方面，競爭機會平等但回報極為不均分配，無法令所有人有同樣機會完成他們自己獨立的生活計劃，回報的結構如何決定正是本書主題；最後，結果不平等直接影響下一代機會平等，重視下一代機會平等需要關注今日的結果不平等。

有經濟學者認為比起關注不平等，促進經濟成長以改善貧窮者生活有更大貢獻。作者不同意這觀點，指出分配與再分配當下所得與每個人有關，並影響我們社會的特質，包括是否更為團結與更有共同感。此外，整體生產與分配有關，要理解經濟運用需要理解所得如何分配。

作者列出美國與英國在1913至2013年經濟不平等的發展趨勢，美國堅尼系數從1929年頂點0.5一直下跌至二戰結束的0.4以下，其後直至1970年代後期保持平穩，1980年代出現「不平等轉向」，堅尼系數再度升高，升至0.45左右。最高1%群體所得佔總所得由1979年不足10%升至2012年接近20%

英國的堅尼系數變動與美國類似，由1938年至二戰結束時下跌，1979年後出現「不平等轉向」。最高1%群體所得佔總所得自1919年19%一直下跌至1979年6%左右，之後回升至2012年大約12%左右。相比起美國，英國堅尼系數從1979年至1992年升幅比美國大，但在之後二十年都沒有繼續上升。

比較OECO十五國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與貧窮率後，作者指除瑞士(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高於平均，貧窮率低於平均)與西班牙(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低於平均，貧窮率高於平均)外，最高1%群體所得佔比高於平均的國家貧窮率也高於平均，顯示高貧窮率傾向於最高所得群體佔比較大同時出現。

不平等也有多個面向，例如分析單位是個人還是住戶，以及同一住戶內可能有不同家庭，成年子女與父母同住也可能構成不同家庭單位。選擇不同分析單位也表現出我們對資源控制與個人是否獨立的想法，例如子女多大程度依賴父母是否納入計算。這些看似是純粹統計的考慮，背後也有社會價值與期望議題。

住戶所得也有多種定義，可由以下圖像說明︰

此外，完整所得定義也需考慮資產價值轉變，並需分辨帳面及已實現獲利，同時考慮通脹對實際資產購買力的影響。

所得不平等與消費不平等著重點不一樣，消費不平等關注生活水準，所得不平等關注最低資源水平的權利。作者指消費有許多面向，在消費調查中調查目標是消費支出，而不是消費本身，部份商品的消費支出較難準確量度，調查涵蓋範圍也有限。作者指，本書以所得為對資源潛在控制的指標，表示資源運用並不僅限於消費，例如富裕者有權力影響家人、媒體或政治團體。

在性別不平等方面，自1960年起OECD各國女性與男性平均收入差距逐漸收窄，但步伐並非一直向前，部份國家1990年代後期開始兩性差距不再減少。歷史上兩性收入差距一項主要因素是教育水平差異，但在2010年代兩性教育差異在大部份OECD國家已不存在，然而收入差距卻仍然存在，而且不能以勞工市場相關因素解釋。

英國的流動研究指大多數流動距離不大，就好像人們綁上橡皮圈，每年可能短距離流動至不同位置，但之後會回彈至原來地方。人口結構與家庭構成改變，例如人口老化與單親家庭增加 ，令生命週期的所得變動規律也能解釋部份不平等增加，雖然實證研究指這解釋能力有限。假如未來平均所得不再增長，我們就不能假定未來世代生活會更好，因而視他們為「較不值得援助」。未來生活不是一定會更好，令世代間正義變得更為重要，也影響選擇減少當下所得不均措施的決定。

與國內不平等相反，全球不平等隨時間發展呈倒U形，自1820至1970年英美與中印的差距一直擴大，自此之後至2010年代中印則減少差距。但要注意的是，即使相對差距減少，在絕對數字上距離卻繼續擴大，而且其餘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比中國與印度低。

不平等的主要資料來源是住戶調查，潛在限制是沒有納入不在住戶者，例如學生、留學生、軍隊人員、住院者等；取樣誤差與不作回應，特別是較少納入最富有者；以及回答時受訪者錯報。另一資料來源是所得稅數據，但數據本是用作收稅用途，其形式與內容反映當時稅收法例，也會因逃漏稅令涵蓋範圍不完整。

收入數據不只限於住戶調查及所得稅數據，也包括對僱主的調查與僱主報稅表。比較不同來源可能發現僱主與僱員的觀點差異，例如僱用填報合約訂下的工作時間，但僱員填報實際工作時間。財富數據來源除住戶調查外，也包括財富稅資料、入息稅中投資所得部份、遺產稅資料等，個人財產總數估算則來自國民資產負債表。

在觀察不平等歷史趨勢時，作者定義顯著變動如下︰堅尼系數數字變動3%、貧窮率數字變動3% 、最高1%所得佔比數字變動3%，以及最高10%相對中位數收入佔比數字變動5%。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除英國外，歐洲各國與美國最高1%所得佔比沒有顯著變動，在兩次大戰之間，除法國及荷蘭外歐洲國家最高所得佔比也沒有顯著變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平等廣泛下降，研究的十七國中有九國最高所得佔比顯著下跌。當中原因不只是戰爭破壞、佔領或戰後安排影響，還有二戰結束時各國政府職能擴張，直接關注人口健康與福祉。

在二戰後，美國最高10%相對中位數收入佔比開始上升，但整體住戶所得不平等卻沒有提高，原因在於更多低收入住戶女性參與勞動市場，而且政府轉移大幅提高。二戰後歐洲各國堅尼系數顯著下跌，原因是福利國家與社會服務擴張，其款項來自累進所得稅，以抵消人口老化令市場所得更不平等的趨勢。

除重分配外，二戰後也在另外三方面可能令不平等減少︰一，工資在總所得佔比增加，研究估算工資在總所得佔比增加1%，堅尼系數相應減少0.7%；二，資本所得分配較為平均，最高1%財富佔比減少；三，工資所得分配較為平均，這在美國沒有發生，但在歐洲自1960年代中期最高10%相對中位數收入佔比減少，當中工會集體談判與政府干預是重要因素，包括最低工資與國家工資政策。

1980年後，最高稅率大幅減低、重分配社會轉移受削減、工資在總所得佔比趨向減少、最高財富佔比不再減少、最高收入群體拉開差距，加上持續高失業，都是1980起不平等轉向上升的原因。除法國外，OECD多國堅尼系數自1980年至2000年代結束均有上升，當中以英美兩國升幅最大。

2000年代拉丁美洲不平等普遍下降，雖然要注意官方數字對最高所得群體資料不足。這與經濟成長或政體沒有關連，而是來自受教育勞工工資優勢減少、累進政府轉移，以及最低工資大幅提升。

經濟學家找到不平等上升的數項因素，包括全球化、資訊與通訊科技轉變、金融服務增長、報酬規範改變、工會影響減少，以及重分配稅收與轉移政策回落。全球化令一國可透過出口較高價值高科技服務，並更便宜地入口基本製造商品，讓技術勞工工資相對非技術勞工上升較多。勞工技能較高的國家會受益，而技術勞工工資優勢也與利息相關，因為投資在教育代表放棄儲蓄回報率，在利率較高時，工資優勢也要較高才能讓人在教育投資。

資訊與通訊科技進步不一定會令技術勞工需求上升，而是要視乎技術勞工與非技術勞工的替代彈性，假如彈性大於1，技術勞工較易取代非技術勞工，技術勞工需求才會上升。此外，科技進步與生產的特定技術相關，當下決定哪種商品與服務由甚麼方式生產，對科技發展有長遠影響，因此作者認為這些決定不能依靠預設，而是需要廣泛相關參與者有意行事。

作者指在勞工市場中市場力量雖然重要，但它本身是在社會脈絡中運作，有很大空間受其他因素影響。市場為可能的勞動市場方式提供界限，但盈利如何分配由勞資雙方的相對力量左右，工資社會規範也會影響勞工對公平工資的觀感，並影響其生產力。自1980年後除西班牙外OECD國家的工會參與率減少，各國政策也更為限制工會的權力。然而各國的制度安排不一，工會影響力無法以單一指標量度，要找出工會對工資分配的影響較為困難。

作者指有需要分開「財富」與「資本」兩者， 2010年代財富已頗為廣泛分配，但這些財富大部份對經濟生產活動缺乏控制權，例如退休金個人透過基金持有資產，對資產與公司運作的決定權卻在基金經理人手中。財富獲利權與在生產活動運用資本有其分別。

在Solow的宏觀經濟中，資本—勞動比例上升會令工資上升及回報率下降，資本比例只會在替代彈性高於1時上升。但在工資／回報率比例超越臨界點後，機械開始擠走人類勞工。之後在人均資本上升下經濟會繼續增長，但工資／回報率維持不變。這時經濟增長更多由利潤上升產生，工資佔總所得比例下降，令不平等增加。

考察工資分配時需要整合勞工、資本與產品市場，找出整體市場經濟的一般均衡點。在此過程中人們扮演不同角色，結果會受他們在不同市場位置及隨之而來的市場力量。平衡經濟中不同力量是減少不平等的重要元素。

國民所得與住戶所得的關係如下︰

政府是當中最大的中介機構，除稅收與轉移外，也提供健康與教育等服務，發債及發放利息，擁有公共資產與公營企業股份。非金融公司向住戶發放股利與利息，保留部分盈利用作再投資，並向政府繳稅與收受政府補助。金融機構是公司股份主要持有人，向持有退休基金者發放退休金。

由上述分析可知，總住戶所得比總國民所得明顯較少，因為政府、非金融公司與金融機構吸走部份國民收入。總住戶所得及其分配不只受宏觀經濟因素左右，也受經濟產出如何分派的規則影響，如破產法、退休金規則、失業救濟等，這些規則是社會與經濟互動的結果。

最高1%收入者的工資相對資本所得比重越來越高，當中可能的解釋包括︰科技進步與全球化令市場規模更大，製造出超級明星；薪酬不再受支薪點限制，而是著重於個人表現；最高收入稅率下降，令高層人員更費力爭取高薪；利益團體遊說改變管制框架、會計標準與稅務規則。薪酬最高1%人，在2000年代也比之前更容易累積資本，成為資本所得最高一群。

第二部份是作者對減少不平等的建議。作者指只靠市場決定是否投入機械生產有三項問題︰一是分配問題，即由誰擁有機械及其好處；二是由個人接觸提供的最終產品中，市場對人類與機械的供應比例沒有可持續方案；三是當下決定對未來有長遠影響，企業的動機可能不符合更廣泛社會利益。由此作者提出第一項建議︰

1科技變遷方向應是政策制定者的明確關注點，鼓勵增加勞工可僱用能力及著重人類面向服務提供的創新。

具體措施包括資助科學研究，在決定支持創新，包括資助、發牌、規管、採購或教育方面時，明確考慮分配的影響，提升勞動密集行業工人的生產力，於孩子身上投資人力資源，並保障公共行政不會因採納科技令部份公民更難運用公共服務。

對於平衡市場不同力量，作者的提議如下︰

2 公共政策應致力於各持份者的恰當平衡，為此應該(a) 在競爭政策中引入明確分配面向；(b) 確保法律框框讓工會平等合理代表勞工；(c) 若現時並不存在，建立包括社會各成員與其他非政府機構的社會與經濟會議。

社會與經濟會議應包括僱主、工會、政府、消費者團體等，並在性別、種族與世代有不同代表，並有權就有關勞動市場、商業管制、社會保障的新法例，以及制定最低工資與影響福利的措施向國會報告。

作者指二十一世紀就業已不能只按有或沒有分類，還要顧及長期兼職、自僱、短期合約工、身兼多職等情況。按此作者認為勞動市場不應以盡量提升就業，而應以盡量減少非自願失業為目標，包括非自願失去部份工作時間者。為減少非自願失業，作者建議政府應擔當最後僱主的角色︰

3 政府應採取明確目標避免與減少失業，並以向求職者提供最低工資水平的保證公共就業為基礎實現目標。

作者提議公共就業計劃的工作可從改善公共服務著手，包括托兒服務、學前教育、青年服務、醫療、照顧長者、送餐、圖書館與協助維持治安。作者認為計劃不應是臨時性質，而是提供有意義的工作，也不應只以讓參與者重回就業市場為評價準則。保障就業的重要元素之一，是它會改變個人與經濟的關係，肯定工作的價值，也是沒有人會排除在外的明確訊號。

即使保障就業也可能會有在職貧窮的問題，作者對此的提議是︰

4 應設立國家薪酬政策，當中包含兩項元素︰定在可維持生活水平的法定最低工資，以及薪酬高於最低工資的實務守則，守則應由社會與經濟會議參與的「國民對話」中贊同。

薪酬守則應指導最高層與最低層的差距，並關注人們是否在有同等價值的相同工作中薪酬相同，例如性別、族裔與年齡會否造成差異。作者認為有需要舉辦關於所得分配的「國民對話」，考慮經濟增長應如何分配，中下層是否落後，顧及薪酬的道德面向，並訂定福利水平與資本所得。

資本累積受富人與窮人的相對子女數目影響。歷史研究指在十八世紀結束前，家庭人數與資源成正比，減緩個人財富累積，但在此之後則成反比，令不平等傾向加強。婚姻也會令財產共有，本身是趨向平等的工具，但這種效應在選型交配，即富人傾向與富人結婚下減弱。在美國，1970年代前丈夫與妻子的收入成反比，但自1980年代兩者關係成正比，相關程度一直增加，令婚姻的平均效應減弱。

債務也有分配的效果。當有財富者可以投資賺取回報率時，底層則缺乏財富，不時需要借債 並支付利息，特別是信用卡與教育貸款的高息令欠款者面對很大困難。

近年實質負利率令小存戶實質受損，小規模存款與大規模資本的回報率有很大差異，市場競爭並未消除這種情況。作者建議由國家金融機構確保小存戶有足夠回報︰

5 政府應透過國家儲蓄債券為存款提供保證實質正利率，並為每人可擁有該債券數設限。

保證利率水平應有社會與經濟會議討論，參考水平為過去英國政府發行的儲蓄債券保證實質利率高達1.35%。

作者也建議所有人可獲一份最低遺產︰

6 應建立資本餽贈(最低遺產)給予所有到達成年的人。

這份最低遺產用於平衡世代間的不平等，並在最初建立時按兒童福利資格年數比例分配，資金來自遺產稅，並限制用於教育、見習、房屋開支或創業。

作者認為財政政策應著重於政府的淨值為正數，而不是只顧及債務。政府可累積國家資產，持有資本並分享科技發展的成果，以所得收入推動更平等社會。作者建議︰

7 應建立公共投資管理局，管理主權財富基金，透過投資公司與物業以建立政府淨值。

作者提議主權基金主要應在企業擁有利潤權但不作控制，擁有眾多範圍公司的少數股權，持有獲政府資助研究的公司。主權基金的投資也考慮道德標準，例如公司是否留意更廣泛社會責任，包括薪酬政策。

如前所述，1980年代最高收入稅率下降帶來負面外溢效應，即最高收入者更著力爭取提高其報酬，並由股東付賬。作者認為稅制不應只以盡量提高稅收為目標，也應顧及稅制是否公平，即人們在額外工作後應獲得合理的份額。作者的建議為︰

8 應回歸更為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率結構，邊際稅率按應納稅所得範圍提高，最高邊際稅率為65%，同時擴闊稅基。

為更著重向資本所得而非薪酬所得徵稅，作者建議在個人所得稅中提供薪酬所得減免︰

9 政府應在個人所得稅引入薪酬所得減免，限於最低收入範圍。

作者傾向遺產稅由向收受者徵收終身資本接收稅，每個人每次接受遺產或生前餽贈時均需登記，當總數超過特定水平後額外數目就要付稅︰

10 遺產或生前餽贈接受者應在累進終身資本接收稅下付稅。

累進方式應與個人所得稅相似，但最高邊際稅率可高於65%。向接受者而非遺產徵稅好處是，提供誘因讓人更廣泛分散其財富，可能有助減少性別與世代不平等，並希望確保所有人更公平競爭，減少機會不平等。

作者亦建議以物業現價徵收物業稅︰

11 應以最新的物業評估為基礎，設立按比例或累進的物業稅。

在財富稅方面，作者認為可重新檢視引入物業稅的成功前設，並探討以個人納稅者總財富為基礎的全球稅制，以及對企業徵收最低企業稅。

社會保障主要形式有三種︰社會保險、社會援助與基本所得，其分別如下︰

	社會保險	社會援助	基本所得
可領取權利	基於供款	基於現有資源 (所得與財產)	公民身份？(下文說明)
合資格條件	視乎勞動市場情況	視乎勞動市場情況	不受勞動市場情況影響
評核單位	個人(有受養家屬可能獲額外發款)	家庭單位(或住戶)	個人
財政來源	主要依靠供款	整體稅收	整體稅收

作者認為長期而言入息審查的社會保障並不可取，原因是稍高於審查入息水平的邊際稅率很高，因為高於審查入息水平會失去社會保障，抵消額外所得，形成貧困陷阱。尤其在自僱及雙職家庭增加下，入息審查會阻礙額外潛在勞動。此外，入息審查造成部份合資格者未有申領福利，原因包括不知道自己合資格、申請程序複雜費時以及入息審查的污名化效果。

多國均已存在的基本收入是兒童津貼。為減少兒童貧窮，並考慮到入息審查問題與世代及性別平等，作者建議可劃一發放兒童津貼並將之視為所得徵稅︰

12 兒童津貼應以高額向所有兒童發放，並應視為所得徵稅。

兒童津貼將兒童視為社會一部份並有自己的權利，生兒育女並不只是「選擇一種生活風格」，女性也不應該因此獨自承擔在勞動市場處於不利位置。

在取捨基本所得與稅率後，作者建議設立一種不同的公民所得，補足現有社會轉移而不是取而代之，特點是領取資格不是基於是否公民，而是基於社會參與，包括就業、教育、培訓、照顧幼兒或長者、在認可機構定期擔任義工等，殘疾者可獲豁免。作者稱這計劃為「參與所得」︰

13 應在全國層面引入參與所得，以補足現有社會保障，並展望建立泛歐盟的兒童基本所得。

參與所得面對的困難有三︰一，確保納入廣泛民眾；二，收受者必須真正滿足參與條件；三，相關行政的經濟與人力成本。作者指現有入息審查計劃比參與所得更複雜，減少入息審查計劃可讓行政資源用於參與所得上，而且如前文所述，政府應投資改善社會行政。沒有納入參與所得的，會是投入純粹休閒生活者，比整體基本所得更提倡互惠訊息，較易獲得政治支持。

假如不推行參與所得或其他基本所得計劃，另一主要選擇是更新與復興社會保險系統，當中有兩項重要元素︰一，恢復社會保險計劃過往的角色；二，讓社會保險適應二十一世紀勞動市場。

即使社會保障供款與所得稅對住戶開支的效果相似，但作者認為需要顧納稅人對兩者觀感的不同，例如選民偏好有明確連繫的開支計劃。此外，保留供款條款讓社會轉移安排與政府勞動市場政策擔當正面角色，並回應工作性質轉變，例如讓兼職與其他非標準工作有權參與社會保險系統。作者建議︰

14 應更新社會保險，提升回報水平並擴大涵蓋範圍。

作者認為富裕國家也應該關注全球不平等問題，建議提高海外發展援助︰

15 富裕國家應提高他們給予政府開發援助的目標至國民總所得1%。

第三部份作者討論其建議是否可行，回應這些建議在經濟效率上是否代價太大，是否可能在全球經濟中由單一國家實行。對於減少不平等的建議會否令「餅」變小，也就是會否減慢經濟增長，作者回應是︰一，經濟規模與其分配同樣重要，不能只顧其一；二，平等與效率在偏離標準經濟模型情況下可同時出現，這些偏離情況包括不完全競爭、企業擁有市場力量、資訊不完整、勞工非自願失業等。例如增加最低工資可能會令僱員更有動力工作，提高勞工生產力。

制度設計同樣重要。有經濟學家批評失業保險會鼓勵裁員與令人不願意工作，但作者指現有失業保險設計正是為了避免這種情況設計︰只有非自願失業而且不是因行為不檢者解僱才可領取，申領者需要滿足供款條件，最近在受保職位中，並需表現他們正積極尋找工作，在獲得職位時有能力任職。

增加國營退休金、保證儲蓄債券、最低遺產都可能令人減少儲蓄，另一方面，因為入息審查計劃減少與私營退休金減少令企業有可能較不短視，這些建議也可能對經濟產出與成長有正面效果。

OECD或歐盟在與新興工業化世界競爭時能否廣泛採取類似政策，以及單一國家採取重分配及增加開支措施時需面對OECD其他國家會否維持政策不變，都是作者建議減少不平等需關注的事情。作者以三項理由對此表示並不完全悲觀︰一，福利國家起源於十九世界全球化下的歐洲，因而不見得在當下全球化環境下各國不會更有力應對不平等；二，各國不是全球發展的被動接受者，他們能改變不平等的動力；三，作者對國際合作的潛力樂觀，可見於國際組織在數目與範圍擴張、各國交換稅務資料與歐盟訂下歐洲2020減少貧窮目標上。

稍為補充，作者是英國學者，對歐盟前景感到樂觀，寫本書時英國仍未脫離歐盟。

對於將公共服務轉由私人供應的做法，作者指只有在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更有效率才會有經濟影響，此外，私人開支在例如退休金與醫療方面增加往往帶有免稅額，造成稅務支出影響稅收，將社會支出由公共轉為私人並不能解決政府財政問題。

作者表明重分配中光是有贏家與輸家不是足夠反對理由，政府在減少不平等時需要有取捨。不平等容易，減少不平等則困難，困難在於部份個人需要有物質犧牲，也就是接受加稅，社會也需要回答何謂「公平」分配的難題，而不是默然接受市場過程的結果。

在評估其建議對住戶所得的影響時，作者以英國為例子，採用稅收—福利模型計算，其框架如下︰

在計算時需要將住戶所有可得資料納入考慮，並因應個人與住戶調查資料不一致調整，這些不一致可能是由於受訪者在回答詳細問題時混淆或人們沒有領取合資格的福利。此外新政策可能會引起行為轉變，例如提高入息稅或會令人工作減少，然而這種轉變難以評估，通常不會納入估算中。

作者對其建議在英國的影響估算中，估計在收支平衡下，入息稅改變、薪酬所得減免、兒童津貼及(1) 擴大社會保險或(2) 引入參與所得四項建議，可將堅尼系數從32%減至29.4%(假如採用擴大社會保險，SI)或28%(假如採用參與所得，PI)，兒童貧窮率由16.8%降至14.6%(SI)或13.4%(PI)。

這些計算顯示出單靠稅收與福利重分配的限制，反映稅收與轉移前所得平等的重要。確保全民就業、薪酬更公平分配與資本所有權更平等，都是減少不平等的重要元素。

作者總結本書著重點為︰一，為理解不平等，需在各方面檢視我們社會，包括現在與過去發展；二，歷史紀錄較適合理解為不同片段，而不是長期趨勢，我們可向不平等減少的時期學習；三，減少不平等需由改變市場所得，以及透過稅收與支出達成；四，不平等增加來源包括資本與勞動市場，不只是學歷的優勢提升；五，市場力量扮演重要角色，我們需要檢視決策的軌跡與抗衡力量的範圍；六，世界大為改變，特別是在就業性質，以及財富(所得來源)與資本(控制來源)的關係中。

作者最後回應政府計劃總是失敗的批評指，過去減少不平等的因素之一就是成功的政府干預，如教育普及與累進稅；政府計劃失敗的重要原因是缺乏事前計劃與諮詢，政府推行前應提出計劃細節並經過公眾討論；個人在減少不平等的建議中也擔當角色，身為選民、消費者、存款者與慈善參與者都對不平等政策有影響力。面對「不平等轉向」、人口老化、氣候變化與全球經濟不平衡，作者認為假如我們願意運用現今更多的財富應付挑戰，認同資源應更平等分配，解決這些問題的前景依然樂觀。

理性選民的神話

看完了《理性選民的神話》，與不少2008年前寫成的經濟學跨學科書籍一樣，部份見解有趣，自信，多少帶著傲慢，但不少觀點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化為塵埃。

書中主要論點是，民主失靈不只是因為選民無知，而是選民有系統地不理性，令「集體奇蹟」(也就是「群眾的智慧」，各人錯誤隨機而互相抵銷，得出正確答案)無法成立。在市場理性的消費者，在投票中因為對決策缺乏影響力，不求甚解忠於意識形態自我滿足的成本很低，集合起來會造成錯誤決策。

在選民懷有偏見又輕信下，民主政客常態就是煽動。政客與利益團體在公眾漠不關心的議題中獲利，媒體則報導觀眾想看的新聞，並同樣在觀眾漠不關心的邊緣上下其手。

接著作者就以經濟學家身份指出，選民在經濟議題上有四方面系統的偏見︰反市場偏見，例如視市場報酬與轉移支付視為等同，忽略誘因，並設想市場充滿壟斷；排外偏見，例如反對國際貿易；創造就業偏見，例如認為多人就業才是好事，反對增加生產力並減少勞動投入的新技術；悲觀偏見，總是認為未來會比現在差。

在此稍為插評，這些偏見或者反駁偏見的意見是否符合現實，應該是按脈絡而定，由效率、公平還是其他角度出發、短期還是長期、由誰獲得甚麼等等。但作者沒有說明，彷彿其經濟學論點是永恆真理。

作者以經濟學家觀點為基準，再按大眾的社會特徵調整，得出「啟蒙大眾」的經濟學觀點，以此為標準答案(或真理)說明大眾的經濟觀點有多大偏差。偏差表現在大多數題目上，並反映上述四種系統偏見。值得一提的是例外，例如大眾與經濟學家都認為美國教育不足是嚴重問題，作者這樣評論︰

普羅大眾認為，教育不足是嚴重問題，而經濟學家表示贊同……經濟學家……主要的理論基礎在於教育有正面外部性，教育不足會使市場的產出水準低於最大。民眾照理提不出如此深奧的論據，只是湊巧達成相同結論(pp. 103)。(著重為我所加)

這樣解讀資料未免太過飛躍。

大眾與經濟學家同樣一致的問題包括，認為人們儲蓄不夠、企業職訓投資不足、總統對改善經濟能力有限、子女生活水準大概與自己差不多，作者為自圓其說對這些例外都有只是例外的解釋。

問題十三關於高階決策者薪酬太高的意見，不妨引用作者的評論欣賞︰

相信企業高層得到過高的薪酬，類似於相信商業獲利太高。啟蒙大眾給的數字，吻合「專家對，外行人錯」的說法。……對民眾來說，高層薪酬是把利潤轉移給高階經理人︰當他們拿得更多，屬下分得就少。經濟學家拒絕接受這種大餅固定的心態。業界「船長們」的薪水可提供誘因，去減少成本、創造並改善產品，以及精準預期消費者的需求(pp. 110-111)。

……也提供誘因讓他們盲目或故意冒險讓納稅人結帳。不知作者寫這段時有沒有包括金融機構高層，在2008年後就應該沒有了。專家對，在未錯之前。

古典公共選擇理論指，因為選民一票對決策無甚影響力，邊際效用近乎零，所以理性的選民不會花時間理解政治資訊，選擇理性地無知。作者則反駁指，選民無知水準對政策沒有影響，因為有「集體奇蹟」；無知不代表易受誤導與欺騙，也不代表貪腐與內部操縱，因為可以嚴酷懲罰彌補寬鬆監視(又要插評︰作者認為低機率嚴酷懲罰與高機率溫和懲罰相同，數字上是，實際犯罪表現不是。)；如果無法運用嚴酷懲罰，理性無知選民也可以拒絕任有政府提出的方案。

如前所述，作者提出大眾同時是「理性消費者」與「非理性選民」。行為者同時在乎其物質財富與非理性信念，但錯誤信念有物質成本。這種理性的非理性與理性無知分別是，理性無知假設人們厭倦追求真相，理性的非理性則認為人們主動迴避真相。非理性過程如下︰

1. 面對問題的特定答案沒有情感認同時，可以保持理性。
2. 對問題的特定答案有情感認同時，會特別「警覺」錯誤信念會否造成物質成本損失。
3. 若錯誤無須付出物質成本損失，那就順其自然，相信感覺最好的信念。
4. 若錯誤會導致出物質成本損失，就需要提高自我控制以保持客觀
5. 理想思考會打破美好幻想造成情感創傷，錯誤信念則有物質成本，盡量在兩者間取得平衡。

這種過程的表現方式之一，是人們在要求打賭自己的信念時，會讓他們修正自己的觀點，因為錯誤信念造成的物質成本損失變得明顯。作者如此描述選民談論公共議題︰

若將民主政治描述成一個大家一起解決社會問題的公共論壇，這是過於天真的看法，而且忽略了背後存在的許多衝突和矛盾。這個觀點忽略了潛藏在表象下的巨大真相。當選民們大聲談論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時，其實他們主要主要目的只是想拋開日常必須保持的客觀束縛，並藉忘吹噓一下自身的價值(p. 238)。

選民在政治取態上並不自私，例如老人不會較偏愛社會保障與醫療保險，支持墮胎合法化的男性比女性稍多，失業者對就業保障的支持，以及沒有保險勞工對國家醫療保險的支持，都只比總體稍高。作者認為在選民非理性下，沒有私利考驗會令錯誤更容易導致愚蠢政策。在選民選擇性參與中，投票者似乎比不投票選民較不帶偏見，原因是他們受較多教育。

假如選民希望推行特定的政策，但不願意看到政策可預見的結果，政客有兩種選擇︰一是推出不受歡迎的政策，期望有利結果可抵銷推行時的傷害；二是配合大眾，希望贏取大眾信任，讓他們忽視有害的結果。而選民的反應，則是他們會不滿意自己選出的政客，不是因為政客沒有推動選民偏好的政策，就是因為政客推動選民偏好的政策成效不佳，顯得政客無能。官僚機構的代理人問題，在作者眼中反而會調和多數人的極端，為選民想要與實際得到的事物之間提供安全閥門。

作者指對經濟學「市場基本教義派」的批評更適合用於「民主基本教義派」，認為民主的問題可由更多民主解決。作者呼籲經濟學家即使已被罵為市場基本教義派，也應比現在更支持市場，即使自由市場有不少缺陷，也比民主這替代方案好得多。

作者對民主的改革提議則是受更多教育者應有額外投票權，原因是「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選民，思想時更像經濟學家」，也應提供更多教育，並讓有經濟學素養的人有更大政治空間改進政策。

還是那句，2008年。

本書在理論框架上有思索之處，但實證證據上相當沒說服力，在2008年後也沒有大幅修訂的新版。不知是不是身為作者與選民一樣，自我感覺良好、遵從意識形態的成本也很低，又或者，回報相當大。

用上一篇Economics Rules給經濟學家的十誡來評論本書作者大概不至於太刻薄，特別是經濟學模型是a model，不是the model這一點。

Economics Rules

看完了Dani Rodrik的Economics Rules，作者本身是頂尖經濟學家，但其著作頗照顧非經濟學讀者，較易懂。本書主題是經濟學為何有時正確有時不然，以模型為討論核心。模型是指通常以數學框架抽象理解世界。經濟學包含一系列模型，多樣模型讓經濟學應對社會世界的不同情境。作者認為，經濟學家易於將某個模型(a model)誤認為唯一模型(the model)，他們需要學習更靈活轉換不同模型。

作者指經濟學模型的價值所在，正是它們簡單、正式並略過許多真實世界面向。模型有用之處，就是它捕捉到在特定情境中現實最相關的一面。明智選擇不同模型可帶來啟發，教條地運用模型則造成自大與政策錯誤。模型的結論只有在其重要假設(critical assumptions)與現實相近才會正確，重要假設不符現實我們就需要不同假設的模型。

作者將經濟學模型比喻為寓言，像寓言一樣，模型不旨在描繪完整的畫面，它們簡單、建於抽象環境、有明顯因果與條件關係與可見教訓，內容簡短並切合重點。無數寓言提供有時互相矛盾的教訓，我們需要判斷在特定情境選擇合適寓言。經濟學模型也是如此，選擇模型需要良好判斷，過程比起科學更像是工藝。

經濟學模型也可與實驗類比，它們的價值都在於逐次分離與辨別特定因果機制。這些機制在現實世界中與其他機制共存造成混淆，任何科學解釋都要面對這種複雜情況。模型與實驗在應用前都需要以良好判斷、其他資料來源與結構地推理，以推斷模型與實驗結果在不同環境下的異同。

模型的假設有時可以不符現實，但重要假設則不可如此。假設是否重要的判準是，假如某項假設變得更現實後，模型的結論會否大為改變。許多模型的假設並不是按此判準那樣重要，例如增加煙稅會令香煙價格提高這模型，企業是否完全理性就不是重要假設。假如要理解實施價格管制的影響，行業是否完全競爭就是重要假設︰完全競爭下價格管制會令利潤下跌，從而使供應減少；在獨佔下價格管制則為減低壟斷者的市場力量，逼使它增加供應。模型應用能力在於其重要假設是否貼近現實。

關於經濟學運用數學，作者指這並不是為了精密複雜或聲稱更為真實，而是為了確保模型的元素——假設、行為機制與主要結果——清楚透明，並保證模型內在一致，結論從假設而來。

作者指大型計算模型需以較小型、透明的模型為基礎，否則會變得難以理解。大型模型的假設與行為關係由小型模型理論化而來。不依靠理論的大數據模型，雖然可提供預測，卻不能給予知識，我們不會知道當中的運作機制，也不會知道模型下次預測會否同樣可信。

模型達致科學的元素包括︰一，模型釐清假設的性質、邏輯與根據；二，模型擴展社會現象的可能解釋與理解，讓知識累積；三，模型標示出實證的方法，提出特定假設與解釋如何最少在原則上應用到實際環境，以辨別論點是否正確，或至少提供方法認清異議來源，帶來理性與有建設的辯論；四，模型讓知識得以在共同專業準則下產生，而不是依靠等級、個人關係或意識形態。

作者以次佳選擇理論為例，指出經濟學模型的發現有時會違反直覺。次佳選擇理論指出某理應良好的改變會造成其他意外轉變，例如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理應讓協議國之間藉更多貿易得到好處，但同時與協議國外本來較便宜的入口來源貿易卻會減少。「荷蘭病」是次佳選擇理論的另一例子，荷蘭在1950年代後期發現油田本來是好究，但出口自然資訊上升卻令貨幣匯率上升，使製造業在國際的競爭力減少。

任何經濟學模型都不會普遍適用，在經濟學中脈絡是一切。故此經濟學的知識累積，不像孔恩討論科學革命般是垂直的，由新模型完全取代舊模型；經濟學知識累積是橫向的，新模型解釋舊模型未有觸及的社會結果，在特定環境中帶來更有關的新面向，卻不會取舊模型而代之。例如從完全競爭模型添上不完全競爭、資訊不對稱、行為經濟學等模型後，擴展了經濟學的觀點，但完全競爭模型對回答許多現實問題仍然不可或缺，例如重複購買簡單消費品。

由於經濟學家運用相同的語言與方法，他們傾向不認真對待非經濟學家的觀點，除非這些觀點能以經濟學家語言指出其模型與證據。這樣經濟學就矛盾地對經濟學內部批評相當敏感，卻對外部批評極不敏感。

對於如何選擇合適模型應用，作者表示模型要標示出當下主要的因果機制或路徑，對發生何事提供最佳解釋，並最有機會預測我們行動的影響。作者以發展中國家的改革建議為例，提出以診斷取態選擇模型，因不同國家與時間選擇合適模型。模型選擇的四項查證原則如下︰

1. 查證模型的重要假設，檢視它們有多反映問題中的背景
2. 查證模型假定的機制實際上是否運作
3. 查證模型帶出的直接影響是否出現
4. 查證模型帶出的間接影響——模型產生的副產品——是否與觀察結果廣泛一致

選擇模型與驗證實驗室或田野實驗的外在效力相似，我們知道某想法在模型中可行，問題是在現實世界是否也如此。具想像力地運用實證方法可幫助我們解答外在效力問題，但無可避免的是，應用模型無法完全依賴科學，總帶有工藝的元素。

關於理論與模型的異同可由分辨三類問題開始︰第一類問題，A對X的影響是甚麼？經濟學模型為這類問題提供解答，描述可能的因果路徑，並釐清這些路徑怎樣依靠特定背景。這些解答並不等同於預測，因為現實世界有許多其他轉變。

第二類問題，為何出現某些事實或發展？例如，為何1970年代後美國不平等增加？我們可以設想理論回答這類問題，但這是特定而不是普遍的理論，目標是為特定歷史情境給予見解，而不是描述普遍法則與趨勢。在建立這類模型時，我們需要選擇特定的模型。

第三類問題，是經濟學與社會科學的永恆大問題，例如資本主義系統是否穩定？這類問題是宏大理論的範疇，其解答既解釋過去也能指導未來。作者指在社會科學這種普遍理論不可能建立，經濟學通論只是實證情況的支架，用於組織我們的思考，而不是能自我解釋的框架。它們自身對世界的影響很小，需要與大量情境分析結合才有用處。

經濟學理論不是太抽象以致與真實世界無甚關係，就是太具體以致最多只是解釋現實特定層面。如賽局理論、契約理論、搜尋理論、成長理論、貨幣理論等名稱，實際上都是一組審慎應用在特定情境的模型。它們像工具套件多於像對研究現象的全面解釋，也是在這範圍下，這些理論可以很有用與相關。

經濟學的其中一項核心矛盾是在多樣中統一。經濟學模型各有不同，指向各種互相衝突的方向，但在談及當下議題時，經濟學家的觀點卻通常一致，這無法由現有的證據解釋。作者指這是因為經濟學家將某個模型與唯一模型混淆，這既會造成疏忽(omission)也會造成越權(commission)。

2007至08年金融危機是經濟學家疏忽的例子。事前經濟學不乏模型理解危機如何形成，例如中國累積大量外匯儲備如何令加州房貸借款人過度冒險︰利息下跌、金融機構為保持利潤尋找更高風險投資、以短債擴大投資組合令金融系統脆弱、股東無法控制銀行總裁、房價泡沫等，都可由既有框架解釋。但經濟學家過度信仰部份模型，例如效率市場假說、金融創新促進風險與回報取捨、自行管制最佳、政府干預既不有效又有害等，忽視其他模型，結果造成很大問題。

經濟學家越權可見於華盛頓共識與金融全球化。華盛頓共識認為市場分配效率最佳，政府管制、貿易限制與國營企業阻礙經濟成長，卻沒有顧及市場經濟運作所需的制度安排，以及各國改革需要不同優先次序。華盛頓共識背後的經濟學家忘記現實世界經常是次佳選擇，私營化、解除管制與貿易自由化在條件不足下可引起意外影響。金融全球化帶來的不穩也比預期更難處理，導致東南亞、俄羅斯、南美等地發生金融危機。

經濟學家出錯原因包括，信念與立場最堅定的經濟學家最吸引聽眾，反之許多假如、條件與懷疑者或不願在公眾發言，或缺乏公眾關注。經濟學家也確實偏向市場一方，他們恐怕公眾不明白市場怎樣運作，故此過份為市場辯護。在經濟學內部，創意地展示市場失效贏得學術聲譽，但在公共場合，經濟學家則傾向支持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在被逼採取立場時，大多數經濟學家傾向投票給市場導向的選擇。

經濟學家也並不總是適當連結其模型與現實世界。他們的模型由分析、反思與觀察而來，但模型實踐者對真實世界的觀點則更為直觀，由圈內非正式社交與談話不意形成，這種迴聲室效應易於造成過度自信。經濟學家也免於受外界批評，現行做法也不需要他們考慮其模型應用的條件。詢問他們其模型較適用於玻利維亞還是泰國，有線電視還是橙的市場，經濟學家很難給予明確的答案。模型是否切合特定環境留待讀者或模型使用者判斷，這很容易導致誤用。

為何經濟學家的權力超出教室之外？作者指原因在於，經濟學的科學取態為公共政策問題帶來有用知識，其模型像寓言般的敘事則易為公眾理解，也可連繫至清晰的政治意識形態。作者提醒當經濟某一模型變成唯一模型，會導致模型敘事脫離原本的設定，變成萬用的解釋。經濟學家應像按環境採用不同解釋框架的狐狸，而不是以單一宏大觀點解釋一切的刺蝟。

在點出經濟學家犯錯的情況後，作者轉而回應對經濟學的慣常批評。投訴經濟學模型太簡單誤解了分析的特質。簡單是科學的要求，所有解釋、假說、因果描述都需要理念化，以專注於重點。模型應盡量簡單，但不能過度簡單以致忽略因果機制間強烈的互動效應。

如前所述，模型假設不符現實有助於區分其他共變因素，辨認出特定因果關係。但大為影響問題或結果的重要假設則需要特別留意，避免重要假設變得更現實會大幅改變模型結論。

對於經濟學只以個人為研究單位，忽略社會與文化行為因素的批評，作者回應指最基本的經濟學模型雖然略過社會與文化因素，但模型也能擴及處理這些影響，實際上也有模型考慮身份、規範與文化實踐怎樣由個體互動形塑。對比個人與社會層面分析大體上是虛假而無用的二分法。

正如前述，經濟學家確實有偏向市場為本的方案。但作者指這問題更多在於經濟學家向公眾表達自己觀點時的方式，而不是經濟學本身的內容。現時經濟學研究更為鼓勵找出完美市場的相反例子。要改變經濟學家偏向市場方法不是要重整學科，而是更恰當引入各種多樣的模型至公共討論中。

有批評指經濟學理論無法恰當測試，無效理論沒有淘汰，模型不斷轉換，由流行與意料帶動。假如經濟學家自以為是社會世界的物理學家，作者認為這種批評正當。但他指經濟學是社會科學，尋找普遍適用理論與結果只是徒勞。模型或理論最多只是在特定脈絡下有效，沒有理由預期它們可得到普遍實證支持或否定。經濟學的進展，在於擴展潛在可用的模型，新模型能捕捉到以往模型忽略的社會現實層面。

經濟學未能預測未來的誤解衍生自另一常見盲點︰誤將某個模型當成唯一模型。假如經濟學家更認真看待其模型，他們對金融創新及金融全球化的影響就不會那麼有信心，並能更好準備造成的金融創傷。任何社會科學也不應聲稱可預測未來，或者以此為評價標準。經濟學與其他社會科學最多只能作有條件的預測，告訴我們在其他因素不變下，某一轉變在特定時間會有甚麼後果。

有批評指經濟學充斥價值判斷。作者指自利行為是經濟學的基準假設。許多經濟學模型假設個人自利行事，盡量擴力自身消費能力，不顧及他人，這些假設在許多情況到足夠貼近現實，改為有一定程度利他與慷慨對模型結果應響不大。這些模型意在描述實際發生，而不是應該發生的事，這種分析並未帶有價值判斷。

研究發現經濟學學生表現更為自利，似乎表示經濟學模型自利的基準角色產生價值上的偏向。但經濟學學生在入學前已表現出與其他學生不同的價值觀，在學習經濟學時表現沒大分別，顯示似乎是經濟學吸引較自私的學生就讀，而不是讓學生變得更自私。

作者指，經濟學家認為誘因有效是出於實證支證，他們並不否定道德或其他非誘因解決方法，但要求證據支持。當證據出現，例如向托兒所遲到家長收費反而令他們更多遲到，顯示收費令家長的道德代價減少，經濟學家通常也願意考量這些現象並適當調整，只是他們仍會以相關程度與功效方向思考，而不是道德方向。

經濟學家對於市場可以說的，是運作良好、不會經常有瑕疵的市場，會帶來有效率的資源分配，有效是指沒有可行方法可在另一個人不變得更貧窮下，令某個人變得更富有。效率本身是好事，但當然不是唯一的好事。有時其他內在道德價值如平等與效率共存，但有時會有衝突。不同社群對甚麼應在市場販賣有不同答案，經濟學家沒有特別專業能力進行這些取捨，最多只是能提供有用的意見。假如經濟學家為如正義、道德、公平與分配等範圍下判斷，他們無疑是超出其專業範圍。倡議市場者可能未有顧及效率的限制，批評市場者也可能忽視市場促進合作精神的貢獻。

最常出現對經濟學的批評之一是它排斥外人，與世隔絕，不對新取向與理念開放，例如大學生批評經濟學教學視野狹窄並「阻礙有意義的批判思考」。作者指經濟學教授在向外界介紹其學科時著重指標模型，強調一組特定的結論，在經濟學入門課程中尤其如此，令經濟學以外學生無法學到學科中更為有趣的內容。

結論多元主義也不能與方法多元主義混為一談。任何學科都不會容許與學科既有做法偏離太遠，經濟學不會容忍違反學科做法的人。有抱負的經濟學家必須制定清晰模型並應用適當統計技術。模式可以包含眾多假設，但越是遠離指標假設，就越需要證明與說服他人為何需要這樣遠離。

經濟學沒有很大空間作方法多元主義不代表學科排擠新思維，作者舉例指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與工業組織經濟學，從1980年代至今已有很大轉變，從著重理論變為著重實證分析，對數據品質、因果推論與統計陷阱更為注意。經濟學三項新研究範圍也表現對其他學科貢獻的關注︰行為經濟學由心理學研究發展，隨機控制測試做法來自醫學，制度經濟學受比較政治發展學與歷史學啟發。

正如社會現實有各種可能，經濟模型也讓我們注意到各有不同的情境。在此情況下經濟學家之間自然會有異議，正確的態度是保持謙遜。讓公眾得知經濟學家之間的異議與不確定，比起公眾對經濟學提供的答案有錯誤信心更好。

作者總結指，經濟學為許多大型公共議題提供基礎與分析工具，但它沒有提供確定與普遍適用的答案。經濟學本身那些結果必須與價值、判斷及道德、政治或實踐的評估連繫，後者與經濟學學科關係不大，卻與現實密不可分。

最後作者列出分別給經濟學家與非經濟學家的十誡，給經濟學家的十誡是︰

1. 經濟學是眾多模型的組合，珍惜模型的多樣。
2. 是某一模式，不是唯一模型。
3. 讓你的模型足夠簡單，以分辨特定原因與它們如何運作，但不要過於簡單以致略過各原因的重要互動。
4. 不符現實的假設可以，不符現實的重要假設不可。
5. 世界(幾乎)總是次佳。
6. 為現實世界標示模型時你需要詳盡實證分析，這像是工藝多於科學。
7. 不要混淆經濟學家之間的共識為確定世界如何運作。
8. 當被問到關於經濟或政策時，說「我不知道」並沒有問題。
9. 效率不是一切。
10. 以你的價值觀取代公眾價值，是濫用你的專業知識。

給非經濟學家的十誡是︰

1. 經濟學是眾多模型的組合，沒有既定結論；拒斥不是如此的論點。
2. 不要因為其假設而經濟學家模型；詢問假如特定有問題假設更為現實後結果會怎樣改變。
3. 分析需要簡單；留意假裝為複雜的不一致。
4. 不要被數學嚇怕；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5. 當一名經濟學家提出建議時，詢問是甚麼讓他／她肯定其模型可應用至當下情況。
6. 當一名經濟學家運用「經濟福祉」(economic welfare)一詞時，詢問他／她是甚麼意思。
7. 留意一名經濟學家在公眾發言可能與在研討室中不一樣。
8. 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崇拜市場，但他們比你更清楚市場怎樣運作。
9. 假如你認為所有經濟學家想法相似，請參與一次他們的研討會。
10. 假如你認為經濟學家對非經濟學家特別無禮，請參與一次他們的研討會。

反脆弱

看完了《反脆弱》， 與《隨機騙局》及《黑天鵝》可說是同一系統三部曲。反脆弱是指在波動、混亂、隨機、壓力因子與時間下成長的事物，喜歡冒險與不確定。反脆弱性讓我們可在不確定情況下，做非預測性的決定︰黑天鵝本身無法預測，但脆弱性則可以衡量。透過減少脆弱性或善用反脆弱性，事物可從隨機事件中獲得上檔利益(upside)多於承受下檔損失(downside)。

脆弱、強固、反脆弱組成三元組，脆弱喜歡安穩，反脆弱從混亂中成長，強固則不那麼在意外在環境。屬脆弱的事物很少發生錯誤，但一旦發生規模往往很大，因此難以扭轉；反脆弱事物錯誤規模小而溫和，甚至能迅速克服，並帶來豐富資訊。要變得反脆弱，就要置於「喜愛錯誤」的狀況，方法是犯下不計其數小錯誤，這過程與方法作者稱為「槓鈴策略」。

作者指挫敗產生的額外動機與意志力是創新來源，這種過度反應是一種備餘，以因應最差的結果，並應對可能產生危險的資訊。備餘在機會來時有其用處，例如身體對承受的重量會過度反應，並有過度的準備，讓人體變得更強壯，天擇與演化也是如此。

反脆弱也是區分生命與無生命的標記，無生命物體都不會自我修補，生命體則可以自我療癒。這概念可進以用於區分深奧(complex)與非深奧系統，非深奧系統缺乏相互依存性，結果不可能曖昧不明，深奧系統相互依存程度很高，某一變動可造成錯綜複雜與一連串的副作用，「原因」幾乎不可能察覺或無法定義。

對於我們的反脆弱性質來說，急性壓力因子對人的好處比慢慢因子多，尤其是急性壓力因子發生後有充分復原時間，允許壓力因子執行傳訊功能。沒有復原機會的長時間持續壓力，則會損害健康。

作者稱現代生活有系統消除不確定與隨機，讓任何細節能高度預測的過程為觀光化。觀光化讓各種活動變成像演員照本宣科的劇本，抽走隨機性並製造得益的錯覺。作者指現代人休閒時過著有如囚犯般的生活，參與安排好的聚會，在預定時間發笑，以目標為首，深深傷害存在的自我。

永生不死的有機體需要絲毫不差預測未來，應對所有隨機事件。但大自然讓有機體死亡，在連續世代間修改，就不需要預測未來情況，讓每一隨機事以生態變異形式帶來它本身的解藥，就像大自然不斷自我改變與修改策略一樣。這可行的隨機範圍雖然很大但也有限度，假如整個地球生命完全消滅，或隨機突變速率太高，演化就無法適應。局部錯誤帶來資訊讓系列改善，整體嚴重的錯誤則讓系統無法存活。

作者認為，輸家的特徵是犯錯後不會內省並從錯誤中學習，以新資訊豐富自己，而是覺得難堪並產生防衛心理，試著解釋他為何犯下錯誤。不曾犯錯的人沒有只犯過一次錯的人可靠，犯過許多次錯，但同一錯誤不犯兩次以上的人，也比不曾犯錯的人可靠。

系統的反脆弱性是以犧牲個人取得，試煉是一場無情考驗，殺掉失敗的人，活下的人群顯然比原來更強壯，但個人並非如此，因為較弱的人已經死亡，有人付出代價讓整個系統改善。啟蒙運動強調個人權利、自由與獨立，雖然否定反脆弱性，卻使我們從歷史居支配地位的社會、部落、家庭中解脫。集體與個人利益之間有所取捨，創業家冒險失敗的個人損失，卻是世界的反脆弱來源。

自僱技術勞工的收入容易變動，讓他們持續處於適應壓力下設法改變，受僱者收入看來穩定，卻可能在人事部一通電話後所得立即變為零。自僱技術勞工的小錯誤是寶貴資訊，幫助他修正原有做法，受僱者的錯誤則會是永久紀錄。以人為力量平滑隨機性，會產生平穩而脆弱的結果。

政體大小與其行事方式有關。人們在小單位管理中表現較好，與同儕有個人接觸會改變行為，避免傷害到他人，但在大型組織中，其他人變成抽象的項目，數字就只是數字，與當事人缺乏社會接觸，就只是以電子試算表與理論做事。由下而上的自治市因為權力較不集中，受影響者是住在社區內的人，而不是集中權力的官僚，遊說者較不可能出現。

自治市屬於平常世界，不同自治市的雜訊傾向互相抵消，不會發生單一極端的變異；集權國家屬於極端世界，大部份時間相當穩定，但偶然會有很大混亂，也就是厚尾︰發生機率很低的事件，扮演高得不成比例的角色。極端世界會出現火雞問題︰誤將「沒有傷害證明」當成「證明沒有傷害」，就像火雞越接近感恩節越有信心自己不會被宰。

在市場實施固定價格以消除投機客帶來的溫和波動性，會穩定的錯覺，並被偶爾出現的急起直落打斷。由於市場參與者不習慣市場波動，價格一有小變動，就會被認為是內線資訊引起，或系統狀態改變，因而引起恐慌。

在某些情況下，將隨機雜訊注入系統，可以改善系統的功能。例如稱為「模擬退火法」的電腦模擬方法，針對只有隨機性才能取得答案的問題與狀況，可得到更多一般性最適解。

作者對現代性的定義是，人類大規模支配環境，系統地窒息波動性與壓力因子，將人類從充滿隨機的生態中抽離。其特徵是人理化，認為社會是可理解的，所以必須由人來設計。現代性兩項中心要素，是天真的干預主義，以及無條件相信科學預測的觀念。

天真的干預例子之一是醫療傷害(iatrogenics)，即治療受到的傷害超過利益。作者提出醫療傷害的兩項原則︰一，我們不需要有證據證明受到傷害，才能宣稱某藥物或不自然的肯定療法有危險，舉證責任在醫療一方；二，醫療傷害影響並非線性，對幾乎健康的人我們不應冒險，對正處於危險者則應冒高很多的風險。

社會學理論與政策的醫療傷害在現實世界上非常脆弱，在風險分析上也不穩定，原因是政治與經濟的尾端事件無法預測。但作者說他不是反對干預，我們應該出手限制規模大小、集中程度與速度，以降低黑天鵝風險。

作者提出拖延是我們的自然防衛機制，讓事情自然發展，發揮其反脆弱性。例如在寫作時暫時擱置，直至身體已做好準備，可能是非常強力的自然過濾器。人只會在需要執行不自然的事或程序時才會拖拖拉拉，拖延有助於過濾短期的資訊，區分雜訊與訊號。得到的資料越多，反而越是不知道發生甚麼事，造成更多醫療傷害。

對於預測，作者認為察覺反脆弱性遠比預測容易，所以我們應設法將來自預測錯誤的傷害降至最低，好待犯錯時不至分崩離析，甚至可能受益。我們不能預測整體，但能預測那些依賴預測者會冒更大風險，並將會遇上麻煩，因為作預測者會因預測而脆弱。

塞內加提出經由心理練習，拋開擁有的財物，這樣當損失發生時，他就不會感到痛苦。心理上調整至假設「最差情況」已經發生，讓人因而去冒「最差情況」已知、下檔損失有限的風險。順境時最需要嚴守紀律，在心理上拋除身外之物。斯多噶學派談的是內化情緒，不是消除情緒，現代斯多噶學派哲人將恐懼化為謹慎、痛苦化為資訊、錯誤化為啟示、渴望化為行動。

根據路徑相依的觀念，經濟成長與衰退風險、財務報酬與最後全數虧損的風險、「效率」與發生意外的危險不能區隔開來。效率這概念本身變得相當沒意義。假如賭徒有最後賠光所有的風險，那麼其策略的「潛在報酬」完全無關緊要。當事物具脆弱性，其損壞風險會抹煞掉所有為使它「有效率」的任何事情，除非先降低損壞的風險。

作者稱為槓鈴的策略描述一種雙重態度，在部份領域以安全方式運作，在其他領域承受許多小風險，以獲得反脆弱性。一邊極端風險規避，另一邊極端風險愛好，避開易受巨大衡量錯誤影響的「中等」風險，降低下檔損失，讓上檔利益照顧自己。以金融投資為例，就是大部份資產以最安全形式持有，少部份用作高風險投資。以職業為例，就是找份閒差事，工餘時間用於寫作。

選擇權是反脆弱性的代表，它是指與別人簽定不對稱的契約，當中買家「有權利，但不負義務」，賣家「有義務，但沒有權利」。擁有可選擇性就不太需要一般所說的智慧、知識、洞見與技能，因為擁有者不必經常正確。只要他有智慧，不要做出不聰明並傷害自己的事，並在有利結果出現時察覺到它們就可以。擁有選擇權，就是指擁有不對稱性，並有理性留下好事物，捨棄壞事物，知道如何獲取利益。

由發現到執行的過程潛伏著意外變動，我們通常缺乏想像力，需要隨機性幫我們走出去。實務上的創新不見得是從發明推進，也需要運氣與環境。半發明的事明變為發明，往往需要很大突破，例如有遠見的少數人，也需要在經濟上有理由推行新發明。作者指政府與大學在創新與發現上貢獻甚少，因為他們一心尋求複雜偉大的東西，無法探索簡單明顯的事物。重要的東西只能透過實踐揭露。

作者指試誤法其實並不是隨機的，一個人需要理性讓每次失敗能提供額外資訊，讓每一次比上一次更有價值，逐步摸索出目標。作者稱很高比率技術知識是來自試誤法的反脆弱性與可選擇性，我們所會的各種技能與觀念實際上以反脆弱的實際行事而得，卻相信這是從書本、理念與推理學會，就像聲稱鳥懂得飛是因為知道各種數學方程式一樣。

作者認為教育在國家層面上不會令國家富有，兩者不存在因果關係。教育可以帶來其他好處，但不能用於促進經濟成長。擅於做事者與擅於談論者是兩類人，前者只會動手做，用談話部門的標準衡量他們既不公平也侮辱他們。見機而作的方式，可從大利益與溫和傷害的不對稱性中得到很大優勢，反之，依賴敘事是被不確定性調適，並會往後倒退，天真地將過去投射至未來。

作者提及政府看待事情的方式過於目的導向，研究獎助與資金應該是給予人，而不是給予計劃，而且應少量分配給許多研究工作者，因為報償與嘗試次數成線性關係，贏家會有幾乎無上限的極高報酬。創新會漂移，一個人需要漫遊者的能力，捕捉眼前的機會。重要的創業投資決定是在沒有真正營業計劃下進行。資金應該給相信能掌握選擇權，作風積極的修補者。

教室學到的技能都限定在特定領域，也就是這種訓練無法令人在真實生活中表現更好。在教室學會的事情，大致上仍留在教室中。以足球媽媽方式壓抑孩童的生物自衛本能與他們對生活事物的熱愛，將試誤、反脆弱性從孩童生活中消除，會改造他們成為書呆子，也沒有受訓練處理曖昧不明的情況。

在真實生活中，暴露在風險的程度比知識重要，決策的影響取代邏輯。教科書的知識忽略隱形利益的不對稱性，我們需要將重心放在行動所得的報償上，而不是研究世界的結構，或者了解「真」與「假」。事件本身不是最重要，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利益或傷害才是最重要。

正如一塊岩石的傷害多於一千顆小石，不常發生的單一事件造成傷害，多於較小震撼累積的影響。脆弱事物受極端事件的傷害，遠高於一連串中間事件。反脆弱事物則是在某限度下震撼強度增加，會帶來較多利益或較少傷害。

在過度配適的緊繃系統中，小幅度修正會產生滾雪球的效果，因而顯得脆弱。例如公路上的汽車驟然增加，或者某一段路封閉，都會令交通時間增加許多。規模在承受壓力時會帶來傷害，隨著規模增加，處理傷害的成本會非線性地增加。由於非線性效應，更多的財富也會讓我們傾向犯下更嚴重的錯誤，正如一億美元的專案比五百萬美元更難預測，也更可能成本超支。

作者介紹以脆弱性察覺試探啟發法來衡量脆弱性，運作方式是衡量某項改變帶來的後果，假如後果急劇加速增加，顯示系統具脆弱性。

反脆弱呈凸性報償，需要的正確次數可以比隨機差，但表現卻依然超前。例如平方是凸函數，平均數的函數比函數的平均數低，舉例擲骰子點數代表可取得報償，平均報償的平方是[(1+2+3+4+5+6)/6]^2 = 12.25，但平方報償的平均是(1^2+2^2+3^2+4^2+5^2+6^2) = 15.17，當中差異就是反脆弱的隱形利益。

作者以簡單的試探啟發法辨認騙子︰他們只會提供正向建議，利用我們容易受騙的傾向。實務上，在演化中存活者都是用負向方法，學習避開甚麼事，降低個人發生意外的大部份風險。我們沒辦法確切判斷是成功者擁有長才，還是有長才者會成功，但我們很有能力預測負面事情，也就是不具任何長才者最終會失敗。我們知道不對的事，遠多於正確的事。

反脆弱性意味著舊優於新，時間會證明事物的脆弱性，並在必要時摧毀它們。能夠存活下來的事物，一定是長於達成某項目的，我們的感知與邏輯無法捕捉這目的，但時間則能看到。典型預測會隨時間而退化，但在預測脆弱性時，較長期預測比短期預測可靠，因為受「黑天鵝」影響者相當容易確定會被歷史吞噬。

嗜新狂(neomania)是一種當代病，會帶來脆弱。導致人們對技術過度狂熱的心理偏誤包括︰資訊會隱藏失敗，讓我們將「必要」與「原因」混為一談；我們總是注意到變動，不注意靜態事物，讓我們不大留意角色重大但不變的事物，並只注意不斷嘗試的新事物，沒留意大部份嘗試行為並不持久。嗜新狂會帶來跑步機效應(treadmill effects)，我們購買新物品後滿意感會急速上升，但很快就厭倦自己已擁有的事物，開始尋找新的新東西。

經不起時間考驗的資訊同樣脆弱，作者指只上市一年的書籍通常不值一讀，不論當時它多麼熱門，已存在十年的書會再存在十年，已存在二千年的書會繼存在很長時間。學術工作也是如此，很多論文只是雜訊，唯有在時間考驗下才知道是否有突破。以嗜新狂熱看待科學成果與科學家，會將科學領域貶抑為運動競賽，讓科學變得脆弱。

作者對追求永生感到厭惡︰

    我來到這個世界，不是像生病的動物，只求能夠永遠生存。記得我們說過，一個系統的反脆弱性來自各個組成的死亡——而我是稱作人類的那個更大群體中的一員。我來到這裡，是為了群體、為了產生後代(並且引導他們為人生做好準備和扶養他們)，或是最後是為了寫書，然後像英雄那般死去——我的資訊，也就是我裡面的反脆弱性，才應該尋求永生，而不是我尋求永生(p. 497)。

作者指現代化最差勁的問題是，將脆弱性與反脆弱性從一方惡意轉移至另一方，結果使一方得益，另一方在不知情下受害。在作者看來，任何提供意見者，都應該在別人依賴其資訊或意見而受到傷害時有切身利害，提出預測或經濟分析者必須為所言不準有所損失。事前推動脆弱，事後卻盡揀好的來為自己辯護者，因缺乏懲罰而讓他們有反脆弱性，卻讓聽取其意見者受害。

企業經理人可從市場波動獲得好處，因為他們只得到一邊報償，將認股權換成鈔票，在下跌時不用付出對等代價。整個社會得到的報償剛好相反，上檔利益低於下檔損失，退休人士必須將錢奉送給銀行家與企業執行長。這種反脆弱性轉移形同偷竊，卻被稱為「以誘因為基礎」，符合資本主義。

作者指將事物講得比實際要好的行銷活動並不道德，凡是行銷的東西必然差勁，否則就不需要廣告。大造廣告的企業在三種層面上違規︰一，輕微的違規，自吹自擂；二，較嚴重的違規，以盡可能對自己有利的方式表現自己，將產品瑕疵隱藏；三，更嚴重的違規，玩弄的話的認知偏誤與無意識聯想，以錯誤方式表述其產品，作者認為這是卑劣的行徑。企業體系似乎將公司逐步推向第三層，問題核心在於單位不同於個人，企業不會有自然的倫理，只關心資產負債表，只接受對自己有利的行動。

在抽象單一民族國家中，面對面接觸的角色重要減少，羞恥不再履行懲戒任務，身為興趣與群體不同的各團體成員與友誼影響也減弱。作者提出一項簡單但相當激烈的做法是︰任何出任公職者，以後從商務賺取的金錢，都不能高於最高的公僕收入，自動設定上限防止在政府與商界出入的旋轉門，這樣清廉之士才會進入政府。

法令規定越複雜，懂得門道與漏洞的主管官員，日後獲益就越大，官員可以在離職後收受私人薪津。規定繁複令內部人員有機會上下其手套利，所以主管官員有誘因令法令規定越繁複越好。在複雜系統中，法令規定的字面與精神差異難以察覺，也就是更容易揩油。

巨量資料研究者有免費選擇權，他可以選取任合證實其信念的統計數字，同時拋棄其他數字。只要他獲得正確結果，就有在此打住的選擇權。他也可以發現虛假的統計關係，因為在大資料集中，大偏差可歸因於雜訊部分遠比可歸因於資訊部分要多。

作者朋友以一句話概括本書︰每一件事情都會從波動得到利益或承受損失。脆弱性是指因為波動和不確定而發生損失。

本書附錄提到比較優勢的問題，歷史上有些國家專門生產某些產品、商品與作物，在價格激烈波動下遇上困難。病菌與天候不良等阻礙令生產出問題同樣帶來災難，例如1850年代愛爾蘭的馬鈴薯飢荒。這不表示專業分工不是好事，但需要先處理脆弱性問題，這種修補過程是由下而上緩步漸進，不是社會計劃者計劃而來。

經濟學界遺漏的是，擁有正確模型但參數不確定下，一定會在凸性與非線性情況下，導政脆弱性上升。參數錯誤會帶來進一步錯誤，使所有的小機率，在較高階不確定很大下，更會至厚尾與冪次法則的效應。

菁英的反叛

看完了《菁英的反叛》，主題是美國的菁英活在自己世界，以及美國民主的衰落。資本流動與全球市場令菁英脫離更不安定，其世界觀像觀光客，難以讓他們對民主有任何熱情奉獻。現在民主變成「自尊」的民主化，希望以善意與淨化言論消除嚴重分歧，只著重同情與禁止歧視言論，卻無視人們要面對的嚴酷現實。

作者認為民主修養包括自立自強、有責任感與奮發進取，這大部份是由小額財產交易與管理的實務經驗學習得來。嚴重貧富不均會損害民主，社會與公民平等至少應預設各人在經濟上大致平等。當各人為自己謀利，有朋友鄰里相助，不事事依賴國家，民主運作才會順利。

二戰後大都市出現打破了城鄉互補，變成不規則擴張且沒有組織的聚合，沒有可辨識界線、公共空間或市民身份。中產階級搬到市郊，殘餘城市則不斷兩極化，中上層住在高房租地區，自我隔離在貧窮與犯罪之外。

民主需要觀念與意見針鋒相對，但菁英認為公共辯論缺乏理性聲音，一般公民沒有能力理解並批判複雜議題。新聞媒體受「客觀性」理想影響，其目標為信實的資訊流通，卻是不會助長甚至迴避紛爭的資訊。唯有辯論才會令人們對可用資訊有興趣，沒有民主辯論機會，大多數人也沒有誘因運用資訊帶來的知識。

作者指信仰的核心與靈魂是挑戰「自信自義」(self-righteousness)，提醒人們是否言行不一，鼓勵信徒質疑自己當下的動機，對信徒比不信者的要求更為嚴厲。世俗社會不了解這教義，誤解宗教為集體認同，給予信徒自尊、安全感、安慰，將宗教看成一種認同政治。

作者批評「多元性」(pluralism)證成一種獨斷論，讓懷有敵意的少數族群躲在無法理性討論的信念體系，每個團體都躲在自己的教義中。這種「社群」也假設團體內所有成員都應該有類似想法，變成單一種族或民族認同的統一意見。這種情況無法支持自由研究與開放辯論的精神。

中上層階級自由派不明白階級差異對生活態度形塑的重要，因而無法理建其堅持健康與道德提升中也有階級層面。他們既要為社會「消毒」，在大多數人覺得需要有倫理準則時卻選擇個人自由，並鄙夷與他們立場不一的人「冥頑不靈」。

社會流動性讓菁英支持功績主義幻象，加強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可能。他們不認為前人或他們據稱領導的社群有任何義務。其孤恩負德令他們喪失領導權，而且他們也並不在意，只想獨善其身。功績主義也以「治療」安撫沒有爬上教育階梯人們的挫折感，卻不會理會菁英招募的既存結構。挫折感似乎已不再有任何理性基礎，於是需要以治療來照顧。

新菁英不認為少數既得利益者與大眾有任何相互義務。義務負擔沒有落在知識工作者與管理階級，而是不成比例落在中下階層與勞工階級身上。前20%的特權階級甚至獨立於公務機關，其孩子在私立學校受教育，投保公司資助的醫療保險，雇用私人保鑣。特權階級完全脫離公共生活。

民族國家的主要訴求，在於國家有能力在其領域建立共同市場，執行一致的司法系統，讓小資產階級與巨富都擁有公民權利，並排除舊制度的力量。中產階級理應是社會上最愛國的成員，但在中產階級文化普遍沒落之際，中產階級民族主義提供的共同基礎、標準與坐標也隨之消失。社會瓦解成紛爭不斷的黨派，變成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

作者指民主社會必須選擇提升所有階層的能力、行動力與投入，或只是獎勵更大規模的菁英招募。作者認為美國社會顯然選擇後者，將機會等同於向上流動，把向上流動視會社會政策首要目標。這種追求名利的野心會損害民主，它會將知識與實務經驗分開，鄙視來自經驗的知識，並導致愚民社會與專家統治。

作者批評左翼與右翼意識形態都變得太死板，其信徒對任何新觀念無動於衷。這些信徒對質疑其信念的論證與事件充耳不聞，不再與對手辯論，大多只讀觀點相同的作品，不去觸碰陌生論證，只滿足於將論證分為正統或異端。在意識形態影響下，兩邊陣營自我批評能力減弱。

作者認同的民粹主義(populist)傳統提倡獨立而不是互相依賴，認為自給自足是民主的本質。民粹主義者反對大規模生產與政治集中，因為兩者會削弱自給自足精神，讓人們不再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民權運動的優點就在於它不認為被壓逼者有道德特權，而是讓他們變成積極自尊的公民，在捍衛憲法賦予其權利過程中找到新的尊嚴。

作者指「道德義務多元」意味著我們不去要求別人，也不承認別人有權利要求我們。這樣中止判斷表示我們老死不相往來，只有最原始的共同生活。即使對美好生活的定義無法一致，我們對技藝、讀寫能力與競爭力的最低標準卻肯定有一致看法。沒有這些標準，我們就沒有要求或給予尊重的基礎。這共同標準對民主社會不可或缺，雙重標準意味著二等公民權。

我們為自己與「處於困境的人」找藉口，忙著捍衛自己的權利，很少想到自己的責任。我們很少說出自己想法以免得罪別人，堅持尊敬每個人，卻不記得尊敬是要努力贏取。尊敬不是寬容的同義詞，而是我們面對值得稱頌的成就、讓人讚嘆的人物，以及天賦充分發揮時的體驗。尊敬需要鑑別與判斷，不是無條件接受。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非常強調家庭重要，他們認為扶養妻兒子女責任可約束佔有欲強烈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者拋棄傳統共和主義的公民道德理想與指控奢華世界，沒有理由要求個人捨私利而為公益。但他們至少可以要求較高尚的利己主義，如婚姻與親子關係。

然而這種希望終究落空。資本主義越是等同於及時行樂與有計劃報廢產品，就越會無情磨損家庭生活的道德基礎。人們對長期責任與奉獻造成的束縛感到不耐，認為有權重新開始。物質富裕削弱家庭秩序的經濟與道德基礎。家庭事務由公司事務取代，家庭農場由大規則耕作與銀行家取代。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普遍尺度時，不計酬婦女家務變成社會弱勢。孩子成為市場入侵家庭的受害者，在電視接觸市場意識形態蘊含的犬儒主義。

作者也認為自由主義者為限制市場勢力範圍而轉向國家，以社會化與控制的正式體系取代非正式團體，會削減社會信任，讓人們不再為自己行為負責，並破壞對權威的尊重。非正式約束萎縮難免領致官僚機構擴張，破獲自由主義者一向極為重視的私隱權。市場與國家一樣對文化侵蝕基礎建設。

超越性別與種族政治製造的虛假兩極對立後，我們或許會發現直正的區別仍是在於階級，回到以階級為主要議題的政治。美國菁英份子總是對階級政治絕口不提，然而極端不平等與任何公認良好的社群形成都無法公存。一切端視如何消弭菁英與其他國民的差異。

公共辯論衰落與缺少促成跨階級對話的機制有關。各社會階級以自己的方言與自己人講話。非正式聚會場所如酒館與咖啡店由商店街、快餐店與外賣取代。飲食漸漸與儀式節慶無關，變為功能事務，我們吃得匆忙。生活節奏急速讓我們沒有時間與空間好好交談。

沒有非正式聚會場所的交談，城市就只是僅作「度日」的地方。在正式機構與私密團體之外的「第三處地方」由私人聚會取代，基本上政治性的交談藝術由職業用語或個人流言斐語取代，令政治習性無法得到培養與磨練。

作者批評婚姻關係「夫妻一體」的理想是虛構觀念，讓人們在私人空間裡尋求所有情感滿足，把公共空間視為單純利益交換之處，這種對立與以期望婚姻可超出其所能負擔的情感重量為理想關係相關。

以前的年輕人比現在更積極投入成年人世界，有更多機會輕鬆觀察成人。現在則是出於好意的成人，在教育環境中專業觀察年輕人。結果兒童與青少年漸漸沒甚麼機會即興創造自己的社會生活，也較少利用成年人的生活空間，只可在成年人監督下待在特別設計給年輕人的地方，由成年人規劃其童年生活。

作者指美國黑人抗爭並未解放他們，反而壓抑他們。黑人文化策略讓黑人學生團結抵制學校的模範生，說他們「假扮白人」。他們在校成績不學，就以黑人學生不應該修「歐洲中心主義」課程辯解，以受逼害為一切挫折的藉口，令挫折的源頭揮之不去。受害者總是難以恢復其自尊心。

作者認為美國的學校迴避政治爭議、戰爭、宗教，避開無所不談的公共辯論，內容變得溫和而無聊。教育官僚體育龐大，以行政人員取代教師判斷，讓有教學才能者卻步。學校不能拯救社會，不是根治犯罪與青少年不法行為，消滅貧窮，減少貧富差距的萬能藥方。

唯有讓我們的偏好與計劃接受辯論考驗，我們才知道自己明白甚麼，有甚麼還要去學。基於偶然印象與未經假設信念的意見，在公開鋪陳與辯護中，會為觀點賦予形式與定義，讓別人明白那也是在描述他們自己的經驗。只有對別人解釋我們的想法，我們才會了解自己，並想像對方的論證以反駁他們，或有時會被對方說服。

廣告、宣傳與其他商業說服形式現在也偽裝為資訊。廣告與宣傳取代公開辯論。「隱藏說客」(hidden persuaders)取代以前不會掩飾黨派色彩的編輯、專欄作家與名嘴。資訊與宣傳越來越無法辨辯。許多新聞是通訊社與公關公事製造，再由媒體「客觀地」直接轉載。公共關係與新聞都變成廣告。

經濟分層讓通才教育變成有錢人的特權，大部份大學生則放至實務科目的學校，沒有上過寫作課，很少讀完一本書，沒有接觸歷史、哲學或文學。作者認為許多年輕人在道德上完全不知所措。他們厭惡「社會」的倫理要求，認為這是侵犯個人自由，相信自己會「創造自己的價值」，但除了說是為所欲為的權利外無法解釋這是甚麼意思，似乎無法理解「價值」蘊含某種道德義務原則。

作者指學院所謂解放的論調，基本假設是一般市民，尤其是特定種族與族群，不能讀懂古其作品。因此他們以「民主化的文化」為名重新設計課程，著重對讀者沒有特別要求的作品。這是偽裝成寬容的雙重標準︰特權階段子女被鼓勵甚至要求認識「邊緣化、受壓逼的權益、處境與傳統」，但少數族群卻不必接觸「西方白人男性」的「他者性」。

作者認為人文科學的困境在於不願辯論，不去面對「普世主義的主張」。正因意識形態表現出人類持久的需求與欲望，才會那麼有說服力。批評者應該在相同的基礎上論證，而不是將意識形態斥為自私的合理化行為。在這共同基礎上辯論，就有可能創造出一種共同文化。

作者指以國家治療模式為基礎的公共政策不但沒有提升人們的自尊自重，反而創造仰食於人的國家與受害者宗教。憐憫職業化沒有帶來更親切和善的國家，反而將不平等制度化，以每個人都是「特別的」為藉口。這藉口戮破後人們就變得犬儒。關懷不能取代真話。

關於文化，作者認為文化是許多道德要求的集合，美國則是沒有文化的社會，沒有任何事物是神聖或禁忌。文化這種生活方式以譴責與懲罰違反其訓誡者為後盾，任何民族的生活方式必須深植於神聖秩序，有告訴人們甚麼不該做的世界觀。在所有幻想破滅的時代，我們支配自己命運的幻想仍緊抓不放，但我們開始認識自己的自然世界的控制有限，這幻想的未來比宗教更有問題。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看完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主題是過去與現在的財富與所得不均，內容頗多，摘要地說說。

本書最重要的主題是，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產出及所得的成長率，資本主義就會自動產生分配不均。單靠供需互動，在供需過渡的好幾十年期間，相對價格極端化令「稀少性原則」足以產生財富長期不均。一旦人口及生產力成長率相對低落，過去累積財富的重要就會相對提高，甚至動搖社會基礎。

書中所用資料包括所得、財富及它們的分配，所得方面以財稅申報資料估算高所得的十分位與百分位，國民所得與平均所得來自國民經濟會計帳。財富方面運用遺產繼承稅申報資料、對比遺產與儲蓄之相對重要與國家資產負債表。

作者指本書研究成果為︰一，財富分配歷史始終深具政治色彩，特別顯示在1900年代至1950年代已開發國家貧富差距縮小，主要由兩次世界大戰衝擊及相應公共政策影響。二，財富分配由幾種強大力量影響，沒有自發過程可避免不平衡與不均等力量佔上風。

減少貧富差距的趨同力量包括︰知識傳聞與技能培訓的投資，這是主要機制，很大程度依賴教育政策、提供培訓及建立相關制度。流動性也令社會趨同，但力量較小且效果不明確。人力資本崛起與世代取代階級在理論上會引發趨同，實證資料上卻看不到這些現象。

趨異力量更令人擔憂，因為它們可以在技能培訓投資良好，市場運作條件齊備的環境中。當中包括最高所得群體與他人完全脫鉤，以及更重要的，在經濟成長率(g)低與資本報酬率(r)高的世界中，繼承財富者只要將部份所得儲蓄，資本成長速度就會比整體經濟更快，令財富累積與集中更不平等。r>g與市場失效無關，反而是資本市場越接近經濟學家「完美」的條件，就越有可能出現。

本書提到的國內產出、國民所得、資本與勞務概念定義如下︰國內產出是國內生產毛額減去資本折舊(每年約10%)； 國民所得是國內產出減去國外所得淨額，以全球而言，所有產出必須以各種所得形態分配，可分成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本書中資本不包括人力資本，定義為所有可藉市場擁有與交易的非人力資產，與財富交替使用；國民財富(或國民資本)是私有及公有財富總和。

本書以資本/所得比(β)研究財富集中的歷史，資本是存量，指特定時間點的所有財富總額，所得是流量，指一段時間內產出並分配的財富。2010年代初，已開發國家資本/所得比介乎5至6，幾乎都是私人資本，居民平均所得30,000歐元，平均擁有180,000歐元資本，其中90,000歐元為住宅不動產，餘下90,000歐元包括股票、債券、其他持股、儲蓄或企業或公部門的投資。

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即資本與勞務所得總和)佔比(α)與資本/所得比(β)的關係如下︰

α =  r × β

r為資本平均報酬率。

2010年代初，在已開發國家，α在30%左右，假如 β為600%，則r為5%。換句話說，在平均所得30,000歐元中，21,000歐元(70%)為勞務所得，9,000歐元(30%)為資本所得， 在平均180,000歐元資本下，資本平均年報酬率為5%。

在全球產出方面，歐洲與美洲在1900至1980年間佔全球商品與服務產出70%至80%，至2010年代初降至50%，人均產出趨異時間看來已過去，趨同追趕現象仍未結束。2012年全球人口七十億，產出稍高於70兆歐元，扣除10%資本折舊每人每月平均所得為760歐元。但部分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人均月所得大約為150至250歐元，與人均月所得2,500至3,000歐元國家(西歐、北美、日本)相差十至二十倍，全球人均月所得600至800歐元則相當於中國的水平。

從歷史經驗觀察，例如日本、南韓、台灣與中國等各國趨同的主要因素，是自己進行必要投資，特別是教育與人才訓練，並因知識傳播與生產力提升在商品與服務市場開放中受益。資本流動令外國大量擁有資產的國家，反而容易因財產權與徵收問題引起政治動盪。

按現時人口與經濟數據回推，西元元年至1700年的經濟成長，包括人口成長與人均產出成長，每年不會多於0.2%。1950至2010年間全球人口成長率大於1%，往後預計會回到接近0.1%。人口自然成長率高會減弱財產繼承的重要，經濟成長也令上一代累積的財富較微不足道，也需要新技能從而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反之，人口與經濟停滯很可能令資本報酬率遠高於經濟成長率，引起極大財富不均。 資本報酬率與經濟成長率少許差距，長期累積足以產生重大影響。

1700至2012年全球人均產出平均成長率是0.8%，十八世紀0.1%，十九世紀0.9%，二十世紀1.6%，成長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處在全球科技領先的國家，能長期維持人均產出成長率在1.5%以上，每年3%至4%經濟成長不是歷史常態。

作者指二戰後法國、德國與日本經濟成長率較英國與美國高，很大部份是因為這三國在兩次大戰間成長較英國與美國慢，在二戰後出現追趕現象。1945年歐洲國家實施國營化，以及1980年英國與美實施自由化政策，都沒有造成很大影響。

將人口與人均產出成長曲線加總呈現的全球產出成長率，顯示在1950年前數字一直低於2%，在1950至1990年前所未有年升至4%，1990年至2012年則下跌至3.5%，預測這會維持至2030年，然後漸漸降至2100年約1.5%。

在英國、美國、法國與德國，歷史上通貨膨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乎不存在，每年最多0.2%至0.3%，有時是負數。一戰令各國政府嚴重負債，戰後各國或多或少透過增加貨幣供應解決公債問題。1930年代大蕭條後各國幾乎全面放棄金本位，令所有貨幣指標失去意義，此後通貨膨脹從未消失。1950至1970年英國、美國、法國與德國平均年通貨膨脹率為2%至6%，通貨膨脹率1970年代急升，1990至2012年各國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仍然比一戰前的0%高。

英、法兩國十八與十九世紀資本／所得比相對穩定，介乎六至七倍，隨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急降，到1950年只有兩至三倍，往後逐步回升，至2010年代回升到五至六倍。在資本組成上，十八世紀初農地佔兩國國民資本三分之二，到二十一世紀降至不足國民資本2%，改為以不動產、工業與金融資本為主。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英、法兩國持有大量海外資產及其收益，令兩國可長期承受貿易赤字，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後，兩國國外資本淨額變為接近零。

在2010年代，英法兩國公有資本減去債務後的淨額都接近零，佔國民財富很可能低於5%。從歷史發展看，公有資本遠低於私人資本並非特例，大多數在國民所得正負50%範圍，無法與私有資本最高達國民所得700至800%相比。

十九世紀英法兩國公共債務報酬率很高，而且通貨膨脹微弱，讓私人資本可靠公共債務利息維生，助長私有財富擴張。到二十世紀，公共債務因通貨膨脹抵銷，償還的貨幣也不斷貶值，令政府債券有重分配的效果。但這種重分配機制有兩項問題，一是直接或間接持有政府債券的群體，通常遠不是最富有一群；二是通貨膨脹機制無法持久運作，債權人會因長期通貨膨脹要求提高利率。1970年代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失業率上升，經濟成長相對趨緩，壓抑通貨膨脹成為新的主流共識。

所有歐洲國家資本/所得比都在二十世紀前半急跌，當中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德國)是戰火破壞造成，最大的因素是政治與財政衝擊，包括海外間接投資瓦解、戰時低儲蓄率與戰後混合所有制令資產貶值。

美國在十九世紀初資本/所得比較歐洲低，資本約為國民所得三倍。關鍵是美洲人均土地遠高於歐洲，令土地市值非常低。此外，美國建國初期移民比例較多，無法將住宅或機器設備移入。南北因土地供應與奴隸形成不同現實︰北方相對平等，土地供應充足，資本不是非常重要；南方財富分配極為不均，奴隸在資本地位上實質取代了農地。

二十世紀各種衝擊對美國影響較少，資本/所得比在四至五倍之間。美國從來不是殖民強權，國外資本規模與重要始終有限，在歷史上淨國外資本總是負數，但幅度多數是2%，最多不過5%。

長遠而言，資本/所得比(β)與儲蓄率(s)及經濟成長率(g)如下︰

β = s / g

例如一國每年將國民所得12%儲蓄，國民所得成長率是每年2%，該國資本/所得比長期下來會是六倍。這表示在儲蓄率高而成長低的國家，長期下來會累積大量資本，讓過去累積財富的重要不成比例地提高。

這也代表經濟成長率稍為變動，長期也會對資本/所得比帶來很大影響。例如儲蓄率同為12%，但經濟成長率由2%跌至1.5%，長遠而言資本/所得比就由六倍升為八倍。

β = s / g是漸近的法則，只有在長期才能成立，至少需要好幾十年。公式的資本是指人可以加工與投資累積那些資本，假如天然資源佔國民資本大部份，不需經過儲蓄，β也可以很高。公式也需要資產價格平均成長速度，與消費者物價成長速度相當才能成立。

本書計算中的儲蓄(s)包括民間儲蓄與企業直接或間接儲蓄，扣掉資本折舊。民間儲蓄不包括民眾購買的耐久財，如家具、家電及汽車。私有財富包括基金會與非營利組織的資產與負債。

富裕國家自1970年起資本/所得比從二至三倍半升至四到七倍，這種演變可以三組相輔相成的因素解釋︰一，成長趨緩，特別是人口成長趨緩，加上儲蓄率相當高；二，私有化運動令公有財富轉為私有財富；三，二次大戰後資產價格低下，產生房市與股市長期補漲，1980年後政府政策更有利私有財富，令補漲現象更為迅速。

1970至2010年八個富裕國家(美、日、德、法、英、義、加、澳)人均國民所得成長率分別不大，每年介乎1.6%至2.0%，但人口成長率卻有差異，歐洲與日本人口成長率不足每年0.5%，美、加、澳卻在1.0%至1.5%之間，令美、加、澳整體成長率約3%，歐洲與日本卻只有2%。在儲蓄率方面，1970至2010年八國平均在10%至12%，但英、美兩國卻低至7%至8%，日本與義大利則高達14%至15%。觀察成長率與儲蓄率差異，相較日本，美國儲蓄率較低而成長率較高，所以有較低資本/所得比。

這八個國家在1970至2010年間公有資本相對國民所得比都下降，而私有資本相對國民所得比則逐漸上升，在國民資本增加速度不及私有資本下，助長資本/所得比上升。

1950年代資本/所得比低點無法僅以β = s / g解釋，也必須考慮不動產與股票價格在二戰後跌至歷史低點，原因包括租金管控、金融管制與政治氣氛不利私人資本主義。至1970年起，富裕國家的市值對帳面值比率都傾向逐步增加，反映資產價格歷史性反彈，這可解釋富裕國家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資本/所得比成長幅度。

從日本與西班牙的經驗看來，當β = s / g的均衡點攀至很高時，可能會產生風險，將國內資產價格推向空前高位，產生經濟泡沫。此外，2010年代初金融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各國資產互相持有，雖然淨值不高，但金融資產與負債總額大幅上升，從1970年國民所得四至五倍攀升至2010年代初十至十五倍。這會令小國特別脆弱，因為金融資產與負債估值稍有偏差，就會導致資產淨值大為變化。

以全球而言，2010年代初全球資本/所得比約為五倍。假如預測全球成長率將於由每年3%下跌至未來1.5%，並假設儲蓄率長期維持在10%，全球資本/所得比將會在二十一世紀期間升至近七倍，與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水平相似。

前述公式α =  r × β ，即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α)等於資本平均報酬率(r)乘資本/所得比(β)。檢視英、法兩國數據，α的長期演變與β同樣呈U形曲線，但轉變幅度較小，表示r的變化緩和了β數值變化，r提升時，β值較低，反之亦然。具體而言，在十八與十九世紀，資本平均報酬率約每年5%至6%，二十世紀中升為7%至8%，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回落至4%至5%。

計算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的困難是，特別在人合企業與獨資企業中，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較難區分，本書計算根據其他經濟活動資本與勞務所得平均相對佔比，區分混合所得。資本存量比所得這流量估算更為精確，作者指這是本書以資本/所得比為研究核心的原因。此外，資本報酬也包括投資人投入勞務或心力，在本書估算納入這項非正式勞務大約令資本報酬率降低1%至2%，稱為資本「純」報酬率。

稅前純資本平均報酬率的歷史極長期近乎穩定，每年3%至6%。十八與十九世紀稅賦壓力不大，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稅賦明顯增加，如所得稅、不動產稅、營所稅等，令稅後純資本平均報酬率下滑更多。

資本報酬率也會視不同資本類型有差異，在二零一零年代，扣除通貨膨脹後，支票帳戶資本報酬率是負數，活期與儲蓄帳戶利息僅比通貨膨脹稍高，這些資本約為總財富5%。住宅不動產佔總財富一半，年租金約等於不動產價格3%至4%。金融投資是較大筆財富主要型態，報酬率亦更高，拉高資本平均報酬率。

在歷史上，資本發揮兩大主要功能，一是提供住宅，二是擔當生產要素，幫助生產其他商品與服務。資本邊際生產力是指「多投入一單位資本可帶來的額外產出」，資本存量越大，其邊際生產力就會減少。在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少於一時，當資本/所得比上升，資本邊際生產力會大幅下降，令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下跌。假如替代彈性大於一，資本/所得比上升時資本邊際生產力下降有限，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仍會增加。

在傳統農業社會，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明顯低於一。反之，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與勞務替代的可能情況非常多，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很有可能大於一，這表示當資本/所得比上升，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也會升高。現代科技相當倚賴資本，大量資本累積不會令報酬率崩潰，作者認為沒有理由相信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將會持續縮小。

對資本/所得比的演變，作者總結指在低成長社會與高額資本存量趨勢中，β = s / g意味著過去累積傳承的資本重要性會上升。α =  r × β 在歷史經驗中暗示β 上升不一定會造成 r明顯下降，因為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大於一。這表示 α可能會上升至30%至40%，回到甚至超越十八與十九世紀的水平。上述分析也帶出沒有自然力量可確實減少資本的重要與資本所得，經濟邏輯與科技理性不一定會成為依民主思想以才能決定報酬的市場。建構更公平理性的社會秩序，以及建基於共同利益的社會，僅靠科技的魔法並不足夠。

根據可取得數據資料，不論任何時期、任何國家，資本所有權分配與資本所得不均都比勞務所得分配不均高。勞務所得前10%的人，分配到全體勞務所得25%至30%；資本所得前10%的人，分到到總資本所得則有50%以上。勞務所得後50%人士佔全體勞務所得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資本所得後50%人士佔總資本所得則不過10%。

高齡社會並非資本極為集中的主要機制，在各年齡層都看到與整體社會相同的財富集中現象，世代鬥爭並未取代階級鬥爭。

在勞務所得上，歷史上低度不均的社會，例如1970與1980年代斯堪地那維亞北歐國家，勞務所得前10%群體擁有略高於20%總勞務所得，居中40%群體擁有約45%總勞務所得，後50%群體擁有約30%總勞務所得。中度不均的社會，例如2010年的歐洲，前10%群體擁有35%，居中40%群體擁有40%，後50%群體擁有25%總勞務所得。高度不均的社會，例如1910年的歐洲與2010年的美國，前10%群體擁有50%，居中40%群體擁有30%，後50%群體擁有20%總勞務所得。

至於資本所有權，低度不均社會在現有數據的歷史上並不存在，中度不均社會前10%群體擁有50%，居中40%群體擁有40%，後50%群體擁有10%總財富。中高度不均社會分別是60%、35%與5%。高度不均社會分別是70%、25%與5%。極度不均社會分別是90%、5%與5%，這是1910年歐洲的水平。

前1%的佔比也值得留意。在勞務所得中，低、中與高度不均社會前1%佔總勞務所得分別為5%、7%與12%。資本所有權方面，中、中高、高與極度不均社會前1%佔總財富分別為20%、25%、35%與50%，極度不均社會前1%群體佔有總財富的一半。

至於勞務加資本所得的總所得，低、中、高度不均社會前1%、前10%、居中40%與後50%佔總體分配分別為，低︰7%/ 25%/ 45%/ 30%；中︰10%/ 35%/ 40%/ 25%；高︰25%/ 60%/ 25%/ 15%。

造成所得高度不均的路徑有二︰一是「超級世襲社會」或「收租者社會」，以繼承財產為重，加上高額資本所得，導致財富極為集中，例子像舊制度時代的法國。二是「超級績效制社會」，最高所得階層以勞務所得為主，勞務所得分配極為不均，大致是近幾十年美國獨有。兩條路徑可在同一社會中並行不悖。

以法國為例，自二十世紀前10%群體總體所得佔比大幅縮減，由一戰前夕45%至50%降至二戰後低於30%，1945年至1967年急速成長至36%，1968至1989年跌回30%，自1983年後再度升高，2010年在30%至35%，總體所得佔比縮減原因完全是因為頂端富中的資本所得消失，資薪分配沒有太大改變。總體所得分配不均縮減集中在1914至1945年，由戰亂及隨後的動盪，而不是漸進、基於共識、毫無衝突的演進引致。

總體所得前10%群體由兩組不同群體組成︰前1%以資本所得為主，其餘9%主要所得是勞務所得。前10%群體的資本所得主要來自利息與股利，前1%的鉅額財富大多由金融資產構成，形式多為股票與合夥事業股權。在1929至1935年大蕭條期間，經濟崩潰、利潤銳減與公司破產，令前1%的金融資產資本所得劇跌，總體所得佔比也下跌。反之，同期另外9%包括許多經理人，他們在大蕭條下與其他群體所比是受益者，讓他們在總體所得佔比急升。

美國總體所得差距在二十世紀初比歐洲低，前10%總體所得佔比45%至50%，該國所得差距在經濟大蕭條與二戰大幅縮減，但縮減程度不及歐洲，令二戰後美國所得不均比歐洲大。美國最均等時間為1950至1980年，前10%總體所得佔比30%至35%。自1980年代起所得不均急劇擴大，2010年代前10%總體所得佔比上升至45%至50%。

1980年代起所得不均擴大主要來自前1%，1970年代其總體所得佔比為9%，2010年代升至20%。至1977至2007年間，大約四分之三經濟成長果實流入前10%群體，前1%已取走總成長60%，加上經濟成長減慢，令中低層所得停滯不前。這趨勢主要原因是勞務所得差距空前擴大，前10%群體總薪資佔比由1970年代25%提升至2010年代35%，而且薪資流動性不高。最高千分之一薪資群體中，六至七成是高階經理人，金融專業人員佔總數兩成，也就是有八成千分之一群體從事非金融業。

支持最低工資與固定薪資的論點，主要是個人邊際生產力不容易衡量，固定薪資對企業反而比較有效率；以及員工為工作需求「專屬投資」，學習無法轉移到其他公司的工作方法、運作方式與技能。作者指，長遠而言，減少薪資差距最好的辦法是投資在教育與技能，最低工資與薪資標準不可能長期成長五至十倍。

與英語國家相比，日本與歐陸國家受資訊科技變革影響程度相近，生產力成長趨勢類似，但前10%群體總所得佔比上升幅度不如英語國家嚴重。這表示邊際生產力、教育與科技賽跑理論，無法解釋富裕國家間的不同演變情況。

作者認為特別是美國最高薪群體薪資暴增，在於其工作的功能獨特，加上資訊不完整，難以評估其邊際生產力。實務上最頂級的薪資通常是由高階主管自己，或者同樣領高薪的薪酬委員會決定，至少讓他們有原因在評估自己的邊際生產力時較會樂觀。當精確的評估難以實行，社會規範對各國差異的影響就更大。

高階主管極高待遇無法以理性的生產力自圓其說，證據是公司績效無法解釋不同主管待遇，反而是外部原因令公司銷售大幅成長時，經理人加薪速度最快，也就是他們靠運氣領錢(pay for luck)，這在美國公司特別明顯。

在資本分配不均上，由十八與十九世紀直至一次前，歐洲國家財富極為集中。以法國為例，擁有財富最多前10%群體擁有全國80%至90%財富，當中前1%佔50%至60%。前1%與前10%財富群體佔比自1910年下跌，直至1970年開始回升，但未有升回一戰前的佔比。各國「世襲中層階級」，即財富居中的40%群體，受益於前10%失去的財富興起，擁有全體財富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一戰前歐洲財富極為集中，主要原因是經濟成長低，資本報酬率顯著並穩定地高於經濟成長率。例如假設經濟成長率(g)為1%，平均資本報酬率(r)為5%，只要儲蓄資本所得五分之一，就能確保從上一代繼承的資本，增長率與經濟成長相同。假如儲蓄超過資本所得五分之一，即使沒有勞務所得，資本累積也會大於經濟成長率，擴大財富分配不均。這「繼承人社會」的特徵是︰財富高度集中，可觀財富代代相傳，相當穩定。

純資本報酬率在一戰前通常是每年4%至5%，兩次大戰期間扣除稅項與虧損後劇跌至1%至1.5%，1950至2014年回升至平均每年3%至3.5%。戰時破壞，受戰爭衝擊而實施的累進稅制，以及二戰後持續三十年平均每年高於3%的經濟異常成長，令1913至2012年近一世紀史無前例g大於r。作者預計，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增長減慢，加上賦稅競爭令稅率下降，稅後資本報酬率會再次高於經濟增長率，而且兩者差距會隨時間擴大。

財富分配不均並未回復至一戰前水平的可能原因包括︰1914至1945年對財富的衝擊太大，需要更長時間再度累積龐大財產；二十世紀政府開始以高稅率課徵資本質資本所得稅，資本所得稅率約為30%，這表示稅前資本報酬率5%稅後會變成3.5%，減慢財富累積速度；累進遺產稅率因戰爭壓力上升至30%，令繼承世代較難維持地位。

二十一世紀未來資本報酬率預計會比十八世紀低，由十八世紀4.5%至5%下跌到二十一世紀4%至4.5%，經濟成長率也較高，十八世紀0.1%至0.2%將變成二十一世紀1%至1.5%，這表示財富集中不必然會重回1900至1910年的極端。反向的力量則包括人口呈負成長，令經濟成長率下跌，繼承財富更為重要；金融全球化似乎令資本報酬率更為趨異，初期資本規模會增加資本報酬率，造成資本報酬分配更為不均。

當資本報酬率長期超出經濟成長率，財產繼承無可避免會遠比儲蓄重要。但這不表示二十一世紀分配不均的可能結構與十九世紀相同︰財富集中不會那麼極端，勞務所得階層擴大，財富與勞務所得的關連也比過去緊密。

1820至2010年法國的繼承資料顯示，十九世紀財產繼承流量相當於國民所得20%至25%，幾乎所有私有財富都來自繼承，大約佔80%至90%；財產繼承流量在1910至1950年大幅衰退至國民所得約5%，之後反彈並在1980年加速成長，至2010年為國民所得15%左右，繼承財富佔私人資本三分之二。按此趨勢，二十一世紀財產繼承增加，可能會影響大眾對努力是否有回報的觀感。

每年繼承與贈與流量佔國民所得比例(b_y)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b_y = μ × m × β

β是資本／所得比，資本存量越高，繼承與贈與流量也越高；m是成年人口死亡率，死亡率越高，可供繼承財產越多；μ表示國民死亡時平均財富相對所有國民平均財富的比率，死亡時比一般人越富有，繼承的財產越多。舉例而言，當β為600%，m為2%，μ為2時，繼承與贈與流量就會是國民所得的24%。

如前所述，在法國，β在歷史上呈U型曲線趨勢；成年人口死亡率自1900年下跌，但因為嬰兒潮影響在二十一世紀預期會回升；雖然在高齡社會中繼承較遲發生，但死亡時平均財富相對全體比率上揚，兩者影響力會抵銷，令財產繼承總是佔有一定角色。

1980年代起個人間贈與越來越重要，1980年贈與佔財產繼承價值40%，1990年代佔60%，2000年代已超過80%。將生前贈與納入考慮後，2010年法國的μ值超過220%，死者平均財富是生者兩倍。贈與對象主要是子女，以不動產形式為主，在贈與人死亡前十年完成轉移。2000至2010年，繼承財產者平均年齡為45至55歲，接受贈與者平均年齡為35至40歲。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意味著不論由繼承還是創業而來，財富在累積超過一定門檻後，資本就能自行加速累積，創業家終是會轉型成收租者，並將累積財富傳給下一代。兩次大戰令資本自行繁衍機制崩潰，過程包括財物損毀、通貨膨脹、破產倒閉、徵收充公等。1940至1945年甚至是歷史上第一次，並且是至今唯一一次，μ值低於1，死亡時的平均財富比活著時更低。這是二戰後財產繼承流量創新低的主要原因，不過為時短暫，β自1950年起回升，μ值也再次攀升，在1960年60至69歲及70至79歲人口已重新比50至59歲人口富有。

作者的模型預測，假如二十一世紀r為3%，g為1.7%，財產繼承流量到2040年會升至國民所得16至17%，之後一直平穩；假如r為5%，g為1%，財產繼承流量到2070年成長至國民所得24%至25%才會穩定，回歸十九世紀末的水平。

在財富頂層群體方面，十九世紀最富有1%繼承人終生可支配財產是後50%底層的二十五至三十倍，勞務所得前1%群體大約比底層富裕十倍，遠不及繼承人。1910年至1920年出生的世代則不同，前1%繼承人不及底層五倍，前1%勞務所得者卻比底層富裕十至十二倍。優渥職業報酬高於繼承，這對1910至1960年出生的世代來說情況相同。但對1970年或以後出生的世代而言，情況則較為複雜，財富繼承與勞務所得最高1%群體生活水準相當，前者約為底層十二至十三倍，後者則是十至十一倍，財產繼承也不像過去那麼集中。

作者指以極端才能主義辯解不均，對失敗者的評價更為嚴苛，會為未來更嚴重而殘酷的分配不均奠下基礎，讓未來兼具過去的兩大缺點︰財產繼承嚴重分配不均，並以才能與生產力——雖然缺乏事實根據——之名合理化薪資差異。

作者也指租金與收租者不是市場機制的缺陷，而是「完美」資本市場的結果。複雜的資本市場與金融機制傾向區隔經營與所有權，加劇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的差異，令資本所有人毋須工作獲取所得更為容易。只要r大於g，即使以普選終結以財富決定投票資格讓富人失去主導政治的法定權力，也不會摧毀產生收租者社會的經濟力量。

較富有者平均資本報酬率很可能高於較少財富者，擁有較多財富更有辦法聘請財富顧問與金融專家，選出較好的投資目標，而且較大的資產組合更能承擔風險。1987至2013年最可觀的資產每年平均報酬率6%至7%，遠超於所有財富平均的2.1%。資本報酬率不均令r>g的分配不均效果加劇，令財富更為迅速趨異。

1980年至2010年美國大學校務基金的表現，能較完整反映出資本初始規模對平均資本報酬率的影響。校務基金規模越大，淨報酬率越高，小於一億美元的校務基金平均報酬率為6.2%，一億至五億報酬率7.1%，五億至十億報酬率7.8%，超過十億報酬率8.8%，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校務基金規模以百億美元計，平均報酬率為10.2%。

規模越大的基金越容易不限於投資股票與債市，採取較高收益的「替代投資策略」，如私募基金、未公開發行外國公司股票、避險基金、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動產，或者能源、天然資源與相關產品原物料。這些替代投資策略需要專業能力判斷，較大規模的校務基金才有能力聘請找出最佳投資機會的資產組合管理團隊。較大型校務基金淨報酬率波動與小型校務基金分別不大，顯示其較佳報酬率並不是源自較高風險的投資。

作者指，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不是降低，而是重新分配平均資本報酬率。這種重分配對最富有者有利，最不富有者受損。最富有者可以投資實物資產項目，如不動產或股市，避過通貨膨脹的侵蝕，有能力雇用金融顧問與股票經紀人減緩通貨膨脹影響，而且部份高報酬投資項目只開放予較具規模的資本。至於最不富有者，其財富存放在低利息的支票或儲蓄帳戶，也沒有足夠資本投資不動產抗衡通貨膨脹，在大城市更可能長期擔當承租人。

隨著全球成長率低、各國政府更為激烈競爭吸引資本與初始資本報酬率與規模成正比，國內寡頭趨異化在二十一世紀出現的風險增加。將全球各國財務數字加總，會發現全球淨資產為負數，假如不是火星人佔據地球，這或許是因為統計偏差，但也有可能是未申報的資產在避稅天堂，估算可能達全球GDP的10%，當中絕大多數由富裕國家國民持有。這顯示出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化資本主義中，追蹤資產流向實際情況的困難。

二十世紀富裕國家稅收的國民所得佔比大幅上升，由二十世紀初低於10%升至二十世紀末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其中美國為30%，英國約40%，德國45%，法國50%，瑞典近55%。從稅收角度來看，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從未如此重要。二十世紀稅收佔比的成長用於建構社會國家，包括醫療、教育、替代所得與轉移給付。

未來稅收佔國民所得不大可能像1930至1980年間那般快速上升，原因是當時稅收加速動力主要來自快速經濟成長，所得每年增加5%，這在低成長社會中較難實現。此外，公部門規模過大要面對嚴重的組織問題。

二十世紀平均教育水準雖然大幅上升，勞務所得不均卻並未降低，流動性也未有改變。學費昂貴、受教權與大學捐款的關係、社會與文化篩選機制都是可能原因。

二十世紀建立的隨收隨付制退休金適合當時社會條件，包括高人口成長率與更高的生產力成長率。到二十一世紀經濟成長率降低，資本報酬率將遠高於經濟成長率，改為資本化退休金制聽來是可行方法，但這需要面對兩項缺陷︰一，轉型時整整一世代退休人士將一無所有；二，資本報酬率極為波動，投資所有退休金在金融市場有相當高風險。作者認為，因人口老化推行退休金改革需面對個人差異，例如區分希望延遲退休與提早退休人士；但也要改革對公私僱員與無業者有不同規定的複雜制度，統一建立個人帳戶退休計劃。

資本自由流動令稅收競爭更為激烈，導致很多國家將資本所得從累進稅中排除，結果所得稅在最高所得階層即將或已經在2010年變成累退。例如在法國底層50%稅率40%至45%，接著40%群體稅率45%至50%，但前5%與1%稅率反而較低，前0.1%群體稅率只有35%。窮人稅率較高反映在消費稅與社會提撥，中層反映在所得稅，前10%累退稅率則反映資本稅累退。這種情況在歐洲與美國都是如此，甚至可能更明顯。除累退所得稅外，遺產稅比所得稅輕也令稅制更為累退，特別是繼承財富已越來越重要。

累退稅會令資本大為集中，嚴重傷害社會整體的財政共識。在經濟低迷時，尤其是中層階級，難以接受自己繳稅比上層階級更多，認為整個制度不公平，助長個人主義與自私心態發展。較急遽的累進稅制，可以大為改善受全球化衝擊下缺乏技術勞工的處境，避免破壞民眾對經濟全球化的支持。

二十世紀最高邊際稅率在歐美國家大幅上升出現在兩次大戰時，一戰讓最高邊際稅率從不足10%在幾年內提高至40%以上，沒有一戰的震撼最高稅率不可能如此急速大幅攀升。最高稅率在一戰後幾年內稍為下跌，但在1930年代起經濟大蕭條與二戰衝擊下升至新高。

英美兩國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充公稅制對付「超額」所得與財富。兩國最高所得稅率在二戰時試過高於90%，並在戰後二十年一直在約90%水平。從1930年1980年代美國最高遺產稅介乎70%至80%，英國在1940與1970年代最高遺產稅更達98%，遠高於法國的30%至40%。1980至2010年代這種情況幾乎倒轉，英美兩國最高所得稅率跌至30%至40%，變成遠低於法國與德國的50%至60%。

1980至2010年已開發國家的最高所得稅率減少幅度，與同期所得前10%的國民所得佔比提升情況吻合。作者認為較實際的解釋是，較低的最高所得稅率，徹底改變如何決定高階主管的薪資。1950與1960年代英美高階主管沒有理由爭取加薪，因為加薪的80%至90%需要繳稅。1980年後規則改變，高階主管有更大誘因說服他人為自己加薪，尤其是薪酬委員會成員通常是自己人。如前所述，加薪與才能無關的外在因素，也就是運氣比較有關，與才能與部門差異比較無關。

作者認為規範二十一世紀全球世襲資本主義的理想工具是累進全球資本稅，加上國際金融高透明度。資本稅針對個人財產的全球財富課徵累進年度稅，納入所有資產類型，包括不動產、金融與企業資產，按資產淨值徵稅，並可在資產淨值超過一定門檻(例如100萬歐元)才開徵。其目的不是取代既有財稅來源，而是透過提倡民主與金融透明度規範資本主義，避免財富無止境趨異，並有效管控金融與銀行危機。開徵資本逼使政府釐清並擴大銀行資訊自動連線有關的國際協定，令國家稅務機關獲得計算每位公民財富淨額所需資訊，無需由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人報稅會更簡單，也消除自報財產會低估價值的誘惑。

由於非常富有者的所得定義並不明確，加上資本報酬率受各種經濟震盪影響，作者指理想的稅制應兼具激勵邏輯與保險邏輯，向資本存量與資本收益流量兩者課稅，並對財富繼續徵收一次性遺產稅，讓繼承、所得與資本稅角色互補。

規範二十一世紀世襲資本主義的其他嘗試是保護主義與金融管制。保護主義對發展程度較低國家，以及對付不尊重國際規則國家有其用處。但作者指長期大規模保護主義無法創造財富，也無助於對抗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讓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不均趨勢。資本控制可能不是因應全球經濟不穩最適當的做法，但可以讓單一國家應付經濟動盪而不會喪失主權。

透過移民重分配或能使不同國家人均產出與所得趨同，令問題延後出現，但全球財富集中的動力仍然存在。此外，作者提醒，假如推動自由貿易、資本與人民自由流通，卻摧毀社會國家與累進稅制，歐美國家防禦式民族主義與身份政治的誘惑很可能會空前強烈。

大幅減少龐大公共債務主要有三種方法︰資本稅、通貨膨脹與政府緊縮，可按不同比例實施。如果能夠實行，私人資本特別稅是最有效的辦法，對私人財富課徵一次性0%至20%或十年0%至2%累進稅，令政府可以降低相當於國民所得20%的公共債務。這種做法與否定債務不同之處是，特別稅要求每個人有所貢獻，而不是無法得知由誰承擔成本，較為透明與公正。

歷史上大部份龐大公共債務是以通貨膨脹解決，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歐洲。作者堅持通貨膨脹最多是取代累進資本稅的不完美方法，其問題是通貨膨脹一旦開始就難以控制，例如1945至1948年法國通貨膨脹率連續四年超過50%，雖然消除公共債務，也令小儲蓄戶一無所有。同時通貨膨脹變成長期趨勢並納入預期後，借錢給政府者會要求更高利率，令通貨膨脹的大部份效果消失。如前所述，通貨膨脹也產生重分配效果，有利於可投資不受通貨膨脹影響資產的最富有者，令財富最少者受害。

從公正與效率角度來看，長期緊縮是最差的方法。假如既沒有特別資本稅也沒有額外的通貨膨脹，二十一世紀初歐洲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才能從龐大的公共債務中脫身。1815至1914年英國用一百年時間，以每年國內生產毛額2%至3%財政盈餘，才能擺脫拿破崙戰爭積欠的債務。當時英國債務是國內毛額200%，通貨膨脹近乎零。這段期間英國花在債息的金錢比教育支出還高，這有利於政府公債持有人，而不是英國人整體利益。

作者認為二十一世紀未來需要發展財產與資本民主控制的新形態，讓每個參與團體取得經濟資訊。最重要的是公佈民間企業與政府機構的詳細帳目，讓勞工與一般公民對企業決策參與投資決定。會計與財務透明度、資訊共享與參與公司決策的權利，都是民主制度重新控制資本主義所需的改造。

總結本書，作者指市場經濟中r > g的力量展現出一種根本邏輯矛盾，企業家不免傾向變成收租者，對只以勞動過活者的宰制力量越來越大。r > g可能在二十一世紀再度成為常態。為避免無止境不均循環，同時保留競爭與促發資本累積的誘因，作者認為正確解決方法是累進式年度資本稅。例如低於100萬歐元財富稅率0.1%或0.5%，100萬至500萬歐元稅率1%，500萬至1000萬歐元稅率2%，幾億至幾十億歐元稅率可至5%或10%。困難在於累進資本稅需要國際緊密合作與區域性整合，無法只靠民族國家自行完成。作者最後指，全體公民都應該認真看待金錢、金錢的衡量方式，以及與金錢相關的事實與歷史。拒絕處理數字，難以符合最不富裕者的利益。

The righteous mind

看完了The righteous mind，主題是圍繞著道德心理學說明，人們為何會在政治、宗教與道德等議題上有明顯分歧。作者說明righteous mind讓人們互相合作，並以三項原則概括道德心理學的發現︰

1. 直覺先行，策略的理據在後
2. 道德不只建基於傷害與公平原則
3. 道德既凝聚眾人也會令人盲目

過去對道德從何而來主要有三種說法︰一是天性如此，二是從幼年期學習得來，三是道德是孩童透過自己的經驗自行建構而來。作者則指道德受文化影響，噁心與不敬感覺也可以左右思考，可見道德是由天生特質與社會學習加起來形成。

作者設計各種不會損害他人卻會引發噁心或不敬感覺的處境，例如吃將要丟棄的人體屍首，然後問受試者覺得這是否道德，並要他們解釋原因。許多受試者都即時並感性地作道德判斷，但在不斷追問下他們不太能解釋這判斷的原因，理由只是激情後才建立。

雖然道德判斷是指某些人做了不對的事，不應是主觀判斷。我們會以理由重構我們自己道德判斷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想其他人與自己有同樣判斷。作者對道德判斷建立的社會直覺模型如下︰

1, 2, 3, 4是主要連結，分別是1直覺判斷、2事後理由、3理據式說服及4社會式說服，5與6分別是5理據式判斷與6個人反思，作者認為這兩種情況較為少見。因為直覺先行，理據在後，我們在道德或政治議題的分歧，依靠列舉理據難以改變各人觀點以達成共識。以同理心理解對方的直覺來源，才有可能改變人們在道德或政治議題的觀點，雖然這在不同觀點雙方很難做到。

我們的感覺比思考更快，更影響行為，在政治或社會議題上我們的感覺會對特定詞語有固有連結(implicit association)︰例如「福利」對自由派(左派)會較快與美好的詞語連結，對保守派(右派)則相反，這種直覺反應可快至在十分之一秒內出現。身體狀況對道德判斷也有影響，當人們在臭味下會對不道德行為更為苛刻，洗清自己則會令人們更著緊道德純淨。

精神病態者可以理據思考判斷卻缺乏情感，無法作出道德判斷；嬰兒有情感卻未能以理據思考，也表現出有能力作道德判斷，腦部掃瞄也顯示道德判斷時大腦情感區活躍，這反映出道德判斷不是來自理據，而是來自情感。

作者將直覺比喻為大象，理性比喻為騎象人。大象在聽聞其他人的事時會立即傾向某一方向，之後騎象人開始找理據支持大象為何有這舉動。大象遠比騎象人有力，但牠也不是絕對獨裁，騎象人在發現無法辯護或大象的舉動是自毀時，就不會為大象的行為找理據。

作者認為，一個道德的社會是指確保人們的聲譽名副其實，壞行為總是會帶來不好的後果。理據不一定需要真的正確，但要令其他人相信這理據說明自己的行為正確。我們運用理據比較像爭取票數的政治家，多於像尋找真相的科學家。我們都無意識地注重他人對自己的評價，為自己任何判斷作辯解。IQ高的人自我辯解理由更多，卻不是更完整探索議題不同觀點。只要能自我辯解，我們可以說謊與欺騙，甚至讓自我辯解說服自己沒問題。

我們對待與自己觀點相同與相異的證據看待方法有差別，對觀點相同證據我們問的是「我可以相信它嗎？」，只要有可信之處就會接受；對觀點相異證據我們問的是「我一定要相信它嗎？」，即使稍有未能確信之處就不會接受。我們的道德與政治觀點並不是出於自私，而是出於自己所屬的群體。我們會以說理技巧支持自己的隊伍，並向它表示自己的投入。

作者因此指崇拜理性只是不存在的幻覺，我們說理是用於鼓勵爭論、說服與操縱，而不是尋求真相。我們不應只依賴每個個人自行尋找真相，反而應以適當方式集合所有人，讓每個人以其說理反駁其他人的說法，並讓每個人感受到共同連結或命運，以令他們謙恭地交流。團體或制度中智識與意識形態多樣，對尋找真相與制訂良好政策很重要。

作者認為WEIRD——西方(Western)、受教育(Educated)、工業化(Industrialized)、富有(Rich)與民主(Democratic)——人士將世界看成是各個不同個人，忽視人際關係，以傷害與公平原則為道德基礎。作者參考不同文化的道德原則，以味覺為比喻，稱道德基礎也不只有傷害與公平原則，並提出忠誠、權威與神聖是另外三項道德基礎︰

	關心／傷害	公平／欺騙	忠誠／背叛	權威／顛覆	神聖／墮落
適應的挑戰	保護與照顧孩子	雙方合作互利	組成緊密聯結	建立等級下的有利關係	避免污染
原本觸發事物	孩子表現出受苦、憂傷、需要	欺騙、合作、欺詐	對團體的危害或挑戰	支配與服從的跡象	廢棄物、病人
現時觸發事物	海豹嬰兒、可愛卡通人物	婚姻忠誠、失靈的自動販賣機	體育隊伍、國家	上司、受人尊重的專業人士	禁忌想法(共產主義、種族主義)
情感特質	憐憫	憤怒、感激、內疚	團體榮耀、對背叛者的憤怒	尊重、恐懼	噁心
相關美德	愛心、和善	公平、正義、可信	忠誠、愛國、自我犧牲	服從、尊敬	節制、禁欲、虔誠、潔淨

自1970年的腦部研究指出，大腦就像一本書，基因寫下的就像草稿大綱第一稿，在後天經驗中組織引伸。這也是為甚麼五項道德基礎會在不同文化下出現各種道德與政治光譜。自由左派較著重關心基礎；公平對左右派而言有不同意義︰左派著重平等，右派著重比例(proportionality)；左派傾向普世主義，對團體內的忠誠較不重視；保守右派著重權威，權威不只是權力，也包括維持秩序與正義的責任；神聖基礎來自避開病原體的需要，並擴展至我們對某種事物的永恆價值，並以神聖事物連結群體，宗教右派與靈性左派都著重於此。

作者以自己的網站調查結果推論，除了上述五項道德基礎外，人們也重視自由／反抗這第六項基礎，其起源為團體小部份人有機會時會支配、欺凌與打壓他人，觸發事物是任何攻擊性與控制行為，觸發的情感是抵抗。自由基礎與權威基礎顯然有衝突，當領袖被認為並不正當時，自由基礎會比權威基礎強烈。自由左派將自由基礎應用在社會正義，較普世並與關心基礎連結，對象是弱勢與無權力者；保守右派自由基礎的對象則是自己所屬群體，表現在對暴政的憎惡，這也讓他們與自由意志主義者(libertarians)組成政治同盟。

從道德基礎理論分析，美國自由左派民主黨主要有三項道德基礎︰關心、公平與自由，保守右派共和黨則有全部六項基礎，作者因而認為，保守右派有道德優勢贏取鄉郊與工人階級選票，而且自由左派對此仍未理解。

作者認為人類在演化過程中經歷多層選擇，即包括基因、個人與群體的自然選擇，理由為1. 搭便車者令更多層級、大型與有力的載體有演化優勢，並在團體中出現分工、合作與利他行為；2. 人類可共享意圖與其他精神表達，讓早期人類合作、分工與建立共同規範；3. 基因與文化共同演化，讓人類擁有部落天性；4. 演化速度很快，在過去五萬年甚至加速。

作者的假說是，我們是有條件的群體生物，在一定條件下會放棄自利並為群體犧牲自己利益這些條件的例子有︰對自然敬畏，如仰望星空時、藥物影響與參加狂野派對。催產素與鏡像神經元可能是這群體開關的生物元素︰催產素令人們更歸屬團體，鏡像神經元幫助人們同情與自己有相同道德基礎的人。這反映出人們的愛並非毫無條件，而是限制在自己的團體中。

作者指宗教與團體運動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是以「信仰」、「歸屬」與「行事」三者互動產生。作者認為宗教有助於連繫團體、解決搭便車問題，並在團體層面的生存競爭中取勝。儀式是讓非親屬團體合作的解決方法。神明則令團體成員較不會搭便車犧牲他人自利。

作者以功能與描述性取向定義道德體系︰道德體系是各種互相關連的價值、美德、規範、實踐、身份、制度、技術與演化心理機制，它們共同抑制或管理自利行為，令社會可以共同合作。

綜合前面作述，作者歸納出個人政治觀點的形成過程︰1. 基因上某些人對新事物、改變與新體驗較快速，某些人對威脅較有反應，前者較易支持自由左派，後者較易支持保守右派；2. 不同基因令人們傾向走向不同生活路徑，成為不同的人；3. 人們建構關於自己的故事，簡化與重構自己的人生，並將這些故事與政黨的大故事連繫。

作者引用調查指自由左派對其他不同政治觀點的人認識格外少，他們較難理解忠誠、權威與神聖基礎為何與道德有關，也較少關注道德資本——共同體多大程度擁有抑制或管理自利行為，令社會可以共同合作的道德體系——的重要。保守右派則傾向未能認清制度改變的需要。

作者稱，自由派可取之處包括需要政府管制龐大的企業，以及管制才可以解決市場外部性(externality)——整體利益或損失沒有反映在市場價格——的問題。自由意志主義者可取之處是市場創造許多奇蹟，保守派則正確指出急速改革可能會摧毀整體社會。

作者總結，我們深受直覺影響，主觀感受主導策略論據，讓我們難以與其他道德觀點者連結，卻不是完全不可能。遇到道德基礎不同者時，不要放棄，但也不要立即入正題，在找到共同之處或建立信任後才帶入道德討論，嘗試以讚揚開始，或者真誠表現出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