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主題是過去與現在的財富與所得不均，內容頗多，摘要地說說。
本書最重要的主題是，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產出及所得的成長率，資本主義就會自動產生分配不均。單靠供需互動，在供需過渡的好幾十年期間，相對價格極端化令「稀少性原則」足以產生財富長期不均。一旦人口及生產力成長率相對低落，過去累積財富的重要就會相對提高，甚至動搖社會基礎。
書中所用資料包括所得、財富及它們的分配，所得方面以財稅申報資料估算高所得的十分位與百分位，國民所得與平均所得來自國民經濟會計帳。財富方面運用遺產繼承稅申報資料、對比遺產與儲蓄之相對重要與國家資產負債表。
作者指本書研究成果為︰一，財富分配歷史始終深具政治色彩，特別顯示在1900年代至1950年代已開發國家貧富差距縮小，主要由兩次世界大戰衝擊及相應公共政策影響。二，財富分配由幾種強大力量影響，沒有自發過程可避免不平衡與不均等力量佔上風。
減少貧富差距的趨同力量包括︰知識傳聞與技能培訓的投資，這是主要機制，很大程度依賴教育政策、提供培訓及建立相關制度。流動性也令社會趨同，但力量較小且效果不明確。人力資本崛起與世代取代階級在理論上會引發趨同，實證資料上卻看不到這些現象。
趨異力量更令人擔憂，因為它們可以在技能培訓投資良好，市場運作條件齊備的環境中。當中包括最高所得群體與他人完全脫鉤，以及更重要的，在經濟成長率(g)低與資本報酬率(r)高的世界中，繼承財富者只要將部份所得儲蓄，資本成長速度就會比整體經濟更快，令財富累積與集中更不平等。r>g與市場失效無關，反而是資本市場越接近經濟學家「完美」的條件，就越有可能出現。
本書提到的國內產出、國民所得、資本與勞務概念定義如下︰國內產出是國內生產毛額減去資本折舊(每年約10%)；
國民所得是國內產出減去國外所得淨額，以全球而言，所有產出必須以各種所得形態分配，可分成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本書中資本不包括人力資本，定義為所有可藉市場擁有與交易的非人力資產，與財富交替使用；國民財富(或國民資本)是私有及公有財富總和。
本書以資本/所得比(β)研究財富集中的歷史，資本是存量，指特定時間點的所有財富總額，所得是流量，指一段時間內產出並分配的財富。2010年代初，已開發國家資本/所得比介乎5至6，幾乎都是私人資本，居民平均所得30,000歐元，平均擁有180,000歐元資本，其中90,000歐元為住宅不動產，餘下90,000歐元包括股票、債券、其他持股、儲蓄或企業或公部門的投資。
資本所得在國民所得(即資本與勞務所得總和)佔比(α)與資本/所得比(β)的關係如下︰
α = r × β
r為資本平均報酬率。
2010年代初，在已開發國家，α在30%左右，假如 β為600%，則r為5%。換句話說，在平均所得30,000歐元中，21,000歐元(70%)為勞務所得，9,000歐元(30%)為資本所得， 在平均180,000歐元資本下，資本平均年報酬率為5%。
在全球產出方面，歐洲與美洲在1900至1980年間佔全球商品與服務產出70%至80%，至2010年代初降至50%，人均產出趨異時間看來已過去，趨同追趕現象仍未結束。2012年全球人口七十億，產出稍高於70兆歐元，扣除10%資本折舊每人每月平均所得為760歐元。但部分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人均月所得大約為150至250歐元，與人均月所得2,500至3,000歐元國家(西歐、北美、日本)相差十至二十倍，全球人均月所得600至800歐元則相當於中國的水平。
從歷史經驗觀察，例如日本、南韓、台灣與中國等各國趨同的主要因素，是自己進行必要投資，特別是教育與人才訓練，並因知識傳播與生產力提升在商品與服務市場開放中受益。資本流動令外國大量擁有資產的國家，反而容易因財產權與徵收問題引起政治動盪。
按現時人口與經濟數據回推，西元元年至1700年的經濟成長，包括人口成長與人均產出成長，每年不會多於0.2%。1950至2010年間全球人口成長率大於1%，往後預計會回到接近0.1%。人口自然成長率高會減弱財產繼承的重要，經濟成長也令上一代累積的財富較微不足道，也需要新技能從而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反之，人口與經濟停滯很可能令資本報酬率遠高於經濟成長率，引起極大財富不均。
資本報酬率與經濟成長率少許差距，長期累積足以產生重大影響。
1700至2012年全球人均產出平均成長率是0.8%，十八世紀0.1%，十九世紀0.9%，二十世紀1.6%，成長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歷史上沒有任何一處在全球科技領先的國家，能長期維持人均產出成長率在1.5%以上，每年3%至4%經濟成長不是歷史常態。
作者指二戰後法國、德國與日本經濟成長率較英國與美國高，很大部份是因為這三國在兩次大戰間成長較英國與美國慢，在二戰後出現追趕現象。1945年歐洲國家實施國營化，以及1980年英國與美實施自由化政策，都沒有造成很大影響。
將人口與人均產出成長曲線加總呈現的全球產出成長率，顯示在1950年前數字一直低於2%，在1950至1990年前所未有年升至4%，1990年至2012年則下跌至3.5%，預測這會維持至2030年，然後漸漸降至2100年約1.5%。
在英國、美國、法國與德國，歷史上通貨膨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乎不存在，每年最多0.2%至0.3%，有時是負數。一戰令各國政府嚴重負債，戰後各國或多或少透過增加貨幣供應解決公債問題。1930年代大蕭條後各國幾乎全面放棄金本位，令所有貨幣指標失去意義，此後通貨膨脹從未消失。1950至1970年英國、美國、法國與德國平均年通貨膨脹率為2%至6%，通貨膨脹率1970年代急升，1990至2012年各國平均通貨膨脹率為2%，仍然比一戰前的0%高。
英、法兩國十八與十九世紀資本／所得比相對穩定，介乎六至七倍，隨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急降，到1950年只有兩至三倍，往後逐步回升，至2010年代回升到五至六倍。在資本組成上，十八世紀初農地佔兩國國民資本三分之二，到二十一世紀降至不足國民資本2%，改為以不動產、工業與金融資本為主。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英、法兩國持有大量海外資產及其收益，令兩國可長期承受貿易赤字，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後，兩國國外資本淨額變為接近零。
在2010年代，英法兩國公有資本減去債務後的淨額都接近零，佔國民財富很可能低於5%。從歷史發展看，公有資本遠低於私人資本並非特例，大多數在國民所得正負50%範圍，無法與私有資本最高達國民所得700至800%相比。
十九世紀英法兩國公共債務報酬率很高，而且通貨膨脹微弱，讓私人資本可靠公共債務利息維生，助長私有財富擴張。到二十世紀，公共債務因通貨膨脹抵銷，償還的貨幣也不斷貶值，令政府債券有重分配的效果。但這種重分配機制有兩項問題，一是直接或間接持有政府債券的群體，通常遠不是最富有一群；二是通貨膨脹機制無法持久運作，債權人會因長期通貨膨脹要求提高利率。1970年代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失業率上升，經濟成長相對趨緩，壓抑通貨膨脹成為新的主流共識。
所有歐洲國家資本/所得比都在二十世紀前半急跌，當中最多只有三分之一(德國)是戰火破壞造成，最大的因素是政治與財政衝擊，包括海外間接投資瓦解、戰時低儲蓄率與戰後混合所有制令資產貶值。
美國在十九世紀初資本/所得比較歐洲低，資本約為國民所得三倍。關鍵是美洲人均土地遠高於歐洲，令土地市值非常低。此外，美國建國初期移民比例較多，無法將住宅或機器設備移入。南北因土地供應與奴隸形成不同現實︰北方相對平等，土地供應充足，資本不是非常重要；南方財富分配極為不均，奴隸在資本地位上實質取代了農地。
二十世紀各種衝擊對美國影響較少，資本/所得比在四至五倍之間。美國從來不是殖民強權，國外資本規模與重要始終有限，在歷史上淨國外資本總是負數，但幅度多數是2%，最多不過5%。
長遠而言，資本/所得比(β)與儲蓄率(s)及經濟成長率(g)如下︰
β = s / g
例如一國每年將國民所得12%儲蓄，國民所得成長率是每年2%，該國資本/所得比長期下來會是六倍。這表示在儲蓄率高而成長低的國家，長期下來會累積大量資本，讓過去累積財富的重要不成比例地提高。
這也代表經濟成長率稍為變動，長期也會對資本/所得比帶來很大影響。例如儲蓄率同為12%，但經濟成長率由2%跌至1.5%，長遠而言資本/所得比就由六倍升為八倍。
β = s / g是漸近的法則，只有在長期才能成立，至少需要好幾十年。公式的資本是指人可以加工與投資累積那些資本，假如天然資源佔國民資本大部份，不需經過儲蓄，β也可以很高。公式也需要資產價格平均成長速度，與消費者物價成長速度相當才能成立。
本書計算中的儲蓄(s)包括民間儲蓄與企業直接或間接儲蓄，扣掉資本折舊。民間儲蓄不包括民眾購買的耐久財，如家具、家電及汽車。私有財富包括基金會與非營利組織的資產與負債。
富裕國家自1970年起資本/所得比從二至三倍半升至四到七倍，這種演變可以三組相輔相成的因素解釋︰一，成長趨緩，特別是人口成長趨緩，加上儲蓄率相當高；二，私有化運動令公有財富轉為私有財富；三，二次大戰後資產價格低下，產生房市與股市長期補漲，1980年後政府政策更有利私有財富，令補漲現象更為迅速。
1970至2010年八個富裕國家(美、日、德、法、英、義、加、澳)人均國民所得成長率分別不大，每年介乎1.6%至2.0%，但人口成長率卻有差異，歐洲與日本人口成長率不足每年0.5%，美、加、澳卻在1.0%至1.5%之間，令美、加、澳整體成長率約3%，歐洲與日本卻只有2%。在儲蓄率方面，1970至2010年八國平均在10%至12%，但英、美兩國卻低至7%至8%，日本與義大利則高達14%至15%。觀察成長率與儲蓄率差異，相較日本，美國儲蓄率較低而成長率較高，所以有較低資本/所得比。
這八個國家在1970至2010年間公有資本相對國民所得比都下降，而私有資本相對國民所得比則逐漸上升，在國民資本增加速度不及私有資本下，助長資本/所得比上升。
1950年代資本/所得比低點無法僅以β = s /
g解釋，也必須考慮不動產與股票價格在二戰後跌至歷史低點，原因包括租金管控、金融管制與政治氣氛不利私人資本主義。至1970年起，富裕國家的市值對帳面值比率都傾向逐步增加，反映資產價格歷史性反彈，這可解釋富裕國家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資本/所得比成長幅度。
從日本與西班牙的經驗看來，當β = s /
g的均衡點攀至很高時，可能會產生風險，將國內資產價格推向空前高位，產生經濟泡沫。此外，2010年代初金融全球化的特徵之一，是各國資產互相持有，雖然淨值不高，但金融資產與負債總額大幅上升，從1970年國民所得四至五倍攀升至2010年代初十至十五倍。這會令小國特別脆弱，因為金融資產與負債估值稍有偏差，就會導致資產淨值大為變化。
以全球而言，2010年代初全球資本/所得比約為五倍。假如預測全球成長率將於由每年3%下跌至未來1.5%，並假設儲蓄率長期維持在10%，全球資本/所得比將會在二十一世紀期間升至近七倍，與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水平相似。
前述公式α = r × β
，即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α)等於資本平均報酬率(r)乘資本/所得比(β)。檢視英、法兩國數據，α的長期演變與β同樣呈U形曲線，但轉變幅度較小，表示r的變化緩和了β數值變化，r提升時，β值較低，反之亦然。具體而言，在十八與十九世紀，資本平均報酬率約每年5%至6%，二十世紀中升為7%至8%，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回落至4%至5%。
計算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的困難是，特別在人合企業與獨資企業中，資本所得與勞務所得較難區分，本書計算根據其他經濟活動資本與勞務所得平均相對佔比，區分混合所得。資本存量比所得這流量估算更為精確，作者指這是本書以資本/所得比為研究核心的原因。此外，資本報酬也包括投資人投入勞務或心力，在本書估算納入這項非正式勞務大約令資本報酬率降低1%至2%，稱為資本「純」報酬率。
稅前純資本平均報酬率的歷史極長期近乎穩定，每年3%至6%。十八與十九世紀稅賦壓力不大，二十與二十一世紀稅賦明顯增加，如所得稅、不動產稅、營所稅等，令稅後純資本平均報酬率下滑更多。
資本報酬率也會視不同資本類型有差異，在二零一零年代，扣除通貨膨脹後，支票帳戶資本報酬率是負數，活期與儲蓄帳戶利息僅比通貨膨脹稍高，這些資本約為總財富5%。住宅不動產佔總財富一半，年租金約等於不動產價格3%至4%。金融投資是較大筆財富主要型態，報酬率亦更高，拉高資本平均報酬率。
在歷史上，資本發揮兩大主要功能，一是提供住宅，二是擔當生產要素，幫助生產其他商品與服務。資本邊際生產力是指「多投入一單位資本可帶來的額外產出」，資本存量越大，其邊際生產力就會減少。在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少於一時，當資本/所得比上升，資本邊際生產力會大幅下降，令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下跌。假如替代彈性大於一，資本/所得比上升時資本邊際生產力下降有限，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仍會增加。
在傳統農業社會，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明顯低於一。反之，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與勞務替代的可能情況非常多，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很有可能大於一，這表示當資本/所得比上升，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也會升高。現代科技相當倚賴資本，大量資本累積不會令報酬率崩潰，作者認為沒有理由相信資本所得佔國民所得份額將會持續縮小。
對資本/所得比的演變，作者總結指在低成長社會與高額資本存量趨勢中，β = s / g意味著過去累積傳承的資本重要性會上升。α = r × β
在歷史經驗中暗示β 上升不一定會造成 r明顯下降，因為勞務與資本替代彈性大於一。這表示
α可能會上升至30%至40%，回到甚至超越十八與十九世紀的水平。上述分析也帶出沒有自然力量可確實減少資本的重要與資本所得，經濟邏輯與科技理性不一定會成為依民主思想以才能決定報酬的市場。建構更公平理性的社會秩序，以及建基於共同利益的社會，僅靠科技的魔法並不足夠。
根據可取得數據資料，不論任何時期、任何國家，資本所有權分配與資本所得不均都比勞務所得分配不均高。勞務所得前10%的人，分配到全體勞務所得25%至30%；資本所得前10%的人，分到到總資本所得則有50%以上。勞務所得後50%人士佔全體勞務所得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資本所得後50%人士佔總資本所得則不過10%。
高齡社會並非資本極為集中的主要機制，在各年齡層都看到與整體社會相同的財富集中現象，世代鬥爭並未取代階級鬥爭。
在勞務所得上，歷史上低度不均的社會，例如1970與1980年代斯堪地那維亞北歐國家，勞務所得前10%群體擁有略高於20%總勞務所得，居中40%群體擁有約45%總勞務所得，後50%群體擁有約30%總勞務所得。中度不均的社會，例如2010年的歐洲，前10%群體擁有35%，居中40%群體擁有40%，後50%群體擁有25%總勞務所得。高度不均的社會，例如1910年的歐洲與2010年的美國，前10%群體擁有50%，居中40%群體擁有30%，後50%群體擁有20%總勞務所得。
至於資本所有權，低度不均社會在現有數據的歷史上並不存在，中度不均社會前10%群體擁有50%，居中40%群體擁有40%，後50%群體擁有10%總財富。中高度不均社會分別是60%、35%與5%。高度不均社會分別是70%、25%與5%。極度不均社會分別是90%、5%與5%，這是1910年歐洲的水平。
前1%的佔比也值得留意。在勞務所得中，低、中與高度不均社會前1%佔總勞務所得分別為5%、7%與12%。資本所有權方面，中、中高、高與極度不均社會前1%佔總財富分別為20%、25%、35%與50%，極度不均社會前1%群體佔有總財富的一半。
至於勞務加資本所得的總所得，低、中、高度不均社會前1%、前10%、居中40%與後50%佔總體分配分別為，低︰7%/ 25%/ 45%/ 30%；中︰10%/ 35%/ 40%/ 25%；高︰25%/ 60%/ 25%/ 15%。
造成所得高度不均的路徑有二︰一是「超級世襲社會」或「收租者社會」，以繼承財產為重，加上高額資本所得，導致財富極為集中，例子像舊制度時代的法國。二是「超級績效制社會」，最高所得階層以勞務所得為主，勞務所得分配極為不均，大致是近幾十年美國獨有。兩條路徑可在同一社會中並行不悖。
以法國為例，自二十世紀前10%群體總體所得佔比大幅縮減，由一戰前夕45%至50%降至二戰後低於30%，1945年至1967年急速成長至36%，1968至1989年跌回30%，自1983年後再度升高，2010年在30%至35%，總體所得佔比縮減原因完全是因為頂端富中的資本所得消失，資薪分配沒有太大改變。總體所得分配不均縮減集中在1914至1945年，由戰亂及隨後的動盪，而不是漸進、基於共識、毫無衝突的演進引致。
總體所得前10%群體由兩組不同群體組成︰前1%以資本所得為主，其餘9%主要所得是勞務所得。前10%群體的資本所得主要來自利息與股利，前1%的鉅額財富大多由金融資產構成，形式多為股票與合夥事業股權。在1929至1935年大蕭條期間，經濟崩潰、利潤銳減與公司破產，令前1%的金融資產資本所得劇跌，總體所得佔比也下跌。反之，同期另外9%包括許多經理人，他們在大蕭條下與其他群體所比是受益者，讓他們在總體所得佔比急升。
美國總體所得差距在二十世紀初比歐洲低，前10%總體所得佔比45%至50%，該國所得差距在經濟大蕭條與二戰大幅縮減，但縮減程度不及歐洲，令二戰後美國所得不均比歐洲大。美國最均等時間為1950至1980年，前10%總體所得佔比30%至35%。自1980年代起所得不均急劇擴大，2010年代前10%總體所得佔比上升至45%至50%。
1980年代起所得不均擴大主要來自前1%，1970年代其總體所得佔比為9%，2010年代升至20%。至1977至2007年間，大約四分之三經濟成長果實流入前10%群體，前1%已取走總成長60%，加上經濟成長減慢，令中低層所得停滯不前。這趨勢主要原因是勞務所得差距空前擴大，前10%群體總薪資佔比由1970年代25%提升至2010年代35%，而且薪資流動性不高。最高千分之一薪資群體中，六至七成是高階經理人，金融專業人員佔總數兩成，也就是有八成千分之一群體從事非金融業。
支持最低工資與固定薪資的論點，主要是個人邊際生產力不容易衡量，固定薪資對企業反而比較有效率；以及員工為工作需求「專屬投資」，學習無法轉移到其他公司的工作方法、運作方式與技能。作者指，長遠而言，減少薪資差距最好的辦法是投資在教育與技能，最低工資與薪資標準不可能長期成長五至十倍。
與英語國家相比，日本與歐陸國家受資訊科技變革影響程度相近，生產力成長趨勢類似，但前10%群體總所得佔比上升幅度不如英語國家嚴重。這表示邊際生產力、教育與科技賽跑理論，無法解釋富裕國家間的不同演變情況。
作者認為特別是美國最高薪群體薪資暴增，在於其工作的功能獨特，加上資訊不完整，難以評估其邊際生產力。實務上最頂級的薪資通常是由高階主管自己，或者同樣領高薪的薪酬委員會決定，至少讓他們有原因在評估自己的邊際生產力時較會樂觀。當精確的評估難以實行，社會規範對各國差異的影響就更大。
高階主管極高待遇無法以理性的生產力自圓其說，證據是公司績效無法解釋不同主管待遇，反而是外部原因令公司銷售大幅成長時，經理人加薪速度最快，也就是他們靠運氣領錢(pay for luck)，這在美國公司特別明顯。
在資本分配不均上，由十八與十九世紀直至一次前，歐洲國家財富極為集中。以法國為例，擁有財富最多前10%群體擁有全國80%至90%財富，當中前1%佔50%至60%。前1%與前10%財富群體佔比自1910年下跌，直至1970年開始回升，但未有升回一戰前的佔比。各國「世襲中層階級」，即財富居中的40%群體，受益於前10%失去的財富興起，擁有全體財富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一戰前歐洲財富極為集中，主要原因是經濟成長低，資本報酬率顯著並穩定地高於經濟成長率。例如假設經濟成長率(g)為1%，平均資本報酬率(r)為5%，只要儲蓄資本所得五分之一，就能確保從上一代繼承的資本，增長率與經濟成長相同。假如儲蓄超過資本所得五分之一，即使沒有勞務所得，資本累積也會大於經濟成長率，擴大財富分配不均。這「繼承人社會」的特徵是︰財富高度集中，可觀財富代代相傳，相當穩定。
純資本報酬率在一戰前通常是每年4%至5%，兩次大戰期間扣除稅項與虧損後劇跌至1%至1.5%，1950至2014年回升至平均每年3%至3.5%。戰時破壞，受戰爭衝擊而實施的累進稅制，以及二戰後持續三十年平均每年高於3%的經濟異常成長，令1913至2012年近一世紀史無前例g大於r。作者預計，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增長減慢，加上賦稅競爭令稅率下降，稅後資本報酬率會再次高於經濟增長率，而且兩者差距會隨時間擴大。
財富分配不均並未回復至一戰前水平的可能原因包括︰1914至1945年對財富的衝擊太大，需要更長時間再度累積龐大財產；二十世紀政府開始以高稅率課徵資本質資本所得稅，資本所得稅率約為30%，這表示稅前資本報酬率5%稅後會變成3.5%，減慢財富累積速度；累進遺產稅率因戰爭壓力上升至30%，令繼承世代較難維持地位。
二十一世紀未來資本報酬率預計會比十八世紀低，由十八世紀4.5%至5%下跌到二十一世紀4%至4.5%，經濟成長率也較高，十八世紀0.1%至0.2%將變成二十一世紀1%至1.5%，這表示財富集中不必然會重回1900至1910年的極端。反向的力量則包括人口呈負成長，令經濟成長率下跌，繼承財富更為重要；金融全球化似乎令資本報酬率更為趨異，初期資本規模會增加資本報酬率，造成資本報酬分配更為不均。
當資本報酬率長期超出經濟成長率，財產繼承無可避免會遠比儲蓄重要。但這不表示二十一世紀分配不均的可能結構與十九世紀相同︰財富集中不會那麼極端，勞務所得階層擴大，財富與勞務所得的關連也比過去緊密。
1820至2010年法國的繼承資料顯示，十九世紀財產繼承流量相當於國民所得20%至25%，幾乎所有私有財富都來自繼承，大約佔80%至90%；財產繼承流量在1910至1950年大幅衰退至國民所得約5%，之後反彈並在1980年加速成長，至2010年為國民所得15%左右，繼承財富佔私人資本三分之二。按此趨勢，二十一世紀財產繼承增加，可能會影響大眾對努力是否有回報的觀感。
每年繼承與贈與流量佔國民所得比例(by)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by = μ × m × β
β是資本／所得比，資本存量越高，繼承與贈與流量也越高；m是成年人口死亡率，死亡率越高，可供繼承財產越多；μ表示國民死亡時平均財富相對所有國民平均財富的比率，死亡時比一般人越富有，繼承的財產越多。舉例而言，當β為600%，m為2%，μ為2時，繼承與贈與流量就會是國民所得的24%。
如前所述，在法國，β在歷史上呈U型曲線趨勢；成年人口死亡率自1900年下跌，但因為嬰兒潮影響在二十一世紀預期會回升；雖然在高齡社會中繼承較遲發生，但死亡時平均財富相對全體比率上揚，兩者影響力會抵銷，令財產繼承總是佔有一定角色。
1980年代起個人間贈與越來越重要，1980年贈與佔財產繼承價值40%，1990年代佔60%，2000年代已超過80%。將生前贈與納入考慮後，2010年法國的μ值超過220%，死者平均財富是生者兩倍。贈與對象主要是子女，以不動產形式為主，在贈與人死亡前十年完成轉移。2000至2010年，繼承財產者平均年齡為45至55歲，接受贈與者平均年齡為35至40歲。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意味著不論由繼承還是創業而來，財富在累積超過一定門檻後，資本就能自行加速累積，創業家終是會轉型成收租者，並將累積財富傳給下一代。兩次大戰令資本自行繁衍機制崩潰，過程包括財物損毀、通貨膨脹、破產倒閉、徵收充公等。1940至1945年甚至是歷史上第一次，並且是至今唯一一次，μ值低於1，死亡時的平均財富比活著時更低。這是二戰後財產繼承流量創新低的主要原因，不過為時短暫，β自1950年起回升，μ值也再次攀升，在1960年60至69歲及70至79歲人口已重新比50至59歲人口富有。
作者的模型預測，假如二十一世紀r為3%，g為1.7%，財產繼承流量到2040年會升至國民所得16至17%，之後一直平穩；假如r為5%，g為1%，財產繼承流量到2070年成長至國民所得24%至25%才會穩定，回歸十九世紀末的水平。
在財富頂層群體方面，十九世紀最富有1%繼承人終生可支配財產是後50%底層的二十五至三十倍，勞務所得前1%群體大約比底層富裕十倍，遠不及繼承人。1910年至1920年出生的世代則不同，前1%繼承人不及底層五倍，前1%勞務所得者卻比底層富裕十至十二倍。優渥職業報酬高於繼承，這對1910至1960年出生的世代來說情況相同。但對1970年或以後出生的世代而言，情況則較為複雜，財富繼承與勞務所得最高1%群體生活水準相當，前者約為底層十二至十三倍，後者則是十至十一倍，財產繼承也不像過去那麼集中。
作者指以極端才能主義辯解不均，對失敗者的評價更為嚴苛，會為未來更嚴重而殘酷的分配不均奠下基礎，讓未來兼具過去的兩大缺點︰財產繼承嚴重分配不均，並以才能與生產力——雖然缺乏事實根據——之名合理化薪資差異。
作者也指租金與收租者不是市場機制的缺陷，而是「完美」資本市場的結果。複雜的資本市場與金融機制傾向區隔經營與所有權，加劇資本所得與勞動所得的差異，令資本所有人毋須工作獲取所得更為容易。只要r大於g，即使以普選終結以財富決定投票資格讓富人失去主導政治的法定權力，也不會摧毀產生收租者社會的經濟力量。
較富有者平均資本報酬率很可能高於較少財富者，擁有較多財富更有辦法聘請財富顧問與金融專家，選出較好的投資目標，而且較大的資產組合更能承擔風險。1987至2013年最可觀的資產每年平均報酬率6%至7%，遠超於所有財富平均的2.1%。資本報酬率不均令r>g的分配不均效果加劇，令財富更為迅速趨異。
1980年至2010年美國大學校務基金的表現，能較完整反映出資本初始規模對平均資本報酬率的影響。校務基金規模越大，淨報酬率越高，小於一億美元的校務基金平均報酬率為6.2%，一億至五億報酬率7.1%，五億至十億報酬率7.8%，超過十億報酬率8.8%，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校務基金規模以百億美元計，平均報酬率為10.2%。
規模越大的基金越容易不限於投資股票與債市，採取較高收益的「替代投資策略」，如私募基金、未公開發行外國公司股票、避險基金、衍生性金融商品、不動產，或者能源、天然資源與相關產品原物料。這些替代投資策略需要專業能力判斷，較大規模的校務基金才有能力聘請找出最佳投資機會的資產組合管理團隊。較大型校務基金淨報酬率波動與小型校務基金分別不大，顯示其較佳報酬率並不是源自較高風險的投資。
作者指，通貨膨脹的主要影響不是降低，而是重新分配平均資本報酬率。這種重分配對最富有者有利，最不富有者受損。最富有者可以投資實物資產項目，如不動產或股市，避過通貨膨脹的侵蝕，有能力雇用金融顧問與股票經紀人減緩通貨膨脹影響，而且部份高報酬投資項目只開放予較具規模的資本。至於最不富有者，其財富存放在低利息的支票或儲蓄帳戶，也沒有足夠資本投資不動產抗衡通貨膨脹，在大城市更可能長期擔當承租人。
隨著全球成長率低、各國政府更為激烈競爭吸引資本與初始資本報酬率與規模成正比，國內寡頭趨異化在二十一世紀出現的風險增加。將全球各國財務數字加總，會發現全球淨資產為負數，假如不是火星人佔據地球，這或許是因為統計偏差，但也有可能是未申報的資產在避稅天堂，估算可能達全球GDP的10%，當中絕大多數由富裕國家國民持有。這顯示出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化資本主義中，追蹤資產流向實際情況的困難。
二十世紀富裕國家稅收的國民所得佔比大幅上升，由二十世紀初低於10%升至二十世紀末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其中美國為30%，英國約40%，德國45%，法國50%，瑞典近55%。從稅收角度來看，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從未如此重要。二十世紀稅收佔比的成長用於建構社會國家，包括醫療、教育、替代所得與轉移給付。
未來稅收佔國民所得不大可能像1930至1980年間那般快速上升，原因是當時稅收加速動力主要來自快速經濟成長，所得每年增加5%，這在低成長社會中較難實現。此外，公部門規模過大要面對嚴重的組織問題。
二十世紀平均教育水準雖然大幅上升，勞務所得不均卻並未降低，流動性也未有改變。學費昂貴、受教權與大學捐款的關係、社會與文化篩選機制都是可能原因。
二十世紀建立的隨收隨付制退休金適合當時社會條件，包括高人口成長率與更高的生產力成長率。到二十一世紀經濟成長率降低，資本報酬率將遠高於經濟成長率，改為資本化退休金制聽來是可行方法，但這需要面對兩項缺陷︰一，轉型時整整一世代退休人士將一無所有；二，資本報酬率極為波動，投資所有退休金在金融市場有相當高風險。作者認為，因人口老化推行退休金改革需面對個人差異，例如區分希望延遲退休與提早退休人士；但也要改革對公私僱員與無業者有不同規定的複雜制度，統一建立個人帳戶退休計劃。
資本自由流動令稅收競爭更為激烈，導致很多國家將資本所得從累進稅中排除，結果所得稅在最高所得階層即將或已經在2010年變成累退。例如在法國底層50%稅率40%至45%，接著40%群體稅率45%至50%，但前5%與1%稅率反而較低，前0.1%群體稅率只有35%。窮人稅率較高反映在消費稅與社會提撥，中層反映在所得稅，前10%累退稅率則反映資本稅累退。這種情況在歐洲與美國都是如此，甚至可能更明顯。除累退所得稅外，遺產稅比所得稅輕也令稅制更為累退，特別是繼承財富已越來越重要。
累退稅會令資本大為集中，嚴重傷害社會整體的財政共識。在經濟低迷時，尤其是中層階級，難以接受自己繳稅比上層階級更多，認為整個制度不公平，助長個人主義與自私心態發展。較急遽的累進稅制，可以大為改善受全球化衝擊下缺乏技術勞工的處境，避免破壞民眾對經濟全球化的支持。
二十世紀最高邊際稅率在歐美國家大幅上升出現在兩次大戰時，一戰讓最高邊際稅率從不足10%在幾年內提高至40%以上，沒有一戰的震撼最高稅率不可能如此急速大幅攀升。最高稅率在一戰後幾年內稍為下跌，但在1930年代起經濟大蕭條與二戰衝擊下升至新高。
英美兩國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充公稅制對付「超額」所得與財富。兩國最高所得稅率在二戰時試過高於90%，並在戰後二十年一直在約90%水平。從1930年1980年代美國最高遺產稅介乎70%至80%，英國在1940與1970年代最高遺產稅更達98%，遠高於法國的30%至40%。1980至2010年代這種情況幾乎倒轉，英美兩國最高所得稅率跌至30%至40%，變成遠低於法國與德國的50%至60%。
1980至2010年已開發國家的最高所得稅率減少幅度，與同期所得前10%的國民所得佔比提升情況吻合。作者認為較實際的解釋是，較低的最高所得稅率，徹底改變如何決定高階主管的薪資。1950與1960年代英美高階主管沒有理由爭取加薪，因為加薪的80%至90%需要繳稅。1980年後規則改變，高階主管有更大誘因說服他人為自己加薪，尤其是薪酬委員會成員通常是自己人。如前所述，加薪與才能無關的外在因素，也就是運氣比較有關，與才能與部門差異比較無關。
作者認為規範二十一世紀全球世襲資本主義的理想工具是累進全球資本稅，加上國際金融高透明度。資本稅針對個人財產的全球財富課徵累進年度稅，納入所有資產類型，包括不動產、金融與企業資產，按資產淨值徵稅，並可在資產淨值超過一定門檻(例如100萬歐元)才開徵。其目的不是取代既有財稅來源，而是透過提倡民主與金融透明度規範資本主義，避免財富無止境趨異，並有效管控金融與銀行危機。開徵資本逼使政府釐清並擴大銀行資訊自動連線有關的國際協定，令國家稅務機關獲得計算每位公民財富淨額所需資訊，無需由納稅人自行申報。納稅人報稅會更簡單，也消除自報財產會低估價值的誘惑。
由於非常富有者的所得定義並不明確，加上資本報酬率受各種經濟震盪影響，作者指理想的稅制應兼具激勵邏輯與保險邏輯，向資本存量與資本收益流量兩者課稅，並對財富繼續徵收一次性遺產稅，讓繼承、所得與資本稅角色互補。
規範二十一世紀世襲資本主義的其他嘗試是保護主義與金融管制。保護主義對發展程度較低國家，以及對付不尊重國際規則國家有其用處。但作者指長期大規模保護主義無法創造財富，也無助於對抗資本報酬率大於經濟成長率，讓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不均趨勢。資本控制可能不是因應全球經濟不穩最適當的做法，但可以讓單一國家應付經濟動盪而不會喪失主權。
透過移民重分配或能使不同國家人均產出與所得趨同，令問題延後出現，但全球財富集中的動力仍然存在。此外，作者提醒，假如推動自由貿易、資本與人民自由流通，卻摧毀社會國家與累進稅制，歐美國家防禦式民族主義與身份政治的誘惑很可能會空前強烈。
大幅減少龐大公共債務主要有三種方法︰資本稅、通貨膨脹與政府緊縮，可按不同比例實施。如果能夠實行，私人資本特別稅是最有效的辦法，對私人財富課徵一次性0%至20%或十年0%至2%累進稅，令政府可以降低相當於國民所得20%的公共債務。這種做法與否定債務不同之處是，特別稅要求每個人有所貢獻，而不是無法得知由誰承擔成本，較為透明與公正。
歷史上大部份龐大公共債務是以通貨膨脹解決，尤其是二十世紀的歐洲。作者堅持通貨膨脹最多是取代累進資本稅的不完美方法，其問題是通貨膨脹一旦開始就難以控制，例如1945至1948年法國通貨膨脹率連續四年超過50%，雖然消除公共債務，也令小儲蓄戶一無所有。同時通貨膨脹變成長期趨勢並納入預期後，借錢給政府者會要求更高利率，令通貨膨脹的大部份效果消失。如前所述，通貨膨脹也產生重分配效果，有利於可投資不受通貨膨脹影響資產的最富有者，令財富最少者受害。
從公正與效率角度來看，長期緊縮是最差的方法。假如既沒有特別資本稅也沒有額外的通貨膨脹，二十一世紀初歐洲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才能從龐大的公共債務中脫身。1815至1914年英國用一百年時間，以每年國內生產毛額2%至3%財政盈餘，才能擺脫拿破崙戰爭積欠的債務。當時英國債務是國內毛額200%，通貨膨脹近乎零。這段期間英國花在債息的金錢比教育支出還高，這有利於政府公債持有人，而不是英國人整體利益。
作者認為二十一世紀未來需要發展財產與資本民主控制的新形態，讓每個參與團體取得經濟資訊。最重要的是公佈民間企業與政府機構的詳細帳目，讓勞工與一般公民對企業決策參與投資決定。會計與財務透明度、資訊共享與參與公司決策的權利，都是民主制度重新控制資本主義所需的改造。
總結本書，作者指市場經濟中r > g的力量展現出一種根本邏輯矛盾，企業家不免傾向變成收租者，對只以勞動過活者的宰制力量越來越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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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可能在二十一世紀再度成為常態。為避免無止境不均循環，同時保留競爭與促發資本累積的誘因，作者認為正確解決方法是累進式年度資本稅。例如低於100萬歐元財富稅率0.1%或0.5%，100萬至500萬歐元稅率1%，500萬至1000萬歐元稅率2%，幾億至幾十億歐元稅率可至5%或10%。困難在於累進資本稅需要國際緊密合作與區域性整合，無法只靠民族國家自行完成。作者最後指，全體公民都應該認真看待金錢、金錢的衡量方式，以及與金錢相關的事實與歷史。拒絕處理數字，難以符合最不富裕者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