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應

看完了《路西法效應》，主題是邪惡如何在特定情境下出現在平時很正常的人身上，以為穩定一致的人格會因情境力量而改變，人與情境總是互相影響。作者是「史丹福監獄實驗」(下稱SPE) 的設計人，這實驗以模擬監獄方式觀察監獄對正常大學生的影響。扮演犯人那些學生首先被真正的警察逮捕，經過與真實相似的逮捕過程後轉到實驗監獄中。犯人穿上囚服由同樣是志願實驗大學生的獄卒管理，獄卒定下規則要求犯人遵守，也要他們以編號報數以展示權威感，但報數漸漸變成獄卒對犯人無理取鬧，不符合獄卒心意的犯人會被體罰。有些獄卒很快進入角色並想出不同報數花招為難犯人，有些則在穿上制服後感到「安全的權威感」。

犯人在第二天有反叛的行動，但在遭鎮壓且領頭的8612錯誤向犯人傳達不可能自願出去的訊息後，部份犯人開始感到絕望。即使是身兼監獄長與研究者角色的作者本身，也開始陷入其監獄長角色中，對犯人的投訴虛與委蛇，對來訪犯人母親的憂慮只以個人特質理由來回應，對實驗會遭到提早退出犯人攻擊的謠言過度反應。

犯人在第四天似乎已放棄再反叛，也以為不可能自願退出實驗，只是想著現在與在假釋委員會得到「假釋」機會，有自私向內驗焦的傾向。有名後來才替代已退出者擔任犯人的受試者以絕食反抗，但他沒有事先與他人解釋這計劃，令其他犯人無法理解他的異議理由，反而認為這新來的吃苦較其他人少，是固執的麻煩鬼。

在第四天的假釋委員會中，犯人離開了監獄前往聽證會，卻沒有一人直接要求即使不要錢也要立即離開，而是被動屈服加諸其身上的系統。假釋聽證會也顯示出實驗與真實監獄的界線已模糊，受試者已內化角色的特質與認同。犯人完全接受情境的前提，即假釋委員會才有權讓他們釋放。擔任假釋委員會主席的人作者朋友，他曾在真正的監獄服刑，感受過假釋委員會如何令人沮喪，在扮演假釋委員會主席時卻擁抱權威角色，甚至在事後覺得自己的說話噁心。

第五天再多兩個犯人崩潰，絕食那名囚犯繼續對抗讓獄卒感到危機。後來成為作者妻子的助理教授前來觀察SPE時，向作者指出他對受試者的所作所為很可怕，令沈醉於實驗的研究團隊決定提早中止原本為期兩星期的實驗。作者在反思SPE時指︰

當你身處一個既陌生又殘酷的系統情境下，在這個人性的大熔爐中，你可能不會表現得像過去熟悉的自己。我們都相信自己的內在力量，能抵抗像是史丹佛實驗運作的外在情境力量。當然，對於一些人而言，這樣的想法是成立的，但這就像稀有鳥類，是屬於少數的，我們通常會將這樣的人標示成英雄。然而，大部分的人雖然也都相信個人力量能夠戰勝強大的情境和系統力量，並且有人有刀槍不入的錯覺。但是維持那樣的錯覺通常會讓一個人掉以輕心，無法對抗那些隱晦的、不合乎社會標準的影響力，而使得他們更加易於被操縱(p. 238)。

作者指SPE展示出善惡的界線其實相當脆弱。受試者性格分析的數據顯示，囚犯在因循性格與威權性人格分數越高，能忍受實驗的日子數就越多，但囚犯是否適應與與其操控特質的分數則無關。囚犯在實驗後的負面情緒程度遠較獄卒高，情緒狀態也較為浮動不穩。

實驗影像分析指獄卒與囚犯間互動以敵對、負面居多，而且越後期獄率對囚犯的羞辱越頻繁。不論獄卒或囚犯個性化看待他人與互相幫助最為罕見，隨實驗進行囚犯漸漸變得麻木被動，不再有開創的行為。錄影片段也發現囚犯對話有九成都是與監獄相關，在有機會暫時超脫與拋開囚犯角色、建立個人認同時，卻仍是由囚犯角色支配其個人表達。他們沒有與他人分享對過去與未來的期望，以觀察當下行為表現為基礎，對其他囚犯的評價大都不是讚賞或鼓勵，有時甚至不以為然。

SPE與許多社會科學研究都表示，大多數人不得不面對社會力量的嚴格考驗時，會出現重大的性格轉變。以引導、誘使或傳授的方式可以令人沈浸在「整體情境」中，引導人做出非理性、愚蠢、自毀、反社會、不計後果等行為。人們在無法依循以往法則行事的新環境中，情境力量會最為顯著。當一貫利害結構與預期打破時，以過去熟悉情境反應為基礎的人格變項就更難指導行為，令人有可能做出不尋常的行動。

SPE的情境力量包括︰制定規則，讓規則有合法的威權，之後即使規則不適用、含糊不清或由執行者肆意詮釋，規則仍然不會受質疑。受試者也內化了他們扮演的角色，獄卒可以角色分隔分開「正常模式」與角色行為，然後隨時間會有超出角色要求的表現。例如在單獨與囚犯共處時有些獄卒會特別殘暴。作者自身也內化了典獄長的角色，對囚犯受試者的痛苦麻木無情，在「我的監獄」受威脅時情緒異常激動。

由制服、反光太陽眼鏡與稱呼為「獄警先生」帶來的匿名性，會令人更傾向活在延伸現在的時間觀，不再考慮過去與未來，感覺會支配理性，行動能凌駕反思，更容易做出偏離社會規範的行為。公開行為與私下想法相反會令人出現認知失調，SPE的獄卒薪金微薄、工作時間長、缺乏指導，卻不得不每天八小時扮演獄卒角色。這種情境可能會令獄卒感到認知失調，造成他們以私人認知與情感方式自我合理化，感覺有必要賦予自己做那些行動一些意義，以各種理由為獨裁與虐待行為辯解。當社會期待的力量讓獄卒感受到群體壓力時，有些獄卒會模仿嚴酷同事的行為，好心獄卒則被排除的小圈子外。

囚犯去人性化也助長對他們的虐待行為，囚犯失去自由與私隱，從其過去、社群與家庭割離，與其他囚犯困在毫無特色的小牢房中，由外在強制規定與獄卒獨裁支配其行為，情感被抑壓、禁止與扭曲。獄卒、制度程序與囚犯自身參與囚犯去人性化過程，讓道德標準看來好像已不適用於囚犯身上。

系統是比情境更高的威權，它准許新角色扮演、新規定服從與平時受既有法律、規範及倫理道德限制的行動。這些許多通常以意識形態包裝，用以合理化為達某崇高目的可採取任何手段。意識形態在特定時空對大多數人來說「正確無誤」，因而通常不會受挑戰或質疑。由於意識形態被人們當成神聖不可侵犯，系統程序因而被視為合理而正確。

作者指人擁有的任何特質都可能存在負面對立面，對歸屬感的需求可能會令人過度順從，造成圈內人與圈內人之間的敵意；對自主的需求、朝著自我導向與按計畫行事的各種力量，也可能導致濫用權力支配他人，或陷入習得無助感中。此外，對一致性與合理性的需求，可能逼使人們美化與合理化錯過的決定。想認識與了解人與環境關係的需求，在環境反覆專斷而無法理解時，會讓人產生挫折感並造成自我孤立。刺激的需求在被逼置身於不變環境時，使人對無聊難以招架，再變成激發行動的強力動因，就像值夜的獄卒開始拿囚犯取樂一樣。

每個人都可能因自利偏誤認為自己與眾不同，在一般水平之上，將成功歸功於自己，決策錯誤時則推卸責任。這偏見可能會讓人看不見自己與他人相似之處，也會令人疏於防備自己行為造成的不利後果。作者提醒我們所有人都不能免於受情境力量影響，過於高估自己會令人更容易受影響。

艾許(Asch)關於群眾壓力影響個人判斷的實驗指出，在其他人的答案與個人判斷有異時，只有20%受試者會完全堅持自己的獨立判斷。從眾行為有兩種基本機制，一是資訊性需求，其他人的看法有助自己探索身處世界，二是規範性需求，同意他人看法會較容易為他人接受，因而對其他人的觀點作讓步。

米爾格蘭(Milgram)的服從實驗則進一步顯示，65%受試者在權威聲音催促下會不斷對他人施以更強電擊，直至最高450伏特為止。作者指也許是受試者不知道怎樣從情境脫身，最快脫身的方法就是趕緊完成實驗。之後服從實驗以各種變體重複，發現有些因素會影響服從度︰懲罰任務交由另一人執行、處於偏遠位置會加強服從度；受電擊者表現被虐姿態要求電擊、有反抗權威的同儕、研究者親身扮演受電擊者，電擊則會較少。

作者總結米爾格蘭實驗反映十種引導他人行為的方法︰

1. 預先制定契約義務，創造模擬法律情境控制個人行為
2. 讓受試者扮演有意義角色，讓扮演者自覺有正面價值，並以符合角色方式行動
3. 要求受試者遵守事前看似有理，實際執行時武斷而缺乏人性的基本規則，以正當化愚蠢的順從行為
4. 改變行為與行動者的語義內涵
5. 替受試者創造分散或推卸責任的機會，例如說有他人會負責，或沒有人會認為受試者需要負責
6. 由不起眼小舉動開始，讓順從壓力逐漸增大
7. 小步伐循序漸進，讓人很難注意到自己的改變
8. 逐漸改變權威人士的形象與性質，一開始公平講理，漸漸變成苛求甚至毫不講理，讓人們不知就裡服從一切指令
9. 讓離開的代價高昂，或允許異議表達卻不斷堅持服從
10. 用意識形態或美好空話捏造根本性目標，以正當化達成目標必須運用任何手段

過去有實驗在高中與小學進行，令學生變成狂熱信徒，或者以眼睛顏色歧視他人。以人口爆炸為藉口也令90%夜間部大學生同意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適於生存，79%希望有一個人負起殺人責任，另一個人負責執行，91%同意當情況極端時，消滅最危害人類福祉者乃全然正當的做法。平民百姓自願參與對抗「國家公敵」並不是那麼遙遠的事。

納粹德國有一支由平民組成的一零一後備隊，他們沒有軍警工作經驗，但在四個月內就以近距離直特方式殺害至少38,000名猶太人。一開始有一半人拒絕這任務，但在社會形塑與同儕壓力下，最後有90%隊員親自參與槍決行牞，當中許多人在鏡頭面前自豪擺出槍決姿勢。作者與巴西學者合作研究刑求暴力工作者中也發現，這些人沒有個人偏差傾向或變態行為，而是由種種情境與系統因素影響，例如事前訓練、同袍情義、國家安全意識形態洗腦、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者據指是國家公敵等。此外，他們較其他公務員同儕有較多獎賞，自覺與眾不同；工作機密，只有少數戰友知情；持續處於必須交出成果的壓力，都是形塑他們行為形態的情境力量。

如前所述，去個人化心理狀態會激勵人們對他人更為殘酷，透過匿名、以面具、制服或臉部彩繪改變外觀、置身無法辦識個人的環境、酒精與藥物、強烈情感、參與過度刺激活動、延伸現在式時間定位等方式，去個人化會降低行動的社會辨識度，令人無法知道或不在乎自己是誰，不用在乎社會評價；也會降低行動者對自我評價的關注，將責任向外推卸給別人。

讓對象去人性化也會令人暫時擱置道德感，讓人們有藉口自我開脫造出有害他人的行為。這種道德鬆綁有四種認知機制︰一，將傷害行為重新定義為榮譽行為，例如以敵人惡行與自己的正直行為比較，或以委婉的語言描述殘酷行動；二，分散或推卸個人責任，逃避自我譴責；三，不承認自己的行為會造成任何負面後果；四，重構對受害者的認知，認為他們是活該。

拉丹內(Latane)與戴利(Darley)對旁觀者的田野研究發現，當緊急情況發生，越多目擊者他們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協助，這是因為他們每一個人感受要採取行動的壓力較小，其他人在場分散了介入的個人責任感。另一實驗也指當人們時間越充裕，他們就越可能伸出援手，顯示時間壓力這情境會影響助人行為。

作者以美軍在伊拉克阿布葛拉伊布(Abu Ghraib)監獄的虐囚事件為案例說明當中情境力量。阿布葛拉伊布監獄經常受襲擊威脅，人口密度高，衛生情況惡劣，缺乏正規程序與系統支援，負責人員訓練不足、負擔過重並處於整體情境之中，這些情境力量都會使人陷入思維狂熱。監獄訪客與民間訊問人員都不用姓名與軍階稱呼，當值人員規定不能穿著完整軍服，以便軍情人員搜集情報，這都造成去個人化效果。囚犯以號碼稱呼、強逼裸體、清一色外觀、言語不通則造成囚犯去人性化。特別是在夜班中既沈悶又不受監督的空間中，虐囚行為更為惡劣。訊問人員鼓勵獄卒「軟化」拘留者讓責任分散，部份獄卒以為可以逃避許多禁忌。

作者進一步指控阿布葛拉伊布虐囚行為是一種「當權之惡」(administrative evil)，政治與軍事指揮組織在其中扮演串謀者角色。不同報告列出虐囚行為中各種系統因素包括︰沒有正常指揮關係、多個機構與組織參與監獄訊問、未能有效監督合約訊問者、分析員及通譯、監獄缺乏安全及防禦措施、憲兵與軍情人員沒有充分訓練與監督、裝備與資源短缺、訊問人員受到必須取得情報的壓力、領導弱勢與經驗不足、中情局自行其事不對軍方負責等。

作者也引述人權觀察報告指控，時任國防部長倫斯斐批准使用違反日內瓦公約與反刑求公約的訊問技術，中情局局長喬治．鄧內特授權刑求拘留者並將他們送到其他國家訊問，駐伊拉克最高指揮官明知軍隊犯下刑求與戰爭罪卻沒有阻止，古巴關塔那摩監獄駐地指揮官不但縱容刑求，更向伊拉克駐軍建議這些訊問手段。副總統切尼支持中情局以任何手段訊問嫌疑恐怖份子，總統布希以反恐戰爭為名凌駕法律。

最後一章作者再次指出法律、宗教與醫學界將人類行為歸因於個人內在特質並不正確，人類行為易受情境力量影響，這脈絡則鑲嵌於更大的整體系統中。作者也列出十項抵抗有害社會影響力的步驟︰

1. 承認自己會犯錯，不要合理化自己的錯誤
2. 保持警覺，對當前情境意義反思，要求任何主張都要有證據支持
3. 為自己的決定與行動負責，不能以只是聽命行事辯解
4. 堅持個人的獨特之處，不要以刻板印象看待自己與他人
5. 分辨誰是值得尊敬的人，誰是披上權威外衣的冒牌領袖
6. 判斷甚麼時候該服從群體，甚麼時候該拒絕
7. 對在特定架構下安排的資訊保持警覺
8. 考慮過去、現在與未來，不要過分依賴單一時間框架
9. 不要為安全感幻覺犧牲個人與公民自由
10. 與他人團結抵抗不公正的系統

作者最後指英雄行為也可以像邪惡一樣有平庸特質，重要的是，找出如何限制、約束及避免促使人們作病態行為的情境與系統力量，並在公民中培養「英雄形象」意識。

How Market Fail

看完了How Market Fail，主題是自由市場經濟學與2007-09年信貸危機的關係。作者指市場意識形態有三項錯覺︰和諧錯覺認為自由市場總會帶來好的結果；穩定錯覺認為經濟穩定並能自我修正；可預測錯覺則認為市場表現可以預測。

儘管在經濟災難前已有人提出警告，但相關人士不只是將這種可能視為低機率極端事件，甚至認為災難不可能發生，以「流行智慧」這種未受質疑的假設來設定政策討論框架，因而未有預先準備。

阿當．史密「看不見的手」經常被自由市場學說用作說明市場優勢，市場的好處是鼓勵分工，並創造誘因讓人投資與創新，以自利為基礎而不需要中央組織。這樣個人的自我中心行為，就神奇地轉變成有益社會的結果。然而作者指貨品市場、勞工市場的金融市場的運作不能混為一談，直至近期為止金融市場都不被視為理性與自我改錯，史密本人也對銀行體系抱懷疑態度，將「看不見的手」應用在金融市場並非史密的原意。

在1940年代海耶克提倡市場是一種通訊系統，價格則是給予所有市場參與者的訊息，讓人們知道應怎樣行動。作者認為海耶克並未顧及許多當時重要的市場失效情況，例如市場無法提供人們所需的醫療服務、新鮮空氣與退休金。

帕雷托最佳是指無法在不減損任何人福祉下增加任何人的福祉，當經濟成果並非帕雷托最佳時，代表有部份可達至雙贏的安排並未實現，自由市場最大的好處就是讓人們實現這種雙贏安排。然而帕雷托最佳並未考慮分配問題，即使分配極不平等的經濟也可以是帕雷托最佳。

一般均衡理論認為自由市場會按供需達至價格平衡，這會是帕雷托最佳的價格。但作者指在現實經濟中無法保證價格會停留在帕雷托最佳上，供需定義公式可以有許多解，無法斷定經濟會落在哪個均衡上。此外，時間滯後令個人對未來的思考能力有限，令價格永遠無法達致平衡，以及個人理性行為可令經濟整體穩定、混亂或走向極端，都令一般均衡理論的預測與現實有差距。

佛利民令自由市場經濟學在二十世紀後期復興，作者指他主要的影響為︰1. 鼓吹個體的措施，例如削減政府計劃、減稅與放鬆行業管制；2. 將大蕭條起因由市場失效改為說成是政府失效；3. 批評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並提供貨幣主義這另一政策框架；4. 向美國人重提彌爾強調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的關聯。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股票市場的價格總是正確反映所有已知資訊，但經濟學家格羅斯曼與史迪格里茲指出這是邏輯上互相矛盾︰假如股票市場價格已反映所有已知資訊，那麼投資者說沒有動機搜尋與處理資訊，但假如是這樣，股票市場價格就無法反映資訊，市場也不會有效率。為使股票市場運作，就一定要有多少無效率存在。此外，效率市場假說指資產價格之間沒有關聯並且是隨機漫步，但實際數據顯示市場平時長期穩定，波幅甚小，但偶然則會在一段時間內大幅波動，不符合效率市場假說。

在1990與2000年代中央銀行與財政部經濟學家廣泛運用理性預期模型制定政策，這些模型並未考慮金融穩定、股市泡沫、信貸危機與流動性乾涸。作者認為這些數學模型只是烏托邦式經濟學，假定自由市場穩定而自我改錯，忽略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出現過的許多問題，包括不平等增加、長期預算赤字、醫療體系不足與金融體系潛在不穩。

自由市場自動產生有效率結果的論點並不一定成立，市場只反應個人的成本與得益，當有外溢效應，即整體成本與得益並未反映在個人身上時，市場就無法平衡社會成本與社會得益。高斯的社會成本理論雖然指在釐清所有權後，不一定需要政府干預處理外溢效應，但他本人也承認在交易與商談成本下政府干預可能會比市場表現好。作者也引述庇古指在如環境污染等大型外溢效應情況下，私人交易協商因相關者眾多而不可行，只能政府干預是最佳可行做法。

經濟學家巴特1958年發表的論文"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描述三種市場失效，一是外溢效應，巴特稱為「外部性」，例如知識與技術研發的私人投資者很難收回成本，需要以專利權與政府投資來解決。二是壟斷或寡頭，作者指石油、汽車、金融與高科技行業往往傾向於壟斷或寡頭，尤其是高科技行業的先佔優勢與網絡效應會令最先跑出者壟斷大部份市場，例子有微軟視窗系統與辦公室軟件。第三種市場失效是市場缺乏誘因提供足夠的公共財，因為公共財無法由一人獨佔，也難以阻止人們免費使用它們，例子有橋樑、醫院、公園與消防。

對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另一挑戰，是作者名為「理性的非理性」情況，正如賽局理論的囚徒困境所示，個人理性考量得出的優勢策略，在部份情況下會令整體得益減少，造成雙輸局面。共有地悲劇的例子也說明，私有化公眾資源雖然可能令生產力上升，卻無法解決私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間的衝突，污染、交通擠塞、過度捕魚、森林消失的例子顯示，盲目依賴自利與市場只會帶來環境災難。

阿克洛夫對二手車市場的研究，反映出市場資訊不對等會令市場無法有效運作︰二手車賣家對車輛的情況比買家清楚，他有誘因說車輛的性能良好，但假如那是真的，為甚麼他要賣車？這就令買家無法得知車輛的正確資訊。這樣即使車輛真的是性能良好，買家也不願出好價錢買二手車，好車的賣家不願以較差價錢賣車，令市場只剩下賣家知道實際上性能不佳的二手車供應。這種隱藏資訊的情況也出現在勞工市場與醫療保險市場上，令較長期失業的勞工難以說服僱主他合適，保險公司也不願承保高風險組別人士的醫療保險。

醫療保險與銀行體系也會因隱藏資訊造成道德風險問題，受保人因受保障而花費不必要開支或冒更多風險，令醫療支出大增與銀行風險增加。作者指，在隱藏資訊的情況下，市場無法達至帕雷托最佳，自由市場原則並不適用於醫療保險與金融體系。

凱恩斯指出機率與無從確認的分別，前者可以數字計算整體分佈，但後者則是在當下沒有基礎進行科學分析。他對投資市場的觀察指金融資產價格不會在偏離經濟基本因素時修正，反之，價格較有可能會更為偏離。投機者沒有在價格偏離時讓它轉向的原因包括︰未來幾乎無法預測，令以基本因素為價格標準幾近不可能；投機者借錢投機並可能遭催還，令他們無法長期等待價值回復至基本因素標準；選擇不從眾也會有更大壓力，成功只會被認為是草率，短期內失敗也不會有人憐憫。

凱恩斯也認為市場經濟受正反饙影響︰經濟下滑會傾向令人減少投資與消費，失業率上升，人們更憂慮經濟會持續轉差，更為減少投資與消費。即使中央銀行增加貨幣供應，人們也會手持更多現金而不作消費，這會形成「流動性陷阱」，令經濟活動減少。

作者指在金融市場上投機者不但不會穩定價格，甚至會在泡沫時令市場更不穩定，因為他們順著泡沫走在短期內更容易獲利，只要在泡沫爆破前離場就不受影響。在投機市場上，一般投資者缺乏評估股票或資產價值的資訊，當他們看到價格上升，即使不知道原因何在，也會較易認為這是其他投資者看好該股票或資產的訊號，在從眾行為下令價格進一步上升。這種資訊流建基於每個人認為他人看法有意義的理性考慮，卻從一開始就沒有理性基礎，投機市場在與經濟基本因素下不時大起大落。

運用心理學研究的行為經濟學也發現，人們會有規律地表現出與理性假設不符，例如「代表性捷思」指人們會認為較以想起、印象深刻的情況出現機率會較大，著重短期情況與個人經驗，受已存在的判準(「錨」)左右判斷；他們會對預測未來過度自信，例如行政總裁會認為自己推動的企業併購會是少數可以成功者；對未來影響短視也使人們儲蓄不足。

明斯基認為金融市場運作過程會定期令金融與經濟不穩，指出在經濟循環穩定的早期，銀行只會借貸給有能力償還本金與利息的企業，他稱這種借貸為「謹慎金融」；當經濟榮景，借貸者競爭增加與其警覺減弱，許多人就會借貸給只能夠償還利息的借款人，明斯基稱之為「投機金融」；最後，銀行開始擴展其信貸至連利息也無法歸還的借款人， 明斯基稱之為「龐氏金融」，因為借款人只是以不斷借貸來償還之前的欠款。當貸款者對欠款無法取回的憂慮增加，令他們催還部份欠款並收緊信貸時，獲取信貸就突然變得困難，令部份借款人急於售出可變賣資產，造成資產價格崩潰，並引起投資、營利與資產價格下跌的循環。除非財政部門干預並放貸給任何有需要的人，否則就會造成債務通縮與嚴重蕭條的後果。

對銀行的傳統觀點認為，銀行是收集存戶儲蓄並放貸給需要資金對象的中介機構，其盈利在於儲蓄與貸款的利率差，其活動對整體經濟活動水平沒有很大影響。明斯基則指這種觀點有幾項不足︰銀行整體放貸上升會增加貨幣供應，令總消費量增加，反之，銀行催收欠款並收緊信貸則會令經濟整體消費力減少。除了以儲蓄為資金來源外，銀行也以槓桿或借款運作，例如長短債、同業拆款與向中央銀行借款，並以這些借來的資金投資金融市場，令銀行在盈利時收益更大，卻同時令它們在業務虧損時面對更大風險。金融創新也令銀行運作脫離傳統觀點，銀行將其貸款合約以證券化方式賣給投資者，這樣銀行的壞帳風險就會轉嫁至這些證券投資者身上，也令銀行審查貸款質素的誘因減少。

接著作者描述2000年代各種現象怎樣走向信貸危機︰低利率令借債增加，金融機構槓桿比率上升，金融監管鬆綁，房價上升令投機與房貸槓桿比率增加，貸款質素下降，風險卻由房貸證券投資者承擔。貸款與借款人均認為房價會繼續上升令貸款不再審慎，原因包括人們認為未來房價會跟隨過去趨勢、四周環境令不買者反而像是錯失機會、價格上升這市場訊號令人相信房價永不下跌。

在這環境下出現的次按房貸證券有一長串參與者︰房屋買家、房貸中介、貸款人、華爾街銀行及其附屬機構、評級機構與證券保險公司。這些利益各有不同的參與者令房貸質素的資訊難以追查，買家希望取得貸款；房貸中介與貸款人樂於出現魯莽貸款，讓風險交給證券投資者；華爾街銀行為打包房貸為證券收取費用，也需要在低利率下尋求更好回報，加上有證券保險預防損失，也有看似科學的風險管理模型為根據，其高層報酬條件也鼓勵短期獲利與推高股價；評級機構向證券發售商收費，自然不會令證券評級太差；證券保險公司在短期內因次按房貸證券沒有下跌可以白收費。此外，各種對沖基金、主權基金與共同基金也希望在低利率下安全地有更好回報，那些評為AAA或AA而回報不錯的次按證券正合心意。監管當局在金融穩定多年、通脹不高下，也認為金融市場未來將會繼續穩定和諧，無需監管。

在次按房貸違約增加，次按房貸證券的信心減低後，一連串高槓桿而緊密相連的金融機構就發現流動性開始不足，次按證券市場無法重開，以其為抵押的金融機構間貸款不再可行。以市價作會計標準也令金融機構在資產價格下跌時，不得不立即拋售其他資產以保持槓桿率，當所有金融機構都同時這樣做時，卻會令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陷入惡性循環。未能償還房貸的屋主乾脆離開或房屋遭銀行接收，令空置房屋短期內大幅增加，房價因而更為下跌。

終於在2008年10月美國政府不得不大幅干預金融市場，注資到各種不良資產，接管部份金融機構，為金融機構提供新的借款渠道。這場動盪也擴展至整體經濟上，消費與投資大幅下滑，2009年第一季GDP按年下跌6%，同年6月失業率由2008年9月6.2%升至9.5%。危機影響全球經濟，從2008年4月到2009年3月，全球工業生產下跌近15%，顯示出金融體系無法與整體經濟分離而自行其事。

作者對這次危機後的政策建議包括︰房貸證券發行商須持有20%當中房貸，以免不負責任地轉嫁風險；以聯邦機構規管房貸中介與放款者；以政府機構規管向消費者銷售的金融產品；禁止自報或虛報收入的貸款；限制金融機構的槓桿比率；禁止金融機構規避監管的「結構投資工具」(SIV)；以銀行規管方式管制所有與金融機構緊密聯繫並處理金錢的機構；管刮金融衍生工具與其他複雜的金融產品。

作者總結指，烏托邦式經濟學應由以現實為基礎的經濟學取代，不能放任金融體系過度冒險，損失嚴重時卻由政府承擔。

The Great Escape

看完了Angus Deaton的The Great Escape，主題是世界的進步與不平等，焦點在於健康與財富上。作者指進步速度不同本身會帶來不平等，只著重平均或最好的組別並不正確。此外生活品質(well-being)有許多面向，例如健康、財富、自由、教育、自主、尊嚴、參與社會的能力等，只看一方面並不足夠。

快樂調查某些結果表示，在超越一定財富後財富水平並不影響快樂，作者則指這種調查問的主觀快樂不能與生活滿意度混淆，前者是情緒，後者是對生活的判斷。以生活評估調查各國結果顯示，平均財富水平較高的國家生活滿意度也較高，而且生活滿意度與財富改變的百份比，而不是絕對水平相關。

至於快樂水平，除最貧窮國家的快樂程度較低外，收入與快樂的關係薄弱，而且快樂與生活評估的關係也不大。負面情緒經驗如壓力、憂慮與痛苦，與國民收入則沒有關係。作者認為，正如生活品質其他面向一樣，只著重於個人情緒也不足以評估人們生活的好壞。

比較各國每人平均GDP與預期壽命的關係時，會發現預期壽命隨GDP上升，但到大約10,000美元(2010計價)水平後上升速度會減慢。作者指這反映「疫病轉型」(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的情況，令兒童死亡的傳染病在這時已大為減少，死亡主要發生在老年人身上，主因是慢性疾病，例如心血管疾病與癌症。

對比1960與2010年GDP與預期壽命變化，顯示出二戰後世界平均而言GDP及預期壽命均上升。即使是收入沒有變化的國家，2010年的預期壽命也比1960年高，表現出非收入系統因素也會影響預期壽命，這包括科學與醫藥更為廣泛傳播與實踐，尤其是發達國家實施已久的公共衛生政策在較貧窮地區得以推行。

預期壽命計算會受突發疫症影響，因為它是以當年的死亡風險為基準計算。這令較早期的預期壽命比較不穩，例如1918年流感疫症就令美國人預期壽命減少11.8年，但在之後一年則上升15.6年。二十世紀初美國的主要疫病依影響力順序為︰流感、結核病與痢疾。美國女性預期壽命一直比男性高，但差距從二十世紀初一路擴闊，直至1970年代才開始收窄。這種性別預期壽命差距演變有兩項主要原因︰生產死亡率下降與吸煙模式改變。

在年齡死亡率方面，美國大致上是隨年齡形成剔型死亡率模式，即初生嬰兒死亡率較高，隨年齡死亡率下降直至十多歲，然後在十多至二十多歲較高，之後隨年齡緩慢上升，在六十歲左右死亡率與初生嬰兒差不多，之後繼續上升。

作者指人類演化仍然是適應狩獵與採集生活，而不是農業或城市生活。對人體而言，狩獵與採集的生活模式有參考之處，包括︰長距離步行、主要以蔬果為食物、高纖維食物、較少動物脂肪、多元飲食、與人合作等。他們生育率較低，因缺乏儲存食物方法而平分食物，面對其他團體較為暴力，隨著食物供應減少生活變得越來越差。狩獵與採集過去的教訓是︰生活品質並不一定會隨時間進步，不平等也不是在所有人類社會中存在。

食物供應減少令人類走向「差勁工作中沒那麼差」的農業，當中出現食物儲藏令不平等加劇，動物家畜化與大型集居地也帶來新的傳染病︰結核、天花、麻疹、破傷風。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與病菌疫病是上升。食物變得較單一。長距離貿易令各地疫病傳播得更遠。在條件理想是生育率上升令人口上升，但條件欠佳時人口則下降。個體生活水準沒有改善，但整體人口數目則有所增加。

發展較落後的國家平均壽命由1950-55年42歲，1965-70年55歲，升至2005-10年66歲。這些地區的死亡主因與過去較發達國家那些相似︰以嬰孩較多，疾病包括下呼吸道感染、痢疾、結核、百日咳、白喉、小兒麻痺、麻疹、破傷風等。比較不同國家會發現，嬰孩死亡率與經濟增長速度沒有關係，反而與政府的醫療開支相關。發展較落後國家在醫療系統的問題是，公共醫療系統無法提供有效服務，私營醫療系統也沒有受到良好監管，這反映人口醫療教育與政府能力不足。

發達國家自1950年代起50歲預期壽命增加，由數年至十年不等，可能原因為︰之前用於兒童疾病的資源可用在中老年疾病；吸煙習慣改變；發明各種防心血管疾病方法如降血壓藥、利尿藥、降膽固醇藥、心臟病發後服用阿士匹靈、搭橋手術等。此外，中老年生活也透過各種方法得以改善︰關節更換、白內障手術、止痛藥、抗抑鬱藥、更易接觸醫療專家等。

醫療的昂貴成本需與其他生活品質作平衡，然而我們實際上卻不知道要怎樣選擇醫療照護，很多時候也不是直接出資付費的人，令何謂合理醫療照護價格難以判斷。計算醫療支出時我們只知道它們的花費，卻不能準確計有它們帶來的價值。

在全球化環境下，小型與貧窮國家不時會因與大國的貿易協定令其在醫藥上處於不利位置。第一世界水準的醫療設施，也可能只服務較貧窮國家的少數有錢人，國內其他民眾則處於低水準醫護服務的環境中。從1950至2000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有上升趨勢，中等表現國家差最佳國家的差距也在收窄，但表現最差的國家與中等表現的差距則拉闊。

平均身高有助於反映不同地區的營養狀況，歐洲男性從1850-60年平均身高166.7厘米增至1976-80年178.6厘米反映出當地營養改善情況。但身高數據也顯示非洲國家女性高度比印度及拉丁美洲女性高，這可能表示︰影響身高的疾病與貧困不完全等同影響生活品質那些因素；當地因素如飲食習慣也會影響身高；整體人口高度改變需要經歷數代時間。

作者指按歷史上不同國家的經濟分佈情況，十八世紀大部份不平等是在國內，兩端是封建地主與一般人，踏入二十一世紀不平等則主要在不同國家之間。

以GDP量度物質水平有以下不足︰GDP不包括如家務等重要活動，沒有計算休閒時間，包括清理污染、建造監獄、通勤的代價，也沒有說明由誰獲得甚麼。

在官方數字上美國自1973年至2010年貧窮率沒有下降，雖然這段期間每人平均收入上升60%。如果1963年訂下的官方貧窮線按時更新，貧窮率則會更高。美國官方貧窮線的問題是，它沒有按何謂「體面」生活的當代要求調整，也不是計算徵稅及福利轉型後的收入水平，後者令任何重分配政策即使有效，也未能反映在貧窮率上。

美國戰後貧窮狀況顯示，戰後至1970年代經濟增長快速，增長所得也在社會中廣泛地分享，但在1970年代後經濟增長減速，而且貧困人士與中等人士差距擴大。工作趨向兩極並更著重教於與科技，最低工資調整與通脹沒有掛勾令其真實價值減少，人口老化令老年人政治勢力加強，高收入雙職家庭與貧窮單親家庭數目增加令家庭收入差距擴大，這些勞工市場、政治、人口與家庭構成因素影響家庭收入分佈的情況。

從1980年至2011年，美國最高收入1%人稅前收入增加2.35倍，0.01%稅前收入增加4倍，而且父子收入相關度為0.5，是OECD國家中最高，反映公平機會的程度較低。假如收入與機會由固定的人掌握，富有者就可以透過金錢與政治將民主變成少數富人主政，令其他人無法獲得參與政治生活的好處。尋租者行為也會變成權力團體相鬥，以多數人代價讓少數人得益，最後摧毀各種令經濟增長的制度。

在對比國際經濟表現時，以匯率計價未能確切反映不同國家的價格差異，因為匯率並未反映人們消費不可貿易商品與服務的價格差異，這種差異來自各國土地與勞工價格有別。PPP (purchasing power parity)是一般用於比較不同國家經濟的計價方式，它以各國不同商品與服務價格平均起來以計算國家價格水平。PPP計價的困難是，有些情況很難確定何謂各國的標準商品，例如在英國醬料Marmite是日常消費品，但在美國則很少見，價格較高；又例如在英國一般民眾也能負擔乘搭飛機費用，但在喀麥隆則是少數人奢侈品。在兩種情況以較高還是較低國家價格為基準會影響相關國家PPP水平，實務上是以兩者平均為折衷，卻有可能造成不論高低價格都未能反映的情況。

從戰後開始，不同富裕國家的GDP差距收窄，但全球所有國家的差距則沒有整合。以個人而不是國家為單位計算的話，全球平均增長率表現較好，從1960至2010年前者表現為1.5%，後者則為3%，這反映出兩大人口國中國與印度經濟快速增長。自1970年代起中國與印度快速增長，令超過二十億人平均收入由世界分佈底層升至中等水平，也令處於貧窮水平的總人數從1981至2008年減少7.5億，佔全球人口比例從40%減至14%。

作者指出有些分析評論試圖以個別經濟表現良好或不佳的國家特徵，找出普遍成功或失敗因素並不明智，以少數成功與失敗例子過度推論只是以偶然為基礎。在過去半世紀，有十年增長快速的國家在之後十年或二十年表現不再良好，那些總結成功關鍵的說法到該國表現停滯後就不再正確，即使那些因素在該國仍然存在。

1960年代起警告全球人口爆炸會帶來災難的說法並未成真，作者指這種說法是經濟學所稱的合成謬誤(lump fallacy，或稱零和謬誤)︰它只考慮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沒有顧及新人口帶來的好處︰貧窮國家家庭既渴望其孩子出生，這些孩子也確實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質。作者指明富裕國家希望控制貧窮國家人口是出於自己的利益立場，一國的公有事務問題應由當地政治制度解決，而不是由有自己私利、對當地人生活缺乏了解的外國、國際組織或基金會執行。人口爆炸災難沒有實現反映出以下情況︰增加的人口豐富人類創意，令人類整體受惠；人口爆炸只是嬰孩死亡率下降、生育率滯後一段時間才下降的短期現象，全球人口增長率已由1960年2.2%降至2011年1.1%；生產力與資源運用效率因綠色革命與全球化上升，顯示問題會創造誘因令人們以新辦法行事。

在全球貧窮問題上，沒有世界政府令人們沒有責任感或能力改變全球不平等問題，量度國際不平等數據也不是國際政策，尤其是以個人為單位的不平等情況缺乏官方數字。然而，作者認為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與世界銀行最少有能力監測各國收入分佈，不同國家並不是完全孤立。

作者在最後一部份以很大篇幅談及國際援助的問題，他認為純粹給予貧困人士金錢就能消滅貧窮的想法是幻象，當中可能出現四種情況︰富裕國家民眾對減少他人貧窮漠不關心；富裕國家民眾不清楚全球貧窮問題；國際援助可能有效但現在並非如此；國際援助在某些條件下不但無效更會造成傷害。富裕國家在考慮援助哪個國家時總是面對兩難︰援助有條件發展的國家更可能有效，但這些國家本身可能不太需要援助；援助缺乏條件發展的國家則可能沒有作用，特別是該國貧窮是由惡劣制度或政府造成時，援助該國政府只會令情況更壞。

作者對現時國際援助的實際情況有如下觀察︰捐助者以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受助者的需要決定捐助地；各種援助間缺乏協作；援助專注於受助國家數目，令多人口國家貧困人士平均受助額遠比少人口國家低；援助附帶條件，例如受助國要購買捐助國的運輸工具與貨物；對最貧困國家的捐助比例不足，即使近年有改善也只是由1960年佔援助總額10%升至2010年三分之一；援助不時會捐給不會幫助自己人民的政權。作者也指出國際援助並不比其他國際連結重要，例如私人投資、僑民匯款、傳播基本科學與科技發明知識、貿易限制與國際資本市場。國際援助並不像投資一樣促進經濟增長，數據顯示人均受助較多的國家經濟增長率並不比其他國家高。

作者也對發展計劃，例如援助建設學校或診所的成效表示懷疑。在特定環境中成功的計劃不能保證在其他環境設定下成功，先導試驗計劃成功也不表示全面推行下也會成功，包括全面推行時參與的人員質素，以及大規模計劃的外溢效應，例如私營醫療系統抽空公營醫療人員。再者，需要受援助的國家政府能力往往有限，將政府能力用於援助計劃可能令其他公共服務受影響。

大規模援助政府另一問題是它不在需要向徵稅的納稅人負責，令它缺乏誘因執行政府的職責，如保衛法律、維持治安、保障合約執行、預防疫病、提供電力、學校、醫護等。這與依靠商品貿易為政府收入的情況相似，政府不用滿足當地需要或政治就能得到收入，影響是缺乏誘因維持收稅能力、欠缺權力平衡與分立、增加因追逐既得利益而引發內戰的風險。

談到為何捐助者無法取代受助國民眾問責受助政府時，作者指捐助者並未親身體會援助的影響，也沒有援助後果的直接資訊與反饋，他們依靠捐助組織取得資訊，但後者較注重援助額而不是援助的效果。此外，即使捐助者得知援助出現問題也傾向不會懲罰該國政府，因為懲罰受助國政府可能會損害其他人，例如當地人及外國分判商，或者造成受助國經濟混亂。受助國政府也很清楚這事實，並對捐助者提出的條件虛與委蛇。捐助國當地政治也會左右捐助對象，例如捐助國人民認為「一定要做點事」，又或者捐助國政治家收買人心，都會令受助國即使表現不佳也能接受捐助。捐助行業競爭激烈也令受助國政府無心改善人民生活，甚至樂意看到人民貧窮以收受爭相捐出的援助。

作者提到外國援助與殖民主義有相似之處，外國援助就如殖民時期一樣，聲稱是為了幫助人們，讓他們啟蒙走入文明，卻對當地民眾造成傷害。

在醫療援助方面，作者認為它有一定好處，例如成功由上而下控制個別疾病，像是天花與小兒麻痺，也傳播各種應對疾病的方法，如以防蚊網防範瘧疾。至於在地區醫護系統計劃上，醫療援助的表現並不理想，例如醫護人員與診所供應、公共衛生措施、安全食水及衛生系統、重要藥物供應、充足營養、預防風土疫症等。後者需要依靠政府能力，外國援助並未有很大幫助，甚至可能在提供由上而下計劃時令當地政府對醫療系統的投入減少。作者認為在貧窮國家提供醫療系統的能力有限，提供公共衛生措施如食水、衛生系統與害蟲控制會可能有成效。

在較有條件國家可自行應對貧窮問題，援助條件不足國家又會令情況更差下，作者認為富裕國家不應再想到「我們」需要做甚麼，不再提供外國援助，並說服其民眾外國援助會造成傷害。作者建議運用這些資源作以下事情更能帶來好處︰資助對付「非洲」疾病如瘧疾的藥物，並放寬對貧窮國家的藥物專利限制；提供誘因開發治療這些疾病的新藥物；增加對各國提供基於經驗的技術與知識建議；國際組織協助貧困國家在貿易協定上取得更有利條件；對惡劣政權實際借貸與貿易限制；停止富裕國家對當地的農產品資助；以助學金形式讓貧窮國家學生有機會接受教育並回饙母國。作者總結指，與其援助貧窮國家的政府，讓它們不再傷害人民並支持讓貧困民眾也能受益的全球化政策更有助令改善貧窮狀況。

未來全球可能面對的威脅包括︰全球氣候變化、中國出現混亂、原教旨主義者、抗藥性傳染病，以及富裕國家經濟增長減慢與不平等加劇，造成社會分配的衝突等。但作者對未來謹慎樂觀，因為脫離艱苦的渴求深入人心，而且知識一直累積；增長減慢可能是數字未能反映資訊科技帶來的好處；大部份非富裕國家仍大有增長空間，特別是中國與印度，也包括近期的非洲；預期壽命增長速度減少是因為現在死亡率減少的是中年與老年人；有足夠資源投入以改善健康，癌症有望得到更好治療；這刻在歷史上暴力程度很低、民主大為擴張、人們更高也更聰明、識字率大為提高，都令作者相信正如以往一樣人們在未來可以克服阻礙。

正義的理念

看完了沈恩的《正義的理念》，作者的正義理論旨在如何增長正義與消滅不義，而不是為完美正義的本質提出解答，這與當代政治哲學各正義理論有以下分別︰1. 它旨在成為實踐論理的基礎，不只是著眼於形容完美的正義社會；2. 有複數正義前提在批判檢驗後可得出不同結論，以論理得出的結果可能互相衝突；3. 彌補不義不只是體制缺失，也與個人行為有關。

作者指自啟蒙運動以來正義論理有兩個陣營，一是以描繪何謂完美正義制度為目標，圍繞著各種社會契約觀點，包括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與後來羅爾斯都屬此陣營；另一是比較各種體制、現實行為、社會互動等因素，怎樣導致人們有不同的生活，例子有亞當．斯密、貢多塞、吳爾史東克拉芙特、邊沁、馬克思、密爾等，作者在本書大體上也承襲此傳統，以社會選擇理論為工具。

作者質疑當問題有不同層面，價值也無法單純混合(就像喜歡白酒與喜歡紅酒的人都不喜歡兩者混合)，得出先驗選項那些正義理論無法提供比較正義的解決方法。體制與主宰規則也不能取代人類實際經驗，不同生活的選擇自由本身也非常重要。作者也指要了解社會現實需要考慮包括整個過程的完備結果，而不是只考慮最後結果如何。此外，先驗體制論著重主權國家內體制的正義原則，在面對全球環境下的正義有所不足。

在選擇合理的方法時，論理(reasoning)即使不能保證方法一定正確，又或者比其他不合理方法更正確，卻可在合理範圍內盡量保持客觀。客觀是指必須在公平基礎上讓不同觀點互相對比，作者認為從各個觀點做合理檢驗是倫理及政治信念是否客觀的必要條件。

羅爾斯「正義即公平」的理論指我們在價值判斷時要避免偏差，考慮並關心其他人的利益，避免受個人利益、偏好與成見影響。他提出在眾人不知道個人利益與好生活的原初狀態中，將無異議地得出兩項正義原則︰1. 每個人有權利擁有完成適足的平等基本自由框架；2. 社會與經濟不平等必須滿足兩項條件︰a. 各種工作與職位在公平機會平等下開放給所有人；b. 照顧社會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

作者就羅爾斯理論中誘因的角色評論指，理論未能訂出界線說明既然可接受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其他理由的不平等能否接受，假如連以誘因為基礎的不平等都不能接受，這先驗「正義」世界又是否太高不可攀。作者也列出羅爾斯理論的重要貢獻︰以公平為正義核心，令我們超越關於正義問題的理解；強調以客觀觀念建立公共思考框架，以判斷概念應用，並充分討論及反省各種理由與基礎以得到結論；指出人們有正義感的能力，以及與善觀念有關的道德力量，對理性(rational)與講理(reasonable)作實用區分；指出自由不同於其他考量的重要；堅持程序公平的需要；指出衡平原則在社會制度的重要；探討「基本資具」間接承認，人們要有實質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生活。

羅爾斯理論的問題與困難則有︰自由完全優先可能太過極端，或許自由有某種優先地位，卻不是毫無限制在所有考量中都優先；羅爾斯理論未有考慮人們將基本資具轉換成美好生活的能力也有不同，因而有理由將焦點從基本資具轉向評估實際的自由與能力。除此之外，作者也指出羅爾斯社會契約進路著重正義的體制，但較少注意正義社會需要甚麼現實的行為特徵；每個人實際行為與「合理」行為不符時，羅爾斯理論也無法指導如何選擇現實社會的各種體制。

阿當．斯密認為想像一個遠處的公正旁觀者會怎樣想，可令我們離自己一段距離觀察自己的情感。作者指以斯密「公正的旁觀者」的機制處理公平問題，可補足羅爾斯契約論不足之處︰1. 處理比較的評價問題，而不是提供先驗性解答；2. 注意社會現實，不只是體制與規定的要求；3. 容許不完整評價，同時在重要社會正義問題仍可提供指引；4. 注意到契約團體外的聲音，顧及其利益並避免自身落入本位主義。

羅爾斯差異原則中體制選擇扮演重要角色，在過程中必須檢視各差異可能體制如何配合社為行為規範標準，也要判辨社會種種不平等是否符合最弱勢成員的最大利益，以致需要注意各種行為差異的問題。要匡正因體制裂縫與行為不當產生的不義，我們要思考何種體制能提升人們的權利、自由和幸福，藉以促進正義。思考正義與不義時，必須考慮到基本的現實。作者認為我們應探索可以促進正義的體制，而不是將體制本身視為正義的展現。體制本身並不是善，只是藉以實現社會成就的可行方法。「正義體制」也可能產生可怕的結果，而且制度再出色也無法隨時應對瞬息萬變的世界。作者指我們不能將正義的任務完全交給正確社會體制與規則，在追求正義時，探究事情進展與是否可做得更好總是不可避免。

社會選擇理論中的阿羅不可能定理指出，投票不可能同時滿足反映所有人一致偏好、非獨裁與加入額外選項後不會影響結果這三項條件。後來研究則發現，假如社會決策程序對資訊更為敏感，在許多情況下仍可以解決這類僵局。為了解正義條件、社會組織與體制需要，並合理地形成政治決策，我們需要更多資訊與檢驗過程的證據。

作者指在判斷兩個選項的相對價值時，先驗進路的完美選項並不是必要條件，對於比較也沒有很大幫助。保留不完備空間的正義理論並非缺陷，反而可以不必比個兩個制度時提出各政治與社會制度不同評價，就能得出有力的判斷。社會正義在政治上保有不完備空間，也讓有不同評價的個人可以在共同信念，也就是局部的位序下提升正義並減少不義。在此作者列舉社會選擇理論對正義理論的貢獻如下︰

1. 注重比較方法而非先驗探究
2. 認識到理性多元的特質，並注意到各原則之間有可能持續衝突
3. 允許並促成反複檢驗的空間
4. 承認正義會在本質上(斷言的)或暫時(因資訊不足而)不完備
5. 關心如何以多元觀點及優先選擇作全面社會選擇判斷，包括社會不同觀點與個人採取不同方法
6. 強調精確解說與論證，釐清互動過程
7. 證成公共論理在社會選擇的角色，例如作者提出的「帕累托自由不可能定理」指，在任何人的個人偏認同樣被承認下，自由與最佳效率並不相容。為了保護所有人的自由，我們不得不學會對各自價值相互寬容。

在倫理主張中「非主觀性」(non-subjectivity)包括兩個不同問題︰一是在客觀基礎上理解與溝通的問題，令他人可得知彼此的信念與表述；二是客觀上是否可接受的問題，如此每個人才能就不同人提出的主張爭論是否正確。任何意見要互相理解需要某種形式的從眾，投入人們共同的思考與行為模式，以有效溝通語言與意象，及約定俗成的規則表達新意見。倫理主張是否客觀，與能否經受開放的公共理論息息相關，開放的公共理論又與命題立場及其論證是否公正密不可分。「封閉的公正性」指公正判斷程序只用於特定團體成員上，在「開放的公正性」中，公正評價程序則需要核心團體外的判斷，以避免本位主義，如同斯密「公正的旁觀者」設計所示。

以主權國家為邊界的正義理論在道德與倫理上有不明之處。我們身份認知並不僅限於國內，也包括宗教、語系、種族、性別、政治理念、職業等，這多重身份令義務超越國家界線。此外，一國行動可能會對其他地方有重大影響，在判斷社會組織是否不義時，也應聽取其他地方受影響人們的聲音。忽視其他地方聲音可能會造成本位主義，在信仰與習俗偏狹世界中忽視不義的結果。真正客觀需要認真檢驗並注意不同觀點。

羅爾斯原初狀態推導出封閉的公正性，作者指這方法的限制有三︰1. 如上文所述，核心團體會影響團體以外的人；2. 假如核心團體決定會影響團體規模與組成，不同封閉方式就會產生不一致情況。例如改變生育、死亡與人口流動令人口數目變動，因而改變基本社會結構及所有人的價值與偏好；3. 封閉公正性無法解決核心團體共有的成見與偏袒。

立場是否客觀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在同一位置下不同人都證實相同的觀察，一是同一個人可從不同位置作不同觀察。在階級分明社會的偏狹觀察可能做成錯誤解讀，得出社會不平等與歧視有「眼前證據」的結論，例如在傳統社會連婦女自身都覺得自己智能較差。立場客觀性的跨立場理解，可令我們看到不合理立場認知如何產生。作者認為在今日正義理論不能忽略自己國家以外的世界，在各地關係更緊密下，我們也會關心挑戰世界的不義與不人道，以及威脅世界的暴力與恐怖主義。

人們實際行為可能與最大程度自利相差甚遠，或者即使清楚怎樣是理性卻無法照著做。他們也有理由注意私利以外的目標，令理性選擇理論對理性與合理的理解難免顯得偏狹。作者提出另一種較廣泛的選擇理性說法，指選擇理性主要是將我們選擇奠基於經得起批判檢驗的理由上。這表示有可能出現許多足以支持的理由，令理性選擇呈多元特質，使我們很難只以理性觀念對個人實際選擇作唯一的預測。這樣我們有時即使對他人作法並不苛同，也會讓別人「隨他們去」就不見得是不理性，即使那不會令我們自己得益。因為我們是在遵守自己同意的善行規範(讓別人做自己想做的事)，體諒別人的欲望與目標。

作者指羅爾斯以原初狀態設計產生正義基本理念，合作被視為有利於所有人，令「正義即公平」進路基本人有以利益為基礎的支點。作者就此提出兩項疑問︰利益考量是否社會合理行為的唯一堅定基礎？互惠互利是否所有政治合理性的基礎？作者提出另一種理論路線，主張如果一個人有權力去改變，以減少世界上的不義時，他就有強烈的社會理由這樣做。影響力有其相應義務，可能是超越互惠動機正義理論的重要基礎。

作者以《薄伽梵歌》中阿周那與黑天正義戰爭的討論，談及關於人類義務的三個元素︰1. 現實世界發生的事對道德與政治思考至關重要，例如以正義之戰為名會令許多人死亡；2. 如果一個人的決定造成嚴重後果，他就要為其選擇結果負起個人責任，即使結果怎麼好，在戰場上殺人也是事實；3. 正如那場戰爭中阿周那要與自己親近的人交戰那樣，某些個別行為會涉及與他人的個人關係，一個人對其他人可能會有特殊責任。像功利主義那樣的倫理學，忽視效益以外的結果，對過程並沒有完備考慮，也忽略個人責任的重要。選擇需要考慮行為能力(agency)、程序與個人關係，並受個人反省與公共論證檢驗。

自由的價值至少有二︰給我們更多機會去追求自己的目標；選擇過程本身不受別人壓逼。即使我們的選擇成真，但假如過程是別人強逼而來，過程面向的自由會受到影響。當我們以完備結果的廣義角度，而不只是以最後結果的狹義角度看待機會，在強逼過程下個人考慮各種可行選項的自由機會也顯然受到損害。

正義理論中有兩種進路採取不同焦點，以效益或資源為基礎的進路，例如功利主義與經濟學許多實例；以個人實現其目標能力(capability) 的進路，與自由的完備機會關係密切。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從機會角度判斷資訊與個人利益，並非任何特別的社會制度設計。對各種社會體制評價，完全取決於著眼的資訊。能力進路關注生活事務各種不同層面，重視生活的實現，而不是讓生活滿意的工具，注意到個人將工具變成美好生活的能力各有不同。

作者指能力進路著眼於機會而非只是實際成就在三方面更為廣闊︰1. 考慮到人們即使在已實現的成就相當，他們也可能有潛在的優勢差異；2. 有能力在不同文化關係間作選擇，對個人與政治都可能很重要；3. 能力與成就的區分，關係到社會及其他人幫助被剝奪者的責任與義務。

公共論理與審議可讓我們對個別活動其及組合的角色、範圍與意義有更深入理解，有助衡量各種能力以得出局部排序及有限一致性。人們的思考、選擇與行為都受到其周遭世界影響，要駁斥部份社會內的思考，對考慮主題需有更多公共參與及「公正旁觀者」觀點。

作者認為能力進路限定於個人能力，並排除團體能力在正義或不義論述的原因是，團體能力視團體成員態度而定，而且一個人可能屬於許多不同團體，如果只視他為某個團體的成員，會嚴重損害他決定如何看待自己的自由。

美好生活的工具與目的差異，反映在各種不同偶然因素都讓人們以不同方式將所得變成其所要生活，包括1. 個人不同身體特徵；2. 物資環境如氣候與水土不同；3. 社會環境差異，例如公共衛生、教育、犯罪率、社區關係等；4. 遠近親疏的觀點差異，例如在不同國家投入社群與滿足自尊的基本條件不同。

自由是一個人的影響力一部份，作者指自由不只是人類的利益所在，它同時是理解我們義務時的核心考量。這與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的功利主義計算有別，作者認為功利主義計算對長期遭剝奪者非常不公平，因為絕望的被剝奪者會找個藉口調整欲望與期待，嚴重扭曲以快樂與欲望滿足為標準的效益尺度，令功利主義計算忽視貧困生活的實際剝奪。

在能力進路下行為與幸福區分，自由與成就區分，因而衍生出四種有關個人利益的概念︰幸福的成就、幸福的自由、 行為的成就、行為的自由。在判斷被剝奪者是否需要其他人伸出援手時，幸福成就可能比行為成就重要；制定國家政策時，幸福自由可能比幸福成就重要；能力可視為幸福自由或行為自由，公共政策較關注前者，對個人來說後者可能則較有價值。行為自由也表示個人可以拒絕只追求個人幸福，以其行為自由改善其他人的生活。

作者認為能力平等或許值得重視，但它在與其他重要考量有衝突時，並不必然凌駕於其他重要考量之上，原因是1. 能力只是自由其中一個層面，與實質機會有關，未有顧及自由的程序層面，例如公平與衡平問題，這些問題在醫療與人權議題相當重要，平等不能只要求單一焦點；2. 除了整體自由的平等要求外，也有其他重要的分配判斷要求需要考量，例如強調勞務必須有其回報；3. 能力評比局部排序在某些情況下不一定能清楚判斷不平等問題，以能力平等為正義要求有其限制；4. 平等不是正義理論唯一關心的話題，也不是能力理念的唯一主題，例如能力觀點也與積聚與分配相關，在減少能力不平等與提升所有人能力之間考量。

一個人可否實現其合理選擇目標有許多方式，他可以藉由自己的行動實現其選擇結果，這是直接控制；他實現偏向時也可能會有「間接力量」幫助，例如醫師醫治病人，這是影響力的力量。影響力結果有時會與個人利益考量不一致，在社會制度中公共機構是基於民眾選擇決策，還是自行認為可提升民眾福祉而決策也有所不同。此外偏好所得結果或許是因與他人偏好一致，也或許純粹是運氣使然，令個人偏好對結果可能沒影響力。要充分理解個人自由，我們必須考慮到行為自由及其影響與結果的性質。

作者提及參與式治理在歷史上一直有深層魅力，對民主更廣義理解在於政治參與、對話與公共互動。投票不是民主社會中公共理論唯一的考量，其有效程度視乎周遭事物，例如言論自由、資訊公開與異議的自由。獨裁統治者以審查制度、資訊封鎖與製造恐懼，加上打壓反對派與媒體獨立，社會缺乏基本公民權與政治自由，這樣投票結果也不具正當性。

公共論理中新聞媒體的角色如下︰1. 新聞自由直接促進我們彼此溝通與了解世界；2. 新聞媒體提供時事資訊，也以調查報導挖掘出不受注意或不為人知的資訊；3. 新聞自由可以為弱勢者發聲以保護他們；4. 新聞自由可以推動公開的溝通與論證，形成言之有物的價值觀；5. 媒體促進公共論理有助於追求正義。

作者以饑荒為例討論民主實踐如何促進正義︰統治者往往不是饑荒的受害者，但如果政府必須對人民負責，在新聞自由與沒有審查限制的輿論下，政府就有充足誘因撲滅饑荒。此外，饑荒影響的人口比例通常很小，一般不到10%，只有災民反對執政政府或許不夠。然而在公共理論下媒體與輿論可能會影響更多潛在民眾，民主實踐讓人民經輿論關心其他人的困境，了解更多人的生活。缺乏獨立新聞傳播系統也會令統治者受騙於自己的宣傳，令真實資訊無法流通，延誤救助行動。

除防止饑荒外，民主、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也有助於提升其他類型的自由，例如人身安全、面對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教育、醫療、兒童營養、土地改革與性別平等，公共論理與社會壓力都有助促進社會照顧不同人的需要。作者指我們也必須依賴健全民主政治創造出寬容的價值觀，並由媒體協助讓其他團體了解某些族群的處境。民主的成就不在於它是完美體制結構。它取決於我們的行為模式以及政治與社會互動運作，依賴人類行為者以合理的現實機會來行動。

作者指人權不像物件般存在，也不像法律條文般存在，人權宣言所說各種人權存在，其實是關於應該怎樣做的強烈倫理主張。這樣就會有內容與可行性的問題，內容問題是指人權的自由與義務為何，可行性問題則是檢驗與可行性準則是否適用於人權個別領域。人權中的權利並不一定有法律效力，反而是以自由及其相應義務強調權利的基本重要性質。推廣人權也不一定要制定新的法律，例如非政府組織推動人權就與立法沒有太大關係。

各種自由是否能到達人權的門檻條件，包括這些自由是否重要，以及自由的社會意義，總是眾說紛紜，需要經批判性的檢視。人權中既有程序也有機會的面向，機會面向也就是能力的觀念，但程序面向則需要超越能力的觀點看待自由，探討正當程序，例如公平審訊應採取甚麼程序。

人權認知並不是要求所有人不顧一切協助阻止人權受到侵犯，而是一個人有能力預防人權受侵犯時，他就有理由這樣做，這理由在考慮行動時雖然也可能會受其他事物凌駕，卻不能純粹以「不關我事」打發掉。

二十世紀人權除生命、自由、勞動成果等最低權利外，也包括工作、受教育、免於失業於貧窮保障、加入工會與合理報酬等第二代人權。這些經濟與社會權利受兩種主要論述方向反駁︰「體制化的批評」與「可行性的批評」。「體制化的批評」指這些權利部份缺乏特定義務而無法體制化，有些則未知是否應該體制化。作者則回應指義務可能有完全義務與不完全義務，後者指出在權利受侵犯時其他人有伸出援手的責任，在經濟與社會權利中這代表人們可以施壓要求或推動體制改變，或促使社會態度改變以實現這些權利。

「可行性的批評」則認為許多所有人的經濟與社會權利怎樣努力也無法實現，作者回應指人權必須是每個人都做得到這預設站不住腳，不完全實現的權利仍是權利，雖然它需要補救措施，激勵更多社會行動。反過來說，要求以可行性為所有權利的必要條件，會令所有權利都無法成立，例如完全保證所有人生命與自由都不受侵害，也是極為困難的事，但這不代表人身安全與自由不是重要的權利。

作者指公眾情緒對政策決定與不義判斷都很重要，不義感受必須接受檢驗，以確定它是否有根據。然而不義經常與人們難以突破的社會區隔有關，我們必須客觀分析現實與機率的對比，懷疑、質押與檢驗後，才能歸結出是否及如何促進正義。義憤只是公共論理的起始動機，不能取代論理本身。

作者再次重申，一種開闊的正義論理可以包容不同考量，如果多元理性中各種考量都有價格，因而令我們無法局部決定彼此相對強度，我們仍可以試著可比較至甚麼程度。批判性檢驗無法解決所有爭議，並不代表我們沒有足夠確定的理由運用正義理念，以合理檢驗得出判斷，我們不必保證每次引用正義理念時都一定是「最好的」或「唯一正確的」選擇。

正義的公共論理需要超越國家或地區界限，原因是我們世界各國利益互涉，正義公共論理需避免偏見或對他人不公平，他人觀點也能擴大我們自己對相關原則探究的關係，以避免價值本位主義與限於一地的先入為主推斷。亞當．斯密「公正旁觀者」的部份意圖，就在於願意考慮其他地方的建議，並不必然要因而照單全收，卻有助於豐富我們的思考。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看完了Karl Polanyi的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主題是十九世紀市場系統意圖超脫社會與政治之外的前因後果。作者指十九世紀有四項制度特徵︰1. 列強平衡的權力系統；2. 國際金本位制；3. 自行調節市場；4. 自由政府。本書論題為自行調節市場是十九世紀制度的核心，它摧毀了人類與自然。

國際金融連繫十九世紀各國政治與經濟制度，其動機為利潤，戰爭會令擁有大量債務在手的國際金融不利，為此在代價不大的情況下它希望各國和平。貿易在此時也不再是特許經營，帶有軍事與戰爭特質，反而要依靠國際金融系統，因而不希望列強陷入整體戰爭。這些新經濟因素為歐洲帶來1815-1914年間百年和平。這百年和平因列強組成兩個互相對立的陣形，不再有第三方制衡，加上殖民地敵對競爭更為劇烈令全球經濟出現裂痕，國際金融阻止戰爭蔓延的能力急速下降，令百年和平告一段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並未重回平衡，戰敗國單方面裁軍，和平沒有可能回復。同時國際金融系統崩潰，各國貨幣大幅波動，金本位制先是在東歐，然後隨大蕭條在西歐與美國廢止。部份國家如德國、俄國與美國分別以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新政轉型，讓政府更為參與金融、貿易、戰爭與社會組織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大變動的其中一部份。

本書討論的就是這場大轉型及其相關發展。十九世紀文明在歷史上最突出之處，在於它以人類歷史上很少受認同的動機為行動基礎，那就是獲利的動機。經濟自由主義認為私人利益比正義重要，長遠而言也會為整體帶來進步，正如工業革命所顯示那樣。但作者指社會轉變速率與轉變方向同樣重要，正是政策使進步的速率減慢，才令貧困者有可能調整自身面對改變的環境，不致於在人身、經濟、肉體與道德上遭到毀滅。

經濟理論考慮「長遠而言」的結果，假設調整會自動在市場系統出現，但市場系統本身就是人為制度，不會自然出現；而且當轉變的即時影響有害，也一直沒有相反證據，最後的影響就是有害，「長遠而言」的假設並不成立。

工業革命中以專門機器生產的方式，令自我調節市場系統成形。這些機器價錢昂貴，只有在原料供應穩定，可大量生產商品時才能回本。對商人來說這意味著要將所有投入生產的因素出售，向所有準備購買的人提供所需商品數量。這就需要在工業生活所有環節引進交易媒介，所有交易變成金錢交易，所有人的收入都來自銷售。但這也代表商人要購買原材料與勞工，也就是自然與人，將後者變成買賣商品。人的社會關係與自然棲息地因而受到威脅。

十九世紀的市場經濟，意味著一個市場的自我調節系統，經濟只會由市場價值主導。歷史上市場制度自石器時代後頗為常見，卻只在經濟生活佔次要角色。勞動分工在歷史上是因為性別、地理與個人天賦不同出現，卻不會像十八與十九世紀作家所言，天生有以物易物、買賣與交易的傾向，也沒有經濟體像十九世紀般由市場控制規限，人類經濟往往是融通其社會關係之中。

歷史與民俗學研究的社會中，經濟相關行為主要以三種原則進行︰互惠原則，在家庭與宗族組織中對等地互相幫助，以維持自己的社會評價；重新分配原則，在領地內領袖集中統一資源，按成員需要再作分派，促進勞動分工、對外貿易、公共事業與提供軍力，也包括連繫成員與宗教等非經濟動機；家庭生產以供自用，由農業社會後開始出現，以自給自足為基礎。

互惠、重新分配與家庭自用三種原則是社會特徵，但交易原則就需要專門設立制度實行，即以市場模式產生價格。這樣原本嵌入社會關係的經濟行為，就反過來要社會關係嵌入經濟中。在歷史上市場不是由個人交易傾向開始，而是貨物的地理分佈令不同地方交易，並由此出現與外人交易的市場制度與金錢，讓少數人參與商談議價。地區市場則受儀式與慶典限制，以避免市場擴張打亂經濟。這些地區市場只服務鄰里共同體，並不是整國國家市場的起源。商業革命時期只有鄰里貿易與長距離貿易，兩者嚴格分離，很少有不同城鎮間的貿易，而且貿易缺乏競爭。

國家市場源起於十五至十六世紀中央集權政府出現，當時政治中心由地中海轉至大西洋，大型農業國家不得不組織起商業與貿易；國家內部開始統一，對外也要組織舉國資源投入國外事務；經濟上金錢可用作統一儲藏資本，有利商業發展；中央政府掌握推行經濟政策的行政技術，都促成國家市場形成。此國內市場暫時仍與地區及國外市場重疊，自足農家繼續是經濟系統的基礎，以國內商業輔助略有參與國內市場，這種情況持續至工業革命來臨。

作者之後暫時轉向另一話題，討論自行調節市場基礎的三種虛構商品︰土地、勞力與金錢。自行調節市場有兩項假設︰1. 所有產品都是用於市場銷售，所有收入都來自銷售這些產品；2. 市場形成不能有任何阻礙，收入不能從銷售以外的方式得來，價格按轉變調整不會出現任何阻礙。重商主義時期土地與勞力都受保護在商業之外，但在市場經濟中，土地與勞力都要投入市場機制內，市場經濟意味著市場社會，社會上所有事物都要服從市場法則。

作者指， 土地、勞力與金錢有其銷售市場，但這不代表它們本身是用於銷售的商品，它們產生的過程不是為了滿足銷售要求︰土地只是自然的別名，不是由人製造；勞力就是有生命人類的活動，人類是為與銷售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生；金錢純粹是購買力代幣，不是生產得來，要在銀行或國家財政機制下才能發揮作用。

假如人類、自然環境與購買力數量與使用這三種事物完全受市場機制控制，結果會毀壞整個社會。人類會成為社會混亂的受害者，自然會受破壞與污染，金錢則會令商業企業因週轉不靈定期破產。這在勞力市場上格外明顯，人類社會因而成為經濟系統的附屬品。十九世紀的社會歷史，就是這三種虛構商品的市場擴散，以及制止這些市場的保護機制出現，這兩者共同運動的結果。

貧窮就是其中一項例子，十七世紀末起英國雖然在物質上進步，失業貧困的人卻越來越多，令人們開始探索在複雜社會中生命的意義。在政治經濟學中這問題形成兩種相反觀點，一種是進步與完善的觀點，強調和諧與自行調節原則；另一種是命定與非難的觀點，強調競爭與衝突。在兩種觀點衝突中經濟自由主義與階級觀念都參與其中。

阿當史密斯認為財富只是共同體生活不同層面之一，它無關善惡標準。後來其他作家則將經濟法則推舉為自然定律，約瑟夫．湯森將弱肉強食自然法則應用在政治科學上，食物有限令較弱的人注定受苦，不容任何政府行動干預。後來馬爾薩斯的人口法則，與李嘉圖的報酬遞減法則，也認為政府政治行動與經濟社會沒有關係。人口法則與報酬遞減法則組成工資鐵律，將工資形容為生育率與土地的自然結果，與任何人類行為理性法則無關。

作者指經濟理論建立時處於沒有勞力市場的資本主義下，這造成以下後果︰1. 古典經濟學家的理論非常含糊，尤其是混淆財富與價值；2. 因為處於初生市場與勞力管制兩套系統並存的時期，這些理論缺乏統一系統解釋事實；3. 古典經濟學家的解決方案對理解經濟社會影響深遠，這些市場法則變成自然本身，競爭社會的法則以叢林方式為處罰。

如前所述，十九世紀社會組織由兩項原則構成︰經濟自由主義目標是建立自我調節市場，社會保護機制目標則是保護人、自然與生產組織。前者以貿易階級為代表，後者則在受市場摧毀行動影響的階級得到支持，當中主要是勞動階級與地主階級。在這場階級衝突中，貿易階級因市場擴張在就業、投資回報與貨幣穩定中得益，並察覺不到市場摧毀行動的影響，如勞動剝削、家庭生活損毀、鄰里崩壞、環境污染、社會習俗受干擾等，以及所有不影響利潤的生活層面水準下跌，如房屋與藝術。另一方面，勞動階級流離失所，土地貴族與農場主則要保衛甚為依賴土地與人的國家軍事實力。

自1830年代起，經濟自由主義爆發為宗教狂熱，自由放任政策變成激進信念，主張包括勞工、貨幣與貿易所有事物都只能以自由放任政策處理，所有其他解決方法都不起作用。自由放任政策三條教義︰勞動市場競爭、自動金本位與國際自由貿易，三者缺一不可，勞動成本要在因維護金本位可能導致通貨緊縮時按比例下跌，才能令製造商繼續在不斷擴張的全球市場中獲利。

矛盾的是在引入市場後，管制與干預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大幅擴張其範圍。行政人員需要持續監察以確保系統自然運作，例如圈地法與市政改革等。自由放任經濟是國家有意推行的結果，自由放任的限制也同時出現。即使在沒有輿論或故意下，擴大政府功能與限制個人自由的法案也自然產生，例如1870-80年代的各項法案，反映這些限制純粹基於實用精神而實施。其影響之一，是經濟自由主義永遠可以聲稱它那些解決辦法未能生效，可歸咎於受到持續的干預。

作者說明1870-80年代社會與國家轉向保護主義，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所說的「集體主義」陰謀，而是自我調節市場系統表現出缺陷與危害︰

1. 當時採取行動改變的事宜非常多樣，如飲食價格、檢查媒氣廠、限制童工、推廣疫苗、調整交通工具收費、徵收水務與排污費等，當中許多法案是由自由放任支持者推行；


2. 許多轉變是短時間內無意識地實行，例如工傷賠償由假定僱傭雙方是陌生人，突然變成僱主需保障員工免受工傷，這並非由於對自由主義的支持改變，只是問題情況演化需要尋求新的解決方法；


3. 意識形態各有不同的國家都遵從由自由放任到管制立法的路徑，維多利亞英國與俾斯麥德國都是如此，表現出是實際因素而不是意識形態令立法者推行法案；


4. 經濟自由主義者同樣多次要求管制，如在集體談判工資與卡特爾上，顯示經濟自由主義者為滿足自我調節市場的要求，一樣會背棄自由放任運用「集體主義」的方法。

談及階級時，作者提醒階級利益並不能抽離於整個社會的利益看待，社會轉變是由社會外部的因素引起，社會內部團體與階級是在回應這轉變。故此長遠社會過程不能由階級利益解釋，因為是長遠社會過程決定階級的存在，單一階級利益也不一定能取得其他階級支持，雖然人類社會受經濟因素限制，經濟動機卻不是人類行動的唯一動機。正是由於人口不同部份的社會關注同樣受市場威脅，屬於不同經濟分層的人才會無意識地結合力量面對危險。貿易階級與其後工業家、企業家及資本家支持市場擴展；土地階級維護過去舊體制與家父長制，勞動階級則尋求超越與未來的方案，建立勞動共同協作組織。土地階級與勞動階級雖然目標不同，卻有維護社會結構的共同取態。階級與整體社會關係形成階級的角色，大多數只顧自己階級利益的政策都不會成功，甚至不能確保自己的階級利益。

工業革命造成的不是經濟剝削，而是文化環境崩解，在不到半個世紀令英國郊外眾多居民變成流離失所的移民。其社會存在所依的制度遭受致命打擊，結果令他們失去自尊與標準。這場社會與文化災難，卻在經濟學偏見下變成科技進步下的持續改善。這鼓舞了這樣的傳說聲言指，時代的任何錯誤都是因為我們偏離經濟自由主義。作者則反駁指是市場擴展只顧部份人的利益，危害了社會關注所在︰勞動市場競爭打擊了勞力擁有者，也就是人本身；國際自由貿易威脅到依賴自然的農業；金本位制則危及依靠價格相對走向運作的生產組織。

作者其後討論市場與人、自然及生產組織的關係。將勞力抽離生命其他活動並置於市場法則下，摧毀了有機形式生命存在，包括家族、鄰里、專業團體與公會，並置換成原子與個人化的存在。在勞力市場中，工資隨價格下跌，對人而言這代表勞工收入極不穩定、缺乏專業標準、無情並全數遭到推擠並完全取決於市場波動。社會保障的目標是打破這種制度並阻止其出現，確保勞力市場的工資及工作條件與標準規則，能免於人性成為那種販售商品。各種社會立法、工廠法、失業保險與工會是為左右勞力流動與工資彈性出現，其作用正是影響在人類勞力下的供需法則。

傳統上土地與勞力密不可分，勞力是生活一部份，土地是自然一部分，生活與自然形成整體。因此土地也與各種社會組織及部落、廟宇、村落、公會與教會聯繫。單一市場則是包括所有生產因素的市場，市場經濟因而社會各種制度附屬在市場機制要求之下。在土地納入市場過程中，首先泥土商業化以調動土地上的封建收入，然後強制生產食物與有機原料以滿足整個國家快速增長的工業人口需要，之後則是擴展這剩餘生產系統至海外，令土地產物用於滿足全球自我調節市場。

十九世紀農業保護主義反動成功在歐洲大陸以傳統情緒推行農業關稅，並穩住歐洲郊區免於走向城鎮。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農民成為制止勞工階級癱瘓市場的唯一力量，因而受到政府優待，直至城市中低層在法西斯下成為衝鋒隊，令資產階級不再依賴農民，農民的地位就快速下降。大地主則不受這鼓趨勢影響，他們因一戰後農業自足的軍事價值而獲得優勢。作者指法西斯主義崛起原因在於，勞工階級與其公會及政黨可能會摒棄視契約自由與私有產權為絕對的市場規則，令擔憂他們會造成災難的恐懼以法西斯形式爆發。雖然農民與工人對市場經濟都是以保護主義為回應，但是在緊急情況下，與土地連結的歐洲農民傾向與市場系統妥協，勞動階級則不畏於打破規則並徹底挑戰市場經濟。

現代中央銀行本質上是用以保障金錢供應不會破壞商業機構，然而正是這種保障令國際體系加速衰落。商業利潤受價格左右，因此貨幣政策對受利潤驅動的體系相當重要。價格調整需要時間，假如價格水平因貨幣政策而長時間下跌，商業機構就會受週轉不靈威脅，令生產機構崩解及資本大規模摧毀。透過中央處理國內信貸供應，中央銀行可以避免通貨緊縮令商業與就業陷入徹底混亂，並吸收通貨緊縮衝擊將負擔分散到整個國家。在金本位下，銀行正常功能為緩衝黃金流失的即時影響，並減少在商業流通的鈔票數量，方法包括短期貸款、限制信貸、提高銀行利息與公開市場操作。

金本位下匯率成為首要任務，意味著中央銀行政策需由政治體制決定，貨幣政策在政治領域範圍內。其影響有兩面︰在國內，貨幣政策是干預主義的另一形式，經濟階級間互相衝突傾向聚焦於與此相關的金本位與平衡預算上，這在1930年代反民主運動中佔重要地位；在國外，國家貨幣佔絕對重要地位，將國家與國家貨幣聯繫起來，以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塑造國內相同的經濟生活經歷，建立起經濟上的國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金本位共同運作。結果在1929年後，各國證實不可能穩定匯率，就突然並急速拋棄金本位制。

1879至1929年各國出現各種引起混亂的裂痕︰國內經濟失業人口上升，國內政治各階級間緊張加劇，國際經濟面對匯率壓力，國際政治各國互相競爭殖民地。任何試圖減少國內失業的措施，不論是提高信貸或赤字預算，在金本位中都會令匯率不穩，並降低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在1780至1880年殖民地被視為舊制度遺物，但在國際貿易速率與數量增加，所有土地組織運用，食品與農業原料可以低價從地球間集體運輸後，就同時出現貿易保護主義與市場經濟擴張這雙重發展。關稅、工廠法與主動殖民政策成為經濟穩定的必要條件，以避免失業急升與工業及職位轉移，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與心理折磨。保護主義令國內價格調整緩慢，市場需由政治措施回復平衡，但政治與經濟領域卻在制度上分離，令緊張關係持續。最後市場經濟因階級衝突介入而落幕。

作者指社會保障與干預貨幣常常是相同議題 ，1920年代通貨膨脹有重要政治影響。在金本位下工資提升與直接通脹同樣令貨幣受威脅，兩者都可能減少出口並使貨幣貶值。當時政黨以穩定匯率為首要考慮，因而堅持平衡預算，反對提高工資及要求削減社會服務。事實上政府是以自由兌換貨幣之名強烈干預價格，以降低壟斷商品價格、既定工資與租金水平。罷工日益頻繁也反映出，視勞力為商品可在市場找出其價格的荒謬︰假如工人要在市場找出其價格，他們就會在購買者仍未開出可負擔最高價格前拒絕工作，這就意味著工人在市場的主要任務就是罷工。

1930年代政府在強力干預下也未能穩定匯價，最後摒棄金本位制，既保不住自由貨幣兌換又犧牲了自由政府。經歷十年通貨緊縮政策後，現在專權干預做法得到更多支持，削弱原本可抵抗法西斯災難的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俄羅斯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其他國家的私人企業好戰擁護者恐防工人政黨在緊急情況下也可能跟隨，展開出一場普遍蔓延的恐慌。工人在普選下數量佔優，工業家則掌握所有人的經濟命脈，民主政體與工業系統互相攻訐，政治與經濟系統都陷入癱瘓，恐慌令民眾不惜代價渴求可以提供簡易方法解決的領袖，法西斯解決方案的時機就此來臨。

法西斯解決方案本質上是以工業與政治上所有民主制度為代價改革市場經濟，經濟系統會重新活躍，但同時人民則受再教育成為不自然與無法參與政治的人，這種再教育是以一種政治宗教拒斥任何形式的人類友愛，透過集體改造與以科學方法刑求不馴者達到目標。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建基於無法運作的市場社會中，令其影響遍及全球。它也與歐洲在1920年代兩股趨勢有關︰反對革命與國族主義再興。然而作者認為法西斯主義興起關鍵因素仍是市場系統的狀態︰1917至23年法西斯主義仍未完全發展，政府有時會以它協助恢復法律與秩序；1924至29年市場系統得以恢復，法西斯主義失去政治力量；1930年後市場經濟陷入全面危機，在數年間法西斯主義成為影響世界的力量。同時間俄國也在世界經濟崩解下出口困難，無法以權宜之計處理國內農業問題，因而被逼走向自給自足之路，並開始推行集體農場。

作者在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仍未結束時談到未來。他認為市場會不再只是自我調節，因為它不會包括勞力、土地與金錢。工資差距仍是經濟系統重要部份，但其他不直接涉及金錢的動機也會受到重視。農地仍會廣泛私有，房產性質會大為轉變，房產所有權不再無限擴張。金錢在當時已不再是市場控制，政府任務是指導投資並規限儲蓄利率。市場會繼續存在，以保障消費者自由、標示需求轉變、影響生產者收入，並成為會計工具，卻不再是經濟自行調節的載體。

在國際關係上，因金本位的強制，十九世紀國際活動由無政府主權與「合理」干預他國事務兩項原則組成，這令各國合作困難，不同國家的人民缺乏相互認識，並對較落後與財政不穩國家的國內發展自由構成威脅。金本位自動機制廢除後，各國政府會發現在國際經濟上有可能共同合作，也可以允許其他國家以自己的傾向形塑國內制度。換言之，未來有可能出現政府間的合作，以及按國家意願組織國內生活的自由。

關於自由，在制度上規管既會擴張也會限制自由，制度安排視乎自由的得失平衡。自由與和平都需要有意爭取，這兩者受社會能否成功建立國際秩序影響。社會也需要明確建立新的保障來維護個人自由，個體必須能自由遵循其良心行事並免於畏懼權勢，自由社會的特徵是人們有權不表服從。當時未納入權利法案的公民自由也需獲得確認，所有權力機構都要跟從 ，例如在許可條件下不論政治取態、宗教觀、膚色或種族的工作權，以及安全及休閒的權利。

看來矛盾的是，複雜社會是以規限擴張並增強自由，但規限似乎卻與自由本身相對。作者認為這是因為自由的意義有質疑之處。自由並不是指一個人可隨心所欲，以自由之名不負責任。沒有社會可以在缺乏權力與強制下出現，權力的作用是確保生存所需的遵從行為，其最終來源是民眾意見。作者總結指，沒有權力的自由不可能在複雜社會出現，只要人認識到其任務是為所有人得到更多自由，他就不需要害怕權力與規劃會背向並摧毀他以它們為工具建立的自由。

但後來發展證明權力確實會以建立自由之名摧毀自由，這也是時代的侷限吧。

父酬者

看完了《父酬者》，原書名The Son Also Rises。本書是社會流動性研究，方法是用姓氏(特別是罕見姓氏)追蹤後人整體平均的社會地位。研究發現如書名所說，各社會流動性不高，隔代社會地位頗為穩定。作者認為現時主流研究只追蹤父子兩人的社會地位相關度，除偏向單一方面(如所得、教育或職業)外，也將相當隨機成份納入計算。以家族整體地位分佈來追蹤社會流動，會得出更根本的社會流動率。

本書研究發現不論任何社會與時代，社會流動率都不是很高，代際社會地位相關程度大約在0.75。研究結果也似乎暗示根本社會地位是由父母遺傳而來，先天比後天培養重要，若是如此，則會有幾種影響︰一，世界似乎比想像公平，才能是經濟成功主要來源，而不是繼承優勢；二，大量投資於照顧和教養子女對阻止長期向下流動並無用處；三，政府干預對改變社會流動性影響不大；四，聯婚可以增加社會流動，因此增加長期社會流動的方法，是以同質文化盡量提高不同社會群體的聯婚率。

作者研究瑞典、美國、中世紀英格蘭與現代英格蘭個別姓氏佔菁英比例，結果發現社會流動率都比現時主流研究低，在不同面向(財富、教育、職業與政治菁英成員比例)測量的社會流動速度相似，而且不同社會比例中地位持續率相似。作者認為主流研究是以不同世代中，社會地位與隨機因素混合得出的外顯個人特徵來計算社會流動性，因而會高估社會流動的速度，如圖所示︰

主流研究計算的是β，但根本社會流動性是b。以如姓氏等群體來計算，則會將隨機因素(ρ)減少，令結果更為接近b。

作者的研究表示家族歷史對代際社會流動率沒有影響，重要的是父母世代的地位。代際地位的相關度也與子女數目無關，反映父母投資並不能影響代際地位向平均遞迴。對孟加拉的婆羅門姓氏研究顯示，同族通婚社會幾乎沒有種姓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支持根本社會地位是父母遺傳的說法。

即使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下社會階層看來已徹底改變，姓氏研究也顯示其社會流動率只是稍為增加，社會地位仍然相當持續。台灣姓氏研究反映出流動性看來比其他社會高，這有可能是菁英大量移民至美國的結果。有學耆認為中國社會因索族網絡援助會令其社會流動性較低，但姓氏研究卻沒有發現這種情況。

日本姓氏研究發現武士與華族姓氏後代佔現代菁英比例仍然很高，而且武士姓氏的持續率比華族高，即是在近期仍是如此，作者未能解釋此差異的原因。韓國與日本一樣是高度同質化社會，但姓氏研究反映兩者與種族更歧異社會的流動率差不多。即使智利在近年經歷各種政治動盪，對社會流動率的影響也很小。

作者總結姓氏研究推論的流動性定律指，白手興家是特例，世代的變化平均而言很小，極富裕者祖先最有可能是中等財富與才華者，極貧窮與缺乏才能者則多半是頗貧窮與沒有才能的子女。換言之，這些家庭在高於或低於社會均數地位已很長時間。

部份群體持續高或低的地位，似乎違反上述流動性定律。但作者指地位分佈一開始可能由揀選機制創造，或群體內高與低地位生育率不同引起。地位建立後，則可藉同族通婚或社會群體揀選來維繫。

從收養子女地位與生父母而不是養父母相關度較高來看，似乎生物遺傳因素對社會地位比後天來得重要。既然如此，作者認為與其無效地推動改變社會流動率政策，不如以重分配方式改變實際結果。作者認為，目前製造高地位子女的競爭，由擁有最佳遺傳潛力者的婚配競爭取代，會令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的社會更有可能存在。

個人意見︰本書在「控制隨機因素」後得出的流動性，也就是排除了個人機遇後的姓氏研究結果，以此推論根本社會流動性是遺傳而來，看來不知道是不是有點套套邏輯。在排除影響社會地位的後天(「隨機」)因素後，自然就只剩下先天因素，先天因素自然大部份來自父母遺傳。此外，遺傳潛力婚配競爭會比「現在更好、更人道、較不具競爭性」似乎也有點過度推論，關鍵字︰優生學、種族滅絕。

Loneliness

看完了Loneliness，講述孤獨會帶來甚麼身心與認知影響。作者研究年輕人發現，平均而言，感覺孤獨的人獨處時間不比其他人長，外觀上與其他人吸引力差不多，高度、體重、年齡、教育與智能也類似，社交能力廣泛而言也不比人差，只是感到孤獨讓人較少機會表現社交技巧。

作者指孤獨有三個面向︰一是先天對社交需求的傾向，有人天生對遭社交排斥很敏感，也有人社交需求較少；二是感到孤立時自我控制情緒的能力，也就是各人在孤獨時影響情緒的程度有所不同；三是如何看待他人及預期他人會有甚麼反應，在不開心與感到威脅時這種認知能力會受到影響。故此孤獨既受先天也受後天影響。能適當調節、社交生活滿足的人，表現與接收的社交訊號也會與周圍環境更融洽和諧，作者稱這種各人互相影響的現象為co-regulation。

孤獨感是在社會關係不足時，身心與情緒警示我們要作出行動的反應，因此會對各種社交訊號更為敏感。然而這種反應帶有恐懼的感覺，令我們在接受社交訊息的準確程度下降。當我們長期處於孤獨，更為敏感卻較不準確的感受，會令我們更容易悲觀看待社會預期，並阻隔自己免於負面批評及為人拒絕。這種負面循環會令我們更自我防衛、與人保持距離、作出尖酸的行為。這會加強我們對社會預期的悲觀印象，其他人也會遠離自己，令情況更為難過。

處於孤獨會減少自我調節與執行控制的能力，令人較易做出不顧後果的短視行為。孤獨雖然在實驗室中社交表現不比他人差，但在現實中卻因自信不足與自我形象低下而無法適當發揮。

作者指人類傾向以互惠利他行為加強社會聯繫，並在處於孤獨時在生理上感到痛苦，可令我們祖先生存機會更大。自私的基因假如令個體只顧自己就不能繁殖，個體的成功與否需要超越自私並顧及他人，發展成截然不同的社交大腦與社會動物。

心理學家詢問人們「你是誰？」這問題，整理出人們的答案大致可分為三大類︰

1. 個人，內在自我，即與他人的個人特徵。


2. 社交或人際關係的自我，即與親近的人相處那自己，生活中沒有他人這就不會存在。


3. 集體自我，即更廣泛社會身份，在日常生活經驗較少出現，與更大社會團體的聯繫

人們的特質不是由基因命定，在不同情況下人們會有不同表現。在不同時間面對不同的人，人們有時會感到孤獨，有時不會。

作者提到孤獨並不等於抑鬱，雖然兩者有相關之處，但孤獨較像是缺乏社會聯繫時的警示，以推動人們離開現時狀況，抑鬱則更像是拉力，將人拉向表現低調，以向他人表示自己沒有威脅。

現時找到孤獨影響健康的可能途徑有五，包括︰

1. 孤獨令人較易作出不健康行為，尤其是中年人士及老人，如飲酒、偏食、較少出外散步等


2. 孤獨在中年後會令人遇上更多壓力事件，可能是因為長期孤獨耗費心神令控制能力減少，令人們更易出錯


3. 孤獨令人在解讀日常經驗時偏向負面，也較易以悲觀與逃避態度面對問題


4. 孤獨帶來需要回應更多壓力的生理變化，包括壓力荷爾蒙水平較高、持續發炎、改變心血管系統等


5. 孤獨使人較難得到休息回復，較難入睡，日間疲勞增加，睡眠質素下降

人類大腦演化可以三層分類來說明︰最內部的腦幹由爬蟲類到人類都有相似功能，控制基本生命功能如心跳、消化、呼吸；腦部中間則處理更複雜事務如愛與後悔，需要時會與腦幹及腦皮層合作；腦皮層由額葉處理最複雜的問題。這種分層機構令我們有需要時可以迅速以反射動作回應刺激，也可以作出更複雜的深思熟慮、漫遊不同時間想像並作出差別細微的決定。正是腦部這複雜而有時互相矛盾的系統，令人類對社會聯繫感到雀躍，對孤獨感到沮喪。

人類對社交的聯繫需要，也是體內化學運作的一部份。作者指oxytocin這種大腦分泌物會在人們與他人聯繫感到愉快時分泌，oxytocin會降低血壓與壓力荷爾蒙水平，減少壓力反應，鼓勵人們在往後繼續社會交往。

在與他人交流中了解他們如何不需要仔細考量，偵測與解讀他人舉動在神經系統中已有基礎，不需要意識介入。然而孤獨帶來的恐懼會令意識介入這種偵測與解讀，令本來無意識的流暢行動變得不自然。

孤獨使人傾向保護自己免於潛在的社交危機中，較少真心關懷他人的想法與感受，並長期處於自我中心的偏誤解讀意義中。長期孤獨的人傾向抱有犬儒世界觀，以無數理由辯解為何努力不會有回報，任何人際關係最後都會失敗，以至對他人缺乏同情與接納，最後令他人拒絕與孤獨的人交流，造成自我實現預言。孤獨造成的失調容易令人走向極端，不是缺乏反應被動地承受痛苦，對自己受到不公平不發一言，就是過度反應對小事大吵大鬧。

各國調查指人們在三年內快樂程度改變的因素主要有三︰社交聯繫、家庭收入與年齡。三者增加都會令人更快樂，但家庭收入增加只在一定範圍內令人更快樂，超過後就沒有太大效果。剩下可以由意志改變的，就是社交聯繫。

滿足社交需要比滿足食慾等身體需要不同的是，社交聯繫需要的不是專注於缺乏帶來痛苦，而是要走出去與他人互相交流。作者對如何改變提出幾項建議︰以簡單的行為開始，限定目標，不要事先有過多假設；行動計劃需要與自己的技能、知識、興趣相關；要有現實的預期，避免遭他人趁機利用；決定人際關係中適當的強烈與親密程度；相信人際關係可以互相合作越來越好。

作者再次提到有關孤獨的三項重點︰

1. 孤獨令人需要更多正面訊號去相信他人


2. 孤獨令人傾向批評


3. 孤獨可使人消極與逃避行事

最後作者指與他人連結是個人與社會創意與動力的泉源，讓我們更能發揮自己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