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黃種人

看完了《成為黃種人》，講述西方眼中東亞人怎樣變成「黃種人」的故事。作者指十九世紀之前在西方描述中，「黃色」與東亞人的膚色並沒有關係。十二世紀馬可波羅描述中國統治者與日本人是「白色」，十六世紀的航海人士描述亦是如此，此處強調「白」有時是為了表示與歐洲人相同，能夠建立起文明社會。

東亞人變成「黃種人」並非親眼所見或解讀東方文化符號而來，而是來自十九世紀對人種的「科學分類」，起源則是十八世紀末所謂「蒙古人種」。東亞人首先在比較解剖學影響下，在西方眼中變成與「高加索人」不同的「蒙古人種」，並代表一種醜陋、退化、具侵略性的人種。為表示與「白」的歐洲人，「科學」分類也不再將東亞人膚色形容為白，人類分成黑、白、紅、黃四種膚色，東亞人則歸於黃色。當時新起的人類學領域則試圖以色彩表測量不同人種膚色，但黑與白「中間」的顏色定義含糊不清，帶有主觀臆測，當某些東亞人與「高加索人」膚色似乎差不多時，測試者就聲稱東亞人有「看起來不明顯」的黃色。

十九世紀中葉東亞人移民歐美數目增加、後期日本帝國崛起，都促成西方人對東亞人的恐懼，並與蒙古帝國入侵歐洲的歷史相提並論，構成所謂「黃禍」的流行說法。到二十世紀初，東亞人是「黃色」與禍害的想法在西方已廣為接受，甚至有學說將此歸因於自然，例如「在沙漠與乾草原中獲得保護性的偽裝色彩」。

Phishing for Phools

看完了Phishing for Phools，大致是說在自由市場中，只要誤導與欺騙能夠獲利，又沒有任何監管，就總會有人這樣做。Phish是指各種誤導與欺騙手法，主要手法有兩種︰誤導與欺騙資訊與心理。Phools則是受誤導而做出本非如此選擇的人，例如過度購物的消費者。

人們受誤導與欺騙的原因在於他們有兩種「偏好」，一種是他們真的認為會令自己更好的決定，另一種則是人們在當下情況下真正做的選擇，作者稱之為”monkey on our shoulders”的偏好，就像猴子無法抗拒糖果的引誘一樣。在自由市場中販售者會透過操弄人們身處的故事情境，令人們處於不可抗拒的誘惑之中，並從中獲益。

在2007年次按證券危機中，販賣次按證券的人就像之包裝成似乎是良好資產，評級機構則利用過往建立的聲譽將這些證券評為AAA，令這些證券廣泛銷售。廣告則以引起受眾興建的敘事令人購物，並反複嘗試甚麼手法會令受眾上釣。新聞為了吸引觀眾選擇更刺激有趣但不甚重要的題材，甚至會報導更多厭惡性新聞。

汽車銷售也有phishing for phools的情況，汽車銷售員會致力說服買家那是一輛dream car，並聲稱各種升級設備符合買家需要，即使實情未必如此。如果買家有trade-in的話，銷售員也會嘗試令買家認為trade-in價格水平很高，令買家覺得新車的定價合理。在付款方式上，銷售員著重提及每月還款額，令買家沒有注意到還款期長短會影響總付款額。銷售員也不會談及汽車行的另一收入來源︰檢查與維修費用，令買家沒有留意購買汽車的全部成本。

信用卡是phishing另一例子，人們認為信用卡既方便又不用即時還款，卻沒有注意到這種方便會增加準確預算的困難，容易造成過度消費。作者引述研究指信用卡的收入來源有一半是逾期還款利息，三分一是交易費用，六分一是逾期還款費用等罰款，這都是信用卡方便的成本。

政治選舉也有各種phishing。作者指政治人物既要爭取選民支持，又要籌募捐獻助選，最合理的策略是在廣受關注的議題順應選民意見，在選民不那麼注意與缺乏資訊的議題則合符捐獻者的心意，然後利用獻金以廣告增加自己的知名度，並建立一種選民喜好的形象。例如宣傳繁忙的國會議員因為想家，每週都會回家剪草，雖然這與議會工作毫無關係，卻可以贏得選民的好感。

藥商在推出新藥時也能以各種手法通過審查。現時新藥推出前需要先以隨機對照試驗證明藥物有效，但在過程中藥商大有可以操弄之處，例如只呈報正面結果的試驗，發現新藥沒有效用的試驗則略過不提；也可以操縱試驗期長短、目標群眾、安慰劑選擇、試驗地點以得到正面結果。此外，新藥推出時藥商也大肆宣傳，資助學術期刊，並贊助醫生進修課程，左右課程內容，意圖說服醫生相信新藥非常有效。

煙酒公司也運用各種形象工程、辯護「個人自由」、政治獻金等試圖模糊煙酒的害處，令煙酒稅水平無法提高，並引致消費者過度吸煙及酗酒。作者認為雖然香煙的害處現在漸漸為大眾認同，但大眾仍然認為酒精比較無害，忽視酗酒帶來的傷害不止於生理層面，也會影響酗酒者及其身邊人的心理與生活。

1980-90年代美國儲貸機構危機反映出當時在金融業phishing甚為容易，而且事後帶來的影響深遠。儲貸機構以高息從其他金融機構借貸，再將錢借給「建築商」，過程中對建築項目是否獲利視若無睹，甚至那些「建築商」其實是儲貸機構主管的同黨，合謀侵吞貸款，只還利息以拖延時間。與此同時，垃圾債券發行商向這些儲貸機構與其他機構集資作敵意收購，並承諾給予高利息回報，但這承諾卻無法兌現，其違約率亦遠高於最初銷售聲稱的情況。

作者指垃圾債券危機顯示出金融業可以誤導資訊——例如誤導評級與會計——或吸引的故事——例如垃圾債券高回報——引人上釣。敵意收購自此之後則令最高收入人士收入大幅上升，成為近年不平等加劇的開端。這次金融業phishing最後要由政府以千億計美元收拾，也是美國1990-91年衰退的原因之一。只要能突破障礙，金融業phishing就會出現，令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作者認為，在沒有干預的情況下，金融災難自然會出現，並反複帶來重大危害。

書中也提及各種對抗phish的事物，包括消費者組織、產品標準檢查組織、同業社群與守則、法律、官方規管組織等。作者指對抗information phish的努力相信而言較為有效，psychological phish則較難抵抗，因為人們都會傾向相信各種吸引的故事。

作者反駁以言論自由辯護無限制政治獻金的說法，指選舉需要規則防止有資源的人士獨佔言論︰

Our view of free speech closely mirrors our view of free markets. We view both as critical for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free speech as especially critical for democracy. Bust just as phishing for phools yields a downside to free markets, similarly, it yields a downside to free speech. Like markets, free speech also requires rules to filter the functional from the dysfunctional. Anyone who has ever run a meeting knows that. Even the most democratic town meeting has its rules (p. 160).

Metaphorically, we must place some limits on those with the resources to unleash huge loudspeakers that can drown out the messages of less well0endowed others (p. 161).

作者總結認為本書的貢獻有三，首先是經濟學忽視誤導與欺騙是自由市場的一部份，而本書則認為phishing是一種普遍現象，經濟學家應更重視市場中存在甚麼樣的phish；其次本書指出人們真正渴望的事物，與他們以為自己渴求的事物往往有分別，經濟學中revealed preference，即消費者所選擇的正是其所偏好的事物，這一假設需要受到質疑；最後本書指出人們下決定的思考框架，是以他們對自己說的故事為本，而其他人因為自身利益，可能會操弄這故事為本的思考框架，從而影響人們的決定。

失控的銀行

看完了《失控的銀行》，全書最重點的就是認為現在銀行的負債率過高，造成過多風險，應降低其借貸比率並以股本代替。銀行股本(或反過來說負債)比率與銀行準備金率不同，後者是不能用於放貸的現金，前者則是放貸資金來自何處，例如股東集資、現金市場或銀行存款。

作者指政府在危機時拯救銀行是不得不為之，但拯救銀行會令銀行借貸更進取，借方也更樂意借給銀行，因為政府會包底，這就令銀行因納稅人幫助而佔了便宜，可以較低成本借貸。借款過高的問題是會令虧蝕擴大，貸方的權益部位在資產價格稍為下跌就會賠光。在銀行的情況中，財務槓桿令銀行在順境時得益更多，但在逆境時的更大虧蝕，則要由整體經濟來買單。正因為銀行知道大到不能倒的好處，銀行樂意高價併購其他銀行，以達致大到不能倒的地位，取利於納稅人。

面對債務威脅，貸方可能會過度謹慎，放棄未來有賺頭的投資，也可能會過度進取，在償付能力不足時，為求收復失地而豪賭，在銀行的情況兩者都會令整體經濟受到重大傷害。貸方在投資資產價格下跌時減少債務反而希望增加債務，因為假如資產價格繼續下跌，新增貸款會使其權益部位減少的幅度降低。

傳統銀行的服務是提供存款及支付系統，以及貸款給別人。假如存款人同時要求提取存款，銀行沒有足夠現有應付，就會造成擠兌。銀行貸款壞帳造成的損失也會減少貸款獲利，當房價全面下跌，或銀行貸款審批不嚴，就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1980年後抵押貸款證券化，銀行將貸款風險打包出去賣給其他投資人，對貸款人審批嚴格把關的誘因就更弱。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最大特色是其傳染性，全球金融機構互相緊密連繫，幾間機構償付能力不足引起連鎖反應，威脅到整個金融體系。在這次危機中，幾乎所有金融機構都持有不動產抵押貸款相關證券，其中一家的資產價格下跌，就令所有金融機構所持資產價格下跌。此外，這些金融機構的初始股東權益部位(按︰即股本比例，來自股東的資金，相對於對外借貸與存款)極少，資產價格下跌令這些機構的償付能力馬上成疑。加上銀行大部份貸款來自其他金融機構的短期債務與貨幣市場基金，不受存款保障保護，金融機構償付能力成疑後資金鏈斷裂，銀行無法取得新的資金。

談及衍生性金融產品造成的巨大風險︰

交易員的低調，加上合約與交易策略的複雜程度，都會使得衍生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容許個別交易員與銀行在沒有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累積非常高的風險，而且有時非常快速。由於衍生性金融商品可能會擴大風險的程度，大量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不會只威脅個別機構，而是會透過傳染危及整個金融系統(p. 128)。

作者認為資本監管(capital management)是降低金融業風險一種可行的方法，重點在於銀行吸收虧損、不至落入無法償債的能力，具體而言是要求銀行增加股東權益部位並減少債務。雖然銀行界以股本成本過高(集資股價過低)為由拒絕這項建議，但作者認為這說法並不合理，其他企業也主要以股本集資，銀行業並無特殊之處。銀行也可以保留獲利用於再投資。股東期望回報率會因不同投資風險而變動，正如房貸利率會因首期較多而較低，在股東權益部位較高、企業風險較低下，股東期望回報率自然會降低。作者指銀行家不願以股本集資為是為自己的利益著想︰

銀行股份的市值往往低於帳面價值，因為銀行的管理層不願意認列虧損。這是管理層一廂情願地希望貸款問題最後不會太嚴重；或是希望延遲公開虧損的事實，讓財報獲利數字好看一點，他們才能領到紅利。資產負債表的估價這高，也能幫銀行滿足資本監管的要求。銀行家有明確的誘因延遲認列虧損(只要他們能這麼做)，而會計原則也有充裕的彈性空間讓他們延遲認列。

......如果虧損確實存在，以市價發行新股票對銀行家來說似乎「太貴了」，因為知道每一美元的股份會變成五十分錢的是銀行家，而不是最後無論如何都得承擔風險的股東。如果銀行家害怕面對失敗，真的會讓股東蒙受損失，因為他們很可能會放棄一些能夠獲利的機會(pp. 189-190)。

股東報酬率是銀行家獲得紅利的指標，令銀行家有直接誘因冒險，並增加銀行負債。即使這樣做會令銀行風險增加，只要設法將風險隱藏，到出事時銀行家已領走紅利。再者，分析師與記者在評論銀行季度業績，或銀行董事會評估銀行表現時，也只會強調股東報酬率，風險因為難以觀察與衡量，很少為人討論。

作者也指出銀行依賴的短期債務並不像股東權益資本那麼流動，短期債務流動性可以突然消失︰

如果銀行沒有足夠的權益資本的話，銀行製造的短期債務並不像銀行所說的那麼「類似貨幣」。當沒有足夠的權益資本當作吸收虧損的緩衝，就會有財務困難、失去償付能力與可能違約的風險。當債務被領走或必須更新，也會有很高的擠兌風險。這些風險都代表許多債務會突然失去流動性——即使最初它看起來並非如此(pp. 252-253)。

結構性投資工具令銀行規避相關金融管制，銀行不必為此提高權益資本，但實際上銀行為這些工具作擔保，承擔其風險。銀行也宣稱「對沖」會減低自身所承受的風險，但最後由誰來承擔風險則無人深究。以這種自欺欺人的方式，銀行家大量借貸進行高風險投資，並將風險隱藏起來，為自己圖利。

作者反對以風險加權來計算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因為加權的準則缺乏標準，忽略某些重要而真實的風險，例如認為歐元計價希臘國債與德國國債一樣是毫無風險，就在2012年希臘違約後證明是錯誤。根據總資產來提高銀行權益資本，在處理金融危機會好得多。

談到以「可轉換公司債」(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按︰在銀行資本不足時強制債權人成為股東的債務)取代權益資本的問題︰

有嚴重的理由質疑「可轉換公司債」是否有效或可靠。如果銀行發生了某些事情，因而開始把部分債券轉化成股份，可能會引起一場大混亂，因為這種轉化一方面會傷害某些投資人，一方面又會讓某些參與的人受益，包括銀行經理人，他們可能會採取某些行動，來讓這種轉化發生。這種行動最後會造成市場對銀行的證券或股票，都引發恐慌。

可轉換公司債比單純的債務更能保護銀行的安全，可是，銀行可以仰賴的權益資本無疑是太少了，當運用權益資本會更簡單也更有效率時，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應該考慮以非權益資本的選項，來代替權益資本，達成提高金融系統安全度與穩定度的目標(pp. 299-300)。

談到銀行與政治的關係，作者指銀行以「全球競爭」為名阻撓政府管制銀行，而且銀行也是政府的資金來源，政治人們希望銀行將資金用於他們想要之處，例如「住者有其房」政策，反而不希望加強對銀行的管制。管制金融機構的人材也是來自金融業，並通過旋轉門在離開管制機構後重投私人金融機構，較不願意實施違背金融機構的政策。金融業也會透過遊說團體左右政治人物的意見，事實是這些特殊利益團體往往壓過一般公眾聲音，後者可能對金融政策的影響未有充分認識，在專業知識上也不及特殊利益團體。

作者總結其具體建議為︰一，關閉失去償付能力的銀行；二，禁止向股東發放股利，直至銀行股東權益部位水平比現在更高；三，提高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並棄用風險加權指標；四、以法規改善銀行的治理與風險管理。

最後一章題為「拆穿二十三件銀行家的新衣」，以附錄形式反駁各種反對作者建議的說法，現時已增加至三十一條，該文可在本書官網中瀏覽。

人類大歷史

看完了《人類大歷史》，涵蓋由智人出現至現今世界的歷史，範圍廣泛，內容也較精簡。整本書主線是智人三大革命︰認知革命、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

人類腦部較發達並以直立行走，因此婦女婚娩會較為困難，令人類成為早產兒，也需要更好的社交技巧，依靠其他家族成員共同養育母子。懂得運用火則令人類能烹飪，令小麥、水稻等的營養能夠為人類吸收，食物也更容易消化，人類就能減少牙齒、縮短腸道，將能量發展成更發達的大腦。

考古學發現以往人類並不是只有智人一種，其他人類，包括尼安德塔人，似乎都是被人類趕盡殺絕而消失。作者認為智人的優勢就在於能夠討論虛構的事物，如傳說、神話、神、宗教等，令人數遠超於日常交流可及的智人團體可透過這些虛構故事聯合。作者稱這種優勢為認知革命，令智人能更大量傳達關於身邊的資訊，執行複雜計劃；大量傳達關於社會關係的資訊，令團體更大、更有凝聚力；傳達關於社虛構事物的資訊，可令大量陌生人合作，並加快社會行為創新。

狩獵採集社會的智人需要了解周遭動植物、各種物品、自己的身體與感官、環境變化、如何有效率運用身體等，有高超心智能力的人才能生存，很可能當時智人的腦容量比現在更多。狩獵採集社會的智人工作時間較現在少，食物種類較多樣，但也需要面對較高的幼兒死亡率。他們信仰泛靈論，認為每一事物都存在靈，人類與其他靈之間沒有高下之分，世界並不會為人、任何生命或特定的靈而運轉。

人類祖先並不是那麼與大自然和諧相處，狩獵採集與農業社會的智人都令物種出現滅絕浪潮， 作者說智人是造成最多動植物的元兇，人類可稱為「生物學有史以來最致命的物種」。

農業革命使智人定居於一處，以馴化的物種為生。作者指農業革命並沒有令每個人的生活變好，更像是一場騙局︰農民過著比探集者更辛苦、更不滿足的生活，飢餓與疾病更為頻繁，得到更多食物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農民受到統治者與菁英階級剝削。農業革命是奢侈生活陷阱的故事︰

人類一心追求更輕鬆的生活，於是釋放出一股巨大的力量，改變了世界的面貌，但衍生的結果並沒有任何人料想得到，甚至也不是任何人所樂見的。並沒有人在背後操縱農業革命發生，或是意圖讓人依賴穀類為生。一開始只是各種小事，主要就是希望吃飽一點、生活安全一點，但最後累積引起的效應，就是讓遠古的採集者開始花上整天的時間，在烈日之下挑水務農(p. 106)。

城市與國家這些人數眾多的組織能團結依靠的是虛構的秩序，對外統治者會宣稱這種秩序絕非虛構，是客觀的現實，或是偉大的神或自然律所創造。想像秩序與真實世界結合，塑造了人們的欲望，並存在於人與人的思想連結中，令人們覺得這種想像秩序並非虛構，不論這秩序是宗教、民主或是資本主義。
官僚制度為有效、準確、方便而創制了文字及編目、複製、檢索工具，文字逐漸改變人類思維與看待世界的方式，過去自由連結、整體的思考，由分割思考、官僚制度所取代。

大型人類社會從未真正免除歧視，歷史上偶發意外令部份群體取得既得利益，並世代延續改良，形成不同的階級制度。甚麼是生物學上的不同，甚麼是虛構的差別，作者提出一條經驗法則︰「天賦自由，文化禁錮」。生物學上可能做的事非常寬廣，只要有可能的事，就是「自然」，只是人藉文化來禁止。為甚麼農業革命後人類社會普遍為男性主導，雖然有肌肉理論、流氓理論、父權基因理論等假說，但它們各有可議之處，現在還是沒有很具說服力的答案。

作者指人類文化總是充滿矛盾，不同想法才能令人思考、批評、重新評價，一切要求一致反而會導致呆滯。但作者也提出人類歷史似乎有一大方向，也就是文化趨於融合，到西元前一千年開始更出現三種可能達到全球一家概念的秩序︰經濟貨幣秩序、政治帝國秩序與全球性教派的宗教。

貨幣秩序以信任為基礎，金錢是有史以來最普通、最有效的信任系統，重點是他人相信金錢有其價值，就會令我們都相信金錢有價值。金錢萬物可換的特質可能會變成沒有人性的系統，令我們不信任任何人，只相信金錢，破壞人的價值與親密關係。這時又會有對抗力量出現，希望保護社會、宗教與環境不受金錢奴役。

帝國是指多民族與領土不斷擴張的政治秩序。在歷史上帝國一直是全球最常見的政治組織形式，帝國政體也相當穩定，被征服民族通常慢慢被帝國消化，最後自己的獨特文化消失。帝國同化文化的過程包括統一法律、文字、語言、貨幣等，令思想、人口、貨物、技術更快傳播。帝國傳播共同文化也能加強其統治正當性，宣稱其征服會為被征服者帶來好處。

作者將宗教定義為建立在超人類秩序之上的規範及價值體系，若宗教想要將各異的人類收歸其下，其超人類秩序也必須普世皆同，不論地域時空，並堅定向所有人鼓吹這種信念。由泛靈論走向多神教使人類由眾靈之一變成著重人神關係，將神與人類的地位都提高；由多神教走向一神教普遍則令教徒更狂熱、更熱衷傳教，認定只有自己看到完整的真相，甚至會以暴力消滅其他競爭對手。然而，即使是基督教也不能完全消滅善惡二元論、多神教義與泛靈信仰的影響，宗教學上稱這種同時擁有不同甚或矛盾的思想為綜攝(syncretism)。

在現代也出現了新的自然律宗教，當中人文主義宗教崇拜的是人性，根據人性不同定義可分為三類︰自由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存於每個人心中，最重要是保護人的內心自由；社會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存於智人整體中，最重要是保護每個智人平等；進化人文主義認為人性可退化與進化，最重要是保護人類避免退化，並鼓勵其進化成超人類。

談及歷史走向時，作者提醒越是知道當時情況的人，也就是當代的人，越是看不出歷史走向。事後看來無可避免的事，在當時看來總是不太明顯。未來歷史走向會如何，我們現在無法確定，瞭解歷史是為了拓展視野，明白現在種種並非「自然」，也不是無可避免。

科學革命令人類承認自己的無知，沒有想法是不可挑戰；以觀測與數學為中心，收集數據、分析、形成理論；運用科學理論取得新能力，尤其是在技術上。隨著科學解決各種過去以為無法解決的問題，人類開始相信只要取得並應用相關知識，所有問題都能解決。

科學革命與帝國及資本主義有重要關聯。現代科學與帝國都是源於一種不滿足，遠方有甚麼事情等待人類探索。在建立現代帝國時，有關殖民地的各種科學也隨之興起，既是為了實際管治需要，也是為了改變帝國子民思想，令帝國的統治合理化、正當化。帝國與科學密切合作令整個世界大為改觀，甚至創造我們用以判斷世界的意識形態。

在科學革命與進步的概念出現後，人類相信未來一切會變得更好，「信用」這種金錢概念流行，經濟規模大為擴張，令人類能預支未來投資於現在。財富可通過再投資創造更多財富，也推翻傳統財富與道德對立的概念。資本主義原則開始超越經濟範圍，變成一套倫理，認為任何事都需要依賴經濟成長。這種認為經濟可以不斷成長的想法，正是由科學帶來的技術進步引起。資本主義著重獲利，卻無法保證利潤以公平的方式取得，或以公平的方式分配，冷漠與貪婪令資本主義造成數百萬人的災難，例如奴隸貿易與飢荒。

作者指工業革命的核心是能源轉換的革命，可供使用的能源方式大為擴張，並因此可以取得過去無法運用的原料。工業革命最重要的是第二次農業革命，種植、農藥、肥料、保存、運輸技術都大為提升。動植物也遭到機械化，變成巨大生產線上的配件，動物的社會與心理需求則受到漠視。

現代資本主義運作需要不斷提高產量，也需要有人消費這些產品，引起一種新的倫理觀︰消費主義，鼓吹人們應盡力消費，即使過度購物也在所不計。作者指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結合形成一種現象︰有錢人的指導原則是不斷投資，其他人的指導原則是不斷購買。

工業革命令人類的生活大為改變，人們現在要跟著時鐘的時間行事，家族與地方社群崩潰，由國家及市場取代，人類變成互相疏遠的個人。市場與國家為加強人們同舟共濟的情感，塑造出兩種想像的社群︰民族令人們想像成同一國家的同胞，消費大眾則令人們想像成有共同消費習慣與興趣的同夥。
現代社會相較於之前的社會和平，作者認為有四大因素影響︰核戰末日威脅促成了和平主義；和平主義令貿易成長；貿易成長使和平更為有利，戰爭的成本更高。

作者指難以認定現代人類是否較快樂，雖然物質條件大為改善，但家庭崩潰、社會失調，兩相抵消，可能令現代人不比以往人類快樂。也有學者認為人類生化機制總是設法保持恆定，即使再多刺激，過些時間就會回後正常。每個人的恆定基準與變動範圍都不一樣，有些人可能天生開朗，有些人則性格悲觀。人類是否快樂，也與是否覺得生活有價值與意義有關。佛教則認為不快樂在於過度著重自己的感受，對感受不斷貪求會帶來痛苦。

未來作者估計智人可能以三種形式超越自然選擇過程︰生物工程、半機械人與無機生命體。未來會怎樣往往難以想像，但現在則會影響未來，因此人類必須考慮「我們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麼」的問題。

債的歷史

看完了《債的歷史》，作者想說的似乎是債務令人際關係變成客觀無情的算術，並因此將不道德的事都合理化。然後稱經濟學那種以物易物的故事在歷史上並不存在，以物易物在古代是與陌生人在發生，在同一社群中物品是以人情與禮物的形式流通。

在歷史發展中，首先出現的是信用貨幣，在彼此認識的人之間運作。作者似乎想指出實體貨幣出現與權力關係有關，甚麼可當成貨幣是國家與市場之間的戰爭。在和平時期，社會上有良好的信任關係時，就流行信用制度，當充滿戰爭及掠奪時，人們就更傾向採用實質貨幣。

作者認為經濟關係有三種道德原則︰共產主義，是社會的基礎，每個人盡自己的能力合作，例如向別人問路，與雙方的期待與責任有關；交易關係，兩方都盡力爭取自己認為合理的價錢，這種關係隨時可以結束；階段制度，當中雙方並不對等，公平互惠通則並不適用，特定的行為重複多次則會成為慣例，例如貴族資助哲學家與藝術家。經濟社會中這三種道德原則都會共存。

作者以人類學的發現指，在人性經濟中，金錢並不能取代人命，只是因為人命不能彌補的一點補償，人命債並不能以金錢真正解決。只有在人脫離其自身所屬的社會關係時，例如成為奴隸，這人才會被當成有價財產，可成為債務衡量的方法。將個體脫離所屬社會關係的方法是暴力，而榮譽就是指將個體變成金錢的暴力行為，例如令敵人成為奴隸。

作者將歷史分為幾個時代︰軸心時代(800B.C. - 600A.D.)各國戰事不斷，人性經濟無法維持，國家在戰利品分配與士兵支薪的問題以現金交易，戰利品不用講從何而來，令人類動機的思考簡化成純粹交易計算，著重利潤與好處。這時代出現軍事—貨幣—奴隸複合體，以市場的知識工具建立道德基礎。

中世紀(600A.D. - 1450A.D.)則是財貨市場與世界宗教混合的時代，巨大帝國瓦解，軍事—貨幣—奴隸崩潰，經濟生活受宗教權威管制，信用制度再度興起。

大資本帝國時代(1450A.D. - 1971A.D.)出現現代科技、資本主義、人文主義與民族國家，貨幣制度再度以黃金與白銀為主，在西歐引起物價革命改變傳統社會結構，巨大帝國、專業軍隊、大規模掠劫戰爭、高利貸、債務奴隸再次出現，物質主義哲學興起，似乎都是軸心時代的再現。

作者強調市場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同，市場是貨物間的流通，而資本主義則是以金錢獲得更多金錢的方法，例如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英國鄉間，社群間會在交易記帳，並定期清算，金錢是用於旅人或沒有信用的人。

到了現代，作者似乎覺得一般人假如不負擔債務就過不到比「活下來」更好的人生，然後就會因欠債受到奴役。債務引起的道德危機，是人們只能以最純粹的利益看待世界，唯有願意以「掠奪者」眼光看待世界的人，才有資格追求生命中金錢以外的事物。

作者結論大概是為了解放自己，就要想像自己是歷史的行動者，改變資本主義那樣。

因為作者的論點東拉西扯，所以讀完也不是太能夠說出所以然來。

Misbehaving

看完了Misbehaving，是行為經濟學家Richard H. Thaler講述行為經濟學誕生與發展的故事。作者指經濟學的基本定理是Optimization(最適當運用有限資源)與 Equilibrium(供需價格均衡)，但真實人類並不會完全以經濟學假設的方式行動，因為1. 最適問題太困難，一般人無法解決；2. 人們有選擇偏差，例如過度自信等；3. 有許多在最適模型以外的因素影響人們選擇，例如人們收禮物會感到高興，不會覺得現金就是最好的禮物。

這些左右人們選擇但在經濟模型外的因素，作者稱為supposedly irrelevant factors(SIFs)。例如endowment effect，指一個人會對自己已擁有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有位經濟學教授之前以十美元一枝買了一批紅酒，現在升值至過百美元一枝，這位教授對作者說，他會定期喝這批紅酒其中一枝，但不會在現在以過百美元買一枝差不多質素的紅酒，也不會以這個價錢將自己這批紅酒賣給他人。作者指這與經濟人的假設相違︰

If he is willing to drink a bottle that he could sell for $100, then drinking it has to be worth more than $100. But then, why wouldn’t he also be willing to buy such a bottle? In fact, why did he refuse to buy any bottle that cost anything close to $100? (p. 17)

作者自研究生時期開始搜集這些與經濟人相異的情況(作者稱為The List)，看到Daniel Kahneman與Amos Tversky研究人們會有模式、可預測地做出與經濟學理性不符的行為後，認為這發現可用於描述真實行為的經濟學理論，漸漸走向後來稱為行為經濟學的研究。Kahneman與Tversky的prospect theory指，人們著重的是轉變，他們對少量轉變有不符比例的強烈反應，而且討厭損失甚於愛好獲利，稱為loss aversion︰

(p. 31)

理性經濟人假設的支持者對行為經濟學發現有幾種典型反駁︰as-if，即人們雖然不清楚自己的行為是否理性，但行為的結果理性。作者指行為經濟學的發現，已反映人們行為的結果也不符理性經濟理論預測。

另一反駁是在高回報情況下人們會更為理性，作者指這種情況沒有事實證據支持，研究也發現人們的偏好不是內在一致，這現象稱為preference reversals，即既宣稱偏好A多於B，又宣稱偏好B多於A。例如要參加者選擇97%贏十美元或者37%贏三十美元的賭局，他們多會選前者，但問他們最少要多少錢才願意將兩賭局賣給他人時，他們對後者的定價會較高。

理性經濟理論也反駁指學習會令人更為趨向理性，作者則指學習需要兩項條件︰同一情況不斷重複，而且有即時的反饋令當事人知道決策對錯，但現實生活中這兩項條件都並不常見。

面對偏理理性現象理性經濟學也經常會指即使個體不理性，市場競爭壓力也會淘汰他們，留下來的都會是更理性的人。這種反駁如此自動與常見，作者戲稱其為invisible handwave，因為反駁者提及這點時通常會揮動雙手。作者指，市場不會自動令人變得理性，在大部份情況下，不完全理性的行為可能會令人有多少損失，但不會致命。

作者就消費者行為研究建立出mental accounting概念，找出人們在各種情況下怎樣看待獲利與損失。例如購買商品時怎樣才是有賺的交易？作者認為人們除了著重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的acquisition utility(這商品會為我帶來甚麼好處)外，也會留意transaction utility，即相對於參考價格，這交易是否較便宜。例如消費者會預期在酒店買一瓶啤酒，比在雜貨店買同一瓶啤酒貴，假如雜貨店的售價提高至酒店水平，消費者就會覺得這價格比參考價格高，令消費者感到transaction utility受損。

這種心理計算也出現在sunk cost的考慮上。理性經濟學認為已付出的sunk cost無法改變，不應在決定因素之內，應考慮的是未來得益與代價。但實際的人則會因sunk cost而改變行為，例如交了健身會籍會費不久就會更常去健身「回本」，但一段時間後沒了sunk cost考量就不再去了。sunk cost與opportunity cost在人們眼中也錯綜複雜，例如買一批紅酒，過了一段時間升值一倍，就會令人覺得可以不勞而獲地喝掉一半紅酒 (sunk cost)，而不會覺得代價是放棄將這些紅酒賣掉的成本(opportunity cost)。

Mental accounting更突出的例子，是人們會將自己的預算分成不同用途，彼此之間不可轉換(non-fungible)，公司也會有類似做法，亦即名副其實的會計制度。這種方法令人們可更易管理自己的生活開支，但也可能會令人在某一方面的花費沒有必要地多，例如2007年經濟大衰退令油價下跌，人們在汽油開支上沒有因經濟衰退而減少，反而以與過去差不多的開支買更高級的汽油，儘管汽油級數與其品質的差別不是很大。

人們有多願意冒險也與mental accounting有關。研究發現人們在兩種情況下在賭局會特別願意冒險︰已經從中獲利，認為拿去冒險的是額外錢(house money)；以及在已有損失時，有機會以冒險方式回本。這兩種情況都是將參考標準定在賭局開始之前，而不是覺得賭局開始後的獲利或損失已成事實。

人們較偏好現在而不是未來的享受，雖然理性經濟學模型考慮到這點，提出未來折扣率的概念，但實施上人們對未來的看法並不如算式般一致。例如某人對一年後的享受折扣率是70%，兩年後的則是63%。假設他打算看網球賽，第一圈、準決賽與決賽分別在明天、一年後與兩年後，對他來說相應的觀賞價格則是100、150與180，就會出現下圖情況︰

現在︰

一年後︰

換句話說，他現在的選擇與一年後的選擇會不一致。

實際的人並不會像理性經濟學理論所說那樣有完美的自我控制，作者將之比喻為個人內在有兩個角色︰計劃者(planner)及行事者(doer)，計劃者全盤考量個人生活，行事者則及時行樂。計劃者可以計算利害並讓行事者有一定自主，也可以用規則限制行事者行動。

人們對商人在供應短缺下加價會有不公平的感覺，基本商品與服務尤其如此。假如顧客認為這是原本的折扣變回原價，就不會那麼強烈認為價格上升不公平。在經濟環境不佳時減薪也會令人覺得不公平，但假如是在高通漲環境下加薪幅度較通脹少，即使實際上形同減薪，引起的反感較沒那麼大。作者指出，假如企業純粹以經濟角度考量，沒有顧及人們對公平與否的觀感，就很容易引起不滿，令企業形象受損。

公平與否的感覺也影響人們是否接受與別人交易。在作者與同事設計的實驗中，在Dictator Game階段，一位學生要決定他與另一學生要怎樣分配二十美元︰$18/$2(此做法稱為U)還是兩人平分$10(此做法稱為E)，這群學生部份組合會真的得到上述方式分配的錢，部份則不會；在Punishment Game階段，第三名學生則要從上階段沒有得到錢的學生中，決定是與U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還是與E各得十美元。結果在Dictator階段，74%學生選擇與另一學生平分十美元；在Punishment階段，第三名學生則有81%選擇與「公平的」學生各得十美元，而不是與「不公平的」學生各得十二美元。作者推論這項結果表示人們願意以一定代價懲罰不公平的人，即使不公平的事與自己無關。

1985年10月，行為經濟學與理性經濟學的重要學者在芝加哥大學舉行會議，討論行為經濟學發現是否動搖理性經濟人的預設，當中Kenneth Arrow的發言令作者印象深刻。Arrow指，經濟理論不一定要以理性預設為基礎，例如以習慣為預設也可以建立一套經濟理論；理性經濟學理論也不只是預設理性，也假設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效益函數，即所有人品味一致，這與事實不符；Arrow也指經濟學家花盡心思才建立出經濟模型，卻假定其模型中的所有人都有能力解決最適問題，前後並不一致。

在這段時間更多研究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有關。在當時美國利得稅率比資本增值稅率高一倍(50% v. 25%)，為何上市公司仍要派發股息而不是回購公司股票？行為經濟學家認為這是因為部份股東，尤其是退休人士，心理上較喜歡「收入」這種形式，令他們可更自在地將這筆錢花掉。

作者也開始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撰寫專欄討論各種與理性經濟學理論不符的現象，在第一篇專欄中有這樣的測試︰有A、B、2、3四張卡，要證明「每張一面是母音(AEIOU)的卡另一面都是雙數」，最少要翻動多少張卡？最多人選的卡由多至少是A、2、3、B，但答案則是A(證明母音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B(證明非母音背後是否母音)、3(證明非雙數背後是否母音)三張卡，而2(證明雙數背後是否雙數或母音)則不會在這問題中提供額外資訊。作者引申指，這項測試反映人們自然傾向尋找確認而非否定的資訊，即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種偏誤會因為不當的假定令否定資訊看起來不可能而加強。

賽馬也為不符理性經濟學理論現象提供證據，冷門馬的預期回報比熱門馬不成比例地低。在效率市場中，莊家收取17%的費用後，所有馬的預期回報應該都是$1有$0.83，但作者的研究發現1:1熱門預期回報是$0.90，1:100冷門預期回報則只有$0.14，顯示在冷門的投注比效率市場預期多。

提及為何心理學家較少參與行為經濟學研究，作者認為原因有三︰心理學沒有經濟學那麼重視理性選擇理論，對實際行為怎樣偏離理性選擇理論自然也不太熱衷；行為經濟學不是運用心理學最尖端的知識，心理學家興趣也會較少；心理學界似為認為「應用」研究地位較低，對心理學學術界發展的幫助不算很大。

Narrow framing是指人們以個別事件為單位評價，有可能會忽視整體情況，做出對整體不利的決定。例如一間公司有二十三名部門主管，每名主管需各自決定是否實行一項各自獨立，有50%機會獲利二百萬美元、50%機會損失一百萬美元計劃，主管因為覺得有一半機會造成重大損失令自己工作不保，在規避風險的考慮下很可能會放棄計劃。但是從公司整體來說，所有主管都實行計劃的話，會造成損失的風險很低(十六個或以上計劃失敗才會有整體損失)。身為公司總裁在這情況下應鼓勵主管們冒險，並不對計劃失敗的主管追究責任。

行為經濟學對股市的研究相當豐富，研究發現人們越頻密檢視其投資組合的價值變動，就會越不願冒險，因為他們會受短期下跌影響希望規避風險。

凱恩斯將股市比喻為選美競賽，人們不是選擇自己覺得最美的候選人，而是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又有人會考慮有人考慮最多人會選擇甚麼人等等。作者對《金融時報》讀者的遊戲反映出這種現象︰從0至100中選擇一個數字，令這個數字盡量接近所有人的數字之平均之三分之二。例如有三個人估計是20, 30 ,40，平均為30，三分之二就是20。此問題巧妙之處是假如認為所有人是隨機選擇，那麼平均就大約在50左右，答案就會是33，但假如所有人都想到這點，平均就會是33，答案就成了22，如此類推，理性計算(即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人答案就應該是0。但最後的結果則是13，沒有人知道為甚麼是13，只是這一次各種考量組合的人給出這個答案，下一次不同的人玩大概又會是其他結果。這與股市的波動很相似︰每個人都在估算其他人會怎樣估算股價，大家追逐的都是他人在未來會有更高估價，令自己能獲利。

理性經濟學理論在股市的應用是效率市場假說，當中有兩項要點︰沒有人能在計算交易成本後，不冒額外風險獲利；及價格總是反映企業的實正內在價值。作者追蹤市盈率較低的股票，與市盈率較高的股票對比，市盈率較低的股票在之後表現總是比較好，風險也比較低，與「沒有免費午餐」的效率市場假說不符。Robert Schiller整理1871年至1980年的股價與股息變動趨勢也發現，股息水平相對平穩，但股價卻劇烈變動，似乎股價並不是表現公司內在價值的可靠指標。封閉基金定價不合理與合營公司間價格不符比例，也反映出以套利交易調整股價的方法有限制，股價並不總是正確。作者認為，效率市場假說用作研究股市是不錯的起點，但在用於描述股市實際運作時卻不能照單全收。「沒有免費午餐」在大多數情況下大致如此，但價格則往往不那麼正確。股價大為偏離基本價值會令社會資源錯配嚴重，在這種情況下有需要以政策規管市場。

作者研究NFL選秀交易時認為第一輪優先選秀權似乎因為五項偏誤估值過高︰過度自信(我就知道這球員很好)、極端預測(他會為球隊帶來極大改變)、贏家的詛咒(估價過高的人才會獲得優先選秀權)、錯誤共識(我很想要這球員，別的球隊一定也這樣想)與現狀偏誤(立即得到優良球員比下一年優先選秀權重要)。作者分析數據後的建議是，將第一輪選秀權換來幾個第二輪選秀權更有價值，囤積下一年的選秀權到下年其他球隊會以更高代價爭奪。然而作者也指出球隊老闆渴求即時的勝利，並左右球隊如何交易選秀權，令教練不容易以較合算的方式交易選秀權。

作者談到他如何應用行為經濟學時講到Save more Tomorrow這設計，內容是自動加入儲蓄計劃但可以自行推出，以及事前承諾在加薪時提高儲蓄率。這配合行為經濟學兩項發現︰人們知道儲蓄是好事，但有惰性，可以預設選項解決；討厭眼前的損失是天性，但對未來的新增所得有點減少則較不在乎。作者與Cass R. Sunstein合著的Nudge就提及各種類似的方法，令人們達到自己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做到的目標，當中提到libertarian paternalism的概念︰

By paternalism, we mean trying to help people achieve their own goals. If someone asks how to get to the nearest subway station and you give her accurate directions, you are acting as a paternalist in our usage. We use the word “libertarian” as an adjective to mean trying to help in this way but without restricting choices (p. 324).

自2008年起英美政府均成立Nudge Unit以研究怎樣以這種方式令政策更有效率，作者總結經驗指，如果要鼓勵別人做某件事，就要令這件事變得簡單；所有以證據為本的政策，都需要有證據，最理想是以隨機控制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ails)測試政策成效。作者也強調不是所有問題都能輕鬆解決，有些問題不是所有當事人都覺得有需要解決，而且很多問題都沒有一蹴而就的解決方法。

作者最後歸納出行為經濟學帶來的三堂課︰要觀察四周、搜集數據並將問題說出來。

不理性的力量

看完了《不理性的力量》，與《誰說人是理性的》同一作者，這次的題目比較個人。提到工作誘因時，作者的實驗發現報酬太少固然不好，但在非機械、需要運用大腦的工作時，報酬太多會令參與者的壓力太大，又或者令他們覺得自己是「特別的人」，過於冒險，兩方面都會影響表現。作者邀請參加者砌樂高的實驗又發現，假如把參加者砌好的樂高當場拆掉，令他們覺得這工作沒有意義，他們工作的動力也會大減。作者指出︰

把意義從工作中抽離出來其實非常簡單。如果你是一位想要打擊同仁士氣的主管，你只消在他們面前毀掉其工作成果就已足夠。如果你希望手法細膩一點，只要忽視他們及其工作也就行了。相反的，如果你想要提升部屬或同儕的士氣，多多關心他們、注意他們的工作及心血結晶，絕對大有幫助(p. 109)。

IKEA效應是指一個人會對自己有份製作的事物有更高評價，例如預製好的蛋糕粉產品最初不太受歡迎，但在改良配方、令用家需要自己加入雞蛋、牛奶及食物油後，產品就大受主婦歡迎，因為她們會認為成品是「自己製作出來的蛋糕」，而不僅僅是加水烘烤的預製品。作者也發現人們不但會對自己製作的成品有更高評價，也認為其他人同樣有相同評價，高估自己的作品而不自知。我們越是投入，對自己的作品評價就越高，但製作失敗的半成品則不會有這種效果。

我們同樣會高估自己創造的創意與觀念，就算是受他人誘導出來的答案，只要我們認為是自己想出來，就會更相信這是正確的。堅信自己正確好處是我們能堅持自己的目標，不會只因為別人的評價與想法而放棄，但壞處是認為自己的就是最好，容易對事實視而不見。

作者引述各處顧客因為遭受不好服務態度而設法報復的例子說明，我們總希望為自己的怒火出氣，甚至面前對象與服務態度不好的事件無關亦然。道歉及一段時間可以消減這種報復心理。假如無法抑壓報復心態，作者建議或許可採取既可洩憤又不會帶來負面後果的方法，例如將罵人說話寫在紙條，製作一個投訴powerpoint等。

我們會對改變的狀況慢慢適應，例如疼痛，經歷過重傷的人一般會較平常人更能忍受疼痛，作者認為或許是他們(與作者自己)是在康復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忍受疼痛，將痛苦與「康復」聯想起來，並逐漸適應疼痛。

快樂也有類似適應過程，我們期待某事物，希望把它買下來令我們感到快樂，卻不為意這種快感維持不了多久。當我們適應後，又會開始尋找另一新鮮事物。作者提示說，按適應過程的做事原則應該是︰快樂的事不妨分成多次享受，中途有點間隔，令適應過程較慢；痛苦的事，則盡量一口氣完成。例如作者提及一位老師的品酒習慣︰

他希望成為一位平價紅酒(每瓶不超過15美元)的品酒專家。他的理論是，一旦開始買50美元一瓶的好酒，他就會習慣於好酒的品質，因此將無法再從平價紅酒上享受到任何樂趣。不僅如此，他還指出，如果他開始喝起50美元一瓶的酒，過一陣子，他就會花80美元、90美元，甚至100美元去買一瓶酒，因為他的味蕾會習慣於好酒的品質。他認為，如果永遠不嘗試50美元一瓶的酒，他的味蕾就會對中等價位的酒反應最為敏銳，因此也將提升他品酒時的滿足感。有了這樣的想法，他成功避免了「享樂跑步機」的陷阱，並得以有效控制自己的花費、成為15美元美酒的品酒專家，而且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pp. 232-234)。

作者對配對網站的研究發現，當人們發現自己在約會市場中不是處於高位，他們的適應方式不是改變審美觀，也不是永遠不接受自己在約會市場的定位，而是會調整自己的優先順序，重視對象外表以外的特質。

線上交友網站將每個人的特質變成分類基本資料，無法令用家了解與對象相處會有甚麼感覺。作者認為這類網站應考慮到人的能力與限制，用家有血有肉的人，網站至少要能讓用家與對方討論自己喜歡的事物，並有一些共同的體驗，人們才能更貼切評價對象是否值得約會。產品設計要符合用家需求，符合一般人思考模式，才能迎合目標市場。

人們為甚麼會為幫助他人行動受三項因素影響︰1. 與受害者的距離，既可以是實際距離，也可以是心理上的連結，例如親朋好友或有同一背景特質；2. 「鮮明度」，與受害情況相關的影像、聲音、細節等，例如眼前大聲呼救的溺水者；3. 「杯水車薪效應」(drop-in-the-bucket effect)，問題太大，受害者太多，個人力量太無能為力，我們就會較容易封閉自己，對自己說「算了吧」︰

綜合看來，研究結果反映了一個很悲哀的結論。當我們在面對個人時，很容易就會採取行動；但當問題牽涉的人數很多時，我們就會裹足不前。理性思考並不會強化我們對重大問題的關切，但它卻會抑制我們的同情心。因此，雖然理性思考聽起來好像可以改善我們的決策品質，但......其實只會抑制我們的利他傾向及愛心(pp. 302-303)。

作者對此的建議是，承認問題存在，想著自己可以幫助幾個人就好；設立一些規範，規定個人及社會在少數人受害時就應該行動。作者認為人類確實會對陌生人有關懷之情，只是非常難以預期，了解我們的「同理心偏誤」或許能令我們幫助到更多人。

我們也許不會記得過去的情緒狀態，卻會記得自己的行為，並會以「自我因循」(self-herding)行為模式重複以往的行為。因此情緒不只會影響短期的決策，也會繼而影響長期的決策，作者稱之為「情緒瀑布」(emotional cascade)，也就是︰

決策➝情緒➝決策(短期)➝決策(長期)

而這種長期影響是「通用」的，也就是不只重複的事會自我因循，不同事務的類似決策也會受過去影響。例如在夫婦關係中︰

當一對夫妻必須共同解決問題時——不論是討論(或爭執)金錢相關的問題、小孩的事，或是晚餐要吃什麼，他們不僅是在討論眼前的問題，同時也是在創造一個劇本。這個劇本決定他們未來、長期的互動模式。當情緒(無論多不相干)不小心捲入討論之中，它們就會改變我們的溝通模式——不只是短期內的情緒，而是長遠的影響。......當這樣的模式出現後，而扭轉它可就不容易了(p. 336)。

作者總結本書指，我們真的有很多不理性傾向，也沒有意識到這些傾向如何影響我們的行為，因此，我們都必須學習質疑自己的直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