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七罪

看完了《記憶七罪》，探討記憶功能的七種缺失，七罪分別為健忘(transience)、失神(absent-mindedness)、空白(blocking)、錯認(misattribution)、暗示(suggestibility)、偏頗(bias)與糾纏(persistence)。

健忘、失神、空白屬於想不出來的「不作為」之罪，健忘指記憶隨時間而減退或喪失，失神是注視與記憶之間介面出問題，心不在焉，空白則是指努力想找出資訊卻徒勞無功。錯認、暗示、偏頗與糾纏屬於「作為」之罪，記憶看似存在，卻是不正確或不受歡迎。錯認是指記憶錯認源頭，將幻想當成現實，或者將報紙看到的內容誤為由朋友告知。暗示是指因引導性問題、評論或建議影響，使記憶遭到扭曲。偏頗是指根據目前的知識與信念，改寫先前的經驗。糾纏則是指想忘卻的事件卻反覆回想起來。

健忘現象可以遺忘曲線來表達，顯示事件發生後短期之內，記憶即使不能如實重現，也還保存得相當完整，但記憶隨時日逐漸褪色而模糊，我們只能靠追憶事件梗概或借助常理推斷，當時大概發事甚麼情況。以概括知識重建往事，可能會犯下偏見之罪。許多實驗證明，老年人在幾天或幾星期後的記憶，遺忘速度遠比年輕人快，尤其是涉及特定細節。對情節的記憶在四十至五十歲就開始衰退，對詞彙的記憶則是在五十歲後開始明顯。

腦部掃瞄顯示，記憶運作與大腦額葉與副海馬腦的活躍程度有關。長期記憶可分為兩種︰情節記憶存放個人特殊經驗，語意記憶協助一般常識或事實的檢索。在接觸資訊轉換為長期記憶之間則是工作記憶，讓少量資訊短時間存放，並隨進隨出。短時間遺忘問題在於工作記憶系統的「語音迴路」， 語音迴路能暫時儲存小量語文相關訊息，當這迴路受損時，當事人無法接詞彙的語音暫時留住，然後轉至長期記憶，因而無法學習新詞彙。腦部掃瞄揭示，語音迴路的相關區域在頂葉後側與左前額葉皮質下方。

常被討論的事情較不容易遺忘，重複相似經驗則會干擾對事情的記憶。對於經歷數月或數年後的遺忘現象，記憶並未完全消失，總會殘留一些特殊印象，足以回憶淡忘的往事。作者提到一種增強記憶簡單好用的方法︰把想記住的資訊與原已熟悉事物結合。

失神是因為注意力不集中，導致資訊收錄不當，或者資訊收錄後在需要檢索時受到忽略。記憶方式可分為兩類，重拾回憶是在腦海召回往事細節，熟悉感則較為粗淺，只大致知道事情發生，不深究細節。吸收資訊時注意力分散，會明顯干擾重拾回憶，但對熟悉感沒有甚麼影響。

做習慣的事情時，我們不需要用心推敲的收錄，這些「自動行為」容易因注意力不足犯下失神毛病。神經造影技術顯示，在注意力分散時，左腦額葉活動減少，無法完整執行收錄所需活動，因而可能出現心不在焉導致的遺忘。自動行為或收錄過於粗淺，也可能會導致對改變視而不見。

要記住未來需要做甚麼事的展望性記憶，提示應該特色鮮明、具備足夠資訊、有意義並適時出現，腦海被其他事情佔據也會影響展望性記憶。年齡對事件導向的展望性記憶影響較小，對時間導向的展望性記憶影響則比較明顯。將時間導向展望性記憶轉換為事件導向，讓老年人獲得適當提示，他們的表現就會很好。

因空白遺忘的資訊曾經收錄與儲存，也能藉提示喚起記憶，資訊並未從腦海消失，只是藏在某處。空白最常出現在專有名詞上，例如人名，因為專有名詞與所有者的特性沒甚麼關聯，較難與相關概念、知識或聯想整合。腦海中首先浮現的記憶大多是視覺與概念特性，之後才是音韻特性，這多少解釋人們有時會記得某人某事的相關資訊，卻想不出名字，但甚少會出現相反情況。

在語言處理模型中，概念與音韻層次之間還有稱為字彙的層次，指某單字或名字如何運用到句子等語言表達。以Baker一字為例，麵包師傅的視覺特性，令人聯想到各種相關的概念，這些概念直接連至字彙baker，最後連到音韻特性。然而在專有名詞如Baker這人名時，每一項概念聯想都指向特定個人身份，但此個人身份結與字彙特性層次只有脆弱的單一連結，因此在記憶檢索時比較會出現差錯。神經造影研究顯示，左腦顳葉在記住專有名詞上扮演重要角色。

我們有時會有「卡在舌尖」的情況，明明知道某個字，但就是說不出來。當卡在舌尖時，一般人常會在腦海浮現一些同音或同義字。有研究者推測正是這些相關字詞佔據腦海，以致檢索目標字眼時受抑壓而想不出來，一位心理學家稱這些相關詞為「惡姊姊」。但較近期的研究顯示，惡姊姊與卡在舌尖本身並無關聯，但有可能在卡在舌尖發生後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反而是孤立而缺乏關聯的知識，特別容易導致記憶短暫空白。在記憶人名時，順序唸二十六個字母，想到第一個字母為提示，或者推敲人名讓它變得有意義，都有助記住名字。

有些實驗顯示，假如在記時中檢索過某項資訊，可能會妨礙之後回憶相關資訊。例如記憶red/ blood與food/ radish這組字，並在測試前提示你red的相關字是blood後，下次一聽到red你就很快記起相關字是blood，但聽到food時，會更難答出radish。因為在記憶red/ blood時，會抑壓其他reddish的聯想以免混淆，卻讓radish一字遭到池魚之殃。

記憶抑壓也可能出現在目擊證人的回憶中，當警方詢問特定層面的問題時，目擊證人為回應問題而反覆回想，其他問題以外的內容可能會受到抑壓。記憶抑壓也可能會受「指示性遺忘」影響，受測者接到指示要記住某些字，並忘記另一些字，之後的記憶測試中，受測者確實較記不起受指示要忘記的字。對遺忘過去者的神經造影，顯示其額葉系統功能關閉，為研究記憶空白帶來新契機。

記憶會錯認不曾發生的事，是由於流入的資訊處理得快速流暢，或者躍入腦海的影像生動鮮明，讓我們誤以為這些自己過去的親身經歷。錯認也會反過來以為某些影像與想法是自己的想像，卻不知道這是我們回想起先前看過或聽過的資料。錯認可能會導致罪案的目擊者張冠李戴，清楚記得看過某張臉孔，卻弄錯看這張臉孔的時間與地點，因而誤認犯人。

如果能將事物的相關細節全部連結起來，就能比較容易回想起當時的真正情況。如果未能適當串聯，就可能會導致記憶接軌錯誤，例如看過spaniel與vanish兩個字，卻以為自己看過Spanish。腦部造影研究顯示，海馬體在記憶串聯過程時異常活躍。額葉功能不佳者記憶檢索也較多差錯，容易把實際看過與想像的物品混淆。

為減低目擊證人錯認，警方與其讓目擊者從一排嫌犯中挑出最相似一個，讓目擊者設法找出最想像的人，反而應該讓目擊者每看過一名嫌犯，就立即判斷那是否為犯人，讓目擊者更仔細檢視眼前嫌犯是否與他記憶中的細節相符。

在作者的實驗研究中，腦部造影在短期內無法為分辨記憶真假。而在受測者回答之前，先確認自己是否記得其中突出細節，則有助受測者區分記憶是基於特定回憶，還是只依靠整體熟悉感，減少張冠李戴的錯誤。

記憶也會受暗示與誤導，引導式問題會導致目擊者指認錯誤，誘導性心理治療可能助長虛假記憶產生，以攻擊性態度訪談學齡前兒童，可能使他們回憶扭曲指控他人凌虐。誤導問題會干擾記憶來源，讓人們以為自己看過某樣事物，甚至在當事人記得某事件的資訊由別人告知，還是可能對事件產生虛假的記憶。催眠也會引發不正確的回答，有時讓誤導性資訊的暗示作用更為擴大。

認知心理學家創立「認知偵訊」程序，以避免暗示性或引導性問題，原始版本分為四部份︰首先，要求證人盡量說明與事件相關的所有事情，其次，促使證人在腦海重現事件發生當時的場景，第三，讓證人以不同時間順序回憶事件，例如先從頭到尾，再反過來從尾到頭，最後，讓證人以不同人的角度看待事件，如犯人與受害者的觀點，以協助找出原本可能忽略的細節。

情緒與社會壓力可能會扭曲人的記憶，誤以為自己曾經犯罪。警方暗示性偵訊可能令嫌犯由最初相信自己清白，後來卻對自己不錯犯下的案發展出特定回憶。心理學家也曾在實驗中在部份受測者植入虛構的童年經驗，產生虛構童年記憶的受測者，視覺影像生動性測量得分較高。由於我們不會預期幼年回憶能與近期事件一樣生動詳盡，因此比較可能將模糊影像或朦朧熟悉感解釋為記憶失而復得。回憶過去涉及三方互動︰目前的情況、自己預期記得的事、真正來自過去的回憶，暗示技巧會讓三項因素的平衡產生變化，使目前情況比過去真正發生的事更為重要。

偏頗是指以現有知識、信念、感受對新經驗或對此經驗的記憶產生扭曲，作者提到以下五種偏頗類型︰一貫性偏頗以自己看法重建過去，以令過去與現在類似；改變性偏頗則是重建過去以與現在明顯區隔；後見之明偏頗將過去事件以目前知識過濾；自我中心偏頗以自我為中心整合現實的感受與記憶；刻板印象偏頗指我們在不自知下，以類型化記憶塑造對世界的詮釋。

一貫性偏頗可見於對痛苦經驗的回憶，以及對政治或社會議題的看法。我們對過去信念與感受的記憶並不清晰，只藉由目前的情況做推斷。假如我們的觀點曾經變更，就可能會產生一貫性偏頗。改變性偏頗可見於自己投入許多時間與精力的計劃，跨大我們在計劃前後的轉變，也可見於部份婦女的經期內情緒狀態的回憶。

一貫性偏頗與改變性偏頗都展現在對親密關係的回憶。在一項婚姻研究中，受訪婦女在回顧婚姻前十年時出現改變性偏頗，貶低初期婚姻的評價，至於結婚二十年時回顧過去十年，出現的是一貫性偏頗，婦女認為十年前的感受與目前類似，但事實上她們第二十年的感受比十年前差。這兩種偏頗都有助婦女適應婚姻生活，並降低相互衝突感受產生的心理不適。

後見之明偏頗會讓我們覺得「我早就知道」事情會這樣發生，在球賽與選舉中很常見。如果在事後能建構出說得通的場景，通常很容易讓人產生這種感覺。已知的結果讓我們可更容易找到佐證事例，一般常識觀感與理解，以及張冠李戴錯誤，也會令選擇性回憶更嚴重。後見之明偏頗的憂慮之處，是它會阻礙我們從經驗中學習，並容易讓我們自以為是，高估自己的智慧與靈感。

因為自己知道自己的記憶有多清晰，但別人的記憶則無法得知，因此我們很容易會堅持自己的觀點才是唯一真實。這可以從在夫婦間各自評價自己的貢獻或責任時，自己的份量都有誇大之嫌可以看出。自我在記憶收錄與檢索扮演重要角色，加上一般人傾向自視過高，因此在記憶偏頗時容易出現自我美化，出現選擇性回憶、誇大過去困難、貶低過去自我，使目前的自我籠罩在虛幻正面光環中。

刻板印象是對過往經驗的類型化描述，藉以分類人或事。刻板類型可使認知活動較省力，卻可能造成偏頗，導致判斷錯誤與行為不當，例如偏向認為黑人男性是罪犯。刻板印象偏頗也會影響記憶，較易記住符合刻板印象的行為，不符的行為就較記不住，這種傾向容易形成惡性循環，更為強化刻板的印象。事件發展不符刻板印象的預期時，我們可能會編造虛構事件，以讓記憶與預期相符。

對分割大腦左右半球人士的研究觀察到，左腦似乎內含一具解釋器，以常識與過往經驗讓我們的心理世界秩序井然。如果左腦解釋器提供的解釋這成嚴重偏頗，我們就無法看清自己。右腦系統比較能與外在世界制約協調，平衡左腦的解釋器，對左腦產生約束作用。然而，人類認知仍有幾種根深柢固的偏頗，難以完全清楚或克服。

糾纏是指希望忘掉的記憶卻揮之不去。情緒性資訊能迅速自動引起我們注意，並會進一步通過當前目標與利害的評估，強化日後對這項經驗的回憶。不論正面或負面事件，只要引發情緒反應，日後記憶就特別深刻。傷痛會隨時間淡化，而假如傷痛經驗發生後，不斷有事物讓人回憶起這件事，痛苦情緒會較慢消退。如果認為自己有能力卻未防範悲劇發生，「假使這樣」的反事實思考會更為揮之不去。

挫敗不一定導致揮之不去的回憶，關鍵在於我們如何評估與衡量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心理學家稱現時評價過去經驗的總彙為「自我輪廊」，情緒健全者通常對自我輪廊較正面，而憂鬱者則往往有非常負面的自我輪廊，習慣認為自己能力不足或有缺陷。負面自我輪廊提供豐富資訊，讓負面經驗可輕易收錄與檢索，因而令負面經驗更難忘記，從而增強憂鬱的情緒。

反芻是指讓念頭與記憶都耽溺於現有情緒或狀況無法自拔，加重原本低落的情緒。反之，傾訴痛苦，將起伏的情緒轉為敘述的形成，可能有積極正面的效用。反芻與敘述的分別在於，反芻只是反複回憶過分概況的記憶，很少喚起對特定事件的記憶。腦部活動研究發現，憂鬱症患者左額葉某些部份活動相對減退，而左額葉活動與檢索特定細節相關。當左額葉功能出現障礙，就很可能特別容易受過分概括的記憶傷害。

糾纏在創傷經驗中最為明顯，例如戰爭造成「砲彈震撼」，尤其是創傷中最令人想忘記的部份，有時偏偏連細節也記得一清二楚。侵擾性回憶最普遍出現在視覺回憶，有時在氣味、聲音、身體感覺中也會出現。在創傷發生時，時間解體感更強盜者，之後所感受的苦惱會較多。在創傷過後總是迴避不想，也可能會造成長期心理問題，在一段期間壓抑後出現反彈，讓記憶糾纏問題擴大。實驗證明，如果能在安全情境下再次經歷創傷事件，有助減低創傷後壓力症的痛苦感覺。

在創傷事件扮演關鍵角色的，是大腦顳葉內部的杏仁核。杏仁核活動與恐懼相關，創傷受害者回憶創傷事件時，杏仁核呈活躍狀態，額葉深處與顳葉頂端附近恐懼或焦慮相關區域活動也提高，這可以解釋創傷回憶為何經常帶有強烈恐懼與焦慮。侵擾性記憶也與正腎上腺素水平有關，正腎上腺素水平越高，越常對創傷經驗產生侵擾性記憶。

作者在最後一章指出，記憶七罪並非表示記憶系統功能有根本缺陷，反而是記憶適應特性衍生的副產物，是記憶許多優越過程與功能的代價。記憶七罪在大部份時間是表現良好的機制，但偶爾會為我們帶來麻煩。痛苦經驗久不忘記，較能讓我們在面對類似情況時，避免重蹈覆轍。對最近沒用或很少用的資訊，回想起來較不容易，是記憶力在成本與利益相較下的取捨。有些記憶空白反映神經系統抑制的基本特性，讓我們不會在想起某事時，相關資訊一湧而出造成資訊超載。

對記憶而言，有時少即是多，只想起重要到值得收錄的事，避免經驗中充斥無關緊要的細節。將過往經驗的梗概歸納整理，是我們得以明智行事的關鍵，但往往會產生偏頗、歸納等副產品。各種偏頗造成的「正面幻象」，即對自我抱有過度樂觀的看法，在較溫和時似乎也可以增強心理健康。

不同物種各種特性可以適應、順應(exaptation)與「拱肩」(spandrel)劃分，適應是指演化進程中天擇的產物，是可增加生存與繁殖機會的可遺傳特性；順應並非天擇下的產物，但能夠強化目前適應力，例如人類的閱讀能力；拱肩是某種特性的意外結果或副產品。適應的特徵可能包括︰特性內部結構極為複雜，例如眼睛；在天擇中有優勢；不同物種出現同樣特徵；以及跨文化出現的特徵。

在記憶七罪中，糾纏與健忘最有可能歸類為適應。糾纏既有天擇中有佔勢，在不同物種如人類、猴子、貓、老鼠等出現，而且與杏仁核及荷爾蒙的複雜系統間發生。健忘出現在吼猴與狒狒的遷徙行為，很有可能是對環境中長久存在特性所做的適應。記憶偏頗在不同文化間會出現差異，與生物演化的關聯較小。作者認為，記憶基本受一般常識與信念指導，所以偶然產生偏頗這副產品。作者也認為空白、失神、錯認與暗示，可能都屬於演化上的拱肩，是記憶系統為達成重要利益必須付出的代價。

作者總結，記憶的罪惡與美德是一體兩面，構築橫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樑，讓我們的心智得以與世界接軌。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看完了Adair Turner的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主題是信貸擴張如何令金融不穩，以及怎樣解決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後債務積壓與需求不足。作者指，現代金融體系的根本問題是，放任其不管無可避免導致債務積壓，特別是以債務來購買既有資產，當中最主要是房地產。這種債務以個別銀行看來可能是理性與有利可圖，但總體卻會導致經濟不穩。就像污染一樣，債務擴張也需要由政策限制。

作者列出信貸擴張背後的三項推動因素︰一是現代經濟中房地產的重要提高，人們更常借貸以購買房產；二是不平等增加，在富人消費所得比例比較不富有者低時，不平等增加意味著需求與經濟增長下跌，或者較不富有者需要增加借貸以抵消富人較多的儲蓄；三是與長期及有用資本投資無關的全球經常帳不平衡，隨之而來的是不可持續債務累積。

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債務水平持續提高，讓財政赤字與超寬鬆貨幣政策的效力受限。作者認為，假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名義需求不足，還可以選擇創造「法定」貨幣，以中央銀行發行貨幣資助公共赤字或註銷公債。這政策選項一向是禁忌，因為過度發行貨幣會引致通脹，摧毀貨幣體系。但作者指出，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我們必須平衡不同選擇的好處與危害。

金融佔GDP比例從1970年代開始上升，特別是在住戶信貸與資產管理上快速增加。實體經濟擁有固定收入資產增加，金融機構之間的活動更為活躍，金融家的薪酬也更高。許多有能之士投入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而不是科學研究或工業創新。假如這些交易策略與金融創新並未令市場經濟更有效率，這些技能就白白派費。

在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大多數政策制定者與學術經濟學家認為金融擴張有益，或至少不怎麼需要注意。這種偏好可分成三類︰一是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創新與流動性增加必然有益，因為市場會更為完整與有效；二是假定銀行與影子銀行體系增長能為企業與住戶提供更多信貸，據指這會帶動經濟增長並讓更多人成為業主；三是當代宏觀經濟學模型中沒有金融體系的角色，只注重中央銀行以利率政策穩定通脹。

作者指，以上偏好出現兩項論述錯誤，一是它未能認知到金融市場與其他市場並不相同，市場自由化在金融範疇上的好處遠較其他市場少，二是它未能意識到銀行與影子銀行，以及債務的信貸與貨幣創造，對宏觀經濟帶來關鍵影響。即使金融擴張在一定限度之內對經濟發展有正面作用，在超過特定水平，尤其是考慮到債務時，更多金融活動可能有害。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證券價格已充分並理性反映所有現有資訊，當中蘊含以下假設︰人們整體而言理性，即使有部份人非理性，其影響也是隨機的，因此他們的影響會互相抵銷；即使非理性足以令價格偏離理性價值，理性套利者也會利用這種機會獲利，讓價格重回有效理性。

與效率市場假說不同，在現實世界中，金融市場不時會出現泡沫與崩盤，當中涉及以下五種因素︰一，人類決定並不完全理性，我們會自然地從眾；二，非理性並非獨立與隨機，而是非常互相關連；三，理性套利者不可為整個金融市場套利，這種投資組合並不存在；四，即使理性投資者也可能會追隨非理性群眾，只要他們在最後崩盤前離場就可以獲利；五，未來存在無法以數學計算的不確定情況，令各種風險模型失效。就算證券的相對價格可以有條理地制定，形成「沒有免費午餐」的事實，這也不代表在絕對意義上「價格總是正確」。

當金融市場並不一定有效率，金融擴張就可能會增加額外與不必要的成本，令市場更為波動與經濟較為不穩。新的金融工具既可能用於避險，也可能只是用於互相賭博。當市場變成大規模賭博時，就會產生對社會無用的波動，正如CDS讓影子銀行體系變成不穩動力所示。這並不表示金融活動必定越少越好，而是代表我們必須務實考慮貨幣價值的公共政策干預議題。

以債務而非股本投資的好處是，投資者不需知道計劃的實際情況，也可以預期獲得穩定的回報。然而債務也帶有以下危險︰一，讓投資者忽視風險，即回報有規定上限，但有小機率會出現顯著損失；二，債務市場會受新信貸供應「突然停止」影響，讓信貸易於先以優惠條款過度供應，然後在任何價格都缺乏供應，這會令債務延期更為困難；三，債務合約的調整並不平順，清盤往往帶來龐大行政支出與資產低價急賣；四，信貸增長停止帶來的資產價格下跌，會進一步減低市場信心與信貸供應；五，資產價格下跌可能造成有通縮影響的債務積壓效應，抑壓總需求、經濟增長、資產價格與市場信心。

銀行放款予借款人時，既在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建立一項資產，同時也在借款人帳戶在建立一項銀行負債。信貸會在之後償還，但借款人帳戶的錢則可立即運用，這種「期限轉換」實際上創造出購買力。現代經濟的「貨幣」絕大部份都是這種形式，在英國佔98%，只有2%是鈔票與硬幣。

銀行以信貸創造貨幣在刺激名目需求增長中扮演關鍵角色，這既可以讓購買力偏向投資，帶來至少是短暫的經濟增長，也可以扭曲購買力導向資產投機。部份準備金制銀行讓創造信貸與購買力的能力大為提高，這可能會令信貸過剩。2007至08年金融危機前，中央銀行主要以利率確保穩定的低通脹，相信這足以保證金融與宏觀經濟穩定，但危機證明，這種假設頗為錯誤。

教科書通常假定，銀行的角色是將儲戶儲蓄借貸給商業作資本投資，但實際上並非如此。2012年英國的銀行貸款中，只有不多於14%是用於非房地產資產的投資融資，65%用於住屋房貸，7%用於消費信貸。以信貸融資消費更有可能無法持續；以信貸融資資本投資，在未來不確定與新資本資產需要時間建立下，有可能造成過多投資，讓資源錯配並帶來債務積壓效應。

以信貸融資既有資產以房地產為主，這反映出在富裕社會中房地產在財富佔比中日益重要，主要是由於城市土地的價值上升。城市土地價值上升部份是由於資訊與通訊科技發展，資本設備價格下跌，進而令土地在投資佔比增加，部份則反映人們的消費偏好，人們將其收入更大佔比用於競爭有限的吸引土地。

在個別銀行而言，放款給房地產似乎，並有時實際是，較低風險與較易管理的貸款。但在房地產供應無法輕易增加下，信貸供應、信貸需求與資產價格會形成自我增強的循環。更多 信貸供應推高房地產價格，增加放款者與借款者的淨值與信心，放款者更相信往後的貸款會安全，借款者可以在相同貸款與估值比例下借得更多。作者提出，現代經濟金融不穩的核心就在於，銀行有無限能力創造信貸、貨幣與購買力，但在吸引地區的房地產供應則有限甚至有時幾乎固定，讓房地產價格不穩與潛在波動，同時經濟易受金融危機與危機後衰退危害。

2007至08年危機後，私人債務佔GDP比例下降，但公共債務則上升，顯示槓桿並未消失，只是從私人轉向公共部門。此外，槓桿也在不同國家之間轉移，危機後先進經濟體私人去槓桿與衰退，伴隨著中國的信貸在危機後快速增長。以全球計，債務佔GDP比例增長在危機後反而加速。

債務積壓讓傳統政策失效或有不良副作用，政府財政赤字帶來短期刺激作用，但在公共債務已大量累積後，更多財政政府似乎更為困難。利率已降至零甚至更低，量化寬鬆、前瞻指引與借貸基金都旨在減低長期或實際支付利率以刺激實體經濟。但是量化寬鬆提高資產價格，因而增加財富不平等，不平等本身就是信貸密集經濟增長的推動力。低利率也會重新刺激過度信貸增長，長期利率保持低水平則可能刺激現有資產投機，而不是新的商業投資。在2009至2012年超寬鬆貨幣政策可能不得不為，但作者認為它是一劑烈酒。

近年金融體系的活動與複雜程度增加與三項因素有關︰全球化、國內自由化與影子銀行各種現象。在1970至1980年代期間，先進經濟體移除幾乎所有跨境資金流動限制，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鼓勵下跟從。主要國際銀行深入涉及全球資金流動與交易，以及與其他銀行的跨境關係，讓金融資產負債表相對國內收入比例增長。

1970至1990年代期間許多國家推行金融市場自由化，包括廢除放款總量限制、各種金融機構——例如零售銀行與投資銀行，企業的銀行與非銀行活動——的分界逐漸消除，以及短期利率日漸成為管理經濟週期的唯一政策工具。金融市場逐漸被視為與其他市場相同，最適合在自由市場上競爭。

由1970年代開始，證券化創新讓金融機構將各種貸款整合為信貸證券，並擴展至房貸、汽車貸款與學生貸款等。這些證券也「建構」為不同份額，成為不同風險與回報的組合。發行、交易與持有這些信貸證券的非銀行金融機構急速增長，同時貨幣市場共同基金在1980年代興起，讓信貸可完全繞過銀行進行。銀行即使參與也更常只是多重步驟的其中一步，例如將存款投入貨幣市場共同基金，但資金透過批發融資市場回流銀行。自1980年代起，衍生金融工具市場如利率掉期與期權市場也開始繁盛。

銀行活動增長絕大部份涉及與其他金融機構，例如銀行、非銀行交易商、對沖基金、資產經理或保險公司的活動，令銀行資產負債表由金融體系內的資產與負債主導。理論上，金融體系更為複雜可以讓銀行投資組合更平衡，並減少期限轉換帶來的風險。但實際情況在四方面與此模型有異︰一，許多信貸風險並未轉至最終投資者上，而是留在同一或其他銀行的交易帳目中，正如2007至2008年信貸證券損失最大的是大型商業銀行與證券經紀投資銀行。二，期限轉移風險並未從體系中消失，只是轉至影子銀行。三，這一體系侵蝕良好信貸分析的誘因，因為信貸證券經多重步驟散佈，每一步的參與者只需要考慮轉手前的價格，房貸銷售員並沒有誘因確保借款人有能力還款，只需要關注信貸證券是否能夠售出。四，衍生工具不是用於避險，反而大規模產生風險，甚至出現虛構的合成CDO，以讓信貸違約掉期有對象可以對賭。

基於過去價值紀錄的風險價值模型容易忽略極端價格波動，而且未能認知未來不是由計量機率風險，而是由根本不確定主導。一旦資產價值開始下跌，按市值計價會計、抵押品、追加保證金與風險價值模型會形成自我加強循環，令價格、市場信心與市場活動不斷下跌，引致2007至2008年回購市場的估值折扣大幅上升，交易量劇跌，批發融資市場崩潰。

作者指信貸急速擴張並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原因是許多信貸增長對刺激名義需求增長無關，反而導致過度槓桿與債務積壓，而且不需要私人信貸創造也可以刺激名義需求。為達致溫和通脹與2-3%實質增長的目標，可運用以下三種手段︰增加金屬貨幣、創造政府「法定」貨幣，以及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金屬貨幣的問題是供應有限，不能在有需要時快速增加，法定貨幣過多有嚴重通脹的危險，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並不穩定，也需要中央銀行管制。

以債務融資政府財政赤字刺激需求有兩項潛在影響，一是排擠效應，讓私營部門的投資或消費減少，這會在利率過高吸引私營部門購買政府債券，或者中央銀行調高利率以避免財政赤字引致通脹時出現；二是「李嘉圖等價」效應，即住戶與企業預期現時政府赤字會令未來稅負增加，因此削減投資或消費以支付未來稅項。當利率接近零，或者住戶與企業並未像李嘉圖等價假定般完全理性時，財政赤字可能有短期刺激需求的效果。但長期名義需求增長只會在以下情況發生︰最初的赤字刺激引起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增加，或者未來累積的公共債務貨幣化，即支付利息的公共債務，由不支付利息的法定貨幣取代。換言之，只有在私人信貸與貨幣創造，或者法定貨幣之間取捨。

作者指現代經濟大多數信貸與經濟增長無關反映在三方面︰一是信貸用於融資購買已有資產，導致投機，二是分配不平等增加，在富人儲蓄比例較高下，令總需求減少，較不富有者增加借貸以維持消費，槓桿增加讓較不富有者在資產價格波動時更難維持，這又會增加不平等；三是全球經常帳不平衡上升，讓債務在沒有高通脹下也能過度增長。

在總投資需求相對意願儲蓄下降下，實質利率的均衡水平可能大幅下降。這會形成兩項問題︰一是所需利率實際為負數時，利率政策無法確保合適的經濟成長；二是長期低利率提供強烈誘因，讓私人信貸增長注重現有資產投機。作者認為，公共政策既需要限制部份類別的信貸創造，也要明確促進或補足其他不足的投資，例如基礎建設投資。

日本、南韓與台灣的成功故事包含三項重要元素，首先是土地改革，建立密集小型農業，讓增長人口就業並提高農業生產力，解開地主對農民的債務束縛，並為農民提供小型貸款。其次是以工業政策鼓勵製造業發展，包括保護國內政策與鼓勵出口市場。最後是指導取向的金融體系，特別是確保高投資與分配投資至生產目的。強制儲蓄與投資的政策包括要求銀行向商業貸款、阻止銀行向消費者貸款，以及透過限制零售銀行業務及資本控制減低存戶回報。

在經濟增長至較接近先進經濟體水平後，投資的需要減少，讓以政策推動的高投資更易形成浪費。這時國家需要轉型至較少投資與更多消費的經濟增長，對商業借貸的補貼需要減少，並增加消費者信貸。然而這種轉型並不容易，消費者信貸增長傾向於形成房地產泡沫。日本在1990年代經歷嚴重衝擊，南韓也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受災。東亞的經驗顯示，政府指導或市場分配信貸都不一定帶來最適當的結果，這是在不同危險之間的選擇。

中國正開始從高投資增長中轉型，作者指出它在兩方面較為脆弱，一是在重工業中，鋼鐵、煤、水泥與其他資本密集工業的國營企業以信貸融資，但現在面臨產能過剩；二是房地產與基礎建設以貸款融資，並預期透過土地價格上升還款，這會增加信貸與資產價格自我增強循環的危險，在順景時推動過度投資，但跌勢時帶來債務積壓與違約威脅。在中國資本帳流動朝向自由化下，其政策將會為全球帶來重要影響。

現代國際資本流動並非從富有國家轉向有較多投資機會的發展中國家，大部份反而是由較貧窮國家轉向富有國家，或者在收入相似的國家之間流動。許多流入資金用於融資不可持續的消費、浪費的投資與及推高現有房地產價格，並在危機後帶來債務積壓效應。在危機後，部份國家只能以緊縮財政與貨幣政策應對經常帳赤字，有可能放大私人去槓桿的通脹影響。此外，國際資本流動的總值遠比淨值高，侵蝕國內貨幣政策的效果。國家提高利率以減慢國內信貸與資產價格上升時，卻可能因而令更多短期國際資金流入，形成資產價格上升。

歐元區建立讓區內資金流動大為增加，但這些資金在希臘用以融資不可持續的公共赤字，在西班牙與愛爾蘭則融資私人消費與房地產過度投資。2010年私人資金流行突然停止，歐元區制度設計的根本問題隨即浮現，即各國雖然擁有共同貨幣，但公共債務不是以聯邦形式，而是在各國層面下發行。歐元區國家無法發行自己的法定貨幣以償還債務，面臨違約風險，在金融市場上需要支付比其他國家更高的利息發債。私人去槓桿與公共財政整合同時進行，在歐元區邊陲國家形成需求不足與衰退。持有當地公共債務的銀行更受懷疑會否資不抵債，讓銀行融資成本上升，私人信貸成本增加，實體經濟信貸數量下跌，走出衰退變得更為困難。

作者指，即使是「好」放款也可以造成危害，「好」放款是指貸款很有機會獲償，潛在損失也足以由利率與銀行資本吸收。許多危機前放款都是在這定義下的「好」，但大量「好」放款仍會導致危機後出現債務積壓，還款者決心減低債務，因而減少消費，引起危機後的衰退。即使銀行誠實盡責，每一宗貸款看來對社會有益並在經濟上可持續，信貸總額仍可能帶來危險，需要以政策限制。

銀行積極在信貸證券與衍生工具交易運用風險管理模型，反對令金融體系更為不穩。許多交易員在危機前獲得巨額花紅，其交易活動卻留下有毒資產與損失。銀行家錯誤認為繼續信貸證券交易最符合股東利益。這既需要修改酬金的規則與架構，也需要推行回應金融不穩根本動力的改革。

作者提出，金融管制不應假定更多交易、流動性與金融創新必然是好事，限制金融合約範圍有時更正當，部份市場較少交易與流動性可以是好事，全球資本市場部份分離也可能是可取。即使現時通脹保持溫和，信貸過剩也會對金融穩定、債務積壓與通貨緊縮帶來潛在影響，有需要限制信貸存量的增長。私人槓桿比例在一定範圍以內與經濟增長成正比，但超過一定水平(例如GDP的90%)後，兩者關係可能會逆轉。

為限制信貸增長也需要回應背後三項推動因素︰房地產更為重要、不平等增加與全球不平衡。城市房地產需求增加的趨勢無法完全消除，但公共政策至少可緩和這種壓力。政策可鼓勵經濟發展的區域分散，減低稀有城市土地供應的重要。城市設計與發展政策需改善高密度下的居住環境。對土地價值或其增值徵稅可減少以房屋為投資，並有助於減低不平等。

不平等帶來的信貸主導經濟不穩可以限制信貸回應，但這可能會造成名義需求不足，而且讓初始財富不足者更難取得信貸。基於金融穩定與更廣泛社會原因，作者認為我們有需要扭轉或至少阻止不平等大幅增加，這需要更多收入與財富重分配的措施。

在全球經常帳不平衡方面，中國的盈餘在2014年開始回升，作者指它需要逐步讓人民幣升值，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網以讓民眾有信心減少儲蓄，國營企業可支付更多股利，改善能源與土地投入價格過低，限制存戶對國營企業借貸的補貼。歐元區也需要推行政策刺激區內需求。全球合作制定國內盈餘與赤字佔GDP的上限，在原則上相當可取，但目前為止並未對實際政策有影響。

芝加哥計劃是指銀行以100%準備金運作，不再有貨幣創造的能力，改為由政府以法定貨幣融資少量財政赤字以刺激需求。作者認為此計劃有三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私人創造購買力有其好處，讓投資得以實行，並可以平衡為短期政治好處增加財政赤字的危險；二是100%準備金銀行不足以解決過度私人信貸創造，這可以在非銀行體系發生；三是從現在高槓桿經濟至100%準備金銀行的轉型問題，例如將現有房貸注銷會讓一部份人大為受惠，另一部份人則受損。作者主張芝加哥計劃本身未必可行，但其原則可作參考，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受限制與管理。

在債務會產生負面社會外部影響下，對債務徵稅原則上是合適做法。問題在於減少徵稅有利於債務的政策，會產生意外的得益與損失，後者會引來政治反對。金融的全球性質也讓徵稅更為困難，現時並沒有全球稅務協定，讓跨國放款可以逃避改革的影響。現時政府可能的改革，包括減少槓桿房地產投資的個人稅優惠，為企業利息扣稅設立槓桿上限，以及優惠股利發放以鼓勵股本投資。對尤其是房地產借貸，銀行也應有較高的資本要求。

有學者提出以共同風險房貸這種金融創新改革房地產融資，放款者在房價上升時可獲資本所得份額，反之則需承受損失。作者則指出，共同風險房貸對借款人有一項主要壞處，即房價上升時借款人的獲利減少，並更難購買相同價格的另一間房屋。即使共同風險房貸得以推廣，它也創造純粹投機下注的新機會，讓房價同樣陷入自我加強的循環。確保風險攤分的金融創新雖然可取，但不大可能是萬靈丹。

作者指，限制銀行或影子銀行的信貸數量與組成，需要以下五組政策︰

一，銀行監管不只旨在讓銀行體系安全，也要限制對實體經濟的放款，特別是房地產；
二，即使會減少市場流動性，也要限制有風險的影子銀行；
三，限制借款者取得信貸；
四，對短期債務資金流通設限；
五，確保有足夠資本融資投資，例如建立指定借貸類別的銀行。

具體措施包括︰在限制銀行信貸創造方面，提高資本要求、提高抗周期的緩衝、提高準備金要求，以及風險加權資產應反映宏觀經濟與系統風險。要求擔保融資市場設立最低估值折扣，以及在合約而不是機構層面實施資本要求，以限制影子銀行活動。在借款方面，房貸市場與商業房地產市場實行最高貸款相對價值／收入比例，設立房貸承銷最低標準要求，限制高利率無擔保消費放款。零售銀行與批發銀行業務應明確分隔，跨國銀行應以子公司而非分行運作，其資本與流動性應留在國內，受該國規限與監管。建立有特定放款用途的機構，例如融資可持續發展或中小企業。

面對債務積壓，在財政赤字會增加公共債務，而超寬鬆貨幣政策效果間接，並可能增加不平等與促進投機下，直升機派錢——即政府印刷鈔票並向民眾發放——是促進名義需求的可能方案，好處是直接將購買力給予消費者，而且不會帶來李嘉圖等價效應。派錢規模會影響效果，假如規模過大會造成通脹，規模不足則效果有限。在部份準備金制度下，直升機派錢可能會刺激私人信貸創造，帶來需要刺激過度的危險。這可以通過準備金要求解決，在發放電子貨幣同時提高銀行準備金要求，實質上即新創造法定貨幣的準備金要求為100%。

現時各國的去槓桿過程面對以下困難︰人口與科技因素令實質經濟增長不像1950至1960年代高，讓債務較難償還，部份國家如日本與意大利，債務不可能單靠經濟增長與財政緊縮解決；以低利率與高通脹減少債務，會刺激新信貸增長，助長金融投機；任由債務違約與注銷可引起自我加強的債務通縮循環，名義需求崩潰，資產賤賣，消費與投資減少；經商議的債務注銷與重組規模有限，不足以處理現時的債務積壓情況。

作者提出貨幣融資是去槓桿政策的選項之一，公開貨幣融資有三項特定用途︰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一次過的債務注銷以及銀行徹底資本重組。伯南克式直升機派錢以創造法定貨幣支付減稅或公共開支增加，作者認為英國與美國這在已不適用，但在需求不足的日本與歐元區仍有需要。公共債務注銷在日本尤其可行，因為日本銀行擁有大量日本政府債券，只需要將之轉為不付息債務，就能向公眾展示公共債務負擔實質減少。貨幣融資也可用於重組銀行資本，增加銀行的資本比例，讓金融體系更為穩健。

作者承認貨幣融資是危險藥物，使用過多會引起劇烈通貨膨脹，但他認為不應視這一選項為禁忌，因為原則上可以透過制度設計限制貨幣融資過度使用，而且另一刺激名義需求的途徑，即私人信貸創造同樣危險。貨幣融資可由中央銀行批準或否決，並由財政與貨幣政策官員共同決定具體用途。作者偏向認為貨幣融資應為一次過的措施，但假如長久經濟停滯變成嚴重問題，我們就可能要冒險持續使用貨幣融資。法定貨幣融資與私人信貸創造始終是在危險之間的選擇，兩者都不能達至完美。

The Great Leveler

看完了The Great Leveler，主題是歷史上不平等下降的方式，對象是社會內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本書主張只有特定類型的暴力能持續壓下不平等︰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以及大範圍疫症。

二十萬年前，相對其他猿類，人類個體地位較低者更有能力組成聯盟，也可以運用投擲武器，有可能是公然以暴力支配與威嚇較少的原因。這意味著組織與暴力威脅可能在人類第一次趨向平等有重要角色。以採集維生的群體會阻礙經濟成長，減少生產較少剩餘累積，不平等水平較其他維生方式低。

雖然漁業採集群體或可以更不平等，但更廣泛不平等通常發生在產生剩餘更多農業與畜牧業。這時生產財可以受保護而免於被侵佔，擁有者也可以較穩定方式取得剩餘。確立土地與禽畜擁有權並可傳承後代，令群體內差異可以隨每一代擴大。穀物既需要大量人手在特定時間收割，收穫後又能長時間保存，令菁英更容易獲取與保留剩餘食物。在穀物與各種動物馴化後，不平等水平也急升至新高。

在人口增長，資源競爭加劇，不同群體衝突增加下，本來較主自平等的家戶也願意服從威權領導與不平等，以令群體更有效競爭。前現代國家形成讓少數統治階級與眾多糧食生產者區隔，轉為集體控制個別地區群體，獲取政治利益與商業利潤。大規模政治統一減少運輸成本、增加奢侈品需求、資本網絡擴張，擴大擁有資本者與其他人的差距。特別是前現代國家私有產權脆弱、執法不嚴、選擇地執法、官員腐敗、著重個人關係與靠近權力，造成權力不對等，上層更容易從政治與經濟活動獲得利益。此外，強制移民與奴隸制也提高整體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在漢朝時期權力更為偏向財富菁英，長期和平允許財富累積並增加不平等，在東漢時尤其明顯。每當新朝代取代舊菁英，新興少數貴族家庭漸漸壟斷權力與財富來源。羅馬帝國首250年同樣相對和平，有利於財富累積。作者提出，在前現代社會中，巨富通常不是來自經濟手腕，而是政治權力。這種財富來源是否得以維持，視乎國君實施專制干預的能力與意願。幾乎所有前現代國家都偏向隨時間盡量增加不平等的模式。

作者根據歐洲不平等的長期數字指，經濟快速增長、商業化與城市化推高不平等水平。較早期富有者以奪取土地及在國家行動中獲益以增加財富，較近期除了尋租行為外，菁英也可從購買公債、全球商業網絡與更為城市化中獲益。從十八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不平等程度幾乎都是不變或增加，不論國家是否較早工業化、土地是否稀有或政治制度如何。科技進程、經濟發展、全球化擴張與國家更強勢，配合長達一世紀不尋常的和平狀態，有助於保護私有財產及資本投資者獲利。

作者以1937至1945年的日本為例，說明大規模動員戰爭對經濟的影響。戰爭期間，政府管制、通貨膨脹與物理破壞整平所得與財富分配，特別是政府管制。當時國家有權僱用與解僱勞工、決定工作環境、商品生產、分配、移動與定價以及平息勞動糾紛，還有限制股息、凍結農租與部份價格、限制花紅與固定房租。個人與企業入息稅幾乎每年增加，最高邊際稅率從1935至1943年加倍。政府介入股市以推動戰爭債券，以及通貨膨脹加上租金固定，都令股票、存款與房產價格受壓。

兩次世界大戰前所未有的集體動員，加上推行累進稅率與針對菁英財富，是財富分配更平等三項主要元素。全面戰爭導致儲蓄率下降、資產價格受壓、物理破壞、國外資產喪失、通貨膨脹、累進稅、租金與價格管制，以及不同程度國有化，這些因素都令所得與財富不平等減少。美國內戰在動員人口比例與時間而言稱得上集體動員戰爭，但其戰爭性質仍較為傳統，財富在勝敗菁英之間轉移，缺乏重分配的機制。

在前現代軍事動員人口比例沒有那麼大，但較長期的戰爭可見於中國戰國時代。作者指，戰國時代出現各種減少或助長不平等的對抗力量，既有貴族地位下降，農民獲分配土地，但富人隨時間可藉由市場交易再度累積財富。軍事動員令國家需要徵收私人資源，限制財富不平等水平，但軍役與農產品雙重徵稅的體系頗為累退。軍隊運用步兵與大規模生產武器，不需要更進取與累進稅制以支付如戰船等昂貴裝備。重分配是手段，戰爭才是目的，而不是像現代經驗般相反。羅馬帝國的情況類似，而且按財產比例而言戰事費用負擔最重的是平民較富有者，最富有的菁英稅率較低，即使在危急時也很少讓步。

斯巴達軍事動員傳統與新征服土地似乎令其公民間資源平等維持一段時期，但在缺乏累進稅制與定期土地重分配下，軍事動員與平等規模無法長期抑制財富與所得不平等上升，到公元前五世紀起資源不平等已成為問題。在雅典，軍事集體動員、民主、累進稅制、國家佔GDP可觀比例與大量平民開支限制不平等，令它在公元前四世紀表現異常早熟地「現代」。

歷史上絕大部份戰爭都不是軍事集體動員衝突，而主要是統治菁英競爭土地、民眾與其他資源的控制。只有戰敗一方受摧毀，勝方領袖則可獲利，這種零和傳統戰事很可能會增加不平等。內戰的影響也與傳統戰事類似，有人發戰爭財，同時社會支出減少，而且戰後勝者可能不成比例地獲益，這都會增加不平等。

社會革命改變財富分配最明顯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共產主義。與集體動員戰爭一樣，暴力程度最為相關。1917年布爾什維克接掌俄國之後二十年，不平等比前革命時期大為壓制，由國家強制與動員窮人大規模掠奪只較為不貧窮者帶動，過程中直接令數百萬計人死亡或流放。過去八十年中國不平等改變最終都是由政治權力決定，而且在這段時期前半由暴力主宰。

相對於共產革命，法國大革命的暴力較低，其手段與企圖較有限，財富整平程度也較小。1860年代清朝太平天國雖然帶來嚴重破壞，但未有實行廣泛的重分配計劃，傳統地主與佃農的關係依然持續，沒有產生明顯的財富整平。歐洲中世紀與現代早期農民反抗要求的改變通常有限，而當其訴求轉為全面獲取權力時，強大的鎮壓力量則會將之摧毀。中世紀城市反抗的情況也類似。

前現代起義缺乏全面權力與堅決意識形態減少不平等，而即使是「現代」革命，當限制市場力量的抑壓消失，平等趨勢也會逆轉，正如在中國、越南、古巴與中歐所示。

按前現代的標準而言，國家主要目標是應對內部與外來挑戰者、保護統治者的盟友與伙伴，以及抽稅以實行這些任務與增進權貴菁英財富，國家崩壞就是指這些目標無法達成。體制崩潰則是指已有社會複雜架構急速而顯著喪失，令社會分層與勞動分工減少、資訊與貨物流通停滯，以及文明特徵——例如紀念建築——的投資下降。國家崩壞令經濟活動不穩，親近政治權力的好處完全消失，阻礙投資回報與掠奪式財富累積。體制崩潰令所以人情況都較差，但對富人的衝擊比窮人大，造成財富分配整平的效果。

在前現代農業社會，瘟疫透過改變土地與勞動比例，減低土地價格並提高勞動工資令不平等水平減少。這種整平效果多數並不持久，最終會在人口恢復後消失。中世界歐洲黑死病也反映人口改變以外因素會影響瘟疫帶來的後果。在西歐，工人從勞動稀缺中獲益，中世紀農奴制大致消失；在東歐，面對同樣的勞動稀缺，反而令貴族引進農奴制，更嚴格地限制勞工的責任與人身移動。貴族在東歐勢力大於國家與城市，令勞工無法在逃離後獲第三方庇護，可能是東歐貴族成功進一步限制農民的原因。

對於饑荒會否像瘟疫一樣可以減少不平等，作者指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原因是饑荒沒有重大疫症那麼致命，而且地主比一般人更有能力渡過饑荒。即使是1315至1318年西北歐大饑荒，以及1845至1848年愛爾蘭馬鈴薯饑荒，致命程度與維持時間都難以與黑死病相比，其整平效果亦然。

除了涉及暴力的大規模動員戰爭、轉型革命、國家失效或體系崩解與瘟疫外，作者指其他較和平的選擇看來並未大幅降低不平等。和平而有效的土地改革並未在歷史中出現，土地改革最有重分配效果的不是源自革命與內戰，就是戰爭或其威脅的結果和平土地改革會受菁英抵抗，反而可能令富人受益，例如新土地的大小與限制有利於地主獲取土地。奴隸解放要降低不平等同樣伴隨暴力，否則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

從1911至2010年的個案分析，宏觀經濟危機並未影響不平等狀況，銀行危機更會增加不平等。唯一例外是1929至1933年的經濟大蕭條，但是不平等程度在1930年代已回升。民主與不平等也沒有顯著關係，推行普選也不會影響最高稅率。

大規模人口外流個案甚少，影響視乎個別情況，假如大量較貧窮人口外流，也可能會增加接收人口國家的不平等情況。經濟從農業轉型至工業，以及從工業轉型至服務業，都顯然會助長不平等。轉型後的經濟增長也不會減少不平等，除非有暴力衝擊，否則經濟轉型的不平等增加不會逆轉。2000年開始拉丁美洲出現不平等減少，然而在缺乏暴力衝擊下，政府財政擴張能力受限，未必可以推動更進一步減少不平等的公共政策，如增加教育開支與擴張重分配政策。

作者推斷，假如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不像現實那麼持久與大規模，沒有資本破壞與貶值、進取的財政重分配，以及國家多重干預經濟，所得與財富不平等降低的程度肯定不會像1914至1940年代末期間那麼大。假如二十世紀要在沒有暴力衝擊下達至現時的不平等水平，首先，需要不平等水平和平地逐漸下降，雖然缺乏證據這會發生；其次，需要再多一世紀的和平環境；第三，需要假定二十世紀初資本集中的情況停止甚或反轉，這非常難以想像；最後，需要相信非暴力整平不會反轉。這四項條件要同時成立的門檻極高，強烈顯示沒有主要暴力衝擊下，已發展國家會出現比現實高的所得與財富不平等。

自1980年代末期至大約2000年，除了低收入國家外，所得分配在其餘經濟體都更為不均，而自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全球所有地區的首20%所得群組佔比都上升。除拉丁美洲外，這些國家在1910年代至1940年代都經歷大規模分配趨平，以及其後較溫和的整平情況。作者認為，最近不平等廣泛上升的現象，最好解讀為較早期暴力衝擊的整平影響減弱。

作者指出，只依靠現有標準指標或許會低估全球不平等水平，原因是︰一，堅尼系數反映極高所得影響的能力有限；二，未申報海外資產令現有數字比實際不平等情況低；三，現有指標通常反映相對不平等，但在絕對不平等方面，最高與最低所得差距擴大對堅尼系數變動影響不大。

歐洲的福利體系在未來面對兩項人口挑戰，其一是人口老化令退休金、醫療與長期照護支出增加，而且未來經濟增長速度預測將不如以往；其二是外來移民令人口同質程度減少，這可能會令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下降。此外，居住區隔、全球化、自動化、電腦化，甚至生化與基因改造，都可能會增加未來不平等程度。

作者指出歷史的教訓是，激進政策干預在危機時發生，在其他情況下這種規模的政策難以實現。此外，制定政策對不平等的影響有限，過去帶動物質分配平衡的暴力都遠超人類控制或任何可行政治議程。過去那四種趨平機制在今日的世界都不可行，而且也沒有心智正常者會希望它們再度來臨。

大規模動員戰爭這第一種機制已經過時。軍事衝突形式一向由科技主導，自1940年末核武器已導大規模常規戰爭淘汰，徵兵改由可操作複雜裝備的專業志願軍人取代，軍役脫離主流社會，不再有趨平的「動員效應」。人類社會也變得更為和平，特別是人口老化減少暴力衝突的可能。

另外兩種機制是轉型革命以及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轉型革命唯一成功例子的共產革命只有在兩次大戰背景下才能實現，現在社會主義國家都已實行市場改革。國家崩壞或體制崩潰在未來也很可能極為罕見，因為經濟增長與國家財政擴張，國家制度已深殖於社會，較不可能完全崩壞。即使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國家崩壞通常是由內戰觸發，而內戰一般不會產生不平等減少的後果。

最後一種機制是嚴重疫症。假如現在出現像前現代那麼大規模瘟疫，死亡人數將會是數以億計，遠超於最悲觀的預測。此外，未來任何全球疫症都可能局限於發展中國家。即使是1918至1920年全球流感爆發，死亡人數也與地區的平均每人所得強烈相關。即使未來確實發生傳染疫症導致突然大量死亡，也難以確定這對不平等程度的影響會與農業時代相同。全球勞動市場整合令勞工不足較不可能發生。長期而言，就算出現勞工不足，資本也可以取代勞工，以機械負責損失勞工的工作。

作者總結指，在有紀錄的歷史上，這四種大規模暴力機制減少不平等的影響遠超於所有和平手段，在未來不大可能出現這四種機制下，不平等趨平的展望並不樂觀。或許現代社會會找到新方法解決，但現時看不到這種趨勢。

在附錄中作者說明，社會處於不同經濟水平下，其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IPF)也會改變。在經濟表現較低社會中，最大可能不平等水平受減去維生所需後的剩餘限制；到中等經濟表現時，社會最低要求則會是主要原則；到了更高經濟水平時，除了開採天然資源為主的社會外，不平等會受經濟複雜程度的需要限制。如圖所示︰



實際不平等相對最大可能不平等的比例，作者稱為「榨取率」(extraction rate)，反映不同社會的榨取程度。

掙扎的帝國

看完了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是哈佛帝制中國史的元明部份。書中以元明文獻紀錄的龍蹤開始，指出它多少反映出元明兩代在氣候與政治上的艱難。元明兩朝都需要面對南北在地理、文化與經濟分隔的問題，也因為國家命令與經濟因素出現移居潮，特別是從江南地區向西遷移。國家規模大令中央對地方難以監控，中央集權與地方行政間總是在折衷。

元明兩朝在全球小冰河時期下需要面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災害，如大雪、乾旱、洪水、蝗災、疫疾與饑荒。作者將兩朝最嚴重受災時期稱為「劫難」(slough)，指出元明共出現九次劫難，以發生時的年號命名︰元佔三次，分別為元貞1295-97、泰定1324-30與至正1342-45，明佔六次，分別為景泰1450-55、正德1516-19、嘉靖1544-46、第一次萬曆1586-88、第二次萬曆1615-17與崇禎1637-43。

氣候與人的關係可用兩種方式理解，一是皇帝道德與氣候有關，前者改善可令後者較為穩定，二是無力百姓認為氣候反常是天地人失衡的自然循環，只能忍受與問卜。作者也指出元明也不是總是災年，元初五十年、明初九十年、明隆慶年間都是相對豐年，總體大概是每一百年有十三年災年，每一陰沈階段最後總會恢復光明，除了明朝最後幾年例外，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

元朝大汗血腥爭位的情況留下成為中國準則，在明朝也可看到其遺緒。統治者個人魅力是統治的相關因素，朱元璋與朱隸獨裁統治，掏空儒家原本關於義務與互惠的核心價值，但獨裁在其後皇帝統治下無以為繼。朱元璋訂下的祖法無法更改，造成後來明朝繼承人危機，在正統皇帝朱祁鎮被俘後應由誰繼承上格外明顯，後來朱祁鎮再奪皇位，與過往元朝爭奪大汗的傳統相似。

嘉靖皇帝朱厚熜過繼前任皇帝一家而繼位後，希望追封生父為皇帝，也引發稱為「大禮議」的朝廷爭議，最後皇帝獲勝。到萬曆皇帝朱翊鈞意圖改立三子為太子時，朝臣強烈反對，長久的「國本之爭」以皇帝放棄告終，多少影響朱翊鈞後來乾脆不理政事。

獨裁之下君臣「忠誠」的條件是，只有大臣會出錯，君主是體系不可或缺的重心，這種忠誠對君主與人臣都造成困境，君主想要凌駕一切約束的權力，但不知如何實現，人臣則無法兼顧成法體制以及效忠君主兩者，堅持一項必會令另外一項受侵害。

元明在物質上遠超當時世界任何國家社會，經濟成長的組織與資本屬於私人，但營運卻屬於公家，在國家的基礎設施中運作。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包括交通體系、徵稅、鹽與貴金屬專營、儲存糧食、經營作坊，以及提供行政與司法機關處理經濟爭端。

由於大運河修繕不佳，元朝向大都補給主於依靠海路。到明朝永樂皇帝再次定都北京後，朝廷開始投注巨資修濬，大運河於1415年重開直至明朝滅亡，為商業運輸提供一條主要幹道。明朝城市隨商業發展而成長，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如上海與杭州。明代政府對城市各種如防火等問題視而不見，城市菁英依靠調整正式治理規範，以適應城市不再是農村的現實。

元朝稅率按1299年估計約為3.4%，到明朝1393年估計稅率已是9.1%，這可能是因為收稅效率提高、實際人口多於戶籍數字，或者經濟變得更有生產力。元朝政府實施包稅與強制公家勞役，這兩種做法有違道德而且欠缺效率，在明朝時取消，改為里甲制。但按作物與勞役徵稅與日漸發展的商業貨幣經濟脫節，1570年張居正主導一條鞭法正式將稅制改為劃一以銀兩繳納，急增的白銀需求，則由日本與新大陸大量輸入得以舒緩。

元明兩代越多越多人從事非糧食農產或手工業，糧食的商業作物角色加強，地方糧食可能因商業行為導致短缺，官方預備糧倉在十五世紀以無法妥善因應糧食短缺。政府發放儲備資金理應可以應付饑荒，但有時饑荒可大至無糧可買的規模，而且發放賑濟金也容易被官員中飽私囊。元明時期九次劫難更是令國家或市場都無法應付，形成救災無門的困局。

明代為增加耕地面積，農民圍水開山造田，但圩田令水位上升，增加氾濫風險，梯田破獲山地水土與動植物棲地，造成生態危機。森林資源也因過度砍伐，明朝末年在人口稠密地區消失，西陲森林也急速減少，並導致華南虎幾近滅絕。

元明兩代缺乏唐代世家大族與宋代官宦世家，各家庭改為組織較大的宗族網絡，以姻親關係尋求力量。社會關係重男輕女，存在扼殺女嬰的做法，令性別明顯失衡，估計男女比例曾低至100:50，女性主要出路是嫁作人妻、出家為尼、作偏房妾室或成為娼妓。每個家庭必須有一個兒子以繼嗣，沒有兒子的家庭以過繼、招贅或將牌位供進佛寺，確保祖先有人祭祀。男性適婚年齡為15至24歲，女性為15至19歲，與12歲以下女性性交在元律中視作強姦。女性平均生下四名存活嬰兒，但順利成人者只有兩或三人。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將人分為四層，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並制定不可更動的職業體系。明朝朱元璋不按民族分類，而是以廣泛社會分類將民眾分成士農工商，職業區分則棄置不用。隨著經濟發展，農民被推到社會底層，有時甚至仕紳也被推到時代新寵商人之後。仕紳家族希望最少要一名子弟或女婿獲得功名，這是菁英地位的來源。但到了明代末年，金錢逐漸成為身份地位衡量標準，仕紳與商賈的分界模糊，一個富裕之家，多數會以一名子弟從商，另一名致力提升家族身份地位的策略雙重投機。父系傳承優勢地位由四種禮儀鞏固︰成年冠禮、婚禮、喪禮與祭禮，這套禮儀背後有家庭財產的基礎，例如先人墓地就是一種家族財產。

元明人們相信宇宙蘊含天、地、人三種力量，天監管萬物，是眾神的國度，只有天子可以向其祝禱，地是人們生活的領域，有若干涉入日常生活的諸神，如灶神與門神，地獄則在地底深處，死者放逐於此，等候投胎。

對老百姓來說，儒、道、釋三教都是他們精神生活所需，三種信仰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表達形式。明代中期王陽明開創的儒家學派認為德性來自本心，而非後天學習而來，應以身體力行來顯現。作者認為，天生具備德性與儒、道、釋一體兩大觀念，或許都是基於對「整體」的強烈願望塑造。

萬曆讀書人努力想主張一統世界的存在而願意「格物」，可以接受較能與觀察相符的西方地圓說，並在普世一致高於差異不同的信念下，較接受天主教的學說。但在1644年滿州人勝利後，尋求統合所有傳統與信仰之士失去道德根據，無法為他們更多元廣闊的世界觀辯護。

元明兩代各種商品流通消費，藝術鑑賞興起為舊宋南方人與蒙古人之間找到共同點。到明代，能在財富、教育程度與人脈關係符合擁有奢侈品要求的家庭增加，文化教養成為仕紳家庭專屬知識項目。元代工匠必須服務國家，到明代工匠開始以獨立製造者自居。明代萬曆以後書籍出版與讀者大幅增加。明代家具更為精緻，特別是各式座椅。白底藍飾瓷器設計源自波斯，十四世紀在國際需求下由中國製造更精緻產品，銷往波斯市場，景德鎮為瓷器製作中心。在繪畫與書法上，十六世紀董其昌提倡業餘文人書畫是美學表達最高形式，高於宮廷畫家與匠人。

自漢朝起歷代中國政權以兩種辦法經營對外關係，一是正式朝貢，二是部份體制化的貿易。元朝多次派艦隊對南洋，以泉州為南海貿易口岸，其後屢次海禁與解禁。明朝建立後海外各國再度來貢，永樂帝希望到更遠處確立朝貢體系，派鄭和下西洋。當國家外交與國際貿易沒有矛盾，朝貢與貿易就能相輔相承。但在走私對國家經濟控制造成壓力，以及外邦商人同時也是使節時，朝貢與貿易會出現衝突。

當明代十五世紀禁止外國商旅在國境長期定居，南海地區就成為中國商品與全球貿易交匯的區域。海上貿易以兩條主要路線組織，兩者都以月港與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向台灣，向北為往日本的支線，但主流是向南到菲律賓，經摩鹿加(香料群島)，轉西到爪哇。西洋航線沿大陸海岸線下行越南，穿過泰國灣，到達麻六甲。

西班牙人以美洲白銀進入南海貿易體系，福建商人快速反應，盡量載貨到馬尼拉換取白銀。例如1639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賣一百兩銀，在馬尼拉則可賣二百兩銀，報酬無需折換成其他貨幣或商品，可直接變現。但貿易也不時引發緊張局面，1603與1639年馬尼拉兩次出現西班牙人與中國人衝突，造成數萬中國人死亡。然而貿易的利潤對雙方都太大，一兩年後貿易就恢復過來。

白銀大量湧入中國，造成萬曆後期「錢淹腳目」的情況，商賈之家財富暴增，地位也從四民之末大為提升。海外貿易也為月港人張燮及其友人帶來新時代意識，在《東西洋考》中記載海洋知識，並提到月港人以海為生，與異邦人頻繁交流，已不是「男耕女織」的民眾，但這些新知識卻不受當時讀者重視。白銀潮流也帶來葡萄牙水手、士兵、鐵匠、砲手與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與萬曆晚期知識份子往來。

明代在1586至1588年面對第一次萬曆劫難時，因張居正在1580年代初的財政改革留下大批存銀得以支撐。在1615年第二次萬曆劫難起，乾旱、水患、嚴寒、饑荒、蝗災與沙塵暴接連在全國不同地區發生，直至1620年萬曆駕崩。1619年薩爾滸戰役明朝大敗於滿州，軍事威脅與財政困難更為嚴重，而徐光啟計劃雇用外國砲手的計劃在政治鬥爭下流產。

崇禎皇帝需要面對自1320年代起最長的氣候劫難︰1630年代氣溫大幅下降，第一場嚴重饑荒在1632年，接著1635年大規模蝗災，1637年全面旱災，持續七年，1633年起西北地區瘟疫，1641年山東嚴重瘟疫。百姓喪失一切，朝廷財政枯竭。流寇自西北興起，流竄華北，1644年4月24日流寇領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

作者總結指，元朝同時採用遊牧民族貢物習俗與農業國家徵稅傳統的混合制度，而明朝放棄原先世界性帝國的姿態，認為關外草原在傳統習俗與利益與中國相異。十三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大陸的世界經濟體帶領元朝西向發展，十六與十七世紀以南海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則將明朝與印度洋及太平洋貨流連結。元明兩代的氣候劫難，破壞原先稻種完全適應環境的穩定情況。人們需要更完善的知識，但在人口眾多耕作密集的情況下，更動現有知識的風險太大，原有適應能力最後脆弱瓦解。

明代也在南海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新的情況，與舊日謎團糾纏而難以理清。清朝1644年興起造成全球帝國秩序驟然改變，關閉海岸邊界，以大汗取代皇帝，重新帝國擴張的野心。而在差不多時間，歐洲各國訂立西發利亞和約，建立今日世界秩序的國家主權典範，讓國家成為世界體系基本參與者，承認國家主權並禁止干預別國事務。國家成為公有政治實體，集中並為國家利益分配資源，這種新形態帝國走上與滿州舊帝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中國最後的帝國

看完了羅威廉的《中國最後的帝國︰大清王朝》，這是哈佛大學出版社《帝制中國史》最後一本，叢書最後兩本有中文版，內容屬通史，但角度與傳統帝王史不同，較多面。

本書指滿州是清朝後建構出來的民族，十六至十七世紀滿州不是遊牧社群，是農業、狩獵與貿易混合的社會，其中人蔘貿易為愛新覺羅氏帶來大量白銀，一項估計指新世界流入明朝白銀有四份之一流入愛新覺羅氏，成為征服明朝的經濟來源。

在中國，唐宋與晚明清初兩次經濟革命令生產力上升，令帝國得以擴張，但在清朝中期人口增長後這種策略不再可行。跨越清朝的核心課題，是國家的規模需要多大，在和平時代帝國以軍事系統、儒學、自理團體與有效官僚組織維持較小規模政府，但到清末國內人口壓力、社會複雜度與地理流動增加，對外需與國際社會競爭，只以過往小規模政府顯得力不從心。

清朝政治制度較創新的是理藩院、內務府與軍機處，理藩院負責治理外圍省份，包括蒙古與西藏，舉行各種儀式整合內亞諸民族至帝國。內務府為皇帝提供個人服務，成員來自女真、蒙古與朝鮮上三旗，以防止漢人宦官恢復勢力。此外，內務府也負責管理皇室財產、織造、關稅、貿易、礦產、鹽政、牲口與朝貢。軍機處起初是非正式軍事諮詢機構，逐漸變成宮廷內常規樞密會議，但不屬帝國正式官僚結構，而是為皇帝提供私人建議。

在1720年代前清朝稅收包括按成丁人口課徵的丁稅，以及按擁有田地收穫量課徵的田稅，此後取消丁稅，稱為「攤丁入地」。十八世紀中期清朝在盛世下多次減稅，施行儒家理想的「仁政」，但在土地生產力增加也不增加稅率，其後人口增加而需要新動員能力時，課稅不足卻耗盡國家力量。

清朝以三級科舉選拔官員，科舉大致上是高等語文素養測試。考取功名需要一定社會門檻，因考生須受密集而長時間的教育，一戶家庭需犧牲一名男性勞動力應試，而且可能落榜。宗族會建立共同資金資助族內考生應考，但大致上只有經濟頂端10%人口有能力參與科舉。在廣大而文化多元的帝國中，科舉制度讓志願者密集接受同一課程，吸收政府認可的正統意識形態，這群人屬地方最有影響力社群，有助團結帝國。

清朝官僚層級最低為縣，縣數目在人口增加後並未增加，縣官薪俸不足，與地方財政沒有明確分界，多少會以「非正式收入」彌補不足。縣官仰賴胥吏、幕友、地方精英、里長與甲首治理地方，胥吏是非正式官員，地方地位較穩固，往往掣肘縣官；幕友是縣官私人幕僚；地方精英與佃農及窮鄉有利益衝突，卻也協助國家協調衝突甚至包稅；里長與甲首屬非士鄉階層，協調各農戶戶籍登記與解決紛爭。

清政府在糧食供應、貨幣監管與司法訴訟三方面扮演積極角色，以買低賣高的常平倉制度穩定糧食價格，在十八世界有重要影響；以銀元與銅幣為貨幣複本位制，調整兩種貨幣金屬在市場的相對供應量，由地方官員釋出或買進銅幣，並在徵稅中選擇收取的貨幣；雖然沒有成文民法，但地方官員會引用刑法條文裁斷民事糾紛，清政府樂於宣揚自己願意聽訟，因為這代表爭訟者支持國家的合法權威。

雍正時期致力於國家建構，執意將官僚體制合理化，廢除農奴與其他賤民階級制度，減少士紳特權。繼承人乾隆逆轉許多前任政策，減免賦稅，不再追求創造國家機器，強調帝國內不同階級身份與族群，珍視滿族傳統，恢復士紳特權。

現在西方歷史學者已不再描寫清朝是受害者或特例，而是同時期近代早期帝國之一。與蒙兀兒、俄羅斯、鄂圖曼及大英等帝國一樣，清朝也有相同帝國野心，在廣大範圍集權管理、經營多元族群並存邊界，以及侵略擴張。清朝前一百五十年領土比明朝增加一倍，並大致保留至今，當中征服新疆、西藏與台灣，成為二十一世紀仍困擾中國的前清遺緒。

清朝期間最大的變化是人口密度增加，新大陸糧口作物與天花種痘普及，還有殺害新生兒做法減少，導致人口成長，從1700年代約一億五千萬增至1800年超過三億。邊地與高地移民活動興盛，清廷也有意推動，特別是移至西北地區。土地開墾熱潮雖然增加糧食產量，也造成生態環境破壞，水土流失，引發洪水，尤其是在華南地區。

十六世紀中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發生第二次商業革命，地方鄉村社會大為商業化，跨區貿易開始涵蓋主食作物與其他較低價商品。到十八世紀末，全國十分之一穀物、四分之一以上生棉、一半以上棉布、十分之九以上生絲，以及幾乎所有茶葉都是為在市場售賣而生產。美洲白銀流入與以銀徵稅令地主需要現金付稅，佃農也要以現金繳交田組，令他們更有動機轉向現金作物。手工業與礦業興起，城鎮層級都市化尤其在江南最為明顯，發展出自己獨特文化與認同。跨區貿易在不同區域與中間人分散，讓許多獨立商人可以低資本參與貿易，但層層講價與品質控質困難令中國商品較不利於與外國商品競爭，為中國商人進入全球經濟帶來障礙。清朝人口大量成長需要政府扶持各行各業經濟，令清朝幾乎比中國任何朝代都更積極熱衷貿易。

作者指在滿清征服中國之前一百多年，朝貢與貿易關連體制已失去主導地位，走私無法抑制，維持朝貢制度也所費不菲。到1683年康熙皇帝宣布結束海禁與遷界令，開放沿岸港口作私人海洋貿易，並建立關稅網絡。內亞貿易也在此時遷至邊境市集，進行非儀式的交易。朝貢仍保留為外交機制，但在經濟上已無甚重要。

乾隆時期，朝廷以廣州體系管理西方貿易，1745年廣州實施商人擔保制，西方船隊需由廣州商行擔保與監督，1757年廣州成為唯一對西方開放貿易港口，1760年外國人到訪中國時間、居住地與貿易對象受限制。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要求開放貿易，遭乾隆拒絕，讓「叩頭」一詞成為西方視中國為專制權威的象徵。

十八與十九世紀之交清朝面對三項困境︰西方擴張的外來衝擊、長期社會經濟問題累積的長期危機，以及朝代循環相關的嚴重政府失能。在1753至1812年間，人均耕地因人口增長而減少43%，人均耕地少於半英畝。十九世紀初商業衰退，政府產業政策又不合時宜，例如官方銅收購價過低令礦場無法經營。受教育人口相對官職數目過剩，1800年每70名有功名者只有一個官位，引發有才智年輕人不滿。朝代衰落在乾隆晚期至道光特別明顯，官僚系統腐敗令嘉慶陷入兩難，無法徹底整肅官僚體制。地方人民遭受剝削式稅收，是1896至1804年北部白蓮教起事的部份原因。為鎮壓白蓮教朝廷總共花費約一億二千萬兩，用盡戶部庫房儲備，令清朝最後一百年各層級行政能力長期受損。到1820年代，由於全世界銀供應短缺，同時中國白銀流出，銀價高漲，引起貨幣體系混亂，最後形成稱為「道光蕭條」的信用與經濟危機。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英國以鴉片維持中國貿易，十九世紀中葉估計中國已有10%人口上癮，尤其是在士人與軍隊中。工業革命令英國更積極為過剩工業產品尋找新消費者，以「自由貿易」為名要求清朝取消對西方商業活動的限制。1815年維也納會議確立的民族國家關係及新軍事技術，也讓西方更能找到理由逼使中國改變既有外交模式，強逼大清帝國「開放」。鴉片戰爭後1842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清朝需賠款2100萬銀元，令國庫雪上加霜，也為其後列強賠款開先例。《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英國，開放五個通商口岸，也展開了外國租借土地為租界的時代。鴉片戰爭也在漢人產生「功能性反滿」的新觀點，這觀點較基於愛國熱誠而非種族仇恨，認為中國要有效抵抗西方侵略，外來清朝統治者必須下臺。

清代中國存在各種偏差團體，擁有與眾不同的意識形態，包括盜匪、兄弟組織、千禧宗教與叛亂者。盜匪以好漢的文化理想為中心，強調個人榮譽與男性情誼，大部份團體會在失去首領後迅速解散。兄弟會與宗教組織抗拒正統社會的階級組織，基於信仰、師徒關係或結拜兄弟方式聯繫。部份宗教團體遵從末世信仰，認為世界日漸腐化後會透過千禧年更新。各會社成員要彼此犧牲及互相幫助，領導人為成員提供醫藥、工作機會或武術教學。天地會、哥老會與青幫較偏向兄弟會那一端，白蓮教則較偏向宗教一端。

1850至1864年太平天國嚴重挑戰清帝國存續，作者指該運動在廣州醞釀並非巧合，廣州是鴉片戰爭後的產物，在1842年貿易轉往北方後走私者嚴重失業，與英國作戰的團練失去工作，前述的反滿主義也因廣東三元里抗英事蹟興起。太平天國與天地會一樣認為南方人是「真正的」漢人，因北方幾百年來受內亞征服王朝污染。最後平定太平天國的不是清朝直轄部隊，而是當地士紳領導的軍隊，尤其是湘江流域上層士紳。湘江流域文化極為排外，精英文化非常保守。當地精英透過商業或親族網絡連繫各村團練，至少暫時獲得原本是知縣專有的權力與影響力。

太平天國造成約3000萬人死亡，長江中下游人口大量減少，令長江三角洲勞力價值高於土地，佃農地位提高。運輸路線減少，輪船重要提高，為英美船運業者帶來優勢。國內貿易結構改變，徽州與山西商人地位受損，由廣東與寧波移民社群取代。上海接收江南各地富商，迅速躍升為中國最重要城市之一。為刺激地方商業，湖北巡撫胡林翼招募有功名者擔當商業角色，產生主導清朝最後五十年的新階層紳商。軍隊解散後流入城市，當中失業者組成武術取向或犯罪傾向的組織，對清政府與地方精英構成威脅。

1862至1874年同治「中興」可從四種觀點詮釋。一是認為它是西方影響下的清朝「現代化」，社會經濟結構重組，由西方人主持海關，設立同文館翻譯與傳播科學知識，派遣學童留學美國。二是認為同治中興是悲劇，曾國藩等湘軍身為漢人，但效忠滿清，關注社會階級道德重整，追求傳統模式，借鏡西方作法是保守改革的妥協。三是視同治時期為政治權力轉向省或地方政府的開始，特別是淮軍的李鴻章。貿易稅收由地方政府徵收，主要財政來源從中央轉至地方，地方官員的查核與制衡逐漸消失，掌握地方官任命權，組成稱為幕府的個人官僚機構。四是認為同治時期權力由政府官員轉至地方顯貴，地方精英掌握非政府組織與影響力，擁有軍事指揮、執行軍法與士兵薪餉分配的權力，並擁有地方收稅的管轄權。

在清代早期，統治者自視為身兼多職的皇帝，統治著多元而分隔的民族群體，而不是一個中華帝國的異族統治者。但在同治時期，清國已成為歐式主權國家禮儀的參與者，條約中自稱為「中國」皇帝。1870年代再次征服新疆，已變成是中國統治者的行動。按此觀點，新疆與滿州就需要中國化。

1860至1911年晚清農村徹底貨幣化，城市不在地地主興起，佃農與地主的家長式關係由資本主義式契約與金錢關係取代。城市人口增加，公會與其他組織獲得半官方權力，例如善堂推動的慈善活動。1865至1895年中國都城出現大量機械化工廠，由地方政府推動，著重國防，追求國家「富強」。

中國在十九世界後期在朝鮮推動一種多國帝國主義，以抗衡日本壟斷性帝國主義的意圖。1894年兩國因朝鮮而引發中日戰爭，結果清朝慘敗，向全世界展示清國的脆弱。這種脆弱產生的真空，形成襲擊整個東亞的帝國主義潮流，也令許多清朝民眾相信有必要不計價實行日式西化，展開立憲運動。

日本輕易打敗清帝國既令西方政府認為有機可乘可掠奪中國，也產生西方對「黃禍」的恐懼。社會達爾文主義下西方競相獲取國家利益，自1895年至1910年西方急劇掠奪清朝不是出於自信，而是恰恰相反。《馬關條約》明確給予日本在清領土設立工廠的權利，打亂列強微妙的平衡，各國紛紛在中國設立工廠，出現可稱為工業革命的現象。條約也割讓滿州南部遼東半島給日本，破獲列強尊重清朝基本領土主權的未言明規則，列強開始在清朝領土劃分自己的「勢力範圍」。

面對帝國主義威脅，十九世紀末中國出現群眾政治的興起，愛國主義也轉化為真正的民族主義，民族認同與家庭、家族及地方忠誠相競爭。1895至1900年新形式的激烈政治行動分成三種，一是由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二是由下而上的排外主義群眾反抗，三則是革命。革命在此時只影響極少部份人，激進改革則以康有為為中心，1898年得到光緒皇帝認同實行改革，但引起朝廷官員反對，「百日維新」由慈禧太后終結，滿族統治才是根本問題的情緒蔓延。

排外活動更為民粹暴力，高潮是1900年義和拳運動，當年6月攻擊北京的外國使館，列強組成聯軍攻入北京，與清朝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定給各簽署國連利息共六億六千八百萬兩，清帝國除土地稅外幾乎所有稅賦來源都因破產清算而受外國控制，其經濟負擔是往後數十年間積弱不振的根源。條約簽定後，幾乎沒有人再相信清帝國的國家主權。

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在清帝國扎根的民族主義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保留了反自由主義的種子，在1911年後將顯示在優生學式「種族淨化」與各領袖接連的獨裁野心中。

1900年起清廷推行新政，實施比自強運動影響更深遠的計劃，扭轉過去百多年政府經濟規模萎縮過程，轉為逐漸建立更進取有力的現代國家。新政最打破傳統的是廢除科舉，以西式學堂取代。新政經費部份來自外債，讓政府深陷債務問題之中，部份則來自各省，扭轉財政資源地方化的趨勢。1908年11月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后接連過世後，清朝在1911年責成內閣只任命少數漢族官員，拖延憲法頒佈，限制國會權力，宣佈國有化鐵路等措施，都成為革命的導火線。

十九世紀末開始日本留學生擁抱革命，到1907年末學生領導革命的階段已幾乎殆盡。職業革命家孫逸仙在1894年建立第一個反清革命組織，策劃多次不成功的革命。到1911年他的影響力已所剩無幾，10月革命時身在海外，直到革命大致為既成事實才獲追認，比較像偶像般的革命領袖。1908年後革命最關鍵角色是城市改革派精英，包括傳統大型商人、紳商與傳統士人。他們越來越無法忍受舊政府制度施加的限制，以及外國控制鐵路等經濟權利。在新政時期他們是「地方議事會」與「省諮議局」代表核心，透過這些機構成為自覺而團結的力量。

1911年為中國提供絕佳革命時機，財政危機、自然災害與地方暴力事件顯示，清朝已無力統治帝國。革命過程幾近平淡，但出現許多針對旗人與滿人標記的暴力種族屠殺。權力與控制轉移在各省各地有別，外國企業未受很大影響。1912年2月，宣統皇帝退位，清朝與兩千年帝制就此告終。

作者指，以陸地歐亞帝國範例看待清朝，其在1911年滅亡可說是適逢其時︰羅曼諾夫帝國在1917年瓦解，鄂圖曼帝國在1910年代已解體。這些早期帝國面對二十世紀科技轉型，似乎都因為規模過大而缺乏效率。另一方面，假如以中國長期朝代興衰看待清帝國，政治分裂時期通常是在兩個「帝國」興起之間，那麼1911年似乎就不那麼像時代里程碑，清朝循環也許在1927、1937甚或1949年才真正結束。

The Euro

看完了Stiglitz的The Euro，本書2016年出版，由於主題是現在進行式，部份內容到現在可能已經不適用，不過大致上還可以參考。

作者一開始就指歐元區1992年採用單一貨幣，卻沒有建立讓其可行的制度，令綁定匯率造成後來的衰退與蕭條。歐元本來應該是提升歐洲經濟表現與政治及經濟聯繫的工具，但後來手段卻變成目標，為了維持歐元令歐洲團結受損，危機國家陷入蕭條。

在經濟與政治多元下採用單一貨幣，代表這些國家之間只有單一匯率與利率，即使這一匯率與利率適合大部份成員國，運作上也需要各種制度協助不適合的少數國家，而歐洲未能建立這些制度。除了歐元本身的結構外，作者也批評在歐元危機後歐洲採取的政策，特別是向危機國家施行撙節政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推行無關終止衰退的「結構改革」。作者認為歐元結構本身才是最需要改革，但改革進展緩慢，令歐元區無法恢復增長。

作者認為歐元區面臨選擇，它可以推動整合，建立共同銀行存款保障與共同借款機制；或者考慮讓歐元區有序分拆為兩個或更多的貨幣區，雖然財政與情感的代價龐大，總比在混亂中結束好；第三項選擇是作者提出的「彈性歐元」，承認現時歐洲整合不足以維持單一匯率，讓各國的歐元匯率有異，但保留歐元已建立的成就，待歐洲各國足夠團結後才逐漸收窄匯率差距，邁向單一貨幣體系。

經濟整合超越政治整合無法順利，原因在於整合會令各國更為互相依靠，令一國行動影響其他國家，因此更需要集體行動，確保各國做更多有利聯盟其他成員的事。此外，大部份政策會令部份人獲益，部份人受損，政治整合可讓部份贏家得益轉移給政策受損者，在其中一項政策受損者也有信心下次他們會獲益，長遠而言令所有人都更好。換言之，沒有足夠政治整合，經濟聯盟不能採取必須集體行動令整合適用於所有人，部份群體也幾乎比沒有整合情況更差。

在歐元危機後，危機國家必須「自願」接受德國接受的方案，以避免拒絕接受帶來的後果，包括被逼退出歐元區。危機國家並不相信這些「自願」方案，導致這些方案不大可能有效實行，而且在政治上也難以維持。希臘選民以公投表示並不接受這些方案，但即使歐元區國家據指保有大部份主權，希臘政府卻不得不接受，這令歐洲民主價值受損。而且如下面所示，希臘人民需為這些方案忍受社會代價，卻沒有帶來據稱出現的經濟復甦。

歐元危機後歐元區經濟狀況並不理想，2015年區內GDP僅高於2007年0.6%，特別是危機國家GDP水平倒退；危機國家國民大量出國尋找工作，令國內人才減少；政府支出下跌，失業率在2015年為近11%，尤其是青年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一倍；不平等增加，希臘的堅尼系數從2010至2014年增加5%，2012年希臘兒童貧困率估計為40.5%。經濟無法快速恢復至全民就業水平，摧毀了人力與組織資本，帶來長期不良影響。

單一貨幣聯盟令個別國家不能依靠調整匯率，讓商品價格下跌增加出口，也不能任意調整利率以維持全民就業，因此在面對經濟衝擊時需要以其他方法調整。作者以美國各州為例，指出這些調整機制之一是移民，而美國各州有共同語言、全國社會計劃與美國人身份認同，令移民相對容易。

另一調整機制是聯邦財政支持，特別是全國福利計劃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與社會保障，聯邦政府也有裁量權直接支持有困難的州份，例如在這些州花費更多軍事開支。第三項機制是聯邦儲備局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內可出手拯救陷入嚴重困境的國內銀行，各州不需要獨力拯救金融危機。

歐元區在缺乏這些調整機制下，當成員國之間經濟結構不夠相似，單一貨幣聯盟難以確保所有國家維持全民就業以及沒有國家不會長期貿易失衡，部份國家為達至全民就業，在短期內只能維持對外赤字。

歐元區的趨同條款限制成員國政府財政赤字，令區內國家面對危機時，不能運用利率、匯率與財政赤字工具回應。歐洲部份有力人士聲稱「內部貶值」，即下調國內工資，可帶來調整經濟的效果。但危機經驗則是即使在高失業率下工資下跌仍然有限，可以有效工資理論指工資過低會減弱工人誘因解釋。工資下跌也未能有效刺激出口，企業資金來源不足，並已受危機衝擊，為整固資產負債表而保持價格不變。內部貶值帶來的GDP下跌卻遠超預期，原因在於與對外貿易無關的非交易商品需求與產出下跌，而且在危機國家欠債以歐元計價下，內部貶值令債務負擔增加，經濟變得更脆弱，所有支出減少。

作者指像德國以限制工人工資增長的競爭性貶值，是「以鄰為壑」的政策，讓自己實質匯率相對低於其他歐元成員國。在危機中，保持盈餘令原本受衝擊而不足的總需求較難上升，而且在處理國際貿易不平衡上，盈餘國家減少盈餘比赤字國家減少赤字容易，例如提高國內工人最低工資，讓工人所得增加，購買更多包括國外的商品。德國是作者寫作時歐元區盈餘最多的國家，2015年盈餘估計為4520億美金，這令區內其他成員自行減少赤字非常困難。

作者也批評歐元區注重政府財政赤字而不是貿易赤字的做法，指貿易赤字可以由私有部門過剩引起，限制政府赤字不會減少這種貿易赤字。西班牙與愛爾蘭的例子顯示，即使兩國政府在危機前有盈餘，當私有部門貿易赤字造成的房產泡沫爆破，也會影響經濟表現。

在危機中資金對銀行體系的信心，會受銀行體系所屬政府是否有能力並願意拯救受困銀行影響，這又部份取決於減少紓困可能的制度框架、紓困所需特別基金與確保存戶全身而退的程序是否存在。危機中資金外流時，危機國家的銀行需要支付更高利息才能留住資金，但更高利息令企業難以借貸，經濟放緩，這又會令銀行更易陷入危機，需要進一步提供利率，形成惡性循環。

歐元區內歐洲中央銀行為整區設定單一利率，但各國政府債利率卻各有不同，經濟表現較差與負債較多的國家借債利率較高，表示歐元結構本身就會令各國差距擴大。此問題解決方法是歐元區內所有銀行全面的共同存款保險，以消除資金從歐元區弱國流至強國的誘因。然而德國強調共同存款保險會導致財富轉移，而歐元區不是轉移聯盟，在沒有共同結算程序之前，不能設立共同存款保險。

歐洲在金融管制上進度緩慢，現時歐洲管治架構較易令各國「爭相向下」，放寬管制與減稅以競逐資金與金融機構，而且歐洲通用的金融管制與監管也未必能切合不同國家環境。歐洲各國也在國內負債、技術勞工、公共投資、科技與財富上出現差異，這需要在共同歐洲債券、歐洲投資銀行、工業政策等方面尋求解決辦法。

作者認為歐洲中央銀行的根本問題是缺乏民主問責，歐元危機與全球金融危機已顯示出中央銀行不斷進行政治決定，其政策有重大分配影響，貨幣政策並非只是技術官僚行事。歐洲中央銀行只獲授權關注通貨膨脹，忽略金融穩定，也對失業率缺乏關注。此外，當物價因食物與燃料價格而上升時，歐洲中央銀行為壓低通脹而加息會進一步削弱需求，令受食物與燃料價格影響的勞工再受打擊。

在危機時當時歐洲中央銀行行長特里謝譴責工資水平過高，無視於當時歐洲需求不足的事實，甚至威脅西班牙首相改革勞工市場，否則不會拯救西班牙銀行。中央銀行家多數出身至金融業，也會透過旋轉門在離職後重任金融界高職。作者質疑這會令中央銀行，不論在美國還是歐洲，偏袒銀行與金融市場的朋友，放鬆金融業的管制，帶來其後的危機。

歐洲中央銀行時獨立中央銀行的論點建基於三項假設︰只需要處理通貨膨脹、以貨幣政策打擊通脹是純粹技術官僚事務、中央銀行獨立有助於打擊通脹。金融危機後證明前兩項假設並不成立，第三項則是對民主極為不信任，認為貨幣政策落在民主政府手上會出現以通脹刺激經濟贏取選舉。但作者指事實上民主選民較這假設有智慧，強烈懲罰過度支出的政府。

繼美國與日本後歐洲中央銀行也推出量化寬鬆試圖令經濟復甦，但此政策在各國都效果有限，作者指這是由於量化寬鬆協助經濟的三種途徑效果較弱︰以匯價下跌刺激出口因貿易伙伴同樣如此而失效；房貸與長期利率雖然下跌，但壟斷銀行享受低利率帶來的額外利潤，未有相應增加放貸；股價上升甚至泡沫只令非常富有者受惠，對增加需求影響有限。

作者對三頭馬車——歐盟委員會、歐洲中央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在歐元危機後向危機國家推行的各種政策多有批評。財政緊縮政策令經濟放緩，政府收入減少，社會支出增加，對改善政府財政幫助有限。外來勢力強加並非累進、缺乏民主共識的稅收，引發國內不滿，損害社會信任與自願服從。私有化處理不當造成壟斷、貪污與外國控制，相關企業不顧民眾利益，利潤外流也令國際收支平衡更差。削減退休金猶如盜取工資。國際貨幣基金附帶條件的拯救計劃未能挽回信心。

作者也批評三頭馬車推行的「結構改革」與危機無關，注重非貿易商品不會改善經常帳，對牛奶、麵包規格與藥物售賣方式的規定更是無關宏旨。作者指對經濟真正重要的改革包括︰容許歐元區成員國推行適合自己的工業政策、推動平等、平衡歐元區各成員的權利、改革金融界與應對氣候變化。

為了令歐元體系更可行，作者建議歐元區結構應實行以下改革︰一，組成有共同監管、存款保險與結算程序的銀行聯盟，而在景氣不佳時監管需要靈活應對。二，建立共同債券，如歐元債。

三，改革穩定框架，包括修改馬斯特里赫特趨同條款；建立穩定團結基金在有需要時提供拯救銀行、失業保險、中小企業貸款等款項；建立自動穩定機制；為創造信貸提供彈性，例如為歐洲中央銀行與歐洲金融監管機構設立更多工具；管制金融蘇過度擴張；推行更主動抗景氣循環的財政政策。

四，減少成員各國差異，包括防止盈餘、盈餘國推行擴張的工資與財政政策、改善成員國的公共基建。五，推動全歐全民就業與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歐洲中央銀行使命應包括就業、增長與經濟穩定，而不是只著重通脹。

六，各成員國的改革，包括促使金融業服務社會、改革企業管治、建立適用於大量企業與家庭同時破產的破產法，以及推動環保投資。七，致力於共享繁榮，限制各成員國「爭相向下」的管制放鬆與減稅競爭，並在歐洲層級中加強重分配機制，例如徵收全歐層面入息稅。

在應對危機政策方面，作者強調處理危機需要裁量權與彈性，不能只遵從既有規則。政策應從緊縮政府開支轉為推動經濟成長，意識到財政政策的作用，可透過增稅同時增加開支發揮「平衡預算的乘數效應」。部份歐元區國家，特別是希臘，高債務已長期拖慢經濟增長，作者認為這些國家應實行債務重組，並可以GDP計價債務為工具，這也有讓債權人與債務人利害一致的好處。

假如歐元區無意或無法實行上述改革，假如是由希臘退出歐元區，作者建議可以電子貨幣形式讓希臘貨幣轉換成希臘歐元，透過匯率調整與貿易限額管理國際收支平衡，以增稅及債務重組應對財政赤字，包括將歐元計價債務改以希臘貨幣計價，並需要註銷部份債務。更容易的做法是德國與部份北歐國家退出歐元區，採用新貨幣，好處是餘下歐元危機國家可調整歐元匯率，不會增加債務負擔。

在更整合歐元改革與歐元區分離之外，作者也提出彈性歐元的選項。其基本理念為保留歐元區既有成功制度，但不同國家歐元匯率在一定範圍內波動，當歐元各國隨時間日漸趨同，波動範圍或許能逐漸縮小。這選擇同樣需要電子貨幣與出口配額配合，也需要為各國盈餘設限，並積極推動生產力趨同，例如基礎建設、教育與科技突破的公共投資。

作者總結指，現時單一貨幣正威脅歐洲的未來，繼續匍匐而行並不可行，不應為歐元犧牲更重要的歐洲計劃。為了歐洲與世界，歐洲應作出更好選擇，改變現時的歐元體系。

合作的物種

看完了《合作的物種》，主題是探討合作行為怎樣在演化中出現，由於作者研究方法運用代理人基模型，內容有許多數學符號，大體略過。

本書兩個論點為︰一，人並非只為自利合作，也真心認同合符道德行為本身有價值，為群體成功付出能激起正面情緒，沒有貢獻會引發羞恥或罪惡感；二，這些道德情操建立的原因，是我們祖先自然與社會結構傾向讓彼此合作群體比其他群體更適合生存與發展，合作傾向有演化的根源。合作行為不只限於親屬與互惠互利，範圍遠超家庭，而且只有一次合作機會人們也願意合作。更根本的解釋是人們合作會感到愉快，自覺有義務合作，也會在懲罰「搭便車」的人時感到愉悅，作者稱這些感受為「社會偏好」。

作者提出利他社會偏好得以維持的三種原因︰一，人們會以不同方法保護利他成員不受自利成員剝削，如漠視或放逐自私者；二，社會化系統令個別成員內化合作規範，為公共目標貢獻與懲罰違規者本身成為值得追求的目標；三，群體間資源與生存競爭是人類演化的決定力量，多數成員合作群體較能在挑戰中生存，佔據缺乏合作精神群體的土地，並以繁衍及文化傳播推廣合作行為。

人類在認知、語言與身體能力令其合作形式較為獨特，這些能力有助形成社會規範、建立體制、推廣規定、說明後果、警告與懲罰違規者，心理能力則發展出社會情緒與非親屬身份特徵，令代價高昂的群體衝突更容易發生。人類發展可形塑特質與漫長成熟期令社會情緒與身份建立更可行。運用投擲武器令群體懲罰違規成員代價減少，更容易狩獵大型動物，為合作帶來利益，投擲武器也令群體衝突更致命，群體競爭形成更有力的演化力量。

即使自己沒有得到甚麼，人們仍會與他人合作、獎勵合作者與懲罰搭便車者，這種行為偏好稱為「強相互性」。各種實驗發現受試者一開始會積極合作，但團體內有較多搭便車者時，合作次數會越來越少。強相互性的人懲罰搭便車者有助合作，但有效懲罰需要有正當性，懲罰要傳遞出道德信號。不同文化群體行為有極大差異，但沒有群體只遵循自利公理，群體界線則會影響利他行為。

作者指僅以互惠利他解釋人類合作行為的限制，是在超過兩人的群體中，成員無法由自己的收益推斷背叛從何而來，而報復式背叛也會波及其他成員，在其他成員誤將報復式背叛視為搭便車行為時，會激起更多報復式背叛，令合作無法維持。在缺乏社會偏好的情況下，人們不一定會將私人資訊如實轉為公開資訊，因而令互惠利他或爭取聲望的間接互惠模型，無法充分解釋不考慮道德、只關心一己之利者的合作行為。

現有對更新世晚期人類的知識，也不支持親緣利他或互惠利他足以解釋更新世晚期人類合作的說法。更新世晚期人類祖先生活並不侷限於封閉小型群體，家族與自利不是僅有社會基礎。當時的人類交遊廣闊、熱心公益並相當好戰，為共同保險、貿易、交配等網絡帶來好處，也在結盟與戰爭中獲益。更新世晚期高死亡率與人口急劇減少分散，群體時常衝突與氣候不穩也令群體本身的壽命有限，這都不利於互惠利他演化。遺傳資料則指出群體內部成員血親關係不太親近，因此以親緣為基礎的選擇模型也不可行。

群體層級制度傳承來自以習得行為為基礎的文化傳播，在作者的模型中，族群成員成年或新成員會遵循既有制度，但這不是規矩學習的結果，而是在大家都如此行事時，這樣做是最好的回應方式。個人是基因或習得個人行為的載體，群體則是制度的載體，成功群體成長至一定程度後會分裂成兩個群體，在挑戰下滅亡的制度失敗群體所在地，則會由鄰近群體佔據，兩種情況都會複製制度。規範成員競爭的群體制度也會受選擇壓力限制，當群體採取食物分享、防止男性領導者壟斷繁衍權力等減少差異的制度時，可促進個人成本高卻對群體有好處的行為擴散。

在沒有正向或負向聚合的族群中，不論本位還是利他特性都不能在偏好高收益的文化或基因選擇過程中倖存。本位與利他特質在早期人類間擴散需要三項條件︰一，多數利他者需同時有本位傾向，而且本位者同時是利他者；二，本位利他者必須要有其他本位利他者共處同一群體；三，人類祖先的生活環境，必須能讓足夠多本位利他者願意為同胞與外人衝突，並在資源競爭中勝出。這些群體利益或許可以抵銷對本位與利他特性不利群體內部選擇力量。

既然懲罰背叛者需要付出代價，更可能會波及合作者，懲罰或許會降低所有群體成員的平均收益。此外，當懲罰者人數沒有優勢，懲罰搭便車者的代價就會很大，而且代價要由自己承擔。作者指以上困難可以兩項實證特質解決，首先是只在懲罰者足夠多時才會實行懲罰，否則懲罰者只會口頭上表示願意進行懲罰，以規避懲罰成本。其次，懲罰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特性，當懲罰者人數上升時，實行懲罰的總成本會下降。考量這兩項特質後，懲罰既可以在罕見情況下擴散，也可以在很普遍時提高群體平均適應能力，但是會降低懲罰者的適應能力。

社會偏好的文化傳播受三方面互動影響，一是親代傳給子代的「垂直傳播」，當親代部份特性與更高適應能力有關，就能成功演化；二是鄰居、老師、宗教領袖等長輩與年輕人互動產生的「斜向傳播」，讓年輕人更社會化以內化特定規範；三是以收益為基礎的社會學習，人們會比較自己與他人的行為，並仿傚看來較成功者的做法。

文化傳播與內化過程獨特地影響人類對情境的享樂式反應，令降低適應能力的行為也可能受推廣。相對於天擇，以文化傳播內化規範在激發提升適應能力行為上也有更好表現，原因是個人適應能力最大化通常不會令群體成員平均適應能力最高，而且相對於以基因傳播的特性，文化傳播內化規範面對環境轉變時能更快適應。

羞恥與罪惡感這些社會情緒，令人類可以免卻最適化的複雜過程，只接收一條簡單訊息︰無論做的是甚麼，可以的話立即停止，並以後不再做。兩項選擇優勢令社會情緒得以成功演化︰一是有些人資訊不完整，處理資訊能力不足，或可能傾向低估未來增加的成本與利益，在缺乏社會情緒下，人很可能會對社會的非難反應遲緩，擁有社會情緒則可警告我們避免不良後果。二是社會情緒，特別是羞恥，會帶來群體競爭優勢。因為在羞恥感普遍時，對反社會的懲罰格外有效，懲罰只需偶一為之，故此羞恥感普及可讓群體更為合作，懲罰代價較小，面對挑戰時存活機率也更高。

作者總結指，社會偏好擴散來自人類建立制度的獨特能力，以及習得行為的文化傳播。此外，更新世晚期的大量採集遊群，也令強相互者與其他利他合作者在競爭中佔優勢。「基因文化共同演化」與「多層次選擇」，構成作者解釋利他合作行為在人類普及的解釋主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