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卜正民《掙扎的帝國》，是哈佛帝制中國史的元明部份。書中以元明文獻紀錄的龍蹤開始，指出它多少反映出元明兩代在氣候與政治上的艱難。元明兩朝都需要面對南北在地理、文化與經濟分隔的問題，也因為國家命令與經濟因素出現移居潮，特別是從江南地區向西遷移。國家規模大令中央對地方難以監控，中央集權與地方行政間總是在折衷。
元明兩朝在全球小冰河時期下需要面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災害，如大雪、乾旱、洪水、蝗災、疫疾與饑荒。作者將兩朝最嚴重受災時期稱為「劫難」(slough)，指出元明共出現九次劫難，以發生時的年號命名︰元佔三次，分別為元貞1295-97、泰定1324-30與至正1342-45，明佔六次，分別為景泰1450-55、正德1516-19、嘉靖1544-46、第一次萬曆1586-88、第二次萬曆1615-17與崇禎1637-43。
氣候與人的關係可用兩種方式理解，一是皇帝道德與氣候有關，前者改善可令後者較為穩定，二是無力百姓認為氣候反常是天地人失衡的自然循環，只能忍受與問卜。作者也指出元明也不是總是災年，元初五十年、明初九十年、明隆慶年間都是相對豐年，總體大概是每一百年有十三年災年，每一陰沈階段最後總會恢復光明，除了明朝最後幾年例外，一切都變得黯淡無光。
元朝大汗血腥爭位的情況留下成為中國準則，在明朝也可看到其遺緒。統治者個人魅力是統治的相關因素，朱元璋與朱隸獨裁統治，掏空儒家原本關於義務與互惠的核心價值，但獨裁在其後皇帝統治下無以為繼。朱元璋訂下的祖法無法更改，造成後來明朝繼承人危機，在正統皇帝朱祁鎮被俘後應由誰繼承上格外明顯，後來朱祁鎮再奪皇位，與過往元朝爭奪大汗的傳統相似。
嘉靖皇帝朱厚熜過繼前任皇帝一家而繼位後，希望追封生父為皇帝，也引發稱為「大禮議」的朝廷爭議，最後皇帝獲勝。到萬曆皇帝朱翊鈞意圖改立三子為太子時，朝臣強烈反對，長久的「國本之爭」以皇帝放棄告終，多少影響朱翊鈞後來乾脆不理政事。
獨裁之下君臣「忠誠」的條件是，只有大臣會出錯，君主是體系不可或缺的重心，這種忠誠對君主與人臣都造成困境，君主想要凌駕一切約束的權力，但不知如何實現，人臣則無法兼顧成法體制以及效忠君主兩者，堅持一項必會令另外一項受侵害。
元明在物質上遠超當時世界任何國家社會，經濟成長的組織與資本屬於私人，但營運卻屬於公家，在國家的基礎設施中運作。國家在經濟的角色包括交通體系、徵稅、鹽與貴金屬專營、儲存糧食、經營作坊，以及提供行政與司法機關處理經濟爭端。
由於大運河修繕不佳，元朝向大都補給主於依靠海路。到明朝永樂皇帝再次定都北京後，朝廷開始投注巨資修濬，大運河於1415年重開直至明朝滅亡，為商業運輸提供一條主要幹道。明朝城市隨商業發展而成長，特別是長江三角洲下游地區，如上海與杭州。明代政府對城市各種如防火等問題視而不見，城市菁英依靠調整正式治理規範，以適應城市不再是農村的現實。
元朝稅率按1299年估計約為3.4%，到明朝1393年估計稅率已是9.1%，這可能是因為收稅效率提高、實際人口多於戶籍數字，或者經濟變得更有生產力。元朝政府實施包稅與強制公家勞役，這兩種做法有違道德而且欠缺效率，在明朝時取消，改為里甲制。但按作物與勞役徵稅與日漸發展的商業貨幣經濟脫節，1570年張居正主導一條鞭法正式將稅制改為劃一以銀兩繳納，急增的白銀需求，則由日本與新大陸大量輸入得以舒緩。
元明兩代越多越多人從事非糧食農產或手工業，糧食的商業作物角色加強，地方糧食可能因商業行為導致短缺，官方預備糧倉在十五世紀以無法妥善因應糧食短缺。政府發放儲備資金理應可以應付饑荒，但有時饑荒可大至無糧可買的規模，而且發放賑濟金也容易被官員中飽私囊。元明時期九次劫難更是令國家或市場都無法應付，形成救災無門的困局。
明代為增加耕地面積，農民圍水開山造田，但圩田令水位上升，增加氾濫風險，梯田破獲山地水土與動植物棲地，造成生態危機。森林資源也因過度砍伐，明朝末年在人口稠密地區消失，西陲森林也急速減少，並導致華南虎幾近滅絕。
元明兩代缺乏唐代世家大族與宋代官宦世家，各家庭改為組織較大的宗族網絡，以姻親關係尋求力量。社會關係重男輕女，存在扼殺女嬰的做法，令性別明顯失衡，估計男女比例曾低至100:50，女性主要出路是嫁作人妻、出家為尼、作偏房妾室或成為娼妓。每個家庭必須有一個兒子以繼嗣，沒有兒子的家庭以過繼、招贅或將牌位供進佛寺，確保祖先有人祭祀。男性適婚年齡為15至24歲，女性為15至19歲，與12歲以下女性性交在元律中視作強姦。女性平均生下四名存活嬰兒，但順利成人者只有兩或三人。
蒙古人征服中國後將人分為四層，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與南人，並制定不可更動的職業體系。明朝朱元璋不按民族分類，而是以廣泛社會分類將民眾分成士農工商，職業區分則棄置不用。隨著經濟發展，農民被推到社會底層，有時甚至仕紳也被推到時代新寵商人之後。仕紳家族希望最少要一名子弟或女婿獲得功名，這是菁英地位的來源。但到了明代末年，金錢逐漸成為身份地位衡量標準，仕紳與商賈的分界模糊，一個富裕之家，多數會以一名子弟從商，另一名致力提升家族身份地位的策略雙重投機。父系傳承優勢地位由四種禮儀鞏固︰成年冠禮、婚禮、喪禮與祭禮，這套禮儀背後有家庭財產的基礎，例如先人墓地就是一種家族財產。
元明人們相信宇宙蘊含天、地、人三種力量，天監管萬物，是眾神的國度，只有天子可以向其祝禱，地是人們生活的領域，有若干涉入日常生活的諸神，如灶神與門神，地獄則在地底深處，死者放逐於此，等候投胎。
對老百姓來說，儒、道、釋三教都是他們精神生活所需，三種信仰是相同事物的不同表達形式。明代中期王陽明開創的儒家學派認為德性來自本心，而非後天學習而來，應以身體力行來顯現。作者認為，天生具備德性與儒、道、釋一體兩大觀念，或許都是基於對「整體」的強烈願望塑造。
萬曆讀書人努力想主張一統世界的存在而願意「格物」，可以接受較能與觀察相符的西方地圓說，並在普世一致高於差異不同的信念下，較接受天主教的學說。但在1644年滿州人勝利後，尋求統合所有傳統與信仰之士失去道德根據，無法為他們更多元廣闊的世界觀辯護。
元明兩代各種商品流通消費，藝術鑑賞興起為舊宋南方人與蒙古人之間找到共同點。到明代，能在財富、教育程度與人脈關係符合擁有奢侈品要求的家庭增加，文化教養成為仕紳家庭專屬知識項目。元代工匠必須服務國家，到明代工匠開始以獨立製造者自居。明代萬曆以後書籍出版與讀者大幅增加。明代家具更為精緻，特別是各式座椅。白底藍飾瓷器設計源自波斯，十四世紀在國際需求下由中國製造更精緻產品，銷往波斯市場，景德鎮為瓷器製作中心。在繪畫與書法上，十六世紀董其昌提倡業餘文人書畫是美學表達最高形式，高於宮廷畫家與匠人。
自漢朝起歷代中國政權以兩種辦法經營對外關係，一是正式朝貢，二是部份體制化的貿易。元朝多次派艦隊對南洋，以泉州為南海貿易口岸，其後屢次海禁與解禁。明朝建立後海外各國再度來貢，永樂帝希望到更遠處確立朝貢體系，派鄭和下西洋。當國家外交與國際貿易沒有矛盾，朝貢與貿易就能相輔相承。但在走私對國家經濟控制造成壓力，以及外邦商人同時也是使節時，朝貢與貿易會出現衝突。
當明代十五世紀禁止外國商旅在國境長期定居，南海地區就成為中國商品與全球貿易交匯的區域。海上貿易以兩條主要路線組織，兩者都以月港與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向台灣，向北為往日本的支線，但主流是向南到菲律賓，經摩鹿加(香料群島)，轉西到爪哇。西洋航線沿大陸海岸線下行越南，穿過泰國灣，到達麻六甲。
西班牙人以美洲白銀進入南海貿易體系，福建商人快速反應，盡量載貨到馬尼拉換取白銀。例如1639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賣一百兩銀，在馬尼拉則可賣二百兩銀，報酬無需折換成其他貨幣或商品，可直接變現。但貿易也不時引發緊張局面，1603與1639年馬尼拉兩次出現西班牙人與中國人衝突，造成數萬中國人死亡。然而貿易的利潤對雙方都太大，一兩年後貿易就恢復過來。
白銀大量湧入中國，造成萬曆後期「錢淹腳目」的情況，商賈之家財富暴增，地位也從四民之末大為提升。海外貿易也為月港人張燮及其友人帶來新時代意識，在《東西洋考》中記載海洋知識，並提到月港人以海為生，與異邦人頻繁交流，已不是「男耕女織」的民眾，但這些新知識卻不受當時讀者重視。白銀潮流也帶來葡萄牙水手、士兵、鐵匠、砲手與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傳教士與萬曆晚期知識份子往來。
明代在1586至1588年面對第一次萬曆劫難時，因張居正在1580年代初的財政改革留下大批存銀得以支撐。在1615年第二次萬曆劫難起，乾旱、水患、嚴寒、饑荒、蝗災與沙塵暴接連在全國不同地區發生，直至1620年萬曆駕崩。1619年薩爾滸戰役明朝大敗於滿州，軍事威脅與財政困難更為嚴重，而徐光啟計劃雇用外國砲手的計劃在政治鬥爭下流產。
崇禎皇帝需要面對自1320年代起最長的氣候劫難︰1630年代氣溫大幅下降，第一場嚴重饑荒在1632年，接著1635年大規模蝗災，1637年全面旱災，持續七年，1633年起西北地區瘟疫，1641年山東嚴重瘟疫。百姓喪失一切，朝廷財政枯竭。流寇自西北興起，流竄華北，1644年4月24日流寇領袖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自縊。
作者總結指，元朝同時採用遊牧民族貢物習俗與農業國家徵稅傳統的混合制度，而明朝放棄原先世界性帝國的姿態，認為關外草原在傳統習俗與利益與中國相異。十三世紀後期至十四世紀大陸的世界經濟體帶領元朝西向發展，十六與十七世紀以南海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則將明朝與印度洋及太平洋貨流連結。元明兩代的氣候劫難，破壞原先稻種完全適應環境的穩定情況。人們需要更完善的知識，但在人口眾多耕作密集的情況下，更動現有知識的風險太大，原有適應能力最後脆弱瓦解。
明代也在南海世界經濟體系中出現新的情況，與舊日謎團糾纏而難以理清。清朝1644年興起造成全球帝國秩序驟然改變，關閉海岸邊界，以大汗取代皇帝，重新帝國擴張的野心。而在差不多時間，歐洲各國訂立西發利亞和約，建立今日世界秩序的國家主權典範，讓國家成為世界體系基本參與者，承認國家主權並禁止干預別國事務。國家成為公有政治實體，集中並為國家利益分配資源，這種新形態帝國走上與滿州舊帝國不同的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