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

看完了Halpern的The Hidden Wealth of Nations，作者寫本書時在英國首相策略單位(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 PMSU)工作，本書是作者在政策研究中各種發現，重點在於經濟以外的社會福祉，如民眾幸福感、人際關係、信任等。

各國研究比較均指出上班交通時間越長，民眾的生活滿意度就越低。當資訊有限時，讓我們合作與彼此相處的社會慣例與習俗就十分重要，它們是現代生活的基礎，也是本書主題所在。

民眾是否快樂是社會福祉的重要一員，各國調查反映較快樂的人壽命較長、人際關係較成功、收入較高、生產力也較高，只是過份快樂似乎有負面影響，可能是因為這源來盲目樂觀。幸福感可以指人們覺得自己是否快樂，也可以指人們是否滿足自己的生活。

作者引述研究指出左右幸福感的四項因素︰個性與個人特質、金錢、如何運用工作、娛樂與人際關係的時間及外在環境。個性與個人特質包括先天傾向、健康、教育、宗教信仰、年齡，調查指人們在二十多歲早期與退休後較中年快樂，部份原因是養育子女的情緒負擔較大。

收入水平與幸福感非常相關，各國比較顯示，在較貧窮時經濟增長可以較大幅提高幸福感，但高收入國家經濟增長提高的幸福感程度則較小，這現象稱為Easterlin paradox。這可能是因為低收入國家隨經濟增長會建立各種制度令社會互信增加，從而大幅提高幸福感，而在高收入國家這些制度已穩固，經濟增長可提升的快樂感就較少。

在時間運用方面，失業會令幸福感大幅降低。投入在自己能力水平內又具挑戰性的活動中會提升幸福感。平均而言，婚姻可提升幸福感數年，之後就會回復婚前水平，當然這視乎婚姻關係的質素與穩定。有研究指長久維繫的婚姻關係中，對伴侶的正面與負面意見比例最少為三比一，少於此數則關係難以維持。認為社會上其他人可以信任或投入宗教活動，也與幸福感較高相關。

外在環境包括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是否快樂，快樂是可以傳染的。此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自然與人為災難、制度及其他人是否可信，都會影響主觀幸福感。

作者從事政策研究，注意到政府應否注重民眾主觀幸福感的正反意見。支持者的論點包括人們支持政府這樣做，因此是民主政策；政策的優先次序可以因而改變，例如不再只重視GDP；部份主觀幸福感相關政策有外溢效果(spillover)，但個人行動不足以達成，例如教育與交通；我們對怎樣令自己幸福有系統地偏誤，令我們作出不是最好的選擇；注重主觀幸福感，可令政策利害權衡的角度更為廣泛。

反對的意見則包括質疑政策應提高何種幸福感，例如是認知上還是感情上；整體幸福感增加可能會帶來不平均分佈；政府是否能夠影響快樂程度與生活滿意度也成疑問，例如在英美兩國兩者多年來都是平穩上升，不見得受政策改變影響。

作者認為主觀幸福感至少可在政策上帶來以下影響︰精神病患處於「主觀幸福感貧窮」，政策上需要得到更多注意；假若有效，應向兒童教導應付情緒的技巧；個人表現評核為本的薪金調整會降低主觀幸福感，在職場上應避免；規管以兒童為對象的廣告；讓較貧窮者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可以令主觀幸福感增加較多；政府應讓民眾更清楚自己的選擇對幸福感有何影響；提供僱員滿足感企業排名讓僱員選擇工作時參考；如果政治上可行，稅制應改為向「壞事」徵稅。

其餘政策建議包括定期量度主觀幸福感；以服務對象主觀感受為公共服務表現評價範圍之一；建立社會資本。至於經濟政策，作者提議支持服務業、鼓勵消費者接受新事物、改善持續教育、消費者資訊與公共服務資訊更流通、推動「關懷經濟」(economy of regard)、積極建立環保政策等。

歐美各國調查指雖然近年整體犯罪率下降，民眾對犯罪的關注反而增加。可能的原因包括民眾雖然認為自己社區治安良好，全國卻不是如此；媒體推波助瀾；人們總是認為印象較深刻、較易回憶的事，例如犯罪，發生的頻率也較高；人類天性總是偏向記住與散佈壞消息等。此外，社會互信與對犯罪的恐懼程度成反比，社會互信高的國家對犯罪的恐懼也較低。

關於減少實際犯罪率的方法，作者提到避免令青少年入獄、以防盜手法令犯罪更困難、按藥物流通情況以立法或嚴打方式降低毒品傷害、以青少年活動吸引青少年注意、支援年輕單親母親、家長指導計劃、不一定要重判，但明確而即時的懲罰、獄中更生計劃、加強鄰里聯繫、改變朋輩團體的規範等。

歐美各國民眾近年另一關注是移民，經濟學家的分析指入境移民帶來正面影響，整體工作機會增加，工資水平也不會減少。然而移民也會帶來社會影響，數據指移民平均犯罪率比一般民眾還要低，但有組織犯罪有一定程度種族分工。移民湧入也短暫會打破當地人日常習慣與規範，並出現種族與可見的少數群體，導致團體偏見、多元社會團體間與團體內互相信任減少、各國價值觀沒有趨同。但作者也指不同團體的個人平等交往，尤其在彼此有共同利益時，團體間合作與友誼就有機會出現。值得留意的是，同一國家內不同團體的價值觀正在趨同，反映國內存在整合的強大力量。

各國比較的結果也顯示，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關注，並不是由於對入境移民敵意較高引起。然而西歐國家民眾對移民的敵意確實有上升趨勢，而且社會的態度呈兩極化。由於貧困的人缺乏緩衝保障自己，面對任何干擾或威脅感受都會較強烈，憂慮入境移民帶來的影響，這造成英國國內自由派菁英與貧困者反應截然不同的情況。作者提出幾項有關移民的政策︰邊境管制與身份證制度、在來源國家附近設立入境與難民申請中心、設立入境難民債券令難民在庇護國工作的部份收入只能在離國後回收。

恐怖主義近年也成為歐美各國民眾關注焦點之一。恐怖主義在數字上的威脅不大，死亡率遠比中毒、謀殺、車禍等情況低，對民主政體整體的威脅也甚小，但主觀上恐怖攻擊致命、刻意設計、隨機、戲劇性的特質會深刻媒體與民眾注意。就英國而言，恐怖攻擊者較多是來自某一兩個小社區的第二或三代巴基斯坦裔人，陷入身份危機、缺乏與外界接觸、無法感到自己是社群一員。處於貧困與社會弱勢則與恐怖活動無關。

作者提出的防止恐怖主義政策包括︰鼓勵國內少數族裔團體參與外交政策討論、讓極端份子在公開辯論中發言，由其同伴挑戰與評判這些見解；支持社區成員間建立聯繫；讓「問題」社區成員有更多機會幫助他人，例如義工活動；宣傳國內的海外援助計劃。

在宗教方面，近年西歐國家民眾參與正式宗教場合的次數下降，對宗教方面較吸引的事物(如天堂)比負面元素(如地獄)較有興趣。更信奉十戒的國家對道德比較不寬容。整體而言，西歐國家民眾對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同性戀)較以往寬容，但對會傷害他人的行為(如通姦)則更為嚴厲。

作者在本書頗為重視社會上的「關懷經濟」，指人們互相幫助、表達情感、照顧與支持他人的行動，重要的是雙方關係，例如邀請朋友到家中聚餐。英國的時間預算調查指出，平均而言人們用在關懷經濟的時間比受薪工作多，按保守市價計算的話，關懷經濟的價值估計比「正式」經濟更多。關懷經濟也是正式經濟的推動力之一，例如互贈禮物與向熟悉的人打聽消費資訊。

從大學宿舍設計的研究發現，假如宿舍設計令住客有機會被逼面對不熟悉的人，例如劃一浴室空間，住客會避免與他人接觸交流。住宅設計有半私人的空間與熟悉的人交流，能夠選擇何時與何人接觸的話，住客對住宅會更為滿意。

現代生活中與陌生人接觸無可避免，而金錢則擠壓了關懷經濟的空間。金錢獎勵稀有的技能，不甚重視人性的技能，例如家務；金錢鼓勵投資要有最大的金錢回報，人們互相競爭，貧窮地區缺乏金錢也窒礙互惠幫助的媒介；金錢有時也會扭曲動機，例如本來是責任的事情，以罰款來維持就變成了好像有價的貨品。

為了令民眾彼此相處得更好，作者提及到可運用一種只能用於關懷經濟的另類貨幣，讓人們為自己的社區服務時可得到其他社區同伴服務為回報。這種另類貨幣規模不能過大，用途有特定限制，以免性質越來越像金錢。另類貨幣相比義工優勢在於強調彼此互惠，減少義工付出後感覺不到他人認同的不快感。歐洲各國研究指，上一代對下一代的付出，比下一代對上一代的回報更多。作者認為另類貨幣則可以促進世代之間的互惠，例如用於醫療與社會照顧當中。

在國民身份上， 以往OECD國家基於血統的國民身份認同，近年已轉變為「努力而來的公民身份」(earned citizenship)。然而，全球化增加預期會帶來的各國價值觀趨同卻沒有出現，反而是各國價值觀更為不同，而國內價值觀卻更為整合，這可能反映出國民身份現在多少是「自願」而來的事實。

戰爭方面，當代戰爭大多數是內戰，尤其是在之前爆發過內戰、有種族與宗教分歧、有容易獲取的自然資源維持國內經濟的國家，未來出現內戰的機會也較高。

總結當代價值觀的政策情況，作者指政府可以更強調責任與權利的關係、推動公民互惠與關懷經濟、建立公民儀式、增加聯合國維和部隊資源、鼓勵民眾與不同文化交流、推動各種美德等。

談到社會流動，作者指績效制(meritocracy)有各種實際與道德上的問題，最重要的是何謂績效。例如天生才智水平較高，並因此有較高生產力，是否就應份得到較高薪酬。社會獎勵人們有較高生產力，還是付出的努力較多？如果家庭出身令一個人處於優勢，又是否理應獲得更多資源？作者指，這反映績效制不一定會比封建階段更為平等。

作者引述英國研究指，絕對社會流動，也就是個人物質水平，所有收入組別近年都較以往高，但相對流動性，即最貧困組別出身的人流向收入較高組別的程度，近年則較以往低。作者指這可能與高等教育擴張有關，因為較富有組別較有可能獲取增加的高等教育機會，變相令貧困組別向上流機會減少。

購買自住房屋也與上一代的財富水平越來越相關，上一代擁有財產或物業，可以用來支付下一代首次置業的首期，與沒有上一代支持的人相比更有機會自置物業。英國2008年的調查估計只有三分之一年青人有能力自行自置物業，另外三分一由上一代支持置業，剩下三分一則無力置業。此外，社交與情緒管理等「軟」技能，以及人脈與知識等社會與文化資本，也可以從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造成不同出身人士的外在差異。

在應對不平等與公平的問題上，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用各種誘因鼓勵民眾工作、增加房屋供應、向滿十八歲的公民提供一筆資助讓他們就學或創業、鼓勵設立家族基金而不是將遺產交給兒女、減少學校每班人數至15人，並以增值指標評估學校、學校收生應具社會代表性，反映人口特徵、量度與推廣「軟」技能、在不同社群間建立社會資本，如推動鄰里計劃、另類貨幣、青少年義工計劃等、成年公民應有一定時間用於社區服務、支援家庭服務，如證據為本的諮商、家長教育、護士與家庭合作計劃等。

政府有三個面向︰古典式國家(classic state)指的是政府令人民免於暴政威脅；實踐式國家(practical state)提供各種公共物品(public good)，協調集體行動；家長式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指導公民行為，幫助公民作出選擇。

關於古典式國家，作者指有人以為英國民眾近年對政治失去信心與興趣，也不再熱衷參與政治，但調查則顯示英國民眾對政治的信心歷來都頗低，對政治的興趣則向來是中等水平，雖然投票率確實下跌，但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卻有增加，例如遊行、聯署、向媒體投稿、消費者行動等。

近年英國民眾對政府的態度與行動改變則有︰政黨黨員數目與政黨認同減少、政治問題的相對重視程度下跌、低收入與社會地位民眾的政治參與減少、認為政府角色不再是經濟計劃者，而是經濟成長條件的提供者，如教育。英國民眾投票率在不同社會特徵群體中日趨分化，老年人投票率較年輕人高，教育水平較高投票率較高。政黨黨員數目下跌、離黨與轉黨情況增加、政黨數目上升，但民眾對民主的滿意程度也普遍上升。

政府需要面對的現實是，民眾不願意花太多時間討論政治，政治參與也偏向年紀較大、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但許多重要議題需要公民主動支持與參與才能解決。作者檢視各種投票以外的民主方式，當中瑞士的公民投票模式甚為費時，也不能應對參與人士偏向特定社會特徵的問題，既得利益者組成遊說團體也令公投結果偏向維持現狀。

否決式公投(abrogative referenda)與發起式聯署(trigger powers)符合當代民眾自認為對政治的旁觀者角色，也令政黨有新的角色接觸與說服不同群眾，但同樣未能解決偏向特定社會特徵人士參與的問題。

審議民主的各種方式，如公民陪審團(citizens’ juries)、審議式民調(deliberative polls)與審議論壇(deliberative forums)理論上可解決代表性問題，並以尊重事實為基礎作出決定，公眾注意也不足，容易被政治人物忽略其結論。在實務上，公民陪審團參與人數少，代表性不足，也容易受個別意見傾向較強的參與者影響。審議式民調與參與人數較多，較有代表性，審議論壇則較可能得出經討論後的集體決定。

當審議民主的結果與民眾意見分歧時，政治人物難以決定應該支持理應經過深思熟慮的審議結果，還是代表大多數民眾的意見。對於各種民主機制可能會造成「合法性的競爭」，作者則認為不同民主機制可以是增進整體合法性的新工具，鼓勵民眾間的溝通與對政策的理解。

總結古典式國家的討論，作者建議的政策包括降低最低投票年齡至16歲或以下、向個人發放公費資助的「參與券」(participatory vouchers)，讓他們選擇支持指定名單內的任何政黨、推動比例代表制反映不同意見轉變、由國會或政府舉辦審議論壇、擴張公民發起聯署的影響力，例如可令國會討論某項議題。

關於實踐式國家，許多公共服務並不是純粹的公共物品，而是促進個人的福祉，例如教育與醫療。作者從英國公共部門改革的經驗中，總結出以下教訓︰錢應用在邊際效應更好的地方，服務指標應以改善程度來評估；讓公民從各種服務中選擇；建立公共服務網絡，培育公共服務的市場；服務對象的主觀滿意度應納入服務考量；在不同政府層面建立目標與優先次序；讓服務對象可以一次過完成申報程序，例如一站式服務或不同部門資料共享。

關於家長式國家，人們總會認為他人的不幸是其個人特質有問題，但自己面對不幸時則希望有其他人提供協助。家長式國家指導民眾行為有兩項支持論點︰政府需為沒有能力自行決定的人，如精神病患者等作出妥善決定；政府介入會令情況更容易得以改善，例如每個人都可以自行買保險，但失業保險由政府提供會更易處理。

此外，我們也會作出錯誤決定，並對事物存在有系統地偏誤。例如行為經濟學指出我們會用「捷思」來下決定，造成對回憶過去、當下決定、估計未來的錯誤評估。政府需要管規私人推銷行為以免民眾的偏差受到利用，近年也有意見提出政府可以針對這些偏差指導民眾作更好的決定，作者則指這種做法需要事先向民眾解釋清楚，並在得到民眾許可後才能執行。

作者提到Richard Thaler與Cass Sunstein的自由意志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認為，政策可以通過設計令民眾受惠，但民眾也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不參與。方法包括設定預設選項、調整選擇結構、明確展示大多數人的做法、通過具說服力的人推動人們行動等。

至於如何令民眾有能力防備他人利用各種行為學偏差誘導令自己蒙受損失，作者則提議提供資訊與誘因、設立冷靜期、向青少年教育各種心理盲點、「行為契約」等各種承諾方式(commitment devices)避免受到引誘等。

作者在總結列出十項首相未來應該注意的事，包括1. 注重關懷經濟；2. 推動公民與消費者資訊流通；3. 建立環境政策；4. 以有實證基礎的政策應付毒品、犯罪與青少年問題；5. 改革規劃政策，令規劃收益更平均分配；6. 接受行為經濟學；7. 致力減少不平等；8. 權力下放至個體公民與各種民主創新；9. 刺激公共服務創新與多樣；10. 推動由下而上的政府改革。

附錄中，作者總結服務於PMSU的經驗指，成功的政府首長所屬策略組織，需要理解政府的價值觀與公眾關注所在，並以數據與分析為基礎的技術評估支持。

從網絡資料得悉，現在PMSU已因英國政府政黨輪替解散。

漫步華爾街

看完了《漫步華爾街》，暢談各種投資與股市現象。作者是弱式效率市場假說支持者，認為計算交易費與稅項後，過去股價資訊不會令任何人長期表現可以打敗大市。作者一開始指出投資與投機的分別，投資是指資產的合理可預期收入與長期增值，包括股利、利息或租金收入，投機則是希望短期獲利，本書討論的是投資。

作者介紹兩種評估資產價值的理論︰磐石理論(firm-foundation theory)認為投資工具有其真實價值，低於真實價值時就是買進時機，反之則賣出；空中樓閣理論(castle-in-the-air theory)則認為股價反映的是大眾的看法，投資需要分析大眾未來的動向，搶在大眾將希望建為空中樓閣前買進獲利。

介紹過歷史上各種泡沫後，作者指出空中樓閣理論雖然能解釋大眾的狂熱，卻沒辦法輕易在事前得悉泡沫的程度與時期。歷史的教訓是，人們不應受引誘浪費金錢在快速致富的投機上，新興產業對社會影響有多大，成長速度有多快，都不是投資的原因，投資的目的在於是否能夠持續獲利。

磐石理論的基本分析主要考慮四項因素︰預料成長率、股利、風險與市場利率。但作者警告讀者基本分析有三個陷阱要特別留意︰目前情況無法證實未來預期，未來總是難以預測；無法從不確定的數字中算出精確數字，預測模型的基礎並不可靠；市場評價快速變動，沒有確定的市場評價指標，雖然多少可以看出過度狂熱的時期。因此，基本分析可以在以下情況出錯︰一，資訊與分析不正確；二，分析師對「價值」的估計不當；三，市場沒有「矯正錯誤」，股價始終未反映出估計的價值。

作者以歷來的股市表現指出，所謂技術分析(圖表派)的論點並不可信，股市並沒有循環週期可言。即使技術分析發現到以往有可獲利的模式，當這一規律廣為人知後，集體行為會令這種效應消失，任何技術策略遲早會自食其果。當中的教訓是，過去的股價不能用以預測未來股價。

基本分析在實務上要面對以下困難︰一，隨機事件大幅影響公司盈餘；二，公司會計程序裝飾損益表；三，分析師能力不足；四，最好的分析師轉任銷售或投資部門；五，投資銀行中研究部門與投資部門有利益衝突，令分析師較難唱淡股票。從績效角度來看，共同基金理應由優秀的分析師與投資經理打理，但其回報率卻比不上指數基金，數字也表明共同基金對市場循環的預測並不正確，在市場低位時持有大量現金，在市場高位時現金反而最少。

半強式效率市場假說認為，任合公開的資訊都無法令分析師表現更好。作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例外，市場的確會出現狂熱行為，目前市價並不一定最能反映真實價值；消息不一定立即為所有人知道；機構投資者大量買盤可以左右估價；已知消息轉變為股票真實價值的估計也不是所有人都準確。

現代投資組合理論(modern portfolio theory)指出，在各資產相關程度並不完全相同時，分散投資不同資產可令風險減低，即資產價格波動會減少。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 pricing model)則認為分散投資可減少的是非系統風險，例如個別公司的隨機事件；無法消除的風險是系統風險，承擔系統風險應有更高的長期報酬。數字顯示CAPM採用的風險指標beta系數未能反映報酬率，作者認為這表示beta並不是完美的風險指標，多項系統風險均會影響投資報酬，包括利率、通脹、國民所得、匯率、股價淨值、股票規模等。作者提醒讀者風險指標可能對投資有幫助，但不會有完美的風險指標可以解決所有投資問題。

行為財務學指出個別投資人各種不理性行為，包括過度自信、控制權錯覺、代表性捷思、從眾、損失趨避、架構效應、驕傲與後悔情緒等，這些錯誤也會彼此強化，令股價變得不合理。行為財務學也指出以套利行為修正股價的限制，包括套利風險極高、借不到股票賣空、缺乏套利替代品、不同國家法規管制不同等。作者認為行為財務學最有價值的見解包括︰避免從眾行為、避免過度交易、賣虧蝕股不賣賺錢股、提防新上市股、不輕信小道消息與不信任完美的計劃。

行為財務學另一重點是試圖證明市場沒有效率，市場價格有些模式可以預測。作者則以研究數據反對這種主張，指可以預測未來執酬的證據成疑︰它們可能是資料探索的結果，長期是否可靠大有問題；就算可預期報酬關聯確實存在，投資者在扣除交易手續費後也無法獲利；模式也可能只是反映利率變動或小公司風險溢價；即使模式的確不尋常，也可能因投資者爭相採用以失效。作者的意見是，如果地上有100美元鈔票，它們也不會長久在此，人們很快會群起運用這些機會直至機會消失。

本書最後一部份是作者的投資建議，在個人理財方面，作者提出十項建議︰

1. 定期儲蓄
2. 有現金儲備與保險
3. 以貨幣共同基金、定期存款等工具追上通脹
4. 學習如何節稅
5. 認清自己願意承擔的風險，選擇不同投資工具
6. 投資自住房地產
7. 了解各種債券
8. 黃金與收藏品不是很理想的投資工具
9. 留意證券商的佣金水平
10. 分散投資以降低風險

股票報酬受股利報酬率、盈餘成長率與本益比改變影響，債券報酬率則受到期日報酬率與利率影響。作者的估計是未來優質公司債報酬率約5-6%，不付息(美國)國債約4%，(美國)抗通脹債券2%，標普500股價指數報酬率則大約7.5-8%，然而作者也強調未來無法準確預測，以上數字為二十一世紀投資計劃的參考。

作者指投資組合要注意五項規則︰

1. 風險與報酬相關
2. 實際風險視持有期而定，持有時間較長，風險較少
3. 平均成本法理論上可降低風險，但要保留現金在大跌時多買
4. 再平衡資產比例可減低風險，例如這一年股票大升，股票佔投資組合比例會增加，就需要賣掉一些股票維持各資產比例
5. 負擔風險能力視整體財務狀況而定，包括工作收入與負債，切忌將投資與主要收入掛勾，例如不應投資自己工作公司的股票

在人生規劃中，不同年齡應有不同風險的投資組合，年輕時可承受風險較高，股票佔資產比例可較大，到退休後債券與現金比例則可增加。作者建議退休後每年可提取總資產4%作支出，以維持足夠資產應付退休生活。

在投資股市方面，作者推薦讀者投資低收費的指數基金，報酬率比一般共同基金為佳，交易成本較低，相對較能預測與評價。作者認為，投資於更廣泛的指數，例如不同國家市場的指數基金，過去的表現也較理想。

作者指自行投資股票較刺激有趣，但勞心費事，很少人能持續成功。作者提供四項選股規則以降低風險︰

1. 只購買至少持續五年盈餘成長高於平均的股票
2. 不購買股價高於合理真實價值的股票
3. 購買有故事題材的股票
4. 盡可能減少買賣次數，但對表現不佳的股票不必留情

共同基金表現無法事先預測，現在的績效不等於未來的報酬，可以注意的因素只有低收費與低週轉率。折價封閉型共同基金在以往表現不錯，但現在吸引力已大減，新興市場現在仍有折價封閉型基金可選擇，作者認為這種獲利機會經常存在，但很快就會消失。

作者最後重申，分散投資組合與每年再平衡，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頭十年投資環境較差時，仍產生令人滿意的報酬，簡單的規則可以做得很好。

Scarcity

看完了Scarcity，主題是匱乏狀態對人們會有怎樣影響。匱乏在本書是指人們得到的比自己認為應得的少，其影響不只在於物理限制，匱乏心態也會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改變人們的思考方式。匱乏狀態也會形成心理與行為上的陷阱，令處於匱乏的人不能自拔。

匱乏有短期的好處，就像我們在期限之前，時間不足，就會更專注完成那件事，作者稱之為focus dividend。然而這種專注不是意識能夠控制，當我們處於某種匱乏中，匱乏狀態就會捕獲我們的注意力，對其他事物的注意會減少。這就是作者稱為tunneling的狀態，就像我們處於隧道一樣，只會看到在隧道內的事情，忽視其他可能更重要的事物。

在匱乏狀態下，人們的思考頻寬(bandwidth)會受干擾而下降。作者指的頻寬包括認知能力(cognitive capacity)——解決問題、獲取資訊、邏輯思考等能力——與執行控制力(executive control)——計劃、注意、開始或制止某行動、控制衝動等能力。例如財政匱乏的測試者，在IQ測試中會比沒有睡眠一天的測試者表現更差。匱乏會一致及可預測地降低所有處於匱乏狀態者的頻寬，這種頻寬稅(bandwidth tax)令匱乏者在精神上的資源減少，使人作出不明智的決定，從而令生活進一步變差。

與匱乏相反的是餘裕(slack)，餘裕令人無需考慮取捨(trade-off)與選擇，也不用那麼在意價格。在餘裕狀態下無需左思右想，即使選擇錯誤的代價也比較低，可以看成是一種精神上的奢侈。例如面對消費誘惑時，有餘裕者即使買了沒用的東西也不用太在意，但處於匱乏者買了沒用的東西代價則非常大，不能抵抗誘惑的代價呈累退(regressive)特徵。

作者的研究發現，貧困者對每一元的價值較為敏感，較少出現行為經濟學預期人們會犯的錯誤，可以說他們比較接近經濟學理論那些「理性經濟人」(homo economicus)。但這種對個別情境的較佳認識卻是由tunneling而來，而tunneling會造成其他負面影響。

匱乏者忙於應對當前的需求，無法考慮到長遠需要，作者稱這種情況為juggling，就像雜耍表演中表演者需不斷將球拋到空中那樣。匱乏者較可能會過度借貸以滿足現在所需，從而落入債務陷阱的循環，或者對未來的醫療費用缺乏計劃。這並不是個人性格缺陷帶來的問題，只要處於匱乏狀態，tunneling就會限制任何人的視野。

忙於處理眼前需要，會令匱乏者陷入「匱乏陷阱」(scarcity trap)無法脫身︰tunneling令匱乏者透支未來度日，運用資源的效率降低，也令他們忽視重要需求；一連串延期導致短期解決方法不斷修改；匱乏者頻寬不足，無法計劃如何走出困境；即使有計劃，也缺乏頻寬執行計劃與抵抗誘惑；沒有餘裕去應對意外衝擊，也無法在可能時建立緩衝。

孤獨與減重面對的匱乏狀態則稍有不同，兩者的問題不是當事人專注力或知識不足，而是專注力過多。孤獨者在社交場合中過份注意自己的表現，反而會緊張起來，有一種窒息(choking)的感覺，無法注意與回應到對方的表現。減重者的問題，則是越去想控制食欲，就越會想進食。匱乏所帶來的額外專注力，在社交與減重上都造成障礙。

其他形式的匱乏，例如時間，多少可以用金錢來減輕，然而貧窮是金錢的匱乏，缺乏金錢意味著缺乏生活中各種商品。貧困者在許多方面都表現不佳，例如沒有定時服藥、農民沒有除草、沒有好好教養子女等。作者以自己的研究指，這並不完全是因為表現不佳令人貧困，而是貧困的匱乏心態導致人們表現不佳。處於匱乏的貧困者思考頻寬遭生活需要佔據，不論記憶、生產力、處理新資訊能力、自我控制與睡眠質素都因而下降，影響他們的決定。貧困者不只缺乏金錢，也缺乏思考頻寬學習新技能與正確行動。

本書最後一部份作者提到匱乏帶來的啟示。面對貧窮問題，認識到貧困者思考頻寬有限，忙於生活，在設計培訓計劃時應更有彈性，讓他們有可能補堂。福利計劃設計需要將誘因帶回當事人的考量中，例如一生的福利限額難以進入參加者想像之中，改為較小但較頻繁的限額會更有效。扶貧計劃經常以教育為手段，卻忽視教育本身要求貧困者已經十分吃緊的思考頻寬，扶貧教育應以實用、直接、易吸收為目標設計。協助貧困者釋放思考頻寬的計劃也值得鼓勵，例如固定收入、短期貸款、自動儲蓄計劃等。

在機構中，思考頻寬餘裕的好處往往遭到忽略。當工作量增加時機構要求員工增加工作時數來回應，卻沒有注意到每名員工的思考頻寬有限，增加的工作時數生產力會下降。令員工有更多餘裕，長遠而言生產力會提升，對機構也有好處。機構的工作時間表也不應過度擠壓，否則當任何一件事出意外，就會連鎖地令機構陷入撲火的情況，在匱乏陷阱中無法脫身。

日常生活中，要迴避tunneling令自己的日程打亂，外來提醒是有效的方法之一。我們也可以利用忽視來為自己作好事，例如預設的儲蓄計劃，可避免薪金到手後再作儲蓄帶來的損失感。假若可行，以一次過行動取代需持續注意的行為，例如以自動繳費取代每月繳費，以增加思考頻寬。現在決定未來需付代價的好事也是一種不錯的方法，例如Save More Tomorrow讓僱員現在同意將來加薪時提高儲蓄率，就比到時才決定來得容易。取捨需要運用思考頻寬，在某方面限制自己沒機會取捨可以節省思考頻寬。

我們也需要注意思考頻寬隨不同情境變動，在餘裕時思考頻寬較多，在匱乏時則較少，在思考頻寬較多時下重要決定時會較少錯誤。阻礙也會降低思考頻寬，例如需要填寫複雜的表格會令助學金申請人數減少，減少這些阻礙有助令申請者作正確的決定，例如按政府數據自動填寫部分資料。長限期會令我們在早期計劃不足，浪費時間；一次過給予受補助者一大筆款項也較可能引致浪費，不如定期給予受補助者少量款項，避免浪費造成寬裕—匱乏的循環。受意外衝擊會令準備不足的人陷入匱乏循環，因此，有需要在寬裕時建立緩衝應對衝擊。

作者結論指，匱乏與寬裕的關係似乎非常緊密，下一步要探索的就是寬裕是否與匱乏一樣，不同寬裕狀態有共通邏輯存在。

House of Debt

看完了House of Debt，主題是家庭債務與經濟衰退的關係，現有金融制度又怎樣令情況惡化那樣。作者引述研究指各國經驗反映出經濟衰退往往發生在家庭債務水平上升之後，債務上升越多，經濟衰退一般就越嚴重。

在房屋市場中，資產價格下跌時，金融制度令風險集中在債務人身上，資產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反映在債務人首期中，待首期已全數損失之後才會是債權人的損失。例如業主購買$100000的房子，首期兩成，即$20000，其餘$80000向銀行借。如果房屋價格下跌20%，業主的首期就會全數損失，但銀行則仍握有值$80000的抵押品——房屋。在這情況中借債的槓桿乘數為5，資產價格變動1%，債務人的本金就會變動5%。因此，在經濟衰退中，較貧困、需要借債的人會在比例上蒙受較多損失，較富有、借貸給別人的人則較有保障，加劇貧富不均的現象。

遇上經濟衰退，債務人也無力還款時，銀行會收回房屋，依法例也需要儘快拍賣房屋出去，即所謂銀主盤。作者引述數據指，銀主盤會加劇資產價格下跌幅度，因為銀行急於脫手會將房屋降價求售，這會令其他買家與估價以拍賣價評估類似房屋的價值，令房價進一步下跌。集中風險、加劇不平等、以拍賣方式壓低樓價，都令債務成為一種反保險(anti-insurance)，在價格下跌時令欠債的業主資產淨值更為減少。

作者以數據指美國經濟衰退在2008年第三季雷曼銀行破產前已開始，2006年住戶投資(新建與重修房屋開支)已下跌，之後消費開支在2008年第三季大幅減少，而商業投資減少則在2008年第四季才開始大幅減少，反映商業投資減少是為了回應家庭開支減少。作者以地理分佈數據分析發現，資產淨值減少較多、家庭負債水平較高的縣消費減少幅度也較大。2000年初科網泡沫打擊的是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指擁有資產價格變動對消費的影響)較低、較富有的股票投資者，對經濟表現影響較少。這次2006年起的房價崩盤打擊的則是欠債、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令消費大幅下降，整體經濟陷入衰退。

作者以上述的現實建立「槓桿—損失框架」(levered-losses framework)以解釋經濟衰退，當中有借債者與儲蓄者兩種角色，當借債者面對資產淨值下跌要重新建立儲蓄，或者借款難度增加時，就會減少消費。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群體，以及拍賣令資產價格下跌擴大，都會加劇消費減少的程度。

理論上經濟會因應借債者減少消費而調整，例如利率下跌、儲蓄者消費增加、物價下跌與匯率下跌刺激出口，但實際情況中這些調整會遇到阻力︰零利率下限令利率不能再低；價格下跌需要工資下跌，但工資下跌則會令家庭債務負擔增加，無法增加消費；工資下跌幅度不大；人口流動不高；行業轉型需要資源與時間等。整體而言，借債者減少消費會降低經濟需求，令失業率上升，進而令沒有出現資產下跌的地區經濟也受損。

提到2006年起美國房價崩盤的起因，作者以地理數據分析指2002年至2005年信貸增長集中出現在整體信貸評分較低的地區，儘管這些地區的家庭收入並沒有很大增長。信貸評分較低的既有業主也藉信貸寬鬆作二按套現，調查指他們主要將這些額外現金花在消費上。作者指，這種情況與一般投資資產價格上升時不同，住屋不是單純的投資，屋主需要「消費」它，每個人都要找一個地方住。房價上升會令屋主感到更富有，但居住成本則會令他感到更窮，兩相抵銷。

19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後，各國都希望增加美元資產儲備以穩定金融體系。資金湧入美國，有部份進入私人發行的房貸證券交易市場。2002年至2005年私人發行房貸證券數量飆升，與信貸寬鬆時間不謀而合，其關係就在於為滿足「安全的」房貸證券需求，銀行積極製造新貸款，以打包成證券銷售。研究指投資者購買房貸證券時會犯以下錯誤︰低估房貸違約的可能；低估這些違約之間的關聯。尤其是房貸證券再細分回報等級(稱為tranches)時，同時違約帶來的虧損就會遠大於估值。加上貸款審批不嚴、房貸證券發行商隱瞞風險、評級機構忽視潛在風險，令問題證券大行其道。

作者引述Kindleberger的觀察指，資產價格泡沫往往源於信貸供應擴張。債務令樂觀者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增加，悲觀者雖然不相信樂觀者的估價，卻樂意借款給樂觀者購買資產，因為價格下跌的損失首先會影響借錢者本金，悲觀者有資產抵押為保障。作者強調在崩盤中人們往往會怪責「不負責任的業主」，但沒有過度進取的銀行借貸行為，就不可能出現資產泡沫與崩盤。借款給他人這種「安全」的感覺，會令債主忽視與借錢者無關的風險，例如房價大幅下跌令抵押品價格低於債務。

有關現時政府對銀行的政策，作者同意政府應避免令銀行擠提造成連鎖反應，但認為這種做法並不是救濟，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應向政府這些資金支付利息；沒有償付能力的銀行，損失則應由銀行的長期債主與股東承擔。為避免擠提與保障支付系統，並不需要政府保障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利益。

作者分析經濟衰退的「槓桿—損失框架」認為，政府在衰退時需要救濟的不是銀行長期債主與股東，而是讓欠債的家庭重拾消費。作者指，在2006年起美國的經濟大衰退，房貸與債務重組出現各種市場失靈︰微觀而言，包括拍賣導致房價進一步下跌、房貸證券架構令債務重組難以實行、前線服務員缺乏誘因推動債務人重組等；宏觀而言，則有損失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零息下限、工資水平調整困難、難以移居他處等。

作者認為，如果政府能積極協助債務人重組或寬減債務，經濟衰退的程度可以大為減少，具體可行措施包括政府委員專員協助或法庭頒令(cramdown)債務重組。作者論說這種做法不會造成道德風險(moral hazard，因為已有保障行事可以不負責任)，因為房貸債務人沒有操弄借貸系統，房價下跌之大也遠超任何人可以預計。協助債務人重組或減免債務，目的是將損失平均攤分給債權人與債務人。

有關貨幣與財政政策回應經濟衰退的效用，作者評論聯邦儲備局並沒有能力直接影響貨幣流通量，從而帶動通脹令經濟恢復。聯儲局只能透過增加銀行儲備，希望銀行借貸增加令貨幣流通量。問題是在經濟衰退後，銀行在違約率上升後不願意增加貸款，家庭與商業機構則負債度日，貸款不大可能增加，故此增加銀行儲備對刺激通脹效用不大。利息政策則因為債務重組困難，欠債家庭也因為房價大跌，缺乏抵押品更動房貸利率，即使聯儲局的聯邦基金利息大幅降低，欠債家庭也難以受惠。至於通脹預期，聯儲局的一貫角色是打擊通脹，公眾難以相信聯儲局會在通脹維持高水平時不會出手干預，唯有在聯儲局放棄其法定責任時通脹預期才會升溫，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甚低。

至於財政政策，作者認為在衰退中政府增加開支有助經濟，但卻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為政府開支不是用在最需要的群體，即欠債家庭身上；增加開支由整體納稅人，而不是對房屋泡沫有責任的債權人負擔；美國以入息而不是財富課稅，也令政府開支負擔可能更多落在收入高但需要錢的家庭，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例如年輕專業人士。當然，不論是財政政策還是債務重組政策，在美國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中都難以實施。作者引述自己的研究指，1981至2008年的經驗顯示，出現金融危機的社會政治往往會趨向兩極，美國2006年開始的經濟大衰退也不例外。

為在經濟衰退出現前避免債務帶來嚴重問題，作者提議現有的債務契約需變得更有彈性，不再由債務人承擔所有損失，將損失更平均分配給債務雙方。作者建議建立一種「責任共享房貸」(Shared-Responsibility Mortgages)，特點是債權人需保障房價下跌帶來的損失，在跌市時將房貸本金總額相應減少；以此為代價，在房價上升時，債權人可獲得債務人在出售房屋時獲得利潤的5%。作者認為這種房貸透過保證債務人本金佔房屋價值的比例，減少強制拍賣與其帶來連鎖房價下跌的情況。這種房貸也令債權人借錢給債務人時更加謹慎，減少泡沫出現，也令屋主二按套現更加謹慎，因為他們要先付5%資本淨利給原有債權人。

作者提倡這種責任共享模式不只可用於房貸市場，也能應用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現時缺乏彈性的債務契約將風險集中於無力承擔的家庭身上，整個金融體系應採用更多類似股票股本形式的契約，投資者應承擔風險以獲得投資回報，家庭面對個人無法預測的風險應受到保護。

本書引起的反應頗為熱烈，例如在奧巴馬政府任職過的經濟學家Lawrence (Larry) Summers就為政府當時政策辯護，認為當時政府處境艱難，並指政府考慮到債務重組有機會令房貸證券市場全面崩潰、強制重組可能沒完沒了、阻礙必需的強制拍賣與監管上的問題。

自戀時代

看完了《自戀時代》，主要是以各種例子說明近年美式文化令人日益自戀，引起各種社會變化。作者認為美式文化中鼓勵自尊、自我欣賞的方式近年已令自戀得到讚美，導致攻擊行為、物質主義、對別人缺乏關心與膚淺的價值觀。

自戀者認為自己根本上較他人優越，與別人在情感上缺乏深層連結，為自我欣賞可能會吹噓自己的成就，為達目的會操縱、欺騙別人。心理學家採用的自戀性格量表中，自戀者傾向選擇以下選項︰自己統治世界的話世界會更好、喜歡成為注目焦點、認為自己可以隨心所欲過活、喜歡展現自己的身體、認為為許多事物是自己應得的、自認是特別的人、不覺得操控別人有問題、有機會就炫耀自己、喜歡有命令別人的權威等。

作者提出關於自戀的五大迷思︰1. 自戀不是極度自尊，自尊的人會體貼他人，自戀的人則不會；2. 自戀者不是缺乏安全感與自尊低落，他們真心相信自己是特別的人；3. 自戀者不是真的比別人優秀，不論智力、創造力、吸引力都與一般人沒大分別；4. 些許自戀並不健康，會傷害到別人或過度自信造成失敗；5. 自戀不只是虛榮心，也包括強烈認為自己應得許多事物、受羞辱時有強烈攻擊傾向、對親密情感缺乏興趣。

作者指自戀有時會令人更難成功，因為自戀者難以接受批評，無法從錯誤中學習，又缺乏改進的動機，過度自信也會令自戀者不願意用功，卻以為自己已經成功。

自戀是一種延時陷阱，認為自己是成功人物，初期的感覺會很好，但後來虛榮心與自私會將其他人趕走，為了「酷」也會花費大量時間、精力與金錢維持自己風光，無法進步會破壞自己的職業與生涯。

自戀風氣盛行有各種根源，教養子女時強調他們很獨特、過度溺愛、讓他們在未成熟時握有自主權，媒體不斷播放名人、真人秀、廣告的自戀的行為，網絡與社交媒體興起鼓勵每個人推銷自己，寬鬆信貸令人無視負擔能力以消費滿足自己欲望等。

自戀的具體徵狀有對外貌的迷戀，甚至不惜整形或打肉毒桿菌，展露身體更為常見，打扮標準提高也會造成文化壓力影響不自戀的人。自戀的人也帶動了物質主義風氣，令人渴望與崇拜金錢，無止境追求物質享受，也同樣造成文化壓力，令其他人為避免顯得寒酸而增加開銷。

「另類」與「特立獨行」成為一種時尚，一切都應度身訂造，甚至教育亦然。諷刺的是這種獨特觀充滿矛盾，廣告宣稱每個人都應購買一項產品以顯示自己獨特，但任何受歡迎的事物自然就不再獨特。「著重於不同，又不會太不同」。

自戀者在受到冒犯或限制時會帶有攻擊性，並藉由貶低與責怪他人為自己的反社會行為辯護。自戀與社會拒絕兩雙結構是引發攻擊行為的風險因子，作者甚至提出它們與集體槍擊案行兇者為求成名犯罪有關。言語攻擊在自戀者中也很常見，他們認定自己的意見很重要，同時堅決認為別人的意見錯誤或毫不相干。自戀者為求成功並不在乎作弊行為，覺得為了自己違反規則並沒有問題。當作弊做法越來越多，「大家都這麼做」，為免落後連原先不作弊的人也會跟隨這種風氣。

作者稱與自戀者相處就像「巧克力蛋糕」一樣，初時很甜蜜，但長遠而言沒有營養而有害。自戀者會令對方感到刺激，但當對方不再能滿足自戀者的自我，自戀者就會無情對待對方，由始至終只視對方為可替代的花瓶。自戀盛行也會令「約炮」情況更流行，不少青少年不願有親密的情感連結，不談感情只談性，不懂得與別人建立感情關係。

自戀者會認為許多事物都是他們「應得的」，不問耕耘，只求收穫。這種應得權益感會為人際關係帶來衝突，不願意以他人角度思考，難以體諒他人的不幸。在職場上自戀者希望付出少報酬多，為求成功不擇手段，為搶工佔團隊伙伴便宜，認為他人幫助自己是應份，自己卻不會去幫助他人。

美國的宗教也多少受自戀文化影響，宗教變得個人化，部份宗教會鼓勵信眾愛自己，並宣揚「上帝無意創造平凡的你」、「你天生就很優秀」等概念，令信眾可能會過度專注於自己的成功，認為自己很特別。義工服務也變成一種大學入學競賽條件，參與服務目標是自己的發展，或者「我」要促成改變這種牽及個人角色、能獲得讚賞的自我利益。作者評論或許這是自戀現象少數可能的益處之一，而且假如更多人參與助人，就能讓世人認真自戀的膚淺。

作者列出未來促使自戀擴散的五項因素︰社會強調自我欣賞、子女教養強調獨特、名人與媒體鼓吹自戀、網際網絡令自我增強及寬鬆信用，只有信用因為2008年經濟衰退暫時縮減，其餘四項因素仍然持續發展。

作者結論指對治自戀現象需要改變認知，安撫自我意識，學會謙卑，承認與別人的連結與共通之處，也需要改變社會實踐，包括從子女教養與教育、媒體、網際網絡、信用與經濟政策各方面著手。

本書以自戀為核心，似乎試圖將包羅萬有的現象都以自戀現象解釋，有時感覺有點過份概括那樣。

審議民主

看完了《審議民主》，是本論文集，比較偏理論，與之前的《審議民主指南》不同。

Jon Elster在導論中指本書作者都同意，審議民主中受影響全部人或其代表都應參與集體決策，並由相信理性與公平價值的參與者透過爭論以作決策。但各作者對審議民主的詮釋也有不同︰可以是結果、過程或背景。

Diego Gambetta的論文討論妨礙審議一種文化特質，以西班牙語Claro為名，意思是「道理顯而易見」、「我早就知道」。Gambetta認為審議的好處是鼓勵顧及整體的決策(帕雷托較優)、保護弱勢團體、促成決定得到更大共識、產生更有正當性的決定；審議的風險則是會受演說能力較佳的人所騙與鼓勵從眾。

Claro文化認為知識是一整體，對某件事無知就是對整體無知。這種特質令討論較多出現強烈的見解，沒有懷疑與解釋空間，對每件事都有看法，並且不會多花時間重新思考自己的想法。在這種文化中大家彼此喧鬧，不大可能聆聽對方論點及受說服。Gambetta認為以這種知識信念主導的社會將出現以下現象︰

1. 社會較難累積知識，因為建設性對話很少，而且所有人都宣稱自己是最早有正確的人，由於擔心想法遭人盜用不願意分享觀點
2. 不願意公開說出自己意見造成政治冷漠的人較多
3. 公開發表意見者中較多好鬥、衝動、固執與盛氣凌人的人
4. 怒氣爆發的情況令政治更為不穩
5. 擁有專業知識者面臨很大壓力，可能吸引較多擁有第3點那些特質的人
6. 對好鬥與固執己見的規範較弱，自尊壓過理性
7. 參與公共生活的團體較常出現第6點那些現象，Gambetta預期這些團體會有較多中產階級、男性、年輕人
8. 知識份子會評論任何事，即使在行外事務上其觀點與一般人水平無異
9. 容易說出草率或錯誤的想法
10. 為保持聲譽會堅持已說出的錯誤想法
11. 修辭比爭論更有可能成功
12. 政治人物以議價取代原則
13. 政治平等會令每個人更堅持己見
14. 傾向威權政治，偏好以足以把秩序強加在混亂政治體系的權威或強人

Gambetta描繪Claro人的討論情況如下︰

科拉羅之類的人很容易生氣，因為他們認為事情應該可以更簡單。他們的偏好主要關心的是觀點勝利——如廣泛、複雜、動態、符合現實、整體性、反映脈絡、幾乎什麼都可以——只要找到一個可以發揮的地方。他們樂觀地認為只要一拳就可以擊倒對方，因此他們忍不住要挑起戰爭(p. 55)
James D. Fearon的論文則談討「先討論後投票」與「不討論只投票」的差異，他提出先討論之目的有六︰

1. 揭露私人資訊，包括偏好程序強弱，不同選擇造成不同結果的可能，影響結果的因素。
2. 降低或克服有限理性的影響，對方或會想到自己沒想到的可能，或者雙方討論後或會出現一個人想不到的可能，即使在各方利益衝突時也能有這種改變。
3. 迫使或鼓勵一種證明自己的需求與主張合理的特定方法，公開討論時參與者為免自己看起來很自私，較不會提出或支持完全自私自利的提案，並需要以具公共精神的說詞說服他人。
4. 使最終的選擇在團體成員眼中具有合法性，以促進團體凝聚力或改善決策的執行，Fearon指這需要討論能增進共識且在文化脈絡下人們認為公平過程是大家都有機會表現自己的看法。
5. 改善參與者的道德與知識素質，但Fearon指與第4點一樣，這只是支持審議的附帶理由，主要理由是產生較佳的決定(第1、2、3點)。
6. 做「正確的事」(不論討論結果為何)，集體討論可令投票輸家明白當中的理由，確保大家把最終的結果視為合理；人類愛好參與的基本性格，也令更多人參與研究比較方案過程更具正當性。

Fearon最後指未來有兩項議題需要討論︰1. 針對大批民眾如何進行討論，形成制度架構，討論如何進行；2. 選舉對議員討論的影響。

Gerry Mackie的論文主要是反駁人們會說謊，所以民主沒有意義的說法。Mackie認為即使每一張選票分開來看時，可能無法知道他人的信念與願望，但在選票聚集起來，針對相同議題一系列投票會累積足夠資料，讓大家從中推斷潛在偏好。加上公開討論就會有更多資料，即使有人可能會失實陳述自己的願望與偏好，內容也要足夠真實讓他人理解。個人整體生活經驗也可以提供額外資訊與原則，加總起來就有辦法對他人想要甚麼與知道甚麼有可靠判斷。遊說者可能會因為自己的利益試圖誤導議員投票，但他們的交往不只一次。只要有一次證明遊說者是騙子，議員就會知道遊說者心懷不軌，不會再信任他的說詞。

Jon Elster的論文以1776年後現代憲法制憲會議為例解釋審議的角色。Elster指審議環境規範參與者赤裸裸訴諸個人利益與威脅手法，只能以公共利益與警告支持自己。提案會受修正及掩飾，個人利益與偏見經公共利益修飾後會與自己的想法稍有不同，這是不完美限制(the imperfection constraint)；提出較公正的論點後，演說者也較難因論點與自己的利益與偏見不同改變立場，這是一致性限制(consistency constraint)。以警告取代威脅則會面臨可能性限制(plausibility constraint)，也就是確實的威脅行動會變成僅僅是其中一種可能情況。

Elster也指出影響溝通(比較多爭辯還是議價)的各種因素︰

規模——人數少時會出現議價，人數很多則會爭辯。大規模議會不可能出現和諧而有系統的論證，辯論會受少數有演說技巧與魅力者主導，影響決定的是熱情而非理性。以隨機分派的小組審議則較可能出現實質內容，煽動的機會較小，每位演說者發言較多，隨機組成也減輕利益與熱情支配團體的可能。以專責委員會審議技術品質會比小組更高，但成員較少採取公正的態度，更多時候是在議價。

公開性——閉門會議令參與者無需堅持自己立場以表現前後一致，在了解各種觀點後改變意見，促進審議品質，但也較可能令議會型態走向沒有原則的議價。公開會議的聽眾令演說者用以合理說詞包裝個人利益，並以熱情而非公正的言語發言，這是Elster所稱「偽善的教化力量」(civilizing force of hypocrisy)。然而公開會議也會令演說者較難為合理反對意見改變自己想法，大量聽眾也會令口才影響辯論，聽眾將意志強加於民主代表身上也可能會扭曲民主程序。

武力——武力使用或威脅會左右議會決定，包括軍隊、暗殺與毆打、民眾武力等。

利益——個人、團體與制度都在爭取自己的利益。

Elster認為理想的制憲會議程序設計包括︰憲法由特別議會而非一般法立法組織制訂；受憲法制約之機構不應參與制憲，如行政、司法部門與軍隊；制憲須包括秘密(委員會討論)與公開(全體大會)會議；制憲會議選舉須採行比例代表制而非簡單多數決；制憲會議不應在首都或主要城市召開，軍隊亦不應駐紮在開會地點附近；憲法應交由民眾公民投票通過；憲法應在一段時間後才實施，以確保制憲者為長遠利益著想。

Susan C. Stokes的論文探討審議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包括自利者介入公開辯論誤導民眾，民眾據此遊說議員投票；以及政治人物因民眾虛假的偏好行動。這些情況可能會以下述因果順序出現︰

政府提出A政策→反對派與公民默認→特殊利益進行訊息傳遞→媒體報導民眾反對A政策→反對派相信媒體，站出來反對A政策→公民反對A政策→A政策胎死腹中

公開溝通不僅會改變偏好，也會改變認同，給予機會菁英有目的地塑造認同，構成一種世界如何運作的信念以及自己對他人的包容程度。例如自由派觀點認為隔代貧窮會導致貧窮問題不斷延續，保守派則認為窮人不仰賴福利才學會自食其力。

Stokes的建議是如果菁英會塑造公民偏好，公民需要廣泛政治光譜立場不同的政黨提供選擇機會；媒體會為利益與政治扭曲人民想法，競爭激烈的媒體環境則減低從眾心理影響，並鼓勵不同想法的分析；缺乏資源的公民團體應有更多權力，與特殊利益團體在公共審議場合更有效競爭；為商會及遊說者訂定規則，讓民眾與政治人物知道自己聽到的觀點從何而來。

Adam Przeworski的論文討論審議可能會使人民堅持不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信念，反而受「意識形態的宰制」。Przeworski指個人對政策帶來的結果有兩種信念︰技術的信念，即政策與政策後果之間因果關係的模式；均衡的信念，即對於他人信念所把持的信念。

技術信念很難操縱，個人經驗是判斷技術的信念有效與否的獨立來源之一。但均衡的信念是內生的，只有當均衡的信念為大家共享，而且個人對其他人的信念所直接掌握的知識有限時才會出現。如果信念支持一個佩雷托次佳的均衡，即使個別行動者知道如此，也沒有辦法擺脫。例如一名考慮調高收費的牙醫預期他人不會漲價，那麼他漲價就會失去客人，如果預期實現就會出現良性非通膨均衡，價格不會大幅提高。但如果大家均衡的信念是其他人會漲價，那個別行動者就會困在均衡中︰大家都在漲價，但大家的市佔率不會改變，造成惡性通膨均衡，對集體來說是次佳的結果。

Przeworski也指出均衡信念較有機會受到企業的利益操控，因為私人控制投資決策令企業控制社會未來，企業在衡量每個人各自利益佔優勢；個人只能透過大眾媒體傳遞消息，受限於金錢與教育，協調信念的機會分配不均；個人不知道別人想甚麼，也不確定要相信甚麼與甚麼人，要以解說體系來評估各種衝突說法是否可信。

James Johnson的論文提出幾項審議倡議者論證不足的問題︰非審議程序如投票的問題、在審議決策各觀點強加限制是否合法、及參與審議的政黨用來說服或勸服對方的機制為何。

審議倡議者指投票這種集合機制限制了選擇的範圍，但Johnson提到審議也往往限制參與審議者的行為或得以進入審議的議題範圍，而且審議也尚未建立一套說詞說明，審議制度怎樣從一般定義的「理性」論證中衍生出規範性力量。

Johnson指政治討論經常包括在非常根本甚至存在(existential)的層次上挑戰對手，爭辯各方的目標是挑戰彼此的世界觀。政治討論中參與者容易以偏見、意識形態與個人利益挑戰受指控者，民主審議的準則也將情緒與公民不服從排除在外，這會令羅爾斯的理性討論準則面臨問題。審議也試圖限定在議題「合理」範圍之內的主張與觀點，但這種排除法令審議在如墮胎這種多元主義帶來的逼切議題上，顯得特別無能為力。

審議倡議者認為審議可令各方採取「合理的」承諾或提出「合理的」主張，但要區分真誠有原則的演說者與受策略原因影響的演說者相當困難，「偽善的教化力量」則不會產生「理性的同意」，反而會帶來空洞、規範上可疑的從眾。哈伯瑪斯所說的溝通理性與言語溝通互動運作的有效主張(真相、規範正確、誠心誠意)，也沒有好好定義溝通理性與策略行動的差異。

Johnson總結審議需要面對的挑戰︰

1. 我們必須理解審議無法保證事情會有任何進展，不能假設參與者事先遵從「理性討論的準則」


2. 從自我利益出發的主張是規範性框架的重要部分，不一定要排除自利主張在審議之外


3. 目前缺乏理論解釋社會與政治互動中語言的「力量」


4. 考慮審議過程中可能採用的制度形或，包括審議如何連結到正式制度、審議程序在次級團體與正式政治制度中如何運作，例如怎樣設計發言次序與辯論結束時間等審議制度安排、考量審核的效果及如何證明這些效果合法

Joshua Cohen的論文題目較廣，主題是民主與自由。Cohen以審議角度看待民主，將民主定義為一種社會與制度安排的框架，能夠提供表演意見、結社與參與更好的環境，加速平等公民間自由論理，確保公民討論時自由而平等；透過定期競爭性選舉、公開條款與立法監督，建立一套確保政治權力回應與問責的框架，將公共權力來源與行使權力結合到公開論理之上。

合理多元主義(reasonable pluralism)是指理性人會因生命哲學或不相容，促使他們要求實踐理性運作的有利條件。實踐理性的真誠努力並不會匯聚成一套特定生命哲學，但理性的人可以理解。信仰自由、言論自由與道德自由採取的規範不能由集體決定。

公民在民主社會中是平等的道德個體，在共有的公共制度中表達政治觀點，並能夠包容各種生命哲學所取得的觀點與自我概念。審議令偏好改變是因為人們透過實踐論理，瞭解自己目前的偏好欠缺適當解釋，無法得到適當理由支持。

Cass R. Sunstein的論文討論審議健康風險權衡的困難。他指出風險管控可能會透過各種機制增加整體風險，而這些機制有點複雜，因此回應這些機制的集體判斷或許無法奏效。管控禁令可能因替代品的附加風險增加而造成健康風險；管制可能會製造而目標風險相似或無法區分的補償風險；管制可能令社會喪失或放棄機會利益，保護一些人，卻令另一些人受損；管制物質可能會同時帶來健康利益與健康風險；管制某項風險可能會帶來新風險，令風險重新分配而不是降低風險。

健康得失權衡無法簡單以市場估算為替代品，選擇總是依脈絡而定，某脈絡的選擇不一定能推斷出另一脈絡的其他選擇。Sunstein建議現代政府應更為重視風險管制可能造成風險增加，從法律與基本原則來看，風險需要衡量，但不能以單一量尺衡量。重新設計制度，確保風險衡量透過更民主審議我方式執行。政府部門有權進行風險得失權衡，也應更常行使這權力。法庭可以協調與鼓勵政府部門更努力降低整體風險。國會應要求政府部門在能力範圍內考慮所有風險。資訊與管制事務辦公室則應審查風險管控的過程，證明相關部門不會有眼光狹隘的問題。

Roberto Gargarella的論文探討政治體系如何作出公平的政治決定。他將公平定義為「完全代表加上審議」。審議令決策者得知其他人的利益與偏好、逼使每個人修正其論點以為他人接受、教育人民採取公平行動、提供資訊與視野協助人們清晰了解自己的立場。完全代表在知識論上令人了解其他人的利益，並透過個人反思面對難題、動機上可強逼我們尊重他人主張、信任上各團體也認為有代表為自己的利益發言。

完全代表的概念在當代社會與十八世妃時已大為不同，當代社會的特色是多元性，我們看到的是各少數群體造成變動聯盟，而不是清楚劃分為兩個團體的社會；人們自身以及各個團體的特質也有各種差異，無法只靠一人代表其利益。因此，代議體系似乎無法納入受決策影響者的所有觀點，也沒有理由相信掌權者有動機把一般民眾的利益如同自己的利益加以保護。Gargarella也對「回溯性評斷」(retrospective judgment)——政治代表不想未來落選不會激怒選民——表示懷疑，因政治代表接受長期委任，選舉之間不受大眾控制，大部份時間很自由；定期投票無法令人民有機會分辨代表表現好壞，尤其是代表數量龐大，其行動又不太公開。

Gargarella為體制如何完全代表整個社會提出幾項想法︰研究國會外的政治制度化、改善國會內容政治代表性、盡力將少數團體成員納入司法體系、對少數團體的觀點更加敏銳。Gargarella認為單靠改善審議不足以促進決策過程公平，我們需要知道是誰在審議，也應擔心大部分人是否被安排在審議的外緣。

Superforecasting

看完了Superforecasting，探討預測各種注意事項與限制。本書反複強調各種看似二元對立的特徵其實只是程度之分，例如未來是否可預測這問題，視乎我們試圖預測甚麼、時間離現在多遠及甚麼環境條件下都有分別。

作者從組織團隊參與預測比賽得勝的經驗中，找到所謂超級預測者(superforecasters，他們比職業情報人員預測更準確)的特點，除了智能、數字分析能力與社會知識達一定水平外，超級預測者最重要的特質是其思考方式，他們思想開明、細心、謹慎，並能自我檢討與不斷專注。

作者以醫學歷史的發展為例，表示任何經驗未經質疑，缺乏紀錄與驗證，沒有隨機控制測試，這種做法並不科學，就如同醫師長年以來因自信而認為放血有助治病。直覺判斷是由心理學稱為系統一的神經系統負責，這種直覺判斷不會處理證據的品質，令人快速下結論，以面對自然界緊急的危險情況。即使我們不知道自己為何下某種判斷，大腦也會有自我解釋的傾向，導致倉卒達成清楚而自信的結論。

要評估預測是否準確需要在當時紀錄並在事後檢測，但許多在公開場合的預測卻不容易這樣評價，原因在於這些預測沒有精確的定義，例如「佔市場重要部份」不代表任何數字；它們通常沒有時間框架，例如「短期內」不知是指幾個月還是幾年；更重要的是它們無法轉換為機率預測，例如「可能」不知是指20%還是60%會發生。

預測不能只以一次結果是否準確來評價，因為75%會發生的預測也是指25%不會發生，即使最後事情沒有發生，也不代表這預測不當，只有預測的長期紀錄才可以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評價預測是否有價值的條件包括其是否校準(calibration)，即70%會發生的預測是否在眾多例子當中真的有70%會發生；預測堅決(resolution)也是評價預測的條件，在事情的確發生的情況下，90%會發生的預測比60%為佳，反之，事情沒有發生，10%會發生的預測比40%為佳。這種評價條件可以用Brier scores以數字方式表現，0代表完美預測，0.5代表與隨機估計差不多，2則代表完全不正確。Brier scores本身並不足以判斷預測品質，需要配合指標(benchmarks)，即與「跟去年一樣」、「沒有改變」等簡單模型對比，也要與其他預測者的Brier scores對比。

作者一項研究分析專家的預測準確程度，發現許多專家的預測與隨機亂選準確程度差不多，但有些專家表現則比較好。表現較差的專家通常為作者所稱的hedgehogs，他們以某種大意念來扭曲現實，也令他們對自己的預測更自信。表現較好的專家則是作者所稱的foxes，他們較少認為事情「肯定如此」，也認為現實較複雜，可以有許多不同角度。作者也重申hedgehogs與foxes並不是完全對立的極端，我們或多或少都有兩邊的特質，也會在不同場合中偏向其中一邊。

不同人對同一議題可能有各種正確與錯誤的想法，錯誤的想法各有不同方向，累積起來會多少互相抵消，正確的想法則方向一致，聚集起來會更為正確。聚集完全無知的人意見只能得到無知，聚集略懂的人意見結果可以很可觀，而聚集懂得許多不同事物的人意見則最為有效。但在預測本身會影響結果的情況下聚集意見則較為困難，例如Richard Thaler的2/3遊戲要參加者估計的是所有預測的平均的三份之二，理性答案是0，但實際情況並不一定如此，因為不是所有參與者都認為其餘參與者都是完全理性。

作者以國家情報部門的情況指出，預測的問責(accountability)可以有兩方面，它可以是對國會等有關機構解釋它們為何這樣預測，但這種問題沒有意義；有意義的問責是指有系統地紀錄預測的準確程度，而國家情報部門並沒有在這方面努力。

談及作者組織的超級預測者群體，作者指即使依靠運氣每年都會有人預測成績超乎水準，但運氣好的表現會在下一年回歸平均值。然而超級預測者每年都能保持水準，甚至表現在下一年有進步，反映超級預測者的表現不單靠運氣，也有技巧的因素在內。

作者的數據顯示指超級預測者的智能與知識比平均高，但最好的超級預測者在這兩方面並不是最高水平的一群，也不至於是天才之列。智能與知識對預測有少許幫助，但不是決定因素。超級預測者預測時會將預測細分成更易理解的問題，並以類似狀況為外在觀點建立基礎機率，之後以內在觀點找出此事的特點，建立假說，提出預測機率，自我評估，以「蜻蜓眼」的方式整合不同觀點，保持開放觀點，隨時調整自己的預測。

超級預測者有一定數理能力，但預測時卻不常會用複雜的數學模型，重要的是要時刻以機率來思考。系統一大多數情況只會產生是與否的答案，最多在不確定時多一個「或許」。超級預測者則需要精細地理解40%可能與60%可能有明顯差別，在事情發生後不管預測是否正確，也需要理解事情是怎樣達到這種結果，會不會有別的情況導致不同結果，這樣才可以檢討自己的機率預測是否恰當。

面對最新消息時調整預測有兩項挑戰︰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反應過小是指輕視原來重要的消息，以致預測調整不足，容易在自己對先前預測投入過多時出現，例如軍方認為自己做法正確，忽略其他情況的情報；相反，過度反應則是對旁枝末節過於著緊，因而過份調整預測， 容易在對預測投入不足時出現，例如股票市場。超級預測者的竅門之一是每次小幅度調整機率預測(例如5%)，但調整次數較頻密，以平衡新消息與已有預測的影響。然而作者也提醒讀者預測沒有既定公式，這種做法並不適用於所有預測，有時確實需要因為新消息大幅調整觀點。

超級預測者認為透過努力與勤奮人是可以進步的，不太相信人先天就會受到限制而不能學到某些新技能，例如數字分析能力。作者指超級預測的過程就在於以下做法︰嘗試、失敗、分析、調整、再嘗試(try, fail, analyze, adjust, try again)，不嘗試就永遠不知道事情怎樣運作，沒有清楚認識自己是否與如何失敗就無法從失敗中學習，歸納教訓以作調整，沒有不斷嘗試的毅力就不會不斷力求進步。

總結超級預測者的個人特質，在哲學思想上，他們謹慎、謙虛、不訴諸本質，認為現實並非總是如此，未來總是不確定；在能力與思考風格上，他們思想積極開明、有知性上的興趣，喜歡認識不同事物、能夠自我反省、有數字觸覺；在預測方法上，他們實際、擅於分析不同觀點、能整合不同角度、以機率思考、會因事實改變而更新預測、注意人的認知與情緒偏見；在工作準則上，他們相信人有可能成長、能夠堅毅完成應做的工作。

作者在預測競賽中也安排超級預測者組成團隊，結果發現團隊的表現比單打獨鬥更佳，「超級團隊」(superteams)的特點包括能尊重地提出質疑、思想開明、建立出分享情報與觀點的文化，而且成員背景各有不同，有利團隊將意見聚集後再極端化(extremitizing，例如75%可能的預測極端化至90%，預測正確的話Brier Scores就會更高)。

領導者在預測中的兩難，在於一名良好預測者需要相當謹慎，以機率思考，考慮到不同觀點，但一名決策者需要堅定、有信心地執行決策。作者認為思考者(thinkers)與執行者(doers)之別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領導者需要同時扮演這兩種角色，他要找出甚麼是正確的行動，然後徹實地執行。領導者也不需要過度限制現場人員執行目標的方式，良好團隊需要執行的個人在知性上靈活應對。領導者不但需要自己平衡思考與執行兩者，也需要建立聆聽相反意見的文化，令其他人願意說出不同的觀點。作者也故意以十九世紀至二戰時的德軍，指出德軍優秀的預測與執行能力，與其背後目標是否邪惡無關，道德與能力並沒有關係。

作者指系統一的錯覺並不能消除，不論經過多少訓練，感覺正確的直覺結論總會出現，如同視覺錯覺一樣，即使在明知錯誤時依然會發生，只能在錯覺出現後質疑它。超級預測者是否真的可以對抗這種天生的認知錯覺？作者與研究認知錯覺已久的Daniel Kahneman討論後，以不同時間框架詢問預測者同一預測，觀察預測者對於預測時間是否敏感，Kahneman稱之為scope sensitivity。問題是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會否倒台，時間框架分別是三個月與六個月 ，結果發現一般預測者對時間並不敏感(三個月︰40%，六個月︰41%)，但超級預測者對於時間框架較長的預測確實能給予較高機率(三個月︰15%，六個月︰24%)。儘管結果並非完美，但確實反映出超級預測者能夠理解時間框架的意義。

另一對超級預測者的質疑來自Nassim Taleb的黑天鵝理論，Taleb認為歷史是「跳躍的」，由稀少、難以預測卻影響重大的事件左右，這種黑天鵝事件無法以預測競賽的方式事先預測。作者則認為「完全可以用特定公式預測」與「完全不可能預測」也是虛假的二元對立，事件是否能預測是程度之分。此外，歷史既會由黑天鵝左右，也會由累積的改變影響，後者的例子如十九世紀每年1%生產力增長變成二十世紀2%增長累積帶來巨大改變，兩者沒有高下之分，僅僅是不同而已。預測的重要也在於黑天鵝事件影響需時，或許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但其出現後的影響則有可能預測，例如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監獄事件發生後許久，我們才知道這件事與後續的事件構成法國大革命。

作者指超級預測者並不一定是超級發問者，能夠提出好問題的人似乎需要hedgehogs的思維，以大意念找出事情各種根本動力。但在發問之後，理性聲音則需要明確的測試檢視不同想法，這需要嚴謹地為各種說法評分。作者指公開評分的競賽反映會令參實者更為思想開明，理解自己可能會出錯，也對預測更為專注。

書中附錄列出希望超級預測者的十誡︰

1. 限定範圍——選擇既非不可能預測，也非人所皆知的問題
2. 細分——將問題分成細部，再作分析
3. 平衡內外觀點——事情總有不獨特之處可作基準，也總有獨特之處可作調整
4. 平衡面對新消息的反應過小與過度反應
5. 尋找各種左右結果的因素
6. 分辨儘量多的懷疑程度——以數字機率思考問題
7. 平衡自信不足與過度自信、審慎與決斷
8. 找出自己錯誤的原因，但要注意後見之明偏誤
9. 與他人共同全力發揮——在團隊中理解他人觀點、準確發問並建設性的質疑
10. 在不斷深入與反複思考的嘗試中平衡不同錯誤
11. 不應視十誡為十誡，要隨機應變

作者再次說明，規則總有需要打破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