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社會學

寫寫韋伯的《支配社會學》三本，即《支配的類型》、《支配社會學I》與《支配社會學II》，先由《支配社會學I》開始。

首先是支配的定義︰

「支配」即意味著此一情況︰「支配者」(單數或多數)所明示的意志(「命令」)乃是要用來影響他人(單數或多數的「被支配者」)的行動，而且實際上對被支配者的行動的確也產生了具有重要社會性意義的影響——被支配者就像把命令的內容(僅只為了命令本身之故)當作自己行動的準則。從另外一端看來，此一情況即可稱為「服從」(p. 7)。

之後作者提及直接民主制︰

直接民主制的行政，其存在是不穩定的。隨著經濟分化的出現，行政職務即可能落入有產者的手中。其原因並不在於他們有過人的資資或專門知識，而只是因為他們有「餘暇」、兼職性地來處理行政事務，報酬很低或根本是無償的。對那些被逼要工作以維持生計的人而言，這種兼職就意味著時間——換言之，收入——的犧牲，勞動的強度愈是增加，這種犧牲即愈無法忍受。擁有上述優越的人因此並不僅指那些擁有高收入的人，而是指那些可以不勞而獲、或是只須間歇性勞動即可有所獲的人(p. 11)。

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需要「正當性」的理由維持︰

人類的命運並不平等。每人的健康、財富情況、社會身分等等皆有所差異。簡單的觀察即可發現，在所有這些情況裏，境遇較佳者者一直覺得有必要「正當化」自己的處境，認為自己的好運乃是「應得的」，其他人的歹運則是他們的「自業自得」。(p. 16)

究其實，任何支配(就此字之技術性意義而言)的持續運作，都有透過訴諸其正當性之原則的、最強烈的自我辯護的必要(p. 17)。

當中有三種正當性支配關係的純粹類型︰

第一，一個具有(經由協定或指令所制定的)合理規則的制度。在此制度下，當根據規則所「委任」(握有權力)的人要求服從時，服從乃是服從於具有一般性約束力的規範。在此場合裏，每個命令權力的擔綱者，都由上述具有合理規則的制度賦予正當性，只要符合規則運作，他的權力即是正當的。準此，服從乃是針對規則，而非對人。

其次，命力權力的妥當性亦可基於人的權威。這樣的一種權威，進一步可以奠基在傳統的神聖性——一種具有慣習化與恆常化的神聖性，且要求對特定人物的服從。

第三，或者，此種人的權威亦可來自一個正好相反的基礎上，亦即對非日常性事物的歸依、對卡理斯瑪的信仰，換言之，亦即對信仰某個帶來實際啟示、或具有天賦資質的人物，視之為救世主、先知或英雄(p. 17)。

這就是「官僚制」、「家父長制」與「卡理斯瑪支配」。

官僚制的特徵有1. 規則設定權限，包括職務、權力與升遷 2. 分層的職級，在純粹類型裏是一元制 3. 公務與私人活動分離 4. 專業訓練化人員 5. 全職官員 6. 業務需遵照明確、全面、可學習之規則。

作者認為，官僚制是極難摧毀的社會組織︰

官僚制一旦成立之後，其客觀上的不可或缺性與其特有的「非人格性」是相互結合的，這點也意味著此一機制…… 極容易變更效勞的對象，只是那個人能取得控制權。理性組織的官僚系統，即使是在被敵軍佔領的地區，仍持續運轉，唯一要做的事只是更換其最高長官。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其運轉與否關乎所有人——甚至包括敵軍——的重大利害關係。

……這樣的一種「機器」，使得「革命」——意指以暴力方式創造出全新的支配組織——愈來愈不可能，因為在技術上，此一機器控制了現代的交通工具(電信等等)，另一方面也因為此機器的內部結構已日益徹底理性化。在此過程中，「革命」已為「政變」所取代——法國仍可視為範本，因為那兒成功的變革都帶有政變的性質(pp. 57-58)。

近代官僚化促成了專業考試制度發展，因為官僚制要求成員通過專門的技術與事務訓練。不過作者認為，文憑制也有可能製造另一種特權階層︰

大學、技術學院與商業學院文憑的發達，以及進一步要求在各個領域皆設立教育文憑，助長了辦公室與營業所內一個特權階層的形成。此種文憑構成其持有者要求……獨佔一切社會與經濟有利地位之基礎。當我們聽到各方傳來要求課程標準化與專業考試的呼聲時，可別以為突然間來了陣「教育熱」，其目的毋寧說是想要限制這些位子的供應量，並由持有教育文憑者獨佔這些位子。就此種獨佔而言，「考試」在今天已成為一種普遍的手段——這也是它之所以持續推展的緣故。由於取得教育文憑所須過程需要相當多的費用，而且在這段時期裏無收入可言，這種努力也意味著才能(「卡理斯瑪」)的受壓抑與財富的佔便宜，因為隨著教育文憑之大量製造而來的，往往是(為獲得文憑而付出的)「知性」花費的減少，而非增加(pp. 71-72)。

之後是家父長制︰

在家父長支配裏，支配者命令的正當性則由其屬下人格性的服從來保障，而且只有其權力的事實與界限是由「規範」而來，不過這些規範乃是由傳統所神聖化，而非制定。這個具體的支配者的確是他們的「支配者」，永遠是第一個浮現在帔支配者腦海中的念頭。除了受制於傳統與可以抗衡的權力外，支配者可以依憑己意、自由地行使權力，絲毫不受規則的阻撓(pp. 75-76)。

對傳統的恭順與對支配者的恭順，乃構成家父長權威的兩個基本要素。傳統的力量限制了支配者，從而有利於權力服從者——他們沒有任何正式的權利(p. 78)。

隨著家共同體日漸分散，家父長的絕對權力也分散到其他領主上，形成家產制︰

原初當家長將其依附者(包括被視為家人的年輕男子)安置於其廣大領土的份地上，讓他們擁有自己的房子與家庭，並提供他們家畜與農具時，只不過意味著家共同體的分散化。然而，正是這種最簡單、莊宅的發展，導致了完整家權力之無可避免的弱化。

……這樣的一種關係，就算最初純粹只是一方的支配，仍然會演變出權力服從者之要求互惠，而且此一要求「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所承認的「習慣」(p. 80)。

「家產制」支配因此乃是家父長制支配結構的一種特殊變形——透過分配土地(有時尚包括農具)給家中年輕男子及其他依附者的方式，將家權力分散化(p. 82)。

由於缺乏職務與私人活動的分別，家產制的官吏與官僚制有異︰

與官僚制相反的是，家產制官吏的地位乃來自其對支配者之純粹人身性格的隸屬關係，其面對子民的地位也不過是此種關係的一個外延。……因此，家產制官吏的職務忠誠並非對即事化任務的一種切事性的職務忠誠(職務忠誠的外延與內涵乃由此種任務來界定)，而是一種婢僕的忠誠，奠基於對支配者之嚴格人身隸屬性關係上；這種忠誠乃是(原則上)無止境的恭順——忠誠義務的一部分。

……所有家產制政體的服務規則(類似我們現代概念裏的「行政規則」)，究其實，也不過是來自支配者之授與或恩寵的、個人性的純粹主觀性質的權利與特權；實際上，這也可說是家產制國家公共規範之整個體系的一般性現象。官僚制國家之客觀的規範、以即事化目的為取向的就事論事的態度，在此是付之闕如的。官職與公權力的行使，乃是為了服務支現者個人、以及得到此一職位的官吏個人，而非「即事性的」目的(p. 107)。

家產制支配是家父長制權力分散的結果，由此自然會產生支配者與其他地方支配者之間的衝突︰

沒有任何行政技術足以防止領域內各個部分脫離支配者之影響力的一般性傾向，而且，愈是遠離支配者之所在地，此一傾向即愈強。最接近支配者所在的領土是由其家產制延臣直接管理的、並構成其「王畿」。接著是外域諸州，其首長亦將之視為自己領域而採取家產制的管理。就算沒有其他因素，由於交通不便，各地首長亦沒有將所有貢納上繳中央，而只是應付地方需求後的剩餘——通常是個固定的數額(p. 133)。

中央權力與種種離心的地方權力間不斷的鬥爭，為家產制帶來一個特殊的問題，此即家產制的支配者雖擁有自己的權力手段(包括土地資源、其他收入以及具有人身依附關係的官吏與士兵)，所要對抗的卻非僅只在氏族與職業上有所區別的、單純的子民大眾，而是以一個莊園領主的地位對抗其他隸屬於他的莊園領主，這些莊園領主都是擁有屬於自己的、自主性權威的地方望族(p. 138)。

假若地方領主能將其權利與義務固定，不受支配者的恣意決定影響，則發展成采邑封建制︰

在純粹家產制支配下、廣闊的恣意而行的領域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地位的不穩定性，(可能)恰與封建關係的結構形成對比。采邑封建制乃是家產制結構的一個「邊緣性的個案」，因為它企圖將支配者與封臣的關係定型化與固定化(p. 169)。

[采邑封建制]透過一種世襲性生計的賜與，建立直接的家產制的隸屬關係，或至少是一種賦役制的義務約束——以此而被束縛於土地上。此外，專制的掌權者同時賜與這些人——有別於其他「自由」的人的——租稅豁免與特殊土地權利等待權，其代價則為︰這些人必須接受軍事訓練，並——無限制或有明確限定的——接受支配者交付給他的軍事或行政任務(p. 161)。

隨著采邑封建制發展，身分意識變得日益重要︰

封建制的最根本要素則為身分意識，而且此一特質還不斷被強化。不論何處，封臣(就此字之特殊意義而言)都得是個自由人，不服屬於任何一個支配者的家產制權力之下。原初封臣的特殊資格，在大多數情況下當然只是其「專業」能力——高強的武藝。……然而，采邑關係一旦發展成熟，就只能存在於支配階層內部，因為它是基於被刻意強調的身分榮譽的基礎上——身分榮譽被視為忠誠關係與善戰與否的關鍵所在。準此，不論何處都附帶要求過一種貴族(亦即「騎士」)的生活，特別是禁止從事任何營利的活動，因為這種行為有礙武技訓練，對騎士的榮譽不免有損(p. 174)。

封臣會從幾方面限制支配者的權力︰

首先，不管哪兒，封臣都企圖透過明確的規範將他們最基本的義務——軍事服務，采邑制結合關係即為此目的而創出的——每年應負擔的期限固定下來。……再者，即使是同屬一個支配者之下的封臣，亦有遂行械鬥的權利。支配者的權力僅能保障其所授與封臣的采邑，而不及於其他。

……對支配者財政權利的制約是特別地嚴格。……當封主(在一定情況下)有急需時，封臣有提供財政援助的義務。支配者當然希望能將這些援助義務轉變成一種具有廣泛內涵的徵稅權，然而封臣則努力要將這些義務轉變成明確限定的臨時性貢納，通常封臣總是能成功。

……復歸權也變得愈來愈不可行。采邑繼承權普遍地延伸至包括旁系親屬在內。采邑的轉讓當然得要封主同意接受其新封臣，不過，此事愈來愈成為慣例，購買封主的同意也成為最重要的封建財源之一。

……準此，隨著忠誠關係之實質內容的漸次定型化與商業化，此種忠誠關係亦喪失其之作為一種權力手段的清晰性與實用的價值(pp. 178-179)。

然而強大的封臣卻甚少廢除與支配者的關係，原因在於正當性的保障︰

封臣可從采邑制結合關係中找到對自己土地及其支配權正當性的保障，封主也認為這種正當性的保障對己有利︰封主的權利——就算僅只是虛擬的——至少可為他提供若干機會，不管此一機會是多麼地渺茫(p. 180)。

作者認為，采邑制與家產制塑造的意識形態大為不同︰

不管哪種型態的封建制，一向都是少數擁有武裝能力者的支配；家父長制則是一人之下的大眾支配，這種支配需要「官吏」；反之，封建制則儘量減低官吏的必要性。家父長家產制除非有由外族所組成的家產制軍隊支持，否則無法擺脫對子民之「好感」的依賴，封建制基本上則可不管這些。家父長制在對抗特權身分團體之危險野心時，常動員群眾，而群眾經常是家父長制的自然追隨者。民間神話所理想化了的，不是英雄，而是「明君」。以此，家父長家產制不論對自己或對子民，都必須正當化自己為子民之「福祉」的監護者。「福利國家」是家產制的迷思；它並非源自那種宣誓互相忠誠的自由的同志關係，而係根基於父子之間威權主義的關係。「君父」乃家產制國家的理想。因此，家父長制乃成為特殊的「社會政策」的擔綱者，而當它有充分理由必須要確保子民大眾對其保有好感時，它實際上也經常推行社會福利政策(pp. 208-209)。

接下來到了《支配社會學II》，卡理斯瑪支配，也就是以支配者超常的資質為支配之正當理由︰

卡理斯瑪擔綱者攫取賦予他的任務，並據其使命要求服從與歸順。是否有服從與歸順，要看效驗而定。如果人們——那些他感覺自己是受命降臨其間的人們——不承認他的使命，他的要求就瓦解；若是他們承認他，那麼他就是他們的支配者——只要他曉得透過「證明」來獲得承認。然而，他之得到「權利」，並非源自於他們的意願——用選舉的方式；相反的，承認卡理斯瑪的資格，乃是那些人——他的使命所向的那些人——的義務(p. 293)。

卡理斯瑪本質上是革命性的，否定一切定型的規則︰

卡理斯瑪在其最強勁的型態下，會粉碎一切規則與傳統，並以此倒轉所有的神聖性概念。它將人們對於古來慣行的、因此被神聖化的諸事物的恭順，代之以強制人們從內心服從那前所未有的、獨一無二的、因此也就是神聖的事物。在此種純經驗的、價值中立的意義下，卡理斯瑪的確是歷史的特殊「創造性的」、革命性的力量(p. 300)。

然而卡理斯瑪最終仍會失去其超常與革命性的性格，與日常融合，此即為「卡理斯瑪日常化」︰

在卡理斯瑪式領導下的團體揚起一股越出日常生活循環的運動潮流，當此潮流再度往日常的軌道消退時，至少原則上純粹的卡理斯瑪支配便會遭受破壞，而轉變、扭曲為「制度性的」；然後，要不是直截了當地被機制化，就是不知不覺地被其他完全不同的結構原則所剔除取代，或者和它們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相混合交融。

……「純粹的」卡理斯瑪支配在某種極為特殊的意味下是不穩定的，並且，其所有的變形都源自於一個(而且就是這麼一個)原因︰不僅支配者本身通常這麼希望，其門徒也經常如此，最重要的是被卡理斯瑪式支配著的歸依者是這樣憧憬︰他們都渴望將卡理斯瑪及被支配的卡理斯瑪福氣從一種個例的、曇花一現的、隨機在非常時刻降臨於非凡個人身上的恩寵，轉變為一種日常的持久性擁有。不過，如此一來，其內在結構性格便無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p. 306)。

就算是卡理斯瑪日常化以後，卡理斯瑪英雄的後繼者，也往往會利用卡理斯瑪，表示自己的支配正當。其中一種方法，就是依賴教權︰

如果支配者本身的正當性並非靠著世襲性的卡理斯瑪(依循明確的規則)而確定不移時，那麼他就有必要靠其他的卡理斯瑪力量來正當化，一般而言，能夠扮演此一角色的，唯其為教權制的力量。同樣的，對那些本身作為神的化身，因而擁有最高「固有卡理斯瑪」的支配者而言，所需也正是如此。只要支配者本身並非由自己的功業來確證其卡理斯瑪時，那麼其擁有卡理斯瑪的宣稱，就必須由職業的事神專家來認定(p. 344)。

由此，政治權力與教會權力的關係有三種可能︰

(1) 世俗的支配者要靠教士來正當代——不管作為神的化身或是作為神所意指的；
(2) 支配者本身為教士職，因而以教士的資格行使國王的機能；以上是教權制的兩種案例；
(3) 政教合一的支現者，換言之，支配者以其本身固有的權利而對於教會的事務具有最高的權力(p. 361)

而往往政治與教權兩者會趨於妥協︰

通常的狀況是，彼世力量與此世力量的妥協。並且，事實上，這樣的妥協對雙方都有利。[一方面]很清楚的，政治權力能夠為教權制提供極有價值的支援，亦即提供「世俗之腕」以撲滅異端及徵收租稅。[另一方面]教權制具有兩種性質，使得政治權力願意與之結盟。首先，特別是教權制貝有賦予正當性的力量。……第二，教權制乃是馴服被支配者的無上手段——無論規模是大是小(p. 385)。

不過教會權力與政治權力的妥協卻促成了西方信仰分裂︰

若說教會的任何「反現世性」會讓一個追求生命開放性、「人格」的自由以及甚或美與享樂的社會，感覺到是種桎梏，那就完完全全地錯了。在這方面，教會實際上是無可非議的。

實情正好相反︰宗教改革者認為，經由素來的教權制的影響力，宗教對於生活的滲透還相當不夠；這並且特別是市民階層的想法。在理念上最反對教皇制的那些人，洗禮派及類似的教派，所要求於自己的那種(在我們今日看來無法想像其嚴格程度的)自我克制、禁慾及教會紀律，是教會從來也不敢去苛求於信徒的。教權制與地上權勢及罪，不可避免的妥協，正是宗教改革決定性的激發點(pp. 414-415)。

與教會的普遍主義不同，少數派的教派否定官職卡理斯瑪，不強逼教派外的人改變其行為，但也不應受其他權力侵蝕。作者認為，這種「良心的自由」是產生了基本權利的意識。而由此基本權利引伸而來的，則是契約自由、人身不可侵犯、職業選擇自由等概念，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
清楚的是︰對於形式的權利平等與經濟的活動自由的這些要求，已為家產制與封建制法秩序之一切特殊基礎的崩解鋪好了路，一方面有利於抽象規範的世界之出現，間接則為官僚化的出現，另一方面則特別有利於資本主義的擴張。正如教派之採行「現世內的禁慾」——儘管採行的動機並不盡然與教理一致——以及教派之教會規律的性質，養育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心態與資本主義所需的、合理性行動的「職業人」，同樣的，人權與基本權的提出則為資本的增殖慾之自由地支配物財與人類，提供了前提條件(p. 434)。

《支配的類型》一書基本上就是支配社會學的大綱，也就不詳談了。不過書中簡短地討論了一些政治制度，而韋伯說會討論的國家社會學最終沒有完成，也就在此引用作者關於合議制的討論好了︰

合議制有利於對行政決策做比較徹底的衡量。就這個特點而言，它要比精確性及速度更為重要…… 再者，個人所負的責任在合議制下分散掉；實際上，在大的合議組織內，個人的責任幾乎完全不存在。反過來說，在一元支配的組織內，責任該由誰負是清楚到毋庸置疑的地步。因此一般而言，大規模而又需要迅速且一致性解決的問題——基於純技術因素——傾向落入「獨裁者」的掌握，他個人負起了所有的責任(p. 118)。

法制組織的合議制，因有理性界定的功能，可能有利於管理行為的客觀性，並減少個人的影響力。即使此種合議制有其負面的作用——運作不夠精確；一般而言，它是有利於經濟行為的合理化的。另一方面，現代大資本家的利益，跟過去一樣，不管是政黨或所有其他對資本家有重要關係的團體，都在政治生活上，傾向於偏好一元化的統治。因為從他們的觀點，一元化的統治比較「小心」。一元統治的支配者較易受個人影響，也較容易被操縱，因此較有可能影響司法部門及其他政治活動，以符合這些有力人士的利益(p. 126)。

好像有點太多了，還是這樣好了。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這次說說《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美國都市街道生活的啟發》，珍‧雅各著。

書中一開始就批評當時流行的規劃理論與重建計劃︰

都市重建的經濟學並未如都市更新理論所主張的那樣，健全地仰賴公共租稅補貼的合理投資，而是大量地仰賴從一些重建地區裏無助的受害者身上，訛詐而來、非自願性的補貼。要用對這些重建地區的「投資」來增加市府稅收，是難以實現的海市蜃樓。而且，相較於為了因應這些都市解體與不安的巨大變動所必須付出的公共支出而言，這些未來的稅收，根本是小巫見大巫。

……同時，在一次又一次、更大規模的都市夷平過程中，所有都市重建的技術與科學都無助於遏止衰蔽，以及伴隨著衰蔽而來，了無生氣的前兆(p. 21)。

之後作者就開始闡述自己的規劃觀，她尤其重視人行道的作用，首先街道可以協助維持治安︰

一個能夠處理陌生人的城市街道必須具備三個特質，它能夠將陌生人的出現轉變成一種安全的資產，這也是許多成功的鄰里社區一直具備的特質︰

首先，在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之間，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界線。

……其次，必須有眼睛盯著街上，就像天然的偵測器。街道上的建築物……必須面對街道。

……第三，人行道必須不斷有人使用。一方面是增加街道上有效的眼睛，同時也吸引街道兩旁房屋裏面，有足夠的人去注意街上的動靜。

……城市街道不應該只用來對付有攻擊性的陌生人，還必須保護許許多多同時在使用街道，溫和善良的陌生人，讓他們能夠安全地通行(pp. 50-52)。

人行道也鼓勵人與人的隨興接觸，同時保持自己的私隱。相反，缺乏人行道，提倡所謂的「與共感」(togetherness)，只會令各家自掃門前雪︰

一個良好的市街社區，它在人們堅持基本的隱私和同時與周圍的人有不同程度的接觸、樂趣、幫助之間，可以維持一個絕佳的平衡。這個平衡大部分是由很小、需要妥善照料的許多細節所構成，它們是那麼隨興地被實踐與接受，以致看起來非常理所當然(p. 75)。

休戚與共的「與共感」是規劃理論的古老理想中，一個令人作嘔的名稱。這個理想是如果人群中有任何共同分享的東西，那麼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共享。

……當一個城市缺乏人行道的生活，如果人們要和社區有同等相當的接觸的話，當地的人們必須擴大他們的私人生活。他們必須設法建立某種「與共感」，那麼他們才會有街道生活以外的東西可以共享。否則他們必須接受沒有來往的生活(p. 78)。

在缺乏自然與隨興的公共生活的城市地區，居民一般會將彼此孤立到一種很可怕的程度。如果只是和鄰居往來就會威脅侵犯到彼此的隱私，或是你無法像那些自我篩選的中上階級那樣仔細選擇你的鄰居，那麼最合理的解決方法就是完全避免任意提供協助或友誼，和別人劃清界線(p. 81)。

熱鬧的人行道還有助教養兒童︰

城市裏有其他工作和責任的人，……可以，而且在熱鬧、多元的人行道上他們的確也會，看管隨意玩耍的兒童，並且教化兒童融入社會。這是他們在做其他事情的時候，順便做的。

規劃者似乎不明白在隨性地玩耍中教養兒童需要多高比例的大人。他們似乎也不了解空間和設備本身並不教養兒童。它們可以是有用的附屬品，但是只有大人才會教養兒童，教化他們融入文明的社會。

…… 在真實生活中，如果兒童有學者的話，他們只有從城市的人行道上的一般大人身上，學到城市生活的基本成功之道︰人們必須對彼此負擔一些公共責任，即使人們之間沒有甚麼關聯。這不是一個光聽別人說說就可以學會的教訓。它只能從和你沒有血緣或是深刻友誼關係，或是對你沒有正式責任的人，對你負起一些公共責任的經驗中汲取(p. 99)。

討論了人行道後，作者轉而探討鄰里公園成功與否的原因︰

你無法對一個鄰里公園說謊，也不能對它說理。「藝術概念」和有說服力的提案可以將生活的圖像放進提擬的鄰里公園或社區的林蔭大道，言詞的合理化可以招徠應該會讚賞的使用者，但是在真實生活裏只有多樣化的環境才有促進一種自然、持續的生活和使用的實際力量。建築物的表面變化或許看起來像多樣性，但是只有經濟和社會多樣性的真正內容才會造成不同時段的人潮，這對公園才有意義，也才賦予公園生命的力量(p. 119)。

一般性公園可以，也的確，增加鄰里的許多吸引力。人們會被許多其他用途所吸引。如果人們發現沒有其他許多用途因而覺得沒有吸引力時，那麼這些公園會讓鄰里更失望，因為人們會誇大公園的呆板、危險和空虛。一個城市越成功地混合每天街道上日常使用和使用者的多樣性，它的人們就會愈成功、愈輕鬆(和愈經濟)的給予區位良好的公園生命和支持，而公園也會回敬鄰里優美和愉快(p. 129)。

多樣性是本書不斷出現的詞語，也是作者都市觀的核心︰城市是活的、動態的，不能隨便移除改建。

書中以三種都市鄰里的作用結束第一部分︰城市整體、街坊鄰里與地區(districts)，由於城市非常複雜，而街坊鄰里又缺乏政治力量，地區扮演的角色就是將都市的資源妥善分配到不同街坊鄰里中，並將後者的意見帶入都市︰

地區必須幫忙將城市的資源下放到街坊鄰里需要的地方，它們也必須幫助街坊鄰里將真實生活的經驗轉換成城市整體的政策目標。它們還必須協助地區用文明的方式維持可使用的狀態，不僅是為當地居民所用，還要為其他來自全市各地的人所用——包括工作者、顧客和訪客(p. 140)。

書中第二部分談到城市多樣性的四項必要條件︰

一、    地區，而且盡可能是它內部的許多部分，必須滿足至少一項主要功能，最好超過兩項功能。這些功能必須確保人們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因為不同的目的到室外，並且能使用許多共同的設施。

二、    大部分的街廓必須夠短；也就是說，街道必須經常有轉彎，機會也比較多。

三、    地區必須將不同年代和狀況的建築物加以混合，包括相當比例的優質老房子，因此它們必須產出的經濟收益就會不同。這個混合必須相當細緻。

四、    不論人們聚集的目的為何，必須有足夠密集的人口，包括單純的居住人口(pp. 170-171)。

作者認為此四條件缺一不可。之後就是各種條件的詳細考察，第一項是混合主要用途，以產生次要多樣性︰

主要用途，是那些本身會因為它們的駐在而把人吸引到一個特定的地方。辦公室和工廠就屬於這種主要用途(p. 181)。

任何一種主要用途，不管是甚麼，如果本身要作為城市多樣性的創造者，是相對比較沒有效果的。如果它和另一項，能夠在同一個時段吸引人們來到街上的主要用途結合，也不會有甚麼效果。……然而，當一個主要用途有效的和另外一個在不同的時間能夠將人們吸引到街上的主要用途結合，那麼它們在經濟上就有刺激效果︰一個有次要多樣性的活躍環境(p. 182)。

如果要產生多樣性，那麼主要用途就必須有效地混合。如何讓它們有效地混合呢？

……首先，有效是指，人們在不同的時間使用街道，必須實際使用相同的一條街道。如果人們的路徑彼此分離，或是中間有所間隔，那麼實際上並沒有混合。

……其次，有效是指，在不同時間使用相同街道的人們，必須在他們當中涵蓋會部分使用這些相同設施的人。各種人都會出現，但是在某一時間為了某一個目的出現的人，不能和其他為了另外的目的在別的時間出現的人，完全區隔開來。

最後，有效是指，一個街道一天裏某些時候人群的混合，必須和一天裏面其他時間到那裏的人們之間，有合理的關係(p. 184)。

簡言之，從主要用途的混合來看，是混合的人群每天作為相互支持的經濟池聚的一般表現，才真正算數。這才是重點，這是一種有形、具體的經濟效果，不是虛無縹緲的「氣氛」效果(p. 185)。

第二項多樣性的必要條件是短街廓，作者用了插圖解釋街廓短有甚麼好處︰

圖1(p. 201)

圖3 (p. 203)

讓我們假設，這些很長的東西向街廓中間有一條額外的街道穿過——不是那種超大街廓計劃的貧乏無趣步道，而是事情得以開展和成長的經濟活躍地點，有建築物的那一種街道︰人們可以買東西、吃飯、逛街、喝飲料的地方。有了這一條額外的街道，這位住在八十八街的仁兄就不必老是走那一條單調、一成不變的路線到固定的地點。他會有幾種不同的路徑可以選擇，整個鄰里也會確實開放給他使用。……這些路徑就不會彼此孤立，而是會彼此混合和融合(pp. 202-203)。

長街廓，就其本質而言，會阻礙城市提供給孵育和實驗許多小型或是特殊企業的潛在優勢，因為這些企業依賴更大通過的大眾所形成的交叉地帶，來吸引顧客和客戶。長的街廓也會變成阻礙城市的混合使用(如果不只是地圖上的虛構)，它(按︰似乎是指混合使用)必須依賴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目的在不同的時間出現，但是使用相同街道的原則(p. 205)。

第三項多樣性必要條件是擁有不同年齡與狀況的建築物︰

如果一個城市地區只有新建築，那麼可以存在的企業自然只限於那些可以負擔這些高成本新建築的一些企業。這些佔據新建築的高昂成本，可以用租金或是業主對營運資金成本支付利息或攤銷的方式來分攤。然而，不論這些成本如何回收，它們終究必須回收。因此，負擔營建的企業必須能夠承擔一個相當高的管銷成本——比舊建築更高的成本。要能夠支持這麼高的管銷成本，企業必須是(a) 高利潤，(b) 受補貼(p. 210)。

目前，在城市地區同一時期興建的建築物，有時候會受到保護，避免遭受更有效率和更能因應市場變化的商業競爭。這種保護——也就是商業壟斷——在規劃界被認為是非常「進步的」。

……壟斷規劃可以讓原本沒有效率和不景氣的經營，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是它無法用某種神奇的方法，創造出和城市多樣性相當的事情。它也不能取代城市裏混合著不同屋齡的建築物，以及隨之而來的不同管銷成本的那種渾然天成的效率(p. 215)。

時間讓一個上一代高成本的建築物在下一代變成低廉的建築物。時間會償還原始的資金成本，而這個折舊可以反映在建築物需要產生的收益裏面。對某些企業而言，時間讓某些結構變成無用之物；這些無用的結構對於其他企業可能是有價值的東西。時間可以讓在一個世代有效率的經濟空間，在另外一個世紀就變成有用的寶貝 (p. 212)。

在城市裏面新建築的經濟價值是可以被取代的，只要花比較多的營建經費就可以取而代之。但是舊建築的經濟價值是無法隨意被取代的，它是被時間創造出來的(p. 223)。

第四項多樣性必要條件是集中的人口，當中需要有住宅人口。不過，高密度住宅向來不是理想的住宅類型，作者認為，這是由於誤以為高密度住宅等於過度擁擠︰

高密度住宅表示單位面積土地上有大量的住宅；過度擁擠表示一棟住宅裏面住的人太多(對於它所居住的房屋而言)。這和土地上有多少數量的住宅無關(p. 229)。

低密度住宅的過度擁擠，比高密度地區的過度擁擠，更令人沮喪，並具破壞性。因為在低密度住宅的地方，比較少可以作為消遣和逃避，同時也可以作為在政治上回擊不正義和受忽略的公共生活(p. 232)。
之後作者也提到適合的密度是要配合城市的狀況本身，沒有事前定好的標準。城市需要有最低限度的密度維持不同活動，但密度也不能過高而造成建築物單一化。與鄉郊不同，城市的人口密度有其必要︰

人們聚集成城市的規模和密度可以被視為有正面良好的意義，這是基於人們想要的這一個信念，因為它們是無窮多樣性的來源，因為它在有限的地理範圍裏面，代表著非常豐富和活躍的差異與可能性，其中許多差異既特殊又難以預料，是極其珍貴的。在這種觀點之下，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裏面，不應該只被單純地視為一種實質的事實。而是應該被當作一種資產加以珍惜，同時因為它們的出現額手稱慶︰在需要活絡的都市生活的地方，增加它們的集中程度。除此之外，並以可以看得到的熱鬧公共街道生活作為目標。同時，在經濟上和視覺上，盡可能適應和鼓勵各種變化(p. 245)。

在說明多樣性四項必要條件後，作者轉而駁斥一些有關多樣性的迷思，譬如說多樣性是否等於雜亂不美觀︰

當一個都市地區在使用功能上是同質的時候，這也構成城市美學的困境，而且比郊區還嚴重，因為建築物在一般都市景觀中佔有更重要的份量。這對城市而言是一個荒謬的困境，而且沒有好的答案。

在另一方面，使用的多樣性，儘管經常未被妥善處理，但的確提供了呈現真正內容差異的可能性。因此這些多樣性在視覺上可以變成有趣和有刺激作用的差異，而沒有欺騙、表現癖，或是過多的虛幻(p. 251)。

至於說多樣性會引起交通阻塞，這不如說後者是因為缺乏多樣性的集中而不得不使用汽車的結果。城市地區有多樣性，人們就可以依靠步行滿足部分需要，使用汽車的需求反而會減少。

說到多樣性會令地區用途混亂，應該實施分區用途管制，作者這樣回應︰

如果突破出現一個龐然大物，佔掉街面的相當比例，是會讓街道看起來要爆炸的樣子——會飛起來變成碎片。

這個問題和用途，通常在土地使用分區所講的用途無關。例如，一家餐廳或是小吃店，一間雜貨店、一家家具店、或是一家印刷打字行，都可以和這條街道合得來。但是完全相同的用途——例如一家大型的快餐店、一家超級市場、一個大型的木工廠，或是一個大型的印刷廠——會造成視覺的大災難(有時候是聽覺的大災難)，因為它們的規模完全不同。

這樣的街道需要管制，以防止它們受到完全恣意發展的多樣性，可能帶來的破壞。但是需要管制的並不是使用的類別，而是街面容許某一種用途的規模(pp. 260-261)。

書中第三部分說到多樣性受到四種力量危害，第一種是多樣性的自我破壞，也就是多樣性的地區令使用該區的需求上升，從而引起空間的激烈競爭，只有少數人成為贏家，在該區複製獲利最高的用途，繼而令該區變得單一。作者提出減少多樣性自我破壞的三種方式︰多樣性分區，即以建築物限制等減少單一複製；公共建築物的堅定，即以公共建築物的設立維持周圍不同的用途；競爭轉移，即提高多樣性地區的供給，令個別地區的競爭減少，以避免單一複製。

另一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大面積單一用途的「邊界」︰

作為城市的鄰里，邊界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們對於大部分城市街道的使用者而言，容易形成死路。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它們代表阻礙。

結果，接鄰邊界的街道就是一般使用的終點。如果這條街道是人們在「普通」城市地區一條線上的終點，同時也沒有獲得在這個單一用途邊界疆域之內人們的使用的話，也就是沒有足夠的使用者，它就注定要變成一個垂死之地(pp. 285-286)。

解決邊界問題，主要就是令邊界成為接縫，讓邊界兩邊的人可以，也願意在邊界活動，開放連接的通道，並令邊界成為有用途之地。至於必要的邊界，例如交流道附近，則留下反制力量吸引人流，例如人行道、短街廓、密集人口、不同年齡的建築物。

第三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不穩定的人口，作者以貧民窟為例子︰

在一個永遠的貧民窟，其中一個關鍵的環結是有太多人太快搬離此地——同時還有許多人夢想著趕快脫離此地(p. 299)。

去除貧民窟是視貧民窟裏面保留的多少貧民窟的人口而定。它是看一個貧民窟裏面，是否有相當數量的居民和生意人，覺得繼續留在當地奮鬥更有利和更實際，或是他們覺得實際上非搬到別的地方不可而定(p. 300)。

自我多樣化未必一定會在貧民窟出現，但重要的是，聆聽居民的聲音，了解他們遇到甚麼問題，需要甚麼協助。

第四種危害多樣性的力量是資金不足與氾濫，都市地區的信用黑名單令部分地區未能取得融資更新建築物，而氾濫的公共資金則旨在以計劃剷除地區，令地區商業與活力消失，甚至因此造成地下資金剝削計劃重建地區的房子以圖利。作者認為，更新地區的關鍵之一是細水長流的資金︰

我們的冷漠也是受到一種天真想法的影響，認為貧民窟的問題只要把舊的貧民窟清除之後便迎刃而解。這種想法顯然背離事實。

我們很容易將城市的衰敗怪罪於交通…… 或者移民…… 或是中產階級的反覆無常。城市衰敗的原因其實更深沈，也更複雜。它直接和我們想要甚麼，以及我們如何忽視城市運作的原理有關。建造城市的資金的使用形式 ——或是壓制資金使用的形式——都是造成今日城市沒落的重要因素。資金使用的形式必須轉化成再生的措施——從排山倒海而來、造成氾濫劇變的猛烈措施，轉變成細水長流的連續、緩慢、複雜和比較溫和的改變(pp. 346-347)。

書中第四部分是作者對城市規劃的建議戰術，首先是關於補貼住宅︰

很久以前我們接受的答案如下︰我們需要補貼住宅的理由是要讓部分無法從私部門獲得住宅供給的人，也有房子可以住。

而且，只要這麼做是必要的時候，那麼受補貼的住宅應該體現和展示良好的住宅及規劃的原則。

這是一個可怕的答案，伴隨著可怕的後果。一個語意學的扭曲，突然呈現在我面前，那就是有人無法從私部門獲得住宅，因此當然要其他部門來提供住宅。但是在真實生活裏面，這些人的住宅需求並非像囚犯、海上的船員或是精神病人的住宅需求那麼特殊，因此不在一般私部門提供的範圍之內。完全正常的住宅需求幾乎可以由私部門的任何人提供，都沒有問題。這些人唯一的特殊之處就在於他們負擔不起(p. 353)。

相比起公共住宅計劃分離了特定族群於其他鄰里之外，作者提議用住宅補貼局鼓勵為鄰里建造房屋，該局的功能包括︰

1. 建造房屋的融資保證，必要是甚至由局方提供貸款


2. 保證建造者之基本租金，同時要求房屋所有權人在指定鄰里與地點建造房屋，並在指定建築群或地區中挑選房客


3. 在房東挑選好房客後，由局方審查房客是否來由指定建築群或地區(pp. 356-357)

作者也提到其他改革公共住宅計劃的建議，包括讓承租人有權購買房子、廢除最高所得限制、混合公共住宅與私人住宅的設計等，以保持附近的人口多樣性。

房屋之後就是汽車的問題，如前所述，作者認為不是汽車困擾城市，而是城市的組織方式鼓勵，或者強逼，汽車需求上升︰

當有更多的地方變得單調，不論事前是否經過規劃，交通對有活力地區的壓力，也就變得越大。對於必須開車才能夠使用他們位於城市裏面單調住家附近設施，或是開車離開當地的人們而言，當他們把車子開到沒有必要、有破壞性和麻煩的地方時，就不只是任性而已(pp. 388-389)。

因此城市怎樣減少汽車，對作者來說就是城市本身箝制汽車的問題了。例如熱鬧的人行道會令人行道擴寬，以短街廓擾亂車流，提供有活力、多樣化的地區等等。不過重要的是，城市箝制汽車應該有選擇性，例如貨車與公車可以令城市更有效率，就不應隨便箝制。

視覺秩序也是城市生活的元素之一，不過作者表示，城市是生活的地方，不是一件藝術品，不能以理念取代實際生活︰

要解決城市，或是都市鄰里的問題，把它當成一個藉口由將它轉換成有紀律的藝術作品來產生秩序的大型建築問題，是犯了以藝術代替生活的錯誤。

把藝術和生活嚴重混淆的結果，就是既不是生活，也不是藝術。它們是複製的標本。在對的地方，標本可以是一個有用和體面的工藝品。然而，陳列及展示的標本是死亡、填充的城市時，事情就過頭了(pp. 404-405)。

作者認為，只有多樣性與使用強度才能令城市有其功能秩序，不過也要在某些街道有視覺的中斷，令途人不會感到混亂。方法包括增加一些不規則的額外街道，在交差點設置公共建築、小公園，讓部分建築物的騎樓伸出街外等。

使用這些視覺中斷時需要注意，視覺中斷本身不會帶來街道活力，活力是由多樣性四項必要條件引發的。而某些街道並不需要視覺中斷，例如鄰近水岸、校園、運動場的街道，則順其自然反而更美觀。視覺中斷也不應造成死路，干擾行人流動，它只是視覺上的盡頭，而不是行人的終點。重複總會令人感覺沈悶，設置太多視覺中斷會令街道的功能消失。美麗的視覺中斷當然重要，但過分浮誇也會令視覺中斷與街道格格不入。

在討論視覺秩序之後，作者轉而說明如何令已有的住宅與其他都市計劃重新融入城市︰

在住宅及各種計劃背後有一種不適當的想法，認為計劃就只是計劃，是從一般生活當中抽離出來，並加以分隔的東西。想到拯救計劃或是改善計劃，作為上述認知的那種計劃，正是重複這個根本的錯誤。目標應該是讓那些計劃，也就是城市裏面的那一塊土地，重新融入城市的組織紋理當中——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也強化周遭的組織結構(p. 425)。

這需要將原本單一用途的土地變成不同時間與用途交叉使用的土地，問題是這些計劃的建築物都是同一時間建成，對發展多樣性帶來困難。作者提出了幾種方式減少這種困難，包括小販︰

有一種手段，或許這是最有希望的，那就是依賴小販，他們使用推車，而不需要固定的建築物。這對於古老失傳，低管銷成本的店舖空間而言，是一個經濟實惠的局部替代方案。

針對攤販而精心設計的街道安排，可以是充滿活力、吸引力和樂趣，同時因為東西便宜，可以刺激外地人到當地購買的交叉使用。再者，它們也可以有令人愉快的外觀。

……作為跨越T型交叉路口或是街道彎曲部分的延伸，戶外的攤販可以是一種吸引人注意的東西。你可以回想一幅吸引人的街道景象，會和整個景象使人產生印象的特徵有很大的關係(p. 429)。

除了小販，作者也提到以保證租金制度令其他類型建築物逐漸加入、以「地下室」製造商店與工廠的空間、興建臨時的建築物等。由於住宅計劃本身的缺陷，較難籌措改變計劃的資金，因而公共資金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作者也指出，之前提到住宅補貼局與其他補貼措施，在改變已有住宅計劃時也是有用的。

至於非住宅計劃，例如文化中心與市政中心，作者認為應該將它們重新劃於城市之中，以免造成邊界真空。中央文化設施可以增加市區的活力，而要令它們重新滲入市區，設立較多規模較小的設施可能是好辦法。

對於整個城市的規劃者，作者認為他們不能只在辦公室內作決定，而應走向規劃地區的當地人，向他們學習︰

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冷漠、過度簡化、偽城市的規劃與設計，就是一種「不立」(unbuilding)的城市。儘管這些事情是受到實際上在榮耀城市的「不立」保守理論的形塑和淨化，但是今天這一類規劃與實務的影響，並非只是依靠理論而已。當城市的行政組織無意識和逐漸地未能隨著城市的成長和複雜化而適當地進化的時候，對於規劃者和其他行政人員而言，「不立」變成一種具有破壞性，但是實際上卻又必要的事情。他們的成員也被賦予只有超人能夠達成的任務。喪失了理解、處理與珍惜有活力、獨特、複雜和相互關聯的細節所產生的無限可能的能力，行政系統只好針對實質需要的所有事情(更別提社會及經濟的需求)設計例行、冷漠、浪費和過度簡化的解決方案(p. 441)。

負責診斷、設計戰術和建議行動及執行行動的人們…… 必須知道自己處理的問題不是甚麼一般性或是普遍化的方法，而是確實針對城市裏面一些特定的地方。他們知道許多事情，除了向當城人學習之外，是無法得知的，因為沒有人像當城人那麼清楚地方的狀況。

對於這一類規劃，在大部分領域的管理者只了解特定的服務和技巧是不夠的。他們必須了解，而且是徹底地了解特定的地方(p. 442)。

最後，作者提到了解城市的思考習慣︰

1. 去思考過程；


2. 用歸納思維來推理，從獨特推演到普遍，而不是反過來。


3. 去尋找涉及非常小量的「非平均」的線索，它會顯示更大和更「平均」的觀察值運作方式(p. 474)。

作者提及了一個反例，即人們將城市半郊區化︰

感傷化的自然有危險。大部分感傷的想法至少蘊含著一個深深(或許不自覺)的不敬。我們美國人或許是世界上對於自然最多愁善感的人，同時也是對於野生動物和農村最貪婪和不敬的破壞者，這一點也不意外。

既不熱愛自然，又不尊敬自然，導致這種精神分裂的態度。的確，這種帶著恩賜的想法要用一些無趣、標準化、郊區化的自然幻影去玩弄自然的浪漫欲望——顯然非常不相信我們自己和我們的城市，就人類而言，當然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每天有數千英畝的農村土地被推土機吞噬，鋪上路面，零星的郊區居民扼殺了他們原本到此追求的東西。我們無可取代的第一級的優質農耕地的自然遺產(地球上自然的稀有寶藏)，被犧牲以興建高速公路或是超級市場的停車場。當我們冷酷及愚蠢地砍伐樹林裏面的樹木、污染溪流和讓空氣中充滿了汽油(自然界經過千萬年製造出來的產品)的廢氣的時候，我們需要全國一起努力用一種想像的自然來緩和，並且讓城市這個「不自然」的東西被驅離(pp. 479-480)。

本書於1961年出版，本年是成書五十週年。

非學校化社會

這次說的是Ivan Illich的《非學校化社會》，內容包括由對學校的批評到批判現代性，由教育改革到社會改革。

作者提到「學校化社會」，指的是一種對制度廣泛依賴的心態，導致個人的行動能力受到限制，由此產生了諸如「現代化貧困」的現象︰

窮人在社會中總是處於無能為力的地位。人們對制度性關懷的不斷依賴，又給無依無靠的窮人增添了新的問題，即︰心理上的無能以及無力獨自維生。……現代化貧困把人對於環境的無能為力與個人潛能的殆損合為一體(p. 8)。

大部分拉丁美洲國家正處於經營發展與競爭性消費的起跑線上，並因此開始走向現代化貧困。即是說，這些國家的老百姓一方面仍然生活於貧困之中，另一方面則已開始嚮往富裕生活。……在這些國家中，大多數人中了學校的圈套，即是說，學校教育之結果，使得他們在比自己受到更好的學校教育的人面前感到自卑。他們對於學校的功德盲信無疑，這使他們有可能遭受雙重剝奪，即︰一方面，愈來愈多公共資金被用之於少數人的教育，另一方面，許多人只得接受愈來愈多的社會控制(p. 12)。

作者認為學校令窮人失去控制自己學習的勇氣與能力，因為學校壟斷了教育機會，令從社會其他生活中學習的機會消失；而平等教育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因為高等教育的花費極高，令只有少數人可以參與，形成社會兩極分化，高等教育費用高昂與學校系統的存在邏輯很有關係︰

一個成功的學校系統將會驅使家長與學生不斷企求接受更高階段的學校教育，以獲取更大的價值，這樣，更高的學級便為家長與學生所需並變得供不應求，如此，更高階段學校教育的費用便會不成比例地急劇增加(p. 16)。

學校的隱性課程也包含了各種神話，「起著一種儀式的作用，這種儀式將他們導入一個以成長為取向的消費社會(p. 47)」︰

無論在哪個國家，學校教育之隱性課程都誘引人們相信這樣一個神話，即︰以科學為指導的科層體制是高效率的、樂於助人的；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隱性課程都向學生灌輸著這樣一個神話，即︰生產的發展將帶來生活的改善；無論在哪個國家，這種隱性課程都助長諸人們形成放棄自身努力、一味依賴他人服務的習慣，助長著異化的生產活動，助長著人們對制度性依賴的遷就以及對制度性分等歸類的認可。無論教師如何努力防範，也不管學校受何種意識形態支配，隱性課程的上述影響都依然存在(p. 105)。

而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觀︰

一個好的教育系統應具有三個宗旨︰第一，向所有希望學習的人提供其一生中任何時候皆可利用的資源；第二，使所有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識的人都能找到想從他們那裏學到這些知識的人；第三，向所有希望向公眾提出問題的人提供相應的機會(p. 107)。

由此，作者提議進行下列的教育改革︰

1. 打破現今個人與制度對於物品的教育價值的控制，開放利用物品的機會。
2. 保證傳授或實際運用所需技能的自由，開放分享技能的機會。
3. 將召集與主辦會議的權限——這種權限現在正日益為那些聲稱代表公眾利益的各種制度所壟斷——交還給個人，使國民的批判精神與創造精神迸發出來。
4. 向個人提供汲取伙伴經驗與自己選擇教師、引導者、輔導者或診治者的機會，將個人從被逼依賴現存專門職業提供的各種服務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社會的非學校化必然會使作為現今國際秩序與民族安定之基石的經濟、教育及政治等領域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起來(pp. 141-142)。

最後作者表達了對未來社會的願景，即由對制度的期待中走出來，回到希望︰

所謂希望，從其積極意義來說，乃意味著篤信自然的善性；而我這裏所說的期待，則意味著依賴人所籌劃與控制的結果。希望乃是要求某人給予我們所盼之物，期待則是從可預見的過程中尋求滿足，這一過程將產生出我們有權要求得到的東西(pp. 145-146)。

我們需要為視希望重於期待者正名，需要為愛人甚於愛物者正名(p. 158)。

本書成於1971年，有許多預言在今天已經有類似現象，包括高等教育膨脹與其成本不成比例上升、「伙伴配對」隨著互聯網出現漸趨增加、個人可以選擇的「導師」也更多了(雖然，這不如說是教育商業化的結果)。不過，作者預測教育者權力可能凌駕學校、學校因低效而消失、文憑無用等等則不太符合現況，或許，文憑制雖然在學習與教育上效率甚低，但在管理方便與經濟需求來看，也可以是一種「高效」吧。對，教育失去學習的重心，但只要學校制度能依附在別的社會制度上就能持續了，並不必然因此消失。

言語意味著甚麼

看完了Bourdieu的《言語意味著甚麼》。作者認為，語言離不開社會，語言交換則是一種經濟交換︰

語言交換——發出者與接收者之間建立於編碼與解碼的基礎之上，且因此依靠一定規則或創造力以進行的一種交流關係——也是一種經濟交換。它形成於生產者與消費者(或者市場)之間一種特定的象徵性權力關係中，其中生產者賦予了一定的語言資本，而消費者，則有能力獲得一定的物質的或者象徵性的利潤。換句話說，言說並不僅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譯的符號(除了在特別的情形中)；他們還是財富的符號，意欲被評價和贊美；也是權威的符號，意欲被相信和遵從(pp. 49-50)。

由此，語言不單是溝通工具，也是社會差距的一種表現︰

應當把語言的社會用途的特殊社會價值歸功於這一事實，即它們趨向於被組織到差別(在韻律與發音之間、在詞匯與句法之間的差別)的系統之中，這種系統按照區別性偏離的象徵性秩序，再生產了社會差別的系統。講話就是要佔用一種或另一種表達風格，這種表達風格通過使用而得以建構起來，並且以其在風格的等級制度中的位置為客觀標誌，而風格的等級制度則顯示了相應的社會群體的等級。這些風格，這些既進行分類又被分類、既劃分等級又被劃分等級的關於差別的系統，成為佔用它們的人們的標誌(pp. 32-33)。

一個社會階級的身體魔力特徵，決定了作為一個階級發音特點的聲音特徵的系統。最常用的發音部位是嘴巴所進行的所有動作的基礎(不僅在說話中，而且在吃、喝、笑等動作中)，因此也是身體魔力的一個組成要素，它暗示著講話的整體發音方面系統性信息。這種「發音器風格」，一種被「肉體化了」的生活方式，就像整個身體的魅力一樣，把發音特徵...... 焊接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且必須被作為整體來對待(p. 75)。

而言語的象徵性權力也來自於社會︰

詞語的權力在於這一事實，即它們並非僅僅是代表作為這些詞語的「傳達者」的個人而宣佈出來的，授權的發言人只能使用這些詞語以作用於其他能動者，並且通過其他能動者的行動，作用於事物本身，這是因為，在他的言說中集中了包括了群體所累積的象徵性資本。......根源於群體通過努力累積起來的資本，其有效使用從屬於一整系列的社會條件，正是這些社會條件界定了社會巫術儀式。為了使施事話語成功所必須滿足的大部分條件，落到了言說者之適合性的問題——或者，更確切地說，他的社會功能——和他所說話語之功能的問題上(p. 87)。

權威話語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僅需要被理解(在某些時候它雖然沒有被理解但是仍然具有力量)，而且它僅在被認可為權威話語的時候才能發揮其特殊的效果。這種認可...... 只是在特定條件下以一種被認為理所當然的方式給予的，也就是說，這些條件界定了合法的用法，它必須由法律許可這樣做的人說出...... 它必須在合法的環境中說出，也就是說它必須在合法的接收者面前說出；最後，它必須按照合法的形式(句法、語音，等等)說出(pp. 88-89)。

通過依法指定的影響(貴人理應行為高尚)，制度儀式產生了最為「真實」的效果，被指定者感到有義務奉行其定義，奉行其功能性的地位。指定的繼承人...... 被整個群體...... 如此認識和對待，而且這種區別和不同的對待只會鼓勵他實現其本質，使其行為與其社會本質相一致(p. 103)。

毫無疑問，制度行為所產生的真正奇蹟在於這一事實中，即它們努力使被神聖化的個體相信，他們的存在是正當的，並且他們的存在具有某種目標。但是，由於象徵性權力根本上的變動、差異以及區分的性質，通過一種詛咒，隨著傑出階級上升為存在，作為其不可避免的對立面，其補充階級則滑落到虛無或者最低級的存在(p. 110)。

言說與現有社會秩序的關係︰

異端批判的推動力量遭遇了正統觀念的阻礙力量。受支配的個體與話語和意識聯合起來...... 因為除非他們對社會秩序的分類看法提出質疑，他們就不能把自己建構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動員起他們自己或他們自己的潛在能力(p. 127)。

與此相對，佔據支配地位的個人...... 努力通過一種充滿了常識的簡單而透徹的話語，來普遍施加由這一世界所強加給他們的明顯性和必要性的感覺；因為對他們來說，讓事物保持其所是的樣子是符合他們的旨趣的，他們試圖以一種非政治性的話語來破壞政治，這種話語是通過一系列中性化措施或者更有效地，是通過否定措施生產出來的；這種否定尋求把信念恢復到其最初的無知狀態，而且由於其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使社會秩序自然化，因而總是借用自然語言(p. 128)。

這不難令人想到作者晚年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著作與行動。

依作者的看法，從語言學自身研究語言並不足夠︰

當奧斯汀(還有他後來的哈貝巴斯)以 為自己在話語自身之中——就好像是在言語的具體語言物質之中——找到了話語有效性的關鍵時，他以一種最為成功的方式表現出其所犯錯誤的本質。通過試圖從語 言學的角度理解語言表達的力量，通過在語言之中尋找隱藏於語言慣習的邏輯和有效性之中的規律，人們往往會忘記，權威是來自語言之外的…… 語言至多也只是代表了這種權威，表現了它，並把它象徵化了(p. 86)。

書中第三部分說的是學術話語怎樣以中立的外觀影響社會，因為太學術，就不說了。

在註釋裏看到兩本可能不錯的延伸閱讀︰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 Pierre Bourdieu ;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London :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The political el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 Gunnar Myrdal ; translated by Paul Streeten. London : Routledge, 1953.

了解人性

看完阿德勒的《了解人性》，因為是向大眾推介個人心理學的入門著作，內容比較好懂。

作者認為要理解人性就先要認識個體的目標何在，這目標的內容與形式受幼年經驗與社會影響，而當中關鍵的有「社會感」與「超越他人的意向」兩點——真好，三句就撮要完。

說到社會感，作者的意思是在人與人之間建立關係，所謂「人類同胞感」︰

我們可以用來衡量一個個體的標準，是由他對全體人類的價值來決定。我們比較一下一般人和理想人(也就是把他的社會感發展至最高程度的人)，在這些實際證明中，我們就漸漸可以看出，沒有培養其人類同胞感的人，不能成長成為一個恰當穩適的人(p. 39)。

至於超越的他人的意向，則是起因於小孩的自卑情結，這又是由兒童脆弱與成人的錯誤反應引起︰

由於每個孩子都必須在成人的環境中成長，所以他很容易認為自己軟弱、幼小，不能單獨過活，他不相信自己可以不出差錯且靈巧地把別人認為他能做的簡單工作做好...... 成人要求孩子做超乎他所能做的事時，就等於把他的無力感丟擲在他臉上(p. 76)......

靈魂處在自卑感的壓力之下，或者因為個人渺小無力而感受痛苦壓力時，它都會嘗試用盡全力去成為超越「自卑情結」的駕御者(p. 80)。

有的小孩為了確保他們對周圍人事的特權而極度追逐權力，這樣會很快養成他們抗拒日常生活一般任務與責任的態度，我們如果在有一些經驗之後，去比較一下這種「渴求權力的個人」和「理想的社會人」，就能夠判別出他的社會化指標——也就是他脫離同類的程度(p. 82)

以性別為例︰

社會上有些特定的性格特徵被認為是男性化的，而有的則被認為是女性化的，雖然這些評定都沒有可資證明的基礎，如果我們比較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狀態，似乎也找到支持這種分類的證據，但實際上我們談論的依舊不是自然現象，乃是在敘述個體的表達，而且這些個體已在成長的過程中被導入了一條很特殊的途徑，以致於他們生命格調和行為模式都被權力的特殊觀念窄化了，更有甚者，這些權力觀念又進一步挾帶驅逼力量指示他們應該去尋找發展的所在(pp. 129-130)。

依作者的看法，性格是一個社會性的概念︰

性格是一個人接近他所往來的環境所呈現的特質和性情，是一個人從社會感的觀點去努力奮求見知於人時所依據的行為模式(p. 163)。

評鑑一個人的性格，一定只能在清楚了他的各種關係和環境之後才能做，如果我們從他的生活揪出單一現象，並且單就這個現象來評判(比如只考慮他的身體狀況、只考慮他的環境、只考慮他的教育等)，我們一定免不了被逼做出錯誤的結論(p. 171)。

雖然情緒有其價值，但濫用情緒則會帶來傷害︰

除非能發現情緒是克服自卑感、提高人的特質、獲取認同的寶貴工具，否則沒有一個人會了解情緒的意義和價值。

......濫用情緒是不好的習慣，有時候還可能轉變成病態。......我們不難見到生活裏有的人使用忿怒、悲傷等各種情緒，好像它們是玩於股掌間的傀儡，這種沒有價值、而且往往使人不快的性格只會剝奪情緒的真正價值。如此，情緒變成了個體遭人排拒、或支配權受威脅的慣性反應(p. 261)......

儘管我們對忿怒和悲傷寄予不同程度的同情，但忿怒和悲傷終究是疏離性情緒，這種情緒不會真的使人更親近，反而因損害了社會感而隔離了人(p. 262)。

對於如何培養社會感，作者的答案是教育，雖然說得不是很明確。

書中有很多不同性格類型的描述，用作參照也很有趣︰

在這些受寵的小孩裏面，我們還可以加入一種類型︰他們成長路上的每一項困難都被移開了，他們的能力被人用和緩的方式削減，而從來沒有機會去負責任。這種小孩所有必須為未來做準備的機會全被阻擋，他們沒有預備去與願意加入他們的任何人接觸，既然如此，他們當然沒有辦法與其他人接觸(pp. 47-48)。

注意力醒覺的最重要因素在於對環境真正的根本興趣，在心理層次裏面，興趣所在的位置更深，所以如果我們有興趣，我們必然會去注意。......也因此，興趣就成為一個人為其特定目標攻克一個知識領域的簡單工具了。但是在這個過程裏面，卻沒有人不出差錯，當這種錯誤態度在一個人身上逐漸加固以後，注意力便被導向對人生準備而言不太重要的事情上面(p. 99)。

這種人[防衛者]最常見、也最突出的特點是他們好批評的態度，有時候這一點被當事人強化到他們能很快看出別人最最不重要的缺點。他們抬舉自己成為人類的審判者，本身卻不做任何對共同生活的人有益的事。他們忙著批評、忙著破壞其他同伴的遊戲，他們的多疑逼使他們帶著焦慮、猶疑的態度，因而只要他們面對一項任務，就立刻產生疑慮、猶疑，顯得好像他們想逃避決定。如果要我們象徵式地描繪這型人，我們可以說︰這個人一手抬起來保衛自己，另一手卻遮著眼睛免得看見危險(p. 178)

我們常常碰到一些人，他們給人的印象是，他們的發展就停留在學校生涯的某個時期，一直不能成長超過那個學校預備階段。他們在家裏、在工作、在社會，表現都像學生︰逼切地聽講，然後等候機會一抒己見，他們總是渴望在聚會場合答任何問題，如想讓每個人確知他對當時討論的題目亦有所知，並且等待好的分數來肯定他的答案(p. 241)。(作者稱這類人為schoolboy immautrity，相當貼切的名字。)

下流社會

在那裏借了本《下流社會》來看，聽過書名就拿來消閒那樣。

本書其實不太好看，用了很大篇幅來報告數據，但解釋數據方面沒甚麼特別。

作者認為婚姻有階層的特性︰

實際上，婚姻不就是將階層大致相同的人結合在一起。雖然說是個人的，自由的，但原本就沒有和不同階層的人認識的機會，即使認識了，也沒想過要把對方當作是戀愛、甚至結婚的對象，這是普遍的現象。......為甚麼呢？因為所得、職業、學歷、興趣等等，造成階層的不同，階層不同，話題也就不同。不管對象是多麼好的人，要結婚的話，這些都是問題(p. 179)。

本書說，態度對成敗有很大影響︰

溝通能力的高低，對於年輕人的勝利組或失敗組意識有很深遠的影響。溝通能力好的人，比較容易找到工作，比較容易有高所得，容易擁有得天獨厚的婚姻，因而成為較高階層的可能性，相對來說也比較大(p. 200)。

其他方面的分析大概也是那樣子，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但說完等於沒說，原因之一可能是書中那一堆研究的分析單位都是個人，也就是假定個人意識對自己的命運有很大影響，反過來說環境會影響個人意識的部分，很少。

還有就是研究裏分辨「高」、「中」、「低」的條件本身就有點奇怪，本書是以「階層意識」來將樣本分類，也就是依主觀認知，而不是客觀條件來分類。這樣的分法，「上」的人當然會是有自信(或自大)的一群，然後說「高」的人普遍溝通能力較好，又由此推論說「態度對成敗有很大影響」，不過是文字遊戲而已，說是圖圖主義也不為過。

這樣書底裏「下流人 = 一群看不見未來，逐漸喪失積極性格的中產階級」一類描述，幾乎是毫無說服力可言。誰會對不會有回報的遊戲積極呢，會才怪呢。

低IQ時代

看了大前研一的《低IQ時代》，作者還是繼續有不少點子帶出來討論。

書中說了許多日本社會缺乏集體智慧的例子，比如政治︰

現在日本輿論形成的模式，有越來越糟糕的傾向。當有一個主流意見浮上檯面的時候，大家非但不去斟酌其中的涵意，還一起醞釀詭譎的氣氛拱出反對的意見。

……最糟糕的是，大家都捨棄意見，而把應該歸類為國民感情的情緒反應當成了輿論，甚至連政治家的一舉一動都明顯是在迎合這些輿論。

這就是愚民政治。我只能說我們現在實行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蠢蛋政治，或是眾愚政治。政治走到這個地步，「低IQ社會」總算是真正竣工了(p. 49)。

作者批評日本人失去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偏差值教育之下，日本人喪失了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是思考如何解決問題，思考如何讓事情順利進行的能力，從日本人的腦袋裏消失了。

說得具體一點就是，腦袋沒有思考的過程，只想知道答案。如果所獲得的答案是「有危險」，立刻深信不疑。真的很遺憾，現在日本人的遺傳基因中，就是沒有「行動導向」的基因(pp. 128-129)。

總而言之，日本人就是「不思考」。因為不想思考，所以將一切都丟給別人的傾向就特別強。

投資理財丟給投資專家，孩子的教育丟給學校，政治丟給政治人物，食品安全丟給政府機構和企業。「全丟出去」就是自己所做的唯一決策。這就是現在日本人大家都一致相同的心理狀態(pp. 136-137)。

政治討論也就成了是非題︰

政府總是這樣，不先討論解決問題的對策，就突然把「道路公團民營化」、「郵政民營化」、「廢止暫定稅率」丟出去，問人民「是贊成還是反對」。人民就因為政府的這種做法，就甚麼都不思考，只單純回答「我是YES」或者「我是NO」。

但是由於少了中間的解決對策，也就是少了中間討論政策的過程，贊成或反對者吶喊聲的大小、政黨的顏色、形勢的有利不利，就成了大家判斷的基準。結果就等同甚麼都沒有思考(p. 165)。

作者認為，教育改革是提升集體智慧的第一步︰

常把各種問題當成是自己的問題，或是常假設自己置身在別人那種立場時又會如何應對的思考模式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能夠這麼做的人，在這個時代一定倍受重視，長大之後在全世界更是通行無阻。誠如我在這一章一開始所說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製造今後可以有飯吃的人」。所以首先要讓孩子具有「社會性」，最後再讓孩子有最起碼的「謀生能力」。

前者是義務教育(國高中教育)的任務，後者是大學(高等教育)的職責(p. 299)。

從以前我就經常說這句話，所謂「謀生能力」指的就是「三種神器」。即「英語能力」、「金融素養」、「IT知識」(包括應用IT知識所做的邏輯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等)。這三項就是謀生的必備武器。學生在大學時代就必須把三種神器磨得閃閃發光。換句話說，如果一所大學無法讓學生擁有這三樣最基本的武器，就沒有存在的意義。

如果還要再加一項，那就是「領導力」(pp. 302-3030。

同意與否也好，這是作者的看法。作者提出現代人的教養與古代不同，現代人應該掌握對世界有貢獻的知識︰

以前有教養的人之所以能夠獲得他人的尊敬，是因為他們精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世界、擁有高品味的嗜好等。文學、音樂就具有這些特性。但是現在，社會的貢獻度、環保問題等重要性已經高於這些通識涵養。

……現代有教養的企業人的條件，就是必須時時提防全球化經濟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如果要享受全球化的經濟成果，就必須要有負起解決經濟成果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問題的心理準備(pp. 396-397)。

與其做一個空有知識卻不知行動的有教養的人，不如培養解題能力，而且懂得將知識化為行動能力的人，這才符合世界通用人才的標準(p. 406)。

本書的要旨，就是鼓勵讀者自己行動，對抗集體智慧低下的情況。當然，這意味著這邊讀完以後基本上是沒大得著。

當全球都有人在說全球化下集體智慧越來越低，是不是表示，集體智慧低下才是全球化最需要的條件呢，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