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民族主義

看完了霍布斯邦的《民族與民族主義》，書中介紹了自1780年民族主義發展的歷史。因為閱讀時不大認真，許多書中說過的要點都沒有記下，所以很多內容都忘掉了。

提到民族主義在民眾的原型，當然少不了語言及外表差異︰

民族語言基本上是人為建構出來的...... 實際上，民族語言的真正內涵，和民族神話所宣稱的說法大相徑庭，比方說，民族神話常說民族語言富涵民族文化或民族情操等等。然而事實上，民族語言卻只是從各種不同的通行語言之中，精煉出一種標準化的對話方式，然後再把所有的通行語言降格為方言。在這種建構的過程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應該選哪一種方言作為民族標準語言的基礎。至於如何在文法及拼字上加以標準化和同一化，反倒是比較其次的問題(p. 72)。

從外觀上「看得到」的族群差異，往往都帶有負面的味道，是用來區別「他們」和「我們」的不同。正因如此，才會形成人盡皆知的種族刻板印象...... 「對我來說，他們看起來都一樣」這句話，顯然是認為所有不同於自己的人都有一模一樣的特質...... 因此，人們總是一廂情願、理所當然地認為某個「民族」的人，必然會具有某種族裔特徵，即使最不具觀察力的人都看得出事實並非如此，但這種偏見還是很難打破(p. 85-86)。

族群認同聽起來好像不是甚麼壞事，但當其變成一種狂熱，蓋過了任何實質目標，就成了排外主義︰

族群認同的情感渲染力的確很難否認，它可為「我們」貼上特定的族群和語言標籤，以對抗外來或具有威脅性的「他們」。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後半期，每當瘋狂的戰端既起，它便會激起普遍的愛國熱情...... 此外，它也使排外主義變成當今世界上散佈最廣的群眾意識形態...... 然而它卻比馬志尼式的民族主義(即一民族一國家)更空泛，更提不出具體的歷史方略。排外主義甚至不想以另一種假面來掩飾其憤怒不滿。排外主義只有一種面貌，雖然我們寧可連這面也看要看到(p. 229)。

作者在書中指出族群民族主義是「病徵而非病因，更談不上藥方」，是社會失序的反射。不過他認為民族主義會慢慢淡出歷史舞台，因為國民經濟已走向全球經濟，超民族主義架構上場，令民族國家與民族身分的重要性日漸減少。

不過這大概也不代表故事會終結，正如民族運動階在以前往往與階級運動有聯繫，超民族主義架構會不會讓階級運動更直接、更劇烈呢。未來，還是一片混沌，新秩序是怎樣，或者現時點不能具體地說甚麼。

自由主義之後

看完了沃勒斯坦的《自由主義之後》，就是提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那位，也是提出邊陲、半邊陲與核心國家概念那位，本書是在說明自由主義在冷戰之後的崩盤，與預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在之後的混亂，在此混亂中該如何行動之類。

書中表示自由主義提出「逐步改進」，安撫「危險階級」(作者用此詞時沒有貶義)，並以發展的名義，將共同參與的承諾擱在一邊︰

民主，就是要求在所有層次的政治過程中擁有平等的發言權，並且平等社會經濟的報酬制度。對這股衝勁的最大限制一直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承諾透過理性的改革實現必然的穩定的改善。至於民主要求平等，自由主義主張延後滿足。......自由主義的支柱是它所提供的希望。這個夢如果萎縮，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型態也崩潰，那些危險的階級就會再度變得危險起來(p. 35)。

這個夢最常出現的方式，就是上向流動︰

向上流動使社會兩極化變得理直氣壯。它除掉許多潛在的下層抗議領袖，並且以潛在上進出頭機會的海市蜃樓吸引還沒有掙出頭的人，從而將騷動減到最小。上進的追尋，變成和他人的競爭。每當有一個階層多多少少往上移，底層總是馬上有人補進(p. 210-211)。

書中說，隨著兩種現代性，即科技的現代性與解放的現代性之間衝突加劇，科技改變與人類是否解放並無關連，而資本累積的不平等，只適用於一部分人的自由，更平等的訴求被漠視，也令自由主義的矛盾更為明顯︰

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自相矛盾是全盤性的。如果所有人都權利平等，所有民族也權利平等，我們就不能維持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向來維持，未來也會維持的不平等體系。如果公開承認這一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危險階級(亦即被剝奪的階級)眼中就不會有正當性。一個體系沒有正當性，就不能夠活下去(p. 170)。

作者預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會一直變弱，原因有四︰廉價勞動力嚴重縮減；中層階級受壓；生態危險；移民問題，此四項趨勢令生產成本外部化日益困難，而尖銳的道德與制度危機將會越來越多。

作者指明未來的具體行動綱領是做不到的，但有二方面需要注意，一是相對平等而充分民主的體系，二是不能區分「我們」與「他們」，人權需要真正得到保障。未來的體系可能比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好，但也有可能更糟，視乎行動者而定。

當然，作為「未來人」，可以說作者對日本過分看好，而沒有認識其脆弱之處，也忽視了有一個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與環境的國家參與體系，減緩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危機。不過即使如此，矛盾是否仍然存在，延後的混沌又是否代表更大的混亂，這就要更未來的人來確定了。

通往未來的過去

看完了同樣是波茲曼的《通往未來的過去》，書成於1999年，也就是可以唱You wa shock的時點。書中的主旨是提醒讀者，未來繫於過去，尤其是十八世紀時出現的價值，所以應該向過去學習，例如說進步的問題︰

十八世紀不但提出了進步觀念，並且進一步提出問題，質疑進步觀念︰甚麼是進步？進步是如何發生的？進步是如何墮落的？科技進步與道德進步兩者間有甚麼關係？(p. 41)

作者提出關於科技的問題，個人認為頗值得細思的︰

1. 這項科技解決了甚麼問題？


2. 解決了誰的問題？


3. 哪些人、哪些機制可能因科技而受傷最重？


4. 解決了這個問題，可能製造出甚麼新的問題？


5. 甚麼人與甚麼機構，可能因為科技改變來獲得特殊的經濟或政治權力？


6. 新科技對語言造成甚麼改變？這些改變有何得？有何失？

正值近日新聞報導新型飛機試航，與書中舉的例子不謀而合，那麼不妨想想，這新型飛機是否如新聞報導說的正面美好，昂貴的造價換來了甚麼，甚麼人會乘搭這新型飛機，需要快速穿梭全球的人是誰，票價會怎麼定，快一點點帶來甚麼，社會資源用在這地方而不是別的會怎樣等等。想來想去，新型飛機是很好，也很有型，但正面美好之處，與寫本文的人好像遙不可及；至於大費周章開發新型飛機，聽起來又不怎照顧到自然環境，而這可能更加要命。

而之前說作者不支持後現代主義，因為他不認為甚麼都只用「社會建構」敷衍了事，然後否定真實的可能就好，真實可能永遠受媒體影響，但這阻止不了某些事情比另一些接近真實，有些價值，即使沒有細節的證明，以人類生活而言，卻是必須要維護的︰

敘事要發揮功用，並不必具備科學上的「真實」。有許多流傳久遠的敘事，細節中都有無法證實的說法。敘事的目的是賦於世界意義，而不是要科學的描述世界。評量故事「真實」的尺度，是故事的結果︰故事是否提供了希望、理想、個人認同、道德行為的基礎，或是對不可知的事情提出解釋？(p. 122)

對於教育，過了十多年，作者依舊對現狀抱有批評的看法︰

現在整個學校教育的觀念，就是培養學生具備進入某個社群的經濟生活的能力，如此他們才可以繼續做個忠實的消費者。如果我們將這個觀念套上假宗教的面向，我們可以說，這一切背後的理論是，要贏得上帝寵愛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消費，不論你有多大年紀。(p. 139)

作者在結束時也說，啟蒙運動，或者二十一世紀，其實是故事的名稱。不過，這是具有「真實」的故事，因為「我們就是利用這個名稱，燃起了希望、鼓勵重新開始、把握另一個契機」。

娛樂至死

看完了波茲曼的《娛樂至死》，大概是傳媒學的書籍，或者叫那個「傳媒生態學」之類的。

書中表明媒體的類型會讓論述偏向某種形態，表現形式會影響內容︰

真理概念和表達形式唇齒相依。真理總是經過修飾，永遠不會以原來面目出現。真理必然是經過妥善包裝才出現，否則不會獲得認可，這正能說明「真理」是一種文化偏見(p. 42)。

不過本書作者並不是鼓吹相對主義，也不認同後現代，這留待下一本書再詳述。

自從電報普及以後，印刷主導的文化出現轉變，資訊成為本身的目的，失去了語境，沒有了意義︰

電報讓有意義的變得無足輕重。如泉湧般湧現的資訊和讀者幾乎毫無瓜葛；也就是說，資訊完全沒有提供可以作為讀者生活依托的社會或知識背景。......在資訊大海中，幾乎無資訊可用。一個緬因州人可以和一個德州人對話，卻不是談雙方都知道並深自關切的話題。電報或許讓美國「若比鄰」，卻是個奇特的鄰里，裏面住的是陌生人，除了最膚淺的事情之外彼此間完全不認識(p. 93)。

隨著圖像攝影，以及之後電視的崛起，這種沒有意義的資訊越來越變本加厲。作者舉的例子包括電視新聞中，報導員會用「好...... 我們現在來看......」作為每段新聞之間的轉折︰

不論謀殺多麼殘暴，地震破壞力多麼強大，政治過錯造成的損失多麼慘重...... 只要新聞報播員說一聲「好...... 我們現在來看......」，這一切都可以忘得一乾二淨。新聞報播員的意思是，前面這件事情你已經想得夠久了(約四十五秒)，別再執著成痴(比方說持續九十秒)，現在你應該把注意力擺在其他新聞片段或看個廣告。

在這裏見到的新聞不只是零零落落，而且沒有背景、沒有結果、沒有價值，因此連最基本的嚴肅性都沒有；也就是說，新聞純粹是種娛樂(p. 129-130)。

這種沒有意義、純粹娛樂的方式，由電視主導伸延至各種文化領域，廣告、宗教，以至於教育，都趨於追求時間短、不斷改變(也就是不斷帶來刺激)、畫面豐富、色彩鮮豔，總之是要以吸引受眾的眼球為依歸，「給我娛樂，其餘免談」。

在結語中作者指出正正是教育才能就此無意義帶來改變，教育不是要娛樂學生，不是總是只為了提升學生的興趣(好了，學生縱使真的有興趣了，即學校奇跡地勝過各種娛樂工業了，那他們學到了甚麼？)，而是在這種紛亂、零散的媒體環境中，教授學生一種媒體知識論，讓他們「學會詮釋自己文化的象徵意義」，而不是投放大量金錢在多媒體教學，而不知道這是為甚麼。

當然，本書於1985年出版，而現在說的主導媒體，則好像是你正在看的互聯網。但是資訊超載，意義被遺忘，科技沒有目的地發展，人們沒頭沒腦地栽進去等等，不如說是更甚於電報和電視時代。科技怎樣進步，都不能治癒人們的無知。要去想，要去理解，要去問為甚麼。

消費、工作與新貧

看完了包曼的《消費、工作與新貧》，大概這本書有點後現代學說的樣子。

書中說，在工業社會開始，工作成為判斷人價值的準則，也就是所謂工作倫理︰

不論是甚麼意圖與目的，工作倫理改造運動都是一場控制與臣服的戰役。除了名稱以外，這是一場徹底的權力鬥爭，以工作生活具有高貴倫理為名義，強逼勞工接受一種既不尊貴、也不能呼應他們自己道德尊嚴的生活(p. 11)。

隨著工作倫理發展，在工業社會勞工開始時爭取的自由，漸漸轉變成爭取更多的工資︰

工業社會剛開始時的權力鬥爭，為了自主與自由而戰，漸漸但堅定地轉化為為了佔有更多的剩餘而鬥爭，同時心照不宣地接受了既有權力結構，而將權力結構的變革踢到議程之外。......現在衡量生產者聲望與地位的，不再是真正或推定的熱情奉獻工作的美德，或者對工作冷漠的惡行，而是工資上的差異。

之後，現代性的工業社會，被後現代性的消費者社會取代︰

在「第二號現代性」裏，即消費者的現代性裏，完全不可懷疑的事實便是我們必須先成為消費者，才能夠思索要成為甚麼具體的人物(p. 37)。

在消費者社會，選擇作為一種手段比結果更重要，作為不完全的消費者，底層階級(underclass)則被認定為沒有能力選擇、作出錯誤決定的一群︰

一開始，就填滿渴求更多勞工的工廠而言，工作倫理是極為有效的方法。勞工很快成為更高生產力的阻礙後，工作倫理還是扮演一角，但這回是有效清洗社會疆界內所有人的雙手和良知，不致因為遺棄一大群同胞，造成他們永久失業而感到內疚。要達到雙手和良知的純淨，乃採取雙管齊下，在道德上譴責窮人，卻在道德上赦免他人。(p. 99)

讓我們再說一次，因這具有雙重的意義，貧窮「會因為經濟成長而加劇」。(p. 56)

書中還有討論福利國家興衰的原因，資產審查造成的社會分隔等等，在此不詳述了。

政府論

昨天看完洛克的《政府論》，有理由懷疑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第一卷是「參考」洛克的《政府論》下卷的，連引用那個山洞的例子也如出一轍，這在當代學術界應該叫作那，甚麼的。

《政府論》上卷是一連串的反駁，總之結論是君權神授說並不合理之類。嚴格來說下卷才是真正的內容，講述政治權力的來源，是由自然狀態的人民授權政府而來，按洛克的說法，政府成立的目的就是保障財產︰

雖然在自然狀態中他享有該權利(財產權)，但此種享有是極不穩定的，經常受到別人的侵犯。

人們聯合成為國家和委身於政府之下的重要和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財產；因為在自然狀態這方面有著很多缺陷(p. 195)。

所以法律需經由人們的同意，以保障人們的財產權，在此過程中，人們放棄他們在自然狀態中的兩種權利，即為保護自己與他人做他認為合適之事，而由法律加以限制，另外就是在別人犯了自然法時放棄了處罰的權利，將之交給社會執行。不過，當立法者或者執行者並不是以保障人們的財產權行事，人們就有權收回他們交予社會的權利，重新由自己做他認為合適之事，並處罰犯了自然法的人。

洛克的政府觀基本上和盧梭相似，這裏不如說說他所提到的自然法更好。當然，洛克也是提到自然法就是人的理性，但這人的理性，是建立在上帝賦於人某些行動準則的假設之上。當談到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時，又或者遵守法律時，這種理性好像是自然而然的，是與生俱來的，是先於經驗的。但實際經驗上的例外時有出現，在洛克眼裏，就是墮落成為走獸，不再是社會契約的一分子，並且有侵害社會的危險，需要予以清除，或者改造。這說不定也是為之後的規訓轉變帶來了基礎，但是就結果來說，這種規訓轉變又不像是很自由。

不過先不說結果怎樣，這裏也可以看到歷史發展有趣的地方。理性與神學常被後世形容為割裂的兩體，彼此的關係不大，但是洛克在本書的說法中，「上帝的塑造 -> 自然法 -> 理性」這一發展路線就展現出來了，歷史的發展，總是難以讓人捉摸。

而縱觀洛克的《政府論》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自由主義的開端其實與不久後的所謂「社會主義」(注意︰這並不代表馬克思)非常相近，對個人主義式的自由不太推崇。在這兩位作者看來，個人主義式的自由(即「自然狀態」)遠不及社會契約的共同體自由，後者使共同體發揮集體的好處，令人們不用受到環境限制與不穩定的情況。至於為甚麼自由主義之後會成為個人主義版本的自由主義，這方面，或許問問政治經濟學的先驅們會比較清楚。

路易十四時代

本日看完了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看書的次序並沒有規律，只是隨便看看，所以有時所得不多。

看伏爾泰寫的歷史對比現在歷史教科書的歷史是很有趣的，例如教科書說甚麼三十年戰爭後，國家主權意識因為厭戰情緒而出現，開始互不侵犯的原則等。但看《路易十四時代》，戰爭還是喜歡發動就發動，荷蘭立了國後又差點完蛋，西班牙那邊簡直時有實力的傢伙指了位繼承人說說就算，結果又是代表兩強的兩方對立，勃蘭登堡選侯嶄露頭角，離鐵與血的統一還有很久，英國是喜歡篡位就篡位，奧地利還是想挽回戰後的頹勢，等等，幾乎看不到有甚麼互不侵犯出來。厭戰情緒甚麼的，只是沒錢時的事，國家開始回復了，又無無謂謂再打一場。

公民意識之類在教科書只看到法國大革命之後，但在這之前荷蘭已有了公民政體，瑞士也已經是「百分百」的共同體了。在伏爾泰看來，法國，或者說巴黎人，空有熱情，三分鐘熱度，欠缺計劃，所以改革總是不成樣子。或者，假如伏爾泰看到法國大革命，也會覺得這是民眾狂熱的產物，而不是理性的結果。說起來，假如沒有拿破崙，法國大革命會不會變成一場暴民產生的鬧劇呢。歷史總是充滿偶然，而象徵事件僅是後人的幻想。

看到那時的宮廷與教會，就更覺得歷史是機遇的產物了。法國宮廷為了控制新教徒，讓他們花精神在經濟活動上，沒有空造反，反使他們富裕起來；到了要趕他們出國，結果也是連他們的技術和資金都消失了，損失的反而是法國。不管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有沒有「選擇性親和力」也好，能夠讓這種精神成為物質力量的，至少在法國，反而是不時想打壓新教徒的宮廷。而天主教在一些無關痛癢的地方激烈爭論，以及教皇為了回復權威而作出的干預，也不經不覺使人對天主教感到厭倦，讓這些看來沒大意義的行動促成人們對理性的憧憬。宮廷與教會，兩方都看似是與啟蒙沒甚麼關係，但沒有他們，啟蒙大概沒來得那麼快。事件的因果關係，許多時與行動者的計劃大為不同。

寫歷史的人隨時代不同，寫出來的歷史也會隨時代不同，伏爾泰認識的路易十四時代，與現在認識的路易十四時代，差別似乎不只在於現在的歷史資料較多。